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21 00:34:4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新乡村建设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存在人类社会，便不断地上演各不相同的纠纷。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是早期人类面对纠纷的普遍选择，在后来的国家法建立的过程中和之后，尽管国家法试图将这一领域纳入到自己的治理范围，可是调解的方式仍然顽强而富有生命力，内容逐渐丰富，方法日渐多样化而趋成熟。
对于这些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纠纷案例，比虚拟的案例更有价值，比逻辑推理更有血色，纠纷案例所提供的信息极为丰富与真实，因而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吸引了众多的学者从不同学科背景出发，去揭示纠纷案例背后所掩藏的行为逻辑。本文是对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纠纷研究的一项研究，其中将不涉及具体案例，展现纠纷研究的不同学科、研究成果，并试图对其进行简单评述。
一、村落社会纠纷研究的社会背景
在《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中，对中国的乡村社会结构及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为了理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与社会性质的经典著作{1}.先生是通过绅士权力在乡土社会的运作的分析，揭示中国社会中央官僚制帝国与皇权不下县的背后逻辑{2}.但是当前中国村落社会与先生所述“乡土社会”已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迁，以至于众多学者著书立说，试图揭示变迁中的村落社会的现实情景。弗里德曼的《东南中国的宗族组织》试图通过对地域化的宗族组织的结构认识，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构成法则，从宗族的视角揭示了汉人社区是如何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关联{3}.杜赞奇试图从“国家政权建设”与“权力的文化网络”来认识传统乡土社会的变迁、变迁中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4}.黄宗智则揭示国家与社会的变迁中乡土社会是如何突破了“过密化”的运作方式{5}.事实上，这些研究将研究点放在乡土社会，而研究的对象则是“村落”。村落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观察、分析村落便可以折射出中国乡土社会本色和乡土社会的变迁。
对于是否可以将村落作为研究乡土中国的出发点存在着不同的争论。也有学者跳出村落，从其他方面来解释乡土社会的结构。魏特夫从水利的角度，认为中国乡土社会可以通过大江大河——大水利——小水利到基本农田的灌溉形成农耕社会的图景，从而形成了东方特有的专制主义{6}.施坚雅则从市场出发，形成了分析中国社会的市场结构理论。他认为“基层市场共同体”是中国乡村的基本单位，由基层集镇、中间集镇、中心集镇、地方城市和地区首府，构建了中国社会的图景{7}.
尽管分析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可是对于解释乡土社会的变迁，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变迁对于乡土社会的分化、解构、重建的影响，这些模式难以让人信服。自20世纪40年代（恐怕还要往前推至20世纪初）以来，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事件主要有两件：国家政权建设{8}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贺雪峰先生在对中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生存方式的区域分析中，称为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与市场经济的化约能力一步步消释、瓦解乡土社会的传统，构建新的乡土社会，提出了“新乡土中国”{9}，从而有了重新认识中国乡土社会的认知，研究转型期乡土社会的性质的学术使命与命题{10}.但是对于国家政权建设或曰吉登斯民族——国家形成与市场经济是如何化约乡土社会的传统，重新构建新乡土中国却未展开论述。
国家政权建设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化约与瓦解的背后是现代化，是通常所说的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化为现代工业社会，甚至到近年来极为流行的“后现代”、“知识经济”、“新经济”时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断裂社会中，如何在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断裂的背景下，在由生活消费品向耐用消费品消费方式的转变，在资源重新聚集下，底层社会（农民、农民工和下岗工人构成）形成的背景下能否实现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则是另一个问题{11}.
当前乡村社会的纠纷研究所面临的正是这一背景：现代化及现代化过程中，后发外生型国家通过国家政权建设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而呈现的纠纷。在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国家法与民间法等相互之间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新乡土中国的景象，只是学者们知识背景不同，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所关注的焦点不同而已。
二、法律社会学的纠纷解决研究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法律社会学在研究纠纷解决方面，有较多的研究成果。法律社会学是将法律现象置于其社会背景之中，研究法律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社会学与法学的边缘学科。法律社会学的研究特点在于从社会整体观念出发，认识法律的社会基础和社会作用，从而更好地利用法律的控制作用解决社会问题。
1.关于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的研究
