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1 09:23:2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民族声乐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音乐教师的基本功就是会弹琴唱歌,什么时候又要要求会写文章?”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音乐教师这样对我说。我说“李逵只会冲锋陷阵,又为何要求他研究兵书呢?”《孙子兵法》是孙武对当代及历史上长期战争的总结,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属于自己独特的兵法布阵方法;《本草纲目》是李时珍一生医学实践的总结,它是祖国医药学的宝典,将永远闪耀着民族的、科学的光辉。冼星海、黄自是我国优秀的人民音乐家,但他们却有着大量的音乐论文,这也是鲜为人知的吧?我们在读他们的音乐论文时,也会感到如欣赏他们的音乐作品那样淋漓酣畅、激情澎湃!当我们赞叹大海波涛的壮美时,我们会常常忘记它的动力源泉来自那司空见惯的、平平凡凡的、抓不着、看不见的风吧?
因此,我们说,一个音乐教师只会弹琴唱歌,按步就班,那无异于被蒙上眼睛只会转圈推磨的老牛吧?教学,是一种艺术,音乐也是我们心目中最高雅的艺术。怎样将它们有机结合,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教学分风格?这应该是我们教师终生追求的目标吧?那种把弹琴唱歌当作技术,把教学也当作技术的音乐教师来说,他要想教出自己的风格来,恐怕就难为他了。因为,艺术要靠感觉和悟性,而这感觉和悟性又来自教学的主体——那活蹦乱跳的学生。所以,凡是善于抓住教学闪光点和善于发挥教育机智的教师,只要将这一点一滴用文字进行总结,就等于在教学生涯中留下了一行行坚实的脚印。这是他心血的结晶,这是他人生的书页。有了这种认识,难道我们还会拒绝写论文吗?还会为到学期结束要交论文而发愁吗?我们还会为评职称而去临时应付吗?不,统统不会!因为这已是他收获的时刻,他只会主动地、适时地收回成果。因此,写好音乐教学论文,是收获音乐教学的果实,为今后的音乐教学工作的腾飞总结经验,为自己人生的旅程增添一个崭新的高度、一条闪亮的起跑线。如论大环境,这也是新时代的要求,也是新世纪对广大音乐教师继续教育学习的重要内容。音乐教师们,快行动起来吧,论文写作、钢琴、声乐、教学,这些都是我们音乐教师的专业和基本功。
音乐论文三要素
我很赞赏《中国音乐教育》上的一段话:写作音乐教学论文要:口子小,点子新,挖掘深。过去有些人老抱怨发不了文章,他们殊不知自己的文章要么漫天撒网,不着边际;要么面面俱到缺乏深度;要么重复别人写过的东西,且不如别人。因此,我向想要写好论文的人们大声推荐——论文写作三要素:口子小,点子新,挖掘深
因为这是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再加一法:多读书
常见论文格式
1、条理型:按论述顺序阐述观点,图式如下: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但要紧扣中心论点)。2、简约型:简单开头,重点论述观点,小结有力,中心突出。图式如下:开门见山——论据、论证充分、深刻,具有说服力——结尾简略、主题鲜明。
3、着作型:文章开头有引言,结束有结语;中间有中心论点、分论点,每个论点以章为结构,图式如下:引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结语
4、可加论文摘要、关键词、参考资料
后注:如今教师要在学校中职称等进一步,必须要会写论文,教科研是硬道理!这却是我们许多音乐教师所欠缺的能力,有那么多优秀的同行被这一条硬杠子拦在中级或高级门外,真是可惜,而且这一股论文风愈演愈烈,客观环境也要求我们不能等下去,拿起手中的笔吧。我一直想写点这方面的东东,可惰性使然,同时又感还无这资历,故至今也未下笔,今天从网上看到这一段文字,深感合我心意,贴出来共享之,希望对大家有所借鉴。
我与郭克俭初识，是在1996年元旦前夕的一天。当时，我为河南大学声乐教授武秀之同志的“假声位置真声唱法”及“三结合”实验所吸引，长驻郑州西郊的马寨，协助她承担音乐基础课、史论课教学，力求从她的教学理论和实践中找到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歌剧音乐剧演员培养之路。记得那一天我正与武秀之交谈，一个小伙子笑盈盈地走了进来――这就是郭克俭。当时他正在武秀之班上攻读声乐表演艺术专业的硕士学位。我在郑州马寨两年多，也与郭克俭朝夕共处了两年多。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热情聪明，口舌伶俐，头脑反应敏捷，为人灵活机变；与一般声乐专业学生不同，他的钢琴基础不错，而且学过作曲，对音乐学理论有浓厚兴趣且阅读范围较广，因此与我有不少共同话题，彼此间的关系，也较之其他声乐学生更深一层――用我的话说，上课是师生，下课即朋友。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好像就是收在这本论集中的《关于“夹板音”唱法研究》，是在武秀之教授指导下完成的。我是他的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和所有答辩委员一样，对这篇论文的学术价值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获得硕士学位后，郭克俭便到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任教。不久，我也返回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和批评。因各有所忙，彼此联系不多。后来他领悟到继续深造的必要性，遂考取中国艺术研究院民族音乐学方向的博士生，其导师便是我的师兄伍国栋教授，而我则是他的副导师；三年之后，又担任其博士论文答辩委员。这篇博士论文，同样获得了答辩委员们的一致首肯。收在这本论集中的若干篇什，便是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对郭克俭从事的声乐研究、评论及历年来发表的成果，我向来比较关注。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之间有师生之谊，更由于我从事的歌剧音乐剧研究与歌唱艺术有极近的亲缘关系；因此不仅自己偶尔写一点与声乐有关的文字，有一些感兴趣的声乐论文、评论或著作经常进入我的阅读视野，郭克俭的文章自然也在其列。
给我的印象是，在当代中国的音乐学大家族中，声乐理论及批评恐怕要算是比较薄弱的分支学科之一。究其原因，我想不外乎三条：其一，声乐艺术是一个专业性、学术性很强的研究领域，不是道中人很难跻身其间；即便勉强涉足，也因不易触摸到歌唱艺术的深层结构而流于空泛。其二，专业研究队伍相对弱小，知识结构不够全面，理论素养较为缺乏，故而不得不停留在歌唱某些技术细节的大量低水平重复上，真正有深度有见地的理论总结和美学提升甚为难得。其三，当前的声乐表演与教学实践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命题和难题，但因错综复杂因素的交互作用而使一些行内人望而却步，或因大多数声乐同行专注于歌唱表演和教学实践的技术层面而对这类理论命题不甚关心。
在这个大背景下，郭克俭选择声乐理论及批评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之一，我以为是明智之举。因为他的声乐专业背景、理论素养和知识结构，对于从事这项研究有旁人不易具有的独特优势。郭克俭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应该怎样利用和发挥自己的优势。我注意到，他在学术研究和理论批评中所取得的种种成绩，大多与他在综合素质方面的优势有关。
读者从本书不难看出，郭克俭的声乐研究和评论活动，其涉猎范围广及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传统戏曲、歌剧及音乐剧中的声乐问题，其论述的命题，从歌唱艺术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到声乐教学中的教材与教法研究，从民间戏曲谚语口诀的搜集、整理及其艺术真谛的阐发，到对肆虐一时的“假唱”现象之深层文化探究，从声乐研究现状及相关学术会议的综合梳理和评述，到关于我国声乐艺术未来发展的战略构想，说明作者的学术视野比较开阔，善于从纷繁复杂的声乐实践中提取命题，所论大多有一定深度。
我不想掩饰我对本书中若干篇什的赞赏之情，特别是关于传统戏曲谚语口诀的两篇论文是近年来我读到过的声乐文论中很有价值和见地的作品之一。我不知道此前音乐界是否有人对广泛流传于传统戏曲艺人口头的谚语口诀进行过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但当我读到郭克俭博士论文中的这两章时，的确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和激动。因为我通过这篇论文这才发现，历代戏曲艺人的谚语口诀是一个天才创造、一份丰厚遗产，对音乐学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未被开垦的、令人神往的学术处女地，它精辟、凝炼、生动、幽默，富于智慧，饱含哲理，其中蕴藏着极为深刻的艺术真谛和实践经验，因此需要有人去整理，去学习，去研究，去阐发其艺术价值和人文内涵。郭克俭带头这样做了，而且采集资料的工作做得很辛苦，整理、研究和理论阐发也比较到位，为后人的继续研究提供了较丰富的资料基础。
当然，这本论集中的文章质量参差不齐，也有少量价值不高、文字粗糙的急就章、应景文掺杂其间。但我以为，只要有关于谚诀研究的这两篇文章在，这本书仍不失为近年声乐理论研究中一个起点较高的新成果，不但值得一读，且有一定的资料价值和收藏价值。
或许人们并不完全赞同书中某些文章提出的主张和观点，而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如何，也有待同行们的品评和歌唱艺术实践的检验，但他钟情于声乐理论及批评活动，从中求声乐之道、探歌唱之理，并以自己的成果参与中国声乐理论建设的努力，应该得到鼓励和肯定；而且我敢说，与现今大量音乐学术出版物相比，这本论集的质量当在整体水平线之上。
收在这个论集中的不少篇什，在公开发表之前我就看过，有的还提出过修改意见。今日翻阅旧稿，有关它们如何构思、修改、成稿之类陈年往事便浮上心头、历历在目；想不到十年前的小伙子，经过这些年成功与挫折、学术与人生的双重历练，如今渐趋成熟，并已开始出版论集和专著了。这是时代给予他的幸运。我在为他和他这一辈年轻学者的成长而感到由衷欣喜的同时，也想通过这篇序文对郭克俭表达这样一些希望：
郭克俭敏感、敏锐、敏捷，因此出手快，成果多，是个很可喜的优点；但学术研究还要扎实、沉稳，因此要切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古训，力戒浮躁，多多积累，讲究厚积薄发和精益求精，讲究“该出手时才出手”。
小小年纪就有不少成果面世，而且还有著作和论集出版，表明郭克俭在学术研究方面是个可造之才，在他这个年龄层次的学者中也已小有名气；但名气这东西是柄双刃剑，若不能正确对待，“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结果背了包袱，反成累赘，反受其害。因此切莫忘记学海无涯、艺无止境的道理，不仅现在，即便将来有了大成就，也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和严于律己的学风，不可得意忘形，不可轻狂造次。
