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5 05:13:5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资本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经济增长与要素投入的关系是一个学术界长期关注的课题。1956年，索洛修正了Harrod－Domar模型的生产技术假设，运用资本与劳动可替代的C－D生产函数创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量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相同的实物资本投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所带来的收入有着很大的差距。于是，人们开始关注物质资本之外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其演讲《论人力资本投资》中首次提出人的知识、健康、技能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大于物质资本投资［1］。他发表的《关于农业生产、产出与供给的思考》、《人力资本投资》、《教育与经济的增长》等著作使之成为构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第一人。此后，学术界关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越来越多。1964年，贝克尔的《人力资本》一书系统阐述了形成人力资本的各类投资及其产生的收益［2］，这一著作被西方学术界认为是“经济思想中人力资本投资革命”的起点。丹尼森是最先进行人力资本要素作用计量分析的学者，他通过精细的分解计算，论证出1929－1957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中，有23％的份额要单独归功于美国教育的发展，从实证方面论证了舒尔茨的观点。1986年，罗默在其文章《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知识这一变量，构建了知识溢出和驱动模型。他认为拥有特殊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3］。1988年，卢卡斯在《经济发展的机制》中提出了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型，认为真正促进经济增长的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离不开人力资本的积累［4］。除此之外，当代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在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的途径、人力资本的外溢作用、人力资本质量的研究以及政府政策对人力资本的影响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关于人力资本外溢作用的经验研究始于Rauch，Rauch从美国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差异的现象入手，利用1980年美国200个标准大都市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出这些都市每年教育水平会带来3％的生产率增长，人力资本外溢作用大约在3％～5％之间［5］。Cronovich研究了政府人力资本密集型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政府支出向熟练劳动力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转变引起了熟练劳动力价格的相对变化、研发部门（比其他部门使用更密集熟练劳动）的收缩以及创新率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6］。Barro用数学和科学测试中的IQ作为教育质量的指标，证明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影响最显著的部分是它的质量，而不是它的数量（用分配到教育体系中的财政资源来度量）［7］。
我国学者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对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才在国内发展起来。总的来看，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个方面。在定性分析方面，主要是论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刘迎秋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述了人力资本在实现国民经济高速成长中的作用，认为过去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忽视了与物质资本不同的人力本身所具有的资本属性，因而才没有使本来能够发展得更快的国民经济实现其应有的高速发展［8］。向恒从人力资本角度解读贫困，在分析我国主要反贫困对策的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人力资本投资是消除我国农村贫困的一种战略选择［9］。在定量分析方面，沈利生、朱运法把不同教育的成本进行加总，以此来衡量人力资本，并通过行业分类建立模型，定量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此外，国内学者还运用中国的经济数据，从实证角度考察了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10］。周天勇运用教育收益率法测算出1953－1990年间我国的人力资本平均增长率是13．43％，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是22％［11］。王小鲁和樊纲用教育程度和专业技术人员来衡量人力资本，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人力资本的地区差异是制约中西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12］。安徽省是劳动力资源大省，是中部地区劳动力最为密集的地方，通过对人力资本与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可以对安徽省的人力资本优化配置以及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切实可行的意见与建议，这对安徽省的经济结构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基于安徽省1990－2012年的经济数据，从实证角度来研究安徽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研究结果的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 模型构建
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是一个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因此，研究两者关系首先得确定一个具体的生产函数模型。以往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模型，诸如C－D生产函数、Harrod－Domar模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等。本文将采用最常用的C－D生产函数来研究这一问题。由于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影响通常是通过劳动力素质、技能、知识水平的提高实现的，因此，在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不能将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分开来分析，本文通过两者乘积的方式引入人力资本这一变量。
3 指标和数据处理
3．1 指标确定
（1）总产出Y。文章选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安徽省经济总产出。
（2）物质资本K。对于物质资本的估算，以往学者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以某个数据较完整的年度为基础，根据前后各期的新增投资和资产折旧率来估算各期物质资本存量；另一种是直接用固定资产投资额来替代物质资本存量。本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研究重点是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而并非测算人力资本对经济的贡献度，所以采用后一种方法，用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额来代替物质资本存量。
（3）劳动力L。劳动力这一变量用安徽省就业人数来衡量。
（4）人力资本H。如何衡量人力资本水平是本文的一个重点。传统的衡量方法有两种：一种叫资本形成法，即根据形成人力资本的各种途径（如教育、医疗保健、在职培训等）所费的总成本来测量；另一种叫教育年限法，即直接用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目前较为常用的是教育年限法。第一种方法考虑的因素较为全面，但是各种成本的测量不方便，数据的可得性较差。而后一种方法仅仅考虑了教育这一个因素对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这是比较片面的。本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综合教育、医疗保健这两大因素，选用安徽省人均教育经费、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数量、高校毕业生数、人均卫生经费、医疗机构数、卫生人员数这七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一个综合指标来衡量安徽省人力资本水平。
3．2 数据整理
本文收集整理了1990－2012年安徽省相关经济数据，其中GDP、固定资产投资额、就业人数这三个指标的数据获得相对较为容易，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安徽省统计年鉴。人力资本综合存量需要通过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由表1可以看出，人均教育经费、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数量、高校毕业生数、人均卫生经费、医疗机构数、卫生人员数这7个指标可以提取一个主成分，就用这一个主成分来衡量安徽省人力资本水平，记为H。由表2可以得出：H＝0．985 X1＋0．882 X2＋0．951 X3＋0．974 X4＋0．953 X5＋0．903 X6＋0．963 X7其中X1、X2、X3、X4、X5、X6、X7分别表示人均教育经费、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数量、高校毕业生数、人均卫生经费、医疗机构数、卫生人员数。由此可以得出1990－2012年安徽省人力资本综合存量。
4 实证研究
4．1 平稳性检验
本文所选的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在估计模型前有必要对这些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采取常用的ADF检验法。检验过程中的滞后阶数按照AIC准则来确定，AIC的值越小，滞后阶数越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时间序列lny、lnk、ln（hl）的ADF值均大于临界值，所以不能拒绝原假设，即原序列非平稳。原序列一阶差分后得到Δlny、Δlnk、Δln（hl），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一阶差分序列的ADF值均小于临界值，所以拒绝原假设，即一阶差分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
4．2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ADF检验可知，安徽省的lny、lnk、ln（hl）是非平稳的，服从I（1），Δlny、Δlnk、Δln（hl）是平稳的，服从I（0），在此基础上可以对HL与Y之间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上述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度水平下，安徽省的人力资本综合存量与GDP增长之间存在着Granger因果关系，ln（hl）是lny的Granger因，但lny不是lnhl的Granger因。这说明安徽省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原因，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是，经济增长却不是人力资本增加的原因，这与现实中教育投资不断上升是不符的。
4．3 协整关系检验
为了区分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以及避免出现虚假回归的问题，需要对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常用的检验方法有E－G检验法和Johansen检验法。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法。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SC）准则，确定最佳协整滞后阶数为2。另外，由于文章所采用的理论模型是：lnYt＝α＋αlnKt＋βln（HL）t＋ε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34．408 0＞29．797 0，4．937 5＞3．841 5，所以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和至多存在两个协整关系这两个原假设。又13．468 5＜15．494 7，因而不能拒绝至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所以Johansen协整检验的最终结果是：lny、lnk、ln（hl）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安徽省经济增长、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存在着某种长期均衡关系。
4．4 长期均衡关系模型估计与分析
（1）安徽省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均为正数，说明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安徽省的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这与以往的理论上的研究相一致。
（2）安徽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大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说明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超过了物质资本的投资。可能的解释有两个：一方面，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投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从而使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减少；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不仅会通过劳动者知识水平、素质、专业技能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效应，也会通过增强本地区吸收消化新技术、研发水平的提高等方面间接地推动经济增长。
4．5 误差修正模型
由Johansen协整检验可知安徽省经济增长、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在短期，这三者之间可能是非均衡关系。对于短期非均衡关系可以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来表述。采用的方法是Engle－Granger两步法：先建立长期均衡关系模型，再将长期均衡关系模型中的残差作为非均衡误差项加入到误差修正模型中，并用OLS估计相应参数。从ECM模型可以得出：
（1）安徽省物质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短期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效应，这与长期均衡关系模型的结果一致。本期人力资本投资增加1％，本期GDP将增加0．3738％。
（2）误差修正系数为－0．537 6，符合反向修正机制，且t值显著，说明安徽省每年实际的GDP与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的68．8％被修正。该误差修正模型反映了安徽省经济增长受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短期波动规律。
5 结论和政策建议
5．1 结论
