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价值论文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学价值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第1篇

陈定家治学最大的特点是专注现实问题，脚踏实地，不务空谈。他的主要著作之研究对象，无不是中国文学现实的当务之急。譬如说他的《隐形手与无弦琴――市场语境下的艺术生产研究》（2007）以商品经济浪潮下的文学生产为研究对象，在对大量事实的分析和研究中，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了传统“艺术生产论”学说。尤为可贵的是，该著作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如何面对经济改革大潮的冲击等重大问题所进行的分析与反思，深入透彻，切中时弊，书中提出的许多建设性的学术观点，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时代针对性，即便今天也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欧阳友权在评论陈定家的专著《比特之境：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研究》时指出：“细读《比特之境》，给人留下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是作者‘选点持论’的眼光和以‘散点’成就‘焦点’的学术智慧”②。欧阳友权认为《比特之境》一书中研究的问题“都是网络文学理论必须关注和解答的课题，貌似随意的散点透视，实则是精心设计的‘焦点运思’，全书选择的这几个‘点’可谓‘点’到了问题的要害，触摸到的是理论的‘筋骨’”，“把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问题立体性推进到学术的前沿”③。纵观近二十年来陈定家网络文学研究的丰硕成果，笔者认为，在“散点”的广博和“焦点”的专深之间自由往返，这不仅仅是《比特之境：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研究》一书的研究智慧，实际上也是陈定家网络文学研究过程中一以贯之的治学策略和写作风格。

陈定家也曾多次论述过自己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困扰及其采取“散”“焦”并用策略的原因与目的。他在《比特之境》一书的序言中指出：“1844年2月，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预告说，他要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国和国家学进行批判。当其研究成果准备付印时，他发现仅仅把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各种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合起来不甚妥当，因为这样会使阐述受到妨碍并造成理解的困难，而且他认为自己面对的题目是如此丰富多彩，只有采取帕斯卡尔式的‘纯警句体裁’才有可能将全部材料塞到一本著作里去，但这种体裁可能会造成一种任意建立体系的印象。于是他决定相继用几本著作分别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而以一本单独的著作作为结束，来对整体的联系、各个部分的关系加以阐明，最后，再对这一切材料的思想加工进行批判。尽管马克思最终未能完成这个宏大的计划，但这样一种思路对我们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却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早在着手撰写‘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与消费研究’课题报告的时候，我就已经清晰地看到自己面临的困难和马克思在《手稿》里所说的情况十分相似：讨论的命题是‘如此丰富多彩’，以致很难把多年来比较深入研究过和即将遇到的重要问题一股脑地‘塞进同一本著作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明确了这样一种认识，即要按照专题分门别类地逐一研究某一个方面的问题，然后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对整体的联系、各个部分的关系加以阐明’，只有如此，才能将自己对研究对象的心得和想法尽可能全面而准确地表达出来。”④

一、“比特之境”：网络文学生产论

陈定家在《比特之境：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研究》前言中曾提到，从1998年《电脑艺术的兴起和古典艺术的终结》发表算起，其近10年的主要学术兴趣和精力都集中在网络文化与艺术生产研究方面，并于2004年开始主持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与消费研究”。2011年9月，《比特之境》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其实，早在2007年，陈定家博士学位论文《隐形手与无弦琴：论市场语境下的艺术生产》已出版。该著作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细致而深入地探讨了市场语境下艺术生产所面临的诸多问题，针对如艺术生产与一般生产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市场经济冲击下作家地位的变化、作家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艺术雅俗的分化与融合、艺术如何顺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走向市场，又适应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超越市场等方面做了精彩论述，是对新时期以来艺术生产问题的一次诗学式总结，为解决市场语境下艺术生产中的种种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而后，陈定家在《隐形手与无弦琴――市场语境下的艺术生产研究》一书的基础上，更加清晰地意R到传统文学在数字化语境下生存所遭遇的本质性的变化，并逐渐将研究重点自传统文学生产过渡到网络文学生产这一论题上。《比特之境：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研究》一书立足于网络时代文学生产与消费的现状与动态，介绍网络时代文学生产与消费的技术文化背景，主要包括网络时代的媒介变迁、“后信息时代”的文学生存状况、互联网与文学艺术的革新等问题；讨论文学生产的网络化问题，重点讨论了“文本”与“超文本”、“超文本”的发展历程、“写读者”与互动性、“超文本”的局限与陷阱等问题；以博客写作与文学关系作为研究个案，分析包括博客写作的基本特征、中国博客的发展与趋势、“博客文学现象批判”等在内的现实问题，考察网络时代“博客崛起”与网络文学生产所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关注文学消费方式的革命，主要涉及文学的影视化、文学的数字化阅读等问题，并以“手机小说”为例，对文学消费的新动向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数字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包括市场化背景下的文学经典、作为文化资源的文学经典、经典数字化与新媒介诗学等内容，还具体讨论了网络“恶搞”“百家讲坛”“虚拟图书馆”等大众广泛关注的文化现象对文学的意义及其对文学生产与消费的影响。

在网络文学生产论的研究过程中，陈定家脚踏实地全身心地投入调查研究工作中去，从自己研习多年的艺术生产原理出发，对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特别是网络文学生产状况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学理化描述与清算。《比特之境》一书中，陈定家在广泛吸收当代文论与美学研究前沿成果的基础上，从现代思维方式与科学研究方法的关系入手，对数字文化与网络文学的前沿命题――“虚拟现实”的文学意义进行“比特诗学”的深度探访，对文学虚构与网络虚拟之间的必然联系和本质区别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与探索，将传统文论中的形象思维、灵感、共鸣等经典文论观念，与网络时代的人工智能、计算主义、软件写作等所谓“灵境诗学”进行跨学科比较研究。从文学发展论的视角，对网络文学的来龙去脉，如起源与现状、特征与症候、生存困境与发展态势等问题作出历时性梳理，以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对网络文学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冷静地回顾与总结，特别是对文学的图像化、网络化、影视化、游戏化等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学数字化生存现象进行研究与总结。从审美价值论的视角，对网络文学的生存与发展态势以及其在整个审美文化领域中的作用与地位进行全方位的、整体性的价值评估，从哲学与美学的高度，对文学的数字化和网络化转型及其相关后果总结规律。

二、“文本之舞”：网络文学文本论

陈定家网络文学研究中“选点持论”的学术智慧远非笔者的一己之见。王泽庆在《从看网络文学理论研究》一文中也提到，“难能可贵的是，陈定家能够对其中的个别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他的《比特之境：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研究》研究的是网络文学生产问题，他的新作《文之舞》则集中探讨了网络文学的文本问题。作者没有面面俱到地论述网络文学，而是从网络文学的生产研究转向文本研究，涉及的都是网络文学研究中一些较中观或微观的问题。⑤

2014年，《文之舞――网络文学与互文性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如王泽庆所说，这是一部集中探讨了网络文学文本问题的专著。“文之舞”三个字生动形象，充满诗意。面对电脑荧幕上下翻飞的文本，这个超言绝象的“舞”字，堪称画龙点睛之笔，足以抓住超文本和互文性的基本特征来描述读屏时代的文学特性，形神兼备。从读书到读屏的转化，是网络时代文学阅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文学作品从白纸黑字的信息化石，变成了绘声绘色的表意精灵，文本的这种格拉忒亚式的觉醒，找不出比“文之舞”更准确、更生动的意象来描述当代文学网络化转向所给予的最直观感悟。作者选取《文之舞》为书名，隐含着对给自己互文性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启示和借鉴的互文性理论大师们，如罗兰・巴特（《文之悦》作者）的致敬之意，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自己对网络戏仿风习的认同。“舞”不仅是既原始又现代的信息交流方式，同时也是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形式最直观、内涵最丰富的表意方式，尤其是以网络为背景的“文之舞”，既能不断开拓现代技术隐含的审美场域，又能充分激发人类与生俱来的视听潜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文之舞”是一个跨越超文本技术与互文性理论的综合性概念，既不缺乏互文性所负载的厚重人文底蕴，又拥有超文本所隐含的高新技术理性；同时，它还是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麦克卢汉式的新媒介概念。

