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29 06:23:2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承诺合同，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单方面的承诺不是合同，但经双方同意了的，就是合同，是双方合意后的协议。
承诺，是指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承诺的法律效力在于，承诺一经作出，并送达要约人，合同即告成立，要约人不得加以拒绝。承诺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1)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表示承诺，这是表示承诺的一般方式。
(2)以行为方式表示承诺。
【法律依据】
根据《民法典》第480条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是，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
（来源：文章屋网 ）
四星级家园不再是梦想
1997年初，温州建设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温州市东部郊区开发建造一处豪华别墅区“银都花园”。其中有74幢别墅，30套跃层楼。每幢别墅售价约200万元，每套跃层楼售价约80万元。二者均比周边同类房价高出一倍多。
开发商在各媒体广告及售楼书宣传称，“四星级家园，不再是梦想”“园区内拥有三个标准网球场，一个游泳池，拥有1368平方米物业管理用房。拥有4500平方米的俱乐部，内有健身房、乒乓球、KTV等健身娱乐设施。区内拥有超市、医疗、保健、银行等生活设施。别墅实行全封闭星级物业管理。小区绿化率达38.60%”等等。
温州市104名企业界知名人士及富人冲着如此美好的环境、设施和承诺，花巨资购置了该区的别墅和跃层楼。
“缺斤短两”
被诉求赔偿5000多万元
黄龙忠、郑品严等上百名业主从1999年始陆续入住。入住后相继发现，实际情况与开发商的承诺大相径庭。
开发商在别墅区围墙及围墙内侧通道的地基上增建了别墅，大部分地盘则改建为绿地卖掉了，导致全封闭管理永久性不能恢复。小区的网球场、游泳池等设施也租给他人用作商业经营。特别是盼望已久的4500平方米的银都维多利亚俱乐部在2001年装修完工后，一夜之间“割”给他人，成为一家商业酒店，业主们也是永久性无权享用。小区的绿化率仅为34.7%.另外，超市、医疗、保健、银行等生活设施不见踪影。因全封闭全方位的管理成为一纸空文，区内经常发生偷盗事件。
针对开发商欺诈、严重“缺斤短两”的行为，业主们在多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自发联合，授权委托由全体业主选举产生的银都花园业主委员会出面，与开发商对簿公堂。
2001年12月，银都“业委会”先向温州市鹿城区法院起诉。期间，历时两年，历经艰辛，受阻重重。无奈之下，他们不得不于2003年10月撤诉。次日，即直接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他们针对开发商8大“缺斤短两”问题，向法院提出8项诉讼赔偿，共计索赔5070.6万元。
2004年3月9日，浙江省高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此案。由30多人组成的原告方“陪审团”清一色是温州企业界董事长级人士。
两大焦点
广告承诺能否成为购房合同条款
此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广告承诺能否成为购房合同条款。开发商的辩护律师认为，广告宣传资料要作为房屋合同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必须具备如下条件：房屋出卖人对开发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明确”。而开发商被指控未履行的8项广告宣传承诺项目，都是零碎地出现在1997年至1999年的一些相关资料中，这些承诺不能视为具体、明确的。因此，这些承诺不能作为房屋买卖合同条款，开发商也不构成违约。
银都“业委会”方认为，最高院的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是要约邀请，房屋出卖人对开发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明确，并对商品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有重大影响的，应当视为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有关俱乐部的广告不仅具体、明确、有吸引力，开发商还就此项目向每位购房者增收了6万元以上的配套设施费。
“业委会”可否受权代表业主打官司
2003年5月，美国A公司向中国B公司发盘，内容为“供应50台拖拉机，100匹马力，每台CIF价4500美元，合同订立后三个月装船，不可撤销即期信用证付款，请电复。”B公司复盘：“接受你方发盘，最好在订立合同后2个月装船。”A公司没有回音。B公司又与法国的一家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A公司得知后提出异议，认为A、B两家公司的买卖合同已经成立，要求B公司切实履行合同；而B公司则认为本公司的复函并不是有效承诺，因为已经对要约的内容做了实质性变更，成为新的要约，此要约并没有得到对方的承诺，因此合同没有成立。
分析
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按照英美法系“镜像规则”的要求，对要约的完全接受视为承诺,承诺的效力在于一经做出或送达合同即告成立。大陆法系也秉承这一思想，认为对要约的变更应视为新的要约，承诺在意思表示的内容上与要约完全一致，这是“合同自由”原则的体现。对要约和承诺一致性的严格要求，虽保证了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但却限制了交易的效率。为鼓励交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美国统一商法典》《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均突破了“镜像规则”，规定有添加、限制、保留或更改的承诺并不绝对导致合同的不成立。我国为了顺应这一国际发展趋势，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中做出规定,有些情况下对要约内容的适当变更,可以视为有效承诺。但是，我国关于附条件承诺的规定与美国《统一商法典》存在较大差异。
我国《合同法》与美国《统一商法典》在承诺上有不同的立法态度。
我国《合同法》第30条规定：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第31条规定：承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非实质性变更的,除要约人及时表示反对或者要约表明承诺不得对要约的内容作出任何变更的以外,该承诺有效,合同的内容以承诺的内容为准。
从《合同法》以上的规定我们不难看出其所表述的含义：
首先，附条件的承诺是否具有使合同成立的法律效力，需要区分不同情况，即所附加的条件是否对要约进行了实质性变更。如果是实质性变更，该承诺绝对无效，合同将不能成立；如果是非实质性变更，该承诺并非绝对无效。如何理解实质性变更，合同法虽未做明确说明，但通说认为是指未来合同中的重要条款
其次，承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非实质性变更的，承诺有条件生效。生效的条件有两个，一是要约人未及时反对，二是要约中无特别声明，二者皆具，则承诺生效，合同成立，否则被视为新的要约。
而美国关于附条件承诺的立法融合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特点。《统一商法典》是在美国《1896年统一票据法》、《1906年统一买卖法》、《1933年统一信托收据法》等七个单行法的基础上，由美国法学会、全国统一州法代表会议制订的，自1952年公布后经过几次修改，目前多数州采纳的是1994年文本。美国《统一商法典》宗旨明确：使调整商业交易的法律更加简洁，使商业作法能够通过习惯、惯例和当事人协议不断获得发展。在此宗旨的指导下，《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207条规定：（1）一项及时明确的承诺表示，或一项合理时间内寄送的书面确认书，即使对原要约或原先同意的条款规定了添加的或不同的事项，仍起承诺的作用，除非该承诺明示规定，以同意该添加的或不同的事项为条件。（2）添加事项应被解释为对合同添加的建议。
很明显，对于附条件承诺的效力，美国《统一商法典》表达了与我国《合同法》不同的主张：
在合同订立中，承诺所附条件无实质性和非实质性变更之分，改变了原要约内容的承诺，其性质仍属承诺。只要是承诺，即可导致合同成立。附加的条件对于承诺的效力无决定性作用。
受要约人的意思表示决定着附条件承诺在合同订立中的效力，如果受要约人要求以所附条件为合同成立要件，则附条件承诺关系到合同的成立，如果受要约人并不强调这一点，附条件的承诺自然起到承诺的效用，其所附条件是否被要约人接受并不影响合同成立。
在商事合同中承诺的附加条件仅仅是一种建议，它可以通过要约人的默示而被接受为合同的一部分。承诺所附加的条件能否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是《统一商法典》关注的要点。
两种规范表现出不同的立法理念。
美国合同法专家科宾曾对要约与承诺有精辟概括：要约是一个人授予另一个人在他们彼此之间创设合同关系的权力，承诺是受要约人按照要约人赋予的权力而采取的主动行为，因此建立了被称为合同的法律关系。
在各国的立法例以及国际性条约中，要约与承诺已经成为公认的订立合同的一般程序。为顺应交易发展的需要,各国的合同法律制度和国际条约、国际惯例都对承诺中添加或变更做出了灵活的规定。除中国《合同法》和美国《统一商法典》的规定外,《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规定,如承诺所载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在实质上并不变更要约的内容,除发价人在不过分迟延的期间内以口头或书面通知反对其间的差异外,仍构成接受,合同仍然成立,如果承诺所载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在实质上变更了要约的内容,则该承诺无效,合同不能成立。罗马统一国际司法协会于1994年制定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也作了类似的规定。至此，各国对“意志自由”的理解已经从形式深化到了实质。
我国《合同法》虽然对承诺的附加条件作了实质性与非实质性变更的区分,但关于实质性与非实质性的区分标准却没有明确的界定,只是以列举的方式确定合同的标的、数量、质量、价款、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履行方式、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的办法为合同重要条款。将实质性变更的内容理解为未来合同的重要条款,似乎是理论界的共识,但何为合同的重要条款,要因合同而异,不同合同类型,其主要条款也不同，实质性变更概念本身存在极大的模糊性。
在文首案例中，如按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可以将发货日期的新建议看成是对要约的实质性变更，这种变更导致新要约的产生；但从《美国统一商法典》的立法精神看，可视作附条件的承诺，合同已经成立。
美国《统一商法典》首先就确立了惯例、协议优位原则。当事人之间的交易过程和当事人所从事的行业或贸易中的行业惯例，或当事人知道的或应该知道的行业惯例，使协议条款产生特定含义，并对协议条款起补充或限制作用。法律不以明示方式对协议的效力加以改变。这体现出对惯例、习惯和协议的尊重，符合现代交易理念。商业交易是一个丰富多彩日新月异的领域，不断发现总结新的习惯性作法、采纳新的惯例，更新、替换、修改相形见绌的惯例，才能使商业交易生机盎然。正因为《统一商法典》引进了国际上通行的惯例，使《统一商法典》也具有了国际性。如果所有国内商法都自觉地保持与国际上通行的商业惯例衔接，采用这些通行的惯例，近代商法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演进为现代商法。
启示
美国《统一商法典》大胆地将附加条件与承诺效力脱钩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这是对“功利效益”法律原则理性认知的结果。既然利益最大化是商业活动的本质，那么，相关立法就应以此为宗旨。美国国内及对外民商贸易的顺畅发展恰恰得益于《统一商法典》。
而且附加条件与承诺效力挂钩，给司法审判和合同仲裁带来许多困难。虽然按照司法解释与理论通说，合同未来的重要条款被视为实质性变更，但哪些是合同的重要条款，要因合同种类和性质而定。因此，一旦发生关于承诺效力的纠纷，总是让法官及仲裁员难以判断。首先，难以判断每类合同的重要条款，通常认为合同标的、数量、质量、规格、履行方式，但这仅限于一般情况。商业活动纷繁复杂，有时当事人认为非重要的条款，法官却认为是重要的，从而认定为实质性变更了原要约内容，并据此判定合同不成立；其次，当事人有时尽管对合同的重要条款进行了变更，但并不强硬坚持，如“基本同意你方意见，但数量增加200件更好”，从形式上看此种表示虽在数量上作了改变，但并非必须，从本质上看，受要约人愿意成交，已经承诺。然而依我国目前立法，此种情况很难断定是否为承诺。
但实践中合同的订立通常并非一蹴而就。在漫长的缔约磋商过程中，当事人之间就一些事项现行达成一些具有拘束力的初步协议（预约）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当事人就合同订立的程序问题或合同订立的准据法问题进行的初步约定[1]，事先达成一些框架性协议、原则性约定[2]，等等。围绕这些初步协议而进行的意思表示也为数众多。如下文所言，此种意思表示在性质上和效力上与本约的要约邀请、要约差异甚大。正确区辨这些意思表示究为本约的要约邀请、要约、承诺，抑或预约的要约、承诺，对于正确判断合同是否成立、公平处理合同纠纷、实现合同正义，具有重要意义。故而笔者拟结合实例探讨预约制度中的相关问题，以期抛砖引玉，“激活”这一实践中很少涉及的制度。
一、据以的案例
（一）案情[3]
1998年9月，被告通达公司将其所有的通达大厦B区（该大厦分为面积相同的ABCD四个区）租赁给第三人华海公司，租期15年。当年11月，经通达公司同意，华海公司将该区转租给原告蓝天公司开设商场。2000年1月，通达公司与华海公司就该租赁合同的履行发生纠纷，通达公司遂诉至法院以华海公司违约为由请求解除该租赁合同，蓝天公司亦被法院追加为第三人。
在该案件诉讼过程中，2001年4月3日，通达公司向蓝天公司发出了《关于“通达大厦”事宜的函》，其中明确表示：“我公司承诺：我公司与华海公司的租赁合同终止后，即将通达大厦B区以外的其他区域全部租赁给你公司经营，年租金不高于110万元，期限20年，其他具体事宜待与华海公司租赁合同终止后双方订立合同时再定。”蓝天公司收悉该函后未作表示。2003年3月12日，法院方就通达公司与华海公司的租赁合同纠纷作出终审判决，支持了通达公司的诉讼请求。
2003年8月28日，蓝天公司发出《关于同意接受的承诺》，并于2003年9月1日公证送达通达公司。其中表示：“鉴于贵司与华海公司租赁合同业已终止，经我司反复研究，多方论证，现就响应贵司函中所述要求我司全面承租通达大厦的事宜，郑重承诺如下：我司同意按贵司函中所列条件承租通达大厦。”此后，2003年11月12日，蓝天公司又向通达公司致函表示，鉴于通达大厦中部分建筑物被拆除，导致实际使用面积减少，故而将年租金减少为107.8万元，并规定租金每两年支付一次。
现蓝天公司认为通达公司《关于“通达大厦”事宜的函》系要约，其已经作出了承诺，该合同已经有效成立，故而请求履行其与通达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通达公司则认为，《关于“通达大厦”事宜的函》仅为要约邀请而非要约；即便认为其系要约，蓝天公司的承诺也已经构成承诺迟延，故而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不成立，因此拒绝履行。蓝天公司遂诉至法院，请求实际履行该租赁合同。
（二）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通达公司《关于“通达大厦”事宜的函》系要约，其中“我公司与华海公司的租赁合同终止后”一语则是对该要约生效条件的规定，故而该要约应当自2003年3月12日，即通达公司与华海公司的租赁合同纠纷终审判决生效之日生效。因此蓝天公司《关于同意接受的承诺》并不超越承诺期限，该租赁合同成立。
（三）审理中的其他意见
在审理过程中，对通达公司《关于“通达大厦”事宜的函》的性质也存在不同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通达公司《关于“通达大厦”事宜的函》性质上并非租赁合同的要约，而只是租赁合同的要约邀请。因为其并无订立合同的目的，而且其内容也是不确定的。因此，虽然蓝天公司进行了所谓的“承诺”，也不能成立合同。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通达公司《关于“通达大厦”事宜的函》性质上系租赁合同的要约，因为一方面，通达公司在这一函件中明确表达了其愿意与蓝天公司订立租赁合同的意思，且如果蓝天公司作出承诺，该租赁合同将在通达公司与华海公司的租赁合同终止后生效，这就明确表明了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的意思；另一方面，通达公司在这一函件中明确提出了未来的租赁合同的主要条款，即：租赁物为通达大厦B区以外的其他区域；年租金不高于110万元；租赁期限为20年。但是，持此种见解者并不认同判决中关于要约附生效条件的认识，强调蓝天公司的承诺期限应当自2001年4月3日起算。故而构成承诺迟延。
二、对案情和相关意见的评析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通达公司与蓝天公司之间是否成立租赁合同。而对此问题的判断首先取决于对通达公司《关于“通达大厦”事宜的函》性质的认识。申言之，如果该函为要约邀请，则蓝天公司的回复绝无可能构成承诺，也不可能成立租赁合同。而如果该函为要约，则须进一步考察蓝天公司的回复是否能够构成承诺，从而成立租赁合同。
（一）要约与要约邀请的区辨
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判断一项意思表示是否构成要约，必须看其是否符合法律对要约构成要件的要求。我国《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从该规定来看，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一项意思表示要构成要约主要需要具备两方面的条件[4]：一是应当具备一经受要约人承诺即受该意思表示拘束的法效意思；二是要具备目的意思，即该意思表示的内容应当包含未来合同的主要条款，且须具体确定。从而能够使受要约人一旦表示接受要约，就能够达成一项交易。而且这两方面的内容均须表示出来。[5]
根据《合同法》第十五条的规定，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表示。其与要约的区别在于：首先，其目的只是唤起对方的要约，因此要约邀请并不具有一经受要约人承诺即成立合同的法效意思；其次，其目的意思也不完备，换言之该表示的内容并不完全包含未来合同的主要条款，或者这些条款并不具体、确定。
