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01 07:11:3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商业伦理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感知质量；品牌知名度 ；品牌态度
1、品牌相关理论分析
1.1品牌理论
品牌现象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以及中国的商周时期，最初作为产品识别和保护的这些原始功能一直延续至今。但是品牌作为企业经营的主要手段是从Elroy提出和建立品牌经理制和品牌管理系统开始，才真正繁荣起来。品牌在市场活动中的功能主要是识别、法律保护、信誉承诺、资产增值等职能。
1.2品牌资产的概念
迄今为止，对于品牌资产的概念，国内外学者还未形成一致的认识。通常我们将品牌资产定义为 “通过对消费者、渠道人员和公司等几个方面实施的一系列联合措施，使得该品牌产品取得更可观的销量和更丰厚的利润，并且具有更强、更持久的竞争力”。
1.3品牌信任的定义
品牌信任就是在风险情境下，消费者基于对品牌品质，行为意向及其履行承诺的能力的正面预期而产生的认可该品牌的意愿。它包括消费者对品牌的品质信任，善意信任和能力信任。其中，品质信任是指消费者对品牌现有质量的信任，善意信任是指消费者对品牌将进一步改进品质或解决一切相关问题的信任，能力信任是指消费者对品牌具备履行承诺的能力的信任。
2、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对生鲜猪肉品牌信任和品牌资产驱动因素进行分析
2.1问卷设计
我们选择猪肉为实验产品，广州市的猪肉消费者为调查对象。实验的自变量是养殖方式（FEED）、感知价格（PP）、专卖店形象（IMAGE）、企业荣誉（PRIZE）、品牌知名度（BR）、感知安全（SAFETY）、感知质量（PQ），品牌态度（ATT）、商业伦理（ET），因变量是品牌信任（TRUST）和品牌资产（BE）。
2.2调查过程
本次研究的问卷调查，选择在广州市的农贸市场进行。2012年7月10日至2012年8月20日。在广州市天河区五山泽生市场、广州市天河区三角市、广州市天河区吉之岛超市、广州市海珠区沙园西华市场、广州市海珠区东川市场、广州市海珠区沙元西华市场、广州市东山区东川路市场等市场派发调查问卷352份。经鉴别后得到有效问卷328份，有效率93.2%。
2.3 变量计量
本次研究涉及到11个变量。其中自变量9个：养殖方式、感知价格、专卖店形象、企业荣誉、品牌知名度、感知安全、感知质量、品牌态度和商业伦理。因变量2个：品牌信任和品牌资产。11个变量分别为：养殖方式、感知价格、专卖店形象、企业荣誉、品牌知名度、感知安全、感知质量、品牌态度、商业伦理、品牌信任、品牌资产。
2.4数据分析结论
将本次调查结果，使用SPSS 20.0软件，对感知安全、感知质量、品牌态度、商业伦理、品牌信任和品牌资产7个因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并且选用0.05显著性水平，进行回归系数的T检验与回归效果的F检验。所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1）感知安全。感知安全不受性别、家庭月收入、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而受年龄和品牌档次的影响。感知安全受养殖方式、专卖店形象、企业荣誉及品牌知名度的影响。（2）感知质量。感知质量不受性别、家庭月收入、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而受年龄和品牌档次的影响。感知质量受养殖方式、企业荣誉及品牌知名度的影响。
（3）品牌态度。品牌态度不受性别、家庭月收入、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而受年龄和品牌档次的影响。品牌态度受养殖方式、感知价格、专卖店形象、企业荣誉及品牌知名度的影响。（4）商业伦理。商业伦理不受性别、家庭月收入、职业、受教育程度和品牌档次的影响，而受年龄的影响。商业伦理受企业荣誉及品牌知名度的影响。（5）品牌信任。品牌信任不受性别、家庭月收入、职业、受教育程度和品牌档次的影响，而受年龄的影响。年龄越大，消费者对品牌越信任。品牌信任受感知安全、感知质量、品牌态度和商业伦理的影响。（6）品牌资产。品牌资产不受性别、家庭月收入和职业的影响，而受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品牌档次的影响。品牌资产与商业伦理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而与感知质量、品牌态度、品牌信任显著相关。
3、对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建议
3.1对企业的建议
从上述的实证结论中可以看出，养殖方式、专卖店形象、企业荣誉、感知价格对猪肉品牌信任和品牌资产基本上没有影响，而感知质量、感知安全、品牌态度、品牌知名度才是影响品牌信任乃至品牌资产的最关键因素。因此，要创建企业的品牌信任和品牌资产，就应该始终保护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并采用适当的方式让消费者感知到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形成良好的顾客感知质量和感知安全；同时，企业还应该采用一些营销手段和策略，加强品牌在消费者中的知晓程度，建立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从而形成良好的品牌知名度和消费者积极的品牌态度。
3.2对政府的建议
近年来，一波接一波的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导致这些问题的间接原因是食品生产企业的败德和责任感缺失，但根本原因是政府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规范、具有可操作性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因此，要构建良好的品牌信任，政府加强食品安全法制建设；提高猪肉的质量和安全标准；形成完善的猪肉产品认证规范；加大对违法犯罪生产者的惩罚力度，从而在制度上保证猪肉的质量和安全，帮助企业构建品牌信任和品牌资产。
3.3 对品牌的建议
（1）提升品牌知名度
在当今经济信息化的时代，如何提升品牌知名度是企业打造品牌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一个强势的品牌必须具备高程度的品牌知名度，所谓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较高的品牌知名度会让企业在品牌战争中占得先机，这也是树立品牌形象，打造强势品牌的前提和基础。要打造一个强势品牌，引起消费者的品牌共鸣必需先要提升品牌知名度。
（2）树立有利的品牌形象
品牌形象是在消费者记忆中形成的与某个品牌相关的属性集合和一系列的联想，是消费者对品牌的主观印象。当消费者回忆起该品牌的时候，良好的品牌形象有较大的可能会引起消费者的品牌共鸣。品牌形象是一种综合反应、综合感知和联想，这种反应、感知、联想不是空洞的、虚无缥缈的。企业必须通过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来提升竞争力，如果消费者不能够记住品牌形象，那么品牌知识的构建就是失败的。
（3）经营好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的关系
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左右消费者最终是否选择该品牌的作用。对于企业来说，与消费者之间培养良好的品牌关系需要企业充分关注消费者关系质量动态，应该加强与消费者的沟通，时刻维护品牌与消费者的关系。
（4）从整体上构建强势品牌知识，引起最大的品牌共鸣
要成功打造一个成熟强势的品牌，必须从整体角度出发，以引起消费者最大程度的品牌共鸣为目的，以构建品牌知识为手段。对于一个优秀的品牌来说，品牌知名度和品牌形象缺一不可，企业品牌营销人员必须从整体出发，才能经营好与消费者的品牌关系，才能最终于消费者建立起一种终极关系达到品牌共鸣。
参考文献：
[1] 袁登华.品牌信任研究脉络与展望[J].心理科学.2007.30（2）：434-437.
医学科学技术作为科学技术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推动医学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健康素质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发展医学科学技术是同志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有过许多精辟论述,他特别强调在发展医学科学技术过程中,要严格遵守伦理道德规范。
当前,认真学习和研究同志医学科技伦理思想,对于促进我国医学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医学科学技术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提高人民群众身体素质中的作用,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同志医学科技伦理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我们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客观、公正地评价医学科学技术的作用,重视医学科学技术伦理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运用于各个领域。在医疗卫生行业,科学技术越来越显现出重要作用。一些高新技术不断应用于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康复之中,为人类的健康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带来了福音。在新的历史时期,医学科学技术更深入、更快速地向前发展,对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正如同志于2000年8月21日在第十六届世界计算机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所指出:“20世纪,人类取得了辉煌的科技成就。从量子理论、相对论的创立,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信息科学的诞生,到人类基因组序列‘工作框架图’的绘就,世界科技发生的深刻的革命,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可以预计,21世纪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的不断突破,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1]220“以分子生物学为核心的生物工程技术酝酿着新的重大突破,为农业、医药和人类健康开辟了全新的前景。”[2]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高新医学技术的运用也带来了许多伦理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高新医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充分发挥高新医学技术在医疗工作中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的重要作用,为人类的健康服务。2000年8月5日,同志在北戴河会见诺贝尔奖获得者时的讲话中强调:“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3]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为人类造福历史经验证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同志曾多次指出:促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是科技工作的重要任务,“以知识造福于人民,是科技工作者的光荣责任。”[1]601995年5月26日,他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科技工作要始终把经济建设作为主战场,把攻克国民经济发展中迫切本论文由整理提供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作为主要任务。”[4]“要十分重视解决环境保护、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减灾防灾、人口控制、人民健康等社会发展领域的科技问题,为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作出贡献,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1]54防病治病,促进人们的健康是医学的根本目的。高新医学技术的运用是实现医学目的的重要手段,要使高新医学技术发挥积极作用,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操作、运用高新医学技术的医务人员必须具备为病人服务的崇高品德。因此,应对医务人员加强医学道德教育,提高其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真正树立为病人服务的思想,做到以病人为中心,从而有利于医务人员从病人的利益出发,克服医学技术主义至上的观念,更加注重人文关怀,贯彻和落实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
因此,在发展、运用医学科学技术过程中,必须始终强调医学科学技术为人类服务的思想,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比如,基因工程可能导致基因歧视,网络技术涉及国家安全、企业经营秘密以及个人隐私权的危险,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基因治疗、克隆技术的适用范围等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有的国家利用高技术成果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在世界或地区范围内谋取霸权,干涉他国内政……科学技术本身难以做到这一点。
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5]2000年5月17日,同志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主编埃利斯•鲁宾斯坦专访时的谈话中又强调:“生物技术,尤其是对基因的研究,必将给人类带来福音。”“防止基因歧视、保护个人隐私、贯彻知情选择和实现公正原则,都是我们十分关注的问题。科学自由的原则一定要坚持,但科学的发展要为人类服务,不能危害人类自身。”[1]1862000年6月28日,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同志再次强调:“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人类科学史上的伟大科学工程,它对于人类认识自身,推动生命科学、医学以及制药产业等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经过全球科学界的共同努力,人类基因组序列的‘工作框架图’已经绘就,这是该计划实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类基因组序列是全人类的共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财富,应该用来为全人类造福。”[1]
三、尊重医学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成果,保护知识产权医学科技工作者是发展医学科技的主导力量,他们为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劳动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其人格必须受到人们的尊重,其成果应受到保护。
这也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具体体现。在这个问题上,同志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多次要求对那些在科技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鼓励。1991年10月8日,他在农业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一些科学家给予充分肯定。“实践证明,摩尔根对遗传学的贡献是不能否定的。”[1]2910月16日,在授予钱学森同志“国家杰出科学家”荣誉称号仪式上的讲话中,对钱学森在科学研究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表示热烈祝贺,并借此机会向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亲切慰问和衷心感谢本论文由整理提供。1996年12月9日,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建国以来在医学科技和卫生服务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予高度赞扬。2000年6月28日,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为人类基因组序列作出贡献的科学家给予高度评价。
做好知识产权保护是尊重科技工作者劳动成果的重要举措,也是科技伦理的一项内容。“技术转让和保护知识产权,已成为当今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关系中的重要问题……科学技术,总是要同世界各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才能取得更快更大的进步。”[1]55“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21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1]217加强国际合作是促进科技进步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我国在环境保护、生物工程、基因技术、信息科学等领域加强了国际合作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与国外科学技术的交流中,同志多次强调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伦理原则。由于各国基础、自然环境、人口特征、文化教育状况等的不同,科技发展的程度差距很大,各有特点,各有优势,各国应互相学习,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所以,在科技交往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同时又要善于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
至于遗传资源问题,中国在1998年6月了《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其出发点是在该原则下促进国际合作和交流。中国政府鼓励中国科学家与国外同行在这一领域进行合作,所限制的只是少数个人和公司以科研名义采集标本从事商业活动。”
[1]186-1872000年10月11日,同志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讲话中又重申,在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下,搞好科技领域国际合作问题。指出全球气候变化、大气和水体污染、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因特网上虚假有害信息的防范等问题,都需要通过加强工程科技的国际合作来促进解决。我国将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展战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更好地保护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存环境,使我们的子孙后代拥有一个更为美好的发展空间[1]227-228。
四、诚信、求实创新、拼搏奉献、团结协作,是医学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医学科学研究中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诚信,是科学研究中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道德规范,是科技发展进步的内在保证。诚信,在科技领域,也就是要具备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科技工作者应该率先垂范,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科学道德建设,克服急于事功的浮躁心态,反对一切弄虚作假行为,努力成为先进文化的实践者。”超级秘书网
[6]同样,一个人要想在科学研究中取得一定的成绩,必须“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求实新精神、拼搏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这四种精神,是我国数代科技工作者崇高品质的结晶,也是科技事业繁荣的重要保证,要作为科技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发扬光大。”
具体来讲,“求实是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学之本,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生命力所在。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以求实的态度,尊重客观规律,探索真理,开拓创新……团结协作是社会化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内在要求。在科学技术工作中,既要倡导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要提倡相互尊重,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发挥集体优势,协同公关。”[1]60-61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除科技行业中可能出现的弄虚作等不正之风,科技才能取得更大进步。
参考文献:
[1].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2].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36.
