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法学论文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保险法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第1篇

中图分类号：D922.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9-021-02

鉴于海上保险作为“保险之母”的历史地位以及其所涉海上风险的特殊性，一般各国都对其进行特别的立法规定。这在我国亦然——虽然我国没有制定单独的海上保险法，但《海商法》第12章以单独一章的形式对海上保险进行了特别的规定。由于我国《保险法》并未排除对海上保险的调整，因此，颁布在后的《保险法》如何与《海商法》进行良好的协调就成了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一、我国海上保险与一般保险的立法体例

如前所述，我国并未对海上保险单行立法，也并未在《保险法》第二章“保险合同”中对海上保险进行专门的规定，而是在《海商法》中以“海上保险合同”一章的方式解决海上保险关系的特殊调整问题。根据《保险法》第184条“海上保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未规定的，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审理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海商法的规定；海商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保险法的有关规定；海商法、保险法均没有规定的，适用合同法等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的规定，我国海上保险和一般保险的立法体例为一元主义模式：即就海上保险来说，《保险法》与《海商法》之间在法律适用上构成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海商法》第十二章是特别法，《保险法》则为一般法。

二、我国海上保险与一般保险立法的不协调

《海商法》与《保险法》之间的不协调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海商法》与《保险法》规定的不协调

虽然《海商法》关于海上保险的规定属于特别法，其规定与《保险法》存在不一致实属正常，但是这种不一致应当仅限于海上保险相较于一般保险的特别之处，而对于非具有特殊性的一般规定，《海商法》应当与《保险法》保持一致或者不予规定，以体现立法思想的一致性和法律体系的协调性。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海商法》中许多与《保险法》相冲突的规定并不具有海上保险的特殊性。以重复保险为例，两法在重复保险的构成条件和保险人之间的分摊原则上都存在明显的冲突：就构成条件来说，《海商法》下重复保险的判断标准是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而《保险法》下重复保险的判断标准则是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就保险人之间的分摊原则来说，《海商法》采用的是连带赔偿主义，而《保险法》采用的则是比例赔偿主义。笔者认为，与一般保险相比，无论从重复保险防止被保险人从保险中盈利、制止道德危险的立法目的上还是重复保险在实践中的存在方式上，海上保险都不存在特殊性，因此，两法关于重复保险的区别规定也就欠缺合理性，颇为不协调。当然，类似的这种不协调还体现在两法关于保险合同当事人、保险合同法定条款以及不定值保险下保险价值的计算方法上。

（二）《保险法》规定直接适用于海上保险的不协调

《保险法》的规定直接适用到海上保险领域时可能会产生理论上的冲突。以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为例，由于我国《海商法》并未对海上保险合同的解释规则作出特别规定，因此《保险法》第31条有关疑义利益解释的规定就将适用到海上保险领域。然而，这种直接适用可能会与海上保险的现实情况格格不入。以船舶保险为例，有的学者就认为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不应适用到船舶保险合同中，因为：（1）现有船舶保险条款业已经过主管部门审批（不仅仅是备案），其不存在不公平或损害被保险人利益的条款。（2）船舶保险不是消费者保险。航运公司往往有专业的保赔人员负责船舶保险的安排，或通过专业的保险经纪人来安排，其对保险条款的术语应能理解把握。（3）该条款使用已经有很长时间，被保险人对条款应该完全知悉。（4）国外海上保险实务中没有适用“不利解释”原则的先例。 因此，将《保险法》的规定直接适用于商业保险合同性质的海上保险可能产生“水土不服”的状况。

三、我国海上保险与一般保险立法不协调的成因分析

（一）《海商法》的修订不及时

海上保险立法与一般保险立法时间上的倒置是导致目前两法之间不协调的主要原因之一。从立法理论来看，如果是不同的法律部门的一般法和特别法，理想的模式是一般法在先而特别法在后，这样才能保证内容的协调性和法制的统一性。 但由于在1993年《海商法》颁布实施时尚无一般性的保险立法，所以《海商法》不得不对原本应属于一般保险法范畴的内容做出了规定。而随着保险理论的发展和《保险法》的出台及修订，《海商法》中的许多规定，都已经成为了非必要和不符合我国保险理论新发展的规定。从立法协调的角度出发，这些规定亟待删除或者修改。然而《海商法》自颁布以来未进行过任何修订，这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海商法》与《保险法》之间的不协调。

（二）《海商法》与《保险法》借鉴的法律不同

造成我国海上保险与一般保险法之间立法不协调的另一主要因素是《海商法》与《保险法》所借鉴的法律不同——《海商法》第十二章主要参考的是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而《保险法》则更多地借鉴了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我们知道，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更多倾向的是保险人利益，而大陆法系国家的保险立法更多倾向的是被保险人利益，因此，这种参考法律价值取向的不同也加剧了《海商法》与《保险法》之间的不协调。这一点，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两法关于保险合同诉讼时效起算点的规定：在《保险法》下，诉讼时效自被保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与大陆法系时效立法相近；而在《海商法》下诉讼时效则是“自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与英美法系时效立法一致。

（三）时代变迁和保险理论新发展对海上保险特殊性带来的冲击

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是在当时造船水平相对低下、通讯仍不发达的时代背景下制定的，当时的海上活动相比于其他活动确有其独特的高风险，因此，该法规定了许多倾向于保险人利益的制度来鼓励保险人 对海上活动的承保。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海上风险已经不再那么不可抗御，对海上保险人进行倾向保护的需求和基础也已经大大弱化。同时，一般保险中“保护被保险人”的价值取向也逐渐渗透到海上保险领域：海上保险法在现代逐渐趋向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立法价值，出现了诸如对被保险人告知义务的弱化、保险利益的扩大化等趋势。

因此，在时代变迁和保险理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海商法》与历经两次修改的《保险法》之间存在不协调之处就变得情有可原。而这种不协调最明显的例证便是两法对于告知义务规定的不同：《海商法》下被保险人的告知方式为主动告知，而《保险法》下被保险人的告知方式为被动告知。

四、我国海上保险与一般保险立法的协调路径

（一）保留现有的立法体例

讨论我国海上保险与一般保险立法的协调路径，首先应当明确的一个问题是我国现有的海上保险与一般保险的立法体例是否应当保留。笔者认为，我国当前的立法体例应当保留，理由如下：

首先，当前的立法体例能体现海上保险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海上保险作为现代保险的起源，无论在其保障内容、价值取向、实践基础还是国际性上都与其他的一般保险有着明显的区别 ，因此，在对海上保险进行立法时，必须考虑海上保险的这种特殊性。从目前的国外立法实践来看，大多数国家在立法时也都注重保持海上保险法的相对独立性来体现海上保险实务的特殊性。我国目前的立法体例通过在《海商法》中对海上保险进行特别规定的方式体现了海上保险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符合海上保险实践的需求。

其次，保留当前的立法体例能够最大程度上减少海上保险立法变动对其他法律的冲击，因为推翻现有的立法体例将极大地破坏《海商法》的完整性和《保险法》的稳定性。我们知道，海商法“四处渗透着保险的触角”，因此，如果将海上保险从《海商法》中独立出来，则《海商法》的完整性将遭到极大的破坏。同时，对现有立法体例的变动也将意味着《保险法》的再次修改：至少其第184条的规定将不再适用——这对于《保险法》的稳定性（2009年刚历经一次大修）来说是一个不小的破坏。因此，在保留现有的立法体例的基础上对《海商法》和《保险法》的规定进行协调是当前最平稳的一种立法协调方式。

最后，在保留当前立法体例的基础上对两法进行协调是对立法成本的节约。立法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经济行为。 如果立法体例的变更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立法资源，并将致使人们在运用法律时产生认知上的根本改变，那么我们就必须考量付出如此之大的立法成本是否物有所值。笔者认为，相比于推翻当前的立法体例重新立法，在保留现有立法体例的基础上通过对《海商法》的修订来完成两法的协调无疑在立法成本上更为经济。

综上，在笔者看来，现有的海上保险与一般保险的立法体例值得肯定和保留。

（二）修改《海商法》第12章

在保留现有立法体例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修改《海商法》将是协调海上保险与一般保险立法的不二选择：这既适应了《海商法》在制定20周年后修改呼声高涨的立法进程，也符合《海商法》第12章规定本身需要改进的客观现实。而在《海商法》海上保险这一章的修改过程中，笔者认为应当着重注意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基于《海商法》关于海上保险的规定属于特别法的性质，原则上应当只保留基于海上保险的特殊性而需要对其进行特别规定的条款——关于海上保险合同的一般事项应不再进行规定，适用《保险法》即可。这既是对立法成本的节约，也是特别法的立法目的使然。

其次，基于海上保险属于商业保险的性质（区别于一般的消费者保险），对于《保险法》中某些不宜适用于海上保险的规定，应在《海商法》中明确排除适用，以避免争议。

最后，《海商法》的修改应当考虑到海上风险特殊性的弱化的客观现实以及当前“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价值倾向，对传统的海上保险制度进行全面的衡量和取舍，使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达到符合当前客观需求的平衡。

五、结语

我国海上保险和一般保险立法存在的不协调是由于我国当时特定的立法背景和当前《海商法》的修法进程落后所造成的。在时代变迁和保险理论不断发展的今天，应当在保留现有立法体例的基础上对我国《海商法》第12章进行修改，以达到使海上保险与一般保险立法相协调的目标。

注释：

初北平.船舶保险条款研究.大连海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189.

王海波.论中国海上保险法与一般保险法之协调.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45.

司玉琢.国际海事立法趋势及对策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353

第2篇

关键词：保赔保险保赔协会立法完善

一、我国保赔保险的立法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保赔保险是保障与赔偿保险的简称，主要承保船东在营运过程中因意外事故所引起的损失，以及因此引起的费用和船东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这主要包括船舶侵权责任如污染责任、碰撞责任等，合同责任如货物责任、拖带责任、对海上旅客人身伤亡的责任等。其中，海上污染损害赔偿责任已成为其最重要的承保对象之一。

我国现行立法中对于保赔保险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虽然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以下简称中船保)作为经中国政府批准的船东互相保险的组织，是依照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在国家民政部注册登记为全国性社会团体并由此依法享有社团法人资格的，但是依据现行法它却不具有保险组织资格。因为我国《保险法》作为一部商业保险法，仅仅承认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保险组织形式，而保险公司以外的其它保险组织也只有农村保险合作社被获得承认，因此依据现行法中船保尚不具有保险组织资格。

由此可见，尽管在理论上保赔保险属于海上责任保险，但是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它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相关规定。因为一方面，《保险法》明确规定只适用于商业保险行为，但保赔保险并非商业保险行为；另一方面，海上保险作为财产保险的一种类型，理论上属于商业保险范畴，因此《海商法》关于海上保险的规定同样无法适用于保赔保险。所以，尽管保赔保险在理论上被当作保险尤其是海上保险的一种类型，但是它却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而只能被当作是一项合同从而适用关于合同的法律规范。

由于保赔保险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的相关规定，因此保赔保险只能适用《合同法》、《民法通则》等关于合同的一般规定。但是，保赔保险作为海上责任保险合同，与一般意义上的合同有着许多重要的区别，因此单纯适用《合同法》、《民法通则》等的规定不仅可能无法解决问题，也可能不够妥当、合理。因此，现行法关于保赔保险的立法存在漏洞，有予以补充和完善的必要。

二、我国保赔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完善

对于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可以通过法学理论和法律解释的方法来解决。法学上关于漏洞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如习惯、法理或判例等。[1]由于我国并不承认判例的效力，因此我们只从习惯和法理两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首先，依习惯，保赔保险是作为海上保险尤其是海上责任保险来处理的，这无论是在我国保赔保险的实践中还是在国际保赔保险实践中都是如此，因此保赔保险应当适用海上保险的一般规定。

其次，由于现行法关于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为一公开的漏洞，因此依法理进行漏洞补充时应主要采用类推适用的方法进行。依据“相类似案件应为相同之处理”基本原理，对于保赔保险应适用与其最为类似的事物的规范，由于在现行法律体系中与保赔保险最相似的类型是海上商业责任险，因此保赔保险可以类推适用上述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的规定。

不过，由于保赔保险所具有的特殊性及其会员封闭性，类推适用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的规定可能并不完全符合保赔保险的本质要求。例如，保赔保险中关于会费的约定与商业责任险的保险费的确定不同，因而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保险费的规定不能适用于保赔保险。另外，保赔保险当事人还可以依约定来排除相关法律的适用。因此，在不违反强行性规定的情况下，保赔保险首先应依据保赔保险合同的约定来处理，接着是《合同法》、《民法通则》等关于合同的一般规定；如果不能解决的，则应类推海上商业责任险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的相关规定。

三、我国保赔保险法律制度的立法完善

通过理论的方式并不能彻底解决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因此必须通过立法完善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保赔保险的立法完善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保赔协会的立法，另一个则是关于保赔保险合同的立法。保赔协会的目的在于提供保赔保险保障，保赔保险是由保赔协会而不是其他的保险人来承保的，因此二者是相辅相成、合二为一的，必须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探讨。

从理论上来说，通过立法来解决上述问题可以有许多选择。有学者认为，目前至少有四种方法：一是借鉴英国立法例，修改《公司法》、将中船保这类担保／保证有限公司规定于《公司法》中；二是借我国《海商法》修改之机，增补海上保险合同的种类，明确保赔保险合同的内容；三是按照《保险法》的规定单独立法，另行规定中船保这类相互保险组织；四是将中船保界定为互益型经济团体，以区别于普通的社团，赋予其独立的公司法人地位。[2]

上述观点中，第一种和第四种方法在目前是行不通的，因为我国与英国对于公司的定义和要求并不一致。在英国，通常认为法人与有限责任是公司最本质的属性，公司一般是指负有限责任的法人，因而英美法所指的公司不仅包括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还包括非盈利性的公司，保赔协会登记的保证有限公司即属于此类。[3]但是，依据大陆法的理论，公司必须以营利为目的，相互保险公司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公司。[4]我国现行《公司法》对此虽然并没有直接规定，但是从《公司法》第5条的规定中完全可以看出其对公司应具有营利性目的的肯定。[5]因此，除非是对现行公司法体制甚至是整个法律制度做根本改变，否则我国《公司法》是不会规范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的。这样，中船保作为非营利性团体，就不可能取得我国公司法人的地位和资格。因此说，第一种和第四种方法在我国根本行不通。

相对来说，第二种和第三种方法在理论上是比较切实可行的，而且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效果会更好：

1.保赔协会的立法完善

按照《保险法》第156条的规定，采取单独立法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地位和资格是目前较为妥善的方法。

首先，通过国务院行政立法的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的地位和资格较为可行。一方面，法律的制定程序比较复杂，另一方面现行法关于保险合作社的规定即是由国务院采用行政法规的方式订立的，因此以行政法规的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的地位和资格更加可行。

其次，应该赋予中船保以相互保险的组织形式，而不是保险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虽然学者们对于相互保险与合作保险之间有无区别的态度并不一致，但从国际惯例来看，保赔协会通常采用相互保险这一组织形式。采取相互保险的组织形式既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和经验，也便于对外的交流与合作，增强我国保赔协会的国际竞争力。

2.保赔保险合同的立法完善

通过单独立法的方式可以赋予保赔协会以保险从业的资格和能力，但这并不足以解决保赔保险的立法规范问题，因此还必须通过对《海商法》的修订，在“海上保险合同”一章中加入有关保赔保险的内容。有人认为应该在《海商法》第12章“海上保险合同”中加入“第7节：保障与赔偿责任保险”，规定保赔保险合同的定义，保赔协会的法律地位、入会、合同的主要内容，会费的支付，第三人直接诉讼以及协会内部关系协调等内容。[6]笔者以为上述做法是可行的，但是规定如此之多的内容则值得商榷。因为保赔保险除了是一种保险合同外，它还是一种会员合同，保赔协会所具有的会员封闭性决定了它的排他适用性。因此，法律应该给保赔保险以更多的自由，就像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85条所做的一样。过多的条文和规定限制只会与保赔保险和保赔协会的性质相抵触，从而限制保赔保险的正常发展。因此对保赔保险的立法必须既考虑到对其进行规范和约束的必要，又要考虑到它的特性和发展要求。

基于上述考虑，采用英国的做法仍是目前较为合理的选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照搬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的规定。一方面，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该条规定有些过于原则性和简单，难以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该条关于相互保险的定义也有些过时，因为尽管在实质上仍然是一种相互保险的经营模式，但保赔协会已经取得了独立的法人资格，保险是由保赔协会提供的，会员的保险索赔等事项是向协会提出而不是向会员提出的。

因此，我国保赔保险的立法应该在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规定的基础之上做进一步的完善。首先，应该对保赔保险的定义做一科学合理的描述，以确定保赔保险的范围及其法律适用。其次，鉴于保赔协会的会员封闭性，对于有关会员的入会、保赔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对会费的支付方式等内容则法律不予规定，而是由当事人自己解决，除了强行性法律规定外，可以排除相关法律的适用；但是为了解决其间可能存在的纠纷，还应该赋予协会和成员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内部纠纷的权利。最后，在涉及到第三人利益方面，例如通过先付条款、仲裁条款等禁止第三人的直接诉讼时，法律应规定上述条款不得对抗第三人依法享有的直接请求权。

参考文献

[1]梁慧星著：《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2]安丰明：《船东保赔协会法律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82~186页。

[3]梁建达编著：《外国民商法原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0页。

[4]［日］末永敏和著：《现代日本公司法》，金洪玉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第3篇

[论文摘要]保险是经营风险的市场活动，在风险经营中，由于其不确定性，事前的投机行为、事后的保险欺诈使得保险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和经济“助推器”大打折扣，文章试从法律角度找出制约保险业健康发展的“瓶颈”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道德风险；保险；逆向选择

一、保险法对核心风险的回应及其不足

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作为保险活动的两大风险，无论是经济学者，还是法学者都看到其中的利害，均希望从对这两大风险进行规制。传统法学从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两个方面对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进行了回应。

（一）保险法对核心风险的回应

1.原则方面：保险利益原则的要求与最大诚信原则的外化

（1）保险利益原则的要求。保险利益原则最早确立于1774年英国制定的《人寿保险法》，单从名称而言，可能会给人其仅适用于人寿保险的假象，事实上，其亦适用于除“船舶货物信用险”外的所有保险合同。所谓保险利益是指办理保险的合法权利，即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具有利害关系而享有其合法的经济利益，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概括规定了保险利益，该法第三十一条则具体规定了人身保险中保险利益的享有者，第三十三、三十四条则规定了保险利益的消极条件。保险利益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赌博和在补偿性保险中限制赔偿的程度，同时还可保护保险标的的安全，防止道德风险：如果不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则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并无损失，反而可获得保险赔款，就会诱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有意保险事故的发生或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或者消极地放任保险事故发生而不采取必要的预防和补救措施。

（2）最大诚信原则的外化。最大诚信原则起源于英国的判例法，是在Carter Vs Boehm案中确立的。所谓最大诚信原则是指偶然事件发生几率赖以计算的具体事实，通常情况下大部分存在于投保人的知识之中，保险人信任投保人的陈述并在以下基础之上进行保险运营，信任投保人在其所知范围未有隐瞒，没有误导保险人相信不存在的情况，没有引诱保险人低估风险如同该风险不存在，如果投保人为上述禁止行为，则保险合同无效，或者保险人得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若无相当之外化规范支持，原则仅仅是一空泛之概念。为了更好地适用原则，保险法理论一般将最大诚信原则外化为四个具体制度：信息披露义务、保证规则、弃权与禁反言原则以及疑义利益解释制度。所谓信息披露义务，是指订立保险合同，投保人、保险人以及相关第三人就自己掌握的私人信息向对方披露的义务（2001年《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2002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有关问题的通知》）；保证规则是指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应当承诺为或不为某一事项；弃权与禁反言， 指保险合同一方当事人放弃他在合同中的某种权利， 将来就不得反悔， 再向对方主张这种权利；疑义利益解释制度，指格式条款的语句有歧义或者模糊时， 应采取对拟定格式条款一方或使用格式条款一方不利的解释，实务上则多采预期原则（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2004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人身保险条款存在问题示例的通知》）。

2.规则方面：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的规范

应对逆向选择，保险法律制度上有许多规则，其中最重要的即是强制保险制度：《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了强制油污染民事责任保险；《煤炭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了强制井下职工意外伤害保险；《建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了强制危险作业职工意外伤害保险；《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规定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即现在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海上交通安全法》中也规定了船舶强制保险。中国现行行政法规中有四部法规规定了强制保险制度，《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了强制船舶污染损害责任、沉船打捞责任保险；《旅行社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了强制旅客旅游意外保险；《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了强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的交强险；以及各部委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地方性法规以及地方政府规章。

应对道德风险，保险法律制度在具体规则层面也作出了许多规定：告知义务，即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说明义务，即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合同条款， 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即指保险标的危险状况在保险期间发生显著地持续增加， 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使保险人得以选择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 否则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保险人形成权条款，即保险合同签订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未发生保险事故而谎称发生的，或者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或者伪造、变造相关信息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保险公司审慎经营规则（第四章）、保险业从业人员职业道德风险、保险业监管制度以及法律责任。

（二）保险法应对核心风险之不足

虽然我国保险法从原则及规则两个层面对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进行了大量规制，但是或者囿于传统民法大厦之逻辑体系，或者处于某种学科偏见，对经济学之见解视而不见，或者未能很好地将法学与经济学结合在一起，应对风险时依旧存在漏洞或者存在明显的偏差。

1.强制保险制度尚不健全。强制保险制度是应对逆向选择的最好方法，强制保险甚至可以完全消除逆向选择，然而我国强制保险之适用范围太过狭隘；强制保险规制也缺乏配套之制度构建，可谓名虽为强制，而实质上因各种原因而未交纳保险费的还是居多数；强制保险规制的可操作性较差，无论是保险实体疑惑是保险监管，往往缺乏可操作性之条款；另外我国强制保险法律规制的立法效力存在严重缺陷，本该强制的往往提倡自愿，既为强制保险却又过多地进行授权性规定。

2.保险业存在过度管制。保险产品的定价往往不遵循价格机制，往往规定不合时宜的审批制度，特别是涉及公共利益的强制保险领域；此外，保险行业作为保险市场竞争者的私营事业，对哪些人进行优惠，优惠的幅度是多少，从某种意义上，其自身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但是我国法律却对此进行了过多干预。

3.复古主义倾向严重。保险法律制度存在某种教条主义倾向，往往置传统法律概念已经有所松懈或者扩张的这一事实于不顾，同时囿于学科偏见，也不能吸纳（法）经济学通过“假设——模型”方式得到的许多颇有助益的经典结论，而致僵化成本不断加大，无利于传统法学的“历久弥新”。