传统文学研究中的中西、古今、诗思、技艺等矛盾问题，在网络文学研究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甚至表现得更为尖锐。但如何处理好中与西的融合、古与今的转化、诗与思的互补、技与艺的博弈等问题，显然需要从学理上理清思路，需要求真务实地开辟出适应网络文学发展要求的治学路径。此外，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最大的不同是基于载体变化造成的“文本转向”，在传统文学的线性文本向网络文学超文本的转化过程中，有许多值得密切关注的学理问题被我们忽略了。对“超文本”这个从数字技术领域引入的新概念，除了一本孤峰峭拔的《超文本诗学》以外，文论界的相关研究还明显缺乏应有的人文烛照和审美关怀，更少见到中西贯通、文理兼容的诗学化深度阐释。《文之舞――网络文学与互文性研究》重点讨论超文本和互文性问题，弥补了文论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远远不够的缺憾。

从文论视角而言，如果f“超文本”研究是理解网络文学的关键词，那么互文性作为体现超文本本质特征的核心要素，可以说是研究网络文学的关键词中的关键词。《文之舞――网络文学与互文性研究》中提出，超文本作为网络世界最为流行的表意媒介，它以“比特”之名唤醒了沉睡于传统文本的“互文性”――即唤醒了书面文学的开放性、自主性、互动性等潜在活力与灵性。它以去中心和不确定的非线性“在线写读”方式解构传统、颠覆本质，在与后现代主义的相互唱和中，改变了文学的生存环境和存在方式。在“如我们所想”的赛伯空间里，网络文学所演绎的“文之舞”――即“话语狂欢之境”交织着欣喜与隐忧：它精彩纷呈、前景无限却又充满陷阱与危机。超文本的崛起和互文性的觉醒不仅是当代文学世纪大转折的根本性标志，而且也是理解网络文学的媒介化、图像化、游戏化、快餐化、肉身化、博客化等时代大趋势的核心内容与逻辑前提。更重要的是，超文本与互文性理论正在悄然改写我们关于文学与审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

《文之舞――网络文学与互文性研究》中的“文之舞”更准确地说是“屏文之舞”，可以概括为互文性理论支撑下超文本的系统关联与普遍贯通。这些文字，仍然是以传统文论的基本概念描述和反思网络文学文本的产物。《文之舞――网络文学与互文性研究》从“互文性理论”的视角对网络时代的传统的“文学经典”和时尚的“身体写作”进行了新的阐释和批评，并结合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主义理论，对读图时代文学从“互文性”快速走向“互视性”，进而走向“互介性”的大趋势进行了研究与探讨，提出了与传统文论不尽相同的心得与见解。

第2篇

【关键词】成仿吾；文学批评；价值意义；艺术生命力

“一只圆鼎三只脚”，郭沫若以此来比喻创造社初创时期郁达夫和成仿吾的重要作用。[1]作为前期创造社的三大鼎柱，郭沫若用他的《女神》震撼诗作界，郁达夫以他的《沉沦》享誉小说界，而成仿吾，则驰骋在新文艺批评的战线上，秉笔直书，率性而为，独领另一片。

诚如温儒敏教授所言：“以成就而言，成仿吾算不上一流的批评家，却是现代批评史上不能忽略的重要而有特色的批评家。”[2]他总是力求在艺术与时代、社会之间寻一条两者兼顾的路：在阐述对文学本体论的认识时，赞同“自我表现说”，把文学的本质看作是生命意志的自然流露与发抒，而在理解文学的价值论时，又努力将“自我”的意义导向社会，反对脱离社会现实的“表现”。这种批评姿态充满矛盾，显得驳杂；本论文试图将其思想还原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探究它的精神实质、意义及价值。

一、在文学本体论上，提倡自我表现说

对文学存在的本源或本质的认识，应当是我们阐释文学批评观的前提，不论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派将文学创作当做是无意识的本能冲动；还是俄国形式主义者主张文学性才是文学的本质；亦或是美学家英加登将文学看作是纯意向性的客体……有关文学本体论的争议，似乎很难达成共识，对于普遍流行于五四时代的“再现论本体论”与“表现论本体论”，大家也是莫衷一是，而就成仿吾而言，显然更倾向于后者。

1922年，创造社异军突起于文坛之际，便与文学研究会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论战，历史上一般称之为“为艺术”和“为人生”的论战，也说“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自我表现派”与“人生写实派”之间的一场论战，与“人生派”主张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再现”不同，在“艺术派”批评家眼中，文学是一种自我情感的“表现”。彼时，创造社的各位同仁尽管在文艺思想上存在着诸般差异，然而他们都主张“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作为创造社的理论代言人，成仿吾的理论表述显示他并不忽视文学的社会意义，也不排斥以社会人生为文学创作的题材，然而在肯定文学的社会与时代使命的前提下，他更加强调的是文艺本身的使命，落脚于文学本体论上的“自我表现说”成为他文艺批评理论的关键话语，虽寥寥数语，却有着丰富的内涵。

其一，成仿吾所提倡的自我表现说，坚持以内心的要求为文学上活动之原动力；刊于1923年《创造周刊》第二号的《新文学使命》一文，开篇名义，第一句话，他就明确地宣布：“文学上的创作，本来只要是出自内心的要求，远不必有什么预定的目的。” [3]P89他将文学看作我们内心的活动之一，因而把“内心的要求”看作“一切文学创作的原动力”，他说：“不是对于艺术有兴趣的人，决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画家肯在酷热严寒里工作；为什么一个诗人肯废寝忘食去冥想”， [3]P94 “真的艺术家，为什么只是低头于美，名利不能动他的心，更不足引他去追逐”， [3]P140在他看来，这就是“内心要求”的结果。

其二，“自我表现”，顾名思义，扬“表现”而抑“再现”；成仿吾坚信真的艺术家是自己在建设自己，再创造自己，在表现自己，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文艺的标语到底是表现而不是描写，描写终不过是文学家的末枝。”[3]P149并对此论作出了解释：描写只是停留于表象世界，表现则探究到了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所蕴涵的“内在的生命”。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文学研究会所提倡的表现人生、指导人生、进而改良人生的文学“已经离真的文学很远了，他们不是把时代看得太重，便是把文艺看得太轻”进而指摘他们所推崇的“再现”没有创造的地步，惟表现乃如海阔天空，一任天才驰骋。在他看来，一部作品，如果只是客观地描写生活的表象，而不注重内心情感的细致表现，那便是肤浅的、应遭摒弃的“庸俗主义”。

其三，“自我表现说”，侧重感情的自然流露；“文学是直诉于我们的感情，而不是刺激我们的理智的创造；文艺的玩赏是感情与感情的融洽，而不是理智与理智的折冲。文学的目的是对于一种心或物的现象之感情的传达，而不是关于它的理智的报告。” [3]P75这段原刊于1923年5月《创造周刊》首号的《诗之防御战》之开篇提要，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成仿吾对于“感情”的偏好，在他看来“文学始终是以情感为生命的，情感便是它的始终。”“文学只有美丑之分，原无新旧之别。”

其四，归根结底，“自我表现说”追求的是一种超功利以上的文章的全与美；至少他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章的全与美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纵或这种美的文学没有什么可以教我们，而它所给我们的与慰安，以及其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更新的效果，我们也是不得不承认的。” [3]P94

概括起来，在文学本体论上，坚持以内心的要求为文学上活动之原动力；自由表现；抒发内心情感；追求文章的全、实现文学的美、不计功利，这便是成仿吾早期文艺批评的核心。追宗溯源，有着近八年东京留学史的成仿吾，对西方浪漫主义文艺理论完整而系统地接受，并亲身体验着20世纪初日本文坛的浪漫思潮以及厨川白村等人新浪漫派的运动，适逢在传统文化边缘时空下未被抑制而得以自然发展的契机，加之置身于创造社团体浪漫的整体氛围中，其偏重于浪漫色彩的自我表现说也便顺其自然了。

二、在文学价值论上，强调社会功利性

“以天下为己任”向来是知识分子自古至今的精神传统，孔子曰里仁为美，孟子谓充实为美，荀子愿美善相乐，都将外在的美与内在的善紧密结合，真正的文学家绝不仅仅退守于“情感与审美”的象牙塔内，也不甘囿于“自我表现”的小天地，萨义德在解读知识分子时，也强调知识分子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一个“流浪者”或者“边缘人”，一个敢于秉承“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对权势说真话的人。[4]就此而言，成仿吾对文学独立性的追求似乎有失知识分子应尽之职。

