时间：2022-06-12 22:50:2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市场效应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FDI市场集中零售业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际零售商业资本的跨国流动呈现日益加速的趋势。究其原因，除了大型国际零售商的国内市场饱和，急于寻找海外市场之外，零售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渗透性的加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成为零售业对外投资的推动力。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使各国政府对经济和贸易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各国对包括零售业在内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有所降低或减少。2004年12月11日起，我国零售业取消对外国商业资本在区域、数量和股权等方面的限制，对外资实行全面开放。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随着中国零售市场的逐步开放，世界50家最大零售企业中的70％已进入我国。2005年全国商业连锁企业前30强中，7家外商投资连锁企业合计销售额为967.9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了21.2%，占30家连锁企业销售总额的19.7%。
FDI与产业市场集中的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行为——绩效分析范式认为：在竞争性产业市场中，只要有进入的发生，不管进入是国内的还是来自国外的，就必然会对这一产业的市场结构产生影响。Dunning（1975）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结构效应提出了“二阶段”效应模型，认为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的进入，将使东道国产业市场的竞争加剧，当地厂商被大量淘汰、并购，市场集中程度将随着厂商数量的减少而上升。普遍的实证研究表明：FDI与东道国目标产业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比较而言，在同样的直接投资进入下，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集中效应要强于发达国家。
跨国公司的进入导致发展中东道国市场集中提高的结论还是相对明确和被学者认同的。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较早的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秘鲁、智利等国，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产业市场集中度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在巴西和墨西哥，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Connor（1977）康纳发现外商企业在当地投资企业中的股权比例与市场集中和另两项衡量市场不完全程度的指标（产品差异和相对市场份额）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譬如1970年，在四厂商集中率（CR4）达50%及以上的高集中产业中，跨国公司在墨西哥的投资企业的销售份额占到总量的61%。与此同时，在低集中产业（CR4<25%），外商投资企业在这些产业销售总额的比例却只有10%左右。Fajnzlber（1976)对智利的研究发现，由跨国公司占支配地位的产业中，有2/3的产业最大四家厂商（也包括当地企业）控制着整个产业95%—100%的经济活动。一些经济学家通过计量分析方法也证明了发展中东道国的一些开放产业的市场集中度与外商投资（独资或控股）企业间的正相关关系。
FDI与我国零售产业市场集中的实证分析
由于零售企业单店的规模经济会受到某一地域市场规模的限制，因此零售业长期被认为是规模经济不明显、进入壁垒低、竞争充分的原子型产业。但跨国零售企业大规模扩张的现实和最新的理论研究表明：相对于生产企业，零售企业的规模经济更为明显。Cioni和Milleri(1989)、Thurik和Koets（1984）的研究认为，零售企业和生产企业在规模经济性质上存在明显差异。零售企业除了可以通过采购成本的节约、固定成本的分摊、风险抵御能力的提高、单位面积交易量的增大等多方面降低其成本之外，还可以通过高度统一的连锁经营模式，低成本的“复制”扩张来实现较强的规模经济。Mcclelland（1962）等采用统计成本方法的实证研究支持零售企业具有较强的规模经济。2004年沃尔玛销售额为2852亿美元，家乐福为726亿欧元，中国零售业排名第一的上海百联为676.27亿元。由此可见，跨国零售商的规模经济优势和资本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根据资料显示，目前外资零售商以资本优势、成熟市场的赢利为基础，利用中国企业规模小、负债高、利润低的不利现状进行“零售倾销”的战略。譬如沃尔玛美国公司与国外公司在净销货额中的比例分别为77.38%和16.29%，而息税前净利的比重却分别为88.58%和11.42%，即77.38%的销货创造了88.58%息税前净利，本土市场对海外市场是有明显的补贴的；家乐福为进入外国市场，对国外市场也有不同程度的补贴，对美国市场的补贴尤其明显，12%的净销货，2%的息税前净利。跨国零售商成本优势和“零售倾销”战略的相互配合，必将扩大其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促使我国零售产业市场集中程度提高。下面本文通过实证检验跨国零售商大规模进入下我国零售市场的集中效应。
产业组织通常用来衡量市场集中程度的指标是CR4、CR8，即产业内最大的4家或8家厂商的销售额占产业总销售额的比例。由于零售产业同一区域市场内的企业间存在着竞争关系，而在不同区域市场的企业并不一定存在竞争关系。如果忽略零售业地区市场独立性特征，简单地以全国零售产业内最大的前4家或前8家零售商的年销售额之和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来计算CR4、CR8，则会把并无明显竞争关系的各个地区市场的零售企业划归到竞争关系中，必然会使零售产业集中度的计算结果偏小，从而夸大了零售产业的竞争程度。因此，本文选取GDP超过千亿的10个城市的相关资料计算各个城市的市场集中度CR4，在此基础上，以各个城市的市场集中度CR4为基数，以该城市实现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十个城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和的比率为权数，来计算我国零售产业的地区市场集中度（见表1）。
从表1可以发现，除个别情况外（广州2001年，天津2002年，沈阳2002年和杭州2003年的CR4略有下降，但下降的幅度并不大，均在1％之内），各个城市的市场集中度持续上升，跨国零售商进入时间较早、投资规模较大的上海、北京、深圳的市场集中效应尤为明显。从十个城市的加权集中度来看，我国零售业的整体集中趋势非常明显，产业集中度每年以超过20％的增速增加。
目前，跨国零售商在我国零售市场仍处于规模扩张阶段，其市场势力并不明显，但我们必须认识到零售商市场势力的特殊性。由于零售商是介于制造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专业化交易商，这使得零售商可能既有买主势力又有卖主势力。赵玻静态地分析了零售商买主势力的福利效应，认为零售商的市场控制程度越高，其实施买主势力将价格定在低于竞争性水平的能力越强。制造商供给曲线的弹性越低，零售商实施买主势力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越大。除此之外，可能的动态效应也应该引起关注，特别是零售商实施买主势力，可能导致生产商长期生产能力的破坏，从而最终恶化全社会的福利。譬如，零售商实施买主势力降低制造商的价格，由此减少他们的收入，使得制造商难以进行必要的再投资，最终不得不退出市场。相似地，当制造商预期拥有市场势力的零售商可能使用制造商的承诺进行机会主义行为时，制造商就不愿意从事新的投资。更为重要的是，零售商的市场势力可能导致政府对流通渠道控制力的丧失，进而影响政府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的实施效果。沃尔玛建立起来的国际供应系统使它自己成为洪都拉斯和孟加拉国等国工业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沃尔玛的影响力不仅存在于整个工业链中，并且在农牧业部门也有影响。联合国棉农组织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拉美国家如果不考虑沃尔玛和家乐福的采购与销售计划，他们就无法制定本国的农牧业政策。如果零售商还具有卖主势力，可能使零售价格高于完全竞争水平的社会最优价格，社会福利将进一步恶化。
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了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跨国零售企业进入可能使东道国产业市场集中程度提高，跨国公司可能会滥用其市场势力，对东道国的社会福利造成负面效应。通过分析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取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普惠税收政策
商务部的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平均实际税率大致是内资企业的40％。税收优惠强化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优势，也相应地加剧了内资企业的技术、成本劣势。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不仅不利于形成跨国公司和内资企业的有效竞争，而且对我国产业发展、社会福利都有消极影响。威勒和莫迪对前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等5个中东欧经济转型国家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后发现，税收优惠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中并不起决定性作用。目前，我国投资环境、产业配套能力已经比较完善，跨国公司的关注点已从享受优惠政策转到占有中国市场上来。因此，取消外资企业的普惠税收政策，营造内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环境，总体而言不会改变外资进入中国的决策，而且会优化外资结构，促进产业发展。
制定规范和统一的反垄断法律，规制跨国公司不正当竞争行为
对我国利用FDI的计量研究表明，吸引FDI对于促进中国国内竞争有较强的制度效应。但不容忽视的是，规模经济的必然要求和跨国公司的技术优势可能导致跨国公司从事反竞争行为。因此，应通过反垄断法规，防止企业滥用市场势力实施的垄断性协议行为和反竞争的兼并行为，形成市场的有效竞争。
消除地方保护障碍，鼓励国内企业重组和优化产业资源配置
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颁布的《产业振兴法》的核心部分，就是推动产业内企业间的合并和兼并，促进规模经济的利用。进入90年代，来自国外竞争压力的增大，日本政府进一步放松对电子、信息通讯、金融业企业兼并的管制，促进资产重组。我国应消除企业兼并的地区障碍，鼓励产业内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优势企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广东格林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深圳,523326; 2.深圳格林莱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广东深圳,518000)
摘要：抑制“声共振”和提高电光转换效率是HID灯电子镇流器的关键技术，本文的研究方向是将HID灯的工作频率提高至远离“声共振”的概率窗口之外，使灯在整个工作寿命期间内，灯的“声共振”及闪烁现象不再发生。
同时，由于电路设计采用高频“二阶变换”，使电光转换效率和可靠性有所提高，制作成本也大大降低。测试结果和工程案例验证了研究方向的正确性。
关健词：电子镇流器；功率MOSFET；角电容；半桥；自激振荡；谐振回路；触发；异常保护
1.HID灯电子镇流器发展现状：
国家重点推进绿色照明工程的发展和实施，使用高效节能的电子镇流器已成为节约照明用电的重要途径,对电子镇流器的相关技术深入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HID高压气体放电灯，特别是陶瓷金卤灯，由于其光功率密度高，射程远，它必将在高杆灯、路灯、高顶棚等照明场所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陶瓷金卤灯的高显色性，柔和、愉悦的色温，给人们带来高质量的视觉效果，而全世界海量般的现役高压钠灯正在逐步被陶瓷金卤灯和LED灯所替换，应用前景广阔。目前，作为HID灯的配偶器件是电感式镇流器和电子镇流器，前者大多应用于250W以上，后者大多应用于250W以下的较小功率。由于可靠性和造价等问题，眼下电子镇流器市场占有率仍然比较低。但电子镇流器由于能做到恒压、恒功率，高功率因数，低谐波含量，电光转换效率也较高，所以，它代表着HID电光源镇流技术的发展趋势，它将逐步取代当今大量使用的存在诸多缺陷的电感式镇流器。总所周知，电感镇流器笨重、功因低、电功率随着市电电压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工作时所产生的大量谐波电流对电网造成严重污染，这就要求加大配电柜容量，电线线径加粗，从而提高了初装成本。
电子镇流器又可分为“低频三阶式恒功率变换”和“高频二阶式变换”两种主要形式。“低频三阶式恒功率变换”（参见图1）采用方波点灯，工作频率在400Hz以下，能有效地避开“声共振”，并做成恒功率，有现成的IC可供选用。但由于电能多次转换，降低了部分效率，成本较高，而且频闪问题没有解决，低频的“开关效应”加速了灯管电极的老化，缩短灯管的实际使用寿命。对于“高频二阶式变换”，目前使用的工作频率大多数在50KHz-150KHz之间。这个工作频段正好落在“声共振”的概率窗口之内，工作状态并不理想，‘声共振’与飘弧问题时有发生，并且呈随机性，常常导致灯光闪烁、熄弧，甚至损坏灯管。此外，由于某些深层的技术问题还没有被认识，必须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因此，工程师们未能在电路设计和电子元器件的选取上一下子做到十分完美，导致电路温升过大，可靠性降低。此外，防雷设计也不很完善，这就使得电子镇流器变得十分娇气，目前仍有待飞跃性的提高。
2.设计方案描述
本方案提出一个新型的“高频二阶式变换”，它是将HID灯的工作频率提高至远离“声共振”的概率窗口之外，例如700KHz-1000KHz以上,使灯在整个工作寿命期间内，“声共振”及闪烁现象不再发生。不仅如此，该方案所提出的电路非常简单，工作可靠，成本最低，没有频闪，而且电光转换效率极高。该方案包括：2.1 首次引入、应用一个新型、高效的功率半桥振荡电路见图(3）。基本原理是：当半桥上、下臂的功率场效应管MOSFET受到单次的脉冲式原始冲激而导通时，漏、源极之间雪崩电流对时间的增量di/dt，通过功率场效应管自身的‘米勒’电容Cdg对栅极角电容Cgs‘赋能’，从而产生与‘负阻效应’相类似的半桥自激振荡，构成简单的高频功率振荡电路及其拓补电路，该电路具有比传统振荡电路更高的转换效率和稳定性，而在教科书和有关文献中尚未有详细论述，也未有正式被应用的先例；
2.2 利用上述2.1所描述的电路可将工作频率提高到
700KHz以上，实验证明，高于此频率，‘声共振’发生的概率已趋于零。
同时，用一个简单、高效、实用的输出匹配与滤波回路接于半桥的中点与灯负载HID管之间，该输出匹配滤波回路兼具HID管的触发与启动，从而免去了通常使用的HID专用触发电路，并且实现了从低阻抗电压源到高阻抗恒流源的变换。
2.3 按照本设计方案装配的这样一个HID高频电子镇流器，可将电功率轻而易举地提高到250W以上，并且元器件数目及体积相对减少，MOSFET管的温升也大大降低，实现了高效、可靠和低成本。样机经过现场试验，各项指标达到预期的效果，正在进行工艺优化和大面积试用。参见测试数据及图表7。
3.电原理的基本组成
电原理图见图(5)。它由功率自激振荡、输出匹配与滤波回路、触发与异常保护电路三部分组成。
3.1 功率半桥自激振荡
首先引荐一个比较接近实际的功率场效应管MOSFET的等效电路见图2。图中Cdg为米勒电容，在电子设计的实践和理论分析中，MOSFET管的‘米勒’电容常常会引起电路的误触发，产生负面效应，但在本设计中它却起到正面的效用。正如上面2.1所述，当电路接成半桥时，MOSFET管被原始脉冲冲激而触发导通，漏、源极之间雪崩电流对时间的增量di/dt，便通过功率场效应管自身的这个‘米勒’电容Cdg对栅极输入电容Cgs‘赋能’，从而产生与‘负阻效应’相类似的自激振荡。而上、下臂相互交替的持续‘赋能’，是维持振荡并产生功率输出的必要条件。
图2中，Rg是功率场效应管的栅极等效电阻，静态时其阻值高达1013Ω，可视为无穷大。但一旦建立电场，并达到其管子导通门槛电压Vth时，阻值立即降至很小，而为建立MOSFET导通的电场，它只需要电压，故通常称之为‘电压激励’。Ron是导通电阻，其值由厂家实验给出，越小越好。Rch为沟道电阻，导通时可视为零，关断时视为无穷大，可看作是一个电闸开关。Cds为漏极D与源极S之间的角电容，称为输出电容，Cs为电源两端的退耦电容，为交流提供通路。Vd为MOSFET管自身的体二极管。将等效电路图2植入半桥电路，便成为图3。
