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22 00:49:5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公共行政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旨在培养具备先进的管理学理论和实践方法、具有优良的政治素质和创新精神、能够基本掌握基础医学，并且能够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的，在卫生行政部门或医院的行政科室工作的现代化高级专门人才。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在学习的过程中，公共行政学这门课程既是基础课，更是必修课，是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教学过程中的重点课程，与此同时，卫生事业管理不同于普通的公共事业管理，因此，在公共行政学的教学过程中突出“卫生”二字就显得尤为重要。医科大学的公共行政学的教学，旨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同时，针对学生今后的就业趋势，在给学生授课的过程中，要有指向、有目标，将这门课的功能充分的发挥出来。在教学方法上，针对卫生方向的公共事业管理的学生，在设计公共行政学的课程时，就要有所侧重。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并使用经验中值得借鉴的方法，发扬它们，并因时因地恰当使用，最大程度的推动有效的教学方法，使学生能够更好更快的掌握公共行政学的相关内容。相反，精确发现公共行政学在教学过程中现阶段的不足之处，并深入分析其原因，根据以往教学的经验，并结合医科大学学生的实际需求，改进现有教学方法的不足之处。因此，在公共行政学的教学过程中，如何对公共行政学的教学方法全面、深入的改善并优化更是当下这门课程亟待解决的内容。
2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教学的现状和不足
2．1教学主体以教师为主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教学，以教师为主体，课程全程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调动和提高，而学生也只是在枯燥、乏味的课堂讲授中度过每堂课，在考试时，死记硬背成了代名词，考试之后，学生的专业知识很快就忘记了，更别说在实践中有效的运用了。那么这样的教学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整个教学过程提不起学生的兴趣，就更谈不上如何提高学习效率。而教学，实际上应该将学生放到主体地位上来，而不是教师每节课填鸭式的全堂贯穿讲授。
2．2教学缺乏实验环节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教学，缺乏实验的环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和网络都已被广泛的普及和应用。学生群体正是对计算机和网络感兴趣的人群，那么，新的公共行政学教学方法中，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相关章节的实验，就能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并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而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教学是没有实验课的，整个教学过程都是通过教师的讲授进行。这样，既不能提起学生的兴趣、不能增加学生的创新能力，也不能使学生全面立体的掌握所学的理论知识。所谓的纸上谈兵大概就是这样的了。那么，如果只是书面的全程讲授，学生只是对理论知识有了平面的、二维的理解，这就像早些年学生学习英语，很多学生学成了“哑巴英语”，只会做书面的题，口语应用十分吃力。公共行政学的教学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事实上公共行政学的教学应该是穿插着科学的实验课程的。
2．3教学缺乏实践环节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教学，缺乏实践的环节。所谓实践出真知，教学正全面的诠释着这句真理。医科大学学习公共行政学的学生，毕业后的培养方向是趋向于卫生行政部门或者医院的行政科室的，而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教学，是枯燥乏味的一味的讲授，期末是以试卷的形式进行考核。这样，无意中就进入了一个非良性的循环，既老师讲授无激情，学生听课无兴趣。同时，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考核方式单一，只是用试卷说明学生一学期的学习成绩。学生就只为了如何应付考试去学习，不能全面、立体的掌握公共行政学的相关知识。
2．4教学未结合专业方向设计授课内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教学内容单一，以书本讲授为主，未结合专业方向设计。在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讲授只是针对书本上的知识进行讲授，并未将学生今后的就业趋势紧密结合。
3完善具有医科大学特色的公共行政学教学方法
改变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教学方法，已经刻不容缓。建立有医科大学特色的公共行政学教学方法，是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是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更是符合培养自治区卫生事业管理人才的教学方法。
3．1要有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以学生为主体，就是要改变教师满堂讲授的授课方法，将学生的参与度提到最高。每个章节在开始之前，用适合本章的案例引入，在了解案例之前，将问题提出，让学生带着问题去了解案例，然后对案例进行分析。分析案例时，逐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语言表达的能力。由于是在章节开始之前所看的案例，学生在分析案例的时候还不能系统的运用本章所学的知识，但是，正是这样带着问题去进行学习，遇到重点和难点再与学生进行分析和讨论，才能让知识不断内化，并提高了学生的整体能力。与此同时，在案例的选择过程中，以医疗行政系统的案例为主，让学生在早期就能站在卫生事业发展的高度去思考问题，有利于培养具有先进的管理学理论和实践方法、具有优良的政治素质和创新精神、能够基本掌握基础医学，并且能够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的在卫生行政部门或医院的行政科室的现代高级专门人才。
3．2要将现代化的实验课带到教学中来目前，卫生管理学院的实验室，针对公共行政学这门课程，引入了电子政务实验课。在实验室，模拟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的档案管理、公文传输、国有资产管理、行政审批系统、框架、招标采购平台、政府办公系统，以及政府信息门户等内容。学生可以在实验课上，通过模拟政府的以上办公内容，更加直观和全面的掌握所学的知识，用更立体的手段和方法提高学生的动手和思考的能力。但是，目前针对电子政务的实验课课程安排还是不够科学合理，课时数还较少，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将不断优化实验课的课程设计，并将实验课的实验设计的分数纳入到考核范围内。
3．3要把学生的课间实习规划到教学计划中来卫生管理学院的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学生，在大四上学期结课后，都会到实习单位进行实习。实习单位的范围包括各盟市的卫生行政部门、疾控、卫生监督部门，以及医院的行政科室等。这时的实习，正是考察学生学习各门课程成绩的最佳时期。通过实习，学生能够用体验式的学习方法将理论知识内化，在运用理论知识的同时，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但是，目前学生在实习过程中，一旦确定了实习单位就不能更换，这使得学生不能全面的了解卫生系统内各个相关领域的具体运行状态，那么学到的实践知识限于学生所实习的单位。如果能够将实习单位施行轮岗实习，既卫生行政部门、疾控、卫生监督部门，以及医院的行政科室等将实习生进行轮岗实习，每个单位或部门实习一段时间，那么，学生将会从更多的角度和方位成长。
4结语
关键词：公共行政学；语言；图像；游戏；修辞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2-0016-06
尽管在以追求实用为主要导向的公共行政学界，套用语言哲学的名言“没有语言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皆无效”来说明公共行政学的语言问题的重要性，不免显得危言耸听，但是当语言哲学的历史已跨过整个20世纪，将语言哲学的重要原理引进（同样具有百余年历史的）公共行政学，也许恰逢其时。本文正是基于上述考虑的一项尝试，即运用语言哲学的图像论、游戏论、修辞论，来说明公共行政学的语言与行政世界的关系，从而分别揭示出公共行政学语言的图像性质、游戏性质、修辞性质以及此三项性质的相互关系。
一、公共行政学语言的图像性质
语言的图像论，是前期维特根斯坦的核心观点。这一观点认为，语言如同图像那样摹画世界：语言与世界具有同构关系，语言具有意义和真假之别，伦理学（绝对价值）不可说、从而必须对其保持沉默。因此，依据语言的图像理论，可以推知公共行政学语言的图像性质，并需要基于公共行政学语言本身的特点对其予以说明。
（一）公共行政学的语言与行政世界同构
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世界”，不仅包括实际发生的事实，还包括在逻辑上可能的事态。他基于分析思维认为，事态由基本事态构成，基本事态由对象和对象组合而成。在与世界相对的另一面，语言由基本命题构成，基本命题由名称和名称组合而成。因此，语言与世界的同构关系表现为：名称代表对象，基本命题代表基本事态，在总体上，语言就像一幅图画那样，表现整个世界（包括逻辑上可能的世界）。
公共行政学语言所摹画的世界，同样包括已经发生的行政世界，以及还未发生的但在逻辑上可能的行政世界，前者构成公共行政学的实证研究对象，后者来自公共行政的“乌有乡消息”，它反映人们要在现实的周遭世界重建公共行政“乌托邦”的愿望。而无论对于公共行政的真实世界、还是对于公共行政的可能世界的描画，公共行政学的语言均可以被沿着“命题一基本命题一事物名称”的分析路径，追溯至公共行政的现实世界的具体对象。
对于公共行政的实证研究而言，泰勒、吉尔布雷斯夫妇等人在进行动作研究过程中，不仅记录了不同工人的动作流程，并且将这些动作流程分解成最小分析单位，然后进行定性和定量比较，最终得出“科学”的工作动作和流程。在此过程，他们使用的典型语言：“生铁搬运工弯下腰，搬起大约92磅重的生铁，移动数英尺……一名最优秀的适合从事这种工作的工人，一天中只有42%的时间有负荷”，直接由事物的名称和名称组合成基本命题，然后由基本命题，经过逻辑连接，得出一系列科学管理原理。西蒙在其《行政行为》第1版前言中说道：“我们必须能够用文字精确地描述管理型组织的面貌和运转状况。我试图构造一套能够进行上述描述的词汇，本书就记录了我从中得到的结论。”在这本前身为《行政科学的逻辑构造》的博士论文中，西蒙忠实的执行了深受前期维特根斯坦影响的卡尔纳普的语言哲学原理，他从“人类抉择的逻辑学和心理学中”导出“管理理论的词汇”，并逻辑地构造出有限理性决策理论。从宏观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列举里格斯行政生态学说、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奥斯本企业家政府理论等，这些理论均形象地为人们呈现出相应的公共行政图画，（例如里格斯借用光的折射图，摹画转型社会的行政模式；企业家政府理论认为某些优秀的政府部门正在像企业那样运作），这些图画或理论深刻描画了公共行政的真实世界的运作过程。
另一方面，公共行政学语言对于公共行政的可能世界的描画，不仅表达了公共行政在逻辑上的可能事态，而且同样可以分析为公共行政的真实世界的具体对象。在公共行政思想史上，新公共行政学集中地摹画了逻辑可能的公共行政的公平世界。对于作为公平行政世界要义之一的“比例公平”原则来说，不仅公共行政领域的任意两个人的收入和付出，均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对象，而且各自的收入付出之比，也完全可能在逻辑上具有相等关系。同样，作为新公共行政学所倡导的机会公平、代际公平等原则的理论基础，罗尔斯的正义论的两个原则，也完全具备对象的真实性（宪法上的基本自由、每个人的经济、社会利益等）及其在逻辑上（如罗尔斯所说的那样）进行合理组合的可能性。同时，从上述例证也可以看出，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志于在现实的行政世界构建“比例公平”、“机会公平”、“代际公平”以及罗尔斯在“无知之幕”下构建出来的“自由平等”、“差别原则”等理想状态之旨趣。
（二）公共行政学的语言具有意义和真假之别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中的名称的意义，是它指称的对象；由名称和名称合逻辑的组成的基本命题的意义，是它表达的基本事态（包括可能事态）；基本命题和基本命题符合逻辑地连接，组成（复合）命题；“命题只是就其在逻辑上有秩序的而言，才是事态的图像。”因而，命题的意义，就在于符合逻辑地表达事态（包括可能事态）。此外，命题的真假，取决于它所表达的事态是否与实在相符合：“若一个基本命题为真，事态就存在；如果一个基本命题为假，事态就不存在。”
由此可得，符合逻辑的说出一句公共行政学语言，是“有意义”的，即它逻辑地表达了某种公共行政的（可能）事态。它一方面意味着此句公共行政学语言包含着某种符合逻辑的“语义”（即“意思”），另一方面在其表达可能事态（或应然事态）的维度，还意味着此句公共行政学语言有“价值”。但是，符合逻辑的公共行政学语言，如果要是真的，还需要追加一个条件，即其表达的公共行政事态必须客观存在。如果人们无法确证公共行政学语言所表达的事态的真实性，那么就无法确证公共行政学语言的真假，这对于追求建立公共行政“科学”的人们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在公共行政思想史上，表达公共行政应然事态的规范研究，确实是“有意义”的。正如作为一种典型的规范研究，新公共行政学不仅表达了公共行政的可能世界（公平世界）的语义，而且对于公共行政实践具有重要“价值”，它在事实上使得一社会公平，俨然已经作为当代公共行政的重心而取代了传统技术性效率的地位。而对于行政“科学”或实证研究来说，不仅需要其“有意义”，而且需要基于事实鉴别其“真假”，从而获得某种关于行政过程的真理性命题。例如，关于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命题，古德诺既基于“政府机构的分立”的事实，证明其真理性，又基于“在各政府机构领地的交界地区都存在着‘公地’”的事实，证明政治与行政二分的虚假性，进而得出“政治与行政相协调”的命题。而西蒙作为行政科学研究的杰出代表，在其《行政行为》附录中直接表达了他关于管理科学的信念：“关于管理过程的命题若是科学命题，就可以从事实意义上判断其正误。反过来说，关于管理过程的命题若可以判断其正误，就是科学命题。”众所周知，西蒙的《行政行为》也确实是他关于管理科学的信念的真实写照。
（三）公共行政学的语言必须对绝对价值保持沉默
维特根斯坦哲学关于语言图像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它提出了伦理学不可说的观点。他在《逻辑哲学论》中指出：“伦理是不可说的。伦理是超验的。”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需要指出的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伦理学，其实是指表达绝对价值的伦理学，不包括表达相对价值的伦理学，即维特根斯坦关于“伦理学不可说”的观点，是指“绝对价值不可说”，或者说“我们需要对于绝对价值保持沉默”。
如果以维特根斯坦关于伦理学不可说的标准，衡量公共行政思想史对于行政伦理的言说，可以得出：行政伦理学对于“相对价值”的言说，实际具有行政“科学”的属性，而行政思想史上存在的关于公共行政的“绝对价值”的承诺、争论和阐释，则由于越出语言的界限，成为一种无意义（无指称对象）的胡说。
例如，库珀在其饮誉全球的著作《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中，对于行政伦理的论述始终保持在“相对价值”的范围之内。库珀无论是对于行政伦理的思考层次、决策模式，还是对于行政责任的来源、责任冲突的化解途径、内外部责任控制机制等的论述，均以某种“事先设定的标准”，诸如具体的道德和法律规则、上级指示、公民利益、内心信念等，作为评判行政行为的伦理依据，从而均成为了相对价值判断。他至多在多元主义的后现代背景下，声称“我们还是需要自我组织起来”，“通过对话和协商来确定（具有相对价值属性——笔者注）价值观、信仰和伦理准则等行为标准，从而确保我们的生活世界富有意义”。对于“普遍的、‘神授’的价值观和伦理准则”，库珀认为其在后现代社会已“不再具有最终的立足基础”。由此可见，具有“相对价值”意义的行政伦理的确立，均可以被还原为特定的事实之间的关系（作为的事实的行政行为和作为事实的具体伦理准则之间的相对价值关系）或者具体的“对话协商”过程，从而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这里只有事实、事实，还是事实，而没有伦理学”，因而，作为纯粹事实判断、探讨“相对价值”的行政伦理学，便具备“科学”的性质。