然而，成仿吾虽然提倡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说，却不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与郭沫若、郁达夫相比，在文学价值论上，他有着更为切实的一面，从成仿吾的文章中很难看到“为艺术而艺术”、“灵感”、“天才”等字眼，尤其在他1927年转向革命文学之后，凡是提出文学的自我表现说的同时几乎都强调它的社会功利性，强调理性对创作中情感的制约，就此，郑伯奇曾经指出：郭沫若受德国浪漫派的影响最深，但他崇拜自然，尊重自我，提倡反抗，又显得是接受了雪莱、惠德曼、泰戈尔的影响；郁达夫给人的印象是“颓废派”，其实不过是浪漫主义涂上了“世纪末”的色彩罢了，他仍然有一颗强烈的浪漫谛克的心，他在重压的之下寄寓着反抗；成仿吾又不同，他虽然也同样接受了德国浪漫派的影响，可是在理论上，他又接受了人生派的主张。[5]在《艺术之社会的意义》中，成仿吾承认一件艺术的作品如若饥不能食、寒不能衣，毫无疑问是空费精神而毫无益处的，凡是真的艺术家，没有不关心社会的问题，没有不痛恨丑恶的社会组织而深表同情于善良的人类之不公平地境遇的。

之所以突破“自我表现”的包围，转而走向文学的社会功用圈，除了受到法国现代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基友，以及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文艺思想的影响外，很大程度上源于成仿吾正确分析了所处时代的特点：“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弱肉强食，有强权无公理的时代，一个良心枯萎、廉耻丧尽的时代，一个竞于物力、冷酷残忍的时代。” [3]P91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他认为对于时代的虚伪和它的罪孽，文学家在这一方面的使命，不仅是重大，而且是独任的，他号召广大作家凭一己薄力，在冰冷而麻痹了的良心，吹起烘烘的炎火，招起摇摇的激荡。

在《新文学之使命》中，他明确表示一个文学家，爱慕之情要比人强，憎恶之心也要比人大。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文学家便是良心的战士。在我们这种良心病了的社会，文学家尤其是任重而道远。这不是逃避丑恶的自怜自叹，而是对腐朽社会战斗的最强音，他指出我们的新文学除了必须完成文学本身的使命外，还要兼顾另外两种使命。1，对于时代的使命；2，对于国语的使命。对于时代的使命，成仿吾这样解释：我们是时代潮流中的一泡，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自然免不了要有它的时代的彩色。然而他又不赞成我们无意识地为时代排演，而应当有意识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继而用强有力的方法将它表现出来，使一般的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有一种回想的机会与评判的可能；对于国语的使命，成仿吾怀疑中国有使用新文学语言的可能性，责难它没有足够的表现力，他肯定地说中国作家没有尽最大努力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来，并且强烈反对模仿诸如日本的短歌等外国的东西，认为它们并没有模仿的价值。[3]P90-P93

以上的诸种理论，已明显与之前的“自我表现说”产生矛盾，纯粹服膺于个性解放与自我彰显的浪漫主义的表现说发生了变形，成了注重教育功能并着眼于社会进步的理论，原来成仿吾所说的“内心的要求”、“内心的活动”，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意愿，而是带着浓厚的“时代的彩色”的；茅盾曾经指出成仿吾的一些文章前半篇赞美功利主义的艺术观， 后半篇则从纯艺术的观点反对亦即取消了前半篇的论点，一方面，成仿吾对社会现实不乏热切的关注；另一方面他又蕴积着抒发主观世界表现自我的热情，这使他前期改造社会的呐喊确又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

言而总之，成仿吾把改造社会的抱负与表达自我的要求之冲突，把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这一对看似矛盾的命题，努力统一在出自内心的要求的艺术观中，立于“全”而“美”，“真”而“勇”的独创之地，他的文艺批评观展现给我们的是既亮点迭出，也难免败笔，但当我们将之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应该承认，总体而言瑕不掩瑜。

他用“学者的态度”，指点文坛，挑战鼎鼎大名的胡博士，矛头兼指当时横行海内，却莫之敢指的译书界；他以“庸俗”的罪名，挥斥方遒，几斧砍杀了《呐喊》，被鲁迅先生指摘在“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不在威逼之前降心，不在耳语之中软化；发自己声音，书个人评判；以“黑旋风”之“板斧”的气度与胆识，独步于五四新文学批评阵营，这便是成仿吾。

【参考文献】

[1]谢保成.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2]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史若平.成仿吾文集[M].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

第3篇

关键词：文学；功利性；审美性；文学无用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159-02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大江南北、网络内外兴起了一股“文学热潮”。一时间“莫言”和“文学”成了当下最流行的说辞。而诺奖得主在获奖时发表的感言“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我想文学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更是引起了大家对文学及其功用内涵的一次热烈讨论，反响非凡，众说纷纭。本文从探讨文学的价值和功能入手，试着体会这位文学巨匠的“文学无用”论。

一、文学的价值及功能

“文学无用”不是一个新鲜的论断，或许从柏拉图将诗人逐出“理想国”开始，文学的处境就比较尴尬，为文学的辩护之声也一直未曾消歇，反对的声音即便是一些伟大的人物也大多拿出文学理论中的价值性及功能性、用世俗的“有用”来证明文学的理由。

对于文学功用的意识及对文学的价值性本质的认识在中西文论的源头便开始了，到了现代更是自觉地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给文学下定义和解释文学的本质。文学的价值性本质在我国已经得到充分的认识和重视，这一点可以见于李青春《文学价值学引论》：“……从价值学的角度人们有对文学有了新的认识：文学是一种价值。”[1]

提到文学价值，则不可避免地要说文学功能，因为“文学的本质与文学的作用在任何顺理成章的论述中，都必定是相互关联的……物体的本质是由它的功用而定的：它做什么用，它就是什么。”[2]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就因此变成了文学有什么用和应该有什么用的问题。

文学功能在理论上分为两类：实用的和审美的或者功利的和非功利的。“在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中，实用的理论是最有影响的。”[3]诚然，从春秋时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魏晋时曹丕亦称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到了近代尤以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发表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甚，他的“小说救国”思想给文学附加了沉重而神圣的责任。20世纪的中国文学更是再实用不过的文学了，从“五四”的新文学、3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学、抗日文学一直到80年代的伤痕文学，如此种种，无不是功利性的文学，尤其是政治功利性。正是这种文学实用的观点从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共同性出发，以肯定文学的经世性载道性而使文学承载了必要的社会责任。

无法否认，文学的功利性是文学的重要特性，然在某种意义上功利性可能未必能完全诠释文学的尊严本身，因为这种社会功能并非为文学所特有，而事物存在的价值应该由它的不可替代性所决定。故作为艺术范畴的文学，与其功利性相比，其审美功能应是文学更重要的特性，或者说是文学最基本的功能。文学的审美功能自古也为人所自发肯定，如前人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钟嵘的“诗味说”、晚唐司空图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宋代严羽“兴趣说”等诗词审美为历代文人看重；近代更是加强了对文学审美功能的自觉认识，康德在分析审美判断时就曾提出“鉴赏是凭借完全无利害观念的和不对某一对象或其表现方法的一种判断力”[4]，这一追求“唯美”纯艺术的思想为不少作家和理论家所接受推崇，在中国最有发言权的当推王国维老先生的“境界说”了。

文学的这两个特性是相辅相成、分割不得的，并非不想分割而是分割不了。王国维先生曾说：“的文学，绝非真正之文学也。”[5]他将文学家分为两类：“职业的文学家和专门的文学家”，文学家尚如此，文学更是无法按其理想状态来实现纯艺术的目的。故离开文学的功利性谈论文学的审美功能，或是离开文学的审美特征来谈论文学的实用功能都是片面不可取的；只是作为本质是艺术的文学而言，文学的审美功能应是其功能中的前提与基础。

二、文学无用之大用

如上所说，文学似乎是有用的；那“无用”一说从何而来呢？其实也不难理解，无论古今中外，尤其是如今的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切都以事物产生的社会效益来给其估名，如此文学不过是“纸上苍生而已”，实无大用的；再者，对文学有着更大期盼的文人作家们也希望被人们误解了多年的文学能被从“用”里解放为“无用”，让文学归于文学。故笔者妄加推测莫言的“文学无用”一方面为谦虚之言，认为自己的文字是“纸上苍生”，另外一方面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而言，更为后者。笔者更试着将其“文学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解释为：文学“有用”，文学“无用”，文学“有用”于其“无用”。“用”是文学的功利性，“无用”则可理解为其审美性。