[3].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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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岁末，张艺谋新片《长城》上映期间，微博上一位名为“亵渎电影”的评论人说“张艺谋已死”，该片出品方乐视影业CEO张昭随后表示不满，乐视影业还发了一封律师函给他。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为《人民日报》客户端发文指摘豆瓣电影和猫眼电影的评论倾向问题，而引起大量影评人的回击。
《人民日报》客户端文章援引自《中国电影报》，文章认为大量影评声音有失公允，为吐槽而吐槽，并以列举的方式论述了豆瓣电影打分的“水分”问题。豆瓣创始人阿北随即逐一回应“水分”问题，前述文章的许多论据材料开始经不住推敲。稍晚时候，人民日报评论部发出文章，认为中国电影应该经得住批评。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随后在微信朋友圈回应，并未约谈豆瓣和猫眼，主张正常的电影评论工作。此事，算是告一段落。
风波之后，我认为影评人的自省更为重要，既不能沦为电影资本的“”，也不能一味地简单吐槽。
在此次电影评论事件之前，电影资本和电影评论之间，常常是“和谐共处”的关系。维护口碑是电影宣发的工作之一，电影资本其实一直在寻求控制电影评论的方法，就如同商业卖家需要掌控自己的商品口碑舆情一样。十年前，电影宣发工作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通过“红包”、赠票等方式，获得电影上映期间城市报纸的正面评论文章，这通常由地面人员去执行。
以往的宣发工作，通常会找影评人来看“点映”，然后以所谓“车马费”，求取一个好评。前几年有个玩笑说，影评人靠评论工作月入6万元――当然，这是建立在每天都有电影点映的基础上的。
最近几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多样化发展，文章、音频、视频等各类自媒体如雨后春笋，依靠已经形成叫好惯性的一二百位影评人的点映好评，电影资本已经无法掀起波浪――因为惯常的叫好，这些影评已经丧失了读者群，或者说，网友们已经对其自觉免疫了。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让有文字能力的影迷都成为了电影评论人。出品方对电影的舆情控制，当年面对的可能只是几百人，如今面对的是几万人，甚至是几十万人。电影资本再强大，也无法完全掌控电影评论工作了。2016年年底的矛盾爆发，正是反映了电影资本对无法控制电影评论的焦灼。
电影资本当然要首先反思自身对口碑评论的控制行为是否可取，是否应该保持在一个基本的度值范围内；而从目前网上影评人愤怒的回击文章来看，我们更应该呼吁电影评论人保持自省的能力。
现在，影评人群体已经从以往的娱乐报纸记者、电影学院师生和电影从业人员范围扩展到广大的自媒体人群体。评论人群的扩大，应该被提倡，但评论人更应该重拾自省能力。吐槽性恶评确实更能吸引读者眼球，但这种趋势，实际上会对电影评论生态造成伤害。
电影局局长张宏森的朋友圈提到一句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相信，绝大多数影评人都是“无则加勉”的。这种自我反思，是一种“人不知而不愠”的身段象征。电影评论的神圣感，需要我们评论人自己塑造出来。因此，我提倡电影评论的两个伦理问题。
第一个伦理，是逻辑学论证的伦理。电影评论，更像是提出观点并进行论证的议论文。作为负责任的电影评论人，我们应该自觉拒绝吐槽，并采用逻辑论证的写作方法。影评不仅是告诉读者电影是好是坏，更是用自己扎实的逻辑学、哲学和文艺理论的能力，去论证自己的观点。而一味的简单吐槽，不仅伤害中国电影，也伤害自己和读者。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封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础上与儒学伦理思想的思想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上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础上的。通过中西方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方古代在思维方式上，特别是在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上以及人性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分异，而这就是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之所以没有形成较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尴尬，我们必须努力运用现代经济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把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诉诸于当代中国现实载体中，加快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
一、引言
人类对财富的认识源于对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然而，囿于社会历史背景、经济方式、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在认识财富、创造财富的实践中也会形成不同特质的财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丰富的财富思想。“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显。很多在先秦出现的经济思想，后世竟未予以发扬广大。而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却“得以发展为学说体系”，并成为西方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先导。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经济思想中都包含很浓的伦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继者却走出两条不同特色的道路。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中的伦理观与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并最终成为政治伦理思想的附属物，从而枯萎了其学理内涵。西方学者把古希腊的财富伦理思想在经济板块中不断加以充实，超越了单纯的人性善恶与义利之辩，形成了“以价值判断为主轴”的一种规范研究方法，丰富了财富思想中的学理成分。财富观念与财富思想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它必然具有历史继承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没有在中国形成而在西方形成，这与经济思想(当然包含财富思想)的历史继承性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从“伦理财富观”与“学理财富观”上来定位中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特质是有道理的。这个定位是依据它们形成的历史背景基础上构建起来的。
一、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关于财富等经济思想肇始于奴隶制时代，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材料较少、较零散，而且表现的不够明确”。因此，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时代。在从先秦到清朝二千年左右的历史时代中，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绵延流长，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本位，以适应中国封建政治统治为要求的伦理财富思想。
(一)封建皇权统治是伦理财富观形成的政治基础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了封建皇权统治的合理性。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和使用财富的正当性，以义利观为标准来看待财富。在孔子看来，义处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本体论的地位，它是一种具有独立自主价值的存在，无需在道德之外去寻找其他存在的依据。“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此。”(《论语·里仁》)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义作为人的内在道德需要，在与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较中，被孔子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优先考量的地位，这就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与义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伦理财富思想的视野中，当社会矛盾尖锐时，要以义为重，反对利大于义;要以社会的大义为重，反对个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这种伦理财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推崇重农抑商政策和伦理至上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在伦理财富观那里，道德与经济始终头足倒置，在它看来，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是实现社会道德的完善与和谐。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财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进社会变革的经济力量的产生和壮大，有力维护了封建皇权统治。另外，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要尊崇诚实守信的交换原则、先公后私、博施济众的分配原则和节俭爱物的消费原则。这种主张有利于防止财富悬殊分化，对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维护社会稳定都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从而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二)儒学伦理思想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伦理财富观的产生、盛行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伦理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理念对维护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导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以重伦理、尚道德为核心内容，并把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中，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由此可见，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与财富思想不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人性论纳入到对财富的认知中。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不仅要具有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还要具有道德伦理与善性，人是国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与道德伦理又是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与财富创造活动的重要因素。儒家伦理思想还把人性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为本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对财富的价值目标上面，儒家伦理思想认为，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有利于实现国富与民富，更有利于实现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义利观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学义利观认为义重于利，义大于利，义先于利，反对谈物质利益，专注于礼义与仁政。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以及《盐铁论》中的“抑末利而开仁义”、“以礼义防民欲”(《盐铁论·本议》)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在儒学义利观的影响下，儒学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形成了以伦理本位为主导的独特的结合形式，即伦理财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伦理观念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家伦理思想的政治目标是经国济民。所以，在儒家思想的视野里，伦理道德不仅是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封建政治体制中，君与民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最基本形式，儒家思想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做到“民为邦本”，要惠民、爱民、恤民，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轴心—民本思想。以“民为邦本”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国古展社会经济的根本措施，这种措施就是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上的延伸与运用。
二、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隶制时代称为‘古代’，而把封建时代称为‘中世纪’;在中国，人们习惯地把1840年以前的历史时代称为古代。但如果从经济学以一门独立学科形态出现的时代来看，很显然，亚当·斯密之前的财富思想和经济思想都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所以，从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时代—中世纪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在此意义上，我们研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时空范围就扩展了很多。西方的古代，尤其是古希腊人在财富等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见解，这些见解“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已经具备了初级的“科学”理论因子了，而这与其财富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一)法制与神权是学理财富观形成的政治基础
西方古代与中世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时代，但这两个时代都没有阻止思想家们对财富思想的较填密地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们形成的财富思想，与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政治体制特点、民主理念的蕴育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所形成的财富思想与神权统治下的人性“呐喊”也不无有关系。
古希腊奴隶城邦制度的形成、发展为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希腊城邦往往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可以自由独立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在奴隶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所有者，而奴隶劳动则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活动中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也是希腊经济能够进人极盛时期的重要原因。可见，奴隶城邦制度为古希腊经济的繁荣与财富生产活动提供了政治空间。同样，古罗马奴隶制政治体制中统一的行政系统与罗马法律也促进了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当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财富增长，还与古希腊、古罗马所倡导的民主理念密切相关。民主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权、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财富等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与民主理念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品性—经济自由。民主与法制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就是要求实行经济自由。“希腊的贸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国家没有什么限制，但个别商品除外。同样，罗马法中规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价值标准和统一的等价物，同时它要求人们享有各种交易自由，不受束缚。可见，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袭经济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从色诺芬到亚里斯多德，从贾图到奥古斯丁，从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经济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权势的政治家或官吏。这就决定了这些思想家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状态来探究财富活动，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科学的财富理论。其三，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内容与主旨—财富增殖。色诺芬认为，庄园经济的管理应“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古希腊其他思想家还论证了分工可以增加财富数量，提高产品质量等。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开始。这是一个压制人性的时代，也是一个贬斥私有财产的时代。基督教虽然鞭挞私有财产，但却规定财产公有只是适用于从事完善事业的神职人员，不难看出，这种财富思想是为了巩固基督教神权统治的。但关键的一点，基督教是如何将美好的憧憬引人到人们的头脑中的呢?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可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主体性力量是人的本能冲动、理性思考和某种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理性思考是居于主导地位。就连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维的神学论证。想必，在那个依靠“理性”的神学论证建立起来的基督教的时代，经济思想家们对财富理论的论证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学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时代的财富思想也是充满理性思考的，这与基督教神学理性并不相悖。
(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是学理财富观形成的思想基础
诚如上述所言，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受到当时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不管怎样，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比较而言，西方古代财富思想更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当前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其缘由在哪?笔者认为，民主与法制的理念给了经济思想家们开放的视野和科学研究的运行规则，自由的思想与法制的约束更开阔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这必然为深入研究财富问题提供了可能的对象与载体。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经济思想家们以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基督教对人性的压制更加促使了人们对人性的呼唤、对人本主义的探索、对理性的追求，这种结果势必会给财富的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精神动力。