听说郭克俭如今担任一个二级学院的领导，成了双肩挑的管理者，因此除了要处理好行政事务与学术研究的关系、争取做到两不误之外，还希望他用好手中的权力，为广大师生谋利益办好事；不过以我对他的了解，我仍希望他今后能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并相信在“求声乐之道，探歌唱之理”的征途上当有更好的发展――他是一个学者型教师，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同时在研究和教学两方面做得比别人更好。
因为我与郭克俭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故而把上面这些心里话公开说出来，也算不枉十年交谊、亦师亦友一场。
美声唱法，意大利文为BelCanto，意思是美好的歌唱。主要是指17世纪产生于意大利的一种演唱风格及歌唱方法。
美声唱法要求发声自然，声音宏亮，有适当的共鸣和圆润的连贯音等，其目的是要使旋律演唱得更华丽、更灵活、更富有光彩，声音更具有穿透力。在17、18世纪，欧洲出现了阉人歌手，他们将美声唱法推向了巅峰，这一时期为美声唱法的黄金时期。但由于他们的演唱过分炫耀技巧，脱离现实，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崇尚艺术的现实性，阉人歌手逐渐被淘汰。进入19世纪后，美声唱法有了新的发展，以罗西尼（Rossini）、多尼采蒂（Donizelle）、贝利尼（Bellini）为代表的意大利歌剧与迈耶贝尔等人的法国歌剧大胆地采用了自然男女生以取代阉人歌手。到19世纪中叶歌剧中的咏叹调成为美声唱法中的一个重要演唱内容，至此，声乐演唱以其更富有男子气概的慷慨激昂、铿锵有力的声音而成为声乐技术发展的时尚与潮流。
20世纪初，随着德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莉莉・雷曼的声乐论著《我的歌唱艺术》的问世，她集40年来的演唱经验，通过实践性的论述，把古老的意大利美声歌唱学派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二、民族唱法
民族唱法，是我国人民根据自身的审美习惯、汉语言的发音吐字、 戏曲唱腔，在演唱民歌和民族风格特色较强的歌曲作品时所采用的演唱方法。
民族音乐的发展在我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最早在四千多年前就有了表现劳动人民爱情的歌曲。春秋战国后，有了《诗经》。在汉代，又有了乐府这样的音乐机构，使民间的歌唱艺术走向专业化。进入唐代有了戏曲更集中、更专业的机构――梨园。而后的宋、元、明、清也有了专门的音乐机构，使得民歌从内容到形式上都趋于成熟。
我国最早的民歌基本上是运用纯真声（民间称大嗓）演唱。这种演唱方式真实自然，使人感到亲切。但这种声音由于呼吸较浅，共鸣较少，因而显得不够柔美圆润，其不足之处也比较明显。
三、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的差异
1. 呼吸、咬字
美声唱法讲究呼吸的控制，其区别于其他唱法的最大特点就是混声区唱法，各个音区按比例来运用真假声。它要求声音的统一和自然，强调共鸣及腔体的调配，在吐字上也符合他们的语言规律，辅音过渡到元音自然统一和谐。
我国的传统唱法讲究以情带声，在唱法上运用真声比较多，要求抑扬顿挫，追求高昂或抒婉的情绪变化。且在唱法上对吐字、咬字要求偏重，要求“字正腔圆”。这是民族唱法区别于美声唱法的重要标志。但是这种唱法气息比较浅，共鸣也比较少，故而就限制了音域的扩展，高音就不够圆润，且会表现出嗓子的生理负担。
2. 共鸣
歌唱共鸣技术的应用，可以说是不同唱法技术的分水岭。因为歌唱共鸣与声音的音量、音色、音质都存在着直接得关系，对吐字和发声技术有很大影响。同样，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在歌唱共鸣技术上得差异也表现得十分突出。
传统的民族唱法的理论文件中很少有歌唱共鸣的专门论述，从民族唱法技术的歌唱共鸣效果看，大体有以下几点：
1. 强调头腔共鸣，它强调高位置，但声音的焦点较小，集中明亮。
2. 重视口腔共鸣。注意发挥口腔共鸣的声音主渠道中的共鸣作用。
3. 淡化胸腔共鸣。民族民间唱法中除少数情况外，对胸腔共鸣都不够重视，但就总体而言，更为注重的还是口腔共鸣。
4. 重视局部共鸣。民族唱法重视局部的引用技术，忽视整体混合共鸣，忽视各个局部共鸣间的整体配合。
美声唱法非常重视歌的共鸣技术，认为“整个身体就是声音的响板”，并认为“喉头出现紧缩会妨碍向身体各部分辐射的声音振动”。大体有以下几点：
1. 共鸣腔体调节。美声学派为获得良好的共鸣，主张以“打开”的方式扩充和调节共鸣空间，特别是喉、咽、内口腔的生理调节技术，是美声唱法颇具特点的共鸣技术。
2. 高位安放。头腔共鸣的高位安放是美声唱法头腔共鸣应用技术的核心。
3. 胸腔共鸣运用。胸腔共鸣器官共鸣功能的充分发挥是美声唱法共鸣技术的另一特点。
四、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的融合
美声唱法很注重气息的运用，讲究横膈膜呼吸法，唱歌过程要求吸气肌肉群和呼气肌肉群同时协调的运作，强调以气托声。流传最广的箴言就是“学会了呼吸，就学会了唱歌”可见呼吸在美声唱法中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的民族唱法也和美声唱法一样离不开气息的支撑，也注重气息的运用，但是相对美声唱法的气息要求较浅，对腰腹部的运作要求没那么多，而且传统民族唱法以紧为主，重字轻声，演唱过程强调喉头和声带的震动，故而声音听起来单薄无力，不够圆润。所以将中国传统的民族唱法和西洋美声唱法相互融合是可以改善传统唱法的不足之处的。在保证传统唱法民族语言特点和演唱风格的前提下同样注重气息的运用，借鉴美声唱法的横膈膜呼吸法，从而改善嗓子的生理负担，让声音更圆润动听，声音力度可以得到极大发挥，情绪爆发力更强。
总之，两种唱法在某些方面有机的融合和健全，真正体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道理。两种唱法的有机结合，弥补了中国民族唱法某些方面的不足，也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并将中国传统的民族声乐推向了世界。我们应该在充分借鉴美声科学发声方法的基础上，大胆地结合我国民族风格的汉语言特点，以及在运用气息、咬字吐字等方面，不断丰富、创新，将两种唱法的歌唱理论运用到声乐教学和实际演唱中，最终达到完美融合。
【参考文献】
［1］薛良编著. 歌唱的艺术.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呼伦贝尔学院位于东北部，是坐落于祖国边疆呼伦贝尔市的唯一一所面向全国的全日制综合性普通高等学校。作为二级分院，音乐学院以致力于传承和发扬本地区、本民族优秀的音乐文化为己任，多年来培养了音乐教育、音乐学、蒙古族民歌演唱等专业毕业生3000余人，向社会各界输送合格的音乐教育、音乐表演等方面的艺术人才，为民族音乐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音乐学院保护和传承本土民族音乐的成果
（一）在音乐学科与专业建设上突出民族音乐特色建设
为立足特色优势，我院设立了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的蒙古族民歌演唱专业，致力于民族音乐人才的培养，并于2008年被评为内蒙古呼伦贝尔学院特色学科。蒙古族民歌演唱专业现开设的课程由三部分组成：专业核心课（声乐、中外音乐史与欣赏等）;专业基础课（基本乐理、视唱练耳等）;专业选修课（蒙古族简史、蒙古语言与文化等）。在合唱课、钢琴课、器乐等课程的教学中纳入了呼伦贝尔地区民间音乐，拓宽教学内容，更能体现地方性、民族性的特点。
（二）坚持“因地制宜”编写本土教材
为使民族音乐在高校艺术教育中系统化、科学化和规范化发展，我院充分利用地方资源鼓励教师编写本土教材。编辑出版的教材有《彩虹?呼伦贝尔民歌创作歌曲60首》、《彩虹?呼伦贝尔集锦》、《内蒙古民族民间音乐》、《蒙古族声乐作品选》、《巴尔虎、布里亚特民歌》等。
（三）努力拓展校外民族音乐实习、实训基地规模
根据特色专业活态传承机制的特点，音乐学院与海拉尔文化活动中心、鄂温克旗乌兰牧骑、陈巴尔虎旗乌兰牧骑等文化单位签订了艺术实践基地协议，为蒙古族民歌演唱专业学生提供实习、实训基地，增长实践经验。
（四）在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中展示民族音乐艺术风采
在音乐学院举办的校园文化艺术节及各类演出活动中，蒙古族民歌演唱专业学生的表演以其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获得好评。2011年参加俄罗斯后贝加尔国立师范大学艺术节巡回表演并受好评;2010年、2011年在“高雅音乐进校园”演出活动中，承担了满洲里中学、海一中、谢尔塔拉中学等地的巡回演出，受到一致好评。他们在完成演出任务的同时也使民族音乐得以传播，使民族音乐成为内蒙古呼伦贝尔学院“走出去”的华彩名片。
（五）积极参与各种民族音乐学术会议
2008年12月我院教师参加中国音乐学院主办的“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学术研讨会”并提交论文;2011年7月我院教师参加内蒙古艺术学院主办的“中国?内蒙古民歌艺术学术研讨会”并提交论文;2011年2月我院教师参加沈阳音乐学院主办的“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研究会?第五届全国民族声乐论坛”。
（六）学生获奖情况
萨础茹拉：2010年获呼伦贝尔长调民歌比赛金奖;2010年7月获“第二届孔雀奖全国高等艺术学院声乐大赛”大学生组民族组银奖。
乌云琪琪格：2009年荣获“海地区首届蒙古族业余歌手电视大奖赛”二等奖;2010年获呼伦贝尔长调民歌比赛银奖。
金马蹬组合：2010年7月获“第二届孔雀奖全国高等艺术学院声乐大赛”大学生组流行唱法铜奖;2011年获“草原星”中央电视台青歌赛内蒙古选拔赛决赛第二名。
二、边疆高校保护与传承本土民族音乐的策略
（一）构建研究科学歌唱技法的蒙古族与“三少民族”声乐艺术中心
我院应成立一所研究科学歌唱技法的蒙古族与“三少民族”音乐艺术中心，使之成为呼伦贝尔地区高层次民族音乐艺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在艺术中心里，可鼓励学生以传统形式组织多种民间乐队演奏婚嫁礼仪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等，指导学生排演传统演出剧目，还可成立具有多种演唱形式的歌唱队和专门负责整理、挖掘呼伦贝尔地区传统民族音乐文化的机构，通过对传统音乐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和编辑出版，不仅可以保存大量珍贵的传统音乐文化资源，而且也会使呼伦贝尔本土民族音乐成为一种得到国家“认证”的普遍性知识。
（二）减少“舞台化”交流模式，增加国内外“学术化”互动
蒙古族民歌演唱专业学生参加的多数活动仍旧停留在“舞台化”式的交流模式，而忽略了与国内外“学术化”的互动，而且相同节目重复上演，缺乏新意。我院不但要营造抢救、保护、传承和发展传统音乐的艺术氛围，更要构造传统音乐的学术氛围。我院可与当地文化局、群众文化艺术馆合作，进行校办产业发展，推进产学研用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建立民族音乐学术中心。主要任务是教师带领学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积极鼓励学生申报科研项目，将学生的科研实践能力与开发地方传统音乐文化遗产与资源，挖掘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底蕴结合起来，不仅能形成我院的办学理念和风格，突出我院的办学特色，而且对研究开发地方科学文化遗产和特有资源，提升地方文化品位具有现实意义。