正如马尔库塞所言：“艺术不能直接改变世界，但它可以为变更那些可能变更世界的男人和女人的内驱力做出贡献。”[6]“文学无用”只因文学不如科学般立竿见影于效果，作为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性存在，文学对于社会只能是通过触动人的情感，感染人的灵魂，进而影响人的行为而作用于社会。看起来无用的文学，润物无声，深刻而内敛。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人之读一小说也，不知不觉之间，而眼识为之迷漾，而脑筋为之摇，而神经为之营注，今日变一二焉，明日变一二焉，刹那刹那，相断相续，久之而此小说之境界，遂入其灵台而据之，成为一特别之原质之种子。”可见文学之作用于人，是先实现其最根本的审美功能后所达到其他社会功能的产生。其如春风化雨般沁透读者的心灵，从而让其眼界、心境有所变迁，逐步推动影响读者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价值观的形成，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可小觑的社会影响，已远非“无用”了。

然文学的“用”必是出于其之“无用”，所谓“无用”只因文学作品作为被欣赏的对象，并非直接作用于客观社会产生急速的功用效应。文学作品是作家们一己之言，而且非得是其对所处所感作出观察和思考，诚实地写作，无关太多利益得失，不失其本心，用其心灵苦难的历练，用其难得的人生财富写出的作品才为“无用”，这样的作品可能免不了尖锐、免不了辛辣，但作品里装着作者心里的光明和温暖，读者或能从这些尖锐辛辣或丑陋阴暗中体会到作者的良苦用心；透过作品中很多温暖独特的人或物的形象，读者会感觉到人性的光辉，自然的伟大，文学的神圣。“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是“无用”的吧，但从独钓的蓑笠翁处，我们能感受到静寂的孤高的默守，更能感受到他内心无不为的倔强、坚强和抗争。

鲁迅先生说过：“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吓走了。”文学真的无用么？那鲁迅弃医从文是为何？曹雪芹可知道他的《红楼梦》象征着封建社会的毁灭？巴金的《家》让多少热血青年投身于自我解放和民族解放？斯托夫人创作《汤姆叔叔的小屋》时可曾料想这部小说“促成了一场反对奴隶制的革命，这场革命又引发了美国的内战”[7]？太多的不期然。

新批评派艾伦退特说过“诗的真正有用性在于其彻底的无用性”，莫言的感言也如是认为吧。王乾坤先生在《文学的承诺》中有“文学是对人类自由的承诺”的表达，笔者不妨加上二字：“文学是对人类思想自由的承诺”，主观作用于客观，如此说来，文学有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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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李青春.文学价值学引论[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2〕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3〕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M].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

〔4〕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M].商务印书馆，1964.

〔5〕王国维.王国维遗书・文学小言（一）[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三联书店，1989.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第4篇

关键词：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文学理论；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5-0071-09

《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是2015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本论文从“我所理解”的角度，阐述对此课题若干方面的基本理解。因为着眼课题涉及的最大外延和最基本问题的初步规划和设想，所以，粗线条提出的可能研究的若干问题不可能也不打算详细展开。目的是得到同行学者的讨论与批评，以便后续深入研究。

一、如何理解价值体系

体系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体系有怎样的特质特征？体系自身以及与外在环境有怎样的关系？

1.体系的概念

汉语的体系/系统，体制（名词）在英文中均对应为“noun”。英语中此词语的基本意思有两个：第一个意思，一整套同时运作的事物，通常被看作是某个结构或某个具有内部联系的网络的组成部分的总和；一个复合的整体。例如国家铁路系统：液体经由管道系统进行传送。第二个意思，按照已经完成的部分制定的整套规则或程序：有组织的计划或方法。例如政府的多党制体系；公立教育系统。从英文原来的涵义，翻译成汉语后，在不同场所，分别有体系、系统以及体制等表述。

我国《辞海》的“体系”条目说：“若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如理论体系；语法体系；工业体系”。从该辞条的关键词“构成”可知，体系是人类为实现某方面目的的人为建构，即有意识的主观行为。虽说是人为建构，也必须依赖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例如语法体系，说话是人类原本既有的自然行为，于不自觉状态中遵循特有规律。语法学家将这种规律总结提升概括为“语法体系”。因此，所谓体系，是基于对于客观存在事物或者事实的准确认识和把握之后有意识建构的整体。

如上介绍均出自“体系”的本体论角度界定和理解。那么，方法论角度，关于体系会有怎样的说法呢？“所谓系统方法。就是要求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认识和改造的方法。就是把系统和环境的关系联系起来看成一个更大整体来考察对象的方法。也就是说，它是从整体出发。始终着眼于整体与部分、整体与环境相互作用，从而综合地处理问题，以达到最佳目的的一种方法”。这里的“把系统和环境的关系联系起来”是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让我们再借助皮亚杰在《人文科学认识论》中曾经就“结构”这个概念的讨论，来看体系和系统就更清楚了。皮亚杰说。机体即“―个活的结构构成一个‘开放’系统。也就是说，它在与外界不断的交流中保存了自己。但它并不因此而不含有一个自身封闭的系统，其要素在从外界吸取给养的同时通过相互作用而得到维持。……这样一种结构就能作静态描述，因为它尽管永远活动着，仍保存着自身，但原则上它是活动的，因为它构成种种不断变化的相当稳定的形式”。由于结构本身可理解为是一个系统/体系。所以，可将皮亚杰关于“结构”的“与外界不断的交流中保存了自己”的思想借用来认知系统/体系。

2.体系的特性与特征

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角度的界定，让我们看清楚了体系的特征和特性。

第一，体系是人为建构的结果。体系是人类为了某方面目的而有意识建构的一个整体。当建构的一个整体诉诸逻辑性的文字表述时，即为该体系的理论形态。缘于人为建构，所以，系统必定具有不断调整的任务和可能调整的机制。比如，公立教育系统，就要不断调整到符合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对教育的需求。还要与社会其他部门协调和谐等。质言之，体系建构与调整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行为，建构与调整都遵循其相应规律。规律是客观的，体系建构是主观的，因此，体系是主客观相互吻合的产物。

第二，体系具有稳定性、整体性和活动性。体系遵循自己所属的规律。人类建构体系有目的，在尊重规律基础上期望体系稳定和完整。比如，公有教育体系，一旦形成就具有各层次教育的搭配协调。以保证其稳定和完整。此即稳定性和整体性。稳定性和整体性如何得到保障？依靠其活动。活动的涵义，包括体系内部的各层次和组成部分之间的调整，也包括“把系统和环境的关系联系起来”，根据环境变化而对体系进行调整。这就形成了活动性。活动性乃为体系的重要特性之一：体系之内各个部分以及各部分均分别地与整体具有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是维持其活动性、稳定性和整体性的保证。

第三，体系的相对性。体系多大呢？从如上皮亚杰关于结构的理解和表述中可以看出来，体系是相对性概念，不是大小概念。对外在环境来说，它是一个整体即体系，对它内部的某个部分来说，这个整体相应地又成为了外在环境。即任何一个体系都有其内外两个方面的相对性。比如公有教育体系，其外在的社会整体是一个体系，其内在的某个层次的教育也自成一个体系。相对特性决定了它的活动性，对内对外的活动，以维持其稳定与完整。体系的相对性，要求体系的设计者具有辩证思维。

那么。什么是价值体系？这就需要首先确定文艺评论。文艺评论的性质和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价值，都与文学观念密切相关。而对于体系的准确理解，才能准确理解以怎样的文学观念为基石建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所以，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是三个互相牵制的概念范畴。此部分只好暂且放下“文艺评论”和“价值”两个概念。在如下几个方面，基于体系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两方面综合性理解，来探讨建构价值体系必须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及相关问题。

二、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

“文艺评论”的“价值体系”建设是人为的有意识的理论工作，有怎样的文学观/文艺观，就有怎样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的逻辑起点。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种文学观，文艺观，认可和选取哪种？笔者以为，我国新时期是文学研究广泛汲取中西方历时与共时的文学思想资源并加以反思、批判与创新的重要时期。也最具系统论思想方法，是最值得关注和珍视的理论时期。这个时期文艺学重要的理论成果可以作为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

1.系统论视野中的新时期文艺学重要理论成果的考察

新时期30余年，我国文艺学界建设当代文学理论有四个方面的资源：其一是当下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其二是“五四”以来建立起来的现代文学理论；其三是中华古代文学理论；其四是西方文论中具有真理性的成分。在如此理论资源及其继承创新实践背景下，我国新时期文艺学创获了诸多理论成果。其中得到学界共识并在批评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的重要理论成果有：文学审美特征理论、文学反映论、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观念、文学活动论、文体诗学、比较诗学、文艺心理学等理论。那么。这些理论之间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性？具有关联性并且自洽，则表明这些理论可以与一个关于文学的共同本质的原理相统一。或者说。以某种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论与相关理论可自成一体地成为文学基本原理。