本文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量出了安徽省1990－2012年各年度人力资本水平，接着利用相关计量知识得出了安徽省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以及反映两者短期关系的误差修正模型，得出的结论是：（1）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安徽省的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长期来看，人力资本每增长1％，GDP将增长0．4957％。（2）安徽省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大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说明近年来安徽省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越来越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越来越突出。（3）人力资本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它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的协调配合。
5．2 政策建议
安徽省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已经成为了影响安徽省经济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且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超过了物质资本要素的投入。为了能够更好地继续发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给出了以下建议：
（1）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推动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人力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它的形成需要长期的投资开发。根据舒尔茨的理论，人力资本的形成来源于五个方面：教育、医疗保健、在职培训、非企业组织的学习项目、个人和家庭适应于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其中教育是关键因素。因此，必须进一步发挥政府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主导作用，加大政府财政对教育的支出、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改善教育结构。同时鼓励个人和社会团体对教育方面的投资，提高民办和公办教育的质量，推动教育事业不断发展。
（2）制定激励政策，吸引并留住人才，保证人力资源合理流动。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安徽省人口流出总数位列全国第二，劳动力流失较为严重。因而，政府在重视教育、培养人才、提高劳动者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的同时，更要为人力资源的发挥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保证其合理流动，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摘要
本论文借鉴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抱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考察马克思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结构入手，抽离出“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四组基本的话语组合方式，为了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把阐释归入“历史/历时/特殊/具体”，而排斥“自然/共时/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对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并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所在，而辩证法恰恰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叙述动力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诉求，马克思是如何在“辩证法”的运动中纳入“历史”的声音，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突破文本的叙述抵达历史的艰辛，这对于语言学转型以来处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在后结构主义解构“宏大叙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自然-历史、共时-历史、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抽象人类劳动、剩余价值、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马克思、以及《资本论》的态度不得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改革开放是在批判“”历史的基础上开启的，而在思想领域则伴随着对于教条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不再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一些曾经借助批判和拒绝的东西浮现出来，中国究竟是在“发展主义”2的历史允诺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还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对社会持有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又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和的价值，并把其作为介入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幽灵”4又回来了（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从没有离开过），或者借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语“因为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5，可以说，并没有被历史想象性地“终结”6。
正如20世纪法国著名结构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一书的开篇就写道：“毫无疑问，我们都读过《资本论》，而且仍在继续阅读这部著作”7，阿尔都塞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以哲学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读法”来重新阅读《资本论》，以便恢复苏共“二十大”以后人们对的信仰，这样一种“保卫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们今天阅读《资本论》的主要的哲学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结构主义的烙印。因为《资本论》首先或许最终是一个文本，尽管马克思从没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现在文本中，他更关注文本的实践意义，但是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已经很难获得这份突破文本而抵达历史的自信，或者说支撑马克思信念的哲学根基已经动摇了，尤其是20世纪初期在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以及最终波及到整个社会人文学科的结构主义，似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阅读和阐释还依然有效。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资本论》应该属于马克思所深处的历史的“必然”产物（至少马克思这样认为，否则他就不会坚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学的和真理的），这并不是说《资本论》中所讨论的问题不适用于当下的历史，而是一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试图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和话语结构，并通过考察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检验这一系列话语结构及其辩证运动是否能承载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叙述任务，这或许也是处理的“遗产”以及偿还其留下的历史“债务”10的一种方式吧。
关键词：平衡,均衡,宏观调控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既联系又区别的经济学理论，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两种理论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都有其实践性，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西方经济学的均衡和政治经济学的平衡的概念比较
西方经济学的均衡是“equilibrium”在经济学中的解释有：1.equilibrium as a balance of forces,即多种力量的平衡；2.equilibrium as a state of rest(a stationary state),即一种静止的状态；3.equilibrium as a state of uniform movement(a steady state),即一种不变的运动状态；4.equilibrium as a constrained maximum,即被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5.equilibrium as an optimum,即最优化；6.equilibriumas rational action,即理性的行为；7.equilibrium as a situationof consistent plans,即计划一致的情形[1]。论文参考。所以均衡被我们理解为任何一个经济决策者都不能通过改变自己的决策以增加利益时的状态。
政治经济学中平衡所使用的单词是“balance”比如“Sofar as the balance is restored by the fact that the buyer acts later on as aseller to the same amount of value……”[2], “balance”的释义为：“conditions of being steady,conditions that when two opposing forces are equal.”。显然政治经济学中的“balance”与西方经济学中的“equilibrium”有其不同的内涵。
平衡主要包括两层含义：货币需求和商品价格总额相适应；社会再生产中总产品的实现。
二、马克思的典型平衡理论简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立了平衡分析法，指通过对事物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相对平衡状态进行研究，从而揭示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方法。马克思在分析价值和价格的关系、分析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形成、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都用到了平衡分析思想，但是我个人认为主要集中在第二卷第二十章和第二十一章阐述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1、简单再生产。我们知道简单再生产的均衡条件是：
马克思在“先不考察作为交换媒介问题的货币流通”的情况下，专门研究了简单再生产中实物量在第Ⅰ、Ⅱ部类内部以及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比例，从而得出简单再生产中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的条件：Ⅰ（V+M）＝ⅡC即基本均衡条件表示第一部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去投入的不变资本后等于Ⅱc。因此，生产时投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于或少于Ⅱc时，平衡不能实现。另两个方程揭示出：第一部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于Ⅰc+Ⅱc，第二部类的社会不要劳动时间等于Ⅰ（v+m）+Ⅱ(v+m)。论文参考。
2、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在简单在生产的基础上放弃没有积累的假设，将m的一部分用于积累，用于扩大生产追加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分别用c和v表示。设m用于消费的部分为 ，用于积累的部分为 ，则推导出扩大再生产的均衡方程式为：
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的条件表明：社会再生产过程“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 [3]。即要使社会资本再生产顺利进行，必须使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Ⅰ和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Ⅱ的供给和需求之间保持实物量的平衡和价值量的平衡，即总量和结构都要平衡，甚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在第Ⅱ部类的内部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也要平衡[4]，为此要求第Ⅰ、Ⅱ部类及部类内部各部门协调发展。
所以，可以看出平衡包含了：1.在价值量上，各部门的供给和需求应相等；2.在结构上各部门提供的实物量必须供需相等；3.在进行投资时，必须应用宏观调控使各部门间以及各部门内部的比例协调。
三、西方经济学的均衡理论简述
《萨缪尔森词典》中对均衡的定义为“在经济学中，其含义是指经济中各种对立的变化的经济力量处在一种均衡静止、不再变化的状态，其价格和数量使购买者和供应商达到愿望一致。”均衡分析方法是在对研究的问题所涉及的诸经济变量（因素）中，假定自变量是已知的或不变的，然后，分析当因变量达到均衡状态时会出现的情况及需具备的条件，即所谓均衡条件。均衡分析可分为一般均衡分析和局部均衡分析。一般均衡分析，是指在充分考虑所有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情况下，考察整个经济系统完全达到均衡状态时的状况，和达到均衡的条件。局部均衡分析假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考察单一的商品市场达到均衡的状况和条件。
一般均衡论是研究整个经济体系的价格和产量结构如何实现均衡的一种经济理论，所以也称为总均衡分析。它由19世纪末里昂·瓦尔拉斯提出。一般均衡分析把整个经济体系视为一个整体，从市场上所有各种商品的价格、供求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前提出发，考察各种商品的价格、供求同时达于均衡状态条件下的价格决定问题。一般均衡分析重视不同市场中的商品的产量和价格的关系，强调经济体系中各部门、各市场的相互作用，用公式表达为：
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分析方法。但由一般均衡分析涉及到的经济变量太多，而这些经济变量又是错综复杂和瞬息万变的，因而使用起来十分复杂和困难。
局部均衡是指某一时间、某一市场的某种商品（或生产要素）的价格或供求量所达到的均衡，是一个市场上的均衡。如果假定某一市场对其它市场不产生影响，其它市场对这一市场也不发生影响，即孤立地考察某一市场的某种商品（或生产要素）的价格或供求量达于均衡的情况，就是局部均衡分析，或称局部均衡论。马歇尔是局部均衡论的代表人物，他在其价值论和分配论中广泛运用了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例如，他的均衡价格论，就是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即假定某一商品的价格只取决于该商品本身的供求状况，而不受其他商品价格、供求状况等因素的影响，这一商品的价格如何由供给和需求两种相反力量的作用而达到均衡。
四、西方经济学均衡理论与马克思平衡理论的比较
1.从假定前提来看，平衡分析假定市场是出清的，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即此时供求是一致的、信息是充分的，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均衡分析法的假设前提是变化的：一般均衡分析跟平衡分析一样，假定市场是出清的；局部均衡则认为市场是不对称的，是非完全竞争性的。