图3所示：当半桥上、下臂MOSFET管受到来自激励线圈T原边N1的单次脉冲原始冲激时，V1导通，漏极D上的电压V立即按dv/dt的速度降落，与此同时，电流i却以di/dt的速度迅速递增。迅变电流与电压梯度的关系为：
i=Cdv/dt。
该递增电流通过‘米勒’电容Cdg对栅极电容Cgs进行充电，它与原始的单次脉冲有着确定的相位，从而给栅源极角电容Cgs‘赋能’，维持激励线圈次级回路LN2与Cgs本征频率的振荡，并使MOSFET管的漏极D与源极S进一步导通。由于半桥上、下臂输入回路的相位严格正交，这时下臂V2进入截止状态。到了下半周，上臂栅极G相位为负，V1截止，而V2的相位由负变为正，于是V2的D极与S极导通，完成一次‘拉’、‘灌’过程，形成功率输出，并且周而复始地维持下去。
无线电基本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由LC构成的串联或并联谐振回路，他们的谐振频率均为
但在本设计的电路中，由于所用N沟道场效应管MOSFET为正触发，上、下臂都是在正半周的门槛之内导通，即在一个周期内，上、下臂各有一次导通，与普通的整流电路十分类似，叠加起来便是两次，如图6所示。所以，振荡频率应为：
上式中，LN2是激励磁环的次级电感；Ciss是场效应管的输入电容；C*是频率微调电容。而在传统的振荡电路中，所用公式仍为
这就是说，如果两者的本征工作频率完全相同，LN2电感量的取值也相同，那么，外反馈振荡电路要求MOSFET管Cgs角电容的数值要大数倍，或要并联一只较大电容才能满足频率要求。这样一来，电容的充放电时间就会大大延长，产生显著的电荷存储效应，使场效应管导通时的交换损耗增加，引起管子发热。这样的情况已为实验所证实。以前HID电子镇流器使用半桥功率自激振荡电路的功率总是不能做得很高，150W左右两只功率管发热就很厉害了，只有在100W之内才有比较好的特性。而采用本设计的基本电路或其拓补电路及上述应用公式，采用普通的功率场效应管，工作频率从700KHz-2650KHz，其电功率可高至250W以上，管子的结温仍然很低。
3.2 输出匹配与滤波回路
见图5所示。半桥中点通过隔直电容C20将功率信号馈给输出匹配与滤波回路，C18、C19与L1组成低阻抗的电压谐振，将高频电压提升Q倍，Q为谐振回路的品质因数。当HID灯点燃时，此信号经过L2和C18、C19转化成高阻抗的并联谐振。所以，输出匹配与滤波回路有两个作用，其一是阻抗匹配，并使输出波形变成正弦波；其二是点火启动。我们知道，由于HID灯管是容性负载，两个电极之间的静态电容只有数Pf左右,所以，当灯管点燃之前，其阻抗非常之大。当功率强信号到达负载端，由于自感应原理，在HID灯电极两端会产生很高的自感电压，该高压足以将灯击穿点燃，而无需再另行设计专用的触发启动电路。灯一旦被点燃，阻抗立即降至很低，可以看成一个等效电阻R0.进入正常工作状态之后，两端电压降至工作电压，大约在80-150V之间。这时电感L1和电感L2相加，起限流作用。这与普通HID电子镇流器的限流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上述这个‘T型’输出滤波回路，它接于半桥高频功率变换的中点，与串联谐振电感L1、电容C18、C19组合，构成串联谐振；其后,当HID管被点燃之后，L2与C18、C19又构成一个有负载消耗的并联谐振回路，对HID灯而言，这等效于从一个低阻抗电压源转变成一个高阻抗电流源，从而实现了限流和接近恒功率供电。见图5。
实践过程中的这一‘返璞归真’，使电路设计变得非常简单，而且非常实用，这也是本设计所要阐明的技术要点之一。不难推出L2与C18、C19并联谐振回路的固有频率为：
具体调试时，L1、C18、C19组成的串联谐振频率要稍低于电路的本征频率，而L2、C18、C19组成的并联谐振频率稍高于电路的本征频率。见图5. 电路实践证明，通过串联谐振-并联谐振的转换，同时将二者的固有频率稍为错开，使频带展宽，于是每个谐振回路的Q值也被适当降低，从而提高了功率输出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我们知道，在高频功率电子电路中，谐振回路的高Q频响可能使电路存在风险，所以通常不被提倡。如果电路进入良好的工作状态，半桥功率场效应管的结温就会大大降低，本设计中，中试时数批不同型号和批次电路的技术实践及其效果，证明了实施方案的正确性，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3.3 触发与异常保护
通电时，直流电流通过电阻R9、R10对电容C15进行充电，当C15上的电压上升到双向触发二极管VD8的门限电压时，触发二极管VD8雪崩，原始冲激电流以脉冲方式通过激励变压器T的初级线圈N1快速对地放电，于是在T的次级线圈N2、N3上分别感应出两个幅度大小相等，相位完全相反的正弦波感应电压，迫使与初级绕组N1同相位的上臂V1（或下臂V2）饱和导通。这就是半桥电路的触发启动过程。半桥启动之后，每次V2导通，C15上的电流就会通过二极管VD7和V2对地放电，C15上的电压再也达不到VD8的门限电压，不能再重触发。一般取VD8的门限电压为240v，而R9、R10的中点电压为1/2（Vcc-2IRon）,如果Vcc调在+400v，那么，R9、R10中点电压略小于200v,未能达到VD8的门限电压，自然不能再触发。所以，VD8只起到“敲门砖”的作用。
异常保护电路比较简单，一旦电路出现异常不能启动，或灯管未接入，L1次级线圈会感应出一个高电压，异常感应电压通过二极管1N4148整流和电容C23、C25滤波，当超过双向二极管VD15的门限时，VD15导通，迫使场效应管V3导通，锁住半桥下臂V2，半桥停振，达到保护的目的。
4.试验结果及评估
图5是本试验所使用的基本电路，主要试验参数见图7。实测结果如下：
工作频率f=708.7KHz,
输入功率P= 145W,
功率因数η= 0.99,
Vrms=102v 正弦波输出。
5.结论
该试验历时4年，小批量试用证明效果良好，未见“声共振”现象发生。经深圳市质检院光球实验室测试，其光效高于其他类型的电子镇流器（见深圳质检院测试报告）。由此可以证明，提高工作频率使跳出HID“声共振”概率区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在跳出HID“声共振”概率区的前提下，还进行一系列的电路优化设计，试验出对提高HID灯光效最合适的工作频率。实验证明，工作频率从650KHz-900KHz这个频段，能够较好地兼顾了光效和制作技术难度，并实现较低的总体成本和批量生产上的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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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与垄断力量
上世纪70年代，克鲁格曼等学者相继独立提出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思想，并据此对缺乏比较优势的贸易模式进行解释。伊希尔于1979年提出中间产品而不是最终产品基于规模经济的产业内贸易模型，随后，克鲁格曼最清晰、最系统地阐述了国际贸易理论中这一革命性方法。
1979年克鲁格曼发表于《国际经济学》杂志的短文“收益增长、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具有双重贡献。该论文不仅为解释现实中的产业内贸易现象提供了理论工具，而且播下了经济地理学的思想种子。经济地理学对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运用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分析和解释。更重要的是，克鲁格曼表述这些思想仅用了十页的篇幅，他提出的单生产要素模型极为简单，并用有固定成本的线性成本函数来表示规模收益。由于克鲁格曼的模型极其简单，因此对关键机制的阐述非常透彻。
克鲁格曼方法的核心内容是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即企业可以通过增加产量降低平均成本。在这种情形下，市场不可能实现完全竞争。贸易理论中通常避免运用不完全竞争模型，因为分析起来相当复杂。但克鲁格曼运用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提出的垄断竞争规模对贸易活动进行了成功分析。
克鲁格曼研究发现，在产品的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确定的情况下，由劳动量（假定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决定的经济规模对均衡产生以下影响：（1）在效用函数形状给定的情形下，每种产品的产量不受经济规模的影响，但产品的种类与劳动同比例增加；（2）每种产品的人均消费随着经济规模增加而减少，因为每种产品产量不变，经济规模扩张意味着劳动者数量的增加；（3）每个消费者的福利随着规模经济增加而提升，实际工资随着产品多样化而增加。因此，经济规模越大，可以生产的产品种类就会越多，就可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根据克鲁格曼的分析，在资源给定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收益的增加也可增加产品的产量，从而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我们据此对两国间的贸易进行分析。
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它们在偏好、技术和经济规模方面完全相同，我们可以比较两种情形：一种是自力更生，禁止贸易，另一种是假定运输成本为零的自由贸易。通过自由贸易，总经济规模等于两国经济规模之和，世界的产量和消费量就像只有一个大国一样。于是，产品的种类将增加一倍，两国都专业于部分产品的生产，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但产品的地区分布并不确定，各国的贸易额将等于该国GDP的一半，消费者将可消费到比闭关锁国时代更多的产品。即使两国拥有完全相同的技术和资源分布，自由贸易仍可以增加社会福利，因为贸易可以增加产品的种类。根据克鲁格曼的效用函数，自由贸易可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克鲁格曼的模型并不能确定产品由哪国生产，产品i和产品j在哪国产生是随机的，即使两种产品十分相似（例如，两种汽车）。在这种情形下，自由贸易将形成产业内贸易。
国际贸易
运输成本与贸易：国内市场效应
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是运输成本的下降，但长期以来大多数贸易模型中都不包含这一因素。克鲁格曼于1980年通过引入运输成本拓展了他1979年的模型，假定运输成本是货物运输量的一定比例。这使得他更好地分析了国内市场效应，即企业倾向于集中于大市场，这也解释了偏好对贸易模式的重要性。一国通常出口的是那些拥有庞大国内市场的产品。
国内市场效应看起来一目了然。通过增加收益、降低运输成本，企业靠近最大的市场会受到激励。通过在一个区域集中生产，可以实现规模经济，而靠近最大的市场进行生产可以实现运输成本的最小化。国内市场效应对一国在特定产品生产方面具有优势给出了答案。工人在更大的经济体中工作福利会得到提升，因为规模经济可以降低价格水平，同时可以降低消费中运输成本所占比重。
新贸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克鲁格曼1979年提出的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的新国际贸易理论颠覆了传统的比较优势说、资源禀赋说等理论，对现实存在的重要贸易模式进行了有力的解释。新旧贸易理论的整合尤其重要，由此引发了对不同国家国际贸易模式差异的检验。
有关国际贸易模式的另一个事实是发达国家之间发生的大量知识密集型产品的产业内贸易，这些产业通常被跨国公司所垄断。之所以会形成这种贸易格局，学者研究发现这是企业对固定研发成本的市场反应。克鲁格曼将这些理论综合进他的专著之中，成为国际贸易理论权威的参考资料。
新贸易理论对贸易政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运用新贸易理论可以对贸易自由化在贸易模式、产出分布、要素收益等方面的影响进行预测，同时可用于对社会福利的分析。现实模型容易被经济计量方法搞得复杂得无法运用,新贸易理论模型已被世界银行用于对WTO贸易自由化谈判可能产生的影响的评估。
经济地理学
很早以前生产要素流动与产品贸易的替代性就被学者所认识。贸易壁垒的存在会导致要素价格的国别差异，从而引发了劳动和资本的跨国流动。克鲁格曼对产品差异和垄断竞争情形下的要素流动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如果没有贸易，大国将为本国居民提供更高的福利，因为大国可以提供更多样化的产品，对移民有更大的吸引力。克鲁格曼经过十二年努力将以上思想发展成为所谓的“核心－边缘模型”，这是新经济地理学的起点。为了分析“核心－边缘模型”的深远影响，我们需要回顾经济地理学的相关背景。
经济地理学的相关背景
将空间与竞争均衡相结合是一项挑战。传统贸易理论将空间的异质性视为给定的外生变量，从而得出要素分布和技术差异导致贸易模式不同的结论。由马歇尔开始的区域经济分析，发现规模经济推动了经济活动的集中，同时假定规模经济对企业而言是外部因素，但对行业或城市来说是内部因素，从而与完全竞争理论保持了一致。一个例子是在一个地区公司间技术的溢出效应，因为技术的转移有利于产量的提高。但此理论的缺陷是规模经济外部性的性质相当模糊，根据经验来检验和运用这些理论时很难对技术的外部性进行衡量。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通过假定内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发展了传统的地理经济理论。
货币外部性通过市场价格推动形成企业的集中，因为大市场为企业实现产品多元化和降低成本提供了可能。当家庭或企业的交易在同一市场完成时，通常可以通过交易价格对其他人产生影响。当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时，这些影响可以被视为一种外部性。克鲁格曼研究发现，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意味着市场的非充分竞争性，因此，外部性成为经济的根本特征。
享德森在规模经济外部性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特定产业生产的外部性导致企业边际成本随着整个城市产量的增加而下降。城市的经济规模依赖于这些外部性的相互替代，从而决定产业集中的收益和经济活动空间集中的成本。城市倾向于集中发展特定产业，从而使这些产业的规模经济具有更大的外部性，吸引更多的企业进驻，实现城市的扩张。
享德森假定城市是围绕中心商务区（CBD）建立的单中心，就像在经典的模型中表示的一样。但经济学家通过分析均衡状态下土地价格、工资和土地在生产和住宅之间的配置后发现中心商务区与副中心商务区可以并存，即主中心与副中心可共同存在于同一城市。一个重大发现是，当运输成本和其他关键因素变化时，城市可能发生巨大的结构性变化。
新经济地理学――核心边缘模型
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在大多数国家，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少数几座高度发达的城市里（核心），少数人口居住在农村（边缘），克鲁格曼的核心边缘模型对这种现行的模式进行了解释。他首次向模型中引入了工人（消费者）流动性变量就像在国际贸易模型中引入运输成本一样。假定有两类产品，食品和工业品。假定食品是同质的，生产食品的规模报酬不变；而工业产品则是多元的，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并在垄断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中销售。假定消费者对食品的偏好服从科布－道格拉斯函数，工业产品的替代性由拥有固定的替代弹性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效用函数决定。
比如有两个地区，具有相同的基本条件（产量和偏好的函数相同），货物可在两地区间自由贸易；农产品的交易成本为零（之后此假定被放松），而工业品则有运输成本；有两类人，制造业工人和农民，前者可自由迁移到能够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地区，而农民则不能迁移。需要分析的是，在均衡状态下，人口和经济活动在两个地区间是如何分布的。研究证明，企业有积极性选择更大的市场以利用规模经济、节约运输成本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个人也倾向于迁移到更大的地区，因为大地区可以提供更高的实际工资和更多的消费品选择。这种趋势加剧了两个地区市场规模的差异和企业、个人迁移的动力，两种力量之间互为因果。假定初始情况两个地区人口数量完全相同，各有一半人口，如果两个地区其他要素也完全相同，这显然就是个均衡状态。现在假定，一个偶然因素打破了两个地区间的平衡，一个地区市场比另一地区市场更大。于是在国内市场和实际工资效应的作用下，人口和企业从较小地区向较大地区开始迁移，最终形成与初始均衡完全不同的新均衡。
然而，这种人口和资源流动过程中仍然存在阻力。如果所有企业都迁到大地区，只有一家企业迁至小地区，那它将成为市场的垄断者。垄断企业将产品卖给当地农民和自己的员工，但会遇到进口工业产品的竞争，进口产品价格和数量受运输成本的约束。垄断企业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制约，因为它要提供足够高的实际工资才能吸引到所需的工人。小地区企业工人的福利取决于企业支付的工资、垄断企业产品的价格和含运输成本的进口产品的价格。小地区的市场状况不只对一家企业有吸引力，有更多的企业脱离大地区（中心区）到小地区（边缘区），从而形成分散均衡。分散均衡能否形成取决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和偏好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其他因素，比如大地区的拥堵成本、地价上涨等也会导致经济分散而不是集中。克鲁格曼的比较表态分析结果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在运输成本下降、技术收益递增的情形下城市化进程和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