获得学术界共识的文学理论成果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如下：“审美特征”论。确认了“审美”是文学整体性结构关系生成的一种形而上的新质。审美是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所缔结的一种特殊关系。……审美的根本功能是为了创造人的完整的精神生活，为了获得完满的人性，为了使人成为“全面的人”。审美特征论探究起步于文学本质的理论反思。反思之结果是取代了“形象特征”说。最后落脚于文学基本特征理论。文学反映论，此理论是从文学与整体性生活关系的角度，以文学审美特征区别于一般认识论的对于整体性生活的审美反映。这就决定了存在与意识、社会基础与上层建筑乃至意识形态关系的维度，可顺乎学理地得出“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的观念，此观念被有的学者看作新时期文艺学第一原理。朱立元等在总结“文艺理论中国化”工作中，也认为“审美意识形态论不仅是新时期文艺理论对于文艺极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反拨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肇始于20世纪初我国现代文艺理论意识形态论和审美论两脉的扬弃与重建，代表了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成果”。当然，关于审美意识形态概念及其思想辨析，需要单独研究。而且此概念在钱中文教授和童庆炳教授，以及其他一些教授的理解和表述中也有差异。但诸位学者以此为文学的基本性质这一点上没有大的分歧。童庆炳教授将文学认定为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双重性质，而且表述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这样，文学审美特征论、文学反映论和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三者就构成了关于文学本质的基本理论。他将的“人的活动”思想引入了文艺学理论，认为文学以活动的方式存在，是整个人类活动中一种高级的特殊的精神活动：这样的审美活动。是人与对象的诗意情感关系，导致人的自觉能动的文学创造，同时确认了文学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这就构成了文学活动论思想，文学活动包括作家的创作、创作之结晶的文学作品、作为文学接受者的一般读者和批评家。构成这个活动得以运行的是人类生活的世界。文学活动处于运转中，活动的各个环节并非直接连接，新时期文艺学充分注意学理性。认为作家与作品、作品与接受者等各个部分之间，以及各个部分内部，均存在若干尚不十分清楚的需要探索的过渡性因素。这些过渡性因素恰恰是文学基本理论更加细化的部位。从文艺学界既有探索和研究成果来看，业已发现并论证了世界与文学活动中的主体（笔者认为包括作家和接受者）的“一般中介”――社会心理，以及文学活动中的主体（笔者认为包括作家和接受者），以及该主体与作品之间的“特殊中介”――艺术文体。仅从作品这个组成部分自身来说，则存在着形式与内容的互相征服说，相互征服之结果的文体，则具有若干层面，这些理论涉及到新时期颇有成就的文艺心理学理论、文体诗学理论以及中西比较诗学等理论领域。文学审美特征、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等关于文学本质的观念与思想，均合乎逻辑地渗透在文学活动过程中。童庆炳教授所著的《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一书全部四章的题目最准确地标示了如上理论逻辑：“第一章：文学活动的审美本质”，“第二章：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第三章：文学作品的审美结构”，“第四章：文学接受的艺术规律”等。从如上梳理和辨析，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从文学活动论切入，可以顺乎学理地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本质以及细部的文体学、文艺心理学等相关的具体理论相互兼容与支持。由此。笔者尝试从文学活动论切入，考察从该活动系统可否延伸出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的内在要求。

2.文学活动的系统性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问题

如果说，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是一个人为的任务，那么，这个任务是怎样提出来的？从上面介绍的新时期各种得到共识的文学理论成果来看，它们相互之间圆融自洽，体现了文学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其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作为本质，渗透于文学活动全过程，这就形成了一个以审美意识形态为本质的文学活动的概念。那么，文学活动的内涵与特征如何？

文学活动的内涵是：“第一，文学活动是满足人的高层次需要的一种高级精神活动。……第二，人的需要作为人的活动的动力，决定着活动的本质。文学活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审美需要而产生的。因而文学活动的独特本质是审美。”文学活动具有哪些要素呢？“人的活动的要素共有两个：主体及其能动性，客体及其属性。所谓活动就是这两个要素之间所产生的复杂关系。具体到文学活动，其要素是四个：第一主体及其能动性（作家），第一客体及其属性（生活），第二主体及其能动性（欣赏者），第二客体及其属性（作品）。这四个要素，构成了两组关系，即第一主体及其能动性与第一客体所形成的关系（作家与生活的关系），第二主体及其能动性与第二客体所形成的关系（欣赏者与作品的关系）”。这个文学活动的思想与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的“艺术批评的诸座标”即四要素的思想，殊途同归。

艺术接受者包括哪些主体？童庆炳教授在《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的第四章《文学接受的艺术规律》中提出“审美接受可分为一般读者的欣赏性接受和批评家的批评性接受两种。欣赏性接受更重感性，批评性接受更重理性，但审美则是它们的共同特征”。由此可知，在文学活动思想中，批评家处于接受者位置，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欣赏者。批评家秉承怎样的文学观念、评价标准。以及批评发生怎样的效应等，都将存在于文学活动中，并且与整个文学活动的其它部位发生内在联系。在我看来。第一，批评家对于作品的批评、对于文学发展整体的把握和评价、对于新萌芽的文学思想和思潮的警觉与表述、总结等，其中影响较大者，均推动了特定时代的文学思潮、审美追求等，并以各种方式和渠道渗透并影响到作家创作的各方面。无论作家认可与否。第二，一般读者虽然不是批评家，但是他们有自发性的评论。即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区分出的三种批评之一的自发的批评。街头巷尾、亲人聚会等都随时议论自己看过的电影、电视剧和阅读的文学书籍，这是自发的评论。自发式批评是构成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软性存在方式。批评家与一般读者同为接受者。但是批评家对作品的品鉴与评论对一般读者的艺术接受都会发生影响。第三，批评家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艺术作品。批评既有对于艺术魅力程度的评鉴，更有对于其艺术价值构成机制的分析，并通过分析而合乎学理地转向审美价值的评价。第四，批评家对作品做学理性分析与评价，作为对于文艺作品内部艺术规律的不断发现和逐步深入，对于艺术作品的理论凝炼产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第五，无论对于作家、一般读者。还是对作品的品鉴、评价和判断，都以审美评价的方式，通过各种复杂的渠道影响到社会生活。特别关涉到人文理想等精神价值领域。质言之。与世界发生了联系。当然影响不是直接发生的，而是经过“一般中介”――社会心理所发生的。既然批评家在文学活动中处于如此位置，有其特定功能，并且与其他各部分有内在关联。那么，在批评实践中，批评家以怎样的文学观念及融汇于其中的价值取向予以批评实践？这种实践是否有益于文学活动健康发展和人的审美需要？这些问题需要理论来回答，即应建设批评家可秉持的价值取向、立足点、评价标准等理论，质言之，从文学活动论的读者接受部分，以及批评家部分，自然可延伸出文艺批评价值体系的理论问题。换个角度说。即这种理论问题的提出，缘自文学活动论逻辑链中的作家创作论、艺术作品论、鉴赏论等理论，当然，更是来自文学活动的各个部位的实践。

3.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逻辑起点

第一，文学活动论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制约关系，是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问题提出的理论依据，活动的实践则是问题提出的现实依据。第二，文学活动论本身的“世界”因素，就是以一个更大于文学活动的外在环境即社会环境及其活动为条件的。质言之，文学活动论体现了系统论思想方法，具体涉及到价值，则给予价值产生于关系的思想方法。第三，因为文学活动论以系统论为思想方法。所以，可以恰当地解决文艺，文学的区分和关联问题。

三、从两种批评理论的关系与内在悖论看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

文艺评论是有意识的理性活动。涉及文学观念和不同层次的批评理论等诸方面。文学观念问题，通过前面的理论梳理，确认文学是审美活动，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以此文学观念为基石延伸出来的文学理论各组成部分具有自洽性和内在逻辑性。

1.既有文学批评理论及其实践的现状分析

既有文学批评理论，蔚为大观的主要为探究文学作品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的批评理论。我们承认，文学以审美特质即其艺术魅力而掌握住读者，换个角度说，读者被其艺术魅力所感染使其价值得以实现。因此，批评以确认作品艺术魅力为前提，但是，批评家与一般读者的不同，在于他要继而说清楚，这样的艺术效果是如何获得的，如何获得就是艺术作品的艺术魅力形成的内在机制，也可表述为艺术价值形成机制。那么，与这样的批评目的相关的具体批评理论有哪些种类呢？笔者从自身研究经验和对诸如叙事学等理论的掌握和理解，认为可以分为如下两种。

