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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哲学方法论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 关键词：美学思想；老庄 哲学 ；美的本质意境；审美取向
论文摘要：本文认为，老庄哲学对
一
关于美的根源、美的本质属性是什么，中外美学史上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老庄 哲学 思想起步的地方，也许并无主观的 艺术 追求.但是老子哲学对“道”的描述，却斌予其以深刻的美学意味.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37章这是一种通过否定达到肯定的方法，有人称之为“负的方法”.后来
庄子哲学更对意境理论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庄子用十分生动的语言写了很多充满哲理的窝言故事，如“厄丁解牛”、“轮扁研轮”、“询俊者承拥”、“津人操舟若神”、“吕梁丈夫挑水”、“梓庆削木为性”等。这些离言都是讲，劳动的技艺达到神化的境界，就成了完全自由的劳动，成了一种美的享受。而这种自由意境之所以能获得，是由于长期的锻炼，对事物的 规律 有深刻的认识，达到了忘我的境界。这些寓言朴素地把“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的哲学思想体现于，个个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之中，从而构成一种艺术惫境。因此可以说，在庄子寓言里，意境理论已初见萌芽了。后来，正是在老子哲学方法论的影响下，庄子的哲学离言中所包含的这些思想和魏晋玄学思潮相结合，就逐渐形成了
关键词：美术教育研究、方法学、方法论、发展趋势、脉络、价值
A中图分类号：G40 － 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方法学是1637年由笛卡尔提出的哲学观点，并在西方得到广泛的推崇，笔者将其基础定义理解为；一门学问采用的规则、方法与公理，一套可实现目标的做法及一种特定的做法。美国韦氏大词典[①“韦氏大词典”作为《韦氏新国际英语词典》的习称，参考自《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1492页。]①对方法学的释义为“在某种知识领域上，对探索知识的原则和做法而作之分析。”方法学的通用概念是:在某一门学问或所要探索的知识领域上，对所使用之个别方法加以整合，比较，探讨与批判。以方法学为理论背景的各科科学学问都有着自己特定的结构体系，譬如医学方法学、法律方法学、设计方法学等，学问的方法学包括能够支持这些方法之准确性原理。而美术教育的研究，应该也有属于其本身的方法研究体系，即美育方法学。且所涵盖了一系列已编撰好的美术教育建议方法，包括标准美育信息材料，正规教育程序、工作表与图像工具等的总和。
近年来美术教育研究方法概述
融合方法学体系的美术教育发展原理，并非单一解决美术教育问题的某一办法，它是一种具有学术方法精神的理论知识背景，是科学态度与人文背景有效结合的成果。笔者将它视为美术教育学科学术拓展的命脉。要使美术教育研究方法学规律化、妥善化，首先以统计学为基础，整合了近年来有关美育研究方法的理论信息材料与相关文献，美育研究论文及著作内容分布；
表1 20 年来中国美育研究论文和著作内容分布
以思想史为美术教育研究方法
中国美育思想史、西方美育思想史和美育思想史是三大主要内容。美育思想史著作的写作范式表现为以美学思想史为蓝本，分别阐明每一位美学家的美育思想。在此类著作中凸显出古今教育的差异。中国古代的美育思想以讨论儒道两家思想为主，而近现代美育思想的论争焦点在梁启超、和王国维。西方美育思想则重点在席勒的《美育书简》上。这些著作提出；梁启超的趣味教育论开启了中国美育的道路，同一时期的王国维基于西方哲学的“知、情、意”三分法提出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基于当时的西方教育发展成就与国情推动了美育的制度化。[[1] 王晓旭，孙文娟，郭春宁.1990年-2010年中国美育研究脉络 [J].美育学刊.2011.6（2）；1-11.][1]21世纪以后对中国美术教育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几乎是90年代的3倍。学者们以儒释道三家哲学思想为中心，进行深入解读与现代性阐释。其中也不乏一些以南宋程朱理学为基础的论文代表，如潘立勇在《朱熹人格美育的化育精神》中提出，朱熹人格美育的化育之道主要是承继儒家的传统命题。
以思想史作为美育研究方法的例证不在少数，近年来逐渐攀高的中国美育思想逐渐改变了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趋势，这种改变是源于以思想史为研究方向，推进了美术教育研究多元发展的应证。以思想史为切入点的资源整理方法是最普遍的美术教育学科方法论途径，有助于为美育研究提供广泛的理论知识。也概括了一部分以伦理社会发展为背景的美术教育知识体系的历史沿革和发展方向。
以原理为美术教育研究方法
原理的研究方法是美术教育方法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支脉，它与美术教育的实施有着密切的联系。原理揭示了美术教育的内在属性，它将观念与动态程序连接起来，并形成一种规律。原理是模式的导论，尽管我们不断更新研究模式，但始终需要原理作为支持，另外，原理决定了可行性，使研究对象不脱离社会与自然环境，而这种无法避免的种种联系，使美术教育原理本身具有鲜明的个性。细化与规范原理的内容，深入原理的内在属性，将使美术教育方法论更实际切入美术教育研究的核心。
正确的教学方法，受多方因素制约：第一是正确的美术教学任务或目标；第二是优秀的教材教科书；第三是教学执行者―――教师的全面素质；第四是教育对象学生的心理、认识和思维全面情况。这四方面原理都从不同程度上制约着教学方法的制定和运用。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有一些教学方法是属于静态性质的方法，有一些教学方法则是动态的方法，由美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布鲁纳提出的“ 发现法”，意即，引导学生利用教师和教材所提供的有关材料，亲自去发现结论或规律而成为“ 发现者”；即为动态的教学方法。美术教学中要善于将这两种方法统一起来，以期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2] 王雨中.美术教育方法论.[J].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艺术百家.2007.7（99）；175-176.][2]原理的认识角度能够启发引导发现与建设方法，并促进合理改善美术教育教学体制。
美术教育原理研究方法还涉及了美育的性质与任务；内容与形式。从检索结果看，近十年不少学者在原理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有一种开拓性的共识。如拉尔夫・史密斯著、滕守尧译的《艺术感觉与美育》( 200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凌晓蕾主编的《艺术美育》( 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张爱萍主编《美育与艺术欣赏》(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2007 年) 等，都认为美术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教育，它通过美开启人的心灵，以一种熏陶而非灌输的方式对人的内在素质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教育行为则是美术教育的实践形态，在高校中展开美育的主要途径; 美术教育从根本上提升大学生的审美趣味和人文素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在高校的现行体制中，美术教育是必不可少和行之有效的素质教育方式。[][1]
以实践为美术教育研究方法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改造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所创立的唯一科学的方法论。应证这种方法论的基础正是实践活动，同样，在推进美术教育研究的进程中，实践活动仍然是验证学术知识的重要途径。
以《美国哈佛大学课程体系改革考论―――哈佛通识教育( 美育类) 实地考察报告之二》[[3] ，傅晓微.哈佛课程体系改革考论―哈佛通识教育（美育类）实地考察报告之二. [J].美育学刊:美育实践研究.2011.6 (2):51-60][3]为实例，研究高等学院美术教育课程改革实践研究方法，为我国高等教育美育实践方法研究提供参考。美育类课程作为哈佛新课程体系的缩影，从以“学科”为分
类标准，到以“需要”为分类标准; 从重理论研究方法，到重审美对象“是什么”和“为什么”，“连接”大学院墙内外、学生现在和未来，实现了从美术教育到审美教育的跨越。
尽管美国和世界许多高校把哈佛核心课程体系( Core Curriculum System) 视为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模板，但哈佛最新课程改革的首要动因，恰恰是看到这“模板”显在和潜在的弊端。哈佛大学摒弃全球众多高校趋之若鹜的核心课程体系，追求更完美的课程体系，既来自俯视全球的霸气和视野，又来自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这些哈佛精髓，完全可以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找到同样的文化元素。也对我国高等教育的积弊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积极因素。
哈佛课程体系改革是从自身多维认识到实践过程的衍化，再次宣告了它放眼世界的雄心，从研究实践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中国在1990 年先生逝世50 年之际，李祥林的《中国近代美育体系的创导者》指出，蔡先生曾言: “美育的名词，是民国元年我从德文FsthetischeErziehung 译出，为从前所未有。”真正从理论上使美育系统化，在实践中做出显著成绩并有广泛影响。[][1]而当下国内不少学院的美育体制改革也常以旧识推新学，但新学并非是由当下美术教育现状所催进的学术研究方法，实为扩充研究方法而学习、引用、采
纳的诸多办法，其结果大多是改变了学术
路径，而未改变学术研究的大格局。意识
表22009年哈佛新课程体系
寻找美术教育学科交叉点研究方法
有关于寻找学科交叉点的方法，一直是学者们推进学术的重要办法之一。现也有 “跨语境”美学的研究方式可成为美术教育学科探索研究法之参考。如比较受推崇的《高居翰中国美术史文集序》，它说明了学术研究可通过外来参照系的对比发现自身研究领域的盲区。近年来比较显著的学科交叉点是美术教育与语言语义学，美术教育与统计学、美术教育与生态学、美术教育与心理学、美术教育与图像学、美术教育与现象学，而相对传统的学术焦点是美术教育与文学、美术教育与哲学、美术教育与社会学、美术教育与逻辑学等。
以寻找学科交叉点的美术教育学术研究方式极大程度的丰富了学科内容，并为找到新的学术领域和资源提供了有效途径，从美术教育与学科交叉研究分布法的要义来说，所面临的问题的关键是学术价值的体现。在这种研究方法逐渐成型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学术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如：李欣人在《席勒美育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及其当代意义》中指出，席勒美育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形成和“人性复归”理论的提出。赵伶俐《高校美育―――美的人生设计和创造》偏向于科学化、量化的研究，把美育目标所体现的观念意识和知识分解为一系列的行为、方法和技能，使学生在懂得和了解基本的美学、美育和美育心理学知识的同时，掌握运用美的规律去进行自我人生的理想设计、形象设计和生活设计的方法。[][1] 但也有弊端，如范景中教授就曾经担忧“这种研究以常识碎片的拼凑而扼杀了美术史的魅力，也淹没了智识的光芒，导致了巧取之伪问题泛滥意一时”。而在美育与学科交叉分布研究方法的观念里，可以以笛卡尔在《论方法》中提出的四条理论作为依据：1.普遍怀疑，将一切可疑的知识圈出，剩下绝对正确的内容。2.将最复杂的事物转化为最简易的事物，例如将精神实体化为思维，将物质实体化为广延。[①笛卡尔“第一哲学”特有的哲学术语。就是物质的基本属性 ， 即物质的空间属性，即所谓的长宽高， 凡是物质必然占据空间 ， 这就是广延 。]① 3.用综合方式从简单事物中，获得复杂事物。4.尽可能累计全面，复查周全，以确定毫无疏漏。这样的思维虽未必适用于美术创作，却可为美术教育方法学系统的形成提供参考，如，将第一条用于学科交叉点的寻找过程中，可相对减少无关知识对学术主题的干预；第二条则利于我们看清多维复杂事物，直击美术教育研究方法的本质与核心；第三条则利于美术教育与各学科知识体系相互碰撞、促进与发展；最后一条则适用于检验学术成果，为成果的实践和学术价值的体现创造可能。
2.5 美术教育部门与学科建设研究方法
近年来不少学院致力于学科探索，潜心研究美术教育的课程设计和教材教法，也有的部分学者特别关注师资建设。在美育课程的目标方面，李开玲、孙景曾在《大学美育课程论略论》中从美术教育的大局观角度提出了具体的美育目标论与课程论，认为美术教育的目标有三个: 第一，现代化的忧思与可持续发展; 第二，教育的使命; 第三，促进生存方式重建。美育课程的功能层面，邢云提出了美育课程设置的必要性，认为美育课程在学校教育中处于核心地位，教育的目标、价值主要通过课程来体现和实施。从师资队伍建设上，特别突出的有孟繁梧从师资的自然状况、素质状况和管理状况进行分析，在指出问题的同时提出了综合性高等艺术院校教师应该具备的素质―――包括完整的知识体系、较强的艺术教育科研能力、更强的创新精神和进取精神以及良好的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
比较值得关注的是从艺术管理的课程设置来建设美术教育的新学科。艺术管理[arts management or arts administration]是一门新兴的辅助学科，它顺应时代的需求而产生。和学院制美术教育普通学科相比，它与社会的关系更为密切。艺术管理者担负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要为艺术家营造富有成效的创作环境，提供最佳机会发展其艺术；另一方面，要将由此而获得的成果呈现给理想的观众，为其艺术体验准备条件。在过去2000多年里，艺术家曾自行担当这个责任，而当艺术创作及其展示成为一种生产与营销机制时，人们认识到，艺术组织的领导与管理需要专业技巧。[[6] 曹义强.艺术管理的观念与学术状况.[J].新美术.2007.3（28）；4-15.][6]“艺术管理是一门将文化政策、文化社会学、文化经济学、博物馆学和艺术史与管理学结合的操作性学问。艺术管理者需具备商学、财经、经济学、心理学方面的技巧，才能胜任其工作。”这个观点是2007年由曹义强教授所提出的，以他将学科建设中的普遍方法与艺术管理学科特性结合所得出的学术观点来比较我们在以常人方法学取向的角度研究美术类的学科建设，过程中极易忽略学科的特性，我认为曹对艺术管理学科观念见解很值得我们借鉴。回顾一下常人方法学的特征有：1. 行动的权宜性( conting ency) 与规则的说明价值。2. 行动的场景组织与局部索引性。3. 行动的反身性和可说明性。4.研究方法的“独特适应性”。[[7] 周斌.教育研究中的――常人方法学取向.[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1.10（21）：9-13.][7]研究人类社会生活是学术者不可忽略的要素，在美术教育研究过程中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常人方法学，但常人方法学并非作为我们学科发展的拼图之一，而是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参考。且无论是以与美术教育相关的学科发展角度出发，或者依照社会功能变化的不确定性，在美术教育部门与学科建设研究方法中，仍需具有潜在随机性。
3. 美术教育研究方法学趋势
近年来，美术教育研究方法的趋势十分明显，1.逐渐脱离纯理论的研究方式向实践迈进。2.是针对院校性质的改善内容、目标、教材、方法、评估体系。3.是对美术教育与美学关系的进一步深入。5.隐性课程体系与交叉学科的开拓与探究。6.随着社会自然环境与人类意识的改变，发展数字化和实验性教学。对于美术教育研究的发展而言，方法是十分重要的，如在《高居翰中国美术史集序》里，我们发现跨语境研究为美术和美育研究提供了一种参照系，这种外来的参照系往往能照亮容易处于盲区的问题与领域，高居翰善于默记大量的图像，他对视觉材料的评述，具有图文互证的效果。
从总体趋势来看，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成为一个单一途径而迅速发展，但从方法学的角度看，它们并未形成一个具有稳定性规律的方法体系，常态单一的方法无论是来自于东方的哲学观照，还是出自于西方思维的能量，都无法满足美术教育研究发展的未来格局，避免学术者尽可能不落入一种本位主义，如致力于完善美术教育方法学的研究，可综合文献与数据整理，结合社会学、统计学和哲学等探索美术教育研究方法的形成与结构、普遍特征与内化逻辑、理序与稳定数据、变化与自然反应等，以至于美术教育研究的方法本身集成一套具有学术价值的参考体系，对美术教育研究的学术方法具有创新、预测、评估等功能。
[论文关键词]系统医学哲学观 “三观”教育 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