此外，从法律后果来看，既然要约邀请并不具有目的意思，因此其并不发生要约的拘束力，即便对方对要约邀请作出回应，也不能成立合同，而且，即便双方最终成立了合同，要约邀请的内容也未必包含在最终的合同之中。因此，要约邀请并不发生当事人所意欲发生的法律效果，其效果由法律直接规定，故而其并非意思表示，而只是一种事实行为。[6]
根据立法的界定，我认为本案中通达公司《关于“通达大厦”事宜的函》并非租赁合同的要约，也不是租赁合同的要约邀请。
（二）通达公司《关于“通达大厦”事宜的函》不能构成租赁合同的要约
从本案来看，通达公司向蓝天公司发出的《关于“通达大厦”事宜的函》中明确表示：“我公司承诺：我公司与华海公司的租赁合同终止后，即将通达大厦B区以外的其他区域全部租赁给你公司经营，年租金不高于110万元，期限20年，其他具体事宜待与华海公司租赁合同终止后双方订立合同时再定。”从该函件中可以看到：一方面，通达公司在这一函件中并没有明确的订立合同的意图。其虽然表示了愿意与蓝天公司订立租赁合同的意思，但其中也明确表明该合同须在“与华海公司租赁合同终止后双方订立合同”。这就是说，该租赁合同并非蓝天公司承诺即可成立，而是要在通达公司与华海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终止之后再另行订立租赁合同。因此，这一意思并非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的意思。
另一方面，所谓主要条款或必要条款是指欠缺之即不能成立合同的条款。主要条款的判断应当依据合同性质和当事人的意思来判断。就租赁合同来看，《合同法》第213条虽然规定“租赁合同的内容包括租赁物的名称、数量、用途、租赁期限、租金及其支付期限和方式、租赁物维修等条款。”但该条并非强制性规定。依据租赁合同的性质，其主要条款应当包括标的物、租赁期限。由于《合同法》第61条对价格条款规定了补充条款，因此严格的讲，价格条款并非租赁合同法定的主要条款。本案中，通达公司在这一函件中明确提出了未来的租赁合同的一些主要条款，即：租赁物为通达大厦B区以外的其他区域、租赁期限为20年。但问题在于，通达公司在这一函件中也提及了租金问题，这种情况下，该条款依据当事人的意思也应当认为是未来租赁合同的主要条款。而该函件在提及租金问题的同时，却只是确定了租金的上限，提出年租金不高于110万元，显然该租金条款并不符合“确定”的要求。因此，通达公司《关于“通达大厦”事宜的函》不能构成租赁合同的要约。
既然通达公司《关于”通达大厦”事宜的函》并非租赁合同的要约，自然，蓝天公司《关于同意接受的承诺》在性质上也不能认为构成承诺，更不能认为蓝天公司与通达公司之间因此而成立租赁合同。
（三）通达公司《关于”通达大厦”事宜的函》也不是租赁合同的要约邀请
通达公司《关于”通达大厦”事宜的函》虽非租赁合同的要约，但也不宜认为其系租赁合同的要约邀请。
从该函件的内容来看，虽然并不能一经受要约人蓝天公司承诺即可以成立租赁合同。但是，一方面，通达公司在该函件中明确强调待与华海公司租赁合同终止后“双方订立合同”，这就是说，其希望在条件成就（即通达公司与华海公司租赁合同终止）后，就通达大厦与蓝天公司订立一项租赁合同。因此，该函件并非没有法效意思，只是该法效意思并非与蓝天公司订立租赁合同的法效意思，而是意欲以该函件的内容为基础先达成一项协议，在将来条件成就后基于该协议再与蓝天公司订立租赁合同的法效意思。
另一方面，该函件中对将来要订立的租赁合同的部分主要条款如标的物、期限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对租金条款虽然并未确定，但其仍然确定了租金条款的上限。这就使得合同的标的具有了一定的确定性。如果蓝天公司及时同意该函件的内容，则即便未来双方就租赁合同展开进一步磋商，也只是对租赁合同其他具体事宜的细化，而不能脱离该函件的内容另起炉灶。因此，就该预备协议的内容，仍然是具体、确定和完整的。
三、笔者对通达公司《关于”通达大厦”事宜的函》性质的认识
笔者认为，该函件性质上应当是租赁合同预约的要约。
所谓预约，即“约定将来订立一定契约的契约。因履行预约而订立之契约称为本约”[7]。预约本质上是一项债权合同，在双方当事人就某项合同达成预约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负有订立该合同的义务。在预约成立而尚未履行的情况下，虽然此时本约并未成立，但当事人仍然是真诚的希望进行某项交易，只是鉴于当时的环境其可能还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来就相应条款加以确定[8]，或者该合同的订立受到法定形式的限制，如要式合同或要物合同，而只能先行订立预约，而对其他的内容留待条件成熟时再另行磋商订立本约。故而，预约的目的在于为本约的缔结和内容先做准备。[9]
就本案而言，如前所述，通达公司《关于”通达大厦”事宜的函》中明确表达了与华海公司租赁合同终止后与蓝天公司订立租赁合同的意思，此种意思的目的并非单纯的唤起蓝天公司的要约，而是旨在与蓝天公司在将来按照这一函件所确定的框架来订立一项租赁合同。因此，这一函件明确表达了与蓝天公司之间就租赁合同订立预约的意思。而且该函件中对未来租赁合同的一些主要内容也进行了规定，这些规定实际上确定了未来租赁合同的大部分主要条款，尤其是其将未来合同的性质、标的等进行了确定，从而能够在其基础上进一步订立本约。
此外，就该函件的法律效果来看，试想如果蓝天公司及时对这一函件表示完全同意，则蓝天公司的同意并非是就该租赁合同发出了一项要约，而是就该租赁合同的预约进行了承诺。根据这一预约，双方负有应当在条件成就（即通达公司与华海公司租赁合同终止）后在预约确定的框架内就该租赁合同进行进一步磋商从而订立该租赁合同的义务。尤其是考虑到发出该函件的当时，通达公司与华海公司之间的诉讼刚刚开始，究竟结果如何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在此情况下，认为该函件系租赁合同预约的要约，显然更符合商务实践中的通常做法。
既然该函件性质上是租赁合同预约的要约，而蓝天公司在历经数年后方作出回复，显然已经超过了承诺期限，不能成立预约，自然也更谈不上成立本约——租赁合同了。
四、区分本约的要约、要约邀请与预约的要约的意义
区分本约的要约、要约邀请与预约的要约并非仅具有上的价值。强调该函件乃租赁合同预约的要约而非租赁合同的要约和要约邀请，对本案的处理结果具有重要意义，表现在：
（一）区分本约的要约与预约的要约的意义
本约的要约与预约的要约虽然都是要约，一经承诺就可以使合同成立，但二者在法律后果上仍然有较大区别：
第一，就合同成立而言，如果认为该函件乃租赁合同的要约，则蓝天公司《关于同意接受的承诺》就有可能构成承诺，在本案中，只要确认蓝天公司的承诺并未超过承诺期限，则就应当认定租赁合同成立。而该函件如果认为乃租赁合同预约的要约的话，即便蓝天公司的承诺并未超过承诺期限，也只是成立租赁合同的预约，仍不能当然的成立租赁合同。
第二，就责任而言，如果认为该函件乃租赁合同的要约且蓝天公司的承诺并未超过承诺期限，则该租赁合同成立。在通达公司拒绝履行的情况下，蓝天公司有权依《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要求其履行违约责任，包括继续履行、损害赔偿等。在要求继续履行的情况下，通达公司应当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交付租赁物给蓝天公司使用。
预约虽然在我国法上为一种无名合同，但基于合同自由原则，我国立法也不禁止预约的订立。故而，违反有效成立的预约也同样应当依《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如果认为该函件乃租赁合同预约的要约的话，则即便该预约成立，如果通达公司拒绝履行，蓝天公司能够追究的违约责任也与违反租赁合同的违约责任不同。一方面，如果蓝天公司请求继续履行，则通达公司应当履行的并非交付租赁物的义务，而是应当根据预约的要求继续就该租赁合同进行磋商、缔约。另一方面，如果蓝天公司请求违约损害赔偿，在具体赔偿数额的上也与违反租赁合同有一定区别。也就是说，法院不能直接依据通达公司《关于”通达大厦”事宜的函》中确定的租金上限来计算赔偿数额，而是首先应当依据《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漏洞补充规则综合考察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对租金加以确定，再根据确定的租金数额、订立该租赁合同通常需要的时间等因素来计算赔偿的数额。
需要指出的是，本案中，如果该预约成立，则鉴于预约中对本约的内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规定，预约所建立的缔结本约的义务已经相当充分确定，故而在违反有效成立的预约的情况下，非违约方可以请求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然而，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当事人之间就未来缔约而达成的初步协议都是预约，都发生违约责任的问题。如果当事人虽然已经达成了一项初步协议，但该协议所确认的缔结本约的义务并不充分确定，而且无法通过解释来确定这些义务的内容，则这些义务以及预约本身都不能生效。例如，当事人只是约定要就一套房屋来订立买卖合同，而并未提及且无法通过合同解释来确定究竟为哪套房屋，则应当认为该预约不能成立。[10]自然也就不存在依据预约继续履行缔约义务或者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
（二）区分本约的要约邀请与预约的要约的实践意义
在对方接受的情况下，本约的要约邀请与预约的要约虽然都不能就本约而成立合同，但是区分二者在法律后果上仍然有重要意义：
就要约邀请而言，其性质上并非意思表示，而只是一种事实行为。因此，当事人进行表示后，并不能发生其所预期的法律效力，而只是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的情况下，直接发生一定的法律后果。根据《合同法》第15条对要约邀请的界定，唤起对方的要约为要约的通常效果，但这只是一种事实，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
从我国法律的规定来看，要约邀请的法律效果主要体现为：
一方面，特殊情况下要约邀请的内容进入合同之中，成为合同内容的一部分。例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的，应当视为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学者也承认如果在此后的缔约过程中当事人对要约邀请中的相关内容未再磋商或有相反意思表示，且相对人对此有合理信赖的，该内容可以作为默示条款而进入合同。[11]但显然，此种情形是以本约的成立为前提的，是对当事人意思的一种推定，单纯的要约邀请是不会一经对方承诺即可以成立合同的。而且，此种情形下要约邀请只是确定了合同的一部分内容。而预约的要约则一经相对人承诺即成立合同，无须本约的成立为前提，也并非当事人意思的推定。而预约的要约的内容则构成了预约内容的全部。
另一方面，要约邀请违反先合同义务，造成对方当事人信赖利益的损失，从而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在要约邀请发出后，表意人和相对人实际上已经进入了缔约阶段。如果要约邀请违反了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确定的先合同义务，造成对方当事人信赖利益的损失，则可能构成缔约过失行为，从而承担相应的缔约过失责任。例如，某人发出要约邀请，邀请对方到其所在地进行磋商，但有突然拒绝谈判而给对方造成的费、食宿费等损失；再如一方在要约邀请中故意进行虚假陈述，等等。而如前所述，预约的要约在对方承诺后，则预约成立，违反有效的预约所应当承担的是违约责任，而非缔约过失责任。二者在归责原则、责任形态、赔偿范围等方面显然不能同日而语。
就本案而言，如下文所述，蓝天公司并未及时作出承诺，故而预约合同并不成立，自然也不存在违反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问题。因此，区分《关于“通达大厦”事宜的函》究竟是租赁合同的要约邀请还是租赁合同预约的要约在法律效果上差异并不很大。但是，如果相对人及时对该意思表示进行回复的情况下，显然认定该意思表示是本约的要约邀请还是预约的要约，在案件的处理结果上可谓天壤之别。
五、关于要约能否附生效条件
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的，要约失效，自然受要约人也就失去了承诺的资格，从而其迟延的承诺原则上视为新的要约。[12]因此，在承认通达公司《关于“通达大厦”事宜的函》构成预约的要约的情况下，判断合同是否成立还必须要判定蓝天公司是否及时作出了承诺。而对承诺迟延与否的判断，则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承诺期限的起算点，二是该期限的长短。本案双方争执的焦点则在前一问题上。
在本案的一审判决中，法院认为要约中“我公司与华海公司的租赁合同终止后”一语则是对该要约生效条件的规定。故而，该要约应当自2003年3月12日，即通达公司与华海公司的租赁合同纠纷终审判决生效之日生效。换言之，法院认为要约人可以对要约附生效条件。在附生效条件的情况下，虽然要约已经到达相对人，但其并未当然生效，而是待条件成就后方可生效，自然承诺期限也应当自要约生效之日起算。
我认为，所谓要约可以附生效条件的见解并不妥当。其理由在于：
首先，允许要约附生效条件与要约的构成、效力理论存在冲突。所谓要约生效所发生的效力，通说认为包括形式的拘束力和实质的拘束力，前者即要约生效后，在要约的存续期限内要约人不得撤销或变更要约的效力；后者即要约生效后受要约人取得承诺的资格，一经受要约人承诺即成立合同的效力。[13]我国《合同法》允许要约原则上可以撤销，但强调要约必须表明一经受要约人承诺即受该意思表示拘束的法效意思，故而原则上要约仅具有实质拘束力。但是，如果允许要约附生效条件，就意味着虽然要约已经到达受要约人，但受要约人能否取得承诺适格的地位还要视条件是否成就而定，这显然排除了要约的实质拘束力，而且这种要约也并不具有一经受要约人承诺即受该意思表示拘束的法效意思。因此，这种附生效条件的“要约”本质上并不能构成要约。
其次，允许要约附生效条件可能科加要约人过重的风险。要约到达受要约人后，其发生的是要约人单方面受该要约拘束的效力，受要约人也因此取得了承诺的资格。因此，我国法律才强调对没有规定承诺期限的要约，受要约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作出承诺，以避免受要约人单方长期受要约的拘束，从而承受过重的风险。在本案中，通达公司《关于“通达大厦”事宜的函》发出时，通达公司与华海公司的租赁合同纠纷尚正在一审审理阶段，通达公司提出的终止与华海公司之间租赁合同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还不能确定；即便其最终能够得到法院支持，一审、二审的程序也将旷日持久。事实上，直到2003年3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方就通达公司与华海公司的租赁合同纠纷作出终审判决。如果认为这一表述就意味着承诺期限须自通达公司与华海公司的租赁合同终止之日起算，这就使得通达公司长期受该要约拘束。而房屋租赁的市场价格在这几年中可能发生较大变化，其中的风险要由要约人通达公司单方承担，这对要约人来说过于苛刻。
尤其是在我国合同法不承认情更原则的情况下，如果允许要约附生效条件，则在合同成立后，要约人无法通过主张交易基础的丧失而变更或撤销合同，这显然对要约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第三，我国《合同法》对承诺期限的起算时间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其第二十四条强调：“要约以信件或者电报作出的，承诺期限自信件载明的日期或者电报交发之日开始计算。信件未载明日期的，自投寄该信件的邮戳日期开始计算。要约以电话、传真等快速通讯方式作出的，承诺期限自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开始计算。”从其行文来看，这一规定在性质上是对承诺期限的起算时间所作的强制性规定。[14]这就是说，虽然法律允许要约人自由确定承诺期限的长短，但法律并不允许要约人单方确定承诺期限的起算时间。
本案中，通达公司《关于“通达大厦”事宜的函》中虽然表示“我公司与华海公司的租赁合同终止后，即将通达大厦B区以外的其他区域全部租赁给你公司经营”，但这只是规定了其与蓝天公司之间成立的租赁合同的生效条件，也就是说，如果蓝天公司对该要约作出承诺，则该租赁合同将在通达公司与华海公司的租赁合同终止时生效。这一规定不是对承诺期限起始日期的规定，也并不意味着承诺期限须自通达公司与华海公司的租赁合同终止之日起算。该要约承诺期限的起算时间，应当依据《合同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根据要约方式的不同分别加以确定。本案中，虽然通达公司表示“我公司与华海公司的租赁合同终止后，即将通达大厦B区以外的其他区域全部租赁给你公司经营”，但蓝天公司对该要约的承诺期限仍然应当自该函件上的载明时间即2001年4月3日起算。
从通达公司《关于”通达大厦”事宜的函》的内容来看，其并没有对蓝天公司应当在多久时间内作出承诺加以规定，因此该要约中并没有确定承诺期限。根据《合同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要约没有确定承诺期限的，要约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到达。”因此蓝天公司仍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作出承诺。所谓的合理期限，在通过信件进行要约时应当包括三部分内容：即要约到达受要约人的时间，受要约人作出承诺所必要的思考和判断时间，以及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所必需的时间。本案中，通达公司的要约于2001年4月3日发出，而蓝天公司《关于同意接受的承诺》直到2003年8月28日才发出，9月1日才到达。换言之，本案中，蓝天公司在通达公司发出要约之后近两年半才作出承诺。作为一个从事经营活动的公司，对于一个租赁合同预约的要约竟然在两年多之后才进行承诺，这在强调交易迅捷的中显然已经超出了合理期限，应当认为构成承诺迟延。
在承诺迟延的情况下，根据《合同法》第二十八条“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诺的，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该承诺有效的以外，为新要约”的规定，蓝天公司《关于同意接受的承诺》不能认为是承诺。而通达公司并未及时通知蓝天公司该承诺有效，也没有对该新要约作出承诺，因此，通达公司与蓝天公司之间关于租赁合同的预约也不能成立。 [1] See E. Allan Farnsworth， Precontractual Liability and Preliminary Ageements: Fair Dealing and Negotiations， vol.87 Colum. L. Rev.，1987，p218.
[2] Ralph B Lake， Letters of Intent: A Comparative Examination under English， U.S.， French and West German Law， vol.19 Geo. Wash. J. Int’l L.&Econ， 1984-1985，p331.