2.理论基础不同。均衡理论的理论基础是均衡价格论，均衡价格论主要关注的是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或不同商品相对价格的确定问题。这种均衡价格论只是停留在价格的现象形态上，它不涉及价格的内容——价值及价值的实体和本质等问题，因而是一种没有价值论作基础的价格论。平衡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对这个理论来说，价值的实体和本质是价值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这样，通过对商品价值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被商品交换这种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论文参考。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要深刻得多。
3.从行为主体的界定来看，平衡分析把消费者和厂商等行为主体界定为一定资本关系的人格化。“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5]均衡分析中，一般均衡分析把经济主体界定为经济人，即理性行为人，“经济人”思想把追求私利作为经济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公开确认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和动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局部均衡则把经济主体界定为相互影响的经济人，即相对理性行为人。
4.分析方法不同。均衡理论是一套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从它产生至今，始终注重运用数学方法，对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及效率性等问题进行严格的证明。由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定性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和过渡性，因此，他主要是对与一般均衡有关的问题进行文字说明和理论论证，而没有像西方一般均衡理论那样，用高深的数学方法对一般均衡进行严格的证明。因此，马克思平衡理论没有取得西方一般均衡理论那样“严密”的形式，尽管这一理论的科学性是不容置疑的。
5.从主要结论来看，通过平衡分析法得到的经济结论时有阶级性的，这个结论是有利于劳动者阶级。均衡分析法得出的结论也具有阶级性，因为实质是研究经济利益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和协调，所以不同的结论必定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由于理论研究的目的不同，均衡理论和平衡理论对均衡稳定性的看法也就不同。一般均衡理论的目的是要证明市场经济的有效性，而马克思平衡理论的目的则是要证明市场经济的局限性。一般均衡，只不过是一种与现实经济生活无关的假想状态。马克思的平衡理论则认为，均衡的稳定性只是相对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般均衡只是作为一种趋势而存在的，现实的状态往往是一般非均衡，市场价格和均衡价格往往是不一致的。所以，马克思的平衡理论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更现实，也更能经受经验事实的检验。
6.从政策导向来看，平衡分析法易导向宏观调控，其中包含的基本经济思想是：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因此要实现平衡，必须依赖政府的调控。均衡分析分易导向自由主义，因为这种方法认为供求双方的运动自然会达到均衡，政府的干预会破坏均衡的实现。
所以，我认为马克思的平衡理论虽然没有取得西方一般均衡理论那样“严密”的形式，但它在内容上显然要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深刻得多。
[1] 《商场现代化》2006.1下旬刊，总第456期第27页
[2] 《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一章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38页。
[4] 《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第二十章第447-458页
论文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力资本在 经济 发展 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也备受国内学者的青睐。实际上，早在舒尔茨之前，马克思的著作中就已经包含了丰富的人力资本思想。文章将散落在经典著作中的人力资本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为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发展思想受到了挑战，单纯从 自然 资源、实物资本和劳动力的角度，已经不能解释经济增长的全部原因。在舒尔茨看来，人力、人的知识和技能是资本的一种形态，称为人力资本，它是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是财富的主要缔造者，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多学者认为舒尔茨是最早提出人力资本概念的学者，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已经开始关注人的劳动在生产中的作用。
1.马克思的人力资本内涵
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概念，但是多次使用“劳动力”这个概念，为揭示人力资本内涵奠定了基础。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资本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资本，一类是人力资本。西方学者给人力资本所下的定义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也就是指人的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劳动力”或“劳动能力”下的定义是“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①。可见，马克思的劳动力所包含的体力、智力就相当于罗默的“人力资本”，马克思所讲的“智力”不过就是舒尔茨所讲的“知识和技能”，他还在《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 科学 劳动”、“生产力中也包含科学”等重要概念。②马克思特别重视科学、智力发展的重要意义。很显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劳动力”和舒尔茨称之为“人力资本”概念的内涵之间没有多少差别。
不过马克思所强调的“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实质上是强调“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的劳动决定着商品的价值，决定着商品的生产，从而也就决定着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劳动者是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主导者，是推动社会生产向前发展的能动因素。马克思以劳动创造价值为起点分析了人的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及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与舒尔茨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观点一致。
2.马克思人力资本的生成路径
西方学者认为人力资本的取得需要消耗一定量的金钱和其他稀缺资源，也就是人力资本需要投资才可以形成。人力资本的投资途径具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保健投资—基础性投资，二是 教育 投资—核心投资，三是在职培训投资，四是人力迁移投资。教育和培训是人力资本重点研究的投资形式。人力资本投资又分为生存性人力资本投资和发展性人力资本投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劳动力价值的构成分析，揭示了人力资本的投资途径和形式。“在劳动力的价值总和中，应包括三个部分:a.在正常状态下，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用以重新补偿劳动者劳动力使用中的体力和脑力的消耗。b.劳动者为养活家属，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以保证劳动力商品的不断延续和更新。c.劳动者接受教育和培训所支出的费用。”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决定的。从 现代 人力资本理论视角分析，资本家用于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支出(主要表现为劳动者的工资)是为了保证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一种功利性的人力资本投资。可见，马克思论述的劳动力价值构成中的前两项是生存性人力资本投资，第三项是发展性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形成的两个主要途径是教育培训和卫生保健支出。
马克思还对当今人力资本理论热议的人力资本流动迁移投资有过相关论述，马克思指出:“劳动者的智力水准是否能提高，是大 工业 发展生死效关的问题。在现代化条件下，资本具有很大的流动性，社会内部的分工变革很快，劳动者如果不接受综合训练，不开发智力资源，是根本无法适应劳动的变换和全面流动性的。”揭示了现代人力资本用于劳动力的国内和国际流动需要支付的投资的重要性。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人力资本思想的扩展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的是剩余价值的源泉、生产和归属问题，这些理论思想扩展了马克思的人力资本思想，进一步揭示了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划分的本质以及人力资本投资效用。
1.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
从产权角度来讲，资本都有其所有者，这个所有者可以是个人、国家、 企业 和公司等法人。而人力资本这一特殊的资本，他的所有权只能属于劳动者所有。资本通过劳动力市场购买到的只是“劳动力的使用权”。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成为商品有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丧失了生产资料;二是劳动者具有人身自由，能将自己的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但劳动力所有者，即劳动者出卖的不是劳动力所有权。
马克思对人力资本产权的性质进行了严密的分析，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力资本是个人产权属性，劳动者始终保持对人力资本的所有权，而且社会也必须承认人力资本的所有权。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说，要“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的特权”。只有明确人力资本的产权是私有的，保护其私有产权才可以保证人力资本的正常运行，发挥其资本的 经济 价值，否则价值降低甚至降到零。正像“人力资本之父”舒尔茨指出的那样:“人力资本的显著标志是它属于人的一部分，它是人类的，·因为它表现在人身上;它又是资本，因为它具有未来的满足或未来收入的源泉或者两者的源泉……人们当然能获得它，但不是作为一种市场上出售的资产而是通过向自身投资……没有人能把自己同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分开，他必将始终带来自己的人力资本，无论这笔资本是用于生产还是用于消费。”可见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是不能够分离的，人力资本是具有明确的私有产权性质的，离开了活生生的人，人力资本就不可能存在，人力资本永远凝结在特定的个人体内并随人体的运动而运动，随人体的消亡而消亡。
2.人力资本划分的本质
现代 人力资本理论将资本分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而形成的。物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都是经济 发展 不可缺少的生产性投资，但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显著地大于物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人力资本投资，物力资本投资也不能发挥作用或不能持久发挥作用。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能力，已经是决定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也将资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变资本，一类是可变资本。所谓不变资本，就是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一部分资本;所谓可变资本，就是指用于购买劳动力的那一部分资本，这与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对资本的划分相一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不同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不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只变换它的物质存在形式，而自身的价值量却不发生变化;可变资本则不同，可变资本的价值不是被转移，而是由工人的劳动再生产出来的。在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劳动过程具有二重作用，一方面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一方面创造出新价值。这个新价值大于劳动力自身价值，除了补偿劳动力自身的价值以外，还有一些剩余。因此，通过对资本的划分进一步说明，可变资本即劳动力资本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对可变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的肯定，实质上是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充分肯定，这与人力资本理论中对资本的划分的实质是一样的。
3.人力资本的投资效用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及收益计量模型，是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及收益模型的理论基础;特别是舒尔茨和贝克尔等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进行测算，得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大大高于对物质资本的投资收益率结论。
论文摘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地阐述了信用理论，指出了信用对商品经济社会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重温这一理论，对分析我国当前中小企业信用管理体系发展的现状，探究我国中小企业信用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构建我国中小企业信用管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中对信用理论作了系统的阐述。重温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结合当前我国中小企业信用管理体系建设的实际情况，提出促进我国中小企业信用管理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一、马克思的信用理论
（一）信用的界定
信用不但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原始话题，又是市场经济的现代命题，它是企业经济行为的立足之本，也是经营者涉足社会的“通行证”。信用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包括以诚实守信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和以借贷交易为核心的经济范畴。从经济范畴看，信用是建立在双方相互信任基础上的一种无须立即付款就可以获得物资（商品）、服务或资金的能力。