这是对于纠纷解决研究中一个独特的视角。体现这种关怀的著作或论文很多，影响较大的有：梁冶平的《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12}中的文章、范愉的“代替式纠纷解决方式（ADR研究——兼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13}、《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14}、谢晖编《民间法》{15}、何兵《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16}、高见泽磨《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17}、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18}、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19}等。
杜赞奇认为：在中国，建立民族国家与实现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20}，“在新的民族国家成长并试图确立其合法性的过程中，历史被重新定义，社会被重新界定”{21}.中国由于是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其社会变迁呈现出国家自上而下的推行和实现，是“规划性的社会变迁”（）。乡土社会代表着传统的习俗、习惯被视为旧的、落后的，而被所谓新的、先进的所替代。在国家法大规模“下乡”的过程中，即苏力之送法下乡，蕴涵的正是“规划性的社会变迁”，国家法与民间法在法制化进程中已经定下了各自不同的命运。
然而，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法治、依法治国等口号下，国家法形成侵蚀之气势，但是伴之而来的是民间传统、习俗复苏的现象，如王铭铭在闽台三村的观察{22}.家族法规、村规民约等民间法遭遇到国家法借助政权下沉而形成的“重创”之后，逐渐退居为内在的观念形态，但是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形成“地方性知识”，并在纠纷的调解过程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人情、面子的关联下{23}，在秋菊打官司的分析中{24}表现出来。国家法与民间法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历史命运成了纠纷观察者的理论关怀点。
2、法治与本土资源
[论文摘要]当前，在金融危机下，乡村旅游已成为拉动内需、扩大消费的关键角色。乡村旅游能否长远地抓住当前的发展契机，本项目组认为乡村旅游应该由传统的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具体说来，应处理好乡村旅游本身几个相互矛盾、相互关联的问题：一、乡土性与现代性；二、物质性与精神性；三、功利性与非功利性。
最近，国家旅游局对外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1月份我国入境旅游人数为1033.19万人次，同比下降4.42%；过夜旅游人数392.44万人次，同比下降10.82%；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为27.69亿美元，同比下降18.99%。作为弹性消费品，旅游行业与经济周期的关系比较密切，在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旅游消费较为旺盛。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全球旅游市场正进入寒冬时期。但是，整个旅游市场并非铁板一块，根据《经济日报》2009年2月1日的报道，乡村旅游正成为居民欢度春节的重要选择。许多乡村旅游点、温泉度假地、滑雪度假村等预订爆满。乡村旅游已成为拉动内需、扩大消费的关键角色。
乡村旅游在金融危机中所面临的发展契机并非偶然。黄洁根据心理学家荣格(CarlGustavJung)的情结理论，认为乡土情结是引发乡村旅游的根本动机。2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城市居民其实承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力，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蕴藏着贴近自然、贴近泥土的渴望。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的速度慢下来了，人们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也随之慢下来了，人的心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怀疑、犹豫之后会变得从容、淡定。在这种时候人们开始有时间回过头来观察、反思过去的生活，重新思索生活的意义。乡村区域优美的自然景观、清新洁净的自然环境、淳朴的乡风民俗、独特的农家情调都在吸引着城市居民疲惫的身心。
尽管乡村旅游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但返观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对乡村旅游能否抓住机遇，我们尚无法作出肯定的答复。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目前乡村旅游点大多处于初级阶段。在金融危机下如何发展我国乡村旅游？本文认为，乡村旅游地大多环绕城市、与中心城市交通联系便捷，具有观光、度假、娱乐、康体、运动、教育等不同功能，是特别适合“短期休闲度假模式”的游憩空间。在金融危机下，政府方面应加强规划，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投入，经营者方面应不断创新乡村旅游经营模式，提高服务质量，这是目前发展我国乡村旅游的根本途径。具体说来，应处理好以下几个相互矛盾、相互关联的问题：
一、乡土性与现代性
毫无疑问，乡土性是乡村旅游的根本属性。，保持乡土性应防止标准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等现代性对乡土性的侵蚀。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过度强调乡土性、强调乡村生活的原汁原味并不符合游客的审美心理。虽然城市居民是为了体验乡村的乡土味而来，但是作为本身已经高度现代化的人，对乡村生活本身必不可免的落后方面无法容忍。城市居民心中的乡村是诗意的乡村，与我国现阶段真实的乡村距离遥远。乡村旅游点如何在真实性和理想性之间定好位，是关系到其未来发展的根本问题。为此，政府要加强管理和引导，在建筑风格改造、公共厕所、停车场、垃圾处理、清洁能源等方面提供支持，把以上公共设施设计成与农村的乡村性和谐的形式，如麦秸垛式的停车场、豆栅瓜架下的餐厅、拱顶绿坡式的垃圾场等等。
二、物质性与精神性
