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7 09:42:0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区域金融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速度。近年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迅速发展，国际资本流动不断加快，金融全球化和竞争白热化趋势的日益明显，各国更加重视金融产业在本国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金融资源主导权的竞争就是对经济发展主导权的竞争。
19世纪以来，由于欧洲及北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各国对金融服务的跨国需求开始大大增加。国际性的融资、保险、外汇交易活动规模在欧洲的一些大城市如巴黎、柏林及美国一些城市日趋扩大，尤其集中于占地2.6平方公里的伦敦城，由此形成最早与最主要的国际金融企业集群一伦敦。
从20世纪开始，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和世界大市场的形成，国际贸易与投资在世界许多地方进一步渗透。1945年以前，地区性国际金融集聚区已达数十个，二次大战结束后充当过国际金融企业集群(包括地区性的)的城市有：纽约、伦敦、法兰克福、巴黎、卢森堡、苏黎世、东京、香港、新加坡、悉尼、巴林、巴哈马、开曼群岛、巴拿马等等，其中相当大部分是70年代后开始建立或重新发展起来的。20世纪70年代之前，只有少数国家如美国、瑞士，对外开放其金融市场，欧洲许多国家金融对外开放度并不大。虽然欧洲一些金融城如伦敦正在慢慢复苏其国际金融运作，但总体上跨国融资活动规模增加有限，国际金融集聚趋势此时处于缓慢发展阶段。70年代以后，随着许多发达国家开放资本账户和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跨国投融资规模迅速扩大。在这一时期，除了原有自然发展起来的国际金融企业集聚区，如伦敦、纽约、巴黎、苏黎世、法兰克福等开始迅速扩张外，在政府推动下又新建了一批区域性金融集聚区，如新加坡、巴林、巴哈马、开曼群岛等；同时在较为自发的状态下，东京、香港等金融集聚区也开始崛起。到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采用企业间协调的方式来组织交易和生产活动，从最初的少数几家银行集中到金融控股公司的兴起再到今天各种不同种类金融机构的空间集聚和业务外包，集群已经成为现代金融产业组织的基本形式。大量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集聚在一起联合提供金融服务，共同利用信息、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金融人才的培养也随之集聚，这导致一批地区性和全球性金融企业集群的出现。在国际范围内逐步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企业高度集聚格局。如伦敦已拥有18％的全球银行借贷额、33％的全球外汇交易额、60％以上的全球股票成交额，以及决定世界黄金价格的黄金市场和世界第二大金融期货市场。目前三大国际金融企业集群集聚了全球外汇交易量的60％、国际银行贷款的40％、国际债券发行的30％。新加坡已有各类金融机构600余家，其中银行114家、投资银行53家、保险公司132家、保险中介公司60余家、基金管理公司95家、证券公司61家、期货公司32家、财务顾问53家，逐步明确了其亚洲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香港地区借助于其得天独厚的历史因素和区位优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国际银行中心、亚洲第二大基金管理中心、世界主要的黄金交易市场和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目前拥有金融机构210余家，其中70余家为全球100家最大型银行，其资产总量已达到7137816百万港元。伴随着金融企业地域集中步伐的不断加快，各国的金融企业集聚格局日益明朗。随着金融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和竞争的加剧，金融产品出现了多样化的特征和趋势。首先，金融产品形式上出现了多元化。随着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和人们投资意识的提高，大量的金融衍生工具正在被创造，比如资本期货市场、资产证券化等工具。这些产品的出现既是市场需求的结果，又是各金融机构不断合作的结果。其次，金融产品的需求日益多样性。一方面，客户需要实现快速、方便的资金转移、资金更大程度上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由于金融产品和货币资金直接联系，而交易的频繁性要求一笔资金在不同时间以不同的金融产品存在，这客观上对金融机构能够提供一站式的金融服务提出了要求。第三，金融产品供给者获取“租金”的利益驱动。区域金融企业在自身利润最大化和内外竞争压力的推动下，有动机通过同一种金融产品构成不同的业务。实现金融服务的跨线提供，进而获得更多的额外收益。金融产品复合性特征的强化，得益于金融商品市场化的急剧扩张以及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同时对金融企业提品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区域金融企业集群从根本上说是复合性金融产品需求强化的根本要求。
金融集聚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区域金融企业集群正在成为区域经济竞争力提高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它一方面以良好的经济基础为后盾；另一方面通过集聚效应、规模效应的发挥，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正是由于不同金融企业的空间集聚和发展壮大。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发展差距。进而形成了色彩斑斓、块状明显的全球经济“马赛克”现象。正如Birkin-shaw所说，如果看看美国的硅谷和伦敦的金融业集群，就会发现这样的集群像磁铁一样吸引了大量高质量的外资。这两个集群都是各自行业的领头羊，集群的发展通过外部企业的加入增强了领导能力和升级能力，形成一种自我增强机制，提升了集群的竞争能力，进而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论文关键词：金融；集聚现象；区域金融企业集群
论文摘要：近年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迅速发展，国际资本流动不断加快，金融全球化和竞争白热化趋势的日益明显，各国更加重视金融产业在本国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采用企业间协调的方式来组织交易和生产活动，从最初的少数几家银行集中到金融控股公司的兴起再到今天各种不同种类金融机构的空间集聚和业务外包，集群已经成为现代金融产业组织的基本形式。
关键词：农村金融区域；非均衡性；影响因素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的健康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在我国各个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较大的差别，使得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出现非均衡性，农村区域金融发展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不管在区域金融发展的效率上还是结构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别，因此，在各个地域之间，区域内部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一因素使得农村经济发展严重失调，同时也对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有必要对农村金融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分析。
一、农村金融区域发展非均衡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当前，农村金融区域发展非均衡性影响因素主要有发展制度上的弊端、发展环境方面的弊端以及扶持力度方面的影响。下面我们就来对其进行详细的探讨：
（一）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制度上存在弊端
在我国农村金融区域的发展制度具有非常浓重的政府色彩，各农村金融区域在各地政府的统一强制安排下正在进行金融改革。这是一种垄断性的做法，对地区在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上的差异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造成各地区金融发展出现一定程度的非平衡性。这种由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是由政府执导的，脱离了以微观经济主体金融需求为基本点的原则，是一种为政府利益而制定的金融制度，
（二）农村金融区域发展环境的影响
虽然当前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从农村金融区域发展的整体环境来看，还是存在很多弊端。一方面，是因为西部农村地区没有完善自身的农村信用体系，贫困地区人们的诚信意识也较为薄弱，再加上信息的获取成本较大，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也较为落后，导致了农村区域金融发展环境得不到完善和进化；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中西部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能力较低，且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比较单乏，落后的金融服务体系并不能较好的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时间一久，这样的发展环境会对农村金融区域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使区域间的差距逐渐拉大。从我国区域整体结构来看，也可以看到地域差异也是较大的，可以看到东部沿海的金融区域发展环境相较于西部地区占据明显优势。
（三）政府扶持力度方面的影响
在农村区域发展过程中，政府行为对其差异性的形成有着关键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中。在对各个区域的扶持过程中，因为东部地区有较为明显的经济优势，所以扶持作用较为明显。政府也在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实施相应的扶持，但是扶持力度较弱，这是中西部农村金融区域至今仍然还较为落后的主要原因，使得农村金融区域差异化不断加大。
二、平衡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的有效措施
（一）建立完善的金融机构
我国普遍存在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状况，为了能使区域和内部的发展差异尽量缩小，政府应该将自身的作用和优势全面发挥出来，对各地区金融性机构进行相应的扶持，特别是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更应该加大扶持力度。为了能带动贫困地区的发展，应该进行金融中心的培养，并提升其引导性作用，然后以金融中心作为基础，向四周进行引导性辐射，实现完善金融机构的目标。
（二）实施差别化调控政策
因为有地域以及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所以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差异。我国东部地区的资源条件较为丰富，发展水平也远远超过中部和西部地区。而且国家对各个差异化区域实施了统一金融政策，造成一些地区的发展条件受到限制，这并不利于缩小地区间发展差异。据于此，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先对各地区的区域差异性进行充分考虑，再进行相关政策的制定，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制定能满足各地方区域发展需求的经济金融政策，使政府的市场经济调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实现金融调控的弹性化，最大限度缩小金融发展差异。
（三）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
造成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市场化程度差异。所以，应该加快中西部市场化建设，通过对中西部资源优势的利用进行市场开拓，以此来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的市场观念意识。另外，为了使整个市场经济的竞争力得到加强，应该实现股权结构的多样化，并鼓励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个人私有制经济、基金经济等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培育多元化竞争主体。同时，为了能使各群体的融资需求得到满足，应该对市场机制进行完善，加强农村信用社改革，坚持合作金融思想观，使农村信用社对金融发展的正面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三、总结
在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农村金融区域发展非均衡性的出现会对其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各地区政府应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对各个区域进行相应金融体系的构建，实施差别化的区域金融政策，建立一个完善的金融机构，使周边贫困地区的金融发展得到带动，以此来促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发展。这样一来，就能使农村金融区域发展非均衡性得到减小，并促使农村金融区域而得到协调发展，进而推动农村经济得到全面发展。
作者:郭栋 张雨佳 单位:山东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梁富华,陈业海.农村金融区域发展非均衡性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农业信息(上半月),2014.