马克思认为,信用是一种有条件的信任,是一种独特形式的运动,是一种经济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对此,马克思有明确的说法。一是马克思表示赞同地引用了英国经济学家图克．托马斯对《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一书中的一段话：“信用,在它的最简单的表现上,是一种适当的或不适当的信任,它使一个人把一定的资本额,以货币形式或以估计为一定货币价值的商品形式,委托给另一个人,这个资本额到期后一定要偿还。如果资本是用货币贷放的……那么,就会在还款额上加上百分之几,作为资本的报酬。”[1]这表明信用是建立在双方互相信任基础上的,并且以偿还为条件。二是马克思在分析生息资本在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运动时，明确强调,信用是具有独特形式的价值运动。他说,“这个运动,以偿还为条件的付出——一般地就是贷和借的运动即货币或商品的只是有条件让渡的这种独特形式的运动。”[2]因此,信用的发展是随着商品交换关系的不断发展而发展,进而当货币作为一般商品交换媒介的时候,在交换过程中出现的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购销、赊销经济行为。随着生产资料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信用制度就演变成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3]当然,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要求扩大再生产,要求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资本的相互运动,这样,原有信用制度的私人性质就必然促使它转换成同社会再生产相适应的性质。
（二） 信用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
马克思的信用理论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信用制度的演变和发展,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形成和完善的。信用制度既是商品经济运行矛盾的产物,同时,也是推动商品经济矛盾运动发展的工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复杂,商品经济运行的矛盾也更加错综复杂,这客观上要求社会按照社会化规律组织生产。特别是机器大工业的形成和发展,使单个资本受到限制,社会化生产要求突破单个资本的限制,
收稿日期：2007-05-12
作者简介：金兆怀，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资本论》与市场经济。进行资本积累,信用制度可加剧资本集中,加快资本周转速度,对社会再生产起到助推作用。其具体作用主要表现为:第一,信用制度的建立,有助于平均利润的形成。信用的发展,有利于资本集中,加速商品生产的竞争和资本流动,从而有利于在行业内部形成商品平均价值,进而在全社会形成平均利润。马克思认为,只有信用才永远起着资本转移的杠杆作用和均衡利润率的作用。第二,信用制度的建立,降低了流通费用,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定量的资本在统一的生产过程中必然形成一部分流通费用,受资本目的的支配,商品生产者总是尽可能减少流通费用,以增加剩余价值。信用的形成有利于生产者之间相互赊购商品,能够节约流通费用。第三,信用制度推动了股份公司的形成和发展。股份公司是适应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本组织方式和运行方式。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4]信用制度的发展,有利于打破“单个资本”的限制,有利于有效利用社会资本形成股份公司。第四,信用制度的建立,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信用发展使少数人可以利用社会资本进行风险投资,有利于企业创新,发展社会经济新的增长点,推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马克思在论述信用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起加速发展的同时,也分析了信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延缓社会生产的消极影响。第一,信用潜藏着经济危机发生的危险性。在经济发展中,由于信用突破需求的制约、拉动需求的增加,造成对商品的虚假需求,表现为虚假信用,这样在再生产过程中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一旦经济发展中泡沫破裂,整个社会债务链破坏,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就不可避免地引发经济支付危机。第二,信用还容易导致对资源配置的失灵。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和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商品生产者为了获得信用,甚至把挥霍作为展现个人财富从而获得信贷的手段。这样就出现债务人不是把债务用于生产、创造财富,而是把它用于消费,自然就会出现许多应该是产业资本却在人们迅速致富的心理驱使下造成资本浪费。
二、我国当前中小企业信用管理现状
目前，我国尚未形成完备的企业信用管理体系，在中小企业管理过程中，许多企业自身信用状况严峻，信用管理水平低下，致使经营风险增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信用基础薄弱。众所周知,企业的自有财产是按照承诺偿还债务的信用基础之一。但由于我国目前中小企业投资主体较为单一,经营管理相对粗放,产品科技含量低,经济效益不佳,亏损面大等,导致了产品质量不高、企业偿债能力不强,企业信用基础十分脆弱。
2.部分业务人员素质低。这里的素质包含两方面：一是指部分业务人员思想道德素质低。表现在业务员私心过重，损公肥私思想作怪，为了一己之利，不惜损害企业利益，与客户相互勾结，使企业蒙受损失。二是业务素质低，敬业精神差，对客户的资信状况、履约能力等不作深入调查和研究，随意将企业产品赊销给客户，遇到资信状况和履约能力差或恶意欠费的客户，使企业蒙受损失。
3.企业内部信用管理观念不强。企业内部信用管理观念不强的一种倾向是，当企业应收账款居高不下、坏帐数量急剧增加、以致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时，企业领导不是从根本上去加强企业的内部信用管理、提高内部信用管理水平，而是从表面上去改变结算方式，只采用现金交易或信用证交易，以提高货款收回的保险系数。其结果是应收账款减少了，销售风险降低了，但是信用好的客户也受到不应有的牵连。久而久之，企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从而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另一种倾向是，企业只顾交易数量和提高销售额，不管对销售风险的控制，不管客户信用状况，只要有市场就大量赊销产品。虽然企业的市场份额提高了，但企业应收帐款及坏帐也增加了，以致企业销售越多，则亏损得也越多。这两种倾向都反映出企业治标不治本，没有信用管理意识或信用管理观念不强。
4.企业内部信用管理机构不健全。我国很多中小企业没有专设内部信用管理机构，还是沿用过去的机构模式。表现在有的企业将信用管理作为财务部门的一项附属工作，在企业的信用管理上，表现为只负责结算和应收账款的记账上；也有的企业把企业信用管理放在销售部门，虽然销售部门了解客户的情况，但为了完成自己的销售任务，搞好与客户的关系，销售部门也不可能履行好信用管理应有的职能；还有的企业为了加大企业的清欠力度，专门设置了“清欠办”之类的部门，但由于一些职工本身素质低、敬业精神差，为了完成任务而不择手段，不但不能完成工作，反而还与客户发生不必要的摩擦，使企业不该失去的客户也离开了企业，企业因此蒙受巨大损失。
5.企业内部信用管理机制不科学。中小企业的内部信用管理机制不科学，主要表现在企业对应收账款的管理上。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在应收账款的管理上存在三种模式：其一是销售部门负责订货和发货，财务部门负责记账和结算的模式。这种模式对应收账款没有具体的责任人，出现了对应收账款管理的真空，风险失控。其二是销售部门进行业务承包，既负责产品销售，又负责对客户清收货款，财务部门只负责记账和结算的模式。这种模式比第一种模式有所进步，至少对应收账款有具体的责任人，但销售部门的主要任务是销售产品，盲目赊销在所难免，企业内部信用管理往往有其名无其实。其三是财务部门负责清收货款、销售部门负责定单和发货的模式，由财务部门对销售部门进行控制。在这种模式下，财务部门为了降低风险，就要求大量采用现金结算方式；而销售部门为了完成销售任务，却要求采用赊销方式。这就必然会造成财务和销售两部门出现矛盾和冲突，财务部门控制严格，不利于销售部门开展工作；控制不严，这种管理形同虚设，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三、构建我国中小企业信用管理体系的对策建议
构建完善的中小企业信用管理体系是增强中小企业抵御市场风险能力、疏通和扩大其融资渠道、保持其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所在。在中小企业自身信用的创造和建设上可采取以下对策：
1. 加快和完善中小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我国中小企业的主要构成是单一业主制、合伙制企业和股份公司制中的有限责任公司，前两种企业制度的一般特征是：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高度统一，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二为一；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简单化，管理人格化；不具有法人地位的中小企业，对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企业制度决定了信用主体，企业制度有缺陷就难以培育可信赖的信用主体，管理有随意性就无诚信可言。因此，健全企业制度、规范治理结构是提升中小企业信用能力的必要选择。
2. 提高中小企业经营者的素质。目前，我国很多中小企业产权不分，经营者和管理者同属一人，经营者对企业信用的影响非常大。首先，企业内部信用制度的建立与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认识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只有当领导者认识到企业建立完整的信用管理制度的重要性以及会给企业带来的潜在收益时，该项制度才会最终执行。其次，一个企业的形象是由它的员工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其中经营者的作用尤为重要，可以说，经营者个人的信用是企业信用的基础。因此，中小企业经营者首先要树立诚信的理念，充分尊重债权人的权益，真正在社会上树立起守信用、重履约的良好形象。
3. 形成良好的信用记录，树立信用形象。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的逐步完善，一个企业的信用记录将会越来越容易得到。因此，中小企业应该遵纪守法，遵守承诺，按时偿债，形成良好的信用记录，树立良好的信用形象。首先，中小企业要依法建账，确保会计资料真实完整。要严格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进行会计核算，不得账外设账，不得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违法办理会计事项，禁止一切弄虚作假的行为发生。其次，中小企业要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应缴税款。再次，中小企业应该按时偿还银行的债务，严守与其他企业建立的合同，遵守承诺，不随意毁约，以获得社会大众的信赖。
4.在竞争中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正确确立企业的发展前景。首先，中小企业只有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地提高产品质量，生产、销售合格产品，才能在消费者面前树立良好的形象，才能获得消费者的信任。其次，中小企业应该正确地分析和判断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能力及发展趋势，选择正确的企业发展策略，在公众面前显示一个良好的发展前景。对于一个发展前景良好的企业，即使目前它的规模比较小，资本并不雄厚，但是它良好的前景会使银行、贸易伙伴等利益相关者相信它将来能有偿还的能力，从而愿意贷款给它或者与它进行商务上的往来。
――苏霍姆林斯基
教师读书，不仅要读看得懂的书，更要读难懂的书。只是一味读自己看得懂的书，就只在那样的水平上转来转去。如果一读就懂，那么就不会有多大的提升。通过努力，读懂了难懂的书，肯定会在某些方面有长足的长进。因此，难懂的书一定要读，读难懂的书最能提高我们的水平。
难懂的书之所以难懂有许多原因：缺乏背景知识、知识结构缺陷、文化背景的隔阂、思维水平不到、理解能力不足、语言的障碍，等等。不论何种原因，难懂的书放在我们面前都是一种客观存在，都是一种理解障碍。我们要想办法由读不懂到读懂。这个过程往往是艰难的，付出的努力是很多的，但一旦读懂了，喜悦与收获也是很大的。
王元化读黑格尔《小逻辑》的历程正是读“难懂的书”的历程：
记得初读《小逻辑》时，宛如进入一个奇异的陌生世界。我完全不能理解黑格尔所用的专门名词和他的表达方式。费尔巴哈曾经说，黑格尔将具体的例证都放到脚注中去了。他的正文是思辨性的、抽象性的。试想这怎么能够使一个从来不习惯于思辨思维的人去理解它？在读《小逻辑》的开头几天，我完全气馁了，几乎丧失了继续读下去的勇气。可是我想我应该像许多开头并不懂黑格尔的读者一样，无论如何应该把这部难读的书读完。我打算反复去读，先通读一遍，然后再慢慢细读或精读。这个决心一下，我驱走了失望情绪，耐心地去读第二遍。在上面提到的那本现已破旧的《小逻辑》最后一页上，我记下“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下午第二次读毕。上次历时两个多月，做了十一册笔记，共三百二十六面，约二十万字左右。”我在第二遍阅读时，开头很缓慢，每天早上只读书中的一节。我要求自己尽量读通读懂，对书中的某些疑难问题，有时一直从早上考虑到下午。这样一点一点去消化，使人养成了一种钻研的习惯。后来我从一些艰深著作中得到了读书之乐，就是从这时开始的。[2]
王元化读《小逻辑》共读了三次，平时翻阅检索的次数就不可计数了。如此慢，如此费时费力地读《小逻辑》有什么效果呢？王元化说：“我应该承认，如果说我也有一些较严格的哲学锻炼，那就是几次认真阅读黑格尔《小逻辑》为我打下了基础，使我以后可以顺利地阅读黑格尔的其他一些著作。”[3]王元化还提到读黑格尔的《美学》与《小逻辑》的对比。他说：“倘使和读《小逻辑》的艰难比较起来，我读这部书不知要轻便多少。人们常说黑格尔的哲学晦涩难懂，其实这并不确切。黑格尔哲学的难懂处，如果撇开在理论结构上由于使用了强制性手段，以致常常暧昧不明之外，主要是由于他拥有一整套与别人不同的独具意蕴的名词和术语，如果掌握了他的专门名词和术语，黑格尔哲学是并不难懂的。我曾经把他的哲学比作一杯不羼杂质的清水一样纯净明澈。”[4]为什么初读《小逻辑》时完全不能理解，后来却感到他的哲学如同“一杯不羼杂质的清水一样纯净明澈”？为什么读黑格尔的《美学》时会如此轻便？其实，皆因前面有读难懂的《小逻辑》的功底和功夫啊。可见，读难懂的书，起初费时费力，但其收益却是读其他的书所不能比的。读难懂的书的体会与经验对于理解其他事情也是有助益的。
如果说王元化的读难懂的书《小逻辑》，还是学人的读书，那么让我们看看教师中读“难懂的书”的例子，即李海林读书的经历。李海林是一位理论思维非常好的著名语文教育理论家和语文特级教师，他的《言语教学论》等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与学理价值。
李海林大学毕业时要写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樊篱先生要他试着读读《资本论》第一卷和《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两部书，告诫他不要看得太杂。回来后，他借来了老师指定的这两本书，下定决心要读个透。他当时的读书情况是：
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我每天都抱着这两本书，硬着头皮啃，但真的读不懂。为了不太枯燥，我两本书轮换着读，事实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我发现，一方面是我水平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翻译的缘故，于是我借来不同译本对照着读，事实证明这个办法有一定的效果。但最有效果的办法，是先把自认为读懂的意思用自己的话记录下来。几个月的时间，我记录了一大本。每一章读完后，对照着自己记录下来的理解，再重读一遍，你会发现你能读懂的多了一点。这样逐步积累，可以慢慢读懂一章。现在回想起来，这几个月，是我这一生读书最艰难、也最认真的一段时光。当时我心里一点都不着急，很慢很慢地读，每天都为读懂了一点而感到非常高兴，非常有成就感。最大的收获，就是感受到了“逻辑”的力量。[5]
李海林谈到他读《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的情况是：
而照我看来，《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比《资本论》更难读。《资本论》是一本完整的书，而《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的片断。但这部书当时被学术界提得很高，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对马克思的重新发现。所以我只能硬着头皮来读。读了一遍，几乎啥也没有读懂。我又找来朱光潜的翻译片断，还是读不懂。实在没有办法，我就干脆把这本9万字的著作通抄了一遍。这是我一辈子唯一的抄书经历。事实证明，这种办法是有点效果的。我后来总结其中的原因：一边抄一边就会思考，抄的时间要比用眼睛看的时间长，思考的时间也就长了，所以就会有效果些。[6]
读难懂的书其实也是在给自己的学问与素养扎根。有些东西当时未必见效，但会在今后漫长的学术生涯与职业生涯中带来益处。
王元化1956年初读《小逻辑》。20世纪60年代，他向熊十力先生问学时，熊十力先生批评读书“贪多求快，不务深探”的作风，而提倡“沉潜往复，从容贪玩”，使他深锲于心，这就是由于他有过读《小逻辑》的体验的缘故。难懂的书，读多了一不小心就会把它变成“看家书”了。《小逻辑》之于王元化可能就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小逻辑》打下了王元化学术的一桩根基。
