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3 22:02:2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人民币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2005年,我国对汇率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不再单一盯住美元,改为实施一篮子货币进行人民币汇率定价的制度,这是向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方向迈出的关键一步。此后人民币汇率波动明显加大,并呈现明显升值趋势,同时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贸易顺差不断增加。本文从实际有效汇率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结构的影响并分析原因,通过实证方法加以验证,最后给出相关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我国贸易结构的变动分析
我们运用贸易特化系数(TSC,Trade Specialization Coefficient)这一指标来衡量和分析中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动趋势。本文中的对外贸易结构指的是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即各类进出口商品占全部贸易额的比例。贸易特化系数是一国某种/类贸易产品的净出口额与其进出口总额之比,其计算公式为:TSC=(XM)/(X+M),-11。
一般说来,当TSC指标值越接近一1时,表明贸易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越低,当TSC指标值越接近1时,则表明贸易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越高,当TSC指标值接近零时,贸易产品的竞争优势则比较均衡。如果一个地区的高级贸易部门的贸易特化系数呈上升趋势,而低级贸易部门的贸易特化系数呈下降趋势,那么可以认为该地区贸易结构呈优化趋势。
研究表明,我国贸易结构总体上呈现不断优化的趋势,全部进出口商品的TSC从1996年的0.04上升到2008年的0.12,累计增加了0.08,特别是工业制品贸易特化系数大幅上升, TSC从1996年的0.06上升到2008年的0.27,累计增加了0.21,显示出工业制品竞争优势出现了较大的改观,对整体贸易结构贡献较大。同时,工业品自身的贸易结构也显着改善,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贸易特化系数稳中有升,1996-2008年间TSC累计增加了0.13,保持了较高的竞争力。而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显着上升,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竞争力不断增强,1996-2008年间TSC累计增加了0.4,对我国贸易结构的改善贡献不断加大。
二、我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分析
有效汇率分为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它的变动反映出一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竞争力的变化。一国的名义有效汇率是指,以一国对外贸易伙伴国与该国的贸易额在该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为权数,将各贸易伙伴国的名义汇率进行加权平均而得到的汇率指数;实际有效汇率是指名义有效汇率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后所得的汇率指数。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表明汇率升值,汇率变动对一国产品的对外价格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反之则表示汇率贬值,汇率变动对一国产品的对外价格竞争力产生有利影响。本文所使用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数据来自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月度有效汇率指数,并通过几何平均加权法计算年度指数。研究表明,我国人民币有效汇率呈上升态势,而且波动幅度较大,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和名义有效汇率指数走势基本相似,特别是自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趋势明显,升值幅度不断加大,2008年比2005年升值了22.56%,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倾向日益显着,汇率波动和走势更多地体现各种市场因素的综合作用。
三、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单位根检验中的ADF检验对1996-2008年间贸易特化系数和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其中REER代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并经过计算),TSC1、TSC2和 TSC3分别代表初级产品贸易特化系数、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贸易特化系数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特化系数。结果表明,REER、TSC1、TSC2和TSC3是二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进一步检验。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
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民币汇率政策。现在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实际上涉及了两个层面，即汇率的机制和汇率的水平。此二者性质有所不同，但相互间有着密切联系。所谓人民币汇率问题，首先是汇率机制的问题，其次是名义汇率水平的问题。
有些人主张人民币应该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机制，但这种提法并不严谨。因为汇率的市场是国际外汇市场，中国目前不是可兑换的货币，也不参与国际外汇市场交易，因此实际是无法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因此实际上需要从政府的意愿来决定汇率机制(exchangerateregime)问题。
有很多可供选择的汇率机制。通常认为有九种汇率制度，1.自由浮动，2.管理浮动，3.目标区，4.一篮子钉住，5.爬行钉住，6.可调节钉住，7.真正固定钉住，8.联系汇率制，9.货币联盟。关于汇率机制的分析，其实并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证研究问题。迄今为止的实证研究，尚未给出一致的结论。有些研究甚至认为，汇率机制无关紧要，即所谓“汇率机制的中性假设”。国际学术界关于哪一种汇率机制好的讨论并没有定论。国内的讨论中有一些观点认为浮动汇率机制要优于固定汇率，而且认为这才符合市场经济原理实际是不了解国际上多年的研究成果。香港数十年实行联系汇率制并不影响人们承认香港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而欧盟内部实行货币联盟对于欧洲经济的发展也起到很好的作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理论界很多人认可的是“两极化”观点(即自由浮动和管理浮动所代表的浮动汇率机制，和联系汇率和货币联盟所代表的固定汇率机制)，而不认同“中间汇率机制”(即上述第(3)，(4)，(5)，(6)种汇率机制)。所有国家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实行过不同的汇率机制。因此国际上近年有研究认为，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融体制尚未发展、与国际资本市场没有很好整合的国家，采用固定汇率会运行良好并具有可持续性。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它们增长率高而通胀率低，“真正”浮动汇率制更为适用。对于新兴市场而言，比较适用中间的浮动汇率制。
固定汇率机制的主要好处有两点；
1、减少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有利于贸易和投资。
2、提供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的有信用的固定锚。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问题，目前人民币对于美元的固定汇率也是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汇率政策，实际上即使对于一个相对长的时期，中国实行固定汇率机制也是利大干弊。而如果从刺激经济的政策角度来看，改变汇率机制会增加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不利于贸易和投资，也是不宜“退出”为好。
总理在2010年3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所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人民币汇率水平，他的回答十分清楚：我认为人民币的币值没有低估。这个结论从学术上和政治上都是正确的，在当前国内国外的讨论中如此表态十分有力，比一些含糊不清的说法要好的多。
这次表态还澄清了概念上的问题，即中美的双边名义汇率，以及人民币的多边有效汇率，和实际多边有效汇率(有效即指多边，因此有时也常省略)对于这些概念的混淆是目前有关讨论中的常见现象。人民币对于美元目前是钉住，但对于其他货币是浮动，因为美元对于这些货币的汇率是浮动。因此如果说在刺激经济的特殊时期有特殊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即在一定时期我们实行了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也只对中美汇率可以成立，对于其他汇率是不成立的，对于实际多边有效汇率也是不成立的。
一些讨论是从多国的角度讨论了进出口和贸易顺差的情况，这样分析对于反驳那些只谈中美贸易，并认为只要中美贸易中，美国存在逆差就应该让人民币升值的国内外议论是合适的。因为一个国家不可能只从对于一个国家的贸易情况的评估就调整自己的汇率政策。实际上除了欧美市场外，中国还要面对其他的贸易市场。同时也要看到并不是只有中国的对美出口会挤压美国制造业的工人，实际上所有具有制造业能力，同时劳动成本低的国家的对美出口都对美国制造业的工人产生压力。所以汇率问题永远是一个多边的问题，而不是双边的问题。
但也要认识到，仅仅从贸易角度分析汇率问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不够全面的分析方法，容易留下口实。因为如果只谈贸易，一旦贸易的形势发生变化，现在有利的数据就可能不再有利。因此比较科学的分析是从国内国外两个均衡来分析人民币的估值问题，这样是比较全面的分析，能够更加有力的体现中国的利益。所谓外部均衡是指经常账户平衡(或国际收支平衡)，所谓内部均衡是指物价稳定前提下的充分就业。如果从这样全面的角度分析问题，人民币维持对于美元稳定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也成为抗击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一种货币政策工具。
一、成为国际货币的五个关键先决条件
请允许我着眼于几个我认为将会有利于人民币在成为主要国际货币的道路上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研究诸如英镑和美元等主要国际货币的历史，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能路径提供了一些线索。我必须明确地表示，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人民币一定会遵循其它主要国际货币一样的路径。但是，这样的设想的确可以帮助我们对人民币所面临的前景和挑战做出真实评价。至少存在五个关键因素：1.成为主导的货币往往是在国际贸易中占主导的国家所发行的货币。2.货币国际化往往是因为其所在国家是主要的资本输出国。3.每一种成功的货币背后都有官方政府支持。4.只有具有开放和发达的金融市场支持的货币才能在国际上占主导地位。5.需要人们对其货币和经济保有信心。中国在这些方面做得如何呢？我认为做到了五分之三。就贸易主导地位而言，中国在2013年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最大的商品贸易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虽然谨慎，但也受到了许多官方支持——不仅仅是来自中国的决策者，还来自其它国家的决策者。至于人们对货币和经济的信心，如果说人们对人民币的信心缺失的话，那么也不会对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具有如此大的热忱。许多国家排着队在其境内用人民币交易，或者想方设法进入中国国内金融市场，这些事实都表明了这些国家具有强烈的欲望参与到这个他们认为具有持续强劲增长潜力的经济体中。国际上对中国的消费者、中国的出口、中国的资产，当然还有中国的货币都具有很大的需求。美元曾经受到黄金的支持，而今天的人民币受到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的支持。对中国国情会继续支持强势货币的乐观预测也增强了人们对人民币的信心。这些先决条件中中国做得相对较差的是金融系统和政策框架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所做的准备。这些挑战并非不能克服，但是它们也促使中国的决策者们不得不采取渐进有序的政策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些挑战足够大，因此过早的开放可能会给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很大的风险。中国决策者面临的挑战是将国内的金融系统发展成一个能与国际金融系统接轨且不会造成严重缺陷的系统。因此，金融系统的状态将会是决定决策者在多大程度上开放这个系统的关键因素，从而也会是决定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和速度的关键因素。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金融系统的国际地位密切相关。积极地进行金融改革将会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在成为全球资本输出国这个问题上，中国无疑已经做到了。然而，绝大部分的输出都是官方的输出，并且不是用人民币交易。实际上这涉及到了我们所知道的特里芬难题的核心。由于经常项目盈余和FDI流入导致大量美元流入，中国一直想将这些美元流出。在将来的某个时间，中国可能会形成结构性经常项目赤字，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我难以看到这一事件的发生。向非居民投资者开放资本项目和国内金融系统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外币流入。由于这两个原因，中国不仅会继续输出美元资本，而且会发现，由于对人民币高度的需求导致人民币面临持续升值压力。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推广人民币贸易结算的道路便不能走得更远了。如果更多的中国贸易是用人民币结算，那么美元流入会减少，中国政府的干预也会减少，需要流出的美元也会减少。但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通过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会有更多的人民币流入，那如何在中国之外获得更多的人民币？实际上，中国有无数的可能性可以在没有经常账目盈余的情况下，在境外建立人民币流动的资金池。这包括，人民币通过官方援助流出，中国的银行进行国际贷款，外国银行在中国市场发行债务，对外直接投资，公司间贷款，企业利润汇回国内，居民在外国消费等等。其中一些已经在进行。举个例子，从2013年末到2014年初，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离岸人民币余额已经增长了40%，达到1.4万亿元。这些数字实在振奋人心，除了一件事：当人民币在境外时，它可能思乡心切，而且极其严重。它渴望回到家乡，回到它出生的地方。即使允许它回家的合法途径有限，它也会拼命地寻找其他途径。随着海外人民币资金池规模增大，人民币回流的压力也会增大。合格投资者计划（RQF），人民币清算行，以及最终引入的中国跨境支付系统（CIPS）会不会缓解离岸人民币的这种情况呢？会，但不能完全解决。在目前的形势下，尽管与人民币有关的贸易和投资交易急剧上涨，我所看到的数据仍然显示，人民币的使用非常不平衡，而且偏向于流入而不是流出中国。绝大部分中国的出口是用人民币支付的，然后才是进口。同样地，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有63％是用人民币交易，只有16%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用人民币交易。所有的这些告诉我们：仅仅依靠经常项目可兑换，一种货币是无法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的，还需要在资本项目上可兑换。然而，大幅度开放资本项目是中国进行人民币国际化的深水区。人民币就像是从一个平静的港湾驶向一个波涛汹涌的宽大海域。只有得到我之前所提的五个基本因素的支持，人民币才能更好地驶过这片汹涌的海域。要确保人民币国际化的可持续性，需要具有耐心、恒心、细心——不仅是对中国的决策者来说，对中国以外的决策者来说也同样如此。
二、人民币国际化后会如何影响世界格局？
现在，我们简要探究一下国际化的人民币将如何影响世界货币体系格局。在今天的全球货币体系中，无可否认，当谈到世界货币时，我们的选择少之又少。这种情形是非常危险的。在发达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时，我们看到了金融市场是如何骤然停止的，全球货币金融系统是如何濒临坍塌的。一个更多元的货币体系将更有利于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如果全球的流通手段包含更多的货币，那么任何一种货币主导全球流通手段的可能性就会减少。一种货币大量盈余却仍然升值的情况就是国际货币种类过少造成的不寻常产物。由于种类过少，当少量几种主要国际货币的国内经济政策偏激并且有悖其国际货币的地位时，整个世界都将承受灾难。许多主要发达经济体制定的货币政策并不顾全大局，就像是封闭的经济体和金融系统一样。货币政策制定的结果就是，它创造了一种对致力于国内经济的极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虚假信心，以及无法充分理解其对全球的影响。在一体化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内，政策的影响被泄露。获得较差收益的投资者和储户并没有放弃并说到：“既然我获得的收益如此少，那么我就把它用出去或者少存一些。”不，他们开始寻找其他手段为他们的存款保值，包括在境外投机搜寻更好的回报。结果就是，这些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远远低于那些主要经济体的决策者们的预期，同时资本流入的接收国也面临很大的政策难题。人民币的崛起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希望它能使得世界货币体系不那么扭曲，也能减少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阻力，而且，能作为一种国际货币分担责任和享受益处。
三、马来西亚与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的国际化将怎样影响马来西亚呢？对马来西亚来说，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利而无害。中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之一，任何有利于两个经济体之间贸易和投资流动都是好的。我们知道，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面临以及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我们也知道，中国需要采取渐进的措施，为自己解决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问题提供一些空间。但是，我们也知道，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和政策框架的发展，其金融系统和经济开放程度也会更高，从而人民币更加国际化。马来西亚的决策者们在经济与金融方面不遗余力地加强与中国的联系。至于将人民币用于国际贸易和投资，我们也已经落实了基本的基础设施，并且会继续改进，使其更便宜，更方便。然而，私营部门才是决定人民币用于国际收支情况的关键因素。像汇丰银行这样的机构具有向马来西亚的客户或更广泛的商业群体普及人民币，以及给决策者提供反馈信息，并方便其为人民币的贸易增长建立一个更有利的环境的潜力。