医学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诞生而产生、丰富与发展。考察人类医学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不同医派无一不是从哲学中孕育而生，在哲学中得以成长、发展的，二者具有鲜明的同源性。1977年美国医学家恩格尔在论述现代生物医学模式不足时，提出“生物一心理一社会”现代医学新的发展模式，这标志着医学的模式正式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这种充满了辩证统一思想模式的转变，也更加印证了恩格斯“自然科学向哲学辩证思维复归”的观点。现代医学哲学模式的建立对未来医学人才的思想品德、专业理论、医疗技术、临床思维能力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只有知识更加广博，具有多元化、多层次、多样式、全方位、统一整体辩证的思维能力，才能适应现代医学发展的需求，其本质就是按照系统医学哲学观来培养医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一、以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学生的价值观
随着医学教育内容和标准的全球化、国际化，按国际医学教育标准来评价医学院校及医学生已成为我国医学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名合格的医学人才，不仅要有较高的医学专业素质，而且应有高尚的医德，只有这样才能把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医学是一个需要付出毕生精力的学科，因此要有“笃学精术”的品格，要培养学生刻苦求学的意识，尊重科学知识，踏实钻研的精神，树立修身为本的理念。坚持修身为本可以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伦理道德和敬业精神，在未来职场生涯中能够把患者的健康利益放在首位。因此，医学教育应该重视学生思想的“顶层设计”——构建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医学生具有哲学家的品质：大公无私、谦虚、高尚、沉着、冷静的判断，具备必要的知识，无邪，不迷信，用冷静的思想和理性的经验去探索病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一些西方哲学思潮相继传入，各种流派的思想也纷至沓来，如何明辨精华与糟粕，不被西方的拜金主义思想影响，对医学教育提出了重大挑战。能不能从思想上给学生以“顶层设计”，给学生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教育，在当今医学教育中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主张通过哲学方法论指导医学生的教育与实践，培养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抛弃狭隘的功利目的，培养超脱的心境，塑造追求真理、探讨医理医源、关怀人类身心健康的精神境界，从而提高医学生自身科学研究与坚持真理、推动社会进步的高尚情怀与素养。对医学生的思想教育中，要突出“人文关怀”教育，把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而只有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敬畏生命的理念深入人心，以维护生命作为医学最高使命和职责，医学生在将来的职业生涯中，才能恪守职业道德，才能摆脱“技术至上”“物质至上”的观念束缚，从而构建起医者仁心、大医精诚的人文理念，使思想教育成果延伸和渗透到学生将来的职业生涯之中。
二、以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学生的人生观
传统生物医学模式使医学科学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不断将现代科学技术向医学领域持续、全面引入的过程。在生物医学模式下，人们对疾病的研究和对患者的治疗更为专业和深入，生物医学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提高了临床的诊断率和治愈率，但也存在致命的弱点：重视技术、物质和人体，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心理性。由于科学技术的大量介入，医学的“人文性”正在逐渐地丧失，表现出明显的失人性化倾向。医疗服务的过程也成为工业流水线式的操作过程，只注重结果，而忽视对被服务者的心理关心，只重视“病”的存在而忽视了“患者”。当前，多数的医疗纠纷、医患冲突大都产生于这种失人性化的服务，患者及其家属在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感受到医生仅仅是对“病”感兴趣，而忽视“病”的主体——人的心理和社会状态，使其自尊心受到漠视与侵害，从而对医疗过程产生不信任，甚至抵触、对抗。现代医学模式的兴起和发展，使现代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使医学研究更多注意到人的整体性、社会性、自然性等属性，使医学教育趋向综合化、整体化、多元化发展，回归到了人文关怀和人道思想上。因此，现代医学教育必须加强医学生系统医学哲学观的培育，使学生树立起宏观与微观、静止与运动、整体与局部及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观，不再以静止的、孤立的、形而上学的方式看待分析生命现象，以应对现代医学模式发展的要求。
基于以上医疗现状，近几年，医学教育把培养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放在了一个重要位置。这些将来从事医疗工作的“准医生”们，如果没有强烈的人文关怀，没有正确的人文理念，很难摆脱“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要改善医疗环境，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就很难实现。因此，医学教育要着眼于医学生的人生观教育，这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以系统医学哲学观来构建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以正确的人生观来构建医学生的职业生涯。我们在医学生教育中挖掘整理当代医学大师的人文精神，为医学生人生观教育积累生动活泼的教育素材，发挥医学大师们的示范和榜样作用，激励和教育医学生。人生观是对人生的目的、意义和道路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对医学生而说，人生观既是对自己人生的看法和态度，也是对他人的看法和态度。通过当代医学大师的人格示范作用，挖掘他们的精神财富，运用于医学人文教育之中，突显他们的榜样的力量，是对医学生进行人生观培养的一剂良方。医学生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人为本，敬畏生命，善待患者，自觉维护医学职业的真诚、高尚与荣耀，才能担当起社会赋予的增进人类健康的崇高职责。
三、以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学生的世界观
医学的发展与现代科学教育技术有着密切联系，与哲学、伦理、艺术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尤其是在现代医学医疗活动中面临大量道德难题的今天，培养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尤为重要。在医学实践活动中，医学技术的判断，终究无法解决现代医疗活动中的伦理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问题，而迫切需要借助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与解决。行为实践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医学生不仅仅需要仓储充足的知识，还需要善于汲取、更新、应用技能。以什么样的世界观来看待医学，是当今医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命题。
当人文科学和文学意义处于僵化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伦理遮蔽之中时，人们开始重新询问艺术本体存在的意义，而要抵达艺术本体意义的深层，则必须具有全新的方法。新的科学方法论不仅可以通过科学的名义使僵化意识和保守心态无可责难，而且可以追踪世界最新的思维方法--尽管是自然科学方法。这样，中国学术史上就前所未有地出现了用自然科学方法全面而整体性地进入人文研究领域的现象，并持续了相当的时间。这一学术史的新现象值得学界认真审理。
一 新方法论的引入与人文科学视野拓展
80年代"主体性"问题成为一个歧义迭出的文化热点，无论是哲学界的"主体性"还是文论界关于"主体论"的阐释和启蒙思想的重新塑造，关于人自身理想化和乌托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体精神的超级想象，都使主体性问题获得了空前凸显。美学界李泽厚的"积淀说"，文论界刘再复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文艺界的"对人性的呼唤"，对主体精神觉醒的痛苦记忆以及自我心灵苏生的张扬，均使主体性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的空前关注。当然，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也出现了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某种理论的杂糅性。
80年代第一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特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新思想出现的信号，即对新方法论的要求成为打开人文社会科学新思维和新角度的重要尺度。人们越来越明晰地意识到，方法论与本体论具有价值同一性。本体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达本体的中介。一定的本体论或世界观原则在认识实践过程中的运用表现为方法。方法论是有关这些方法的理论。没有和本体论相脱离、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的世界观或本体论。于是，方法论作为本体论研究的前奏出现在中国人文科学界。其后，几部重要的科学方法论的著作的陆续出版，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运动有重要的借鉴和提升作用。这些著作有：《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科学方法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楼著《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陈衡编著《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赵壁如主编《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和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译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3）。尤其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更是在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这一年由"旧三论"即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到达"新三论"即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进一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向人文科学的方法延展。但是，以科学方法论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弊端很多，其有效性被人们一再质疑--尽管也有在鲁迅《阿Q正传》研究方面用系统论比较成功的例子。在我看来，科学方法论在对艺术本质的思考产生强大冲击力的同时，人们所用一套科学图解式的范畴大谈文学艺术：信息、反馈、系统、耗散等仍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望文生义地误读科学方法论亦不在少数。当科学方法论热潮消退之后，人文理性、艺术本质、文学史的本源是什么的问题仍坚若磐石。当然，这不能怪科学方法论的无能，实在是它因越界而无法解答。科学并非万能，它也有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正是这界限揭示出科学不是艺术，艺术世界既不想又不能变成科学世界。科学方法论可以在某些局部打开一个文艺分析新的角度，但它的触角无法伸进文艺本体之中，艺术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思的源头和存在方式。
于是，西方的现代人文科学方法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方法，女权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共时态地涌进了学界。人们在最初接受译著译文后，很快做出了思想性反应，并诞生了一批较有厚度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对文艺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启蒙思路的作用。尤其是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的三部方法论的著作，在学界引起了重要的反响。如：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学研究新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艺研究新方法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同时，张卓民、康荣平编著《系统方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选编《新方法论与文学探索》，（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文研究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新阐释层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现了，"思维空间"获得新的高度，"价值维度"得到重新观照，"主体精神"亦有了相当的发展。转贴于
1986年以降，心理学、人类学、符号学方法渗入文艺研究方法中，在文艺时究领域出现了诸如整体、要素、层次、结构、功能、叙事、范式等新概念和新范畴。艺术方法论也从摹仿论、功用论、表现论向形式论转化。文学研究方法告别了作为实现反映目的的方式和狭窄的专业领域，在新世纪中唤醒了新的方法论意识，开始以一种更清醒更自觉的姿态寻找方法系统的建立。理论批评家争先恐后创造新概念使用新方法，扩大文学研究的话语领域，从而诞生了一个个新的批评流派，跨入了文艺研究方法变革的时代。这时期，出版了多种关于文艺理论和其他学科方法论的著作：(英)拉卡托斯(Lakatos，I.)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傅修延，夏汉宁编著《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潘宇鹏著《辩证逻辑与科学方法论》，（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7），王春元、钱中文主编《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赵吉惠著《历史学方法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陶承德主编《现代科学方法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张余金编《科学方法论》，（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8），刘蔚华主编《方法论辞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法)迪尔凯姆(E.Durkheim)著《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美)威尔逊(Wilson，E.B.)著《科学研究方法论》，石大中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孙小礼著《科学方法论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孙世雄著《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和历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王鸿钧、孙宏安著《中国古代数学思想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曾玉书等主编《社会科学方法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法)戈德曼(Goldman，L.)著《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可以见到，当代文论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对艺术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借用现代哲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原型方法、语言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研究文论和文学史现象，学界出现了新观念层出不穷，不断翻新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透过方法翻新的表层，其深层正表露出这样的意向性：人们渴望通过新方法，去对不确定的生命过程加以意义界定，从而展示出人的现实处境和可能性。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保守的文化心态使真实的生命意义被遮蔽，人们只能通过新方法抵达反思的源头，通过语言的重新解释与已退隐的东西照面--通过新方法使得那一度消隐不彰的意义多元化地呈现出来。