李海林谈到他读《资本论》时：“很多年后，我曾专门研究过阅读的心理过程，在研究国外的一些文献的时候，我发现了‘猜测’一词。他们认定，阅读的过程，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猜测、对猜测的应证或否定的过程。我立刻想起了我在大学里啃《资本论》时的情景，觉得此言不虚矣。”[7]李海林还谈到他读《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的后效：“后来在一本哲学史著作中读到，存在论的前提是认识论，有什么样的认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存在论的回答。这些很难懂的话，我都一读就懂，就是从我读《手稿》时的切身体会出发的。”[8]
若没有当初读难懂的书的深切经历，怎能有多年后对其他事务的深切认识与判断。那些伟大的著作，那些艰深的著作，必然是经由伟大的心灵和深刻的思虑而写就的。因此，也就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去深透的理解。高深的学问只能在高深处理解，高妙的境界只能在高妙中体会。若无法达到那样的精神高度和精神深处，便无法领略其中的奥妙与美妙。
通过王元化和李海林读难懂的书，我们可以发现这样几个相似点。
一要先下读懂的决心。读书先立志，志不坚者事不达。要把难懂的书读懂必须要有读书的决心，这一点非常重要。由读不懂到读得懂，到读出创造性思想，这肯定需要一个渐进过程。读难懂的书一定要在困难时坚持住，坚持读完，坚持到读懂，读彻底。
二要慢读。欲速则不达，慢工出细活。读难懂的书，不能求快，静下心来，仔细读、慢慢读，边读边体会，一点一点地消化。读书如吃饭，那些容易理解的、好消化的如同稀饭，喝下去很快，但不能撑时候；那些不容易理解、难读难懂的书如干饭、硬饭，需要慢慢咀嚼、慢慢消化，吃时慢，用得却持久。
三要有读书的策略。读难懂的书更需要有一定的策略，才能慢慢把它们看懂，不论是王元化的反复读、不断思索，还是李海林的几个不同版本对照读、猜测读、抄写，都是读难懂的书的策略，这些策略被他们证实是有用的。其中写读书笔记是两个人都用的办法。要把自己的理解、心得体会、迷惘困惑等及时记录下来，这个过程是整理思路的过程，也是加深认识的过程。读难懂的书读不动、读不下时，也可以放下来先不管它，读些相关的书籍，学习些背景知识，然后再读，这样会好很多。
难懂的书中，除了专业性强的书外，特别应该阅读一些哲学书。哲学代表了人类思考的高度与深度。阅读哲学不仅可以使思想深刻，最重要的是可以改变思维方式，从而提升思考力。因此，建议教师们“啃”几本难懂的哲学书。
难懂的书虽然难懂，但一旦看懂就会给人以终生的影响，给人以深刻的教益，甚至无穷的教益。教师应该读一些难懂的书。
参考文献：
[1]苏霍姆林斯基.和青年校长的谈话[A].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四卷）[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2][3][4]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论文关键词：产权制度，会计目标变迁，交易费用
会计的发展与产权经济发展的关系既十分密切而又历时久远，无论是产权经济的发展对于会计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还是会计的发展对产权经济的重要贡献都是与生俱来的（伍中信等，1998）。从本质上讲，市场经济是产权经济（郭道扬，2004）。
一、现代产权制度：会计目标重构的理论基石
科斯关于企业合约理论的中心是把企业理解成一个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共同订立的特别市场合约(周其仁，1996)。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联结，这一系列合约包括非人力资本投入者(股东、债权人)、人力资本投入者(经营者、工人)、产品消费者、原料供应商、政府之间的合约。在这些合约关系中如果交易费用为零会计目标变迁，那么根据科斯定理所有合约都是等价的，即同样有效率。但是由于现实世界中信息总是不完全的，而交易费用也无所不在，因此，,不同合约下企业的效率是不同的。产权经济学派指出：市场运行之所以存在缺陷，其根源在于产权界区混淆，由此造成交易过程中的摩擦和障碍，即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产权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论文提纲格式。只要存在交易费用，产权的合理界定和构成，就会对经济运行效率产生直接影响。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变迁从最早的单一业主制、到合伙制、再到有限责任公司制、最后到今天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其实也正是交易费用不断降低的合约演进过程。“体现产权结构、反映产权关系、维护产权意识称为20世纪会计发展的根本使命。会计理论和实物的环境无不充满着产权主体变化所引发出来的问题，会计的职能无不体现出对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一切会计规范和会计准则的建立、都甚在节约交易费用、维护各产权主体的财产权益（康均，2004）”。
二、产权制度变迁对会计目标的影响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会计目标变迁，市场相互分割，尚未形成一定的规模，因此，企业一般规模较小，从产权结构上看，多为独资或合伙企业，在法律上称为自然人企业。自然人企业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在产权制度上，企业的所有者就是企业的管理者，产权和管理权是统一的。按照团队理论的观点，在古典企业的合同中，分配和激励条款是不对称的，团队成员从总产出中获得的报酬的分配方式也是不同的。企业中的工人得到固定的工资，而集所有权和管理权于一身的企业所有者同时也是企业的监控者，并拥有剩余索取权。这一时期的产权制度决定了会计具有核算的功能，也仅仅有核算的功能。它单纯地来提供一些比如收支、资产、负责、损益之类的历史性信息。
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市场规模急剧扩大。而产业革命则使机器化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会计目标变迁，企业规模迅速扩大以适应扩大了的市场需要。这时，自然人企业的产权制度由于其固有的局限性，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其中一个重大的缺陷便是：产权的可转让性和流动性差，在具有多种合伙人的情况下，任何产权制度的调整都要求所有成员的同意，从而增加了交易费用，导致产权变动、交易的困难，无法迅速集聚资本扩大规模。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和企业规模迅速扩大的要求，产权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论文提纲格式。首当其冲的便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发生了分离，企业的管理者不再是古典企业中的所有者，而是资本雇佣的劳动者。公司资本的双重化，使资本的所有者和职能资本发生了分离，在两权分离并且拥有财产所有权的所有者和拥有财产经营权的经营者是在确定的经济环境下，委托方关注着受托资源的保值与增值情况，委托方可以向受托方提出各种管理受托资源的要求。受托方如未完成既定的受托责任，委托方可以更换受托方。受托责任这一概念开始真正进入会计目标的范畴。
然而会计目标变迁，随着规模的扩大化和资本的趋利性流动，社会资源逐渐分散化，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在大多数公司，尤其是在股票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中，股权十分分散。众多分散化的小股东在公司经营中直接行使所有者职能的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小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目的不在于获得公司决策，而是以获取资本利得为目的，或者说，众多小股东的持股目的不是参与公司决策获取长远利益，而是通过股票价格获取资本利得的短期利益。这样，原本明确对应的委托关系开始逐渐模糊化，原本在委托责任下既定的委托关系逐渐演化为个人的决策——在股票市场上“以脚投票”的方式，决定是否持有或抛售特定公司的证劵。此时，投资者就迫切需要决策相关的会计信息来帮助他们进行相关的投资决策，借以降低决策过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由此会计目标变迁，决策有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
正如R·瓦茨与J·齐默尔曼(1983)所讲：“会计与审计都是产权结构变化的产物。”会计目标是随着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变迁而变迁的，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其实并无好坏、对错之分，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都是本着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合理权益、降低交易成本的宗旨。
三、产权理论视角下的会计目标
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有关论述，产权具体表现为一组权利体系，包括占有权（指对财产的直接控制权）、使用权（即经营权）、收益权（是人们拥有产权的利益所在）、处置权（即决定财产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权利）等，这些权利体现为所有权，即产权。从法学角度来讲，产权可以被定义为“主体拥有的对物和对象的最高的、排他的占有权”。根据这一理解，笔者认为一切对企业具有任何形式排他性的某种权利的个人或组织都是企业的投资主体。企业的所有者拥有对企业财产的终极所有权与决策权；经营者拥有对企业财产的经营权；债权人拥有对企业的债权而请求企业偿债的清偿权（也可以说债权人是企业破产清算状态下的所有者）；债权人对政府对企业拥有税收征管权(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强制性的单向债权)，因而我们可以明确投资者、债权人、政府都是企业的产权主体；另外资本市场上广大的资金供应者也可看作企业潜在的产权主体论文提纲格式。由此，可以认为，会计应该是为这些现实的或潜在的产权主体服务的。
科斯第二定理表明：在存在交易费用即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产权界定会影响最终的资源配置。企业这一契约集合，由于信息不对称性，合约的不完备就理所当然了，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会计目标变迁，这样，在不同合约下的企业效率是不一样的。会计可以提供有助于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工人、政府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做出正确决策的定量信息。而交易费用的核心部分就是信息费用，因此从产权理论的角度来说，会计是降低信息费用从而降低交易费用、进而影响到企业组织形式发展的强有力工具。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不论是受托责任观，还是决策有用观，从更广义的角度看，都是为了满足个产权主体的利益要求，节约交易成本，实现帕累托最优。从这个意义上看，产权制度视角下的会计目标起码应被赋予——节约各产权主体交易费用——这一本质内涵。
参考文献：
马克思．资本论[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郭道扬．论产权会计观与产权会计变革[J]．会计研究，2004．（02）﹒
康均．20世纪美国产权会计发展研究[J]．会计论坛，2004，（02）﹒
伍中信．产权与会计[M]：上海：立信出版社，1998﹒
高程德．现代公司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美]R﹒L瓦茨， J﹒L﹒齐默尔曼.实证会计理论[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
论文摘要: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永恒主题，但不同时期，讨论的重点容有不同。劳动价值理论的假定前提这个问题，是许成安先生最先在《学术月刊》1999年第4期提出来的。《江汉论坛》2002年第7期发表了我的文章，对许文观点进行了商榷，题为《劳动价值“假定理论前提”及其“不存在”问题》。许先生看后不以为然，于2003年7月在《江汉论坛》发表文章予以反驳，题为《再论劳动价值论暗含的假定前提与姜启渭先生商榷》。我也不愿从此止步停笔，于去年又写了眼前这篇进一步商榷的文章。
一、对我的四前提的申辩
我的所谓劳动价值论假定四前提，2002年那篇文章已经讲了，2003年许文也全部复述了，这就是:(1)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2)产品有使用价值或效用;(3)商品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是社会必要的;(4)劳动具有个体与抽象两重性。我这说法，是有根据的，不敢编造。
对劳动价值论的假定前提，马克思的确没有集中地论述过，是恩格斯在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发行的单行本)所写的“导言”中比较集中系统地提出的。恩格斯讲了一段商品价值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事情是由古典经济学如何研究商品价格围绕摇摆的中心—价值引起。“结果古典经济学就发现了，商品的价值是商品所包含的、为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来决定的。作出这种解释，古典经济学就认为满足了。我们也可以到此为止。不过，为了避免误会起见，我认为需要提醒一下，这种解释在今天已经完全不够了。马克思曾经第一个彻底研究劳动所具有的创造价值的特性，并且发现，并非任何仿佛是或者甚至真是生产某一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都会在任何条件下使该商品具有与所消耗的劳动量相当的数量的价值。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一起简单地说，商品是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决定的，那末在这里总是以克思所作的那些附带条件为当然前提的。这里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其余的可以在马克思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和《资本论》第1卷里找到。”从这一段导言中，可以看出:第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确有它的“前提”，忘掉这些前提，就不能称之为劳动价值论;第二，是哪些“前提”呢?导言中至少点出了三个以上，一个是“劳动所具有的创造价值的特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劳动两重性，主要指其抽象性，这种理解是符合原意的吗?恩格斯曾为《资本论》第2卷所写的《序言》说:“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是这样劳动的凝结。”②我的又一个前提是劳动的生产条件是平均的，因而其消耗的时间是具有社会必要水平，而不是“任何生产条件下”消耗的劳动都可以形成价值。第三，除此两点之外，还有假定前提，那可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资本论》第1卷第1章中去找。我提出四前提中的另两个前提，都可以从中找到。无论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资本论》第1卷第1章，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是从商品这个范畴人手，然后追溯到它背后的价值与劳动。没有社会分工，就没有商品交换，没有商品交换，价值就无由提出。所以，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是劳动价值论成立的最根本前提，是不说自明的，是学界多数人的共识。马克思还说:“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亘有用物就是使用价值，自然成为劳动价值论的前提。由此可见，怀疑前述劳动价值论四前提，是没有根据的。
但是，许成安先生说我那四前提“错误”。其错在我“对理论的假定前提和理论观点本身的关系缺乏很好的把握。”而且“还混淆了两类不同的前提”，即“没有认识到价值理论的假定前提和劳动价值论的假定前提的区别”。因此“逻辑推理错误”。我认为，前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即属理论观点本身:商品的价值是由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决定，而价值理论的假定前提，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四前提。但没有想到，许文只是提出了问题，却没有一字回答问题。至于提到“劳动价值论的假设前提”与“价值理论的假设前提”的“区别”，那就算许文的自己创造，在马克思原著里是没有的。其实，两者只有详简之分，讨论层次深度不同之别，其含义是同一的，其前提是通用的。一般说来，马克思的价值论都是劳动价值论，反之亦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也是他的价值论，它们是二而一，一而二，说有一个不同于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价值论，那是误说。