四、结论
总的来说，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人民币国际化的势头越来越强劲。这是令人振奋的，也恰当地反映出了中国在国际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如我之前所说的，人民币势必将成为一种国际货币。唯一的问题是它将成为多大程度的国际货币。要找到答案，我们必须清楚，中国推广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全世界的利益，而是为了中国的利益。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是否能够保持现在的势头，或者加速前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未来几年的发展情况。如果中国的决策者能成功地制定出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和金融政策的话，那么21世纪将会成为一个人民币国际化的世纪。
作者：赵美贞 熊艳春 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一背景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07年更是如此。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投资的热潮，并且表现尤为突出的是房地产和股市这两大行业。随着经济长期过热的发展，必然会出现经济“泡沫”，自从股市进入牛市以来，经济中的“泡沫”不断膨胀，趋势增强。07年底，随着股市由牛市逐渐过渡为熊市，资本市场上资金的供给已经大量减少，虚假繁荣实质性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加之08年年初的罕见雪灾对全国南方地区造成大面积的重创，国内生活必需品的物价上涨速度加快，国内通货膨胀率同时也持续走高。另一方面，美国经济进入疲软发展阶段，经济的不景气直接导致了美元，这一国际强势货币不断走软，相对中国07年以来的发展速度来说更是如此。基于经济上的重大压力，美国呼吁人民币升值的声音就更大了。而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因中国长期以来出口的廉价商品直接导致国内企业竞争力不断减弱和失去市场份额而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以美国，日本带头的国家联合起来对人民币施加压力，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减少中国长期以来对外贸易的顺差，借此方法来减缓国内经济发展的尖锐矛盾。在内外因素的双重压力之下，人民币在对美元的汇率上出现了大幅度的攀升，并且速度不断加快。
二环境现状分析
1人民币对外升值。
汇率即国与国之间货币折算的比率。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至06年以来就一直走低，从07年1月份的7.8到现在跌破7为止，下降了近11个百分点，这在人民币升值的历史上属于比较快的速度。一方面，中国在出口贸易上一直处于顺差，国际上给人民币施加压力。另一方面，美元的走软是造成人民币升值的一个相对原因。中国至05年以来实行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在这之中储备的大部分货币是美元。所以美元的任何情况的变化都会在相当程度上对人民币造成影响。但仅仅从美元的走软这一固定标准来说明人民币币值的绝对上涨是不够的，毕竟一国货币在现在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再加之任何因素对人民币的实际情况所造成的影响都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对于人民币而言，导致其升值的主导因素既有国内的又有国外的。之所以说只从对美元的汇率来说明人民币升值是不客观的，是因为从其他国际货币来说也存在着其他货币对美元汇率下降的情形，比如欧元。欧元对美元来说是在不断在升值。而人民币对欧元来说却是在贬值。在从汇率看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任何一国汇率对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的说明只有参考的价值。尽管人民币在直观的汇率表中对美元的汇率上升了很多。实际上，人民币的有效汇率升值只有5%—10%①。
2国内通货现况。
CPI，居民消费指数，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影响通货膨胀的成因主要由三个方面的指数，包括：居民消费指数、批发物价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冲减指数②。而在这三个因素之中，居民消费指数又是最重要和具有说服力的因素，因此本文重在分析第一个因素。从07年以来的CPI分析可知，07年全年CPI平均上涨4.8％，涨幅比上年提高3.3个百分点。08年一月CPI上涨7.1%，2月上涨8.7%，3月份也高达8.3%。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年存款利率经过数次加息，截至08年4月18日，年存款利息为4.14%③。通过08年第一季度的平均CPI和年存款利率的直接抵消可知目前中国国内货币的实际币值在以将近3.9%的速度对内贬值。而实际上，银行上调的存款利率是以上一季度或几个季度总结出来的数据为依据的。这说明中央银行上调利率的措施并不是随时随地地按照国内CPI的变化一而变化，并且所有的政策的制定都是以已经发生的数据为基础，同时，这些政策无论是在制定还是在影响方面都具有滞后性。所以人民币实际对内贬值的比率还会多出一部分。
通货膨胀的原因分析
就具体的经济情况而言，目前国内的通货膨胀情况基本上属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包括：
1）生产资料的稀缺。08年初全国大范围的雪灾是造成资源严重稀缺的一个直接原因。一方面这次雪灾造成雪灾地区农产品大幅度减产，全国范围内的农产品供不应求，直接推动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南方大范围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用于修复这些工程所需要的钢材、木材等生产原料的需求量大幅上涨，也拉动了第二产业生产成原料的紧张，由供求理论可知，企业的生产成本必然会随着资源的紧张而上涨。再加上交通运输的基本设施大面积瘫痪，在国内就出现了最需要物资的地方迟迟得不到供给的情况，在当地市场供给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这些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就出现了暴涨的情况。而这一情况同时也就直接大幅度上拉了全国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国际方面，世界出口大国，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农作物方面的出口都大幅度的减少。这就造成了国际上基础农产品的供给不足，同时也制约了中国市场对进口作物的需求，造成国内农产品稀缺，价格上涨。
2）国内货币流通量过剩。中国长期以来大量的外资涌入，尤其是在人民币升值的过程中。中国是一个经济正在高速发展的国家，引进外资无疑会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而另一方面也会带来大量资金的注入。在国内经济发展的同时，整个市场上流动的货币量也大大增加。这的确促进了国内经济的繁荣，但同时，社会生产力总的生产速度并没有比货币增加的速度快。这就使得人民币的总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大于总需求，于是也造成了人民币在有效市场上的流通量过大，直接导致对内贬值，通货膨胀速度加快。
三结论
比较分析人民币币值的实际情况。
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不够发达。因此不足以用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指标来衡量中国目前通货膨胀的状况。在国际上，6%以上的年通货膨胀率已经普遍被认为是难以接受的范围。中国07年最后一季的CPI为6.63%，08年第一季的CPI为8.03%。这虽然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难以忍受的界限，但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并未恶化得那么快。理论上而言，本国货币升值对国内通货膨胀的现象会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如果上升的这一部分币值足以抵消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则通货膨胀不会对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据统计资料表明，人民币的升值对抑制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的实际贡献，在半年内只有0.2—0.4个百分点（1）。如果说升值对抑制通货的作用是滞后的，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人们并未看到经济过热能被市场的自动调节所压制住的重大成果。如果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政府管制过多，那么政府制定和颁布的一系列打压经济过热的措施都旨在降低通货膨胀率，而并未对经济的过热起促进作用。根据经济数据的比较分析可知，国内实际通货膨胀率实际比调查的结果更高。人民币升值对通货膨胀率的抵消效果也不大，实际上人民币实在贬值的。
四国家应采取的措施
经过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国目前处于市场经济并不完善的时期，市场自我调节能力较差，同时，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政府的确应该在政策方面适当的参与经济的管理，以继续压制现阶段的经济出现过度的“泡沫”。
第一继续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通过银行和国债这两大主要工具回收再市场上过度流通的货币。通过银行提高再贴现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都是国际上公认了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措施，前者目的在于提高融资者的融资成本，进而从投资的源头对货币总量进行调节；后者则作用于货币的乘数效应上，通过减少货币扩张的乘数来平衡货币的发行量和流通量的关系。通过发行国债，直接回笼流通中的货币量是效果最快的措施。
第二合理地运用税收和价格控制手段。税收的目的就是为了财富的再分配和引导社会向公平化发展。对金融行业的从紧税收政策则有收缩和稳定投资过热的作用。价格是直接反映出来的对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示，合理的限制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对社会的稳定必然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价格的变化也应该尊循市场客观的发展规律。只有找到在政府引导和市场发展的过程之中的这个平衡点，经济才能够又好又稳定的发展。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未来预期；暂时性贬值；升值
人民币汇改经历了四阶段：1979年至1984年：从单一汇率变为复汇率再到单一汇率，1985年至1993年，实行官方牌价与外汇调剂价格并存，向复汇率回归的方式，1994年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到了2005年了，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至此以后，人民币汇率变动如图所示，但人民币汇率并非会永无节制的降低。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遇到了两大严峻挑战：一是全球经济失衡下外汇储备过多的挑战。美国低储蓄，高消费，中国等亚洲国家高储蓄，低消费，中美贸易巨额顺差，美国靠举债度日，中国巨额外汇投资美国国债，贸易战、汇率战给我国政府带来巨大压力。二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挑战。一方面，中国经济总体实力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三农，住房，医疗，教育，就业，农民工，社会保障等问题一时很难得到解决，这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
1人民币短期将会小幅升值的必然性
1.1进口企业需要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升值后，进口商品的价格会发生相同幅度的下降，降低我国进口的成本和在进口环节的费用。根据需求弹性理论，需求弹性越高的商品，进口价格变化引起进口量的调整就越大。由于各个行业价格弹性的差异，人民币升值对不同进口行业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的。人民币升值将使大宗交易的进口成本降低，进而改善相关行业的盈利状况，这对我国经济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很多重要战略物资如石油，铁矿石，铜等都要依靠进口，中国需求的大增曾导致国际相关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大大增加了我国的建设成本。人民币的适度升值，有利于增强我们对原材料物资的购买力，减轻石油和原材料价格上升对经济的影响。同时，从事进口贸易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1.2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需要人民币小幅升值
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贬值有利于提高一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升值对出口不利。但根据弹性轮的观点，只有当进口和出口的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汇率变动才会对进出口贸易形成明确的效应。考虑到我国独特的贸易结构及进出口商品供给价格弹性不高，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可能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目前，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出口中占55%。同时，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料加工贸易和外商的机械设备进口占所有进口的60%，如果再计算上一般贸易当中原材料和投资品进口，这个比例还有很大的上升余地。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只赚取固定的加工费，和汇率的变动基本上没有太大关系。当人民币升值之后，出口价格上升，对这部分企业的出口不利，但是其购买力也将随着人民币升值而提高，能够购买更多的设备和原材料等进口品，两项权衡，汇率变动的净效应有待观察。其次，中国的部分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非常高，尽管是科技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但由于中国极低的工资，即使人民币小幅升值，和国际竞争对手相比，依然占有成本上的绝对优势，因此出口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另外，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长期动力并不是靠汇率低估的政策，而应该是靠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来降低成本，提高非价格竞争力。目前劳动密集型产品依然是主要的出口产品。特别是纺织品，服装，鞋类和玩具等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较大的份额，这与世界出口产品结构和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不一致，而且这类产品的国际市场需求弹性小，竞争激烈，容易引起贸易摩擦。而来料加工贸易出口只能收到加工费，失去了销售利润，同时，它对一般贸易的出口也造成较大的冲击，影响一般贸易的出口效益。
1.3刺激国内消费，扩大内需需要人民币小幅升值
根据200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回顾，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间快速增长了9个百分点。而在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周期，世界平均消费率达78%——79%，差距悬殊。我国长期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经济的较高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拉动。而现今世界经济以美国为代表出现不景气，我国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出口压力越来越大，不确定风险也加大，因此，必须扩大内需，以避免外部经济波动时产生的剧烈冲击。房价，医疗费用，教育投资与水电气价格的持续上涨，以及养老问题，加大老百姓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抑制即期消费。从而造成我国经济增长连创新高而我国居民消费率与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双创新低的矛盾。由于人民币升值，老百姓能用同样的钱购买更多的东西和服务。
另外，人民币升值可以减少我国巨额的贸易顺差，有利于减轻国外舆论对我国汇率，经济贸易政策的非难和指责，减少同欧美国家的贸易摩擦及国外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
2不排除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
虽然很多现象显示人民币有巨大的升值压力，但我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表明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非零。
首先，目前导致中国巨大贸易顺差继而带来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出口产业的成本很低。中国以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建立在对丰富廉价的劳动力的基础上。但是根据人口资源统计，到2050年，上世纪50，60年代（也就是人炸期）的人大多会去世，而出生率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保持较低水平，中国将会陷入劳动力缺乏的处境。现在，很多社会成本没有计算到成本中去。
其次，中国企业有庞大的债务规模。隐性债务，如欠发工资，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其他公共部门债务等带来中国未来的债务负担沉重，为人民币贬值种下隐患。
3结论
总体而言，人民币有很大的升值压力，但考虑到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问题，不排除有暂时的阶段性的贬值。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经济总体良好，应该抓住时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品技术含量提高，同时扩大内需，真正做到投资，出口，消费三架马车并驾齐驱，为中国的经济带来更健康的发展方式。
参考文献
［1］夏建英．人民币汇率走势分析［J］．外汇管理，2006，（09）.
