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6 08:24:2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外来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关键词]外语教育 教育理念 和谐文化建设
和谐文化建设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也是推进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谐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培育人的和谐文化精神、营造社会的和谐文化氛围，使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现代教育应重视培育人的和谐思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教育理念上，要认真研究和谐文化的内涵和意义，重视人文教育、文化建设，切实提升办学品位。外语教育作为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是摆脱了各种功利性目的、以人为本的教育。外语教育应在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目标上突出体现和谐文化的要求，在和谐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外语教育应坚持“和而不同”的教育发展战略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而积淀的现代文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是包含经过合理扬弃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有别于西方腐朽没落文化的先进文化。和谐文化是以和谐为思想内涵、以文化为表现形式的一种文化。“和而不同”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我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差别，很早就认为“不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其根本特征就是“和而不同”，即承认不同国家或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差异，在坚持文化建设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追求不同文化的相互吸收、相互交融，达到和谐的统一、全面发展、共同繁荣的目标。
我国高等外语教育要以传统文化为根本，汲取外来文化的精髓，进而促进民族文化的创新与和谐发展。借鉴和学习外国语言与文化要遵循和谐文化的理念，运用“和而不同”的发展策略。将和谐理念运用于外语与外语文化的学习，就是既不丢弃民族文化，也不拒绝外来文化。学习借鉴不是盲目模仿和照搬，更不是以取代本民族文化为代价，而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学习外国语言与文化，首先要对自己民族的语言与文化有深刻的了解，要自觉保持我国文化的独立性，同时，还要以开放的心态来学习外国文化，进而促进本民族的文化创新与和谐发展。外语教学要从我国的现实出发，对外来文化做具体分析，大胆学习和借鉴一切有利于加快我国和谐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和提高我国人民精神境界的文化成果，使中华文化不仅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沃土，而且能充分汲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精华，不断繁荣发展。
二、外语教育应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外语教育需要培养与经济建设、和谐社会构建相适应的高素质人才。外语教育肩负着重要的文化使命，是沟通中外文化的重要桥梁。但是，我国高等外语教育中片面强调教育的工具性，从根本上削弱了人文主义教育的倾向，结果导致学生的外语语言技能得不到提高，文化素质的浅薄日益显现。在跨文化交际中，显示不出来自文化大国的学者所应具有的深厚文化素养和独立的文化人格。
教育首先应该是关注人的发展的教育，即使受教育者成为一个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外语教育应与人文教育相互结合，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2年提出，人的全面发展首先表现在“身体与灵魂、智力与情感、创造力与敏感性、自主与责任、社会良知与契约以及民族、文化、精神价值等各个方面”。学习者不仅要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同时，还要学会与人相处，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做人。因为一个只有专业知识和技能而无人文素质的人，就像一个工具，始终还是一个不完整的人。只有具备了必要人文素质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外语教育是一门人文学科，不是纯粹的工具课程。外语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传授上，而要把培养和树立他们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放在首要的位置，培养具有健全的人格、高尚的情操、远大的理想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人。正如许国璋先生所说:“我教学生从来不以教会学生几句英语或教会一种本事为目标，而是教会怎样做人。英语教育是用英语来学习文化，认识世界，培养心智，而不是英语教学。”因此，外语教育不但要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而且要培养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和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三、外语教育应树立文化自觉意识
学生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是外语教育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内容。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费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可以说，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我们可以理解为，文化自觉就是深刻认识自己的文化传统，并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在确认自己文化价值中与他文化共建人类文化。高永晨教授认为，具有文化自觉意识，在认识上主要表现为交际者在跨文化交际中能够正视和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能自觉反思和调整民族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之间的差距。因此，外语教育要树立文化自觉意识，学习外国语言与文化要建立在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和继承的基础上，并且要把追求文化自觉意识，作为外语教育重要的重要价值目标，让多样文明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如果没有这种文化自觉意识，我们就很难完成对外来文化的理解、消化和传播。
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外语教育尤其是外语类大学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和教学内容上一直未将本民族文化教育放在首要的位置，没有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这使许多青年学生认为“西方文明优于中国文明，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盲目地“与国际接轨”，导致一些青年学者在跨文化交际中屡屡出现“中国文化失语症”。实际上，国际化并不是完全西方化，并不是完全按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来思考问题和看待事务，而是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要有更深刻的认识，然后才能更好地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否则就会食洋不化。外语课程作为文化传递的重要工具，一方面要引导学生学习西方的优秀文化;另一方面要提升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知自觉性。正如中科院院士杨叔子先生所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打就垮。而如果没有优秀的历史传统，没有民族人文精神，不打自垮。”因此，在多元化环境中，要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保证文化的和谐发展，提高文化自觉意识显得十分重要。
全球化背景下的外语教育，还肩负有培养民族文化认同感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责任。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各种文化价值观念不同程度地侵扰、解构我们的国家意识形态、民族认同和价值观念。外语教育处在文化交流的前沿，要自觉抵制腐朽文化，为我国建设和谐文化把好关。教学中在学习与借鉴外国语言文化的同时，还要引导人们摒弃一切外来的腐朽文化和一切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发展的思想。以文化安全的警觉对待世界文化。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大国奉行文化霸权主义，加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尤其是美国运用经济、文化教育等手段向我国渗透其文化、价值观念、政治模式和制度理念等，千方百计地推行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以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我们在学习外语和外来文化的同时，要把确保民族传统文化摆到重要的位置。在文化交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和原则，抵制西方腐朽没落文化的侵蚀，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四、外语教育应树立平等的语言文化观
外语教育要使学生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化观，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各民族的语言与文化。贾玉新教授提出“文化相对主义”，即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作为其他文化的评价参数，一种文化的言行应该按照自己的文化标准来理解和评判。王宗炎先生说:“对自己的文化、语言和人家的文化、语言该怎么看待，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强国或强大民族倾向于自高自大，认为人家什么东西都不如自己，这是民族中心主义;弱国或弱小民族自卑，认为人家什么东西都比自己好，这是惧外心理。”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征，有着自身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它们都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优劣之分。在外语学习过程中，我们应该将不同民族的文化看做是人类文化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并在平等的位置上进行比较和学习。
[论文摘要]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必然会对目的地的各方面产生影响,旅游地文化变迁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它的发展方向关系到旅游业能否健康持续发展。本文探讨了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原因、表现形式,并提出了使旅游地文化能够良性变迁的方法,以期对我国的旅游接待地尤其是民族旅游地区提供一定的指导。
文化变迁,是西方人类学理论学派提出的理论,起源于人类学家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与外界文化接触的研究,是人类学家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于文化变迁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并应用到了旅游业上。随着旅游的发展,大量的游客涌入一些交通闭塞的旅游地,给当地的文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在旅游者所带来的异文化冲击下,旅游地文化变迁从物质层面开始,逐渐渗透到精神和制度文化层面,最后促使整个旅游地民族文化趋同于现代化城市文化,导致许多传统文化遗失。而真正吸引游客眼球的往往就是这些即将消逝的民族文化,一旦完全被外来文化所同化,可能导致当地旅游业的萧条甚至停滞。因此,从文化变迁理论出发,研究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动因和策略选择,不仅是出于民族文化保护的需要,也是当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一、文化变迁与旅游地文化变迁
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变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内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文化内部的整合而出现的有别于过去的文化形态,表现在技术、工艺、食物、服装等方面,包括价值观、习惯和社会关系。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则常用“社会变迁”来指代非物质文化的变化,其中包括价值观、习俗、制度和社会行为。本文所指的文化变迁侧重于指较为明显的变迁——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下产生的文化变迁。