三、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比较中的启示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但遗憾的是没有发扬光大，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很难寻找踪迹;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却能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导，这个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深刻思考。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们在财富认识方面的思维方式与人性意识的不同。
(一)思维方式
其一，理论思维。这种思维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的科学活动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说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框架，无论体系还是框架都是以几个最为一般的原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此为源头，古希腊人通过演绎方法将知识具体化，取得知识，走出一条推演的路，而不是发现或想象这条路，因而贯穿推演道路始终的基本上是理论形式。这种思维一旦运用到财富活动中，易于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就恰恰缺少这种思维。所以，学者吾淳就认为:“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似乎显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科技活动没有像希腊那样被高度理论化。因此，中国的知识体系便没有可以贯穿始终的‘线索’，……它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论体系，也难以取得与高水平的理论体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所以，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古希腊、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得以发展成为学说体系。
其二，逻辑思维。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缺乏逻辑思维。许悼云认为:“中国的数学发展就好像是为了作实际的四则杂题一样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为了抽象的思考而发展的，这与古代希腊的数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思维倾向于直观性和模糊性，所以，逻辑思维在中国古代“一直发展缓慢，始终没有建立起西方那样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逻辑推理体系”。缺乏逻辑思维对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没有能够成为完备理论体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创造性思维。中国古代重视“天人合一”，“它是一种封闭的思维，不重视与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的学者也指出:“缺乏个人的创造性，没有将知识推向进一步充实和独立的发展，这是东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种束缚性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古代相比较而言，古代希腊、罗马人更具有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点在古希腊城邦经济的独立性方面可以有所窥见。
(二)人性意识
古希腊、罗马时代有很强的公民意识。这种公民意识，可以看作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后来私有意识超越了公民意识，西方社会转向了以私有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性意识，激发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而人文主义就是西方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发展成为体系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渗透到经济中。自秦王朝开始，“士志于道”的观念“变得高度的政治化了”。从汉武帝后，中国的士大夫很少没有“恒产”的。随着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长，士大夫的实力也不断增强，他们既拥有借政府之名的社会统治权，又拥有跟地主一样的财产权。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极度的压制了人性意识，致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现出一个精华递减的走势，最终没有走上“复兴”的道路。
(三)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虽然没有形成完备的科学体系，但其蕴含的精华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如何体现这个意义，把意义转化为现实，需要我们认真地做如下四个方面的思考。
一是要积极整理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同时，要积极把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纳人到当代中国经济学学科基础理论之中。
二是要积极关注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并把伦理财富思想纳人到中国当代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同时，要积极将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渗透到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念中，使之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论文摘要：“企业社会责任”是内涵于企业的一种组织存在、过程性存在、设定性存在的客观要求．是企业本身内蕴的目的性所规定的价值诉求和应然结论。作为一个伦理学、社会文化学和法学范畴。“企业公民”较之于“企业社会责任”，在精神表达、行为展示和责任履行上更具有公民意味，也更符合企业的社会存在本质和存在特性。从公民的核心理念出发，“企业公民”责任的充分履行必然要求其权利的充分保障。“企业公民”的形成，一方面依赖于法制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要求政府的积极有效参与。
从经济学视角定位“企业社会责任”，是当前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取向，它局限了人们的认识视野和理解思路，制约了理论的深入发展，也带来了实践的盲目和混乱。“企业公民”的出现，既是这种理论和实践困境的一个客观反映，也是对当前“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大突破。“企业公民”概念，不仅蕴涵了社会对企业的现实需求，意味着企业作为社会公民应当承担起对社会各方的责任和义务，而且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一种视角转换，把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和治理从经济学视域提升到了哲学、伦理学、法学和社会学的综合视域。事实上，归根结底，企业的社会责任是由企业的存在本质和存在特性决定的。可以说，从“企业社会责任”到“企业公民”，既是理论深入的应然结果，也是实践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企业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及其责任
从新古典企业理论的“生产集”到委托一理论的“追求利润最大化之生产集”，从科斯“打开企业黑匣子”到詹森、麦克林的“企业是合约结”，从产权理论的“产权集”到专业化一协调理论的“生产实体”。尽管经济学家们试图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去认识、解释企业，但结果并不如愿。正如哈特所说的，“经济学家从各个角度去理解和解释这一问题，但至今为止没有共同的、明确的答案”Ⅲ。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没有能够把握企业的根本属性。从根本上讲，企业首先是一种社会存在，认识企业、解析企业的责任。亦应由企业的存在本质和特性出发。
就企业的存在形式而言，企业是社会的一种经济组织存在。从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来看，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进行商品生产或交换的专门化的组织和单位，是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经营的基本经济组织。从社会生产的层面上看，它是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和进行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的产物，是社会生产组织的一种历史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是进行社会生产和社会生产发展的组织需要和组织存在。
就企业的存在历史而言，企业是作为一种社会需要而出现的，是一种过程性存在。它随着交换的产生、社会分工的发展，随着劳动产品向商品的转化，随着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分离，随着商品生产单位或组织由家庭、作坊进一步转化而产生，也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展开。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它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尤其是跨国公司，对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服务市场的操纵与控制日盛一日，这些影响深深根植于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渗透到政治、科技、教育、文艺等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和各个层面。正如美国学者汉密尔顿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大型的企业拥有极为广泛的经济权力，它所做出的任何决定，都既是经济的决定，又是社会的决定，都将影响到个人、社团和整个地区。”当然，随着产品经济的到来，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会在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实现统一，企业就失却了它继续存在的理由而趋于消亡，这也将是历史的必然。
就企业的存在目的而言，企业是一种设定性存在。从存在的目的性角度出发，存在可大致分为非设定性存在与设定性存在。非设定性存在是指那些没有自主角色安排、仅以自然的方式存在着的存在。设定性存在是指具有一定的目的—理想、自主存在且有着明确社会角色安排的存在。设定性存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由社会结构网络事先设定了每一个相关的社会角色的相关权利与义务、责任。目的问题是企业的根本问题，它规定了企业的存在性质及其发展空间和方向。企业正是一种设定性存在，由于人的设定而“自主存在”，也正是由于人的设定而具有目的。企业的产生、发展乃至消亡，从根本上说，是由人的需要的不断变化和满足而决定的，换言之，企业的根本目的，就是在其存续时间内不断适应和满足人的发展需要。
企业作为一种组织存在，一种过程性存在，一种设定性存在，在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中获得了与其他组织不同的社会地位，必然要承担与这种地位相应的社会责任。首先，企业是为满足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是为不断适应和满足人的发展需要而发展进化的。“需要”既决定责任的发生，也赋予责任以内容。其次，企业是作为构成社会这个有机整体的单元而存在并展开的。一方面。从企业与社会的联系看，企业不能离开社会而孤立地存在，社会的发展也要依赖于企业的发展，这种关系决定了二者之间既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同时又受到各自发展规律的制约。另一方面，企业作为社会的一种组织，尽管其利益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但社会利益却具有共益性，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层次，其利益必定要受到社会利益的约束，其目标必然应服从于社会利益的目标。因而，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再次，作为一种设定性存在，企业与人一样具有一种“身份”，尽管它不是一个人。更不是一个道德人，但有追求的目标，自然地培育一种文化，具有某种决策自由空间，并且影响到人、社会和自然。因此，企业虽然不是具体的人，但却是道德的行为者，它能够而且应当负有责任，这是符合逻辑并有意义的。作为“出于自由的自我承诺”。人类有充分的理由把责任应用于作为道德行为者的组织——企业身上。
由此言之，“企业社会责任”是内涵于企业—一种组织存在、过程性存在、设定性存在的客观要求，是企业本身内蕴的目的性所规定的价值诉求和应然结论。
二、公民与“企业公民”
公民这一概念来源于古希腊的城邦制国家，其原意是“市民”。当时的公民是指居住在城邦中的自由民，不包括奴隶和异邦人。政治权利是公民资格的真正条件。但公民的权利指向不是个体所属的利益的实现，而是城邦共同体的和谐生活，换言之，是共同体的共同幸福或至善。对于雅典公民而言，最大的美德是关心国家政治和公共事务。雅典公民认为，个人的美德与公共的美德是一回事，个人只有在城邦中，或者只有通过城邦，才能恰当地实现自我，并且人们认识到，对于自己的国家尽到义务，是公民全体幸福的保障。资产阶级革命赋予公民概念以新的含义，公民遂成为一种普遍权利和义务的代名词。现代公民社会则是从中世纪的市民社会发展起来的。市民社会，在当时主要是城市里从事工商业的市民，一群理性的自私的个人，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按照一定的契约规则所组成的社会，实际上就像是现在的私人部门，如公司、企业、个体户、行会以及它们之间的社会网络等等。在现代法学中，公民是指具有或取得某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在我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的规定，取得中国国籍并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责任程度与自由程度(或者说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是公民这个法律概念的核心理念。
进入21世纪。人们对企业的期望，已经不仅仅是赚取利润、解决就业和缴纳税收的功能，人们更希望企业能有效地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关心环境和生态、维护市场秩序、扶助社会弱势群体、参与社区发展、保障员工权益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上的责任和义务，“企业公民”就是在这种期望的反映中应运而生的。“企业公民”概念属于伦理学、社会文化学和法学范畴，是指一个公司将社会基本价值与日常经营实践、运作和策略相整合的行为方式，它蕴含着社会对企业提出的要求，意味着企业是社会的公民，应承担起对社会各方的责任和义务。
在现代社会，一方面，公民身份本身就有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含义；另一方面，企业与公民一样都是社会的细胞。因此，从“企业公民”概念可以看出，社会对企业与公民个人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类比，这是有重要意义的。2003年世界经济论坛认为，“企业公民”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企业的基本价值观，主要包括遵守法律、现存规则以及国际标准，拒绝腐败和贿赂，倡导社会公认的商业道德和行为准则。
第二，对利益相关群体负责，其中雇员、顾客和股东是最基本的，主要包括安全生产。就业机会平等和薪酬公平，反对性别、种族等的歧视，注重员工福利；保护消费者权益，保证产品质量；维护股东权益，重视投资者关系等。另外，还包括企业对所在社区的贡献等。
第三，对环境的责任，主要包括维护环境质量，使用清洁能源，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
第四，对社会发展的广义贡献，如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赞助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社会公共设施建设，或其他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社会公共事业和福利事业。
英国“企业公民公司”(Corporate Citizenship Corn-pany)把“企业公民”这一概念概括为四点：(1)企业是社会的一个主要部分；(2)企业是国家的公民之一；(3)企业有权利。也有责任；(4)企业有责任为社会的一般发展作出贡献。
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较之于“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企业公民”在精神表达、行为展示和责任履行上更具有公民意味，也更符合企业的社会存在本质和存在特性。
三、从应然走向实然：呼唤“企业公民”
当前，经济伦理学家们从不同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做了多层次划分。有的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为企业的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有的则把“企业社会责任”看做是企业的伦理底线、社会义务和伦理理想；更有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为企业的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等。尽管目的都在于实现“企业社会责任”从应然走向实然，但理论定位上的缺憾，必然带来实践履行的困惑。
当把“企业社会责任”作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层次的划分时，可以很容易地把“责任”与企业的目的、业绩和影响联系起来，理论上的清晰性是不言而喻的。但问题是，正如乔治·恩德勒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从“世界发展与环境委员会”所作出的“可持续性”定义出发，人们在“环境”这一概念上已经获得了相当高的共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自然问题，比如能源消耗问题和空气污染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作出科学定义和测量的；与此相比，要想在“经济”这一概念上达成共识，则是比较困难的和有争议的，而要想在“社会”这一概念上达成一致则更难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企业社会责任”不是一个可以量化的概念，很难有一个普适的量化标准。
当把“企业社会责任”理解为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上的人类价值取舍和理想诉求通过企业组织形式的一种特殊表达时，伦理即被置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地位。这可能提供一种评价企业行为的伦理方法，提升伦理评价在评判企业行为中的合理性。但是，一方面，伦理道德尽管是维系一个社会秩序的重要的约束力量，但是仅有伦理道德的约束是远远不够的。伦理道德要成为有效的约束力量，还必须依赖于每一个道德主体对普世性伦理准则的认同，并在实践中能够自觉地遵循这些准则。可是，伦理自律只是一种自我的内省和自我的反思，这是一种私己性的自我约束，而不是强制性的第三方约束，本质上是一种“软”约束。而市场秩序的扩展是一种公共活动，维系公共领域的有序，更重要的是依赖于社会规则的运行。另一方面，伦理道德准则因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不同的社会形态而有所不同，是否能够达成一个所谓的“道德共识”，还是未可知的。因此，即使将伦理置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地位，即使在理论上能够实现对蕴涵于“企业社会责任”中的人类价值取舍和理想诉求的深层把握，但在实践中并不一定是能够真正履行的。
关键词：苏格兰启蒙运动；古典政治经济学；财富；自由；美德