[3] 本案情系根据实践中发生的案件改编而成，为方便，对一些案情进行了简化处理。
[4]关于意思表示的基本构成要件，学理上众说纷纭（参见董安生：《民事行为》，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237页），我认为其应当包括法效意思、目的意思和表示行为，其中目的意思指明特定表意行为的具体，而目的意思则表明当事人追求的法律效果。但不仅内在意思要包括法效意思和目的意思，这二者还要在表示行为中表示出来。（参见尹飞：《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4页。）
[5] 王利明教授指出，《合同法》第14条对要约构成要件的规定中“内容具体确定”应当理解为“内容具体、确定、完整”，完整即要约的内容包含未来合同的主要条款。否则受要约人承诺也无法成立合同。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
[6]参见史尚宽：《债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7] 孙森焱：《民法债编总论》，1997年自版，第30页。
[8] 参见【德】海因克茨：《欧洲合同法》（上），周忠海等译，法律出版社年版，第61页。
[9] 参见黄立：《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10]孙森焱：《民法债编总论》，1997年自版，第30页。
[11] 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页。
[12] 参见《合同法》第20、28条。
20世纪末至今,伴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发展,人类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企业的国际贸易模式也随之优化进步,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实现市场交换的全过程已成为现实。请看下文浅论E时代国际贸易中的承诺法律。
电子商务作为国际贸易不断深化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相结合的产物,随着全球贸易竞争的日趋激烈,在国际贸易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将愈趋明显。同时,电子商务的应用也为国际贸易中法律规制提出挑战,电子数据交换(edi)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自动、及时的信息交流、数据交换和处理,开创了无纸贸易的新时代,使传统理论中要约承诺的形式、生效时间地点、安全性、能否撤销等规定受到质疑,值得探究。
一、传统承诺理论的规定
承诺是指受要约人按照要约人所指定的方式,对要约的内容表示同意的一种意思表示,在国际贸易中,也称接受或收盘。被要约人一旦表示承诺,则表明要约人、被要约人之间以达成协议,合同即宣告成立。《联合国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第18条第2款规定:接受发价于表示同意的通知送达发价人时生效。如果表示同意的通知在发价人所规定的时间内,如未规定时间,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未曾送达发价人,接受就成为无效,但须当适地考虑到交易的情况,包括发价人所使用的通讯方法的迅速程度。对口头发价必须立即接受,但情况有别者不在此限。传统理论中,关于承诺生效的时间,存在投邮主义和到达主义两种不同理论。
英美法系采用投邮主义,即在以书信、电报作出承诺时,承诺的通知一经交付邮局投邮立即生效,合同即告成立。即使是由于邮局的疏忽致使承诺的通知在作践耽搁或丢失,风险仍由要约人承担,而与受要约人无关,且不影响合同的成立。英美法系采用投邮主义的目的在于缩短要约人能够撤销要约的时间,从而改善受要约人在交易中的被动地位。但在要约人收不到受要约人承诺时,以投邮主义而强加给要约人的合同成立其不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与之不同,大陆法系采用到达主义,如《德国民法典》第130条规定:对于相对人所做的意思表示,于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发生效力。我国亦采用到达主义,即遵循《合同法》第26条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
关于承诺的撤回,除当面表示承诺和采用投邮主义立法的国家不存在外,采用到达主义的国家规定了承诺撤回问题。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第22条,接受得予撤回,如果撤回通知于接受原应生效之前或同时,送达发价人。我国《合同法》规定与之相同。
二、e时代国际贸易的新形势及问题
e时代,最初用来指电子(electronic)时代,电脑网络出现后email以其快速、简便、多功能等在很短的时间内颠覆了传统的手写邮寄信件。电子商务合同,是指以数据电文形式订立的合同,当事人通过数据输入进行要约、承诺,以网络传输进行送达。
传统的书面合同要求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原件上手书签名、盖章或按指纹,以表明当事人对该书面合同内容正确性的确认。而在edi合同中,手书签章被电子签名所代替,即由符号及代码组成,经由键盘输入并存储于计算机磁盘中。
在电子商务合同的签订过程中,要约与承诺的意思表示由当事人通过计算机互联网以电子方式实现瞬间传递的,因而由其所依赖的技术和其运作方式的独特性,产生许多新问题。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浅论E时代国际贸易中的承诺法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关键词：中国合同法；马来西亚合同法；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从法律传统上看，马来西亚在传统上属于普通法系，而中国合同法则属于大陆法系。马来西亚和中国都是市场经济国家，但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马来西亚则属于资本主义国家。马来西亚和中国在法律传统上和社会制度上有很大差异，所以导致两国在法律制度上也有很大差异，特别是在合同法领域，差异更为明显。随着中国和马来西亚经济和贸易联系越来越紧密，我们除了遵循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同时也应该关注到两国在合同法方面的巨大差别，这样既有利于两国的经济交流和合作，也有利于两国立法上的完善。
一、合同的订立
两国都把要约和对要约的承诺作为有效合同成立的两个步骤。现在，市场经济国家的合同法都有关于要约与承诺的规定，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决定一切，价格的波动是常有的事，从而导致合同纠纷的发生。所以两国都很重视规范和保障合同订立过程中的要约与承诺行为。两国在合同的订立上也有很大不同。
(一)要约规定的不同
我国合同法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内容具体确定，一但要约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马来西亚合同法规定，当一个人向他人表示其希望从事某种行为，以便获得他人对该行为的承诺，他的行为被称为要约。可见两国关于要约的定义基本一致的。两国对于要约成立的条件也很一致的，都规定了要约方要有表示订立合同的意思；要约内容必须确定；要约要送达至受要约人。
但两国关于要约撤销的问题上有很大不同，马来西亚合同法坚持英美法系的对价原则，认为当要约处于送达承诺人的过程中，要约人随时可以撤销该要约。因为要约在送达过程中要约人并未得到任何承诺，故可以随时撤销要约。而我国合同法虽然也规定了要约可以撤销，但规定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而且在有下列情形下要约不得撤销：首先是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的不能撤销，其次是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的不可撤销。以上可以看出我国在合同的撤销上更注重对受要约人权益的保护，而马来西亚合同法在合同的撤销上缺乏对受要约人的保障让要约人拥有了太大的权利。
关于要约可以被撤销几种情形方面，马来西亚合同法做了如下规定，首先认为要约取消对另一方的送达通知情形下可以撤销要约；其次认为要约中规定了承诺期限的，或者没有规定承诺期限，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一方没有表示接受要约的，可以撤销要约；最后还规定对于受要约人不符合要约的条件的，要约人死亡或者有精神障碍的，或者在接受前受要约人知道了要约人死亡或有精神障碍的都可以撤销要约。另外，马来西亚合同法对要约的接受方式没做规定的情况下，认为要约的接受必须是绝对的和没有任何限制的，是以某种符合常规而合理的方式接受，并且规定如果要约规定了接受要约的方式，而受要约人没有按这种方式接受，要约人可以在送达了“接受通知”给他后的一个合理时间内坚持他的要约应以规定的方式接受，而不能以其他方式接受，但是，如果要约人没有这样做，即被视为接受了该“接受通知”。马来西亚合同法在对要约可被撤销的情形，以及要约的接受方式等方面要比我国合同法规定的更为具体细致，可见马来西亚合同法特别注重对要约人权益的保护，认为订立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私事，要约人有权在对方未提供对价前撤销合同，这也体现了马来西亚合同法中的对价原则。
另外，我国合同法对要约失效几种情形做了规定。我国合同法认为在以下几种情形下要约失效：1．受要约人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的；2．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的；3．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的；4．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合同法更注意要约人和受要约人双方利益的保护，体现了我国合同法中公平原则。虽然马来西亚合同法没有关于要约失效的规定，由于马来西亚合同法遵循对价原则，如果要约没有得到对方承诺，要约自然失效。
(二)两国合同法对承诺的不同规定
两国合同法对承诺的定义大体相同，都认为承诺是指受要约人按照要约所指定的方式，对要约的内容表示同意的一种意思表示。
马来西亚合同法认为承诺必须是绝对的，即承诺必须对要约表示完全同意，而不能改变要约中任何条件。马来西亚合同法在这里遵循了英美法系的镜像原则，即：承诺必须像一面镜子一样，反照出要约的内容，不容许丝毫差异，否则即视为反要约。我国合同法也规定承诺内容应当与要约内容一致。不过我国合同法把此情况分为两种：1．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有关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2．承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非实质性变更的，除要约人及时表示反对或者要约表明承诺不得对要约的内容作出任何变更的以外，该承诺有效，合同的内容以承诺的内容为准。和我国合同法相比，马来西亚合同法的规定不利于商业活动中受要约人合理愿望的实现，因为根据马来西亚合同法的规定，是不允许受要约人讨价还价的，不利于受要约人合理愿望的表达。同时这样的规定也不利于交易的稳定，往往会导致已达成的交易被。而我国合同法更有利于受要约人合理愿望的表达，有利于交易的稳定。
在对于承诺做出的方式上，两国规定不同。马来西亚合同法认为受要约人必须以积极的方式作出对要约的接受，否则不能构成有效的承诺。而且承诺必须以某种惯常的合理的方式做出，如果要约规定有特别的接受方式的，受要约人没有按此方式做出承诺，要约人可以要求其按规定的方式做出。如果要约人没有这样做，视为要约人接受承诺。我国合同法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可见，马来西亚合同法对受要约人的要求更为严格，接受要约必须以积极方式做出，即要给予要约人积极的回应，形成对价，承诺才有效。
两国在承诺生效时间问题上有很大差异。马来西亚合同法采用英美法系的邮箱规则，即一项承诺发出时即生效，并且在承诺生效的问题上，要约人与受要约人规定也不相同，对于要约人而言，承诺在送达过程中即生效。对于受要约人而言，承诺没有到达要
约人之前，其可以随时撤销要约。我国合同法坚持大陆法系的到达生效原则，认为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同时我国合同法规定还规定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如果要约没有确定承诺期限的，承诺应当依照下列规定到达：(1)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应当即时作出承诺，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2)要约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到达。如果要约以信件或者电报作出的，承诺期限自信件载明的日期或者电报交发之日开始计算。信件未载明日期的，自投寄该信件的邮戳日期开始计算。要约以电话、传真等快速通讯方式作出的，承诺期限自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开始计算。在承诺生效时间问题上，马来西亚合同法采用的邮箱规则主要是想达到让要约人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撤销要约，从而弥补受要约人的不利地位，达到平衡受要约人与要约人之间权益目的。相比之下，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具体合理一些，有利于要约人和受要约人双方权益的维护。
我国合同法规定承诺是可以撤回的，而且还规定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之前或者与承诺通知同时到达要约人。由于马来西亚合同法坚持的是邮箱规则，所以不存在承诺是否能被撤回的问题。和马来西亚合同法相比，我国合同法规定承诺可以撤回给予了受要约人更多的权利。
二、合同履行的差异
合同的履行，是指债务人全面地、适当地完成其合同义务，债权人的合同债权得到完全实现。两国合同法在合同约定不明时合同的履行，合同的相互履行等方面有不同的规定。
(一)合同约定不明时的履行规定的不同
马来西亚合同法规定立约人在受约人未申请和没有指定时间时，履行承诺要在一个合理的时间内履行。这里的合理时间是根据个案来具体确定的，比如在正常的营业时间内履行就属于合理时问。我国合同法规定履行时间不明确时，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随时要求履行，但是要给对方必要的时问，在时间约定不明时我国的规定更为灵活一些。另外在履行方式上，马来西亚合同法规定任何诺言都要以受约人指定的方式履行，这样的规定更有利于受约人。我国只是规定按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来履行，这使得合同双方的权利很平衡，也更有利于合同的履行。马来西亚合同法在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费用的负担等方面约定不明没有具体规定，而我国在这些规定的相当详细。我国规定合同生效后，在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如果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可见，我国合同法在合同约定不明时的规定更为具体完整一些，便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实际操作，有利于合同目的的顺利实现。
(二)合同的相互履行规定的不同
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规定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而马来西亚合同法则规定当合同未规定履行时间的先后时，则需要由合同的性质来决定双方履行的先后顺序。
对于合同的同时履行，马来西亚合同法规定，许诺人不需要履行对受许诺人作出的承诺，除非受许诺人准备以及愿意履行其对许诺人的相互承诺，这一规定也体现英美法系国家的对价原则，给予了许诺人更多的权利。而我国合同法规定在合同同时履行时，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我国合同法没有给予某一方更多的权利，双方权利是均衡的。
另外在合同有先后履行顺序时我国合同法还规定，先履行一方未履行时，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1)经营状况严重恶化；(2)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3)丧失商业信誉；(4)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规定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时，应当恢复履行。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就如上文所说，马来西亚合同法只是规定按合同的性质来决定双方的先后履行顺序，规定较为笼统，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应当通过判例加以补充。相比较而言，我国合同法对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合同规定的很具体全面，有助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实际操作，有利于后履行方权益的维护。
三、合同效力规定的差异
合同效力，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法律拘束力，即法律效力。两国合同法合同效力规定的差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合同无效规定的不同
我国合同法和马来西亚合同法都规定为法律所禁止的协议，损害他人利益的协议，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协议属于无效协议。但也有很多不同的规定，我国也规定了欺诈性的协议无效，但前提是损害了国家利益，而马来西亚合同法没有这一规定，同时我国还规定以胁迫的手段订立的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我国合同法除了规定损害他人利益的协议属于无效协议外，还规定了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协议无效。和马来西亚相比，我国更注重国家和集体利益的保护，这样的规定和两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有密切联系。另外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而马来西亚合同法则规定如果协议的原因和标的物局部非法，此协议将无效。可见，我国合同法规定的更为合理一些，有利于交易的稳定。
马来西亚合同法还有一些独具特色的规定，首先规定了非道德的协议无效，如果一个协议的标的或它的对价是非道德的，那么该协议无效；规定了限制成年人婚姻自由的协议无效；还规定了任何限制他人从事合法职业，贸易或商业活动等的协议无效。与我国合同法相比，马来西亚合同法更注重对道德的正面弘扬，注重对个人利益的保护，这与马来西亚普遍信奉伊斯兰教有很大联系，因为伊斯兰教很注重人与人，人与其他生物，人与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的规范。
(二)关于合同撤销规定的不同
马来西亚合同法规定如果协议是由于非自由同意而订立的，该协议就是可撤销协议，非自由同意而订立协议的一方有权撤销该合同，这一规定与我国合同法一样。同时两国合同法都规定了以胁迫，欺诈手段订立的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
但两国也有很多不同的规定。首先是请求撤销合
同的方式不同，我国合同法规定，对于可撤销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可见，我国合同法对于合同的撤销更注重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马来西亚合同法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其次，我国合同法规定了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合同被撤销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些都是我国合同法中不同于马来西亚合同法的规定。在马来西亚合同法中，认为错误陈述也会导致合同被撤销。所谓错误陈述是指一方并不是有意欺骗另一方，其实其本人也相信所述情况的真实性，在此情况下，对方由于误信该错误陈述而订立了协议。其实这里的错误与我国合同法中的重大误解是大致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对错误的认识，在表示时因认识错误而不知其不一致，而且不一致本身是通过把实际事实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相对比而看出的。笔者认为，马来西亚合同法的规定旨在建立良好的交易秩序和自由公平的交易氛围，这与中国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不谋而合。总体上说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撤销的规定要比马来西亚合同法规定的较为详细，也更合理一些。
四、合同的违约与救济
两国合同法对违约责任的承担和赔偿规定有很大差异。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要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该条规定表明中国合同法在违约归责原则上采用了严格责任原则，该原则与对价原则一脉相承，不考虑当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马来西亚合同法也规定当违背合同时，招受损失的一方有权从违约方获得对自己所受损失或损害的赔偿。这方面两国规定是一致的，不过我国合同法还规定了对违背合同的还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等违约责任。由上可看出，我国合同法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开始吸纳英美法系的一些立法原则，不断完善自己。
对于间接损失的赔偿，两国规定有很大差异。马来西亚合同法规定，对于因违约导致的损失或损害的赔偿，不应赔偿因违约导致的间接的损失或损害。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从以上规定可看出，我国合同法赔偿的损失是包括间接损失的赔偿的。马来西亚合同法继承了英美法系的传统，认为间接损失并不是违约行为所导致的直接结果，而是违约行为结果所进一步导致的后果。所以规定了对间接损失不予赔偿。和马来西亚合同法相比，我国合同法对于损失的赔偿规定的更为合理一些，虽然马来西亚合同法对间接损失不予赔偿的规定有利于阻止将附带损失扩大的太远，减少不合理的负担，但对间接损失不分情况一律不予赔偿，不利于当事人权益的保护。
另外，两国合同法对违约赔偿金规定有差异。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对于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虽然我国合同法赋予当事人关于违约赔偿极大的意思自治，但也吸纳了对价原则，使当事人的损益达到平衡。
马来西亚合同法规定，当一方违约时，如果在合同中指定了违约时将付的金额，或者在合同中包含罚金方式的规定，遭受损失的一方有权向违约方收取合理的赔偿金，但赔偿金不应超过指定的金额或规定的罚金。和我国合同法相比，马来西亚合同法除了规定违约金外，还规定了罚金。罚金和违约金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违约金具有赔偿性，是对可能造成损失的真实预估，如果违约造成了损失，违约金就折抵损失的赔偿金。而罚金具有惩罚性，只要有违约行为，不论损失有无或多少，都要按约定向对方支付罚金。虽然我国合同法中的违约金也具有惩罚性，但其最主要的是赔偿性，是对损失的折价赔偿。
五、合同中有关货物的寄托规定的差异
两国合同法都规定寄托期间届满，受托人应归还原物，有孳息的也应归还寄托人，寄托人要支付相关的费用，寄托人未支付费用的，受托人对寄托物享有留置权。
对于受托人的职责两国规定有差异。我国合同法规定，受托人应妥善保管保管物，当事人可以约定保管场所或者方法，除紧急情况或者为了维护寄存人利益的以外，不得擅自改变保管场所或者方法。马来西亚合同法的规定，受托人应依法保管他受托的货物，对受托货物的保管的慎重程度应和在类似情形下保管自己的有着同样体积，质量和价值的货物。另外我国合同法规定受托人不得使用受托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在马来西亚合同法中受托人经授权也是可以使用受托物的，不过马来西亚合同法规定如果受托人不按照规定使用受托货物，应当负责因使用这些货物或在使用他们期间对寄托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可见，马来西亚合同法关于受托人职责的规定比我国合同法规定具体一些，权利更大一些，因为在马来西亚合同法中货物寄托的范围比中国合同法要广，所以受托人拥有的权利较大一些。
两国合同法都规定对于受托货物的损失要进行赔偿，在具体的规定上两国也有很大不同。我国合同法规定，寄托期间，因寄托人保管不善造成寄托物毁损、灭失的，寄托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保管人不得将保管物转交第三人保管，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保管人违反此规定，将保管物转交第三人保管，对保管物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寄托人寄存货币、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贵重物品的，应当向受托人声明，由受托人验收或者封存，寄托人未声明的，该物品毁损、灭失后，保管人可以按照一般物品予以赔偿。储存期间，因受托人保管不善造成仓储物毁损、灭失的，受托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马来西亚合同法规定，因受托人的过失，如果在适当的时间，货物未被归还，发回或偿还，他应负责赔偿从那时起寄托人货物的任何损失，损害或恶化。正如上文所述，如果受托人没有按照规定使用受托货物的，他应当负责因使用这些货物或在使用他们期间对寄托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对于受托人的损失，马来西亚合同法规定寄托人有透露其寄托货物中缺陷的职责，如果他没有告知受托人，他应当负责由此给受托人造成的损失。这和我国合同法规定很类似，不过我国合同法规定是在受托人采取了必要的补救措施的情况
下，寄托人才承担受托人的损失。
两国合同法对受托人免责的规定不太相同。我国合同法规定寄托人交付的寄托物有瑕疵或者按照寄托物的性质需要采取特殊保管措施的，寄托人应当将有关情况告知受托人，寄托人没有告知的，致使受托物受损失的，受托人不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在寄托期间，如果保管是无偿的，受托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储存期间，因仓储物的性质、包装不符合约定或者超过有效储存期造成仓储物变质、损坏的，受托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马来西亚合同法规定在没有特殊合同规定的情况下，如果受托人按照相关规定对货物进行了充分保管，受托人就不负责受托货物的损失，损害或恶化。可见，中国合同法中归责原则是过错原则，受托人承担责任是因为有过错，而在马来西亚合同法中采用严格责任原则，只要受托人不按相关规定完成对价，就要承担责任。
一、本人承诺入职并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所提供的资料信息都是真实可查的，这些资料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身份证明、户籍证明、离职证明、学历证明、各项专业证书、照片、历史背景、工作经验、求职简历与入职登记表中的信息及其他由本人提供的资料信息。如在签署劳动合同之后，公司发现本人提供的上述信息有欺诈成分的，本人同意公司随时解除劳动合同，并无需支付任何经济补偿。
二、本人承诺在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与任何用人单位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并且不存在任何没有处理完的法律责任。如果该承诺不属实，则本人与原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纠纷由本人独立承担相应的责任，公司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并有权随时解除本人的劳动合同。
三、本人承诺在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公司规章制度和岗位职责我已学习和明确，并愿意在劳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严格遵守和履行各项制度;若有违反，愿意接受公司相关处罚，触犯法律的，愿承担法律责任。
四、本人承诺在任职期间，不在外兼职，并严格遵守公司规定的作息时间，因工作需要将服从加班的安排和接受岗位调配。
五、本人承诺在任职期间，自觉维护公司荣誉，不利用职务之便贪污舞弊，不泄露和探听薪资，不伪造或盗用公司印信文件等不正当手段来从事其他活动。(面试网 )
六、本人承诺在任职期间，自觉维护公司利益，不侵占公司、同事或客人的财物、不贪占、无故损毁公司财物，对与本人发生的相关业务经费，愿意接受公司的调查和处理。
七、本人承诺在任职期间，遵守公司保密规定，保守公司秘密，不将公司的任何材料带离工作场所，不向他人泄露公司秘密，保证不散播不利于公司的言论，更不做中伤公司的事，自觉维护公司声誉。
八、本人承诺在任职期间，在工作时间内必须穿戴公司提供的工作服等劳保用品，并保证整洁;中途辞职，所发放的劳保用品需要上交，若遗失，则按价赔偿。
九、本人承诺在任职期间，个人意见或建议，保证做到逐级反映;当反映意见或建议未获解决或采纳时，保证以书面形式向上级反映。如确需当面反映时，保证在工作结束后进行。
十、本人承诺在任职期间，本人保证遵守公司薪酬保密规定，不向他人透露自己薪酬或探听他人薪酬;如有违反，则公司可以视情节轻重给予本人罚款、降职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政处分。
十一、本人承诺在任职期间，因故申请离职时，我将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呈报公司，并在公司为我职位招聘到合适的接替人员，办妥相关移交手续后离职。如擅自离职，甘愿将本人未领的所有工资、福利等的30%作为违约处罚。