二、完善保险法规避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的建议

然而，传统法学拘泥于其概念体系的精致，也因其一定程度上之固步自封，往往不能充分吸收经济学者的贡献，只要稍微放宽视野，以经济学之眼界拓展传统法学之分析范式，才能使保险法在应对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时能做出更好地反映。

（一）规避逆向选择的建议

1.完善强制保险制度。现代社会，多元的社会救济机制正在逐渐形成，在事故损害赔偿领域从倒金字塔结构演化为金字塔结构，倒金字塔结构的顶部为侵权责任制度，其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担双方当事人的风险，但是仅限于特定当事人之间，极端情况下风险只由某一家庭承担，无论是在奉行“完美补偿”的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强调“预期损害补偿”的大陆法系国家，倒金字塔结构都是一种不稳定的社会控制工具，也不能实现预设之补偿功能，这一点我们也可从世界各国之实证数据看出端倪：新西兰采金字塔结构；在美国，据1960年的统计，在补偿受害人的损失方面，侵权赔偿责任占7.9%，个人责任保险提供的赔偿占36.5%，社会保险提供的赔偿占18.1%。

另一方面，由于责任并不能为规避风险提供足够的激励；或者潜在加害人可能对风险评估不足；或者可能存在的判决无法执行问题以及基于公共利益与“父母关爱主义”的考量，强制保险制度也逐渐表现出蓬勃的生命力：以德国为例，依据德国有关法律规定，有120多种活动要进行强制保险，大体可分为五类：一是职业责任强制保险，二是产品责任强制保险，三是事业责任强制保险，四是雇主责任强制保险，五是特殊行为强制保险；英美国家强制保险则包括机动车第三人强制责任保险、雇主责任险以及其他强制保险（包括医疗、环境、职业保险等）。

从经济学进入法学，如何才能完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逆向选择或者缓解道德风险？首先，在设置强制保险的过程中，人们不可能设计出一个所有国家同一标准的社会保障理想模式，必须更多地针对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它目前以及不远的将来的变化，必须适应社会的经济的变化。而《保险法》（2009年修订）第四条规定：“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遵循自愿原则。”其第十一条第二款又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外，保险合同自愿订立。”那么就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以及法律解释学角度而言，至少从部委规章及地方性法规的法律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均不具有法律效力。事实上，从专业技能及信息两个维度考量，中央与地方之间在强制保险方面的立法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行政成本或者管理成本。其次，我国强制保险制度的覆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随意性，其没有从成本收益衡平视角出发，很多灾难性事故（最明显的即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过后，由于强制保险制度的不健全，整个重建过程完全只能由国家主导，极大地加重了财政负担。对此，强制保险之适用范围应该扩张，至少可以将涉及“人身伤亡、重大环境事故以及灾难性事件”均包纳进来。

2.完善费率厘定及费率监管。当然保险，特别是商业保险还是以意思自治为原则，而以国家强制为例外，那么必然还有一部分逆向选择风险不能通过强制保险而加以排除，对此即需要借助费率的厘定及监管——费率的高低事实上即是引起逆向选择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制定之初，有的权力部门认为“交强险”宜采用统一条款、统一费率来经营，而《健康保险管理办法》、《财产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等均采最严格的审批制度（强制保险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保险）或者备案制度（其他险种），则可以从一定侧面反映出我国费率厘定及费率监管方面均存在一定问题：统一费率或者保险公司费率厘定的受限制性，能在强制保险制度之外多大程度上遏制逆向选择？政府是否比市场拥有的信息更多，行政成本是否低于市场交易成本，政府是否会被“监管俘获”？事实上，无论强制保险还是自愿保险均还是商业保险，其应该遵循市场机制，根据被保险人的性别与年龄因素、个人能力、职业因素及环境因素综合评判，从而制定相关费率；另一方面，政府的费率监管则还是应该以市场为导向，应最大限度地防止扭曲市场，应以备案制度为基础，而以审批制度为辅，并且在采审批制时，应该采所谓的默示预先核准法。

3.完善告知义务制度。从信息经济学视角出发，现实世界中谁拥有完全信息或者相对完全的信息？当然是每个经济人最能知道自己的偏好，最了解自己拥有的私人信息。保险合同是一个明显的涉第三人利益合同，如果没有第三人的参与，那么必然有一部分外部性无法完全内部化。然而我国法律明文规定，告知义务人仅为投保人，当然在某些情形中，投保人即为被保险人，但是往往也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此时，若在拘泥于“合同相对性”原理不放，则以较小交易成本即可达到的外部性内部化之完满状态就可能碰到法律障碍。因此，以法经济学之视野，告知义务人事实上还应该是被保险人，甚至被保险人是主要告知义务人，投保人承担的仅是补充义务。另一方面，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看，在履行告知义务时，应采询问回答主义，因为虽然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方面存在私人信息，但是保险人在保险业务方面存在专业优势，保险人知道哪些信息对其确定保险费率是有助益的，哪些可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投保人却不是专业人士，往往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二）规避道德风险的建议

事实上，无论上述举措带来多少益处，强制责任保险及无过错责任保险对道德风险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除了行之有效的规避逆向选择风险的规范，还必须构建或者完善缓解道德风险的制度。

1.建立自负额条款制度。所谓自负额也叫免赔额，包括绝对免赔额和相对免赔额。前者规定在一特定数额以下的损失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超过部分由保险公司负责赔付，其一般适用于损失频率高而幅度小的险种；后者规定在某一比率以下的损失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超过该比率后，保险人按照实际损失，或保险标的重置价格，负责赔付，其一般适用于损失频率较低而幅度高的险种。自负额条款有几个十分重要的功能：排除小额索赔；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保险费率；还可降低保险业的管理成本，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净收益；让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承担一定程度上的风险损失，可以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努力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发生并控制损失的程度，从而防范其滥用权利，以降低道德风险。

2.扩大无索赔优待制度的范围。所谓无索赔优待制度是指在保险合同中规定，保险标的在上一年保险期限内无索赔记录，续保时可享受无索赔优待，即减免保险费。理性经济人都以个人效用最大化为原则，如果本年度无索赔记录则可在下一年度享受优待，那么其必然有激励避免为道德风险行为：因为即使保险能够完美补偿，其最多也仅可回复到事故发生之前的状态，并且补偿的也仅是客观损失。但是我国目前的无索赔额优待制度，仅在《机动车辆保险条例》有所规定，保险车辆在上一年保险期限内无赔款，续保时可享受无赔款减收保险费优待，优待金额为本年度续保险种应交保险费的10%。然而该条例规定的无索赔优待还存在改进的余地，具体而言：首先，扩张无索赔优待条款的适用范围，而不仅仅局限于机动车强制保险领域，也不限于强制保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完全覆盖整个财产保险及人寿保险领域；其次，优待费率也不应限于一个点（10%），应该根据不同险种、不同条件具体采用浮动优待费率，此外，如果累计保险年度无索赔额记录越多，则优待的费率标准也可以进一步提高；第三，续保时，险种不必要完全相同，甚至在财产保险领域，险种无需具有同质性，只要上一保险年度无索赔记录，则下一年度即可享受优待。

3.建立有索赔增加费率制度。与无索赔优待制度相对的，则是如果上一年保险期限内有索赔记录，则续保时可适当增加保险费率。有索赔则增加费率制度亦可激励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尽可能地满足（所有人或者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规定。有索赔增加费率制度主要是避免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因道德风险行为而未尽必要之注意义务，那么从制度构建而言，其必须具有针对性。具体而言，应当非两种情况讨论：一方面，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不存在过错，但是结果依旧造成保险标的发生损害，则不适用有索赔增加费率制度；另一方面，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存在过错，则才可适用有索赔增加费率制度。

第4篇

关键词：保险合同；格式免责条款；说明义务；效力认定

保险纠纷中，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对于保险人的赔付责任及赔付数额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是纠纷双方最为常见的争议焦点。学者曾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年复查的1 000余件保险纠纷案件为分析样本考察保险纠纷争议焦点的分布情况发现，以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为争议焦点的案件占比约为60%。足见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认定对于纠纷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影响之卓著。

我国《保险法》有关保险合同格式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规则被规定在第17条第2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以上法律规则确立了保险人对于格式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并规定了保险人不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法律后果――“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该条文的立法意旨在于敦促保险人在保险营销中就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内容向投保方进行明确的提示和说明，使作为非格式合同提供方投保人能够充分了解条款内容、在不存在误解的情况下订立保险合同。然而，审判实务中，该条款的法律适用仍存在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关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与免责条款效力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是其中之一。

一、 问题的提出：如何认定保险人说明义务与免责条款效力的逻辑关系？

根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人对于免除其责任的条款未作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在法律适用中，应如何理解“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的含义？是否保险人一旦未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即导致免责条款“无效”；反之，若保险人尽到明确说明义务，是否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便“有效”？笔者通过考察从北大法意中收集的大量保险纠纷案件裁判文书发现，不仅纠纷双方当事人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颇为混乱；司法裁判中，法官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导致相似案情的裁判结果迥异，严重危害司法的公正与权威。保险诉讼中，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等同于“无效”的观点频繁地被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提出，无论何种性质的免责条款，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均以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义务而主张免责条款无效。在举证责任由保险人承担的情况下，若保险人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尽到明确说明义务，有些判例便支持被保险人的主张。这导致一些法定免责条款也因为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履行的瑕疵而丧失效力。如在车险合同领域，保险人因未对“投保人醉酒驾车保险人免责的条款”进行明确说明而败诉的报道屡见报端。而在另一些情形下，一些被投保人视为霸王条款的免责条款又经常因为保险人已尽到明确说明义务而被判决有效，如车辆损失险中的“无责不赔”、“高保低赔”等条款。

这些裁判结果不禁引人质疑：法律明文规定的规则仅仅因保险人未进行说明便归于无效，这是否与法律的普遍约束力原则相违背？而另一些显失公平的免责条款仅因为保险人对此充分说明法院即承认其效力，是否又有违法律的公平正义？应如何正确理解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与免责条款效力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的合理答案不仅可为司法裁判提供借鉴，也有助于保护投保人的利益及帮助保险公司规范保险合同条款设计、减少诉累。

二、 2013年《〈保险法〉法释（二）》给出的答案及留下的悬念

2013年3月，最高院出台了《〈保险法〉法释（二）》（以下称“《法释（二）》）”，对这些问题给出了部分答案。《法释（二）》第9条第1款和第2款用正面定义与反向排除相结合的方式界定了“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范围：“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因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不属于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此外，对于法定免责条款与说明义务的关系问题，《法释（二）》第10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法释（二）》的上述规定为法院对于保险合同格式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提供了指引。其一，通过对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范围进行界定，间接明确了保险人需要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保险合同条款范围。《法释（二）》将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因投保方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保险人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排除在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范围之外，意味着保险人签订合同时对于这些条款按照《保险法》第17条第1款对于一般格式条款的要求进行一般性说明即可；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范围仅限于这些条款之外的格式合同文本中“责任免除条款”及其它具有实质减免保险人责任效果的条款，如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

其二，《法释（二）》明确了法定免责条款不因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而无效。我国《保险法》多个条文明确规定了保险人不承担或减轻保险责任的情形：如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违反出险通知义务致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无法确定等等。只要出现这些法定的免责事由，保险人赔付责任即告解除，不因为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而丧失对抗力。现实中，保险人设计格式合同时通常将《保险法》中规定的保险人责任免除的条款直接纳入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法释（二）》如此规定是因为这些法定免责条款属于强制性法律规范，既不能因当事人协商而改变，也不应因为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而被剥夺法律效力。否则，会产生任何人均可以其对于法律的无知而提出抗辩或法律规则不经向当事人说明就不生效的荒谬后果，甚至会助长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道德风险，与保险的基本功能相悖。

《法释（二）》的上述规定对于法院在司法审判中认定保险合同格式免责条款的效力提供了指引。综合分析《法释（二）》第9条和第10条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义务的情形下，法定免责条款与合同中约定的因投保方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保险人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条款不因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义务而无效。但《法释（二）》也留下一些悬念：如，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义务情形下，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是否自动生效？若保险人缔约时对于免责条款未尽说明义务，保险合同期间、保险事故尚未发生时，投保人是否还有其它救济途径？《法释（二）》并未能对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与免责条款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给出完整的答案。

基于此，本文尝试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结合《保险法》、《法释（二）》以及《合同法》、《民法通则》等一般法的相关规则对于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性分析。其结论不仅可以为保险司法审判工作提供借鉴、为保险公司拟定合同条款及保险展业提供参考，也可为保险监管部门审查备案的保险合同条款及监督保险人合规经营提供启示。

三、 现有法律框架下保险人说明义务与免责条款效力的逻辑关系分析

对于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的司法认定中，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缺一不可、不可偏废。《保险法》对于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规定是从“程序正义”的角度保护投保人的知情权；而同时《保险法》及《合同法》等一般法也对于合同条款内容的“实质正义”有所要求。因此，本文认为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履行与否并非是认定免责条款能否产生法律效力的最终依据，免责条款的效力应通过对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和对免责条款内容的司法审查相结合的方式来最终确定。

1. 保险人履行说明义务情形下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保险人缔约时若已向投保方就免责条款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应首先采用合同法的“条款订入合同理论”，认定当事人在订约时已经意识到免责条款的存在，并就此达成了协议，免责条款就此成为了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然而，这一认定仅是这些免责条款生效的前提条件，订入合同的免责条款只有经过法院对其内容审查认定有效后，方产生法律约束力；反之，若免责条款的内容属于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则保险人不能以此对抗被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内容公平性的审查是认定免责条款法律效力不可或缺的步骤。对此，《保险法》第19条与《合同法》等一般法规则均可成为认定依据。

（1）适用《保险法》第19条审查条款内容的公平性。《保险法》在第17条规定了保险人说明义务之后，《保险法》第19条又规定，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以及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格式条款无效。这一条文是审查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的重要法源依据。若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内容实质上“免除了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加重了被保险人、投保人责任或排除其依法应该享有的权利”，即使保险人缔约时以对此向投保人进行了明确说明，仍不能以该条款对抗被保险人。以《保险法》规定的“保险人先行支付保险赔偿金的义务”为例，保险实务中，很多保险合同将“存在第三者责任”的情况作为免责事由。如车辆损失险合同规定的“无责免赔”的条款“保险车辆方无事故责任的，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该条款实质上违背了《保险法》有关保险人应先行给付保险金的规定，属于免除保险人的法定义务，应认定为无效。

（2）适用一般法规则审察条款内容的公正性。除《保险法》第19条之外，认定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时，《合同法》、《民法通则》对于合同条款效力的规定也应予以考虑。如《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一项法律行为生效的要件之一是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这是对一般民事法律行为内容的要求，而保险免责条款自然也不得违背这一要求。因此，即便免责条款经保险人明确说明成为保险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但若其内容违反了保险法之外的法律或有损于社会公共利益，也应依法认定为无效条款。此外，《合同法》第52条列举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中，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与行政法规的合同无效。因此，若保险合同免责条款违反强制性法律规范也应认定无效。如《保险法》第26条第1款规定被保险人进行索赔的诉讼期限为2年。本条款属于强制性法律规范。而如果某机动车保险合同规定投保人应在交通事故处理结案起10日内向保险人提供相关单证，否则保险人有权拒赔，则该条款应认定为无效。

2. 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义务情形下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同理，若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未尽明确说明义务，这些条款则被视为未订入保险合同，但其规定的内容并非一定无效。而应依据《法释（二）》的精神，依据免责条款的不同类型进行区分。此外，在因保险为未尽明确说明义务而导致投保人谛约时意思表示存在瑕疵的情形下，《保险法》对此未作特别规定，此时应依据一般法规则为纠纷处理依据。

（1）不同类型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如前所述，根据《法释（二）》的规定，如果属于一般的约定免责条款，则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但若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内容涉及的是对于法定免责条款的重复或是约定的因投保方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保险人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这些条款不应因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的程序性瑕疵而丧失法律约束力。

（2）保险事故发生前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一般法规则的适用。以上关于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时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的探讨主要针对保险事故已经发生的情形。然而，若保险人缔约时对于免责条款未尽明确说明义务导致投保人存在重大误解，合同期间内保险事故尚未发生时，投保人是否还有其他救济途径？《保险法》对此并未进行规定。此种情形，笔者认为，若保险人违反明确说明义务导致投保人决定缔约的意思表示存在瑕疵，应适用《合同法》第54条与《民法通则》第59条，赋予投保人申请变更或撤销保险合同的权利。

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不仅关涉投保人缔约时的“知情权”，也可能关系到其缔约的“决定权”。在某些情形下，保险人故意不对某些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进行明确说明，这可能会使投保人对于合同内容存在“重大误解”，而这些因素又对投保人最终缔约起着决定性作用。此时，应认定投保人缔约意思表示存在瑕疵，保险合同的效力处于待定状态，投保人既可要求对合同进行变更、补正使之生效，亦可申请撤销合同。在投保人选择申请撤销保险合同的情况下，投保人除了有权要求保险人退还全部保费外，还可依缔约过失责任保险人。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为先契约义务，因此，在此情形下保险人需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四、 结论

综上，司法审判中，法院在认定保险合同格式免责条款的最终效力时，不仅需要审查保险公司在签订保险合同时是否对这些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还要审查免责条款内容本身是否公平，这两项标准缺一不可。

这一结论也可给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及保险监管部门的监管工作带来若干启示。首先，对于保险人而言，需要遵循公平原则拟定免责条款，并在与投保人缔约时对这些条款进行明确说明；否则，不仅可能因为免责条款无效而承担赔付责任，也有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风险。其次，对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而言，对于保险合同中显失公平的免责条款，可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利益。

再次，对于监管部门而言，在审批保险公司呈交的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时也应加强对其内容公正性的审查。此外，保险法《法释（二）》第10条对于法定免责条款不因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而无效的规定，也可能造成保险公司认为既然将这些法定免责条款纳入保险合同与否均不影响其效力，则没有必要将其写入合同并履行说明义务。但现实中，由于投保人知识水平的差异，并非所有投保人均全面清晰地了解这些法定免责条款的内容。若保险人不将法定免责条款订入合同或者不进行明确说明，将严重影响投保人对其权利义务的认知。对此，保险监管部门应通过行政规章等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保险人应将法定免责条款订入合同，以充分保证投保人对于法定免责条款内容的了解。

参考文献：

1. 汤小夫，刘振.保险免责条款效力认定中的20个审判难点问题.人民司法，2010，（15）.

2.刘建勋.格式保险合同之免责条款说明生效要件规则的限制适用.人民司法，2012，（7）.

3.肖和保，杨佳媚.论保险合同之射幸性――兼评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之正当性.财经理论与实践，2008，（1）.

4.杨华.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1.

5.刘东平.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学位论文，2006.

6.李亚敏.我国保险资金运用问题研究.复旦大学学位论文，2007.

基金项目：2012年度上海市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课题项目（项目号：ZZHD2F12006）；华东政法大学2012年度科研课题（项目号：11H2K03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号：2012M511068）；浦江人才计划资助项目。

第5篇

关键词：财产保险；受益人；受益权

一、财产保险中是否应该存在受益人制度的争议

1、各国立法对财产保险中是否存在受益人的规定不同。

英美法系的大多数国家中，受益人泛指所有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受益人制度既存在于人身保险合同中，也存在于财产保险合同中。通常称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一方为保险人，而当事人另一方则不同于我国法律规定中的"投保人"，而是"被保险人"，因为英美法系认为一般人通常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投保的，所以投保人就是被保险人，被保险人也就当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当被保险人想让他人享有保险金之利益时，在财产保险合同中，通常通过保险金请求权的转让或者保险合同的转让的方式为之。在英美法系中，将被保险人本身称为"第一受益人"，将被保险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称为"第三受益人"。

在大陆法系国家，财产保险中是否可以设立保险受益人制度的争议颇大。因为大陆法系是成文法系，各国法律规定的不同，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于受益人制度的认识。有些国家和地区立法，保险受益人制度不仅存在于人身保险合同中，也存在于财产保险合同中，例如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总则第5条规定"受益人是指被保险人或要保人约定享有赔偿请求权之人。"因为是总则中的规定，所以既可以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也可以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而日本、德国、希腊等国家则立法规定，保险受益人制度仅存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例如我国《保险法》第18条规定"受益人是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

2、理论界对于财产保险中是否应该设立受益人制度的规定不同

持否定态度的学者们认为，受益人制度只能存在于人身保险之中，不能存在于财产保险之中。杨仁寿先生道："财产保险契约之本质，既在''禁止得利''，则与保险事故发生时，受损害填补人不得因而得利，除被保险人之外，则别无所谓受益人。被保险人即受益人，受益人即被保险人。要保人与被保险人（受益人）属同一人的，称之为为自己利益保险。要保人与被保险人（受益人）不属于同一人的，则称之为为他人利益保险。享有赔偿请求权之人，除被保险人外，并无另有所谓受益人存在。

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们认为，在财产保险中设立受益人制度是目前我国保险实践之需要，是我国保险法理论框架完善之需要。台湾学者郑玉波认为，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使财产利益受损，自然应获得保险赔偿金，他将保险金请求权指定给受益人享有，实质上是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并未使保险人和第三人收到损害，完全符合民商事活动奉行的自由原则，因而可以认可财产保险中设置受益人的做法。李玉泉认为"在财产保险中，如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如甲以自己的财产，订立保险合同，而以丙为受益人，有何不可？这种行为实质是为第三人设定权利的行为，应该允许。"

3、笔者观点--支持在财产保险中设立受益人制度

人身保险以人的健康、生命作为保险标的，被保险人可能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丧失生命或行为能力，进而无法使用自己的保险金请求权，所以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就约定另外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之人。而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安危作为保险标的，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大多都健在，所以没有另外约定保险受益人的必要。如果只是考虑到保险金请求权的行使问题，那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死亡时，大可由继承人行使保险金请求权，也没有设立受益人之必要，所以，这种考虑是没有认识到设立保险受益人的宗旨所在。

二、在财产保险中设立受益人制度的理论基础

1、从法理的角度分析

私法自治或契约自由作为当代私法之基础原则，为私法主体行使或处分其私权提供了自由的空间，只要其私权行为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和他人利益，该行为即应具有法律效力。保险合同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达成的合意，是意思自治的结果，属于私法的范畴。因此，作为保险契约关系主体之被保险人当然可以处分自己所享有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如果被保险人指定他人为受益人，就是对自己私权的一种处理。法律应当予以许可，并给与保护。

2、从受益权性质的角度分析

首先，财产保险中的保险金请求权是一种财产权，而这种财产权是可以被转让的。被保险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可以亲自行使转让的权利，将这种财产权转让给第三人行使，第三人通过该行为获得受益权，即成为受益人。这是权利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行为，在法律上并无不妥。