第一种，具体文体的作品本体理论。比如诗歌艺术本体论、小说艺术本体论等。一块金币的这面是本体论，另一面就是方法论。例如叙事学，就是关于叙事作品构成的本体理论，叙事学关于叙述人称、视角和叙述时间等形式方面的理性探究，关于叙事作品作为一个陈述句，它有怎样的故事语法的说明等，如果批评家将之用来批评叙事性作品，即为探究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的学理性批评理论。运用叙事学理论可以分析叙事性作品如小说“怎么样”（有没有艺术魅力）、“如何”（艺术效果有哪些）等，即能说清楚该小说作品如此吸引人感染人的审美效应的原因。从工作原理和方法说，这种理论和运用此理论的具体批评。必定是分析性质的。新时期以来，由于广泛地借鉴中国古代文论、中国现当代文论和西方古典和现代文学理论，这样的具体文体的作品本体理论。成果非常丰硕。

但是从如上理论，自然引发出了一个问题：探究文学作品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的批评理论，毕竟属于分析性理论。分析性理论可否与评价性理论衔接？如果可以。那么，分析性批评就可以自然地转换为评价性批评，即可理解为，分析性理论和评价性理论具有学理的自洽和兼容性。评价性理论也就应该归属于文学理论范畴。而不是文学之外的用来评价的什么理论了。如果不可以，那么，就可认为分析性批评理论属于文学理论范畴。而评价l生批评理论则属于文学理论范畴之外的其他理论领域。笔者认可前一种，当然具体论述和形成系统理论的任务非常复杂。

第二种，分析性批评理论学理性地转向评价的批评理论。文学理论已经区分出诗歌学和解释学两种文学研究模式。“诗歌学以已经验证的意义或者效果为起点，研究它们是怎样取得的。而解释学则不同，它以文本为基点，研究文本的意义、力图发现新的、更好的解释”。前述的第一种，目的就是研究作品的意义或者效果是怎样取得的。从逻辑上说。如果一部作品经得起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的分析，说明它确实具有艺术价值。那么，所谓的艺术价值是什么呢？是合乎人类与现实的诗意情感关系，确证了人类对于向往的精神家园的审美追求，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那么，应该说，这样的作品就是有价值的。由此可知，分析性和评价性理论的衔接以及评价性理论的具体内涵和内容，就是笔者所说的第二种理论。目前这种理论尚未存在。笔者基于经典文学作品文本分析理论与实践，逐步产生这个理论设想。认为“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怎样进行价值判断和评价？不是主观随意地、无根据地判断和评价，而是基于分析的判断和评价。即从学理分析自然转换至判断和评价”。有了此判断和评价。分析性批评才真正落实在文学的人文属性之上。笔者既往对叙事性作品的研究中曾经做过若干探索，诸如文本内外方法互相结合转换：以及晚近的故事理念文学批评观之下的“作品内外精神同构的故事批评方法”、“系统观视阈的故事批评方法”、“‘宏隐喻’视阈的故事批评方法”、“口头与书面相通的故事批评方法”、“互文视阈的故事批评方法”、“品味与辨析讲述者的故事批评方法”、“文学文体学视阈的故事批评方法”等。笔者表述为“此书所谓方法论是以故事为切入点的文学批评方法论”。但这个探索性研究的论题限定在叙事性文学作品批评方法论范围，尚未提升到一般文学原理层面。现在，从如上两种批评之间的关联性来看，文艺评论价值体系视阈中重新探究的理论任务自然提了出来。

目前的批评实践中侧重分析陛的批评，一般具有学理性，属于学术性批评。侧重价值性的批评，常与分析分开而脱离了学理。即直接介入评价和判断。笔者以为。这呈现为理论上的自相矛盾，乃为悖论，作为一个问题需要研究。

2.既有批评理论及其观念的悖论分析

既然既有批评理论存在上述问题，那么，与文学理论的既有观念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性？

我国学术界有学者认为。应该区分出“一般文学观”和“文学价值观”两种观念。认为“一般文学观念侧重于认知对象‘是什么’方面的问题，……一般文学观念属于‘事实认知’，……是一种以思维方式为核心的社会意识形态，本质上是阐释性的、说明性的、其最高层次是科学的、系统的文学知识体系”。侧重认知对象“是什么”方面的问题。属于“事实认知”。文学价值观侧重于认知对象“应该如何”方面的问题，属于“价值认知”，是一种以基本评价标准为核心的价值信念。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尺度，其最高层次是审美理想，即内在的、稳定的评价模式。以“事实认知”为主要目的的批评理论，置于一般文学观念之下。以“价值认知”为主要目的的批评理论。置于文学价值观之下。笔者以为，如此区分必定会相应产生一些理论困难。

认为“事实认知”为主要目的的批评为分析性的、知识特性，这点笔者没有任何异议。但是，如果认为“价值认知”不属于知识，自然不能属于文学原理范畴，对此我有异议。因为，这涉及了若干问题：一般文学观念是否含有价值成分？对作品价值评价的理论是否可纳入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笔者进一步整理了我国目前的批评理论，以为目前将一般文学观和文学价值观分而置之的理念和思路有一定问题。如果从文学审美特性角度和审美意识形态的本质论来看，一般文学观念就是文学价值观念。文艺作品“应该如何”的理论理当属于一般文学观念覆盖之下的批评理论。我国新时期的文学审美特征论认为。“文学的对象和内容必须具有审美价值，或是在描写之后具有审美价值”。这就可推导出，文学是与审美价值相关联的事物。文学具有审美价值。不仅取决于“文学的对象和内容必须具有审美价值”，诸如与人的精神具有感应的优美、壮美、崇高等感情，而且，还取决于那些经过描写之后具有审美价值的生活。可见文学审美在对象、内容以及反映方式两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性。从审美反映的对象看待对象，总是以审美情感来判断与评价。以对象能否契合和满足主体自身的审美需要为原则。从审美目的看，“由于审美的对象是事物的价值属性，是现实生活中的美的正负价值（即事物的美或丑的性质），而美是对人而存在的，是一对象能否满足主体的审美需要，从审美对象中获得某种满足而引起的。所以，从审美愉快中所反映出来的总是主体对对象的一种直接或间接的（即通过对丑的否定来肯定美）肯定的态度，亦即‘应如何’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审美反映不可能以陈述判断，而只能是以评价判断来加以表达”。质言之，作家艺术家面对创造题材和对象内容，以审美原则为选择评价之根本。读者阅读和接受文学艺术作品，也以审美原则为选择和评价之根本。文学本身即关涉人们的精神家园的审美活动，其发生本身就有实实在在的功利性，或者按照康德所说的，其呈现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表面超功利无目的，内在本质上却合乎人们追求自由、美好生活的总目的。这是一般美学表述，文学原理的表述，则是“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不仅由于意识形态与人们的情感和精神世界的互融渗透关系，还因为意识形态会反作用于社会生活，不断改变人们精神生活环境等，由此自然地具有了功利性。因此，从文学本性来说，作为原理的文学理论，也就具有价值特性。所以，作为文学原理的文艺批评理论应该含有两种义项：担负搞清楚“应如何”的艺术是如何构成的？其艺术价值形成机制如何？从批评任务自身来说，就包含价值判断和评价。

笔者以为，恰恰是从目前批评理论的现状出发，我们发现了这个观念性问题。也再次证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之必要。

3.文艺评论价值体系视野的批评理论假设

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中题中应有之义的批评理论，应是怎样的理论？

在尊重既有具体文学批评理论基础上。探寻价值体系范围之内的某种衔接批评理论，以便与既有具体文学批评理论兼容。这种理论既是从文学活动中的批评家延伸出来的，同时，又遵循文学基本原理范围内部各种因素特质的逻辑联系，因此，也具有文学原理之本质。它的特性应该具有两个方面：其一，从体系来说，它是知识性的、原理性的、稳定性的。其二，此批评理论用于文学批评，即可体现“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与引导的功能。质言之，将以往脱离学理的直接价值判断和评价的文学批评，纳入到学理性批评范围之内，从非学术活动转变为学术活动。

这既可以看作是一种理论设想，也可理解为是文学批评理论自身呈现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假设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四、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与批评实践的关系