目前，我们注意到，全国各地、市相继推出了旅游消费券，这些消费券可以到某些指定的乡村旅游点使用。南京、江西的某些地、市还特地推出了专门的乡村旅游消费券。消费券一般和现金套用，在给游客以实惠的同时，也确实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地现在正在蓬勃开展的自助摘草莓活动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文化灌注才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如果乡村旅游点仅仅以物美价廉的农贸市场样态存在，那么是不会长远的。乡村旅游本身应该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乡村旅游的内在价值及附加值都经由文化表现出来。精神资源永远是用之不竭的，源源流传的各种神话、传说、诗歌、故事、谚语、谜语、歇后语等民间文化为乡村旅游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和传奇色彩。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当然，这里的文化概念非常宽泛，不仅包括音乐、舞蹈、雕塑等狭义的文化范畴，也包括手工艺品、方言、饮食、历史遗迹、建筑、宗教、服饰等都可被视为文化范畴。纵观国内外乡村旅游胜地，无不以文化特色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石。
处理好乡村旅游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关系，是提升旅游品位的关键环节。在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品位方面，有以下几种类型的资源可以挖掘：一、节事活动；二、饮食文化。乡村旅游节事活动的主题是否具有特色，是能否产生吸引力的关键所在。饮食是旅游重要的六要素之一。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挖掘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古代菜谱；2、文人诗词；3、地道祖传。
三、功利性与非功利性
要处理好乡村旅游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关系，本项目组认为应强调乡村旅游的休闲审美功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乡村旅游的经营理念与模式，实现乡村旅游由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目前中国的乡村旅游大多还停留在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为主要内容的农家乐水平上。实现乡村旅游由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本项目组认为当前应抓住金融危机契机。
首先，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乡村旅游工作的扶持力度：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乡村旅游点卫生环境的整治，同时注意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当前金融危机下，对乡村旅游加大投入不失为当前政府加大投资、拉动内需的良策；二是要加大统筹管理力度，加强对乡村旅游的整体规划。
其次，乡村旅游点本身应抓住契机，提高自身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实现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对接，本项目组认为目前应充分利用农民工资源。金融危机下，大量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农民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农民工阶层和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作为农村与城市的连接者，对农村非常了解，对城市生活也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如果对部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行乡村休闲旅游管理人员岗位职务培训，不仅对推动乡村旅游的管理规范化、提高乡村旅游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解决当前金融危机下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关键词：村庄；变迁研究；中国表述
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2-0061-06
一、争鸣的人类学村庄研究范式：先贤哲论的再认识
何以在“地方”与“整体社会”之间找到文化表述的结合点，这是中西方人类学者一开始进行村庄研究就关注的题域。20世纪30年代，西方功能主义倡导的微型村庄研究经吴文藻、、林耀华等先贤的改造后，逐渐本土化为中国社区研究方法，指引着有心志于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们开展村庄调查。然而，正是这一西引的方法论，使“地方”与“整体社会”成为早期中西方人类学者激烈的争辩话语。埃德蒙•利奇（Edmund-Leach）在其所著《社会人类学》（1982年）一书中，对中国早期人类学研究的四本英文版民族志读本给予了尖刻批驳，并以否定性的口吻提出两个问题：自身社会研究能否做到客观；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针对利奇的第二个质疑，先生随后在《人的研究在中国》一文中以江村为例给予了肯定回答：“中国各地农村在地理和人文各方面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江村不能作为中国农村的典型，也就是说，不能用江村的社会体系等情况硬套到其他的中国农村去。但同时应当承认，它是个农村而不是牧业社区，它是中国农村，而不是别国的农村。”①在后来的《云南三村》里，费先生又以“类型比较研究”方法回应道：“如果我们能对一个具体的社区，解剖清楚社会结构里各方面的内部联系，再查清楚产生这个结构的条件，可以说有如了解一只‘麻雀’的五脏六腑和生理循环运作，有了一个具体的标本。然后再去观察条件相同的和条件不同的其他社区，和已有的这个标本作比较，把相同和相近的归在一起，把它们和不同的和相远的区别开来。这样就出现了不同的类型和模式了。”②“的类型比较，首先是对一个具体的社区的社会结构进行详细解剖，并查清其结构产生的条件，然后根据与此标本所处条件相同或相异划分类型，最后对不同类型的社区进行调查和结构比较。这一研究思路本身就是对传统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超越。”③