另一方面，在公共行政思想史上，也存在关于公共行政的绝对价值的承诺、争论和阐释。在传统公共行政学时期，古利克宣称“效率是行政价值尺度上的最高原则。”到了新公共行政学时期，作为该学派哲学基础的罗尔斯正义论宣称：“公平的自由处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因而“公平至上”便取代传统的“效率至上”，成为新公共行政学的“核心价值”。但是，如果依据维特根斯坦关于绝对价值不可说的观点来看，新公共行政学和传统公共行政学关于公共行政“核心价值”、“最高原则”的承诺和争论，就会由于并不存在指称对象，成为一种无意义的胡说。原因在于，西蒙已经从管理科学的角度，证明处于粗俗世界的人（而不是神），并不具备全面理性或寻求最优的能力，那种关于人类决策的最优化模型“也许可以当作老天爷的心理活动模型”。维特根斯坦也指出：“我们不能写出这样一本科学著作，它的主题在本质上就是最好的，是在其他主题之上的。”因此，如果要合理阐释新公共行政学和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公平至上”、“效率至上”价值观，我们就必须将其转变为或还原为特定语境下的相对价值判断来理解，即诚如古利克自己所说：“我们最终被迫根据政治价值尺度和社会秩序调节纯粹的效率概念”，或者如弗里德里克森所说：“在效率和经济之外，将社会公平看作公共行政的第三支柱”。由此，我们就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公共行政学的语言在阐述行政伦理之时，必须保持在相对价值的范围之内，或者说，公共行政学的语言必须对绝对价值保持沉默。
二、公共行政学语言的游戏性质
语言的游戏性质，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和日常语言学派的重要观点。这一观点将语言置于日常生活之中，考察语言的多种多样的用法、语言的实际使用规则以及语言与日常生活之间的互动，得出了“意义即用法”、语言存在不同使用规则以及“言语行为”等重要原理。如果结合公共行政学语言本身的特点，那么公共行政学语言的游戏性质，可以表述为：公共行政学语言的意义是它在行政生活中的用法；公共行政学语言确认或修改行政生活的规则；公共行政学语言同时包含语义、语行、语效。
（一）公共行政学语言的意义是它在行政生活中的用法
后期维特根斯坦将语言与人类交往活动联系起来，动态地考察语言的意义，他把“语言和那些活动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整体称为‘语言游戏’”。由于人类的交往活动或者生活形式纷繁复杂，因而，镶嵌在人类交往活动或生活形式之中的语言的用法（语言游戏）也就具有多样性。就是说，“要理解语词的意义，就是要掌握该语词是在怎样一种确定的活动中被使用……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或者“一个名称的意义有时是通过指着它的承担者来说明的。”
运用“意义即用法”的原理，考察公共行政学语言，可以得出：公共行政学语言的意义，是它在行政生活中的用法。这意味着，公共行政学的语言不存在先验的固定的含义，它随着人类行政实践类型的变化而变化。例如，作为公共行政学的关键词，“行政”语词就存在不同用法。它在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是指对于“国王”意志的执行，在威尔逊时代的美国，是指对于“国家”意志的执行。在“洪宪帝制”（大帝）时代的中国，行政还具有“法外治权”的含义。在实行“议行合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行政往往具有表达国家意志的功能。在当前的行政学教科书中，一方面存在关于公行政与私行政的区分，另一面企业家政府的理论与实践又表明，企业管理方法同样可以被用来管理政府。凡此种种，我们均称之为“行政”。这实际上表明，存在多少种行政实践的类型，也就存在多少种“行政”语词的用法或意义。如果仅仅将“行政”单调地解释为“国家意志的执行”，那么无疑错过了“行政”语词的更为开放多样的意义或用法。
（二）公共行政学语言确认或修改行政游戏的规则
后期维特根斯坦在日常生活之中关注到语言与实践的互动关系，将语言与实践相交织的整体称为语言游戏。既然语言与实践遵循互动（而非受动）关系，就意味着语言既可能与实践玩一种同质性游戏（直接遵守实践游戏规则），又可能与实践玩异质性游戏，即语言试图对于实践游戏的规则作出修改。
公共行政学的语言在与行政生活互动过程中，同样会确认或修改行政生活规则。而且，基于行政思想史来看，公共行政学的语言往往同时具备上述两项功能，即特定的公共行政理论在确认（或修改）某种行政生活规则的同时，往往意味着试图修改（或确认）他种行政游戏规则。依据公共行政理论是以确认行政游戏规则为主、还是以修改行政游戏规则为主，我们可以将公共行政理论划分为三种类型：
其一，以确认行政游戏规则为主的公共行政理论。韦伯在迈向现代性的社会背景下，抽象出神秘型组织、传统型组织、官僚制组织的运作机制，倡导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均应当主要实行官僚制的组织形式，同时又希望借助于神秘型组织的“超凡魅力”，来补救官僚制组织的机械性和沉闷性弱点。里格斯在二战之后，经过实地调查，描述了农业社会、过渡社会和工业社会的行政游戏规则，但在其整个进化论式（现代化是由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的理论框架中，暗含着行政游戏规则应当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要求。西蒙基于人们的实际决策过程，发现了有限理性的决策模式，并进一步论证了制度理性的限度，从而也暗含对于全面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的批驳。
其二，以修改行政游戏规则为主的公共行政理论。它们以倡导规范性理论的新公共行政学和黑堡学派为代表。这两个学派均反对传统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模式，同时均倡导建立以主义、贤明治理和高度公民精神为主要特征的行政游戏模式。
其三，确认与修改行政游戏规则并重的公共行政理论。泰勒将“第一流工人”的动作流程制作成标准化的操作方法，强制性地推广到整个工作场所。麦格雷戈既认可对于贪婪、消极的庸人实行“强硬的”管理方法，又主张调动人性中的积极因素，实行温和的、参与式、授权式管理模式。登哈特基于美国传统的社区实践、公民精神和服务理念，批评企业家政府的“掌舵而不是划桨”模式，提出“服务而不是掌舵”的公共行政模式。
（三）公共行政学语言同时包含语义、语行、语效
语言游戏的“言语行为”理论，是深受后期维特根斯坦影响的日常语言学派的重要观点。这一观点道出了一个简明道理：人们说一句话（表达语义），通常怀有一定目的（语行），并希望取得相应效果（语效）。用语言哲学家奥斯汀的术语来讲：人们借助于语言表达，主要履行三种行为，即“以言表意行为”、“以言行事行为”（说话就是做事）、“以言取效行为”。
将公共行政学语言置于日常行政生活之中，考察作为一种学术语言的公共行政学语言的语义、语行、语效，可以得出：公共行政学的语言不仅包含理论上的含义（公共行政学的语言表达了一系列理论命题）、也不纯粹是一种理论活动、并会取得相应理论效果（做出理论创新），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包含对于日常行政生活的语义、语行和语效。
首先，公共行政学语言的语义，可以在日常行政生活之中被合理地理解。原因在于，公共行政学语言符合逻辑地说出了具有指称对象的命题，这些指称对象均现实地存在于行政生活之中，所以它们均能够获得日常生活意义上的语义。甚至那些（在科学意义上）对于公共行政的绝对价值的“胡说”，也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得以合理地理解，因为所谓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最高原则”在于“效率”或者“公平”，在日常生活意义上，不过是说效率或者公平对于公共行政“非常非常”重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之中通常并不进行严格的逻辑分析），因而它们必须获得足够地重视才行。
其次，公共行政学语言包含对于行政生活的“语行”和“语效”。但需要说明的是，以改造行政生活为主的公共行政理论，通常明确地表示其对于行政生活的语行和语效，而以解释行政生活为主的公共行政理论，其对于行政生活的语行和语效，便往往是一种言外之意。例如，威尔逊、泰勒、法约尔的公共行政学语言，明显地符合“说话就是做事”并取得相应语效的标准。威尔逊通过宣扬政治与行政二分，推进文官制度改革，取得了减少行败的效果。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本身即产生于工厂管理的实践，因而其理论生产和工场实践直接地合为一体，从而更为直接地表现出理论的“语行”、“语效”特征。另一方面，尽管在以解释行政世界为主要旨趣的西蒙决策科学理论、里格斯行政生态学等理论中，难以找到“祈使语句”，但如上所述，西蒙决策科学理论和里格斯行政生态学说，分别暗含对于全面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批驳以及行政游戏规则应当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言外之意。另外，鉴于这些理论本身对于现实行政世界的巨大影响，因而对于解释世界的行政科学理论而言，也可以套用阿尔都塞的名言“理论也是一种实践”来说：行政科学理论也是一种实践。
三、公共行政学语言的修辞性质
科学语言特别是社会科学语言的修辞性质，是伴随科学语用学、科学社会学的兴起而获得人们重视的。它在当代全面复兴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观：“修辞学是辩证法的对应物”，“修辞术是分析科学和伦理方面的政治学的结合”，通过科学、修辞、伦理、民主的联姻，祛除了柏拉图一脉对于修辞的贬低态度。在柏拉图看来，修辞是运用语言技巧，进行煽动情感和鼓动舆论的活动，它传达具有相对性、或然性的“意见”，而不能发现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从而修辞至多在其善说的意义上，成为表达真理的佐料，如果往坏里说，修辞干脆就是邪恶的诡辩。可是，当后现代科学语用学、科学社会学突显科学的语境性、协商性和伦理性（应然人际关系），科学也就成为一种相对性、或然性的“意见”；修辞则借此机会蜕变其诡辩气质、以符合伦理的认知面目跻身科学殿堂。至此，科学和修辞的结合，能够为我们认识公共行政学的语言提供情境性、或然性、劝说性、伦理性、辩证性等多方面的洞见。
（一）公共行政学语言基于特定理论或实践情境进行言说
作为一种修辞的公共行政学语言，是在特定的理论或实践情境之下，有意识地针对特定问题进行的相对性言说，它无意于也无法超脱具体的历史情境、说出永恒真理。在公共行政思想史上，每一种公共行政理论均具有独特的修辞情境。传统公共行政学时期，威尔逊为了改进美国行政系统的工作效率，同时在理论上倡导创立一门“前所未有的行政科学”，发表了《行政学研究》。在这篇行政学的开山之作中，威尔逊提出了著名的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假设。这一假设成为了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的重要理论情境，即古德诺不仅对于政治与行政二分假设作了经典阐述和扬弃，而且基于美国总统制的政治情境，强调政党对于美国实现政治与行政相协调的独特功能。泰勒和法约尔均是在受雇于企业主的情境下，创立他们的管理理论的，因而他们的理论当然以追求效率、秩序、利润为基本目标。韦伯在工业化背景下，描述了组织的三种纯粹形态，并提倡现代社会应当主要实行官僚制组织形态。到了20世纪30年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泰勒制、官僚制及其制度主义路向、经济人假设，开始遭到全面批判。在此情景下，梅奥、西蒙率先运用在当时社会科学界确立起来的行为主义方法论，分别创立人际关系理论、有限理性决策理论。二战以后的公共行政学，呈现出了更加复杂多元的修辞情境。里格斯在美国强行推销政治与行政文化遭到阻力之后，推出了行政生态学说；布坎南、奥斯本在政府应对财政危机过程中，推出了公共选择理论和企业家政府理论；福克斯、米勒在后现代的哲学旋风中，推出了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由此可见，所有上述理论，均是置身于特定情境之下的真理，均带有显著的修辞情境印记，同时也均放弃了柏拉图式的寻求永恒真理的野心。
（二）公共行政学语言基于行政世界的或然性进行劝说
行政世界的或然性，是指行政生活具有多样性或者不确定性。它归因于行政生活中的人们，能够对于行政生活作出多种选择或者筹划，从而能够创造出多种多样的行政生活形态。以行政组织为例，它具有官僚制、扁平型、网络化等不同组织形态，可能采取寻求满意、最优、改进等不同决策路径，还可能追求效率、法治、公平等不同价值观。这意味着，在具有多种可能性的行政世界，人们并不必然地选择过某一种行政生活。那么“行政生活向何处去”的问题，就给追求“语效”的公共行政理论，提供了一定的修辞或劝说空间。就是说，公共行政学面对行政世界的或然性，需要从中选择某一种行政生活样态，运用特定修辞策略展开劝说。从公共行政思想史来看，公共行政学基于行政世界的或然性进行劝说所运用的修辞策略，可以归纳为三种情形，即基于或然性的前提，经过或然性的推理，得出具有或然性的实践路向。
第一，公共行政学基于或然性的前提进行劝说。例如，在政治与行政的关系方面，传统公共行政学基于政治与行政二分假设，认为公共行政应当主要是一个关注技术理性的事务性领域。而后现代公共行政学基于政治与行政对话假设，认为公共行政应当走向民主治理模式。
第二，公共行政学通过或然性的推理进行劝说。这一点即便对于逻辑实证主义者来说也不例外。因为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实证，只能是部分实证、或遵循不完全归纳逻辑，因而它在根本上就是可错的。西蒙经常以下棋为例，论证决策的有限理性；布坎南也将政治选择模拟为市场交易。可是，决策是否一定如棋，政治是否一定如市，都可以作进一步疑问。因而，在其不完全归纳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西蒙、布坎南运用了“世事如棋”、“政治如市”的“比喻”或“类比”进行科学理论的论证，而比喻和类比已经是两种重要修辞格。其他诸如弗里德里克森、艾赅博、百里枫等人文主义者，常常阔绰地运用想象（弗氏援引“无知之幕”）、讲故事（百里枫讲述“大屠杀”）等手法，劝说行政人员乐善好施、弃恶从善，这使得公共行政学的人文主义著作，通常表现出更加显著的修辞特征。
第三，公共行政学得出具有或然性的实践路向。尽管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似乎得出普适性的管理原则，但是在西蒙看来，这些管理原则其实是一些相互矛盾、成对出现的谚语，甚至法约尔自己也宣称“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几乎从不重复使用同一原则”，况且“事态的变化决定了规则的变化”（此处规则即原则）。可见，一般管理理论得出的“一般性”管理原则，同样具有“或然性”，诚如法约尔所说：“管理方式绝不是死板和绝对的东西……重要的是应知道如何运用它，这是一门艰辛的艺术”。而在传统官僚制“破产”以后，公共行政学在精心诊疗“死了的政府”过程中，更是提出主义、社群主义、新管理主义以及话语模式等诸多甚至相互冲突的实践路向。这种状况集中表现了公共行政学语言基于行政世界的或然性进行劝说的特征。
（三）公共行政学语言基于行政世界的辩证性进行辩护
行政世界的辩证性，是指行政世界存在相互冲突、对立统一的行政生活样态，并且在历时性上呈现出不断扬弃的否定之否定进路。作为一种修辞的公共行政学语言，正是基于行政世界的辩证性，才能为相互冲突的行政生活模式提供辩护，同时避免公共行政学落人“怎么都行”的诡辩陷阱。
从共时性来看，同一时代的公共行政学，需要基于行政世界的对立统一性，为相互矛盾的行政生活样态提供辩护。在传统公共行政学时期，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提出了诸多管理原则，这些管理原则后来被西蒙批评为只是相互矛盾、成对出现的行政谚语，但是法约尔在创立一般管理理论之初，就已声明这些管理原则“完全取决于一个‘度’”。因而，法约尔的本意在于，人们需要辩证对待每一条管理原则的“度”，以使它能够与另外相对立的管理原则并行不悖。在新公共服务时期，登哈特夫妇依据“新公共服务运动”，提出“服务，而不是掌舵”、“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等原则，与企业家政府理论倡导的“授权而不是服务”、“满足顾客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等原则，形成对垒之势。但是，新公共服务理论并非意图、实际上也无力将新公共管理理论置于死地而使自己获得新生。正如登哈特夫妇所说，新公共服务理论只是构成“思考公共行政的备选方法”。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状况也表明，“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实际上构成了公共行政（理论）世界的“双螺旋”结构，前者注重寻求公共行政的技术理性，后者逼问“谁来掌舵”、“为谁服务”等价值理性问题，从而使得二者均能够在公共行政世界的对立统一之中，为各自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辩护。
从历时性来看，公共行政学需要通过扬弃手法，解决不同时代的行政生活模式之间的冲突及其在理论上各自获得同时代的公共行政学的辩护的悖论。由于后一时代的公共行政学、特别是后现代行政学，往往可以被看做对于传统公共行政学的颠覆史，因而，如果循着理论发展的脉络逆向检视，那么传统公共行政学对于传统行政生活模式（在当前看来已失去合理性）的辩护，就带有强烈的诡辩色彩。这显然是看待行政生活变迁的非辩证态度，并且是对于公共行政学语言的修辞性质的错解。原因在于，即便以政治与行政二分假设、官僚制、泰勒制等为代表的“传统治理模式已经死亡，尽管学术界不停地为其举行送葬仪式，但其灵魂仍徘徊于公共行政研究的上空，并在所有的管理理论方面以及在几乎每一个实际的公共机构中都能看到它的影子。”所以，无论作为传统治理模式特征的政治与行政二分假设、森严机械的官僚体制、单调偏狭的价值追求在现在看来多么不合理性，现今的人们也不愿重回政治与行政不分、腐败盛行、效率低下的前公共行政学时期（这正是传统公共行政学努力消除的弊端），而且当前行政学所倡导的政治与行政对话、分权治理、多元价值观，实际均以更加灵活的形式吸收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合理之处。因此，如果重回每一时代的公共行政学的历史情境，它们对于各自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辩护，便会被看做一种正当的修辞、而非邪恶的诡辩；同时后一时代的公共行政学对于前一时代的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批判，也会被看做一种扬弃而非抛弃。