1.价值体系与批评实践的印证关系抑或例证关系

为什么提出这样的区分性问题？所谓印证关系，就是说本文列出的四个批评实践性子课题，对批评实践历时与共时的考察应该能够印证文艺评论的价值体系。那么，可以印证吗？根据托马斯-阿奎纳的看法。形而上学或存在论所探讨的固有对象即是“是”自身。他在论证“是”自身的时候。指出“是”包括本质与存在两种形态。存在形态先于本质形态，存在的“是”是“是”最具体、个别的、实体的独一无二的完美实现。这是他区分出“原初性存在”和“逻辑性存在”的基础。因为。他认为存在形态先于本质形态，所以，他强调“原初性存在”的“是”重于“逻辑性存在”的“是”。对应于我们的话题，具体的批评实践是原初性存在，而价值体系则是逻辑性存在。这符合事实，因为批评总是分散的自发性存在。价值体系则是在考察和归纳、总结批评实践基础上，并依据一定理论起点而形成的理论体系。但是，这样的体系一旦成型，就不再直接与批评实践直接对应了。从实践到理论的体系性，中间经历若干范畴的、具体理论环节的转化，由此，已经不可能互相对应，根据此原理，本文不取印证式关系，而采取例证式关系的研究逻辑。所谓例证式关系，是指在考察具体批评实践的时候，根据这些批评各自特点并从某个侧面可以证明价值体系的理论。就表明作为体系的理论具有合理性。因为普遍性具有最大覆盖性和包容性。理当能够覆盖住各种批评实践的特殊性。或者说，批评实践的特殊性中因为具有普遍性因素，才可被普遍性的体系所覆盖。

2.实践性批评对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的意义

如果说实践性批评对于价值体系是例证式关系，那么，实践性批评自身的本体性意义在哪里？明了了这一点，即为抵近“实践研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实践性批评的意义在于：第一，实践性批评涉及到文学的各个门类、各个阶段及其意识形态环境、各个民族和各种文体，所以，它自身携带着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向价值体系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就实际地规约着价值体系理论的外延、范围和覆盖性。比如，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其口头文学的模式、母题、类型等，在当下作家书面文学中依然占有很大比重，特别是对于叙事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批评如果尊重这个特点，那么，少数民族叙事文学批评的实践性个案。就要求价值体系建设要考虑此因素。第二，实践性批评自身就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且横向地与当下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意识形态背景等密切关联。最突出的例子是，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在当代依然有大量读者，特别是被如香港、台湾和澳门的人们阅读，则可能出现不同价值观背景下的审美判断差异乃至相反理解。这就向价值体系提出了历时的纵向的动态因素问题。也提出了不同语境的差异问题。再如。儿童文学随着生活的变化，文体、传播和媒介都不断发生变化。以往界定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本质的时候，几乎是将儿童文学忽略不计。儿童文学似乎不存在意识形态性成为历来的潜意识。但其实不然。比如，围际知名儿童文学研究专家彼得・哈林戴尔（Peter Hollindale）在1988年提出“童书与意识形态”，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儿童文学，哈林戴尔由此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就此话题发言的专家。再如，杰克・齐普斯（Jack Zipes）侧重童书/童话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问题研究，极有影响。贺伯特・寇尔（Herbert Kohl）举西方孩童耳熟能详的童书《大象巴巴》的故事为例，深入剖析成人、童书与儿童的权利运作关系问题。贾桂琳・罗丝（Jacqueline Rose）撷取精神分析理论，以西方儿童文学名著《彼得潘》为例，阐明“儿童”概念乃是成人欲望的想象。这些遍布世界各地的儿童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相对于价值体系，是实践性的，但给予我们以灵感：儿童文学和童书，在孩子价值观形成中的地位和机制是什么？非常值得研究。需要纳入价值体系思考中。以往我们理解的儿童文学就是孩子睡前的讲故事，现在则必须放置于文化传播重要手段的地位来思考了。

价值体系与批评实践的关系，概而言之，体现了关于系统/体系的特质和特征。最主要地是体现了前面所述的体系/系统只有在与外界交流互动中才能保存自身的特质和特征。但它并不因此而不含有一个自身封闭的系统。批评实践则是作为环境/外界与价值体系交流最密切相关的方面：由此可见，“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选题，具有内在科学性、合理性和实际可操作性一作了如上几个方面的大致讨论和理论设想，现在可以初步给予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一个定位了。

五、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必要说明与定位

1.说明及其简要论证

说明之一：关于文艺评论。

文艺评论，字面看应该指包括文学、影视、绘画、音乐等所有当代艺术分类所可囊括的所有艺术样式。但是，考虑到倘若顾及所有艺术样式。势必分散力量，与“有限规模”的要求不符，故而将“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界定在文学评论（批评）的价值体系。

那么，如何理解并解决以文学评论（批评）的价值体系界定“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并能体现包含各艺术门类的“文艺评论的价值体系”的应有内涵？

首先，历史依据。受苏联学术命名和规范的影响，建国初期，我国将研究文学发生发展、文学创作以及作品形式和文学接受活动等原理和规律的学科，认定为文学学。照顾汉语习惯称之文艺学。

其次，学理论据。关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1988年童庆炳的《文学理论导引》从三个层次讨论文学的本质特征，分别为，第一层次。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有共同的本质。都是社会生活的能动的反映。第二层次，文学这种意识形态在内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它的特殊本质：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它以人的整体的具有审美属性的生活为独特内容，以艺术形象为反映生活的独特形式。第三层次，作为语言艺术，文学又有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特性，即艺术形象的间接性，描述生活的宽广性、蕴含恩想的深刻性和语言媒质的韵律性。这个论证逻辑显示出，仅在第三层次上，才区分文学与其他艺术的不同，可倒向推导出，所有艺术门类均具有第一、二层次的属性。那么，如果具体到文艺/文学之关系，笔者以为，在认可审美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可以将层次作些调整。即可否把文艺价值最基本的审美情感设置为第一层次。这是超越于时代、民族具有共同性的因素。意识形态则为第二层次，第三层次为艺术形式等技术方面因素。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在1980年发表的《美和美的创造》一文提出，“艺术的本质和美的本质，基本上是一致的。美具有形象性、感染性、社会性以及能够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特点。艺术也都具有这些特点，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说，美是艺术的基本属性。不美的‘艺术’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不管他办不办得到，但从本质上说，他都应当是创造美的艺术的人，创造美和创造艺术，在基本的规律上是一致的”。我以为，蒋孔阳教授的表述可为支撑。倘若如此理解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并兼顾到其他艺术门类，在逻辑上如果行得通，是否可解决以文学代替或者代表文艺却不周延的问题？

最后，理论发展事实的依据。中国和西方，指称文学的诗学，都是发源最早到目前为止也最成熟的艺术种类的理论。西方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对诗人的理解、界定与态度，以及亚里斯多德的《诗学》等理论的着重点均为文学。中国先秦有儒家和道家，虽然也有文学之外的如音乐理论《乐记》，但非常侧重音乐的感物而动与乐察民心的价值。总体来说，是综合性讨论艺术。艺术观念与思想中对文学的关注非常明显。现代门类艺术概念的发生是18世纪的事情。1746年法国神学家和艺术理论家阿贝・巴托（Abbe Batteux）以认识论哲学为基础，在《归结到同一原则下的美的艺术》一文中，首次对艺术进行了分类。其“美的艺术”含有音乐、诗、绘画、雕塑和舞蹈等五个艺术门类。与“美的艺术”并列的还有“居中的艺术”（含有建筑和论辩术）以及“机械的艺术”（含有纺织等）。可见艺术门类区分及其理论比文学理论要晚得多。其理论成熟程度自然要有所不同。至于影视艺术、摄影艺术等依赖现代技术而出现的艺术门类，其理论更为晚近。所以，以成熟的文学为讨论艺术的本体有其合理性。

说明之二：关于价值。

何为价值？

《辞海》的“价值”辞条表述为：“指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如参考价值：有价值的作品。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的基本属性之一。”。辞条乃为最基本与客观的表述。其实，关于价值为客观自在存在，还是在关系中存在，始终是价值理论的不同思想。