关于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这一前提。许文说:“姜先生认为分工与商品交换是劳动价值论赖以成立的第一个前提，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姜先生的第一个前提，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是劳动价值赖以成立的第一个前提，应该得出如下结论:在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的社会，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因素，其他因素则不参与价值的创造，但是，存不存在交换的产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社会，就应该是其他要素决定价值。很显然，上述分析，不符合马克思“原义”这段对我的文章的分析，我不能接受，因为我没有所说的情况。说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是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假定前提，这我承认，说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因素，这也可承认。但把社会分工、商品交换这一前提与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因素直接联系起来，就不对路了。这是两个并行的子句价值是由劳动创造，这个“结论”并非由“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推论”出来。尤其令人不舒服的是许文后面进一步推论的话，“在不存在交换的产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社会，价值就应该是其他要素决定”。怎么能由某一前提若不存在，就一定会推论出与既有结论正好相反的结论来?这中间有一系列逻辑关系尚待论证。就拿价值论来说吧!商品交换若不存在，价值概念还存不存在，还是理论界长期争论的大问题，你怎么能由不存在交换这个前提，就直接推论到与劳动价值论相反的要素价值论一定出现?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错误，而许文还自我感觉良好，在后面又反复多次抛出这个模式，以推断别人的错误。
关于产品要具有效用这一前提。许文说这不够，还应加上“不具备可比性”，“便是合理的”，这是多余的话。经济学上的使用价值(效用)都是不可比的。许文说姜文终归有错，错在这里的前提，只是商品价值的前提，而不是劳动价值论的前提，结果又请来那个错误的两个价值前提区别论，不必多说。
关于“劳动投人的社会必要性”这一前提。许文提出两点反驳:第一，依此观点应该得出以下推论:当劳动投人是社会必要劳动时，“商品价值就由劳动要素决定”，当不是社会必要劳动时，“价值就由其他要素来决定。”这个断了环的逻辑公式，我在前面举出恩格斯“序言”已经答复，用不着再重复。第二，许文意思是要区别价值的质与量，“当劳动投人不是正常状况，决定商品价值量的仍然是劳动因素，而非其他因素，劳动价值论并不因为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投人不是正常水平，就发生变化。”这就是事物的质不变。但劳动价值论，既是指质又是指量，是质与量的统一，经典作家都有这样的论述。马克思曾谈到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原理设下了两个“前提”，其一是“把不同的劳动化为无差别的，同样的劳动，简言之，即化为质上相同因而只有量的差别的劳动”;其二，“它包含着这样一个前提:一个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是生产该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 关于劳动两重性这一前提。许文说这又“不妥”。因为如果把这当作前提，那就“显然有以下结论，当存在劳动两重性时，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决定，当不存在劳动二重性，商品的价值就由其他因素决定。”这个把某种前提不存在，必然引出对立的要素价值论的公式又出来了，我不作点评。
二、对许文“回复”的驳论
许文提出劳动价值论应该有其四前提，这就是:(1)财富与价值范畴的不可替代性假定; （2)价值与价格不可替代性假定;(3)劳动与非劳动要素在使用中不可替代性假定;(4)生产过程中的非劳动要素的可忽视性的假定。这在我的前文已有介绍与评论。但这部分很不好写，按照规则，本处应写三部分，一是许文提出“四前提”经我批驳后，到底能否还成立;二是许文四前提在现代社会到底是否已经有变化，那些“不可替代性”已变成“无差别”了，“趋同”了，区分“淡化”了，因而劳动价值论应该由要素价值论来替代;三是其它涉及的争议。这才体现了认真“商榷”的精神。但是事实不如此，许文对第一部分只提一句，他原来的“观点并未过时”并未多加申述;对第二部分，除个别情形外，也基本是回避争议的态度，不能替代也好，能替代也好，读者自己去体会。
在“财富与价值范畴不可替代的假定”一节中，许文指责我概念“混乱”。说我一方面说“财富与价值并不存在绝对的不可替代”，意即我认为二者可以替代使用，但另一方面我又说“财富与价值不能混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有体验”。我的意思是，粗略地看，即不去区分财富的物质内容与财富的社会形式，也可以说，财富包含了价值，但如果仔细地观察，即区分财富的物质内容与财富的社会形式，财富与价值就不相通。这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辩证法，不是什么概念混乱。
在“价值与价格不可替代假定”一节中，许文说，“姜先生一方面否定价值与价格不可替代是保证劳动价值论成立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又竭力论证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区别。这自然会使人感到不可思议”。如果真如此，我就应该自责。不过，细读引文全部，发现还是许文有歪曲。我没有“否定”“价值与价格不可替代”，而是说“这种说法无大差错，但以之为前提未免拔得太高了”。价值与价格不过是概念表里关系不同或概念外延层次不同，或概念历史演变不同，谈不上“前提”关系。“前提”则关系理论的兴废存亡，今日情况远非如此。而我所反对的却是许文修改后的价值与价格“无差异”论。许文说:“从实践来说，通过价格的决定来说明价值的决定的观点已逐渐为社会所接受。人们对价格与价值的区分已日趋淡化。”这意思是明白无疑的，为无差异论申辩。但后来许文《再论》却把这种话说成是我说的(我不过曾就许文驳许文)，并加以驳斥，说我反对用实践检验真理。
[关键词] 清末湖南实业资本主义经济
湖南资本主义早在明末清初时期已经萌芽。 到了清末，随着湖南近代交通、工矿企业的兴起，资本主义经济在湘省实业中不断显现。
一、从产业资本的资本原始积累上看，湘省实业中相当一部分的企业或公司大都采用了股份制形式
股份制公司形式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一种主要的公司形式。资本家采取这种股份制企业、公司形式的目的是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他们以发行股票的方式，把社会上大量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这种通过发行股票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而经营的企业就是股份制公司企业。在当时的湖南，因政局动乱，政权更替频繁，湖南财政收入十分有限，并且还要用这有限的资金去填补浩繁的军费开支。如果单靠政府去投资本省的工矿、交通企业，显然是力不从心，资本的原始积累奇缺；如果再要求那些有钱的官绅、地主、商人去投资，他们对当时湖南的政局不稳有所顾忌，不敢将其所有的资金全部投入到能否获得收益的近代企业，因此为了创办资本需求量大的近代企业或公司(如工矿企业、铁路公司、船运公司等)，就必须动员社会上所有具有投资能力的人一起投资。于是，股份制的公司、企业形式就在湖南应运而生。关于这一点，在公司筹办的章程中就可得到证实。A.《陈宝箴奏办湖南矿务简明章程》之“官商合办章程十四条”中对“股分、股票、股息”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如“股分：由矿师查勘矿之大小，须集股本若干，以定股分多少。每股定收省平足纹银五拾两，每人自一股起至百股止。其官商分派入股成数，官则少不过三成，多不过五成；商则不少过五成，多不过七成，约为限制，临时再行酌以一百元为整股、十元为零股，合共两千整股”；“股银分优先、普通两种，优先办。……”B.《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招股章程》规定“共集资本二十万元，……一千股限四月（指宣统元年四月）截至，普通一千股限七月截至”；“所获红利，分作十五成，以一成存为公积，……以一成半归创办人均分，以一成半为办事人酬劳，以九成作为股东红利，按股派分，以两成为优先股报酬”。C.《湖南粤汉铁路公司招股简明章程》之第一条“本总公司定为招股三千万元，不计润、周年六厘行息，红利均分，以五元为一零股，百元为一整股。合二十零股仍为一整股。……” D.《鄂湘官轮局合办章程》之第三条“暂招股银十万两，鄂湘各五万两，南局每股收长平足银一百两余，由北局招足，先行试办，以后扩充，再行公议添招。” E.《两湖官轮局集股章程》之第三条“暂招股银十万两，鄂湘各五万两，每股收估平宝银五百两，鄂湘各招一百股，先行试办，以后扩充再行公议添招” 。
二、从产业资本的来源构成上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
国家资本主义一般是指“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某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 这种资本主义通过利用国家机器全面干预国家的经济生活，以巩固自己的国际垄断地位，从而保证最大限度的榨取垄断利润。湖南近代工矿、交通企业是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兴起的，并且政府又成为主要投资者，官款在产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中占的比重较大。从这层意义上说，湖南产业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国家资本主义性质。只不过它的目的并不是获取垄断利润，而是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来保护本民族利益，被迫采取的一种应急措施。因为甲午战后，帝国主义的魔爪由沿海向内地深入，湖南即将受到来自帝国主义更为直接的掠夺和控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湖南近代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等不断创办起来。
由于产业资本需要的资金巨大，且见效慢，不易收回成本，加之，当时湘省政局不安。这使得相当一部分有钱的官绅、地主、商人也不敢将其所有的资金全部投入到能否获得利润的近代工矿、交通企业中去，反而更多地去买田置地或追求商业利润。譬如，当年的湘军攻城掠地，攫取过大量财富回湘，但他们没有在家乡投资设厂而成为资本家，只是诞生了一批土财主；曾老九（的九弟）每次打了胜仗，便要请假回湘乡老家休养几个月，其实就是运回财宝，买田起屋。又如大官僚袁树勋，他由商而仕，官至巡抚、总督，手中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财富。然而，其家族在湖南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开设钱庄、当铺和粮食牙行，着意追求商业利润和高利贷利润。他对矿业虽投有“巨金”，但那是投入江西萍乡煤矿，而不是桑梓之地的矿山。
既然如此，肩负原始资本积累的重担主要落在政府的头上。陈宝箴所创办的湖南矿务总局中“官矿资本，开办之始，并无固定之款，于厘金、善后、屯垦三局，当时开办十九局，动用公款五十余万两”。 后来，由阜湘、沅丰两公司合并的“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公司初集商股三百万两，并由官厅另拨官本十五万两，“以资补助”。 仍然离不开政府的资助。
和丰火柴公司成立“一年后，仅得散股8000两，张祖同等又以立本堂名义，出资1.2万两，陈宝箴又将全省旱灾赈款1万两移作创办资金，合成股本3万两”。 官股也占了三分之一。
就连当时湖南最大的商办企业――华昌炼锑公司，初集股银共三十万两，其中包括湘、鄂、直、苏、鲁五省官厅补足官股十六万两。 占当时全部资本的53.3%。尤其是该官款在购买华昌赖以发家的赫氏炼锑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样，醴陵瓷业公司作为一家商办企业，“该公司创办时商股仅3万两，以后每年由官方协济1.9万两。1910年又由度支部每年补助1万两”。
湘路公司所收各项股款共计银445万两，合银550万两，其中优先股(商股）29.53%,租股8.76%，公股53.84%。参见下表：
资料来源:《湘路新志》第一年11期《公司报告》相关数据制作。转引自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3年，陈曦《近代湖南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第116页。
三、从产业资本运行的过程来看，它带来了利润，创造了剩余价值
产业资本经过原始积累，达到一定数额后，开始运行。首先，必须在市场上购买生产资料（如机器、原料等）和劳动力，然后将这两者在生产过程中结合起来，通过雇佣工人的劳动，生产出新商品，再通过流通流域实现商品的新价值。这种产业资本的运行过程，按照马克思的价值增值理论，就是价值增值过程，即“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也就是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超过了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而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就是榨取剩余价值。尽管湖南产业资本的形成及运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危机下，出于保护民族利益的目的情形下而采取的一种应急措施。正如湖南巡抚陈宝箴上奏清廷曰“抵借各国洋款，造路开矿”。但从客观上说，产业资本一旦产生，只要投入生产，就不可避免地为投资者带来利润，其实这也是投资者的主要目的，否则投资就没有意义。也就是说，产业资本在运行过程中采用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工人实行雇佣制剥削。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内容和目的”。”
四、从产业资本运行的最终结果来看，某些行业生产出的产品尤为矿产品，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和生产
由于湖南近代产业的兴起不是自然发展的产物，而是国际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殖民主义政策影响下产生的。它生产出来的产品不是供应本地、以至本国的消费；而是作为原料和初级产品销售给帝国主义。那么，产品的价格无疑受到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以锑产品为例，“欧战前后，锑价极低，每担纯锑不过数元。欧战期中，列强竞买军事物资，锑价得以上涨，最高时每担4000余元”。 同时，资本家或资本集团从市场上购买到这些原料后，必然进行资本主义生产。这表明湖南近代矿业生产不是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而是一种原料的采集阶段，其产品不是最终产品，只是作为工业原料而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起点。按照政治经济学理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 即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超过了劳动力本身的价值，那就是剩余价值。榨取剩余价值是资本的本性，也是资本家追逐的目标。从这种意义上说，湖南近代工矿、交通等实业的出现不自觉地为帝国主义国家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提供了物质基础，因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
综上所述，清末湖南实业已经从传统型向近代化方向转变，资本主义色彩在这些行业中都以显现，并得到了初步发展，这为本省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李会刚:《湖南工业经济发展历史及展望》[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
[2]《湖南历史资料》[z].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期，第133页
[3]《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湖南省志）第一卷（第二次修订本）[z].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2页
[4]《路事纪要》《湘路新志》[J].第四期，宣统二年二月初十日发行
[5]《湘报》[N].第81号，第322页
[6]《湘学报大全集》[Z].光绪二十三年初一报，第二十
[7]《列宁选集》（第4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27页
[8]转引自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3年，陈曦《近代湖南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第117页
