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08 10:07:3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土地科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英文名称：Issues of Forestry Economics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林业经济学会;福建农林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福建省福州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5-9709
国内刊号：35-1060/F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81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联系方式
期刊简介
《林业经济问题》（双月刊）创刊于1981年，是中国林业经济学会和福建农林大学共同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全国性学术期刊、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被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中国核心期刊磷选数据库、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与引文数据库、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数据库确定为来源期刊，被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精品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等全文收录。
王小鲁：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收入分配、市场化改革等。两次获孙治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获首届中国软科学奖，博士论文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杰出博士论文奖。主要著作及论文有：《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结构矛盾》（第一作者）、《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合作）、《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第一作者）、《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合作）、《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第一作者）、《灰色收入与发展陷阱》等。
不能继续搞扩张性投资政策
《国企》：通货膨胀问题刚刚得到控制，经济下滑压力又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难题。中国经济似乎总是充斥着抑制通胀和保增长的悖论。这些中国经济形势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王小鲁：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经济一直在下行，增长速度在放缓。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更要看到背后的原因――中国经济存在结构失衡的问题。
结构失衡的突出表现是内需不足，消费占GDP的比重过低。我们的经济已经形成了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格局。从2000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我国的出口增长非常快，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但是因为现在国际形势不好，所以国内经济失衡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另一方面是投资增长快，消费增长慢，投资增长带动产能持续扩张，紧接着出现的问题就是内需越来越不足，产能扩张后产品在市场上找不到出路，就造成产能过剩。这个问题其实在过去一些年里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国企》：那么，应对这一阶段的经济下滑，能不能继续刺激投资来保增长？
王小鲁：面对经济增速下滑，如果重复大尺度的宽松货币政策和扩张性投资政策，势必使结构失衡继续扩大，给未来造成更严重、更难解决的问题。现在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已经几乎到50%了。如果继续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即使短期内增长率上去了，明年、后年增长还是会掉下来的，而且非常可能陷入滞、涨并存的局面。
针对这种情况，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过度地追求经济增长，而应该把重点放在调整结构、推进改革方面，为长期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国企》：您如何看待这一阶段政府宏观层面的应对？
王小鲁：现在官方已经把稳增长放在第一位。但我认为经济政策的方向需要扭转，从大量的钱放在投资上，转而放在为小企业减税，改善社会保障，改善和扩大公共服务等方面上来。这些同样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样能够拉动经济。现在再搞继续大规模投资扩张，不仅是浪费，而且会更加恶化结构问题。
首先，我们国家的小企业一直面临很多方面的经营困难，面临融资难等问题。所以，通过给小企业全面减税，改善他们的经营状况，刺激就业，带动内需，应该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其次，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这些年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确实有很快提高，但是同时也存在一个很大的遗漏，就是农民工。到现在农民工在城镇的劳动力中是半边天，几乎支撑一半的城镇就业，这些人的社会保障问题没有解决，当然会对内需有重大的影响，也会影响下一步的城市化进程。政府要多拿出一些资金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真正做到社会保障全面覆盖。解决了这部分人的问题 ，他们才会有消费需求。
第三，改善医疗教育，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近年来医疗教育支出在增加，但我国的政府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占GDP比重仍然低于世界上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各级政府在投资上很舍得花钱，但在改善老百姓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上好像不大舍得花钱。我们的公共教育和医疗费用在城乡间、各地间、不同人群间的分配也很不均等，厚此薄彼。这种情况急需改变，而且教育医疗投资对经济的长远带动作用要远远好于继续把钱投在钢筋水泥上。
凯恩斯主义并非一概有效
《国企》：经济形势每年都很困难，经济发展每年都还不错。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过分的担忧中国经济的未来？
王小鲁：中国经济的生命力是很强的，过去有很多困难都过来了。但并不是说你不用努力，或者往错误的方向努力，这些困难也会自然而然过去。目前我们面临结构失衡的问题，并且还在加剧。就算今年和明年经济发展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成绩，未来经济的长期发展也不能保障。