中图分类号：F0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7-0046-05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正全面、加速推进，形成了有关转型的诸多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不断推进的同时，建立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与社会、私利与公益、自由与秩序、财富与道德等成为经济学界热议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及其在经济学理论体系建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一些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转型中便有体现，其取得的重大突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卫·休谟、亚当·斯密、詹姆斯·斯图亚特、亚当·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学者的思想启蒙，尤其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塑，被《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编撰者们视为“最重要的贡献”与“最不朽的遗产”。因此，重温苏格兰启蒙时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及特质，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现代经济学形成与发展的认识，而且能够为在深刻领悟当前我国转型时期经济、政治、社会、伦理问题的复杂性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参考。
一、苏格兰启蒙运动推动政治经济学摆脱了“政治计算”
卢梭在对“政治经济学”一词进行词源学考察时指出，“经济学（Economy）这个名词起源于希腊文oikos（家）和nomos（法），本来的意思是贤明合法地管理家政，为全家谋幸福。后来这个词义扩大到大家庭——国家——的治理上。为了区分这一名词的两种意义，就把前者叫做特殊的经济学或家庭经济学，把后者一般称为一般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历史地看，从家庭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型过程，也是伦理学、政治学与经济学不断融合与分离的过程。正如皮埃尔-罗桑瓦隆所言，“经济的诞生体现为一种分化与混合的双重运动。”
经济学的源头可追溯至古希腊时代，历史学家色诺芬就曾提出重视农业和分工的思想。柏拉图进一步指出，分工、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必须依托于货币，但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和价值尺度，而不应作为贮藏的手段。柏拉图对商业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柏拉图认为商业具有一定的作用，应当允许其存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商业是不道德的，应当加以限制，尤其应当禁止雅典公民从事商业。亚里士多德对一些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财富二分的思想，即以有限性或无限性为标准，把财富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有用物（即使用价值）的总体财富，它是有限的；另一种是作为货币积累的财富，它是无限的。与此相对应，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两种科学，即经济学和货殖术。经济学研究如何取得对于生活必需、对于家庭或国家有用的东西；货殖术研究如何取得货币形态的财富，即用货币来赚取更多的货币。然而，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贬低货殖术，认为追求货币财富是违反自然的，是可恨的。可见，古希腊时期的经济学只是家庭经济学或家政管理。
近代经济学的产生是从否认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与货殖术的区分开始的。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奇里梯安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首次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经济与政治从此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学家们逐渐认识到，以获取物品为目的的经济学对于家庭和国家来说都是有益的，经济的政治性、公共性开始为人们所认同。然而，正如皮埃尔·罗桑瓦隆所洞察的，政治与经济的过度结合使诸如威廉·配第等后继者们“都是从权力的观点来思考经济”，“实际上从未真正关心过经济理论本身。他们未曾寻求对整个经济过程做一个总体的解释。……他们的大部分著作只是人口统计和农业统计汇编”，只是“政治计算”，而非“财富的科学”。因此，在皮埃尔·罗桑瓦隆看来，“直到18世纪至少在亚当·斯密之前几乎不存在经济学。人们只知道一方面是贸易，另一方面是政治”；然而“政治计算的主体是君主，贸易的主体是商人，那么，没有真正的市民社会，经济就没有主体”。因此，“英国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比法国政治经济学‘先进’，也仅仅在于英国的市民社会领先于法国的市民社会。”
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更为宽容。他并没有像罗桑瓦隆那样将威廉·配第的经济学也列入政治计算的行列，而是认为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马克思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古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开始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而“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研究转向生产领域意味着经济学的一场革命，使经济日益挣脱了重商主义而成为新的自主活动。
但是，不论把现代意义的经济学定格在哪个具体时段，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对于政治经济学体系建立的意义都是无可争议的。相对于重商主义甚至重农主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经济学的最卓越贡献在于，他们推动了经济的“非政治化”，从而与政治非伦理化、伦理非宗教化结成一体，形塑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贡献描述为：“苏格兰人建立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在于，经济生活是自我调节的，经济成长是一个能动的、自我持续的过程。正是休谟以其刺激性的，但却是零碎的经济学论文发动了这场辩论。詹姆斯-斯图亚特在其《政治经济原理》（1767年）一书中，试图既回答休谟的论点，又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总体的论述。不幸的是，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明显使斯图亚特的著作黯然失色。……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可能仍然只是‘一位政治家或立法者的科学的一个分支’；然而《国富论》可以单独地理解。它比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原理》——或欧洲的其他著作：魁奈的《经济表》（1758—1759年）和杰诺韦西的《商业演说》（1765年）结构更严密，更通俗易读，更令人信服，而且坦率地说，也更加智慧——它以自己的立论创立了政治经济学。”
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确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市场的地位
尽管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仍然将政治经济学视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甚至在学科门类上还归属于政治学，但是正如很多学者所分析的，这一提法的主要用意是对政治家或立法家的政治权力与政治行为进行划界，使他们从其热衷的政治计算中走出来，从而将政治经济学带进其所认为的科学发展的轨道。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政治经济学之所以长期无法摆脱干涉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其无法科学解答这样一个理论难题：如果没有政府这只强有力的手，社会经济秩序如何保证？社会公益是否可以实现？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霍布斯及其之后的重商主义者还是法国的重农主义者都没能给出科学的解答。前者认为，只有在君主掌控的国家下，私利才能形成公益。重农主义者虽然心仪自然秩序与自由放任主义，然而他们又依托政府来维护和实现这种自然秩序，因而不仅赞成政府干涉市场，而且试图在制度化的设计中将君主的利益与经济体制捆绑在一起，甚至提出将国民财产的一个固定份额给予君主。
与干涉主义不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指出了市场本身的独立性与自组织性，以及私利与公益之间的通融性。对于市场不依赖于国家的独立性，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主要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相区分的思路框架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于市场自身的协调机制与自组织性，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从多个层次予以解答。如，在人性伦理层次，休谟认为，每一个人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有限慷慨的一面；斯密认为，人既有利己之心，也有同情之心；弗格森认为，人既有自我保存的天性，也有联盟的天性；因而人与人的关系不会陷入自相残杀的境地。在社会观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认为，社会的生成与有序化是自发的，不是契约论者所主张的需要人为的理性建构，经济运行能够实现自我调节，这是由分工、交换、自由竞争等作用的结果。其中，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论述对于市场自身的协调机制与自组织性的论述最具形象和说服力。
在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时代，私利与公益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伦理问题，也是当时重要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且关系到财富分配的社会后果以及对社会秩序的认识与评价。对于私利与公益问题，曼德维尔率先通过蜜蜂的寓言，诠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私恶即公益的思想，但其寓言式分析和悖论式逻辑使其理论说服力大打折扣。后继者休谟、斯密、弗格森在对曼德维尔“低调的人性”改造的基础上，从情感主义的维度对私利与公益的相通性进行了深入阐述。按照他们的看法，人是情感的动物，任何人都有同情心，能够通过情感的相互认同而协调各自的行动与利益，从而形成公序良俗。
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非常重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伦理问题
由于理顺了政治学领域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以及伦理学中私利与公益的关系问题，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使经济学日益摆脱了干涉主义和僧侣式德性的束缚，并成为“财富的科学”。然而，这并不是说作为“财富的科学”的经济学从此远离乃至排斥政治学与伦理学；恰恰相反，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在任何时候，“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因为，经济学中一些根本问题的解答依赖于伦理学：一是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即“伦理相关的动机观”。二是社会成就的判断问题，即“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也是基于这一认识，阿马蒂亚·森严肃批评了现代经济学的“无伦理”特征。限于篇幅，这里简单阐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经济学中两个根本问题的分析。
（一）经济行为的“伦理动机”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种经济人的解释模式，甚至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首先提出了这一人性假设。诚然，无论是休谟还是斯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都承认自私是人性中最为基本的方面。即使有着社群主义倾向的弗格森，也认为人最倾向于“只关心自己的”，并极力强调人的社会性也是为了消解这种自利的取向。然而，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都反对对人性自私的过分渲染，而且在人性论上秉承着一种辩证的态度。因此，在经济生活中，尽管我们不能否认人具有经济人的特征，但是不能据此对其进行极端化与庸俗化理解，将人的自利与利己的一面推向唯利与利己主义。对此，莱昂内尔·罗宾斯曾对斯密的人性论做了非常精辟的辩护：“在《国富论》的全书中，自利并不意味着自私。它的意思只是说个人的利益是一个人最密切关心的事。它们当然可能只是他个人的幸福；但也同样可能包含了家庭情爱、社会义务、朋友情谊，甚至还包含在他看来具有中心意义的更为广泛的活动。将自利解释为一定是‘物质的’，也同样是一种曲解。随着购买力的提高，‘仅仅出于物质性’的关心——不管物质性一词作何解释——的吸引力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
（二）对于“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卓越性在于，他们既充分肯定了财富的积极效应，也客观评价了财富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即对财富及其增长采取了科学和辩证的态度。对于商业文明的积极影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充分肯定了商业文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经济上，财富的增长能带来日益精致和舒适的物质生活。在政治上，工商业与技艺的进步改变了传统社会的阶层结构，催生与壮大了中产阶级，从而形塑了不同于前商业社会的政治形态。在精神生活领域，商业文明能够敦风化俗，有助于重诺言、守时间、爱秩序、节约、谨慎等商业精神的成长与发育。对于商业文明的消极影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在现代市民社会发生之初就敏锐地意识到其潜在的问题与危机：一是社会分工容易导致人的片面化与单向度发展，使得每个人“就像是一台发动机上的零件”。二是追求财富的欲望具有腐蚀道德的倾向，会使人们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私利而非道德上，而没有德性支撑的财富崇拜容易将人引向感官享乐主义、物欲主义的深渊。三是在过分商业化的社会中，私人化特征极其明显，人们容易蜷缩在狭小的自我圈子中患得患失。四是公共精神的缺失、政治冷漠的蔓延会增加极权主义、政治奴役的风险。
四、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特质的诠释及启示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既不同于古希腊的家庭经济学和15～16世纪的重商主义，也又有别于19世纪末之后在西方流行的一般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三个重要特质或维度：一是人本维度。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谓的自私自利的经济人与理性人假设的信奉者；相反，他们从情感主义的立场出发，充分肯定了人的情感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客观公允地评判人的自利情感与社会性情感，以及两者互动共融的心理基础与协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有力地论辩了私利与公益的问题，从而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一种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基础。二是政府维度。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谓的自由放任主义、“最小国家”理念的笃信者。尽管在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架构中，一方面着力强调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极力排斥政府对市场行为的行政干预；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走向极端，而是有着浓郁的制度主义特色。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强调政府作为“竞赛规则”制定者与裁判者的对于“看不见的手”的制度保障作用，而且敏锐地意识到市场机制的缺陷，提出“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因为“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甚至提出政府应当承担社会建设与社会保障的职能。如，弗格森认为，政府应当“保证家庭的维生之计和住所；保护勤劳的人从事自己的职业；调和公共秩序的限制条件、人类的社会公德心和他们各自为个人打算的追求间的矛盾。”三是伦理维度。与阿马蒂亚·森所批判的现代经济学的“无伦理”特征不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既重视分析“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又注意探究“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把财富与德性共同置于研究的重心。
然而，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基本被抽空了，只剩下对于某些局部经济行为或经济领域“精细”的技巧性分析，丢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多重的分析维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无视经济分析的道德伦理维度，仅仅围绕经济人的自利假设展开研究，反而为现实社会中的不道德经济行为提供了依据。我国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马克思”到“斯密”的转变过程。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对斯密以及其他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市场原则与市场精神也存在很多误解与偏差，也存在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政治经济思想简单化、庸俗化为以经济人、自由放任、“守夜人”国家、价值中立等为特质的“斯密主义”的问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过度市场化、诚信缺失、道德滑坡、收入差距扩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也日益凸显。面临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中国经济学界需要根据我国实际，以经济学为指导，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总结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和规律，还要反思问题和教训，突破对市场运行机制的偏狭化理解，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理论基础。因此，在这一背景下，重温和思考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过程，有助于我们突破形形的“斯密主义”，理顺个人与社会、私利与公益、自由与秩序、财富与德性等相互关系，真正理解与践行市场经济既是一种法制经济也是一种道德经济的理念，从而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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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中主要理论的考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7-38.