十二、离职后，不得单独或联合他人实施有损公司利益和诋毁公司形象的行为，不得直接、间接或变相利用未经允许的公司品牌和资源的任何业务;若有违背，则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该承诺书将自动作为劳动合同的附件，与劳动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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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子合同、电子签名、电子认证、电子合同监管
一、电子合同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电子合同得以出现，其虽然也通过电子脉冲来传递信息，但是却不在以一张纸为原始的凭据，而只是一组电子信息。电子合同，又称电子商务合同，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以及世界各国颁布的电子交易法，同时结合我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笔者认为电子合同可以界定为：电子合同是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通过电子信息网络以电子的形式达成的设立、变更、终止财产性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通过上述定义可以看出电子合同是以电子的方式订立的合同，其主要是指在网络条件下当事人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通过数据电文、电子邮件等形式签订的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一种电子协议[1].电子合同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电子合同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电子合同这种民事法律行为是双方或者是多方民事主体的法律行为，当事人之间以电子的方式设立、变更、终止财产性民事权利义务为目的，当事人之间签订的这种合同是合同的电子化，是合同的新形式。根据《电子商务示范法》中有关规定，电子合同是以财产性为目的协议，该示范法列举了大量商业性质的关系。[2]
2、电子合同交易主体的虚拟化和广泛化。电子合同订立的整个过程所采用的是电子形式，通过电子邮件、EDI等方式进行电子合同的谈判、签订及履行等。这种合同方式大大的节约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电子合同的交易主体可以是地球村的任何自然人和法人及其相关组织，这种交易方式当然需要提供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如建立信用制度，让交易的相对人在交易前知道对方的资信状况[3]，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信用权益必将成为一种无形的财产。
3、电子合同具有技术化、标准化的特点。电子合同是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的，他有别与传统的合同订立方式，电子合同的整个交易过程都需要一系列的国际国内技术标准予以规范，如：电子签名、电子认证等。这些具体的标准是电子合同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相关的技术与标准电子合同是无法实现和存在的。
4、电子合同订立的电子化。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的订立需要有要约和承诺这两个过程，电子合同同样也需要具备这些要件。传统的合同的要约和承诺采用的方式不同于电子合同，电子合同中的要约和承诺均可以用电子的形式完成，它主要输入相关的信息符合预先设定的程序，计算机就可以自动做出相应的意思表示。
5、电子合同中的意思表示电子化。意思表示的电子化，是指在合同订立的过程中通过相关的电子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的表现方式是通过电子化形式实现的。《电子商务示范法》中将电子化的意思表示称之为“数据电文”。
二、电子合同订立与成立
电子合同的订立，是指缔约人做出意思表示并达成合意的行为和过程。任何一个合同的签订都需要当事人双方进行一次或者是多次的协商、谈判，并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合同即可成立。电子合同的成立是指当事人之间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一致的意见。电子合同作为合同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其成立与传统的合同一样，同样需要具备相关的要素和条件。世界各国的合同法对合同的成立大都减少不必要的限制，这种做法是适应和鼓励交易行为，增进社会财富的需要，所以说在电子合同的成立上，只要当事人之间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一致的意见即可成立。关于合同中的主要条款，现行的立法是很宽泛的，我国的《合同法》第12条做了列举性的规定，但是该列举性规定是指一般条款。笔者认为，就合同的主要本质而言，在合同主要条款方面如果当事人有约定，要以双方约定为主要条款，如果没有约定的可以根据合同的性质的予以确定合同主要条款。
合同的成立与合同的订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电子合同的成立需要具备相应的要件。首先，订约人的主体是双方或者是多方当事人，合同的主体是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他们实际享受合同权利并承担合同义务的人。[4]其次，订约当事人对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合同成立的根本标志在于合同当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最后，合同的成立应该具备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合同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
（一）要约和要约邀请
要约是指缔约一方以缔结合同为目的而向对方当事人作出的意思表示。关于要约的形式，联合国的《电子商务示范法》第11条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协议，合同要约及承诺均可以通过电子意思表示的手段来表示，并不得仅仅以使用电子意思表示为理由否认该合同的有效性或者是可执行性。要约的形式，即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要约通常都具有特定的形式和内容，一项要约要发生法律效力，则必须具备特定的有效要件：1、要约是由具有订约能力的特定人做出的意思表示。2、要约必须具有订立合同的意图。3、要约必须向要约人希望与之缔结合同的受要约人发出。4、要约的内容必须明确具体和完整。5、要约必须送达受要约人。[5]
要约邀请是指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在电子商务活动中，从事电子交易的商家在互联网上广告的行为到底应该视为要约还是要约邀请？[6]在该问题上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要约邀请，他们认为这些广告是针对不特定的多数人发出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是要约，因为这些广告所包含的内容是具体确定的，其包括了价格、规格、数量等完整的交易信息。笔者认为，虽然电子商务是新型的商业活动形式，但是其与传统商业活动的区别只是使用的中介媒介不同，其法律特征应当是相同的。因此，就该问体的区分仞然要回到《合同法》中去解决。根据法律的规定，判断网络广告是否属于要约邀请的标准是：1、意思表示的内容是否具体确定，2、其发出人是否有受该意思表示约束的意图。
要约一旦做出就不能随意撤销或者是撤回，否则要约人必须承担违约责任。我国《合同法》第18条规定：“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由于电子交易均采取电子方式进行，要约的内容均表现为数字信息在网络上传播，往往要约在自己的计算机上按下确认键的同时对方计算机几乎同步收到要约的内容，这种技术改变了传统交易中的时间和地点观念，为了明确电子交易中何谓要约的到达标准，《合同法》第16条第2款规定：“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7]
（二）承诺
承诺，又称之为接盘或接受，是指受要约人做出的，对要约的内容表示同意并愿意与要约人缔结合同的意思表示。我国的《合同法》第21条规定：“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是否构成承诺需具备以下几个要件：1、承诺必须由受要约人向要约人做出。2、承诺必须是对要约明确表示同意的意思表示。3、承诺的内容不能对要约的内容做出实质性的变更。4、承诺应在要约有效期间内做出。要约没有规定承诺期限的，若要约以对话方式做出的，承诺应当即时做出，要约以非对话方式做出的，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间内承诺，双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承诺的撤回，是指受要约人在发出承诺通知以后，在承诺正式生效之前撤回承诺。根据《合同法》第27条的规定：“承诺可以撤回。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通知达到要约人之前或者是承诺通知同时达到要约人。”因此，承诺的撤回通知必须在承诺生效之前达到要约人，或者是与承诺通知同时到达要约人，撤回才能生效。如果承诺通知已经生效，合同已经成立，受要约人当然不能在撤回承诺。对承诺的撤回问题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反对者认为电子商务具有传递速度快，自动化程度高的特点，要约或者承诺生效后，可能自动引发计算机做出相关的指令，这样会导致一系列的后果。赞同承诺撤回的学者则认为不管电子传输速度有多快，总是有时间间隔的，而且也存在网络故障、信箱拥挤、计算机病毒等突发性事件的存在，似的要约、承诺不可能及时到达。笔者认为，撤回承诺同要约的撤销同样重要，这种民事权利不能剥夺，否则会破坏我国《合同法》的体系与精神。
三、电子合同成立时间与地点
电子合同成立时间，是指电子合同开始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的时间。在一般情况下电子合同的成立时间就是电子合同的生效时间，合同成立的时间是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效力的时间。一般认为收件人收到数据电文的时间即为到达生效的时间。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第15条和我国的《合同法》第16条的规定基本相同。[8]如收件人为接收数据电文而指定了某一信息系统，该数据系统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收到时间。如收件人没有指定某一特定信息系统的，则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一信息系统的时间为收到时间。对于什么是“进入”，笔者认为，一项数据电文进入某一信息系统，其时间应是在该信息系统内可投入处理的时间，而不管收件人是否检查或者是否阅读传送的信息内容。
认定发送和接收电子合同的时间对于判断交易成立和生效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的《合同法》对此只是做了原则性的规定。根据《合同法》和民事法律关系基本原理和电子合同的实际情况，认定发送和接收电子通讯时间的默认规则为，在双方没有相反约定的情况下，某个电子信息进入某个输送人无法控制的信息系统就视为该信息已经被发送，如果信息先后进入了多个信息系统，则信息发送的时间以最先进入其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器，在发送到接收人的计算机系统，那么该信息被发送的时间就是先进入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器的时间。[9]在判断信息接收时间方面，如果电子信息的接收人指定了一个信息接收系统，则电子信息进入该系统的时间即为信息接收的时间。
电子合同的成立地点，是指电子合同成立的地方。确定电子合同成立的地点涉及到发生合同纠纷后由那地、那级法院管辖及其适用法律问题。我国《合同法》第34条规定，承诺生效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采用电子意思表示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主要营业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要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我国立法对电子意思表示采取的是“到达主义”，所以规定以收到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其原因是考虑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特殊性问题。我国《合同法》第34条之所以这样规定，主要是因为电子交易中收件人接收或者检索数据电文的信息系统经常与收件人不在同一管辖区内，上述规定确保了收件人与视为收件地点的所在地有着某种合理的联系，可以说我国《合同法》这一规定充分考虑了电子商务不同于普遍交易的特殊性。
四、电子签名与电子认证
电子合同成立是双方当事人意思一致的结果，在传统的合同订立过程中，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用双方当事人的签字来确定双方的意思表示。我国的《合同法》第32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形式订立合同，自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书上签名或者加盖公章时合同成立。”当事人的签字或者盖章，意味着自然人或者法人在合同书上签名或者是加盖公章合同才发生法律效力。在电子商务合同中，要在这种合同书上签字或者盖章是很困难的。所以，在实践中用何种技术来解决签名和盖章问题是电子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关键。
美国是世界上最先授权使用数字签名的国家，他规定了用密码组成的数字与传统的签字具有同等的效力[10].从技术的角度而言，电子签名主要是指通过一种特定的技术方案来赋予当事人一个特定的电子密码，确保该密码能够证明当事人身份的作用，而同时确保发件人发出的资料内容不被篡改的安全保障措施。电子签名的主要目的是利用技术的手段对数据电文的发件人身份做出确认及保证传送的文件内容没有被篡改，以及解决事后发件人否认已经发送或者是收到资料等问题。[11]因此，验证解密得到的结果与经过计算后的结果必然不同，从而保证了电子信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12].
电子认证与电子签名一样都是电子商务中的安全保障机制，是由特定的机构提供的，对电子签名及其签署者的真实性进行验证的服务。电子认证，是指由特定的第三方机构通过一定的方法对签名及其所做的电子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验证的一种活动。电子认证主要应用于电子交易的信用安全方面，保障开放性网络环境中交易人的真实与可靠。电子认证是确定某个人的身份信息或者是特定的信息在传输过程中未被修改或者替换。[13]电子认证即可以在当事人相互之间进行，也可以由第三方来做出鉴别。电子商务活动常常是跨国境的，各个参与方就需要有不同的国家的认证机构对各自的身份进行认证，并向电子商务活动的相对方发放认证证书，这在实践中就需各国相互承认对方国家认证机构发放的电子认证证书的效力。
摘要：电子商务是未来商务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电子合同其独特的订立方式向现有的纸面交易提出了法律、技术和监管等方面的挑战。电子合同是电子商务的基础与核心，电子合同中的法律问题制约了电子交易的发展，阻碍了交易的进行。我国应加快电子商务立法工作，建立电子合同监管体制，完善电子合同交易法律制度。笔者就电子合同中的法律和技术问题进行了探讨和论述，并对电子合同立法及电子合同监管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电子合同、电子签名、电子认证、电子合同监管
一、电子合同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电子合同得以出现，其虽然也通过电子脉冲来传递信息，但是却不在以一张纸为原始的凭据，而只是一组电子信息。电子合同，又称电子商务合同，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以及世界各国颁布的电子交易法，同时结合我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笔者认为电子合同可以界定为：电子合同是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通过电子信息网络以电子的形式达成的设立、变更、终止财产性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通过上述定义可以看出电子合同是以电子的方式订立的合同，其主要是指在网络条件下当事人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通过数据电文、电子邮件等形式签订的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一种电子协议[1].电子合同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电子合同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电子合同这种民事法律行为是双方或者是多方民事主体的法律行为，当事人之间以电子的方式设立、变更、终止财产性民事权利义务为目的，当事人之间签订的这种合同是合同的电子化，是合同的新形式。根据《电子商务示范法》中有关规定，电子合同是以财产性为目的协议，该示范法列举了大量商业性质的关系。[2]
2、电子合同交易主体的虚拟化和广泛化。电子合同订立的整个过程所采用的是电子形式，通过电子邮件、EDI等方式进行电子合同的谈判、签订及履行等。这种合同方式大大的节约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电子合同的交易主体可以是地球村的任何自然人和法人及其相关组织，这种交易方式当然需要提供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如建立信用制度，让交易的相对人在交易前知道对方的资信状况[3]，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信用权益必将成为一种无形的财产。
3、电子合同具有技术化、标准化的特点。电子合同是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的，他有别与传统的合同订立方式，电子合同的整个交易过程都需要一系列的国际国内技术标准予以规范，如：电子签名、电子认证等。这些具体的标准是电子合同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相关的技术与标准电子合同是无法实现和存在的。
4、电子合同订立的电子化。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的订立需要有要约和承诺这两个过程，电子合同同样也需要具备这些要件。传统的合同的要约和承诺采用的方式不同于电子合同，电子合同中的要约和承诺均可以用电子的形式完成，它主要输入相关的信息符合预先设定的程序，计算机就可以自动做出相应的意思表示。
5、电子合同中的意思表示电子化。意思表示的电子化，是指在合同订立的过程中通过相关的电子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的表现方式是通过电子化形式实现的。《电子商务示范法》中将电子化的意思表示称之为“数据电文”。
二、电子合同订立与成立
电子合同的订立，是指缔约人做出意思表示并达成合意的行为和过程。任何一个合同的签订都需要当事人双方进行一次或者是多次的协商、谈判，并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合同即可成立。电子合同的成立是指当事人之间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一致的意见。电子合同作为合同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其成立与传统的合同一样，同样需要具备相关的要素和条件。世界各国的合同法对合同的成立大都减少不必要的限制，这种做法是适应和鼓励交易行为，增进社会财富的需要，所以说在电子合同的成立上，只要当事人之间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一致的意见即可成立。关于合同中的主要条款，现行的立法是很宽泛的，我国的《合同法》第12条做了列举性的规定，但是该列举性规定是指一般条款。笔者认为，就合同的主要本质而言，在合同主要条款方面如果当事人有约定，要以双方约定为主要条款，如果没有约定的可以根据合同的性质的予以确定合同主要条款。
合同的成立与合同的订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电子合同的成立需要具备相应的要件。首先，订约人的主体是双方或者是多方当事人，合同的主体是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他们实际享受合同权利并承担合同义务的人。[4]其次，订约当事人对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合同成立的根本标志在于合同当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最后，合同的成立应该具备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合同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
（一）要约和要约邀请
要约是指缔约一方以缔结合同为目的而向对方当事人作出的意思表示。关于要约的形式，联合国的《电子商务示范法》第11条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协议，合同要约及承诺均可以通过电子意思表示的手段来表示，并不得仅仅以使用电子意思表示为理由否认该合同的有效性或者是可执行性。要约的形式，即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要约通常都具有特定的形式和内容，一项要约要发生法律效力，则必须具备特定的有效要件：1、要约是由具有订约能力的特定人做出的意思表示。2、要约必须具有订立合同的意图。3、要约必须向要约人希望与之缔结合同的受要约人发出。4、要约的内容必须明确具体和完整。5、要约必须送达受要约人。[5]
要约邀请是指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在电子商务活动中，从事电子交易的商家在互联网上广告的行为到底应该视为要约还是要约邀请？[6]在该问题上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要约邀请，他们认为这些广告是针对不特定的多数人发出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是要约，因为这些广告所包含的内容是具体确定的，其包括了价格、规格、数量等完整的交易信息。笔者认为，虽然电子商务是新型的商业活动形式，但是其与传统商业活动的区别只是使用的中介媒介不同，其法律特征应当是相同的。因此，就该问体的区分仞然要回到《合同法》中去解决。根据法律的规定，判断网络广告是否属于要约邀请的标准是：1、意思表示的内容是否具体确定，2、其发出人是否有受该意思表示约束的意图。
要约一旦做出就不能随意撤销或者是撤回，否则要约人必须承担违约责任。我国《合同法》第18条规定：“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由于电子交易均采取电子方式进行，要约的内容均表现为数字信息在网络上传播，往往要约在自己的计算机上按下确认键的同时对方计算机几乎同步收到要约的内容，这种技术改变了传统交易中的时间和地点观念，为了明确电子交易中何谓要约的到达标准，《合同法》第16条第2款规定：“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7]
（二）承诺
承诺，又称之为接盘或接受，是指受要约人做出的，对要约的内容表示同意并愿意与要约人缔结合同的意思表示。我国的《合同法》第21条规定：“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是否构成承诺需具备以下几个要件：1、承诺必须由受要约人向要约人做出。2、承诺必须是对要约明确表示同意的意思表示。3、承诺的内容不能对要约的内容做出实质性的变更。4、承诺应在要约有效期间内做出。要约没有规定承诺期限的，若要约以对话方式做出的，承诺应当即时做出，要约以非对话方式做出的，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间内承诺，双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承诺的撤回，是指受要约人在发出承诺通知以后，在承诺正式生效之前撤回承诺。根据《合同法》第27条的规定：“承诺可以撤回。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通知达到要约人之前或者是承诺通知同时达到要约人。”因此，承诺的撤回通知必须在承诺生效之前达到要约人，或者是与承诺通知同时到达要约人，撤回才能生效。如果承诺通知已经生效，合同已经成立，受要约人当然不能在撤回承诺。对承诺的撤回问题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反对者认为电子商务具有传递速度快，自动化程度高的特点，要约或者承诺生效后，可能自动引发计算机做出相关的指令，这样会导致一系列的后果。赞同承诺撤回的学者则认为不管电子传输速度有多快，总是有时间间隔的，而且也存在网络故障、信箱拥挤、计算机病毒等突发性事件的存在，似的要约、承诺不可能及时到达。笔者认为，撤回承诺同要约的撤销同样重要，这种民事权利不能剥夺，否则会破坏我国《合同法》的体系与精神。
三、电子合同成立时间与地点
电子合同成立时间，是指电子合同开始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的时间。在一般情况下电子合同的成立时间就是电子合同的生效时间，合同成立的时间是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效力的时间。一般认为收件人收到数据电文的时间即为到达生效的时间。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第15条和我国的《合同法》第16条的规定基本相同。[8]如收件人为接收数据电文而指定了某一信息系统，该数据系统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收到时间。如收件人没有指定某一特定信息系统的，则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一信息系统的时间为收到时间。对于什么是“进入”，笔者认为，一项数据电文进入某一信息系统，其时间应是在该信息系统内可投入处理的时间，而不管收件人是否检查或者是否阅读传送的信息内容。
认定发送和接收电子合同的时间对于判断交易成立和生效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的《合同法》对此只是做了原则性的规定。根据《合同法》和民事法律关系基本原理和电子合同的实际情况，认定发送和接收电子通讯时间的默认规则为，在双方没有相反约定的情况下，某个电子信息进入某个输送人无法控制的信息系统就视为该信息已经被发送，如果信息先后进入了多个信息系统，则信息发送的时间以最先进入其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器，在发送到接收人的计算机系统，那么该信息被发送的时间就是先进入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器的时间。[9]在判断信息接收时间方面，如果电子信息的接收人指定了一个信息接收系统，则电子信息进入该系统的时间即为信息接收的时间。
电子合同的成立地点，是指电子合同成立的地方。确定电子合同成立的地点涉及到发生合同纠纷后由那地、那级法院管辖及其适用法律问题。我国《合同法》第34条规定，承诺生效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采用电子意思表示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主要营业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要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我国立法对电子意思表示采取的是“到达主义”，所以规定以收到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其原因是考虑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特殊性问题。我国《合同法》第34条之所以这样规定，主要是因为电子交易中收件人接收或者检索数据电文的信息系统经常与收件人不在同一管辖区内，上述规定确保了收件人与视为收件地点的所在地有着某种合理的联系，可以说我国《合同法》这一规定充分考虑了电子商务不同于普遍交易的特殊性。
四、电子签名与电子认证
电子合同成立是双方当事人意思一致的结果，在传统的合同订立过程中，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用双方当事人的签字来确定双方的意思表示。我国的《合同法》第32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形式订立合同，自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书上签名或者加盖公章时合同成立。”当事人的签字或者盖章，意味着自然人或者法人在合同书上签名或者是加盖公章合同才发生法律效力。在电子商务合同中，要在这种合同书上签字或者盖章是很困难的。所以，在实践中用何种技术来解决签名和盖章问题是电子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关键。
美国是世界上最先授权使用数字签名的国家，他规定了用密码组成的数字与传统的签字具有同等的效力[10].从技术的角度而言，电子签名主要是指通过一种特定的技术方案来赋予当事人一个特定的电子密码，确保该密码能够证明当事人身份的作用，而同时确保发件人发出的资料内容不被篡改的安全保障措施。电子签名的主要目的是利用技术的手段对数据电文的发件人身份做出确认及保证传送的文件内容没有被篡改，以及解决事后发件人否认已经发送或者是收到资料等问题。[11]因此，验证解密得到的结果与经过计算后的结果必然不同，从而保证了电子信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12].