基于以上观点,本文认为,旅游地文化变迁是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大量的旅游者涌入一个文化背景不同的旅游地,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在多种文化相遇、碰撞、交融和整合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势差的客观存在,使得客源地文化较多地“流向”目的地,长此以往潜移默化地影响旅游地文化,使得旅游地发展成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文化形态。文化变迁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变迁,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不随人的意志而改变。文化变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同于暂时的文化变化,当暂时的文化变化逐步改变原有的文化形态,就产生了变迁。
二、旅游地文化变迁动因分析
在现代社会,旅游业发展所产生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是导致旅游地文化变迁的最主要动因:
1.文化传播、交流中主客双方接触的不对等性
一般情况下,旅游者与接待地居民的接触是短暂且有限的。旅游者在一个接待地的逗留时间是短暂的,与当地居民实际接触的时间有可能更少。而且在十分有限的时间里,他们所接触到的多为旅游接待人员,双方分别扮演的是服务与被服务的角色,旅游者难以通过旅游企业工作人员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但是对于旅游地居民来说,他们接触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游客而是旅游者群体,是长年累月地同文化反差很大的旅游者群体的直接或间接接触。所以说,尽管旅游文化传播和交流是双向的,但却是不平等的。旅游者给接待地带来的影响远比他们接受接待地的影响大的多。
2.文化传播、交流中主客双方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性
客观地说,区域间的文化传播无沦采取哪种传播形式,都是以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向较后进的地区传播为主导的。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更容易受到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游客所携带的强势文化的冲击,在文化交流融汇中更多地居于一种被动性的地位。比如,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之间,一个在休闲,另一个则为这个有钱的休闲人忙碌;一个在台上表演,另一个则在台下欣赏、拍照、录像,双方形成一种明显的非对称性关系。由于经济上的不对称,使旅游活动变得不单单是旅游经历的买卖,还会给当地人带来金钱等观念的改变,从而使当地人改变自己去迎合游客,沦为“被旅游者”,影响到当地人的文化表述及文化认同,然后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地发生文化变迁。
3.文化传播、交流中旅游地文化相融区间的扩展
任何本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接触时,通常会有选择地接受和吸收与本身文化价值观相契合的内容,而排斥与本身文化价值观不相容的东西。但是,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旅游地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范围会较一般情况有很大的扩展。旅游地为了招徕游客,必须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于是违心地接受外来文化中某些与本土文化价值取向相悖的东西。有的学者将其称为“虚意接受”,即当地并不打算或不愿意接受外来文化的某些因素,特别是与本身文化价值观相抵触的部分,但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就会有意识地作出让步,甚至主动迎合旅游者的需要。接待地的“虚意接受”,最初往往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虚意接受”的东西便会逐渐扩散,潜移默化地使本土文化发生变迁。
三、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具体表现
文化的变迁是永恒的现象,有些在表面上,直接看得见,摸得着,而有些文化现象,是在深层发生变化的。一般说来,物质文化的变迁速度快于非物质文化,而从非物质文化的变迁看,一般说来总是制度首先变迁,其次是风俗、民德,最后才是价值观。
1.物质文化变迁。指那些外在化、具有明显的数量结构或物质形态的变化。直接由于旅游业发展而引起的生计方式、居住习俗、生活方式等的改变,都属于这一类变迁。例如,九寨沟以“翠海、叠瀑、彩林、雪峰、藏情”五绝闻名于世,其内原有居民以前主要以耕作、畜牧和传统的手工艺为生;1984年九寨沟对外开放,部分居民开始经营旅游业。至2002年,景区内居民都彻底停止了耕作和畜牧,基本都从事旅游经营或与旅游相关的工作。
2.非物质文化变迁。指因旅游活动产生但无法观察到其直观的物质形态的变化。由于旅游的发展而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旅游地居民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文化意识和生活方式,都属于非物质文化变迁的表现。例如,四川与云南交界的沪沽湖地区是摩梭人聚居地之一,其文化是植根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母系文化。改革开放后,摩梭人积极采取措施吸引游客,沪沽湖很快成为旅游胜地。外来不同文化形态人群与当地人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对摩梭母系文化产生了冲击,使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母系家庭小型化,妇女在家庭中的传统地位开始下降,出现固定专偶走婚,家庭管理实权开始由男性掌握等。
四、旅游地文化良性变迁的策略选择
众所周知,旅游业发展对旅游地文化变迁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使文化良性变迁,从而在保持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不变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其外在表现形式,扩充文化传承媒介的种类和数量,使传统文化得以永久延续。也可能使文化负态变迁,使其严重商品化、扭曲化,民族个性、民族精神被淡化,直到消失。但不管旅游地文化是向积极方向还是向消极方向变迁,文化变迁都是客观存在的,而唯有文化的合理变迁才能持续吸引旅游者的到访。综上分析,为了实现旅游地文化的合理变迁,促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努力:
首先,加强旅游业的宏观管理。加强政府相关部门在旅游业发展初期的规划、引导以及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监管工作,规范文化旅游产品市场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针对目前旅游市场上少数为谋求短期利益的生产者生产劣质文化产品、破坏传统文化、损害旅游者利益的行为,要积极进行监管查处工作,在旅游文化社区内部建立起传统文化自我建设长效机制,增强旅游地合理开发、生产及创新的自觉性。只有强化政府的宏观引导和管理职能,制定必要的政策和法规,加大对发生消极文化变迁现象的旅游社区的引导监管力度,才能保证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强化本土文化,提高文化自觉性。一个民族没有“自我”的概念,就会在失去“自我”中被他文化同化,文化自觉缺失的民族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本民族的文化,这样,本民族文化的良性发展就无从谈起。当然,强化文化自觉,并不是主张文化中心主义,而排斥其他文化,关键在于与它文化接触、交流的时候,本民族成员如何实现文化自觉,取其精华,排其糟粕,真正做到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
因此,要强化本土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观,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防止出现“客尊主卑”的思想和行为;并且要鼓励接待地居民加强自身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提高文化鉴别能力,以自觉吸收外来文化中先进的东西,抵制腐朽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
再次,加强文化交流,实现文化补偿。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区域性决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人类历史的前进,离不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对于任何一种传统文化而言,拥有文化输出和文化接受的健全机制,方能获得文化补偿,赢得空间上的拓展和时间上的延展”。历史上中华各民族文化交融互动,如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融,中原农耕文化与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交融。中国各民族文化内部交流、互动的同时,还广泛汲取世界文明成果,如印度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外域文化。正是由于中华内部各族文化和域外文化相互借取,不同文化相互激荡,实现文化整合和创新,才缔造了有容乃大的中华文化,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因此,要充分发挥文化交流的平台作用,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拓宽范围,疏通渠道,提高交流水平。加强民族文化发展的宣传工作,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来扩大民族文化精品的展现并吸收外来文化精华,促进民族文化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伟:《民族旅游地文化变迁与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关键词：佛教 园林植物 文化构成影响
中图分类号：TU986文献标识码： A
1.佛教与植物象征文化
1.1佛教的“中国化”概述
作为外来文化的印度佛教，它在中国的传播先后经历了两汉时期的初步接触、魏晋南北朝的激扬交融，最终于隋唐时期创建宗派，才真正成为“中国佛教”（用中国语言和中国概念解释佛经，称为中国佛教）。不过，直至宋明理学大盛时期，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才完全融为一炉(外来文化传播的真正完成)。这个过程昭示了文化的输入冲突、选择发展及创新的内在规律，因为一种文化要入主(或入流)于另一个文化圈之中，首先得依附于当时当地的传统文化，寻找一个立足点，与其发生契合，之后才有可能进一步谋求自身的独立发展，这是传播的先决条件；一旦特定的历史条件来临，随即随机而动，跻身于本土文化之林，或弥补其不足，或参与其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
当然，以上是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探讨佛教的“中国化”，实际上，佛教在其观念上依托了黄老道术和魏晋玄学以宣明其旨；在宗教教义上为适应中国的儒学而屡次改变其形式；在思想理论上，经过与儒、道两家的依附、对抗和吸收，在隋唐达鼎盛时期，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理论。尤其是在中唐以后，“禅宗”将烦琐的佛教教义归于简易，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加符合中国文化的特点。此外，唐朝统治阶级倡行的儒、道、释三教并行的政策也从客观上促进了三家的融合。于是，唐宋之际，三教之间的相互影响进一步加深，逐渐形成“三教合一”的思潮，佛教终于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为一，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2佛教的传入对传统园林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到中国传统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逐渐孕育出“禅宗”这一强调“我佛一体”、自称“教外别传”的高度思辨化的佛教派别，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而佛教的传入对中国传统园林的影响与其说是“释迦牟尼舍园为精舍”的传说（《上品大戒经》说“施佛塔庙，得以千倍报”）导致当时“以园为寺、舍宅为寺”风起云涌，不如说是其教义中的某些思想对于人们的鼓动和麻痹所产生的作用。此外，在其兴建初始，“由于衙署园林和达官贵人的宅园的舍作寺院，加深了寺庙与园林的特殊关系，也奠定了寺园一体这个中国寺庙的基本特色。”[1]。这往往与宗教所追求的“净化心灵”和“荡涤尘俗”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其建园一般都追求着和私家园林相似的“淡泊”、“宁静”的意境。即使建于“闹市”，也会通过植物和建筑等来营造出名山秀水的感觉。而向着“文人园”发展的寺观园林，其“园主”往往都是学者型的得道高僧。他们“既没有汉魏时的方士气，也没有后世佛教徒的虔诚，而是与魏晋名士毫无二致的倜傥名流。”[1]此时的他们，与“士”经常近距离接触，探讨哲理，体味“风流”，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合而为一，为中国的寺观园林频添“禅”的意境。如苏州的四大名园之一的“狮子林”原名为“菩提正宗寺”，后由天如禅师改为今名。“狮子林”既无佛殿，亦无造像，反映的正是“心外无佛”；再如“沧浪亭” 曾为大云庵，住持是个诗僧，他追慕第一代“园主”苏舜钦，自称沧浪翁，著名文学家归有光还曾为他写过《沧浪亭记》。不仅寺观园林如此，江南私家园林中一些景点也多取意于佛经，如“无隐山房”、“闻木樨香”，……，不一而举。
1.3佛教的“中国化”对植物构成的影响
佛教典籍浩若烟海，理论博大精深，说教、寓言、戒律、故事等等无不和世间的飞禽走兽、花草树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一些植物往往被寓以灵性，散发着浓厚的文化气息和神秘的禅宗神韵：
一、莲花
莲花之于佛教，一如十字架之于基督教，新月之于伊斯兰教，已成为佛教的标志和代名词，佛家也常取莲花自喻，如《维摩诘所说经•佛道品第八》：“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花；卑湿淤泥，乃生此花”，取莲花之“出淤泥而不染”以象征佛性的清净高洁；相传摩耶夫人坐于莲花座上生下佛祖释迦牟尼，释迦牟尼降生的时候，池中生出千叶莲花；《观音菩萨授记经》中也提到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都生于莲花且都住在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妙法莲花经》、《杂宝藏经》、《无量清净尘经》等也多有莲花的记载......