国际金融危机
克鲁格曼在国际金融方面也有重要的贡献。他于1979年提出了研究货币危机的新分析框架。他认为在基础经济已经出现非均衡的情况下，政府仍试图维持固定汇率（在资本项目开放的形势下）从长期看是不可能的。政府通过大量买卖外汇对汇率进行干预，只能在短期维持固定汇率。由于理性投资者预期政府的外汇储备不久将会枯竭，因此他们会通过做空攻击该国货币。克鲁格曼据此准确预言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
克鲁格曼对目标区内的汇率波动也进行了研究。货币目标区是相关央行为实现币值稳定而制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在欧元出现前欧洲曾采用的欧洲汇率机制（ERM）就是一例。克鲁格曼提出“正则模型”对目标区汇率的波动进行分析。基本思想是，在目标区的中间，汇率上下波动的概率相同，汇率的预期波动幅度为零；在目标区的上限，汇率更可能向下波动，预期波动幅度为负值。理性投资者可以预期到这些趋势，并运用期权定期模型对目标区内的汇率波动进行分析。结果，可信的目标区有助于实现汇率的稳定。
结论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1879年，德国物理学家霍尔发现，当固体导体有电流通过，且置于磁场中时，导体内的电子因受到洛伦兹力而偏向一边，继而产生了电压，这就是霍尔效应。霍尔效应被发现了大约100年之后，德国物理学家克利青在极低温度和强磁场下测量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时，发现了量子化的霍尔效应。
一般情况下，导体中电子的运动是杂乱无章的，而经过量子化后，电子的运动就变规则了。薛其坤院士也给出了生动的比喻：“量子霍尔效应可以对电子的运动制定一个规则，让它们在各自的跑道上前进，就好比一辆高级跑车，常态下是在拥挤的农贸市场里前进，而在量子霍尔效应下，则可以在没有干扰的高速路上前进。”但是，要想实现这样的量子化过程，所需的条件极苛刻，光磁场强度就得要地球磁场的十万倍甚至上百万倍。薛其坤院士及其团队找到了一种拓扑绝缘体，其中存在着特殊的铁磁交换机制，能形成稳定的铁磁绝缘体，即不需要外加磁场也能产生量子霍尔效应。这样的效应被称为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其大大降低了产生量子霍尔效应的难度。
霍尔效应
如右图所示，一块矩形导体薄片沿x轴方向通以电流（Is），在z轴方向上加以磁场（B）；导体中有大量电子。通电时，这些电子开始自由移动，但由于电子会受到洛伦兹力（fB ）的作用，其运动方向发生了偏转，向fB 方向飘移，使导体的一面积累了过多的电子，相应的另一面会出现带正电的电荷。正负电荷之间会产生电势差，从而产生了一个电压，叫霍尔电压，这个效应就叫霍尔效应。它同时产生一个电场EH，电子也会受到电场力（fE）的作用，方向正好与洛伦兹力相反。当洛伦兹力与霍尔电场力相等时，霍尔电压保持相对稳定。
霍尔效应的应用
要理解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我们要先明白，霍尔效应有什么作用。
在刚发现霍尔效应时，由于在金属导体中产生的霍尔效应十分微弱，所以人们并没有认识到它的应用价值。随着半导体技术的发展，人们发现，霍尔效应在半导体中十分明显，于是就发明了霍尔元件。
根据霍尔效应，当磁场强度发生变化时，相应的霍尔电压也将随之变化。依据这一原理，由霍尔元件制成的霍尔传感器得到广泛应用，它可以将一些非磁的物理量转变为电学量进行检测和控制。像汽车上的计程表，就是利用霍尔传感器来工作的。
计程表的霍尔效应
右图中的齿轮圈是汽车发动机上的齿轮，它处于霍尔元件中磁铁产生的磁场中。当齿轮的齿对准霍尔元件时，会产生较大的霍尔电压；当齿轮的凹处对准霍尔元件时，霍尔电压会减小。将霍尔元件连接在脉冲发生器上，根据电压强弱的变化可检测出脉冲信号，把它通过A/D转换器后转换成数字，就可显示出汽车的车速、车程等，这就是汽车计程表的原理。
新时代的号角
说起半导体，也许你只能想起收音机。其实，我们的电子产业都建立在半导体之上。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之所以引起如此之大的反响，就在于能降低半导体材料的能量损耗，而这对于我们的电子产业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例如，计算机散热芯片就是由半导体制成，由于其内部的电子运动是无序的，相互之间会发生碰撞，产生热量，电脑工作时间一长，就会发热，降低了使用寿命。量子霍尔效应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当电子运动变得有序时，就能减少能量的消耗，不会产生热量。但是，前文已经讲过，实现量子霍尔效应需要极其苛刻的条件，而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就解决了高磁场强度的问题，更具实用性，被认为是解决了“霍尔效应家族的最后一个问题”。它几乎能解决所有用半导体材料制成的仪器发热的问题，有科学家表示，如果材料问题能进一步突破，那么现在占据数个房间大小的超级计算机，可能缩小到一台笔记本大小，电子产品将更加节能、快速、轻便……人类或许将开启一个全新时代。
但是，目前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只有在超低温条件（0.5开左右）才能观察到，科学家已经摸到了希望的大门，而大门的钥匙，还有待人们继续探索追寻。
（曲婷婷）
〔关键词〕期刊市场化;可持续发展;市场化手段
期刊市场化就是用市场化手段办刊，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精神文化产品。因此，期刊界应当正确认识期刊业的特殊发展规律，坚信我国期刊市场化的必然，运用期刊市场化的正效应破解期刊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诸多障碍，使期刊生产、销售进入良性循环，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一、我国期刊市场化的必然
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促使国际传媒的发展态势呈日益加剧的全球化趋势，我国期刊虽已处于全球期刊市场化浪潮之中，但尚未真正溶入市场经济大潮，其可持续发展障碍重重。因此，无论是期刊全球化趋势所使，还是我国期刊可持续发展所迫，我国期刊市场化已成为必然趋势.
1·我国期刊处于全球期刊市场化浪潮之中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作为传播和承载经济文化成果的传媒业也随之变化，国际传媒的发展态势呈日益加剧的全球化趋势.
在整个传媒市场中，80%的份额被时代华纳、迪斯尼等五大出版集团所掌控[1]。期刊出版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期刊出版全球化使全球优秀期刊能够被更广泛的读者分享，使期刊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有效的配置与使用，推动全球期刊业朝着一个更加开放和竞争、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方向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新闻出版业已逐渐开放，人们在知识、信息上与国际接轨的需求增多，众多世界著名期刊如《商业周刊》、《财富》、《大众科学》等的中文版纷纷走进中国[2]，我国期刊已处于全球期刊市场化浪潮之中，我们必须遵守市场规律，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期刊生产和销售，实现其社会价值.
2·我国期刊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障碍
期刊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走入一个良性循环，就是在生产、销售的任何环节都不受阻。但就目前而言，我国期刊虽然置身于市场经济之中，但尚未真正溶入市场经济大潮，期刊想维系其良性循环，使其可持续发展已障碍重重.
(1)期刊主体市场意识淡薄。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期刊编辑主体的市场意识一直比较淡薄，并渗透于编辑工作的各环节。目前在众多的期刊编辑过程中，大多数期刊编辑策划意识不强，甚至没有，这已不能满足期刊的市场需求。在编辑加工过程中，难得与作者沟通，与社会上知名专家联系，不利于提高稿件的时效性和学术价值。对刊后反馈的信息重视不够，不能及时掌握读者、作者对期刊的反应、要求，对本期刊在市场中的定位把握不够准确.
(2)学术期刊办刊经费尚未实行市场化管理。我国现有的8000余种期刊中，学术期刊(含高校学报)约占30%，绝大部分学术期刊仍都靠拨款[3]。对于经费的使用，基本上实行实报实销，不足部分年终补全，或延期至下年度，财务由主办单位统一管理，基本上未进行成本核算，不利于调动期刊社开源节流的积极性.
(3)学术期刊发行量小。我国绝大多数学术期刊是综合类期刊，刊发多个专业、多个研究方向的不同论文，而学术期刊读者受其学术性、专业性限制，只需要其中的部分论文，绝大部分内容与他们无关，使其订阅的积极性低。学术期刊同类型的较多，且质量差距不大，使得学术期刊发行规模较小.
二、期刊市场化能破解可持续发展中的障碍
期刊通过市场被读者购买进而实现其使用价值，期刊市场化使读者的需求成为期刊主体必须研究的问题，期刊社不但重视其社会效益，而且重视其经济效益。可以说，期刊市场化的正效应能破解其可持续发展中的障碍.
1·期刊市场化有利于增强期刊的市场意识
期刊通过市场被读者购买才能实现其使用价值，如果期刊质量高，认同并购买这种期刊的人多，期刊的发行量就会增加，期刊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会因此增加。可见，期刊市场化使读者的需求成为期刊主体必须研究的问题，他们必须尽可能早地把握前沿问题、更多地了解读者的需求，从而策划出符合市场需求的选题，生产出高质量的期刊。可以说，期刊市场化迫使期刊主体增强市场意识，密切关注市场需求和竞争对手，时刻拥有被市场淘汰的危机感.
2·期刊市场化有利于提高期刊经济效益
高质量的期刊进入市场后，将会被更多的读者认同并购买，其发行量就会大大增加，并逐步达到盈亏保本点，摆脱经济效益为负的困境。同时，随着发行量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厂商或广告商会关注这种期刊，此时期刊编辑若创新思维，在期刊内容、版式设计、广告承揽等方面直接和市场需求相结合，使期刊的内在价值得到充分挖掘，则经济价值会得到最大实现.
3·期刊市场化有利于及时准确地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化
期刊市场化后，期刊社可以直接瞄准市场，编辑们可以依托本刊的学科专业，关注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前沿，根据市场需求，及时准确地策划选题，迅速刊发学术研究中的新成果、新发现;及时刊发解决经济社会中的热点问题，期刊的内容直接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同时，也提高了期刊的时效性，使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及时满足，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三、学术期刊出版的完全市场化又会阻碍其可持续发展
期刊市场化不等于完全市场化，任何一种期刊都需要有明确的市场定位。学术期刊完全市场化就是将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追逐的目标，用市场取向替代学术取向，使期刊出版完全商品化，从而阻碍其生产和销售进入良性循环，破坏其可持续发展. 1·较低的稿费和较高的版面费引致稿源枯竭
学术价值高的作品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资料整理、深入研究以及有关知识的积累，并且在写作过程中还要耗费巨大的脑力劳动，作者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巨大的。期刊完全市场化后，作者得到的稿酬却远远低于其所付出的，仅从经济效益方面讲，作者从事学术研究的积极性将会受到抑制。另外，期刊完全市场化后，作者在期刊上，占有期刊版面，按市场规律就应当支付版面费。可见，如果期刊完全市场化，较低的稿费、较高的版面费便是各期刊社的正确选择，在这一选择的影响下，一些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家和学者就不会在科学研究上下功夫，使国家的科技事业发展受影响，而且会使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减少，最终导致期刊社优秀稿源枯竭.
2·追求经济效益会降低期刊的用稿标准
期刊完全市场化意味着期刊社必须自负盈亏，期刊社的经济效益就会被列在首位，否则，期刊社将因负债经营而被市场淘汰。期刊完全市场化后，期刊社为了实现其既定的经济效益目标，可能会用经济标准取代学术标准，降低用稿的学术标准，刊发一些学术水平较低的研究成果，刊发一些版面费较高的非专家学者拼凑的文章。完全市场化后的期刊社会增加广告的刊发，可能会顾不上考虑广告的真实性，不可避免地会刊登虚假广告。期刊社用稿标准的降低，极大地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同时也损害了自己的形象，不但经济效益难以实现，其社会效益也会受到影响.
3·无效率出版造成期刊业资源浪费
完全市场化的期刊社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便是一种必然。对于一些能吸引读者的内容，期刊社可能会无视其他期刊已经刊发的事实，重复转发，致使许多期刊内容雷同，甚至重复，造成了期刊业资源的浪费，最终造成国家资源的浪费.
一些期刊社为了较高的版面费，可能会刊发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的平庸之作，白白浪费国家资源.
一些期刊社出版的封建迷信、伪科学、唯心科学的稿件不但浪费了出版资源，而且产生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四、推动学术期刊市场化，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既然期刊市场化可以破解期刊可持续发展的诸多障碍，而学术期刊的完全市场化又会阻碍其可持续发展，我们就应当充分发挥期刊市场化的正效应，抑制其负效应，用市场化手段办好期刊，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1·强化期刊主体的市场意识，用市场化手段办好期刊
首先，期刊主体要具有强烈的开放意识。市场经济中，各期刊不再封闭，而是置身于国内外期刊之林，期刊编辑应具有开放意识，能够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接受新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知识以及新的行为方式，较快地适应并接纳社会的改革和变化。其次，期刊主体要具有强烈的法律意识。法制是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学术生产与学术传播也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运作。学术编辑必须依据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坚决同侵权现象做斗争。再次，编辑主体要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有积极参与竞争的欲望和在竞争中战胜对手的自信心与勇气.
2·瞄准市场，策划选题，组织优秀稿件
首先，瞄准国内市场。期刊编辑应时刻瞄准国内市场，以新的能力、新的眼光、新的思维、新的方法就专业前沿、社会热点策划选题，组织优秀稿件，在自然来稿中精心挑选优秀稿件。其次，瞄准国际市场。在国际期刊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学术期刊编辑应瞄准国际市场，及时快速地把握国际学术研究动态，策划具有国际先进性的选题。最后，瞄准基金项目。基金资助项目的成果往往代表着一个领域的新动向、新趋势，具有较高的水平，编辑应瞄准这个特殊市场，重视学术水平较高的基金项目论文的组稿.
3·打造期刊品牌，扩大期刊的市场影响力
品牌是期刊的一种特殊资本，是最能吸引作者和读者的信号，其知名程度决定着期刊的市场影响力和所占的市场份额，也就直接影响着期刊的经济效益。因此，期刊主体应依托市场，发挥期刊的比较优势，开设特色栏目，努力打造期刊品牌。仅就学报而言，学校良好的声誉会为学报的品牌的形成提供一个好的基础，学报可以有效地利用学校的“壳资源”和“美誉度”，依托学校的学科优势、磁场效应，形成某一学科、研究领域的信息中心。此外，学报可利用其所处的地域优势，开设特色栏目，打造自己地方特色研究这一品牌.
4·提高期刊社的经济效益，增强其可持续发展的财力
发行量普遍低于保本点是期刊社亏损的直接原因，因此，我们要尽力拓宽发行渠道。在不断提高学术期刊质量的同时，可以通过任命特约通讯员、举办学术研讨会等方式扩大其影响，增加其发行量;增设学术期刊发行点也是扩大发行量的有效措施。在拓宽发行渠道上，不但要着眼于国内市场，而且要拓展国外市场，充分发挥国际图书期刊发行主渠道的作用，切实抓好专门机构建设，细化工作目标;开发薄弱地区，开辟与国外大中型期刊经销商的贸易关系，加大国外攻坚力度，构建辐射全球的发行网络;发挥驻外发行机构主力军作用，突出发行总和出版本土化两项职能，形成互为依托、辐射周边的业务格局;借鉴办书展的形式扩大期刊的对外发行，派出代表直接参加国际书展或一些国家和地区举办的中国期刊展，在会场设立展台，将我们的期刊展示在外国读者面前.