[2]谢玉梅,徐玮.农村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实证研究——基于2006-2011年的经验数据[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3]胡敏,刘益民,刘绍均等.当前农村金融支农能力弱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亟待关注[J].武汉金融,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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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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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金融排斥，区域保险区域差异
一、金融排斥理论研究现状
金融排斥性是近十年来才出现的一个新的概念。在稍早的研究中，人们一般从金融地理学的角度对金融排斥性进行探讨，即研究居民到金融服务网点（尤其是银行零售营业点）的实际距离对居民获得金融服务便利性的影响（Leyshon和Thrift，1993；1994；1995）。这个时期对金融排斥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研究过去几十年受住房政策（将贫困人口集中于城市郊区）的影响，大量金融零售网点在贫困社区的撤并；二是研究银行和住宅互助协会①的分支机构在贫困社区的关闭；三是研究贫困社区居民因到金融服务网点较远和交通不便而获得金融服务的难度。随后的研究表明，金融排斥性并不仅仅因金融服务网点在某一地理区域的撤并而存在（FSA，2000），一些人群如果有获得金融服务的需求，但却因社会经济因素和金融服务市场因素而很少或从未获得金融服务也应视为受到了金融排斥。一般认为，容易受到金融排斥的人群往往是从来没有使用过金融产品的家庭、低收入居民、老弱病残人士、居住在边远和落后地区的居民（FSA，2000），以及诸如此类的社会弱势群体。基于此，Sherman Chan（2004）在其会议论文中将金融排斥性界定为：在金融体系中人们缺少分享金融服务的一种状态区域保险区域差异，这包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缺少足够的途径或方式接近金融机构，以及在利用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和障碍。
至于如何判定是否存在金融排斥性，现在比较流行的方法是根据Kempson和Whyley（1999）提出的五个指标：（1）地理排斥性；（2）条件排斥性；（3）价格排斥性；（4）市场营销排斥性，；（5）自我排斥性。显然，这样的判定方法更能够从金融机构的经营层面对某一地区的金融服务水平进行分析和评价，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鉴于此，本文也将参考和借鉴这些指标探讨我国保险业区域中存在的金融排斥性问题，并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二、保险业区域金融排斥现状分析
1．地理排斥。一般来说,一个地区金融机构的分布与金融排斥程度呈负相关关系,金融机构网点分布越多,居民越容易获取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金融排斥程度越低,反之亦然。截至2009年年末，全国共有保险集团公司8家，保险公司121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10家。其中，北京地区共有保险分公司及直接经营业务的总公司83家。河北省，辖内共有保险公司省级分公司40家，分支机构3625家，保险专业中介法人机构101家，保险兼业机构3733家。上海保险机构总数为105家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江苏69家；浙江56家；安徽36家；江西2390家；山东56家；湖北3146家；重庆46家；四川45家；贵州854家；青海219家；宁夏290家；新疆519家。可见，保险机构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少数中西部地区，保险机构的区域分布存在较大差异。
2．营销排斥，即一些人被排除在金融机构产品营销目标市场之外。保险机构为了获得盈利和发展需要一定的从业人员对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营销。从业人员是营销活动的重要载体,从业人员的多少对金融机构营销具有重要的影响。从表1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11个省份中保险机构从业人员数目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黑龙江、山西、河南以及湖北的从业人员人数和东部地区相当，其余地区和东部区域相比相差较大。尤其是西部地区除四川省从业人数较多之外，其他省份远低于东部地区。
表1 2009年我国各地区保险机构从业人员总数
地区
省份
从业人员总数
地区
省份
从业人员总数
东
部
北京
64062
东
部
海南
12828
天津
41546
辽宁
134890
河北
200000
广东
253800
山东
402100
中
部
黑龙江
113000
江苏
235000
山西
110416
浙江
143000
河南
263300
上海
21300
安徽
19991
福建
131873
湖北
134879
地区
省份
从业人员总数
地区
省份
从业人员总数
中
部
湖南
14800
西
部
四川
172600
江西
70000
贵州
9421
吉林
87051
陕西
73774
西
部
内蒙古
67704
西
部
新疆
12703
广西
65000
青海
15325
重庆
75000
宁夏
7644
云南
65000
论文关键词：金融产业成长，经济增长，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
一、引言
随着西方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理论的引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成为我国当代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我国学者利用国内数据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由于方法和指标体系的不同，研究结论各有差异。全国层面谈儒勇(1999)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发现我国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王志强和孙刚(2003)采用带有控制变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发现1990年以来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区域层面周立、王子明的研究表明：中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都密切相关, 促进金融发展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冉光和、李敬等分别对我国东部和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后认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金融发展引导经济增长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 而无明显的短期因果关系，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的双向长期因果关系和双向短期因果关系。此外张兵、胡俊伟( 2003)、孙涌( 2003)、胡金焱、朱明星( 2005) 分别对江苏、贵州和山东三省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目前，国内理论界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很多，但是大部分是对我国的整体情况做分析，对于省际情况的研究较少。我国是一个具有区域性特点的大国,经济在地域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金融发展的差异也很大, 因此研究一个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于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更具有指导意义。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对重庆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二、变量选择、分析方法与数据说明
根据数据的可收集性和经济政策的连续性，论文选取了两组指标: 一是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二是反映金融发展状况的指标。（一）经济增长指标。通常一国或一地区综合经济发展水平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考虑到人均GDP 数据比总GDP 数据更能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并为剔除物价因素和人口因素的影响，本文采用了实际人均GDP的环比增长率( G) 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实际人均GDP 是通过重庆市GDP缩减指数( 以1978 年为基期) 加以调整得到的。（二）金融发展状况指标。本文选取两个指标来反映金融发展状况: 一是衡量金融规模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 FIR)。FIR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之比。通常,人们将其简化为金融资产总额与GDP之比。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的金融资产总额包括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国家债券发行额和企业债券发行额。二是反映金融结构的指标( BANK) , 即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在金融总资产中的比重, 可以衡量金融中介( 银行系统) 在金融体系中的相对规模和作用。
在分析方法上，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首先利用ADF 单位根检验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并对非平稳性变量进行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为进一步检验二者的因果关系，分析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本文采用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对数据进行检验和分析。如果各变量均是单整的，我们将对其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金融产业成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本文样本区间为1997—2009年, 所有数据均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 除以上说明外 数据未作其他处理。本文应用Eviews5.0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检验。
三、实证分析
（一） 单位根检验
采用ADF法对对变量G、FIR、BANK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检验结果(表1)可见各序列一阶差分的ADF 检验值均小于5%的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即G、FIR、BANK都是一阶差分平稳的, 即三者都是I(1)，即一阶单整。所以这三个变量具备了协整关系的必要条件，由此可以进行协整分析和因果检验。
表1 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类型( C, T, K)
ADF 检验值
临界值
显著水平
G
（c，t，2）
-3.76
-3.93
5%
G
（c，0，2）
-3.83
-3.21
5%
BANK
（c，t，2）
-1.01
-3.88
5%
BANK
（0，0，2）
-2.33
-1.98
5%
FIR
（c，t，2）
-2.43
-3.88
5%
FIR
（0，0，2）
-1.60
关键词：金融发展 劳动力流动 区域差异
引言
改革开放打破了我国长期以来传统僵化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模式，开启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历史。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日益成熟和完善，劳动力流动迅猛发展，流动形式丰富多样，不再简单地表现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和跨地区转移这些原始的流动方式，而展现出多层次、多角度同时流动的生动图景，劳动力要素流动也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