自2005年7月23日，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目前，有关人民币汇率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文章大多集中在对外贸易方面（如卢向前、戴国强，2005；李海菠，2003），而很少涉及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的分析。
国外有关汇率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成果并没有一致的结论。Kohlhagen（1977）的回归检验结果表明：20世纪60年代，欧洲主要国家（英国，1967；法国，1969；德国，1961，1969）的汇率贬值或升值都对美国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有着系统的影响，尽管存在着资本管制。Cushman（1985）则区分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两个概念，并通过经验实证的方式对美国和五个主要工业国家的年度直接投资水平进行分析，得出实际汇率的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效应。而Froot和Stein（1991）进一步将市场信息不对称这一因素引入模型之中，研究发现美国1970－1980年涌入的大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应归功于同一时期疲软的美元汇率。Sercu和Vanhulle（1992）通过汇率对出口的价格和数量的影响分析，得出汇率波动性的增加对出口企业的价值有着正向影响效应，也使得出口策略较直接投资更有吸引力，即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逆向影响效应。Aizenman和Joshua（1993）区分了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对经济的冲击，得出了在名义变量冲击之下，汇率的波动性与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存在正向关系的结论。Goldberg和Kolstad（1995）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汇率贬值对外商直接投资没有任何大的或显著的影响；但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却具有正向影响效应。Dewen-ter（1995）放弃了过去的经验分析（如Froot，Stein，1991），直接以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水平作为研究变量，而代替以外商投资与国内投资的比值作为实证检验的变量，并基于美国1975－1989年的数据得出：汇率水平与外商投资的相对水平在统计上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专家伊藤隆敏等人对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实体（不含中国）的研究表明：若某一经济实体货币贬值10％以后保持经济稳定，则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增加量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5％，反之亦然。
根据上面的分析，国外针对汇率升、贬值及其波动幅度与外商直接投资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可谓众说纷纭，并未形成一致的结论。有的认为汇率贬值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的认为汇率波动的激烈程度影响着外商直接投资，但究竟是“正向还是负向”影响，又有着不同的答案；还有的认为，不论是汇率的贬值，还是汇率的大幅波动都对外商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国内针对人民币汇率专题的研究，大多局限在汇率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上，而涉及汇率与资本流动项目关系的研究尚显匮乏。即使涉及，所得的结论大多一致，即人民币汇率的贬值有利于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陈华和李波（2000）得出人民币贬值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一般要在贬值后1－2年内才明显地表现出来。孙雷和杨舜贤（2005）认为，如果人民币在可控的范围内升值（即所谓有管理的浮动），对FDI在不同的产业分布方面可能会产生如下影响：那些针对国内市场的、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的FDI将可能增长；已往以加工出口为主的外来工业资本，将可能下降；FDI形成的收益继续留在中国将呈上升趋势；对服务业，特别是金融领域外商投资将可能有正面影响。张谊浩（2003）运用我国1978年至2000年的数据，实证检验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指出长期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更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陈浪南、王瑞馄和林海蒂（1999）对中、美、日三国汇率变动与FDI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人民币的升值会引起流入我国的FDI减少。国内上述研究普遍存在以下问题：（1）缺少实证检验的验证，多数研究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的解释。（2）选取的样本数据多为年度数据，造成样本点过少，在统计上缺乏可信度，影响实证结果。（3）人民币汇率往往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代替，但当时这一汇率是固定不变的，忽视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4）缺少单位根检验，使得一些非平稳数据直接被用来回归，这会产生伪回归的结果，影响结论的可信度。
基于国内研究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国内一致得出人民币汇率的贬值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结论并不具有完全的可信度，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本文运用1995－2004年的季度数据，以保证样本数据达到统计上的要求，采用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方法，以避免伪回归的结果，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及其波动性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
二、实证检验
（一）数据说明
本文样本区间为1995－2004年共10年40个季度数据。其中，REER的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IMF测算并定期公布其成员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IMF对实际有效汇率指数（REER）的定义为：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是经本国与所选择国家间的相对价格水平或成本指标调整的名义有效汇率，它是本国价格水平或成本指标与所选择国家价格水平或成本指标加权几何平均的比率与名义有效汇率指数的乘积。计算公式如下：
之所以采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主要基于以下方面的考虑：一是由于名义汇率的变动并不一定引起实际汇率的同方向变动，而实际汇率变动才是引起经济变量的主要原因。这样，一般的人民币汇率，即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基本稳定的名义变量，使得其汇率作用难以显现。二是均衡汇率是一种政策目标的真实有效汇率，它只能采取估算的形式得到，数据较难获得，且获得的途径不一样，数据也是不一致的。相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数据来源（IMF）更为可靠，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因此采用人民币对主要国家货币加权实际汇率更能综合反映人民币汇率的波动。
FDI和GDP的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经济统计快报》、《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并做了一定的调整而得到季度数据。由于中国FDI和GDP季度数据具有很强的季节规律性，因此需对其进行季节调整，消除季节因素影响。季节调整使用的方法为移动平均调整法。用FDI／GDP来替代FDI这一变量的原因在于：消除或减轻FDI变量的趋势因素，因为FDI和GDP大致有着协同的趋势方向，二者的比率可以平缓趋势项，把握总体规律。
Vt表示t期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水平。为了反映汇率波动的聚类性，沿用了Abdur（1993）所采用的计算汇率波动水平的方法，即实际汇率变动率的移动样本标准差的方法：
其中，为保证汇率波动的聚类性同时又能得到足够多的数据，初步将m定为8（Abdur，1993）。这种估计方法更有利于表明实际有效汇率波动水平的总体移动。
对于FDI／GDP和Vt数据分别乘以100，以表示它们变动的百分比。
（二）数据分析
传统的回归分析技术往往假定所使用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即要求该序列是常均值、同方差和任意相同滞后阶具有相同自协方差。然而现实经济中的许多变量序列是不平稳的，根据Granger和Newbold（1974）的分析，对非平稳的随机变量进行回归可能导致“伪”回归结果。为了避免回归的失效，Engle—Granger（1987）提出一种处理非平稳序列的方法——协整检验，其基本思想是：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同阶的时间序列向量分别是非平稳的，而它们的某种线形组合却是平稳的，则这两个（或两个以上）序列向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长期稳定关系）。由于只有具有同一单位根的两个变量之间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本文将首先对所取各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再进行协整检验，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
1．单位根检验
通常利用ADF（AugmentedDickey—FullerTest）方法检验数据的时间序列特征。ADF检验基于以下方程：
滞后期k值的选取将依据AIC和SBIC信息量最小化这一原则进行，同时考虑残差的非自相关性。
结果表明：中国的REER、Vt和FDI／GDP的ADF统计值的绝对值均小于10％（或5％）显著性水平下的MacKinnon临界值的绝对值，即不能拒绝原假设，所以这些序列是非平稳的，存在单位根。因此，不能继续进行协整检验，否则会产生伪回归的情况。而经过一阶差分之后，这些序列所得的ADF统计值的绝对值均大于1％（或5％）显著性水平下的MacKinnon临界值的绝对值，表明这些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是平稳的，不存在单位根，即它们是I（1）数列。因此可以继续对这些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
检验I（1）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的一般方法是E—G两步法，即首先用最小二乘法对向量进行协整回归，然后再对协整回归所得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由E—G两步法得到的协整参数估计量具有超一致性和强有效性。由于中国的REER、Vt和FDI／GDP都是I（1）数列，满足协整检验前提，所以直接进行第二步：用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回归。
首先，分别检验REER对FDI／GDP以及Vt对FDI／GDP的协整关系。分别对REER和FDI／GDP以及Vt和FDI／GDP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残差的回归序列，设为resid1和resid2，进行单位根检验，所得的ADF检验（滞后期的选取将依据AIC和SC信息量最小化这一原则进行）结果如下：
由上表可知，REER对FDI／GDP线性回归的残差序列的ADF统计值，比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5％的Engle－Yoo临界值要大，表明残差序列是非平稳的。因而，REER与FDI／GDP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说明了中国汇率水平的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无长期的影响关系。而Vt对FDI／GDP线性回归的残差序列的ADF统计值，比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5％的Engle－Yoo临界值还要大，则说明残差序列是非平稳的，Vt与FDI／GDP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即中国汇率的波动剧烈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不存在长期的影响关系。
既然REER与FDI／GDP之间、Vt与FDI／GDP之间都不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再对REER、Vt和FDI／GDP三者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进行协整检验。
由于汇率波动的激烈程度Vt是通过REER计算得来的，因此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先检验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得出的结果如表3。
从表3可知，Vt和REER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在此基础上，进行三者协整关系分析。
对REER、Vt和FDI／GDP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残差的回归序列，设为resid3，对其做单位根ADF检验（滞后期的选取将依据AIC和SC信息量最小化这一原则进行），结果如下：
由上表可知，REER、Vt与FDI／GDP线性回归的残差序列的ADF统计值，比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5％的Engle－Yoo临界值要大，表明残差序列是非平稳的。因而，REER、Vt和FDI／GDP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即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汇率升贬值和汇率的波动幅度之间并没有一个稳定的长期关系。
三、结论
通过计量模型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包括水平变动和波动剧烈程度）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与外商直接投资并不存在长期影响关系，而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无长期的协整关系。并且实证结果进一步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动与外商直接投资三者之间也不存在协整关系。这说明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更多的是投资性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外商直接投资看重的是潜在的市场发展空间以及良好的投资获利前景），而非投机性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更多的是取决于汇率波动下所带来的收益的变化）。
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更多的是得益于中国良好的经济发展形势，是对中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肯定。强劲的经济增长趋势、良好的投资环境、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等等，都带动着外商直接投资在不断增长。即使有些外商直接投资是亏损的，但从占领中国市场先机目标出发，也不会影响其对中国的投资。因此，中国政府并未涉嫌操纵人民币汇率水平来获得不公正利益，更没有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强烈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得益于整体经济形势，而非人民币汇率的低估。
另外，从外商直接投资的类型来看，主要是一些制造加工型企业。这些企业都是两头在外企业，即企业的原材料主要是靠国外进口的，而生产出的成品也主要是出口的，因此人民币的升值在降低了出口收入的同时也降低了原材料进口的成本，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民币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所以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显著地减少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前我国大额的外商直接投资并非汇率的低估而产生的。