事实上争论不仅没有影响中国的微型村庄调查，而且，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在吴文藻先生主倡的社区研究方法的导引下，中国的村庄研究早已悄悄进入“早春天气”。1935年，林耀华先生通过对福建义序家族村落调查，撰写并出版了《义序的宗族研究》。林先生以乡村社区的宗族为基础，系统呈现出中国宗族组织及其社会功能、宗族与家庭的连锁结构、亲属关系的作用等方面的内容。其著是西方文化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中国本土化研究的早期典范之作。和林耀华两人是燕京大学的同班同学，两人均得益于吴文藻先生的精心培养。同年，当林耀华先生关注义序宗族时，先生则偕妻走上广西大瑶山。瑶山调查造成人间悲剧（妻子王同惠失足山冲，溺水身亡，先生身负重伤。）之后，费先生离开瑶山，回到家乡江苏吴江开弦弓村养伤期间，又在开弦弓村调查。后留学英伦，他将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系统整理写成《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该著通过对一个农村社区社会结构及其运作关系的描述，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系统搭配的社会整体，从村落内部的社会结构详细分析了中国社会变迁的动力。导师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高度评价说：“我敢预言费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个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注：：《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序），第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年版。]
1938年，爆发，留英归国的，召集一大批人类学者群聚云南呈贡“魁星阁”。在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他们经过调查研究，先后撰写并出版了《云南三村》（、张之毅.1945）、《祖荫之下》（许光.1945）、《芒市边民的摆》（田汝康.1945）等经典民族志著作。费、许、田三人的社区关怀各有不同。先生特别注重土地问题，许光先生则注重礼俗文化，而田汝康先生则特别关注“边民”的生活方式对于主流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费、许二人都想从“小地方”的描述来透视中国“整体社会”，而田汝康先生关注田野生活中的“他者”，试图从边民的社区生活中，借以洞察主流市场经济模式的仪式形态。 “这批早期本土人类学家的成就，被国际人类学广泛承认，他们都用英汉两种语言在写作，曾师承海内外人类学家，调查成果既具有浓厚的‘本土特色’，在学理和方法上又能与先进的国际人类学理论构成对话。他们试图从村庄研究来呈现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注：王铭铭：《继承与反思：记云南三个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的“再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通过村庄研究，他们萌生并践行着一股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魁阁精神”。
或因师出同门，费、林二人在吴文藻先生的导引下，始终把“微型社区研究”作为其民族研究的重要方法。抗战爆发，北京高校的学者们向中国大后方转移，林耀华先生也因此有机会到了川、滇、康交界的大小凉山对彝族村寨进行调查。194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汇集林先生的调查研究论文及教学书稿，编撰出版《凉山彝家》。林先生分别从区域、氏族、亲属、家族等九个层面的细致述写，为人们真实呈现了凉山罗罗人的生产生活现状。该书见面读者后，受到了美国国伦比亚大学的胡先晋女士等国际国内专家学者的好评。在西方许多大学里，该书还被指定为教学阅读用书。脱手《义序的宗族研究》、《凉山彝家》的林先生并未放松对中国村庄的调查。1944年至1948年四年时间里，林先生一直都在关注福建玉田县黄村农民的生活。1949年，他的小说体人类学著作《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问世，为西方学者认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和农民生活提供了更为清晰的画面。
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受特殊社会制度的影响，中国学者从西方人类学界采借的微型村庄社区研究方法被迫放弃，中国的村庄研究一搁置就是二十多年时间。在这期间，中国人类学者的眼光开始转向少数民族的规模普查，收集了丰富的历史古文献资料，拓展了中国人类学的民族多元性和文化多样性视野。西方人类学家失去在中国从事田野工作的机会，不得不坐上“摇篮椅”开始进行遥远的中国想象。但也正是他们遥远的“中国想象”，使很多海外人类学者更加坚信利奇的中国质疑。他们都认为，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不能将时间和空间上与世隔绝的社区当成研究的唯一内容，而应该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宏观结构与历史进程展开研究。这种理论关怀，在汉学人类学奠基人英国伦敦大学教授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那里表现得最为彻底。弗里德曼在1962年的皇家人类学会上作“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演讲时说，要真正了解中国，必须以中国文明的本土特征为主线，不能以村庄民族志为模式，以村庄研究的数量来‘堆积出’一个中国。他主张综合人类学和汉学关于文明史的研究，来表述中国宏观社会。北京大学的王铭铭教授认为，“怎样将这个‘小地方’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的‘宏大叙述’结合起来，弗里德曼本人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有效的方法。所幸的是，20世纪中后期对中国村庄研究进行重新思考的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的路径。”[注：王铭铭：《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第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施坚雅认为，“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注：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等译，第4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他认为中国的村庄向来不是孤立的，且中国社会的基本网络不在村庄而在集市。一般而言，六个村庄形成一个基本的共同体（“标准集市”），要对中国真正的社会结构有把握的话，必须研究这个标准共同体。
二、人类学村庄变迁研究的可能路径：后生俊杰的几种尝试