其次，受益权不同于继承权。如果被保险人死亡时，保险事故尚未发生，作为保险标的的物被其继承人继承，按照《保险法》第49条第1款的规定"保险标的转让的，保险标的的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继承人即成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但这时候的继承人不一定就具有保险利益。如果适逢保险事故的发生，将不符合《保险法》第12条第2款的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这样必将造成保险公司和当事人的纠纷。如果在财产保险中设立受益人，不论被保险人是否在世，只要保险标的发生了事故，受益人就有权请求保险金的支付。这样，即使被保险人不幸去世，也不会造成被保险人和保险公司的纠纷了。

最后，在财产保险中，当被保险人先于保险事故发生时死亡，即出现保险金请求权无人行使的状态。实践中，往往由其继承人行使，但是这时候继承人继承的是在保险合同中的身份呢，还是一笔单纯的保险金？如果继承人继承的是保险合同中的身份，那么这笔保险金将面临被先缴纳税款、履行债务等问题。所以，如果在财产保险中设立受益人制度，也应当规范处理受益人与其它权利人的关系。

3、从财产保险的功能角度分析

财产保险的功能在于填补损害，分担风险，目的是当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对被保险人的损失进行陪偿，使得其尽可能恢复到保险事故发生之前的经济状态。同时，学理上还有"禁止得利原则"，目的是防范保险助长赌博之风，使被保险人即使获得赔偿，也不会得到额外的利益。持反对论的学者中，杨仁寿先生提出，财产保险中设立受益人的行为，将使得保险受益人成为无偿受益者，必将触发道德风险。但仔细分析一下，首先，被保险人将保险金受领权转让给受益人，其中并没有余外利益的滋生，只是一种变通的补偿。其实，被保险人在指定受益人的时候，必将考虑到后果，将受益权授予其最信赖，且对保险标的最没有损害之可能性的人。而且实践中，这种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往往在保险合同外还有另外一层关系，例如抵押贷款合同。所以，那种传统的"谁投保、谁受损、谁受益"的经营模式应该被打破了。

三、在财产保险中设立受益人制度的实践需求

1、呼应保证保险的立法需要

我国2002年《保险法》第91条规定："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一）财产保险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等保险业务；……"。而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第95条规定："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二）财产保险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等保险业务；"。可见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比2002年的《保险法》对于我国保险公司的财产保险业务范围之规定，增加了保证保险，这就从立法上肯定了保证保险这种险种模式的合法性。

但一般保险的当事人只有两者：保险人与投保人，而保证保险的当事人却涉及三方：保证人，即保险人；被保证人，或义务人即投保人；权利人，即受益人。保证保险也是财产保险的一种，这就从理论上打破了《保险法》第18条，保险受益人只存在于人身保险中的规定，法条之间出现冲突。而且保监会在其《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复函》中提到"保证保险是指由作为保证人的保险人为作为被保证人的被保险人向权利人提供担保的一种形式，如果由于被保险人的作为或不作为不履行合同义务，致使权利人遭受经济损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承担赔偿责任。"从此处可以看出，保监会是承认保证保险中受益人的存在。法条之间的冲突不仅会造成法律本身的逻辑错误，还将导致实践中的审判困境。

财产保险中受益人的权益是否可以受到保护，就将面临分歧，特别是当其与继承人、债权人等其它权利人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问题就会更显加彰显出来。如果说"法无禁止即为合法"，那么在保险合同中指定受益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该指定的受益人与其它权利人利益发生冲突了，而且其它权利人的权利是法律有所规定的，那该保护的又是谁呢？所以，亟待法律进一步明确财产保险中受益人的地位。

2、责任保险第三者权益维护之途径

责任保险，又称第三者责任保险，即被保险人依法对第三者负损害赔偿责任时，由保险人负补偿责任的保险，其最终目的是使受害的第三者得到及时有效的经济补偿。我国《保险法》第65条第4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虽然我国《保险法》对责任保险中第三者的权利进行了规定，但正如第64条第2款所说："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本条规定第三者如果想得到赔偿保险金，有两种途径，一是根据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请求，二是当被保险人怠于请求时。这种规定让责任保险的第三者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而在很多情况下，责任保险的第三者都亟待直接保险金请求权来维护自身权益，比如在机动车险种，可能责任保险第三者正急需这笔保险金来治病，如果只靠被动的等待被保险人的行动，但如果被保险人怠于请求，那么这个"怠"的法律界定又很模糊，这就将对责任保险第三者造成巨大的损失。

如果法律明确了财产保险中的受益人制度，那么就可以将责任保险中的第三者作为受益人在保险合同中进行约定，这样，在发生保险后，责任保险的第三者就可以以受益人的身份享有直接的保险金请求权。因为责任保险的最终目的就是补偿受损害第三者的利益，所以这样的规定将真正维护到第三者的利益。

3、抵押贷款保险合法之保障

在保险实务之中，"受益人"的概念并不罕见，尤其是在新兴的"房贷险"和"车贷险"这些抵押贷款保险合同中。这类保险合同中，银行往往强制要求投保人在保险合同中设定银行为受益人，否则不予贷款。具体而言，当消费者到银行办理抵押贷款业务时，银行要求其购买抵押贷款保险，并指定银行为第一受益人，当发生保险事故导致被保险人丧失还贷能力时，保险人向银行支付保险金。这种保险的初衷是使借款者能够早日顺利从银行贷款，从而促进信贷融资业务的发展，加快货币流通，促进经济发展。但由于我国《保险法》并没有明文规定财产保险合同中受益人的法律地位，导致当矛盾发生时，受益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致使很多"退保热潮"的出现，反而激化了银行、保险公司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随着我国信贷消费规模的不断扩大，这种抵押贷款保险的社会需求与日俱增，保险实务和司法实践迫切需要立法承认财产保险合同中受益人的地位。

总之，在财产保险中设立受益人制度是我国司法实践与理论完善的迫切需要。但不能盲目引用我国现行保险法上有关人身保险受益人的相关规定，因为财产保险有其自身的特点，在立法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一是，坚持债权人优先原则，避免投保人借财产保险转移财产，逃避债务。二是，并不是所有的财产保险都必须指定受益人，立法完全可以将受益人的指定作为当事人的选择性条文，由当事人自己决定是否要指定受益人。

参考文献：

[1]尹中安，《保险受益人论》，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

[2]龙誉，《保险受益人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

第6篇

关键词：保险法；告知；说明；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0-02

一、引言

告知义务，即指告知义务主体在签订保险合同前或签订合同时，应当将其知晓的有关保险合同的标的的重要事项向如实告知保险人及其人。若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则保险人依法获得合同的解除权。说明义务，即指在保险合同成立前，保险人对保险合同条款内容，尤其是免责条款向投保人作出的解释。若违反了说明义务，则相应的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我国现行《保险法》16、17条详细规定了告知说明义务的履行规则，且经过修订后已经完善了许多，但仍有可以完善之处。就此笔者将总结介绍若干学者观点，并阐述自身认识理解及相关完善建议。

二、投保人的告知义务的问题与思考

（一）告知应采用书面形式抑或是口头形式

关于这点，《保险法》16条未明确规定，实务中用书面口头的都有。但多数学者均主张此应采书面方式为宜，个人也很赞同。从保险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告知义务是一种被动告知，即询问告知，采用书面形式可以避免保险人漫无目的地询问，同时也可以明确告知的内容，对重要事项的告知程度可以一眼看出，防止保险人否认投保人认为已经履行了的告知义务，在对纠纷提讼时，更是减少了取证证明的困难，保护投保人获得赔偿金。从另一方面来讲，书面形式告知也有利于保险人。相似的，保险合同订立后，若当事人确没有将有关事实告知，而义务人却以口头告知为抗辩理由的，保险人很难举证反抗。若采用书面形式，则完全可以提出有利于己的证据，还可以清楚的证明投保人所述事项是否包含于其先前告知的内容之中，有力的防止了投保人的骗保行为。此可谓一举两得，所以《保险法》就告知的形式还应规定的具体些，可以采用书面询问和书面告知。同时，若双方仍以口头形式询问告知的，可以在订立合同时书写一份双方询问告知内容清单，有双方签名即可。

（二）被保险人也应有如实告知义务

从第16条可以看出，现行法律只要求投保人有告知义务即可，学者认为此处尚有偏颇，被保险人也应履行告知义务，因其对保险标的享有直接的权利，更清楚保险标的的状况。

个人也比较赞同此种说法。

1、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时，并不存在此忧虑。但若不为同一人时，因其财产、人身往往会有保险合同的赔偿金所保障，所以相应的，他也应该履行告知说明的义务。我们经常说没有“免费”的权利，即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商事合同中更是讲究权利义务一致，这样才公平，所以，其取得利益要与其如实告知程度一致。

2、虽有投保人告知事实，但人身保险中被保险人对自己身体状况只有被保险人最清楚，而财产保险中也数所有人、占有人最清楚其财产的状况，投保人所述的事实即便非出于故意、过失也可能会与真实情况不符，而保险讲究“信息对等”，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需要知道有关标的的重要事项并据此决定是否承保，若被保险人不履行，保险人就不能完全准确的估计保险风险大小，若被保险人隐瞒了实情且真的发生保险事故则保险人不享有解除权，仍要履行赔偿金责任，这对保险人来说是极其不利的，同时也违背了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更甚者，还会促使被保险人利用无知的投保人来骗取保险金，这是法律所绝不容许的。

3、《保险法》第52条规定了保险标的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被保险人是主体，那么，在合同订立时，其也应该有如实告知的义务，这是从法律规定的逻辑关系里可以推导出的。

（三）未告知事实与发生的保险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保险法》16条第2款规定了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时保险人的解除合同权，有学者主张该解除权只有在未告知或不实告知与保险事故之间有因果关系，保险人才享有。个人认为这是不可取的。照其意思，若保险事故的发生与未告知事实无因果关系，保险人仍要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显然这是加重了保险人的责任，因为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本就违反了诚信原则，使得双方的权利义务存在着不平等，保险人依据其如实告知的内容可能根本不会承保，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而现在，非但投保人违反诚信原则合同不能取消，保险人反倒还要承担原本不用承担的责任，岂不是便宜了投保人？所以，现行保险法的规定也没有强调什么因果关系，这点上是无可非议的。

（四）投保人的告知事项还需要具体规范

依第16条的规定，投保人的告知是一种被动义务，但并不意味着保险人提出的任何问题都要必须答复。有些事实，保险人应该知道的或是可以推知的，就没有必要答复了。至于那些与保险合同无关紧要的问题，更没有回答的必要。其实，在此完全可以参照第2款的规定，只对那些足以影响保险人承保或增加保险费的情况进行答复就可以了。

另外，有学者认为第16条采用的询问告知方式不妥，其理由在于询问告知没有贯彻最大诚信原则，可能会使投保人在保险人未询问的请款下对影响其承保或增加保险费的不负告知义务，从而加重了保险人的责任。个人认为，可以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保险人在双方当事人中处于强势的地位，保险合同大多均为保险人所定格式条款，必会偏向利于自己的方向指定，其本身在信息对等方面就高于投保人一方了。其次，保险人作为专业的风险经营机构，其从业人员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和专业素质，对保险标的所做的询问必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客观上可以排除遗漏重要事项询问的这种可能性。再者，保险人作为风险的经营者，合同的强势方，理应有相匹配的更高的注意义务，就体现在保险人的调查询问上。保险人有时明显可以通过询问、调查方式获悉标的情况的，就不能以投保人未告知为由来行使解除权了，这就和16条第6款联系在一起了。

（五）第16条第5款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的，不应当退还保险费

个人认为，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的，除了解除合同外，期保险费不应退还。首先，其客观上违反了信息对等、最大诚信原则的要求，只不过在主观上较故意稍有区别。其次，虽不是故意，但也是出于未尽职责的重大过错导致其未如实告知，过错明显，理应自负不利责任。再次，同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相比较，合同解除的原因就客观上来说是一样的，且解除都有追溯的效力。最为关键的是，投保人在这之前可能会享受与未如实告知无因果关系的其他保险金利益，换句话说，保险人在合同解除前还是在履行自己义务的，为了使双方权利义务对等，贯彻公平，保险费应当不需退还。同时，若法律如此规定，还可以促使投保人尽职尽力，认真履行自己的告知义务，最终有利于维护双方的利益。

三、保险人的说明义务问题及思考

（一）说明方式

就说明的方式，第17条规定有所不同。第1款规定对格式条款的说明方式未作规定，而第2款对免责条款的说明则规定才口头、书面均可的形式。个人认为尚有不妥，说明义务作为一种事关合同条款效力、双方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以口头的方式不免草率，保险人也有可能存在着遗漏说明，投保人也可能存在遗忘、不清楚的情况，不利于保险合同的订立。同时，前面讲投保人如实告知要采书面形式，相对应的，保险人依然，理由也相同。此举不仅能减轻保险人举证的负担，也可以明确其所尽义务的程度，分清双方的责任，防止投保人借此条款作索要保险金“万能钥匙”。

（二）说明内容还应再扩大

观之第17条，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仅限于格式条款和免责条款，那针对这两者之外的其他条款呢？有学者认为也应说明，因为保险中涉及许多专有名词和概念，且保险人作为从事保险行业的职业者，理应有全面的理解。个人比较赞同，保险人的从业人员不仅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便于进行说明，且非格式条款中还存有很多技术性的术语及法律制度设计，前后条款的关联性大而复杂，这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在理解上是有很多困难的，那么，根据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双方的信息对等要求，保险人一方自然有义务帮助投保人说明隐藏在非格式条款背后的权利义务复杂关系以及其他各种保险情况等等，来使得投保人处于一个较为平等的地位，合理维护自己的权利。

另外，这对格式条款的说明，是全部都要说明吗？个人不以为然。显然，在一份格式条款中，虽有保险人以自己利益而订的条款，但更少不了法律所直接规定的强制性条款，以及对本合同进行解释说明的条款，针对这些条款，保险人可以完全不解释说明，投保人也不可以据此来要求保险人承担本不必要的责任。否则，反而违反了诚信原则造成双方的权利义务差距过大，对保险人不免有失公平。

（三）说明所要达到的程度应该明确不同

第17条并未就此作出明确的规定，两个条款仅有“说明”和“明确说明”区别，在实务中可能会引起争议。很多学者也从是否有“提示行为”来区分两者，我个人更倾向于另一种角度去思考，即从投保人的角度。个人以为，17条第1款的说明只需要达到一般普通人理解的水平就可以了，因为这些条款往往关系到保险合同的成立、生效及其内容范围，这些以一般人订立合同的理解标准已足够，且这些条款经保险人说明后均可理解，不会对其实体权利义务又过于不利的影响。而第2款规定的免责条款则不同，因其对双方的权利义务有着直接重大的影响，因此保险人说明时必须保证让投保人完全彻底地理解，否则其赔偿的权利很可能会丧失。即这时的说明程度比一般人理解水平要更高，要达到投保人个人的理解水平。就此，可能会有人反对说，如果引起纠纷诉至法院，保险人如何证明自己的明确说明已被投保人理解？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也并非没有，双方完全可以在保险合同的最后方签订“投保人已经完全明确理解保险人免责条款所述的各种事项及情况”此类似的条款。所以，相应的司法解释也可以规定说明的具体程度，明确两种情况下的不同要求。

综上所述，《保险法》16、17条规定还是有许多可以完善的地方，尤其是告知说明的方式、告知主体、告知说明的内容，这些直接关系到保险最大诚信原则的履行及合同的效力问题，还有待于法律或者相关的司法解释加以规定，以适应实践。

参考文献：

[1]郭丹.保险服务者说明义务的边界[J].北方法学,2009,(6).

[2]徐卫东.商法基本问题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2.

[3]温世扬.保险人订约义务说明之我见[J].法学杂志,2001,(2).

[4]王雪彬.保险法告知义务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7.

第7篇

关键词:网络保险;保险法律制度;交易成本

一、保险发展的保障:法律还是协议

由于法律制度滞后，在我国的网络保险中，保险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交易大多是依据自定的保险协议来进行。协议虽然具有灵活性强、效率性高的特点，却难以适应保险行业较高的专业性、规范性、强制性、社会性的特点，因而构建网络保险法律制度十分必要。第一，在签约成本方面，成本的内容主要是交易关系的达成，保险法律制度是基于保险这一商业活动所制定的专门性法律法规，自然对保险的签约过程有着明确的规定，而协议则是基于保险双方当事人的协商所达成，这种因人而异的协议缺乏专业性和规范性，从而引发恶意竞争，不利于保险市场的规范运行。第二，在履约成本方面，成本内容主要是保险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一项法律制度制定的目的之一即是对规范的对象所享有的权利和负有的义务进行明确。保险法律制度对于保险参与人(投保人、保险人、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均可按照法律法规作出统一规定，而保险协议只能是依照当事人的约定来确认保险参与人相关的权利义务，被保险人横向比较，可能会提出新的要求，从而增加了履约成本。第三，在违约成本方面，成本内容主要是交易中的违约责任，责任制度属于法律制度中的关键一环。保险法律制度具有法律的强制性，故对于违约方的责任具有很好地约束作用，反之保险协议由于是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故而违约责任只能是合同上的责任，对于违约行为而言，只能通过民事手段进行诉求，缺乏规范性和强制性。第四，在信息成本方面，成本内容主要是指对保险交易关系的第三人产生的影响，即是对被保险人的影响。保险法律制度对于被保险人的知情权、请求权等其他权利均可做出明确的规定，而保险协议由于只由保险的直接当事人进行协商约定，故对被保险人身份的确定及其是否明确知情不能很好地进行约束，进而不能够充分地保障第三人的权益。第五，在监督成本方面，成本内容是指对于保险交易过程的监督，在保险法律制度中，监督制度可以作为其附属法律制度来对保险活动的各个环节进行全面监督，一旦遇到问题即可立即予以纠正，而保险协议由于本身自治性，缺乏社会性和规范性，只能由双方当事人参与，这使得保险过程整体上得不到监管，以致出现问题时并不能及时得到解决，从而导致保险交易的失败。通过对保险交易成本各环节的分析可以看出，相比保险协议，保险法律制度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保险交易成本发生的五个环节里，保险法律制度的成本显然要远远小于保险协议，这也使得保险法律制度的引入在利益考量上占据优势，既可以节约成本，提升网络保险交易的效率，又可以保证安全，维护保险参与人的权益。

二、保险法适用网络保险:优势和不足

我国的《保险法》于1995年通过，至2002年，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保险法》做了首次修改，至2009年重新修改并且实施以来，至今也有近20年的历史，是一部较为完整、系统的保险法律。现有的《保险法》总共四章九十三条，其规定涵盖了普通保险活动的整个过程，内容明确。网络保险由普通保险衍生，性质上和特征上依然与普通保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例如在保险关系当中，网络保险的主体、客体以及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等相关内容均与普通保险相一致，传统保险法适用网络保险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但是，网络保险在交易时大多是依据保险人和投保人双方的协议来进行，使得网络保险的运作始终存在法律风险和安全隐患，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网络保险性质上属于电子合同，电子合同数据的提交和保存往往没有书面记录，一旦因此产生争议，举证起来也是相当困难。由此也会使得网络保险合同在效力上更容易产生瑕疵，发生争议的可能性也会更大。第二，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合同的签订建立在保险相对人信息情况的完整性上，而网络始终具有虚拟性的特征，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网络保险合同时并不能依靠传统的方式面对面的去核实投保人的身份信息和相关资料，投保人也不能通过保险公司的盖章签单来对合同相关事宜进行确定，这使得在网络保险的运作中容易出现虚假信息，进而产生假保单等典型问题，从而使得投保人担心会泄露其隐私，对隐私权进行损害，保险人则担心出现虚假的要约，降低了保险运作的效率，损害了保险双方当事人的权益。第三，从监管层面看，传统保险法律制度的监管主要在于实体场所的监管，而现阶段保险监管部门尚未出台针对网络保险规范发展的专门制度，对网络保险经营者监管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为少数不法分子利用网站非法销售假保单提供了操作空间。综上，由于网络保险本身法律制度的欠缺以及网络的虚拟性，使得人们在办理保险业务时始终不能够完全信赖网络保险，尤其在保险额较大的合同签订中，被保险人更倾向于传统保险的面对面交易。因此，建立网络保险的法律制度对于网络保险的发展至关重要。

三、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新建还是补充

法律同市场经济一样，存在着对收益最大化的追求，存在着不同主体的竞争以及资源分配、交换关系、交易成本，存在供给与需求、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也存在效率价值目标取向。本文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进行简单的分析，通过成本收益的方法来进行分析，即是在于分析引入该项制度所产生成本的各个环节和是否带来收益的预期，如果收益大于成本，则证实了引入网络保险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在保险法律的成本方面，第一，在立法成本上，由于前文所分析的可行性，所以相比重新建立一套与网络保险相关的法律，将现有的保险法律制度引入到网络保险中避免了浪费大量的法律资源，包括立法机关的办公费用、立法工作者的补贴费用等等，第二，在法律的运作上，主要在于法律的宣传推广以及实际操作方面，将现有保险法律制度引入到网络保险中，因为其本来对传统保险行业的影响力以及自颁布以来五年所形成的运行模式和套路，对于网络保险这一衍生于传统保险的新型交易活动而言，整体上现有的保险法律制度在适用时可以说是驾轻就熟。相比之下，构建新的网络保险法律制度，实施运作和宣传推广等环节都是重新开始，既耗费了资源，也增加了投入，同样提升了成本。在保险法律的收益方面。首先，从收益的主体上讲，保险法律的收益主体主要是保险活动的参与人，包括投保人和保险人在内，其收益的效果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将保险法律规范适用到网络保险中，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包括在签约、履约、违约以及信息成本等各方面)，为当事人双方带来效益。其次，从收益的内容上来讲，主要包括了经济收益、社会收益等。在经济收益上，将保险法律制度适用于网络保险中，一方面可以规范和维护网络保险的交易市场，使得市场按照保险法律所期待的秩序进行运作，这可以有效的将法律资源的配置和市场资源的配置结合起来，从而规范了保险市场的整体环境，减少了资源的浪费，带来了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保险法律的适用使得原本有意于网络保险但对其风险始终心有芥蒂的参与者能够放心的投入到网络保险中，这也必然会扩大网络保险市场，进而带来经济上的收益。在社会收益上，以法律为基础，建立起网络保险的新的秩序，可以极大程度上规避诸如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投保后诈骗保险金、利用互联网非法经营保险业务以及在网络支付环节盗划、侵占保险客户资金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使得交易主体可以在正规有序的环境中进行交易。通过成本收益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将现有的保险法律制度引入网络保险中，既可以减少法律成本的产生，也可以增加法律收益，符合保险乃至金融市场的需求，也为网络保险交易活动提供了公平、公开、公正的环境，有助于激励市场主体参与竞争，创造价值，因此其所带来的社会收益和经济收益将是长期的、巨大的，这将对我国的保险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通过分析也可清晰的看到将保险法律制度引入到网络保险中，其收益要远大于成本，符合经济收益的条件，具有良好的效果。