（三）加强课程建设，拓展学科和专业建设
为弘扬本土民族音乐，促进学科建设与发展，加强课程建设迫在眉睫。呼伦贝尔地区传统民族音乐资源丰富、形式多样，应当充分利用当地有效资源，在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原有课程和专业基础上加强课程建设，拓展学科和专业建设。如开设《本土民族民间音乐赏析》，加快蒙古族呼麦、四胡、好力宝、三弦，鄂温克族诺仁卡琴（三弦拉奏琴）、奥茸琴（五弦弹拔琴）①，达斡尔族的口弦琴等传统音乐专业，并在学院内部通过课程整合，取长补短，围绕民族音乐特色，集中力量合力打造“民族文化与民族特色的学科优势”。同时也为当地所需的相关新专业在社会上开展实践教学、科研、学生就业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渠道。
（四）大力引进优秀民间艺人，保护和发展传统音乐的“活态”传承
为弘扬本土民族音乐，学院特聘请呼伦贝尔地区长调民歌传承人布里亚特、巴尔虎蒙古族歌唱家道力金、苏古尔等优秀教师。但这对于课程建设、学科建设的需求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将各地区各类型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请进课堂，为学生传授他们的成功经验。民间艺人是传统音乐的传承者，民间音乐通过他们口传心授的方式才能世代相传，造就传统音乐这一“活化石”。将民间大师引进课堂，是抢救、保护传统音乐的关键，也是高等艺术教育培养民族音乐人才的积极举措。我们青年教师有责任与大师共同为推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和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五）加强本土传统民族音乐各类教材的建设
在本土教材建设方面，我院教师编辑出版的民族音乐教材种类繁多，他们自觉承担挖掘与发扬民族音乐的责任。但还存在音乐分类模糊，类型单一等问题，多以民间歌曲为主，而民间器乐曲、说唱音乐和歌舞音乐教材仍存空白。应组织有关专家、学者集中力量，组织一个专业化的团队，与整理、挖掘呼伦贝尔地区民间音乐文化的机构合作成立教材编委会，编写一套涵盖面广、音乐分类规范、音乐类型丰富的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具有较强专业性和实用性的教材。
三、对学生采取多样化的考核形式
（一）通过作品展演考查学生的实践能力
展演形式可包括独唱、二重唱、四重唱和合唱等民族传统演唱形式。营造良好的氛围，让学生们自由高歌，相互切磋交流，提高歌唱技巧，克服紧张情绪。此外还可以排练传统演出剧目，让学生感受剧中人物鲜明的个性。这些都需要以良好的声乐技能作为基础，以真切的情感作支配。同时，由于作品的风格和韵味、人物形象的表演都有较高的要求，对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也十分有利。另外演出剧目的展示是在舞台上完成的，这对学生的舞台实践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通过对外演出考查学生的专业能力
对外演出是学生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直接有效方式。学院可以与当地演出服务部门、媒体、企业等合作，开展传统节日、单位庆典、主题联谊等演出。利用节假日和课余时间，与需求单位协作，有组织地创造、编排各类雅俗共赏、符合各单位活动主题、贴近当地群众生活和审美习惯的民族节目，既可丰富地方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促进地方精神文明建设，又能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取得良好的社会声誉。
（三）借鉴“书院”式管理模式，考查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表现
“书院式管理模式致力于促进学生在认知、体魄、道德、情感、社会性等方面的多维度成长，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学习和丰富的生活体验。”②在书院里，教学科研人员和专家作为学生的生活导师，关心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帮助学生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科研精神和创新能力，引导学生为自己进行学术规划，通过言传身教增进学生对人类知识创造的认识，启发学生思考为学为人的准则。
长期以来，蒙古族民歌演唱专业的声乐课采取一对一的授课模式，长期固定在一位教师的教学方法上，制约了学生博采众长。因此，设立一个师生互动的平台，可以弥补一对一授课的不足。如，由不同年级学生与导师形成关系密切、互动交流的师生社区，并建立辅导咨询、兴趣小组、名家谈艺等非正式的教育课程，学生可以将自己现阶段在学习声乐当中所产生的问题留在辅导咨询一栏中，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四）教师科研课题与大学生创新项目相结合，考察学生团队合作能力
让学生参与到教师科研项目中来能够更好地发挥学生开展创新项目的主体能动性。通过与教师的配合，不但能大大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还能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充分利用有效设备和资源，既有利于科研创新队伍的合作，又壮大了学院的科研团队，为培养高校民族音乐科研创新人才积蓄力量。
我院应发挥地域优势，民族特色，全院各民族师生共同努力推动现代化教育的本土化，形成一种全新的现代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新型教学模式”。将本土民族音乐充分纳入到边疆高校的艺术教育体系中，使濒临失传的民间音乐走进校园，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科学传承，为自治区实现民族文化强区立下汗马功劳。
注释：
关键词：和谐；气息；真声；假声；情感
中图分类号： J61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1297（2008）10-063-02
七音巧和奏乐章，七色巧运描美画，这正是世间万事万物在动态中寻找有序、协调、统一的“和谐”所致。“和谐”是各司其职，互通合作的统一有序，是顺其自然，恰到好处，并行不悖的动态协调，是矛盾斗争，辩证统一的哲学范畴。声乐艺术之美总体来说是呼吸、共鸣、发声、吐字等和谐的结果，是歌者内心的体悟与情感外化在声乐审美上的“完美和谐”。在声乐教学的实践中笔者认为指导学生找准气息位置“深”与“浅”的“和谐”，声音运用“真”与“假”的“和谐”，作品表达“情”与“声”的“和谐”至关重要。
一、气息位置“深”与“浅”的“和谐”
气息是发声的动力之源，气息在经过声带后通过对声带的冲击使声带震动，从而实现发声。人们在生活中的哭与笑，声高与声低，声长与声短无不与气息息息相关。歌唱中音调的高低，力度的强弱，声音的婉转动听与否无不依托于强有力的气息支承。气息的“深”与“浅”是一对矛盾，在声乐训练实践中不可片面待之，气息的“深”“浅”得当直接关系到声音的质量好坏，因此在声乐教学中必须引导学生处理好这两个概念的关系，使二者达到“和谐”。
气息的训练伴随着声乐训练的始终，声乐练习的过程就是一个顺自然之气，承和谐之声的过程。一个优秀的声乐艺术家必然具有巧用气、活用气的娴熟之功。在声乐学习中有这样两种学生，一种声乐学习者认为气沉丹田则灵，只要气息深一切问题似乎都解决了，所以拼命向下憋气，还认为越深越好。有的为了“压气”，面红耳赤，表情狰狞，声音发直。有的为了憋住这口难得的深入之气，用尽浑身的力量，导致肌肉僵硬，气息进得去，出不来，吸得深，用不上，甚至有的换气都不巧了。究其实质是，单纯的脱离声音去为了用气而用气，气息吸得太深、太多、太满，失去了应有的流动性，气息就像结了冰的水僵硬而不流动，使声音失去了推动力，干涩而僵紧，暗淡而无光；另一种情况则多发生在初学者身上，他们不能很好地掌握控制气息的方法，气息放不下，留不住，腰腹力量支撑不够，导致其位置过高，共鸣腔体打不开，喉头放不下，声音苍白无力，声嘶力竭。这两种情况都是气息“深”与“浅”的不和谐的表现。
在训练中应使学生树立气息“深”“浅”平衡协调的理念，掌握气息“深”“浅”和谐统一的方法，达到运气自如，气息通畅，音贴气而发，声托气而传，声音行得远，唱得美。一是要加强基础训练，锻炼好呼吸肌肉群，使气息沉得住，用得上，流得动，控制与流动运用自如。二是要合理的利用意念进行引导，引导学生树立“欲向上，不忘下，欲向下，心装上”的辩证统一的气息“和谐观”， 运用辩证观点,解决矛盾，掌握平衡，做到气息深浅心中有数，利用“打开喉咙往回唱”的方法，用吸的感觉去呼，用吸的感觉去唱，把全身都沉浸在气息当中，使气息仿佛在体内往返不断地循环，形成一个顺畅的歌唱通道。三是不同的作品，不同的风格，气息深浅的运用要区别对待。婉转悠扬的民歌，大气豪放的西洋咏叹调，用气上显然深浅要求不一。
二、声音运用“真”与“假”的“和谐”
声“真”则声音结实明亮、浑厚深沉、刚劲有力，声“假”则纤细柔和、圆润水灵、轻盈飘逸。真声在发声机能上属于重机能，是声带紧闭在气息的撞击下发生整体震动而发，假声在发生机能上属于轻机能，是声带半闭在气息的冲击下发生边缘震动而发。在声乐演唱中过“真”则在高声区容易声嘶力竭，声音暗淡无光，迟钝不灵，过假则声音容易虚假无力，单薄苍白。在演唱实践中只有将真假运用得当，真中有假，假中容真，真假结合，做到声音运用的“真”与“假”的“和谐”结合才能具有中低音浑厚感人，高音明亮辉煌的艺术感染力。
实践中有很多学生真假声比例不当，“真”“假”不和谐的演唱比比皆是。有的学生尤其是女高音，为了获取声音的高位置，在训练中不分声区地用虚声唱，这样导致中低底音不厚，高音区只有位置没有声音，声音无光彩、不结实、没有穿透力，不能感染人，打动人。另一种学生也能意识到假声在声音运用中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在演唱中将真声截然地分离，片面地认为中低声区则要纯粹使用真声，而高音区则要纯粹使用假声，这样导致真假声区连接明显脱节，“断裂”的痕迹明显。这些都是声音运用中“真”与“假”不和谐的典型表现。
笔者认为训练声音贯通“真”“假”，达到和谐统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用集中的类似于“冷笑”的哼鸣练习，“i”母音半声唱或是利用“微声”唱法小声唱的方法找到假声的高位置，并在训练过程中反复体会和巩固声音位置高气息沉的感觉。二是要建立正确的换声区。在心理上要有高位置歌唱的感觉，在良好的中声区基础上，先将声音在真声的基础上参假变暗变圆，然后沿着上牙根逐步引向头腔，得到高位置。同时强调的是喉咙与气息要充分的协调，在声音变轻变圆变暗向上引的同时，更要保持气息打开喉咙向下走。再次要建立真假混声的唱法，在各个声区均有“真”有“假”，但是各声区真假声比例不一，使声音 “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假难分”，“真声不炸，假声不虚，上下统一” ，气息支持有力、明亮圆润、高低统一、甜美流畅、富于艺术感染力。
三、作品表达“声”与“情”的“和谐”