进入90年代，方法论研究已经失去了80年代那种夺人的气势，而成为一种学理研究在不同学科中稳步地进行着。出版有：徐本顺、殷启正著《数学中的美学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陈嘉明著《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法)杜夫海纳主编《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朱立元、程介未编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王锺陵著《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何国瑞著《文艺学方法论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黄修己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胡经之、王岳川主编《现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盛钧平著《最新思维方法论》，（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李春泰著《文化方法论导论》，（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周思源著《红楼梦创作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冯毓云著《文艺学与方法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陈保亚著《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1898-1998》，（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郭晓川著《中西美术史方法论比较》，（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刘明今著《方法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等。不难看到，这些著作在各自层面上推进了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在整体构架和思路上远远高于80年代的著作。这些著作在整个文化艺术话语转型时期，运用新方法去分析作品结构、人物心态、语码符号、意义增殖等问题，具有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但是我要说，话语转型时期的文艺方法研究，的确对门类繁多的文学现象加以多元多维的分析，然而作为一种崛起的当代文艺方法论思潮，再也没有80年代那种振聋发聩的力量了。
二 当代中国文论方法论学术史的意义问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80年代的科学新方法仅仅具有敞开言路、推进新学的意义，而人文科学新方法尤其是与文艺本体关系密切的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解释学、接受美学的精神，促使文艺方法论超越了科学方法论维度，开始重视西学人文科学方法论，进而使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型--以现代批评方法取代传统批评方法。现代批评方法本质上是对文学生产、作品结构、读者接受这一总体过程各环节的思维活动的评判。其思维方式构成了批评方法的内在结构，而四种连续的思维程度构成完整的辩证分析方法模式。第一个思维程序是准备，选择一个基本出发点，确定分析的原则，并在客观背景上考察对象的总体图景。第二个思维程序是近观和环视，即在中距离和近距离观察对象，细细剖析，以揭示其外部联系、含义和意义。第三个思维程序是潜沉到作品之中，分解其内部结构要素，把握各部分、各结构、各要素组合的意义。第四个思维程序是领会本质，会通前三个程序而达到对作品的完整认识。这种新的综合，在螺旋式认识过程的更高一圈上使研究者返回作品。
这意味着文艺学美学方法论是一个具有不同层面的结构。现代文艺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批评方法不再是单一的、零碎的，而成为吸收融合各门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方法的一个有机方法论体系。这一体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哲学一逻辑方法、一般批评模式、特殊研究方法：其一，"哲学一逻辑方法"，吸收当代哲学的精神资源，面对种种文艺现象，广泛采用归纳、演绎和分析综合等逻辑方法加以评论。其二，一般批评模式，即在作者、作品、读者和社会这四维关系中对其中某一维度进行研究，而形成了一种具体的批评方法。如侧重作家心理和创作经验的研究，则产生文学社会研究、传记研究、精神分析法、原型理论等；强调作品本体研究，则产生符号学方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侧重读者接受研究，则有文艺现象学研究方法、文艺解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而注重社会文化研究，则有文学解构主义方法、西方文艺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乃至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法等。其三，特殊研究方法。如书信日记"考辨法"--发现作家创作心态、创作规律、构思过程以及作家身世与主人公的"投射"关系等；细读法--通过细读发现作品字句背后的"微言大义"；"评点法"--以只言片语对文中的关键点加以印象式的批评，或随点随评，使文中之意醒豁；"比较法"--通过作品与同代作品比较，作品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作品比较看出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社会统计法"--通过计算机计算定性定量分析，研究相关著作用词频律、关键字出现的次数和文字风格等；"文化场"--对文学背后的权力运作进行考察，揭示被遮蔽误读文化现象；"症候研究法"--通过文化症候分析比较值计算等精确方法，来规定、解释或描述某些文学现象。
在我看来，哲学一逻辑方法更具有形而上学的气质，能在总体把握中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但是容易空通话而脱离文艺的具体时间，出现作品阐释的失效。一般批评模式能够产生"片面的深刻"的效果，发现对象的独特性和另类型，但是逃不脱"深刻的片面"的窠臼；特殊研究法是微观研究法，其当代运用能体现文学研究不同侧重点、不同维度的批评个性。应该说，文学研究方法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演变的有机体，是探索文学艺术奥秘的中介形式，只有文艺本体论真正出场，才代表了当代中国文艺研究精神的自觉。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很少系统地探讨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近年召开的哲学或行政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和已经发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学的有关论著看，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活动”是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事实上，对“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有成效有意义的研究只能属于行政科学研究范围，是理论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在行政哲学研究中，是终极意义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不可能也不能够取代行政科学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是以行政科学、行政理论为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元行政学。这种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逻辑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学当成了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元行政学），因而存在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名曰行政哲学又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显然就会产生一个学科性质问题。人们必然要产生行政哲学究竟属于哲学学科还是属于行政学科的疑问。虽然行政学家和哲学家是可以而且应该联盟的，但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超越科学的哲学在知识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因而行政哲学不可能既是哲学的又是具体科学的。否则，只会产生一种非哲学非科学的怪异知识和学科。目前出现的那种把哲学的概念、术语往现实行政生活贴标签的“研究”，和直接借用哲学的原理、规律构建的种种行政哲学体系的“研究”，无不是受此种观点的影响。其二是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即元行政学，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科研究规范。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准确地说应该是“行政学学”或“行政学学理”。行政哲学属于“行政学学”的范畴，但行政哲学不同于“行政学学”，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学学或元行政学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行政科学进行研究，行政哲学则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行政科学的行政学，它可以属于元行政学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个元行政学。因此，行政科学、行政学学（元行政学）和行政哲学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是对行政科学的哲学考察。即，行政哲学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学科性质而言，行政哲学属于部门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
对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国内一些学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学的论著中也作了一些简略的描述。如王沪宁认为，行政哲学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性质、行政活动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动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等基本理论范畴[1]。薄贵利则将对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政府的责任问题作为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2]。颜佳华在《行政哲学论》一书中构建了一个行政哲学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动论（逻辑起点）、行政主客体论、行政认识论、行政实践论、行政方法论、行政价值论[3]；后来，他又在《行政哲学：一个亟等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一文中，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界定为：行政哲学导论、行政学对象论、行政学结构论、行政学功能论、行政学评价论、行政学发展论等[4]。
仔细分析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称之为“行政哲学”的名称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行政哲学：一种是以行政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一种则是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分别用“行政活动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哲学”）与“行政（科）学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学哲学”）这两个称谓来标示行政哲学研究的上述两种主题、两个方向。这两种行政哲学，一个涉及“实际的行政活动”领域，一个涉及“理论的行政科学”领域。
行政活动的哲学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质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活动的哲学是对“行政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问题”做出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活动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或“行政观”。这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不等同于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础”或“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除了要依据于这些原理之外，还要考虑具体实践过程中诸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包括那些隐而不显的“缄默因素”。
行政学哲学则主要研究行政科学发展的模式、行政科学理论评价、行政科学研究方法及其评价、行政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是对“行政学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学问题”进行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或“行政学观”。同样，这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也不等同于各门具体的行政科学的研究规范、方式、方法，而是为后者的研究提供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原理”、“基础”或“根据”。
二