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立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我国汇率改革的方向，但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时机选择更为重要。当然，由于中国现行汇率制度的独特性，上述的分析结果可能由于某些制约因素而不是十分的完美，但得到的关于汇率与外商直接投资间的关系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这也为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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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国内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其中效用函数由下面的（1）式和（2）式所定义，其中的消费指数由（3）式给出。假设本国人口为n，外国人口为1-n，其中0<n<1，以及分别是对本国产品和外国产品的消费指数，分别由（4）式和（5）式所代表。在同一国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为，假设λ>1。在国外产品和国内产品组合之间的替代性为1。实际货币MP进入到效用函数中，因为货币的存在减少了交易成本。本国的物价指数为P=PnHP1-nF，其中本国产品和外国产品组合的物价指数分别由（6）式和（7）式所给出，最优的跨期消费选择意味着典型个人对国内个别产品以及对国外个别产品的需求，分别如（8）式和（9）式所表达。由消费指数可以得到对本国产品组合的消费指数以及对外国产品组合的消费指数分别满足（10）式和（11）式。假设两国居民可以对实质证券进行无风险交易，并定义rt为实际利率，则本国居民的预算约束可见（12）式。其中，Bt+1代表t期末持有的实际债券，Tt代表来自政府的货币转移。假设政府通过直接转移来调整货币供给，那么政府的预算约束就是（13）式，而且Yt(z)代表产品在两国销售而得以本币计值的名义收入。假设每个人都有特殊技术，能够生产特殊的产品，这些厂商之间是垄断竞争关系，本国的生产函数为（14）式，外国的各个指标用*表示，两国的效用函数相同，两国的生产函数略有不同，假设外国的生产函数为（15）式。对于参与国际贸易的厂商销往海外的产品用何种货币结算，他们有各自的偏好。目前，关于国际贸易中结算货币的选择理论已经比较成熟。厂商在选择贸易品的计价货币时，考虑的因素不仅包括市场销售收入，还包括汇率风险、结算成本。为了规避汇率风险，厂商自然会首先本币计价和结算，然而，当产品的差异程度并不高、厂商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时，厂商往往被动地接受以销售地货币计价和结算的事实。另外，当一国货币的价值稳定并且存在着较为活跃的自由的多品种海外流通市场和投资市场时，那么该货币被接受为计价和结算货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厂商对国外销售的产品的货币结算策略选择不外乎三种。第一种是国外产品用本国货币结算，此时，外国消费者所面临的价格是厂商的本币价格经汇率折算以后的外币价格。第二种是国外产品用外国货币结算，此时本国厂商在计算损益时需要把消费者所面临的外币价格经汇率折算为本币。第三种是国外产品用第三方货币结算，本国厂商在计算损益时需要把消费者所面临的第三方货币价格折算成本币。为方便起见，我们用我国和外国分别代表两国，这样两种货币就是人民币和外国货币，我们可以分析表1中所给出的几种结算货币组合。其中最后一种情况为固定汇率情况，其余四种情况都假设为浮动汇率。在固定汇率下，由于汇率始终保持一致，因此不论是哪国货币其结算效果是相同的。
二、厂商的定价计算
(一)情况
1下的定价此时在最优策略下，本国厂商对产品的定价由（16）式给出，外国消费者所面临的该产品的价格需要经过（17）式的汇率折算。外国厂商对产品的定价由（18）式给出，同样，本国消费者所面临的该产品的定价需要经过（19）式的汇率折算。
(二)情况
2下的定价本国厂商对本国销售的产品的定价依然是（16）式，但是对于在外国销售的产品定价却为（20）式。外国厂商在本国销售的产品定价的依然是（18）式，但是本国消费者所面临的该产品的价格却是（21）式。(三)情况3下的定价本国厂商对产品的本币定价是（22）式，外国消费者所面临的该产品的价格需要经过（17）式的汇率折算。外国厂商在其本国的定价依然是（18）式，但是对于本国消费者而言，他们所面临的该产品的价格却是（21）式。
三、货币政策的选择
（一）稳定消费目标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我们可以计算出每种情况下的本国消费和外国消费的稳定性，见表3。此外我们也可以计算出每种情况下本国消费和外国消费受两国货币供给影响的程度，见表4。从外国货币冲击对本国消费的稳定性影响看，我们很容易比较出不同的货币政策的效果。第一，相对于固定汇率而言，浮动汇率是本国更优的选择。因为在固定汇率下，外国货币转换为本国消费冲击是最大的，为1ρ2σ2m*，而在浮动汇率下，本国消费冲击最大的是情况1和情况4，即在生产地定价以及贸易结算用外国货币的情况，对消费的影响为1-nρσ2m。第二，如果本国货币成为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外国货币供给并不能影响本国消费。此时的效果就如同情况2，即本国消费者在价格主导权的竞争中胜过了外国厂商。第三，相反，如果在对结算货币的竞争中本国货币输给了外国货币，那么，本国消费者不得不承受外国货币供给对本国消费的影响，其效果就相当于情况2，即在价格主导权的竞争中本国的消费者输给了外国的厂商。
（二）稳定物价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从该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到物价和两国货币供给的协方差关系，如表5。从对表5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对于物价稳定性固定汇率更优的结论。依据我们对生产商的定价假设而言，定价都是根据期望来定价，因此该价格是稳定的，故就整体消费者所面对的价格而言，引起价格变动的是汇率，此时若能降低汇率波动，就能成功地减少物价的波动。同时我们也的确发现，当我国的货币在国际贸易中取得了结算货币资格，对消费者而言是个利好因素，因为此时物价就不再受外国货币供给的影响。相反，如果我国的货币在贸易结算货币的角逐中失去了优势，那么本国的消费者就不得不承受因外国货币供给引发的物价波动。
（三）两国消费水平比较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从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到两国消费者水平的差异分析，见表6。外国货币当局采取的货币政策会影响本国消费者的利益。当外国货币当局追求扩大自己国家的消费时，此时外国货币供给方差会相对较大。在情况2和情况4下，如果产品的替代弹性大于2，那么外国货币当局的积极行动无疑不利于本国。策的独立性。
四、结论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对外贸易
一、引言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屡创新高。2007年1月11日，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突破了7.80比1的心理价位；2008年4月10日，兑美元官方开市价（中间价）终于首次突破七算，正式迈入“6”时代，创出汇率改革以来的新高。与此同时，人民币兑换港币的汇率也突破了1比1的心理价位，近期更是出现100港币兑89.788人民币的高位。人民币的升值给我国的对外贸易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国也分析其原因,根据其影响制定出一系列应对措施。
二、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问题。一些西方国家频频呼吁人民币升值，背后还另有原因。他们简单地将人民币币值水平与其本国制造业的衰退联系在一起，试图强迫人民币升值。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人民币汇率过低。有人提出应将人民币汇率恢复在1美元兑4.2元人民币左右的历史水平。二是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中国入世以来，并没有出现进口激增，相反贸易顺差大幅增加。三是中国廉价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货紧缩。人民币汇率之争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阻碍中国商品大规模进入美国。
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来自中国经济体系内部的动力。内部影响因素有国际收支、外汇储备状况、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状况、经济增长状况和利率水平。人民币升值与国家缓解目前“经济过热”的顾虑相一致的。因为在固定汇率下，升值压力会被转化为通涨压力，即外汇占款导致货币供给量上升，带来通涨压力。扩大人民币浮动范围会缓解升值压力向通涨压力的转换，即人民币升值会对国内价格形成向下的压力。
三、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一）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有利影响
汇率变动通过影响进出口商品的价格、数量，进而影响到一国的贸易收支。人民币升值前，虽然我国贸易发展迅速，并处于贸易顺差，但由于我国主要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始终处于世界贸易的价值链低端，这也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急剧扩大，促使了我国外汇储备迅速增加，从而使我国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同时也有利于消化部分产能过剩，扩大就业，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等作用。
1.有利于降低进口产品的成本
人民币升值意味着本币表示的我国资产价格上升，进口成本下降引起进口商品的价格下跌，吸引更多国外投资。由于人民购买力增加，刺激消费，拉动国内经济发展。而且人民币升值，国外的能源、原料与生产资料价格都相对便宜了，这就降低了我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以及很多重要战略物资的购买成本，增强了购买力。在我国，进口依存度较高的行业主要有石油、天然气、航空、电力设备等，人民币升值是大宗交易的进口成本降低，进而增强相关行业部门的盈利能力，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2.有利于促进贸易结构优化升级
长期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实行的是以“重出口，轻进口”为主要特征的出口导向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对出口的依存度过高，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面临着潜在的风险，而且容易导致企业低价恶性竞争，受到国际形势波动影响等。目前中国的商品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约40%，其中出口初级产品占总量的12.5%，工业制成品占79%，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不到10%。而世界主要工业国家中，技术产业的比重达到40%。从长远看，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我国企业应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拓展企业的利润空间，增强出口企业的非价格竞争优势。发展深加工贸易，提高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增强竞争力。鼓励我国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以较低成本获得外国当地资源，可以绕开进口国的某些贸易壁垒，继续扩大我国的出口。
3.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和矛盾
中国对外贸易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而且连年保持着贸易顺差，也使我国与主要贸易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2010年3月4日，美国商务部作出初步裁定，向进口自中国的镁碳砖征收132.74%至349%的反倾销税，并计划于7月份进行最终裁定。而仅在两天前，美国商务部还宣布了另两起初裁决定，对中国产的铜版纸征收4%～13%的反补贴关税，镁磷酸盐征收109%的关税。显然，在全球经济在各国政府和货币当局的刺激下，度过金融危机的恐慌阶段而进入“后危机时代”以后，美国却针对中国举起了贸易摩擦的大旗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而人民币的升值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和矛盾，人民币升值可增加我国的进口总额，从而有利于减少贸易顺差的数值。通过人民币升值，适当提升出口产品的外币价格，有助于其他国家对我国产品的低价倾销诉讼。低价竞销和出口受到抑制，放慢出口，增加进口，有利于减弱我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势头，减少一些贸易伙伴对我国进行保护主义贸易攻击的借口。人民币的适当升值，有助于缓和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减少经贸纠纷，促进我国经济和贸易的和谐发展，创造和保持更加平稳的贸易环境。
4.有利于提高国民的福利
人民币升值一方面会使进口商品的价格相对下降，出境旅游等变得相对便宜，这些都会直接增加国民的消费福利水平。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人民币升值会提升中国人的劳动价值，进而全面地提高人的价值。人民币升值降低了我国商品以及原材料的进口成本，这将吸引很多外资来中国设厂，提高中国GDP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就业机会，在经济萧条的当下，无疑给中国国民带来了很多福利。
（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
但是，随着我国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相应的矛盾和问题也开始显现出来。如流动性过剩，资源浪费，产业结构不合理，国际矛盾激化等。这些都迫使中国调整汇率，制定更合理的财政制度来缓和外界对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压力。
1.削弱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我国外贸出口增长
人民币升值将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直接削弱我国出口的价格竞争优势。这表现在，当人民币对某一货币明显升值时，中国与该国货币发行国（区）的出口增速就明显下降，而进口增速明显上升，这主要发生在美国和香港方面。人民币升值后，出口企业要维持一定利润，必须提高商品在国外市场的销售价格，而这样做的后果势必会削弱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出口持续扩大和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的提高。然而，假如保持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不变，则势必要挤压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出口利润的减少又将严重打击国内出口企业的积极性，从而造成出口数量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我国外贸出口造成冲击。但是，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它还受到一些其他外在因素的制约，如国内外经济形势、出口商品结构以及贸易方式等。
2.人民币升值会增加国外产品的进口，加剧国内市场的竞争
人民币升值使得进口商品在国内销售价格会降低，国内消费者可以同样的货币购买更多的进口商品。这样，外国商品大量涌进国内，对国内同类企业造成冲击，出口加工企业将面临亏损或减产，会导致许多素质较低的就业者也因此面临失业危机。尤其是那些在质量、品牌、技术含量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距离的企业，升值有可能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短期内不利于国内企业的经济增长和市场占有率的提高，但从长期看竞争对国内企业的长期发展不无裨益。
3.对于我国出口行业和传统优势行业造成严重冲击
显然，对出口贸易依存度过大、出口价格弹性较低和科技含量较低的出口行业，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将受到较大的冲击，如果没有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甚至可能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人民币升值对纺织品的负面影响是根本性的，纺织品是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大宗出口商品。我国纺织品出口占全国纺织服装出口的20%左右，仅次于欧盟十五国，居世界第二位。与其他国家比，我国纺织品生产和贸易方面拥有价格方面的优势，出口价格对我国纺织品的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人民币升值对技术含量低的纺织品、服装、鞋帽等外向型加工制造业也影响较严重。
四、我国的应对措施
（一）加强管制减缓人民币升值