“声”是作品内涵表达的工具和载体，“情”是声音追随的终极目标，所谓以情带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动人心弦讲的就是“声”与“情”在声乐艺术实践中的“和谐”。只有“声”与“情”的和谐统一，完美结合，才有听众聆听中美的享受和作品情感的完美诠释。没有声音依托的情感终将气绝声绝，飘浮不定，成为无源之水，而没有情感装饰的声音必然会苍白暗淡，无神无魂，索然寡味，成为无的之矢。可见“声”与“情”的“和谐”在作品的表达中非常重要。
在声乐实践中有的学生一味地脱离情感谈声音，往往在演唱作品的时候心中只有高音怎么上，低音怎么厚等声乐技巧方面的意念，他们的演唱虽然也很流畅，但是缺“味”，不自然，不饱满，听众在他们的声音中找不到精神的灵魂，听不到作品的情之在意之深。另一类学生则离开高质量的声音去追求情感的充沛，悲伤之处已是泣不成声，声音却已经无力支撑，高兴之时也已喜笑颜开，但声音早已黯然无色，这种脱离“声”的“情”只能让听众觉得无病，乱发感慨。这两种情况都是演唱实践中“声” 与“情”不和谐的表现。
笔者认为要使学生在演唱实践中很好地做到“声”与“情”的“和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以训练。一是要夯实演唱功底，磨亮传情的有力工具。好的呼吸、共鸣、吐字等都是唱出作品的“味”传出作品的“情”的基础，只有系统地、科学地扎实训练才能有一个好的情感载体。二是加强对作品“二度”创作的能力和分析能力。贝多芬说过：“音乐不在谱上，而在谱子之间”，歌唱不是在表现音符、音程、音调而是在表达一种感情，描绘一种形象，传递一种思想。因此歌者一定要学会分析歌曲的创作背景和题材类型，清楚歌词塑造的文学形象，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明晰旋律的艺术律动，以“声”表“情”，将 “情” 寓于“声”，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充分体会作曲家的创作意图的基础上有创造性的有个性特色的演唱作品。三是要加强艺术修养，增强文化底蕴。一个优秀的歌者只有对历史政治、民族风情、民间习俗有所涉猎，对地方戏曲、曲艺有所了解，丰富自己的艺术修养，才能凭借这些知识掌握音乐元素的深层内涵，更好地理解作品，驾驭作品。
参考文献
[1]邹本初.歌唱学――沈湘歌唱学体系研究[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
关键词：京剧；男旦；歌剧；阉人歌手
中图分类号：J8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4-0016-02
京剧（Beijing Opera）又称京戏，是中国最大的影响戏曲剧种，分布以北京为中心 整个国家。在清朝乾隆五十五年，清代乾隆五十五年起，原在南方演出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也接受了秦腔、昆曲中的部分曲调、剧目以及表现方法，吸收当地的一些民俗音乐，通过不断的交流、整合，最终形成了京剧。京剧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工具 ，它是根据人物的性格、性别、年龄、和一些特点，主要可以分为生、旦、末、净、丑，共有五大行当。男旦，“旦角” 饰演的角色全为女性。而由男人饰演女性旦角的，我们就叫做“男旦”。男旦是中国京剧中最特殊的 “行当”，他们出生在禁止女性演员涉足舞台的时代。因而，舞台上出演的所有女性的人生故事只能让男性来装扮。他们从小就要开始刻苦地训练，在体态身段，眉目神采和声腔上狠下功夫，并另辟蹊径地设计出身体各部分的表演手法，把每一位女性人物都塑造得入木三分。在整个京剧辉煌期中，他们都处于非常优越的地位。
乾隆年间是“男旦”出现在戏曲舞台上最早的时间，那时的北京城曲艺界的各家都不服输，互不相让而最终由京腔获得胜出。然而，魏长生却唱着秦腔大摇大摆的带领着男旦群来到了北京城，所不同的是他以其革新的装扮，水头、高跷、身姿这些新的表演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深受北京人民的欢迎。“男旦”之所以能从乾隆年间延续到20世纪，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响，在中国古典美学所推崇艺术审美境界其中的“似与不似之间”。中国的戏曲艺术都是表现性为主的艺术形式，中国戏曲里允许演员的动作表情夸张变形、所谓写意传神，不要求演员长得像，但是要求神情一定要相似，有的戏曲艺术甚至追求脱离外形只要相似即可，这种独特的审美观与生活的中的自然形态有着很大的距离。这样的一种状态也位男旦表演这门艺术提供了合理的载体从而能使男旦传承下来。
而从当时的封建社会来看，明清时期，中央集权的日益加强和封建礼仪教化的日益森严，男尊女卑思想的日益渗透，使古代女子在台上只准弹唱歌舞，不能粉墨登场表演戏文。加之戏文中常会出现帝王、神仙等角色，人们会认为女子饰演会亵渎神灵，所以更不允许女子登台演出了。而这样沿袭了几千年，也就自然成为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了。
京剧中的男旦这一角色在整个的京剧行当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优秀的旦角不断地出现，从踩着高跷进京的魏长生到高郎亭，这些旦角名家们给中国的旦行事业增添不少颜色。说到中国的男旦名角，梅兰芳先生就首屈一指了，他所创作的“梅派”艺术史旦角史上的里程碑，梅兰芳先生为中国的旦角艺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也直接影响到了中国京剧的发展。京剧艺术讲究唱念做打，梅兰芳先生就把他们发扬到了极致，他的唱腔流畅而又华美，唱工上在其老师陈德霖的规范下，又不断地创新字正腔圆这一基础，台风端庄大度，舞蹈体态婀娜，不断地推陈出新，创作了一系列的舞蹈，例如翎子舞、剑舞、花镰舞、水袖舞、绸舞、海底刺蚌舞等等。戏曲的唱、念、做、打、口、眼、身、法、步，它的戏曲武打或舞蹈造型；曲艺表演动作的一人多角，进进出出等，无论是体现或是体验的表演都各具形态美的造型要求，她的举手投足、一招一式，都要在体态的动静有机结合的律动中给人以美感。
在中国的京剧艺术中，对男演女所达到的高艺术境界，却是各方都承认的。中国戏曲旦行表演艺术，最高峰在京剧，反不在那些可以由女子演绎女子的戏曲品种中，这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个最高峰，则完全是由男演员们所创造的，四大名旦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男扮女的这种心理早在中国古典文化中，就经常出现，它是一种类比审美心理的形式出现的，这种类比是在男性对女性之间，通常被比较的女性地位都比男性要低，男性对女性的这种模仿就形成了“反串”这种特殊的心理。这种心理的形成必然离不开中国的封建制度下的宗法制度，他要求社会家国同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的中，文人都把这种家国同构的思想在潜意识下种植在了自己的笔下。封建的制度下，官员不允许男人和女人同时出现演出，女性的地位本来就低，而官府还一再要求要在戏剧舞台上统一性别，所以男扮女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滋生出来。本来这是由于社会的限制所作出的一种无奈之举，但是后来人们慢慢习惯了这样的思维定势使男扮女发展称为一种固有的模式，再到后来，戏剧表演中德男扮女被人们当做京剧艺术的一个固有属性，是其中的一种特性，更加受到人们的热烈追捧与社会广泛的认可。
阉人歌手凭借其儿童的嗓音条件以及成人男子的身体条件创作了那一时期的神话，他们高超的声乐技巧在当时的歌剧舞台上独占了将近两个世纪。人们发现被的儿童声音不会受到变声期的影响会一直保持明亮的嗓音，而身体却可以不受影响的继续生长。这被当时的贵族发现并用来享乐。但是人们并不满足为数不多的阉人歌手为其演唱，就想办法通过一些专门的手术人为的造就一些阉人歌手。当时在教堂里的唱诗班中社会地位和工资会比较高。18世纪初到19世纪初被称为歌唱的黄金时代，这其实就是阉人歌手们所创作出来的辉煌时代。在将近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阉人歌手称霸了当时的歌坛。他们以自己高超的声乐技巧把当时的女声和男声都排挤了出去。“黄金时代”期间，阉人歌手的重要特点就是阉人演员们在演唱上采用大量的带有装饰性花腔的唱法来演唱曲目，以此来已博得观众的呐喊与喝彩。比如一个很长的进行强弱变化的单音，一个快速的华彩乐句、拖了很长的一个颤音亦或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一个高音，类似这样的演唱一定会博得观众的厚爱。这使得当时的歌剧发展称为一段接一段的无休止的华彩乐句、颤音等。当时的作曲家也屈服于听众的要求写了大量的缺乏内容和音乐价值的一些高难度作品。这是的歌唱技术达到了“最高峰”，它的歌唱风格也被称为美声歌唱时代。
在美声时代的歌剧舞台上，阉人歌手门一直都占有统治地位，美声角色在歌剧中应该唱多少首咏叹调，不是根据剧情的需要而是根据角色在声乐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决定的。在那时的声乐等级制度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男主角，其次是第一女主角，接下去是男高音，第二男主角，第二女主角和男低音。按照惯例，第一主角都是由阉人歌手来扮演的，所以阉人歌手们在声乐上的成就构成了美声唱法的精髓。那时的歌剧舞台上如果没有阉人歌手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早期的著名的阉人歌手有巴尔达萨雷・费尔里（1610-1680）、格洛西（1653-1680）、以及以著有《古今歌手们的观点》为后人所敬仰的托西。以擅长把唱段乐器化著称的波伦亚学派创始人的皮斯托基（1659-1726）。这时的声乐演唱技术的中心是波伦亚，但是由于尼科拉・波波拉（1686-1768）出色而有成效的教学，导致声乐演唱的技术中心从波伦亚转移到了那波里。波波拉是个男高音，但那时的男高音并不被器重，他也不是一个伟大的歌手，但却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他的学生中有非常著名的阉人歌唱家法瑞内利、卡法瑞里、波波利诺等，
在这些著名的阉人歌手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无疑要算法瑞内利（1705-1782）了。他被很多评论家视为美声唱法的理想典型。曼契尼谈到他时说：“他的杰出之处在于嗓音的均匀、音响的强弱变化、表情滑音的运用、声区的统一、惊人的灵活、优美和感人的唱风既绝妙又罕见的抖音。在歌唱艺术的每一个领域中，法瑞内利都达到了完美无缺的一个境地。”在声乐创作和歌剧演唱上，他被认为是新的华彩风格发展的主要促进者。关于法瑞内利有很多传奇的故事，不管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如何，他们可以使我们了解到美声时代阉人歌手们的演唱技能和他们的艺术造诣。英国的伯尼（1726-1814）曾有如下的描述：“每晚歌剧的演出中有一首小号伴奏的的歌曲，由一位著名的小号手演奏，由法瑞内利演唱。最初，好像彼此合作的很好，直到观众的情绪高涨起来并为双方加油之后，事情就发展成了比赛。为了显示各自的肺活量和声音的辉煌和力量，在一个音符上逐渐弱了几次之后，他们又一起渐强并进行三度的抖动，为此持续了一段时间后，观众期待他们就此结束，因为好像双方都已经筋疲力尽了。小号手的确已经把力气用完，并且认为对手也像自己一样而停了下来，以为这只是一场不分高低的比赛。但法瑞内利脸上露着笑容，好像不过是和小号手开个玩笑，他立即以同一口气，以新的活力，不只渐强和抖动那个音符，并唱了一段极快和极难的华彩乐段。最后，只是由于听众的欢呼才停了下来。”这显示了经过严格训练了的阉人歌手的肺活量和横膈膜的支持能力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完全超过了女歌手和男歌手。在发音时，他们常常可以持续长达一分钟之久或是更长时间。呼吸能力无疑使美声歌唱的重要因素之一。法瑞内利还曾在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的宫廷中，每晚为他演唱同样的四首歌达到十年之久。尽管声乐史学家们对这个趣闻的真实性持怀疑的态度，但其中的一首基阿科梅里的《那夜莺》，加上模仿夜莺的华彩乐段则肯定是美声时代中阉人歌手们的绝技之一。