参考文献
[1] 刘琛·世界级媒体巨人是这样迅速成长的———解读新闻集团的保障体系[J]·出版发行研究，2004，(8):73
关键词：声誉；服务供应链；价值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4-0190-02
随着信息网络的迅猛发展，消费者的需求特征和整个世界经济活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要想继续得到发展，就需快速顺应市场变化。在这种大趋势的推动下，服务供应链应运而生。消费者作为供应链的唯一收入来源，充分挖掘消费者价值对于供应链收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将消费者价值抽象为声誉。在服务经济时代，声誉作为一种极具潜力的战略资源，对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企业在市场中的稳定性发挥关键性的作用。正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戴维斯・杨所说：“任何一个团体组织要取得恒久的成功，良好的声誉是至关重要的，声誉管理是一个暗藏巨大潜在价值的产业。”
一、声誉的含义及内容
对于声誉的研究，最早始于1763年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时代。长期以来，声誉一直被视为是经济学中一种能保障契约顺利完成的重要机制，直至20世纪80年代，威尔森和克瑞普斯（Wilson&Kreps）、罗伯茨和米尔格罗姆（Roberts&Milgrom）等学者将声誉纳入了经济学模型。至此，学者们才开始正式研究声誉对人的行为决策的影响问题。与此同时，随着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和经济博弈论的不断完善，声誉理论也逐渐受到相关领域的关注
（一）声誉的含义
对于声誉含义的界定，各国学术界一直存有分歧，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声誉分集体声誉和个体声誉两种[1]，本文中的声誉特指集体声誉中的企业声誉。
张世新等[2]认为，企业声誉是企业的整体性无形资产，是企业站在社会责任与企业形象的角度，随时间的积累，与各利益相关者发展而形成的认知与情感吸引力，并为他们提供有价值的产出能力。耿筱丹等[3]认为，企业声誉是一种无形资产，通过各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影响企业的价值创造，声誉中不同的影响因素，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声誉的评价，从而产生对企业的综合评价。
（二）声誉的内容
不同的学者对企业声誉所包含的内容有着不同的见解。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企业声誉的构成要素概括成下图。
二、服务供应链的含义及特征
国外对服务供应链的关注源于2000年，且目前仍处在探索阶段。2004年，《理解和管理服务供应链》一文的问世，使得国外学术界正式开始关注服务供应这一主题。与此同时，该主题在国内的研讨也开始同步进行。
（一）服务供应链的含义
关于服务供应链的定义，目前还未形成统一的界定。依服务介入程度的差异，服务供应链的定义主要分为三类[4]：一是认为服务供应链是传统供应链中与服务相关联的环节和活动；二是认为服务供应链是将供应链思想应用于服务行业中，以此来管理有形产品；三是认为服务供应链是将供应链思想运用于服务行业，以此来管理无形服务。
（二）服务供应链的特征
服务供应链有着某些与产品供应链相同的特性，但两者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这些差异性具体体现为：不可触摸性、异质性、顾客影响、易逝性、不可分割性、劳动密集性等。这些差异性决定了服务供应链在结构、运营模式和稳定性方面也会有所不同。在结构上，大多采用的是较短的供应链渠道；在运营模式上，多采用市场拉动型，使其具备完全反应的特性；在稳定性上，由于服务供应链最终客户的不稳定性和异质化的客户服务需求，使得服务供应链的稳定性较低。
三、声誉对服务供应链的价值探索
查尔斯等在《声誉与财富》一书中指出，声誉就像磁铁一样有助于企业吸引各种资源。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声誉不仅像磁铁，而且产生了强劲持久的磁场效应。声誉的磁场效应，不仅对给企业带来收益的利益相关者产生了吸附效应，而且对高质量的利益相关者产生了筛选效应和自我加强效应。任一供应链的构成都可归纳为三个节点，即供应链上游、供应链中游和供应链下游，站在不同的节点，声誉所具有的价值也不尽相同。
（一）声誉对服务供应链上游的价值探索
拥有良好声誉的企业，可以为其吸引更多样化、数量更多的供应商。供应商对企业供货的稳定性和及时性，是企业运营管理顺利进行的前提，拥有较高声誉的供应商上游企业，保障了其供货的稳定性。高声誉的企业，会给供应链上游企业带来高合作倾向的暗示，刺激上游企业的合作意愿，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合作机会，从而使得企业拥有更多的选择权。
拥有良好声誉的企业，还可以为供应链上游企业吸引资信状况良好的供应商。高声誉的企业，可以提高其在质量和效率方面的可靠度，保障财务流通的安全性，建立与供应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为企业更好地节省成本。
（二）声誉对服务供应链中游的价值探索
具有较高声誉的供应链中游企业，可以为其创造企业内部价值。拥有良好声誉的企业，可以节约企业内部的经营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这都直接为企业创造了价值。良好的企业声誉，有助于吸引外来优秀人员并巩固企业已有人才，减少一定的人力成本，提升企业的认同度，从而提高企业在整个服务供应链中的稳定性，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
拥有较高声誉的企业，还可以创造企业横向间的价值。从竞争的角度考虑，拥有良好声誉的企业会比同业竞争者具有更大的优势，持续性的竞争优势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成本；从投资者的角度而言，企业的高声誉无疑为其选择提供了保障，同时也降低了他们的投资风险，即使危机来临，高声誉的企业也具有较高的抗风险能力，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界压力；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企业的高声誉有助于企业获得政府在相关政策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从而为企业营造一个更好的外部经营环境。
（三）声誉对服务供应链下游的价值探索
对于服务供应链的下游企业，其核心目的是为了将企业的服务价值转化为价值，好的企业声誉在此过程中就会发挥它的作用。企业通过它的良好声誉可以最大化地吸引消费者，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从而实现声誉对供应链下游企业的价值创造。
企业的声誉对于消费者的选择行为有重要影响，声誉影响顾客的购买决策，在同一类型的行业中，消费者更愿意到那些声誉较高的企业消费。当顾客面对质量、价格相近的产品或服务，或者无法评断其质量状况时，消费者就会倾向于具有较高声誉的企业，以此来保证其品质并达到顾客的心理满意感。
四、结语
从整个服务供应链的角度来看，消费者与其供应链的下游企业直接接触，因此下游企业的声誉对最终顾客的消费影响最大，但顾客对下游企业声誉的评判结果，并不是由其企业自身的行为单独决定，而是还受到整个供应链中其他企业的行为影响。也就是说，企业声誉是整条供应链系统中各个成员企业共同作用、依时间累积的结果。因此，将声誉纳入到供应链的协调与博弈领域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意义。
参考文献：
[1] 李延喜，吴笛.声誉理论研究述评[J].管理评论，2010，（2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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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耿筱丹，毕楠.基于供应链视角的企业声誉价值创造研究[C]//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第六届中国管理学年会――组织与战略
农产品区域性品牌是指在产业集群的基础上，以农业产业化为载体，以某一行政或经济区域为核心，通过创建区域内统一的全方位系列化优质农产品核心与龙头品牌的行动，带动广大农业企业和农民增强区域农产品竞争力，促进区域的经济]。一般认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具有以下特性：
1．以特色优质农产品为物质载体
农产品品牌是在传统的优质农产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它必需要以特色优质农产品为物质载体，如西湖龙井以优质茶叶为物质载体。形成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物质载体的优质农产品的基础是某一区域的特殊气候、纬度、温差、土壤、水分、传统工艺、人文历史等众多因素。在长期的发展中，这些因素赋予了区域特色农产品天然孕育的差异性及相对的资源稀缺属性，使得该区域的农产品和其它的同类产品相比具有独特的特征，从而易于形成比较优势。
2．具有产权模糊性
从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实际情况看，农产品区域性品牌是一种集体性的公共品牌，具有产权模糊性。从历史的角度看，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形成并不完全是经营主体培育的结果，而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在该区域内农产品区域性品牌为所有的该种农产品经营者共同拥有，区域性品牌的权力边界模糊，产权不明晰。产权归属的模糊性使得“搭便车”的行为时有发生，容易导致逆向选择而形成“柠檬市场效应”。
3．具有名牌效应和消费从众性
农产品区域品牌往往具有广泛、持久的品牌效应，是非常有价值的地区资源。成功的农产品区域性品牌是消费者进行决策的重要信息源，不仅能帮助消费者区分同类农产品及服务，其丰富的人文内涵更能深度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名牌效应能引起消费者广泛的从众行为，即“羊群效应”或“羊群行为”，比如人们习惯于像大多数人一样思考、感觉、行动，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经济人在信息不完全、未来不确定的环境下具有从众的偏好。
二、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形成模式及其构建模型
1．形成模式
目前，我国区域性农产品品牌种类丰富，然而理论界对区域性品牌形成模式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名牌带动型区域品牌形成模式、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型区域品牌形成模式、政府经营管理型区域品牌形成模式和区域形象提升型区域品牌形成模式这四种模式是现阶段比较科学合理的归纳与总结。
笔者认为，在培育农产品区域性品牌时，可采取“农业龙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农业产业集聚”的路径为突破口，分别通过这两条主线来最终实现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成功创建。通过培育农业龙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以农业企业集聚形成的完整的产业链为基础，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形成区域内的强大的农业产业竞争优势。这种模式比较常见，且适用范围广，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创建提供了一种思路。在创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形成模式时要将上述几种模式综合分析，才能合理地分析地方区域品牌的形成，更好地应用于地方区域品牌的构建与培育。
2．构建模型
一般认为，政府扶持、龙头企业带动、行业协会组织运营是较理想的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构建模式，三者缺一不可，共同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创建营造良好的环境。对于我国广大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创建区域性品牌要将区域品牌的形成流程与区域品牌的支持系统紧密相连，从而形成一个比较形象的三明治模型_3]。在政府推动与行业协会支持下区域品牌的培育能够科学合理的发展，并能够很快的构成产业集群优势形成区域品牌经济，这对于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创建也同样有一定的适用性，如图1所示。
三、创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应遵循的原则
由于各地区自然条件及历史人文因素的差异，各地区在创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时必须做好农产品品牌的舍取，要站在区域长远发展的高度，综合评价各个农产品品牌的现实基础、发展潜力等，理性地做出选择，从该区域内的特色农产品巾将那些成长性好、发展潜力大的农产品品牌筛选出来，作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重点培育。具体说来应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1．具有深厚的区域文化底蕴原则
农产品区域性品牌要聚焦品类和品牌的核心利益点，必须以区域文化底蕴为基础，充分挖掘农产品区域品牌的文化内涵。因此创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须秉承具有深厚的区域文化内涵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突显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核心价值，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农产品区域性品牌是农业生产经营者整合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等资源，集区域资源为一体而形成的，富有深刻的人文内涵，这种人文内涵既包括该区域特定的产品特色，也包括以特色农产品为载体的深层次的价值观及各种隐性文化，可以说区域性品牌是该区域文化的象征。素以“色翠、香郁、味甘、形美”四绝而著称的西湖龙井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色翠、香郁、味甘、形美”就是西湖龙井茶的核心利益点。因此，龙井茶不仅仅是茶的价值，更是罕见的龙井茶文化艺术的价值，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
2．产业集聚原则
美国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教授指出，产业集群是指在特定区域中，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相关产业的厂商及其他相关机构等组成的群体。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创建必须依托农业产业化并以产业集群为基础，形成规模经营并取得规模效应，获取集聚优势，为区域品牌发展提供有力的产业支撑。
以“安溪铁观音”为例，90年代以来，安溪茶叶产业集群发展迅猛，有一定规模的茶叶加T企业达数百家，大小茶叶加]二企业数千家，且带动了上下游关联企业集群的快速发展，种植农业、茶机工业、保健品业、运输业、包装业、旅游业、会展业和其他服务行业，还延伸到安溪区域外，约有5万家茶叶经营商店遍布全国各地，全县逾70万人涉及茶行业。
3．龙头企业带动及政府扶持原则
从国内成功地区的经验来看，创建农产品区域品牌必须依靠龙头企业的带动和政府的扶持，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为区域性品牌的成功创建奠定基础。
首先，通过龙头企业的纽带作用而使分散的农业企业与农业大市场实现对接，从而发挥农产品区域品牌的集聚效应，进一步提升产业集群吸引力，树立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统一形象，促进农产品区域品牌的产生。如前所述，“羊群效应”在区域经济建设过程中具有积极的意义，从另一方面来说，只有领路的“头羊”决策正确，才能带动羊群整体的正确决策。因此，理性地利用和引导“羊群行为”来创建区域品牌可以获得良好效应，这就需要重点培育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增强区域品牌的市场推广度。
其次，由于农产品区域性品牌代表着一个区域的整体形象，因此创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来说，政府的扶持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在区域性品牌的创建过程中扮演引导者、服务者兼管理者的角色，其中，政府对产业的引导与扶持是最重要的。政府引导主要是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的规划，以此引导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并创造一个有利于区域农业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的制度环境，从而推进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形成。
4．产品差异化营销原则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农产品同质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进行农产品的差异化营销势在必行，农产品区域性品牌更应进一步开发出差异化的农产品。农产品差异化的途径有多种，包括功能差异化、外观差异化、销售季节差异化、价格差异化、营销概念差异化和品牌形象差异化等，通过实施产品差异化，将差异性转化为农产品区域品牌优势。如农夫果园就是通过营销概念差异化来打开市场的，它独辟蹊径地选择混合果汁作为突破点，因为市场上的果汁一般都是单一的口味，最多含有两种果汁，都不是混合型的，这个概念和以往的果汁产品截然不同。农夫果园正是凭着差异化营销赢得了目标消费者的青睐，成为果汁市场新宠。
5．建立标准体系原则
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创建必须首先建立完整的标准体系，应包括从田头到消费这一全过程的标准体系。具体标准的制定，可依据或参考国家标准，或参考各地的优质农产品地方标准。通过建立标准体系，能有效避免因农产品区域性品牌产权模糊不清而带来的品牌声誉风险，从源头上有效地防治区域性品牌的各种危机。