（四）公共行政学语言基于行政世界的伦理性进行沟通
所谓行政世界的伦理性，是指行政世界的主体之间的应然关系属性。作为修辞的公共行政学语言，基于行政世界的伦理性进行沟通，不仅使得公共行政学的语言摆脱了传统修辞的邪恶认知面目（把坏的说成好的），而且使得行政世界的真理或者知识具备了协商、共识性质。传统公共行政学，在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前提假设下，以追求效率为“首要的善”，经过泰勒的论证，效率更被说成是雇主和雇员的共同利益（相对于前公共行政学时期来说，以科学方式追求效率，的确增进了全体或几乎每一个人的利益）。由此便在当时情境下，赋予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以符合伦理的性质。但是，在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假设之下，作为纯粹事务性领域的公共行政的真理，其实是由政治与行政过程的领导者（包括泰勒、法约尔那样的管理天才）以法律、命令、原则的形式“给定”的。这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传统公共行政学语言的修辞性质，即传统公共行政学语言作为传统行政世界的主客体关系（行政雇员和行政相对人仅仅作为客体）的理论镜像，并不关涉行政世界的弱势群体对于应然行政关系的吁求。到了新公共行政学时期，弗里德里克森开始追问，优秀的管理为谁而做？为谁有效率？为谁符合经济的要求？从而明确提出行政世界的“主体间”关系问题。在弗里德里克森的影响下，行政民主理论、治理理论、话语理论等迅速登场，纷纷呼吁行政世界应当建立平等、对话、协商的主体间关系。这意味着后现代公共行政学对于行政世界的真理的设定，不再依赖于某一类主体的绝对命令，而是取决于行政世界的平等主体间的对话、协商和共识。由此，经过新公共行政学直至后现代公共行政学的努力，公共行政世界的真理或者说公共行政学的知识，越发取得社会建构或话语建构的属性（真理是主体协商和利益博弈的结果），从而使得公共行政学语言的修辞性质一时得以前所未有的勃兴。
四、公共行政学语言的三重性质的关系
辨析公共行政学语言的图像性质、游戏性质和修辞性质，可以得出公共行政学语言的此三重性质实际遵循辩证互补的逻辑，共同支撑公共行政学语言的健全功能的发挥。
一方面，在公共行政学的语言与行政世界的关系维度，公共行政学语言的图像性质，意味着公共行政学语言作为行政世界的理论镜像（亦称逻辑图像），静态地反映了行政世界的现象或游戏，但其本身并不参与行政世界的游戏活动。公共行政学语言的游戏性质，不仅要求人们返回公共行政的日常生活世界，动态考察公共行政学的语义；而且意味着，公共行政学能够借助语言手段，参与到行政世界的游戏活动中去，它还可能表达对于行政游戏规则的修改要求，并主动追求相应的行政游戏效果。公共行政学语言的修辞性质，表示公共行政学的语言并不是在行政世界之外，而是在行政世界之中，对于行政世界的游戏活动作出镜式的静态“反映”，同时对于行政世界向何处去及其伦理属性，作出动态“反应”——劝说、辩护、沟通。质言之，公共行政学语言的图像性质，使得行政世界能够通过逻辑渠道、井然有序的进入语言世界成为可能；而公共行政学语言的游戏性质和修辞性质，使得公共行政学能够反过来通过语言的方式进入行政世界、并获得符合伦理的话语效果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在公共行政学语言的图像、游戏和修辞性质的相互关系维度，作为图像的公共行政学语言是“前提”，作为游戏的公共行政学语言是“目的”，作为修辞的公共行政学语言只是“手段”。首先，人们只有遵守公共行政学语言的语法——镜式反映行政世界的规则，才可能基于正确而非误解的语义进行交流，也才可能顺利实现公共行政学的语行和语效。其次，人们发明公共行政学语言，并不只是为了正确反映行政世界，而是为了进一步对于现实行政世界作出合理反应。因此，作为游戏的公共行政学语言，以劝说人们遵守或修改行政世界的游戏规则为目的，从而使其呈现“语行力”性质。最后，作为修辞的公共行政学语言，基于特定理论或实践情境进行言说，并分别基于行政世界的或然性、辩证性、伦理性，进行劝说、辩护和沟通，均是运用修辞手段，以求达到公共行政学的“语行力”目的。换言之，作为修辞的公共行政学语言，仅是人们进行公共行政学语言游戏的手段。
五、结语
公共行政学语言具有图像、游戏、修辞三重性质。此三重性质遵循辩证互补逻辑，共同支撑公共行政学语言的健全功能的发挥。基于上文论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第一，公共行政学语言的图像性质，意味着公共行政学研究有必要以分析的方式，厘清公共行政学语言的指称对象和命题表达的基本事态，同时需要将公共行政学语言保持在论述行政世界的相对价值范围内，以免说出非真非假、不可验证的公共行政学命题。
[论文摘要]实践的需要和理论的推动，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逐渐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这种嬗变，开启了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著名行政学者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说:研究公共行政必须研究它的生态问题。按照韦伯斯特词典的解释，生态学是各种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J·W·别斯指出生态学这个词源于希腊语oikos，意为房子或家，经济和经济学也有相同的词根，经济学和生态学有许多共同点，但生态学的含义更广泛。它涉及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全部相互关系。”〔1〕美国著名学者利格斯(Fred W·Riggs)1961年就提出了“融合型、棱柱型、衍射型”行政模式，开创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新途径。我国现阶段的行政环境是制约和影响行政管理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行政管理的改造对象，并为行政管理的实施提供条件。故此，我们应努力使行政管理和行政环境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变迁，传统行政学历经了向现代公共管理学范式的重大转变。迈入21世纪，区域行政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行政生态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域公共管理这种崭新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这种转变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区域公共管理的挑战，处理好和解决好了系列区域公共性问题，和谐社会的发展愿景就不再遥远。”〔2〕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陈瑞莲认为，在我国有关区域公共管理(行政)研究的著述尚较为零散，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社群尚未成形。但是，在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无疑，加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有学者说，“研究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首先弄懂它所使用的基本术语。对于了解一种新的学术理论，弄清楚它所使用的新名词的正确含义，就尤为重要了”。〔3〕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其中“区域”和“公共管理”是其两个核心概念。
一、“区域”概念众说纷纭及其公共管理视角的界分
区域(region)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且相对性极强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分析和理解各种不同的区域。研究视角和内容不同，对于区域的界定就有所不同。在社会科学丛林中，最早研究区域的学科是地理学，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牛津地理学词典》中，“区域是指地球表面的任何一个单元，它以自然或人文特征而有别于周围的地区”。〔4〕经济学将区域视为由人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经济社会综合体。埃德加·M.胡佛说，“所有的定义都把区域概括为一个整体的地理范畴，因而可以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分析”，“把区域作为一个集合体，……这一集合体对于管理、计划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必须的。最实用的区域划分应当符合行政区划的疆界。”〔5〕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对区域的解读，往往侧重从一种更为宏观视角来讨论区域的内涵和外延。米特尔曼提出三个不同层面“新区域主义”分类法:宏观区域主义、次区域主义和微观区域主义。在“区域”的多种释义中，可以看出:区域有多种分类，系统性或整体性是区域的共同特征;区域的概念是相对的，可以依据不同视角有多种划分;区域是变化的，应以动态的眼光来观察它。实际上区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难给出一个公认的定义。本文是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来进行研究，基于此视角，区域应如何界定?有学者认为:区域是“一个基于行政区划又超越于国家和行政区划的综合性概念”。〔6〕另外，从四个纬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要研究的“区域”做类型学上的分析:公共管理意义上的经济区域、行政区域、自然地理区域和公共管理中的“问题区域”和“边缘区域”。〔7〕笔者以为，不论对“区域”进行怎样的界分，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看，区域实际上是按照公共物品为标准划分的有限空间范围，是拥有相同一领域或多领域公共物品的域场。在这里区域不是一个地理范畴而是一个以公共物品(或者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公共利益)为标准形成的同质性域场，并不绝对与行政区划相一致。
二、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变
要讨论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的转变，首先要了解区域行政的发展背景、内涵等基础知识。区域行政问题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学者刘君德在他主持的《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等论著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行政区经济”概念，并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我国的行政学界，宋月红在国内首次使用“区域行政”的概念，作者从行政区划、行政区域与区域行政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但这是一种狭义的或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范畴。〔8〕陈瑞莲、张紧根在《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一文中，正式提出广义的“区域行政”概念。〔9〕随着实践的推动和理论的发展，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在学界，最早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的刘锋和中山大学的陈瑞莲，二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论述。刘锋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10〕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和区域公共管理的典型代表，她在此领域的论述，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区域公共管理的内涵、理论支撑
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前文已经界分了公共管理视阈中的“区域”。对于公共管理的概念，无论是对其内涵把握还是基本体系的构成，都还在探讨中。王乐夫教授认为，“所谓公共管理，即公共部门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地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的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11〕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公共管理主体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同时，它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无庸讳言，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综上所述，区域公共管理是区域行政随着实践的需要，在治理范式上不断成熟的产物。笔者认为，所谓区域公共管理，即是指以区域政府组织和区域非政府组织为主的多元主体(区域公共管理部门)为了解决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或其它方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区域公共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区域公共管理之所以“应运而生”，从根本上说，区域公共管理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或者说，除了实践的需要外，理论的发展和推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外，还有公民社会理论、现代治理、网络治理理论和善治等理论。公民社会，也被称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关于公民社会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公民社会定义。这些定义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和国家、经济与公民社会的三元结构。关于公民社会的结构要素，不同学者对其强调的重点不同。就中外学者取得的共识来看，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四个:一是私人领域;二是志愿性社团;三是公共领域。除了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外，公民社会还具有自己的基本价值原则，大体说来，这些基本的价值原则包括: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法治原则。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从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治理”以来，“治理”概念被广泛使用。在治理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有失败的可能，为完善该理论，随后善治进入学者的视野。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有如下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区域善治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一个战略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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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瑞莲，张紧跟.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行政〔J〕.公共行政，2002，(3).