加强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是降低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重要途径。对于像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大型中资跨国公司的全球资金调拨以及银行持有更多的海外资产等应逐步放宽，扩大国内企业和居民用汇的权力等。实行差别准备金制度，适当提高对新增非居民人民币存款的准备金要求，从而降低银行支付给新增非居民人民币存款的利率，鼓励境外机构发行人民币债券、并放宽境内机构发行外币债务管制。此外，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压力。
（二）控制、合理利用我国的外汇储备
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增幅之快，数量之大，引起了国内外诸多经济学家关注。:截至2009年一季度末,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2万亿美元,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面对美元的大幅贬值,如何合理利用我国巨额外汇储备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外汇储备高速增长，人民币的外汇占款也相应增加。由于中央银行是外汇的主要购买者，不得不被动增加基础货币投放。这样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和宏观调控的难度。另外，外汇储备占有大量资源，不能用于国内投资和消费。中国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应将外汇储备投入到生产中去。大力支持“走出去”战略。
（三）积极扩大内需，减少外贸出口依赖
我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我国外贸依存度由1978年的8.9%上升到2008年的59.8%。由于国内内需不足，对外贸易曾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拉动力，在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不稳定预期下，进出口的任何变动对我国的经济影响都是相当大的。入世以后，面对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发展对外贸易依然是我国发展经济的必然选择。但是，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单纯的依靠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是非常危险的，我国经济增长应转向内需为主。我国应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发挥比较优势，强化国内区域分工。还要完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产品的建设。
（四）调整贸易结构，促进产业升级
我国目前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出口依存度高，所以我们要努力提高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提高出口产品的供给弹性，同时也要注意技术引进和产品研发，注重质量，创品牌效应，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减少高科技产品如光学、医疗、精密仪器和设备等对国外的依赖，通过在进出口两方面的努力来减轻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的不利影响。
（五）积极推进技术创新，增强国际竞争力
我国企业必须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来提升其国际竞争力。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发展技术能力的核心，企业要想超过或战胜技术领先者，必须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从微观基础上讲，最根本的就是要提高中国企业的全球技术创新竞争力，包括技术研发竞争力、技术垄断竞争力和技术利用竞争力，惟有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并实现技术创新力与市场控制力的统一，才能确保中国的市场安全和技术安全，即国家经济安全。企业要把加大研究开发的力度，提高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作为应对汇率变动的根本途径。
五、结论
目前来看，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贸易还是一把双刃，它对对外贸易的发展着实有着两个方面的影响。人民币适度的升值对于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既有短期抑制出口快速增长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进口行业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快速发展。只要我们树立信心,鼓足干劲,不懈努力,我国的国际贸易水平就会实现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1]孙曦宇.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改革对短期资本和国际收支的影响—《世界经济情况》2007年.
今年人民币汇率弹性有可能扩大。中国目前仍比较稚嫩的贸易企业将面临更大的汇率波动风险。专家认为，给出明确的升值预期是提高企业避险能力的第一步。另外更多、更灵活的避险工具，以及银行提供的业务也应该尽快完善。
经验决定避险能力
汇改以来，我国贸易顺差仍在迅速扩大，去年达到1775亿美元，表面看出口受到的冲击不明显。但是具体到企业层面来看，升值对其经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调查证明，大部分企业的避险能力还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磨砺。
记者采访了山东省的三家进出口企业，采访显示，对于出口国家、地区不同的企业，以及贸易经验不同的企业，抗汇率风险的能力相差比较大。
第一家是对日本出口的小型纺织企业，汇改以来人民币兑日元虽然总体升值，但期间日元波动较大，企业主表示去年汇率对经营带来困扰，但损失总体不大。
另一家小型企业主要对南非出口小商品，以美元计价，业主表示经常为汇兑损失头痛，“有时一个月的时间十几万就没了，”他说，“拿着批发商付的货款想等一等再换，谁知美元越等越‘贱’。还有一位做外贸的朋友听说欧元升值，特地去把货款换成欧元，结果损失更多。”
第三家是规模较大的建材企业，企业主表示，上个世纪80年代日元大幅升值，当时一笔对日欠款十年内翻了几番，“越还窟窿越大”，企业蒙受巨额损失。有了这次教训，企业比较注重汇率风险的问题，设专人负责。“大企业也有能力应付一定的汇率损失”。
这一采访结果也基本上与央行去年做的一次调查吻合，据央行去年对5000家企业的景气问卷调查，总的来看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有限，另外以日元计值的出口企业适应能力明显强于以美元计值的企业。兴业银行分析师鲁政委认为除了日元贬值较美元慢的因素，这种现象还与日元波动幅度一直较大有关系。就像上述的建材企业那样，这些企业已经适应了这种汇率波动，“企业在汇率波动中逐渐积累经验”。
实际上，汇率波动的风险不仅存在于实体企业中，有些中小银行、一部分基金公司也反映去年遇到汇率风险的问题。还有企业表示，银行的远期外汇、代客外汇风险管理等业务费率太高，基本不能弥补汇率损失。从远期外汇业务设立以来，成交量一直很小。
贸易条件在恶化
海关总署的统计显示，去年下半年进口价格增长较快，涨幅高于出口价格涨幅。1-4季度，进口价格同比分别上涨1％、2.6％、9.1％和6.3％，平均为4.8％；出口价格分别同比上涨0.8％、2.6％、4.7％和3.5％，季度平均为2.9％。而同期人民币升值幅度3.3％，再考虑到劳动成本上升、通胀水平上升带来的原材料价格上涨，企业的平均收益应该是下降的，我国的贸易条件实际上正在恶化。
汇改至今，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达到4.78％。今年以来，升值速度明显有加快趋势，前两个月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升值0.898％，是去年同期的2.5倍。年初至今，人民币连破7.80-7.74七个整数关。分析师对一季度的升值幅度预期已经抬升到1％。
美元的贬值是人民币加快升值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从美元停止加息以后，人民币升值速度就显著加快。为了避免人民币跟随美元一同贬值，从而继续扩大对华贸易逆差，美国一向不遗余力地推动人民币升值。
在G7会议、保尔森访华等事件中，人民币升值压力继续扩大。近日商务部部长答记者问时也提到，去年全球反倾销总数量中，中国企业遇到37％，这对中国企业带来很大压力。仅欧美去年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措施就影响到8500多家企业，50多万职工的就业。来自政治上的压力多少还是影响到了人民币升值的步伐。
而从周小川行长等在两会上的表态看，只要市场用足目前汇率每天0.3％的波幅，央行就可能会继续放宽波幅。这意味着，在目前汇率波幅加大的情况下，不排除今年央行就放宽汇率波幅的可能。在目前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下，这一措施将促使人民币更快地升值。
抓紧帮助企业避险
在中国汇改之前，蒙代尔、麦金农等经济学家反对人民币升值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在原有汇率体制下，企业不必考虑汇率风险。借鉴日本的教训，日元升值后，日本出口企业工人工资迅速下降。当然，中国汇率改革是大势所趋，但必须充分考虑民族企业的生存问题，和从事贸易及相关行业、占比至少30％的人口就业问题。
中国尽管改革开放近30年，但真正成为出口大国的时间并不长，贸易顺差也仅在2005年后才超过1000亿美元，之前最高不过400多亿美元。由于汇改开始不久，大批企业真正经历的汇率波动风险不多，经验也不足，比起海外企业来处于劣势。政府有责任帮助他们增强避险能力。
本文分别选取广西地区生产总值（GDP）作为被解释变量，广西外商直接投资（FDI）、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作为解释变量，构建模型方程为：LnGDP=LnFDI+LnREER+C本文取1990~2012年为数据样本区间，样本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历年《广西统计年鉴》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单位为亿万美元。汇率采取的是直接标价法，即汇率下降意味着人民币的升值，汇率上升意味着人民币贬值。实际汇率的计算公式是：RE=（NE×P’/P），RE为实际汇率，NE为名义汇率，P’是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用美国的批发价格指数代替），P是我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其中，NE和P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P’来自于美国劳工部网站。为消除时间序列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带来的影响，我们先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变换，得到的新变量为lNGDP、lNFDI、lNREER，它们分别表示广西地区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额、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二、实证分析
（一）人民币实际汇率、广西FDI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协整关系
1.变量平稳性检验。要检验三者间是否存在着长期稳定均衡关系并能确定出这种关系的正负，可采用的计量方法就是进行协整检验。但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先利用ADF检验法对LNGDP、LNFDI和LNREER作平稳性检验来保证每个序列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否则会导致伪回归现象。从表1可知，LNGDP、LNFDI和LNREER的ADF检验统计量都大于各自的5%临界值水平，即它们三个都为非平稳时间序列。三者一阶差分后的ADF检验值均小于各自的5%临界值水平，所以，LNGDP、LNFDI和LNREER都为一阶单整数列、平稳序列，记为（I1）。因此它们都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都能够用于之后的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等。
2.VAR模型的建立。要构建VAR模型，一个难点就是滞后期的选择。因为VAR模型对滞后期数较敏感，滞后期数的不同会导致检验结果的不同。因此，要建立多变量的VAR模型，首先要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期。从表2可看出，最优滞后期可确定为2期，因为在5%的显著水平下，FPE、AIC、HQIC和SBIC准则在滞后一期时均显著。为了计算LNGDP、LNFDI和LNREER三变量的VAR模型稳定性，我们可通过VAR（2）模型差分方程的特征根来判断，由图1可知，VAR（2）模型是稳定的，因为它所有的特征值都在单位圆内。
3.协整关系检验。本文选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来估算LNGDP、LNFDI和LNREER三者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由表3可知，迹统计量在5%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协整方程个数为零的原假设，而接受了协整方程个数为1的假设。即人民币实际汇率、广西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三个变量间只存在着1个长期的均衡稳定关系，三变量的协整关系为：LNGDPt=2.043083LNFDIt+6.352135LNREERt+0.078859通过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广西FDI每增长一个单位，将推动广西GDP增长2.043083个单位。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在广西新设立企业，利用广西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来生产商品，在促进就业、给居民带来收入的同时，不仅带动了生产技术的更新和升级，也拉动了经济增长，为广西GDP做出了贡献，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统计数据表明，广西FDI从2007年的6.84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9.7亿美元，GDP则从765.84亿美元增长至2065.77亿美元；从方程还可以看出，人民币实际汇率每变动1%，广西GDP变动约6.352135个单位。人民币实际汇率、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三者之间的正向变动关系，与国内大多学者，诸如吴国平（2013）、卢万青（2007）得到的结论较为一致。总之，协整方程从长期角度说明了广西经济发展受到广西FDI和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的影响，且汇率波动对GDP的影响要大于FDI对GDP的影响。
4.Granger因果检验。协整检验可以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关系，但变量间是不是具有因果关系还需再进一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从表4可得出如下结论：GDP和REER之间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是广西经济增长的原因（F值为0.0386），这是因为人民币实际汇率可以通过财富效应和成本效应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额，进而影响广西的经济增长。反之，经济增长不是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的原因。而其他情况则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二）人民币实际汇率、广西FDI与经济增长的短期动态关系
1.VECM模型。之前的协整方程仅仅表现出三个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却忽略了它们之间短期不均衡的情况。而VECM模型通过引入表示偏离长期均衡关系的项这一解释变量，不仅能揭示出变量间的长期均衡，还能反映出短期调整间的关系。由协整检验可以知道人民币实际汇率、广西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三者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因此可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下：从误差修正模型看，GDP有较强的自我修正机制。从短期看，GDP本身影响最显著，滞后1期、2期都为负且影响最大，这意味着短期内GDP受其自身惯性的影响较为显著；FDI与经济增长有着较弱的负向影响，人民币实际汇率滞后一期与经济增长呈现微弱的正向关系，但滞后2期为负向影响。不仅如此，各变量还都通过长期的均衡关系对GDP产生影响。