创建完整的标准体系中，完善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是最重要的。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创建必须以优质的农产品打人市场，区域农产品具有稳定可靠的产品质量，这是区域品牌创建成功的关键要素。建立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能为农业生产者提品质量控制的参照体系，使农产品的生产有标准可依，以优质的农产品取胜，能赢得更高的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提升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形象。
四、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培育对策
由于各地的地理、人文等实际情况不一样，采取的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培育模式也不一样，因此培育对策也有所差别，但总的来说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是最有代表性的：
1．围绕文化内涵确定品牌的核心价值
创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首先必须明确品牌定位，围绕文化内涵确定品牌的核心价值，突显农产品区域品牌的核心价值。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定位应以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在区域文化底蕴的基础上确立品牌定位。区域品牌蕴涵了具有地理特征资源优势和悠久的人文历史渊源内涵，加上农产品的品质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农产品的品质有着鲜明的区域特征，因此，创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应着力发掘各地区独特资源优势，深层次挖掘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文化内涵，使农产品区域性品牌代表区域特色，便于推广。
2．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农业龙头企业
农业龙头企业在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创建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龙头企业能利用区域性品牌这个公共物品获取品牌溢价，另一方面龙头企业反过来也以其自身的市场影响力及品牌忠诚度增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品牌效应，便于提高区域性品牌的形象和品牌的核心价值，并带动区域内其它产业的发展。因此，创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必须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农业龙头企业。
3．建立标准质量体系
农产品质量是区域性品牌创建的基础，创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应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如气候、土壤以及独特的栽培和生产方式确定适合该区域特色农产品的质量标准体系。针对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质量标准体系，实现区域农业由数量扩张型增长转变到质量优化型增长。陈宪泽以安溪铁观音为例提出了“四位一体”的质量管理模式，这种模式以地理标志为核心，以专业合作社为纽带，达成公司与农户之间的良好运作，发挥地理标志的统领作用，集地理标志、公司、合作社和农户为一整体，采用利益风险分配机制，从而有效地提高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据此，我们可以类推创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四位一体”的质量管理模式，如图2所示。
五、结语
创建农产品区域品牌是农产品参与国内国际竞争的必然趋势，是实现农产品品牌经营、提升农产品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创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应该在政府的扶持和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充分挖掘区域品牌的文化底蕴，并遵循产业集聚、产品差异化营销以及建立标准体系的原则。近年来，农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政府一系列兴农政策喷薄而出，为农产品区域品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创新和品牌营销契机，各区域都可通过培植农产品区域性品牌带动区域农业经济的高速发展，并将区域性品牌推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加速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雷・鲍尔(Ray Ball)和菲利普・布朗(Philip Brown)的《会计收益数据的经验评价》(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ccountingIncome Numbers，以下简称《评价》)，被公认为首次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会计问题进行研究的经典文献。该文献由于首次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进行了检验，开创了会计研究领域的新方向，提供了研究会计问题的新方法，因而第一个获得美国会计学会颁发的“对会计研究有开创性和重要影响奖。
一、作者简况及文献诞生的背景
鲍尔于1965年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6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的MBA学位，1972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鲍尔现为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生院的会计教授。鲍尔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财务报告和披露、盈余和股票价格、跨国会计和财务、市场有效性和市场经济机构等方面。他曾于1986年-2000年担任《会计与经济学杂志》的编辑，从2000年至今担任《会计研究杂志》的编辑。
布朗也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获得MBA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布朗现为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会计、银行和财务学院的会计和财务教授。布朗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会计管制、公司治理、披露政策和实务、证券市场对信息的反映和市场的微观结构等方面。除了学术研究以外，布朗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曾担任公司市场咨询委员会成员、《澳大利亚会计评论》管理委员会委员、《算盘》和《会计和商业研究》等期刊的编委会成员。
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会计研究主要采用的是特定的会计分析模式，鲍尔和布朗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虽然经过严格推理，但都是一些没有证据或没有经过证实的主张或断言。这种分析模式忽视了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一面。由于缺乏经验验证，用会计分析模式来定义的收益数据引起了会计学家的广泛争论。另外，在20世纪60年代，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设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出现引起了会计学者的重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鲍尔和布朗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到会计研究领域。
《评价》一文发表于芝加哥大学主办的《会计研究杂志》1968年的秋季号。该杂志创刊于1963年，主要刊载使用分析研究、经验研究、实验研究和实地研究等原创性会计领域论文。《会计研究杂志》因其较早刊登经验研究论文、重视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和具有有影响的编辑团队而著称。
二、《评价》的基本结构
《评价》一文包括引言、经验检验、数据、研究结果和结论五个部分。该文献的逻辑结构见图1。论文的引言部分主要描述当时对会计收益数据有用性的争论，作者认为争论的原因在于没有经验数据的支撑，认为可以从会计收益数据前后的股价走势来判断会计收益数据的有用性。论文的第二部分“经验检验”和第三部分“数据”主要包括所使用的模型(理论依据)、变量、样本和数据的选择标准、数据来源(保证数据的权威性)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论文第四部分“研究结果”包括假设、对假设的检验结果、检验结果的显著性、对结果的解释和研究设计本身的局限性。论文的最后部分“结论”对全文进行了总结，认为会计收益数据是有用的信息，但是由于有其他竞争性的信息来源，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受到了影响，最后作者还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对研究方法进行改进的思路。该文献的基本结构由于其具有科学性、明晰性和实用性，已为运用经验研究方法研究会计问题的会计研究者广为采用，目前已成为经验研究论文结构的主要范式。
三、《评价》的主要内容
(一)选题的热点性在该文献的引言部分，作者从“会计收益是否有用”这一争论焦点出发对在此之前的会计理论进行了批判。作者认为，当时的会计理论之所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框架，主要在于当时的会计研究方法存在缺陷：缺乏可穷尽性(不能包含所有相关的有证据支持的假设)、解释能力差和不能判断相关的竞争性假设。为了适应当时经济环境变化的需要，出现了许多新的会计实务，如合并、租赁、并购、研发费用、物价波动、税收等。由于这些会计实务缺乏统一的会计理论指导，因而在这些新的会计实务中出现了不一致的现象，这必然降低了“净收益”的可比性，从而降低了其有用性。有会计学家认为，净收益数据仅是一系列程序运用到一系列事件后得到的结果，是不同质部分的累计，因此，净收益数据本质上不能被定义。作者认为，在没有进行经验检验的基础上根据会计分析模式得出由于会计收益缺乏实质内涵的结论是不妥的。随后鲍尔和布朗综合了相关因素，确定用净收益数字的内容以及时间两项内容来共同验证会计收益数据的有用性。
(二)变量设计的巧妙性确定了研究的主题，作者在众多会计收益数据中选择最有代表性和在计量模型上最能表述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考虑到股东对净收益数据和每股盈余较为关注，作者选择了这两个变量作为会计收益数据。在确定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时，借鉴了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文章首先引入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是指在资本市场上总会有一些投资者愿意付出一定的时间和金钱来收集和分析有关信息以作出更优的投资决策，这些投资者比其他投资者有信息优势，在资本市场上的操作会让这些信息迅速反映在资本资产的价格中。当有大量的这种投资者时，资本市场会常迅速地调整资本资产的价格，使这些投资者不能获取更多的非正常报酬。需要注意的是，资本市场有效并不意味着资本资产的价格包含了所有信息，因为资本资产价格的调整过程受相当多因素的影响，是复杂的。不过，资本市场有效意味着资本资产的价格不存在序列相关性，即价格是随机波动，证券价格变化的唯
一原因是出现了相关的、非预期事项，而非预期事项是随机发生的。因而，这时可以认为资本市场总体是有效且无偏的。
根据上述理论，作者提出可观测的股票价格波动与信息--之间的联系，可以证明会计收益所反映信息是有用的，因而将会计收益同股票价格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对会计收益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关键是要区分对于特定公司证券价格有影响的特定信息和对所有公司证券价格有影响的系统信息。作者构建了市场预期收益的两个选择模型来考察市场对会计收益数据是如何反应的。
鲍尔和布朗把影响公司盈余的因素分离为系统因素和特定因素。系统因素影响所有的公司，这样某公司上一年的盈余和其他公司上一年的盈余，可以通过这种特定方式进行联系。如果这种联系是稳定的，可以将这种稳定的联系用固定的函数形式表现出来，此时可以根据其他公司的收益得到某一公司当年收益的条件期望。这样，未预期盈余变动可以通过计算实际收益的变动与条件期望变动的差异得到估计，他们将这个差值定义为当前收益所传递的信息含量。同时作者假定：由企业财务及其他政策改变所导致的盈余变化，在第一次估计前已经被收益的平均变化所反应，即宏观经济和政策改变同时影响企业收益，可以将其进行联合估计。
对未预期盈余的估计，作者首先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求出每个样本公司每年的盈余变化和其他所有公司盈余平均变化(市场盈余变化)的线型回归系数和截距项。再将市场盈余平均变化作为自变量代人上述过程得到的回归模型，计算出盈余变化的预期值。最后未预期盈余变化值(预测残差)即为盈余变化的实际值减去盈余变化的预期值。从未预期盈余变化的估计中可以发现作者是剔除了市场效应的，即不考虑系统因素仅考虑特定因素。
同样，影响公司股价或股票报酬的因素也有系统因素和特定因素。作者首先运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分离系统因素和非系统因素，使用与计算未预期盈余变动相同的方法计算出预期证券报酬率和实际报酬率的偏离程度。再计算出所有样本公司的股票收益率的残差(异常报酬率)。由于市场是有效的，公司股票价格会对新信息迅速进行有效的调整，那么就可以用残差表明新信息对公司股票报酬率的影响。为了对统计有效性进行检验，鲍尔和布朗采用了一个替代模型――幼稚模型。在该模型中预期盈余的替代变量是上年的实际盈余，则未预期盈余变动就是当年盈余与上年盈余的差额(盈余变动)。幼稚模型没有剔除市场效果，仅检验了每股盈余指标。
(三)方法的创新性列会计收益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的研究，作者采用的是事项法，事项为盈余公告。采用的事项窗是第t年和第t+1年的前半年，采用的估计窗截止到第t－1年，由于当时无法取得日数据，因而选择的事项日是第t年的盈余公告月。文章用于计算有关的系数以避免估计误差所选用的估计窗是1946年～1956年的11个财务年度。选择的事项窗是1957年～1966年的9个财务年度。事项法的应用选择事项目非常关键，考虑到《华尔街日报》登载年度盈利预测、初步报告和完整年度报告等三种类型的年度报告，另外由于初步报告中的净利润和每股盈余与随后的正式报告中的数据相同，而且初步报告中的这两个数据比预测盈利报告中的数据更准确，因此作者选择的事项日为公司将初步报告登载于《华尔街日报》的日期。
(四)样本的可比性和数据的可靠性 作者在选择样本时考虑了以下因素：1946年～1966年盈利数据在Compustat数据库中可以获取；财务年度结束于12月31日；可以在CRSP数据库获得至少100个月的股票价格数据；《华尔街日报》年报公告日可以获得。作者之所以按照上述标准选择样本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结论的普遍性。样本选择之后，接着就是数据的选择，根据研究模型的设计，该文献使用了收益报告的内容、报告的日期、报告期附近的证券价格变动等数据。
收益数据来源于标准普尔Compustat数据库的1946年～1966年的数据。通过计算单个公司收益率变化和市场指数收益率变化之间相关系数，作者发现处于中位数的公司的收益率变化的25％可以被市场指数的变化所解释，而且最高的解释程度为52％。年度报告公告日来源于《华尔街日报》。作者发现财务年度结束日与年报报告日之间的间隔从1957年～1965年呈现一种稳定下降的趋势，这说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越来越及时。股票价格比来源于芝加哥大学证券价格研究中心(CRSP)的数据库。该数据库中的数据采用纽约证券交易所1946年1月～1966年6月的月度收盘价，并进行了股利和资本的调整。
(五)结论的显著性 为了更好地检验异常报酬率与未预期会计盈余变动中所包含信息的关系，该文区分了会计盈余变动中的预期与未预期盈余变动。另外，该文将盈余预测误差为负值(即实际收益变动小于条件期望变动)定义为坏消息，反之则为好消息。该文提出的假设命题为：如果会计收益数据与股票价格之间有关系，会计收益数据信息的将导致该公司的股票报酬率变动。即如果盈余预测误差为负值，股票报酬率残差也为负值；反之亦然。在经验检验中，作者将年度报告宣布日所在月份定义为0，用APIM表示第M月的异常业绩指数，APIM衡量的是一美元(等额投资于n种证券)在年报公告日前一年(第－12月月末)投资于一个投资组合到第M月为止的平均累计非正常报酬率。在计算APIM的过程中，先根据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分成两组(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为正(好消息)的公司分为一组，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为负(坏消息)的公司分为一组)分别进行计算，然后再把所有样本合在一起进行计算。作者认为，如果会计收益数据与股票报酬相关，就可有以下的推断假设：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为正，则APIM大于l；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为负，则APIM小于1；对于合并样本，APIM趋近于1。
该文的这些假设全部得到了验证，并且统计检验结果都很显著。在分样本检验中，检验结论表明年报中的会计收益数据是好消息时，在公布收益数据的前11个月和后1个月的平均非正常报酬率显著为正，反之亦然。在整个样本检验中，检验结果也指明总体也呈现出这种趋势。另外，作者还用现金流(用营业收入估计)和非重复性项目前的净收入来替代年报中的会计收益数据进行了检验，发现最后的效果没有用年报中的会计收益数据显著。通过检验的结果，作者还观察到市场已在年度报告前预测到包含在会计收益数据中的大部分信息。事实上，预测之所以如此的精确，以至于在会计收益数据公布月的异常报酬指数没有太大的变动，主要是因为市场不仅早在年度报告前的12月就开始预测未预期收益，而且全年市场都在不断地预测。