[论文摘要]经过现代性三次浪潮的冲击以及科层制的建立，行政摆脱道德的纠缠，建立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的发展逻辑。然而，行政并非与道德无涉，不能简约为行政技术主义。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论证，不仅需要以单纯技术为基础的效率支撑，而且有赖于目的性价值的支撑，而道德始终是实现行政目的的必要条件。因此，行政必须超脱传统的发展逻辑，以正义为导向寻求向道德的回归。而要寻求道德的价值性辩护，毋宁是要建立起正义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唤公民的美德。
[论文关键词]公共行政价值中立效率现代性正义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多元文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惟有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才是公共行政的发展逻辑。他们辩护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的“事实与价值两分”之单纯自然科学主义思维模式是保证行政发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换言之，只有以价值中立的形式超脱伦理道德甚至一切差异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纠缠，才符合行政的发展逻辑，才能实践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赢取合法性。然而，这样的发展逻辑在价值问题上的缄默不语无法解决多元竞争的冲突，更是无法论证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与其说需要目的性价值，毋宁更是需要道德辩护。而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与此关切：公共行政为何游离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
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传统行政机械化的发展逻辑使政府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失灵”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皆以否定官僚制为政府重构的前提。换言之，是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否定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对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逻辑地符合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行政发展逻辑。在这一问题上，麦金太尔引领了我们的视线。他认为，现代行政发展的逻辑有一鲜明的脉络：始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中经社会改良者的抱负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证明，直至技术官僚的实践。麦金太尔所描绘的是行政发展的显性图景，然其背后却潜藏这样的论断：考据现代公共行政与道德的分离无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归启蒙时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这探究的立足点恰恰就在于政治领域。
行政实践并非与行政学的创立者们所想象的与政治全然无涉，而是扎根于政治与道德领域。即使是行政学的创立者们以“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这一二分法作为行政学的方法论开端也难以否认：行政须以政治为先导，隐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论证行政的目的性价值的必要条件。如此说来，从政治领域抽离出来讨论行政和道德的分离问题，作为现代探讨行政问题的普遍方式，尽管可以探讨得细致入微，却未必比近代的思维习惯更为高屋建瓴。由此，探寻“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这一命题须回归源头，分析政治与道德分离这一行政游离道德的前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行政是政治作为实践性的学科在技术操作上的应有之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政治关乎城邦这一“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传统意义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这一本性。然而随着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现代行政催生以来便消逝了这种本性，此时行政在名义上已摆脱了政治。著名的解释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断言：政治与伦理的分离具有明晰的路线图，经过始于马基雅维利、中经卢梭、近到尼采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连续冲击，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传统已在三次危机中难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腊所塑造的传统哲学认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实践这种至善，所追求的价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与政治并没有被严格区分，而且两者相互纠结、支撑与印证。然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对这一传统进行了釜底抽薪：“当马基雅维利以政治权力取代政治美德、卢梭以自由(权利)作为政治原则、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国家政治本身时，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腊哲贤的‘爱智’冒险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哲学，便开始从‘权力政治学’向‘自由(权利)政治学’——经过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政治学’和洛克的‘财产政治学’的预制——最后到‘权力意志政治学’的蜕变。”
按照施特劳斯的诊断，政治游离道德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冲击所导致。然而，冲击后的行政还要有能够实行价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实践性或环境性契机。政党分肥制便为之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威尔逊的行政“价值中立”原则便是针对当时美国的“政党分肥制”，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其纠缠所做出的设置。他以完全超脱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领域的“事务性”来描述行政管理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从于解决“政党分肥制”这一具体问题的“价值中立”原则与韦伯的“官僚制”相结合，把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
由此，现代行政发展逻辑在历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抑或假象：行政与道德全然无涉。它试图逻辑周延地表明：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必然结果，而要实现效率，惟有寻求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价值中立。
二、问题：现代行政逻辑与道德之间
行政摆脱了道德、行政学脱离政治而产生毋宁是现代性事件，经过与道德的决裂以及机械论科层制的发展，公共行政尝试依据科学和技术路线寻求自身发展逻辑的理性化，逐渐构建起自己的逻辑体系。然而正当现代行政构造起自足的技术体系，准备摆脱道德飞跃发展的时候，道德的问题却又紧紧地纠缠着它，使之返回始发点。道德问题犹如现代行政背负的“原罪”，即使他们妄图遗弃，却又总是悄然复归。这一“原罪”，便成为新公共行政运动及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政府再造的突破点。尽管它们的努力无法超脱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甚至恰恰表现了官僚制总体实现的结局，但阐明了行政逻辑的显性危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迫使我们回到现代行政发展逻辑链的始发点——价值中立的问题上回复这样的追问：行政能不能彻底脱离道德的范畴?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显然，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并非没有价值立场，而是为了确保自身的价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伦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价值之外的独立性，”l4追寻中立性的立场。从行政本身的建构来说，这样的立场始终是难以存在，因为行政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应用问题，而这正是由行政的意图和手段所决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单纯机械性地分配资源，其作用本身潜涵着价值性的目的或关怀。尽管政府通过援引其之为社会变化的管理者的科学能力及纯粹的技术，来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方式曾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临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所产生的难题，单纯依靠简单的技术能否解决价值冲突上的问题已是不言而喻。单纯追求效率和中立价值的技术操作始终无法越过难以精确衡量隐性价值这一鸿沟，功利主义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这个难题。因此，针对这一难题，法默尔不无义愤地说：“人在这种形式的合理性(为效率追求技术)中当然可以获益，但要以抛弃实质的合理性为代价。”_5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摆脱这种困境，从后现代性而非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这种现代普遍理性主义规范论的视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为一种非人格的组织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却忽略行政作为社会组织化生活方式的内在价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诚然，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的弊端不仅仅在于先天道德论证的缺失，其具体运作机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谎言。行政的体制的建构以及行政机制效能的发挥都有赖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参与和实践，也就不可能实现全体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共同认同和实践承诺。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不会在无强迫压力的情况下认同和承诺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认同的制度约束或规范限制。在公民对约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机制的认同过程中，个人的理性判断和价值筛选起着关键的作用，解决不了这个关键因素，行政效率也无从谈起。然而，问题在于个体存在着差异，而且道德上的差异甚于生理上的区别。作为公民的个体在政治参与的实际进程时，不可能完全摆脱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响。恰好相反，这些差异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意识和主张，乃至他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在这样的矛盾中，单纯依靠技术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无效率可言。
如果在现代行政的逻辑中，以价值中立为出发点，仅仅为了追求科学能力的优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单纯的手段或技术来理解行政，而与正义与非正义、善或恶、美德、至善等道德问题全然无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难以证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优越。
三、回归：公共行政的道德价值性辩护
若缺少道德的价值向度，或者过度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无涉，那么行政的正当合法性也就成为问题。
如果我们把行政界定为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运用公共权力所实践的具有强烈组织性能的治理活动，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这一追问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如何建构、论证行政权力及其运用方式的道德正当性及合理性基础，实践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实现其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纯粹的价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应该遵循一种什么导向?由行政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需求探寻，这导向毋宁是公共行政中的正义。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篇明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行政领域。作为一种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纷繁复杂的价值冲突中能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获得公众的认可及同意，赢得合法性基础。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在获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为合法性的奠定和维护除了依靠政府单纯的价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和人们对它的信念，“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因此，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秩序有效维持这一合理性评价和道德性评价中的实质正义。而正义正是合法性的内在动因。以合法性的结构视之，管理者和公众是合法性的结构载体，两者不是纯粹的单维构建，而是具有回应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现动态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公众价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异化扩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现代民主法则的框架下，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利益来评价政治及行政，因此对公众回应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能否赢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关键因素，而这种需求最根本的是对正义的诉求。
然而，正义要成为现代行政的新导向还必须满足这样的事实：行政虽然不能以单纯的效率为导向，但是却不能缺乏效率。以正义原则为导向是否会降低行政效率?换言之，正义导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义导向之中涵盖着最大的效率追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的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通过对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基本尊严的保证，通过必要的社会调节和调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缓解，进而可以减少社会潜在的动荡因素。”社会成员之间价值观等非政治因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统一的观念整合人们的思想难以达成，重要的是应付这些非政治因素的渗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义导向能够为公众提供平等地表达社会诉求、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不仅在行政体系自身中呼唤出有效率的行动，而且能够在它的管理对象那里，即在整个社会中激发出存在于社会成员之中的整合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潜能。”因此，正义的导向消弭了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极大地激励他们的主动J眭和积极性，使政府在获得最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政府从日常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极大地解放出来，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呼唤出高效率。
因此，现代公共行政应该抛弃以往的逻辑，以正义为导向。然而，以平等、正义为主张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务并不能真正实现正义，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对新公共行政追求正义的困境做出了很贴切的诊断：“仅仅进行机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改变观点’，对当前治理模式的基础本身提出质疑，即使这些基础已经为长期的习惯所肯定。”ll。。这实际上是一个大胆的结论，意味着公共行政也和人类的治理一样处在根本的转型之中，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行政正义导向的内在需求。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实质上潜藏着这样的论断：正义毋宁是制度的正义。以此推之，行政的正义毋宁是行政制度的正义，实现行政正义导向的关键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为重要的规则体系。只有通过制度的安排，对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义导向，才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时，也只有体现正义的制度才能成为协调社会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并自觉遵守，否则就沦落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构建符合正义导向的行政制度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考虑到行政的制度选择、制度设计和安排的正当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实际运作。这关涉到“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的社会客观条件和环境，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和环境，比如，社会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创新的资源供应、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责任和政治美德状况，以及特别重要的是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与社会政治生活实践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确立行政制度的正义导向不仅是公共行政目标模式的变更，而且意味着公共行政的制度、运行机制和行为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如果概略地讲，经济学曾经遭遇到和正在遭到的问题都是外部性问题，出现了的有些已经消除，有些仍未消除，没有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将会陆续走到经济学理论与政府管理面前。自马歇尔以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外部性问题进行研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庇古，奥尔森，科斯，诺思和一些博奕论专家。庇古从“公共产品”人手，奥尔森从集体行动人手，科斯从外部侵害人手，博奕论专家们则从“囚徒困境”人手，也正是因为他们研究的侧面不同，所以外部性的含义也各殊，其中比较典型有以下三种定义:第一种定义是:当一个行为个体的行为不是通过影响价格而影响另一个行为个体的环境时，我们称之存在着“外部性’，①。这一定义主要是从个体与个体行为关系来界定外部性问题，认为人们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一个人或一些人的行动会使另一些人无辜地承担其他人行为所引起的成本与收益，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有关利益互动关系。由于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实践上他们都会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这样一方的行为势必影响到另一方行为策略，从而造成双方互相对抗，消耗社会资源，从而破坏整体社会公共利益，最终也就导致个人或团体利益无法实现。第二种定义是:外部经济(或不经济)是这样一种事件，它将可察觉的利益(或可察觉的损害)加于某个人或某些人，而这(些)人并没有完全赞同，从而直接或间接导致该决策失误②。这一定义则主要是从决策成本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考察外部性产生根源。如果大家都一致同意，这样尽管决策成本相当高，但是双方达成的契约是最有经济效率的，交易费用也就很低，外部性成本较小，如果双方对某些条款持有不同讨论意见，就必然要采用其他手段来保证合同签订，如通过讨价还价，双方作出让步，这样交易费用就急剧上升，或通过多数决策规则让一部分人被迫承受他们不乐意接受的条款，这样尽管决策成本下降了，但是外部成本增加了。
第三种定义是:当某个(些)人的行为所引起的个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本时，个人收益不等于社会收益时，就存在外部性，亦即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所说的:“个人收益成本与社会收益成本之间的差异，意味着第三方(或更多方)在没有他们许可情况下，获得或承受一个收益或成本”。③这个定义主要是从收益与成本角度来推敲外部性问题。成本与收益这两个概念是经济学基础，但是碰到外部性问题，他们之间的界限就模糊了，因为一个人带来外部性时，许多人都会受益，而他本身收益却减少了，成本与收益无法测算。如个人购买地皮植树，他的成本巨大，收益却只是几棵树木，但树木带来空气新鲜，水土保持却使许多人受益。如果个人带来负外部性，其他人成本与收益无法计算。如一个人在空气中排放污染造成其他人不得不经常购买新鲜氧气包补氧，所以斯蒂格勒说:“任何生产服务在生产出时的成本就是它在其地方生产出的最大价值量，已经放弃的选择才是成本礴。科斯也在其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指出外部性问题具有相互性⑤。因此外部性问题实质上是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因为这样公共资源包括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是不能通过市场来分配的，一旦通过政府来分配，外部性问题解决所涉及的范围蕴含整个经济学主题。庇古通过“公共产品”的讨论揭示外部性问题有“不可分割性”即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排他地消费公共产品，奥尔森则在《集体行为逻辑中》指出:由于个体之间的协商需要成本，他们之间达成一致以获得某种“集体产品”就很困难，因而外部性问题，又体现为个人行动与集体行动的对立，其程度和决定协商成本多寡与人数有关，科斯却强调外部性问题的相互性质，提醒我们注意在现实中，外部性问题不总是单向性的。个人之间可以通过某些行动实现一定程序的均衡，因此外部性问题解决是一种集体行为。诺思则表明:“搭便车”行为是制度变迁的障碍，因此，必须要有成功的制度创新克服外部性。正是外部性问题内涵错综复杂，涉及面极广，而它本身又不是通过市场来解决，必须依靠政府主导行为来解决，这对政府管理行为带来极大困难，但是外部性问题又怎样被纳人行政学研究的范畴呢?