二、菩提树
“菩提”一词为梵文的译音，意为“觉”、“智”、“道”。相传释迦牟尼尝于菩提树下证得菩提(觉悟)，菩提树遂成为佛教圣树。对于其典故也较多：“传说悉达多太子出家后，潜心修了六年苦行，衣衫褴褛，瘦骨嶙峋，但仍未得道。后悟出明智之法，独自去菩提迦耶，在一颗菩提树下打坐，豁然开悟，证得菩提果而成佛。”[46]随着佛教的传入，菩提树也广布我国南朝的寺院中，深得人们的尊敬与崇拜，僧侣们常常焚香散花，绕菩提树作礼。
三、银杏
由于我国北方地区无法栽种菩提树，僧人们为了表达对佛祖的虔诚和敬仰，于是选择了我国古老而珍贵的银杏来代替。
四、娑罗树
娑罗树又名“无忧树”、“摩诃娑罗树”，与释迦牟尼的诞辰与入寂相关。传说“王后摩耶夫人产期将近，净饭王派宫女和卫队送护她归宁，当王后行至娑罗树下，想去攀扶树枝，忽见一枝自动下垂至手边，王后伸手握住，端然而立，悉达多太子就从她右肋出生了。佛陀在娑罗树下出生，也在娑罗树下圆寂，相传释迦牟尼传道40多年，届时80高龄，自感时日不多，想去看看众寺院。在路途中疲病交加，力不可支，最终在一片娑罗树下圆寂。”[2]。所以娑罗树堪称佛家圣树之一。
五、阎浮树
阎浮树也是佛教圣树之一。相传悉达多太子最初就是在此树下开始思索世间及人生真谛的。马鸣的《佛所行赞》中就有关于阎浮树的叙述：“净饭王带悉达多太子去举行下种仪式，安排太子在场边一株阎浮树下，铺设坐具，上覆镂金天幕罩，四周围上帷幕，嘱咐侍从小心看护，净饭王率众臣举行下种仪式，引得侍女们走出帷幕去观望，只留下太子一人。当悉达多太子掀开帷幕，看到青草被犁翻起。散布着许多虫卵和被杀死的幼虫，他不胜悲哀，仿佛目睹他的百姓遭受屠戮，又见农夫受风尘日晒，面容憔悴，便起了深深的怜悯之心，他坐在阎浮树下，默想到世间的苦难和烦恼，萌生了出家的念头。……后来太子出家成道，创立佛教。”[2]
六、其他
除上述外，佛教还涉及如茉莉、金银花、石榴、无患子、棕榈、牡丹、等。如茉莉在印度因其纯洁、芬芳而作为佛教的吉祥物，在菩萨的宝冠上常装饰有镂金的茉莉花；金银花被寓以“灵魂不灭，轮回永生”的佛理，在我国魏晋南北朝佛教的装饰图案中常有“忍冬纹”；石榴则常与棕榈叶和莲花结合在一起，象征吉祥如意。
参考文献：
[1]曹林娣等著. 中日传统园林文化比较[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84～8587～88 85～86 19～20 121～124 91～94
[2] 陈重明等编著. 民族植物与文化[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8:22～27 226～227 230～231 213～214 213 214～215
论文摘要：我国幼儿生活领域呈现的文化多样性在幼儿园教育巾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为帮助幼儿适应文化多样性，幼儿园教育工作者应在找准幼儿多元文化教育定位的前提下，从幼儿教师教育、教学活动设计实施和家园共建三个角度进行思考。
当前我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复杂文化环境之中:时代的进步衍一出新的文化理念，对内对外经济联系刺激了不同文化问的交流、碰撞与融合，国内文化领域呈现多元状态，幼儿作为我国公民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文化价f直取向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国家发展的未来，囚此，如何在幼儿园情境中帮助幼儿更好地适应文化多样性，使他们的选择既有利于个体发展又有利于社会进步，是当前幼儿教育而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它对促进我国幼教改革，增强我国未来公民适应现代社会的能力具有现实意义。
1幼儿生活中繁杂的文化多样性
文化多样性是指各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这些表现形式在群体内部或不同群体之问传喇。通常我们会利用网家、地区、种族、民族、性别等元素来区分不同文化群体。文化多样性不仅可以借助语言、文字、占迹遗址等常规形式来表达，也可以借助艺术创造、商业生产与销售等较为隐晦的形式进行了剖。
我国幼儿正生活在一个多种文化汇一集的多彩时代:传统文化与新文化;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放文化等。这些文化通过生活体验、电视节日、网络资讯、动漫产品、服装、文具和食品等形式进人幼儿的生命之中。不同文化问的交流与碰撞极大地丰富了幼儿的感知和认知，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文化选择机会，他们眼中的世界远比过去的幼儿更为宽广、复杂。
然而幼儿对文化的选择多凭主观感受，缺乏客观标准，有的选择是不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的:缺乏营养的汉堡包凭借其美味成为他们最喜爱的食品之一;宣扬美学暴力的奥德曼以其地球卫士的形象成为他们效仿的对象;受社会环境影响部分幼儿热衷于物质资源上的相互攀比〔因此，成人必须帮助心恕发展尚未健全的幼儿做出.确的文化选择。
2幼儿园情境中狭隘的文化多样性
幼儿园是幼儿始接受正规教育的场所，也是帮助幼儿更好地适应文化多样性的最佳地点。不少幼儿园也有意识地在教育教学中帮助幼儿树立正确的文化取向，如:很多幼儿教师会有意引导孩子尊币和关爱来自不完整家庭的同伴，避免他们产生孤立感。但社会现实因素的影响和理念理解上的差异造成了不少对文化多样性的误读与歪曲。幼儿园教育没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接受和传播文化多样性。
首先是在市场效应和西方强势文化的驱使下，幼儿教育出现日西化的现象。大多特色幼儿园都以西方教育理念为支撑，打出瑞欧幼儿教育、“蒙台梭利教学”等招牌以吸引生源;幼儿教师在介绍国外文化时多以英美等大国为例;幼儿图书上的人物大都是西方卡通形象，如:米老鼠、汤姆猫等;幼儿熟悉西方的圣诞节、万圣，却不大清楚中国的清明节、端午节等节日。在幼儿园教学中的外教学就是指英语教学:音乐教师多擅长西洋乐器、现代舞蹈，不懂中国民俗乐器、不介绍中国戏曲
其次，幼儿教育倾向于主流文化，忽视非主流文化。文化多样性介绍多侧垂西方主流文化，忽视非主流文化，对非洲文化、美洲文化等介绍不多在而对本国民族文化时忽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幼儿除了知道傣族泼水节和彝族火把节外，对其他少数民族习俗所知不多。即便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由于家长要求也倾向于传授汉族文化以帮助幼儿在成年后能适应主流社会。一项研究表明少数民族地区接受了教育的人中更多的人远离本土文化。
3幼儿教育该如何应对文化多样性
物种的多样性造就了美丽多姿的生物世界;同样，文化的多样性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类精神世界。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帮助我们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准自己的精神定位。
教育文化大师李特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和价值观，引导学生认识木民族特性的本质、精神力量的构成以及固定的文化形式陈鹤琴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在当前多元文化背景下，正确认识和接受文化多样性这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对他文化的尊重，对世界整体的责任意识，对训练幼儿发散思维能力的深刻认识。幼儿文化教育的实质就是立足本土文化认同的世界启蒙教育。
我国幼儿身处在中国文化这个有着浓厚文化底蕴、汉民族文化居主导地位的文化氛围之中，但每个幼儿身上所隐含的民族和家庭环境、成长经历等多方而的背景使得每个幼儿眼中的世界都不尽相同。教师要做的就是走进幼儿的世界，帮助他们适应他们心目中这个混合着真实与假想的世界。这个“适应”包括两个方而的内容:构建以本民族或本土文化为主，以个人经验为支撑的文化多样性理解，形成文化归属感;以客观、公正、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培养其初步的文化认知感与判断力。
4幼儿园该如何应对文化多样性
当前的幼儿园教育教学中出现的盲月西化和忽视非主流文化的现象，从现实层而上看与西方强国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文化渗透有极大关系，但也隐含了我国教育者在而对外来文化是缺乏文化自觉，即不能清楚地认识到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异同和各自的优劣。
孔子曾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应用到本文即意味这要求我们在“民族自尊’，与“民族尊重”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做到“”。以本族优秀文化为主体，吸纳外来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具体到幼儿园教育教学之中，帮助幼儿适应文化多样性可以从以卜儿个方面着手。
4.1教师教育
作为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的实际组织者和实施者，教师的文化价值取将直接影响幼儿园多元文化教育的文化选择和教学活动实施，同时教师自身对于文化多样性的理解也会透过日常活动潜移默化为幼儿所感知和接受。
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尽量做到公平对待每一位幼儿，避免明显的感情倾向;认识到幼儿生活中的文化复杂性，了解幼儿的文化理解水平，并以此为起点，设法了解幼儿所而临的文化多样性是对他的学习过程有什么影响。
同时教师应该加强自身多元文化教育，加强与多元文化对话与理解。通过阅读与多元文化相关的书籍来了解它文化，审视自己的文化;设法体验他文化;以谦恭的姿态反省自身文化背景，通过自我对话解析自己的多元文化教学。
4.2教学活动设计实施
幼儿活拨好动的天性和形象思维的发展特征决定了帮助其适应文化多样性的教育不能依靠理沦说教，只有将多元文化教育寓于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之中，引导他们去总结和概括，进而建构起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关于文化多样性的理解。
幼儿工作者，包括幼儿教师和幼儿园管理者应建构多元文化教育网络，通过多样化的活动形式把丰富的内容传达给幼儿。利用国内外不同民族的节日为契机，开展相关主题活动，进行文化多样性宣传;利用故事讲述、戏剧表演、儿歌、等形式进行多元文化教育活动;引人不同民族民问传统游戏，带领幼儿感受不同文化氛围把活动内容融人五大领域学习之中，渗透于日常生活生活，做到真正的多元文化教学设汁本土化;创设有利于文化多样性教育宣传的幼儿园环境。
浅谈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要性
语文无疑在任何学生时代，都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在如今新课改的情况下，语文学科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甚至在以后高考时会变成200分满分。它是基本的听、说、读、写、译、编等语言文字能力和知识，文化知识的统称。
语文的能力是学习其他学科和科学的基础，也是一门重要的人文社会学科，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一位教育大家曾经说过，数学是所有科学的基础，而语文则是这个基础的基础。语文能力的高低还决定着其他科目的成绩，所以学好语文是十分必要的。另外，语文的学习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好成绩，更是为了有一个良好的文学素养。在走入社会以后，你会发现文化素养是有多么的重要，可以因为你的谈吐优雅而得到好的发展机会，也可能因为你的出言不逊而被他人拒之门外。
语文是一门积累的课程，不能急功近利。因此，要从小学时期就开始重视语文学科的教育和培养，这对于学生以后的发展和成长有着十分巨大的积极作用。本人作为一名小学的语文教师，有着较为丰富的课堂教学经验，归纳和总结出语文教育的重要性有如下几个方面，供各位同行参考。
一、可以丰富学生的文化底蕴
语文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它包括着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代表着中国的软实力，体现着仁义礼智信的古老生活哲学。小学生正处于人生中的起步阶段，是学习和接受能力最强的时候，这个时候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会使他们日后有一个良好的发展。
“才如江海文始壮，腹有诗书气自华!”在学习中，他们会接触到古诗的魅力，比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洒脱，又比如“天苍苍，野茫茫，风草地见牛羊”的辽阔。还会体会到宋词的所表现诗人的感情，如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无奈，又如岳飞的《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所表现的他为报效的祖国的满腔热血。经过对这些古诗词的学习，学生们定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日积月累会使他们打下一个良好的语文基础，加深文化底蕴。
二、提高其他学科的学习成绩
语文是一门十分广泛的学科，它可以提升学生的理解能力，思维能力，还有语言组织能力等等。语文的学习不单单是为了语文学科的成绩提高，还是为了培养其他方面的能力。语文的学习甚至可以影响到政治、历史、地理、甚至英语学科的学习，这些学科都是在有一定的语文基础上才能学好的，都需要一定的理解和思维能力。如果没有良好的语文基础，是无法去学习一些相关的科目的。语文这一学科就好比是一种工具，你只有有了这个工具才可以去学习其他的科目。
三、有利于培养小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在当今的社会上，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感叹：现在的孩子吃的是肯德基、麦当劳，看的是日本、韩国动画片，过的是圣诞节，而留下来传统的东西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中国孩子热衷于外来文化，中国的年轻一代正越来越远离我们的传统文化。目前外语学习越来越红火，孩子从幼儿园起就学英语。但是对能否准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却不够重视，存在不少问题，现在有的大学生连写书信都感到困难。这清晰的指出，我们正在受到外来文化的严重侵蚀。当代的学生们如果再这样下去，那中华的古老文明则无法继续传承下去。
学习语文不仅仅是学习课本上的知识，它更是中华文化的一种缩影。其中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古老中国文化。我们伟大的祖国在几千年漫长的发展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五千年来，中华文化薪火相传。作为未来中国发展的希望，小学生学习语文，了解传统文化是十分有必要的。