劳动力流动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历来相关研究甚多，其中一个主要方向是研究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这些研究多是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要素差异着手，比如工资差距、就业状况差异、工作条件居住条件等。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的地位越来越突出，金融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先导力量，具有强大的作用力、渗透力和推动力，近年我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国内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和金融部门的持续扩张。金融中介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劳动力流动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和内容，因此，金融发展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在自然禀赋明显差异化，且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的条件下，各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否也影响着劳动力流动呢？如果是，那么又是通过何种机制产生影响的呢？本文以开放的视角，运用省际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深入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出相关建议，把金融因素纳入劳动力流动研究中，对我国完善劳动力市场、实现区域间的平衡、协调发展有着参考意义。
本文试图在回顾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开放背景下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进行分析。在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分析时，本文按照“十一五”四大广域政策覆盖区的划分方法，将我国划分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和内蒙古10个省、市、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3省（由于数据不可得性，其中不包括、重庆）。通过对东、中、西、东北四个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特点。然后搜集、整理各地区的历史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相关的指标，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及区域劳动力流动的特征进行了概括。
文献综述
自银行出现以来，人们就在思考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可以说金融发展理论是伴随着发展经济学的产生而产生的，但由于金融在当时的附属地位，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对其进行单独的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金融业作为经济中一个独立的部门发展起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从事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1955年、1956年Gurley和Shaw分别发表的两篇论文《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通过建立一种由初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逐渐演进的金融发展模型，证明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断提高，金融的作用会越来越强的结论，揭开了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序幕。
金融发展理论形成的基础是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论。他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1969）中将金融发展定义为金融结构的变化，而金融结构则是指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以及其与实体经济基础的关系。戈德史密斯认为，一国的金融结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金融结构也会相应发展变化，这种变化就表现为金融发展。他结合了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建立了一套基本指标体系来衡量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以及金融发展水平。在实证方面，通过对35个国家约100年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他得到了一个基本结论：金融相关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正相关。这为此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参考以及分析基础。
1973年，罗纳德・麦金农和E・S・肖两本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的分别出版，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真正产生。他们提出的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和“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论全面地讨论证明了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被公认是发展经济学及货币金融理论界的重要突破。他们主要的理论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一般情况下政府实行严格的利率管制，加上发展中国家常出现通货膨胀，促使实际利率为负。负的实际利率一方面打击了人们的储蓄积极性，另一方面刺激了借贷人的需求，二者均损害了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因此为了让利率真实反映供求，恢复金融机构的配置能力，政府应该放松利率管制，降低金融抑制。同时，肖认为，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推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良好的金融体制能将储蓄有效地引导到生产上去促进经济，同时繁荣的经济也能通过提高个体收入刺激对金融产品的需求，从而形成二者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20世纪90年代初，King和Levine开创性的工作为现代金融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他们放弃了原有金融理论把发展中国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方法，试图建立一种把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均能包括进来的一般理论。他们从金融功能的角度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影响。King和Levine（1993）在Goldsmith（1969）的研究基础上设计了四个指标测度金融中介质量（Depth指标，Bank指标，Private指标，Privy指标）以此表示金融发展水平，这是在金融功能计量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他们发现，金融中介规模以及功能的发展不仅能够促进经济中的资本形成，而且刺激了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和长期经济增长。
地区金融发展差异状况的统计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具有明显的地区发展特点，金融系统作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区域的金融发展也带有突出的差异及不平衡性。特别是1997年后，国有银行开始逐步定位于经济发达地区，大量金融机构、金融活动向大城市聚集；而欠发达的地区则发展迟缓，金融形式相对落后，金融活动数量和规模明显偏低（巴曙松，1998）。
（一）区域金融发展指标
鉴于中国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结构特征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主要采用金融中介发展相关的三个指标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衡量。即金融中介规模指标，本文选用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同期国内总存贷款额比重（SHCR）来度量。金融中介效率指标，包括信贷转换率（SLR）、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与GDP的比重（PRIVY）两项指标。其中，信贷转换率=贷款总额/存款总额，金融功能论认为，金融中介体系最基本的功能是促进储蓄逐步向投资的转换，使得剩余资金得以利用，实现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SLR指标能够有效检验金融中介的效率。
在以往金融发展水平的研究中，由于我国直接融资占比较小，企业主要把向金融机构的借款作为获取资金的主要来源，一些学者采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来衡量我国各省市金融发展水平。但在我国相当部分贷款被政府干预借贷给了那些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这一指标具有缺陷。私人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资本边际产出更高，因此如果将资本更多地配置给私人企业，则可以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因此使用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占GDP比重这一指标能够更好地反映金融机构商业化运作的程度和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由于金融机构对私人企业的贷款数据无法获得，在对PRIVY指标进行计算时，本文借鉴了李敬（2007）的研究结论，使用式子PRIV=Loan-0.1993SOE得到指标值。其中Loan表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SOE表示国有企业产出占总产出的份额，基本逻辑是从贷款总额中分离出国有企业贷款。
（二）地区金融发展差异
按照“十一五”四大广域政策覆盖区的划分方法，本文将我国划分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10个省、市、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3省（由于数据不可得性，其中不包括、重庆）。
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同期国内总存贷款额比重（SHCR）。图1表示几个主要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国内总额比重，东部地区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地区，约占全国存贷款总额一半左右，且所占比重持上升趋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基本持平，东北地区比重最低。
由于不同地区包含的省市数量不同，直接影响存贷款总额，因此通过省市数量对各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额进行平均。如表1所示，四个地区的存贷款平均值均呈上涨趋势，东部地区远高于中部地区，且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在2000年前，平均值接近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2000年后，仍高于中西部地区。
通过对金融机构存贷款额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金融机构规模上，东部地区远高于其他地区，地区差异比较明显。
信贷转换率（SLR）。从图2可以看到，2000年前东部地区信贷转换率高于其他地区，其次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区域间差距比较明显。2000年后，区域间差距逐渐缩小，这有可能与地区经济状况及政策相关，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东部地区大力扶持，贷款增加使信贷转换率变高；而之后，国家加大对中西部开发的力度，使得其贷款增加，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存款水平较低，因此增大了信贷转换率。