行政哲学的上述两个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
从逻辑上看，对“行政学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对“行政问题”研究的“次一级”的研究，是对实际的“‘行政问题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任何行政问题的研究总是先在地包含一个方法论，即总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立场来研究的。这种角度、立场尽管可能不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却客观地存在着。而且，这种角度、立场本身就制约着对行政问题的认识结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出发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要对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做出判断，就必须检讨他们的方法论。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学家库普曼（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或者是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系统的理论体系均表现为一个“价值观假定＋逻辑推理”的结构[5]。库氏的这一逻辑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战。显然，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均是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见解出发的逻辑推理系统，其中的价值观或方法论假定，只能表现为某种行政哲学。因此，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都是以某种行政哲学的逻辑展示的，它不能不内含着某种行政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学哲学”是以“行政哲学”为思想资料的和最终归属的。我们也只有对行政学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哲学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自觉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从历史上说，对行政活动根本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都对此做过深入的论述。而对行政学根本问题的研究则不过是近100年来的事。按照时间顺序，对行政活动的研究先后产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或行政学、行政科学、行政哲学。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论的分散的、不系统的、粗浅的行政理论；行政理论则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较完整、系统、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学说或行政学往往是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行政的知识体系；而行政科学则是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行政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行政哲学则是对行政理论、行政科学研究活动进行思辩的产物，是行政科学的哲学。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出现了独立的行政科学时才出现的，是行政问题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对行政学活动的哲学思考是人类的行政认识和行政实践从童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行政学哲学与行政科学研究的问题是显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学是通过对行政活动的考察——这种考察主要包括历史上的各种行政思想、行政理论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动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论并给出某种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说，行政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为实际的行政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系统的行政知识、思想、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点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学为行政学哲学提供思想，行政学哲学则对行政科学起指导作用。任何时代的行政学哲学，除依据各自的一般的哲学观外，都必须吸收以往的以及现时代的行政科学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学研究要接受行政学哲学的指导，这不仅体现在任何行政科学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学观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学体系的构建、其逻辑分析与论证也要符合哲学方法论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考察的是行政科学的基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便是行政学哲学的研究主题。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行政学者以及行政人员较少或不特别考虑的问题。情况也许就是这样，人们通常是在一种没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识的增长，提出概念、形成理论，获得某种高效的行政方法。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行政活动的目的而进行的，行政学者为的是行政知识的不断增长，而行政人员则是把行政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理论、方法、模式等，作为正确的东西应用于行政活动之中。他们的问题常常是一种理论或方法对他们的行政活动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种理论或方法才能够达到一种活动的预期目的。人们一般并不考虑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合理性问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当理论或方法的功用开始减弱或失效的时候。一些人才可能会对已有的关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论和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进行着对行政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或批判。而所谓的对行政科学中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关于行政科学元问题的研究。这个元问题就是行政科学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学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而展开讨论的，对“行政”这个基本问题的明确和把握，就构成了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学。行政哲学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为行政科学呈现出实质性的理论进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实际的行政活动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行政哲学本身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不要说对行政科学的发展不会起到推动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学本身的发展和存在，都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笔者在本文的讨论中，就是试图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对象上存在的歧义性和含糊性。当然。我们在这里给出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的讨论还只是探索性的和试验性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学的精神实质，研究主题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难题了。因为，它将会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得到扩展和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2]薄贵利.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8(12).
[3]颜佳华.行政哲学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论文关键词 实证学派 实证研究 个案研究
从学科渊源上来看，犯罪学脱胎于刑法学。在刑法学理论研究上，存在新派与旧派之分，犯罪学的兴起与新派密不可分。自诞生之日起，新派就以实证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特征旗帜鲜明的与旧派相对，其实证研究最大的特色就在对犯罪原因的实证调查研究，代表人物龙勃罗梭、菲利、加罗法洛等无不具有这一鲜明特色。因此，犯罪学的诞生尽管脱胎于以理论思辨见长的刑法学，但其是以犯罪原因的实证研究作为其“出生证明”的，其天生具有“实证研究”的特质。既然犯罪学天生具有实证特性，故在犯罪学研究和教学当中应当贯彻实证研究方法，如此才能将犯罪的研究推向深入。与此同时，如何在《犯罪学》的课堂教学中体现和应用实证研究特征是教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树立实证研究指导思想
因为犯罪学学科具有实证属性，故在教学中首先应当树立实证研究方式作为犯罪学基本研究范式的指导思想。实证主义是一种强调观察和经验和反对形而上学的哲学方法论，其因反对纯理性思辨而成为哲学研究的主流方向之一。犯罪学是研究犯罪现象发生、发展规律以及犯罪控制的学科，犯罪学主要研究对象是犯罪现象。豍我们知道，对具体犯罪现象的认知与把握不可能从纯理性思辨中获得，必须从实际调查中获取。从犯罪学的学科特点而言，犯罪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的方法，这与犯罪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学科任务等都密切相关。在具体的教学当中，与其他法学学科不同的是，应当开宗明义犯罪学的实证属性，确立实证研究方式作为该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式并鼓励学生们开展犯罪学的实证研究。每个具体的学科基于自身学科属性的不同会有着不同的研究方式，在笔者看来，学科主要研究方式的确立是学科自身完善和发展的必须。值得注意的是，在犯罪学研究中确立实证研究作为主要研究方式并不是排斥其他研究方法，因为任何学科的存在和发展并不是唯一的研究方式可以完成的，必须借助多种研究方式和方法进行综合研究。在当前的犯罪学教学中，纯理论讲授和论证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而实证调查研究则重视不够，这与犯罪学的学科性质是不相符合的。理论源于实践，对于犯罪学而言，理论讲授固然重要，但突出犯罪学的学科实证属性并强调和鼓励从事犯罪学的实证研究是促进犯罪学长远发展的最为有效的方式。
二、确立实证研究的具体方式
犯罪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多样，包括抽样研究、历史与追踪研究、访谈与个案研究、比较研究、观察与参与研究等。豎从这一角度而言，实证研究方法不是指一种具体的研究方式，而是一种研究方法论群。公允的来讲，实证研究方法的各具体研究方式不存在高下之别与优劣之分，只存在方法运用的是否恰当和具有针对性。在犯罪学的教学当中，对于实证方法的各个具体研究方法都应当有所论及，以使学生对各个具体方式有所了解和掌握，但更应强调的是，实证研究方式是一种综合的方法论群，亦即是对上述各种具体方式的综合运用。以犯罪统计研究为例，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公布较为权威的官方犯罪数据，因此与国外研究相比，我国犯罪的定量研究由于缺乏较为可靠的犯罪数据而存在不足，故访谈和个案研究式的定性研究是当前犯罪现象研究的主要方式。由于不存在全国统一的犯罪统计数据，受客观条件限制，研究者一般会选取某一行业犯罪或者某一具体领域的犯罪现象进行定性研究以获取犯罪研究的具体材料。但对于数据记载较为详尽和权威的国度而言，历史和追踪研究、定量研究等方式可作为实证研究的主要方式。由此可见，尽管同样是以实证方式展开犯罪学的的研究，但其具体方式是可以不同的，“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在实际的教学当中，应当强调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运用不同的实证研究方式。影响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有学校的教学设施与条件、实证方式开展的氛围、学生的兴趣与动手能力、外在客观条件的限制等等。相对而言，开展实证研究较早、学生理论与实践能力较强、校地联系紧密的法学院更为容易开展犯罪学的实证研究。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应当根据不同情况灵活选择不用的方式来展开研究，以达到最佳研究目标。
三、实证研究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总的来看，实证研究从方案的制定到实施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研究准备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包括研究课题的选定、制定研究计划以及组织研究队伍等等。研究课题的选定一般来自于两个方面，即理论研究方面和社会实践课题。不论是何种方面的课题，应选择具有可行性、具有代表意义和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选题。研究计划包括主要是指方案实施的具体计划和过程，至于研究队伍是指完成该计划的团队组成。第二阶段，资料收集阶段。这一阶段是实证研究最为重要的体现。资料收集的方法主要包括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与文献法、个案研究法。不同的研究应采用不同的资料收集方法。每一种资料收集方式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选择和应用。以问卷法为例，这种资料获取方法具有客观性，较少受主观偏见的影响。但这种方式并不能较深层次的了解受访者的内心真实想法，而且此种方式要求一定的阅读理解能力，否则其结论可能出现偏颇。而访谈法在使用过程中，访谈者和被访者是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在涉及被访谈者的一些隐私问题，如遭受侵害的过程时，被访谈者往往会比较反感，不愿对这些问题做正面或真实的回答。这时候就需要访谈人员在进行访谈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通过适当的方法或方式引导被访谈者，以期获得更加真实的信息。总之，资料的收集应注意保持全面性、客观性和确定性，这些直接关系到研究结论的准确性。第三阶段，资料分析整理阶段。这一阶段是对已经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整体，并得出相关结论的阶段。一般而言，研究结论的作出包括两种形式：一是在研究开始之前预设了某种结论，然后通过资料的获取和分析来验证此种结论；二是研究者并未预设某种结论，而是通过资料的分析整理逻辑上推导出某种结论。在笔者看来，预设结论的情况尽管十分常见，但研究者受预设结论的影响会导致对资料的获取和分析带有较强的主观偏好，进而直接影响结论的客观性的准确性，因而应当较少采用。第四阶段，成果表述阶段。此阶段是要求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结论撰写出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包括或者论著，以完成自己的研究目标。研究成果表述是实证研究的总结阶段，是发挥研究计划学术效应和社会效应的阶段，具有重要意义。综上可知，每一个研究阶段相互联系和作用，共同构成了整体的实证研究过程。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基础，但每一个阶段都具有自身的独立价值和意义，相互之间不可逾越、不可省略和替代。