通过对语文的学习，他们会更深刻的了解和喜欢上中华文化，可以培养出学生们的民族自豪感，更能有效的抵制外来文化对我们侵略，使中华文化更好的传承下去。
四、有利于提升写作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
当今的社会上，写作水平是一项重要技能，工作中、生活中、到处都需要，假如一个人没有良好的文笔和写作基础，是无法再社会上立足的。然而，写作水平的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一个良好的语文基础，更需要长期的积累。所以，越早的积累就会有更多的发挥和提升的空间。
语文的学习会涉及到很多的文学名著，学生在学习和了解的过程，必定会受到一些名著的影响，会积累其中的一些名句和好词。从小就开始耳濡目染的灌输这种教育，会让学生们在脑海中积累大量的素材，可以为以后的写作提供灵感，有效的提高写作的水平。
【论文关键词】:文化认同;接近性;刻板印象;文化偏见
【论文摘要】:自20世纪以来，"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之势进入每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议程，日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作为传统媒体中影响最大的电视，也席卷进了全球化的风暴之中。文章主要是从文化认同这个方面，来分析电视全球化过程中也有稳定性的一面。
随着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在20世纪末期明显加快。电视传媒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同样面临着全球化问题。电视作为全球化时代的风向标，对整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过程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日益成为一种影响政治的社会公器。
从世界范围来看，自1984年美国新闻总署开办世界电视网，首次把电视节目推向全球以来，美国的三大广播网、英国BBC、德国官方的卫星电视台，以及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等西方国家相继实施了发展卫星电视的全球战略。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马来西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也纷纷发射和租用卫星，进行节目跨国乃至跨州覆盖。
而以我国为例，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顺利加入，电视全球化的步伐越来越快，人们也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外国的电视节目或受到外国电视文化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的下，国内的许多研究者们纷纷高呼"狼来了"，呼吁建构电视文化主权。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也有些人对外国的电视节目持完全排斥的观点，认为在这些节目面前，受众没有任何抵抗力。文章就单从文化认同这个方面出发，来批判这种观点的不合理之处。
首先要明了的是文化认同的概念。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 )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形成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及内心的承诺(commitment)，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1]
文化认同往往以某种象征而与不同的民族、历史、传统和观念联系起来，成为集体动员的符号和标志。如国旗的布料与颜色与其他的布料和颜色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可是一旦获得文化象征的地位，它就具有了某种魔力，代表了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认同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具有特殊的功能。有了文化认同的保护，即使在外来文化猛烈袭击的今天，本土文化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崩溃。
一般而言，在电视全球化过程中，文化认同的稳定性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1. 本土节目吸引力
新闻价值具有"五性"原则，其中包括接近性。接近性又分为地理性接近和心理性接近。[2]文化产品也是一样。本土文化产品的竞争优势在于它们拥有文化相近性，熟悉的语言及文化背景使本土传媒产品更容易被受众理解和产生共鸣。一般而言，在文化层次相当的情况下，观众对本土的电视节目总是有所偏爱的，只有当他们发现外国的电视节目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内容上都比本土电视节目要优越时，观众才可能放弃本土的电视节目而选择外来的。不少研究表明，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主要都是本土生产的。在亚洲7个国家中，名列前20名的电视节目绝大多数都是本土制作的。[3]
在我国，本土节目吸引力主要体现在民生新闻和方言节目两个节目形式中。这两种节目都是近几年兴起的节目形式。这两种节目的收视率都创下了新高。究其原因，不外乎是与受众的生活接近，有着共同的生活基础，同处于一个文化环境中，自然就容易引起受众的兴趣。
民生新闻中有很大部分是关注老百姓的生活琐事，而且这些琐事经常与观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江汉风》就是这样的一档民生新闻。虽然它只是荆州电视台这样一个市级电视台的一个子栏目，却是江汉平原家喻户晓的一个电视新闻品牌。自从2004年改革以来，它以贴近生活，贴近百姓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根据AC尼尔森的调查数据显示，《江汉风》在荆州地区所能收看到的所有节目中收视率排名位居第一，在荆州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不知道《焦点访谈》的大有人在，没看过《江汉风》的则寥寥无几。为什么在荆州，一个地区电视台的新闻栏目压倒了众多名牌新闻栏目呢?编排合理形式多样功不可没，但最主要的还是内容的贴近性。地方电视台的受众范围可以说就是这个地域内的观众，这样它的收视群体是相对狭小的，在这个地域内的观众对这个地域的文化有着一种潜在的文化认同的心理。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下，观众当然更愿意看那些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电视节目。
另外，方言电视节目也正在各地升温:四川话、陕西话、广东话、湖南话等各地方言纷纷登上荧屏，其收视率不断攀升。如重庆卫视的《雾都夜话》用浓郁、地道的四川话演绎百姓故事和凡人生活，当地观众称其"比连续剧还要好看"。杭州电视台的《阿六头说新闻》，其原汁原味的杭州话，不仅使节目成为"票房冠军"，还赢得了"全国百佳电视栏目"荣誉。
方言节目为什么取得如此不俗的成绩呢?方言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载体，它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不同地方的方言就是这个地方文化的一种表征。这种文化往往是被区域范围内的普通民众普遍接受的文化，该区域的民众也对承担这类文化的方言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传播范围大、传播效果好的电视媒体将方言的这个作用发扬光大，为当地受众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能够引发文化和情感的共鸣，从而达到了传播的效果。
2. 受众能动性
受众在观看电视时，并不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没有自己的思想，为电视所左右，仅仅只是"沙发上的土豆(potato on sofa)"。相反，受思维定势的影响，受众还常常对外来节目进行本土化和个人化的解读。
如美国学者凯茨与利比斯对于《豪门恩怨》的解读研究就体现了这一点。他们把观众依据阶级背景、教育程度与种族分成50个组群，每个组群三对夫妇，这样做的理论假设是:看电视的过程是一个社会互动过程而不只是个人行为。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穿越不同文化背景的时候，文本的意义、内容与效果都必然产生极大的变化。不同种族的人在观看同一剧作的时候都把自己所属之种族的价值观带了进去，比如有一个摩洛哥的犹太人看后的评论是:"虽然他们有钱，但是我的生活方式比他们高明"。
由此可以看出，观众是主动而积极的，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般被动、消极、无能且愚昧，他们建构意义的行为实际上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与文本进行的"协商"。这一协商的过程相当细腻复杂，观众的反省批判能力、他们的文化价值对于外来文化的操纵与"洗脑"功能的抵抗能力，比某些学者想象中的要强很多。正如汤林森指出的:"认为文本能够穿越各个文化疆界而仍然分毫无差的说法，并不可信。"[4]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霍尔的《编码/解码》一文中也涉及到了这个方面的内容。霍尔认为，电视内容可视为由符号构成的文本，任何文本都不止一个单一的意义，多数文本都能被不同的观众以不同的方式解读。霍尔一再强调"编码与译码之间没有必然的一致性"。人们的社会处境同他们从电视节目中得出的意义之间存有必然的相关性，对此，霍尔举出三种假想的解读立场，即"支配-霸权立场"、"协商代码或协商立场"和"对抗代码或对抗立场"。[5]与此对应的三种解读方式为"支配式解读"、"协商式解读"和"对抗式解读"。受众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认知对文本作出不同的解读。
事实也是这样。即使同是中国的观众，由于各地区之间的文化背景不同，各自的身份和处境不一样，也会采用多样的方式来解读电视节目。如果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传播中，这种现象体现得更为明显。例如，在"9.11"事件中世界各地人民看到的电视画面大致是一样的，但是彼此对世贸大楼倒塌造成巨大伤亡的反映则不同。有人同情，有人庆幸，尤其是比较一些与美国敌对和友好的国家人们的反映后，更是感受到了不同的文化带来的巨大差异。
3. 刻板印象与文化偏见
刻板印象(Stereotype)即社会刻板印象，也称"固定的成见"，由美国政论家和舆论学家李普曼在《舆论学》中首先提出，后来又有人将此提法泛化为"浇铸铅版论"、"刻板印象论"等，主要是指人们对某一类人或事物产生的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
刻板印象与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也具有历史继承性。因此，在同一社会文化群体中，刻板印象具有相当的一致性。由于历史的沉淀，每个民族都可能对其他民族或整个世界形成一些相对固定甚至独有的看法，这些看法可能会随着民族文化一代代地传承下来，成为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一个民族的刻板印象往往与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心理等各种因素复杂地交织着。因此，即使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以电视为代表的强势媒体对受众狂轰乱炸，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他们本民族的刻板印象。
文化偏见与刻板印象类似，也是对某一类人或事物产生的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不同的是，文化偏见更多地体现在族群之间，同时也具有历史继承性。在电视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化偏见通过传者更加明显地体现在受众面前。如
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电视节目中，要么有意无意地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存在，要么只是报道其阴暗的一面，而对其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视而不见。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认为的那样，"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做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与其他文明相比较，西方可能更是如此。" [6]
4. 民族国家限制外来传播
自世界经济趋于全球化，民族国家的自主性稍有转弱的倾向，但它对于人们的文化认同仍然是最具决定性的。
在文化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民族国家为了使国家不至于被外界同化，除在军事上加大资金投入外，也会注重对传媒的控制。尤其是电视这个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传播效果好的媒体。尽管电视全球化已经逐渐成为现实，但很多国家尤其是亚洲仍然维持着"防外"的传统，害怕它们的社会和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污染。
为了抵制外来文化的入侵，民族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规定外来节目的最高比例，或者缩短外来节目的播出时间，有选择地引进外来节目，等等。
在民族国家权力控制之下，传播媒介通过对自身主体文化和其他文化进行有意识的甄别遴选，强化或淘汰某种特定的文化构成，使特定的文化体系表现出合乎其目的性的总体景观，从而发挥出赋予文化身份、制造文化认同的涵化功能，加强了社会成员的全体归属感，实现了其社会整合的目标。
总而言之，在电视全球化的影响下，一个国家的本土文化虽然可能会随着文化移转和文化杂交而演变，但它的文化基因仍然是相当稳定的。经过长久的历史积淀形成的文化边界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源自种族、历史、血缘、宗教的文化认同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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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汤林森. 《文化帝国主义》，冯健三译，台北时报文化企业公司，1993年，第95页.