四、网络保险引入保险法:问题和措施

虽然保险法律制度能够并且有必要引入到网络保险中，进而来减少法律成本，增加法律收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保险法律制度可以全盘的照搬到网络保险交易中来。因此，在将现有的保险法律制度直接适用到网络保险时，则必然也会出现诸如法律冲突、适用范围太大等一系列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保险合同的签订方面。首先，网络保险的合同形式为电子合同，这与传统保险的书面合同具有较大的区别。其次，传统保险一般均是以面对面的签订方式进行签订，而网络保险则是通过虚拟的方式进行电子数据传送，在此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和保险人的核实处理方式均有所不同。因此如果按适用传统保险法律制度，则在合同的形式以及签订的方式上必然会产生冲突。第二，在保险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处理方面。对于投保人来说，由于网络媒介的扩散性，对于投保人的隐私权应当予以保护，而传统保险法律制度没有涉及到投保人隐私权的相关内容。对于保险人来说，针对投保人的恶意投保或者保险诈骗等违法性活动，保险人的核实处理的方式与传统保险中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第三、在网络保险的监管方面，由于监管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因而传统保险的监管方式也不能完全适用于网络保险中，应当依据网络的特性进行适当的修改。由于直接将现有保险法律制度适用于网络保险会存在一些问题，因而在传统保险适用的过程当中，应当结合网络保险的特性加以修改和调整，本文针对网络保险的特性提出一些完善网络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网络保险中电子合同的规范

在网络保险交易中，保险合同是以电子合同的形式出现，而电子合同成立和生效的方式与传统保险法律制度中的规定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保险法》规定中，保险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可见，在这一点上如果沿用传统保险法律制度，则存在根本性的冲突，故在适用时必须做出修改。必须要对电子合同成立时间和地点、电子保险合同法律效力等问题进行明确认定。网络保险以互联网为支架，以网络传播为媒介，在网络保险的交易过程中，按照《合同法》的标准模式来说，保险人通过网络媒介来提供格式条款，投保人则根据此要约，输入个人资料，进行电子签名后同认证书一起发给保险人，保险人再完成网络保险合同的签订。可见电子签名对于网络保险合同的签订起着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网络保险交易的成功与否，因此在交易活动运作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与网络相关的法律制度，如《电子签名法》、《电子认证服务密码管理办法》等。我国的《电子签名法》于2005年正式实施，被认为是中国首部真正电子商务法意义上的立法，它解决了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这一基本问题，并对电子商务认证机构，电子签名的安全性，签名人的行为规范，电子交易中的纠纷认定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将传统保险法律制度适用到网络保险中时，应当结合《电子签名法》的规定，对《保险法》第二章“保险合同”中书面的凭证批单、书面协议等签约方式扩展为符合网络环境的电子合同和电子凭证。

(二)网络保险中保险主体权益的保护

由于网络具有虚拟性和隐匿性的特点，因此在网络保险的交易过程中，作为网络消费者的投保人，在其权益保护的问题上，也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就投保人的隐私权保护而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没有对隐私权作出规定，但在网络保险交易中，投保人的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码，健康状况以及保险金额等个人信息必须通过网络提交给保险人，因此有随时被收集、窃取和盗用的危险，对保险公司来说，保护客户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是其义务所在，所以要加大对保险公司的要求，使其不得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损害投保人的利益。在此，应当在现有保险法律适用的过程中，明确规范告知义务的履行、道德风险的防范等问题。首先，加入保险人对投保人的个人信息保护的硬性条款，即规定保险人应当对投保人的个人信息负责，如有泄漏、恶意使用等行为，保险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次，在网络保险交易中，由于签订保险合同并非是面对面的进行，因此保险人并不能据此来进行判断投保人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例如未满十岁的小孩来通过网络进行投保或者是他人以本人的名字来签订保险合同等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无民事法律行为能力者作出的网络投保要约行为是无效的。因此，要增加确认投保人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条款。

(三)网络保险中保险活动的监督

《保险法》规定的保险业的监督管理主要是针对于传统保险的交易行为而言的，如第一百五十五条中:“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履行职责，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二)进入涉嫌违法行为发生场所调查取证”。而在网络保险的交易中，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特征，并没有现实中的交易场所，应对交易场所等实体性的条款进行适当的修改，增加网上交易平台的安全准则、网络交易信息平台规范、网络保险的监察审计、网络保险的区域监管等内容。在保险费用支付的环节上，投保人从保险费支付的网页中，通过支付宝、网银等电子转账方式来将资金转入保险人的账户。如果没有监管，很容易出现诈骗等违法行为，故此更应当结合网络的特征加大对网络交易各个环节的监管，在引入现有保险法律制度时，应当对《保险法》涉及监管的内容进行修改。除此之外，由于在网络保险交易活动中，是由投保人以网络为媒介与保险人(网络保险公司或者网络服务机构)来签订保险合同，故不需要保险人的参与，因而《保险法》第五章中关于保险人和保险经纪人的规定应当进行适当的缩减，以避免法律资源的浪费。综上所述，要建立和完善网络保险的法律制度，让网络保险的发展做到有法可依，使网络保险的法律制度能够适应现有的《保险法》的基本框架并行之有效，就必须构建完善的法律制度来规范网络保险中存在的诸多专门性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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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玉军.法律的成本效益分析导论［J］.甘肃社会科学.1999.

［8］刘晓星.网络经济条件下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对策［J］.金融与经济.2002.

第8篇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商法教学创新；实训

当前，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速。但是，高职法律专业的现状却令人堪忧。据(2009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08年高职高专法律类毕业生就业率为75％，在所有高职专业中排名倒数第一，工作与专业对口率为29％，排名倒数第一。法学专业就业难，有社会大环境的因素，但是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没有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难以适应社会对高职法律人才的要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高职法律教育必须结合自身特点找准专业定位，切实强化实践环节教学，提升其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商法是法律专业的主干课程，商法教学改革是法律专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结合自己的商法教学实践，谈一谈商法的职业化教学问题。

一、高职商法教学存在的问题

首先，高职法律专业以培养具有法律实际运用能力的实用型人才为目标高职商法教学与本科商法教学应当体现出差异性，如果说法学本科应偏重学术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尚存争议，对于高职法律专业是职业教育应当没有异议。培养目标上的差异必然导致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教科书选择等方面的差异。但实践中，高职商法教学成了本科商法教学的缩编版，除内容简单点，课时少了点外，没有体现出职业教育的特色。多数学校在教学过程中以讲解法律条文、法学理论为主，缺乏与实践的衔接。学生只重视法学理论的掌握，却不知在实践中如何利用这些理论知识，面对个案不知如何着手。而案例教学，小组讨论，模拟法庭、法律实训侧成了形式主义走过场，不是在课时上保障不了，就是资金保障不到位，导致教学效果低下。

其次，商法是一门与金融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密切相关的学科，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商法的实践化教学操作起来并非易事，它要求教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多元化的知识背景。而现在高职法学教师队伍基本是理论型的而且从发展趋势看，越来越朝清一色的理论型、研究型发展，这不利于职业教育的发展。教师因为所学专业的局限缺乏对法律之外的经济专业知识的了解，另一方面没有律师、法官、公司业务等实务经验，教学内容与实践脱节，难以对学生进行职业技能训练。

再次，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扎实的民商法专业理论知识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在法律人才中的需求比例将越来越大，民商法是有利于学生就业的课程。因此在高职院校应当确立民商法学在教学中的基础性地位，加大课程比重。但目前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高职院校，往往重视理论课的开设而轻视应用部门法课程的开设，在部门法课程中，民商法课程所占比重并不大。以我院为例，商法课程为64学时，内容包括商法总论、公司法、破产法、票据法、保险法，内容多，时间紧。教师在教学中讲述原理和条文后，往往没有时间进行实际操作技巧的训练。

最后，是关于商法教材建设的问题。虽然一些学院根据高职教育的特点编写了一些教材，但是这些教材或多或少有一些摘抄本科教材的痕迹，教材的内容根本不能突出高职的特点，适应不了市场的需求，跟不上法制发展的步伐。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商法的重心也发生转变，从贸易法转到企业法再转到金融法。公司融资、并购、金融衍生工具的膨胀、电子商务等都成为商法的新课题。与此同时，传统的票据制度已随着交易电子化的发展而萎缩，在商法体系中的地位在逐步下降，为适应这种变化，高职商法课程在教材上应体现出来。目前的情况是，教材老化，授课重点不突出，直接影响了教学的效果。

二、高职商法教学改革的建议

商法教学改革应体现出思想性、知识性和实践性，其实际运用不仅有助于学生学习任务的完成，并且应当有助于学生在学习期间形成对未来工作至关重要的学习能力、理解能力和实践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笔者认为应着力做好以下几点。

(一)改善商法教学队伍的知识结构

调整教师队伍知识结构。高职法律专业培养的是技能型人才，而培养这样的学生需要有既懂理论又会实务的法学教师队伍。因此，要使法学职业教育适应这样的教育目标，就必须改造现行的法学教师队伍。因此，要加强教师培训，与其他院校进行交流、合作、学习。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的商法课程是全国唯一的商法国家级精品课，江西财经大学的商业法律网络模拟课程十分新颖，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同时我们要与其他高职法律院校合作，共同探索高职法律教育的发展路径。鼓励教师参加社会实践，允许教师适度兼职，从目前我国的国情看，主要是兼职律师，从发展趋势看也可兼职法官、检察官。笔者主张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培训一批专职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类似理工科的实验教师，专门带领、指导学生从事法律实务模拟训练。除此而外，还可聘请优秀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担任兼职教师。

(二)大力加强教材建设

促进教学内容不断丰富与更新，教学内容要涉及学术前沿，如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引起的法律问题，电子商务，法律全球化等问题。要鼓励教材不断更新，强化教材对实践法律运用技巧的讲解。推出更多、更适用的商法案例教材。关于教材编撰的问题，虽然目前统编和自编的商法教材数量很大，但是，深入反映商法实践中的问题、信息量大、视野开阔、适合高职教学的教材却为数很少。笔者主张高职院校商法教师应当与司法实践部门合作编撰适合高职教学的经典化教材。推出符合职业化教育需求的特色教材，除传统的基本概念说明、主要学说梳理外，特别需要突出判解研究的说理、示范功能，以及重大实务问题的指引和动态研究。

(三)改进教学方法

变教师讲、学生听这种单向的教学方法为教师学生交互式教学方法，应提倡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解决问题，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进而改善学习态度，学会自主发展，提高实际能力。课堂讲授要从纯理论的讲授方法向理论结合实际的讲授方法转变。商法教学中应当吸收实践性的内容，商法教师应当注意收集分析司法实践中具有新颖性、典型性、可议性的商法案例的裁判规则，把这些典型案例运用到商法教学中去。案例教学法的目标，不仅是使学生通过对案例的讨论所得结论来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使学生感受获得这些法律知识的过程，体验法律职业的思维方法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具体运用，从而获得职业技能方面的发展。改进教学手段，教学手段的现代化不仅是解决学时少课时紧的方式之一，更是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途径。法学的内容包罗万象，要加强高职法学教学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同时要充分运用各种教学媒体和教学手段、如幻灯、投影录像、计算机教学软件等，这将会大大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超级秘书网

(四)进行商法课程设置改革，提高商法地位

目前看来，商法课程所占课时仍然偏少，急需加强。笔者认为应当把商法分为三门课，商法一(总论、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商法二(证口法、票据法)，商法三(破产法、保险法)。每门课48学时，都是必修课，二年级第一学期开设商法一，第二学期开设商法二和商法三，这样可以把商法各部分讲透，也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案例教学。除此以外，还应当在三年级开设金融法选修课，内容包括信托法、期货法、电子商务法、银行法等内容，以适应商法发展和创新的实际需求。还应当鼓励开设实践性、技术性强的法律运用课程，如律师诉讼技巧、商务法律实用非讼处理、谈判技巧等课程。

(五)开展商法实训

第9篇

论文关键词 商法的价值 价值取向 效率价值

近几年商法学研究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势态。商法学教程就有范健主编《商法》、李有星主编《商法》、施天涛主编《商法学》、赵旭东主编《商法学》等，以及大量的法学期刊。从以上期刊和学者的教程来看，商法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尽管商法理论基础的研究有很大的进步，但其理论的研究仍旧不足。学者们在商法总论的基础理论内容这一编与其他商事部门法等几编在整个编排中占有较小的比例。商法基础理论研究的不足也会制约着商事部门法的研究。现今来看，对商事部门法的研究资料远远多于对商法基本理论的研究，而对商法基本理论的研究难度较大，这也是许多学者和研究者对之望而却步的主要原因。商法的价值研究是商法基础理论研究的组成部分，本文仅从商法基础理论中商法的效率价值这一命题去研究，讨论了效率价值在商法中的重要性。

一、商法的效率价值的内涵

（一）法理分析

讨论商法的效率价值问题，就必须从法理学的角度去思考何为法律价值、何为法律的效率价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商法的价值及商法的效率价值。法律价值作为一个从西方法学移植而来的法律概念，其实质是法的有用性。法律价值是以人与法的关系作为基础，表现了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法律）之间的需求与供给的对应关系，体现着客体（法律）所具有的、能够满足主体（人）需求的效用。通说认为法律的基本价值包括正义、秩序、公平、自由、效率和安全等。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其最终也要体现一定的法律价值，但各法系、各国家中不同的部门法对法律的价值取向侧重点不同。法律的效率价值则是指法能够让人们以较少或较小的投入以获得较多或较大的产出，以满足人们对效率的需求。商法是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属于法律的范畴，既具有法律的一般价值。以营利为目的是商法价值观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可以说营利也是商法所追求的价值。效率价值在商法中极大的推动商事主体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效率价值在商法中相比其他价值尤为重要。商法的效率价值可以这样定义：在商法的规范下商主体通过商事交互行为，以期尽可能的获得最大的效率需求。这样的表述虽不准确，但商事交互行为完全以营利为目的，为实现这一目的，力求交易的迅速完成，这必然决定了商法的最高价值追求是效率。

（二）效率与效益的区别

在法理学或是商法的基础理论研究中，多数研究者未对效率与效益这两个概念进行辨别，以至于在其著述中对效率与效益混合使用。效益与效率无论在经济学还是法学领域中运用均为较多的两个词，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效益一词在《新华字典》和《辞海》中的基本解释均为：效果与利益。百度百科中对效益的基本解释为：⑴效果与利益；⑵项目对国民经济所作的贡献，它包括项目本身得到的直接效益和由项目引起的间接效益；⑶劳动占用、劳动消耗与获得的劳动成果之间的比较。以上解释都在寻求一种结果，就是利益。美国法学家庞德认为利益就是“人们，个别的或通过集团、联合或关系，企求满足的一种要求、愿望或期待；因而利益也就是通过政治组织社会的武力对人们关系进行调整和对人们行为加以安排时所必须考虑到的东西。”而效率一词在《新华字典》中的基本解释为：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百度百科中对效率的基本解释为：⑴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⑵经济学含义：指社会能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东西的特性，即经济蛋糕的大小。效率是指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们的愿望和需要。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要为市场经济持续健康高效的发展服务。综上所述，效益是指市场主体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而效率是指追求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实现。两个概念的目的是不同的，前者强调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后者则强调利益的最大化。对于经济学或是法学的研究，笔者认为效率一词更能体现市场经济利益追求的目的。市场经济交往的商事主体同时追求效益与效率，但有效益并不一定是有效率，而有效率一定是有效益存在的。作为自由竞争的商事主体的营利性是人们对效益的追求，效率是更有效的、合理的、最大化的利益追求目的。笔者认为这里所指的商事主体的追求应是指效率而非效益。

二、商法的效率价值在商法中的地位

法律确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相对独立性，但法律不可能离开社会环境及社会需要。我们应肯定的是，法律在它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以社会的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法律价值应为有利于资源优化使用和配置的市场经济提供便利。由此看来，法律的价值必须体现代表市场经济本质特征的效率原则。2013年年初深圳市推行新的商事登记制度，新版营业执照不再记载经营范围和注册资本，以此促进商事登记的效率。2013年3月份两会期间，全国工商总局局长、政协委员周伯华接受采访时说，商事制度改革的方案已经初步形成，将在两会后全面施行。商事制度改革后，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满足商事参与者对利益的最大化追求。

效率价值是商事主体利益在法律上的体现，以经济自由为基础。商法即是直接将这种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法律和规则的形式定下来。商事参与者的经济利益的追求也体现了效率是商法的终极价值。从商法的基础理论来看有一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从商事调整对象来看，商法是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主要包括商事主体、商事行为。商事主体的设立和存续主要体现为称之“商人”的商事参与者以营利为根本和最终目的；所谓“商人不从事亏本的买卖”，商事行为的出发点和归结点也是为商事参与者服务，以追求最大的利益。为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力求交易的迅速完成，因为只有交易迅捷，从事商事交易的人才能多次反复而实现营利的目的。商法的价值追求必然要反应商法的营利性特点，以效率为最终价值。第二，从商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来看，商法的职责为在制度的层面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本身的要求就是效率优先，则通过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达到效率最大化的目标。商法正是在制度上促进和保障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正如科斯所说，“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调整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产值。”第三，效率价值能够在商法的原则中体现出来，使商事参与者在商事交往中，最大限度的获得经济效率，从而促进商事交往的繁荣，促进社会的发展。在与商法其他价值的关系上，效率价值处于首位，在发生价值冲突时，其他价值退居其次，甚至会为效率价值目标而牺牲其他价值。典型的如有限责任制度和票据无因性制度正是体现效率的这一价值取向。

三、商法的效率价值在商法制度中的体现

商人要实现其利润的最大化，必须追求效率，交易效率便成为商法的最高价值追求。交易效率价值在商法上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交易定型化。按照李有星教授的观点，交易定型化是保障交易效率的前提，包括交易形态定型化和交易客体定型化两个方面。豑交易形态定型化是指商法将交易的方式预先规定为若干类型，使任何交易主体，无论何时从事该类型交易行为，都取得同样的效果。例如超市货架上的商品的明码标价，保险公司制定的保险协议书等。交易客体定型化是指商法对交易客体的商品化或证券化。当交易客体为有形物品，给予统一的规格或是标记。如电脑的规格、超市同一类商品有统一的二维码。对于交易客体属于无形权利，为了便于流通，商法使之证券化。如股东的股票，债权人对公司所持有的债权，为商事交易而签发的本票、支票、汇票等证券化的权利。

第二，短期消灭时效。各国商法为达到商事主体及时了结交易，实现最大利益的，并能持续不间断的营利，确立了短期消灭时效制度。短期消灭时效是指将交易行为所产生的请求权的时效期间予以缩短而从速确定其行为效率的立法规定。短期消灭时效制度在我国的商事部门法中也有体现。如《票据法》第17条、《保险法》第27条、《海商法》第257条至第267条对短期消灭时效做了专章规定。短期消灭时效制度旨在推动商事纠纷的迅速解决，为达到此目的可能会牺牲其他价值来换取交易效率，更加体现了现代商事法律对效率价值取向。

第10篇

本文比较系统的阐述了保险费交付的有关法律问题。全文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保险费交付的受领人和给付人；第二部分是保险费交付的方式；第三部分是保险费交付的时间；第四部分是怠于交付保险费的法律后果。

论文第一部分从保险费交付的义务人、保险费交付的受领人及免除投保人交付保险费三个方面作了概括论述。在保险费交付的受领人方面，着重说明了保险人和保险人受领保险费的所引起的法律问题。首先，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收取保险费的权利人，保险费向保险人交付当然有效。其次，保险费也可以向保险人的人交付，保险人的法律地位与民法中的一般人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差异，保险人的行为的法律后果由保险人承担。在保险人交付的义务人方面，着重说明了投保人、保险合同的利害关系人、保险合同的受让人、保险经纪人以及其他常见的交付保费的人交付保费所引起的法律问题。首先，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义务人，交纳保费是投保人的一项合同义务，但是投保人并不需要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其次，与保费交付有利害关系的人和保险合同的受让人，为了防止投保人不交付保费而使保险人解除合同，往往会选择在投保人不交付保费时由自己来代为交付保费，但是，第三人交付保费属于自愿行为，保险人不能要求他们交付保费，利害关系人交付保费本身也不会授予其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再次，保险经纪人也可以代替投保人向保险人交付保费，保险经纪人一般是作为投保人的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由投保人承担，除非另有约定或商业惯例，或者保险人给予了保险经纪人一定的保险信用额度。在免除投保人交付保险费的方面，受保险的性质决定，保险人一般是没有权利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免除投保人交付保费的义务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保险人可以同意不会因为投保人不支付保费而使保单失效，投保人被免除支付保费的义务可能跟保险人的弃权或失权有关。

第二部分保险费交付的方式的基本问题作了分析介绍。首先论述了票据交付引起的法律问题，一般情况下收到支票即收到保费，即使支票兑现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票据交付属于新债清偿，如果票据不获兑现，保险人可以选择主张票据权利或合同权利，保险人如果主张合同权利，则可以以投保人未支付保费为理由而使保单失效，而如果主张票据权利，则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或行使票据上的追索权。在票据到期日到票据获兑现这段期间内的风险责任应由保险人承担。其次论述了民法上的抵销是否适用于保险费债务。从民法的一般理论上说保险费债务是可以适用抵销的，但是投保人不得以其对保险人的理赔请求与保费债务相抵销。在保险单中如果有禁止抵销的条款，一般应该认定为无效，这是由保险合同的附和性决定的。再次论述了保险费垫付的法律问题，人寿保险单经过一定期间后会具有一定的现金价值，在投保人不交付到期保费的情形下，可以以该现金价值充抵保费。

第三部分是保险费交付的时间的法律问题，首先论述了保险费交付时间的一般规定，保险费应在保险合同规定的时间内交付，保险费应在保险损失发生前交付。接着分别区分了首期保费和续期保费交付的问题，人寿保险的保险费通常分为首期保费与续期保费。首期保费通常应在保险合同订立前或订立之时交付，而续保保费不是投保人所欠的保险人的债务，保险人一般不能以诉讼请求投保人交付。然后论述了宽限期的相关法律问题。宽限期对投保人具有显而易见的好处，它使被保险人在宽限期内获得了免费的保障。各国之所以规定宽限期条款有其合理原因。投保人明确表示不再续交保费的，丧失宽限期内的保障。宽限期与防止保单失效条款存在概念上的差异，他们的计算是同时的，而不是顺序进行的。