四、实证研究的具体展开
笔者以王牧教授所编著的《新犯罪学》教材为例，对实证研究方式具体展开进行论述。在王牧教授的论述里，涉及实证研究方式的主要有三大块，即犯罪现象发生论、犯罪现象存在论和犯罪现象对策论。笔者认为，这三大部分是犯罪学研究的核心的内容，也是实证研究方法运用的主要领域。如上文所述，实证研究方式是一种研究方法论群，对不同的对象和领域具体采取的实证研究方式并不相同。因此，对于上述犯罪学研究的三大领域应当根据其不同特点而采用不同的实证研究方式。具体如下：第一，犯罪现象发生论。该领域主要研究犯罪发生原因，是犯罪学最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并一度成为犯罪学研究的全部。犯罪所产生的原因的可谓种多样：遗传学、心理学、社会因素、精神因素等错综复杂相互交错都影响着犯罪的产生。笔者认为，对犯罪原因的研究主要采取个案访谈和调查方式。尽管实证研究的起点在于实际调查以获取第一手资料，但资料获取的方式仍然多种多样，个案访谈和调查是其中之一。犯罪原因尽管多种多样，但不同类型的犯罪原因是可以探究的，尤其是某一具体类型的犯罪。在犯罪学的教学过程中，应该鼓励和支持学生根据特定的犯罪现象展开个案调查，了解犯罪具体产生的原因。对具体访谈对象的确定应当因地制宜，具有代表性并具有可行性，有条件的可以对较为典型的案件犯罪人或者嫌疑人进行访谈。第二，犯罪现象存在论。对于犯罪资料获取的实证方法而言，基本有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与文献法、个案研究法等方式。获取资料以后，对资料的分析和整理技术同样重要。在犯罪现象存在论这一领域，通常是对现有的犯罪资料进行分析和整理，以总结犯罪发生、发展规律，因此应当运用统计分析对资料予以整理并得出结论。对于资料的分析统计而言，一般可以分为两类，即描述统计和推论统计。前者重视对现有资料的概括和描述，基本属于“就事论事”，仅对资料本身进行概括归纳；后者则需要根据样本的特征来推导相互之间的关系，并对相关趋势进行预测，因此，后者远比前者复杂。对既有的犯罪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既需要运用描述统计对数据本身进行描述和概括，也需要在此基础上运用推论统计方式进行分析、总结和预测犯罪发展的规律。第三，犯罪现象对策论。由于犯罪现象千差万别，故对犯罪进行控制和预防的方式各不相同。一般而言，具体实证研究方法分为三个方面：（1）确定研究对象；（2）选择具体研究方法；（3）确定研究工具。以青少年犯罪预防为例，首先，研究对象即为青少年犯罪。其次，对于具体研究方法而言，需要兼顾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故可以选择问卷调查、社会测量以及实地考察、深度访谈等方式收集资料。最后，由于青少年犯罪涉及到家庭、学校和社会各个方面，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与研究工具的适用方面就需要更加全面和具体。研究者可以自我制定一定的调查研究工具，也可以采取心理学设计有关心理测试表。
一、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因此,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西方当代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表明,因为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所限定,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困难重重,并且认为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所以,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既然如此,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和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以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其中国哲学自在的形式与这些“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绝然不同的形式,而且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⑴。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的结果。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体中寻求。那么,中医У恼苎Ь烤故鞘裁葱问降?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我们已经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的原理进行概括和反思,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保性命者,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其表明,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下面对这三大规律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就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言,对应和中者,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以藏象论之,脾胃也,以五行论之,中土也。以三焦论之,中焦也。而和于中者,人体健康之象也,而离偏于中者,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辨证者,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施治者,和于中者也;和者,由治而达者;中者,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和也者,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岁十二节,皆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于主体性而言,阴阳对应和于中者也,阴阳对应者,时空对应之机也,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吴谦:《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以上的论述在基本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所以,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卷之中·
十、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那么,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培养在中,发用在上。”（郑寿全:《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萌牙于肝,培养于脾,积贮于胸中为大气,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中之用也。所以,“凡人中气充足,则署邪不能相犯;署气入侵,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后天而言,和于脾胃者也,先天而言,和于肾者也,和于脾胃者,血之用也,和于肾者也,气之用也。所以,后天而言,“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对中土的认识,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全身水道,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水谷之海也,平则万化安,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胃受司受纳,脾司运化,一纳一运,化生精气,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论中土者,以章虚谷为要,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为后天万物之母,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土为太极之廓者,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 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关于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概括,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因此,医易相通者,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三、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由上可知,医易相通是在哲学思维中的统一,因此,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中医学在当展方向的问题,宏观而言,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是统一的,微观而言,是由中医学的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而且与当代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在西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时,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中国医学的优异之处同时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其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从问题的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形成的,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但是,除了中医学的医疗实践上的优势以外,笔者认为,中医学的优势表现在哲学思维上,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思维所造成的。因此,正是在中国文化及哲学的统一下所生成的中医学本体论,使中医学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的判定的失误,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影响了中医学的正确发展。因此,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固有的中国文化形式中重视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辩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乖诘囊孕问交呐Σ⒁源诵问缴系墓槔嗟姆椒?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购捅咎迓劢姓苎急绲摹＞芪鞣降男问交恼苎嘉炀土宋鞣轿幕?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ケ沉诵问铰呒墓媛桑ㄐ问郊安问降穆呒肼呒安呒男问绞峭骋坏模?而且不可能从形式到逻辑进行不同文化形式的整合,正如英语和汉语不可能实现在形式到逻辑的统一一样。人类文化的统一首先要求哲学的统一。笔者的研究表明,人类的文化形式和哲学思维只有在完成时空的形式和方式的还原以后,才有可能完成,这是笔者的“时空统一论”哲学体系所力图完成的工作。
[关键词]文学理论课程；原典阅读；教师；学生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7）04-0114-03
文学理论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普通高校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必修的基础理论课程。文学理论是一门思考文学普遍问题的人文学科，以文学的具体概念、范畴、原理以及相关的科学方法为研究对象；以哲学方法论为总的方法论指导，从宏观层面和理论高度阐明文学的特点、属性、规律，发掘文学所呈现的人生体验、价值追求；以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为批评实践对象，对具体的文本做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概括。文学理论课程主要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成为具有高度审美与文化素质和实际应用能力的文学专业人才。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决定了其比其他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更具概括性、抽象性和思辨性的特征；再加上作为一门公认的基础学科，又往往设置在低年级，所以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出现了许多困难。“理论”是艰涩的，是灰色的，但“灰色的理论”面向的是敏感的、多彩的教师与学生，如何让文学理论课程焕发出独有的魅力，发挥出独有的作用是每一个与之相关的教师、学生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文学理论课程的困境
目前文学理论课程面临的典型问题是：在教学方面，教师照本宣科地将概念、范畴、原理、特点、属性、规律等直接灌输给学生，使原本丰富、多元的课程简单化、单一化；在学习方面，学生跟着教材、教师亦步亦趋，死记硬背，没有养成自主阅读、思考和实践的习惯，也没有培养和提高自主阅读、思考和实践的能力。
多年以前，吴晓东向大学文学教师提问：“什么是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我们自己所理解的文学到底是怎样的？我们究竟应该给学生什么样的文学教育？我们究竟让学生从我们的讲授中获得什么？”[1]这些确实是每一位在文学院从事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教师都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薛毅曾经不无忧心地提到：“文学教育在文学之上，建立了一套顽固、强大的阐释体系。它刻板、教条、贫乏、单一，它把我们与文学的联系隔开了，它取代了文学，在我们这个精神已经极度匮乏的社会里发挥着使其更为匮乏的作用。”[2]作为一门基础的、具有“指导”意义的课程，“隔开”学生与“文学”的联系，让“文学教育”取代“文学”是文学理论课程最不应该获得的结果，也是文学理论课程教师最不应该期待的结果。如果说接近文学、回归文学是文学理论课程的应有之义，那么，原典阅读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文学理论课程的应有之实。
二、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原典阅读的原因
造成当下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原典阅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了，或者说将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了“教材”上，而忽了最重要的、“教材”的源头――“原典”。学科和课程的性质决定了文学理论课程的教材必然以概念、范畴、原理、特点、属性、规律为其主要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只是教材――教材中的内容。