关键词：中式英语 汉英翻译 成因 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3.181
1 概述
中式英语，即中国式的英语，是一种由于受母语的干扰和影响中国使用者以汉语思维方式将汉语规则和习惯运用到英语中而产生的不标准的、畸形英语。
美国作家Pinkham [1]指出，中式英语就是一种既不属于英语也不属于汉语的畸形的混合语，也可被称作具有汉语特色的英语。从本质上说，中式英语就是受汉语思维方式影响的畸形英语。在汉译英中，也存在着大量的中式英语，它严重影响着汉英翻译的质量，因此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逐渐消除。
2 中式英语的成因及表现
汉英翻译中，中式英语出现的频率很高，主要原因是译者基本功不过硬、忽视中英两种语言的差异以及经验不足等。
2.1 中式思维造成的中式英语
受母语的影响，中国的英语使用者通常用中式思维来造句。例如，“中国的经济曾经非常落后”翻译成“The Chinese economy used to be very backward”，就是典型的中式英语。译文没有语法错误，但是不符合英语的习惯。译者没有注意到汉语跟英语在思维方式方面的差异。[2]因此，需要进行主语转换，翻译成“China used to be very backward in its economy”。
2.2 搭配不当造成的中式英语
中式英语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搭配不当。在汉语中可以搭配的说法，直译成英语后就可能不符合英语的习惯，造成搭配不当。例如，不能把“学习知识”翻译成“learn knowledge”或者“study knowledge”，而应该说“acquire knowledge”。再如：把“这篇论文需要最新的资料”翻译成“This paper needs the newest materials”，其中“最新的资料”在英语中一般就要说“the latest materials”。再如“白卷”翻译成“white paper”就是错误的，而应该说“blank paper”。
2.3 重复冗余造成的中式英语
中国人喜欢利用重复来强调说话内容，而英语中恰好相反。汉语中重复的东西在英语中通常省略或者使用替代成分。[3]两种语言之间的语法和使用差异常常会引起不必要的重复。这种重复冗余也是造成中式英语的重要因素。
比如：“她一直陷于消极的状态”翻译成“She has long been in the state of inactiveness”，其中“inactiveness”一词本身就是一种状态，因此直接翻译成“in inactiveness”就可以。又如：“我们已经成功解决了就业问题”如果翻译为“We have successfully solved the problem of employment”就包含了副词冗余现象。“solve”一词已经包括了“成功”的意思，因此可以改译为“We have solved the problem of employment”。
3 克服中式英语的对策
中式英语是不符合译入语习惯的英语，必须采取措施消除，提高汉英翻译的质量。
3.1 学习外来文化和英语思维方式
语言和文化差异是中式英语产生的根本性原因，因此有意识地使用英语思维模式进行翻译是避免中式英语的重要方法。比如“在今后的岁月中”翻译成“in the years ahead”。汉语中的“后”却成了英语中的“前”。同样，熟悉中英两种文化也有助于避免中式英语。在翻译“红尘”时，如果知道英语文化中没有“red dust”的说法，那么就可以译成“this human world”。
3.2 养成阅读英语原作的良好习惯
阅读是英语学习者习得目标语的重要途径。也是汉英翻译者增强语感、积累地道句型和表达方式的有效途径，还可以掌握一些常用的搭配、英语习语、俚语、谚语等，体会和总结西方人的写作特点和思维。翻译泰斗杨宪益就是因为读了大量英语作品才译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张培基谈到自己汉英翻译之所以做得出色，就是因为以前读了大量的英文。譬如：“到徐州见到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他翻译出地道的英文：“When I met father in Xuzhou， the sight of the disorderly mess in his courtyard and the thought of grandma started tears trickling down my cheeks.”[4]
3.3 多与母语为英语者交流
对于英语学习者和汉英翻译者来说，要使自己的英语地道自然，就需要多跟母语为英语的人交流，让他们修改自己的译文。一个汉英翻译者如果只凭自己闭门造车，不把自己的译作拿出去听取其他人的意见，恐怕很难取得进步。这样的交流和学习积累了一定的量，就会发生质变，译出地道的英文。
4 总结
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中式英语时刻影响着汉英译作的质量。通过分析中式英语的基本表现和主要成因，我们得出了学习英语文化和思维方式、多阅读英语原作和多请教英美人等几条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如果译者能持之以恒，就能慢慢克服中式英语，译出令人满意的作品。
参考文献：
[1]Pinkham， Joan. 中式英语之鉴[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14.
[2]孙静芳.汉英翻译中的词汇层面的中式英语剖析[J].海外英语，2011.
[3]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173-184.
[关键词] 创新教育；大学英语教学；文化经典；素质教育；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3）02?0014?02
中国人作为交际主体往往没有能力用英语较为准确地表述出中国历史文化的某些核心观念，这一现象被称为“中国文化失语症”（Chinese culture aphasia）。这也是目前许多中国学生在英语学习中所遇到的价值困惑。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大学英语创新教育要转变外语教育教学的观念，在英语文化传递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做到“中西合璧”。
经典是古代圣哲们思想与人生原则的文本载体，是人的心性明哲不可缺少的教益资源，其价值历久而弥新。中华文化经典涵盖儒、道、佛三大思想学说，这些学说是我们文化思考的基础和源泉，以客观精神本体的特有形态存在，其开放性仍继续向后继者们提出问题并等待后世人们依据该文原理做出新时代精神需求的学习与诠释。在英语人才培养中，强调中国文化经典学习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作用。
一、文化经典学习的时代意义
全球化进程是大学教育必须面对的一个大问题。一方面，我们应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另一方面，要在延续民族传统的同时培育一种适应现代文明发展要求且超越民族狭隘视界的未来精神，体现教育的本质――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启蒙、文化的自觉、文化的创新。当前，中国传统文化日益受到全世界的瞩目，西方哲学的重要学者（如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都先后把目光转向中国，希望从中国哲学中得到某些启示。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我们必须保持文化主体意识，尊重并维护古往今来所积累的中华文化资源。
就目前而言，可以说英语仍是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工具。在日益频繁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很多人敏锐地发现其中隐含着交流的“逆差”，“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1]（56）文化“逆差”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仅止于文化领域，更会辐射到政治、经济等多个层面。中国特色的英语教育只有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文化具有一定的认知水平，在充分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差异性的同时，重视本土文化知识的语言输出，才能真正达到利用英语能力进行平等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当下，典籍外译是向世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重要手段，儒学需要进一步发展就需要用不同的语言来诠释儒家的经典。假如不能用英文或古代汉语以外的现代语来传达儒家的信息，那么就表明它不能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如基督教的圣经，不仅用希伯来文，还可用韩文、英文、中文传道。佛教的经典也可以用多种语言表达。那么儒家经典为什么一定要用古代汉语传达呢？虽然使用英文绝对会导致很多核心价值丧失原汁原味，但是却有很多新的可能性被开发出来[2]（197）。“要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保持文化多元化，就只有将各种文化‘译出’到国际共同语（英语），从而成为全球文化的组成部分。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其前提一是保持民族的本色，二是要译介到世界上去，没有‘译出’，就没有世界可言。”[3]（42）
英语教学作为沟通中外文化的一种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超越，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以此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性。开设典籍英译课程和推行典籍文本校园化是学习经典的一种有效方法，能够使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其全球化利益，并培养中国大学生的经典文化意识，将经典的观念文化通过受教过程而转化成为人与为学的思想理念，为人文理性培养带来深远的教益。美国学者南乐山（Robert Neville）就深感儒学经典、儒家的礼仪实践及儒家自我的观念对当代美国教育的相关性，推荐四书和《荀子》及宋明儒学大师（朱熹、王阳明等）的著作和语录的选集作为美国大学教育课程的组成部分。典籍翻译的课程设置应让本科生从大学第一个学期开始就直接进入经典文本英译阅读，加强文化平等对话的自觉意识，成为能够传达中国声音的精英。从世界范围来看，重视经典教育，加强古典语言和古典文化的训练是当前许多国家进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
二、文化经典学习的作用
（一）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是知识经济时代对大学英语教学的更高、更新的要求，更符合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大学英语作为一门课程应该走向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整合，而就大学生而言，人文则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正处于重要的人格发展期和社会关系建立期，需要人文教育来帮助他们完善人格，发展个性，为他们立身、处世、做人提供基本准则。人文精神是大学英语教学目标的核心，且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人文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阵地，今天所进行的大学英语素质教育改革可以向传统文化寻找智慧之光，尤其是典籍所具有的诸多优良品质恰能满足其需要。西方通识教育理论里，永恒主义教育主要代表人物赫钦斯就认为经典名著应当成为学校教育中的永恒学科[4]（65）。典籍英译教学不是把这些典籍作为纯粹的客观知识来传授，而是从当代精神文明建设和英语教育的现状出发，着眼于文化重建和新型教育人才的素质，尤其是精神境界的培养，把英语作为文化载体，传承人类的文明和智慧。今天我们要吸收西方文化，前提是必须很好地了解自己的文化。
另一方面，在大学英语创新教育中开展研究性学习的最佳途径就是以研读中西文化经典为突破口，在人文精神陶冶中锻炼思维，启迪智慧，最终形成能力。与文化经典的直接交流，可以使学生受到人文意境的感染和创造性思路的启示。通过典籍英译研究性学习，将读、思、写三者结合，在研读中发现并解决问题，提高自己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综合运用英语的能力，最终培养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大学英语教师要坚持教、学、做合一的原则，让大学英语课堂成为师生能力发展的场所，人性养育的殿堂，培养学习者的社会责任感。