该文作者认为年度收益报告虽然能提供新信息，但不能及时传递信息，因为其大部分内容(大约85％至90％)能够从更及时的信息来源(包括中期报告和非会计信息，年度会计报告仅仅是投资者所能得到的诸多信息资源中的一种)中获取。作者还发现
APIM存在向年度报告公布月后持续漂移的趋向，其中收入预测误差信号和股票回报残差之间的关系可能在年度报告公布月后持续了2个月。经过分析，认为可能是交易成本的存在而造成的，剔除交易成本的影响，市场对数据的反应应当是趋向于无偏。
(六)研究的严谨性 考虑到在回归估计中违背了最小二乘法的假定条件，作者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估计行业效应可能仅仅影响某个公司收益率变化的10％，而且行业效应对回归系数的影响不显著。作者认为回归分析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这些不会影响最后的统计结果。另外，虽然作者选择的样本没有包含那些已经失败的公司、财务年度没有结束于12月31日的公司、在股票价格研究中心CRSP的资料库中没有记录的公司和华尔街日报描述的年轻公司，这可能会降低结果的一般性，但作者认为文献检验所选择的261家公司还是有相当的代表性，而且用相同的方法对其他样本进行研究得到了非常一致的结论。
(七)研究的方向性 虽然该文献的研究方法具有相当严密的逻辑性以及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但在文献的最后作者还是指出了研究中的一些局限性，如没有考虑月末发生交易时股票价格同时变化、数据中存在误差、股价的离散性、“预计误差”模型的无效性、收益预期误差的系统偏差等。除了作者指出的局限性外，还指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市场如何预测净收益的变化、中报或股利宣告的作用、中报与年报的成本以及未预期收益变化程度(不仅仅是符号)和相关股票价格调整程度的定量关系等。
四、《评价》对西方会计科学理论研究的主要贡献
(一)对早期会计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变革会计原则委员会(APB)之所以在1959年取代会计程序委员会(CAP)，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CAP内部对收益和留存收益的列报等领域的处理引起了严重的分歧，这些分歧不仅暴露了CAP在缩小公认会计方法范围的作用上的差距，而且还揭示了在资产计价和收入确定的恰当方法上的本质差异。这种分歧、差异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在早期的财务会计研究中，会计研究人员仅仅对从现有实务中提取理论原则感兴趣，而经济学家则对从“真实收益”中得出计量方法感兴趣。这些分歧促使会计学家认识到必须要有～个前后一致的统一的会计理论框架。
鲍尔和布朗并没有沿着上述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而是在分析了当时理论研究的不足后，从争论的焦点――会计收益数据的有用性出发，运用经验研究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评价》一文仅是使用了收益和每股盈余等少数术语，其余内容与当时的会计理论研究并没有联系，这也导致这篇经典文献在当时曾一度被认为是没有研究会计问题的论文，因而曾被美国会计学会会刊《会计评论》退稿。该文公开发表后，因其对会计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独特性逐渐被会计研究人员所接受，因而后来第一个获得美国会计学会颁发的对会计研究有开创性和重要影响奖，由此可见，该文对早期会计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变革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
(二)对会计科学理论发展的影响 《评价》一文首次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证明了证券价格会对公告的盈余有反应。随后人们开始对证券市场反应的其他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自此决策有用性的信息观一直在财务会计理论和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方法，直到近来才开始让位于计量观。该文采用的事项研究方法是采用事项法进行会计研究的先锋，这一研究方法后来被用来研究大量的会计和财务问题，如股利公告、盈利公告、兼并收购、投资支出、增发新股等事件都是这一领域研究的问题。继该文之后，大量的学者不仅用更短的估计窗和事件窗、用累计非正常报酬、用非美国数据进行类似的研究，而且还使用类似的方法对其他领域进行研究。
《评价》一文开创了会计与资本市场结合研究的先河，在随后的30年中有大量的相关文献发表在顶级的会计和财务期刊上。受其影响的会计与资本市场研究主要体现在盈余反应系数(简称ERC)、分析师的预测工具、基础分析与定价研究和资本市场有效性检验、会计选择和会计管制等领域。
五、《评价》对我国会计科学理论研究的启示
(一)丰富和发展了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成果从1997年开始，我国的会计学者开始将该文献的研究方法引入到我国的资本市场研究中。张水泉和韩德宗(1997)运用事项法研究了上海股票市场上市公司派息、送股及配股事件对其股价的影响，发现市场对派息的反应最强。陈晓、陈小悦和倪凡(1998)也采用事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首次股利信号传递效应进行了相关研究。陈晓(1999)还借鉴该方法专门研究了我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运用事项法研究我国资本市场的会计问题的文献相当多，限于篇幅此处并不一一列举。《评价》一文对我国会计与资本市场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引导和借鉴作用，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会计理论。
(二)对我国会计科学理论研究未来的引导作用尽管国内引入和借鉴鲍尔和布朗在《评价》一文中所应用的研究方法比较晚，但却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未来我国会计理论研究要继续吸收和借鉴本文献的精华，以推动我国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进程。不过，要提醒研究人员注意的是，在以后的学习和借鉴该文献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摘要]本文在阐述文化营销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我国服装企业文化营销现存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服装企业实施文化营销策略的方法和战略。
[关键词]文化营销现存问题品牌策略
近年来，我国服装市场发展迅速，服装市场的竞争也越演越激烈。这种激烈的市场竞争带来了服装营销方式的升级，服装文化营销也应运而生，文化营销将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服装市场营销的主题。
一、文化营销的内涵
文化营销顾名思义即将企业的文化运用于企业的产品营销之中，用文化的方式来经营销售企业的产品。更精确的含义是：通过激发产品的文化属性，通过与消费者及社会文化的价值共振，构建亲和力，建设营销团队，实现文化沟通，将各种利益关系群体紧密维系在一起。文化营销是以传统营销为基础形式而发展起来的，但又比传统营销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既是一种新型的营销观念，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营销手段。这种手段不是单纯地把某一件商品推销给消费者，而是为了努力与消费者达成默契，从内心去影响和引导消费者的行为。
作为服装行业，由于不同的服装设计风格本身表达了一种不同的文化内涵，因此服装企业通过实施文化营销，可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求，让消费者在对服装产品价值的理解上与企业达成一种默契和共识,从而增进服装企业和消费者的交流和沟通，满足消费者的文化诉求，提高企业的经营水平和竞争优势；更好地改善服装品牌在服装消费者中的形象，从而使服装企业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
二、我国服装企业文化营销现存问题
文化营销对服装企业的作用是无可质疑的,但文化营销对于服装企业来说是一种新型的营销策略,因此在运用文化营销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
1.设计师作品简单模仿,缺乏特色
服装是一种表现文化和艺术的方式。在服装行业，设计师本身的文化内涵及品位倾向就是一种影响服装营销的因素。设计师也是要追求个性的，他们自身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决定了他们设计的风格，也决定了接受和喜爱他们设计的目标顾客群。纵观中国服装行业的竞争现状,人们不难发现抄袭性与同质化已经成为中国服装行业的致命要害,很多服装企业根本不具备创新的意识。
2.缺乏从文化的角度来塑造品牌个性
纵观国内的服装品牌，大都缺乏穿透力强的品牌文化，有的甚至根本谈不上品牌文化。服装品牌的内涵是文化，但在服装企业的营销活动中，竟然出现了企业品牌的文化内涵与企业本身的理念不相符，企业在产品、管理、服务等方面与品牌固有的消费价值不能对接，这样就无法提升企业自身的品牌实力。
3.盲目的广告宣传,缺少实质性的营销文化
有的服装企业把传播的文化看作是流行文化,甚至是迎合少数人低级趣味的俗文化,忽视对广告、公关、包装的文化内涵的考察。
4.对产品营销向文化营销转变的认识欠佳
在当今中国市场消费需求发生变化之时，消费者从纯粹的功能消费逐渐转变为对产品文化内涵的需求。比如：“爱慕·敦煌”清晰地看到，当中国进入中产消费时代，内衣文化一定会从羞涩的角落里走到前台，率先实现了从产品营销向文化营销的转变。如果在时尚消费转变中，更多的让消费者从注重产品营销向文化营销转变，才有可能提升人们对品牌的认知度，才会产生的很强的市场效应。
三、我国服装企业实施文化营销的策略
针对服装企业文化营销的现存问题，服装企业的市场营销组合策略将进行全面更新与调整，服装企业实施文化营销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1.产品文化营销策略
产品的文化营销策略是把企业文化内涵融合于服装产品的设计、品牌形象、包装和服务等方面，用文化来提升产品的内在价值。
(1)实施品牌文化策略
在服装企业的生产过程中，产品质量问题不仅要常抓不懈，更要深化产品品牌的文化内涵。
(2)提高产品包装的文化内涵
服装包装不仅有保护产品安全的作用，更是产品的“无声推销员”。服装企业应在包装设计中强调包装材料、图案设计、色彩与文字说明的统一协调和搭配，突出文化特色与文化韵味，并结合自己的目标市场，树立独特的产品形象。
2.分销渠道文化营销策略
从分销渠道文化营销策略中来看，建立消费者数据库，主动对消费者进行购物指导及消费教育，加强售前、售中、售后服务的管理，以取得通过营销文化沟通企业与消费者的关系。
3.价格文化营销策略
服装产品价格的制定要受到成本、需求、竞争等多方面的影响。从价格文化促销策略来看，消费者购买的服装产品实际上是购买产品本身的整体利益,其定价也是以消费者期望获得产品的总价值为标准。
4.促销文化策略
关键词：银行保险；产业组织；技术升级；政策租
中图分类号：F840.6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72（2012）02-0063-07
一、有关银行保险研究的角度
综观银行保险的研究文献，其实质是一个角度选择与确立的过程，期间经历了渠道说，瑞上再保险公司的：“从最简单的形式来看，银行保险就是通过银行渠道来销售保险产品”。OECD的“银行保险用于描述银行通过其分支网络交叉销售保险产品的现象”。小哈罗德·斯凯博的合作说，将银行保险定义为银行和保险人之间为通过银行推销保险而做出的一种安排，如购并、合资、市场联盟，其中保险人主要负责制造、生产保险产品，银行则致力于销售。Michael.D.White从战略融合说上将银行保险定义为由银行或其分支机构、银行和保险公司交叉持股的机构，经营具有资产管理功能的保险类产品、交叉营销或销售银行和保险产品所能带来的任何产品或服务。三种不同学说的演进是人们对银行保险认识逐渐深化的表现，具体到我国是在金融分业经营的基础上探讨银行与保险两个行业的合作，而且就目前银行保险所呈现的问题还主要表现在市场运作方面而言，笔者认为渠道说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并预示着我国银行保险的合作也会沿着金融分业到混业的程度而不断提升。即渠道说更能够顺藤摸瓜地推导出中国银行保险发展的路径与国外银行保险发展路径之间的异同和根植于中国经济背景下的依据。
二、问题的提出
自从2001年中国寿险业开始推动银行保险业务以来，银行保险规模呈现跨越式发展，2004年银行保险业务已经占到当时保费总收入的30%。2009年末，市场最大的前七大寿险公司统计，银行保险收入已经达到3239亿元，占寿险总保费46%，从保费规模和占比看，我国银行保险仅用了八年时间就走完了欧洲银行保险市场30年走过的路程。在中国，银行已经成为寿险产品最重要的销售渠道，推动中国保费收入的快速增长。然而，目前中国保险产品的种类、复杂程度以及客户服务的整体质量却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结果便形成了这样一个既“高速发展”但又“极度落后”的市场。
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表现为几乎所有中资银行都以收取手续费的方式代销保险产品，寿险公司竞争银行保险业务几乎变成竞争银行销售保险意愿的手续费竞争。2003年，监管政策解除银行保险“一对一”的限制，允许银行同时与多家保险公司开展合作，产生了“一对多”模式。无论大保险公司还是中小保险公司都能迅速与银行总行签署协议，与分支行制定保险的政策，与储蓄网点落实保险的具体措施。“一对多”政策变成了市场中的“政策租”效应引发了寿险公司“扎堆”银行。由此，我们不得不产生了这样一个思考：政策租是银行保险的起点还是终点？是政策对市场效应的简单封闭性循环还是螺旋开放式循环？也就是说，如果政策租成为寿险公司与银行合作的唯一条件，那么寿险公司在与银行的合作中始终被动最终因严重不平等而退出。如果政策租不是寿险公司与银行合作的唯一条件，那么寿险公司一定要通过银行对寿险公司形成依赖来获得主动。哪怕是部分、间歇性的依赖也会使寿险公司因获得主动而带来经营上的收益，使银行保险业务内生出持续发展的路径探索。
因此，我们通过对目前市场上各家寿险公司总部银行保险从业人员调查寿险公司入驻银行的动机、入驻银行的愿望、人驻银行后对银行的投入及投入的技术升级与经营绩效的问卷调查与实证检验，试图揭示以银行为载体的银行保险共赢在初始阶段为什么呈现“扎堆”的特征；后期的发展是否形成依赖效应，从而对寿险公司入驻银行的事实做出客观评价和发展建议。
三、以银行为载体的寿险公司“扎堆”：理论假说
寿险公司投资银行的先决条件是制度许可，金融严格分业经营是我国一贯坚持的政策，寿险投资银行只能走政策空隙，因此，银行保险的宽松度取决于保险监管给出的政策。由此，我们给出一个“政策租”假设：银行作为保险发展的载体，最初是通过保险监管提供制度许可、降低保险公司准入门槛等政策——“政策租”来实现保险的保费规模增长。就“政策租”的具体形态包括：监管部门把银行兼业保险的门槛由“一对一”降低到“一对多”，寿险公司竞争银行网点不受先来先得的限制；银行寿险公司产品，对寿险公司没有做出任何资质、大小、经营绩效上的规定，寿险公司人驻银行只问意愿不问能力。任何寿险公司都可以开发针对银行平台的趸交型分红产品，对寿险公司的监管不分渠道与产品，偿付能力的监管上体现出粗线条。监管部门及市场管理部门没有给出寿险公司产品开发上的保护措施，寿险市场上产品模仿不受约束。
在该假设下，决定寿险公司能进驻银行的变量空间增加了。由于政策宽松，足够大的“政策租”将导致寿险公司“扎堆”银行往往不具有自发演进的效应。于是，我们提出假说，假说1：保险监管以“政策租”为砝码所进行的保险规模化发展，由此导致寿险公司“扎堆”银行没有形成传统意义上的企业收益。
寿险公司因追逐“政策租”而进驻银行。一旦进入银行，寿险公司将不可避免地与银行各种利益相关者（要素所有者）发生交易关系。寿险公司一旦“落地”银行，就意味着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专用性投资”，其中包括固定资产、员工招聘和企业特定能力的培训等等。换言之，寿险公司不可能无成本地退出。由于寿险公司与银行业务往来（产品价值链）产生的交易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各种技术、管理以及市场等方面的溢出效应。但是，在寿险企业进驻银行的主要动机是“政策租”的情况下，一个可能的结论是，寿险公司只问在银行平台上取得的保费规模不问银行保险投入成本的影响。假说2：在“政策租”假设下，寿险公司与银行及其相关主体之间的联系必然增加，但是，这种交流并不必然形成产业组织为条件。
上面两个假说主要是研究“政策租”假设下，寿险公司与银行之间的博弈关系。由于寿险公司与银行合作中，寿险公司入驻银行的经营条件中存在“政策租”而大大降低了寿险公司进入银行的门槛，寿险公司与银行之间的博弈更多演变为不同寿险公司之间为争夺银行网点的竞争。然而，在加入WTO的外在压力与寿险公司市场化经营中确立利润指标为立足之本的大背景及趋势下，寿险公司对银行的技术投入与管理能力可能是其获取银行保险业务良好绩效从而增强竞争力的主要途径。这种途径包括两种：一种是政府行为的结果，即政府通过制定选择性竞争政策提高行业准入门槛，降低寿险公司“扎堆”银行的可能性，保护整个行业在银行平台上的经营绩效。另一种途径则是寿险公司利用与银行业务合作中内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所进行的技术升级活动。因此，如果说在既定的政策框架下尚未消耗的“政策租”是寿险公司银行保险绩效的共同来源，那么，寿险公司的技术投入、管理能力提升则是寿险公司企业绩效的特定来源。假说3：“扎堆”在银行的寿险公司通过技术投入、管理能力提升活动，显著促进其银行保险经济绩效和竞争力的提高。
总之，寿险公司“扎堆”银行是寿险公司在发展中遇到“政策租”而得到发展，是政府的政策空间给予寿险公司在竞争中的超越竞争门槛而得到超常规发展的条件，而非寿险公司在积累了自身能力具备与同业公司竞争的前提下入驻银行展开银行保险争夺的自发演化过程。这种寿险公司的同业竞争先天的不具有一般产业竞争优势的外部经济特征：即差异化优势、成本优势或集中化优势。政策租以及政府对各种寿险公司产权保护及寿险公司与银行签署合约执行的承诺实际上是政府和各种寿险公司之间博弈的均衡。当寿险公司进驻银行之后，出于技术投入和管理能力提升的需求，会在寿险同业之间、寿险企业与银行企业之间、寿险公司与劳动力、技术与管理人员之间产生各种相互作用，银行保险的企业效应、产业效应逐步体现，提高银行保险的经济绩效和寿险公司与银行合作中的竞争力，最终可能演化成一个银行保险的产业组织。
基于以上分析得出的基本假说，我们运用各类寿险公司经营银行保险的调研数据通过计量回归和样本分析对其逻辑上的一致性进行实证检验。为了对银行保险做定性问题的研究，所采用的样本都集中在各家寿险公司总部的银行保险从业人员，保证了解的信息平台一致及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一致。