二、外部性问题与政府行为选择
外部性问题是经济学的一般化分析单位，但经济学关注的是外部性与企业生产的问题，而很少从政府行政活动内部特性来分析外部性问题。随着西方行政学的公共财政研究的发展，才陆续关注到政府行为与外部性问题。因此，尽管以前经济学在理论上分析了外部性问题，但没有与行政学的基本方法与途径合并解决它。而行政学尽管在实践中对外部性问题治理却只是照搬经济学所提供的建议。而新公共管理者们力图使行政学与经济学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相互吸收、融合形成政府有效管理的新途径，回答威尔逊提出行政学的两个目标:“第一，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第二，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和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工作”。事实上，传统行政学两个目标完成隐含着一个重大前提是政府必须对行政事件结构进行透析，以确定它们的成因、特性以及可选择解决的手段，而这个前提正是以往传统行政学和新公共行政学未曾关注到的。而新公共管理则将自己的视角转移到它的身上。按照奥斯特罗的说法，公共管理学或公共管理学家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研究机构设置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1)把个人作为基本研究单位;(2)用外在事物，公共财产，公共事业等概念来说明行政管理事件的结构;(3)分析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决策对公共事业或公共服务的效益所起的作用;(4)用效益准则或其他方法评估上述意义’场其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保持社会处于良性运转之中。由于引人外部性问题重新解释行政管理事件的结构从而也为政府行为提供了大量的思路:
1、由于公共产品消费非排他性，政府可将一些公共产品实行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实行公共产品消费低收费制，从而一方面减少人们对公共产品消费，增加私人产品消费，同时也改变公共服务者激励机制，减少公共产品带来外部性。具体表现有两种形式，一是经营权与所有权完全分离，通过消费者的付款来平衡公共产品的税收，从而直接降低公众纳费水平;另一种是将所有权与经营权部分分离，即政府规定消费的价格，引导消费者去消费私人产品，吸引私人投资，从而产生私人产品公共利用，间接地削弱公众纳费水平及其财政开支，这也是对西方各国面临的财政危机以及公民反对增加税收的双重困境的一条途径。
2、由于个体理性集体理性对立从而引起外部性问题，政府可以增加个体选择机会，减少公共选择的旭尬。例如政府推动公与私的竟争策略。通过将一些具有执行功能的机构削减，成立新的公共组织或私人公司，在公共服务中建立内部市场，将政府公共部门的事务和业务通过合同出租制，招标给各种公共组织，私人组织以及非盈利性组织，让个体从其中选择性消费，从而避免通过投票等公共选择性行动去决定该产品是否有必要提供。
3、由于外部性问题具有相互性，容易造成成本与收益模栩，政府通过发挥自己的权威作用，界定一些公共责源的产权保护公众的利益，维护公共利益在人类发展中免受践赌。例如政府通过将净洁的河水所有权判给公众以及未出生的下一代，从而避免了人类有限理性对整个人类的伤害。
4、由于“搭便车”引起外部性问题，从而导致“公共悲剧”，政府可以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进行制度创新，使外部利益内部化，从而减少外部性问题。例如政府可以打破垄断，从而减少搭便车行为，像创立新的竞争实体。实行块块分割，进行股份比例控制，经营范围分割，开放基础设施从而减少该组织内部成员搭便车行为。
三、“外部性问题”的行政学意义
由于外部性问题产生和解决所涉及的知识面极为广泛，它不仅涉及到福利经济学，交易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博奕论还涉及到公共哲学，公益政治学，人类学，文化学，它反映的不仅是人类经济利益的冲突而且凸现了人类理性固有的缺陷。因此，它在行政学中的引人对行政学本身有着重大意义:
1、拓宽行政学研究主题。传统行政学研究主要偏重政府自身的管理，而对政府具体行政行为原因研究较少，主题过于狭窄，由于行政学引人外部性问题研究，将交易行为，制度选择，公共选择，个体选择等许多经济学主题纳人自己范围之中，为行政学的发展注人新的活力。
2、改变传统行政学研究方法。传统行政学是以政治学研究和法学研究途径去探讨政府行政行为，这对政府在治理外部性问题以及与企业、社会关系解释缺乏说服力，违背个人理性导致政府行为失败。通过引人经济学途径及主题，尽管这种“以经济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对公共行政学的传统主流理论构成严峻挑战，因为它拥有一促进通用的分析语言，广泛地采用了以公共消费者为导向的方法来研究公共服务，如果说公共行政学传统主流研究方法对20世纪早期美国行政学发展作出了贡献，并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学术地位的话，那么，现在或许可以说这一位置已被以经济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所取代心。但是它却更能解释政府失败，市场失灵等重大问题。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在区域公共竹理的研究上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区域行政就是在一个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协调关系，才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区域公共竹理是区域内的多元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问交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
区域公共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学与区域科学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实践中有机结合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然而理论的发展始终落后于实践的步伐，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论所具有的意义等基本问题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更好的反映实践和服务实践，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来源于积累一样，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区域的空间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区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此后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地理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这一实践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主要发展成为两大不同的学科群：一是区域经济学；一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都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国家学科设置等历史原因，政治学和行政科学一直没有能在区域发展领域内开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涉及到“区域行政”，但该领域学者侧重的是从行政区划改革的角度来研究区域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这里的“区域行政”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区域发展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主要是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发展，政治学和行政学在区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径：一是区域政治研究；一是从行政科学角度出发的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本文试从我国区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和区域内关系的研究提出区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分析。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区域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还有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我国学者在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时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学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的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为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行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学者已有的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4）社会运动。市民社会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度兴起，与当代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对此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关系，面对现实，理论家们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什么是治理？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政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种实践的科学，毫无疑问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为了完善治理理论，理论家们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几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它们都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了政府还包括私人领域和市民领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标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达成并达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过协商和调整，在认同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综合对区域和以上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行政有本质性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内涵：（1）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2）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3）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4）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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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庆云,我国公共管理的基本内容及其重点[J]公共行政，2003(1)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传统公共行政
【正文】
从本世纪70年代开始，曾经主导西方公共行政领域近一个世纪之久，并被誉为是行之有效、甚至是最佳的传统或称主流的公共行政，遭受到新的外部环境的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其近乎刻板、僵化的科层体制愈来愈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信息和知识密集型社会和经济生活，其赖以建立的两大理论基础——威尔逊和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科层管理论均无法回答和解决政府所面对的日益严重的问题和困难：政府财政危机，社会福利政策难以为继，政府机构日趋庞大臃肿，效率低下，公众对政府能力失去信心，“政府失败”论开始占主导地位。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在80年代的英美两国应运而生，并迅速扩展到西方各国。与以往传统的公共行政框架内进行的变革不同，新公共管理不是对现存行政管理体制和方式进行某种程度的局部调整，或仅仅是为了降低行政管理的成本，减少行政费用开支，更重要的是，它是对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一种全面清算和否定。
一、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
如果说传统的公共行政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的科层制论为其理论支撑点的话，新公共管理则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首先，新公共管理从现代经济学中获得诸多理论依据，如从“理性人”（人的理性都是为自己的利益，都希望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利益）的假定中获得绩效管理的依据；从公共选择和交易成本理论中获得政府应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提高服务效率、质量和有效性的依据；从成本—效益分析中获得对政府绩效目标进行界定、测量和评估的依据等等。其次，新公共管理又从私营管理方法中汲取营养。新公共行政管理认为，私营部门许多管理方式和手段都可为公共部门所借用。如私营部门的组织形式能灵活地适应环境，而不是韦伯所说的僵化的科层制；对产出和结果的高度重视（对私营部门来说，产出就意味着利润，而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要获取利润就必须给顾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同时尽可能地降低成本），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产出；人事管理上实现灵活的合同雇佣制和绩效工资制，而不是一经录用，永久任职，等等。总之，新公共管理认为，那些已经和正在为私营部门所成功地运用着的管理方法，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并非为私营部门所独有，它们完全可以运用到公有部门的管理中。
二、新公共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
新公共管理是个非常松散的概念，它既指一种试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理论，又指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还指在当代西方公共行政领域持续进行的改革运动。其名称在西方各国也不尽相同，如在英国叫“管理主义”，在美国则称为“企业家的政府”或“新公共管理”，在其他一些国家又称为“市场导向型公共行政”等等，但它们都具有大体相同的特征。
首先，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响应力。近年来，英、德、荷兰等国政府采取的简化服务手续、制订并公布服务标准、在某一级行政区域和某些部门或行业开办“一站商店”服务等，就是在这种新的政府—社会关系模式下所施行的一些具体措施。
其次，与传统公共行政只计投入，不计产出不同，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即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由此而重视赋予“一线经理和管理人员”（即中低级文官）以职、权、责，如在计划和预算上，重视组织的战略目标和长期计划，强调对预算的“总量”控制，给一线经理在资源配置、人员安排等方面的充分的自，以适应变化不定的外部环境和公众不断变化的需求。
第三，与上一点紧密相联，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即主要通过法规、制度控制），而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示标（performanceindicator）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由此归档：公共管理论文推荐度：收藏本文日期：2006-3-612:22:00新公共管理：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新趋势字体大小:小大新公共管理：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新趋势
而产生了所谓的三E，即经济（economy）、效率（efficency）和效果（effect）等三大变量。
第四，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和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如“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等，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固然是向社会提供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公共服务都应由政府直接提供。政府应根据服务内容和性质的不同，采取相应的供给方式。如图所示：
市场状况／宪法职责模式
附图
1、此项服务活动是由宪法明文规定的属政府职责范围之内，同时也没有其他竞争者，如国防，应由政府承担。
2、虽属宪法规定的政府职责，但同时有其他竞争者的存在，即其他非政府部门也在从事此项活动，如医院，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并非一定要亲自提供此项服务，而大可通过招标、合同出租等形式，将其出租给其他公营或私营部门，政府只要对其绩效目标进行测定和评估，并提供相应的报酬，便不失为一种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有效途径。这也就是《重塑政府》一书的作者奥斯本和盖布勒所说的政府应该“掌舵而不是划桨”。
3、宪法没有规定是政府的职责，而又存在着市场竞争者，如影视业，这时政府就完全可以不从事此项活动，而完全由私营部门承担。
4、宪法既没有规定是政府的职责，同时又没有或缺乏从事此项活动的竞争者，如高等院校，这时政府就应积极培育市场，鼓励人们参与此项活动，以提高此项服务的效率、质量和有效性。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只是典型的四种公共服务类型，在现实中，更多是介于这四种之间的混合型服务领域，因此，政府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决定自己是否直接介入以及介入的程度、范围、方式和力度。
第五，在看待文官与政务官的关系上，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存在着明显的分野。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强调文官（包括高级文官）保持政治中立和匿名原则；新公共管理则正视行政所具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强调文官与政务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和渗透关系，特别是对部分高级文官应实行政治任命，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因此不应将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截然分开。事实上传统公共行政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在现实中也根本行不通，因为国会、总统等政治机构及政务官对于政策问题往往只是提出原则性目标，而具体的政策方案是由行政机构及文官制定并加以落实的，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即政治决策的过程，其间不可避免地掺杂着文官的个人信仰和价值观。当文官对政务官制定的政策心存疑虑甚至不满时，他们甚至会蓄意阻挠执行。除此以外，文官所拥有的五大优势决定了文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支配政务官的决策，一是任期优势，事务有的任期长，而政务官随政府更换任期短（美国政务官平均任期仅22个月）。二是专业知识优势，这是事务官长期在一个部门任职而政务官调动频繁的必然结果。三是信息优势。送达政务官的信息由事务官筛选加工，而筛选加工信息大有文章可做。四是时间优势。事务官主要精力放在部内工作上，而政务官主要精力放在应付议会质询、内阁会议、联系选民等事务上。五是人数现模优势，政务官与事务官的比例严重失调，美国联邦政府现有文官250万，而政务官仅4000人左右，这使得“两官”力量失去平衡，政务官基本上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部门。如英国卫生和社会保险部的七位政务官实际上根本无法控制他们的96850名文官。在这种情况下，若硬性规定文官的政治中立，既不可行，也不合理，它只会使文官失去政治敏感性和对公众要求的响应力，只有正视行政机构和文官的政治功能，才能提高他们的自觉意识，即除了尽职尽责地执行政策外，更以主动的态度设计政策议程，并善用裁量权发展公共政策，使政策更加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
第六，与传统公共行政热衷于扩展政府干预，扩大公共部门规模不同，新公共管理主张对某些公营部门实行私有化，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即通过扩大对私人市场的利用以替代政府公共部门。需要说明的是，许多新公共管理的拥护、支持者也认为，公营部门的私有化并非新公共管理的必不可少的特征。
第七，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的僵硬的人事管理体制不同，新公共管理重视人力资源管理，提高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管理环节上的灵活性，如以短期合同制取代常任制，实行不以固定职位而以工作实绩为依据的绩效工资制等等。
三、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各国日趋流行的同时，也遭受到许多批评和指责，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新公共管理无视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根本差别，盲目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但两者在根本目标上并不相同，前者是提供公共服务，后者则以利润为最终目的。
2、新公共管理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待公共服务的供给，这是不适当的，把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完全等同于供方与顾客的市场关系，实际上是把前者简单化。因为相对于政府来说，公众具有彼此冲突的双重角色，他们既是享受政府服务的“顾客”，又是作为政府税收来源的纳税人。一方面，他们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务，另一方面又抱怨自己交的税太多。
3、新公共管理强调对产出或绩效目标进行精确的界定、测量和评估，但政府的许多服务项目，其产出、成本以及绩效都是难以量化的，因而也就难以准确测量和评估。
4、新公共管理主张公营部门私有化，实际上是放弃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逃避提供社会福利的责任。
5、新公共管理强调目标管理、绩效管理，实际上是一种“新泰勒主义”。
6、新公共管理主张对高级文官实行政治任命，以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控制，破坏了传统的文官政治中立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政治上的腐败和。
7、新公共管理强调的所谓“顾客导向”、长期计划和预算总量控制很难付诸实施。
尽管新公共管理受到了各种指责和批评，但在西方公共行政领域，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80年代以来西方许多国家开展的一系列的行政改革便是这一潮流的集中反映，从美国的“重塑政府”运动到英国的“运动”，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市场导向和顾客导向的行政改革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践着新公共管理，体现出新公共管理的诸般特征。归档：公共管理论文推荐度：
、几点启示新公共管理既是西方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产物（如前所述），又在一定程度上凸现出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而对我国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具有一些可供借鉴之处。
第一，新公共管理调整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如实行“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鼓励私人投资和经营公共服务行业，打破政府的垄断，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也缓解了政府财政困难。我国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长期存在着因资金短缺而造成的“基础瓶颈”的状况，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因此，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在加强“产业管制”的同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非国有产权进入这些领域与国有产权合作或单独投资和经营，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机制和压力结构，提高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二，新公共管理注重遵守既然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向注重实际工作绩效，特别是顾客（社会公众）的满意程度方向发展。这应被视为是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更为成熟的一种标志。当然，在我国现阶段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健全一健套行政法规和人事法规（如制订《国家公务员法》），并保证这些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实现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法制化。但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政府归根到底是人民的公仆，因此在制定和实施法律法规时，应始终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取向，始终贴近社会现实，贴近公众需求。[NextPage]
第三，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领域，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进作用的。尽管公共行政管理与企业管理，公有部门与私有部门，在各自的目的、对象和方法上均有种种差异，完全采用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的管理方法来实施公共行政管理并不可行，但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企业管理重视效率，重视产出，重视管理的科学性，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这些方面则可为公共行政管理包括中国公共行政管理所借鉴。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同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欧美各国，由于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其实行新公共管理的进程、速度、重点及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均各有特点。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借鉴他们的做法和经验时，更应立足国情，走“内生化发展的道路”，简单地照抄照搬，无益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参考文献】
主要参阅书目
①ChristopherHood:《TheNewPublicManagement》,《PublicAdministration》,Vol69Spring1991(3-9).
②OwenHghes;《TheNewPublicManagement》，NewYorkStMartin’sPress1995。
③OwenHghes：《PublicManagementAndAdministration:AnIntroduction》,NewYorkStMartin''''sPress1994.