我们不能只着眼于解决眼下经济增长的问题，而应当系统地解决经济结构内在失衡的问题。惟其如此，才能够保证未来经济的健康发展。
《国企》：回顾过去几年，似乎又是一个“经济刺激―通胀―经济紧缩―通缩―再刺激”的轮回。是否需要反思现行的宏观调控方式、方法？
王小鲁：这个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遇到，西方国家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想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大家应对经济紧缩的手段基本上都采取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而凯恩斯主义的特点就是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民间投资，或者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直接进行政府投资。但是对于中国来讲，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消费不足的结构失衡，而且过去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期已经采取的大幅度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引起的问题还没有根本消化，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再继续用大规模刺激投资的方法，否则不仅会造成滞、胀循环，还有可能陷入滞、胀并存的局面。
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采取一定的刺激政策，我是赞成的。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宏观政策不能继续单走扩张投资这条道路了。
《国企》：这些调控的理论源自西方，而今他们形势更为困难――美国引发金融危机，欧洲正在发生欧债危机。那么，是否理论本身也值得反思？
王小鲁：我认为是这样的。凯恩斯这套理论出来以后，在上个世纪30年代解决西方的经济萧条问题时是有效的。但是后来发现这些政策短期有效，中长期的效果往往不好。而且这个政策采用得越多，它的效果就越差，经常会同时引起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我想这个问题和经济结构有关，根据不同类型的经济结构失衡，要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所以凯恩斯主义也并不是一概有效，特别是刺激投资的政策。
我们现在是消费不足，储蓄过高，投资过高，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照搬凯恩斯刺激投资的政策，我认为结构失衡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结构失衡
《国企》：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改革到现在，已经创造了历史。如何评价他的成绩与缺陷？下一阶段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难点是什么？
王小鲁：我们国家的市场化改革是成功的，中国这30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市场化带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从旧的计划经济模式转轨到市场经济模式，市场经济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也改进了微观层面生产者的激励机制，所以对经济增长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过去这方面的作用大家都是看得到的。但是我认为还有一系列问题没有解决。因为改革不单纯涉及经济改革，还有政治体制改革，在这方面我认为是滞后的。
我们这套政府管理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这些政府职能很大程度上是从过去的计划体制下延续下来的，在市场化的条件下又发生了很多变形。政府虽然不能指挥一切，但仍然具有很大的权力可以垄断资源的分配，可以操控市场，但同时并没有通过改革建立一套社会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机制，因此围绕权力滋生出大量既得利益，甚至自身朝既得利益集团的方向演变。政治体制改革的落后，造成了现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之间存在很大的冲突。比如腐败和大量的寻租问题、公共资源分配不均、大量公共资源流失、收入分配不均等等，我认为都和政治体制改革落后是有直接关系的。
实际上中国经济层面所面临的问题，比如刚才说到的结构失衡的问题，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收入分配失衡。结构失衡的表现形式是消费和储蓄之间失衡，而背后原因是收入分配。什么原因造成收入分配失衡、差距过大？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迟缓，导致政府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和相关的垄断性收入，灰色收入等问题，这些方面都是需要加快改革的。
下一阶段改革的重点，我认为应该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政府透明度，强化社会监督，严厉打击腐败，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完善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管理，继续推进资源税改革和国有企业红利上缴制度改革，有效使用公共资源，合理分配垄断性收益。
这些方面的改革是中长期的任务，然而是解决结构失衡的关键所在，需要一步一步做起。第一，现行的土地出让制度需要改革，我们的房产税改革需要推进，还需要推进更加全面的财税体制改革；第二，需要改善资本市场监管，进一步改革资源和垄断性收益的分配方式；第三，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善公共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第四，实现基本社会保障的全社会覆盖和公共服务的全民共享；第五，我们需要进一步改善医疗和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改革的难点在于，现在需要改革的问题都是深层次、牵扯面广、难度比较大的问题。所以比较复杂，也肯定会遭遇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因为改革必然会触及他们的利益。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来阻碍改革，这点我想恐怕是最大的难点了。
《国企》：中国市场经济中一大股力量是中国国企、央企，这是研究中国经济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您认为国企尤其是正在不断强大的央企在中国经济中应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更好的发挥作用？
王小鲁：各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在内，都存在国企。不能说国企不必要，因为在经济领域中，涉及公共产品的领域、具有外部性的领域，单纯靠市场来调节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所以通过国有企业的来弥补这些不足，我认为还是需要的。