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与GDP的比重（PRIV）。图3反映的是衡量金融中介效率的另一指标，从图3中可以看出，各地区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同上面两个指标一样，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不同的是，东北地区的PRIV值最高，且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虽然PRIV指标是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能够更真实反应金融中介效率情况，但是由于是与GDP做比，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这一指标产生了影响，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经济水平及GDP较低，因此拉大了PRIV指标。
通过本文运用三个金融发展指标从金融中介规模、金融中介效率两个角度对不同地区的衡量，可以看出，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比较明显，基本上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产生并影响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资金供需状况、政府的行为以及法律和社会信任状况等，每种因素对其影响的程度是不确定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区域的各方面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国劳动力的流动概况
（一）劳动力流动规模持续扩大
从表2、图4中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力流动呈持续扩大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3053.3万提高到2009年的2.11亿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起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趋势。我国省际流动人口从1990-1995年的2076.9万上升至2000-2005年的4779万，整体规模扩大了一倍。
（二）跨区域劳动力流动的特点
表3显示，在跨省劳动力流动中，由中部地区省份向东部地区迁移的比重从1990-1995年的71.52%上升到2000-2005年的90.95%，由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的比重从58.29%上升到85.5%，同时，东部地区省份内部流动的比重由63.46%上升到70.54%（东部地区指的是：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吉林、黑龙江、河南、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西；西部地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与金融发展部分划分有所不同，但不影响整体趋势分析）。
图5更直观地表现了省际间的劳动力流动。箭头所指为劳动力流动方向，箭头的宽窄大约代表相应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劳动力流动的方向主要是由内陆省份向沿海省份，并且越来越宽的箭头也显示着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在逐年递增。由此可以概括出我国省际劳动力流动所表现出的特征：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省份向东部地区省份流动，且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占各地迁出人口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计量方程的设定与结果
为验证金融发展因素对省际劳动力流动产生了何种作用，本文设立基本的估计方程如下：
Ln（Mij/Mii）=α0+α1 ln（RWj/RWi）+α2 ln（Disij）+α3ln（Unemj/Unemi）+α4 ln（openj/openi）+α5 ln（Financej/Financei） （1）
其中，ln（Mij/Mii）表示从i地迁移到j地的劳动力人数/从i地迁移到i地的劳动力人数； ln（RWj/RWi）表示迁入地j地的实际工资与迁出地i实际工资的比值。这一变量表示的是预期收入。本文使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除以CPI指数得到各地的实际工资水平；ln（Disij）表示两地之间的距离。由于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一致采用各省省会之间的铁路里程来表示两省之间的距离。ln（Unemj/Unemi）表示迁入地j失业率与迁出地i的失业率之比。这一变量用来表示两地的就业情况差异；ln（Openj/Openi）表示迁入地与迁出地经济开放程度的比值，这个指标主要用来衡量两个地区间对外经济状况的差异。由于本来归纳的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影响作用机制中包括贸易效应，因此本文采用贸易依存度指标来对地区经济开放度进行度量，即开放程度=进出口总额/GDP；ln（Financej/Financei）表示迁入地金融发展水平和迁出地发展水平之比。为了更全面地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本文采用可以表示金融中介规模和金融中介效率的三个指标作为金融发展差异的变量：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总存贷款额比重（SHCR）：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同期全国总存贷款额ln（SHCRj/SHCRi）；信贷转换率（SLR）：贷款总额/存款总额ln（SLRj/SLRi）；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与GDP的比重（PRIV）：ln（PRIVj/PRIVi）。
本文所使用的劳动力流动数据来自全国2000年人口普查以及1995年、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各省间距离数据来自于《全国铁路主要站间货运里程表》；金融发展数据来自于《中国金融年鉴》；其他宏观数据来自中经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以及《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其中对于PRIV指标的计算，本文借鉴了李敬（2007）的研究结论。由于劳动力流动数据来源于每五年进行一次的抽样调查，因此本文进行实证研究的数据分为三个时间段，1990-1995年、1995-2000年、2000-2005年，同时本文对每个时间段的实际工资、失业率、开放度等指标进行了平均，进行检验的数据由平均所得。本文所有数据涵盖了全国31个省份，但由于金融发展数据有缺失忽略不计，且重庆1997年才从四川分出，因此共包括29个省，得到的结果如表4所示。
金融发展对我国劳动力区域间流动的促进作用是在地区社会经济具有显著差异基础上发生的，只要这种差异状况不改变，国内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将会持续。对于经济发展、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且迁入人口较多的东部地区，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并制定出相应的对策，来解决大量劳动力流入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对于迁出人口较多的中西部内陆地区，为了解决劳动力资源严重外流的问题，不仅要做到通过各种政策及措施留住人才以支撑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更要提高金融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从根本上扭转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趋势，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
同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要充分重视金融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包括其对劳动力流动的促进作用，缩小地区金融差异，构建动态的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机制。第一，要逐渐调整我国的金融发展战略，在推进东部发达地区金融经济发展的同时，有必要重视落后地区的金融经济发展，要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多的政策支持。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政策倾向于东部地区，使中西部地区金融约束严重，造成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差距悬殊，影响着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中西部地区应受到政策层面的足够重视。第二，要促进区域金融合作，加强各地区之间金融发展的政策协调，建立机制令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进行反哺。第三，在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实施具有区域针对性的有差别的货币金融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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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科技创新；科技金融；协同发展；分析
作者：徐悦
一、区域科技创新与科技金融协同发展现状
（1）区域科技创新子系统发展状态。我国区域科技创新子系统的发展现状主要包含了区域科技创新方面的知识创新以及技术创新，还有区域产业化发展这几个比较主要的阶段。重点考察的是区域内部高校以及科研院校的数量，还有区域内创新型企业所占的数量，还有高新技术企业所占的数量等等。其中，检测区域科技创新最根本的指标就是检测其产出，主要的内容包含了论文数量以及发明专利方面的申请数量以及授权数量，还有新产品方面的总体销售收入，以及新产品能够产生的利润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的对外出口贸易额等等，并且还应该分析各个区域科技创新实现的成果其转化效果以及实际的应用情况。
（2）区域科技金融子系统发展现状。作为市场经济以及科技发展最根本的基础就是实现区域金融发展，所以需要分析各个区域的实际金融发展情况，主要包含了区域商业银行以及证券市场，还有股票市场以及股票市值，以及债券市值等等发展的情况。并且，还应该做到在此基础上考察不同区域的科技金融子系统具体的发展现状，主要包含了区域财政投入金额，还有区域商业银行贷款，上市公司的数量以及风投成功率，还有企业的资本规模以及企业担保投放具体额度等等现状。根据以上分析得到区域科技金融的实际发展情况。
二、区域协同发展模式选择
（1）区域协同发展模式的比较。主要的三种协同发展模式有政府主导型以及过渡型，还有市场主导型。这三种模式各有各的优势和劣势，只有充分接的区域科技创新以及科技金融发展的具体情况才能够真正发挥出这三种模式各有的特点，通过实现科技创新子系统以及科技金融子系统之间的强有效的反馈作用，充分实现各个项目之间的协同作用，使协同效应实现最大化。这几种协同发展模式之间是存在联系，同时也是存在区别的。并且作用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是不同的，能够得到不同的效果。
（2）区域协同发展模式选择。实现区域科技创新以及科技金融二者之间的协同发挥发展应该对区域科技创新以及科技金融子系统的实际运行状态做到充分的分析，并且深入调查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程度。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做的就是对各个区域的科技创新以及科技金融有关的真实的发展数据进行深入地分析，并且还应该深入分析各个区域科技创新子系统以及科技金融子系统的真实发展现状，还应该充分利用不同区域科技创新以及科技金融二者协同发展的磨合度，通过测试二者的实际协同度，不断确定这二者之间达到协同发展的可能性。
（3）区域协同发展模式动态转换。伴随着我国区域科技创新以及科技金融的快速发展，二者的协同度也是越来越高的，而且伴随着不同的协同发展模式为了顺应市场发展而不断变化，区域科技创新现状以及科技金融发展现状都是不存在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区域科技创新以及科技金融二者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关联性，同时二者也是相互制约的。当科技创新以及发展都比较缓慢的情况下，将会对科技金融方面的发展造成一定的阻碍作用，相反，当科技金融方面没有获得良好的发展，科技创新方面也将无法获得较好的发展。