在中国的京剧艺术中，对男演女所达到的高艺术境界，却是各方都承认的。中国戏曲旦行表演艺术，最高峰在京剧，反不在那些可以由女子演绎女子的戏曲品种中，这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个最高峰，则完全是由男演员们所创造的，四大名旦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歌剧和京剧艺术是中西文化的瑰宝，都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然而中西文化艺术中却都不约而同的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男歌手演唱女声部。这种历史现象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必然结果，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男歌手演唱女声部这一现象虽然有着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从大的方面说，却推进了人类艺术发展的伟大进程，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艺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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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音乐素养；大学生；教育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树立全面发展观念，努力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当前，各类高等院校日益重视音乐素养教育，普遍把音乐素养教育作为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的一个重要模块。
一、重要意义
提高大学生音乐素养，对于大学生德育、文化素养和心理健康都具有重要意义。
l、开展音乐素养教育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德育。音乐来源于生活，是通过声音的形式反映自然和社会百态。通过指导学生恰当地感知音乐、欣赏音乐、学习音乐，可以让学生融入情境，体会人世间的真善美。如《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感情真挚，弘扬了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深受社会各界尤其是中老年听众的欢迎。因此，音乐素质教育可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开展音乐素养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生文化素养。时代的发展要求大学生既要掌握过硬的专业水平，又要了解相邻学科的发展动态和相关知识，还要具备一定的文学、音乐等综合素养。通过引导大学生欣赏音乐，激发大学生对音乐发自内心的热爱，进而提高音乐素养以及综合素质，有助于培养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
3、开展音乐素养教育有利于增进大学生心理健康。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高校学生因就业压力、相互攀比、情感波折等引发的心理问题也不断显现，日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古代名篇《乐论》中论述：“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加强音乐素质教育，引导大学生通过音乐欣赏，热爱生活，增强自信，敞开心扉，舒缓心理压力，逐步培养坚毅、乐观、豁达的性格。
二、存在问题
当前，各高校将音乐素养教育作为高校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普遍开设了音乐欣赏等普及性课程，在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方面发挥了较好作用。但对照社会各界对音乐素养教育的较高期望以及课程的内在潜力，还存在不少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其一，非音乐专业学生的基础普遍较差，有的音乐素养课程安排的内容包含程度较深的专业知识，教师讲得头头是道，学生听得云里雾里的情况不同程度存在。其二，部分高校对音乐素养教育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在资金和硬件设施上的投入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其三，由于专业师资比较缺乏，有的音乐鉴赏课同时安排几百人大班教学，甚至随便选派音乐爱好者开课，采取播放碟片的形式进行教学，既不分析作品，也不讲授作品的创作背景，教学效果难以乐观。其四，有的非艺术院校的公共课教师根据自己所熟悉的几个专业领域量体裁衣，安排的教学专题覆盖面不够广，内容不够全面，难以符合音乐欣赏教育的自身规律和要求。
三、加强音乐素养教育的几点思考
高校应进一步重视音乐素养教育，逐步加大教育投入，改善教学环境，提高教学质量，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发挥音乐素养教育在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中的特殊作用。
1、着眼学生成长明确教学定位。针对不同专业对于音乐素养的培养要求，谋划具体的教学定位。对于理工科专业的学生，一般以培养音乐爱好，普及音乐常识，提高审美能力为主要目标。对于非音乐专业的师范类学生，一般以普及音乐知识，发掘自身音乐潜力，掌握进一步自学的方法为主要目标。对于影视、播音、文化创意等与音乐学科专业比较接近的学生，要求学习程度相对较深，一般以拓宽知识面，提高表现力，促进学科知识交叉融合为主要目标。
2、以人为本安排教学进度。根据不同学生的原有基础，制订相应的教学计划，选择合适的内容进行教学。在代表作品的选择上，适当选取难度适中、篇幅较短、通俗易懂的片段进行赏析，以利于培养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3、因材施教组织课堂教学。有的学生从小练过乐器、参加过合唱团，有的学生先天音乐感知能力较弱，有的学生虽有一定的音乐天赋但未接受过专业训练。因此，不同的学生对音乐艺术的认知水平和认知潜力不同，需要统筹兼顾，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发展。教师要善于课堂观察、课余交谈，增加对学生情况的了解。不能因第一印象先入为主地加以简单评定，用发展的眼光对待每一位学生。
4、优化教学方法，提高音乐素养教育的实效性。现今部分高校的音乐欣赏课的教学模式较陈旧，单纯介绍作品，然后欣赏作品，课堂互动较少。教师可以拓宽思路，采用各种有效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其一，专题式教学，把课程分为若干个专题进行教学，帮助学生深化对课堂内容的理解，激发学生的研讨兴趣，从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其二，启发式教学，在欣赏古典作品的过程中，适当结合当代流行元素，如，在欣赏莫扎特第40号交响曲的时候，可以告诉学生S.H.E的《不想长大》中的部分旋律正是出自这首经典交响曲，韩剧《My Girl》中的主题曲《Never Say Goodbye》是Hip Hop的风格，但是它的主旋律也是出自于此，等等。其三，讨论参与式教学，把学生分成若干小组谈论问题，得出的结论可以是多种形式或是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朗诵、演唱、论文、表演等等，可以发现学生特长，激发学生的兴趣爱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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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音乐的历史记载，在其形态的表述中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音乐本身的性质与叙述音乐史料的性质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上也是构成音乐史特征的重要依据。乐谱、传记、手稿等在欧洲的音乐史研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它们在亚洲音乐史中却并非如此，乐谱在音乐演奏和实践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与西方音乐相比可以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其数量也十分微少(相对来说中国和日本较多一些)。但不同的是理论书籍、美术、戏剧却相当丰富。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朝鲜在一般的史书中以音乐制度、乐律理论、历史沿革以及音乐美学等的记录得到了充分地整理和叙述。它与音乐家的传记不同，音乐史叙述的整体与音乐的本身同时得到记录。在亚洲，除文献史籍外，考古资料也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竽、瑟，三号墓出土的筑等乐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骨笛、陶埙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术上的壁画、浮雕等也十分丰厚多量，我国新疆地区的库车、吐鲁番，甘肃的敦煌、麦积山，以及柬埔寨的吴哥(Angkor)、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Borobudur)遗址等都记录了丰富的音乐历史资料。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大量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丝绸之路乐器实物，从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是现在世界上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