文章最后一部分分两部分阐述了投保人怠于交付保险费的法律后果。一部分论述了怠于交付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费的法律后果。保险合同是非要物合同，保险费的约定为保险合同的成立要件，交付保险费是保险人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收取保险费是保险人的权利，投保人怠于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有权要求其交付保费，未交付保费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在保险人给予合理期间或进行了催告后投保人仍然不履行合同，保险人当然可以解除合同。另一部分论述了怠于交付人寿保险合同保险费的法律后果。人寿保险合同中首期保费未付的法律后果与财产保险合同未付的法律后果相同。而人寿保险续期保费保险人不得以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交付，同时人寿保险的储蓄性决定了人寿保险合同具有一定的现金价值。怠于交付人寿保险的保险费可以引起合同效力的中止，如果在人寿保险合同中止后一定期间内投保人补足保险费则引起人寿保险合同的复效，复效是原保险合同效力的继续；如果在合同效力中止之后投保人仍然没有交纳保险费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保险合同解除后，保险人应返还投保人所交纳的保险费，这是由人寿保险合同的储蓄性决定，投保人所交纳的保险费既不是保费既不属于保险人已经取得的利益，也不是保险公司的利润收入，甚至可以说，已收保险费中有一部分是保险人对投保人的债务。

提要

本文以保险合同中保险费的交付为基点，分四大部分对保险费交付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首先，论述了保险费交付的相关人和免除投保人交付保费的情况，着重论述了保险费交付的受领人和给付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保险人是否可以免除投保人交付保费的义务；其次，论述了保费交付的方式，着重于分析了票据交付所引起的法律问题、保险费抵销的法律问题以及保险费垫付的法律问题；再次，论述了保险费交付的时间所引起的法律问题，分别论述了保险费交付时间的一般法理、首期保费和续期保费的交付以及宽限期的相关法律问题；最后，分别从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的性质入手，论述了怠于交付保险费的法律后果。

前言

保险费，简称保费，是投保人为换取保险人承担危险赔偿责任的对价。交纳保险费是投保人的一项基本义务，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保险合同要求合同双方提供“对价”，保险费就是投保人向保险人所支付的对价，用以交换保险人在保险期间承担保险合同所规定的风险，即赔偿或给付保险金。在保险合同中保险人承诺：当承保风险造成损失时补偿被保险人或将保险收益支付给受益人，保险费就是保险人为履行此项承诺向投保人收取的价金。

保险费作为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的对价，投保人支付或承诺支付保险费是保险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而关于保险费的约定是保险合同的必要条款。在人身保险合同中，首期保费的支付往往是保险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

我们知道：一个消费者必须为他所购买的商品或服务支付或承诺支付价金，才有取得该商品或享有该服务的权利，商业保险也不例外。如果投保人既不支付保费也不承诺支付保费，他就很难证明存在可以使保险人履行赔付承保损失承诺的合同约定，如果保险合同规定保费分期支付，并把按期支付保费作为保险人履行赔付义务的条件，则投保人必须履行按期支付到期保费的义务，保险合同才能继续有效。保险人保单项下的赔付责任取决于投保人是否已经支付了到期保费。

在一般合同法中，合同一方不履行对价，另一方可以诉讼请求履行，甚至请求损害赔偿。而对于保险来说，我国保险法虽然规定“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但是，投保人不交纳保费，尽管构成违约，保险人一般却不诉诸法律请求履行对价这其中自有其原因。另外，保险费应该由谁支付，由谁受领，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支付才会产生法律上的债的清偿的效果，以及投保人怠于交付保险费的法律后果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

一、保险费交付的受领人及义务人

（一）保险费交付的受领人

1、保险人

保险人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为保险事故发生时承担赔付义务的人。保险费作为保险人承诺承保风险发生时其承担保险责任或给付一定保险金的对价，保险人自然应当有权向投保人收取保费。所以保险费给付的请求权人为保险合同中的保险人。既然保险人是保险费的债权人，那么，一般情况下保费须交付给保险人时才产生法律效力。但是，我们知道，保险人一般都为法人组织形式的股份有限公司或相互合作社，并不是某一特定的自然人，而法人通常有很多的营业场所和分支机构，这就产生了向保险人哪一营业场所交付才为有效的问题，依照民法中合同履行的一般理论，如果当事人有约定保费须向保险人特定的营业场所交付，则保费应交付于该特定营业场所，否则不生保费已交付的效力，即保险合同债务仍未履行。反之，如果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保费应向谁交纳，投保人即可以向任何一保险人所属营业场所履行交付义务，在该营业场所收受保费后，保费即已事实交付，保险人不能以保费未达总公司而主张保费仍未交付的效力，这与普通债的履行是一致的。

2、保险人

保费除了向保险人机关直接交付外，通常也可以向被授权代替保险人收取保费的保险人交付。所谓保险人，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保险人授权，为了保险人的利益，办理有关保险业务，与投保人具体商议或介绍与保险人建立合同关系，其行为对保险人有约束力的组织或个人”。我国《保险法》第122条规定：“保险人是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手续费，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单位和个人。有关保险人的种类，外国立法例又分为”媒介人“和”订约人“，并分别规定权限范围（参照德保法第43条、45条规定），我国未作如此区别，而只概括规定人可以”经营业务“，因而在解释人法律行为效果时当然也无区分的必要。

我国《保险法》对于保险人的权限及其效果归属的问题，除第124条“保险人根据保险人的授权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由保险人承担责任”外，并没有像其他外国立法例作其他特别明文的规定，所以一般也应适应民法上关于的规定，由保险人承担保险人行为的法律后果。但是保险人与一般的民事人最主要的区别是：保险人在业务范围内所为的行为，虽未经保险人指示，亦有约束保险人的效力，例如保险人的行为侵害了他人的利益，以欺诈的方法诱使投保人订立合同，发给伪造的或未经保险人核准的保险单，亦对保险人有约束力；而一般民事人如果实施未经被人指示的行为，对被人无约束力，除非被人追认其行为有效。

（二）保险费交付的义务人

投保人为保险费交付的义务人。保险费应由投保人向保险人交付。投保人可以自己交纳保险费，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但保险费是否可以由第三人代为交纳，则很值得我们探讨。要就解决这个问题无外乎解决两个方面，既理论上保险费债务是否可以由第三人代为交纳和我国现行《保险法》是否允许第三人代为交纳保险费。我们知道，保险费的交付属于债的清偿，而依照民法中的债的清偿的一般法理，债务的清偿，无非使债权人满足其利益要求。如果第三人的履行能够使债权人得到满足，同时又对债务人没有不利时，那么，原则上第三人的清偿应为有效，也就是说，“除了依照合同约定或者依照债的性质不能由他人代为清偿的债务外，其他的都可以由第三人代为清偿”。而保险费交付从根本上说属于金钱给付，从性质又不是不能由第三人代为清偿，所以，保险费可以由任何人交付，即使是和投保人无关系的人，也无妨。从保险人角度来看，由谁交纳保费是无关紧要的，保险人应接受任何一位给付者所交纳的保费，除非投保人有异议，否则保险人不应拒绝。下面将分别投保人和其他常见的交纳保险费的人以及他们交纳保费引起的法律问题。

1、投保人

投保人为保险合同中保险人一方的相对人，我国《保险法》第9条规定：“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李玉泉先生将投保人定义为：“投保人，又称要保人，是指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向保险人申请订立保险合同，并负有交付保险费义务的人”。李先生认为投保人是保险费交付的义务人，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至于投保人是否需要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则很值得我们商榷。我国保险法第11条第1款规定：“投保人对保险合同应当具有保险利益”，第3款又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此外，第2款更明确说明“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这些规定都是在表示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的重要性，因此，如果依照我国《保险法》的规定来推论李先生认为投保人应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的结论似乎并无不妥。但是，依照大陆保险法体系的定义来说，所谓保险利益指的是一种人与被保险客体间存在的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只有在这种关系受到侵害时，保险事故才算发生，被保险人才能向保险人请求保险金的赔偿。也就是说，保险利益应存在于何人，是以谁会因为保险事故的发生而受到损害为准，而不是以其对保险的客体是否具有任何权利为准。以这个标准来判断，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似乎就存在着问题。我国《保险法》21条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依照该条规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有权领取保险金的是被保险人，而非投保人。而依照保险利益的定义来看，只有享有保险利益的人才有可能在事故发生后受到损害，也才因此有权获得保险的补偿，而我国《保险法》既然规定由投保人享有保险利益，那就应该由投保人领取保险金才对，但是这种结果明显不能与第21条的关于被保险人的定义相吻合。实际上，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人也并无任何损失，如果允许其领取保险金等于允许其获得不当利益，这与民法的精神不符；更无从解释何以投保人仅有交付保费的义务，而没有领取保险金的权利（至于投保人为什么愿意为被保险人交付保费，属于彼此间内部的关系，在此不予讨论）。反之，若被保险人为享有保险利益的人，其必将因为保险事故的发生而受到损害，不但领取保险金没有产生不当得利的顾忌，更能符合被保险人即是领取保险金者的立法定义。因此，我们可以说，投保人仅仅是负有保费交付义务的人，而不需要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

投保人按照合同约定负有给付保险费的义务，我国《保险法》第56条予以明确规定。投保人为保险费给付的债务人，因此，保险人也只能向投保人请求交付保险费。如果投保人有数人时，各投保人对交付保险费是否须负连带债务的责任，保险法无明文规定；依一般民法原理，连带债务的成立应以当事人明示或法律有特别规定为限，所以，如果保险人和多数投保人无明确约定各投保人对保费须负连带给负责任，保险人不得对投保人中的一人或数人或其全体要求承担连带给负责任。但如果投保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在于合伙财产不足以清偿保险费债务时，各合伙人对于不足额部分须承担连带责任。

2、与保费交付有利害关系的人

所谓与保费的交付具有利害关系的人，指其利益受保费交付与否产生的效果影响的人，例如人寿保险单的受益人、受让人以及被保险人的债权人、继承人、家属等。在财产保险中，当保险标的作为抵押物时，抵押权人通常会要求作为财产保险中的共同被保险人或独立保险权利人或受益人参加到保险中来，这时保险人一般会同意，作为保险权利人或受益人的抵押权人，在作为被保险人的抵押人未支付保单项下的应付保费时，根据保险人的要求支付相同数额的保费。虽然抵押权人并没有义务必须这样做，但是如果他在这种情况不继续支付保费，他就有可能丧失该保单项下的保障，在人寿保险中，保险人一般也都同意保单受益人在投保人或保单持有人不愿意或无力继续支付保费时代替投保人或保单持有人继续支付保费。与保险费的交付具有利害关系的人之所以选择由自己来交付保费，主要是为了防止因投保人不交纳保险费而使保险人解除合同，从而影响自己的利益。

我们必须指出，即使是对保险费的交付具有利害关系，第三人交付保费仍属于任意行为，保险人除对投保人外，对第三人（包括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并不具有保费请求权，在分期交付保费情况下，如果第三人代付首期保费，也并不能据此推定其有承担以后陆续到期保费的义务。与此同时，交纳保险费本身也不会授予交纳人任何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因此，对于保单没有保险利益的自愿交纳保险费的人对保险金不享有任何权利。至于受益人和被保险人对保险金所享有的权利是因为保险合同本身的约定。

3、保险合同的受让人

前面已经论述了保险费的债务人只有投保人，一般来说，这个投保人是订立合同的人，但是，如果保险合同关系-不只因限于保险合同而产生的保险利益-退出保险合同的关系，原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转移于新投保人，新投保人即具有交付保费的义务。例如财产保险有关保险标的转移的情形，如果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属同一人，且因保险标的（保险利益）移转于他人，原保险合同本应依保险合同无保险利益丧失效力的原则而失效，保险利益的受让人为保护其保险利益须另行订立新保险合同；但是立法者在保险合同所订立的保险合同存续期间届满之前，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为保护受让人，以法律规定强制例外的不使原保险合同丧失效力。如德国的立法例就是让原保险合同的关系，包括权利义务全部直接移转于受让人，《德国保险合同法》第69条第1款规定“如果投保人将保险标的转让于他人，则受让人代替出让人承受其所有权存续期间由保险关系所产生出来的权利义务”，继而在第2款规定“出让人和受让人对于保险期间内，承受保险关系后所到期的保险费，须负连带交付的责任”，据此受让人也成为保费的债务人。我国对这种情形未作明文规定。只是在《保险法》第53条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应该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同意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由此可以推断：合同义务在依法变更后移转于受让人，原投保人不再负有交付保费的义务，保险人在保费未付的情况下，除依规定可以主张其产生的效果外，不得向原投保人请求交付保费。但是原投保人自愿交付保费的，保险人不应拒绝。

绝对转让的受让人与该保单的投保人一样，通常没有交纳保险费的义务，但是保费总得有人交纳，否则保单就会失效。在典型的抵押转让协议中，受让人没有义务交纳保费。但是如果抵押转让的受让人已经交纳了保费，则该受让人除获得投保人有关欠款的本息外，还能获得所交纳保费。

4、保险经纪人

保险经纪人也可以代替投保人向保险人交纳保险费。所谓保险经纪人，“是指基于投保人的利益，为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合同提供中介服务，并依法收取佣金的人。”保险经纪人通常采取公司的组织形式。关于保险人经纪人的法律地位，我国保险法学者均认为经纪人为投保人的人，而不是保险人的人。在英美惯例上，则以经纪人行为的实质来判断行为的效果。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分别讨论。在一般情况下，保险经纪人是作为投保人的人，这时，他只有在收到投保人所支付的保费时才负有转交给保险人的义务。如果保险经纪人已经收到保险费却未能支付保费给保险人，除非另有约定或商业惯例，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保险经纪人要为自己的过失向投保人负责，这不同于投保人将保费交付给保险人的人，已如前述，如果投保人将保费交付给保险人所认可的人，而该保险人未将该笔保费及时转交给保险人，保险人要受自己人行为的约束，承担保险责任。但是，如果保险人在和保险人或保险经纪人的业务往来中给予该经纪人或人一定的保费信用额度，例如允许其在保险合同订立30天后支付保费，保险人或保险经纪人将该保费信用额度扩展给予了被保险人，则如果保险合同已经成立生效，即使后来投保人未按规定支付保费，保险人仍须承担保险责任，除非已经超过信用额度的限制。这种情况下，保险人与保险经纪人或保险人之间，保险经纪人或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均为债权债务关系。

此外，英国海上保险法对于交纳保费的义务有特别规定。由于受英国劳合社水险市场习惯做法的影响，《英国海上保险法》规定：交纳保费完全是保险经纪人的责任，保险人必须向经纪人收取保费。依照该条规定，不论保险经纪人是否已经从投保人那里收到了保费，交纳保费都是保险经纪人的义务。为了保证保险经纪人能够从投保人处收到保费，《英国海上保险法》又规定了保险经纪人对保单拥有留置权。这种留置权使保险经纪人有权在他从投保人处收到保费之前保留保险单，从而保障自己债权的实现。

5、其他交付保险费的人

此外，在某些情况下保险合同可以经由保险人同意由投保人的雇主或银行代为交纳保费。在集体保险中，个人负担的保费部分通常是由雇主每月从每个投保人的工资中扣除，集中直接支付给保险人。同时，随着银行业务的计算机化处理，投保人的应付保险费可以按期从投保人的银行帐户中直接划拨到保险人的帐户，不需要保险人签署任何支票。国外已有相关的法律对此进行规范，例如，美国1978年通过的《电子资金转帐法》要求，作为保单持有人的储户让银行通过电子转帐划拨保费给保险人，应签署允许这种转帐的委托书。

（三）免除投保人支付保费的情况

保险合同订立后，通常投保人或保单持有人本身的原因，例如生病、意外事故、贫穷、不识字、丧失行为能力等等，都不能作为不履行保费的理由。在一般情况，构成免除投保人或保单持有人支付保费的有效理由都与保险人的同意或保险人的某些行为有关。

而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是否可以免除投保人交纳保险费的义务，我国法律没有具体规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主要看按照民法的理论和保险合同的性质是否允许这种免除。我们知道，交付保险费属于债的清偿，而免除是债的清偿的一种方式，民法的精神是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权利人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权利人对于权利的积极的抛弃或消极的不行使，均无不可，法律当然也就不能强制权利人行使权利。因此，债权人既然可以单方面抛弃自己的权利，自然也可以任意免除债务人的债务。但是，有一点是必须强调的，债务的免除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而保险人免除投保人的交付保险费的义务是否会损害他人的利益，则需要从保险的方面探讨。

正如徐卫东老师所说，“在经济学领域内，保险被解释为一种经济补偿制度，是运用分散风险的方法达到少数人损失结果的分化。保险经营依赖于合理收取保费，形成规模较大的基金。用于出险以后给付保险金的款额是保险集团内未受风险损失的投保人分担的，”换句话说，投保人在保障自己的财产或生命利益的同时，也在保障相关投保人的利益。而如果保险人单方面的免除投保人交付保费的义务，必然会使整个保险基金不适当的减少，从而影响保险人的赔付能力，最终损害被保险人的利益。所以，保险人没有权利直接在保险合同中规定保险人不需要交纳保险费。

但在某些情况下，保险人可以同意不会因为投保人或保单持有人不支付保费而使保单失效。例如，如果保险人同意使用保单项下的累积的现金价值支付保费，则只要保单项下的现金价值足以抵消到期应付保费，保险人就不能宣布保单失效。再如，人身保险单中如果有“免除保费支付条款”，当被保险人残疾时可以免除支付保费的义务，保单继续有效，那么，被保险人符合保单规定的残疾条件就可以不再支付保费，保险人不能以不支付保费为理由宣布保单失效。

二、保险费交付的方式

保险法通常对保费的支付方式并无特别规定。保险人可以在保单中规定任何他认为可以接受的保费支付方式。保险人有权规定保费必须以现金方式支付；他也可以接受支票、本票、汇票、自动转帐以及保单项下的现金价值或红利作为保费的支付方式。保险人甚至可以给予被保险人一定的信用额度。除了使用现金方式支付保费以外，保险人允许投保人使用其他保费支付方式都有可能产生不同的法律问题，下面我们分别结合民法的基本理论讨论相关的法律问题。

（一）票据支付

在发达国家已经很少有人使用现金的方式支付保费。在个人保险中支票是使用最为广泛的保费支付方式。另外一种票据支付形式是期票或本票（期票或本票是一种到期支付规定金额的书面承诺）。但是，通常保险人不会无条件的接受期票或本票支付保费。保险人在接受期票或本票支付保费时，会在保单和该期票或本票中规定如果该期票或本票不能兑现则保单失效。但是如果保险人无条件的接受了本票或期票支付保费，本票或期票到期不能兑现，保险人不能以被保险人未支付保费为理由宣布保单失效，而只能以请求支付保费为救济手段。由于期票与本票支付不常见，我们以下主要分析以支票方式支付保费。

在一般情况下，保险人收到支票即视为收到保费，即使支票兑现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在美国的涉及以支票方式支付保费的案例中，法庭通常会认为保险人接受以支票方式交付保费是以银行兑现该支票为条件的。也就是说这种支付方式存在着一项默示条件，即该支票必须可以兑现。因此，我们可以说，保费债务并不因交付支票而必然发生清偿的效力。以票据代替现金的支付，属民法上新债清偿，依照民法中的相关理论，除当事人另有意思表示外，如果新债不能履行，旧债仍不消灭。具体到保险费交付的情况，除非保险人在接受票据时，同意以其清偿保险费，从而承诺在该票据不获兑现时，只得行使票据上的权利，不再主张保险合同上保费未付的效果，否则，如果票据未获兑现，保险人仍然可以退回票据，主张合同上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用于支付保费的支票不能兑现，保险人可以选择以投保人未履行保费支付义务为理由使保单失效，或者追讨被拒付的支票。如果保险人作出了使保单失效的选择，那么，他必须以明确迅速的行为作出表示，包括将被拒付的支票退还给投保人，要求退还保费收据和正式宣布保单失效。保险人为了防止失权，当收到投保人用以支付保费的支票时，他必须尽快将支票提交银行兑现。如果保险人在将支票提交银行兑现之前保留支票的时间过长，违反了合理的商业习惯，则可能造成保险人丧失主张保单失效的权利。如果保险人在收到遭到银行拒付的支票后不是宣布保单失效，而是要求投保人继续兑现支票或以现金支付保费，或者以其行为表明仍主张票据上的权利，如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或行使票据上的追索权，这就可以视为保险人丧失了可以使保单失效的权利。

国内有学者主张支票为“支付证券”，认为支票的支付等于现金的支付。对此，另有学者表示反对，认为“若以远期支票支付，保险费即视为清讫；如支票到期而未获付款，则保险费欠款即转变为支票债务。于是，人寿保险须先付费然后生效，人人都可以一纸空头支票，使保险生效或保持效力，与保险费以现金支付的原则大相径庭。”笔者认为，支票依照我国票据法的规定在我国只限于见票即付，即期支票的目的在于代替现金，因此需随时兑现才行，所以即期支票为“支付证券”，这不同于本票或汇票的“信用证券”性质。因此，就我国票据法上的支票而言，可以说支票可以代替现金支付而为“支付证券”并不为错，投保人若以支票交付于保险人，从性质上说，这种票据交付是以新的票据债务清偿保险人的保费债权，这显然为民法上的新债清偿，新债务未获清偿-支票如果未兑现-旧债务自然不能消灭，也就是说如果支票未获兑现，保费债务也不应消灭。同时，保费债务是否消灭，极大的影响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如果在支票未经付款时，只给保险人票据上的权利，而强行剥夺其保险合同上的权利。这样似乎不符合民法上的公平正义原则。并且如果将支票绝对视为现金，而在退票时不允许保险人主张合同上的权利，那么往往会造成这样的一种结局，即保险人收受保费时将会拒绝接受支票，这样反过来会影响支票的流通，从而不利于交易便捷。因此，如果保费的交付以支票方式，除非保险人同意以该支票的交付视为保险费已清讫，否则，属新债清偿，支票未获承兑时，保险人如果未主张票据权利，仍可主张合同上的权利，从而使保单失效。至于实务上常见的将远期支票交付于保险人以清偿保险费债务，可视为保险人的允许缓期清偿，即在到期日前不得主张迟延给付保费的效力，在到期日后如果该支票未获付款，其效果跟即期支票相同，不再赘述。