2.脉冲响应分析。脉冲响应函数刻画的是系统内一个变量对来自其他变量的一个单位冲击所产生的影响。下面主要分析重要部分的脉冲响应函数。lnGDP分别受自身、lnFDI和lnREER一个标准差的随机信息的冲击。横轴表示滞后的阶数，纵轴表示各变量的变化百分比，如下图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广西GDP对自身的一个标准冲击在第1期迅速上升，在经历过两期迅速下降后，一直处于缓慢上升的状态，整个过程一直保持较高的正响应水平，这表明广西GDP的增加对它本身呈现出持续稳定的正响应态势，短期内具有波动性但长期具有持续性，并且从变化百分比来看，GDP受自身的影响最大；人民币实际汇率扰动项对广西经济增长扰动项的冲击在前两期快速衰减之后，则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在第3期后与经济增长呈现同方向变动趋势，这说明长期内，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广西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外商直接投资扰动项对广西经济增长的冲击在前1期迅速下降至最小值后，呈现缓慢上升态势，之后趋于稳定，这说明在短期内FDI对GDP的影响具有一定波动性，但长期却具有持续性；而广西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冲击一直保持正向变动，说明广西经济增长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这可能是由于广西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有利的外资政策，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极大刺激了外资的涌入。
3.方差分解。表5为对1~36期广西经济增长标准误差（S.E.）进行的方差分解，LNGDP的标准误差被分解成人民币实际汇率（LNREER）、外商直接投资（LNFDI）、广西经济增长（LNGDP）所贡献的比重变化情况。方程分解结果表明，LNGDP受自身滞后的影响最为强烈，其贡献度一直大于60%；外商直接投资变化对LNGDP变化的贡献比重从第2期的1.21%增长到第10期的12.79%，之后一直保持缓慢的增长；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化对广西经济增长变化贡献比重在第2期仅为0.33%，但却一直保持缓慢增长的态势，到第10期已经上升至18.58%，超越了LNFDI的比重，并且到36期的时候已增至19.5%，这说明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对广西GDP变动的贡献率较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比重呈不断增长的态势。总之，GDP受自身惯性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人民币实际汇率和广西FDI，这与脉冲响应分析的结论大致相吻合。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回顾2006年，人民币汇率的特征可概括为：汇率弹性明显增强、双向波幅扩大、总体呈小幅升值态势；而从影响人民币汇率短期变动的因素来看，美元走势已成为最直接的因素。
(一)2006年人民币汇率走势
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完善和金融市场建设不断加强，2006年人民币汇率弹性明显增强，初步形成了市场供求关系导向的汇率机制，人民币汇率运行机制更趋市场化。
1.人民币名义汇率呈波动性升值态势
人民币汇率屡创汇改以来新高，名义汇率波动性升值。2006年5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7.9982元，{1}首次“破八”。此后人民币汇率保持在小额波动中的稳步上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屡创新高。仅在2006年11月内，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相继突破了7.88、7.87、7.86、7.85和7.84五个整数关口，当月累计升值近400个基点。2006年12月28日，人民币汇率更是创出1美元兑7.8149元的新高；与2005年12月30日1美元兑换人民币8.0702元相比，已上升2553个基点，升值幅度高达3.17%。人民币对美元的加速升值，导致人民币对港币也加速升值。在2006年底，港币现钞兑换人民币也首次跌破1比1，人民币进入“港元区间”。
2.人民币汇率双向运行态势显现
人民币汇率持续上升之后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回调，双向运行态势显现。2006年3月6日开始，人民币汇率出现6个交易日的连跌，人民币汇率呈现双向浮动特征；8月中旬和9月下旬，人民币汇率经历了较大回调；11月17日，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下跌，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已经达到了7.8745。人民币汇率共下跌78个基点，成为自3月份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汇率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前期的升幅过大，累积的大量回调压力得到集中释放，这也是人民币汇率运行机制更趋市场化的体现。
人民币在短期内连续走高又蓄势下跌，无论朝哪个方向，累计的涨跌幅度都相当可观，这也显示了人民币汇率不仅日间的波动在日趋活跃，而且阶段性的波动区间也在放大，弹性不断增强。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比较，人民币对日元和欧元汇率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大。
3.人民币汇率仍属于基本稳定的态势
与国际金融市场主要货币间汇率的波动相比，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速度和波动幅度仍属小幅渐进。例如欧元兑美元，2006年1月初为1欧元兑1.1980美元，到11月29日为1欧元兑1.3146美元，升值18%，其中仅11月份就升值了2.9%。美元兑日元汇率，2006年初和11月末基本相同，但5月16日的年内最低点110.07与10月13日的年内最高点119.81，则相差达8.6%。英镑兑美元，2006年1月3日为1英镑兑1.7404美元，11月29日升值为1英镑兑1.9492美元，涨幅为12%。由此可见，人民币汇率仍属于基本稳定的态势。
(二)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因素
1.正确看待人民币汇率升值
人民币汇率之所以出现缓慢升值的态势，从深层原因来看，与我国经济总量地位的提升和持续增长的预期密切相关。从宏观经济因素看，近几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稳定的增长，2004年和2005年的GDP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0.1%和9.9%，2006年GDP增长率维持在10%以上。从长期来看，一国汇率水平与该国经济实力呈正相关的关系。因此，判断人民币的长期汇率走势，来自于对我国经济长期走势的分析，这是决定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最为关键的因素。从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走势来看，未来我国有望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周期，特别是新一轮宏观调控已经发挥了作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如果没有重大干扰因素，我国经济将会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这也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发展趋势是升值的。但由于经济发展周期性规律的作用，汇率会有回归走势即螺旋式盘旋上升的表现。
需要注意的是，看待人民币汇率的变化需要把握视角的转变，由过去“钉”住“美元汇率”转向关注“一篮子货币汇率”。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后，人民币汇率已从固定汇率变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且在国际外汇市场汇率波动日益加剧以及贸易多元化的大背景下，观察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不仅要有“一篮子货币汇率”的视角，更应该注重从“美元汇率”转向“有效汇率”。根据国际金融的一般理论，货币升值或汇率上浮会产生“奖入限出”的效应，即鼓励进口、限制出口。2006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的情况恰恰相反，进口价格涨幅显著超过出口价格涨幅，而这种情况通常是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显而易见，如果从真实有效汇率(REER)来看，人民币汇率不是在升值，而是在贬值。
在人民币兑美元的几次快速升值过程中，人民币兑欧元、英镑、日元出现了大幅贬值，这就使得人民币升值的效果大打折扣。汇改时确定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是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因而关注人民币汇率应该从对美元的单边汇率转向有效汇率。虽然据不同的有效汇率计算方法计算出的有效汇率结果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远小于兑欧元、日元等非美主要货币的贬值幅度时，从有效汇率的角度来看，人民币还是处于贬值状态。在目前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确定方式以及美元走弱的情况下，人民币要实现有效汇率升值，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可能还要大一些。我们不要将目光仅仅局限于人民币兑美元的涨跌上，而应多视角透视汇率的变动，这样才能正确理解人民币汇率的波动。
2.美元走势成为影响人民币汇率短期变动的直接因素
由于人民币汇率由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决定，因此它对美元的汇率，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美元在国际汇市总体表现的影响。回顾2006年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几次大幅波动不难发现，美元在国际汇市的起伏几乎成了决定人民币汇率短期走势的主要因素。人民币汇率在2006年8月中旬的短期急速走低，其外部因素正是美元当时对其他国际货币整体走强。10月份以来，每当国际汇市上美元跌到一个新的低点，人民币汇率就跟随创出新高；而一旦美元反弹，人民币汇率就会出现回调。特别是进入11月份以来，美元和人民币之间反向联动更为明显，每次美元指数创出阶段性新低，人民币汇率几乎都会报以汇改以来的新高。
在美国经济数据表现不佳的影响下，美元遭受沉重打击，美元兑各主要货币大幅下挫。2006年以来，美元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总体走弱，美元兑欧元汇率、美元兑英镑汇率都跌至近两年的最低水平。11月底，美国调低了2006年经济增长及通货膨胀预期值，而美联储会议纪要也显示出多数成员预期经济增长将放缓；此外，美国公布的劳工市场失业救济人数远高于市场预期。这些因素加重了市场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推动了市场对美联储可能降息的预期，因而导致美元进一步疲软，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升值。
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从总体上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是正面的。2006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和升值并没有超出金融体系和企业的承受能力范围；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减慢，而且保持了强劲的势头。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实践已表明，除了局部行业受到预料中的影响之外，总体上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保持在相当稳健的水平上，经济增长、物价和外贸形势都相当良好，如2006年GDP增长达到10.6%，外贸顺差达到了1770亿美元。我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对于汇率浮动表现出良好的适应能力，能够把汇率机制改革的影响加以消化，这就为下一阶段继续推进汇率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的影响
人民币兑美元自2005年7月汇改后一直保持着升值趋势，但同时，2006年以来贸易顺差却屡次创出历史新高，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并未降低贸易顺差的增长，这说明我国企业适应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能力在增强。另一个有力的证据是，自2005年汇改以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居高不下，而这些投资中的大部分是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企业之所以扩大投资，说明企业还是有利可图的。这反过来也证明人民币渐进小幅升值对出口的冲击是有限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出口企业实际盈利能力比预期高，升值强化并提高了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能力。从汇改后一年来的情况看，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为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以及企业效率的提高。这种竞争的加剧，则体现为出口产品的价格降幅超过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即部分企业以前隐藏了利润。二是企业在汇改进程中增加了抗风险的能力，已经开始逐渐适应汇率改革的方向，并逐渐学会运用多种汇率避险工具来应对汇率风险。多样化的汇率避险手段包括提高产品档次、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中间消耗、提高品牌影响力和运用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等，其中企业使用金融衍生产品、改用非美元货币结算和投资外汇理财产品的比例均有所上升。另一方面，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远期结售汇业务范围和交易主体进一步扩大，企业使用远期结售汇的便利度明显提高。而银行间人民币远期市场和掉期市场的逐渐活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企业对新型汇率避险工具的适应能力和汇率风险管理意识都有所增强(巴曙松，2006)。[1]
从国内上市公司的案例分析中也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改革对企业而言是利大于弊的。以2006年4月底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可以看出，自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和大半年的适度升值以来，企业的汇兑损失不仅没有放大，反而实现了较大的汇兑净收益。总体而言，受益企业的平均受益金额，是受损企业平均受损金额的8.3倍。同时，汇率改革对特定区域的影响，取决于企业应对汇率风险的管理能力，且大企业云集的地区(例如上海、北京等地)，比中小企业遍地开花的地区要做得好很多。
(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金融机构的影响
金融机构对于汇率浮动的承受能力也逐渐增强。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时，人民币汇率一次性上调了2%；一年之后，人民币升值3%以上，其间市场交易日间和日内波动幅度加大，金融体系运行正常。这与汇改之后的一系列配套政策有很大关系。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逐步放宽银行现汇、现钞买卖价差限制，引导挂牌汇率由对称性向非对称性发展，外汇定价从“一视同仁”到差别定价发展。“一日多价”的实施进一步强化了银行汇率风险意识，并促使商业银行从人民币汇率产品的定价机制、平盘方法、操作流程、风险管理、IT系统以及市场营销等多个方面全面加强汇率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而各类金融衍生业务的陆续推出，对商业银行在提高金融衍生品的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商业银行也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巨大商机，通过加快业务创新争取在新的竞争格局中抢占先发优势，并巩固自身的生存适应能力。在积极引导客户增强对人民币汇率机制认识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相应的避险、保值、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适时推出新的外汇理财产品，有效规避和控制汇率风险；与此同时，积极开发风险管理、风险对冲及投资产品，综合运用利率、汇率等价值互动的机理，分别对进出口企业采取不同的定价政策。