社会发展变迁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文化习俗以及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于是，追述村庄变迁历程也就成为中国本土学者追逐的时髦潮流。前辈先贤的村庄研究，对我国人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以至于当今的人类学后生在进行实证性研究时，都会有意贴上“以某某村庄为例”的标签，以彰显文章的生动、翔实。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村庄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常态，由于没有引发研究人员的过多关注，村庄里发生的很多故事伴随村庄主体（村民）的代际更替而流逝。所以，30年代，当中国学者们在细写村庄时，对于村史的记述，除了照搬村落社区“权威人士”的口述材料之外，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村庄历史的表述，普遍关注村庄的当下知识。学人们当时的笔文记述渐而形塑和丰富了小村的历史知识。
人类学后生俊杰的村庄研究，在保有村庄历史表述的基础上，尝试出许多新的路径。这一时段的村落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村落自治制度和自治组织改革研究、村落人口流动和社会分层研究、村落宗族势力研究和村落文化变迁研究四大类型。其中，村庄现代化是学者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最早从这一视角来关注中国农村的是王汉生（1990）。王汉生从村庄“工业化”和“集体化”程度的视角，概括了村落变迁的解释模式。他认为集体化程度与社会分化程度具有同等的意义。集体化程度越高，社会分化程度越低。他的类型区分主要指华北、西部、浙江和江苏的村落制度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性。1992年，受王汉生的启发，陆学艺开始对大寨、刘庄、华西等13个时期的中国著名村庄进行变迁研究。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民逐渐离开土地，转化为非农业劳动者，即使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其社会身份、生产手段、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农民逐渐消失。1997年，折晓叶撰写的《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出版，以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万丰村为个案，将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农民外出流动这两大热点主题置于对一个农村社区的研究之中，描述了在中国农村的非农化过程中，外来力量和村庄内在经济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所推进的社会变迁，认为“中国基层社会变迁并未按照西方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理论的某些假设而进行，而是出现了新的动力、规则、关系。超级村庄既以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方式存在，又保留有典型的村社区特点，既是自治性的民间社会，又执行着‘准政府’的各种职能，既是工业化的社区，又保留着乡土社会的生活秩序与原则”[注：折晓叶、陈婴婴：《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第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2000年9月，折晓叶、陈婴婴又出版《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深入比较了三类村庄，对超级村庄这种新型社区形态的形成、发展及其内部特征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认为超级村庄以微观形式显示了中国农村发展的某些倾向。
村庄变迁研究使西方民族志研究方法在我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实践。然而，在村庄变迁研究过程中，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人类学先辈回访数年前调查点的重要意义（六访广西大瑶山，数十次回访江村）。怎样有效地回访田野，先生在晚年时反复提到两种学术观点：“跟踪调查要么要反映被我们研究的那个社会自身的变化，要么要反映我们研究者自己的理论和心态的变化。这两种选择都可行。”受前辈的影响，后生们也开始循先贤足迹，追访著名田野点。“回访使我们重新找到审视同一调查点的机会，加强了社区的过程研究，其间多种被抽绎出的重要学术问题的解答获得了综合的机会。”[注：庄孔韶：《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第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中央民族大学的兰林友坚信，对人类学重要先行者的调研点进行再研究，既可检讨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可探究社会文化变迁的历程，还可以较快地与国际人类学学界进行理论对话，从而进入学术研究的前沿状态。在他看来，“再研究通常是对他人的调研点进行重新调查研究，也就是在他人原先的调研点做田野工作，以期与先行研究进行学术对话。”[注：兰林友：《人类学再研究及其方法论意义》，载《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
中国人类学后生俊杰身体力行，已基本上回访完先辈走访过的田野点。
著名田野点回访延续的仍然是村庄民族志研究方法，由于有前辈学者留下的经典村庄民族志为参照范本，在追踪村落历史变迁的同时，学者们便可以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村庄进行对比研究。林耀华、、许光、田汝康、杨懋春五人在过去的村庄调查研究过程中最为著名，因此，晚辈后生对这些调查点进行追踪调查的积极性也最高。最早在我国北方农村回访的是戴瑙玛（Norma Diamond），她于1979年就来到访过杨懋春作品中的山东省台头村。后来，潘守永才又回访台头村。潘守永认为，中国的村庄不是孤立的，乡村研究必须分析村际关系及市镇对村庄的影响，杨懋春从家庭和村落关系两个角度研究中国农村，抓住了我国乡村文化的本质，施坚雅等追随者，试图从市场的层面来勾画中国农民生活和交往的圈子，是误入歧途的。潘守永开先河之后，阮云星也开始回访林耀华先生的义序宗族村落。他尝试用“制度性的宗族”和“后制度性的宗族”来解释义序宗族的变迁。他在田野回访中深切感到，昔日的义序宗族乡村再也不是宗族自治的乡村单位，即使20世纪90年代出现宗族复兴，也只能是非（准）制度性的传统姓氏地域上的家族主义亚文化。他强调义序乡村的传统文化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以致支配人们的思想行为，今日义序的村民仍受交织在一起的新旧因素的影响。正值后生学人轰轰烈烈地进行著名田野点回访的时候，中山大学的周大鸣教授也想到了导师葛学溥(Daniel Harrison Kulp)开创的田野点。他通过回访凤凰村认为，不论都市化的道路有多长，城乡结合部还是要慢慢地消解在城市中，成为城区的一部分。城乡结合部社区是一种动态的、过渡性的社区。从指导变迁的角度讲，社区居民的适应调适，不仅从物质上，更重要的是从心理上完成都市化。