在一些资源性领域，比如石油，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市场竞争。如果不是政府垄断，就会是私人垄断。但私人垄断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当年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通过一夜之间的私有化，结果从国家垄断变成了私人寡头垄断。这样并没有解决公平分配的问题，反而也没有解决效率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国企在一些领域里具有垄断地位，国家通过一些政策来合理地调整垄断收益，调整收入分配，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比如在石油领域，仍保持国家对大的石油公司的占有，但通过征收资源税等方式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我认为是一个可以选择的模式。不过，现在石油领域资源税改革力度还是太小，还有一些领域（例如煤炭）没有动，没有真正解决资源收益合理分配的问题。
有关分配领域的改革从2004年就开始起草方案，但一直未能实行，2012年末各界期盼的分配改革方案最终亦未能出台。虽然如此，官方正式提出了收入倍增计划，显示了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意愿。为什么收入分配改革如此之难？收入分配更为公平、均衡又有着怎样的意义？笔者特地专访了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收入分配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
李靖云：收入分配改革喊了快十年了，在这十年中，收入差距仍在扩大。为什么收入分配改革这么难实现？
王小鲁：收入分配差距是一个结果，也是很复杂的经济现象。一国居民收入悬殊，反映的是社会公平问题，不单纯是经济学问题，也不单纯是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不是一个或几个经济政策就能解决的。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首先需要有决心推动多个方面的体制改革，同时也涉及改什么、怎么改等认识上的问题。
收入分配的改革，我觉得没有什么成本特别小、特别容易搞的改革方案。不能指望靠一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解决这么多问题，而是需要大力度、多方面的体制改革。这实际上是一个改革攻坚。当然其中有几个方面的体制问题影响比较大，问题比较突出，也是应该尽快改革的领域：一是政府的行政体制，一是财税体制，另外还有像土地制度、资本市场的管理以及垄断行业的问题。
李靖云：现在舆论争论的一个焦点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问题，大量进城的农民工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享受不了公共服务。
王小鲁：社保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社保和公共服务都与收入分配有很大的关系，其中农民工的问题最为突出。一亿六千万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但从最近的统计看，其中大部分人没有被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也基本享受不到城市的公共服务。这种情况不仅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很不利，还有很多其他的负面影响，不利于社会和谐、扩大内需和城镇化的继续发展等，这方面的改革也需要优先考虑。
以上一系列改革的相关程度都很高，比如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的关系非常明显，要改革财税体制，不能不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还有土地制度，关于土地征用、出让、土地出让收入的分配，也都与财税体制有关系。不可能只动一个不动另一个，需要有配套的改革措施。
【社会服务均等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步】
李靖云：目前经济下行，且2013年一季度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速都在下降，而提供更为健全的公共服务的压力又在增加，这种情况下财税体制怎么改，政府处理这一问题是否难度很大？
王小鲁：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没有减少，只是增长速度放慢。现在更突出的问题是政府的支出结构不合理，目前解决这个问题是第一位的。政府支出中有大量的钱用来投资，其中有不少是不必要的、低效率的投资，还有大量的钱用在维持政府自身的运转和政府消费，包括大量的三公消费，这里存在着大量的浪费。如果通过财税体制改革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说增加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是完全可能的。
李靖云：有一种意见认为，过去十年，通过城市化、房地产开发形成的财富转移，农民收入已有了很大改善，受损最大的是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房价在抬高，各方面的支出也在增加，然而收入没有增加。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小鲁：说房价涨了、地价涨了，农民得到好处了，这恐怕是个误解，实际上农民能够拿到的是非常小的部分。但按目前这套制度，征地不是按市场价，而是政府低价从农民手里拿地，然后高价拍卖，由此产生的土地溢价农民是拿不到的，征地补偿常常严重偏低。当然也有大城市郊区的农民得到很大好处甚至一夜暴富，但这是少数情况。
李靖云：以此来看，是否在过去十年的增长中，企业、政府、私人这三个部门，政府的收入增长是最快的，收入分配的实际问题是企业和私人部门的收入增长慢、政府部门增长过快的问题？而农民之所以有增收，恰恰是因为在农村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收入分配改革。
王小鲁：是这样的。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在GDP份额中，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增长基本上要大于私人收入的增长。但政府和企业的收入有相当部分发生流失，变成了少数人的灰色收入。这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加快，与房地产没什么关系，而是因为这样几个因素：一是食品、农产品价格上涨，给农民带来了实惠；二是一些惠民政策起了作用。从取消农业税开始，农民的负担减轻，另外这些年农村建立了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新农合普及了，农村养老保险也正在普及，各地区基本建立了农村低保，再加上对种粮农户的补贴，这些政策给农民带来了实惠。
【一次分配、二次分配都有改革余地】
李靖云：很多学者指出，现在一次收入分配之后基尼系数接近0.5，收入分配较为悬殊的情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并不是特殊的情况，甚至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的普遍情况，改善收入分配，一次收入分配改革可能不如二次收入分配改革有效。你的看法如何？
王小鲁：我对这个说法有一定保留。现在收入分配的问题，很难简单地区分它属于一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比如税收，要考虑对企业和居民收入的影响，严格来说还要分不同的税种。像增值税，严格说是一次分配的问题，而所得税又变成二次分配。其实两个领域里的问题都存在。
我们的一次分配改进的余地非常大，比如垄断收入、资源性收入。现在资源性行业，拿石油行业来说，与一般竞争性行业相比利润率可能高出七八倍，这实际上是来自资源性收益，而不该被看作常规利润。如果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企业在同等的、公平的起跑线上进行竞争，其利润率应该是大致均等的。