(三)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对股市而言，本币升值预期主要会带来四方面的益处：吸引国际资本流入，获得以本币计值资产升值的收益；在实行外汇管制情况下，本币升值会出现将外币资产转换为本币资产的趋势，改善股市资金供求关系；为了抑制更多投机资金进入国内，央行将有意维持一定幅度的本外币利差，倾向于保持低利率，为股市发展提供较为宽松的金融坏境；国际流动资本具有较强的投机性，将主要投资于容易变现、流动性高的证券市场。历史经验表明，一国本币升值往往导致以本币计价的资产升值，特别是以股市为代表的虚拟资产，其升值幅度将远远超过本币升值的幅度。汇改之后，不少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趋势及其对证券市场的深远影响仍然认识不足，对能从人民币升值中受益的板块也存在较大的认识局限。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是支持我国股市长期向好的重要因素，并将成为今后几年市场反复经营的投资主题之一，因此，投资者应乐观看待今后的股市行情，重点关注那些能从人民币升值中受益的行业板块。当然，下一步将不再停留于人民币升值的概念炒作上，而将逐步转向从人民币升值中受益的行业和上市公司业绩的挖掘上。
毫无疑问，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效应的进一步释放，新的汇率制度在优化我国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推动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将会进一步显现。
三、人民币汇率政策趋势与汇率走势
由于汇率走势与汇率形成机制相辅相成，完善汇率机制才能形成合理均衡的汇率水平(王元龙，2005)。[2]而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又取决于未来的汇率政策取向，因此，有必要结合人民币未来汇率政策趋势来分析预测2007年人民币汇率的走势。
(一)人民币汇率政策趋势预测
2007年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在稳定汇率的前提下，从政策上弱化和消除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货币政策将突出汇率政策
针对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状况，央行提出，将协调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流动性控制，合理控制货币信贷增长，维护总量平衡。将发展外向型经济与扩大内需战略有效地协调起来，其关键是促进国际收支趋向平衡，这是当前我国经济战略转型和政策选择的着力点，也是改善当前宏观调控的有效途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06)。[3]央行在2006年8月第二次加息之后，我国的利率政策操作已经告一段落，货币政策调控的重心开始向汇率政策转移。可以预计，人民币汇率政策将成为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的重心。但需指出的是，汇率政策成为货币政策重心，其内涵是多方面的，如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增强人民币弹性、完善外汇市场运行体制、加快外汇市场产品创新、调整外汇管理政策等等，而不可将目光仅仅盯在汇率本身以及简单地理解为人民币要加快升值上。
2.采取多层次的政策组合
我国“双顺差”的失衡经济结构以及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是由深层次制度因素和结构因素造成的。促进我国国际收支趋向平衡和实现汇率均衡，要求合适的政策组合。这种政策组合至少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实际汇率调整和名义汇率调整相结合；二是汇率政策和外贸、外资、投资、产业等宏观政策调整相结合；三是结构调整与制度变革相结合。毫无疑问，单项政策的调整或单纯依靠汇率升值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而应从围绕以消费需求为主扩大内需、降低储蓄率、调整外资优惠政策、扩大进口和市场开放等结构性政策以及汇率浮动等方面共同入手，多管齐下进行调整。
3.适时调整汇率水平
汇率政策的核心是汇率水平的调整或汇率变动。汇率作为一揽子政策的组成部分，之所以能够在调节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关键在于适时地采取合适的调整方式来调整汇率水平，即通过汇率水平的调整来适当发挥汇率政策在实现总量平衡、结构调整及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中的独特作用。
所谓采取合适的调整方式来调整汇率水平，就是指在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不一致的情况下，央行根据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要求，以适应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为出发点，调整名义汇率或调整实际汇率，或调整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相结合。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如前所述，汇率政策的操作将采取实际汇率调整和名义汇率调整相结合的方式。
第一，调整名义汇率。主要措施是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区间，例如从当前日均波幅的0.3%，逐渐放宽到日均1%的范围。人民币汇率波幅范围的扩大，将会增加投机资金的风险，使投机的动力减少，从而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需要强调的是，人民币名义汇率水平的调整应该是小幅的、渐进的。从汇率制度改革一年来的情况看，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了3.3%，而中美之间的利率差额为3.1%，这种状况使得投机人民币升值的热钱流入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收益。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罗纳德·麦金农教授(RonaldI.McKinnon)所指出：中国央行将严格控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这一汇率的日变动幅度限制在非常微小的水平，而人民币兑美元就以这一幅度持续波动着。但人民币汇率的具体变动时间可以无章可循，以免给投机者享受免费午餐的机会。他认为，重要的是要维持人民币的温和升值并使升值幅度与美中两国的通货膨胀率差值相一致。要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中国央行至少要密切关注美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和利率水平，并据此制定其以汇率为基础的货币政策。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应在严格控制的前提下逐步升值(罗纳德·麦金农，2006)。[4]维持货币稳定是央行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并以此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在这个前提下，人民币汇率调整将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决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第二，调整实际汇率。主要措施是通过外贸、外资、投资、产业等宏观政策的调整，引起实际汇率的变动，如调整外资优惠政策、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出口退税等税收政策、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等都可达到调整实际汇率的效果，实现汇率均衡。具体而言，一是将我国外资政策的重点从提供税收优惠政策转向完善投资软环境，为外资提供正常经营所需要的条件，以遏制投资主体的短期投机行为与假外资等套税行为；同时减弱优惠政策的竞争，加快统一内外资企业税收制度，实现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公平竞争。二是逐步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并开征资源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税收。三是提高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以利于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刺激国内消费，促使企业从低价竞争策略转向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差异化竞争战略。即通过实际汇率升值的方式实现汇率的均衡(潘英丽，2006)。[5]
4.发展和完善外汇市场体系
发展和完善外汇市场、逐步放开外汇交易已成为大势所趋。由于我国采用了更为灵活的管理浮动汇率制，汇率波动幅度将逐渐增大，汇率风险问题会显得更为突出，迫切需要开办银行间、银行与其它交易主体间的远期交易、调期交易、货币互换、外币期货、期权等金融风险管理业务，增加外汇交易工具，以满足企业对冲外汇风险的要求。要将以银行为主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扩展到银行、企业和个人均大量参与的完善的外汇交易市场，并适当放松资本管制，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目前，各类企业按实需原则均可开立外汇结算账户，并且企业可保留的外汇额度相当大，这为企业规避汇率风险提供了一条途径，但同时也增加了企业持有外汇头寸的风险。因此，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外汇经纪商制度，让更多的企业能够通过外汇经纪商来规避汇率风险，并进一步使手中的外汇保值增值。同时，要继续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改进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管理，进一步满足企业和个人的外汇需求；要着力促进外汇市场发展，完善外汇市场风险计量和风险分担机制，促进市场结构和交易方式复合化发展，增强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鼓励金融机构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进行金融创新，为企业、居民提供更加丰富的避险产品，拓宽市场投资渠道。
汇率制度改革与汇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汇率制度改革对发展汇率衍生品市场提出了现实的需求，汇率制度改革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长期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我国的金融机构和企业风险管理意识严重不足，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对这些金融机构和企业进行风险防范意识的教育和宣传外，还要向这些机构提供管理风险的手段和工具，使金融机构、企业能够利用这些工具来管理风险，提高对汇率风险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汇率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对于推动汇率制度改革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广大金融机构和企业风险管理的工具和手段丰富了，风险管理的本领增强了，我们才可能考虑进一步深化汇率制度改革以及加快改革的步伐，这一点在进行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
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稳步推进，包括汇率衍生品在内的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将酝酿重大突破。我国将在借鉴国际经验和防范风险的基础上，配合汇率制度改革的进程，循序渐进地推出更多的金融衍生产品，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风险管理工具，并大力推动交易托管集散等基础设施建设，为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
(二)2007年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预测
1.人民币汇率将继续维持双向波动、小幅升值趋势
可以预计，2007年人民币汇率不会一次性大幅升值。尽管人民币的升值速度有加快的趋势，但这只是受到市场因素影响的短期状况，人民币不可能非理性升值，更不会一次性大幅升值。在我国金融体系还不是很健全、经济结构还不够合理的情况下，过早实现汇率比较大的灵活性，将可能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损害。因此，对于人民币汇率要灵活到什么程度，应该有一个充分探讨并统一认识的过程。我国企业长期以来处于利率、汇率都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发展，因此需要给企业一个适应利率、汇率变化的时间。
2007年，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明显大于实体经济内在升值需求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我国金融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国内经济、金融的不确定因素较多，我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对浮动汇率尚需有个适应过程；而且在汇率调整对改善国际经济不平衡影响有限的情况下，大幅度轻率调整人民币汇率，风险过大，不利于国内经济金融的稳定。因此，在人民币汇率调整方面，仍会继续保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人民币汇率未来走势将会在双向波动中实现人民币的小幅升值。
2.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将会在适宜时间放宽
人民币汇率弹性还有较大空间，波幅有望放宽。在较小的浮动空间和较强的升值预期下，汇率走势可能会形成单边上升的局势；而在一个较大的浮动空间内，汇率存在双向走势。即在较短时间里，可能是人民币升值幅度加大；但在更长时间里，则是人民币汇率涨跌空间进一步扩大。这将给投机资金带来一定压力和风险，使其投机进出的风险成本增大，从而可望抑制其强烈预期下的投机操作。随着人民币汇率变动不确定性增加，投机人民币升值的境外热钱就有可能减少，从而使外汇储备增长势头有所减缓。
2006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增强，波动幅度明显放宽，单日波幅多次逼近3%这一限制区间，因此放宽汇率波幅的时机已经成熟。选择此时放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幅，有助于打破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释放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但通过行政性升值措施不仅会打破各种市场的均衡，不利于汇率、利率的市场化进程，也会破坏市场的均衡。央行8月18日宣布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8月21日开市后，无论是货币市场还是债券市场，基本上没有受到加息带来的冲击。这就是说，市场发展日趋成熟为扩大人民币升值波动幅度提供了基础。合适的汇率浮动区间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基础，因此，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应根据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和企业的实际情况，有步骤分阶段地加以扩大，最终将人民币汇率从现行僵化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
关于时机的选择，我们认为，在进一步推进金融体系改革和外汇市场改革的基础上，在基本吸纳和消化已经采取和准备采取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因素后，当产生了新的市场供求因素的刺激与推动，才会出现适当的时机。然而，推出的仍是遵循有管理目标的适度的浮动区间；但也不排除在汇率改革措施因各方面原因仍不能释放和消化市场等因素带来的升值压力时，提前适度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货币政策制定者应根据市场发育状态和经济金融形势，结合国内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适应能力，适时调整汇率浮动区间。可以预测，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可能性不存在，但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应该是发展趋势。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对汇率政策趋势的预测，可以得出基本判断：2007年人民币汇率浮动空间将会进一步放宽，人民币汇率在双向波动中小幅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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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文所引用的汇率数据均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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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巴曙松.人民币汇率改革：进展与趋势[J].中国货币市场，2006，(7).