著名田野点追踪调查较为系统也较有影响的是王铭铭教授指导的云南“三村”回访。2000年，王铭铭教授利用云南民族大学与北京大学“省校合作”研究机会，千禧年之际，把自己“门下”的三位博士生（张宏明、梁永佳、褚建芳）派往云南“三村”。回访禄村的张宏明重新考察了曾关注的地权问题。他发现，与《禄村农田》中所说不同的是，禄村的土地只是在表层上归属于禄村人。国家是所有者，农民只是使用者。农民每年都要承受赋税的压力，朝廷统一使用税收的资源，以“再分配”的形式将这些资源用在“礼仪”等公共事务上。因此，他认为，所谓“消暇经济”事实上就是当地公共仪式的民间制度安排。梁永佳则将注意力集中在许光《祖荫之下》的喜洲小镇的传统性的本主崇拜。他认为，本主仪式与非本主仪式在喜洲构成某种复合，是因为当地的土著社会理论背后隐藏着一种“性别的对立统一”原则，它蕴涵着某种等级性。褚建芳沿着田汝康先生的足迹进行田野回访时认为，田汝康先生只强调了当地傣族的施舍与散财，而不在乎“得”与“积”。事实上，人神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某种“交换关系”。傣族在做“摆”时，并不只出于“虔诚”，还带有某种期待回报的心态。人与神之间“功德”与来世所能获得的地位之间的“交换”才是“摆”仪式所追求的。
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庄孔韶教授选出八位人类学先行者和九位后继者的研究成果，集中收编在《时空穿行：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一书中。该书系统总结了上个世纪著名田野点的人类学再研究以及后生们新的研究心得，新老学者跨时空对话，使著名田野点的学术生命得以继续延伸。这些回访，尽管先辈们的立论部分受到质问[注：兰林友在质问学者们使用的田野材料基础上，直接否定了先贤的立论。兰林友博士详细考察了黄宗智和杜赞奇曾经利用满铁资料所研究的华北六村。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许多新的问题。他认为，在后夏寨的村落政治场景中，不是像杜赞奇所说的以宗族竞争为主线，而是以场景性的政治结盟为主。村落派系竞争的实质是争夺村落领导权，其个人的政治立场不是以亲属关系决定，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才是人们主要的目的。无独有偶，黄宗智在批判满铁资料的同时，却又过度地利用满铁资料。黄和杜两人都以外显姓氏符号来建构宗族，忽略了华北历史上多次移民和战乱的巨大影响。黄宗智所认为的后夏寨的大族王姓，实际上有四种来源，李姓也有三种来源，这就是所谓的‘同姓不同宗’问题。因此，黄宗智认为的后夏寨的村落政治是亲属空间决定的和杜赞奇认为的后夏寨村落政治以宗族竞争为主线的见解，因其前提失误而完全站不住脚。华北宗族是一种不完备的、残缺的宗族概念。]
，但总体而言，后继者都对先辈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肯定。
三、新乡土本色的人类学表述：“村”与“非村”
1.村庄的历史记忆
从学科发展史来看，中西方人类学学者在关于“村庄与整体性社会”争论的过程中，隐约表现出一个共同意识，即村庄是认识中国整体社会的窗口。20世纪50年代，在摒弃西方村庄民族志研究方法之后，在国家强势话语下，人类学以中央民族研究院为牵头单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或许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澄清了地方社区的历史面貌。然而，因受制于当时流行的“社会形态论”，这些研究并没有充分给出历史的“地方感”。“文化的本质在于适应，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不断适应，积累起来则形成民族的传统文化体系，新的适应又进一步带来文化的变迁。”[注：徐平：《羌村社会》，第22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人类“历史之岛”上的一个“结”。人类学方法论的产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于都市人来说，边疆民族村庄的概念无非是贫困、落后、瘟疫等抽象概念。这些关键词向人们传递着边疆乃蛮夷之地的印象。后期，惠于人类学前辈先贤的村庄民族志读本，村庄知识才得以公平地传递出来，从而成就了国家的治边政策。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忘记了先辈们叙说村庄时的客观历史，而指责先辈们缺乏对村庄历史的关怀，以此来彰显自己尊重历史。世迁，在现代化场景下，少数民族村庄已经被“地方性知识”形构成各种功能完备的区域性共同体。人类学者即使没有很好的资质对村庄道“远”（历史学家的关怀），也应该将村庄历史置于重要位置，从动态的时间层面书写变迁中的乡村。
2.村庄的现实表征
中国农村到底有多“土”，先生曾在《乡土中国》里用“无讼”、“同意权力”、“长老统治”、“礼治”、“以足步辨音”等关键词来做过概括。费先生认为，中国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之间交往建立在情感互惠的基础上，人们通过肢体行动就能会意他者的心境，因而，说农村人土气，要送文字下乡实在有些多余。当然，费先生概括的这种乡土本色，主要是基于中国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乡土知识，是中国传统乡村的文化表达。西方学者则习惯用“机械团结”（涂尔干）、“共同体”（腾尼斯）概念来表述。随着社会历变，文明进程对传统乡村的再造。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影响下，传统的中国乡村被重新解构为一个重经济利益回报的“半熟人社会”。在“商品拜物教”意识模式下，物品地位被人们抬升到至高位置，而基于血缘关系的人情关系却被人为贬低。远亲近邻的传统乡土观念，早已经被社会利益关系“打包”成“见钱不见人”的经济理性。过去那种祸福均沾的精神共同体被置换成利益交换的生活世界。乡民的行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表达。村庄主体已被异化成交换的“商品”。新乡土本色使许多学者陷入经济高速发展而人们幸福却大打折扣的苦思中。一些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极度期望重返“理想的沟通情景”。
实写当下村庄、叙说乡野中的真实知识是新乡土叙事的大趋势。两个方面的内容值得重点注意：一是文明进程中累积的知识。文明进程的知识具有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甚至可以说，正因有文明进程的阶段性知识，现代文明才得以形成。一些学人或许责问：将历史分为两次来写，意为何？事实上，这里存在一个误解。“现在”是将来的“过去”。村庄未来的历史仅是一个想象的异邦，如果想对村庄的未来展开充分想象（前景预测），理想的方法就是对现在村庄的解读，揭开这个混融了村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要素的“包裹”，探清村庄社会发展变迁的实证面相。二是文明进程中的乡民意识。新乡土中国社会，村民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过去那种守望相助的心野，人们的行动更具有目的性。生存是天赋的权利，当村庄这一空间发生质变、乡民丧失各种权利时，村民通过诸如“找关系”、“走门路”等另类手段来达到目的就是注定事实。因此，实写社会发展变迁进程中的新乡土本色，除呈现村庄客观的阶段性文明外，村民的心态也是值得关注的内容。