四、数据及变量说明
（一）数据
我们采用的调查问卷分为三个部分：寿险公司基本情况、银行保险业务开展状况以及银行保险的竞争优势。寿险企业基本情况包括：公司年限、银保部门人员数量、银保业务规模以及寿险公司的股东结构。银保业务开展状况包括：开拓银行渠道业务的政策是否比其他渠道宽松，同业竞争中是否会提高员工待遇，是否提高对银行的技术投入，是否加强对银行操作人员的培训，是否开拓除柜面的其他银行岗位或安排更多的人力，银行在银保业务中在设备、客户营销、客户服务、人力支持、设备处理、信息处理是否依赖寿险公司等等。银行保险的竞争优势从保费规模、利润水平及市场占有率中体现。
被调查的寿险公司包括截止2008年底开办寿险银行保险业务的各类公司，既有大公司也有小公司，既有中资公司也包括外资、合资公司。虽然这项研究工作起始于2010年，考虑到银行保险业务的发展要持续2年以上才谈得上公司是否适应于该项业务的开展，因此，选取样本的依据是公司2008年底前开办银行保险业务。
（二）变量
1 外生潜变量。寿险公司人驻银行的主要手段。寿险公司入驻银行主要是在“政策租”的前提下，通过寿险公司单方意愿基本就可以决定是否要进入银行平台，是否要开拓银行渠道。寿险公司与银行初步合作后，投入的深入合作手段。由于假设1，寿险公司很容易人驻银行，本来是寿险公司与银行之间的博弈被各个寿险公司之间的竞争取代。基于假设1、假设2，我们预期这两个变量对银行保险的绩效影响不显著。
2 内生潜变量。银行对寿险公司的依赖（因素）。寿险公司在银保合作中能否掌握主动？寿险公司“扎堆”银行后，对银行操作平台上投入了设备、人力、服务等，使银行与寿险公司的合作加深逐步演变到银行依赖寿险公司。根据假设3，我们预期寿险公司对银行的设备、技术、人力、服务等的投入对银行保险绩效影响为正。随着银行对保险公司的依赖性加大，保险公司在银保合作中取得一定的主动性（见表1）。
变量指标说明：本研究着重从变量之间的关系说明问题的性质，因此变量都是通过问卷获得，同时，考虑到业务单位的操作，问题的设计更通俗及接近实际。政策租变量主要有：总公司给出开拓银行保险业务的政策比其他渠道宽松（X1），寿险公司对银行渠道志在必得（X2），同业竞争中我们会调高银行开拓费用（X3）。寿险公司的投入主要有：同业竞争中寿险公司会提高员工待遇（X4），同业竞争中寿险公司会加强在银行的设备投入（X5），同业竞争中我们会加强对银行操作人员的培训（X6），同业竞争中寿险公司会提供银行很多市场开拓的技术措施（X7），同业竞争中寿险公司会开拓银行除柜面外的更多岗位协作（X8），同业竞争中寿险公司会在银行安排更多的人力（X9）。银行对寿险公司依赖的主要通过5方面指标衡量：随着银行保险业务的开展寿险公司现在可以逐步影响客户（Y1），随着银行保险业务的开展银行在技术设备上越来越依赖寿险公司（Y2），随着银行保险业务的开展银行在客户营销上越来越依赖寿险公司（Y3），随着银行保险业务的开展银行在客户服务上越来越依赖寿险公司（Y4），随着银行保险业务的开展银行在人力支持上越来越依赖寿险公司（Y5）。寿险公司在银保业务中通过以下6方面体现出主动性：寿险公司提供给银行的设备技术处理能力上创新（Y6），寿险公司提供给银行的设备信息处理能力上创新（Y7），寿险公司提供给银行的设备便于银行掌握上创新（Y8），寿险公司经常提供储蓄网点销售保险的物质激励措施（Y9），寿险公司经常提供储蓄网点销售保险的销售技术（Y10），寿险公司经常提供自己销售队伍的软性投入（Y11）。
关键词：中原城市群 城市群经济性 产业集聚效应
文献综述
国内外对城市群效应的分析，观点众多，结论不一，主要结论有如下方面：
首先，城市群发展对区域经济产生溢出效应。例如，王永刚（2008）研究认为：城市群在发展过程中，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诸如城市群经济规模效应、产业集聚效应、资源配置效应等多种“正溢出”，溢出值愈明显，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愈强。毕秀晶、宁越敏（2013）研究指出：大都市区是城市群的增长极核与辐射源，城市群又是其所在区域的增长中心，大都市区的溢出效应对城市群的集聚和扩散起着重要作用。Wei Y H D，Danlin Yu，X J Chen（2010）指出城市群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作用显著。
其次，城市群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一种要素的集聚效应。例如，Virkanen（1998）研究结果证明芬兰南部地区工业集聚是造成波及水环境和大气环境重金属污染的主要原因。随后，Frank（2001）等研究表明欧盟200 多个城市密集区空气质量的变化与该地区产业的规模化集聚具有很高的相关性。苏雪串（2004）认为要素集聚是城市化的基本特征，城市群是城市化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必须充分发挥要素集聚和城市群效应。谭啸（2012）研究指出，区域经济分工和专业化不断深入，经济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现象日益明显，经济集聚范围越来越广，所有这些使得城市群作为集群化经济体的典型代表，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要素集聚效应日显突出。
再次，城市群的出现和发展带来了明显的自然、生态环境效应。蔺雪芹、方创琳（2008；2010）研究了武汉城市群发展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结果发现伴随着工业化崛起的城市群对生态环境影响显著。
最后，城市群带来明显的集聚效应。马延吉（2010）指出：区域产业集聚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产业集聚与扩散推动城市群大中小城镇的发展。由此推断，城市群内产业集聚效应十分明显。郝俊卿（2013）通过对关中城市群产业集聚的特征、机理及集聚效应的分析，得出制造业集聚对关中城市群在空间结构、城市形态和结构演变三个方面产生了明显的集聚效应。
总之，综合国内外有关城市群效应的研究成果，主要可归纳为四个方面，即城市群的溢出效应、生产要素集聚效应、生态环境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纵观国内外对城市群效应的研究，也多是集中于某个或某几个城市群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针对中原城市群效应的分析并不多见，针对城市群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推动效应的研究也较少，成熟的成果更少。
为进一步研究城市群效应，结合城市化和城市群的关系，本文绘制出城市群产业集聚效应图，如图1所示。由图可以看出，城市化推动城市群逐渐形成，而城市群的发展带来了生产要素和产业集聚，各种产业在城市群内及城市群周边的集聚，形成功能相对完善的产业链，从而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经济全面发展，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本文以中原城市群为对象，对城市群产业集聚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产业集聚效应的理论分析
产业集聚最明显的特征是大量企业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高度积聚，而企业大规模积聚可以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降低城市基础建设资金支出。由此节省下来的资金可以有效优化投资硬件和软件环境，吸引更多的企业来此聚集。实现外部范围经济、规模经济、城市化经济、地方化经济、聚集经济，带来技术扩散效应、积聚体内学习效应、资源整合效应、产业创新效应及成本节约效应等。
产业积聚的成本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产业积聚可以有效降低产业集聚区内公共设施建设成本，提高设施利用率。即大量企业积聚，可大幅减少分摊到单位产值的公共设施成本，而且在地理范围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产业集聚区内企业数量的增多，这一成本仍有下降空间。其次，产业集聚的形成可有效降低劳动力成本。一方面，对于集聚内企业而言，大量企业的积聚可吸引并维持相当规模的劳动力积聚，形成对劳动、技术和管理人才的“磁场效应”，充足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的存在使得产业集聚区内企业招聘和搜索、雇佣、培训人才的成本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大量类似企业的积聚，既可以为劳动者提供丰富的劳动技能培训机会，也为劳动者在聚群内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发挥自我能力提供了方便，可有效降低劳动者的就业成本。最后，产业集聚区内部企业的大量积聚，也带来了多变的行业信息，使得企业可以较低的价格或相对低廉的成本获取自己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先进企业的入驻，可以为产业集聚区带来前沿的生产技术、国内外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借助“学习效应”，可有效降低相对落后企业的“搜寻成本”，增强其后发优势。
对于产业集聚的效应研究，关注核心是产业集聚内外部效应，具体如何量化这一效应，这些理论并没有给出很好的解决办法。而分析产业集聚效应，离不开量化分析，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实用性，本文拟引入经济学的弹性分析理论，依照弹性计算公式对产业集聚效应进行具体的量化分析。
中原城市群产业集聚效应的实证分析
产业集聚已成为一种世界经济潮流，对于建设中原经济区、加快中原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推动中原城市群经济与社会发展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产业集聚成因多种多样，既有内部性影响因素，又有外部性动因。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产业积聚效应分析是一个永恒话题，是新古典经济学外部性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经济外部性问题引起的对产业积聚效应的分析正不断引发经济学领域的创新。通过分析中原城市群产业积聚效应，明晰产业积聚对中原城市群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意义重大。
当前，衡量产业集聚效应的分析模型很多。何景师、陈晓忠（2013）通过构建协同增长、竞争和共生模型，对物流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做了分析。该模型着重研究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但没有说明是技术溢出或者是其他，对溢出效应的解释不明确，也未能对模型做具体的案例验证。范潇允（2013）利用Hamel（2000）所提出的经营模式理论，借助实地调研，以辽宁纺织行业产业集聚为基础，对产业集聚与企业经营模式的关联性进行了具体探讨，发现二者间关联性极强，即产业集聚可有效提升集聚内企业整体经营效益。不足之处在于，该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纺织行业，其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行业，尚需进一步探讨。苗丽静、王雅莉（2007）通过构建具体的模型，对城市化经济的产业集聚效应做了具体分析，并指出：产业集聚只有扎根于城市化肥沃土壤，才能得到更深、更广泛的发展。总之，纵观国内外产业集聚效应分析成果可以发现，专门研究城市群产业集聚效应的成果尚不多见，基于此，本文以苗丽静、王雅莉所构建的模型为基础，以中原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探讨城市群的发展对产业集聚效应的具体影响和作用，以推动中原城市群健康、快速发展，指导城市群产业更快、更好地积聚。
（一）模型及变量说明
西方经济学所讲的弹性理论主要指一个（因）变量变动百分比对另一个（自）变量变动百分比的比值，即因变量变动对自变量变动的反应程度。一般认为当弹性值大于1时为富有弹性，弹性值大于0小于1时为缺乏弹性。衡量城市群内部产业集聚效应的一个方法就是估算出产业集聚区内各行业总产值（产量）或集聚规模的变化对该产业集聚区所在地区（城市）劳动生产率、城市化率或其他总量指标的影响，一般可以借助弹性指数近似替代产业集聚效应指数。本文用ECit代表产业集聚效应指数，qit分别代表产业积聚城市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城市化率等指标，TVit分别代表某产业集聚区城市一定时期内的从业人员规模、工业总产值等个量性指标，i、t分别代产业积聚城市和年份。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上式中，为分别考察产业集聚效应的动态变化，消除短期波动对计算结果的不利影响，缩小误差，提高准确性，可以采用固定基期的方法对数据加以处理。考虑到中原城市群一些产业集聚是近几年迅速发展起来的现实，本文以2006为基期，2012年为报告期，选取河南省郑州市、洛阳市、安阳市、新乡市、南阳市和漯河市等拥有国家级和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原城市群核心城市为计算对象，分别计算各个城市及对应高新技术开发区或经济技术开发区的qit 和TVit 。之所以选择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或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因之一是高新区是2000年以来全国各地市重点发展的产业园区，也是产业积聚的核心地带，产业较为集中，性质比较接近，容易形成产业集聚；原因之二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或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当地经济发展过程中承担角色特殊，是地方税收的重要来源、产业积聚的支柱。具体公式如下：
为进一步考查产业集聚区其他指标对中原城市群的积聚效应，本文同时选取了各产业集聚区及所在城市的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从业人员规模、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做参照，采用同样的计算方法，分别计算了产业集聚区指标对城市总量指标的影响，即城市总量指标变动百分比对产业集聚区个量指标变动百分比的反映程度，以此考查产业集聚效应的量化值。指标选取范围、来源具体如表1所示。
（二）数据来源说明及计算结果
根据数据的时效性和可得性，本文选取2006年为基期，2012年为报告期。以2007年和2013年河南省及各地市统计年鉴为依据，各地各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数据为补充性参考，选取中原城市群中实力比较靠前的9个重要城市及各城市所拥有的国家级或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相关数据。根据上述公式分别计算各产业集聚区所在城市总量指标对积聚体个量指标变动的反应程度，即弹性值。具体计算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产业集聚效应最为明显的是郑州市，企业单位数弹性值为1.18，工业总产值弹性为1.11，工业增加值弹性为2.93，全员劳动生产率弹性值为1.02。弹性值全部大于1，可认为郑州市产业集聚效应明显且富有弹性，即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两大产业集聚区企业数量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将会引起郑州市企业总数变动1.18个百分点；两大产业集聚区工业总产值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将会引起整个郑州市工业总产值变动1.11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每变动一个百分点，会引起整个郑州市工业增加值变动2.93个百分点；两大产业集聚区从业人员人数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引起郑州市全员劳动生产率变动1.02个百分点。充分说明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两大产业集聚区对中原城市群发展的集聚效应十分显著。表中结果同时显示，产业集聚效应显著的还有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三门峡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产业集聚区，弹性值均在1左右，比较有弹性。进一步说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中原城市群最为重要的产业积聚地带，产业集聚效应显著。开封、许昌、濮阳等城市各个弹性值相对较小，说明这些地区在中原城市群建设过程中，所处地位略逊于前面几个城市，产业集聚效应也不如其显著。开封历史悠久，但长期以来工业落后，旅游业规模较小，交通也不如其他城市发达，工业、科技实力、承接产业转移等方面都落后于其他城市，上述原因导致开封产业集聚效应不明显，指数较小。
结论与建议
实证结果表明，城市群具有显著的产业集聚效应，然而由于城市群内部城市地位与产业定位不同，城市群内部产业集聚效应存在不均衡性，核心城市或经济地位显著的城市群产业集聚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说明产业集聚本身具有规模效应和自我累积的动力，这种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强化了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联系，从而推动城市群进一步发展。
虽然中原城市群的优势产业产生了明显的产业聚集效应，但更多的是增加了空间聚集和产业规模，未能深化产业分工尤其是垂直分工，产业集聚层次不高。比如能源、矿产、食品、化工等产业，中原城市群的许多城市都作为重要产业甚至主导产业定位，各个城市之间在产业内部缺乏深入分工和错位发展。导致各城市间从要素市场到产品市场的争夺，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而抑制了区域整体联动效应的发挥。必须在整个中原城市群区域范围内，考虑中原地区的产业分工和布局的合理化。