在亚洲的历史文献中，中国的史料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甲骨文，春秋战国便有了大量记载音乐的文献著作。另外，从汉朝开始，在中国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书可以视为正统的、高学术价值的史料。在这一类史书中以西汉司马迁首创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开端，形成了后来的“二十五史”，被称作正史。它以纪传体编辑，体例上分为三大类：①以天子、国家大事的编年记录为中心的“本纪”；②记录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传记，其身份从皇后到奴隶兼有的“列传”。各项的分类之中有数卷“乐志”(“音乐志”或“礼乐志”)。书中对各王朝的音乐(主要是宫廷、国家、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所享用的音乐)从历史沿革、音乐制度，到律学、歌词等进行详细分述，但没有乐谱。除此之外，敕撰书中还有专门记载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乐典)、《通志》(卷49、50、64为乐志)、《文献通考》(卷128-148乐考)的“三通”与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六书，再加上1921年成书的刘锦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现了集历代政治、经济、艺术等之大成并进行分门别类叙述的会要体样式——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乐类共16个条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会要辑稿》(乐类4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会要体属典志断代史的体裁，在分类上比正史更为细致，史料也甚丰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献通考》(元)、《唐会要》(五代)等与“二十五史”乐志构成了古代音乐史料的主体。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战国以来还出现了各种关于音乐的论著。以内容来划分，思想、美学方面的有公孙尼子的《乐记》、荀子的《乐论》、吕不韦所辑的《吕氏春秋》(战国)、阮籍的《乐论》(三国)；乐律学方面有《管子·地员》、元万顷等奉武则天之命所作的《乐书要录》(唐)、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宋)、朱载@①的《乐律全书》(明)、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东汉)、朱长文的《琴史》、朱熹的《琴律说》(南宋)、朱权的《神奇秘谱》(明)等；另外从断代史来看，除正史外，随笔、笔记、诗词以及小说等都是记载当时历史现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如有关唐代音乐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清彭定求等)《全唐诗》，有关宋代音乐有沈括《梦溪笔谈》、陈@②《乐书》、郭茂倩《乐府诗集》等。有关宋代音乐的除上述文献外，还有王灼的《碧鸡漫志》、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源的《词源》等，也是研究唐宋时期音乐不能缺少的文献。另有元朝的戏曲曲艺专著、明代以后的大量乐谱等都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像这样全面系统的文献史料在印度、西亚伊斯兰教地区以及在欧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这样详尽、系统的史料书籍，为中国惟有的史料资源。
唐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得到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现了称之为“类书”的体例样式，相当于今之百科全书。这类书籍大致有《初学记》(唐)、《玉海》《太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图会》(明)、《古今图书集成》(清)等。上述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是非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罗列出来，分门别类地进行排列说明的书籍。因此，作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编辑过程中有讹传、误抄的可能，使用中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史料。
在中国的音乐理论书籍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音律、音阶论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同中国儒教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古事件的解释存在着反复论述的倾向。这一现象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初见端倪，像从《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汉书·律历志》的五声、十二律、三分损益法开始，后由西汉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宝年间的俗乐二十八调、南宋蔡元定的燕乐调与十八律，到明朱载@①的新法密律，他们对三分损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还宫的理论进行了近两千年的求索、换算。到了16世纪下半叶，当这个千年不解的转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时，却又被束之高阁、沉睡于书斋楼阁之中。这些理论几乎都没有真正得到实践。
(二)乐谱
从中国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所遗存的古老乐谱大部分被收藏于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乐谱是中国南朝梁琴人丘明所传(6世纪)的琴谱——《碣石调幽兰》，该谱的抄卷原藏于日本京都市上京区西贺茂神光院，现归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唐人的抄本。这是一种用文字来表述古琴演奏的乐谱。唐代以后出现了减字谱的指法谱、奏法谱(tableture)，很多琴谱都被记录下来并用于实践。由文字所记录的奏法谱，约从唐代开始用于各种管、弦乐器的乐谱。从中国传入日本最古老的乐谱，现藏于正仓院的中仓，是一份共有三十七帖的古文书(写经纸纳受帐)，这份经卷上标明的时间为天平十九年(747年)7月26日，在其背面写有断简六行，即为《番假崇琵琶谱》亦称为《天平琵琶谱》。在琵琶谱中还有773年(宝龟四年)以前传入日本的《五弦琴谱》(五弦琵琶谱，通称为五弦谱)，现藏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另外，20世纪初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乐谱》，又名《敦煌琵琶谱》，今存三卷。该谱的抄写年代为五代长兴四年(933年)，是唐、五代时期的重要文献。中国的乐谱，特别是琵琶谱于平安时期在日本得到了传承。《南宫琵琶谱》或称《贞保亲王琵琶谱》、《伏见宫本琵琶谱》由宇多法皇的敕令南宫贞保亲王所撰，完成于延喜二十一年(921年)。在乐谱的最后附载着藤原贞敏于承和五年(838年)从中国传来的《琵琶诸调子品》(二十八个调，实际二十七个调)以及贞敏的跋文。到了12世纪中叶的长宽元年(1163年)又出现了源经信所作的《琵琶谱》；由藤原师长所作的12卷琵琶谱《三五要录》(1138—1192完成)；与《三五要录》同作者的藤原师长还完成了雅乐筝乐谱的集成《仁智要录》(1138—1192完成)。日本平安朝以后的雅乐琵琶谱、筝乐谱等都得到了模仿和创作，并较自然地传承了下来。但是这些乐谱由于对节奏记录过于简略，因此至今仍是学者们攻克的难题。
(三)朝鲜
朝鲜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朝鲜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在史料的记载方式上与我国有着相似之处。《三国史记》、《三国遗志》、《高丽史》、《李朝实录》、《乐学轨范》、《增补文献备考》等史料以纪传体、编年体的形式构成主要的官撰书。《三国史记》为记载朝鲜7世纪前的三国时期的史料，是了解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历史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中记述了这一时期受中国音乐影响而形成的早期朝鲜乐器，如伽yē@③琴、玄琴及三竹等。但由于该史料成书于12世纪，离记事的时期过于久远，史料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应慎重使用。而15世纪成书的《高丽史》为纪传体，其中专门论述音乐的《乐志》部分是了解12世纪初期宋徽宗将大晟雅乐赠给高丽王朝后的历史现状，以及当时朝鲜宫廷中的唐的俗乐、宋的雅乐以及朝鲜固有的乡乐所构成的三乐在宫廷历史演变的重要音乐史料。《李朝实录》是一部由一千七百余卷构成的编年体巨著，记载了从李氏朝鲜太祖(1392—1398)至哲宗朝(1849—1863)近五百年的历史。其中15世纪中叶成书的《世宗庄宪大王实录》是了解15世纪上半叶世宗朝宫廷雅乐的重要文献，其中还有大量的礼仪乐与雅乐谱。
在朝鲜的史籍中，除上述的乐器、乐种及宫廷的音乐历史沿革以外，古典歌曲的歌词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歌词集《青立永言》、《歌曲源流》等都是李朝(1392—1897)宫廷的音乐史料。朝鲜的乐谱大致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传承下来的，其独自的文字音标谱以及能明示其节奏的井间谱是朝鲜音乐迈出了重大的一步，由此一部分艺术歌曲得到了复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部分古典的乐谱得到了五线谱化。《世宗实录》、《世祖实录》中的乐谱虽然没有完全被翻译出来，但基于原来古谱的基础，通过各种手段被大量地译成现代谱并付诸演奏，实现了音响化。其中，国立国乐院的“朝鲜传统音乐出版委员会”于1969年出版了五卷以英文版附加解说的古乐集——AnthologyofKoreanTraditionalMusic(《朝鲜传统音乐选集》)，对了解和研究朝鲜传统音乐具有重大意义。玄琴及其奏法谱与现存的口授传承乐谱所作的比较研究，以及古谱的复原研究也比较深入。李惠求、张师勋等学者的著作对于平调、界面调等的音乐理论中经常使用的调子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从整个考古资料来看，朝鲜与中国和日本相比，文献与文物量虽不多，但对于中国的雅乐以及雅乐乐器的研究十分有益，特别是现在韩国留下的十分珍贵的资料，更不容忽视。