对于文学理论这门课程而言，所谓原典，是指提出了与文学相关的某种观点、发现与文学相关的某种原理、阐明与文学相关的某种范畴、诠释与文学相关的某种概念等的具有原创意义的经典文本。比如对于《人间词话》，“原典”指的是王国维先生的作品，而不是指经过后人注释、阐发之后的各种注本、读本、选本――当然借助注本、读本、选本可以帮助理解原典，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暂且搁置。
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对原典阅读的缺乏，首先在于教师方面。目前普通高校对教师设置的评价体系普遍具有科研重于教学的特点，于是教师们往往将心力都倾注在科研当中，或者说是科研论文的撰写当中，同时教学活动被当成了“额外的”不得不应付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照本宣科、满堂灌成了最便捷的“应付”方式。对原典，教师或者是不读，或者是只专注于自己研究的阅读，没有将原典纳入自己的教学活动当中。教师的研究应该在教学过程中发挥其以研促教、以研立教的积极意义――这也许也是评价体系中将“科研”列为考核重要内容的原因，但是事实却往往与愿望相违背，造成了当下不尽如人意的状况。毫无疑问，没有对文学理论的原典进行广泛、深入地阅读与思考的文学理论课程的教授，是多么的贫乏、无趣，除了死气沉沉地从教材搬来的“知识点”，教师还能给学生提供什么呢？
目前的学生面临的诱惑实在是太多了，网络游戏、移动社交、社团活动、勤工俭学……比阅读原典更具有吸引力，不少学生的业余时间是在这些活动中完全或大部分的消耗掉的。另外，在就业形势的影响下，不少学生对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前景态度消极，而情愿将精力放在学习或辅修容易找到报酬较高的专业上。于是，当进入要求相当阅读数量与质量――可能是所有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中阅读要求最广泛、最深入，具有相当综合性、理论性的文学理论课程的学习时，“不适”，甚至是“强烈的不适”立刻成了大多数学生的体会。更加令人担忧的是，面对遇到的困难，不少学生选择的不是积极的态度，不是努力勤奋地广泛、深入阅读、思考那些“难懂”的原典，而是选择了最熟悉的、从小学就使用的办法――死记硬背教材的条条框框，于是造成了恶性循环：越背越觉得枯燥乏味，越枯燥乏味越觉得不得不背。这样的学习方式，除了换来一个可能只能让自己觉得还看得过去的分数之外，实在对个人的能力提高没有任何的益处。
三、文学理论课程对原典阅读的方式
教师和学生是文学理论课程得以展开的主体，要走出文学理论课程遇到的困境，将原典阅读引入课程教学过程，就需要教师和学生双方共同投入努力。
就教师而言，自身对原典的深入阅读与深入思考是不言而喻的必需。然后，是在上述基础上，清醒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角色：教师不仅是传授知识与技能，更重要的是启发、引导学生学会独立的阅读与思考，以及运用自己阅读与思考的成果解决实际问题，这也就类似于孔子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3]如果说传授“知识”与“技能”可以借助教材来实现，那么，启发、引导独立的阅读与思考并由此形成相关的能力则需要回到教材的源头――原典。在将原典引入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该怎么办呢？
在原典的选择上，首先，还是要考虑孔子曾经提到的“因材施教”。教师需要对授课学生的知识储备有一个充分的了解，根据学生的状况选择合适的原典。也许当下学生最现实的状况是阅读量少、阅读面窄、阅读程度肤浅，这一方面是因为文学理论课程常常被设置在一年级或在二年级（最晚），这个阶段的学生大部分刚刚才有了阅读的意识，刚刚进入广泛阅读阶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近年来消遣化、快餐化社会阅读氛围的影响，自律、自主能力不强的学生深受其害。对这样的学生，教师不能一开始就选择极其艰深、晦涩的原典，而应该从相对简单易懂的原典开始，引导学生开始阅读。例如，学习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后，让学生阅读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就不合适。这是一本厚厚的专著，涉及历史、地理、语言学、文学等等庞杂的知识、学科，让学生马上读懂这样的原典显然不合理，相较之下，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三个女性的文本和一个帝国主义》这篇文章要简短得多，并且，它主要是依托著名的小说《简・爱》展开论述的，学生阅读、理解起来要容易一些。其次，从容易开始，并不意味着原地踏步，而是要有不断提高的意识与作为，教师要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扩大、加深阅读的数量与质量。如前述的“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的例子，学生读完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三个女性的文本和一个帝国主义》，对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有了大概的认识、理解之后，教师应该引导学生进一步阅读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以及他的其他作品，并逐渐扩大至弗朗兹・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或其他作家的作品。只有阅读数量和质量有了保证，才能对进一步思考的展开、对解决能力的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除了引导学生阅读原典，教师还要为学生创造合适的环境，鼓励学生勇于独立思考，发表个人见解，与老师、同学互相切磋、琢磨。学生对原典阅读的效果，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来检验，当然检验的形式应该是多样的：教师的课堂提问是一种，师生共同参与的讨论会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教师在讨论会上一方面通过表述自己的立场、态度、观点给学生做出可供参考的示范，另一方面在“每个人都要发言”的研讨会上，教师可以更加仔细、具体地观察、倾听每个学生的陈述，及时发现每个学生独特的闪光点或不足之处，进而加以具有针对性的合理的引导，这对学生个人而言，是其获得知识、培养能力十分有效的推动。和讨论会相似的，教师也可鼓励学生撰写比较正式的论文或传递不那么正式的读后感，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展开笔谈。笔谈较研讨会的好处在于，因为是通过书写的形式，所以有更多的空间加以考虑和表述。在多样化的检验形式中，文学理论课程的成绩不应该只看期末考试的卷面成绩，而应该将学生在课堂回答、研讨会、笔谈等过程中的表现考虑进来，甚至可以有所倾斜――比起考试，课堂回答、研讨会、笔谈显然对学生各方面素质的要求更高。
就学生而言，首先要做的是克服畏难的心理，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对待原典。原典，正如前文界定的，具有“原”的特征――它要比介绍性、普及性的教材要艰深，作者运思的推进、行文的表述都更复杂曲折，这对于即使是有所积累的读者而言都是极大的挑战，更不用说刚刚入门的学生了。可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如果把艰深的原典当作一种千里之外的“诱惑”，那么，有志于学习的学生应该带着信心坚定地迈出第一步。阅读原典的过程除了愉快的有所得，必然也会遇到困难，遇到不解，甚至百思不得其解，但是，那也应该被看作是刺激前进的动力，不应该被假想的阻碍吓倒。
对于阅读的原典的选择，学生可以考虑阅读教师推荐的具体篇目，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情况有所选择甚至另有选择――实际上，学生的独立思考的过程，在他选择阅读什么样的原典，怎样去阅读这些原典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当然，最能体现学生的阅读、思考效果的是学生在课堂里、在研讨会上、在笔谈中的表现。所以，就教师而言，应该给学生充分的空间，包括阅读原典篇目选择的空间，也包括阅读原典方法使用的空间，更包括表达个人思考、见解的空间；就学生而言，不仅应该积极阅读教师推荐的原典，更应该在教师推荐的基础上有所扩展、深化，并尽可能地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思考、见解，与老师、同学相互切磋――独立的思考是学生应该培养的一种能力，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思考、见解也是学生应该培养的一种能力，同样，倾听、了解别人的思考、见解更是学生需要培养的一种能力。
四、阅读原典对文学理论课程的意义
正如前述已经提到的，文学理论课程主要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素质，将阅读原典引入文学理论课程的目的自然也是培养学生相关的文学素质。
首先，阅读原典，是在当下浮躁的阅读气氛中，学生学习沉潜心思、专注阅读的一种磨练心志的有效方式。其次，通过对原典的阅读，学生不仅可以掌握结论性的知识，更可以学习学术先辈思考、论述的方法。再次，从原典阅读到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阅读所得的过程，也是学生学习独立阅读、有条理思考、清晰表述个人观点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学术知识的积累，更是人心智、实践能力的锻炼过程。
雅斯贝尔斯在那本著名的《什么是教育》中提出大学教育的任务有四项：“第一是研究、教学和专业知识课程；第二是教育与培养；第三是生命的精神交往；第四是学术。”[4]作为高等教育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必修的课程之一的文学理论课程显然应该也将雅思贝尔斯所提到的四项任务作为课程的重要任务，将原典阅读引入课程过程是完成上述四项任务十分值得一试的方法。
[ 参 考 文 献 ]
[1] 吴晓东.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教育[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2] 薛毅.文学教育的悲哀――一次演讲[J].北京文学，1997（11）.
(一)范式、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范式”(paradigm)一词最早出现在库恩(ThomasS.Kuhn)1957年写成的《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里,而后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被大量提及和详细论述,并初步形成了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掀起一股探讨“范式”之风。在库恩看来,“范式”一词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在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科学共同体即一个具有共同信念、共同价值、共同规范的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通过相对稳定的联系而结成的关系性共同体。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同之处。①可见,范式具有哲学层面的意蕴,研究范式不同,则对相同事物的解释也不同,其背后体现出来的是研究者的共同语言及所持哲学价值观的差异。比较教育的研究范式,就是用来解释比较教育研究中公认的信念、技术、程序、方式、方法以及研究过程中所遵循的必然逻辑等问题的集合体。②
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的核心即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首先是一种文化观———它认为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比其他文化更为优秀,也不存在一种超然的标准可以证明这样一种正当性,可以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其他文化;它的核心是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③此外,多元文化主义倡导尊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与国际理解,其目的是要通过沟通和理解达到人类世界的共同进步和发展。因此,比较教育的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指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秉持世界多元、文化平等理念,强调研究者的立场,以跨文化理解为核心来认识不同文化背景下教育现象的一种研究方式。它认为,教育是文化的产物,文化之间不存在优劣之分,不同立场下的理解与解释会造成不同的认知,研究者必须尽力克服由于理解偏差带来的误读,既要尊重理解差异,又要承认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存在共同性。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某种程度上是对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批判发展,它促使比较教育研究朝向更为客观的方向前进。鉴于此,有学者推测,多元文化主义是世界和平发展的内在需求,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将成为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主流。①
(二)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的理论基础从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的哲学基础来看,它是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思潮的混合体,既继承了现代哲学对真理的认识与追求,又吸收了后现代哲学思想的知识观,肯定文化在个体知识建构中的作用。从其自身发展来看,多元文化主义整合了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
普遍主义有一个理论假设,即世界是可知的,存在适用于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绝对真理,并试图确立一套统一的价值准则。承认世界的可知性,会鼓励人们不断地追求真理,寻求解决共同问题的途径。但是,标准化价值体系的追求使得持这种理论的偏激者很容易从自身出发,将本国文化视为人类文明的最优模版,不承认、不接受差异,而是依赖自己的价值判断去评价、规范他者,拒绝、漠视甚至压制他文化。最终的走向只是固步自封或者文化殖民,事实上造成文化之间更深刻的对立与鸿沟,与普遍主义追求的一致性相背离。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由于西方文化发展的充分,长期处于强势地位,普遍主义表现为西方中心主义的风格。
与此相反,相对主义是作为普遍主义的对立面相伴而生的,它拒绝确定性,认为信念和推理会因时代和社会群体的不同而具有多样化,不存在终极的、确定的价值原则。
文化相对主义研究范式最初见于人类学。它强调每一种文化都会产生自己的价值体系,主张对任何一种行为,只能用它本身所从属的价值体系来评价,适用于一切社会的绝对价值标准是不存在的。②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相对主义指的是以客文化的价值观和认知方式为参照系统来认识客文化的教育现象的一种研究范式。③这种研究范式消除了文化的优劣、等级偏见,注重各种文化的平等和独特价值的肯定与保存。但是,这种尊重也会导致盲目崇拜,强调人类历史不存在共同的规律性和统一性,各文化价值之间没有达到共识的可能,拒绝异文化的启发、借鉴,自我封闭、停滞不前。在当今时代,许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各方面的协调,共同努力,这种观念显然有违历史发展的趋势。
而多元文化主义基本观点的形成则是对普遍主义及相对主义思想的扬弃。它肯定了普遍主义对真理存在的认同,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客观真理并不因为人们认识的局限性而陷入虚无。但是,由于各文化对人类价值观存在不同标准,因此认识是可以多元存在的,并不由某一尊统率。多元文化主义肯定了相对主义对异文化的尊重,但同时坚持通过阐明自己的立足点,任何人可以发表自己对异文化及其价值的评价,并且人类有对共同关心的问题达到共识的可能。④
(三)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的基本观点
1·以跨文化理解为核心