论文摘要:对于地方中小银行来说,金融创新是银行保持活力的根本,是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的法宝。而金融创新就如同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反而会抑制金融风险。对我国地方中小银行金融创新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1 地方中小银行金融创新存在问题
动机存在偏差,创新意识不强。其主要表现:一是我国金融机构因其特殊背景,金融创新的动因多来自政府的宏观动因、偏重于社会稳定、忽视市场特性,很少有由于自身发展需要而进行主动创新的,二是创新的微观动机则偏向于在无序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出现了许多不计成本甚至负效益的金融创新。在不发达的市场条件下,我国金融机构这种非市场行为破坏了开展有效创新需要的良好金融秩序。区域性中小银行由于金融创新起步较晚,行动较迟缓,因此这种动机偏差还是较为明显的。
金融创新效率不高,效果不明显。目前区域性中小银行在较大程度上依然以存贷利差作为主要盈利手段,所谓的创新也无非是用来吸存促贷,多样化的金融手段并没有被充分使用,无法通过创新给银行带来实际直接的利润。金融创新环境不完善。从我国金融环境来看,一是金融管制较严格,二是金融公平竞争市场不完善。
2 中小银行金融创新中的产品创新
以制度创新为基础,需求供给分析为前提。好的产品创新一定要是基于制度创新的。只有在政府和区域性中小银行自身花大力气进行制度创新,从而创造了良好的创新环境,而区域性中小银行又为产品创新理顺了整个创新思路,以及为创新打好组织架构的基础,才能开始谈产品创新。而产品创新的范畴,就是,从哪些着手点入手,进行创新,在哪几个层面进行有针对性的创新,进行哪些产品的创新,诸如此类。当然,要进行产品创新之前,必要的市场调研和市场分析是不可缺少的。主要是针对金融创新的需求与供给进行分析,一方面确认自身所处的环境究竟是否适合进行产品创新,适合进行哪类的产品创新;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确认可以针对怎样的客户群进行怎样范畴的创新活动。[jp]
产品创新的目标管理。产品创新的目的,与普通厂商理论中的目的追逐利润最大化有相似之处。我国区域性中小银行进行产品创新的一个主要目的,也是探索自身经济的新增长点,使得新增长点能够在传统业务受到威胁时,能够一定程度的取代传统业务,成为风险的规避方式之一。或是稳步的成为提高自身利润率的一个有力武器。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探索如何通过创新不断巩固自身现有市场,并稳步的进行扩充。如果维持一成不变,则很容易就会造成客户流失。竞争对手先行又恰到好处的进行的金融产品创新很有可能会让固有的老客户转而投向另外一个阵营。
3 产品创新层次分析
根据产品创新所在的层次,可以大致分为金融工具的创新以及金融工程类产品创新。各区域性中小银行在研究分析自身市场需求后,准确的定位如何创新。金融工程类产品创新,通常和我们目前在较发达城市的理财产品相关。这类理财产品的特点,跨市场经营,如金融期权、期货、外汇、qdii等。这类高风险的产品在金融市场比较成熟,资金比较富裕的地区将会有较大的市场。在这类地区的区域性中小银行,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些金融工具,抓紧推出更多特色型的创新产品以吸引客户,从而获取更高的中间业务收入或者投资回报。
但区域性中小银行由于规模较小,混业经营未必非常的适合其发展。在开展上述各类业务的时候,可以寻找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如证券,基金,保险,信托等。盲目的进行混业经营准备也将会增大创新风险,在最终发展中有可能得不偿失。金融工具创新,虽然从创新层次上来说并非很高端。但正是金融工具创新,能够搞活区域性中小银行的金融,应当被作为区域性中小银行的重点创新方向而被考虑。
这里,举几个区域性中小银行进行产品创新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如:宁波银行推出的“商盈100”现金管理产品,就是专门针对公司客户而推出的企业的现金流管理工具。这一工具实质上是充分组合了银行现有的账户管理,收款,付款,融资管理等,借助网上银行为交易平台,旨在帮客户充分利用资金,使得公司资金流转更加顺畅。这样一种创新产品在长江三角洲这一该银行的主要营运区域应该还是很受欢迎的。尤其是集团客户,很方便的利用了银行这一专业的金融平台实现对其集团内部各子公司账户的管理和实时的资金调度,对企业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另外,大力发展网上银行,也克服了区域性中小银行普遍网点较少的软肋,让更多的金融服务能够移至互联网上进行。这样反而变劣势为优势,充分利用高新技术,给客户带来足不出户的便利。这都是区域性中小银行分析自身特点可借鉴的产品创新的一种思路。
这样的一条金融产品创新的道路是无可厚非的,在这么多年的实践中也可被证明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如何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更多的有效创新。根据一些了解,区域性中小银行由于一直以来还是朝大行看齐的,因此惯有思维迫使这些区域性中小银行坚持“你有我有”的产品创新信条。区域性中小银行的产品创新还是需要结合其制度创新及市场为中心的创新对象选择,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有效的方式来完成。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资本市场，产业结构
一、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要求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顺利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河南作为中部大省，正处于实施中原经济区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如何推动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在保持“三化”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利用资本市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目前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重要问题。
从目前对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来看，尽管有较多的学者开始探讨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升级二者之间的关系。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国外关于资本市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李建伟( 2009) 研究证明股市融资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在区域性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的研究中，范方志（2003）把我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得出金融发展水平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结论。叶耀明（2004）得出长三角城市群的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该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张文云（2004）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金融支持的效应进行分析, 得出珠三角调整产业结构的进程中, 金融支持体系在有效聚集和高效配置金融资源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的结论。但是，这些研究更多是对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影响的一种事后检验，对资本市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事前规划有所欠缺。并且，在地区选择上，偏重于资本市场较发展的经济发达地区和全国范围的研究。
因此，针对中部地区，尤其是河南中原经济区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这一关键时期，提前规划和利用资本市场，促进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结构顺利转型，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河南省产业结构的特点
从河南省产业结构的状况来看经济论文，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 三大产业结构比例不合理，第三产业占比严重偏低。
从表（一）几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近10年期间，河南省的产业结构与全国相比，第一产业在经济中占比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却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从全国各省份连续几年的数据对比来看，第三产业一直都处于全国最后一位。而伴随着经济发展，要求越来越多的就业人员及产出从第一产业逐渐转移到第二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从2009年的数据来看，即使经过了10年的经济发展，河南GDP总值已居全国第5的水平，但是，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经济结构的有效转变。直到2009年，河南的第三产业占比不仅在整个GDP中的产出比没有增加，反而不断下降，并成为全国唯一一个第三产业占比低于30%的省份，不仅与沿海城市存在巨大的差距，也明显落后于中部其他省份。这种产业结构发展结果，使得河南的第二产业占比过高，也成为了全国第二产业占比最高的省份。因此，从河南省十年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尽管总量数据有了大的突破，但是，并没有伴随产业结构的调整。
2000年
2005年
2009年
地区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全国
15.1
45.9
39
12.1
47.4
40.5
10.3
46.3
43.4
河南
23
45.4
31.6
17.9
52.1
30
14.2
56.5
29.3
湖北
15.5
49.7
34.9
16.5
42.8
40.7
13.9
46.6
39.6
湖南
21.3
39.6
39.1
19.4
40.2
40.4
15.1
43.5
41.4
安徽
24.1
42.7
33.2
17.9
41.6
40.6
14.9
48.7
36.4
江苏
12
51.7
36.3
7.6
56.6
35.8
6.6
53.9
39.6
浙江
11
52.7
36.3
6.5
53.5
40
5.1
51.8
43.1
广东
10.4
50.4
39.3
6.3
49.5
44.1
5.1
论文摘要: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各国货币合作的愿望日益高涨，东亚区城货币合作体系初见端倪。但由于东亚地区在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特殊性，东亚货币合作的进路依然会津碍重重，因而需要分层次、分步骤地德妥推进。作为该地区的大国，中国应在自我完善的同时，积极参与协调，大力推进东亚货币合作的进程。
一、东亚货币合作建立的必要性
从欧盟、东盟到北美自由贸易区，贸易区域化和金融区域化都表现出了迅速发展和繁荣之势。区域货币合作成为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一个发展趋势。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危机的迅速扩散和严重的波及效应使得亚洲各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也使各国深刻认识到了东亚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金融危机导致地区金融合作日益成为东亚各经济体抵御金融危机的现实需要。实际上，这场金融动荡已经反映出国际货币体系和汇率体制的严重缺陷。严酷的现实迫使世界各国或经济体希望通过区域性货币合作，寻找实现国际金融稳定并确保民族国家利益的途径。
二、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地位
在东南亚的经济危机中，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的特殊地位。在众多国家纷纷贬值货币的时候，人民币依然保持其稳定性。作为亚洲金融危机中唯一没有受到很大冲击的东亚国家，中国不但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还对泰国等国家实施货币和金融方面的援助，对整个东南亚国家的援助达到50亿美元。自此，由于意识形态不同造成的隔阂慢慢融化，中国和东盟关系不断好转，经济、贸易、投资等领域的框架开始形成。同时，也逐步确定了中国在东亚的核心国的地位。
中国近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果，与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差距正在迅速缩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始终保持在9.45%以上。中国已步人引领亚洲经济发展的“领跑集团”。