在认证机构的设立上，必须强调认证机构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数字服务，并且能够以自己的财产提供担保，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己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他必须是保持中立，并具有可靠性、真实性和公正性。电子认证机构一般不得直接和客户进行商业交易，也不能在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活动中代表任何一方的利益，而只能通过公正的交易信息促成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它必须能被当事人接受，也就是说，它应当在社会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可信度，并足以使人们在网络交易中愿意接受其认证服务。当事人对电子认证机构的接受可能是明示的，也可能是在网络交易中默示承认或者是基于成文法律的要求。另外，电子认证机构不能以盈利为目的，认证机构应当是一种类似于承担社会服务功能的公用事业，其营业的宗旨应该是提供公正、安全的交易的环境，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合同交易，加快电子商务的发展。
五、电子合同生效
电子合同的成立只是意味着当事人之间已经就合同内容达成了意思表示一致，但合同能否产生法律效力，是否受法律保护还需要看他是否符合法律的要求，即合同是否符合法定的生效要件。电子合同的成立并不等于电子合同的生效，电子合同的生效，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符合法律规定的生效要件。虽然我国的《合同法》没有对合同的生效做出具体的规定，但是电子合同是一种典型的民事法律关系。我国的《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以下几个要件：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这些条件是合同生效的一般要件，有的电子合同还需具备特殊要件，如有些特殊的电子合同还需到有关部门办理批准登记手续后才能生效。电子合同的生效需具备以下几个法定要件：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的要件在学理上又被称为有行为能力原则或主体合格原则。[14]行为人必须具备正确理解自己行为性质和后果，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意思的能力。
（二）电子意思表示真实。是指利用资讯处理系统或者电脑而为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电子意思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但不限与电话、电报、电传、传真、电邮、EDI、因特网数据等，具体通过封闭型的EDI网络，局域网与因特网连接开放型的因特网或传统的电信进行电子交易信息的传输。
（三）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是指电子合同的内容合法。合同有效不仅要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且在合同的内容上不得违公共利益。在我在我国，凡属于严重违反公共道德和善良风俗的合同，应当认定其无效。
（四）合同必须具备法律所要求的形式。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无法确认电子合同的形式属于那一种类型，尽管电子合同与传统上面合同有着许多差别，但是在形式要件方面不能阻挡新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步伐，立法已经在形式方面为合同的无纸化打开了绿灯。法律对数据电文合同应给予书面合同的地位，无论意思表示方式是采用电子的，光学的还是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新方式，一旦满足了功能上的要求，就应等同与法律上的“书面合同”文件，承认其效力。[15]
六、电子合同监管
网上广告、网上购物、网上合同、网上支付等新型网络交易活动给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出了新的要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国家主管市场监督管理和有关行政执法的职能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监管的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大市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电子合同进行监督管理责无旁贷，该项职能是由法律所赋予的。[16]工商部门对电子合同监管能促进网络市场交易的公平性、安全性、经济性，能有效的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能减少合同争议和违法合同，提高合同的履约率，维护市场交易安全，促进经济的发展。
我国现阶段的电子合同监管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电子合同的实体法和监管的程序法等立法不能适应现阶段的要求。对电子合同的监管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没有相关的规章制度是无法开展的。二是相关的技术与配套工程没有确立，从而无法保证电子合同的监督与管理工作。电子合同交易的开展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如市场主体制度的认证，电子合同效力、电子合同交易的安全性与真实性问题，电子证据、电子合同争议的管辖权等等。目前的立法严重滞后，严重影响电子合同的交易和监管力度。三是现有的工商登记制度无法对网络交易主体进行监管，没有统一的认证机构。四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执法人员的水平和能力有限，执法的手段单一。目前，我国基层工商机关自动化办公水平有待提高，计算机知识、网络技术有待加强。执法人员对网络交易行为不了解，不能快速的对网络市场信息进行有效的收集、分析和整理，从而影响了电子合同监管的力度。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电子合同的监管是对电子合同交易的整个过程的监管，从电子合同要约，电子合同的订立、电子合同的交付、电子合同的签证、电子合同争议的处理等。[17]笔者认为根据等同法则电子合同具有书面合同的形式与性质，现阶段我们不能用原有的方法来对电子合同进行监管。电子合同的监管是对签约前、签约过程以及签约后电子合同的履行等监管。电子合同签约前的阶段主要是对买卖信息的检索，对整个交易行为做充分的准备工作，这就需要政府和只能部门提供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就应该对网络市场予以规范和管理，为电子合同的广泛使用提供良好的网络环境，保障网络交易的安全性、公正性，促进网络交易行为，提高履约率。[18]
笔者认为工商部门对电子合同的监管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立电子合同监管平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该按照所辖区域设立电子合同监管平台，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该对所辖区域的经济主体经济情况对公众公开，以备市场相对人进行查询和了解。这种信息包括对企业的信用、资金、企业产品质量，有无违规经营等一切公众资料，涉及企业商业秘密的没经权利人同意的不能公开。二、对电子合同的监管应该是对电子合同是否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进行审查。纠正电子合同中违法行为，查处利用电子合同进行违法交易的行为，以及违约的处罚。三是完善我国物流配送体系，加强电子合同依法履行的监管工作，促进电子合同交易的成功率。四是建立电子合同签证网。电子合同签证是对合同签证的延伸，电子合同签证网的建立能有效的弥补书面签证的缺陷，减少人力、物力和才力方面的支出，提高工作效率。五是建立网上电子合同监管投诉中心，及时反映合同监管中的问题，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六是加强电子合同的法律法规的研究制定工作，建立有效的网络监管体制，维护市场经济的安全。七是加强执法人员的培训工作，提高执法人员的水平。电子合同监管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他涉及的知识面广泛，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更新知识结构。八是加强对工商部门职能的宣传工作，特别是要加强对电子合同监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宣传力度。面对新的挑战，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认真的研习新《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和精神，熟悉电子信息技术，切实有效的对电子合同实施监管，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
OnTheBasicTheoryofElectronicContractTrade
Abstract：E-commerceistheinevitabledirectionofthecommercialdevelopmentinthefuture.Withitsdistinctwayofbeingmade，e-contractchallengesthetransitiononpapertermsoflaw，technology，supervisionandsoon.E-contractisthefoundationandhardcoreofe-commerce.Thelegalproblemsine-contractconstrainthedevelopmentandtheprocessofe-transition.So，itisnecessaryforourcountrytoacceleratethestepoflawmakingone-commerce，makeupthemechanisticofe-contractsupervision，andcompletethelegalsystemofe-contracttransition.Inthearticle，theauthorhasmaderesearchingandstatementonthelegalandtechnologicalproblemsofthee-contract，andalsohasmadeaproposalonthelawmakingandsupervisionofe-contract.
Keywords：electroniccontract；electronicsignature；electronicattesting；electroniccontractsupervision
注释：
1、齐爱民、万暄、张素华著：《电子合同的民法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2、齐爱民、万暄、张素华著：《电子合同的民法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3、吴汉东：《论信用权》，《法学》2001年第1期。
4、王利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
5、王利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135页
6、张楚著：《电子商务法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页。
7、蒋坡：《论我国电子商务法律体系和基本架构》，《科技与法律》2002年第2期。
8、于静：《电子合同若干法律问题初探》，《政法论坛》1999年第6期。
9、郑成思、薛虹：《我国电子商务立法的核心法律问题》，《知识产权》2000年第5期。
10、邱永红、魏丽：《国际贸易中应用EDI的法律问题新探》，《国际经济贸易研究》1998年第2期
11、蒋坡：《论我国电子商务法律体系和基本架构》，《科技与法律》2002年第2期。
12、唐春林、王颖、郭敏之著：《电子商务基础》，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13、刘满达：《数字签名的法律思考》，《法学》2000年第12期。
14、王利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页。
15、蒋坡：《论我国电子商务法律体系和基本架构》，《科技与法律》2002年第2期。
16、吴怀福、张士茂：《电子商务中电子合同监管问题初探》，《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3年第2期。
17、孔祥俊：《反不正当竞争法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内容提要: 合同是按缔约人意志发生法律效力的协议。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协议，发生不符合缔约人意志的法律效力的协议，均非合同。无需相对方接受的表示，或有法律效力，如设定无对价债权，即时设定用益物权，即时设定抵押权；或不应有法律效力，如允诺设定担保物权；此类表示如为相对方“接受”，形成伪协议。严格区分合同与非合同协议、伪协议，是正确理解合同的前提。通说主张合同成立可不生效，保证关系、抵押关系是合同关系，债务转让“合同”须债权人同意生效，均无法理根据。
一、合同的概念
（一）协议的概念
合同是协议，理解合同，必须先理解协议。
所谓协议，又称合意，指各行为人的表示一致，可分两类：1．契合关系：表示人只有双方，互为表示对象，表示的内容契合，即须相对方以特定行为配合方能实现，双方均接受相对方的表示，允诺以特定行为配合相对方实现其目的。2.平行关系：表示人为多方（含双方），组成特定团体，表示内容相同，形成决议、章程。
无需相对方接受的表示，相对方如表示“接受”，形成的不是协议，而是伪协议。伪协议不是合同，协议也未必是合同。合同、非合同协议、伪协议有什么区别，学界不见讨论，实际上未真正区分，导致一些误解，如：主张合同成立可不生效；保证关系、抵押关系是合同关系；债务转让“合同”经债权人同意生效等等。严格区分合同与非合同协议、伪协议，是正确理解合同的前提。
合同类型甚多，为表述方便，有必要先区分狭义合同与广义合同，对立性合同与平行性合同，诺成合同与非诺成合同。
（二）狭义合同与广义合同
合同通常发生债权（含身份性债权，变更债权可视为发生债权的特殊形式），但也可以发生其他效力：1．终止双方合同债权，如终止合同之合同，单方之债务免除不在其列。2.发生其他财产权利，包括物权和知识产权：前者为物权合同，如拟制交付合同发生物权；后者为准物权合同，如知识产权转让合同发生知识产权。发生债权以外财产权利的合同，也可发生债权，如动产质押合同（非动产质押允诺协议）：质权人取得质权，也发生保管质物，以及债权消灭后返还质物的债务。发生债权的合同为狭义合同。终止双方合同债权的合同，或发生其他财产权利的合同，为广义合同。狭义合同存在履行问题。广义合同如不同时发生债权，不存在履行问题。
如果合同内容是终止原合同双方之合同债权，合同成立后，双方合同债权消灭，缔约人之间不再是特定人之间的关系，而成为互以相对方为不特定人的关系，缔约人的合同义务成为不特定人的义务，即不作为。民法之义务指法律确认的行为强制资格，特定人义务称债务。合同义务是特定人义务，表现为特定行为，通常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但合同义务之不作为是不为指定行为，而不特定人义务之不作为是不为妨碍行为。前者属债务，后者非债务。需要指出，终止合同之合同成立后，合同之不作为义务名义上是合同义务，实际上并非不为指定行为，而是不为妨碍行为，即并非特定人义务，而是不特定人义务。在法理上，此处之合同义务就是维持缔约人之间的非合同状态，任何一方不得请求相对方履行原合同义务。此类合同以终止原合同关系为合同效力，以履行不特定人义务为合同的履行内容，因此是一种表面上必须履行而实质上无须履行的合同。在逻辑上，终止原合同的合同成立后，只要不撤销，效力将持续（当然并非永久）存在。但实际上，合同所生效力正是终止合同的效力，合同的成立就是合同的终止，合同的生效就是合同的消灭。此类合同是一种瞬时合同。
绝对权义务人是不特定人。广义合同如仅发生其他财产权利而不发生债权，其他财产权利之义务人是不特定人，发生不作为义务，但不发生合同义务，即特定行为义务。如买卖过程中标的物之交付为物权合同，价款之交付亦为物权合同，均属广义合同。我国主流观点认为，买卖合同是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合同，买卖过程中的交付非物权合同，理由是交付不含效果意思，非法律行为。实际上，买卖合同并非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合同，而是保证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合同；如无相反表示，应推定交付含即时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效果意思。民法之法律行为是有民事效力，含效果意思之行为。[1]合同行为包括订约行为和履约行为，前者包括要约和承诺，后者包括给付和受领。要约、承诺、给付、受领，均具备法律行为要件，均为法律行为。通说视要约和承诺为一个行为，给付和受领为一个行为，否认要约、承诺、给付、受领为法律行为，不符合事实，也不能正确认识行为效力。据此，买卖过程中之交付是法律行为组合，既构成履约过程，也构成物权合同。标的物所有权依约移转后，出卖人与买受人就标的物归属发生绝对关系，出卖人对标的物发生不特定人义务，无合同义务。价款所有权依约移转后，出卖人与买受人就价款归属亦发生绝对关系，买受人对价款发生不特定人义务，无合同义务。此类广义合同无须履行，也是瞬时合同。民法学有所谓后合同，即担保已完成之给付符合本合同允诺而发生之合同。后合同义务通常表现为允诺之售后服务，如无偿或有偿之维修、保养。后合同非本合同之组成部分，只是与本合同写在同一份合同书上，或者说，双方同时达成本合同与后合同。
广义合同如既发生其他财产权利，也发生债权，其他财产权利之相对人发生不特定人义务，债权之相对人发生特定人义务，即合同义务。如动产质押合同，质押人就质权为质权人之不特定人；质权人就质押人之债权为质押人之特定人。此类合同中，不特定人义务不存在履行问题，特定人义务存在履行问题。此类合同非瞬时合同。
（三）对立性合同与平行性合同
狭义合同可分两类：1．对立性合同，缔约人只有双方，意思表示契合，双方权利义务互相对立，一方权利即相对方义务，如买卖合同、租赁合同、承揽合同。此为狭义合同的一般形式。
对立性合同通常是两个互为对价之债的组合，每个债都是一个民事关系，但通说视对立性合同为一个民事关系。《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效力不区分要约效力与承诺效力，实际上也视对立性合同为单数民事关系。这是混淆合同与协议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立性合同当事人只有双方，不存在三方以上主体之对立性合同。合同书可有三方署名，如债权人、债务人、保证人，但并非三方主体共同订立一个合同，实际上包含两组民事关系：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借贷关系，债权人与保证人的保证关系，只是写在同一份合同书上。又如，仓单质押监管合同通常由存货人、保管人、银行三方署名，通说认为由三方共同订立，其实也是两个民事关系：1．存货人与银行的质押关系。2.存货人与保管人的保管关系。两个关系写在同一份合同书上。对立性合同缔约人一方可为复数，但一方之复数主体与相对方不发生平行性合同关系。
2.平行性合同，缔约人为多方（含双方），意思表示相同，形成决议、章程，享有同向权利，承担同向义务，如合伙合同、股东决议、小区物业业主公约。此为狭义合同的特殊形式。但平行性合同任一缔约人对其他缔约人或其人享有相关事项告知请求权，其他缔约人或其人承担告知义务。因此平行性合同任一缔约人与其他缔约人亦可分别视为合同一方，构成对立性合同。如平行性合同缔约人为双方，这一性质尤为明显。在这一意义上，平行性合同蕴含对立性合同。因此，协议亦可界定为：互相契合之各方表示，包括：（1）各方表示仅契合而不同，可称狭义契合关系。（2）各方表示不仅契合，而且相同，此即平行关系，可称广义契合关系。传统民法中，对立性合同称契约，平行性合同称合同。现代民法中，契约与合同已无区别，对立性合同称双方民事关系，平行性合同称多方民事关系，但两个主体也可发生平行性合同关系。
合同之意思表示无论契合还是相同，均反映缔约人的共同选择，表现为缔约人的协议。协议性是合同最明显的特征，合同的本质属性，无协议即无合同。
（四）诺成合同与非诺成合同
从是否以移转标的物占有为合同成立要件的角度，民法合同理论将合同分为诺成合同和要物合同：前者不移转标的物占有即可成立；后者不移转标的物占有不能成立，又称实践合同。
所谓诺成合同以移转标的物占有为合同成立要件，只是一种现象，或者说表现形式，其实质在于此类合同经要约和承诺而成立（含交叉要约和同时表示，下同）。
从合同的不同成立程序的角度，合同可分诺成合同和非诺成合同：经要约和承诺而成立的合同为诺成合同，包括狭义合同中无须交付标的物即可成立之合同，以及广义合同中终止双方合同债权的合同；不经要约和承诺而成立的合同为非诺成合同，包括狭义合同之要物合同，即不交付标的物不能成立的合同，以及广义合同之物权合同和准物权合同。在法理上，诺成合同的相对概念不是要物合同，而是非诺成合同，要物合同只是非诺成合同的一种类型。因此，以是否移转标的物占有为合同成立要件之分类标准，只适用狭义合同，不适用广义合同。传统的合同成立理论实际上建立在诺成合同的基础上，以要约和承诺为合同成立之必要程序，不能适用广义合同。
民事关系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民事主体可以为自己设定义务，不能为自己设定权利。民事主体为自己设定债务，即允诺为特定行为。此债务如不为交换，无须相对方配合，双方不发生契合关系。如为交换，必须相对方配合，发生契合关系。合同双方终止各自合同债权，其实是双方交换免除债务之允诺，发生契合关系。