以票据作为保险费的交付方式，如果票据不获承兑，原则上依民法上新债清偿的理论，保费债务并不因票据付款而转化为单纯的票据债务，在票据未获承兑时，保险人仍可以放弃票据上的权利而主张合同上的权利，主张保险合同因保费未付而产生的法律效果。已如前述。但是，如果票据交付之后，在即期或到期日届至时获兑现，则保费交付履行是以即期票据交付或远期票据到期日还是以实际票据获兑现时为准，仍有讨论的必要。一般而言，票据到期日之后到实际获兑现仍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的空档对于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例如，当事人约定“保险事故发生时如果保险费仍未交付，则保险人免负赔偿的责任”或“保险费在到期日仍未交付，保险合同自动失效”，而投保人在保险费到期日是以票据交付，而不是以现金交付，保险人在收受票据时也没有表示保险费债务因交付票据而消灭（如果有则不论保险费是否兑现，何时兑现，保险费从投保人交付票据时已经清偿，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而如果保险事故就是发生在从票据交付到票据获兑现这段时间内，则保险人是否能够主张“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费仍未交付”，从而不承担保险责任？要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为即期票据的性质。二为当事人之间在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在此空档期间的危险由保险人还是被保险人承担更为合理。就第一点而言，票据具有金钱证券、提示证券、流通证券、返还证券的性质，并且就其效用来看具有汇兑，交付、信用等功能。保险人占有即期或到期票据，除其对于票据上的权利受法律上保护外，还可以随时请求兑现。而保费支付人为支付保费在将票据交给保险人时，即丧失对票据所载权利的支配权。就第二点而言，以即期或到期的票据交付保险人以清偿到期的保险费，虽不能视为保险费当然已清讫，而在票据不获兑现时，保险人仍然享有合同上的权利。但是如果票据已经兑现，即新债已经履行，旧债（即保险费债务）也应消灭，其消灭时间应和新债履行的期间一致，这在一般债的关系中影响可能不是很大，但是，在保险法上，保险费何时清讫，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在认定上可以说是分秒必争，保险人在收受票据时虽然没有表示即时发生保费清讫的效力，但是，依一般商人的认知，必知即期票据或票据到期日届至后到票据获兑现可能因为手续或作业程序会有一小段“空档期间”，所以既然已收受票据而没有对该空档期间的危险承担作出约定，就应视为其接受在此“空档期间”的危险应由其承担。也就是说，如果保险事故在此期间发生，保险人不得主张保险费未付的法律后果；只有在票据未获兑现时，基于新债未履行，旧债不消灭的原则，才可以主张保费未付的效果。

（二）抵销

民法上债的消灭原因之一的“抵销”是否也适用于保险费债务的情形，例如由保险人的保险赔偿金抵销投保人的保险费不足，我国保险法没有特别予以明文规定，我们须就抵销的法理进行探讨。

抵销制度主要在于避免经济价值相同的同种债务在交互履行时所产生的麻烦，依抵销的方式使债的关系消灭可产生与债的清偿相同的法律后果。抵销作为债的消灭原因，自罗马法以来就为各国民法所承认。债务以得抵销为原则，但是各国民法一般也都规定有不得用于抵销的债务。概括起来，大致有按照其性质上不能抵销的，法律规定不得抵销的以及当事人特别约定不得抵销。除此之外，其他债务都是可以主张抵销的。

保险费债务既不属于性质上不可抵销之债，又不是法定禁止抵销之债，所以也应该可以适用民法上有关抵销的规定。既然理论上可以抵销，那么我们需要探讨的是投保人是否可以以其将来可从保险人处获得的保险金抵销保险费债务。对此，《德国保险企业监督法》第26条明文规定禁止相互性保险中保险费债务抵销，德国保险法第26条规定：会员不得以其应交保费义务与其对公司的理陪请求相互抵销。

此外，一般营业性保险中，如果保险单中有禁止抵销条款，其效力如何？即保险法是否允许抵销的意定禁止，颇值探讨。对此，我国保险法也没有规定，而民法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抵销，依私法自治原则，似乎应该允许这种约定保险费不能抵销条款。但是，保险合同一般都为格式合同，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合同内容除保费数额、到期日以及合同终止期日等较简单易懂的条文，其他深具法律重大意义的条款几乎无法如保险人那样理解，让对该条款毫不知情的投保人来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有违民法上的公平原则。而且民法上的抵销制度的存在理由，除了简便与公平外，更具有防止当事人在互相负有相同种类且已届清偿期的债权债务，以刁难的手段要求对方先履行，而后再给付，增加不必要的繁琐。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因具有特定理由法律禁止抵销外，比如德国法中规定的禁止以保费与将来的可得的保险金抵销。如果双方当事人的债权债务以确定且已届清偿期，除非当事人双方都自愿放弃此立法的善意，否则应尽量维护抵销的可能性。因此，由保险人单方面拟订的保险单内禁止抵销的条款，应该不具有法律效力。

（三）保险费垫付

除定期的保险外，一般人身保险合同在交付保险费一定期间后，即有现金价值。这种价值一般称之为不没收价值或不没收给付。也就是说，人身保险费交给保险人后，其中一部分用于支付保险人的费用，剩下的大部分作为责任准备金。保险事故发生前，投保人也可以利用这部分现金价值。人身保险合同之所以会具有现金价值是由人寿保险合同的储蓄性决定。因为人寿保险合同所承保的死亡事故是必然要发生的。保险人迟早要向受益人给付保险金。保险人所收取的保险费，除了部分营业开支外，大部分的积累还须返还给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投保人每年将少数的钱，积存于保险人手中，到老年去世后，其家属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保险金，同储蓄十分相似，只不过他不能随意支取，要到保险事故发生后才能领取。另外，人寿保险的死亡危险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不同年龄的死亡率是各不相同的，特别是到了晚年，死亡率上升非常迅速。如采用续保的办法，保险费率必然逐年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体力衰弱的被保险人，考虑到本人生存时间不多，即使负担过重，也可能会坚持续保，而健康的人可能因为保费负担过重而中止保险。为此保险人一概采用均衡费率，来代替每月的自然费率，使保险费率年年相同。因此，投保人在早期交付的保险费中有溢交的部分，这部分资金跟银行存款一样，也可以取得利息，故这实际上也是积存于保险人手中的储蓄性款额。

现金价值为投保人所有的财产，投保人得为种种之利用，我国现行保险法关于展期之规定，及美国人寿保险单上的“自动贷款抵缴保费条款”“虽在内容与有关规定上未尽相同，但其目的与功效则属一致，均在使保险人于保单所有之现金价值范围内贷款与投保人，以抵缴到期保费，展延保险的期间”.也就是说，保险合同具有现金价值后，如投保人停交保费后，即可将此现金价值作为一次交纳的保险费，仍可享有保险保障，仅仅是减少保险金额，或保险金额不变而将原来的终身保险改为定期保险而已。

三、保险费交付的时间

（一）保险费交付时间的一般规定

1、保险费应该在保险合同规定的时间交付

保险费债务本质上属于投保人按照保险合同应该履行的义务，按照合同法“有约必守”的原则，如果保险合同当事人约定有交付时间，则投保人应当在约定时间交付保费，如果保险合同未载明具体的支付时间，则保费应在合理的时间内支付。除非保单另有规定，保单失效之后，保险人没有义务接受任何迟付保费。

在一般合同法上，付款时间在合同中通常并不具有影响合同效力的作用，除非合同载明不按时付款的效果，或者债权人已经给予了债务人合理的通知。不过，在人身保险中，及时交付到期应付保费是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条件，保费交付义务人无正当理由不按保险合同规定及时交付保费，会导致保险人宣布保险合同失效。及时支付保费在保险合同中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保险人对风险成本、经营费用和合理利润的计算都是建立在保费的假使交付上的。到期保费的及时交付不仅关系到保险公司本身的经营，而且关系到保险人承诺的给予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保单规定的投资收益能否实现。

2、保险费必须在损失发生前支付

除非被保险人可以证明在保费支付前已经存在着有效的保险合同，否则，损失发生后才支付保费会使被保险人丧失获得保单项下的权利。在不存在具有约束力的保险合同的情况下，投保标的灭失使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失去了应该具有的可保利益存在的基础，支付作为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对价的保费不具有任何意义，此外，如果不区分情况的一概允许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在损失发生后支付保费，并约束保险人承担保险单项下的保险责任，则被保险人或投保人不免有欺诈之嫌，也会从一定程度上诱发欺诈，这与保险的本质不符，也有违公共利益。但是，如果存在可以构成保险人或其人弃权或失权的行为的话，则保险人不能拒绝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损失发生后支付保费。

（二）首期保费与续保保费的支付

保费依其交付的方式分为一次交付保费和分期交付保费两种。人寿保险具有储蓄性质，一般由投保人每年交付一定的保费，经过若干年后，获得一笔整付的保险金额，这在前面已经论述过。所以，人寿保险大多以分期付款方式交付保险费。但保险发达国家也存在由保险人提供保险，投保人在订约时一次交付一笔确定的保险费，在保险期间投保人无须再交纳任何费用，而在保险期间届满时获得约定的保险金额。又在财产保险中，保险费多采用一次方式交纳，但当事人也可以约定分期交付。

交纳保险费是保险合同一方当事人在保险合同成立生效后应该履行的义务。保险费是投保人对保险人所负的一项债务，投保人不履行债务，保险人可以以债权人的身份要求其履行，如果仍不履行可以请求法院强制执行，造成损害可以要求损害赔偿。或者在投保人给付迟延时约定相当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果仍然不履行可以解除合同，造成损失的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如果问题仅仅是这样，保险费也就并没有必要分为首期保费与续期保费。

但是，保险费交付义务在保险制度中所具有的意义，不同于一般民法上的双务合同中的债务人的给付义务。基于保险的性质，“保险为危险共同体，在团体中的成员遭受损失时，负责补偿损害的费用是由各成员所交付的保险费所汇集而成，以实现分散风险的目的”，保险费的交付对于整个保险公司的运营及保险事故的及时理赔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保险费是整个保险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而首期保费与续保保费在性质及交付要求具有根本的不同，所以保险法对它们有不同的评价，这在各国保险立法例中也是常见。《德国保险合同法》第38条第1项规定：“保险人在一次交付保险费或第一期保费未按时交付时，在保险费交付前可以解除合同。保险人在到期日后三个月内未以诉讼方式请求保险人交付保险费的，视为解除合同”，由此可知德国保险合同法也如我国保险法般区分第一期保费及陆续到期保费在保险关系中的地位。下面我们分别对首期保费和陆续到期保费的交付予以探讨。

1、首期保费的交付。首期保费在人身保险合同订立中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通常投保人将填好的投保书-保险要约和首期保费同时交给保险人，保险人一旦同意，保险合同从约定的时间生效。大部分人身保险单都规定：只有在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已经交纳首期保费，保险单于被保险人生存期间送达，被保险人仍然具有可保性，保单才开始生效。因此人身保险合同的首期保费应该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前或订立之时支付。

2、续保保费的交付。在人身保险中，首期保费以后支付的保费都被称为续保保费。在英美法中，大部分法庭认为续保保费的支付是保险人继续承担人寿保单或健康保单项下责任的先决条件。因此，续保保费应该在保单规定到期日之前支付，如果保险人给予宽限期，则应该在宽限期终止前支付。在一般情况下，投保人、被保险人或保单持有人并未作出一定支付续保保费的承诺。续保保费并不是投保人、保单持有人或被保险人所欠保险人的债务；如果投保人、保单持有人或被保险人拒付续保保费，保险人不能通过诉讼请求续保保费，宽限期终止仍未交付续保保费仅仅引起保险合同的终止。

（三）宽限期的相关法律问题

几乎所有的人身保险合同和个别的财产责任保险合同都载有“宽限期条款”，该条款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保单持有人在保单规定的每年的续保保费交付期限到期之后的一段时间（即宽限期）内仍继续享有保险保障；但是该宽限期终止时投保人、保单持有人或被保险人仍未支付已经迟付的续保保费，则该保险保单的效力随即自动终止，保险人无须发出任何的进一步的通知。也就是说，该保单在宽限期内继续有效，只要投保人、保单持有人或被保险人是在规定的期限内支付迟付的续保保费，就不会产生由于迟付续保保费而使保险人的保险责任中断，进而使发生的损失可能无法获得赔偿的情况。宽限期时限的长短一般由保险合同条款具体规定，例如大多数美国人身保险单规定投保人、保单持有人或被保险人30天或31天的宽限期以支付过期保费。我国《保险法》规定：如果人身保险合同对宽限期没有具体规定，投保人享有60天宽限期。（57条）

根据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当债务人不按期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应该给予适当的宽限期间，而不得立即解除合同，这是宽限期条款的民法基础。但是，由于保险费的交付关系整个保险制度的存续，关系着整个社会风险分担体系的完善，保险法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为了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从而从根本上保障保险制度的有序发展，直接对宽限期予以了明确的法律规定，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不能以约定排除宽限期的适用。

宽限期对于保险人或保单持有人具有显而易见的好处。这种好处在于，自保费到期日到宽限期终止日这段期间，即使投保人未交纳保费，保险人仍继续承担保险责任，在此期间发生的损失被保险人或保单持有人仍可获得赔偿。实际上，这就等于允许被保险人或保单持有人迟付续保保费。从某种意义上说，被保险人或保单持有人获得了宽限期内的免费保障。这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是对保险人不利的。

各国保险法和保险合同规定宽限期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大多数人身保险合同都是长期保险，被保险人或保单持有人在交纳了几年、甚至几十年保费之后，仅因一次迟付保费就使保险合同失效对被保险人或保单持有人有失公平，不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第二，给予被保险人或保单持有人一定的宽限期，通常并不会造成保险人承保风险的实质性改变。因为迟付保费只是个别情况，而被保险人于宽限期内支付迟付保费之前发生承保危险造成承保损失又属极个别情况。此外，除非谋杀，保单持有人很难预见被保险人会在宽限期期间内死亡，从而利用宽限期不交保费而获利。第三，宽限期对保险人的保险营销具有潜在的好处。续保率一直是长期保险中保险人所关心的问题，宽限期有利于保险人提高续保率。投保人或保单持有人迟交或漏交保费，可以在宽限期内补交，这就避免了被保险人或保单持有人转而向其他公司投保。因为在宽限期内补交保费不仅使原保险合同继续有效，而且条件不变；重新投保有可能会因履行一系列的手续而使保费提高或保险条件变更。

在宽限期的使用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首先，被保险人或保单持有人通知保险人取消保单，不再继续交纳保险费的，丧失保单项下宽限期所给予他们的权利。换句话说，当被保险人或保单持有人告诉保险人不再继续交纳续保保费，不再续保，保单到期时保险合同即终止。如果保单到期后30日内被保险人死亡或出现其他承保损失，一般情况保单持有人或受益人不能以存在宽限期、保险合同继续有效为理由请求赔偿。因为宽限期是保单项下的一项合同权利，保险合同终止，除非另有约定，合同项下的权利随即终止。其次，在终身人寿保险合同中同时存在“宽限期条款”和“防止保单失效条款”（终身寿险保单在生效若干年后会积累一定的现金价值。绝大多数的终身人寿保单都规定，当被保险人拖欠支付保费时，保险人有权将终身寿险保单转变为定期寿险保单，并用保单项下的现金价值支付定期寿险保费，直至该现金价值用尽为止。不过被保险人自愿选择终止终身寿险保单者不在此列）时，弄清二者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两者存在着概念上的差异，“防止保单失效是一种保险保障的自动扩展，宽限期则是一项合同权利”.其次，二者有效期间的计算是同时，而不是顺序进行的，例如，被保险人的终身寿险保单于12月31日终止，宽限期从1月1日至1月31日止，假定该保单项下的现金价值可以用以支付90天的定期寿险。那么被保险人或保单持有人可以在宽限期交纳续保保费，终身寿险保单继续有效；或者，放弃交纳保费，按照防止保单失效条款自1月1日起享受3个月的定期寿险，至3月底终止。任何情况下，保险人对4月份发生的被保险人死亡事故无保险金给付责任。因为两项条款有效期间是同时开始的，而不是“宽限期”在前“防止保单失效”在后，或“防止保单失效”在前“宽限期”在后。

四、怠于交付保险费的法律后果

保险合同为有偿契约，任何一方都应该按照其承诺给付对价。投保人交纳保险费是其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所以投保人若怠于给付保险费应该按照一般合同不履行的规定处理，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保险合同究竟是要物合同还是非要物合同还存在着理论上的争议，另外，由于人寿保险的保险费的法律性质具有特殊性，因而怠于交付人寿保险合同中的保险费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同于怠于交付财产保险合同中的保险费的法律后果。我国《保险法》第17条及58条特别规定了人寿保险中陆续到期的保险费未付的法律后果，从而排除一般民法的规定，自应遵循。当然，这是针对就保险合同当事人无特别约定时而言，如果在保险合同中保险人有约定投保人怠于交付保险费的法律后果时，则须视其内容决定其效力。以下分别对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中保险费未付的法律后果进行研究。

（一）怠于给付财产保险合同保险费的法律后果

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费大多以一次交付为原则，以约定分期交付为例外。关于怠于交付保险费的后果，可以将一次交付保费和分期交付保费中第一期保费视为同类，陆续到期保费则为另一类。我国《保险法》第13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纳保险费。”但是交纳保险费与保险合同的效力之间的关系如何，很难从该条中得出，实务中由于该条而产生的问题也颇多。总的来说关于这个问题的学者的主张主要有两种：

1、保险费的交付为保险合同生效要件说。采该说的学者是针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保险业者为取悦客户，以延迟收取保费作为恶性竞争的手段影响保险人的清偿能力的情况，主张为健全保险业的经营，以法律规定一次交付及第一期保费未付的保险合同不产生效力，换言之，如果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费交付之前，则保险人不负保险赔偿的责任，希望以此督促保险人尽快交付保费。

2、保险费的约定为保险合同生效要件说。主张该说的学者认为保险费的约定为保险合同的生效要件。保险合同如未约定保险费，则该合同绝对无效。保险费一经约定，则保险合同不但成立，而且当即发生效力。至于投保人应在何时交付保险费，基于合同自由的原则，应当由当事人自由约定，法律没有必要约定。

笔者认为，保险费的约定应当为保险合同的成立要件。保险费的交付仅仅为投保人的合同义务。首先，我们来看保费的约定到底应为合同的成立要件还是生效要件，我们知道，所谓合同的成立是指当事人双方经由要约和承诺，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即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建立了合同关系。而合同的生效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一定的法律拘束力，成立属于事实事实上判定而生效则属于法律上的判定，即对一定已经成立的合意国家是否予以法律上的承认。而关于保险费的约定，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是对合同所要求的主要条款之一的价格条款的约定，属于事实问题，按照合同法的一般理论，对合同主要条款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则标志着合同的成立，因此保险费的约定从理论上讲应该属于合同成立的范畴，当事人之间对保险费条款达成一致就标志着保险合同的成立，保险合同具有保险费条款是保险合同的成立要件。其次，我们来考察一下是否应该从法律上将保险合同规定为要物合同。而是否将保险合同规定为要物合同对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影响为：（1）如果为要物合同，可确保保险人清偿资金的聚集，从而使保费的收取及时到位，但也会因保费未付而导致保险合同未生效，从而保险人无权收取保费。对于投保人来说，则在保险合同成立后未交费前仍不受保险合同的保护，但也不负支付保费的义务。（2）如果为非要物合同，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后，可以以诉讼方式请求交付保险费，但同时也须负担承担危险的义务，或者在迟延给付时解除合同，二者择一；对于投保人而言，则在保险合同成立后，即立即受法律保护，但也负交付保费义务。两者比较之下可知采“要物合同”对于保险制度的优点仅在于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是否负保险赔偿责任以保费是否已交付为准，可确保保险人的清偿能力。但是，关于保险人的清偿力，可以借助保险业设立最低资本额的规定得到保障。而在采“非要物合同”情形下，保险人虽然可能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因未解除合同而仍须负保险赔偿责任，但对保费仍可以请求给付，其间的差距只在于“已收取”和“未收取”的时间差距。此差距对一保险业而言，影响极微。并且，如果认为保障保险人清偿能力重于一切，那么以保费交付为合同生效要件的原则也不妥当，因合同既未生效，投保人也无给付保费义务。对此，德国保险合同法即采“兑现原则”，该法第38条第2项规定，在保险事故发生保费如果未付，保险人不负赔偿的责任，但合同仍有效。换言之，保险人仍然可以请求保险费的交付。

由以上分析可知，依保险法理论而言，保险合同似应当不以保险费的交付为生效要件为宜。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对于一次交付或第一期保险费迟延给付，保险人可以依一般债的关系，以诉讼方式请求给付或解除合同，未支付该项保费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但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约定以一次交付或第一期保险费的交付为合同生效要件的情况除外。如果无约定，则依保险合同为非要物合同的本质，不得强行以保费交付为合同生效的要件。

此外，财产保险中如果约定以分期方式交付保险费，陆续到期的保费即为确定的债务，投保人对之有履行的义务，至于未履行的效果如何，我国保险法并未作特别规定，所以须依民法的规定讨论。据此陆续到期的保费未交付的，保险人可以以诉讼方式请求交付，且投保人须负迟延给付的责任，为支付保费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但是，在实务上，保险合同对于陆续到期的保险费未付的后果几乎都有特别规定，如“不按期交付保费，本保单自动失效”，或“保险费到期未交付的，本合同的效力及时中止”等，从而具有约束当事人的效力。依此，在保险合同效力丧失或中止之后，保险人不再受保险合同的约束，但也同时丧失其对后续保险费的请求权。但须注意的是，保险单上附有保费到期未付，保险合同效力自动中止、终止或失效的条款，该条款效力如何，依我国保险法的理论，颇值探讨。我国保险法对于财产保险中陆续到期保费未付的效果，并无特别规定，而民法上也无任何强制或禁止的规定，所以当事人似乎可以自由约定而具有约束双方的效力。但在保险发达国家渐有限制这种条款的趋势，责令保险人在主张这种“保费未付，合同失效”条款效力之前必须先证明，已在到期前将该条款的效力以书面方式告知投保人，以提醒其注意，且如果在到期后才告知，合同效力的丧失必须延至告知到达后，一定宽限期之后才发生。如未履行告知义务，自然该自动失效条款不生效力。这种立法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保险合同为附和合同，为使当事人之间合同的缔结能够真正的体现合同自由原则，必须使投保人关于其行为足以引起双方权利义务变动的情形能从保险人处得到充分的法律说明，以便保护其权益。尤其这种效果与一般民法上关于到期未付的效果并不一致，保险法虽然不禁止保险人订立这种条款，但是这种订立应该建立在诚实信用的原则之上，因此应将此条款的效力在发生前让投保人知悉，以示公平。另一方面，对保险人而言，通过这种限制，可能会增加经营费用上的支出，但这可消化于保费计算中，所以在实行上并不会造成多大阻碍。

（二）怠于给付人身保险合同保险费的法律后果

人寿保险保险费大多以分期付款方式交付。第一期保费未付的效果应和财产保险第一期及一次交付保险费未付的效果相同，这里就不再论述。但是，也有同属主张保险合同为非要物合同的学者，认为人寿保险为要物合同，其依据为保险法第59条的规定，59规定：“保险人对于人身保险的保险费不得以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认为本条所称的保险费并没有限定为陆续到期的保费，因此应包括第一期及其后陆续到期的保险费，由此他们主张“在通常情况下，人寿保险合同须自保险费支付之日起开始发生效力。”如果保险人对于首期保险费不能以诉讼方式请求交付，即表示人寿保险合同于第一期保费未付前，合同仍未生效。否则，保险合同已经生效，为什么不可以诉讼方式请求因合同有效成立所产生的债务？笔者认为，人寿保险人如果已经同意承保，并已出具保单，即可以将第一期保费视为既得债权，仍然可以请求以诉讼方式请求给付。我国《保险法》第59条的规定是立法上的失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其实保险人对保险费不得以诉讼方式请求之，意在保护要保人或被保险人于契约成立生效后，不致因不愿继续受具有长期性之人寿保险契约之结束，而全部丧失其以前所交保险费之应得利益，因此只适用于以后保险费。”所以，如果人寿保险的保险人并未要求保险人预付保险费，而仅基于投保人要约，保险人予以承诺，从而使合同成立，则没有理由将人寿保险的首期保费的支付规定为保险合同生效的条件，这有违立法的初衷。