在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中,对文化的理解是其核心观点。理解是解释学的基本问题,也是解释学的核心概念。在其视野中,理解的内涵有“复原说”和“意义创造说”两种,前者指消除成见,解释文本的原意;后者则追求解释者视域与文本视域达到和谐统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所提交的报告中所言,“教育有一个使命,就是帮助人们不把外国人当作抽象的人,而把他们看作具体的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理性,有他们自己的苦痛,也有他们自己的快乐;教育的使命就是帮助人们在各个不同的民族中找出共同的人性”⑤。可见,理解既贯穿解释的始终,又是最终目的。在面对不同文化时,通过“理解———解释”,力求达到对研究对象的精确把握,不仅揭示出其真实面目,还应形成共鸣。石中英在《教育学的文化性格》中指出:“教育活动的‘文化解释’就是要跳出以前种种的‘从教育学认识教育学’或‘从某一哲学派别认识教育学’,把教育学看成是一组孤立的,利用概念、实验技术等进行的认识过程的老路。”①要跳出“科学”的老路,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就是不应始终为科学哲学方法论禁锢,而应将视野扩展到教育现象背后的文化传统中去,对其做出更为恰当的理解。
2·坚持开放的解释观与跨学科研究
与普遍主义以“绝对真理”为准绳和文化相对主义对不同价值判断的回避态度不同,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在研究的阐释上持开放观点。它主张基于一定的立足点会得出一定的结论,对于同一现象,文化参与者、外来研究者会有不同的解释;从本文化、异文化、全球化视角得出的解释又会有巨大的差别。
人生来就处于某一文化当中,再加上不同的文化经历、角度视野,自然会产生相异的理解,因而对事物的任何解释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主观的色彩。比较教育研究的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主张明确研究者所作阐释的立场,在提出自己观点的同时,还应明示这一解释源于自身的某一视角,不排除其他角度的理解。角度的差异存在各自的局限,但是,开放的解释系统从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这一不可回避的缺陷。
诚如莫顿关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论述:“先是齐美尔,随后是韦伯,反复而明确地采纳了这个令人难忘的格言:‘要理解恺撒,你并不一定非得成为恺撒。’他们提出这种主张,就是拒绝了极端的局内人信条,这种极端的信条实际上断言,要理解恺撒,你就必须得成为恺撒。同样,他们也拒绝了极端的局外人信条,即要理解恺撒,你就决不能成为恺撒。”②本世纪以来,整体化和综合化已成了世界潮流和总趋势,各种学科之间交叉渗透,多学科相互结合成为解决人类面临紧迫问题的途径,跨学科研究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比较教育研究是一门涉及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教育学等的交叉学科,那么比较教育的研究就当是集各学科研究方法为一体的跨学科研究。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主张运用多种学科解决教育问题,以适应多元文化的世界需求。
3·提倡多元文化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Education)始为西方国家民族教育的一种价值取向,旨在于多民族的多种文化共存的国家社会背景之下,允许和保障各民族的文化平等发展,以丰富整个国家文化的教育。这个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社会对抗时期的产物,现已逐渐成为一场存在于欧洲大陆的各个国家和美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的国际运动。”③受全球化背景的影响,多元文化教育已经成为教育领域内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有关多元文化教育的研究逐渐增多,探讨多元文化教育与比较教育研究相互关系的文章与专著开始出现。世界上在大学中最早开设比较教育课程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于2000年出版的《师范学院记录》(TeacherCol-legeRecord)杂志上特辟两期专刊讨论了有关多元文化教育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在我国高校的比较教育学课程或专题研究中,多元文化、多元文化教育也开始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对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启示与自身困扰
(一)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对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启示
1·建立本土化的比较教育研究话语体系
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的核心是承认文化平等和相互影响,并期望通过某些努力确保平等发展。现代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仅一百余年的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借鉴西方经验。作为一种“比较文化”,比较教育学更似乎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中介性。虽然近年来我国比较教育的论文与出版物数量激增,但其理论、话语体系总体沿袭西方,处于从属地位。这种从属致使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成果难以适应本国实际,偏离为本国教育服务的宗旨。事实上,作为多元文化之一纬,中国亟需建立自己的比较教育话语体系。
2.拓展研究领域
受国家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影响,比较教育学长期以来盛行以国家为单位的比较。由于现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学校教育又成为比较教育研究框架内的主要对象。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以承认文化多样性为前提,它不仅关注发达国家、制度化教育,还将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大。文化传统、种族群体等即使在一国之内也存在明显差异;同时,在学校教育之外存在多种多样的非制度化教育形式。我们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比较教育学研究绝不能单纯局限于欧美文化和学校教育,而应结合我国实际,深入拓展,将研究领域扩大至区域教育、民族教育、习俗教育等等。
3.重视跨文化教育的推进
跨文化教育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潮流,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必须直面挑战。关于多元文化教育与比较教育研究的关系,研究者杜钢指出:“一方面,比较教育研究自身领域内许多概念与问题的界定与澄清脱离不开文化、多元文化、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提供给它的必不可少的原料、素材与证明的帮助;另一方面,比较教育对文化、多元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研究的日益深化,也必定会大大推动这些领域自身发展合理性与有效性的不断增强。”①
(二)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的困扰
1·跨文化理解中的“先见”与“误读”
任何个人都存在于一定的文化之中,那么,任何人的理解都不可能从白纸开始,他必然受到所处文化、个人经历的影响,伽达默尔称之为“先见”。“先见”包括人的理性、直觉、情感以及下意识在“理解”前就已经接受的一切,人们只能从某个特定的视角来进行理解活动,它为人们提供了思想和行动的起点,也只有通过它,才能达到真正的“视域融合”。那么,在比较教育中,所有的理解与解释都是带有“先见”的。在这个过程中,误读就不可避免了,特别是一些从文本出发的解释。由于缺乏真正的体验和文化经历,自身的思维方式往往造成理解偏差。
比较教育的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十分倚重理解与解释,但片面追求人文主义的解释,就有可能把理解推向极端,理解代替了一切,使人们错误地以为,个体的认识来自于主体的精神活动,而非社会存在,混乱的误读最终导致社会本身丧失规范、无规律可言的极端相对主义的错误。
2·文化多元与强、弱势文化的价值判断模糊
文化多元并不是现代社会特有的现象,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共存于同一国度,古已有之。而多元文化主义则要求不仅要指出不同文化的差异,还要平等对待它们。它的一大预设是,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族、各民族、各群体迥异,但本质上只存在差异,无优劣之分。教育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一词则有意地用来表示代代相传的创造性成就、目标和观念。②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多种文化之间,并未能同时同步同等程度地得到发展,而教育也必然是一定文化背景下的教育,不存在绝对的中立,那么特定国家或民族在选择教育内容时,就必然存在价值判断的问题。比较教育产生于西方社会,其研究所使用的话语体系也属于西方社会。相比于西方文化,本土文化往往处于弱势,多元文化所倡导的平等,在文化输入和输出上就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平等。
3·多元文化教育中借鉴与反思比例失衡
比较教育自诞生之日起,借鉴就是其首要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描述———借鉴”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今对比较教育的要求。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提倡多元文化教育,它对弱势文化群体的价值关怀为其发展提供了空间,也为我们了解他文化背景下的教育打开了一扇窗。但同时,我们必须注意,一方面,在多元文化教育的旗帜下,如果不加以谨慎地思考与选择,鱼龙混杂,终将致使多元文化教育弊端彰显,而所谓的多元文化美好图景也随之破灭。另一方面,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如何处理多元与一体的关系,一直是个难题,盲目推崇多元文化主义显然不利于此。就现阶段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发展而言,借鉴与反思比例严重失调,大量的比较教育研究更侧重于借鉴,甚至是介绍,这种脱离了本土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引进并不是真正的比较研究。
三、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的选择
在全球化、本土化和后现代哲学浪潮的推动下,比较教育研究的多元文化主义范式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自己,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
(一)纳入田野考察研究法
田野考察是“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在特定民族志区域或社区中进行的调查工作”①。它要求研究者亲历研究对象,通过观察、倾听、询问、交流和体验等方式搜集信息。在客观、系统认识的基础上,提炼研究结果进行理论归纳。②一门学科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对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如顾明远所言:“进行文化研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最好是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到当地去生活一段较长的时间。”③从困扰比较教育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的基本问题来看,人类学方法论的主张确有帮助。一是研究立场的结合与转换。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以跨文化理解为核心,强调通过文化阐释对教育现象做出客观价值判断。对“理解”价值追求的同时也就对研究者视角的相对性提出了要求,即研究者必须要处理好局内人与局外人立场的关系。研究者通过长期的田野工作,参与其中进行全面、细致、客观的描述,可以有效消除对异文化的陌生、偏见,完成跨文化分析,实现比较教育的真正意义。二是田野考察有助于掌握研究对象的全貌。田野工作注重研究对象发生的背景以及发展过程,获取全面深入的认识。这种投身真实情境的研究克服了纯书斋式的冥想,将研究融入教育发生的大背景之中,通过了解当地文化传统,学习当地语言,甚至参与当地生活以深入文化内里,可以更为深刻地把握研究主题,避免断章取义、空泛引介。
(二)和谐共生的观念
和谐共生,即异质主体在同一系统中谐调存在、交往、动态发展的状态。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组织系统,必然存在形形的差异,而在这些区别背后又隐藏着对彼此的依存。西方文化之于我们是陌生的,因此学习它,能了解西方教育以及受西方教育的某种影响这是必要的;同时,对本民族文化的精妙,我们理当更为理解,但我们却往往将其忽视,而习惯从西方文化的视角、西方的模式来研究西方教育,甚至是本国教育,缺乏跨文化的立场。
我国教育是世界教育的一部分,拥有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不从属于西方教育。我们拥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实践和思考能力,我国的问题具有自己的特点,单纯的“拿来主义”实在不足以借鉴。我国学者从中国比较教育的世界化这一角度出发,提出了结合中国传统哲学进行“和而不同”的研究范式,“这种方式既重视实证研究,又能‘和而不同’,有分析地对待国外的教育思想、制度、政策和经验,高屋建瓴地对教育现象做出深刻的剖析”④。因此,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研究者需要把握自己的立足点,以和谐共生理念来确定研究指向与目的。
关键词：文艺学；课程群建设；教师培养；课程关系；课程资源；转化
将多门课程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协同建设，在文艺学领域里，始于1980年代初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教授领衔的文艺学系列课程的教学改革。该系列课程由“文学文本解读”、“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原理”三门课程构成，它们“分别承担提高学生文学鉴赏能力、传授文学基础理论知识和培养学生批评实践能力的任务”。该系列课程已于2003年立项为国家首批精品课程。在系列课程建设实践的基础上，随着课程理论本身的发展，教育理论界将这种关联紧密、相互支撑、互为补充的多门课程协同建设的实践称之为课程群建设。本文论及的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主要是指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层次人才培养方案中由文艺学学科开出的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中国文论”、“西方文论”为两翼，以“文学批评”为落脚点的课程性质相同、功能相异、服务同一教学对象、彼此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多门课程的整体建设。近年来，以课程群的思路来建设文艺学学科开设的多门课程的做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与教育管理部门的认可与赞同，不同高校的文艺学课程群也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国家、省、校三级教育管理部门的立项资助。通过几年来的立项资助，文艺学课程群建设成绩斐然，引起了教育界的瞩目，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以下几个问题是当前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尚未得到应有重视，而又必须重点关注和处理好的。
一、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与教师培养的问题