1.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地位日益重要。近二十多年来，东亚各经济体对中国的出口依存度都有数倍增长。除日本以外的东亚小型经济体，日益降低对美、日和欧盟市场的出口依赖，而转向对中国的直接出口。而且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中有70%来自东亚。
2.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力量。近二十年中，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性，已成为抑制东亚地区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
3.中国日益增长的外汇储备有助于建立区域性的资金援助和危机解救机制。中国国际储备目前已高达10000多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完全有能力提供货币合作所需的部分经济资源，参与组建货币互换机制和货币合作基金等资金援助和危机解救机制。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占全球进口和出口市场的份额不断扩大，并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流人。东亚其他国家希望分享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东盟10+3会议后，中国参与亚洲货币合作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尤其是中国加速工业化在发展中国家中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增效作用，为近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异常强劲的经济增长做出了直接贡献。
三、中国提升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地位的途径
1.积极推进10+l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向最优货币区的标准迈进。加强中国与东亚的凝聚力。中国在10+1自由贸易区的合作进程中，已快于日本及其他国家。但中国一定要快速推进，防止日本个个击破战略对中国构成的威胁。
2.推进政府间对话机制的建立和政策的协调。应当加强同东亚区域内各成员的政策协调。通过磋商来促进解决中国与东亚各国之间有关金融监管的透明度、金融政策的协调、相关信息的披露以及官方共同行动等方面的问题。
3.发展平等互利的中日关系。中日是东亚经济的“双火车头”，中日合作成功与否，可谓东亚经济合作成功的关键。
4.率先推动次区域的货币合作。加强两岸四地的经济合作与融合，为未来东亚经济合作争取更多的主动权、制导权做准备。
5.建立完善开放的金融市场。目前中国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还远不能满足人民币成为区域性主导货币的要求，金融体系依然脆弱。因此要逐步改革国内金融体制，建立开放的融资市场，扩大区域内的相互投资。
6.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中国稳健而有力的货币政策将为其成为“货币锚”创造条件。我们要通过积极建设区域货币合作的制度框架，使人民币能够参与到区域性汇率制度安排当中，成为汇率合作的主导货币之一，并在区域货币体系的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
7.应利用好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因此，中国有能力拿出一部分财力参与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亚洲借款安排乃至货币互换安排，支持建立有利于本地区和本国的金融和贸易投资发展的金融机制框架。
四、未来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角色
面对未来中国将在东亚货币合作中扮演怎么样的一个角色，笔者希望在下一步的货币合作中，中国扮演积极推动的角色。中国正在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紧密配合，积极开展投资和本地债券的亚洲债券基金的研究工作。目前人民币将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的稳定，这既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维护亚洲经济的增长。
中国在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以及世界重要的生产基地、外资流人国、最活跃的贸易体的同时，也正拥有着全球成长最快的资本市场、全球最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国的金融体系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正大踏步地成为全球金融链条上越来越重要的一环。中国在未来的东亚货币合作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东亚的“货币锚”国家，成为东亚货币合作的重要核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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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货币合作可行性机制叶策
[论文摘要]在东亚(包括东盟和中日韩)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区域经济关联度不断提高的情形下，加强东亚货币合作，构建东亚单一货币区是大势所趋，有必要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进行分析，进而明确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和我国的时策。
现今作为区域货币合作典范的欧元已经成功启动，美元合作在美洲的强势发力业已引起普遍关注，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东亚毫无疑问是个刺激。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郑重的警示了东亚各国加强区域性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必要性，区域性的货币危机需要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来防范已成为共识。同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本身在区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形势下也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必然要求。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分析
“货币一体化是指各国在货币方面的融合、结合、整合的行为、现象和趋势。根据区域内各国货币合作的程度，可以将货币一体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区域内货币政策协调;二是区域货币联盟;三是单一货币区，又称最优货币区，是区域货币合作的最高层次。”“最优货币区，具体说来是指由一些彼此间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比较灵活，经济开放程度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相近，经济政策较为容易协调的国家与地区所组成的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是由蒙代尔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该理论最初关注的是成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问题，蒙代尔、麦金农、彼得凯南、伊格拉姆分别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程度、低级产品的多样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随着实践进程的发展，单一标准的理论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于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将该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使该理论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员国会损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丧失巨额的铸币税收人，同时要支付较高的货币转换成本，会使其财政政策不可避免的受到牵连，进而会影响到其国内经济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而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单一货币区建立后，区域内货币交易被取消，这将节免货币兑换的成本，可以节约大量人力财力，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货币交易的取消，“也就从根本上避免了汇率波动对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及由汇率波动所引发的金融危机，特别是能避免短期国际资本的冲击，因为单一货币会使最优货币区内的货币规模巨增，将致使投机者无力制造差价实现套利。(二)减少外汇储备成本，节约外汇储备。货币一体化，可以通过集中各国的外汇储备和协调成员国彼此间抵消贸易差额来实现区域内外汇储备的节约。(三)货币一体化还可以降低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抑制利率的不正常上升.稳定成员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川。(四)货币一体化还将扩大各成员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为各成员国接下来的深层次政治合作打造平台。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分析
从长远看来，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彼此间贸易、投资、金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及受国际趋势的影响，东亚地区构建单一货币区是势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言，需要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构建单一货币区的成员国应当符合的内部条件有: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高，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趋同，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强，各国政策的协调一致性强，所建货币区内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现状分析看来:在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方面，东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也是在逐步上升，加人WTO后更加明显，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了，则对汇率波动就会敏感，东盟和亚洲四小龙更是如此，这将促使各成员国就汇率产生共同的需求，他们需要进行货币合作，实行汇率联动;在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方面，东亚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和贸易往来占该区域投资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这也为他们进行货币合作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性方面，东亚各成员国参差不齐，人均GDP高低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大相迥异，这与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单一货币区所要求的条件差距较大;在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资本跨国流动性由于受种种因素影响譬如历史、文化、宗教等显得较弱，其中的人力价格因素进而导致物价因素也差异较大;就资本而言，像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金融管制较严，在资本的可自由兑换方面尚未完全放开;在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性方面，就金融体制而言，东亚各国大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制这点是相似的，但各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却会增加实施共同盯住篮子货币乃至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操作难度，自然会增加推行统一货币政策的难度;在所建货币区内是否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方面，东亚的新加坡、韩国虽富，但由于国家小，总国力规模尚不够强。