对于处于不同工业化层次的地区，可以通过配套性垂直分工来加强产业联系；而对于处于同一层次的地区，则可以通过地区之间的互补性水平分工来加强产业联系，逐步建立和谐融洽的区域竞合关系，保障区域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由于中原各个城市的工业化水平、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优化产业的垂直和水平分工等条件各不相同，建立区域分工合作体系必须考虑优势互补、产业互动、资源共享、差别竞争和错位发展这些基本产业原则，从而实现区域内产业升级和进一步整合，提升城市群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发挥和增强城市群产业的集聚经济效应，最终建立出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产业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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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入史的问题
网络文学必然进入文学史，并不意味着自动解决网络文学入史的问题，网络文学入史需要面对的问题需要充分的认识和讨论。文学史写作的基础是要有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学理论不包括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文学批评中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或者文学史里欠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⑤文学史是对一个时段文学创作的提升和总结，并不是每一个作家都能进入文学史，进入文学史的作家都是经过文学批评筛选的作家，只有那些创作上取得了一定成就的作家才能得到批评家的关注，才能进入文学史。网络文学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网络作家与传统作家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大多是非职业化的写作，其写作的起点低，写作的作品通过网络媒介的放大，在读者群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他们的作品可供文学分析的“艺术含量”并不高，很多作者是“玩票”写作，有些作者是昙花一现的写作，有些作者写了很多作品，但并没有多少文学成就可言，如《第一次亲密的接触》作者痞子蔡的写作就是如此。还有些作者是由一部文学作品成名，其后续创作尚未可测，如创作《明朝那些事儿》的当年明月，写《藏地密码》的何马，都是如此。还有些作者是在网络上成名，但其后期的写作力图摆脱网络的影响，写作的作品也不再在网络上首发，其写作的网络特色已经淡化了。如安妮宝贝和宁肯，前者是早期中国网络文学创作的代表性作家，曾与李寻欢、宁财神被称作是网络文学的“三驾马车”，安妮宝贝的作品主要发表的途径是实体书的出版，主要走市场销售路线，但其创作的纯文学色彩越来越浓，其文字的思维力度和忧郁色彩愈益浓烈，也赢得了更多的读者，有研究者撰文的题目为《安妮宝贝：路为什么越走越宽？》⑥，批评家郜元宝评论安妮宝贝的文章题目为《向坚持“严肃文学”的朋友介绍安妮宝贝———由〈莲花〉说开去》。⑦宁肯的《蒙面之城》曾自由投稿到几家大型的文学刊物，被拒绝，后来在新浪网上连载，好评如潮。《当代》文学杂志找到宁肯，以头条刊发，并加“编者按”，认为这部作品的出现标志着网络文学的创作水平已达到了与纯文学比肩的地步。但宁肯后来的创作并没有走网络路线，而是承续80年代先锋小说的路向，追求思想和艺术形式上的先锋探索性，其写作有意识地面向小众读者，其作品《天•藏》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前20强。早期通过网络成名的作家慕容雪村后来的创作的作品网络文学的特色也渐渐地淡化。2003年，起点中文网的vip收费成功，网络写作者在网上发表作品就可以获得收入，在网站推举、宣传、排行等机制的刺激下，网络们日更新数千字甚或上万字都是家常便饭，这样高密度的写作，让写作成为一种“码字”生活，写作者不能及时充电，不能有更多地思考期和犹豫期，没有艺术的沉淀期。在学术界，网络作家常被称为是“网络”，唐家三少、跳舞、血红、我吃西红柿、南派三叔、沧月、天下霸唱等人的作品市场效应很好，但几乎没有批评家评论他们的作品。“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开创了“为人生”的“启蒙”文学的新传统，而最有网络文学特色的是玄幻、盗墓、YY、穿越、修真等题材的娱乐化小说，这些小说中思想的含量和艺术的含量似乎都很稀薄，禁不起读者的反复阅读，特别是经过一个世纪多世纪的文学史教学传统影响的评论家和研究者，很少会有人把网络类型化小说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认为这样会是误入歧途。一位批评家在评价玄幻小说的时候认为，“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⑧，这样的评价很明显是带有明显的纯文学趣味的。笔者曾于2009年1月16日00∶00点用google搜索引擎对主要的现代知名作家和网络作家的名字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从所搜到的网页数量看，天下霸唱高于张爱玲，六六、安妮宝贝、当年明月高于王蒙、贾平凹、莫言等文坛名家，但相应的在中国知网中所搜到的学术期刊论文，天下霸唱、六六、树下野狐、玄雨、明晓溪、流潋紫为0，当年明月为2，安妮宝贝为55，而王蒙、贾平凹、莫言等作家的研究文献数都在数百篇，张爱玲有2168篇，鲁迅有15854篇。我于2006年开始致力于网络文学研究，所写的作家、作品专论式的文章，被很多的学术刊物拒绝。当代批评家也很少有人去用心像研读一个传统作家那样去研读一个网络作家的作品。这里有文学趣味的变化，有研究体系的转变等诸多问题。只有经过了文学批评家所评价过的作家作品，才有可能进入文学史，其文学的价值也只有在众多的批评家的关注下才能逐步得到发掘。因为没有作家论、作品论的支撑，对建构当代的网络文学史成了一个学术难题。它使得当下的文学史教材中，多将网络文学作为一个拼贴的板块而存在，其进入文学史的也只能是宏观的总体概览性的章节，对作家作品的介绍也只能是相对粗略的简单介绍，不可能给网络作家开设专门的章节。网络文学的评论主要是由千万的网友读者完成的，在网络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网络文学评论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而网络文学的读者跟帖评论大多是一种印象式的，带有个人特点的，“往往有很真切的个人性情和才情，属于一种感悟性的人生阅读评论”⑨，评论者的文学素养也不是很高，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的高论，从“读者反映论”的角度看，是文学研究可供借鉴的资料。如何利用这些文学资源，有个需要除渣去蔽的过程。网络文学进入文学史的难度还在于，为网络文学写史的作者，在面对网络文学作品时，需要付诸巨大的精力，要保持高昂饱满的热情去从事这项工作是很不容易的。网络小说动辄数百万字，阅读量是很大的。而阅读只是写作的第一步，因其作品艺术含量的稀薄，注定了网络文学研究是一项广种薄收的工作。文学史写作是文学作品不断经典化的过程，写作文学史是建构文学经典作品运动轨迹的过程。而网络文学的写作是向下的，不是朝着经典化的方向走，而是沿着大众接受的路向上走。在国外，《飘》这样的通俗文学作品也是被严肃作家所瞧不起的，不能进入美国文学史的。这意味着，要勾勒网络文学的发展全貌，要对其发展的艺术线索进行描述，是很难的。网络写作与市场、读者的联系，与通俗文学的联系，比与艺术发展的演进层面的联系更鲜明、更有代表性。对网络文学作品的评价会成为一个问题存在，意味着要建立新的评价体系，才能很好地评价网络文学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所谓有个性的文学史，说到底是有独特文学史理论建树的文学史。”“用一种拼接的形式将其容纳进文学史框架，则不注意整个文学史的思路与框架充满了矛盾与不和谐。我们没有给通俗文学、沦陷区文学（包括日治下的台湾文学）和旧体文学等现象充分的文学史定位和理论探讨，就将其朝原有框架的文学史里塞进去，结果必然造成文学史的逻辑混乱和大杂烩的内涵。”⑩这意味着网络文学入史是全新的探索，而不仅仅是文学史板块的一个补充延伸。如《现代中国文学通鉴》已有较好的实践尝试，它通过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将现代中国文学分成“政治文化”、“新潮文化”、“传统文化”和“消费文化”四大板块，将网络文学看作是“新潮文化”和“消费文化”渗染的文学形态，使“网络文学”与电影、电视剧、古典诗词等一同融入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有机整体之中。网络文学入史的难度和尴尬还在于网络文学自身的合法性问题。网络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来自多方的质疑？网络只是一种传播媒介，网络上写作与纸上的写作并无二样，如果“网络文学”是一个伪概念，网络文学研究也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如果“网络文学”是个实际存在的概念，如何区分网络文学与非网络文学？除了首发的媒介不一样，代表网络文学的是以悬疑、盗墓、玄幻、穿越、修真为题材的幻想式作品吗？如果是，那么这些作品在艺术上对传统小说的发展在哪里？网络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贡献了哪些艺术上的东西，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网络文学进入文学史的难度还在于网络作家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早期成名的第一代网络作家，现在也不过近不惑之年。这些写作者成熟的作品还没有出现，但他们的创作成名作往往就是其代表作，他们所走过的创作道路和传统的作家有很大的区别，他们和影视、图书市场之间、作协体制之间也比传统作家复杂得多。这些问题常常遮蔽在媒体批评的“唱盛”或“唱衰”简单的对立评价之中，网络文学入史，既期待着更多成熟的网络文学作品出现的历史时机，也需要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网络文学入史的意义
网络文学入史是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必然任务，对当代文学研究者来说，及时地对新出现的文学现象进行研究，对有价值的网络文学作品进行跟踪、评论，使之经典化，探讨其文学史地位，有其重要的意义。韦勒克的《文学理论》中曾探讨研究现存作家的问题与意义，对于研究网络文学颇有启发意义。“反对研究现存作家的人只有一个理由，即研究者无法预示现存作家毕生的著作，因为他的创作生涯尚未结束，而且他以后的著作可能为他早期的著作提出解释。可是，这一不利的因素，只限于尚在发展前进的现存作家；但是我们能够认识现存作家的环境、时代，有机会与他们结识并讨论，或者至少可以与他们通讯，这些优越性大大压倒那一点不利的因素。”瑏瑡网络作家多是70后、80后、90后作家，他们的创作正处于成长之中，非常期待有批评家对他们的创作展开评论和交流。作为感同深受的当代研究者，和网络写作者一样，享用着网络文明的成果，网络写作者的文化创作背景、文化资源吸收，所面对的文化难题，与批评者之间的沟通并无障碍，而这种交流，也是有利于网络文学的繁荣和进步的。研究网络文学，对于大多数从纯文学领域转换到网络文学研究领域的研究者来说，其实是一件有挑战性的事情，其知识的转换，对通俗文学作品的阅读，网络上阅读习惯的改变，参与网络写作的实践活动，都意味着研究方式的改变。在评价的知识、价值体系上要更新，对作品要有新的洞察力，要有能力和网络作家展开深入的对话，而不是简单地以纯文学的标准去贬低网络文学。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认为，历史事件是客观的，但历史写作是思想的产物，不同的思想体系造就不同的历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因此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思想，“史学的任务在于表明事情何以发生，在于表明一件事情怎样导致另一件事情。”网络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版图，影响了文学的发展走向，丰富、扩大了文学的表现力。对这样的历史进程，当代文学史必然是要记录和书写的。这也是当代文学研究必然要面对的任务。而对于网络文学来说，网络资料保存的不稳定性、可删除性，也加大了这项工作的意义重要性。“人不仅生活在一个各种‘事实’的世界里，同时也生活在一个各种‘思想’的世界里；因此，如果为一个社会所接受的各种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等理论改变了，那么人们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的性质也就随之而改变。同样，一个人的思想理论改变了，他和世界的关系也就改变了。”瑏瑢网络文学改变的是文学的发表机制。改变了文学的生态环境，也必将改变文学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文学入史的问题，将面临的不只是简单的文学史领域的扩大化的问题，而是对文学观念的根本性调整，文学作品的评价体系也将因此而改变。也许，网络文学和纯文学之间的分级化态势将更加明朗，其相互融合的程度也将大大提高。网络文学入史的问题，其意义大于少数民族文学、台港文学、古典诗词入史的意义，其意义不仅仅是文学史领域不断增容的问题，而是关系整个当代文学体系变化的大事。“什么是文学史家的史识？我的理解中，就是文学史家有能力解读史料文本，有能力创造出新的理论假设来解释文学现象，推动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和原有文学史理论的提高。”瑏瑣在文学研究领域，古典文学积淀甚于现代文学，现代文学又甚于当代文学，当代文学的活力正在于其当代性，即其开放的视野。这种不断延展的当代性，使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总是比别的学科震荡更大，新的学术体系建构更具有多种可能性。网络媒体的出现改变了写作的发表机制，扩展了文学的表现领域，扩大了写作的群体阵容。文学的大众化问题因为新媒介的出现而出现新的局面，通俗的、幻想的文学大放异彩。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市场机制与文学之间的火热关系在网络媒介的推动下风生水起，感性解放的身体写作，颠覆崇高的“低化”写作，传统通俗小说叙事的波澜曲折，底层生活的生动体验，机制的制造，它意味着“A•马尔罗想象中的博物馆”瑏瑤式的文学史的产生，意味着文学多元化的历史运动将以具体的形态建构起新的理论构架。在谈到五四白话文学的时候，认为中国文学有“死”的文学和“活”的文学的区别。韩愈、柳宗元、许衡、姚燧、虞集、欧阳玄、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方苞、姚鼐、恽敬、张惠言、、吴汝纶等人的文学是“死的文学”，而用白话写作的《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醒世姻缘》、《儒林外史》、《红楼梦》、《镜花缘》、《海上花列传》，“三言”“二拍”的短篇小说，以及《擘破玉》、《打枣竿》、《挂枝儿》等小曲子是“活”的文学。瑏瑥的观点有些绝对，但对于我们认识网络文学不无启发。网络文学的生气来自对多元文学叙事的宽容，一种粗糙的但有生活力度的写照，一种小说阅读机制的重新获得。小说对生活的模仿，既是历史现实的，也是想象的，还是夸张的。网络历史小说不做严格的历史考证，按照内心的期待去想象。对比那些“僵尸般”的“精英”小说，网络小说无疑是“活的文学”。网络文学充满了对传统文学体系的解构和颠覆。德里达认为文学是一种无所不写的建制，解构来自文学内部，不是外部的，是对主流中心规范的必然反抗。这种写作的梦想，在中国网络时代开始慢慢变成现实。自己解构自己是文学发展自身的特性，使文学得以丰富性的发展，网络为文学的这种内在的发展机制提供了可能。网络文学评奖中，有很多的中国当代批评家的身影，他们参与作品的审读、评价，给作品写评语，为写作者颁奖，促进了网络文学的艺术发展。随着网络写作者的日渐成熟，为网络文学作者写评论的作家、作品越来越多，这将为网络文学入史提供更好的基础。作为成长的网络作家，在获得了很好的读者市场效应的时候，他们的创作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市场机制的推动，个人人生阅历的提升，个人艺术修养的沉淀，都将让他们的写作获得更广阔的精神天地。网络文学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草创期，其写作的门槛也将为前期的写作者所垫高，那些没有写作根基的网络大神必然随着历史的推移而陨落，只有那些不断坚持写作，勇于挑战自我，有更好的写作天赋写作者才能建构起丰富的网络文学世界。随着历史进程的推移，网络文学必将产生更多的优秀作家，更多的优秀网络文学作品，这将为网络文学入史提供了直接的基础。网络文学领域所存在的问题，其实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所面临的问题的放大。比如文学大众化的问题。20世纪40年代以降，这是中国文学的方向性问题，受西方文学影响的“现代派”文学虽有其历史发展的合理性，中国的历史现实又决定着呼唤“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作品的必然要求，并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规范，这种文学规范与政治化的要求相结合，影响了文学的丰富性发展。80年代以来的“文学回归”运动，先锋文学的崛起与衰落，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纯文学”的边缘化在市场经济时代语境中开始日益突出，文学市场机制开始出现，娱乐化文学开始粉墨登场，文学大众化问题面临着新的历史语境。网络文学的出现及其繁盛，不过是这一文学内在脉络的延续，新的媒体通过技术手段使文学普及覆盖读者，大众化的网络文学真正成为“人民的文学”。再如感性解放的问题，中国新文学以来，是一个个体体验与感性感官越来越受到尊重的时代，文学通过感性解放释放革命的力比多，文学以身体解放为艺术变革鸣锣开道，网络文学以解构宏大叙事，驱动感性解放建构一个俗化与神化混杂的文学世界。再如雅、俗融合的问题，如何融合，如何在普及文学的同时提升读者的审美感知力，网络文学的经验和现状值得深入探讨。再如文化产业的问题，面对“文化超市”瑏瑦的当代文学发展现实，市场经济的手段如何介入文学的发展，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和市场价值如何兼顾，网络文学在影视改编、游戏改编、衍生文化产品等方面已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网络文学的出现使当代文学的发展出现新的历史机遇，也对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文学史是通过文学与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考察来研究文学发展规律，也是一个时代人文精神的流布与发扬的见证，文学史研究是需要摆脱单纯的审美而进入对社会历史变动、政治环境、经济发展以及人文精神演变的综合考察。”瑏瑧对于文学史的写作来说，需要做的既是对文学史理论框架的探讨，也需要对资料的整理，要在大的时展和文化转型的意义上理解网络文学。面对网络文学的大海，作为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写作者，保持着一份鲜活的网络阅读感受，面对面地与网络作家对话，对其中的优秀文学作品展开深入的文学批评，以一种包容和开放的眼光对作品进行评价，这是网络文学入史的当务之急。
本文作者：周志雄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