通观国内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实践，近年来文艺学教学界的主要兴奋点和着力点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1）是各门课程教学内容的调整与改造，（2）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3）课程教学手段的探索与变革，（4）课程群建设成果的固化与教材建设。以上几个方面确实是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核心内容和重中之重，应该加强。但在近年的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我们太过集中于课程群的内涵建设，导致只见独立于教学活动主体之外的课程内容、方法、手段与教材的建设，而忽略或者遗忘了教学活动中的组织者、引导者——教师这一重要的“人”的因素的建设，以致在课程群建设中，只见“物”而不见“人”，这就是说，只见课程内容与教学条件的建设，而不见教学活动主体的建设。
在我们看来，教师在课程群建设中至关重要。教师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充当了课程内容的理解者、阐释者、建构者与传播者，学生则是课程教学活动的参与者、体验者、评价者和接受者。因此，在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中，我们理应重视教学主体之一教师的培养，强化“人”的建设。如果没有合格教师的培养与建设，没有教师正确的理解和有效的阐释，再好的课程内容，再完善的知识体系，再优秀的课程教材，对于学生来说，也可能是一种“低效”或者“无效”的课程资源。这将不利于学生通过文艺学课程群的学习使自己的知识储备、思维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实际的提高。如此一来，最终将导致人才培养目标的落空。
通过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如何实现对教师的培养？在以往的理解中，教师的培养我们主要着眼于教师科研水平的提高和学术能力的训练。但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视野中，我们强调对教师教学水平与教学能力的培养。那么，究竟如何有效地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与教学能力？在我们看来，在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中，必须首当其冲地培养教师形状一个完善的文艺学知识结构，使教师对教学中的各种问题有一个立体、多维的知识视野，能够从课程群的其他课程中驾驭和把握该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应该改变一个教师终身只教一门课程的做法，让参与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所有教师，轮番从事“文学概论”、“中国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批评”这一组课程的教学。通过课程群教学的实践，从教学制度安排的层面迫使教师必须从单门课程的局限中走出来，打破此前课程与课程之间森严的壁垒，树立教师以课程群为基点的整体课程观，在教学实践中使教师的知识构成日趋完善，知识视野慢慢得到拓展，自身的能力逐步得到提高。
此外，在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中，由于整个文艺学课程群的任课教师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教学团队，加之在制度安排层面上要求人人都得从事课程群中所有课程的教学，因此对于如何理解教材、如何阐释教材、如何拓展教材，如何选择有效的方式进行传达，课程群的所有任课教师都会有经验性的体会这样就能够进行实际性的“交流”和“切磋”，能够针对同一教学对象在教学活动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有教学经验为依托而不是停留于理论层面的建设性意见，从而使参与课程群建设的教师的教学水平与教学能力能得到实际性的提高。通过课程群建设培养教师，在具体形式方面主要有老教师的“传、帮、带”、课程群的专题教学研讨会，以及将需要培养的教师送往国内高水平大学里进行相应课程的专门进修和访问等。总之，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我们不应忽视对教师的建设，要充分认识到教师建设的重要性，更要挖掘文艺学课程群建设对于教师尤其是新教师培养的巨大空间和潜力。
二、文艺学课程群诸课程之间的关系问题
课程群，根据教育理论界的共识，从数量上说一般由三门以上相互关联的课程组成，而且具有如下一些特征：“第一，课程群中必须以某门课程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开设出若干门子课程；第二，课程群中的所有课程是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密切联系的课程；第三，课程群应从属于某个学科，相互之间有着合理分工的系统化的有机整体。”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实践中，国内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虽然各个具体的建设单位将文艺学的若干门课程在申请立项建设时作为一个课程群来对待，但在具体的建设实践中，往往并没有将这些课程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在文艺学课程群名义下的“文学概论”、“中国文论”、“西方文论”与“文学批评”各自为政，课程内容在建设的过程中，相互交叉、重叠、条块化分割、对话性欠缺的现象依然非常严重。由于课程群中各门课程之间的课程使命、目标、功能与任务没有很好地协调与理清，在文艺学课程群的教学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发挥课程群教学的整体优势和集团效应。因此，在进行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过程中弄清各门课程在整个课程群建设中的地位与关系尤为重要。只有理清了这种关系，各门课程就能各司其职，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相互印证，最大可能地发挥出应有的课程群效应。
理清文艺学课程群中诸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看来，一个重要的视角就是从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方案中文艺学课程群各门课程在整个培养方案中的课程地位来讨论。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及简介》（1998年版）和国内众多主流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我们可以发现，文艺学课程群中的“文学概论”一般被设定为专业基础课，“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被设定为专业主干课，“文学批评”则被设定为专业拓展课。由此看来，在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方案中，文艺学课程群中的“文学概论”是为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各门专业课程奠定必要基础、掌握专业知识技能必修的重要课程。通过“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学生获得的各种知识、素质与能力是进一步学好“中国文论”、“西方文论”与“文学批评”的基础与前提。因此，“文学概论”是课程群建设的重中之重，处于课程群中的核心地位，而“中国文论”、“西方文论”课程则构成了文艺学课程群的两翼，是从历史的角度和广大的文艺实践的基础上对“文学概论”内涵的进一步深化，是对“文学概论”课程教学内容的强化和印证。“文学批评”作为专业拓展课，是学生在掌握文学概论、文论史的基本知识的前提下，对学生运用文艺学相关知识分析文艺现象与文本提出的要求，是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落脚点，是对学生素质能力进一步拓展与提升的课程。
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理清诸门课程之间关系的另一个视角，则是从文艺学课程群中各门课程的性质的差异来分析。根据文艺学界的共识，由于研究任务、目标、内容、方法和使命的差异，文艺学一般分成五个学科分支，即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史、文学批评史。在教学领域中，文学史在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方案中具体化为“西方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三门课程，它们均独立于文艺学课程群而专门开设。因此，在课程群建设中，文艺学课程群的内涵较学科意义上的文艺学学科群要小得多，主要包含以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为课程内涵的“文学概论”、以中国文学理论史与文学批评史为基本内涵的“中国文论”、以西方文学理论史与西方文学批评史为基本内涵的“西方文论”、而“文学批评”则更为强调的是各种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在解读、理解文本时的运用，强调理论的应用性和操作性。具体而言，“文学概论”这门课程主要以文学是什么、文学是哪些、文学从哪里来、文学有何作用、如何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等有关文学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等“元”命题来建构课程的内涵，它是文艺学课程群中“论”的部分。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文艺学的基本理论术语，在面对文学问题时，能够用专业术语对其进行解答。“中国文论”、“西方文论”这两门专业主干课则是以中西文艺实践的历史作为依托，描述中国和西方文学理论问题是如何产生与发展的，每一个独特的理论问题与理论术语是怎么从这种独特的文化语境与艺术实践中生发出来的，遵循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哲学方法论，描述它们的变化、发展与演进，给学生提供“文学概论”课程中有关文学的基本问题要如此解答的历史支撑。这两门课程是属于理论“史”的范畴。“文学批评”则是强调课程的实践维度和操作程式，主要是在上述三门课程学习的基础上，学会使用文艺学的基本批评理论与批评方法去阐释和解读各种文学文本，使学生对文学文本的阅读、阐释有一定的方法论自觉，超越未接受文艺学训练的印象式阅读和理解，使学生在阐释文艺现象时具有文艺学的专业特征。
文艺学课程群建设需要一种整体思维与全局视野。根据这些分支课程的功能和性质，我们在对文艺学的诸门课程作为课程群进行建设的时候，要注意理清各门课程之间那些交叉、重叠的内涵，摆正各门课程的位置，理顺课程与课程之间的关系。有时，有些内容即便在课程群的几门课程都要讲解，但讲解的侧重点与方式是肯定要有所区别的。譬如都要讨论文学批评，在“文学概论”课程中，主要是阐述文学批评的性质、特征、类型与方法，但在“文学批评”这门课程中，则主要强调各种具体文学批评方法的运用和操作。总之，通过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我们要建立一个系统的课程教学目标，那就是通过文艺学课程群的教学，要使学生初步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知识构架，让他们分析文艺学问题时，既要有一个“史”的知识视野和理论谱系，也要有“论”的内在周延性和学理性，从而整体上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文艺学前沿研究成果向课程资源转化的问题
从建设的维度来审视文艺学课程群，就意味着文艺学课程群下的各门课程是未定型的、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和最终固化的，这表现为：（1）“文学概论”、“中国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批评”等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将随着文艺学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的推出而进行调整；（2）文艺学课程群下包含的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文学概论”、“中国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批评”这四门课程也不是永恒不变的，也有可能随着本学科研究成果的迅猛发展而产生新的课程，从而使文艺学课程群包含的课程愈来愈丰富。历史地看，科研成果向课程的教学资源转化有一定的时间差。但在当前的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文艺学前沿研究成果向课程教学资源的转化太过缓慢，教学领域的知识、观念和思维更新远远落后于本学科的相关研究。
从当前的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实际来看，“文学概论”课程基本上沿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童庆炳教授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里所使用的编写体例、知识体系与基本观念，近十年来关于文学理论研究的大量有价值的成果并未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譬如此前由本质主义所建构的文艺学知识构架在经过十年来的争鸣与讨论，很多观点和问题都明显呈现出内在的矛盾性和不周密性，但教学界并没有及时地来清理这些问题。“中国文论”还基本上停留在郭绍虞、王运熙、顾易生、张少康等学者的研究视域中，当代海外华裔学者和国内学者对中国文论研究的新成果和新贡献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吸收。“西方文论”的课程建设基本上以朱光潜的《西方美学》为底本，吸收了蒋孔阳、朱立元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和马新国主编的《西方文论》的内容而形成。西方文论20世纪以来本身的发展与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没有及时转化为课程建设的资源。总之，目前的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从整体上来看，面对最新的研究成果显得较为保守和滞后，科研成果转化成课程建设资源的动力明显不足。
在我们看来，文艺学课程群建设应该坚持与时俱进的品格和立场，敞开胸怀吸纳学科研究的前沿成果，从而使文艺学课程群的教学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现实关怀。文艺学前沿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的课程教学资源，从现实操作层面上看，可以有以下三种路径：（1）根据学界研究成果提供的新材料、新观点与新结论，更新或者补充文艺学课程群相关问题的阐释和解答，“从教学角度来看，这些科研成果进一步证实了相关课程教学内容的有效性”，增强了文艺学课程群中基本问题理解的多元性与对话性。（2）根据文艺学本身的发展，增加相关课程的教学内涵，使课程的教学内涵变得更为丰富和完善。譬如在教授文学批评方法的时候，晚近兴起的性别批评方法、文化研究
（上接第54页）方法这些尚未进入课程的内容。我们可以通过课程内容的开放，及时将这些研究成果吸收进来，从而使课程教学的内容与学科发展的水平的距离尽可能地缩短。（3）将本学科发展的大量最新前沿研究成果集中向文艺学课程群的课程资源转化，开发出新的课程，从而使本课程群中相互关联的课程更为丰富和多样。这种以新课程的形式来实现科研资源向课程资源的转化一方面可以以专题的形式来开发。如结合当前的研究热点，我们可以开发出“视觉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媒介变革与文艺发展”等课程，也可以以综合的形式来开发，诸如增加“文艺学前沿问题研究”这类新课程等。只有这样，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才能够扎根于当下的学术语境和生活情境，才能够得到较为丰富的学术滋养而永葆生机，才不会沦为离我们现实生活十分遥远的高头讲章。
总之，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教育制度变革、学术研究的现状紧密相连。除了上述几个较为重要的问题需要亟待厘清和解决外，还有一些问题也较为重要，诸如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专享与共享问题、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目标与实效问题也值得展开认真的研究与仔细的讨论，限于篇幅，我们将另文专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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