3.村庄的会通逻辑
“传统”和“现代”是时间格式化的概念，如果我们将这两个概念“去时间化”，那么，所谓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便可以简单归结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空间“烙印”。因为传统就是过去的现代，现代将会沦为未来的传统。将研究内容界定在村庄历史和村庄现状这两个层面，不但没有忘记“时间”，而且还怀有一个意图，即在文本表述中，利用时间概念将村庄切割成两段不同的断代史，从而进行对比研究。通常情况下，人们将这种方法表述为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事实上，当今的人类学基本上都遵循着这条路径。我们提出“去时间化”概念，倒不是想翻新立意，特意创新方法“惊艳”抑或“光耀”于同仁，只是想从世迁、社会更替的时间过程来探寻村庄秩序构造的不变逻辑。时下，一些刚开始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新人，常带着满身学院味，走进边远于国家中心的少数民族农村，由于在当今社会背景下仍然能够有机会亲身体验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于中国的“大队”、“村社”生活格局，便常叹当地人“无时间”，以至于每每和别人谈起，他们都会兴致勃勃地描述当地人如何“落后”，如何“不上进”。其实，一个社会事实的存在，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是多么的合理人们才会去维持。对于当地人来说，如果让他们去完成“一向都这样做”的事情，即使“不合时宜”，也仍然比让他们从事从来没有任何经历的“较合时宜”的事情容易得多。在他们的生活场域，“一向这样做”已经内化为乡民维持当地社会秩序的会通逻辑。对他们来说，做一件“不合时宜”的事远比做一件“合乎时宜”的事更为自然。当然，在当今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现代化过程中，国家的力量已经触及到村庄的每个角落。在中国版图找一个没有任何国家痕迹的“划外之夷”已经变得不可能。言说乡土社会中“不合时宜”的会通逻辑，意在坚持国家形塑社会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当下村庄的会通逻辑，赋予村民充分的乡土建设的自主性。
4.中国表述
关于“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罗红光研究员曾与杜赞奇先生有过一段引人回味的对话。他们认为：“讨论国家与社会问题时，基本可分为两类思考的角度。第一类就是像上下级关系那样的领导与被领导，也就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第二类从下而上的方式，从事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多，社会学方面也做得很多。其方法可能是统计，也可能是个案分析，但这些个案在讨论国家与社会关系时究竟怎么样对话则是一个有代表性的问题。单纯地从国家往下看，或者单纯地把地方看成一个非常田园的、和平的传统社会，都有自身的局限性。”[注：杜赞奇、罗红光：《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1期。]
从村庄层面来探寻社会秩序和国家建构的理路，把“家”、“村”、“社会”、“国家”、“天下”连于一体，并试图把“家”的伦理贯穿于国家与世界秩序之中的理念，不仅在儒家传统思想影响下的中国政治文化中积淀深厚，而且在西方理论中也影响深远。梅因的《古代法》文本中就是在家庭秩序与公共秩序之间的历史性演化关系中展开的。摩尔根的经典名著《古代社会》，同样以类似的笔调从家庭的演化来论证社会制度的变动。古典社会学理论的代表涂尔干、韦伯，则更从家族与亲属制度的形态，来展示社会结构与文化差异的历史。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也毫不例外地视家庭问题为法权、国家及世界文明演化问题的核心。
从历史人类学视野下来观察研究村庄变迁问题，似乎会给人们产生这样一个普遍性预想：学者的终极关怀无非是要通过时间的回溯（伸延）来再度展演（推演）小村故事。当然，这种解读并没有什么不妥，毕竟还是“紧扣题意”。但这种表层理解并未触及范式的核心内容。如果遵循这样的范式来书写村庄，我们只需在村庄里随意选出一位具备汉族表达能力的农民，记录下村庄里每天发生的琐事，时过半年，或许就能出版字近十几万甚至二十万的村庄民族志读本。中国有数百万个村庄，用这样的方式来研究乡村，不仅背离惜墨爱纸的“低碳”理念，而且也无意于中国本土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事实上，笔者在开端就以“汉学人类学”的村庄关怀为切入点，对“村”与“非村”的问题就给予了足够重视。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贯穿到我的整个心路历程中，也可以说是本研究所关心的本质和核心问题。后续表述中，已经将拙著的村庄研究提升级为探寻村庄秩序构造中的不变逻辑，已经隐喻般地表现出超越村庄研究，上升到区域性社会和国家的层面，这才是本文的终极关怀。
Manifestation of Chinese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GU Jia-rong
(Research Center for Southwest China’s Ethnic Peopl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China)
近几年常听到一些教师因量化指标过高、时间安排过于紧张而使健康受损的消息，也常听到一些教师英年早逝的噩耗。一些教师的应对策略是，干脆从研究、评比、晋升中解脱出来，另谋生路，或者从压力较大的学校流往压力较小的学校。本人对本市(河南省新乡市长垣县、延津县)参加暑假函授本科课程的中小学教师随机进行了工作压力状况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工作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压力原因(74％)，其次是家庭需要(44．6％)、时间限制(29％)、经济困难(22．9％)、与他人关系(15．7％)、健康问题(8．9％)。
从调查中发现，82．6％的教师认为自己有压力，52．1％的教师认为自己压力很大或极大，这表明当前农村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压力是非常严重的。另外的一些压力感题目统计结果表明，有8．3％的教师睡眠质量“不好”，79．2％的教师“平时心情好的时候不多”，8．3％的教师“经常有想无故发火的冲动”，83．3％的教师“很盼望双休日能休息一下”，50％的教师“很盼望节假日的到来”，29．7％的教师感觉“工作的烦恼多于快乐”。这表明农村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压力对其身心健康状况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影响。