日本具备成为核心国的条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亚大多数国家对其持不信任态度，而且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低迷.显然它并不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币也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主要结算货币，但是由于总体经济规模还不够大，目前也不适合成为核心国，所以东亚尚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外部条件看，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国家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要求大国之间进行有效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好的发挥作用，从而为东亚的货币合作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可是，时至今日，美国、欧盟、日本为了争夺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想达成一致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就目前而言，东亚地区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是，建立次区域的单一货币区尤其是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包括中国大陆、港澳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目前的条件已趋向成熟(注:朱芳，东亚次区域货币区建立的条件分析，当代亚太，2003.12)，而人民币货币区的建立也会为最终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奠定坚实的基础和提供宝贵的经验。同样，东盟十国也可以尝试成立类似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
三、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台:扩大东亚货币互换。2000年5月6日在泰国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会议上，就东亚地区加强财政和金融的合作问题达成了“清迈协议”，其中涉及多项金融合作的内容，最主要的是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一国货币在陷人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在不需要担保品的情况下就可以本币购买对方国家的可兑换货币，待度过危机后，再按协议条件，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时刻，按照购买时所使用的汇率，用已购买的可兑换货币购回本币。货币互换是获得紧急融资的有效途径，它有助于成员国提高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清迈协议是东亚货币合作的一次实质性进展，但只是属于危机解救机构，要加强东亚货币合作就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大货币互换，由双边扩展到多边;而又因为东亚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体制也不乏相似之处，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各自的国情，在经济金融贸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储蓄率、较高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等特点，在如上所说的扩大了的东亚货币互换的基础上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国和欧盟的博弃。
打造第二平台:建立东亚汇率联合浮动机制。东亚国家己具有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川，在经济上，东亚国家彼此之间具有较高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以及较高的外汇储备，这都为汇率联动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技术上，大多数东亚国家采取的仍是或相当于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东亚汇率联动机制不需要对汇率制度进行根本变革，转换成本相应的就小。同时，根据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所建货币区的规模越小，其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就越强，货币一体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发展成为单一货币区。因此，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体的分步走思路进行汇率安排，先选择次区域，建设次区域单一货币区。就目前看，可以选出二个:东盟十汇率政策的总体协调，建立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在各国和大中国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乃至台湾省)。汉而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次区域间联合，从而将汇率联动机制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打造第三平台: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因为“只有单一货币区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和明确的制度约束，这是汇率联动机制所无法比拟的’心三，而且伴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彼此间的利益枚关度越来越高，所以东亚作为不可分割的一个经济体，建立单一货币区是早晚的事。当然，这需要各国拿出巨大的勇气，克服多种困难.包括意识形态和历史问题，其中加强政治对话和合作尤为重要。
四、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对策分析
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一体化需要三个基本条件;
一、货币区成员国之间货币可自由兑换;二、资本可自由流动;三、汇率可自由浮动。而根据“蒙代尔三角”学说，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的自由浮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三者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二者，这就意味着，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要有所作为.需要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但是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复杂国情的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就目前而言.这是不能做到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一大困难。然而，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是势在必行的，中国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必须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这包括:(一)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切实加强货币篮子的选择，合理确定各自比重。(二)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国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广泛培育市场，努力加强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建设。(三)尤为紧迫的是，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是，我国要进行区域货币合作就应当同样逐步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其实，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能真正管得住的只有少部分的资本项目，其他很多的资本项目往往通过采取各种非法的手段实现了人民币的可兑换”二，政府不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四)加强我国企业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倡导自主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竟争力，积极倡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企业对外投资，有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五)积极倡导和通力合作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六)加强政府间对话，强化政府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七)加强汇率联动机制建设，首先要领导建立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建设。
综上所述、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东亚各国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日趋紧密，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势在必行。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我们要果断参与其中，有效调整各种政策，在确保国内经济稳定的基础上，通力加强与各成员国的合作，努力承担起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历史重任，从而在这个互惠共赢的历史机遇中全面增加我国的综合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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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合作 最优货币区 货币一体化 东亚
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4-088-02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国家深刻反思,决定积极推进区域金融合作,共同致力于建立区域资金救助机制,以避免危机发生时的措不及防。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更让亚洲国家感到了进行货币合作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随着亚洲经济的高速发展,东亚货币一体化成为学术界内外讨论的焦点。
一、“最优货币区”基本理论
最优货币理论是在关于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孰优孰劣的争论中发展起来的。该理论研究了一组国家可以组成货币区,并在经济趋同的基础上实行单一货币应当具备的条件。这一学说为实行区域货币一体化奠定了理论基础。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首先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概念。后又经麦金农、凯南、英格拉姆等人不断发展与完善,逐渐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目前,该理论已成为国际货币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