关于美国新闻伦理教育
新闻教育是培养记者德性伦理的重要途径。北卡罗莱纳大学的赵心树认为，“美国新闻传播教育近20年来最显著的两大变化之一就是对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的重视”。①
近年来，中外学界对新闻教育的交流对话日益增多。大卫·卡拉特尔在一次演讲中提到，“美国新闻人才培养的趋势中，培养强烈的道德观念是最基本的开始”。②黄鹂、吴廷俊在《美国新闻教育的职业化思想》一文中指出，“技能训练、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和学术性三种因素构成了教育的职业化思想。”③此外，还有张咏华的《面向新世纪的新闻伦理道德教育——美国两所大学新闻伦理学教学新尝试之启示》等，都对美国新闻伦理教育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密苏里新闻学院成立于1908年，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新闻学院，也是有着世界范围的影响力的新闻学院。”李建新的《密苏里新闻伦理教育的内涵及借鉴》（《新闻大学》，2012年第5期）在对密苏里新闻教育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该院新闻伦理教育的诸多问题，并在对比中发现了我们自身的一些不足，给出了改进的建议。
关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
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是中国新闻学界关注美国新闻伦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郑炜佳在《浅析美国新闻专业主义》（《视听》，2011年第10期）一文中指出，“新闻专业主义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西方新闻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职业规范，其实质是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者所追求的一种职业理想和操作理念”。吴果中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演变及其现实悖论》中指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随着新闻业史的发展及其专业水平、理想追求和职业伦理而发生衍变，并在专业追求与现实表现、新闻价值要求与社会需求、职业道德与效益利润等方面渐渐形成悖论，由此体现出西方新闻与政府、大财团及个人利益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④
中国新闻事业在借鉴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合理成分时，必须解决好新闻专业主义与政府体制的矛盾关系。王学成在《“现实”与“理念”下的分裂——重思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中指出，“新闻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经营构成了西方新闻专业化的经济基础，服务公众和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下的新闻自由（独立）成为新闻专业化的理念基础，而大众社会的兴起成为新闻专业化合法化的社会基础”。⑤黄旦在《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中，通过对西方新闻和传播实践及其研究的深入思考，揭示了西方传播者研究的基本取向，展示了传播者研究的多样化维度。
关于美国新闻界的自律途径
中国学者对美国的新闻职业道德内部建设有一定的关注。
李良荣在《西方新闻事业概论》中，以专门的篇幅研究了美国的新闻职业道德内部建设的具体措施。肖志峰在《西方新闻自律的历史演进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镜鉴》一文中，从史学视角总结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新闻自律的途径，然后转向西方新闻自律发展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启示的探讨。⑥
关岩德在《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简况》中对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的情况作了较全面、深入的介绍，具体涉及到美国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发展、美国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美国新闻行业的内部监督机制等，同时指出美国新闻伦理的阶级性色彩——为资产阶级服务。⑦
对典型个案的研究与反思
中国学界对坚守职业理念的美国记者和学者也有一定的研究，如对普利策、威廉、李普曼等名人的新闻伦理思想研究等。
美国典型的职业道德案例是反思的热门话题。2003年，《纽约时报》记者杰森·布莱尔编造假新闻，给美国新闻界声誉造成恶劣影响，被认为是美国媒体的灾难性事件。
董芳芳在2006年第8期《新闻知识》撰文《美国媒体如何走出“丧失信誉的一年”——析〈纽约时报〉重振公信力五大举措》，强调真实性和客观性是赢得读者信任的根本保证。
陈俊妮在《理解阿巴斯谴责〈纽约邮报〉——美国学界对〈纽约邮报〉刊登地铁死亡摄影作品的讨论》（《新闻记者》，2013年第1期）中，综合分析美国学界针对2012年12月4日《纽约邮报》以头版整版方式刊登一名男子即将被地铁列车碾轧的图片，并配以耸人听闻标题的争议事件，认为媒体应通过全面审视可以利用的可能性选择，以同情和尊重的情感报道，来实现讲述事实与将伤害降低到最小的结果。
考察记者面临的职业伦理冲突
商娜红在2004年第5期《中国传媒报告》上发表《美国新闻的职业危机和新趋向》，聚焦当今美国新闻职业面临的危机和困境，并透视了新闻职业发展的新趋向。
黄旦在2000年秋季号《新闻大学》发表《负责任的公共传播者：事业化和商业化冲突中的新探索——学习美国新闻传播思想史札记》，指出了职业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沈浩在2002年夏季号《新闻大学》发表《新闻理念和市场理念——两种新闻制作理念在当代美国的交锋》，关注现实对新闻伦理的影响。
刘美君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拿来主义”：浅析美国商业报纸以及探究现实中的新闻理想》中，分析了数字时代的美国报纸积极应对挑战的现状，剖析了中国报刊的商业化倾向和记者的社会角色认知。
中美新闻伦理的比较研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中美新闻伦理的比较研究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面对职业伦理与新闻实践的冲突，美国新闻人如何恪守新闻专业主义，如何应对新闻界出现的新闻失范问题？潘青山在《中西新闻伦理道德比较》（《声屏世界》，2003年第10期）一文中，比较了中西方新闻伦理道德的不同表现和相似问题。闫景芹的硕士论文《中美新闻采写的新闻伦理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5年）通过中美对比的方式，探讨记者在新闻采写中所面临的新闻伦理现象及其解决的途径和对策。
陶丽在《中西方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标准之比较》（《新闻世界》，2013年第5期）中，以《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标准》（2009年修订）和《美国职业记者协会道德准则》（1996年修订）为例，分析了中西方新闻伦理与法规的异同。
此外，还包括张殿元的《透视中西方大众传媒的伦理道德问题》（《新闻爱好者》，2002年第10期），姜玉华、郎劲松的《中西方新闻伦理道德的差异表现》（《新闻传播》，2005年第4期）等。
综上所述，对美国新闻伦理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但连续性和体系性不强，大多集中在个别议题上，因此需要结合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历史等多重因素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注释：
①赵心树 阴卫芝：《“心中之规”最具道德权威——新闻职业伦理规范问题答问》，《新闻与传播》，2006年第12期
②【美】大卫·卡拉特尔著，党芳莉编译：《美国新闻人才培养的趋势》，《新闻界》，2005年第5期
③黄鹂 吴廷俊：《美国新闻教育的职业化思想》，《现代传播》，2005年第4期
④吴果中：《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演变及其现实悖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6期
⑤王学成：《“现实”与“理念”下的分裂——重思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1期
⑥肖志峰：《西方新闻自律的历史演进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镜鉴》，《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报》，2006年第3期
关键词：医患沟通 问题 对策
医患沟通是指在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保健领域中，坚持以医生为主导，以病人为中心的观念，医患双方围绕着疾病、健康、心理、服务、诊疗等社会心理因素，将人文与医学紧密结合，通过多种有效途径进行全方位的交流与沟通，促使医患双方达成共识并建立一种良好的互信合作关系，最终以维护健康、提供优质服务、促进医学发展为目标。
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及服务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医患沟通逐渐成了医疗服务领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现代临床实践中，不再只是单单注重知识、注重医技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关注人文情怀、关注态度的问题，要弘扬和继承人文精神，讲究人文关怀。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医学教育方面存在着许多的缺陷，尤其是在医学的人文教育方面尤为突出，就我国目前状况来说，要想真正实现有效的医患沟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医患沟通不畅的原因分析
1.法律制度分析
站在法律的角度来分析医患沟通不畅的成因，主要概括为以下的方面：
一是医患沟通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建设不到位。目前，我国对医患沟通适用和调整的法律尚未建立，临床过程中所面临的履行告知的标准、要求、界定及范围，医疗特权的免责及范围，具有知情同意权的主体地位的排序等问题，都还缺乏相关的司法解释或者是明确的法律条款，以至于造成医患双方在临床实践的司法过程中常遭遇到困惑及尴尬的场景。
二是医患双方法律上的主体地位不平等。目前，虽然我国法律已经对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过程中所享有的知情同意权及主体地位平等权有所规定，但是，就作为医疗主体的医院及医务人员来说，他们对患者的主体意识依旧落后，缺乏对现行法律中有关医患沟通问题规定条款的清晰认识，缺乏主动沟通的意识，仍以“家长式”、“权威式”的行事方式为主，为医患沟通不畅埋下了隐患。
2.医疗体制分析
目前我国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经费投入难以保证医疗机构的生存与发展，医疗机构为了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行，必须依靠医疗收入来弥补政府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从而形成了以“利”为主的观念，即医务人员的收入增加，患者的费用就增加，医务人员的收入减少，患者的费用就降低。除此，现阶段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国家不能分担患者的过多负担，在医疗费用中个人支出占的比重较大，患者的经济负担沉重，这种医疗制度导致医患双方在涉及到经济利益时往往处于对立面，以至于患者可能将矛头指向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将其作为自身发泄的对象，成了当前医患沟通的主要障碍。
二、研究促进医患沟通的对策或可行性建议
1.健全法律法规制度
结合我国的国情，加快医患沟通的立法，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
一是完善医患沟通的立法和行政工作。通过立法或法规的形式来完善现有制度的缺陷，建立“患者安全和医师风险管理”的制度和机制，确立有关患者诊疗中安全的原则以及医生发生重大医疗事故必须马上报告的原则等。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患者医学知识的普及和教育制度，培养患者的医学知识，缩小医患间的认知差距。吸收借鉴国际上通用的“监察人”制度，在现行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加入医疗机构的“监察人”制度的设立，即由法律指定的第三方中立者，依法收集信息，定期通告给全社会，对医疗机构的日常管理进行监督和检查。
二是改革司法诉讼制度。首先要控制诉讼频率，初期可将医疗案件交给专门设立的医疗仲裁委员会来处理，最后再通过设立诉讼前检查机制或法院立案机制，对医疗事件进行审查，避免患者滥用诉讼权，遏制案件的数量。其次要控制诉讼赔偿额，取消法律中关于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及其他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确立实际损失赔偿额及限额赔偿的原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再次必须修改法律中关于知情同意权的部分规定，对医疗义务的标准进行修改，以减轻医务人员的压力；通过立法保障仲裁机构或司法部门决定患者或受害人需要多少必要的信息的相关权利的行使。最后O立简易审判程序，由专门审理案件的法官组成医疗事故法庭，通过其积累的经验、技巧、知识等，加快案件的处理；另外经被告、原告的同意，可遵循简易审判程序，双方采取和解或协商的方式解决。
三是通过法律设立替代性医疗事故解决机制。目前解决医疗事故的司法诉讼方式具有效率低下、费时费力等缺陷，为弥补这一缺憾，有必要通过法律设立关于医疗仲裁及和解等非诉讼解决方式，即引入第三方---替代性医疗事故解决机制（ADR）。除此，还有一种综合性ADR方法，虽然ADR的方式多样化，但主要的还是以仲裁和调解的方式为主，综合性ADR方法即多种ADR方法的混合使用，必须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例如在“调解仲裁中”，必须先采取调解的方式，调解不成功才可以采取仲裁的方式。
2.完善医疗体制
一是全面改革医疗保险制度和保险法律，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消除医患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全面的强制性的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独立的医疗事故鉴定制度；以商业保险为模式，规定医务人员必须与赔偿责任挂钩，医疗执业责任保险费由医务人员个人风险储蓄金和医疗机构固定保险费两部分组成。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增加了医保药品品种，优化了药品的结构，医生给药更加的方便，有利于解决患者“看病贵”的问题，降低患者的医疗费用，减轻其经济负担，为医患沟通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是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积极扩大新农合和医保的覆盖面，大力发展城市和农村的社区卫生服务，增加卫生服务的供给量，平衡医患之间的供求矛盾，尽力解决患者“看病难”的问题，提升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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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昆利，1993，汉，云南省曲靖市，硕士，就读于云南大学专业：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关键词]非伦理消费；人口学变量；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C81；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4-0064-08