民法之要约是请求与相对方发生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此处之合同关系即契合关系。所谓要约，其实就是旨在交换之允诺。民法之承诺是接受要约之意思表示，也是旨在交换之允诺。合同双方之交换代价称对价。对价不等于等价，不为可为之事，为可不为之事，即对自己自由之任何自主限制，均可构成对价。
在法理上，有息借贷关系属有偿使用出借人财产之法律关系，在这一意义上具有租赁性质。但有息借贷使用货币，货币是一般等价物，交付后属借用人财产，故有息借贷关系非租赁关系。租赁合同属诺成合同，传统的有息借贷合同属要物合同，但信贷合同属诺成合同，此类区别反映了立法者的价值观念。除传统有息借贷合同外，对价关系必须经要约和承诺而成立。因此，合同成立可不以要约和承诺为必要程序，但发生债权，或终止双方债权的合同，必须经要约和承诺而成立。此类合同有重大意义，须单独命名，民法学所谓诺成合同，实即此类合同。
通说称诺成合同为“一诺即成”的合同，[2]此说需要澄清。此处之“诺”，只能理解为允诺，即承诺为特定行为。允诺可发生法律效力，也可不发生法律效力；可包含对价，也可不包含对价。作为诺成合同组成部分之允诺，必须发生法律效力，并包含对价。当事人双方均为允诺，但均无法律效力，不发生合同关系，如下文例1至例5。一方允诺有法律效力，相对方无表示—如保证允诺关系；或虽有表示，不构成允诺—如履行承担“协议”；或虽构成允诺，无法律效力—如债务转让“协议”；或虽有法律效力，不构成对价关系—如反要约；均不发生合同关系。
根据私法意思自治原则，只要不违反法律，对价交换关系均受保护，发生合同关系。因此，构成合法对价关系之两个允诺即为要约和承诺。可以推论，无对价之允诺不构成要约或承诺。诺成合同其实是两个合法允诺的交换协议。除诺成合同，以及传统有息借贷合同，其余合同均不发生对价关系。因此，诺成合同即对价合同，或者说为交换而成立之合同，例外是传统的有息借贷合同。
（五）如何理解《合同法》之合同
《合同法》第2条第1款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2款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合同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对此需要说明：
1．前文指出，诺成合同经要约和承诺而成立，其他合同之成立无要约和承诺过程。因此，《合同法》规定之合同，实际上仅为诺成合同。
有学者认为：“在我国法律中非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合意，如结婚和两愿离婚（婚姻法第20条）、遗赠扶养协议（继承法第31条）等均不称为合同……因此，我国民法所谓合同，仅指债权合同，属于狭义概念。”[3]诚然，婚姻、收养、遗赠扶养等协议，《合同法》未作规定，通称协议而不称合同，原因在于此类协议有人身属性，并非此类协议不能成为合同。
2.合同是协议，意味着缔约人各方在协议关系内意思表示资格平等，这是协议的本质属性。特定人之间如意思表示资格不平等，构成服从关系，不存在协议问题。因此，合同关系必然是平等关系。此处之平等关系指各缔约人在合同关系中的法律地位，与各缔约人在合同关系外的法律地位无必然联系。也就是说，缔约人在合同关系外的法律地位可能不平等，但在合同关系内法律地位平等。因此，合同缔约人不限于私法主体。国家是公法主体，与公民、法人法律地位不平等。但国家可为民事行为，如发行国债，此时与相对人法律地位平等，发生合同关系。可以推论，所谓行政合同概念不能成立。
3．合同关系是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就是民事法律关系，也就是民事关系，即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民法之调整是重申民法规定之稀缺资源归属，确认当事人之民事权利义务。因此，民事关系既是民法的调整对象，也是民法的调整结果。有学者认为，民事关系经法律调整成为民事法律关系，不能成立。[4]合同反映缔约人意志。所谓合同设立民事关系，就是缔约人追求发生新民事关系。所谓合同变更民事关系，可视为缔约人设立变更后的民事关系。所谓合同终止民事关系，可视为缔约人设立终止后的民事关系，即互为不特定人的关系。因此，合同其实就是追求发生新民事关系的协议。
4.此处之“设立新民事关系”，是“旨在设立新民事关系”，还是“设立了新民事关系”？答案应是后者。各方达成“旨在设立新民事关系”的协议，而实际上未发生新的民事关系，无法律意义，无须法律另行规定。因此，合同就是协议各方追求发生新的民事关系，并发生了所追求的民事关系的协议。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协议，这一协议导致缔约人之间发生新的民事关系，新的民事关系是缔约人的共同追求。因此，合同的要件可概括为：1．当事人达成协议；2.发生法律效力；3．其效力反映当事人法律上的追求。至于协议是否经要约和承诺而成立，是否发生权利，是否发生债权，是否构成对价，是否只有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是否对立，并无必然要求。合同可界定为：按缔约人意志发生法律效力的协议。在文字意义上，此界定符合《合同法》第2条第1款规定。《合同法》第13条与第2条第1款冲突。伪协议不是协议，当然不是合同；不按缔约人意志发生法律效力的协议，无论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协议，还是发生不符合缔约人意志的法律效力的协议，仅是协议，不是合同。
可见，合同仅是某一类协议。民事生活中，按缔约人意志发生法律效力的协议是私法自治的基本形式，也是交易的基本形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各类协议中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民法需要合同或者契约概念，正是为了表示此类协议，以区别其它协议。
需要指出，在法理上，合同、契约只存在于民事领域。传统法学有所谓“公法上的契约”、“社会契约”、“政治契约”等概念，其实均非契约，而是政治领域之协议。传统理论不注意区分协议与契约，如西方法学著作中：Contractus（拉丁文）、Contrat（法文）、Contractto（意大利文）、Contract（英文）、Vertrag（德文），既表示协议，又表示契约。卢梭所著《Le Contrat Social》，中文译为《社会契约论》，其实此处之Contrat，并非契约，而是协议，似可译为《社会协议论》。契约是法律确认之协议，违反契约可诉诸法律。而政治协议是各派政治势力妥协的产物，通常即表现为法律。违反政治协议无法诉诸法律，如不能重新达成协议，只能诉诸实力。因此，民事契约与政治协议之根本区别不在于适用领域不同，而在于两者与法律的关系不同。用不同概念区分可诉诸法律的协议与作为法律形式的协议，有助于正确理解合同概念。
二、合同之成立与生效
（一）合同成立与生效关系之误解
1．我国相关立法与通说
本文之合同定义——按缔约人意志发生法律效力的协议，与通说直接冲突。
《民法通则》第62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第76条规定：“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在所附期限到来时生效或者解除。”[5]
《合同法》第45条规定：“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第46条规定：“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附终止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失效。”
根据以上规定，通说认为：附生效条件或期限的合同，条件成就或期限届至前，合同成立，但不生效。
2.大陆法系相关规定
《德国民法典》第158条第1款规定：“附停止条件的法律行为，其系于条件的效力，于条件成就时生效。”第160条第1款规定：“附有停止条件的权利人，在条件成否未定的期间，如因相对人的过失致使附有条件的权利失效或受损害，在条件成就时，得向相对人要求赔偿损害。”第161条第1款规定：“1.处分附有停止条件的标的物的人，在条件成否未定期间，对此标的物所为的其他处分，以致在条件成就时，使系于条件的效果成为无效或受损害者，其他处分为无效。2.在条件成否未定期间，依靠强制执行或假扣押的方法或由破产管理人所为的处分，亦同。”第163条规定：“在为法律行为时，对法律行为的效力附以始期或终期者，在附有始期的情形，准用第158条、第160条、第161条关于停止条件的规定
根据《德国民法典》上述规定，附停止条件和始期的法律行为，在条件成就或始期届至前，不发生“系于条件（或期限）的效力”，但发生了其他效力。萨维尼等学者认为，此效力非停止法律行为效力之发生，乃停止法律行为之履行。[6]当代德国著名民法学家卡尔·拉伦茨称其为“即时效力”。[7]
《法国民法典》第1181条规定：“附停止条件之债，或者以将来未定的事件为条件，或者实际上虽已发生但尚未为当事人所知的事件为条件。在第一种情形，债务非于事件发生后，不得履行之。……”第1185条规定：“期限不同于条件，并不停止债的效力，而只延迟债的履行期。”据此，附停止条件或始期的法律行为，在条件成就或始期届至前，均已发生债的关系，即已生效，只是不得请求履行。
《日本民法典》第127条第1款规定：“附停止条件的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起，发生效力。”第135条第1款规定：“法律行为附始期间，不得于期限届至前，请求履行该法律行为。”所谓“不得于期限届止前请求履行”，以存在债的关系为前提。据此，附停止条件的法律行为，条件成就前不生效。而附始期的法律行为，始期届至前已生效。
各国对附款法律行为的规定虽然存在区别，但在各国的规定中，所谓附款法律行为，均指附款要约行为与承诺行为的组合。所谓附款法律行为效力，均包含附款要约行为和承诺行为的效力。
3．民法之“生效”概念
需要指出，民法之“生效”，并非发生法律效力之简称，而是表示行为人实现效果意思。因此，只有法律行为（以及准法律行为）才有生效与不生效之区别。合同是一类民事关系，本来不存在生效问题。所谓合同生效，其实是合同行为生效。合同包括狭义合同和广义合同。所谓狭义合同生效，其实指订立合同的行为生效。所谓广义合同生效，其实指处分行为生效。诺成合同经要约和承诺而成立。要约生效，承诺未必生效；承诺生效，要约必然生效。因此，诺成合同生效实为承诺生效。
4.负担行为之效果意思与法律效力
民法之法律行为指有民事效力，含效果意思的行为。[8]所谓效果意思，就是追求实现私法效果—变动民事关系的意思。法律行为只有两个要件：1．有民事效力；2.含效果意思。前文指出，民事主体可以为自己设定义务，不能为自己设定权利。法律行为可分为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处分行为的效果意思是变动行为对象上之权利；负担行为的效果意思是为他人设定权利，而不是为行为人设定权利—后一法律后果不是该法律行为之效力，而是相对人行为之效力，但通常误解为行为人行为之效力，以为附款实现--包括条件成就或始期届至，附款法律行为人可请求相对人履行。
负担法律行为人实现之效果意思包括：1．给付期未到来，变更民事关系，相对人可请求维持变更后之民事关系，为维持请求效力，简称维持效力；2．给付期到来，相对人可请求行为人依约给付，为给付请求效力，简称给付效力。标的合法、可能之要约到达相对人前，法律许可行为人追求实现效果意思，称行为有效；但不变更现有民事关系，即行为不生效；到达相对人后，变更现有民事关系，即行为生效，受约人可请求要约人不得撤销要约，如撤销须补偿受约人为承诺所作支出；合同成立后给付期到来，发生给付效力，承诺人可请求要约人依约给付。如标的不法、不能，法律禁止行为人追求实现效果意思，称行为无效。附款要约并不例外，只是附款要约所允诺行为的效力受附款限制。当然，承诺给付期到来，要约人也可请求承诺人依约给付，但这是承诺效力，非要约效力。
因此，如行为合法，附款法律行为在相对人知悉或应该知悉后，生效条件成就或始期届至前，发生维持效力（即拉伦茨所谓“即时效力”），具体表现为：在条件成就或始期届至前，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双方约定，不得变更或撤销行为；不得恶意促使或阻挠条件成就或始期届至。这一效力之发生是确定的，《合同法教程》和《民法总论》称效力发生与否尚不确定（见前引文），不能成立。附款法律行为如附条件，条件成就发生给付确认效力（即《德国民法典》所谓“系于条件之效力”），表现为确认当事人双方的给付关系：如条件成就与给付期到来同时，发生给付效力，相对人可请求行为人依约给付；如条件成就与给付期到来不同时，尚不发生给付效力，相对人须在给付期到来后方可请求行为人依约给付。附款法律行为如附始期，始期届至即发生给付效力，相对人可请求行为人依约给付。在某种意义上，给付确认效力亦属维持效力。给付关系确认前之效力是给付可能关系之维持效力，可称给付可能效力；给付关系确认后之效力是给付必然关系之维持效力，可称给付确认效力。因此，无论是否附款，法律行为生效后，给付期前发生维持效力，给付期后发生给付效力；如附条件，条件成就前维持给付可能关系；条件成就后维持给付必然关系。给付可能效力、给付确认效力、给付请求效力，三者虽有区别，但都变更了现有民事关系，实现了法律行为的效果意思。附款法律行为发生给付确认效力或给付请求效力固然是生效，发生给付可能效力也是生效。法律行为附款对法律行为人所允诺之特定行为效力的限制，仅适用于法律行为的给付确认效力和给付请求效力，不适用于法律行为的给付可能效力。
5．区分不同之“生效”
不难发现，所谓合同“生效条件”之“生效”，是要约发生给付确认效力；如以条件成就为给付期限，同时发生给付请求效力。所谓合同“生效期限”之“生效”，是要约发生给付请求效力。两种“生效”均不表示合同开始发生效力—合同早已发生效力。而所谓合同生效，是承诺发生效力，也就是合同发生效力。因此，合同“生效条件”之“生效”，“生效期限”之“生效”，与合同生效之“生效”，含义不同，应作区别。为避免混淆，合同之“生效条件”宜称“停止条件”，“生效期限”宜称“始期”。在文字意义上，《合同法》第45、46条与第2、8条冲突。
6.合同自生效起成立
在法理上，所谓合同成立，不能理解为缔约人双方达成协议，而应理解为协议具有合同性质。而所谓合同性质，就是协议内容为法律所确认，按缔约人意志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在实质上，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是一个意思，只是前者偏从过程的角度表述，后者偏从结果的角度表述。如果说，《民法通则》中的“民事法律行为”尚有成立而未生效的类型，如遗嘱行为，那么，合同成立就表示合同生效，甚至可以说，合同生效是合同成立的唯一标志。因此，合同并非成立后生效，而是自生效起成立—当然，确切地说，应该是协议生效后成为合同。这意味着合同并非先成立后生效，而是先生效后成立。附停止条件或始期之合同于承诺生效时生效，并非于要约所附停止条件成就或所附始期届至生效。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合同有现实的法律效力。
7.《合同法》相关规定之冲突
《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该条无例外规定。
《合同法》第44条第1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前引《合同法》第45条：“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第46条规定：“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附终止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失效。”显然，第45条，第46条，均是第44条第1款的例外规定。
据此，合同成立即发生法律约束力无例外，合同成立即生效有例外。结论只能是：合同发生法律约束力与合同生效是不同概念。这是重大误解，也是割裂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重要原因。法律是以全部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强制性行为规范，法律效力就是法律约束力。行为发生法律效力未必就是行为生效，如事实行为均发生法律效力，但不存在生效问题。协议发生法律效力也未必就是协议生效，如违法协议均发生法律效力，但不能生效。而合同发生法律效力就是合同行为生效，合同生效，没有例外。
《合同法》第25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这意味着《合同法》以合同行为之效力作为判断协议是否具有合同性质之根据，符合法理。实际上，诺成合同是要约和承诺的行为组合，合同关系中不存在要约和承诺以外的第三种行为。所谓合同效力无非要约效力和承诺效力。所谓合同生效无非要约生效和承诺生效。要约与承诺均生效而合同不生效，实难理解。承诺生效以要约生效为前提，因此承诺生效就是合同生效，结论只能是合同自生效起成立。前引《合同法》第44条第1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合同是按缔约人意志发生法律效力的协议。合同成立，即协议按缔约人意志发生法律效力。所谓合同自成立生效，意味着协议按缔约人意志发生法律效力起发生法律效力，不仅文义重复，而且因果倒置。《合同法》第25条与第44条第1款冲突。第44条第1款似可表述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达成协议时生效，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就效力问题可对法律行为与合同作一比较：法律行为是含效果意思的行为，存在效力问题，即可否实现效果意思，是否实现效果意思，可作有效、无效、生效、不生效、效力待定等评价。合同是按缔约人意志发生法律效力之协议，以生效即实现效果意思（不能等同于合同目的）为前提，对合同作无效、不生效、效力待定等评价均违反逻辑。通说所谓“合同无效”，“合同不生效”，“合同效力待定”，实为协议无效，协议不生效，协议效力待定。当然，合同也存在效力问题，但不是可否或是否实现效果意思，而是实现什么效果意思；或者说，不是效力的有无问题，而是效力的内容问题；即：履行期未到，合同发生维持请求效力；履行期已到，合同发生给付请求效力。附停止条件合同效力包括给付可能效力（给付可能关系维持效力），给付确认效力（给付必然关系维持效力），给付请求效力。可见，虽然法律行为与合同均存在效力问题，但性质完全不同。
（二）特殊合同之生效时间
1．约定生效时间之合同
合同可约定生效时间。通说认为，约定生效时间的合同，生效时间到来前合同成立但不生效。这是误解。
合同如约定生效时间，合同条款实际上分成两部分：（1）合同具体内容条款；（2）生效时间条款。两部分条款生效时间不同：合同具体内容条款自生效时间到来生效。生效时间条款自双方签字生效。如：协议约定，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后10日生效。协议内容应于签字后10日生效，但“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后10日生效”这一条款，自双方签字生效。这意味着，所谓合同约定之生效时间，其实是合同具体内容之生效时间，并非合同签字之生效时间。因此，合同文本应自双方签字生效。
2.经法定程序生效之合同
《合同法》第2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据此，经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合同，批准、登记前，似应理解为虽成立而不生效。其实，此类“合同”批准、登记前，“合同”具体内容并不生效，当事人希望订立之“合同”也不成立；但当事人双方如有请求批准或办理登记的合意，可能发生法律约束力。在法理上，发生所追求法律约束力之合意即为合同。不过此类关系中批准、登记前之约束力是承担请求批准或请求办理登记之义务，并非待批准或登记之内容。此类协议签字后，一方如无正当理由拒绝请求批准或登记，视为违约。
3．婚前和离婚财产合同
通说认为，婚姻双方婚前之财产协议，结婚前成立，结婚后生效，结婚是婚前财产协议生效之停止条件；协议离婚之财产分割协议，离婚前成立，离婚后生效，离婚是协议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生效之停止条件。据此，附停止条件之合同，条件成就生效。通说似是而非。
婚前财产协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是：如相对方与自己结婚，按协议处分财产。婚姻行为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不得强制。婚前财产协议成立后，当事人一方拒绝与另一方结婚，不是违约，当然也不能请求其履行婚前财产协议。但婚前财产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单方变更婚前财产协议；任何一方与相对方结婚，相对方均可请求其履行婚前财产协议。此即婚前财产协议之法律效力，发生于双方合意时，属维持效力。
协议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是：如双方协议离婚，相对方可按协议分割财产。协议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成立后，当事人一方如拒绝办理离婚登记，不是违约，当然也不能请求其履行协议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另一方提起诉讼离婚，如判决离婚，也不能请求其履行协议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但任何一方与相对方协议离婚，相对方均可请求其履行协议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此即协议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之法律效力，发生于双方合意时，亦属维持效力。
注释:
[1]《民法通则》的“民事法律行为”表示合法法律行为，非民法中的法律行为。
[2]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
[3]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页。
[4]参见金平主编：《民法学教程》，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5-46页；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3-74页。