1.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提出“最优货币区”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他将要素的流动性作为一个最优货币区域的重要属性。他认为最优货币区域是根据内部的要素流动和外部生产要素的不流动来定义的,当要素在该区域内自由流动时,那么对实际波动的调整不会在成员中引起巨大的、破坏性的价格和收入的变化。蒙代尔认为需求转移是引起外部不均衡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对最优货币区域的讨论始于研究各国如何最好地对需求转移作出调整。蒙代尔认为组成最优货币区域的标准是要素的流动性,即那些彼此间生产要素高度流动的国家或地区适合组成一个货币区。各成员货币间实行固定汇率或采用共同货币,对区外的其它货币实行浮动汇率。
2.继蒙代尔对最优货币区标准问题的研究之后,英格拉姆、麦金农、凯南、哈伯特和弗莱明等经济学家也参与到“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当中来,完善了对“最优货币区”所需充分条件的研究,主要包括:
(1)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蒙代尔(1961)和英格拉姆(1962)认为,如果一个区域内的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就能实现资本和劳动力从赤字国向盈余国的转移,促进区域内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内外均衡。因此,生产要素高度流动的国家(地区)适合组成最优货币区。
(2)经济高度开放。麦金农(1963)认为,较高的内部经济开放度是组成货币区的必要条件。因为,经济高度开放的小国汇率稍有变化,就会引起国内物价的剧烈波动,对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产生严重影响,但对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却相对较小。
(3)经济多元化。凯南(1969)认为,经济高度多元化的国家才是货币区的理想参与者。因为,经济多元化意味着商品生产的多样化,可以降低商品受外部市场冲击的风险,并能以商品为纽带,在区域内编织相互依赖的国际经贸网,结成经济共同体。这样,一方面能承受实行固定汇率后损害本国经济稳定性的压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最优货币区”提高货币效率。
(4)通货膨胀偏好相似。弗莱明(1969)认为,物价稳定是“最优货币区”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相似的通货膨胀率是实行共同货币政策的前提条件。如果通货膨胀率差距过大,则高通胀国家要求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低通胀国家可能希望维持不变,而通货紧缩国家可能要求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从而无法实现政策的一致性,也就很难维持货币区稳定。
(5)政策一体化。基于对宏观层面趋同条件必要性的理解和对现实中宏观结构差异的认识,英格拉姆等人(英格拉姆,1969;凯南,1969;哈勃勒,1970)先后提出了构成最优货币区的政策一体化条件,即各成员必须对其货币、财政及其他经济、社会政策进行协调,寻求一致。
(6)金融一体化。英格拉姆(1973)在其后期的研究中指出,与长期资本自由流动相联系的金融一体化才是衡量货币区是否最优的最佳标准。因为在金融高度一体化的条件下,利率的任何微小波动都会导致资本的跨国充分流动,而货币区可以避免利率波动对汇率的冲击。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有利条件
1.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角度看,东亚各国之间经济互补性强,区域内贸易投资发达,各国之间有较强的依存度。东亚地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但分布不均,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以及投资往来十分发达,其相互依存关系也十分紧密,并且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经济的复苏,东亚新兴工业区逐渐成为区域内国家的最大投资者。区域内长久的贸易合作及发达的贸易投资,表明亚洲经济的一体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亚洲经济在逐渐走向自立,这给亚洲货币合作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
2.东亚经济体的开放性很高。经济体的开放程度越高,交易成本越低,共同货币给成员国带来的利益就越大。我们采用传统的指标即本国进出口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该比率越大,建立货币联盟的可行性越强。东亚国家与地区的对外开放度是比较高的,均值都在100%以上,尤其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对外开放度都在100%以上。由于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属于开放型经济,对汇率的波动十分敏感,对汇率市场的高度依赖需要汇率的稳定,因此迫切需要进行货币合作来稳定汇率。对比欧元区货币合作前各国家经济对外开放度,可以看出,东亚地区经济开放度基本接近欧元区,这说明东亚地区与欧元区一样,符合建立货币联盟的某些特征。
3.区域内部贸易关系紧密。区域内贸易与投资额越大,区域的经济整合度就越高,区域内的货币合作收益也就越大。区域内贸易关系的紧密有利于形成货币合作区,它是区域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
2004年东亚主要经济体区域内贸易额占区内GDP的比重均比较高,可见东亚各经济体的区内经济整合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目前,东亚地区的区内投资比例已占到其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
4.东亚地区具有劳动力优势,工资价格弹性大。东亚国家在向工业化国家转化的过程中,劳动力大量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满足了工业化进程中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的同时,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弹性。东亚各国没有最低工资法,就业保障法。由于东亚地区工资具有充分的弹性,于是货币工资的提高、降低就可以通过市场机制使经济恢复均衡,从而使汇率的调节作用不再重要。这样一个区域组成货币联盟,其放弃汇率的成本不大。相比之下,欧盟各个成员国由于社会福利和失业保险较高,使得其工资刚性较强,失业率再高,也不会使名义工资下降,对于调节国内经济失衡有着较大的阻碍作用,这就是欧盟成员国失业率问题一直不能得以解决的主要原因。
5.经济增长同步性。2000-2007年,东亚国家经济增长显现出很高的同步性。中国与亚洲国家中与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同步性不是很强,这是因为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经济总量较大,产业结构也较完善,并且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坚持经济政策的独立自主,所以中国的经济一直能够高速、稳定、持续地增长。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芬兰、荷兰、卢森堡、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这些欧洲货币合作初始国家,在1993-2000年期间的同步性情况,我们发现除了爱尔兰经济增长一直高于其他国家外,这些货币合作国家的经济增长周期呈现很强同步性。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东亚国家的同步性虽然不及欧盟强,但也达到了比较强的程度,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6.东亚各地区通货膨胀指标具有相似性。各国通货膨胀的差异不仅会通过影响汇率而影响国际收支基本账户的失衡,还会通过影响利率来影响短期资本的流动,从而导致国际收支的失衡。如果货币区内各国通货膨胀率趋于一致,就可以避免汇率的波动带来的风险。
2003-2007年东亚地区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是较低的。通过对东亚地区一些国家最近几年通胀率计算得出东亚地区各国通胀率的均值和标准差,我们可以看出东亚地区各国近年来的通胀均值都不是很高,标准差也相差不大。进一步,我们也可以求出总的通胀率均值为3.3398,平均标准差为1.478259,而关世雄(2003)计算得出1982年一1999年,欧洲12国的通货膨胀率平均值为5.4,标准差为3.5。通过比较,东亚通胀率的均值和标准差均值都要比欧洲低,可以说,存在着与欧盟一样具有最佳货币区的某些特征。
7.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通常货币区内成员之间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越高,说明大多数成员的经济发展目标更趋于一致,那么货币联盟实施的成本就会减少,共同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也会更明显,从而更好地促进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如果参加国之间相关系数低,甚至为负的话,那么组建货币联盟后,实施同一经济政策后必将会对相应的国家产生负面影响,阻碍各成员国经济发展。
在统计学上,相关系数在0.3-0.5之间是低度相关,在0.5-0.8之间是显著相关,在0.8以上是高度相关。表6反应的是2000-2007年东亚国家的相关性,所列的国家中,基本都为正相关,除去相关性为负的3组关系,显著相关和高度相关比例占到54.55%;与表7欧盟国家经济增长相关性相比,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显著和高度相关所占比例为50%。东亚国家还略高一点。说明东亚国家在相关性方面,东亚国家与欧盟一样具有进行货币合作的基础。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不利因素
1.经济发展还存在不平衡性。东亚地区中、日两国在经济上是地区大国,其经济总量占据主导地位,被看作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而其他国家从经济总量上与之有相当大的差距。从人均GDP看,除日本是发达国家外,其他都是发展中国家。和欧盟国家相比,亚洲各国人均GDP不仅居于不同层次而且各层次相差较大。比如2007年日本人均GDP是中国大陆的15.96倍。亚洲各国发展状况的悬殊差异会使经济目标和政策不一致,从而阻碍货币一体化的进程。
2.区域内经济结构的类似。在“10+3”区域内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具有相似的经济结构,绝大多数是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了区域内国别经济之间竞争性强、互补性弱,这必然会导致在国际市场上激烈的竞争,并且共同具有对区域外国际市场依赖性的特点.该问题很难协调和处理,极容易产生矛盾,这必将会成为今后一体化进程的绊脚石之一。
从表1可以看出,从三大区域组织的内部贸易比率上看,东盟比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都要低得多,基本上只有这两个组织的1/2或者更少。这从一个方面反应了东盟成员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导致经济结构相类似,出口贸易竞争性高于互补性。
3.政治制度方面的阻碍。东亚各国地区一直存在分歧,包括历史上的积怨、战争、文化传统、领土纠纷等等,各国国家民族意思很浓,意识较强。日本由于拒不承认战争犯罪和清算历史问题及领土纠纷,尽管是区内第一经济实体,但几乎和区内所有国家都矛盾重重。民族、宗教与文化的多元性和巨大差异性增大了亚洲国家之间相互了解、增进信任的难度,导致很多问题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增加了亚洲货币合作的困难。
4.难以选定货币一体化的初始国家。目前亚洲缺少强势货币,没有一种货币能承担起核心的责任。由于货币一体化对于大国而言是扩大地区影响力的有利条件,各大国都想把握主导权,同时又相互排挤对方的影响力。对于小国而言,则是慎重面对,避免沦为大国的经济附属国。因此,目前主要表现在各主要大国积极制定和扩张自由贸易区,小国则结成同盟谨慎面对。同时,随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脱欧入亚”,积极参与自由贸易区的行动,也为初始国家的选定增加了变数。
四、结论
东亚货币合作在经济开放度、通胀相似性、经济增长相关性等方面基本达标,具有最优货币区的某些特征。东亚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困难是暂时的,也是可以克服的。随着东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各项基本条件的成熟,东亚货币合作的构想终有实现的一天。而中国作为亚洲的政治和经济大国,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积极参加和促进东亚货币合作的各项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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