一、教师工作压力源分析
1．收入与付出不成比例
教师的教育是劳动者的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劳动力是否愿意供给，即教师在工作岗位上实际付出多大的精力教学，取决于从事教育事业和付出劳动所能得到的报酬，也取决于其过去人力投资的现在收益，这与其所得的报酬水平有关。如果报酬与教师付出之间差距太大，必然导致教师心理上产生不平衡，生存生活没有可靠稳定的物质保障，进而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从调查中反映的情况看，农村教育待遇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工资低，发放不及时l和不能足额发放。
2．工作负荷大
据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有55．6％的教师对“教学准备、批改作业等工作量大”表示压力很大。除了正常教学之外，学校还有一大堆其他事等着教师去做。问卷显示，有72％的教师对“有太多的非教学性会议和事务性工作要做”表示压力很大，该项压力平均值也高达4．72。有77．8％的教师对“教育行政部门的各种考评多”表示压力很大，也有44．4％的教师对“业余时间要参加继续教育培训”、“各种资格、认证考试越来越多”表示压力很大，有50％的教师对“新课程改革对教师提出的各种新要求多”表示压力很大。
3．社会期望高
教师作为古老而现代的职业，被赋予了种种神圣意义。“敬业”与“奉献”等价值观念在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已经成为社会对教师的职业期待。正如那句“教育传承文明”一样，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因此，社会各界都关注着教师的工作质量，对他们的要求和期望都很高。在乡村更甚，一部分家长希望孩子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改变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现状，光宗耀祖。这对孩子的厚望不自觉就转嫁到教师身上，期望教师能教出高分生。当学生学习成绩不好时，家长就觉得那是教师的责任。因为家长认为我们把学生交给学校，教师就得负责，教师也就常常遭到家长的指责。学生期望教师的知识博大精深，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社会期望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这无疑要求教师是一个完人，而教师毕竟是一个个普普通通的平凡人，不可能同时达到众多的期望。这种矛盾冲突使教师有很大压力。
4．教师的评价体系不够完善
问卷显示：有66．7％的教师对“学校用考试成绩衡量教师工作水平”表示压力很大，66．7％的教师对“教师必须对学生的考试负责”表示压力很大，70．6％的教师对“学生考试成绩不理想”表示压力很大。怎样评价教师，教师能否接受评价的方式，对教师心理有很大影响。现行的教师评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利于教师发展的因素。比如，从评价功能看，多为奖惩性而忽视发展性；从评价组织实施看，多为横向的与他人比较，而忽视了纵向的自我比较；从评价理念看，仍以应试的观念、考试的分数、升学率为尺度评价；从评价主体看，仍然存在单一化问题，尚未形成教师、家长、学生、管理者等多主体共同参与、交互作用的评价模式；从评价过程看，仍过于关注评价结果，而忽视被评价者在各个时期的进步状况和努力程度。教师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完善教育教学过程。学校现行的终结性评价，结果基本上体现在对教师的奖惩上，无助于从根本上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和整体素质。
二、缓解压力的策略
1．教师自身的努力
压力的产生取决于个体对事件和环境认知评价及应对的能力。因此，教师要正确认知压力，采取积极的压力应对模式，主动寻求社会支持。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或大或小的压力，人有适当的压力不是件坏事，但过大的压力会把人压垮。教师要主动适应环境，自觉调整自我，还可开展丰富多彩的业余活动。乡村教师可参加的业余活动也许没有城市教师的多，但可以充分利用有限资源，参加简单易行，具有乡村特色的活动。
2．学校的措施
(1)要科学规范教师评价体系中的评价因素。在评价过程中，要恰当处理业绩评价和发展性评价的关系。业绩评价可达到相对短期的目标，倾向于在某时间段内给教师的业绩和能力下一定论，对于教学质量的监控有着重要作用；教师发展性评价的目的是对教师的工作给予反馈，改进或完善教师的教学，提高教师的能力，减轻教师的压力。
(2)学校和家庭相配合。举办各种形式的家长学校联系活动，传授科学的教育理论和方法，提高学生家长的教育技能，使家长能够按照教师的要求有效指导孩子的生活和学习，减轻教师的一些压力。
(3)赏识教师。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威普·詹姆斯有句名言：人性最深刻的原则就是希望别人对自己加以赏识。在学校管理过程中，赏识教师是促进学校发展的需要。赏识的核心就是人文、信任、尊重、理解、宽容与关注。校领导要善于赏识教师，不断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让教师心情舒畅地为学校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校长还可每学期末给每位教师一封信，给教师写上评语。这样可以激励教师，引导教师。校长或领导的理解与信任，很大程度上能让教师感觉到温暖与重视，去除心中的种种苦闷，调节自己的心态，努力工作。
(4)让教师参与学校管理，即参与决策。使教师成为制度建设的参与者与实施者，这样使教师觉得自己被充分地尊重，也激发了教师的教育激情。(5)学校应当精简各种会议，提倡开短会，开专题会议，提高会议的实效。学校还要努力优化学校的人员配置，改善工作条件，通过管理机制为教师提供更多的时间，支持教师的教学即对教师的劳动予以认可和积极评价等。
3．社会的支持
除了学校以外，社会这个大环境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对缓解教师压力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1)提高教师的经济地位。提高教师工资，在经济上对他们的工作予以肯定，这有利于吸引更多有才华的专业人员进入教师队伍，并可促进教师对自我价值的认可，提高他们对工作的热情和满意度。尤其是代课教师的工资也应提高，可采取一些措施，诸如：教龄若干年以上的，得过某些奖的，教学经验丰富的代课教师可通过考试转为正式教师，以解除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