[5]此处法律行为之“解除”似应理解为撤销，“解除”的对象是关系，非行为。
[6]：《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页。
[关键词]电子商务合同；要约；电子人；合同成立；合同条款。
电子商务合同，广义上指所有的数据电文形式的合同，包括以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形式成立的合同，我国《合同法》和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中均采取此定义。就广义的电子商务合同而言，其中以电报、电传和传真等方式成立的合同，电报、电传和传真仅仅是传输合同文本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下成立的合同，与传统的纸介质书写合同在法律特征上并无太大的区别，并且这种合同的文本最后还是记录和表现在纸上；而以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其合同文本信息的传输、记录和表现都是通过计算机来进行的，这与传统的纸介质书写合同有很大的区别，一般称为狭义的电子商务合同。本文所研究的电子商务合同，仅就狭义的而言。
在实际的电子商务交往中，电子商务合同一般又根据合同文本传输和表现方式不同分为点击式、数据交换式和电子邮件式等三种具体类型。点击式电子商务合同是指消费者根据企业所提供的格式合同，按照自己的意愿直接点击“确认”或者填写必要信息后点击“确认”以达成交易协议的一种电子商务合同形式。数据交换式电子商务合同，是特定的交易伙伴之间基于事先相互签定的协议在相互间通过电子数据交换进行贸易活动的一种合同方式。电子邮件式电子商务合同是当事人通过电子邮件进行要约、承诺并记录、表现合同文本信息的一种合同形式。
对于电子商务合同而言，由于其是借助于国际互联网来传送和接收信息的，使之在要约与承诺问题，合同的条款问题，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等许多方面与传统意义上的合同有着很大的区别，因此需要对这些问题加以深入的研究，并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进行规范。
一、要约与承诺问题
这一问题包括：商家登载于网页上的商品信息是否是要约或是要约邀请？电子要约是否可撤消或撤回？
（一）要约与要约邀请
要约又称为“发盘”或“发价”，是一方向另一方提出的愿意按一定的条件同对方订立合同，并含有一旦要约被对方承诺时即对提出要约的一方有约束力的一种意思表示。要约邀请又称要约引诱，是邀请或者引诱他人向自己发出订立合同的要约的意思表示。区分要约和要约邀请的意义在于，要约是当时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它一经承诺即合同成立，而要约邀请则不能因相对人的接受而成立合同。因此要约对要约人有约束力，一旦违反则应承担一定责任，要约邀请一般对发出者不具有约束力。
目前，随着网上购物的不断繁荣，越来越多的商家通过在网页上登载商品图片和介绍来吸引上网顾客，在这种情况下，判断商家在网页上登载的信息是要约还是要约邀请就显得尤其重要。一般的，在以电子邮件单独与特定人联系的情况下，一方发出的信息是要约还是要约邀请比较容易判断。但是对于开放型商业网址上推销商品或服务的信息，虽然是对不特定人发出的，但是一旦消费者愿意购买，就可以在网页上通过点击确认而使合同成立，因而不好判断是要约还是要约邀请。
有的观点认为，对于这些信息要进行区分，根据交易的性质和网上登载信息的意图来认定该信息是要约还是要约邀请。对于销售实物等需要运用传统运输手段交货的商品信息，认为是商业广告，属于要约邀请；而对于销售软件等可通过计算机之间传输的商品信息，以及网上专业化服务（如电子银行信息）等，由于能即时的获得产品或服务，因而认为是要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网上实物销售中，虽然消费者获得产品并非即时的，还需要以传统的运输手段与之配合，但是消费者的点击“确认”过程却绝对是“即时”的，而一旦消费者确认，则合同成立，而信息的登载者也就马上受到了约束。这样看来，以消费者取得产品是否是即时的来对网上所登载的信息进行分类，从而确定其是要约还是要约邀请显然是不科学的。
事实上，在点击式电子商务合同中，消费者最后所确认的是商家所提供的格式合同，因而将商家提供格式合同和消费者点击“确认”的行为分别看做是要约和承诺显得更具合理性，毕竟合同的成立是双方意思的竞合，而正是消费者同意了商家所提供的格式合同，才表明双方的意思表示是一致的。单纯的在网上登载关于产品或服务的信息，即使消费者看到后愿意购买，也不能因此而认定合同已经成立，只有消费者看到商家所提供的格式合同，并认可合同中的各项条款时，合同才宣告成立。因此，当商家在网页上同时登载了产品或服务信息和格式合同时，可以认为是商家发出的要约，而若网页上只有相关信息，需要通过另外的链接才能看到合同时，这些信息只能被看做是商业广告，属于要约邀请。
（二）电子要约能否撤销或撤回
我国《合同法》规定，要约可以撤回，也可以撤销，撤回要约的通知要在要约通知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者与要约通知同时到达受要约人时，撤回有效；撤销要约的通知在受要约人作出承诺前到达受要约人时有效。法律赋予当事人对自己意思表示的撤回或撤销的权利，是对当事人合同自由的一种尊重，是对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益的有益维护。
然而在电子商务的特殊环境下，由于通信方式和传输速度的快捷，使得法律对当事人所赋予的权利难以实现。在合同中，由于接受订单的计算机是自动处理信息并通知有关方面进行作业的，要约的发出和接受也都是由计算机自动进行，撤回和撤销显然无法实现；点击式电子商务合同中，合同的成立是由消费者或客户的点击“确认”而实现的，合同成立的即时性使商家发出要约后，撤销和撤回就更无可能；在电子邮件式电子商务合同中，虽然有人为的因素加入，使得要约的撤销变为可能，但撤回也因为信息传输速度的极快而变得无意义了。对于这些情况，无论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订的《电子商务示范法》还是各国自己制订的相关法律中，都没有作出相应的解释和规定。
作为《合同法》，对要约的撤回和撤销作出规定，其目的在于维护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益，体现合同订立时平等、合意的原则。然而，对于电子商务合同的考虑则不能单纯的象传统合同那样片面。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的商业交易形式，特点就在于快速、便捷，人们认可电子商务，使用电子商务合同也就是看重了这一特点。在这样的前提下，若非要将电子商务合同也套入传统合同法规定的条框中，承认要约的撤回和撤销，不但在现实中无法实现，而且也不适应电子商务合同的特点。因而我们认为，对于电子商务合同中的要约，应当认为是不可撤销或撤回的。在《合同法》中可以认为，如果当事人使用电子商务合同进行交易，则认定当事人明确表示了要约的不可撤销，也即电子商务合同的要约是《合同法》中所规定的不可撤销的要约。
二、电子人
所谓电子人是指“不需要人的审查或操作，而能用于独立地发出、回应电子记录，以及部分或全部的履行合同的计算机程序、电子的，或其他自动化手段”。电子人实际上并不是具有法律人格的主体，而是一种能够执行人的意思的智能化工具。虽然电子人只是一种工具，但是由于它能够执行人的意思，并根据其意思而履行合同，所以它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关于电子人的运用，法律上至少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电子人能否代表当事人订立或履行合同？它出现错误后的责任由谁来承担？当事人能否以其不知情为理由而拒绝承担责任？
根据前面所说我们可以知道，电子人通常是当事人为了扩大交易机会，减少营销成本而预先在计算机中设置了常用的商事意思表示模式，其中的程序都是由人所编制的，当事人要通过电子邮件、因特网址等方式订立合同时，都会预先设置好电子人自动应答程序，如果收到的信息符合预先设置的要求时则自动进行合同的订立或履行。虽然电子人的信息自动交流和处理都是遵从当事人预先设定好的程序而作出的反应，但是当事人也可以在程序运行过程中随时予以介入。事实上，这正说明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正是通过事先编制或认可的程序而得到了全面反映，因此一般而言，电子人订立的合同与当事人之间直接信息交流而订立的合同一样，也具有合同当事人的合意，通过电子人订立的合同应该是有效成立的。在某一具体合同自动订立时，当事人未对意思表示做新的修订，就意味着当事人仍同意按既定条件缔约，因此可以认为电子人自动订立的合同反映了当事人即时的真实意思。
关于电子人所订立的合同的效力，美国在其《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中做了明确的规定。该法第202条中规定“合同可以以表明协议存在的任何方式订立，包括要约和承诺，或承认合同存在的双方的行为以及电子人的操作过程。”这表明电子人作为订立合同的工具，其合法地位是被法律所认可的。该法的第107条（d）中则更加明确了电子人行为的效力归属，它规定“任何人如使用其选择的电子人进行签章、履行或订立协议，包括意为同意的表示，应受电子人操作的约束，即使个人对电子人的操作或操作的结果不知道或没有审查。”
而对于电子人进行要约、承诺而订立的合同的条件，在该法的第206条中也做出了规定，“合同可以通过电子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订立。如这种相互作用导致电子人进行了根据当时的情况意为承诺的操作，则合同成立，……”，“合同可以通过电子人和代表其自己或第三人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订立。如果个人所采取的措施或所做的意思表示是该个人可能拒绝采取或拒绝表示的，且该个人有理由知道下列情况，则合同成立：（1）此种措施或意思表示将导致电子人履行、提供利益或允许对合同标的的使用或访问，或发送为上述行为的指示；或（2）此种措施或意思表示有承诺的意思，而不论该个人是否作出了其有理由知道该电子人不能做出反映的其它意思表示或措施。”根据这一规定，如果电子人在实际的运做过程中发出了承诺的信息或者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导致电子人作出承诺则合同成立。这就使电子人订立合同的过程规范化了。
电子人的应用使得合同订立的过程自动化了，但是自动化的订立过程又使合同的当事人无法及时发现合同中所发生的错误，错误往往要到合同执行完毕后才能被发现，错误的合同不能反映当事人定约的真实意思。意思表示真实是合同生效的要件，这种错误意思表示订立的合同所造成的损失如何承担？美国《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中对此的规定值得我们借鉴。在《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的第214条中规定：“在一个自动交易中，对于消费者无意接受，并且是由于电子错误产生的电子信息，如消费者采取了下列行为，即不受其约束：（1）于获知该错误时，立即：（A）将错误通知另一方；以及（B）将所有的信息拷贝交付给另一方，或，按照从另一方收取的合理指示，将所有的信息拷贝交付给第三人，或销毁所有信息拷贝；且（2）未曾使用该信息，或从该信息中获得任何利益，也未曾使信息可为第三方获得。”其中，所谓的电子错误是指“如没有提供检测并纠正或避免错误的合理方法，消费者在使用一个信息处理系统上产生的电子信息中的错误。”显然，根据这一条的规定，在电子人出现错误的情况下，如果消费者是善意的，那么则应该由商家来承担责任，商家不得以计算机出错，购销双方合同缺乏合意为由否认合同的效力。
三、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问题
对于合同而言，承诺一经生效合同即宣告成立，因而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也就是电子商务合同中承诺生效的时间和地点问题。
关于承诺生效的问题，各国的法律在规定上并不一致。大陆法系对承诺的生效时间的规定与要约相同，都是采用“到达主义”，即受要约人发出的承诺到达要约人所支配的范围内时承诺生效。据此，合同成立于承诺到达之时，合同成立地为承诺到达要约人的所在地。根据“到达主义”，要约人收到承诺通知时承诺才生效，合同才成立，如果由于邮局、电报局及其他原因导致承诺通知丢失或延误，一律由发出承诺的人承担后果。而英美法系国家在承诺到达问题上一般采用“投寄主义”，一旦承诺人将承诺信件丢进信筒或者把承诺的电报交给电报局，则承诺生效、合同成立，不论要约人是否收到。因此，承诺发出之地和时间即为合同成立之地之时间。承诺的通知如果因为邮局、电报局或者其他原因迟延、丢失，后果由要约人承担。然而随着电话、电传、传真等现代化通讯手段的出现，“投寄主义”在适用上出现了许多困难，许多现代化的通讯手段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发出或接受信息，这样如果还采用“投寄主义”则会造成合同成立地点的不确定性。因而英美法系国家也多不拘泥于传统的“投寄主义”，而是同时采取“投寄主义”和“到达主义”两种原则，对于使用传统邮寄方式的承诺采用“投寄主义”，对于电话、传真等即时通讯方式采用“到达主义”。
然而在电子商务交易中，由于电子商务合同形式的多样性使情况变得复杂化了。在EDI合同中，当事人双方的信息传递速度极其迅速，并且由于双方都各自拥有自己的信息处理系统，因而采用“到达主义”原则来判断承诺的生效与否更具合理性。而在点击式电子商务合同中，消费者一旦在网页上点击“确认”，无论商家是否收到了消费者确认的信息，则合同都已经成立，显然应该适用“投寄主义”原则。
在电子邮件式电子商务合同中情况则又不同了。许多电子邮件的用户并没有自己的收件服务器，而一般是通过其他网络服务商提供的设置在他们服务器上的邮箱来收发邮件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使用“到达主义”原则来判断承诺生效与否，则对“到达”这一概念无法认定，因为若仅仅把信息发送到了电子信箱中就认为是已经“到达”了显然没有道理，因为信息并没有到达当事人控制的范围内；而如果认为只有当事人阅读到了这些信息才算到达，则又会使到达的时间不确定，使信息的发出者对发出的信息处于无法期待的状态，这样一来合同的成立与否也就难以确定了。但是要是适用“投寄主义“原则，承诺人发出的承诺信息无需送到要约人就已经生效。对于承诺方来说，该项原则无疑对之有利，但是对要约方而言，他收到的电子邮件的时间无法确定，甚至可能根本无法收到承诺信函。这对于要约方来说是很不合理的。
由此可见，对于包括多种形式的电子商务合同而言，统一规定承诺生效以及合同成立时间采用“到达主义”或“投寄主义”都无法将所有电子商务合同中的要约与承诺问题适当的解释。目前实践中这个问题大部分还是通过当事人之间订立协议来解决的。但是通过订立协议来解决承诺生效问题一般只适用于EDI合同和一部分电子邮件式电子商务合同，对于其它的电子商务合同，特别是点击式电子商务合同，由于其基本上都是涉及金额很小的交易，并且存在着交易人不确定的情况，双方不可能预先订立协议来专门解决承诺生效的问题。而要求每一笔交易都在合同中协商好合同成立时间的确定标准也是不可能的。
对于这一问题，各个国家的法律中都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订的《电子商务示范法》中，对数据电文的发出和收到时间以及数据电文的收发地点作出了示范规定，值得借鉴。该法第15条（1）款规定了数据电文发出的时间问题：“除非发端人与收件人另有协议，一项数据电文的发出时间以它进入发端人或代表发端人发出数据电文的人控制范围之外的某一信息系统的时间为准。”可见，数据电文的传递可以是发端人与收件人之间直接的通讯，也包括发端人与其通讯服务提供系统之间的通讯。
对于数据电文的收到时间，该法15条（2）规定：“除非发端人与收件人另有协议，数据电文的收到时间按下述办法确定：（a）如收件人为接收数据电文而制定了某一信息系统：（一）以数据电文进入该指定信息系统的时间为收到时间，或（二）如数据电文发给了收件人的一个信息系统但不是指定的信息系统，则以收件人检索到该数据电文的时间为收到时间；（b）如收件人并未指定某一信息系统，则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一信息系统的时间为收到时间。”
对于发出和收到数据电文的地点，该15条（4）规定：“除非发端人与收件人另有协议，数据电文就以发端人设有营业地的地点视为其发出地点，而以收件人设有营业地的地点视为其收到地点。”此外，“（a）如发端人或收件人有一个以上的营业地，应以对基础交易具有密切关系的营业地为准，又如果无任何基础交易，则以其主要营业地为准；（b）如发端人或收件人没有营业地，则以其惯常居住地为准。”此项规定意在规范电子商务中经常发生的当事人收件系统与当事人所在地不一致的情况，确保当事人不能通过此地点的不一致来规避。之所以以“营业地”作为发出或收到地，主要是基于使合同行为与行为地有实质的联系，从而避免以“信息系统”为标准所造成的不确定性。
通过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虽然《电子商务示范法》中并没有对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时间、地点作出相应的规定，但是对于电子商务这一数据化的交易而言，数据电文发送和接收的时间、地点的确定，为解决整个电子商务合同中数据化承诺的生效问题奠定了基础。
四、电子商务合同中的条款问题
在传统的交易中，合同条款通常都是由当事人通过当面洽谈协商约定的，当事人可以在协商中充分交流有关信息，以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也体现了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平等的原则。但在电子商务交易中，特别是国际互联网上的消费交易中，点击式电子商务合同被广泛的应用，这种合同的特点就是由商家事先定好合同的条款，再由消费者确认。商家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一般都会在合同中列明其责任限制条款，消费者一旦确认合同，则同时也就承认了其中的免责条款。显然这种格式条款、免责条款的设定，并没有同消费者进行事先协商，更无所谓消费者的同意了，那么这些条款的效力又如何呢？
所谓格式条款合同又称为定时合同、标准合同，是指一方当事人预先制定，并不特定的第三人所接受的，具有完整性和定型化的合同条款。显然点击式电子商务合同就是属于这种格式合同。而免责条款是合同中格式条款的一种，其内容是直接涉及当事人的义务和责任的分配。对于格式合同，一般认为应当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即公平的确立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不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制定不公平的条款欺负对方当事人；并且应该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并按照对方提供的要求对该类条款予以说明。只有符合这样原则的条款合同，才能认定其是有效的。我们认为，规范传统格式合同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电子商务合同。
但是电子商务合同毕竟与传统的合同在形式上有很大的区别，由于合同文本的传输和表现都是数据化的，使得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认识和理解不如纸介质合同那样直接，因此对于电子商务合同中的格式条款更应当强调其合理原则，即更应该强调商家对合同信息的披露和消费者对合同条款的审查。缺乏充分审查机会的合同，对消费者是不公平的，应当是无效的或可撤消的合同。对于这一点，美国《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中所作出的规定比较全面。
《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的第211条规定，商家必须做到以下的行为才能被认为是尽到了信息披露的义务：“（1）在其发送信息或被许可方负有付款义务之前（以先发生者为准），以下列方式使被许可方能够审查许可证的标准条款：（A）在对计算机信息进行描述或取得计算机信息的指令或步骤的临近区域显著的显示标准条款或可方便的获得标准条款的电子位址；或（B）在提供计算机信息的网址上显著的地方说明可提供标准条款，并在被要求提供时，于转交计算机信息之前立即提供一份标准条款拷贝，以及（2）不采取积极的措施阻止被许可方为存档或审查目的对标准条款进行打印或存储。”但是，格式合同的提供者，即商家，只是做到了以上所规定的行为并不必然使客户或消费者能够看到并了解其所提供的格式条款，因此该法的第112条（e）款规定：“只有在某一记录或条款是以一种应该能引起常人注的注意并允许其审查的所提供的情况下，才可以认为某人有对该记录或条款进行审查的机会。”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分别从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对格式合同的提供者的义务作出了规定。在过程上，商家必须做到法律中规定的行为，在结果上还必须真正的使消费者或客户获得审查格式条款的机会，其限制可谓严格。而如果某一方面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要求，则在救济程序上根据第202条（c）的规定（“如双方有订立合同的意图并且有提供某种适当救济的合理基础，则即使有一个或多个条款尚未完成或有待约定，该合同并不因为其不确定而被判定不成立。”），还是把选择权赋予客户，由他根据所接受信息的适用状况和自己的意愿，作出适当的选择，来确认合同是否真的成立。
对于格式合同的确认，《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第112条（a）规定：“如果某人对于某一记录或条款或其拷贝在知道，或已有审查机会的情况下为下列行为，即为对该记录或条款表示同意：（1）以采用或接受的意思对该记录或条款进行了签章确认；或（2）在有理由知道另一方当事人或电子人可能从其行为或声明中推定他对该记录或条款表示同意的情况下，有意地实施了此种行为或作出了此种声明。”也就是说，消费者或客户如果同意接受格式合同中的条款，则可以采取签章确认等方法表示其接受合同中的条款，这时合同也就成立了。