[9]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 [Z].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41页
[10]《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湖南省志）第一卷（第二次修订本）[Z].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9页
[11]李会刚:《湖南工业经济发展历史及展望》[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0页
[12]《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湖南省志）第一卷（第二次修订本）[z].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1页
[13]刘泱泱编:《湖南通史》（近代卷）[z].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561页
[14]李允俊编:《晚清经济史编年》[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版，第734页
[1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30页
[16]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M].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284页
关键词：知识积累；个人知识积累；社会知识积累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1-007-06
“知识积累”，可以说是一个崭新的话题，因为以往乃至现在，人们研究《资本论》，研究积累，大都是探讨关于资本或财富的积累，却很少涉及“知识积累”这一问题。这不能不说是经济学研究的一大憾事。然而，这并不是马克思的过错，而是我们今天研究的不足而造成的遗憾。其实，只要我们深入挖掘与探讨，就能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一系列手稿中早就给我们留下了关于这方面的许多宝贵思想，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深入研究。
一、马克思关于“知识积累"几个基本问题的阐释
在《资本论》及其一系列文献资料中，马克思首先对“知识积累”的一些主要范畴和基本问题作了规定和阐释，为我们准确理解和研究这一问题奠定了基础。
1.“知识积累”的基本含义
马克思所说的“知识积累”本身是一个专属经济学领域的学术范畴，具有特殊的含义。至于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知识积累”，是近似于“知识储备”或“知识积蓄”的概念，例如，教师要求学生要注意写作或其它学科的知识与技巧的积累，或者领导者要求下属要认真实践、用心积累工作经验，等等。这里的“知识积累”区别于经济学意义上的“知识积累”，其在概念和内容上是完全不同的。这是马克思在论及“积累”与“知识积累”问题时所特别强调的一点。他指出：“这里应防止两种看法：（1）防止把积蓄和积累混为一谈；（2）防止把资本积累过程和单纯进行货币贮藏时所形成的积累混为一谈。”
作为经济学科学范畴的“知识积累”是与资本积累相对应的，主要是指知识的量的增长与质的升华，以及结构的优化。而资本积累是指把剩余价值或利润的一部分作为资本来使用，使生产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重复进行。马克思指出：“这个新创造的、与资本具有同一性质的价值重新投人生产过程，……作为具有更大价值的资本发挥作用，……现在又以增大的规模重新开始同一过程。资本划了一个圆圈，作为圆圈的主体而扩大了，它就是这样划着不断扩大的圆圈，形成螺旋形。”类似于资本积累，“知识积累”作为一种现实运动，也是“螺旋形”的循环，只不过它是人的知识、智慧、能力、技巧等的“螺旋形”运动。
资本积累和“知识积累”是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甚至一切文明社会财富积累的两种形式。在这两种形式中，马克思最看重最强调的是“知识积累”。因为，它直接涉及到整个社会以至每个社会成员自身的科学文化水平，而这正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是推动社会财富增长与积累的决定性条件。马克思指出：人们讲积累只知道社会财富这种形式的积累，然而，有一种积累却被忽略了。这种积累，它是社会“主要的积累，比和它一同进行并且只是反映它的那种积累，即这种积累活动的现存客观条件的积累，重要得多，而这些客观条件会不断重新生产和重新消费，只是名义上进行积累。”他还指出：“整个客观世界，‘物质财富世界’，在这里不过是作为从事社会生产的人的因素，不过是作为从事社会生产的人的正在消失而又不断重新产生的实践活动而退居次要地位。”可见，“知识积累”是比一般财富或资本积累更为重要得多的一种积累。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在自己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创造出超过以往人类社会全部生产力的社会财富，就足以让人们相信这一道理。
2.“知识积累”的基本形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知识积累”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或“社会知识和整个生产力的积累”（以下简称为“社会知识积累”——笔者注）；二是“工人本身的技能与知识（科学力量）的积累”（以下简称为“个人知识积累”——笔者注）。所谓“社会知识积累”，是指整个社会或国家的科学技术在更高形式上的升华，它体现为整个社会或国家在科学理论、科学精神（求实、民主、创新等）、科学思维及其发展战略、转化机制与管理体制等观念形态和制度方面的内容。而作为“个人知识积累”，是指人的劳动力在高级形式上的生产与再生产，它是劳动者新科学知识的获得、科学思维方法的改善、科学创新能力的提高、科学行为方式的提升以及科学生活方式的养成等各方面的发展。对劳动者来说，这是其劳动力的一种质的巨大飞跃。
在“知识积累”的这两种形式中，马克思更看重“个人知识积累”。之所以如此，首先是由马克思经济学的特殊性质与特殊使命所决定的。众所周知，马克思经济学是以揭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实质为宗旨，以实现人、尤其是工人阶级的解放与发展为目的的科学体系。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学文稿中处处充满了对工人阶级的人文关怀，对工人阶级处境及其命运的关心与关注。所以，在马克思研究“知识积累”问题时，首先想到的自然就是它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与工人阶级的命运的关系。
其次，“个人知识积累”较之“社会知识积累”更具能动性和创造性。“个人知识积累”中所包含的知识已经是一种人格化了的知识，早就融入了人的血肉、筋骨与大脑，变成了人的智慧、能力与技巧，是一种活生生的创造力，只要与一定的客观条件相结合就可以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和现实的物质财富。而“社会知识积累”中所包含的知识，大多不过就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形态的死知识，没有人的作用，只能深藏于浩瀚的书海，与书一起发霉生虫，永远形成不了生产力，永远创造不出物质财富。
最后，“个人知识积累”，还是实现“社会知识积累”的基础或前提。“社会知识积累”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是一种抽象。从逻辑上讲，它同任何事物一样都是由无数的具体提炼和抽象出来的，因此，没有具体的“个人知识积累”就没有抽象的“社会知识积累”。另外，个人还是构成社会的因子，只有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实现了“个人知识积累”，才能形成“社会知识积累”。所以，“社会知识积累”必须以“个人知识积累”为基础或前提。只有当社会所有成员（至少是大多数成员）的“个人知识积累”都进步了发展了，才会有“社会知识积累”的进步与发展。否则，“社会知识积累”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或无本之木。
3.“知识积累”与社会生产关系
“知识积累”作为人的一种精神活动和社会精神财富的生产与再生产，它必然会受到一定生产关系乃至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与制约，从而具有一定社会的特殊性质。马克思联系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明确指出：“从机器体系随着社会知识和整个生产力的积累而发展来说，代表一般社会劳动的不是劳动，而是资本。社会的生产力是用固定资本来衡量的，它以物的形式存在于固定资本中，另一方面，资本的生产力又随着被资本无偿占有的这种普遍的进步而得到发展。……在机器体系中，对工人来说，知识表现为外在的异己的东西，而活劳动则从属于独立发生作用的物化劳动。”“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固定资本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而加入生产过程。”然而，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消灭，事情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景象，即劳动者就会成为劳动过程的真正主体，成为自身命运的把握者，人们就会在劳动中自觉地运用知识、智慧、能力与技巧，使之成为劳动的一部分。这时“知识积累”便可获得一种新的社会属性。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知识积累”的典型分析与批判
如前所述，在“知识积累”的问题上，马克思更重视“个人知识积累”这一形式，因而，在庞大的理论文献中，他研究得最多的自然也是这种形式的“知识积累”。然而，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主义还处在早期发展阶段。这个时期的社会，可以说是最不利于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因而，也是最不利于“知识积累”的。于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作了一系列深入的分析与批判。
1.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使工人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与做人的尊严。马克思指出：“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在当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就是资本家的奴隶。作为奴隶，资本家根本没有把他们看作人，只是将之“当作精神上和肉体上非人格化的存在物”，即使是把他们当人，也不过是“当作商品人，当作具有商品规定的人。”作为奴隶，工人由一根看不见的线，即雇佣劳动制度这种关系系在资产阶级的手里，被资产阶级紧紧地钉在资本的柱子上而为他们终生驱使与世代雇佣。因而，这就使工人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与做人的尊严，乃至做人的本性，从而也就失去了从事“个人知识积累”的任何可能。
2.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存在使工人丧失了实现“个人知识积累”的必要条件。失业与贫困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痼疾，尤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发展阶段更为严重。资本家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必然会以工厂外洪水般的失业工人的存在为筹码，加强对在业工人的剥削。而大量失业工人的存在又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本性所决定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在业工人不断地遭到机器的排挤而成为失业人口；同时，由于大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降低了生产对人的体力、乃至在一定范围内脑力的要求，致使大批儿童与女工也涌入劳动力队伍，与在业工人争夺就业岗位。这样就使大量的劳动人口长期处于失业与半失业状态。而失业必然会带来贫困化的进一步加深，工人即使不失业，也会经常处于贫困状态。虽然在理论上，工人的工资是由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费用决定的，但这只是一种理论存在，而社会现实则是工人的工资经常遭到资本家人为地压低。马克思指出：“资本力图骗取必要劳动，并把工资压低到由身体决定的标准和由一定的社会状况决定的标准之下，这在实践中既是一般趋势，也有象在实物工资制下那样的直接抬高价格的做法。”因此，本来就很低的工资变得更低，最终势必使工人陷入贫困化状态。工人的这种贫困化状态还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加速而变得越来越严重。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即“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因此，随着资本积累的加速和贫困积累的加深，工人只能在原有水平甚至是更低水平上进行生产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而无法实现个人的“知识积累”。
3.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贪欲使工人他们失去了实现“个人知识积累”所必需的自由活动时间。马克思认为，赚钱或发财致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他指出：资本家不过是人格化的资本，资本的灵魂就是资本家的灵魂。“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才有象聪明的利希诺夫斯基所说的‘没有任何日期’的历史存在权。”因此，尽可能地延长工作日、占有工人更多的剩余劳动、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自然就成了资本家的神圣天职了。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劳动，资本家如狼一般的贪婪，“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为了延长工作日，资本家在当时除了利用经济的手段外，还利用国家的强制与法律的权威予以保证，即使是对童工也不例外。正如当年英国《工厂视察员报告》所指出的那样：“雇主除了搞钱以外再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而工人除了劳动以外也再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至于接受教育和发展智力更是痴心妄想。工人终生不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应当用于资本的自行增殖。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这全都是废话！”
4.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使工人失去了自由发展的资格和可能。所谓工厂制度，就是那种“发达的、同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机器生产相适应的劳动组织”。事实表明，大机器生产在当时不仅无限制地延长了劳动日，侵吞了工人的全部自由活动时问，加重了对工人的剥削，而且还极大地强化了资本对工人的统治，把工人变成了资本的附属物乃至机器的片面肢体。马克思指出：“虽然机器从技术上了旧的分工制度，但是最初这种旧制度由于习惯，仍然作为工场手工业的传统在工厂里延续着，后来被资本当作剥削劳动力的手段，在更令人厌恶的形式上得到了系统的恢复和巩固。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人死机构。”所以，工人失去了独立生存的能力，而只能终生依附于资本，依附于机器。工人对资本乃至机器的这种从属关系，使他们不仅成了资本家的奴隶，而且也成了机器的奴隶，他们只能终生侍候机器，依靠机器来生活，从而失去了独立和自由，失去了进行“个人知识积累”和自由发展的可能。
5.资本主义的强制性劳动，不仅扼杀了工人正常劳动的体力与智力因素，而且还扼杀了他们劳动的精神因素。工人终生、乃至世代从事雇佣劳动，完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强制。众所周知，雇佣劳动是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相分离的一种必然结果，只要工人与劳动条件处于分离状态，他们就不得不听命于资本的驱使，接受它的强制。在以往的阶级社会里，劳动者的劳动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但是，作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雇佣劳动却更胜一筹，即除了具有以往奴役劳动的那种残酷性外，还具有其特殊的隐蔽性与欺骗性，即“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灾祸之上，再加上一层过度劳动的文明灾祸。”雇佣劳动造成的这种“野蛮”的与“文明”的灾祸，不仅剥夺了工人“道德和身体上的正常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且还给他们精神上以重大打击与伤害。首先，强制性劳动本身就是一种痛苦。恩格斯指出：“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末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马克思也指出：“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其次，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使劳动变得过于单调与乏味，这对工人更是一种直接的精神伤害。马克思指出：“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侵吞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因此，劳动不仅扼杀了工人正常劳动的体力与智力因素，而且还扼杀了他们劳动的精神因素，使他们无法进行正常的“个人知识积累”。