至于人寿保险陆续到期的保费未付的法律效果比较复杂，总的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

1、第二期以后各到期的保费，投保人不得以诉讼方式请求交付。这是由人寿保险的储蓄性质决定的。人寿保险保险费不象财产保险中的保险费只为保险人承担危险的对价，它还兼具有储蓄性质，所以关于其分期交付第二期以后陆续到期保险费未付效果的立法原则须和一般债务不履行不同，而且人寿保险都为长期的持续性合同，在此期间投保人可能因资力发生困难或其他原因而不愿意继续交付到期的保险费，如果依一般债的原则保险人可以对之提讼上的请求，继续维持合同的效力，这不啻强迫投保人储蓄，而且有违公平原则，所以保险法禁止保险人以诉讼方式请求交付。

2、原则上，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投保人超过规定的期间一定期限未支付当期保费的，合同效力中止，或者由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减少保险金额，从而选择适用保费自动垫付条款或减额交清保费。若保险人按照约定减少保险金额的，保险合同继续有效。如果合同效力中止的，则可能依法产生两种法律后果：

（1）保险合同恢复效力

寿险合同中的保单复效条款通常规定，宽限期终止仍未交纳保费的保单所有权人如果履行保单规定的条件，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一般是3年或5年，恢复已失效的保单的效力。保单复效的先决条件通常包括：向保险人提交复效申请、提供被保险人具有可保性的证明、补交连同利息在内的全部欠交保费等。

我国《保险法》58条规定：“效力已经中止的保险合同经保险人与投保人协商并达成协议，在投保人补足保险费后，合同效力恢复。”这项规定是为保护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利益而设，在于避免因一期保费未付而丧失以前所交保费而产生的利益。该条有关复效的规定，表面上看起来好象把合同的效力完全委诸当事人之间的协议，相当公平、合理，但是深思起来，该项规定其实有违法理。因为所谓复效，实际只是延续原保险合同的效力而已，复效的合同相对于中止的合同并不是一个新的合同。因此，一个中止后又复效的合同应该跟未曾中止而又持续进行的合同在法律上相同的评价。换言之，合同中止后所交的保费，与未曾中止所交的保费，性质上也没有差异。所以从理论上将，只要投保人一旦交纳保费，中止的合同便恢复效力，而不应经投保人与保险人双方的协商一致。除此之外，双方协商一致的要求可能成为保险人逃避承担保险责任的借口。比如，在合同中止期间，保险人的身体状况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属于保险人在最初订立合同时便已经预测到的，本来在合同未中止效力时，保险人不能以此作为拒绝承保的借口，但是在合同效力中止的情况下，却可以依照保险法58条的规定用协议不成的方式来达成这个目的。对于只因一时疏忽而漏交保费或一时无力支付保费的被保险人来说，这样的结论未免显失公平。反观我国台湾地区的保险法第116条则规定：“效力中止的保险契约以保险费或其他费用清偿后，翌日上午零时开始恢复效力”，此项规定对于中止后的合同是否复效，只以保险费是否再度交付为准，同时关于复效时间的规定十分明确，而且属于强行性规定，当事人不得变更，但有利于保护被保险人利益除外，从而有效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避免他们因一期保费未付而丧失以前交付保费产生的利益，从而有效维护了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这一立法颇值我们借鉴。可能有主张保险人和投保人协商一致才使合同效力恢复的人会认为这样规定会助长投保人利用这一规定拖欠保费，有隐疾后才交保费的逆选择，笔者认为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因为，首先效力中止这段期间出现保险事故的可能性很少，而纯粹利用效力中止后这段时间来获得保费的更是少之又少。另外，对于怠于交付人寿保险合同中的保险费，我国保险法采自动中止主义，而保险发达国家为促使保险人和投保人双方在保险关系发生变动时实质力量的平衡，常责令保险人在主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时，须先证明已经将该效果以书面方式通知被保险人。对于人寿保险费未付效果，一般采催告中止主义，即保险人未经合法催告投保人交纳续期保费，合同不产生中止的效力。（参阅德国保险法37，39条）我国保险实务中已有续期保费催交的做法，但是《保险法》还没有明文规定。

（2）解除合同

我国《保险法》规定人寿保险合同自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两年内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未交纳保费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由于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权利是法律赋予的、在人寿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自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两年内未交纳保费时的权利，所以，这里我们需要研究的只是人寿保险合同因续保保费不交而解除合同的法律问题。至于其他的合同解除的不再赘述。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最重要的表现是解除行为是否具有溯及力。若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则视为合同自始没有生效，发生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若合同解除没有溯及力，则合同解除的效力仅向将来消灭，解除前的合同关系仍然有效。就保险合同解除而言，我们主要研究的是保险合同的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保险合同解除后保险费是否应该返还。

理论界一般认为，非继续性合同解除原则上具有溯及力，而继续性合同的解除原则上不具有溯及力。理由是：就两类合同而言，非继续性合同被解除时能够恢复原状，而继续性合同已经进行的使用收益是不具有返还性的。我们知道“保险合同的履行是在一定的持续时间内完成的，不是一时或一次性完成，它在整个保险期间具有法律效力，符合继续性合同特征”，既然保险合同属于继续性合同，那么，保险合同解除是否就一定不具有溯及力？也就是说保险合同因投保人不交付保险费而被保险人行使解除权予以解除时，保险费是否一概不应返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从人寿保险合同的性质入手去探讨。人寿保险合同属于给付性合同，它与一般的补偿性合同不同，更多的具有储蓄性质，投保人所交纳的保险费既不属于保险人已经取得的利益，也不是人寿保险公司的利润收入，甚至可以说，已经收取的保险费中有一部分是保险人对投保人的债务。我国台湾学者也认为：“人寿保险有投资之性质，要保人所付之保险费应累积为责任准备金，而非保险人取得之利益”。因此对于因投保人不交纳续期保费而保险人依法合同的场合，保险人也负有返还保险费的义务。即这时保险合同的解除具有溯及力。

结语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量外资保险公司涌入，保险业的竞争必然越来越激烈，而我国保险业虽然在90年代以后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与世界先进国家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在保险法的研究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尤其是对保险法中最重要的问题保险费的探讨，虽散见于各种保险期刊之中，但尚未有对这一课题从法律角度进行系统而完整的研究。笔者也正是认识到这一论题的理论价值、现实意义和作用以及现今研究上的不足，才选取了“保险费交付的法律问题”作为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题目，力图以民法基本原理为基点，分析保险费交付中的各种法律问题。但是，由于本人学识水平和论文篇幅所限以及缺乏实践经验等，文中研究、探讨、论证的深度可能不够，有些相关内容也未能涉及，这些都有待于在今后的学习和实践中进一步加以探讨和提高。

注释：

1.徐卫东：《保险法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2.孔佑杰主编：《各国保险法律制度译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

3.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页。

4.李玉泉：《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

5.郭宏彬：《保险利益原则之再界定》，载于《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12页。

6.孔佑杰主编：《各国保险法律制度译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7.戚非、彭捷等：《浅谈保险经纪人的定位》，载于《保险研究》1999年第3期，第17页。

8.[台]施文森：《保险法总论》，中华书局中华民国83年增订版，第32页。

9.MarineInsuranceAct1906.Section53.Subsection1

10.MarineInsuranceAct1906.Section53.Subsection2

11.陈欣：《保险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12.徐卫东：《保险法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13.陈欣：《保险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

14.周玉华：《保险合同法总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

15.赵新华：《票据法》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16.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页。

17.孔佑杰主编：《各国保险法律制度译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18.施文森：《保险法判决之研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88页。

19.李玉泉：《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20.孔佑杰主编：《各国保险法律制度译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21.Vance：insurance，srded，1951，p336

22.陈欣：《保险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

23.艾莘凯：《论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载于《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第16页。

24.张淑珍：《再谈保险合同的要式与不要式-与王饶同志商榷》，载于《保险研究》1997年第8期，第43页。

25.转引自周玉华：《保险合同法总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

26.转引自周玉华：《保险合同法总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页。

27.陆燕芬：《交纳保险费是保险合同生效的前提》，载于《保险研究》2000年第9期，第82页。

28.王力：《保险费法律问题探微》，北大法律信息网。

29.王力：《保险费法律问题探微》，北大法律信息网。

30.崔明霞：《祖国大陆保险法与台湾地区法规比较》，载于《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85页。

31.孔佑杰主编：《各国保险法律制度译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32.张简志：《保险法》，台北书泉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33.樊启荣：《论保险合同的解除与溯及力》，载于《保险研究》1997年第8期，第43页。

参考文献：

1.徐卫东：《保险法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李玉泉：《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

3.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4.周玉华：《保险合同法总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

5.施文森：《保险法总论》，中华书局中华民国83年增订版。

6.陈欣：《保险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赵新华：《票据法》，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张淑珍：《再谈保险合同的要式与不要式-与王饶同志商榷》，载《保险研究》1997年第8期。

9.王力：《保险费法律问题探微》，北大法律信息网。

10.张简志：《保险法》，台北书泉出版社1995年版。

11.樊启荣：《论保险合同的解除与溯及力》，载《保险研究》199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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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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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孔佑杰主编：《各国保险法律制度译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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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魏华林：《保险法学》，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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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邹海林：《保险法教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4.覃有土主编：《保险法教程》，法律出版社2002年修订本。

25.郑功成、孙蓉主编：《财产保险》，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

26.杜鹃主编：《保险学基础》，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7.黄华明：《风险与保险》，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第11篇

本文比较系统的阐述了保险费交付的有关法律新问题。全文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保险费交付的受领人和给付人；第二部分是保险费交付的方式；第三部分是保险费交付的时间；第四部分是怠于交付保险费的法律后果。

论文第一部分从保险费交付的义务人、保险费交付的受领人及免除投保人交付保险费三个方面作了概括论述。在保险费交付的受领人方面，着重说明了保险人和保险人受领保险费的所引起的法律新问题。首先，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收取保险费的权利人，保险费向保险人交付当然有效。其次，保险费也可以向保险人的人交付，保险人的法律地位和民法中的一般人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差异，保险人的行为的法律后果由保险人承担。在保险人交付的义务人方面，着重说明了投保人、保险合同的利害关系人、保险合同的受让人、保险经纪人以及其他常见的交付保费的人交付保费所引起的法律新问题。首先，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义务人，交纳保费是投保人的一项合同义务，但是投保人并不需要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其次，和保费交付有利害关系的人和保险合同的受让人，为了防止投保人不交付保费而使保险人解除合同，往往会选择在投保人不交付保费时由自己来代为交付保费，但是，第三人交付保费属于自愿行为，保险人不能要求他们交付保费，利害关系人交付保费本身也不会授予其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再次，保险经纪人也可以代替投保人向保险人交付保费，保险经纪人一般是作为投保人的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由投保人承担，除非另有约定或商业惯例，或者保险人给予了保险经纪人一定的保险信用额度。在免除投保人交付保险费的方面，受保险的性质决定，保险人一般是没有权利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免除投保人交付保费的义务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保险人可以同意不会因为投保人不支付保费而使保单失效，投保人被免除支付保费的义务可能跟保险人的弃权或失权有关。

第二部分保险费交付的方式的基本新问题作了分析介绍。首先论述了票据交付引起的法律新问题，一般情况下收到支票即收到保费，即使支票兑现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票据交付属于新债清偿，假如票据不获兑现，保险人可以选择主张票据权利或合同权利，保险人假如主张合同权利，则可以以投保人未支付保费为理由而使保单失效，而假如主张票据权利，则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或行使票据上的追索权。在票据到期日到票据获兑现这段期间内的风险责任应由保险人承担。其次论述了民法上的抵销是否适用于保险费债务。从民法的一般理论上说保险费债务是可以适用抵销的，但是投保人不得以其对保险人的理赔请求和保费债务相抵销。在保险单中假如有禁止抵销的条款，一般应该认定为无效，这是由保险合同的附和性决定的。再次论述了保险费垫付的法律新问题，人寿保险单经过一定期间后会具有一定的现金价值，在投保人不交付到期保费的情形下，可以以该现金价值充抵保费。

第三部分是保险费交付的时间的法律新问题，首先论述了保险费交付时间的一般规定，保险费应在保险合同规定的时间内交付，保险费应在保险损失发生前交付。接着分别区分了首期保费和续期保费交付的新问题，人寿保险的保险费通常分为首期保费和续期保费。首期保费通常应在保险合同订立前或订立之时交付，而续保保费不是投保人所欠的保险人的债务，保险人一般不能以诉讼请求投保人交付。然后论述了宽限期的相关法律新问题。宽限期对投保人具有显而易见的好处，它使被保险人在宽限期内获得了免费的保障。各国之所以规定宽限期条款有其合理原因。投保人明确表示不再续交保费的，丧失宽限期内的保障。宽限期和防止保单失效条款存在概念上的差异，他们的计算是同时的，而不是顺序进行的。

文章最后一部分分两部分阐述了投保人怠于交付保险费的法律后果。一部分论述了怠于交付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费的法律后果。保险合同是非要物合同，保险费的约定为保险合同的成立要件，交付保险费是保险人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收取保险费是保险人的权利，投保人怠于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有权要求其交付保费，未交付保费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在保险人给予合理期间或进行了催告后投保人仍然不履行合同，保险人当然可以解除合同。另一部分论述了怠于交付人寿保险合同保险费的法律后果。人寿保险合同中首期保费未付的法律后果和财产保险合同未付的法律后果相同。而人寿保险续期保费保险人不得以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交付，同时人寿保险的储蓄性决定了人寿保险合同具有一定的现金价值。怠于交付人寿保险的保险费可以引起合同效力的中止，假如在人寿保险合同中止后一定期间内投保人补足保险费则引起人寿保险合同的复效，复效是原保险合同效力的继续；假如在合同效力中止之后投保人仍然没有交纳保险费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保险合同解除后，保险人应返还投保人所交纳的保险费，这是由人寿保险合同的储蓄性决定，投保人所交纳的保险费既不是保费既不属于保险人已经取得的利益，也不是保险公司的利润收入，甚至可以说，已收保险费中有一部分是保险人对投保人的债务。

提要

本文以保险合同中保险费的交付为基点，分四大部分对保险费交付的相关法律新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探究。首先，论述了保险费交付的相关人和免除投保人交付保费的情况，着重论述了保险费交付的受领人和给付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保险人是否可以免除投保人交付保费的义务；其次，论述了保费交付的方式，着重于分析了票据交付所引起的法律新问题、保险费抵销的法律新问题以及保险费垫付的法律新问题；再次，论述了保险费交付的时间所引起的法律新问题，分别论述了保险费交付时间的一般法理、首期保费和续期保费的交付以及宽限期的相关法律新问题；最后，分别从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的性质入手，论述了怠于交付保险费的法律后果。

前言

保险费，简称保费，是投保人为换取保险人承担危险赔偿责任的对价。交纳保险费是投保人的一项基本义务，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保险合同要求合同双方提供“对价”，保险费就是投保人向保险人所支付的对价，用以交换保险人在保险期间承担保险合同所规定的风险，即赔偿或给付保险金。在保险合同中保险人承诺：当承保风险造成损失时补偿被保险人或将保险收益支付给受益人，保险费就是保险人为履行此项承诺向投保人收取的价金。

保险费作为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的对价，投保人支付或承诺支付保险费是保险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而有关保险费的约定是保险合同的必要条款。在人身保险合同中，首期保费的支付往往是保险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

我们知道：一个消费者必须为他所购买的商品或服务支付或承诺支付价金，才有取得该商品或享有该服务的权利，商业保险也不例外。假如投保人既不支付保费也不承诺支付保费，他就很难证实存在可以使保险人履行赔付承保损失承诺的合同约定，假如保险合同规定保费分期支付，并把按期支付保费作为保险人履行赔付义务的条件，则投保人必须履行按期支付到期保费的义务，保险合同才能继续有效。保险人保单项下的赔付责任取决于投保人是否已经支付了到期保费。

在一般合同法中，合同一方不履行对价，另一方可以诉讼请求履行，甚至请求损害赔偿。而对于保险来说，我国保险法虽然规定“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但是，投保人不交纳保费，尽管构成违约，保险人一般却不诉诸法律请求履行对价这其中自有其原因。另外，保险费应该由谁支付，由谁受领，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支付才会产生法律上的债的清偿的效果，以及投保人怠于交付保险费的法律后果是什么，这些新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的探究。

一、保险费交付的受领人及义务人

（一）保险费交付的受领人

1、保险人

保险人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为保险事故发生时承担赔付义务的人。保险费作为保险人承诺承保风险发生时其承担保险责任或给付一定保险金的对价，保险人自然应当有权向投保人收取保费。所以保险费给付的请求权人为保险合同中的保险人。既然保险人是保险费的债权人，那么，一般情况下保费须交付给保险人时才产生法律效力。但是，我们知道，保险人一般都为法人组织形式的股份有限公司或相互合作社，并不是某一特定的自然人，而法人通常有很多的营业场所和分支机构，这就产生了向保险人哪一营业场所交付才为有效的新问题，依照民法中合同履行的一般理论，假如当事人有约定保费须向保险人特定的营业场所交付，则保费应交付于该特定营业场所，否则不生保费已交付的效力，即保险合同债务仍未履行。反之，假如当事人没有非凡约定保费应向谁交纳，投保人即可以向任何一保险人所属营业场所履行交付义务，在该营业场所收受保费后，保费即已事实交付，保险人不能以保费未达总公司而主张保费仍未交付的效力，这和普通债的履行是一致的。

2、保险人

保费除了向保险人机关直接交付外，通常也可以向被授权代替保险人收取保费的保险人交付。所谓保险人，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保险人授权，为了保险人的利益，办理有关保险业务，和投保人具体商议或介绍和保险人建立合同关系，其行为对保险人有约束力的组织或个人”。我国《保险法》第122条规定：“保险人是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手续费，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单位和个人。有关保险人的种类，外国立法例又分为”媒介人“和”订约人“，并分别规定权限范围（参照德保法第43条、45条规定），我国未作如此区别，而只概括规定人可以”经营业务“，因而在解释人法律行为效果时当然也无区分的必要。

我国《保险法》对于保险人的权限及其效果归属的新问题，除第124条“保险人根据保险人的授权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由保险人承担责任”外，并没有像其他外国立法例作其他非凡明文的规定，所以一般也应适应民法上有关的规定，由保险人承担保险人行为的法律后果。但是保险人和一般的民事人最主要的区别是：保险人在业务范围内所为的行为，虽未经保险人指示，亦有约束保险人的效力，例如保险人的行为侵害了他人的利益，以欺诈的方法诱使投保人订立合同，发给伪造的或未经保险人核准的保险单，亦对保险人有约束力；而一般民事人假如实施未经被人指示的行为，对被人无约束力，除非被人追认其行为有效。

（二）保险费交付的义务人

投保人为保险费交付的义务人。保险费应由投保人向保险人交付。投保人可以自己交纳保险费，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但保险费是否可以由第三人代为交纳，则很值得我们探索。要就解决这个新问题无外乎解决两个方面，既理论上保险费债务是否可以由第三人代为交纳和我国现行《保险法》是否答应第三人代为交纳保险费。我们知道，保险费的交付属于债的清偿，而依照民法中的债的清偿的一般法理，债务的清偿，无非使债权人满足其利益要求。假如第三人的履行能够使债权人得到满足，同时又对债务人没有不利时，那么，原则上第三人的清偿应为有效，也就是说，“除了依照合同约定或者依照债的性质不能由他人代为清偿的债务外，其他的都可以由第三人代为清偿”。而保险费交付从根本上说属于金钱给付，从性质又不是不能由第三人代为清偿，所以，保险费可以由任何人交付，即使是和投保人无关系的人，也无妨。从保险人角度来看，由谁交纳保费是无关紧要的，保险人应接受任何一位给付者所交纳的保费，除非投保人有异议，否则保险人不应拒绝。下面将分别投保人和其他常见的交纳保险费的人以及他们交纳保费引起的法律新问题。

1、投保人

投保人为保险合同中保险人一方的相对人，我国《保险法》第9条规定：“投保人是指和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李玉泉先生将投保人定义为：“投保人，又称要保人，是指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向保险人申请订立保险合同，并负有交付保险费义务的人”。李先生认为投保人是保险费交付的义务人，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至于投保人是否需要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则很值得我们商榷。我国保险法第11条第1款规定：“投保人对保险合同应当具有保险利益”，第3款又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此外，第2款更明确说明“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这些规定都是在表示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的重要性，因此，假如依照我国《保险法》的规定来推论李先生认为投保人应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的结论似乎并无不妥。但是，依照大陆保险法体系的定义来说，所谓保险利益指的是一种人和被保险客体间存在的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只有在这种关系受到侵害时，保险事故才算发生，被保险人才能向保险人请求保险金的赔偿。也就是说，保险利益应存在于何人，是以谁会因为保险事故的发生而受到损害为准，而不是以其对保险的客体是否具有任何权利为准。以这个标准来判定，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似乎就存在着新问题。我国《保险法》21条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依照该条规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有权领取保险金的是被保险人，而非投保人。而依照保险利益的定义来看，只有享有保险利益的人才有可能在事故发生后受到损害，也才因此有权获得保险的补偿，而我国《保险法》既然规定由投保人享有保险利益，那就应该由投保人领取保险金才对，但是这种结果明显不能和第21条的有关被保险人的定义相吻合。实际上，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人也并无任何损失，假如答应其领取保险金等于答应其获得不当利益，这和民法的精神不符；更无从解释何以投保人仅有交付保费的义务，而没有领取保险金的权利（至于投保人为什么愿意为被保险人交付保费，属于彼此间内部的关系，在此不予讨论）。反之，若被保险人为享有保险利益的人，其必将因为保险事故的发生而受到损害，不但领取保险金没有产生不当得利的顾忌，更能符合被保险人即是领取保险金者的立法定义。因此，我们可以说，投保人仅仅是负有保费交付义务的人，而不需要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