一、非伦理消费行为研究现状
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从文献梳理来看，可以分为特定形态的非伦理消费行为和广泛的非伦理消费行为两个研究视角。
特定形态的非伦理消费行为研究主要是研究如购买仿冒品、商店行窃、使用或下载盗版软件等消费场合中某一种非伦理消费行为，分析消费者作出非伦理消费行为的态度、意图和原因[1]。例如，许多学者研究消费者购买仿冒品的意向，研究发现消费者伦理信念显著影响消费者购买仿冒商品行为[2][3][4]；消费者购买仿冒品受到的阻碍越少越可能购买仿冒品，感知行为控制显著影响消费者仿冒品购买意向，且影响最大。[5]企业社会责任显著影响消费者仿冒品购买意向，即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的越好，消费者购买仿冒品的意向越低[6]。使用盗版软件的行为也是非常普遍，而且人们相信只要盗版不涉及商业盈利就可以接受[7]。推动消费者盗版行为不是消费者固有价值观，而是对固有价值观的“中和”[8]。在中国情境下，否认责任等中和技术与消费者软件盗版倾向有显著联系，表明消费者利用中和技术中和或抵消固有道德观念的约束，为其盗版行为寻求合理化[9]。有些学者针对消费者对非伦理消费行为的态度进行研究，发现情绪稳定性较低、外向性较高、不太赞同他人、严谨性较低、智商较低的人更容易接受非伦理消费行为和入店行窃[10]。翻阅相关文献可以看出，特定形态的非伦理消费行为的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分析影响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的因素，但是对变量行为作用机理的研究较少。
广泛的非伦理消费行为研究侧重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理论上模拟不同类型的非伦理消费行为，探讨消费者面对的各种不同的伦理困境的决策过程、决策差异或影响因素。例如，Rawwas等（1996）[11]以澳大利亚消费者为研究对象、Polonsky（2001）[12]以北欧和南欧各国消费者为研究对象、Al-Khatib等（1997）[13]以美国和埃及消费者为研究对象以及Kyoko Fukukawa和Christine Ennew（2010）[14]以（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为研究对象，对消费者非伦理消费的决策差异或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曾伏娥等主要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影响非伦理消费行为的因素[15][16]。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其他中间变量，如感知风险[17]、文化价值观[18]、心理契约违背[19]、直接经验[20]等对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的影响。
总体而言，目前学者们对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的研究多是从消费者伦理的角度，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探讨影响非伦理消费行为的因素。那么，在中国情境下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倾向在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出生地等人口学变量上会呈现怎样的特点？本研究以沈阳地区的消费者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勾勒出基于人口统计学变量的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倾向的具体特点，以期丰富非伦理消费行为的研究成果。通过研究，可以帮助企业了解沈阳地区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的状况，从而制定策略以减少由于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同时，也能够使得消费者对自己的非伦理消费行为进行反思，引导和鼓励规范的消费者行为，营造和谐消费文化。
二、非伦理消费行为研究方法
1.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研究量表。本文以Muncy-Vitell四维量表[21]为基础，参照国内其他学者对该量表测量条款的修订，并结合中国情境形成用于测量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的29个测量条款的初始四维量表[23]。本文以沈阳市区的消M者为研究对象，先在学校周边发放问卷，进行了小样本前测。通过小样本前测，本研究删除了因子载荷小于0.5的测量条款？押 “在超市品尝葡萄，但不买”、“用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电话打长途”、“花一个小时试穿不同衣服，却一件也不买”和“商品试用后不喜欢就退回去”。最终形成包含25个测量条款的四维量表。问卷使用Liket-5级量表（1=完全不认同，5=完全认同），要求被调查者对每个变量的测量题项进行打分。数值越小，则表明消费者的非伦理消费行为倾向越低，而数值越大，表明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倾向越高。
2.非伦理消费行为研究样本。本文以沈阳市区的消费者为研究对象，正式的数据收集选择以网络和现场两种方式发放问卷。现场收集问卷是在沈阳市区某一繁华的消费购物街进行，采取随机拦截、自愿填答、匿名填答的方式，当场发放，当场回收。共发放问卷250份，回收236份，经过对问卷结果的仔细审核，剔除掉其中的无效问卷14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22份，有效回收率为88.8%。样本信息如表1所示。
3.非伦理消费行为研究量表信度与效度。本研究使用SPSS19.0分析软件对量表进行信度分析，采用Cronbach α值作为量表信度的依据。研究结果分析显示，非法受益、被动受益、主动受益和无伤害四个因子的Cronbach α值分别为0.871、0.888、0.881和0.864。本文所采用量表的整体信度为0.876，说明本研究所采用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由于本文所采用的量表来自于成熟量表，并且在问卷设计的过程中多次请教、征询本领域的专家学者的意见，并进行了小样本前测最终修订而成，因此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4.非伦理消费行为研究数据处理。本研究对调研得到的225份消费者有效问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而对沈阳地区消费者的非伦理消费行为现状做出一个整体判断。本文首先检验研究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对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943，大于0.7，P值为0.000，小于0.05。因此，本文的调研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本问卷提取特征值均大于1的4个因子，累计方差解释率为63.117%，表明本文所用的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由于本文所获得的因子结构与前期学者的研究基本一致[12][22]，因此本文沿用以往学者的因子命名。
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本文获得四个因子。第一个因子为“非法受益”，表示消费者从非法活动中积极受益的行为。“非法受益”因子由7个测量条款组成，这类行为由消费者主动进行，例如，入商店行窃；乘坐无人售票公交车，不投或少投硬币。第二个因子为“被动受益”，表示由于他人的失误，消费者被动受益的行为。“被动受益”因子由7个测量条款组成，这类行为指消费者从卖方的失误中得到好处。例如，商品已有损害但从外观无法看出，退换时却不说；发现服务员多找了钱，不把钱退还给商家。第三个因子为“主动受益”，表示消费者主动进行的以卖方利益为代价的非法获利行为。“主动受益”因子由7个测量条款组成，这类行为指消费者从不违法但有问题的行动中受益。例如，使用不属于自己的长期可用密码来获得电子资源；低报小孩年龄，以获得半价优惠。第四个因子是“无伤害”，表示消费者认为这类行为不会给任何人带来直接伤害，即使实际上可能造成伤害的行为。“无伤害”因子由4个测量条款组成，这类行为指消费者认为不会损害他人利益的问题行为。例如，在超市多拿几个塑料购物袋；购买仿冒品而不买正宗的品牌产品。
三、人口统计变量分析
1.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在性别上的差异。本文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来分析非伦理消费行为是否存在性别上的显著差异。如表3和表4所示，检验结果表明，在被动受益因子和无伤害因子上，男性和女性消费者没有显著差异；但在非法受益因子和主动受益因子上，男性和女性消费者在0.05显著水平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同时，从每一个题项上来看，男女消费者在7个题项上存在显著差异。虽然总体上看男女消费者在无伤害因子上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选项“安装使用不是自己购买的电脑、游戏软件”上，男女消费者却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是由于“无伤害”因子的题项太少，样本数量不足够多，使得在“无伤害”因子上，男女消费者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
总体而言，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所有四个因子上，男性消费者的均值都大于女性消费者，因此男性消费者比女性消费者的非伦理消费行为倾向更高。这可能是因为女性比男性更关注伦理问题[24][25][26]，女性的非伦理消费倾向更低。
2.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在年龄段上的差异。本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对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是否存在年龄上的显著差异进行分析。如表5所示，分析结果表明，在“无伤害”因子上，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在0.1显著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30-39岁的消费者对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更倾向于认同，但是在其他三个因子上，他们均没有显著差异。同时，在四个因子上，年龄50岁及以上的消费者的均值都是最高的，年龄在40-49岁的消费者的均值是最低的，说明50岁及以上的消费者非伦理消费倾向水平更高，40-49岁的消费者非伦理消费倾向更低。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行为逐渐体现出社会一致性和公正性，伦理水平不断提高[27]，所以相比于40岁以下的消费者，40-49岁消费者的非伦理倾向更低。但是50岁以上的消费者大多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前，受教育程度较低，且对自己的行为约束较少，更能容忍非伦理行为。
3.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在职业、学历、出生地上的差异。运用均值分别对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在职业、学历、出生地上的差异进行分析。从图1中可以看出，企业员工在四个因子上的均值均是最高的，这可能是由于在企业中工作以创造利润为首要目标，企业员工可能更注重行为的效用，因此更能够容忍非伦理行为，企业员工的非伦理消费行为倾向水平更高。但是总体上，不同职业的消费者对待非伦理消费行为的态度的差异不是很大。从图2中可以看出，不同学历的消费者非伦理行为均值没有较大差异。从图3中可以看出，不同出生地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均值差别较小。
4.消费者非伦理消费倾向的总体特点。研究结果显示，非法受益因子的总体均值最低，为1.47。说明应试者普遍对这些主动进行的非伦理消费行为是非常不认同的，认为这些活动是违法的，非伦理消费倾向很低。“被动受益”因子和“主动受益”因子的总体均值分别为2.10和2.22，这两个维度的均值较低，应试者普遍对这些会损害卖方利益并能获得直接利益的行为是不认同的，认为这些活动也是非伦理的。“无伤害”因子的总体均值为2.74，这个维度的均值最高，应试者普遍对这些不会给卖方带来直接伤害的行为的态度接近中立，不认为这些行为是错误的，倾向于认同此类的非伦理消费行为。
四、建议与对策
本文以沈阳市消费者为研究对象，基于人口统计学变量视角，围绕沈阳市消费者的非伦理行为现状展开研究。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沈阳市消费者非伦理行为具有两面性。当伦理界限较为清晰，消费者行为会给卖方带来伤害时（“非法受益”、“被邮芤妗焙汀爸鞫受益”情境下），沈阳市消费者可以轻易做出独立正确的判断；当伦理界限较为模糊，消费者认为行为不会损害卖方利益（“无伤害”情境下）时，沈阳市消费者态度模糊，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二是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因素会对沈阳市消费者非伦理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在“非法受益”和“主动受益”情境下，男性消费者比女性消费者更能容忍非伦理行为，在“无伤害”情境下，消费者年龄越大越能容忍非伦理行为。
从总体上来看，沈阳地区消费者在非伦理消费量表的得分较低，且非伦理消费行为具有两面性。这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具有较强的集体主义和面子问题，在公共场合下严格遵循道德标准，但私底下由于丢面子的风险小，所以有可能放松执行道德的标准[28]。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减少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的一些建议。企业可以基于产品的目标消费群体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合理分配资源，制定有针对性的的营销策略，一方面减少消费者的非伦理行为，另一方面吸引顾客留住顾客。
1.企I要提供生产优质的产品和优质的售后服务。积极地宣传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这些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观念，面对伦理困惑时，能够独立做出准确地判断。比如在景区售票处打出“争做孩子的榜样，文明旅游”等字样，一方面尽量减少家长为逃票谎报孩子年龄的数量，另一方面提醒家长文明出行。
2.企业可以改善消费者的消费体验。一方面可以在店面装修、商品摆设和服务态度等方面营造舒适的购物环境，以提高消费者进一步了解商品的意愿；另一方面注重培养员工职业素养，提高员工的专业素质，增加顾客满意度。良好的购物体验能够使消费者约束自己的行为，降低非伦理行为倾向。
3.企业可以通过增大消费者的风险感知来降低消费者实施非伦理行为的意向。一方面，企业可以提醒消费者作出某种非伦理消费行为可能会有“受罚”的风险，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增加技术手段提升非伦理消费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如在多处安装监控，或者安排员工值班等提高消费者的感知风险，避免失窃的发生。另外，企业应该学会适度地拒绝顾客的不合理要求，给予消费者善意委婉的提醒。例如，在超市内，对于消费者多拿购物袋、随意拆开商品包装袋等行为，可以在这些物品旁边贴上“温馨提示”，提醒消费者注意。