(四)日本
在日本的官撰史籍中，于奈良、平安朝时编撰的《六国史》(成书于720—901)为编年体，包括《日本书纪》30卷、《续日本纪》40卷、《日本后纪》40卷、《续日本后纪》20卷、《文德实录》10卷、《三代实录》50卷，是了解古代日本及奈良、平安时期宫廷文化的重要史籍。由于以编年体例撰写，没有分类的“乐志”部分，关于音乐的记事一般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章节。10世纪以后至11、12世纪出现一些实录、日记、随笔等，像《御堂关白记》、《中佑记》、《小佑记》、《九历》等都是这一时期十分重要的古籍。日本非常完好地保存了由中国及朝鲜等亚洲大陆传入的雅乐(实际上是中国的宫廷燕乐为主体)，并得到了传承与发展。延历十四年(795)出现了模仿中国的踏歌，9世纪初又出现日本创作的器乐合奏曲《鸟向乐》等作品，至9世纪中叶不仅诞生了许多雅乐的演奏名手，而且还创作了日本人自己的雅乐曲《西王乐》、《长生乐》、《夏引乐》和《夏草韦》等(注：见吉川英史《日本音乐的历史》，创元社，1965年，72页。)。13世纪以后出现了关于雅乐的一系列史料，主要有《教训抄》(@④近真，10卷10册，1233)、《续教训抄》(@④朝葛，1270—1322)、《体源抄》(1511年，丰原统秋，13卷20册)、《乐家录》(安倍季尚，1690，50卷)等。关于能乐的文献有《世阿弥十六部集》，还有声明理论书，筝曲、三味线等相关的理论书籍，它们构成了研究日本音乐的主要史料。上世纪80年代前后由日本的国文学界对能文献的解释，由声明学僧侣对声明的研究，声明、能乐等的许多文献史籍作为音乐史料也越发引起重视，并很快地得到深入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乐谱中有雅乐的乐器谱、声乐谱，能的谣本与吟唱的手付本，平曲的节付本，声明的博士谱，筝组歌与三味线组歌的文字谱，尺八的文字谱等。这些写本与少数的原版本都得到了整理并流传了下来。作为考古资料，以正仓院的乐器为首(共18种75件)，其中有很多古乐器得到了传承。其次有关音乐的资料还能从日本大量的绘画、雕刻等美术作品中寻找其渊源。因此就古代的音乐史料而言，现存日本的古代资料无论是质还是量都能与中国的史料相媲美。
(五)东南亚
在东南亚由于缺乏一般史书记载，现在传承的音乐大致只能推定到15世纪前后。要了解古代的音乐状况大部分还必须依靠中国方面的史料(正史中的东夷传、南蛮传等)。这一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越南。关于越南的史料有：《安南志略》，1340年成书；《大越史记全书》上中下，1479—18世纪末(编年体)；《大南会典事例》(1855年)礼部69—135卷有音乐的内容；《大南实录》20卷，1844—1909年成书；《历朝类志》，1821年著；《雨中随笔》19世纪前半叶。乐谱受中国影响很大，主要使用中国传入的俗字谱、工尺谱以及哼唱的打击乐谱。考古资料方面有柬埔寨的吴哥遗址(9—15世纪的佛教建筑群)，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遗址(建于公元800年夏连特王朝时期)，以及爪哇教时代的雕刻普兰巴南(Prambanan)遗址(建于9—10世纪的建筑群遗址)等都是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文化遗迹。
(六)印度
与中国等东亚国家相比，印度对音乐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15世纪以后出现了较多的作曲家、演奏家、理论家的传记、逸话等，还有一些口头传说的记载。在伊斯兰文化圈以及亚洲的音乐史中，最为注目的是众多的理论书籍。其中现存最古老的是2—5世纪成书的《戏剧论》(婆罗达著，共36章，其中第28—36章论述音列、音阶、调式、斯鲁提＜shruti＞、音律)，该书以舞蹈、戏剧为主，音乐也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其中对二十二音律、七声音阶以及音组织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还涉及了乐器维纳琴(Vina，弦乐器)等的演奏法。
继婆罗达之后的音乐理论家娑楞伽提婆(Sarngadeva，1210—1247)，是一位曾供职于宫廷的重要人物，他完成的《乐艺渊海》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著作。该书共七卷，分别对乐律、调式、曲体、作曲、歌唱法、节拍与节奏、乐器与演奏、舞蹈与表演等展开论述，是继《戏剧论》后印度一部重要的音乐论著。
其后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理论研究著作，但真正的理论著述则是在13世纪以后再度出现的，这是由于伊斯兰教进入北印度之后，印度逐渐走向伊斯兰化。毫无疑问，伊斯兰音乐的科学性对印度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从这一时期开始，称之为印度音乐的灵魂——拉格(Raga)理论才渐渐地发展起来。
由于宗教的关系，在印度的音乐考古资料中，古代的美术(主要是雕刻和壁画等)与伊斯兰时代以后的细密画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七)西亚
西亚的音乐文献大致是从7世纪进入伊斯兰时代后才有记录的。关于这以前的阿拉伯音乐以及3世纪到7世纪的萨桑(Sassanidae)王朝的波斯音乐，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推测。波斯的音乐资料不太多，作为考古资料有塔克博斯塔恩遗址留下的一些未完成的浮雕作品，其中有竖琴、小号、琵琶类四弦乐器(Barbat)、鼓等乐器形象。7世纪以后西亚逐渐进入伊斯兰时代，史籍中关于音乐生活的记录、数量甚多的理论书、细密画为这一地区的重要史料。
二、历史研究状况
从20世纪初叶开始，欧美一些音乐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以作品样式为主要对象的研究逐渐转向以“音乐活动”整体为研究对象。而音乐史学的研究则是以音乐学与历史学交叉融合的一个学科，因此，如果音乐史限于“历史”这一个层面来理解的话，那么音乐史的叙述是建立在史料(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构成的。而史实是建立在对史料的收集、批判、分析与综合等的梳理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各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音乐的题材、样式等的历史流动，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来洞察和分析音乐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流动状态，把握这种历史流动的方式无疑是多样的。这种认识可以是以音乐的题材、样式为主体，也可以从美学意识、社会现象等方面来窥察音乐的实质，揭示历史的文化现象。
关于音乐史的著述，除通史外还包括断代史、音乐体裁史、乐种史等。史学著作有本国人写的，也有他国人写的。对于历史时代的划分也有各自的见解。体例也不一，种类、样式上非常多样。以下从音乐的世界史与国别史两个方面来举一些例子。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世界音乐通史上的话，C.萨克斯(CurtSachs，1881—1959)撰写的《乐器的历史》(TheHistoryofMusicalInstruments,NewYork,1940)是值得一提的，他把世界乐器的历史分为史前、古代、中世和近代，按东、西方历史发展的线索进行平行叙述。这可以说是世界上首次出现的以乐器为主体线索撰写的世界音乐通史。其后是德国学者W.维奥拉(WalterWiora，1907—)1961年完成的《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DievierWeltalterderMusik,Stuttgart)也是一部将东西方音乐现象融为一体进行横跨面平行叙述的世界音乐史专著。
这一时期作为一般史的世界音乐史的体系与研究方法还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如何撰写世界音乐史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笔者认为，在将视线投入世界音乐史的撰写以前，首先必须科学地完善东方音乐史的学科体系。田边尚雄1930年的《东洋音乐史》，岸边成雄1948年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是其尝试。但是，两者在世界史和东方(亚洲)史的体系上观照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实欧洲音乐史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里民族文化的一体化现象，东方要比欧洲复杂得多，作为一个文化圈要形成体系是很困难的。无论是东方音乐史还是西方其他地区音乐史都难以完整地叙述各民族与国家从古代到现代的完整的音乐历史。在对世界音乐史的尝试中，有奥地利音乐学家安布鲁斯(AugustWilhelmAmbros)的《音乐史》(GeschichtederMusic，全五卷，其中前三卷是他个人约在19世纪下半叶完成的)，菲迪斯(F.J.Fetis)的《音乐家传记及一般的音乐书志学》(1835—1844)的音乐史那样，将东方音乐与古代欧洲音乐以横向的历史线索进行平行论述的专著。C.萨克斯《乐器的历史》和他的《音乐的起源》(TheRiseofMusicintheAncientWorld:EastandWest,NewYork,1943)其时代观显得比较暖昧。田边尚雄的《东洋音乐史》是以“中亚音乐的扩散”、“西亚音乐的东流”、“回教及蒙古勃兴的影响”、“国民音乐的确立”、“欧洲音乐的侵入与东洋音乐的世界化”五个章节分别进行论述的。岸边成雄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也同样把东方音乐史以“古代前期固有的音乐时代”、“古代后期国际音乐时代”、“中世纪民族音乐时代”、“近现代世界音乐时代”的四个时期来论述。上述的田边与岸边的著作都以亚洲为地域整体来叙说，但时代的划分以及某些历史观上有些分歧，不过像这样的通史在日本以外几乎很少。W.维奥拉《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设定为“史前与古代”、“古代高度文明中的东方音乐”、“西洋音乐的特殊地位”、“技术世界产业文化的时代”四个时期，其中在东方这一部分，如何去把握古代、中世纪与近代的断代划分上很不明确，这里存在着较明显的史料不足因素。