通过以上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交易信息披露的目的是给交易人以审查合同条款的机会，这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具体反映，这一原则在电子商务交易中显得尤其重要。对于点击式电子商务合同这种格式合同，其中的任何合同条款，如果未向当事人提供审查机会，都不能成为有效的条款，即使合同成立，这些条款是否有效，也要看消费者或客户的意思表示。
综上所述，电子商务合同的存在是现实的，其普及是必然的，其产生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加强相关技术的研究、规则制定和适时的进行立法调整，不仅是对我国合同制度的完善，而且有助于发展电子商务，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适应新经济时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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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电子商务合同 订立 效力
电子商务催生了新的市场和管理方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给购销双方都带来了便利。“WTO和电子商务是全球经济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推进器，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离不开WTO，也离不开电子商务。”电子商务是通过一系列的电子合同文件促成和实现交易的，因此，能否通过数据电文形式成立一个在法律上有效的合同是电子商务安全和发展的关键问题。研究电子商务合同的订立和效力问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一、电子商务合同的订立
电子商务合同是数据电文形式的合同，就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以数据电文为载体订立的，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商务协议。根据商务合同的一般原理，只要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合同即告成立。那么，通过电子通讯方式达成的意思表示一致当然也能够促成合同的成立。
各国合同法都认为，合同是经由一方的要约被另一方所接受（即承诺）而成立的。根据我国《合同法》之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
承诺从何时起生效是合同法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按照各国的法律，承诺一旦生效，合同即告成立，双方当事人就要受合同的约束，承担合同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订立合同的地点对于确定适用的惯例，在诉讼时确立主管法院，以及对确定适用的国际私法来说都相当重要。由于各国合同法对承诺生效的时间采用不同的规则，有的国家如英美法系各国采用“发出生效规则”；有的国家如大陆法系国家则采取“到达生效规则”，因此按照不同国家的法律，合同成立的时间与地点也有所不同。一般认为，采取到达生效的规则对电子商务更为适宜。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对承诺生效的时间，原则上采用到达生效的原则。就电子商务中承诺生效的时间和地点，可以通过对收到数据电文的时间和地点加以确定而确知。 我国《合同法》采取的也是到达生效原则。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由于电子商务承诺生效时电子商务合同成立，因而承诺生效的地点就是合同的缔结地，承诺生效的时间就是合同的缔结时间。“对于许多厂商来说，他们更愿意众多潜在的顾客主动向他们发出要约。原因是，合同一方所表达的是要约还是承诺直接关系到合同双方中哪一方承担一定的合同风险。例如，承诺人做出承诺的地点依照一些国家法律即为合同成立地，而合同成立地有时又直接影响到何地的法律适用于该合同，何地的法院对该合同纠纷享有管辖权等重要问题。正因为如此，许多商家都非常留心自己在网上的促销信息，以保证该信息只构成一个要约邀请，而不会实质上形成一个要约。这样当商家收到来自消费者的要约时，即可以依自己的意愿自由地选择接受或者拒绝要约，取得经营的主动权。当然以上规律也并非绝对的。网络上某些网站的运行者则希望其在网站上的信息资料能够构成一个有效的要约，以使对该网站的任何使用行为构成对该要约的承诺，由此约束该网站的使用者，使其遵守网站运行者所制定的某些合同条款或要求。”
最常见的两类在线合同就是“点击包装合同”和“浏览包装合同”。有的电子商务的商家在服务条款的前后设置“我同意”、“我不同意”或者“我接受条款”、“我不接受条款”等标识键供对方选择点击，此类电子商务合同被称为“点击包装合同”(click wrap contract）。有的电子商务的商家在要约中约定，访问者一旦浏览了其网站的主页，便与该商务主体之间成立了合同，此类电子商务合同被称为“浏览包装合同”（browse wrap contract）。 可见，网上交易的一方当事人将包含足以使合同成立的基本内容的、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放在网上，即构成有效要约；网上交易的另一方当事人在阅览网页上的格式合同后，用鼠标点击“同意”键钮甚至仅仅网络阅览行为本身均可构成有效承诺。
然而也有人担心，如果一个承诺可以如此方便的构成，则网站运行人很可能会故意利用这一简单方式，诱使一个不经意的网络浏览者落入一个精心布置的合同陷阱。于是，有的法学家建议，每个网上要约都应当给予受要约人充分、明确的机会考虑接受或拒绝要约；另外，要约中任何不常见的、可能造成承诺人不利的条款均应提请承诺人注意。目前，互联网上的一些网站对以上建议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在其网站上加入了一个法律性告知的页面，在该页面中告知互联网浏览者，对该网址的任何使用行为将构成浏览者对该网页所列条款的承诺。 此外，还可以考虑在立法中明确规定消费者对这两类合同享有一个适当的“最终确定期”（或称“反悔期”）。
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要约在生效之前可以撤回，撤回要约的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者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人。要约在生效之后也可以撤销。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得撤销：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承诺在生效之前也可以撤回。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之前或者与承诺通知同时到达要约人。承诺一旦生效，不得单方面撤销。
从理论上讲，电子通信是当今最快捷的通信方式，电子商务合同的信息流传递速度目前是最快的。“因为电子商务方式传递的速度太快，而且当受要约人的计算机系统收到要约或定单的电子信息后，便可立即自动处理，并发出承诺的电文，在这种情况下，要约就很难有撤销的机会。对此，各国法律还没有制定适用于电子商务的专门规定。”所以，“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认为当事人在建立电子商务关系之前一定要有一项解决这一问题的通讯协议作为标准。” 不过，数据电文要约和承诺，也可能由于网络本身的原因发生“堵车”、“迟到”现象。因此，撤回数据电文要约和承诺，以及撤销数据电文要约仍然有一定的制度价值，但其意义已大为减弱。
提高商务效率始终是商务主体的不懈追求，因而“电子合同”的产生可谓现代通信技术进步与电子商务实践相结合的必然结果。例如，根据美国《统一电子交易法》（1999年）的规定，电子商务合同的订立可以由“电子”自动完成。
正如有的学者所分析的那样，“电子‘人’虽然并非民事主体，不具有意思能力和责任能力，但它作为一种交易工具，被预先设置了常用的商事意思表示的模式，使之能够代替其发出或接受要约。因而具有辅助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的能力，因此它发送、接收、处理信息实际上就是当事人在发送、接收、处理信息，因此，应当承认其效力，不承认其效力，一方面等于否认了数据电文形式的合同，一方面等于否认市场主体的民事能力。” 在我国的电子商务实践中，自动和自动交易也是大量存在的，但目前尚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制。
总之，在司法实践和电子商务实践中，要认定电子合同的成立与否，首先，必须查明合同一方当事人发出的要约，这种要约，由于计算机网络的开放性、自动输入性，故不难查明。开放性使得多家网络使用者可以接收到这种要约，自动输入性也使得众多的网络用户可以自动储存这种要约。其次，必须查明合同另一方当事人的承诺。要查明当事人的承诺，必须查明当事人的收到和回执，在国际贸易中，收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国法律均规定，发价须经过到达受发价人，即受发价人确认收到，方能生效。在这一点上，电子合同也一样。要约须经对方适当收到并发出回执才能生效。
二、电子商务合同的效力
合同的生效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符合法定的生效要件，法律赋予该合同以拘束力。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还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第五十三条规定了免责条款无效的两种情形，第五十四条规定了可变更或者撤销合同的三种情形。
判断已经成立的（当事人已经达成意思表示一致的）电子商务合同是否有效，应当主要考察以下几方面：
首先，合同的主体是否具有相应的缔约能力。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是否具有相应的缔约能力应依当事人的年龄、智力等客观因素确定，而不应依据对方当事人的主观认识。
其次，合同主体各方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电子商务合同的订立像其他民事活动一样，都必须遵循自愿原则，在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时，双方当事人都应出于自愿，不受相对方、他人或行政机关的强制胁迫。
由于电子商务合同的意思表示是在瞬间完成的，极易发生“误操作”，因而美国《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第214条，将“电子错误”规定为消费者的抗辩理由：“（a）在本款中，‘电子错误’指如没有提供检测并纠正或避免错误的合理方法，消费者在使用一个信息处理系统时产生的电子讯息中的错误。（b）在一个自动交易中，对于消费者无意接受，并且是由于电子错误产生的电子讯息，如消费者采取了下列行为，即不受其约束：（1）于获知该错误时，立即：（A）将错误通知另一方；以及（B）使所有的信息拷贝交付给另一方，或按照从另一方收取的合理指示，将所有的信息拷贝交付给第三人，或销毁所有的信息拷贝；且（2）未曾使用该信息，或从该信息中获得任何利益，也未曾使信息可为第三方获得。” 该规定符合我国民法中的公平原则，可供我国在以后立法时借鉴。
第三，合同的内容和形式是否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如果违反则无效。
我国《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合同法》第十一条关于数据电文的规定，主要目的在于确认电子合同的有效性，可以通过数据电文订立合同，不得以采用数据电文的形式为理由否定其法律效力、有效性或可执行性；不得以其采用数据电文的形式为理由否认其证据效力。我国《电子签名法》第三条规定，“民事活动中的合同或者其他文件、单证等文书，当事人可以约定使用或者不使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当事人约定使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的文书，不得仅因为其采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的形式而否定其法律效力。”
我国《电子签名法》第三条的缺点在于以双方协商一致作为使用数据电文的前提条件，不利于发挥数据电文形式的便捷优势，不利于利用和保护信息化生产要素。而1996年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业示范法》第11条则以双方协商一致作为排除使用数据电文的前提条件，规定“就合同的订立而言，除非当事各方另有协议，一项要约以及对要约的承诺均可通过数据电文的手段表示。如使用了一项数据电文来订立合同，则不得仅仅以使用了数据电文为理由而否定该合同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 从促进和保护电子商务发展的角度看，采纳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业示范法》的立法范式更加有利。
三、电子商务合同的证明效力
如果电子商务合同不仅成立，而且也已经生效，但是，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时证明力较低，则电子商务合同在电子商务实践中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效力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子商务合同的证明力就是电子商务合同的极为重要的关联效力。电子商务合同在用以维护合法权益时，就成为电子证据。“由于在电子商务中确定交易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各种合同单证都采用电子形式，电子证据的可采纳性、电子证据的证明力及其审查判断规则就成为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
电子证据的可采性目前已经得到了公认。我国的法律也是承认电子证据的可采性的，但是其证明力的大小则另当别论。证据的证明力，简称“证据力”，是指证据的证明价值、证明效力或作为证据使用时的分量。我国现在的民事诉讼，特别是合同纠纷案件司法实践，基本上是按照书证或视听资料来对待电子证据的。也就是将电报、电传、传真等以纸张为载体，以记载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文证据，作为一种类似于副本、复印件的书证对待，效力低于原件书证。而将计算机数据等电子数据证据作为视听资料来对待。书证的原件可以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而书证的副本或复印件、视听资料如果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电子证据都已经成长为一个十分丰富庞大的体系，尽管它还未得到中国法律的明确确认。” 在证明合同的内容时，合同的原件是重要证据，而在电子商务合同中没有原始数据存在，任何一方所得到的数据都是复制品。根据传统的合同法和相关的法律，电子商务合同在法律效力上会产生不确定性，从而为电子商务合同的发展产生障碍，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来消除这种障碍。 不少国家已经制定了单独的《电子证据法》，例如《南非1983年计算机证据法》、《菲律宾电子证据规则》、《加拿大1998年统一电子证据法》等。为了适应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需要，我们应当适时创建新的电子商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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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区分我国《合同法》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下称《公约》）关于承诺的“实质性变更”的规定的差异，对贸易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合同法》较《公约》的差别主要是：无“添加”行为的规定、义务限定范围不仅限于交货和付款、增列“履行方式”等。
关键词：合同法、销售公约、承诺、实质性变更、
我国的《合同法》于1999年10月1日开始实施。这部《合同法》较以往三部合同法有许多重大的改进，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于合同成立作出了细致、明确的规定。然而在国际上，相似的规定却可以追溯到1980年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销售公约”或“公约”）。
我国是《公约》的缔约国。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因此，对于从事国际贸易商事活动或法律活动的人士来说，掌握《合同法》与《公约》的规定，明晰其间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这里作者仅就合同成立部分关于承诺的“实质性变更”的规定，作些粗浅的评论，以抛砖引玉，引起相关人士的重视。
从《合同法》与《公约》的规定来看，合同成立要经过要约（2）和承诺（3）两个基本步骤来完成。有效承诺一经送达，合同即告成立，一般情况下，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即发生效力。然而，有时对于要约条件，受要约人不一定会全盘接受，或许会做些细枝末节的添加；或许会是大刀阔斧的修改。不同的做法，有着截然不同的法律后果。《合同法》和《公约》都将承诺对要约的变更区分为实质性变更和非实质性变更。非实质性变更的承诺一经送达，合同即告成立；实质性变更的承诺则被视为是一项新的要约，即使送达原要约人，仍不能使合同成立，必须得到原要约人对此实质性变更接受时，合同才成立。因而，明了实质性变更的范围及国内外对此规定的差异，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合同法》第三十条规定“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有关合同的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方法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
《公约》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有关货物的价格、付款、货物质量和数量、交货地点和时间、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赔偿责任范围或解决争端等等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均视为在实质上变更发价的条件。”
（一）两者差异之处
1、《公约》认为除“修改”这一行为外，“添加”上述方面的内容也构成实质性变更，但《合同法》中却未对“添加”这一行为作出规定。可见，这是我国《合同法》立法中的一个漏洞。由此，在国际货物销售合同订立过程中，添加了即使是一个次要的条件或其细节，只要是在第十九条三款中提到的，均导致合同不能成立，而只是新要约；但在国内货物销售合同订结过程中，添加了即使是一个主要的条件，仍不能认为承诺无效，合同仍将成立。
2、《合同法》中规定“标的”变更为实质性变更，而《公约》中未提及。虽然“标的一致或不变”应为公认的订约基础，但《合同法》中专门提出“标的”一节，可见此规定在立法上是颇为严谨的。
3、《合同法》中以“履行期限、履行地点”代替《公约》中的“付款、交货地点和时间”，从更广泛的范围上，限制双方当事人的义务及责任的变更，而不仅限于交货或付款义务。在销售合同关系下，卖方除了交货外，还有移交与货物有关的单证、转移货物的所有权等义务；买方除了付款外，还负有保障合同履行的前期准备等义务。这些义务虽非主要的，但也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些义务履行时间、地点的修改或添加，《公约》不认为是实质性变更，而《合同法》却认为是实质性变更。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差异。
4、《合同法》比《公约》增列“履行方式的修改”为实质性变更。因而，如果付款方式由要约中的“一次结清”改为承诺中的“分批付款”；运输方式由“海运”改为“空运”；交货方式由“一次交货”改为“分批交货”；结算方式由“信用证结算”改为“汇付”……凡此种种，《公约》均认为承诺有效，而按《合同法》则将是一个新的要约。可见《合同法》比《公约》的限制领域要广泛得多。
5、《合同法》中的“价款或报酬”代替《公约》中的“价格”一词，是因其适用标的范围不同。《公约》仅适用于有限的特定的货物销售；《合同法》不仅适用于货物销售，也适用于劳务或服务的提供。因而，《合同法》提及“报酬”。
6、《合同法》以“违约责任”代替《公约》中的“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赔偿责任范围”，限定的范围更广泛。因违约责任除赔偿损失外，还有继续履行、解除合同且归还原物等义务。
（二）两者共同之处
《合同法》与《公约》都规定关于“货物的数量、质量、解决争议的方法及其他条件”的变更为实质性变更。因这些条件为基础条件（“其他”是补充条件，为体现立法的严谨性）。
上述是作者的一点认识，两者内涵上的巨大差异，并不局限于作者在文中提及的范例。望对相关人士有一点启发，能成竹于胸、运筹帷幄，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作出有效承诺，使合同成立；或对要约作出利于己方的实质性修改，以等对方答复。切勿因对国内外法律规定不熟悉，而有误解，作出错误决策，坐以待“失”。
abstr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