投保人按照合同约定负有给付保险费的义务，我国《保险法》第56条予以明确规定。投保人为保险费给付的债务人，因此，保险人也只能向投保人请求交付保险费。假如投保人有数人时，各投保人对交付保险费是否须负连带债务的责任，保险法无明文规定；依一般民法原理，连带债务的成立应以当事人明示或法律有非凡规定为限，所以，假如保险人和多数投保人无明确约定各投保人对保费须负连带给负责任，保险人不得对投保人中的一人或数人或其全体要求承担连带给负责任。但假如投保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在于合伙财产不足以清偿保险费债务时，各合伙人对于不足额部分须承担连带责任。

2、和保费交付有利害关系的人

所谓和保费的交付具有利害关系的人，指其利益受保费交付和否产生的效果影响的人，例如人寿保险单的受益人、受让人以及被保险人的债权人、继续人、家属等。在财产保险中，当保险标的作为抵押物时，抵押权人通常会要求作为财产保险中的共同被保险人或独立保险权利人或受益人参加到保险中来，这时保险人一般会同意，作为保险权利人或受益人的抵押权人，在作为被保险人的抵押人未支付保单项下的应付保费时，根据保险人的要求支付相同数额的保费。虽然抵押权人并没有义务必须这样做，但是假如他在这种情况不继续支付保费，他就有可能丧失该保单项下的保障，在人寿保险中，保险人一般也都同意保单受益人在投保人或保单持有人不愿意或无力继续支付保费时代替投保人或保单持有人继续支付保费。和保险费的交付具有利害关系的人之所以选择由自己来交付保费，主要是为了防止因投保人不交纳保险费而使保险人解除合同，从而影响自己的利益。

我们必须指出，即使是对保险费的交付具有利害关系，第三人交付保费仍属于任意行为，保险人除对投保人外，对第三人（包括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并不具有保费请求权，在分期交付保费情况下，假如第三人代付首期保费，也并不能据此推定其有承担以后陆续到期保费的义务。和此同时，交纳保险费本身也不会授予交纳人任何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因此，对于保单没有保险利益的自愿交纳保险费的人对保险金不享有任何权利。至于受益人和被保险人对保险金所享有的权利是因为保险合同本身的约定。

3、保险合同的受让人

前面已经论述了保险费的债务人只有投保人，一般来说，这个投保人是订立合同的人，但是，假如保险合同关系-不只因限于保险合同而产生的保险利益-退出保险合同的关系，原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转移于新投保人，新投保人即具有交付保费的义务。例如财产保险有关保险标的转移的情形，假如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属同一人，且因保险标的（保险利益）移转于他人，原保险合同本应依保险合同无保险利益丧失效力的原则而失效，保险利益的受让人为保护其保险利益须另行订立新保险合同；但是立法者在保险合同所订立的保险合同存续期间届满之前，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为保护受让人，以法律规定强制例外的不使原保险合同丧失效力。如德国的立法例就是让原保险合同的关系，包括权利义务全部直接移转于受让人，《德国保险合同法》第69条第1款规定“假如投保人将保险标的转让于他人，则受让人代替出让人承受其所有权存续期间由保险关系所产生出来的权利义务”，继而在第2款规定“出让人和受让人对于保险期间内，承受保险关系后所到期的保险费，须负连带交付的责任”，据此受让人也成为保费的债务人。我国对这种情形未作明文规定。只是在《保险法》第53条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应该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同意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由此可以推断：合同义务在依法变更后移转于受让人，原投保人不再负有交付保费的义务，保险人在保费未付的情况下，除依规定可以主张其产生的效果外，不得向原投保人请求交付保费。但是原投保人自愿交付保费的，保险人不应拒绝。

绝对转让的受让人和该保单的投保人一样，通常没有交纳保险费的义务，但是保费总得有人交纳，否则保单就会失效。在典型的抵押转让协议中，受让人没有义务交纳保费。但是假如抵押转让的受让人已经交纳了保费，则该受让人除获得投保人有关欠款的本息外，还能获得所交纳保费。

4、保险经纪人

保险经纪人也可以代替投保人向保险人交纳保险费。所谓保险经纪人，“是指基于投保人的利益，为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合同提供中介服务，并依法收取佣金的人。”保险经纪人通常采取公司的组织形式。有关保险人经纪人的法律地位，我国保险法学者均认为经纪人为投保人的人，而不是保险人的人。在英美惯例上，则以经纪人行为的实质来判定行为的效果。笔者认为，这个新问题应该分别讨论。在一般情况下，保险经纪人是作为投保人的人，这时，他只有在收到投保人所支付的保费时才负有转交给保险人的义务。假如保险经纪人已经收到保险费却未能支付保费给保险人，除非另有约定或商业惯例，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保险经纪人要为自己的过失向投保人负责，这不同于投保人将保费交付给保险人的人，已如前述，假如投保人将保费交付给保险人所认可的人，而该保险人未将该笔保费及时转交给保险人，保险人要受自己人行为的约束，承担保险责任。但是，假如保险人在和保险人或保险经纪人的业务往来中给予该经纪人或人一定的保费信用额度，例如答应其在保险合同订立30天后支付保费，保险人或保险经纪人将该保费信用额度扩展给予了被保险人，则假如保险合同已经成立生效，即使后来投保人未按规定支付保费，保险人仍须承担保险责任，除非已经超过信用额度的限制。这种情况下，保险人和保险经纪人或保险人之间，保险经纪人或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均为债权债务关系。

此外，英国海上保险法对于交纳保费的义务有非凡规定。由于受英国劳合社水险市场习惯做法的影响，《英国海上保险法》规定：交纳保费完全是保险经纪人的责任，保险人必须向经纪人收取保费。依照该条规定，不论保险经纪人是否已经从投保人那里收到了保费，交纳保费都是保险经纪人的义务。为了保证保险经纪人能够从投保人处收到保费，《英国海上保险法》又规定了保险经纪人对保单拥有留置权。这种留置权使保险经纪人有权在他从投保人处收到保费之前保留保险单，从而保障自己债权的实现。

5、其他交付保险费的人

此外，在某些情况下保险合同可以经由保险人同意由投保人的雇主或银行代为交纳保费。在集体保险中，个人负担的保费部分通常是由雇主每月从每个投保人的工资中扣除，集中直接支付给保险人。同时，随着银行业务的计算机化处理，投保人的应付保险费可以按期从投保人的银行帐户中直接划拨到保险人的帐户，不需要保险人签署任何支票。国外已有相关的法律对此进行规范，例如，美国1978年通过的《电子资金转帐法》要求，作为保单持有人的储户让银行通过电子转帐划拨保费给保险人，应签署答应这种转帐的委托书。

（三）免除投保人支付保费的情况

保险合同订立后，通常投保人或保单持有人本身的原因，例如生病、意外事故、贫穷、不识字、丧失行为能力等等，都不能作为不履行保费的理由。在一般情况，构成免除投保人或保单持有人支付保费的有效理由都和保险人的同意或保险人的某些行为有关。

而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是否可以免除投保人交纳保险费的义务，我国法律没有具体规定，要解决这个新问题主要看按照民法的理论和保险合同的性质是否答应这种免除。我们知道，交付保险费属于债的清偿，而免除是债的清偿的一种方式，民法的精神是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权利人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权利人对于权利的积极的抛弃或消极的不行使，均无不可，法律当然也就不能强制权利人行使权利。因此，债权人既然可以单方面抛弃自己的权利，自然也可以任意免除债务人的债务。但是，有一点是必须强调的，债务的免除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而保险人免除投保人的交付保险费的义务是否会损害他人的利益，则需要从保险的方面探索。

第12篇

保险行政管理毕业论文

内容提要：作为一名从事三年人寿理赔的核赔员，在理赔整个过程中牵涉到很多有关保险受益人的问题，这与受益人条款，受益人制度有紧密联系。在理赔中通过审核决定，并计算出保险金给付额，然后赔案处理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给付保险金。保险金如何准确的支付，就非常的重要。由于寿险业在我国的发展刚刚起步，与其有关的一些具体法律问题在我国《保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还没有相应的规定。所以会遇到很多问题，产生很多纠纷，甚至是诉讼，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会使赔案迟迟不能解决，就会给保险公司造成经济和名誉上的损失。

保单所有人是人寿保险中的一个新名词。保险单所有人是保险单上该栏内所载明的人，或是其继承人、受让人。保险单所规定的所有权由保险单所有人行使，包括：制定和变更受益人，退保，转让保险单所有权，借款，领取红利，选择保险金给付方式等。在人寿保险中，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单所有人是同一个人的情况局多数，然而，有时保险单所有人也可以是受益人或其他人。为了理顺这种关系，增加使用保险单所有人这个名称是有必要的。其中受益人在整个保险单中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说我们研究谈讨一下受益人的有关问题在理赔中的应用是必要的。

所以，我将从受益人的变更，受益人的指定，受益权的转让，受益人的分类以及受益人制度在理赔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和受益人制度的完善等诸多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保险受益人理赔被保险人继承

一、受益人的定义：

在理赔实践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几个名词：

投保人又称为要保人，是指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交付保险费义务的人。

被保险人，是指根据保险合同，其财产利益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往往同时就是被保险人。

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可以同时作为受益人。在投保人、被保险人与受益人不是同一人时，投保人指定受益人必须经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也必须经被保险人同意。在指定受益人的情况下，实际上是被保险人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受益人。保险受益人是保险最大利益的享受者，是保险保障的对象。

保险单所有人首先有权指定受益人，受益人是被保险人死亡后有权领取保险金的人，一般应是自然人，而受益人对被保险人不一定具有可保利益，人们可以为自己选择的受益人的利益替自己生命保险。人寿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三者的关系是：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同一人，另指定他人为受益人，或者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个人，而指定自己为受益人。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同一个人，受益人是他人。以下主要是根据这种情况来分析受益人条款以及在理赔中遇到的有关受益人的问题。

二、关于受益人的变更

如果人寿保险合同规定保留投保人变更受益人的权利，投保人若要变更受

益人就必须书面通知保险公司，并办理批改手续，否则保险公司不受此约束。我国保险公司规定，变更受益人必须得到保险公司的批准。

早期的人寿保险合同几乎都规定受益人是不可变更的，而现代的人寿保险合同一般都保留投保人变更受益人的权利，但有时也允许指定不可变更的受益人。在指定不可变更的受益人的情况下，受益人取得了一种既得了一种既得权利，未经受益人本人同意，不准变更受益人。投保人仍拥有保险单所有人的其他权利，诸如退保、取得保险单质押贷款、领取红利等①。另一种观点是，当影响受益人利益时，投保人行使任何合同权利都要征得受益人的同意，投保人和受益人好像是保险单的共同所有人。但是，不可变更的受益人不可以强迫投保人继续缴付保险费。如果投保人不继续缴付保险费，也不排除让受益人来代其缴付保险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收到变更受益人的书面通知后，应当在保险单上批注。”②所以提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首先必须慎重仔细填写保险受益人；其次在变更时必须按照保险法规定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公司。同时，为了避免将来不必要的麻烦，保单签发后，任何可能会影响风险程度的重要事顶的变更都应及时通知保险公司。

变更受益人是被保险人的权利，寿险实践中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的情况也较常见，为了避免法律纠纷，被保险人从事这一行为时应注意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变更受益人的意思表示应以书面形式作出，并立即通知保险公司，以便其在保单上作出批注；其次，这种意思表示应独立作出，并明确追加或变更受益人的意思。

三、特定受益人和成员受益人

特定受益人是指名的受益人，一家企业也可以是一个指名的受益人，而成员受益人则是不指名的，只是指定某单位的成员为受益人，如被保险人的子女。当被保险人希望保险金在家庭成员中间平均分配，使用成员受益人是恰当的。由于识别成员存在困难，保险公司会限制成员的受益人的名称。有时投保人在指定成员受益人时用词含糊，只能根据意图来解释。例如，指定“我的未成年子女”为受益人。指定受益人的时间与给付保险金的时间可能相隔多年。究竟谁有权领取保险金？根据意图解释，“未成年子女”这个用语只能说明在指定受益人时他们都是未成年子女，并不说明给付保险金时受益人是未成年人；而且，“子女”这个用语包括前妻和后妻所生的子女、养子、养女以及他们所承认的非婚生子女。因此，投保人应用清晰文字来指定成员受益人。子女中有些可能会比被保险人更早死亡，如果希望其孙子孙女得到其父母的份额，也应该予以说明。

四、有关受益权的转让

在保险中会涉及到转让问题，即受益人是否享有受益权转让权。受益权是指受益人根据保险合同中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的指定，享有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除保险合同约定外，受益人取得的权利仅以保险金的请求权为限，至于保险金的返还请求权等权利原则上仍属于投保人，受益人不能取得。通常认为受益权系原始取得，所以受益人取得的保险金不得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不能用以抵还被保险人生前的债务，并且可以免缴遗产税。受益人以外的任何人无权分享受益人领取的保险金。③

受益权不是一种现实的权利，仅仅是一种期待权。因此，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可以随时申请变更受益人。只有当被保险人死亡后，受益权才能变为现实的财产权，受益人才能够向保险公司申请给付保险金。保单的转让并不否定受益人的受益权，仅仅是受益人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受让人。受益人经指定后，其对保险合同仅有一种期待利益，受益人非经被保险人同意，或保险合同列明允许转让的，不得将利益转让给他人。受益人违反规定

转让其期待利益的，应视为无效。该转让的结果实际上相当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保险公司在接到受益权转让申请后，应认真审查受益权转让申请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五、顺序受益人

如前所述，受益人有可能在被保险人之前死亡，或者与被保险人同时死亡，如果在指定受益人时同时指定第一受益人和第二受益人，则可以避免在出现上述情况下给付保险金的麻烦。第一受益人是被保险人死亡后首先有权领取保险金的人。第二受益人则是在第一受益人死于被保险人之前情况下有权领取保险金的人。如果第一受益人在没有领完分期给付的保险金之前死亡，其余保险金向第二受益人给付。在许多家庭中，丈夫指定妻子为第一受益人，或妻子指定丈夫为第一受益人，子女则被指定为第二受益人。为了便于处理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同时死亡或受益人只相隔数小时后死亡的问题，许多人寿保险单有一项“遗属条款”，它规定，为了有权取得保险金，受益人在被保险人死亡后必须生存一段时期。④

六、法定受益人

目前的人身保险实务中，受益人指定不明是一普遍现象。在太平洋寿险开封中支的人身寿险的受益人一栏中有60％的保单填写的都是“法定”、“法定受益人”这一表述在《保险法》等法规中都找不到，有人认为是指被保险人没有明确指定受益人，根据法律规定应当享有保险金继承权的人。实务中，也通常将“法定受益人”视为未指定受益人来处理。在人寿保险的投保单填写项目中，“受益人”一栏的填写是比较重要的，它关系到发生保险事故时谁会得到保险的保障。

在人寿险保险公司理赔实际工作中会产生很多问题，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给付保险金会面临很多问题，处理不当极有可能会陷入被保险人财产继承纠纷之中。主要有以下问题

1，“法定”混同出现的问题：长期寿险保单在各家寿险公司的保单中占有相当的比重。随着时间的变迁，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家庭结构很可能会发生变化。如不明确指定受益人，仅约定受益人“法定”，就会使保险事故发生时的保险金领取人处于不确定状态。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范围是：第一顺序为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为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死于被继承人之前的子女的直系亲属享有代位继承权；对公婆或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儿媳或女婿也有继承权。继承开始后，只有既无遗赠抚养协议，又无遗嘱或遗赠时才能适用法定继承。⑤被保险人的遗产按法定继承处理时才会有法定继承人。

2、在保险金给付上的差别在理赔中带来的问题：如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投保时将受益人填定为“法定”或“法定受益人”，保险公司应按《继承法》的规定进行给付。根据《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如被保险人生前有未缴纳的税款或负有债务，则相关当事人可以依据《继承法》中的规定对被保险人的遗产提出先予清偿要求。所以，增大保险公司的审核义务。投保人、被保险人在投保时如明确指明了受益人，发生理赔时，受益人仍生存，则受益人可以依据保险合同得到被保险人的死亡保险金，保险公司在给付保险金时只需核对受益人的身份证明即可，处理起来会很简单。如果看被保险人有无遗赠抚养协议、遗嘱和遗赠，然后才能按法定继承进行给付，给付时还负有核对被保险人法定继承人的义务。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在给付保险金时会很谨慎，因为一旦处理不当，可能就会遗漏继承人，损害相关权利人的合法继承权，如果补救措施不到位就会置身于被保险人的继承纠纷之中。处理不好在理赔中就很难准确的给付保险金。

所以，保险单上“受益人”一栏填写为“法定”或“法定受益人”，会导致没有指定受益人的后果。理赔时不仅增加了保险人履行给付保险金义务的难度，而且有可能违背投保人、被保险人投保时的保障设想。因此，投保人寿保险时，明确指定受益人是非常重要的。

七、未成年的受益人

指定一个人未成年的受益人会产生一些独特的问题。例如，指定一个未成年人为不可变更的受益人，投保人要改变受益人就需经他本人同意，而未成年人没有这样的行为能力，未成年人就必须有一个监护人，监护人有着保护未成年人的义务，往往不会同意改变受益人。又如，保险公司一般不会直接向未成年人给付保险金，这也需要指定一个监护人。如果由法院指定一个监护人，则会推迟保险金给付，并需要一笔法律费用。一种办法是在遗嘱中指定一个监护人；另一种办法是向一个受托人给付保险金，该受托人有权为未成年人的利益运用资金。

如果人寿保险合同规定保留投保人变更受益人的权利，投保人若要变更受益人就必须书面通知保险公司，并办理批改手续，否则保险公司不受此约束。我国保险公司规定，变更受益人必须得到保险公司的批准。

八、在理赔实践中遇到的几种特殊情况

在理赔实践中受益人的给付通常不难处理，但有几种特殊情况不好处理，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1，受益人在被保险人之前死亡

如果不可变更的受益人，在被保险人之前死亡，该受益人的既得权利能否转让给其继承人？如果有多个受益人，对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分析。一种情况是，所有受益人都是在被保险人之前死亡，这允许投保人重新指定受益人。如果只有单个受益人，受益人在被保险人之前死亡，自然也以这种方式解决。另一种情况是，一些受益人在被保险人之前死亡，另一些受益人在被保险人死亡时仍生存，那么究竟是仍生存的受益人有权取得全部保险金，还是仅取得原有的份额？换言之，那些在被保险人之前死亡的受益人的权益能否转让给继承人。对于这个问题，有时候的裁决不一致。最好的办法是，在指定受益人时对这种情况予以说明。

2，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同时死亡

最高人民法院制订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规定：“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如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推定没有继承人的先死亡。死亡人各自都有继承人的，如几个死亡人辈份不同，推定长辈先死亡；几个死亡人辈份相同，推定同时死亡，彼此不发生继承，由他们各自的继承人分别继承。”

所以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无法确定先后顺序，保险金如何给付的问题。对此，我国保险法并无明确规定。继承人享有对被继承人财产的继承权与其对被继承人生前所尽的义务是对等的，而受益人的受益权源于被保险人或投保人的指定，因此不能以继承人和被继承人之间的关系衡量受益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故中死亡，无法证明死亡的先后顺序的，若推定被保险人先于受益人死亡，则保险金归受益人所有，由于受益人也已经死亡，保险金就成为受益人的遗产，由受益人的法定继承人继承。这种结果，使得保险金可能由与被保险人关系非常疏远甚至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人所得，违背了投保人为自己的利益或者为被保险人的利益投保的初衷。因此，按照投保人的遗产处理更符合保险的精神。

3，离婚对受益人地位的影响

许多离婚诉讼的财产协议未提及人寿保险单，在发生婚姻纠纷的情况下，往往忘记了把配偶指定为受益人这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离婚的判决不影响配偶的受益人地位，既仍有取得保险金的权利，因为受益人对被保险人不一定要有可保利益。

我国《保险法》对受益人条款的主要规定是：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必须经被保险人同意，另规定了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等。而根据我国《保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收到变更受益人的书面通知后，应当在保险单上批注。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

对于婚后投保，离异后再婚者，如果将其所写的“法定”理解为投保时法定，则其前夫（妻）有得到保险金的权利；如果理解为出险时法定，则其现任夫（妻）有取得该保险金的权利。持不同观点的人处理这个问题所得的结果是不同的，如依投保人投保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来说。但在寿险理赔实践中是按前一种观点是正确的，投保人希望按投保时自己的家庭状况确定受益人，按法定继承来分配保险金是在被保险人死亡之后，此时的“法定”会因被保险人家庭关系的变化而与投保时的“法定”不同，保险金的兑现可能与当初签订寿险合同时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意愿相悖。

4、受益人致被保险人死亡

我国《保险法》第65条第1款规定：“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2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其他享有权利的受益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③《保险法》第64条规定：受益人依法丧失或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被保险人死亡后，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③从这一规定可见，只有在受益人丧失或放弃受益权且没有其他受益人存在的情况下，保险金才得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处理。而在受益人为数人时，其中一人或几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放弃受益权，其他善意受益人的权益仍应得到保护，即其他善意受益人有权请求给付全部或部分保险金。不能因一人或几人的非法行为使得保险合同存在的基础全部动摇，导致保险人免除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人寿保险金的取得是不确定的，因为人的生命是不确定、不稳定的。

九、我国《保险法》中受益权规定在理赔中的完善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和中国保险市场的逐步开放，保险公司也越来越多，保险业的竞争必将更加激烈。保险中理赔的也会越来越多，为了保险市场的稳定发展，要切实的联系受益人有关的制度和条款在理赔中的实际应用，完善受益人制度和条款在理赔中带来的麻烦，是非常重要的。本人根据实际工作经验提出在理赔中的几点完善：

1，在受益人的变更中保险法应该把遗嘱和公正的效力问题进行说明，避免

在理赔实际处理中找不到准确的依据。

2，“法定受益人”这一表述在《保险法》等法规中都找不到，而客户常常

这样填写，而保险公司也默认这样填写。增强有关受益人方面的审核义务，不仅有利于规范保险公司的条款制定，而且有助于保险理赔纠纷的顺利解决，切实保障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保险市场的有序发展。

3，理赔中遇到的受益人死亡的几种特殊情况如：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

事件中死亡，无法确定先后顺序，保险金如何给付的问题，在保险法中也无明确规定。所以，完善保险法的规定和保险条款的规定是十分重要的。

4，保险公司在处理有关的问题时，与客户进行沟通是必要的，保险公司在

完善有关的条款同时也要提示客户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必要的话应该详细解释有关问题，把工作做在前面，使客户在出险前已经明白清楚，避免在理赔时产生纠纷。

随着保险中理赔的会越来越多，为了保险市场的稳定发展，要切实的联系受益人有关的制度和条款在理赔中的实际应用，完善受益人制度和条款在理赔中带来的麻烦，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①《保险法原理》孙积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②《健康保险》陈滔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02年

④《人身保险原理和实务》许谨良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年

⑤《民法学》李由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注：；

②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页；

③摘自《人身保险原理和实务》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