（二）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先生学术反思的结晶，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5]（190）。费先生曾说：达到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首先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原则。“文化自觉论”虽然着眼点在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但归根结底还是落脚在文化传承主体身上。大学英语中的典籍外译学习恰是主体文化精神从自在走向自觉，从潜在走向现实，从感悟转化为创造的过程。通过典籍英译教学的实施，将民族文化的财富内化，转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精神财富，培养学生的文化发展和创新能力。当代大学生如果对传统文化缺乏理解和自信，在面临强大的外来文化时，一方面陷入一种文化自卑情结，另一方面则产生缺少批判的“简单拿来主义”，最终的结果就是在“文化失根”的情况下陷入新殖民主义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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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知识管理足企业界一个新的管理理念。将知识管理的理念应用于翻译，讨论文化传递中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是一个较新观点。翻译的过程是知识管理的过程，任何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都是知识管理的结果。如果异域义化的产品被当做资产来管理、利用、创造和投资，那么对翻译的知识管理将会变得积极和敏锐。
传统翻译研究的重点多放在原著与译作之间的文本对比上，追求译文与原作全方位契合。传统译论一方面推崇“忠实”，另一方面又无法否认那些“不忠实”，甚至“叛逆”译作的文学和历史价值，使翻译陷人两难的境地。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界的“文化转向”为译学研究开辟了新视角，人们对翻译又有了新的认识重新评价翻译中出现的误译、偏译、改译等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重新定位译者，都是近年来随着翻译文化学派的兴起而日益引人注日的课题。从知识管理的角度看，原作在从文本到译本的转化中，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是知识管理的结果，翻译的过程是知识管理的过程。
一、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 )，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种新的管理理念，为企业界普遍看好。按照知识管理的理论，在信息的增殖链上，分布着数据、信息加识和智慧四个层次每·个层次代表着信息加工的不同阶段:要使数据提升为信息，需要对信息采集与选择，压缩与提炼。而将信息提升为知识，还需要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对信息内容进行提炼、比较、挖掘、分析、概括、判断和推论，对于这个过程的管理就是知识管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知识管理日前有多种定义，如:知识管理是一种有目的的管理进程，它通过对信息管理和学习组织的合理实施，加强组织内部知识的运用，服务于组织的整体利益;知识管理是企业面临不断变化的非连续性环境时，针对组织的适应、生存和竞争能力所采取的一种迎合性措施;知识管理是利用组织的无形资产创造价值的艺术。鉴于知识是资讯、文化背景和经验的组合，笔者理解为知识管理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根据实际需求，凭借经验，对信息进行的加工与提炼，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总之，知识管理一方面把知识作为产品来利用，另一方面利用知识来生产产品，亦即开发组织信息和利用人的知识创新地接受信息，其核心集中在知识产品和创新能力上。
二、知识管理与翻译
如同企业把知识作为产品利用并生产产品，翻译是对文化知识产品的利用与再创造。从根本上讲，原作是信息或文化资源，翻译的根本任务就是把源文化产品改造成目标文化产品。文化的产品结构不同，文化的生态环境也各异，所以一定程度上它是对跨文化产品进行文化本土化，是跨文化交流必须经过的程序。原作从文本到译本所经历的“文化信息的资源供给到接纳”的过程，正是由信息上升为知识的过程。其间，过滤和加工是最重要的环节，亦即对信息内容的提炼、比较、挖掘、分析、概括、判断和推论。如果说知识管理的目标是使最恰当的知识在最恰当的时间传递给最合适的人，以实现最佳的决策，那么翻译的文化日标则是通过对文化资源的过滤和加工，把最恰当的知识在最恰当的时间以最恰当的方式传递给最合适的读者，以达到最佳目的。
翻译中的知识管理过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对文化产品的过滤与翻译中的文化失落
不同的社会，文化也是千差万别。异质文化相遇必然会出现碰撞、冲突。意大利学者翁贝尔托·埃科曾指出两种不同文化相遇产生的二种可能:一种是“征服”，或是教化(即按照A文化模式改造B文化)，或是毁灭;·种是“文化掠夺”;再就是“交流”(互相影响和尊重的双方流程)。翻译并非是直线型的简单过程。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他所处的文化框架或文化范式相隔绝。译者面对文化的多样性，翻译起来就难免陷入两难的困境。他必须在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两极之间做出某些选择和取舍。传统文化因素、文化心理结构等，都会左右译者对其选择和取舍:过滤掉自身不理解、不需要的东西，吸收异文化有用且能与自身传统相结合的部分。译者对源语文本的解读，信息的传递处处受到目标语文化强烈的文化过滤，这必然导致一部分源语文化的失落。
以林纤的翻译为例。在很多人眼里，林纤的翻译是算不上翻译的，因为他总是对原文进行任意的增补、删节。《黑奴吁天录》是林纤与魏易合作翻译的作品，原作在政治和宗教方面对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影响极大，而译作同样对当时的中国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这并非因为译者的“忠实”翻译，正相反，译者对“负载着原著主导意识形态的宗教内容做了许多的裁剪—或是删除，或是淡化，或非宗教化”，他们是用“微妙的自设的审查机制”对知识进行了强烈过滤，进而创造出“一部强烈颠覆原文的翻译小说”，以告知人们:基督教能提供的，中国传统道德观也可以提供。
2.对文化产品再创造与翻译中的文化变形
在翻译的知识管理中，创造性翻译是翻译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如果说过滤注重的是对信息的采集与选择，那么，创造性则是文化过滤基础上的叛逆，是对信息的升华，它是知识管理的主要体现。翻译所必然涉及到的文化上的差异和表述上的困境，使得任何翻译都注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原作的叛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是法国文学社会家埃斯卡皮(Robort Escarpit)提出来的。他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又说:“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指语言)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对一部作品，译者不可能把原作完整无误地转换过来。由于翻译总是跟建立在译者本人风格基础上的创造性思考有关，至少它表现了、强化了、论释了原作中为译者所感悟、所接受的一面，所以这一过程也就必然的是一个能动的再创造过程，是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驱使下完成的创造性翻译行为。屠国元在他的《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一文中，较为详细地阐述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不可避免性。他认为创造性叛逆已经超出了不同语言系统之间单纯语际转换的范畴，而是一种涉及到原作者、译者、读者、接受环境等因素的复杂的活动，翻译创造性叛逆的最根本的特点在于，它把原作引人了一个原作者没有预料到的接受环境，并且改变了原作者原先赋予作品的形式甚至理念，也正是因为这种创造性的改变，使原作在新语境文化中获得新生。创造性是翻译的意义所在，它使得文化在从源语到目的语的转化过程中发生了合理的变形。
在中国翻译史上，严复所译《天演论》算得上是最典型的创造性叛逆翻译的译例了。原本名叫“Evolution and Ethics"(《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这本小册子，是英国生物学家赫青黎所著。在原作中，赫青黎认为自然规律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因其道德标准而不同于自然法则。他写这本书的主旨是为了维护进化论的“纯正”，反对斯宾塞关于进化论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曲解。出于自身所处的话语环境，严复在翻译此书时，明显表现出了别具一格的创意，对原作进行选择、取舍和创造。书名只保留了前半部分的“进化论”，却砍掉了后半部分的“伦理学”，并处处以斯宾塞的理论来反对赫氏强调“道德”的理论。不仅如此，为了让当时的读者更容易接受西方思想，在语言表达上，他还采用适合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阅读习惯和理解能力的古文体，并添加大量按语以发挥、强调自己的见解。1898年，《天演论》正式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国人一时竞谈“天择”、“适存”。“物竟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可以说，严复在当时将最恰当的知识传递给最合适的人，在最恰当的时间实现了最佳目的。严复在他的诸多译著中对异域文化都进行过极精心的过滤和创造。一位外国评论家说，“严复站在尚未经历现代化变化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散落在欧洲著作中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并认为这是中国摆脱落后所必不可少的”。这一主题在经过了严复的“本土价值观的调和与改写”后，成功地震撼了国人。任何时候，译者都肩负着两种文化的中介人的职责，通过翻译的具体过程，量体裁衣，增删去补，甚至把个人的主观意志融入译本中。从某种程度上讲，此种行为不但是译者的责任，也是他们的义务，而任何文本的意义和价值也都不是永恒、封闭、绝对的，而是暂时、开放、相对的，它给译者对作品的过滤加工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3.政治目的明确
知识管理是项高度政治性的任务。“知识即权力”并非秘密。既然知识与权力、金钱和成功有关，那么，知识也与游说、阴谋和密室交易有关。如果围绕知识管理的倡议没有政治活动，这清楚地表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正在发生。操纵学派的“翻译就是文化改写”，也就是操纵的观点，使我们更加明确“翻译从来就不是透明的”。自从翻译不可避免地进入我们的文化之后，“文化政治实践”的操纵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在阶级社会，当翻译不可避免地同上层建筑发生关系之后，翻译就成了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社会的精英阶层在从事翻译活动时，他们的目的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外来文化翻译:即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近现代的西学翻译。众所周知，这三次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三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输人，都是处于中国文化主体意识的统摄之下进行的。中国以强烈的文化主体姿态，将外来文化作为文化利用的“他者”而加以文化过滤和加工改造，以实现安民治国的政治意图。仍以严复翻译为例。高惠群和乌传衰认为，严复的翻译具有五大特点，其一就是严复明确的政治目的—“介绍‘西学’的精髓，宣传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启迪民众共赴救亡图存大业。正因为如此，他选择的翻译都是反映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社会科学著作。王东风认为严复的政治目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个人的政治意识和上层建筑的政治意识相互交织。他成功地通过翻译，利用异域的意识形态颠覆了中国当时的封建传统意识形态，唤醒了知识分子的革命和民主意识。