④Metcalfe,LesRuhard,Sue:《ImprovingPublicManagement》,London:SegaPublication1987.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学科具有辉煌的历史，整体实力在国内处于领先位置。中国行政管理学界的泰斗夏书章老先生坐镇中山大学，在其培养下，中大行政管理学人才辈出。行政管理系现有教研人员中， 70%以上的研究人员有过在境外进修和访问学者的经历，这对目前的全球化治理是非常必需的。
在已有学术积累的基础上，中山大学的行政管理根据国内外学科发展趋势，及时拓展新的研究方向，出现了特色鲜明的学科发展布局。公共行政理论前沿、区域公共管理与城市治理、公共预算与绩效管理等方向的研究在国内领先，并在县域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电子政务、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等方向取得了研究进展。目前，国内行政管理学界、实务界以及普通公民最关注的是国家税收如何使用、政府预算支出如何，而中大在公共预算和绩效管理方面以马骏为引领的团队，受到广东政府高层和中央高层的极大关注和首肯。在珠三角发展规划进入实质性阶段，大部制改革在广东顺德试点，中大对此研究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在学生培养方面，中大一向注重行政管理学科的实证研究，对社会研究方法和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要求严格，在数据处理方面注重社会统计方法的培养。因此，中山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初试中有关研究方法方面的题目要求在国内是最高的，而复试最重要的是考查考生对国内各个高校研究重点的了解和英语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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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的龙头，建立在社会科学基础上的行政管理自然实力雄厚。行政管理专业依托北京大学的学科优势与政府管理学院的师资优势，培养具有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与法学基础，掌握中外行政管理理论与现代管理方法技术的一流人才。虽然北大在实务领域没有中山大学的优势，但基础理论方面实力强劲。北大行政管理最突出的研究是处于学科基础的行政理论和行政法，以及处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论的最前沿。而在应用研究领域，公共经济和人力资源管理也得到了很好发展。现今的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志在必行，作为中央政府和北京市政府的智囊团之一，北大行政管理系不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机会和挑战都不容小视。
北大对基础理论的要求是该校考核学生的重点。当考生面对众多纷杂的理论时，最好是从一本经典的著作入手，深入把握，并以此为敲门砖来打动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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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是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个建制系，承担着为中国政府组织、NGO组织和企业组织培养复合型应用人才的责任，也肩负着公共行政学科发展和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任务。值得注意的是，该系主持和出版了多个经典系列的专著与教材，不少教师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得到了政策部门的重视。专职教师分别承担着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北京市政府、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和国际组织的研究项目，将公共行政管理先进理念应用于实践。在对外交流方面，行政管理学系与国内外的大学及学术组织建立了广泛联系，极大拓展了行政管理学系教师的视野及其影响力。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一直致力于学科培养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在公共政策方面，拥有国内著名的毛寿龙、张成福等名师；在非营利组织研究方面则有一直笔耕不辍的康晓光教授。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公共政策和非营利组织研究都是人大行政管理的旗帜，也是人大的特色专业。地方治理和人事行政等方向在年青一代教师的研究下也得到了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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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行政管理专业依托师范高校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强大优势，管理学院强大的科研实力，结合其本身具有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坚实基础，在国内行政管理学界逐渐崭露头角。北京师范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在不断加大对先进管理理论和技术吸收的基础上，依托其在研究非政府组织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其行政管理学科的成长如虎添翼。值得注意的是，在学院，该校也设有行政管理专业的硕士点，研究方向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研究、现代中国地方政府研究、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中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考生报考时要选择适合的院系。
作为心理学研究的泰斗，北师大的行政管理学科在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非政府组织领域的研究实力也不可小觑，可以和清华大学的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一较高下。如果前面介绍的几所大学给你太大的报考压力，但是你又想在北京发展，北师大也许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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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理、工、文结合，多学科交叉的综合优势，拥有教育、科研所需要的良好氛围，为公共管理学院的建设与发展创造了基础。学院中行政管理特色鲜明的有以下两个研究所：
公共政策研究所：该所在注重借鉴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实践，有针对性地向政府急需和社会关注的其他重大公共政策领域拓展。其中有胡鞍钢、薛澜等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坐镇，加上一批国内外名校毕业的青年才俊，师资力量可以说是国内研究公共政策最好的。
非政府管理（NGO）研究所：研究所以非政府公共事务与公共服务、非营利组织运作管理、非政府规制及其政策机制等为基本领域，发展成为在国内外有相当知名度的中国非政府公共管理的一流教学科研基地和思想库。该研究所的科研支柱王名教授是国内非政府组织研究学术界的领军人物。
公共管理作为应用型学科，考试除了基本的理论基础，政府绩效和公共政策研究都非常注重实证的定量分析，而非政府组织研究则对定性和个案研究要求严格。考生复习时要注意对研究方法的学习，既不能忽略统计分析的技术，也不能对定性方法置之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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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行政管理系始建于2003年6月，由原属政治学系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三个教研室组成，隶属政府管理学院。政治与行政本为一家，依托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国家重点学科和社会学学科群的强大实力，南京大学的行政管理学科得到了充分发展。作为政府管理学院的一个主要院系，行政管理系拥有较强的科研与教学能力，已与国内外知名院校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但在师资方面，对于承担本硕博系列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来说有些薄弱，有待进一步扩展和提高。行政管理系的主要研究特色在于公共政策分析和项目管理，在比较行政领域也有突出成果，而就业与创业管理则是国内高校为数不多的研究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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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行政管理系隶属行政学院，是我国恢复政治学以来高等院校建立的第一个政治学系。虽然吉林大学地处东北，但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基础社会科学的基础上，行政管理系的发展前景光明。依托吉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政治学与国家建设研究中心，在政治学重点学科的基础上独立发展的分支――公共治理与公共政策、电子政务专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吉林大学行政管理系实力强大的学科，值得考生关注。
我国目前面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经进入关键时期，东北地区的振兴急需政府管理创新。正因为如此，吉林大学的行政管理学在彭向刚、张创新等著名学者的带领下，在行政基础理论和法学理论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该系的教师多获得政治学、法学博士学位，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等方面的基础则略显不足，致使研究生接受多元化知识来源受到一定的影响，这对于应用型学科的行政管理学来说是一个不太好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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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系是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组成单位之一，目前该系已形成完整的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硕士、博士人才培养系列。同时作为公共管理学院的骨干单位，行政管理系参与南京大学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的教学、人才培养工作。为推动学科发展，行政管理系与国外一些著名高校的相关院系和研究机构建立了紧密联系，一些著名学者和地方政府官员受聘为兼职教授或导师，学术交流活动频繁。
南京大学行政管理系研究特色在于分工鲜明，该系张康之教授在行政理论和组织理论等研究领域，严强教授在政治学基础理论和公共政策等研究领域，黄健荣教授在公共管理、政府创新等研究领域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在师资方面，该系的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基础构成比较合理，这对更好地开展行政管理的学科研究极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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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由原国际政治系的行政管理教研室组建，行政管理专业从原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中孕育和发展起来。公共行政系现有17位教师，其中有我国著名的行政管理学者竺乾威教授，主攻公共管理理论、比较公共行政、组织及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浦兴祖教授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当代中国公共行政、西方政治学说史领域研究突出；陈晓原教授主要在市政学、中央和地方关系、比较行政学、比较地方政府等领域开展研究；唐亚林教授在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区域发展与公共政策、非政府组织与公共治理、中国政府与政治等领域研究突出。这些学者的研究方向都代表了复旦大学行政管理学科的研究特色。此外，一批年轻教授和科研人员也为复旦行政管理学科的发展默默奉献，尤其是复旦大学公共预算与绩效评价中心主任苟燕楠副教授的研究值得关注，因为公共预算和绩效研究已经成为政府活动的重要评价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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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政府管理系设有行政管理专业，隶属公共管理学院。依托公共管理学院强大的公共管理、政治学、社会学一级学科群，浙江大学的行政管理学科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资格。作为以理工科见长的综合高校，浙江大学政府管理系教师学科结构合理，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哲学等，为行政管理学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该系最有特色的研究方向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土地制度的相关研究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与公共政策，其中关于民营经济的政策研究最具优势。凭借浙江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政府管理系在政策研究领域也十分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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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行政管理专业隶属公共事务学院的公共管理系，行政管理是福建省重点学科。公共管理系的主要特色方向为政策分析和地方治理，主要有政策科学界最为著名的学者陈振明教授坐镇，同时在公共管理、政治学理论方面也有突出建树。卓越教授在政府绩效管理和政府比较与发展领域成果显著，姜秀平教授在公共政策和公共政策伦理领域奉献良多。在地方治理和政府改革方面，年青一代学者的研究活动也较为活跃。
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因为公共政策研究要求高质量的研究方法，厦门大学十分重视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研究。在学科基础方面，学校对政治学和经济学有特别要求，一般需要考生对政治学和经济学有较好的了解，这恰恰显示了该系公共政策研究方面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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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行政管理系隶属公共管理学院，以造就21世纪的领导者为宗旨，被誉为“领导者的摇篮，政府的思想库”。华中科技大学2007年自主设置全国首个电子政务专业博士点和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专业博士点，在国内率先培养这两个专业的博士生；2009年成功组建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2010年3月，“湖北省反腐倡廉理论研究基地”和“湖北省纪检监察干部教育培训基地”落户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为行政管理系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提供了机会。从这些学科建设中可以看出，华中科技大学行政管理学科的实力远非我们对工科院校的一般印象。行政管理系的研究特色主要是公共安全管理和科技政策、反腐研究、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公共项目管理、电子政务等。
在考核方面，该校注重对考生管理学综合的考查，主要是对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等相关知识的考核。
[关键词]跨课程 教学资源 行政管理专业
[作者简介]苑秀芹（1977- ），女，内蒙古通辽人，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理论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陕西 西安 710119）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27-0145-02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开放教育事业的推进，加强教学资源建设成为当前提升开放教育质量的必然要求。“学习资源是远程开放教育教与学的载体。如何开发符合不同专业要求和课程教学目标，适合远程学习特点的学习资源是远程教育机构和教育者的重要任务。”
一、建构跨课程教学资源的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我们以学科、课程为基础进行学习资源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这种教学设计和教学资源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其一，不同课程间的关系容易被忽视。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只见章节知识点之“树木”，难见课程体系之“森林”。其二，知识的联系性容易被忽视。单一的课程资源难以对在诸多课程中均占据重要地位的知识点有效整合，这样一方面割裂了学生的理解力，另一方面容易造成学生学习的重复劳动；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难免局限于一门课程展开讲授，对学生自主学习帮助有限。其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容易被忽视。以学科课程为基础的教学资源往往以帮助学生应考为目的，即便现在有的课程开始关注于实践活动，但仅涉及实践活动的特定方面，使得学生难以形成对实践经验的整体认识，过于专业的教学资源很难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基于此，有必要探索新的教学资源建设思路，特别是跨课程教学资源的建设值得深入研究。
1.跨课程教学资源建设有利于更好地呈现专业知识体系的完整性。通常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学习某一课程建立对一门专业的整体认识，而对课程之间的相互关系缺乏足够的认识，难以建立和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教学效果，毕竟不同学科课程共同构成的知识体系才是内在的、本质的，专业教育必然意味着帮助学生建立完整的专业知识体系。知识体系是一个整体，它可以将同一专业的不同课程进行整合，从而避免课程对知识本身某种程度的“肢解”，全面、整体地展现知识体系，使学生更容易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明确每一个知识点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和与其他知识点的关系。
2.跨课程教学资源建设有利于节省教学投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不同的课程相互独立存在，但是重要知识点往往在不同的课程中均有所体现。此时，以该知识点为线索，整合不同课程的知识内容，有助于使学生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认识该知识点。同时，由于课程教学往往在时间安排上先后有序，因此，此前课程中出现的知识点在后一课程中如果能被进一步强化，无疑对后面课程的学习也有所裨益。如果将多门课程都涉及的公共知识作为一个专题来进行资源建设，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教学投入，节省教学资源，事半功倍地开展教学活动。