4.传递积极的企业价值观，强化消费者的伦理信念。企业价值观包含了企业在追求经营成功过程中所推崇的基本信念。企业员工在与顾客进行沟通交流时，会将企业的经营理念与消费伦理观念传递给顾客，使消费者了解企业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以及优质服务的追求，了解企业对服务规范的态度。当消费者在购买企业产品和置身于企业服务的环境中，会受到企业积极价值观的影响，其消费伦理信念也会得到唤醒和强化。这有利于消费者规范自己的消费行为，同时也有利于提高顾客忠诚度。
本研究有一些局限性。由于伦理问题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增加了数据收集的难度，并且受到经费的限制，样本数量略显不足，可能会影响样本的代表性。另外，本研究的样本的人口统计特征也还不够宽泛。本文研究对象是沈阳地区的消费者，并不能代表我国其他地方消费者的非伦理消费行为特征，对于中国消费者的非伦理消费行为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特征有待进一步研究。另外，性别和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对消费者非伦理行为产生的影响仅仅是表面上的，对于影响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的深层次因素，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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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本质上是发端于生活中的冲突和失序，西方学术界对信息伦理的研究是同信息技术应用导致的社会生活的冲突和失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文把这一研究大致分为计算机伦理、网络伦理和现代意义的信息伦理三个基本阶段，该研究总的来说是一个从关注具体信息技术所产生的伦理问题到关注整个信息社会的伦理问题的发展过程。
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产生和应用，西方学术界最先开始了对计算机伦理问题的研究。计算机的出现极大地改进了人们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手段，也深刻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较早关注计算机伦理问题的是美国教授W曼纳，他最先将伦理学理论应用到生产、传递和使用计算机时所出现的伦理问题，从而开拓了一个应用伦理研究的新领域一一计算机伦理研究。1985年，J*H穆尔在《元哲学》杂志上发表《什么是计算机伦理学》的论文，对计算机技术运用中的一些“专业性的伦理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07随后一个时期，大量关于计算机伦理的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为今后丰富和发展信息伦理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论准备。
但是，早期的信息伦理研究仅限于计算机现象本身，使得其研究范围十分有限，缺乏研究的理论深度，我们从美国计算机协会早期制定的一些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就可以看出这一局限。该协会规定：人们不应用计算机去伤害别人;不应干扰别人的计算机工作;不应窥探别人的文件;不应用计算机进行偷窃;不应用计算机作伪证;不应使用或拷贝没有付费的软件;不应未经许可使用别人的计算机资源;不应盜用别人的计算机成果;应该考虑所编程序的社会后果;应该以深思熟虑和慎重的方式使用计算机等。分析这些“戒律”我们发现，这些对使用计算机的初浅道德要求，缺乏全面深入的伦理学理论思考，正如一些国外学者所指出的，这些研究“对与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有关的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缺乏深层次的研究和认识”。537当然，这种理论研究的缺陷在计算机应用的早期可以说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因为对某一事物的理论研究往往受制于该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状况，在计算机本身的发展都处于起步阶段时，我们不能对计算机伦理学的研究提出过高的要求。事实证明，随着后来互联网的兴起，这种研究的缺陷得到了全面的弥补。
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计算机网络迅速兴起，网络带来了人际交往关系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全方位变革。相对于现实生活而言，网络空间将人置于“虚拟空间”或“虚拟共同体”之中，给人提供了一个包括信息、知识、情感等的另一种虚拟生存环境。人际交往由直接的现实交流转变成间接的人机交流，网络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身份认同(Identi抑，身份认同是交往活动的基础，它是每个人对自身和他人的身份和角色的理解和把握。网络空间使身份认同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在虚拟环境中，每个人都可以制造出多重身份，“在因特网上，完全没有人知道你是谁，没有人知道你的真实种族和性别，这种肤色盲和性别盲对很多人具有积极意义”。[4]正是这种交往的匿名性和隐蔽性，使人可以在虚拟的生活中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也可以不受任何道德规范的约束而为所欲为。同时，极具互动性和开放性的网络也彻底改观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人们可以随意地从网上获取需要的各种信息，而且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在网上任何信息，网络消解了传统的中心观念，就如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所言，“无处是边缘，处处是中心。”[5]网络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中心，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但同时道德他律变得十分松驰，道德自律水平也大幅度降低。
在计算机网络中，人际交往以及随之产生的道德活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现实社会无法比拟的。这种变化使传统伦理学在面对网络时显得力不从心，传统伦理学已无法容纳和概括在网络中发生的直接和间接的道德关系。因此，建立一种新的、适应现代网络生存的伦理的迫切性显现出来，这就是信息伦理学发展的网络伦理阶段。网络伦理虽然突破了早期计算机伦理的局限性，将研宄的对象明确定位于信息领域的伦理问题，并直接使用“信息伦理”这个术语，但实际上主要还是研宄网络伦理，将视点集中于网络的伦理方面，因此，这一时期的伦理规范也更多地关注网络的不道德行为，如“有意地造成网络交通混乱或擅自闯入网络及其相连的系统;商业性或欺骗性地利用大学计算机资源;盜窃资料、设备或智力成果;未经许可而接近他人的文件;在公共用户场合作出引起混乱或造成破坏的行为;伪造电子邮件信息等。”!当然也包括我们所关注的如侵犯个人隐私、浏览黄色网站、不健康信息等不道德现象。总的说来，网络伦理学极大地丰富了信息伦理学的研宄内容，对促进信息伦理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信息伦理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大致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本世纪初。这一阶段信息伦理学所研宄的范围已不再仅仅限于计算机、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所产生的伦理问题，而是越来越多地关注整个信息社会的伦理问题。德国的信息科学家拉斐尔卡普罗教授是这种转变的代表。他的研宄主要偏重于在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知识等背景下探讨信息研宄、信息科学教育、信息工作领域中的伦理问题，他强调信息伦理学应是信息社会的伦理问题，而不是计算机伦理，也不仅仅是网络伦理。他在论著中详细地列举了信息伦理学应研宄和探讨的内容：信息领域的道德价值观的发展;信息领域新的道德权利的建立;信息神话;信息理论和实践中隐藏的矛盾和意识;信息领域道德冲突的发展等。1]卡普罗之后，众多信息伦理研宄专家都开始把目光转向整个信息社会的伦理问题。这一转变将信息伦理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发展水平，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信息伦理学。值得一提的是，网络一直以来都是信息社会的重要内容，尽管现代信息伦理学已把研宄领域扩展到了信息社会的各个方面，但对网络伦理的研宄仍是其主要内容之一。
现代意义的信息伦理学的形成是满足信息社会伦理需要的结果，它用传统伦理学的观点审视现代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在信息社会中产生的伦理问题，除了继续关注计算机伦理、网络伦理外，它还广泛研宄信息社会中诸如信息开发、信息传播、信息管理和应用等方面的伦理准则和规范，涉及信息犯罪、信息滥用、个人隐私、知识产权保护、信息传播以及国家信息安全等多方面的问题。现代信息伦理学以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为依托，已经发展成一门由信息学、计算机科学、哲学、社会学、传播学和伦理学等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的新兴应用伦理学科。
作为一门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新兴应用伦理学科，信息伦理学旨在以传统伦理学的观念和原则为基础，通过建立信息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协调信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范信息社会中人的行为，从根本上塑造信息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促进信息社会的良性发展。
信息伦理学研宄作为应用伦理学研宄的一个分支，它把传统伦理学的观念和原则运用于解决当代信息社会人类生活和实践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因此，从总体上看，信息伦理学仍然是一种伦理学研宄，它对传统伦理学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信息伦理学所致力于解答的是信息社会的价值问题，所致力于确立的是信息社会的价值原则和行为准则，它的整个研宄属于价值领域而非事实领域;其二，信息伦理学立足并着眼于信息社会人类自身的需要构建伦理体系，它的理论主要不是描述性的、解释性的，而是导向性的、规范性的;其三，信息伦理学的生命和活力在于批判和反思精神，它始终坚持对信息社会的现实生活持反思、批判的态度，不断致力于现实的新创造和构建。
与此同时，信息伦理学研宄作为应用伦理学研宄的新领域，并不只是伦理理论的单纯应用和推广，而且是一种创造和构建的过程。它通过这种新的创造和构建把伦理理论具体化，正是这一具体化过程，不断发展和完善了理论伦理研宄，使伦理学成为富有活力和现实感的完整理论价值体系。信息伦理学拓宽了伦理学的研宄范围，开辟了伦理学研宄的新领域。
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信息伦理学已经具备了自己特有的研宄对象和研宄要素。首先是信息社会道德意识。信息社会为其成员提供了充分的自由和充足的选择机会，个人可以最大限度地去发展自己、实现自己。同传统社会的道德意识相比较，信息社会的道德意识摒弃了以往的各种限制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而显得更加淡薄。这种淡薄的道德意识要求行为主体增强道德自律性，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和学识。其次是信息社会道德活动。信息社会的道德活动因其活动背景(如网络空间)的特点而呈现独特性、多样性和随机性。这种新型的道德活动为信息伦理学提供了丰富的研宄素材。第三是信息社会道德关系。这是一种不确定、简单和互动的新型道德关系，它是信息社会在伦理学上提出的新问题，那就是人们之间有时虽然没有现实生活中的现实交往，却仍然可以产生现实交往的基本元素，如情感、信任等。总的来说，信息社会的新型道德意识、道德活动和道德关系使信息伦理学有了独特的研宄对象，使之具有了成为一门学科的基本完备的理论依据。
信息伦理学相对于传统伦理学而言，提供的是一种全新的伦理道德体系，这种新的伦理道德体系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从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看，信息伦理有其自身独有的一些特征。
其一，信息伦理具有开放、多元性。信息伦理的开放、多元性是由其研宄对象的开放、多元性决定的。开放与现代化同步，现代化的社会必定是开放的社会，可以说信息社会就是一个开放的大系统，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的广泛应用更是扩大了信息社会的开放性。这种开放的社会背景使得相应的伦理道德规范也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与整个信息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互动发展中指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开放的信息社会本身也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信息社会的多元性为人们的道德选择和道德判断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和评价标准。同时，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独特伦理道德习俗，随着国际信息交流而进入信息伦理领域，也使得信息伦理呈现多元性。信息社会展示了一个由多元伦理文化组成的开放道德世界，使人们通过选择，将之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方式和准则，从而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念和伦理精神。
其二，信息伦理具有普遍、共享性。在全球化盛行的时代，信息具有公认的普遍价值，信息资源是世界范围的共享资源，信息的跨国界、跨地域传播，日益彰显其普遍、共享性。需要注意的是，信息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的传播，势必导致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不同伦理道德之间的碰撞。一般来说，植根于不同文化土壤中的伦理道德往往具有异质性，但如果仅仅局限、束缚于伦理道德的这种异质性，就会否认或丧失异质文化之间交融互通的可能性，也显然不利于信息的无国界传播。信息的无国界传播，要求不同主体在认识伦理文化的异质性的同时，更多地关注不同伦理文化之间的共通性与同一性，这是跨文化交流的基础。今天人们谈论较多的普遍伦理或全球伦理，即是基于这一基础而提出的。因此，作为现代信息社会的伦理形态，信息伦理与信息的普遍性和共享性相适应，必然会包含某些普遍伦理或全球伦理的成分，必然具有普遍、共享性。
其三，信息伦理具有自主、自律性。与传统伦理相比较，信息伦理更注重道德自律。在传统的面对面、直接的伦理关系中，对个体行为起重大作用的往往是强大的外界道德舆论压力，或者称为他律。而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信息社会，由于以数字化的信息为中介，人们享有充分的平等和自由，对自己的行为拥有极大的自主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凸现出间接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直面的道德舆论抨击难以进行，而个体的道德自律成了正常的伦理关系得以维系的主要保障。特别是计算机网络盛行之后，由于网络行为主体的匿名性、面具化，道德舆论的承受对象就变得更为模糊，对于道德自律的强调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另外，在信息社会，人们都强烈意识到，只有遵循自觉性，遵守一般道义原则，才可能顺利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自主、自律性可以看作一种最终的道德诉求并和其他特点共同构成信息伦理的基本特征。如果说传统伦理学也强调这一特点的话，那么，信息伦理无非是更加突出这一特点罢了。