4、失落与变形的度
既然翻译不可能是一种完全的复制行为，它会不可避免地伴随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而且，这种失落与变形本身也不是永远固定不变和唯一的。那么，失落与变形的度又该如何把握呢?伽达默尔在阐释对作品的理解时说:“理解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作品的义场永远是一种不断开放的结构，其意义需要读者的不断阐释来激活它，阐释的最好方法是使作者视界和读者视界融合。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也视创造性为其价值的主要表现。所谓“于拘限中掌握自由”，即接受文本(原作)限制，同时必须超越文本。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并非全然决定于译者本身。在更大程度上，这种叛逆是由译入语读者及其阐释环境共同造成的。以上两种说法其实表明同一个观点:阐释活动并非纯粹个人主观活动，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状况本身所造成的阐释环境，以及译入语读者的反应，都可以决定外来文化的荣枯。只有当译作适应了译入语的文化语境并得到读者的认可接受，创新才能得以实现。正如《天演论》译序所云:“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严复选择典雅的古文，也是囚为主体文化的规范和文化环境的制约。由此可以看出，文化信息失落与变形的度，恰恰体现在知识管理的运作中。把握好翻译的知识管理，也就把握住了信息失落与变形的度。
论文摘要：我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引发了争论，中国艺术界只有立足当下，正确理解“现代性”，客观地对待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发扬“拿来主义”精神，区别对待西方的现代科技文化与文化艺术。将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传统艺术辩证、有机的结合起来，方能实现传统艺术真正的现代化。
前言
由于“现代性”的内涵是随着时代、地区、民族等因素而产生不同，所以我们要将这个概念运用到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问题中时，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用辩证、发展的方法将西方的“现代性”与中国的传统艺术中“民族性”的有机的结合起来。
一、艺术“现代性”的产生与发展
对于什么是“现代性”，福柯在其《什么是启蒙》中说：“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把现代性想象成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有特定人民所作的资源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因此，“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超越、发展传统的行为或观念。黑格尔更认识到了现代性对于艺术的现实意义：艺术家拥有创作的自由：
l9世纪中后期至今的现代、后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就是艺术家们自由的进行艺术创作，不停突破传统、进行各种艺术实验的表现。但是，二者所表现出的“现代性”含义又是有所不同的。现代主义艺术中的“现代性”与欧洲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动荡有着不可磨灭的关系。工业革命导致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宗教神话思维被现代科技理性所取代。这种宗教整一性意识遭到彻底破坏，必然带来了全社会性的困惑、混乱和焦虑。艺术领域中先后出现了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以及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各种我行我素的实验艺术，就是艺术家面对这种社会剧变所作出的反应。而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以及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后，艺术家们开始将自己完全淹没在现代科技文化的浪潮中，不再象19世纪的痛苦挣扎，通过回归自我来对抗科技压力，而是开始满心喜悦的享受了，后现代主义也就是因此现了。虽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风靡，标志着统治西方200多年的“现代”世界观的危机，但实际上“后现代”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的“现代”观呢，它们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了与传统更多更大的不同而已，他们是有着本质的联系的。因此，当我们借鉴西方的“现代性”观念时，必须用辨证和发展的眼光来看，而不可断章取义。
二、西方“现代性”的扩张
除了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去看“现代性”，还要注意由于发展先后、经济基础不同、社会制度差异等因素所造成的东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强势和弱势之分。注意到这个因素，就不会迷失自我而盲目的被他人所左右。
发端于经济全球化的文化全球化，就是这么一个源自西方世界的强势文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不仅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也成为“文化全球化”的主导；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扮演着弱势的角色，传统文化不得不面对着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的猛烈冲击。“全球化”的美国文化被形象地概括为“三片”，即代表美国饮食文化的麦当劳“薯片”、代表着美国电影文化的好莱坞“大片”、代表美国信息文明的硅谷“芯片”。而在艺术领域，美国在二战后借助其霸权化的科技、经济、政治地位向满目疮痍的欧洲推广美国式艺术，先后树立起了滴洒抽象表现主义、集合主义、波普艺术、极少主义、观念主义等符合美国意识形态需求的艺术流派，并使之随着经济全球化扩张到世界各地。在二战后3O年内，美国式艺术成为世界性艺术，成为世界艺术发展的风向标。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认为，相对于政治经济的硬力量，文化是一种软力量，但是它对社会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却是持续不断的。英国学者汤林森更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文化殖民，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在全球的扩张。虽然汤林森说的看起来有点偏激，但是文化全球化传播的力度和强度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其发展势头不容忽视。
因此，面对从西方蜂拥而来的现代、后现代艺术文化，作为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有着历史悠久的文化艺术成就的中国，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是相当重要的，既不要盲目崇拜，也不要妄自菲薄。
三、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
如何实现中同传统艺术的现代化，现在存在三种观点：一，立足于过去。赞同这种选择的人主张用“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部分”去“抵制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西方腐败的意识文明，保持民族固有的美德与自尊”。二，立足于未来。赞同这种选择的人，强调“中同画可以推向世界，为了世界性、历史性的需要，让世界接受中国画”，立足于现在。这批论者倾向于中国美术的现代化，面对严峻的现实，对传统进行深刻的反思。很明显，前两种观点不仅忽略了传统的实践性或延续性，把传统看作静止的、凝固着的东西，还属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观，是不明智的，也是行不通的?而第三种观点是较为符合现实需要的，冈为它是以发展和辩证的方法去看待和解决我国艺术目前面临的问题。首先，我国艺术必须是要发展的，而来自外部的促动和营养是必不可少的素。比如，被中华民族视为悠久历史传统的象征的“塔”这种建筑形式，其实是来自印度的舶来品，是随着佛教在东晋传人后才在中困遍地开花的。中世纪时期的伊斯兰围家之所以获得在科技文化上的巨大发展，是因为他们翻译了大量卉希罗的文化典籍，而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以这些著作作为启蒙和基奠的。现代的美国文化之所以能在全世界迅速传播，除了其科技、经济高度发达的原因外，其本身的文化“杂合”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一。此，并没有什么纯粹的文化可供民族主义膜拜；文化艺术的发展，除了在自身寻找发展规律外，寻求外来文化的帮助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以何种态度对待随经济、科技、传媒浪潮奔袭而来所谓“强势文化”，是传统艺术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美同在世界上确实占有领先地位是科技文化，此，正如有史论家所说的“美国当代艺术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技术的表现”在它的后现代艺术里，从集合主义、波普、超级现实主义、构成主义、大地主义、装置艺术以及广泛化的观念主义艺术，无不充斥了美国科技文化语境中的图像和技术产品，科技文化的产物成为艺术家创作的表现对象和手段以新奇体验代替审美，混迹于生活取代艺术的精英意识成为艺术的新内涵此，这种艺术已经完全脱离艺术的文化传统只是高度发达的科技、经济甚至政治的产物。以这种认识为前提，就不会将“非艺术化”的后现代艺术与发达的科技文化混为一谈，不会盲目的崇拜或反对外来的现当代文化一以“拿来主义”的方式，对于我围经济科技发展有利的先进的科技文化可以全盘接受，而对不符合我闰发聪现实，与我周艺术传统形式或意识完全割裂的后现代芝术．就要小心谨慎，只能吸收其“合理内核”了。
除了纯艺术领域，在应朋艺术领域也要特别注意防止中国本土文化识别特征的丧失、从西方传到中国的现代艺术设计由于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以及它本身所具备的易推广、易操作等的特性，使其在短短几十年内广泛进入了我们的生活。然而，这种“繁殖”迅速的现代艺术设计，却会因为他的标准化、可量化、科学化的特性却极容易使一个国家民族的传统艺术设计丧失殆尽。在现代艺术设计刚刚在欧洲推广的时代，莫里斯的新工艺美术运动就是欧洲传统手工艺在遭到几乎是灭顶之灾时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反抗。我国目前的艺术设计正在重蹈覆辙，中国优秀的传统艺术已被许多开口包豪斯、后现代的现代设计师抛掷脑后，难怪一位日本设计师看过了浦东蔓延的摩天大楼后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中国没有现代设计!”。因此，在学习利用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时，不仅要看到它的优势，更要认识到他的局限：过于注重功能和形式而没有文化底蕴，放之各国皆准却而没有民族特色。这种统一的设计思路和模式将会使我们的现代文化完全失去中国的民族特色。只有采取双赢的结合战略，将源自西方的“现代性”与我国的“民族性”相结合，将西方现代艺术思想和中国传统艺术有机的结合，才既能实现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又能保持了艺术的中国身份。将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注重功能、标准、量化的特点与我国传统设计中的注重感性、象征的审美特色以及深厚的文化内涵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中国传统艺术设计的现代化；认清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实际上是西方工业革命、现代科技革命的产物这个事实，就会知道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不仅要吸收西方现代艺术思想，更要考虑到我国的当下社会发展阶段，更要考虑我国本身的艺术传统。只有这样，才既不会陷入设计领域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又不会失去艺术的中国身份。