3.跨课程教学资源建设有利于更好地指导实践，满足学生需求。开放教育学员均为成人，其学习实用性强，自我导向意识明确，强调学习内容与个人体验的整合，希望能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工作中。在实际工作中，很多事务和问题需要运用跨学科、跨课程的知识来帮助解决，跨课程教学资源建设可以更好地提炼不同学科的理论，并且将之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满足学生需求。跨课程教学资源建设要以提供个性化定制资源服务为目标，帮助学员根据自己需求的不同，采用不同的学习策略。这样做，一方面使枯燥的理论可以变得更加生动，使理论的实用性得以加强；另一方面，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发现自身生活与所学内容的有机关联，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
强调跨课程建构教学资源并非抛开课程而建设独立的教学资源，恰恰相反，跨学科教学资源的建设要以课程教学为基础。一方面，按照教学大纲实施课程教学，帮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完成基本教学目标，顺利通过考试；另一方面，课程的学习也是循序渐进地认识整个知识体系中各个知识点的不可缺少的过程。可以说，课程教学是以知识体系为基础构建开发教学资源的前提准备。强调和突出知识体系的重要性，是为了避免教育活动终止于课程教学现象的出现。跨课程建构教学资源可以作为课程教学的延伸和后续保障，从根本上提升课程教学质量，改进课程教学效果。
二、跨课程教学资源的着力点：以行政管理专业为例
跨课程教学资源的开发要以课程的有机整合为基本目标，无论是选题还是教学目标的设定，都要首先思考：教学资源设计是否可以避免课程教学平台的重复建设？教学资源设计能否将不同学科内的相同、相似的知识点融为一体？教学资源设计是否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开展，有效满足学生自主学习需求？在充分考虑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按照教学资源的内容和重点的不同，将理论重点、社会热点、工作难点和个人兴趣点作为跨课程教学资源建设的着力点。下面以开放教育行政管理本科专业为例加以说明。
1.基于理论重点建构课程间关系。行政管理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专业与学科，在形成过程中它以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作为基础，逐步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学好这个专业和学科，无法绕开这些理论知识。
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这些理论均按照课程的设置被划分开来，为适应学科的需要，不免会人为地对理论进行“修剪”，使得理论的整体性无法充分体现。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例，作为近年来西方规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体指导思想之一，该理论为当代政府行政提供了一种新模式，为行政实践尤其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近几年来，随着教学改革和教学内容的更新，这一理论在越来越多的行政管理课程中出现，据不完全统计，开放教育行政管理本科中，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学、城市管理学、西方行政学说、公共组织绩效评估等课程中，均不同程度地涉及了这一理论，在公共管理学、公共组织绩效评估等课程中还被作为核心内容来加以介绍（如下表所示）。
注：所用教材分别为齐明山主编的《公共行政学》（第二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丁煌主编的《西方行政学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张波主编的《现代城市管理学基础教程》，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周晓红主编的《公共管理学概论（第二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胡宁生主编的《公共部门绩效评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不难发现，此时仅仅依靠不同课程进行教学，难以还原该理论以整体面目，学生在理解和掌握上难免会有所偏差，而且不同课程的教学中难免会出现重复讲述，教学效率会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将这一理论作为核心构建教学资源，不仅可以展现该理论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还可以有效地将不同课程有机结合起来，使学生发现学科间的内在联系。除了新公共管理理论之外，治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知识点也是如此，可以分别进行教学资源建构。
2.基于“社会热点”推动理论运用。作为一门专业和学科，行政管理的重要特征还在于它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每个人都接受着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在政府的有效管理下开展活动。因此，将行政管理的知识体系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是提高教学效果的有效手段。大量的社会热点问题均可以拿来进行教学资源建设，起到整合课程体系、深化课程学习的作用。
以医疗改革为例，这是切实关系到每个人生活的社会热点问题。从行政管理专业教学资源的建构上看，这一过程是政府职能改革的必然结果，可以与“行政职能”这一知识点紧密结合加以认识；这一过程是政府决策的过程，可以与“行政决策的程序、原则”相结合；这一过程涉及医院的改革，可以与“非营利组织”课程的相关内容结合起来；这一过程需要政府与社会其他组织的协调、合作，还可以与“公共管理学”课程的内容相结合。
此前，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可能会拿医疗改革等社会热点问题作为例证，帮助学生理解有关知识内容，但是学生并未对这些热点问题形成整体认识。而这样的教学资源建构思路，可以使学生在学习中发现不同的课程立足于不同的角度，对一个问题形成特定认识，它们共同推动实践的发展。这无疑对培养和提高学生全面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3.基于“工作难点”指导现实事件。跨学科教学资源的建构还可以立足于“工作难点”，对工作中的共性问题从多方面加以分析整合。这样学生会感到所学知识并非生硬的理论，而是与他们的工作实际紧密结合，因此学习的针对性会更加明确，学习主动性、积极性无疑会有所提高。
行政管理学科的一些课程涉及日常的管理工作实际，通过对基本常识、操作规范、实用技巧的介绍指导实际工作。以“如何形成团队、开展合作”这一日常工作难点为例，可以将“团队管理”作为专题，综合管理学基础、组织行为学、公共关系学、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社交礼仪概论等课程的有关内容，分别就什么是团队，团队的管理原则、目标管理，团队成员的沟通、日常礼仪等内容分别加以建构。
4.基于个人兴趣点开展自主设计。在教学互动关系中，授之以“鱼”还是授之以“渔”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具体到教学资源设计中，以往的资源设计往往由教师根据其教学对象特点的假定展开设计，最终需要经过教学充分互动检验其效果。事实上，教师还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将课程与课程关系、课程内各章节关系有针对性地加以讲授，教会学生举一反三地自主设计学习资源，从而有效实现教与学的互动转换。学生可以根据各自的学习兴趣，围绕有很大兴趣的知识点不断地建构、丰富其内容，使其成为自己的知识专长。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相信在个人兴趣的指引下，学生的学习视野便不会仅仅局限于特定的课程，终将会打破课程界限，建立对专业、学科的整体认识。
当然，理论重点、社会热点、工作难点和个人兴趣点并非孤立的，在教学资源建构与开发过程中，可以找出它们之间的契合点，从而使得教学资源的适用性更强。
三、跨学科教学资源建构与开发的手段
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综合采用多种方式与手段加以建构与开发，在此大体概括一些常用的手段。
1.课程学习阶段的针对性。作为教师，在学生学习课程时，可以根据知识点的特征分别对其理论价值、对社会发展及工作推动的指导意义加以强调，使学生明确该知识点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明确不同学科、课程的相互关系。此前，这样的方式已在教学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加以运用，成了常规性手段。只要在针对性和有效性方面进一步加强，便可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
2.专题课件的制作。目前，网络课件和小课件往往将课程内的重要知识点作为专题，进行教学资源建设。在跨学科教学资源建构的思路指导下，上述做法还可进一步深入、拓展，适当融入相关课程的理论知识点，或与社会热点问题、工作难点问题紧密结合，便会有效地将不同课程的教学资源有机整合在一起。
3.日志学习法。日志学习法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记录工作岗位的运作状态和过程，形成实践日志，然后对实践日志进行分析、总结与反思，从而实现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实践效果的方法。开放教育的学生均为在职学习，有效地将所学知识与工作实际相结合是实现“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手段。通过教师的指导，学生可以根据某一知识点有针对性地对自身工作的实际进行观察，并搜集相关资料。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将各自实践观察或搜集到的资料分别加以讨论、总结，强化学习效果，力求指导工作。
4.行政管理专题讲座。专题讲座亦是帮助学生明确课程间知识体系的有效手段。此前在开放教育的教学过程中，这一方面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缺乏专题讲座的安排和设计。如果在教学安排中加入一些专题讲座，穿插于课程教学或者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和拓展，不仅可以有效整合知识体系，而且对于学生毕业论文的选题和完成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这无疑会给学生带来新的学习体验，从而更好地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5.社会实践与毕业论文。社会实践和毕业论文是开放教育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集中、综合考量学生学习效果的方式与手段。近几年来，有关本专科学生要不要写论文的讨论日益热烈，之所以会出现此讨论，很大程度上缘于毕业论文已经沦为大学教育的“鸡肋”，其实效性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倘若在社会实践与毕业论文中有针对性地融入跨课程教育资源开发的内容，使师生明确这一手段可以帮助学生系统掌握专业理论知识，并以此为基础将社会实践与毕业论文这一教学环节做实，那么“鸡肋”一说也便不攻自破了。
当然，在教学过程中，还可以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手段，通过跨课程教学资源的建构与开发，整合学科、课程知识体系，提升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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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绩效评估 评估主体 多元化
政府绩效评估主体多元化的理论基础
政府绩效评估主体是指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府绩效评估过程的组织、团体或个人。所谓政府绩效评估主体多元化是指政府绩效评估主体由单个向多个转变，直至达到由多个主体共同参与政府绩效评估；这意味着政府绩效评估主体不仅包括政府部门（政府组织的自我评估和上级评估），而且包括企业、公众、社会中介以及专家、媒体等，从而形成内部评估和外部评估相结合的科学合理的评估主体结构。
我国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重视政府绩效评估这一新的公共管理工具，并且从中央到地方开展了一系列不同形式的政府绩效评估研究和实践活动，但是，我国学术界在对政府绩效评估的各种研究中，评估主体的研究依然是薄弱环节。就现有的评估主体的研究结果而言，已经基本形成共识―评估主体应该多元化，对于评估主体多元化的理论依据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分析，对于其余理论的探索和应用很少，本文对评估主体多元化的理论基础做一归纳和总结：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英国等长期奉行外部控制型公司治理模式的国家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些主体的利益。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的股东、债券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交易伙伴，也包括政府部门、本地居民 、本地社区、媒体、环保主义等的压力集团，甚至包括自然环境、人类后代等受到企业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客体。这些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他们有的分担了企业的经营风险，企业的经营决策必须要考虑他们的利益或接受他们的约束。这一企业管理思想从理论上阐述了企业绩效评价和管理的中心，为绩效评价理论奠定了基础。公共管理学吸收和借鉴了这种理论，并在实践中将其进行适应性改造，为政府综合绩效评估提供了一个科学全面的评估框架，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任何政府活动的“利益相关者”都可以作为评估主体而存在，因而，当前学术界把政府绩效评估主体分为内部评估主体和外部评估主体。
（二）新公共行政理论中的社会公平理念
新公共行政学力图摈弃传统行政的权威主义和以效率为中心的取向，而试图建立以公平为中心的民主行政。其社会公平理念强调政府公平，对公众负责而不是对公共机构负责，以及公共项目应当对决策和执行负责。它强调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相关控制、分权授权、组织发展、顾客至上和民主工作环境。新公共行政所倡导的社会公平、代表制、回应性、参与和社会责任等价值观，推动了公共行政的发展，这些价值又是政府绩效评估价值的核心组成部分，政府绩效评估的实现离不开公民、企业等主体的参与。
（三）360度绩效考核法
360度绩效考核法又称全方位绩效考核法或多源绩效考核法，是指从与被考核者发生工作关系的多方主体那里获得被考核者的信息，以此对被考核者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绩效评估过程。它从不同角度获取组织成员工作行为表现的观察资料，然后对获得的资料进行评估，这种绩效评估既包括来自上级、同事、下属及客户的评价，同时也包括被评者自己的评价，其优点是比较全面地进行评估，易于做出比较公正的评价。根据360度绩效评估理论，评估主体越全面，评估结果就会越准确，政府活动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利益相关者构成也较复杂，只有评估主体多元化，即政府行为所涉及的相关利益各个方面都参与评估，才能有效、全面地对政府绩效进行评估。
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主体多元化的实践
政府绩效评估首先兴起于英美等国，其实践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以前。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在政府改革中开始重视“顾客导向”的管理理念，“顾客”包括一切受政府公共政策和行为影响的组织和个人，他们对政府的管理满意与否，决定着政府的品质和命运。“顾客导向”的管理理念对政府绩效评估提出了新的要求，自此，政府绩效评估开始吸收来自政府内外的组织和个体各种参政形式获得了广泛认可，评估主体多元化成为西方政府绩效评估发展的主流趋势之一。
我国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重视政府绩效评估这一新的公共管理工具，并且从中央到地方开展了一系列不同形式的研究和实践活动，积极构建多元化的政府绩效评估主体（王爱冬，2006）。从各地的实践来看，可以把政府绩效评估主体多元化的特点概况为三个方面：
（一）公众参与的政府绩效评估
为了改善政府及行业的服务质量和水平，提高公民满意度而吸纳公众参与的政府绩效评估。如福建省厦门市实施的民主评议行业作风办法，青海省、江西省进行的通信行业行风评议，上海市开展的旅游行业和通信行业行风评议，江苏省无锡市试行的律师行业评议及河北省组织的司法和行政执法部门评议等（王春进，2009）。
（二）由专业的职能部门作为评估主体开展的政府绩效评估
这一类绩效评估的重点是促进专业领域中组织和个人绩效的提高。目前我国开展的这类绩效评估主要有审计部门的管理审计、效益审计，人事部门对公务员进行的量化评估考核，组织部门对领导班子的绩效考核以及政府业务主管部门对所属组织的绩效管理设定的指标体系。
（三）由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作为评估主体开展的政府绩效评估
这一类绩效评估较具代表性的是“甘肃模式”。“甘肃模式”开始于2004年，由甘肃省政府委托兰州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中心，对甘肃省所辖14个市（州）政府和省政府39个职能部门的绩效进行评价，并在2005年3月向社会公布了绩效评价结果，了《甘肃省非公有制企业评价政府绩效结果报告》；2006年甘肃省政府再一次委托兰州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中心在总结前一次政府绩效评价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和完善评价方案，组织开展了市（州）政府和省属职能部门的绩效评价活动，并形成了《甘肃省企业评价市（州）政府及省属部门绩效的结果报告（2006 年）》。经过两次的评估实践，逐步形成了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四大模式之一的“甘肃模式”（包国宪、董静、郎玫，2010）。“甘肃模式”提供了第三方评估政府绩效的新模式，确立了第三方评估的主体地位。
综观而言，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主体多元化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一方面，政府组织公众参与的官方评估活动广泛开展，公民的参与范围越来越广，参与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媒体、以及专业化的社会评估机构等各种主体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府绩效评估实践之中，推动了政府服务的改善，使政府绩效评估突破传统模式，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也应该看到，外部评估主体参与评估的主要途径和方式仍然依赖于政府的组织，而缺乏主动式的评估参与，这就造成了评估主体缺乏独立性，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评估对象，从而使评估结果的可信度降低。同时，外部参与评估所占比例很小，且缺乏科学而系统的评估方法。
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主体多元化构建中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文化及观念影响着政府绩效评估主体多元化的构建
传统思想对政府部门的影响。在“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政府部门缺乏顾客意识，寻求外部评估的热情不高，在工作中往往只重视“对上负责”；许多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并不知道自己的具体服务对象是谁，更不会寻求作为服务对象的外部评估主体参与其绩效评估（何会涛，2005）。同时，出于自我保护的意识，政府部门不愿接受外部主体的评估，因为来自于公众或社会机构的评估更有可能暴露政府工作的弱点，对政府产生不利影响。同时，政府部门较为缺乏绩效管理意识，可能导致评估活动流于形式，产生重过程、重规则而轻结果反馈、轻改进跟踪的结果，使得外部评估主体参与评估的动机不足，热情不高。