信息伦理是信息社会的伦理反映，信息社会是由于信息技术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的兴起而出现的包括信息、知识、情感的一种崭新的生存环境。在这种全新的生存环境中，各种异质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通过多种信息传播渠道相互交汇、碰撞、融合，拓宽了传统伦理学的研宄视角。信息社会人们的交往和伦理关系主要是间接的、多元的和符号化的，超越了传统社会的限制，其广度和深度是传统社会所无法比拟的，预示了伦理学的研宄在信息社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关注信息社会的信息伦理，以及信息伦理学的学科构建，我们的目的是明确指向当代中国社会的。当代中国，从整体上来看，尚未进入信息社会。!我国社会变迁的总体特征，是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做双重跨越。这种跨越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在发展快的地区，信息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已经初显端倪。在这种多元社会背景下，伦理的内外冲突、传统与现代冲突更剧烈，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更深远。构建当代中国的信息伦理学，对于我们应对信息社会带来的伦理挑战，加强信息伦理问题研宄和信息伦理建设意义重大。
构建当代中国信息伦理学，有助于分析和解决我国当前社会因信息技术而导致的伦理失范问题。我国当前社会，计算机已经大众化，计算机网络发展迅猛，随之产生的一些伦理道德问题越来越影响着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行为方式，导致的一些伦理失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如信息责任的归属、信息技术的非法使用、信息的授权、侵犯知识产权和个人隐私等。如何规范我国现阶段人们的行为方式，引导人们正确合理地使用信息技术，处罚不道德的信息行为，培养人们良好的符合信息时代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等，已成为我国当前社会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构建当代中国信息伦理学，能为这些问题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能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适当的伦理规范。
构建当代中国信息伦理学，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信息领域的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是精神文明建设在新时期的新发展，研宄信息伦理学是信息社会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的新课题。
构建当代中国信息伦理学，不仅能帮助我们占领计算机网络这个新兴的宣传阵地，充分运用其信息传输迅捷、量大的特点，全方位、多角度加强我国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宣传和建设，而且能通过适应网络的独立性和开放性，改进传统的宣传方式和手段，加强对信息的甄别和优化，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
此外，构建当代中国信息伦理学，可以为信息工作人员提供涉及信息领域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行为的伦理准则，为社会提供规范和监督信息工作的标准。信息伦理的研宄也有助于信息政策和信息法规的制定和完善。通过加强和完善我国信息伦理学研宄，还可以为将来信息社会的完全到来提供完备的理论准备。
必须认识到，中国的信息伦理学正处于起步阶段，其体系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发展的过程，需要我们从多角度、多层面进行深入思考，我们认为当前中国信息伦理学的构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广泛借鉴国外信息伦理研宄的理论成果。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的国外信息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尽管它还处在发展和完善中，但其所取得的成果和进展，如信息伦理学的定义、研宄对象、理论原则等，足以为我国的信息伦理学研宄提供借鉴。这就需要我们在立足我国社会具体实际的基础上，善于学习和借鉴国外成熟的信息伦理学理论成果。
整合中国传统伦理资源。中国具有悠久的伦理文化传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伦理规范体系，这种伦理规范体系产生于传统社会小农经济土壤之上，依赖于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作用于封闭的文化环境之中。它以人的非功利性道德自觉为行为的动力和依靠，重私德胜于讲公德，因而较少关注公共领域的道德规范调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不断加强和复杂化，传统伦理越来越受到挑战。因此，如何整合中国传统伦理资源，吸收和发扬传统伦理中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的合理元素，是当前我国信息伦理学研宄的重点之一，也是构建我国当前信息伦理学的重要途径之一。
加强信息伦理教育。国外信息伦理学的发展是伴随着信息伦理教育的开展而不断发展的，国外不少知名大学很早就开设了相关的课程，如因特网与伦理学、电子前沿的伦理与法律等，通过对涉及信息获取和使用的伦理问题的认识、理解和评价，有效地促进了信息伦理学的发展。当前国内大众对信息伦理的认识和了解还不够，有关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宄也还不够深入，如果能在高等院校普遍开设信息伦理相关课程，不仅能促进信息伦理学本身的研宄，而且能为大众在遭遇具体信息的伦理问题时提供相应的理论指导。因此，加强我国信息伦理教育意义重大。
冷静客观地分析学术期刊外部环境，几组数据和现象能够让大家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任重而道远。譬如：尽管我国发表的学术论文已居世界第二，2012年的投稿论文还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但我国论文影响力尚未进入前15位，文章的录用率仅居28位。尽管我们不以SCI/SSCI论英雄，但全球公认的权威《科学引文索引-SCI》数据库里11739期刊总量中，中国学术期刊的份额只有1.35%；在《乌利希期刊源手册》全球23588多份同行评议的期刊库中，美国有7807种（34%）排第一，英国有4317种（19%）排第二，中国的期刊在此表中仅约2％（大约472种，大部分是科技类期刊），这与我们文化大国的地位极不匹配。同时，尽管我们极其渴望中国的期刊走出去，但我们不能小视最近一些出版强国正在“文化”我们的学术资源，打造了一批“中国内容”、“西方出版”的学术期刊，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在SSCI库中的缺失，很快这些“中国内容”的西方期刊会填补我们自己留下的空白，那是中国学术期刊又一次失去“码头”，导致我们不得不承受版权外流的痛楚。
由此可见，尽管我们已经进入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商业时代，但我们的文化产出、学术出版，还远没有占领我们应有的制高点；尽管我们的客观环境也在不断地改善，期刊出版业转企改制的鼓声已经敲响，但是以质取量的学术期刊是否已经做好了迎接市场考验还有待检验。
没有问题，也就没有挑战；没有目标，也就没有我们办刊人施展的舞台。打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品牌期刊是我们这代期刊人的希冀和梦想。《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A辑》（缩写为JZUS－A），十年如一日，秉承“求是创新，走向世界”的定位，依托国内外编委及近万名国际同行评审专家的贡献与支持，始终在正确的办刊轨道上强化国际出版理念，恪守诚信、改革创新，在大学学报（英文版）办刊中做了一些突破性的探索。
接轨国际，走专业化之路，快速提升期刊品质和国际声誉。学术需要学者在学术圈里争鸣，学术刊物面向国际开放办刊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为此，学报要发展必须接轨国际，打破原有大综合的办刊格局，采用国际学术期刊的通用出版规则，走专业化之路。《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A辑》是国内最早从涵盖数理化及工程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学报演变发展为“应用物理与工程”专业化期刊的代表。
正是在专业化基础上，通过对期刊品质的精心打造，《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A辑》的影响快速提升，作为源刊代表，自2000年创办以来，成为国内创刊最短时间内分别被EiCompendex、Medline、SCI-E、INSPEC、JST、CA等29家国际权威检索库评估收录的大学学报。在短短时间内被如此众多的世界权威数据库收录，极大地提升了本刊甚至中国大学学报的国际显示度。从源刊分出的其他两份专业性期刊《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B辑：生物医学&生物技术》（缩写为JZUS－B）和《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C辑》（缩写为JZUS－C），从投稿量到引用率的不断提升说明刊物在各自的领域已经得到研究人员的认可、肯定和追踪。在2011年汤姆森路透科技信息所公布的JCR报告中，JZUS-A为0.322，JZUS-B为1.027，而JZUS-C在2010年创刊3个月就被《科学引文索引SCI》评估收录，并有望2012年得到首次影响因子报告。由此看来，《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A/B/C》3辑在专业化、国际化的办刊之路上走出了自信。
注重质量，用严格的国际同行评审体制征服学术界与期刊界。作为国内首家大学学报，《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A辑》坚持用“文前严审”和“文后跟踪”的双轨制严把刊发文章的学术质量关。从2002年末开始尝试实行严格的国际同行稿件评审制度，由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万名审稿专家严谨公正的科学审稿，期刊的退稿率高居78％以上。拒绝平庸，努力发现、推出具有创新性、实用性和影响力的论文。2010年本刊网站（zju.省略）又在全球范围内开创了“文后跟踪”的先例，用“全球开放同行评议”、“最新（高）引用和最高下载DOI阅读”等栏目吸引了一批国内外学科同行对本刊发表的文章进行评议、讨论及质疑，以此挖掘刊发论文的影响价值和学术分量。
由此可见，严格的同行评审不仅把住了质量关，也让大批作者从评议中受益匪浅；不仅提高了对论文撰写的科学性、逻辑性以及英文写作规范性的认识和水平，也提升了科学研究的信誉度。每年来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约占42％的国际稿件，以及期刊网站每天国内外1：3的访问比，均说明严格的国际同行评审已获得了国内外作者的认同，不仅强化了本刊“学术质量是刊魂”的办刊宗旨，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形象，让中国的学术期刊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术圈内有了显示度。
恪守学术诚信，抵制学术不端，获得国际性影响。针对当前国际上普遍关注的学术诚信问题，浙江大学学报高度重视。为推动国内期刊的学风建设，大力倡导科学研究诚信度，学报把2008年首次荣获的国家基金用在刀刃上，加入了国际杜绝学术不端“CrossCheck”项目，成为其首家中国会员，积极抵制学术不端，获得国内外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国际出版者链接协会（PILA-CrossRef），在不同文种的业务宣传手册中《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的封面与《科学》（Science）、《新英格兰医学》（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等国际著名期刊一同作为样本展示宣传，并分别在2009年和2010年的“CrossRef季刊”中两次报道了浙大学报注重学术诚信方面的各项举措。
《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在学术诚信建设方面的成绩已经受到业界的广泛关注，被国内外多家媒体转载报道。2010年岁末，浙大学报又喜获来自英国伦敦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的恭贺通知：“该刊执行总编张月红等申报的研究项目《不同学科典型抄袭案例分析的CrossCheck工作指南》已经通过严格的国际同行评审立项，荣获2011年度COPE首项研究资助项目”。这是COPE自2008年启动研究基金以来，全球资助的第6项研究课题，也是非欧美国家的学术期刊编辑首次荣获的研究基金项目，此项目的获取提升了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和中国编辑的话语权。在2011年COPE主办的第一期会刊《伦理编辑（Ethics Editing）》上正式发表了《中国首次荣获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基金项目》的消息。同时，笔者2011年7月接到国际出版者链接协会（PILA-CrossRef）的执行总裁的邀请，在2011年11月的会员年会上做30分钟的特邀报告，这也是中国编辑获取国际出版话语权的一次机会。
坚持“走出去”，灵活多样扩大国际视野。为快速打开国际市场，2006年，《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与全球著名的科技和医学（STM）出版商施普林格（Springer）进行合作，实现刊物电子内容由Springer Link数字化出版平台向全球，积极开发期刊学术交流的国际市场，通过这种借船出海的合作模式，学报英文版全文下载量连续几年在Springer的中国科学图书馆项目约90份刊物中名列前茅。
为做好“走出去”工作，期刊编辑们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出版活动，追求新知识，关注和研究国际出版业的不断变革的新理论和新技术。通过在实际工作中的切磋实践，期刊编辑相继在国内外著名期刊上发表了中英文研究论文达30多篇，相继加入了ALPSP(全球学术与专业出版者协会)、SSP（美国学术出版学会）、PILA(国际出版者链接协会)等国际行业协会组织，成为其中唯一或少有的中国会员之一。另外，2011年笔者被全球学术与专业出版者协会选为来自中国的首位理事会委员。这些平台为学报提供了与国际同行业务交流的机会，也为中国期刊编辑争取了一定的国际话语权。
在“走出去”的同时，《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十分注重体现华夏人文气质，构建学术文化桥梁。编辑们认为，学术没有国界，办高水平英文学术期刊，聘请国际同行做评委，既可以防止国内学报在快速发展阶段中所出现的一些学术浮躁、人情关系，以及语言先天不足等负面影响，也有利于作者与国际同行们在学术上碰撞提升、比较差距、挖掘灵感，还可以吸引一些国外审稿人高水平的研究论文投向期刊。在这个过程中，期刊不仅负有学术功能，还负有文化交流的使命。正是缘于这种文化交流的使命感，编辑们提出了“如何让国际专家们在为期刊评审的过程中体味到中国文化的深邃内涵”的命题。为此，浙大学报一方面通过网站积极宣传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底蕴，另一方面在交往过程中精心设计制作“华夏文明”、“神州大地”、“北京奥运”、“文房四宝”及“中国书法”的系列主题的圣诞文化卡等小物件，作为辛勤工作的赠礼，向国际学术审稿专家们表达真挚的谢意。此举既让他们由衷地感受到为刊物审稿的学术尊严，又体味到了中华民族的人文情怀。正如一位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沃什伯恩（Washburn）教授、物理学审稿专家来信所言，“在当今这个有点冷漠和人性化不足的职业世界里，你们的姿态表达了一份文化的优雅和美。”借助文化构建了与国际学者们交流的桥梁，产生了良好的互动作用，如磁石一般吸引住了一批优秀的审稿者、读者和作者，依靠他们为期刊营造了一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