在叙述世界音乐史中，较重要的是对历史发展的评价。比方说中国的京剧、日本的能、印度的拉格、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等，这些音乐体裁、样式在世界音乐史中应该置于什么样的地位?像这样的比较与评价如何避免主观意识来建立起音乐史观是十分艰难的。仅仅展示一张详细的年表是不能成为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客观史实、全面横向类比的评价来建立起音乐史各时期的发展特征是非常必要的。对音乐的历史评价，体裁样式史与社会史不能分离叙述，因为音乐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及环境文化中产生的。
地域、国别的音乐通史是分别以民族、地域及历史断代、体裁分类来叙述的。除西方音乐史以外，中国、日本和朝鲜在国别史的通史中成果不菲。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末期就已经出现了对江户时期的音乐进行总体记述，尤其是特定种类的歌曲和净琉璃(一种说唱音乐)的专门论述著作——《声曲类篡》(注：《声曲类篡补遗》、《声曲类篡增补》都被收入《岩波文库》，1941年。)(斋藤月岑，1847)。该著作以净琉璃为中心，收集了江户时代的律调、词章，演奏者的传记、曲目、年表等。在这一领域内，它的资料详细，分析透彻，很具权威性。到了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日本音乐史中最初的通史专著——《歌舞音乐略史》(注：《歌舞音乐略史》1888年小中村清矩著，兼常清佐校订《岩波文库》1928年版。)(上下两册)是一部编年体著作，但其整体以详实的资料为基础，其历史的真实性受到高度评价，是一本对雅乐制度进行论述的最早专著。1932年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1965年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等可称为日本代表性的通史著作。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是一部从文化史的角度，摄取民族学的方法论进行撰述的著作，但是作为历史学的方法论略显陈旧。而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则是总结、归纳了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提炼出历史事实并以时代的顺序所完成的一部简练明了、忠实于史实的通史，但是整部著作中没有用乐谱来阐述音乐现象和理论问题，留下了一些遗憾。
中国现代出版的音乐通史大多出现在民国之后，均采用编年体的叙述方式。整体上来看大致有1929年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1934年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1935年朱谦之的《音乐的文学小史》、1953年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等主要的通史。上世纪的8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批的中国音乐史著作，尤其是古代音乐史方面，虽然其中不乏有独到见解之作，但是在一个国家中出现了如此之多大同小异的音乐史学专著，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中是少见的。关于中国音乐史还必须提到的是法国的东方音乐学者MauriceCourant，他在1921年撰写的《中国音乐史论》(EssaiHistoriquesurlaMusiquedesChinois)被收入由A.J.A.Lavignac编撰的《音乐百科辞典》(第一部、第一卷)，该书比较详细客观地论述了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同时也是一部最早的中国音乐通史。
关于朝鲜音乐史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飞速的发展。1964年由李惠求、张师勋、成庆麟共著的《国乐史》，1967年李惠求的《韩国音乐序说》，从体例到形式都非常完整，历史考证也深入细致。上述的通史，是以史料的考证、文献的解释及李朝以来的乐谱分析等，在各领域多层面进行研究所形成的著作。有关韩国音乐史学的研究，近年来除了本国外，欧美学者对其进行的研究，尤其是对唐宋以来中国流入朝鲜的宫廷音乐的研究也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势力(注：参见宫宏宇《韩国及欧美学者对流传在韩国的古代中国音乐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3期。)。
东南亚和印度的通史还没有完全形成系统。有关越南的传统音乐，陈文溪于1962年在巴黎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越南传统音乐》(注：LaMusiqueVietnamienneTradionnelle,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108,BoulevardSaint-Germain-Paris,1962.)是了解越南音乐的历史、传统器乐、乐律乐调、宫廷乐种、仪式音乐等的理论专著。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巴厘的音乐可参阅麦克非(McPhee)的著作。但是这些都是概论性的著作，作为通史还缺乏一定的文献史料上的梳理和积累。印度本国人写的通史有Prajnanananda的巨著《印度音乐史》(HistoricalDevelopmentofIndianMusic,1960)，以及《印度音乐的历史研究》(AHistoricalStudyofIndianMusic,1965)。此外，同时代的还有P.Sambamoorthy的《印度音乐史》(HistoryofIndianMusic,1960)。这些著作在史料的批判、考实性以及音乐史现象的解析、演绎上都还没有真正达到深入、详尽的研究地步，作为通史来说还只是一个初级阶段。古代印度音乐以史学的角度来考证的有邦达喀尔劳(RaoBhandarkar)、考马拉斯瓦米(AnandaCoomaraswamy)等以各种不同体裁、样式等进行的出色研究，因此产生一些优秀的综合性通史是可以想像的。但是由于印度人比较关心和注重音乐的演奏，而对历史的研究重视不够。在研究印度音乐史中欧美人对印度关心的人很多，但作为历史性考察的著作却不多见，1941年法国学者C.Marcel—Dubois的《古代印度的乐器》(LesInstrumentsdeMusiquedeI''''gndeAncienne,Paris,1941)是一本比较突出的著作。
关于西亚的音乐史学，很少见到由本国人撰写的，几乎成了欧美人独占的天地。很多理论书的原始史料被运往欧洲，成为欧洲人研究的重要基础。1842年凯萨魏特(R.G.Kiesewetter)的《阿拉伯的音乐》(DieMusikderAraber,Leipzig)为起端，很多学者对伊斯兰教音乐开始进行历史性的考察。关于阿拉伯音乐史的研究必须提到的人物是英国学者H.G.伐玛(HenryGeoryFarmer)，他在1929年完成的阿拉伯音乐通史——《13世纪前阿拉伯音乐的历史》(AHistoryofArabianMusictothe13Century)是一本以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等的文献为原始史料而完成的专著，时间上一直写到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8—13世纪)灭亡为止的一段音乐历史，该著作出版后几乎半个世纪一直成为阿拉伯文化圈以外惟一的一本权威性阿拉伯音乐史的专著。翌年，他的一本题为《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历史事实》(HistoricalFactsfortheArabianMusicalInfluence，1930年第1版，1970年第2版)，以翔实的事例证实了西方音乐中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因素，并以大量的史料证实阿拉伯音乐通过伊比利亚半岛进入欧洲的历史事实。接着，他的一本《阿拉伯音乐的史料》(TheSourcesofArabianMusic，1940年，1965年修订版)是对8—17世纪阿拉伯音乐的理论、演奏以及历史相关的原始史料进行论述的解说集，对理解早期阿拉伯音乐是极其重要的研究手册。关于阿拉伯音乐，这里还要提及的是黛岚捷R.D''''Erlanger编撰的巨著《阿拉伯音乐》(LaMusiqueArabe,Paris,1930—1959年编撰，全六册)，这是一套历时近三十年的力作。第一卷和第二卷上半部分为阿尔·法拉比的《音乐的大著》法译本，第三卷是萨菲·阿迪恩的《旋律的写法》全译，第四卷为奥斯曼帝国时期献给二世的《音乐通论》，第五卷是近代阿拉伯古典音乐的理论与实践相关的研究，其中涉及到音阶、旋法和一些文献，第六卷为阿拉伯音乐的节奏组织与曲式分析。全书还包含着许多五线谱的谱例。该书是一部十分系统又全面论述阿拉伯音乐史的重要著作。
关于阿拉伯音乐的研究，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德国、法国都有过一些深入的研究，如1970年出版苏普勒(Spuler)编撰的《东方学手册》(HandbuchderOrientalistic)的第一部别卷4《东方音乐》(OrientalischeMusik)所辑录的论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音乐》(DieMusikdesArabisch—islamischenBereichs)，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前有关阿拉伯音乐研究的历史总括。对阿拉伯音乐技术理论的研究还有赖特(O.Wright)的《阿拉伯—波斯音乐的调式与体系》(TheModalSystemofArabandPersianMusic，1978年)等(注：参见《音乐大事典》，平凡社，1982年，第四卷，1705页。)。伊斯兰音乐在东方的研究较早的有日本的学者饭田忠纯1936年的《中世纪阿拉伯人的音乐观》(注：日本《东洋音乐研究》第一集，1936年。)。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岸边成雄于1952年完成的《音乐的西流》(东京《音乐之友社》)，1983年被译成中文，改名为《伊斯兰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郎樱译)，这是一本八万字左右的小册子，但它却对我们了解伊斯兰音乐几乎是惟一的一本中文专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论著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伊斯兰音乐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以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论述了阿拉伯音乐与希腊、波斯及印度音乐间的关系，并进一步以实例阐述了伊斯兰音乐对欧洲和东方的影响，对前人的研究总结也十分客观翔实，是一部非常明了易懂的伊斯兰音乐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