解决这一问题，就要进行资源税改革。现在针对石油、天然气有5%的从价税，但我认为远远没有到位。应该把资源收入的大部分纳入公共财政，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为全民提供服务。资源税因为涉及资源收益，所以可以说是初次分配问题。
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比如金融业，比如一些垄断性行业，就有国有企业红利上交的问题，或者说需要有更合理更均衡的办法，对垄断性利润进行征税。如果要在所得税的层次上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又变成二次分配了。
土地收益不是二次分配的问题，土地进入市场是生产要素资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会产生大量的土地溢价，溢价怎么分配现在是很尖锐的问题。按目前的体制，政府拿走很多，而且花得不透明，房地产开发商也得到很大部分好处，这样分配显然不合理。目前收入分配扭曲也和现阶段的土地制度关系非常大。这方面的问题，可能还是初次分配的问题。当然二次分配改善的潜力也很大，主要是解决全社会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以及合理有效的转移支付问题。
李靖云：前面提到灰色收入的问题，解决灰色收入是否也是对一次分配的一种修正，也就是严厉的反腐败就能解决不少问题？
王小鲁：灰色收入涉及的问题比较多，但其中最突出的是腐败。当然还有其他问题，比如有些事情究竟是合法收入还是不合法收入，法律没有清楚的界定，就成为灰色收入，或者因为逃税等形成灰色收入。但现在第一位的问题是腐败，不恰当地使用权力形成权钱交易，因此造成收入分配扭曲。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解决腐败问题，用制度限制政府权力，用制度监督掌握权力的人。
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我国从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但大量老百姓的收入没有跟随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少部分人收入增长过快，特别是非正常收入增长过快，所以才有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
蛋糕在不断地做大，那么做大了的蛋糕到底怎么切，是越来越往少数人倾斜，还是向多数人倾斜，如何让大部分人都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是现在突出的问题。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局面？在我看来是因为在很多方面沿袭了改革以前的旧体制。收入分配问题和政治体制相关，特别是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相关。现在政府权力过大，缺乏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导致滥用权力和腐败，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坐大。只有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意味着搞俄罗斯式的“休克疗法”，政改完全可以一步步通过渐进的方式推进，避免大的社会震荡，逐渐建立民主和法治的社会。
【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须更公平】
李靖云：我们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经验上看，收入差距过大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这方面我们如何借鉴国际经验？
王小鲁：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代表就是拉美国家，特别是上世纪最后30年，大部分拉美国家经济增长极其缓慢甚至停滞。现在有些拉美国家出现了一些好转，但整体看还是没有走出来。跟拉美国家相比，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情况要好得多，像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上世纪50年代人均GDP只有八个拉美国家人均的一半，现在已经两三倍于这些拉美国家。
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很多，我认为收入分配问题是首要原因。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长期在0.5以上，而像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基尼系数长期保持在0.3到0.4之间，多数时候在0.35以下，这说明收入分配较为均衡，在增长中大部分人得益，这样的收入分配是保持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社会尖锐冲突，政权不断更换，政策摇来摆去，就没法保持持续增长。
李靖云：当前城镇化成为重要的政策抓手，从一般的经济规律看，城市化都会有一个收入两极化的过程，现在的城市化是否会拉大收入差距？
王小鲁：城镇化不意味着必然拉大收入差距。大家在讲“库兹涅茨曲线”的时候，没有太注意他关于城市化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看法。他认为通过城市化，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短期内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在更长的时间内会减少收入差距。原因是，城市化初期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是城市的低收入群体，拉大了城市内居民的收入差距，但随着融入城市后变成稳定的城市居民，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改善，最终会减少收入差距。对中国来说，这个意义很明显：本来农村人口收入低于城市居民，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转移到城市会提高收入，同时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和土地的关系改变，人均土地增加，农业经营规模扩大，这些都有利于农村居民收入增加。所以，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乡间差距也会减小。
李靖云：很多学者指出，收入分配均等化有利于提高消费能力，拉动经济增长。是否可以说，收入更为均衡，对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竞争力提高都有帮助？
王小鲁：我不赞成“收入分配均等化”的提法，但主张缩小收入差距。公共服务应该均等化，但收入分配不能搞大锅饭，只能对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进行限制。
公平和效率并不总是替代关系，两者常有协同关系。收入差距过大，一方面影响居民消费，造成内需不足，因此改善收入分配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扩大内需，有利于经济增长更可持续。另一方面，从人力资本生产的角度看，收入差距越大越不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因为收入差距过大时，低收入人群众多，他们没有足够的收入进行自我教育和培训，以改善人力资本状况，而如果低收入居民收入增长加快，则有利于进行人力资本的积累。所以改善收入分配也意味着增加对人力资源的支出，包括用于全体居民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支出的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