[2]王元龙.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3).
[3]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0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N].金融时报，2006-08-09(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
[4]罗纳德·麦金农.人民币汇率法则(TheYuanandtheGreenback)(N).TheWallStreetJournal，2006，(8)：29.
[5]潘英丽.放弃非理性的人民币升值预期[N].国际金融报，2006-08-24.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由于两国统计方面的技术原因和方法误差导致统计数字差别巨大。美国方面的统计显示，在中美贸易中，1979年、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而中国方面的统计则表明，在从1979年-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自1993年转为顺差。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双方数据都表明，中美之间贸易逆差增长速度惊人。1993年，中方统计数据表明中美贸易逆差仅为63亿美元，美方数据也仅为228亿美元。2004年，中美贸易逆差中国数据达到586亿美元，美国数据更为1620亿美元。与1993年相比，增长幅度分别为830%和611%。中美贸易逆差如此之大，已经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最大的经济问题。
中美贸易失衡不仅表现在绝对量上，而且也表现在相对量上，这一比例在1990年为21%，2004年达到了35%，中国因此成为了美国第一大贸易赤字国家，超过了欧盟的24.7%，日本的16.3%，加拿大的14.2%，墨西哥的9.8%。
中美贸易失衡也表现在进出口的产品结构变化。中国不仅劳动密集、低附加值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占有率不断上升，近年来相对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也迅速提高。美国每年从中国进口的先进产品，占其进口技术产品总额的比重迅速上升。根据美国统计数据，2002年这一比重为10%，到2004年9月上升为18%。而据我国商务部统计，2003年1~8月，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620.83亿美元，同比增长55.86%；其中美国是第一大市场，148.58亿美元，同比增长69.56%，高出对全球出口增长速度13.7个百分点，占出口总额比重23.9%。由于输往香港的产品大部分最终输往美国，美国市场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增长点。
二、汇率变动对贸易差额的影响实证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国贸易逆差持续已久，中美贸易逆差也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各个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先后升值，但是，美国贸易逆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势头。我们不由得质疑，其他国家货币对美元的升值有利于减少美国贸易逆差问题吗?我们认为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
为说明这一观点，我们选取中美的贸易数据和汇率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在中美贸易关系实证时段选择上，研究数据选取1990年-2004年的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和贸易差额以及人民币实际汇率数据。人民币实际汇率是根据官方统计的名义汇率扣除中美相对物价水平的影响。为了处理数据方便，我们将1990年定为基期。中美进出口数据取自于U.S.CensusBureau，中美名义汇率源于《99年世行发展指标》，物价指数选取1990年=100的中美GDP折减指数。所有数据处理都用统计软件Eviews5.0完成。
我们试图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汇率变动和进出口贸易额变动之间的内生关系进行检验，汇率变动率RER用(exr-exr(-1))/exr(-1)算出，同样，进口变动率REM和出口变动率REP分别用(impt-impt(-1))/impt(-1)和(expt-expt(-1))/expt(-1)计算得到。贸易余额的变动率B用(b-b(-1))/b(-1)计算得来。
Granger因果关系是基于系统的向量自回归(VAR)来定义(SorenJohansen2000)。在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的原因时，采用的方法是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结识的程度，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就称序列x是y的格兰杰因，此时x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Granger1980)其双变量回归如下：
如接受H01：β1=β2=……=βk=0，则X不是Y的Granger因，而接受H02：α1=α2=…=αk=0则Y不是X的Granger因。这样，使用F检验
即可实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其中，RSSR和RSSu分别表示在H01(或者H02)之下的约束和无约束的残差平方和，J和K则分别表示约束个数和回归因子的个数。
但是上述检验从理论上要求残差具有独立同分布性质，这就导致了实证研究中如何确定滞后阶的问题。(本文首先通过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初步确定滞后阶，然后再检验残差是否服从独立同分布。因此，本文中实施因果检验的路径是：第一步，选取初步的滞后阶，估计VAR；第二步，对残差进行诊断检验，据此调整滞后阶；第三步，对最终估计得VAR进行参数约束检验，由此确定变量之间是否成立因果关系。(Grangerl987)
首先，对变量BRERREMREP进行数据图分析，具体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中，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这四个变量的数据轨迹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随机游走，所以我们在设定VAR模型时，省略掉截据项，经过反复试验，我们初步选取滞后阶为2，对应的VAR(2)的估计：
对上述估计的VAR(2)，按照方程(3)的变量顺序，方程(4)(5)(6)省去了对因果关系不重要的项。我们以下对其残差进行诊断。
对方程(3)的残差s11所计算的偏度值和峰度值分别为
S=0.42，k=0.78
所以，检验其为正态分布的Jarque-Bera统计量值为
N(2)=3.05
显著水平为0.05且自由度为2的X2的临界值为5.99，故由3.05<5.99而接受原假设，即ε1t服从正态分布，且服从正态分布的概率为0.65。进一步，由于所计算的检验ε1t为独立同分布的统计量及其对应的概率值分别为
Q(3)=4.88，P=O.18
故在显著水平为0.05时，ε1t具有独立性。
对其他3个残差，我们做类似的诊断，其结果一并列入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所有残差在0.05的水平上服从正态分布的，只有ε2t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相关性。但是由于其3阶自相关仅为-0.04，这是个可忽略的数值，我们将视其为无自相关即不严格的独立性。所以从总体上说，残差通过诊断检验，因此，以下我们可基于VAR(2)作因果关系检验。
按照方程(3)的顺序，记相应的变量系数为θi，其中i=1,2,3,4,5,6，则贸易差额变动率即B不是RER的因可表示为H01：θ1=θ2=0，对这一原假设的检验即计算前面所定义的F值，其结果为
F=1.71，P=0.24
F值显然小于对应的临界值，接受原假设。贸易差额的变动率B不是汇率变动率RER的因。对其他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可类似地实现，其结果一并列入下表，其中的结论是基于显著水平0.10。
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原假设5和6的接受表明在10%的显著水平下，原假设“B不是RER的因”和“RER不是B的因”的F统计量均小于临界水平，汇率的变动RER和贸易余额B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通过单纯的变动人民币汇率对中美之间贸易差额的影响不大。同时我们注意到，对于原假设7的拒绝，表明在我国出口的变动是造成进口变动的一个原因，出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动进口的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原因。而对于原假设3的拒绝，表明出口变动是贸易余额的成因。这说明我国存在着一些促进出口的因素导致中美贸易差额的加剧。正如下文分析可知，这些因素主要是两国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率和储蓄方面的差距，而这些差距是造成中美贸易差额的主要原因。
三、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分析
汇率的波动并不是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美国方面，相对于支出的较低的国民储蓄率和产品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导致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低下是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中国方面，我国的汇率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内经济的失衡对于中美贸易失衡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1.中美储蓄方面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储蓄和投资的差额都等于该国的出口与进口的差额。公式为：
S-I=X-M
公式的左边表示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右边表示出口与进口的差额。一国如果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出口就会大于进口，从而在贸易上就会出现顺差，而当国内投资大于储蓄，进口就会大于出口，从而表现在贸易上就表现为逆差。
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储蓄相对于投资太低。自从1971年美国首次出现贸易赤字以来，美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低储蓄高消费导致供小于求。应该说从1990年以来，美国储蓄占GDP的比重是逐年递增的(1991年除外)，1990年储蓄占GDP的比重为15.4%，到2001年储蓄占GDP的比重升到18.2%，增幅达到18.2%，但是与储蓄相比，美国的投资率却表现出强劲的势头。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投资率节节高升，从1991年的15.3%升至2001年的21.2%，升幅达38.6%，较高的投资占有率而较低的储蓄占有率使得美国储蓄占有率与投资率占有率之差为负值，形成严重储蓄投资的缺口，这在贸易收支中表现为进口大于出口，贸易逆差。
与美国相反，由于发展经济的需要，我国的投资支出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1990年-2001年的平均投资占有率为38.1%，特别是在1993年投资占有率曾达到43.3%。相对于投资而言，我国由于传统习惯、经济体制改革等原因一直保持更高的国民储蓄率。1990-2001年平均储蓄占有率为40.4%，1995年储蓄占有率更是达到43.1%。较高的储蓄而相对较低的投资使得储蓄和投资占有率之差为正值，这在国际收支上就表现为出口大于进口，贸易顺差。
2.两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上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另一原因
劳动生产率一般可以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的产品数量或者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导致产品成本和价格的实际降低，另一方面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从而改善贸易条件，促进出口的增加。
我们主要比较中美之间制造业和可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服务业等非贸易品部门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内外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差距不大，但是大部分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不同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就相当大了(光，2005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制造业和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是不断提高的。我国正处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发展阶段，工资成本较低，而美国劳动力工资成本相对较高，从而中美之间劳动力成本的差距很大。以2001年为例，按照现行汇率计算，美国制造业工资是中国的29.2倍，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19.2倍。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工资增长率，还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我国都明显高于美国。扣除掉价格因素，1990年-2001年，我国分别提高了1.04倍和1.29倍。虽然两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均快于工资增长率，但是中国的速度明显快于美国，扣除掉价格因素，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比重，中国从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66，而美国从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81。由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比美国更快于工资的增长速度，从而在中美贸易中，中国产品就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在现行的中美汇率保持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中国对美国出口就会增加，从而表现出贸易顺差，而美国则是贸易逆差。
除了以上原因以外，中美之间贸易具有互补性、以及美国的产业结构的特点和制度安排也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大多数都是美国经济发展所需要而美国本土产量很低或不愿意生产的；而美国对向中国所需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实行严格的限制，导致相当一部分中国愿意进口的产品无法从美国进口。由于总体上还是比较落后，中国所需要大量的机器设备和中间投入品在美国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也减少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美贸易的失衡。
四、对策和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前，中美贸易的失衡与人民币的币值是否被低估没有直接关系。即使中国大幅提高汇率，能改变的，也只是由中美贸易失衡转为东南亚其他国家与美国的贸易失衡。引起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储蓄相对于投资来说太低了，而中美之间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也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另一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