6.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扼杀了新生劳动力的正常生产与再生产。资本主义大机器的应用给工人阶级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将大批的儿童提前赶进了劳动力市场，成了一代未成熟的雇佣劳动者。这样，就使他们过早地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可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根据资本主义人类学的说法，儿童时代到10岁，或者到11岁就结束了。”这就是说，在当时的英国，工人的后代只有在其10岁或11岁之前才有可能进入学校学习，而一旦超过这个年龄就不可能再接受学校教育了。这种对新生劳动力的扼杀使劳动力无法在更高的形式上得到生产与再生产，无法实现个人知识的初级积累。进入工厂后，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现代工厂和手工工场雇用的大部分儿童从最年幼的时期起就被束缚在最简单的操作上，多年遭受着剥削，却没有学会任何一种哪怕以后只是在同一手工工场或工厂中能用得上的手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不识字，他们通常都是非常粗野的、反常的人。”当他们成年之后，自然就成了“无知、粗野、体力衰退和精神堕落”的社会怪物。
上述可见，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形成了对“个人知识积累”的最大障碍，严重阻碍和破坏了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如果说，资本主义积累在物质上带给工人的主要是贫困的积累，那么，在精神和智力上带给工人的就是“愚昧”和“无知”的积累。这是对工人阶级精神世界与灵魂深处的侵蚀，是一种最大的伤害。
不过，有必要指出，上述情况是马克思就当时社会的雇佣劳动大军中的绝大多数而言的，而不是对个别现象来说的。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看，仍有不少为资本家阶级所中意的高级劳动力，甚至包括造诣很高的科学家从工人队伍中产生。对此，马克思指出：“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会造就出一小批具有较高熟练程度的工人，但是，他们的人数决不能同‘被剥夺了知识的’大量工人相比。”
三、马克思“知识积累”科学原理的当代启示
以上是笔者对马克思“知识积累”科学原理所作的一种尝试性说明，虽不够系统化，但从中仍可洞见马克思在这方面的卓越智慧与开创性贡献。自《资本论》问世至今，虽然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但马克思关于“知识积累”的科学原理并没有过时，它对于我们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性意义和指导作用。
1.认真贯彻“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加速“知识积累”，努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由于“知识积累”直接涉及到整个国家以至每个社会成员的科学文化水平，并是推动社会财富增长与积累的决定性条件，因而，在社会财富积累的两种形式中，马克思更看重更强调“知识积累”这一形式。然而，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却在很长的时间内并不为人所知，从而也未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导致我国一直以来唯GDP是尊，而忽略了知识的积累、储备与更新，忽略了人才的培养与提高。因此，我国GDP的增长主要是靠高投入、高消耗，而忽略了科学知识与技术的应用。结果所得到的GDP虽说数量可观，但其效益较差，并带来了高排放与高污染。要改变现状，就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切实贯彻执行“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增进社会与个人的“知识积累”，进一步加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竞争力、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为国家长远发展积蓄后劲。
2.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确保劳动者在企业的主人翁地位。在“知识积累”问题上，马克思最重视劳动者的“个人知识积累”，即劳动力在其更高形式上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尤其是在它的早期发展阶段，工人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之所以只能在原有的、甚至是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使他们失去了独立的人格与做人的尊严。因此，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要想实现马克思所强调的“个人知识积累”，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劳动者拥有充分的独立人格和完善自我的自由时间，确保他们有权利并有能力发挥其在企业的主人翁作用。
3.调整和完善现行分配制度与政策，提高劳动者报酬，确保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收入分配不公是我国目前需要急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从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角度考察，其主要表现在：一是劳动者收入在整个GDP中所占的比重过低，并且越来越低；二是劳动者收入在企业初次分配中所占份额过小，并且逐年呈下降趋势。由于这种分配的不合理，使国民财富一方面向政府倾斜，这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一些政府部门乱作为、瞎作为与部分公职人员的腐败堕落；另一方面向少数富人集中，导致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形成两极分化。鉴于当前状况，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措施，调整和完善现行的分配制度与政策，改变不合理的分配格局，增加劳动者收入，使之有足够经费投资教育，发展与充实自己，以实现“个人知识积累”。
4.大力发展生产力，大规模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使劳动者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马克思指出，人们获得自由时间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节约劳动时间。劳动时间的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同时，“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二是缩短劳动时间。马克思认为，缩短劳动时间，可以“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但是，不论是节约劳动时间，还是缩短劳动时间，都必须以一定的物质基础为前提，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加为保障。只有这样，才能在劳动时间得到节约与缩短的情况下，使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不受影响，并且还可能有所改善。另外，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也要给劳动者更多的自由时间。这不仅需要利用科学技术的力量，大力提高企业劳动效率，尽量不加班或少加班；同时还需要改革企业劳动制度，倡导和实行灵活的工作日制度，在不影响生产经营全局的前提下，使劳动者能集中较多的时间用于学习、研究、考察，或参加企业外的业务培训，以扩大视野、增长知识、提高技能，实现“个人知识积累”。
[论文摘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我们要以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劳动价值论，用的基本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的基本理论。本文阐述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看待劳动价值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
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分配制度原理
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经济运行中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并存，与之相适应收入分配采取按劳分配为主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多种分配制度。
(1)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由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决定的：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公有制经济的相互结合，决定了在公有制经济中只能采取按劳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并存，共同参与创造财富，要求按生产要素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指各种要素都应根据其在再生产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的大小来参与收益分配，获得相应的报酬。基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只有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才是现阶段唯一公平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因而也是公平的。在公有制经济中，由于国家和集体是除了劳动以外的一切生产要素唯一的所有者，因此全体社会成员只能是劳动者而不能是其他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即按付出劳动量的多少来决定应该获得的收入的数量。但是这种分配方式也存在不平等的一面，由于人的天赋、能力、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担任的工作的难易程度都是不一样的，对社会、生产做出的贡献也是不一样的，如果采用同一种分配方式同等的对待必然产生新的不平等。
(2)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由各种生产要素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决定的。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等文献中多次指出劳动并非一切财富的唯一源泉。现实的常识告诉我们仅仅有劳动者而没有资本、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的参与，是不可能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在生产过程中三者缺一不可。对此马克思曾经论述到：“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原材料。”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知识、技术、信息和管理才能等过去不被重视的要素在现代的生产和经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他们也要求参与分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由于“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所以应该允许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参与分配，这样有利于生产要素向更有效的领域流动，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加快，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价值的认识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力资本创造的价值也越来越多，现代生产中体力劳动所占比重不断降低、劳动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不少学者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产生了怀疑。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不重视脑力劳动，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指的就是体力劳动。因而在知识经济到来的时候他们提出：商品中所含的体力劳动的成分越来越少了，因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不再适用了，商品价值应该从由劳动和劳动时间决定变为由“知识含量”决定、由知识来计量。事实上，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忽略过脑力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清楚地论述到：“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也就是说，无论是生产何种商品，都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生产的，只不过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所占的比例不同罢了。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体力劳动居于主体地位的时代．
三、当今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不仅仅是生产工人的劳动支出的增加，更多的是包括了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付出的大量的复杂的脑力劳动。由于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管理才能是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能否大大加强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对科学技术工作者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管理劳动做出全面的评价，提出相应的激励措施。科技工作者作为生产性劳动者，他们自身的劳动创造价值。
关于科技工作者的劳动的价值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方面，科技力的承担者也被列在生产工人的概念下。“由此可见，马克思把科学技术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也看作是生产劳动者，从而也参与了价值的创造。而且由于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是一种复杂劳动，因此在同样的时间内，他们可以创造出比一般劳动者更多的价值。另一方面，科技工作者的劳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以及创造社会财富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科技工作者将先进的科技应用到生产过程中，不仅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产品的数量，还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因而，在评价科技工作者劳动的价值的时候，不应该仅仅根据他们的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多少来衡量，还要看到他们在创造社会财富中的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