【基金项目】该论文为安徽省教育厅质量工程项目“外语教学中‘渗透式’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模式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4jyxm421。
【依托项目】该论文也是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英语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编号：2013zy08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6-0105-01
一、外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必要性
随着科技、经济和多元文化的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越来越受到教育界的重视，不论是哪种类型或层次的外语教育，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教学目标。赵芳分别对河南大学、郑州师范学院和琼州学院的学生展开问卷调查，调查发现，学生的国外文化知识主要来自于外语教学，其中50%的学生表示也经常通过媒体了解外国文化，19%的学生表示经常和学校的外交接触，17%的学生偶尔参加文化活动或培训，8%的学生偶尔参加驻华外国机构的活动，3%的学生与学校外交以外的其他外国人接触。97%的学生从未去国外旅游、探亲或游学。外语教育责无旁贷地承担着国家未来跨文化人力资本的语言与文化教育的重要任务。课程是教学的内核，鉴于此，本论文聚焦于“大学英语精读”和“美国文学” 两门必修课程，从微观层面探讨跨文化交际能力“渗透式”培养模式的具体应用。
二、“精读”和“美国文学”中的文化渗透
跨文化交际能力框架由意识、知识、能力、态度和素养五部分组成。“渗透式”模式是将跨文化能力培养主线贯穿每一个教学环节，渗透到学生的个体发展中，形成完整的跨文化能力培养体系。
“大学英语精读” 课程是专业基础模块的第一门课程，总学时最多，贯穿整个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因此抓好这门课程文化教学的合理渗透对整个专业建设至关重要。我们分别整理出各单元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内容，将其与该单元语言点紧密融合进行教学。这些内容具体包括中美教育中的交流与独立、中美谈话方式的差异、中美银行发展及特点、说说中美侦探小说和间谍形象、中美思想文化渊源、说说“天人合一”、 自然对人的精神与性格的作用（中美对比）、说说儒教和基督教对“人性”的理解、犬儒主义与老庄思想、认识及中美对犯罪的惩治、希腊神话故事和中国神话故事、中国侠士与西方骑士、透视中国民族政策与西方种族政策、美国的独立革命与中国的、文明与欲望等。
“美国文学”在我校是第四学年第一学期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该门课程以陶洁主编的《美国文学选读》（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为教材，我们精心设置第一文化课堂和第二文化课堂，构建跨文化语境，提供文化信息和开展文化体验。第一文化课堂每个单元结合文学文本进行一定程度的中美文学、文化比较，包括富兰克林道德伦理观的中国渊源、爱伦?坡与鲁迅小说创作之比较、爱默生与中国当代文学、陈小青与《霍桑探案集》、《白鲸》中的辩证法、梭罗与海子、苇岸、朗费罗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马克?吐温的中国情节、从《海上扁舟》反思人文主义、舍伍德?安德森作品中的老庄思想、村上春树对菲茨杰拉德的继承与创新、福克纳与莫言作品比较、白先勇与田纳西?威廉斯、阿瑟?米勒对当代中国戏剧的意义等。第二文化课堂包括学习汇报表演（以辩论赛、诗歌朗诵、演讲、戏剧形式）、“我说名著”读书报告会、自习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故事和圣经故事（制作PPT展示）等。
三、总结
本论文研究在“精读”和“美国文学”课程中，结合各单元的课文语言点和文学文本，有针对性地进行中西文化比较，一方面展示并讨论中西文化中固有的建构代码，注重文化核心层――心理/意识形态层，一定程度上接触中西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信仰；另一方面，有效克服EFL学习者学习过程中的文化身份焦虑，即对本民族文化的迷失、担忧、自卑、怀疑、排斥，甚至厌恶和对外来文化的过度欣赏、向往、追捧和模仿。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是一项复杂的综合工程，以上两门课程的“渗透式”跨文化教学仅仅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希望这一研究为其它各门课程和各个环节的“渗透式”跨文化教学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论文摘要】自古以来，“修身”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对其进行阐释的经史典籍也数量繁多。西汉著名文学家扬雄的《法言》就是其中一个杰出代表，尤其是《法言·修身》篇中对“四重”的总结可谓精炼传神。该总结词约义丰、便宜传颂对后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将从“四重”的内涵入手，分析其在当代的现实意义。
自古以来，我国的传统儒家文化一直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修身”放在了比“齐家治国平天下”更重要的位置，可见“修身”之重要。我国有无数经史典籍多样化的阐释着对“修身”的理解。西汉著名文学家扬雄的《法言》就是其中一个杰出代表，尤其是《法言·修身》篇对“四重”的总结可谓精炼传神。该总结词约义丰、便宜传颂对后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对其加以分析：
一、“四重”的涵义
所谓“四重”指的是西汉文学家扬雄在《法言·修身》篇中对修身法则总结的一种合称，指的是“重言、重行、重貌、重好”。它分别从言行举止、仪表喜好上对人们提出了要求，倡导人们要重视自己的语言、行为、外貌、喜好，是一种内外兼修的修身法则。该总结词约义丰、通俗易懂、便于记忆操作可谓经典之作，虽时隔千年，但仍久盛不衰，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二、“四重”的新内涵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人们不断赋予“四重”新的内涵。在当今一个经济全球化、政治一体化的时代，中外交流不断广泛深入的同时也给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深受外国思想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越来越少。使得现在很多有识之士，极力倡导恢复国学、拯救中国传统文化。这就要求我们赋予“四重”新的时代使命。
（一） 重言：指人们要重视自己的语言。从宏观上指要重视自己的民族语言。民族语言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主要标志，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生存的有力支撑。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本身的语言没有了，那是很可悲的一件事。一个连本民族语言都掌握不好的人将是民族的罪人、历史的罪人。如果我们不重视学习保护自己的民族语言，使我们的传统民族语言逐步被外来文化吞噬融合直至消亡，那我们民族的民族精神和灵魂也在随之消亡。当今很多年轻人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了学习外语、了解外来文化上，而对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知之甚少，写错别字、写文章有语病、对成语典故理解不透彻、读不懂古文资料的现象屡见不鲜。很多人往往意识不到，这些行为都在严重的损害着我们的民族语言。所以我们不得不“重言”。
从微观上指要重视个人语言修养。语言是展示人整体素质和修养的主要媒介，因此人们要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语言修养，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应不断提升自己的语言修养，不说与自己身份不相符的话。
（二） 重行：指人们要重视自己的行为。从宏观上指要重视带有民族特点的行为。
带有民族特点的行为同样也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主要标志。如果一个民族带有民族特点的行为消逝了，这个民族也就消亡了。随着社会的发展、目前我国很多带有民族特点的行为逐渐为人们所淡化，尤其是在大城市表现更为明显。春节、端午、中秋、婚礼、寿辰等很多重大节日及庆典也逐渐丧失了很多传统的习俗与活动，趋于简单化。这同样也严重的损害着祖国的传统民族文化。
从微观上指要重视个人行为修养。行为活动是反映人各方面素质和修养的主要方式。人的行为活动要道德、文明、积极、向上。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行为修养，做正直、善良、孝顺、有上进心、有责任感的人。
（三） 重貌：指人们要重视自己的外在形象。外在形象是我们对人或事物的第一外在印象，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的外貌可以给人身心愉悦的审美感受、同时重视自己的外貌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和重视。“美的外貌”并非单纯指外在长相，而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独特气质。它需要具有内外兼修的素质与修养。人的长相无法选择，但人的气质和修养却可以不断培养和提高。“重貌”也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善于打扮、穿着入时。而是能够在适当的场合、穿着得体大方、让别人感到自己的尊重与重视，让人感到身心愉悦的一种能力。很多人只重视内在品性的修养而忽略了外貌的修饰，这是不够的。如果在某些重要的场合，我们穿着随意不得体，往往给人不够重视的感觉，往往会影响到整体效果。也有一些人有很多价值不菲的服饰，但搭配起来却效果不好。因此会美也是一种能力，也是需要学习的。“重貌”往往会在“重言”、“ 重行”的基础上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四） 重好：指人们要重视自己的嗜好。爱好在人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好的爱好可以使人脱离低级趣味、变得志向高远、博学多才。相反不好的爱好则可以使人懒散懈怠、不思进取、误入歧途。比如读书可以使人博学睿智、而赌博则会容易让人倾家荡产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因此“择好”也如择偶，人们要高度重视嗜好对人发展的影响力，慎重选择自己的爱好。才能使自己具备高洁的品性与才能。
三、“四重”之间的关系及作用
《法言·修身》中的“四重”是一个彼此之间既有一定独立性、同时又关系密切、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它
们分别强调着“修身”的不同侧面，同时又共同支撑起一个完整的优秀品格。这“四重”概况精炼准确、全面质朴，缺一不可，对后世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扬雄认为“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重则有威，好重则有欢。” 的确，如果我们在修身时用这“四重”作为时刻提醒自己的行为准则，不但可以使自己过的充实快乐、增长自己的品德才干、增强自己的自信心， 还能赢得别人的认可与尊重，为自己赢得良好的发展机会，更能较好的传承祖国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使国家民族繁荣昌盛、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1]《扬雄〈法言〉思想研究》郭君铭广西师大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