传统思想对外部评估主体的影响。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权威崇拜”观念以及儒家思想中森严的等级制度，使公众倾向于听从政府，远离政治，忍让屈从、明哲保身，缺乏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即使公共服务的低效率和低质量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也很少参与绩效评估以寻求合法渠道解决（敬志杰，2008）。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发展唤起了公众的参与意识，激发了公众的参与愿望，但作为“理性经济人”，公众仍然具有趋利避害的天性；当公众作为政府绩效评估主体之一，得不到实际好处或者他们的评估结果不被重视时，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积极性就会下降。
（二）政府绩效评估主体多元化构建的体制不完善
1993年美国通过了《政府绩效和结果法》、1997年英国公布了《地方政府法》、2002年日本制定了《政府政策评价法》，荷兰也出台了《市政管理法》，以法律的形式要求政府部门进行绩效评估（付红梅，2006）。英美等国政府绩效评估的成功经验启示：成熟完善的法律制度框架是绩效评估成功的前提和保证（任培培、方玲、尚虎平，2008）。我国的基本社会制度也为外部主体的参与提供了根本保证，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关于政府绩效评估的立法，对政府职能也缺乏制度上的规范，使得政府绩效评估中外部评估主体的作用有名无实。同时，由于我国的行政体制和官僚制度所形成的制度规范造成了政府公共行政信息的垄断，阻碍着政府与社会的联系，外部评估主体很难获得政府活动的信息，为绩效评估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三）多元主体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缺乏相应的技术支持
根据西方学者的观点，较发达社会的政治参与和教育、收入、职业、性别、年龄和地区等因素有较高的相关性（吴小建，2007）；也就是说，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程度较高的群体通常都是社会地位较高者，普通公众不具备参与绩效评估的专业知识，因而其参与只能限于对满意度等的定性判断。影响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主体多元化构建的关键技术障碍是政府电子政务的发展不足，整体技术条件还不足以支撑政府绩效评估对准确完整的绩效信息系统的需要。
（四）第三方评估组织的发展不成熟且缺乏独立的专业性评估机构
目前，我国第三方评估组织的发展呈现出较快趋势，承担了一些政府绩效评估项目。但总体而言，第三部门以及与之相应的科研机构市场化的发展还不成熟。同时，其人员、经费和运作方式等也很难完全独立于政府，这使得第三方评估机构还不能保证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因此，如何保证第三方评估组织在进行政府绩效评估工作时的中立性、评估过程的公正性和公平性以及评估结果的有效性和可信度等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包国宪、张志栋，2008）。
构建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主体多元化的建议
（一）积极吸收外部评估主体参与政府绩效评估，建立内外结合的评估主体结构
完善政府内部主体的评估，保证内部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政府内部评估主体掌握着政府绩效的完整信息，可以充分利用对政府制度安排及运行规则相对熟悉的优势，制定出相对合理、具有实际操作性与可行性的评估标准，客观全面地评估政府绩效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效解决问题的对策，实现评估主体提出的评估目标（徐嘉良，2006）。具体而言，要加强政府内部专门评估机构即政府审计部门、司法部门和检查部门对政府绩效的评估，同时，在坚持上级机关、主管部门对下级机关和分管部门评估的前提下，加强下级机关和分管部门对上级机关绩效评估的参与。
建立以公众为核心，包括人大、政协、第三部门、专业评估主体及媒体等的外部评估主体体系。在外部评估主体体系中要特别注重第三方评估组织的发展，第三方评估组织具有非官方性、非营利性、相对独立性和自愿性等特点，是“最佳的”政府绩效评估主体（谢吉晨、赵军锋，2008），其评估更具理性和科学性。在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中，可以担任第三方评估的组织主要有高校和科研部门、学术团体、公民社会、中介组织和志愿者组织等；政府应该为这些组织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使其更加独立自主，减少对政府的依赖，同时加强政府和第三方评估组织的交流，保证政府为其提供适当可靠的信息和支持，以提高其评估的积极性和科学性（焦璞润、王胜会，2009）。
建立内外评估主体的利益整合机制。在政府绩效评估过程中，内外评估主体往往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视角，评估结果会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有必要建立专门组织，将政府绩效评估的内部主体和外部主体结合起来，以弥补政府内部单独评估的不足，保障政府绩效评估的民主、客观和公正。此外，不同的评估主体有其自身的特点，在评估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因此应在科学划分评估主体类型的基础上，确立每一类评估主体在整个评估中的地位和作用，制定与其相匹配的评估指标，明确不同领域中各主体所占的权重大小。
（二）制定政府绩效评估的指导性文件，实现政府绩效评估的法制化和制度化
从立法上确立评估主体的地位，确保政府活动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都成为绩效评估主体。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主体多元化的构建还处于初级阶段，具体的实施步骤和实施方案都很不完善，也没有法律保障，因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加强政府绩效评估主体多元化的立法是当务之急。为保证多元主体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深入开展，必须将各个评估主体的地位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明确赋予多元主体参与评估的法律依据。
从法律上树立多元评估主体的权威性，确保各个评估主体享有调查和评估政府部门活动的权利。同时，用立法的方式对每类评估主体有什么样的权利、承担什么样的义务，应该评估什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评估，评估中应注意的事项及评估结果的法律效力等作出具体规定，形成绩效评估多元化的客观前提。
加强评估结果的反馈和运用，将绩效沟通作为绩效评估的重要环节。政府绩效评估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绩效评估，就政府工作的客观情况在内部和外部进行沟通，以使政府部门全面了解自身工作，发现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分析原因，并制定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全面提升其绩效水平（包国宪、曹西安，2007）。
拓宽评估主体参与评估的范围和途径。一是社会公众满意度的调查，可以由政府组织，也可以由政府委托社会中介机构进行；二是社会公众的申述和投诉制度，这是公众表达意见和抱怨接受与反馈的重要机制，申述和投诉制度的完善有利于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交流，使公众对公务员的日常行为进行监督；三是社会公众代表座谈会，可由政府派代表与社会公众代表以座谈形式进行交流和沟通，倾听公众的意见；四是顾客代表小组，选取一定数量的公共服务对象组成专门顾客小组，对政府服务进行评议和监督，并将公众意见反馈给政府机构，使政府及时了解民意，改进自身服务水平。
（三）转变传统观念，消除多元主体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观念
在政府部门中树立“顾客至上”、“以民为本”的思想和绩效管理意识，以“人民满意度”作为政府管理的终极价值取向。政府绩效评估多元主体的构建中，政府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其态度直接决定着多元主体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着政府绩效评估的顺利开展。因此必须首先转变政府的观念，摒弃“官本位”等传统的价值观念，引入“顾客导向”原则，强调“顾客满意”和“顾客至上”等价值观，面向社会公众，积极了解公众的要求和愿望，并在管理活动中与公众进行良好的沟通与合作，以提高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改善政府绩效。
引导并转变公众的参政观念，培养公众的公共精神，增强他们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意识。一方面营造有利于评估主体参与的政治文化，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政府绩效评估，积极培养政治参与所需要的理性心理，引导公众树立平等意识、自主意识、责任意识和法制意识。另一方面，外部评估主体参与意识的培养要求重视教育，通过教育让公众认识到参与政府绩效评估不仅可以实现个人对社会的管理，还能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另外应发挥舆论作用，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宣传和推广主流政治文化，以影响公众的政治参与观念，从而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政府绩效评估中来。
（四）弥补技术因素的不足，为多元主体参与评估提供技术保障
加强政府绩效评估主体的培训，提高评估主体的素质。培训评估主体有关政府绩效评估的知识和技能，使之掌握政府绩效评估的理论及方法，提高参与能力。
建立完备的政府绩效信息系统和信息公开机制，解决多元主体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评估主体能够及时收集、分析政府行政过程中的信息，对政府部门的职能、办事程序、重大决策过程等有全面了解。
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和通讯技术发展电子政务，使行政信息的传递和反馈更为及时和迅速，让各评估主体参与政府绩效评估更加自由和方便。例如，利用政府网络进行公众满意度调查，可以节省时间、简化程序，提高公众投票、打分的时效性，提高政府绩效评估的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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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英国 公务员培训 发达国家和地区 特点
一、英国公务员培训现状
1.英国拥有一支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这与其卓越的干部体系有着密切的联系。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实践，英国的公务员培训已经形成一整套系统的、科学的理论，也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英国公务员培训的根本目标机遇是要使受训者接受并参与到体制性的变革中去，通过培训提高公务员的能力，以更好地应对变革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撒切尔夫人开始的“政府现代化”改革，在精简公务员队伍、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对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英国对公务员基本能力培训的各种课程，都是随着行政改革的步骤与要求设置的。针对行政改革后大量出现的执行机构，强调对执行机构的官员既要进行行政管理知识与行政技术的培训，又要对他们进行政策制定工作的培训。如英国财政部确定的在培训中要解决的5个问题是：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和开发的需求、什么是不正确的管理和领导技能、在人员管理和培训方面存在的错误认识、为什么政策和制度不能得到有效贯彻、如何防止人的思维和工作的僵化。针对公务员队伍的现状，“英国财政部开发项目”包括基本技能和其他技能两个方面。其中，基本技能有会计学、财务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知识；其他技能有公共财政和预算、有效阅读等能力；针对高级职员的开发项目包括领导艺术、走向现代化的政府、全方位信息沟通和反馈、管理技巧等。
3.将政府部门内部培训、专门公务员培训组织、高等学校培训三者紧密结合，形成一个立体的培训网络。英国公务员的培训主要有三类机构。一是政府组织内设的培训部门，如英国财政部下设的培训与发展局。它们主要根据组织内部的发展战略、实际工作要求和员工素质，有针对性地对内部员工进行培训。二是专门的公务员培训组织，如英国公务员学院、英国皇家公共行政管理协会等。它们主要根据社会各类组织和人员的培训需求，针对不同的培训对象开发出不同的培训课题，设计出多种培训项目。三是高等学院提供公共政策、政治与经济专门学院等各类课程，如伯明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伦敦大学经济学与政治科学学院等。伯明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的公共服务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公共服务管理硕士学位课程主要是满足中央与地方政府、卫生保健事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公共服务部门人员教育和发展的需要。
4.以顾客需求为导向，采取绩效导向、以提高技能为中心的培训模式。英国的公务员培训，不论是内设部门组织的培训，还是社会培训机构组织的培训，都非常重视效果评估。以公务员培训和公共部门的管理培训为主的英国公务员学院，主要采取绩效管理模式进行管理。
（1）英国公务员学院于1989年改为自主性的执行机构，于1996年不再接受政府的财政补助，以企业经营方式按市场机制招生，由学员自选课程，付费入学，达到自负盈亏。
（2）英国公务员学院培训的最大特点是在为顾客服务时提供专家的咨询意见，提供满足客户需要的定制的专门服务。英国文官学院1/3以上的课程专门为客户的特殊需求而设计，有目标地鼓励学习，设计相关的课程以适应不同的学习风格；适应性课程设置。学院采用一套标准化的课程描述，帮助客户辨别、选择最适合自身的培训课程。英国内部聘请的专家或与学院合作实施项目的部门的专家都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3）以公务员基本能力框架为依据进行公务员能力培训。英国公务员学院经过反复调查研究，提出并确定了高级公务员的基本能力框架。高级公务员的基本能力具有九条核心标准：指挥能力（领导能力、战略思考和规划能力、完成工作任务的能力），管理和沟通能力（管理人力资源的能力），个人贡献（个人能力、才智、创造能力和判断能力、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公务员培训课程就是以这些核心能力作为标准设计的。
（4）英国公务员学院的课程设计体现了以任务为导向、以提高技能为目标的公务员培训特征。大体上可以把课程目录分为以下8个部分：政府与经济、政府与管理、培训与发展、个人技能、证书考试与论文指导、新技术、法律、欧洲研究。课程目录以科目分类组织，有超过500个课程题目可供选择。
5.采用实践性的培训方法，着眼于提高公务员的实际能力。（1）岗位训练法。岗位培训是在上司传、帮、带下的不离职培训和轮岗培训，英国公务员实行常任制，公务员在被录用后都要经历一个试用期，都要在各资深官员的指导下，进行岗位培训。
（2）行动学习法。英国公务员培训注重“在干中学”的“行动学习法”，许多活动是在现场进行的。英国的快速晋升人才培养计划很有特色，英国政府为确立高级公务员队伍具有较高的能力素质和合理的梯形结构，每年都从应届或历届毕业生中精选一部分优秀青年，作为高级公务员的后备人才，放到政府部门边锻炼、边培训，对其中表现突出者予以快速晋升甚至破格提拔。
（3）“菜单式”与“模块式”教学法。如英国公务员学院准备有500门课程，分成不同的模块，供学习者自选。
（4）心理调适学习法。在心理专家主持下，通过心理测评，学习者在小组互动中加深自我认知，据此制订个人职业生涯计划，追求自我完善。
英国公务员在培训方面的要求非常严格。一个人从正规学校毕业后，必须通过必要的培训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后才有资格应聘公务员。任何新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在上岗前必须经过至少15天的培训。每个单位都有内部的培训制度规范和激励员工参加各种各类培训。英国政府规定，每个新任职的高级公务员都必须到英国公务员学院的发展中心接受2―3天的测评，以确定将来的培训和发展需求。
6.加强与国际组织及机构的合作，联合培养公务员。如英国文官委员会为英国人竞争欧盟机构职员提供如下项目的帮助：（1）硕士项目――设在华沙的欧学院为青年毕业生提供一年的硕士程度的课程培训。（2）斯塔吉亚计划――为年轻的毕业生提供获取在欧盟工作的亲身经验的机会。这个培训项目包括在欧盟各部门参加日常工作实践、参观和听讲座等。该项目培训面向30岁以下的毕业生，每年招生两次，每次提供650个名额，为期5个月。另外，英国还与欧洲学院合作培训公务员。欧洲学院为英国公务员培训的项目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欧洲学院开设以下四个方向的专业：政治和行政管理、经济学、法律、人力资源；在华沙奈托林分校还有一个“中欧和东欧计划”；“急流开发项目”也是欧洲学院重要的培训项目，该项目的主要特点是加快受训者晋升的机会。“急流开发项目”通过使受训者在8―12个月中承担一系列的工作，来显示其工作成绩，并在3至5年的时间里可能被提升到更高的职位。
二、发达国家和地区公务员培训特点
综观世界各国干部管理制度，一般都把培训作为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纳入公务员“法规”、“条例”，甚至国家根本大法之中，以此给予法律保障，确保培训得以顺利进行。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把培养高素质公务员置于重要战略地位，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公务员培训制度。美国则把培训列为二十一世纪七大产业之一，可见其地位的重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公务员的培训具有如下特点：
1.推行培训法制化。发达国家把公务员培训看作是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一项重要任务，有着配套的法律和制度。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相继为公务员培训立法，使公务员培训逐步走向法制化轨道。例如法国在“公务员章程”及“继续教育法”中规定了培训的原则、权利和义务，1985年颁布的关于培训的法令规定，允许公务员选择参加为提高自身素质的培训，培训期间，不论时间长短，职务晋升、奖金福利都不受影响。日本“国家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内阁总理、大臣、人事院和有关政府首长为发挥和提高职员的工作效率，必须制定并努力实行职员进修培训等计划。日本《国家公务员教育训练规则》中规定，公务员进修培训内容，必须是与现任官职或预计今后所任官职的职务有密切关系的知识和技能，这些规章为公务员培训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依据。
2.培训机构职业化。英国1970年开始建立了公务员学院，学院设有三个培训中心，一个主要是招收走读生，另外两个是实行住宿制，公务员由政府各部门选送，年龄一般在30至45岁之间，常年在校学员500人左右，每年培训各公务员20000多人。政府各部门设立了培训中心，主要培训初级公务员，承担了全国公务员培训总量的77%，中、高级公务员的培训由公务员学院负责。美国1968年就设立了联邦行政学院，全国各地有180所行政管理学院，为政府培训公务员。法国在中央设立了国立行政学院，地方设立区级的行政学院，政府各职能部门也设有对口培训学校。
3.培训方式多样化。在人员培训上，德、英、法等国家对公务员的职业培训从等级上基本上分为三个类型，即高、中、初级培训类型。英国政府各部门因公务员的职务确定了不同的培训时间。除了常规的全国性和地方性培训外，还有其他类型培训，如法国，行政员训练中心专门组织行政人员轮调训练，不断轮调公务员作短期训练。还有一种选择性训练，即公务员可以根据需要提出培训需求，经部门批准参加培训。
4.培训方式灵活化。西方发达国家公务员培训形式比较灵活，既有公务员行政学院专门组织的培训，也有通过国内高等院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组织的培训，既有专家、学者指导下的系统培训，也有部门领导及资深同事辅导下的业务培训。培训时间长短不一，长则三至四年，短则只有几天。
5.培训保障制度化。注重“培训成本”概念，重视培训的“投入与产出”比率。这些国家对公务员培训都有充裕的经费保障，自己形成了制度。德国每年公务员培训经费占国家行政管理经费的2%―3%，并纳入国家预算。法国规定，每年必须拿出工资总额的1.1%作为培训费，总理每年还重新预算培训费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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