价值理论从古希腊的柏拉图起就诞生了，但是。直到19世纪初，超越于经济范围的价值论，作为哲学分支的独立理论和学科方才诞生。价值概念，起步于经济学并超越于经济学，进而转向了并进入一般价值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在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人们所利用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马克思关于价值的最值得关注的思想，是他在《资本论》中提出的“价值对象性”概念。马克思把物的社会存在描述为物的“价值对象性”。并且把价值的对象性和价值予以区分。将价值看作是价值对象性的表现形式。捷克哲学家弗-布罗日克汲取了马克思的这个概念。将其提升为价值论的基本范畴：“这是个富于独创性的见解。他所谓的价值对象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为我之物’（不论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对社会的人具有的功能。”即“价值对象性”是建立在价值和价值需求评价主体之间的关系性概念。由于价值对象性是与人有关系的概念。方可理解为是“为我之物”。概而言之，凡是和人类建立了功能性关系的事物。就是价值对象性存在物。这就应和了马克思关于价值与价值对象性相互区分的思想。而且可以概括为：表现为一定价值的价值对象性，是由客体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地位和功能所决定的。由此，关于价值，可概括为：其一，不存在自在的孤立的价值，所谓“指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一定是指事物对谁有用途或积极作用。即“将价值看作价值对象性的表现形式”。其二，价值存在于和需要评价主体的关系中。在这个角度看，价值的存在即价值对象性存在。其三，价值因为与人的需求关系密切而具有类别和等级。

如上介绍了价值产生于关系的思想，在价值哲学中的体现和表述。其实，本论文以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并存在于文学活动论为本课题理论基点，已经蕴含了审美价值产生于关系的文学思想和思维方式。

2.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的定位

第一，定位于文学基本原理。

由于从文学活动延伸出来的理论与实践性问题，而文学活动业已有自身的基本性质的规定，关于此性质的理论即为文学原理，所以，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定位于文学原理，逻辑上应该说得通。按照逻辑，如此定位应该具有下面一些特点：首先，它具有自律性，也就是说，它自成体系，又与既有文学原理具有兼容、贯通、内在逻辑关联性，由此而具有整体性。其次，它也受其他诸多因素影响而出现他律特征，因为外在环境会有变化，文学原理内部和理论之间相互衔接部位的若干新理论的出现和更加细化，都需要不断有所调整，由此具有活动性。最后，因为与文学原理各部分有互相兼容贯通和内在逻辑联系，所以，它总是通过学理论证而获得的。由此而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这些乃为人文科学的特点。质言之。该体系建立后属于文学基本原理，即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是具有稳定性、完整性、活动性、科学性与知识性的理论。

第5篇

关键词：比较文学；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世界性眼光

比较文学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学科，它适应了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体现了用包容性眼光看待世界的学科方式，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它宣扬的“世界性眼光和胸怀”以及注重跨界的研究方法，不仅体现了宽广的学科视野，更显示了面向未来的人文素养。随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它已步入高校课堂，成为中文专业学生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参考陈惇老师的研究资料：1990年，它正式进入研究生培养学科目录。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其联合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把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合并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归属中国语言文学类的二级学科。1998年，教育部高教司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把“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列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要课程”之一，同时还把比较文学列入了“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课程”。高教司在对师范院校中文系必修课设置的意见中还取消了过去多年开设的外国文学，而代之以比较文学，而在对综合性大学中文系课程设置的意见中，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是分别开设的两门课。1998年之后，比较文学开始被列为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1］。从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首先，它已经是师范性和综合性大学中文系专、本科阶段的必修课程之一，而高校中文系毕业生是中学语文教师的主要来源。其次，比较文学也成为中小学语文教师继续教育的重要内容。这就使得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衔接变得顺理成章。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中学语文教师在职培训的蓬勃开展，如教育部组织开设的各种中学语文教师“国培”、“省培”计划，以及在职教育硕士研究生逐年扩大招生数量，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可行性和现实性也在大大增加。最后，随着近年来就业形势的变化，高校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的就业方向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以进入高校为主，不少人都选择进入中学当语文教师，而比较文学专业硕士毕业生进入中学当语文教师尤为突出，这使得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之间存在的联系更为紧密。因而，从学科发展角度而言，比较文学已经进入了中学，具有指导中学教学实践活动的现实性，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具体连接途径也变得更加迫切。

一、比较文学理念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

国内比较文学的发展经历了早期的引进、介绍到后来的改造、纵深，并在国外比较文学普遍走向危机的情况下，成功接过了学科大旗。在相关学者努力下，中国比较文学越来越走向成熟。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并举，成为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两大支柱。跨学科研究和阐发研究也成为比较文学的重要研究方法。由此，逐步形成了以“跨文明、跨文化”为标志的中国比较文学学派。尽管关于“学派说”尚存争议，但它起码表明了中国比较文学界已经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显示了较强的学科主体性。在众多国内研究者对比较文学的认识中，典型的定义是：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2］。这一定义中的方法论、“世界性眼光”、“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反映了比较文学强化跨界研究的学科意识以及面向世界的学科视野。近年来，比较文学界又提出“新人文精神”，倡导比较文学与人文精神之间的衔接，把比较文学理念往更高层次推进，显示了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旺盛势头和新鲜的学术活力，以及与当前世界文化格局变迁息息相关的学科敏感性。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是以中学生为授课对象传授汉语基本知识的教学、学习活动，它的目标除了让学生具备基本的阅读、写作能力外，更侧重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根据中学语文新课标的相关规定，语文教学不仅要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形精神，培养健全人格，培养学生对人以及生命的尊重。这与比较文学提倡的文化平等、跨文化对话、兼容并包、“和而不同”、尊重自然和生命的“新人文精神”颇有相通之处。从倡导理念而言，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学科视野对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活动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早在20世纪20年代，法国就在中学开设了比较文学课。首次运用比较文学这一名称的是法国中学教师诺埃尔和拉普拉斯。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自成立（1995年）起也一直致力于该课题研究，他们曾计划出版一套丛书《比较文学与人文素质教育》，其中的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的参考教材《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外名篇》由黄燕尤、葛桂录、赵峻、张晋军四位专家级学者完成。

山东省教育部门于2001年曾召开过全国性的中学比较文学研讨会议。山东寿光一中近年来与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联系密切，积极参与比较文学的学术活动，为中学开设比较文学课程进行准备。西北师范大学李晓卫教授曾支持完成了甘肃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项目的题目是“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关系研究”。在论文方面，近年来由高校教师、中学语文教师完成的相关科研论文大概有16篇，这些论文分为两个方向：一为理论探讨，如《比较文学在语文教学中的介入思路与意义》《运用比较文学拓展语文课堂》《比较文学基本理念与中学语文教育改革：邹建军访谈录》《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比较文学观念与中学语文教学》等；二为教学实践探讨，如胡亚渝的《中学语文比较文学导读》系列。后者为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提供了具体的可行性范例，对中学语文教师备课有借鉴意义。就目前成果来看，研究者已注意到比较文学对中学语文的重要性。其中，高校研究者更多关注理论建设，侧重探讨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在学理层面上的衔接；一线中学语文教师则从实践出发，探讨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课堂的可能性。但现在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为相关研究过于强调比较文学学科的严谨性，限制了它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大部分研究者都把比较文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使用限定在对外国文学课文的解读上。在现有的课文解析中，影响研究的阅读方法占据主要篇幅，而采用平行研究解读的较少。但比较文学真的就不适用于那些与外国文学没有关联的中国文学作品吗？平行研究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真的就没有市场吗？笔者看来，影响研究固然能够体现学科的严谨性，保证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捍卫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学科的尊严，但平行研究可能更适合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毕竟与外国文学课文相比，中国文学作品构成了中学语文课文的主要来源。这些课文，特别是古代文学作品多与外国文学没有太多关联，因而进行影响研究是不现实的。如果采用平行研究方法，可能更具实效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平行研究，比较文学可以更全面地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研究者的担心可能在于害怕在解读的过程中出现“x＋y”式的比附，从而歪曲了比较文学的原意。但是，其一，中学语文教学的核心是使学生掌握知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这是重中之重，而非严格遵守比较文学定义，即使应该遵守比较文学定义，也应该是不同于高校的专业研究。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比较文学理解应该适当放松严谨性，代之以灵活性、开放性，以增强学生学习兴趣为目的。其二，即使平行研究变成了“x＋y”的比附，它也有可能为语文教学带来新的视角，增添学生学习的趣味性，锻炼学生的发散思维和自由联想能力。众所周知，很多具有相似性的文学现象并没有继续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价值。对比较文学研究而言，这种文学现象只能算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劣质材料。但就中学生的阅读范围而言，这种简单随意比附却可能为教学增添趣味，使得学生以相似性为基础进行发散性思维训练成为可能。尽管比来比去，可能根本找不到立足点，但在这种“乱联系”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的记忆链，却可以使学生更为牢固地掌握语文知识。尽管这可能偏离了比较文学原意，但它对提高学生语文学习兴趣，锻炼学生思维能力显然很有帮助。因而，就观念上讲，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应该是全方位的。一方面应强化影响研究的重要性，教师在解读课文时尽可能采用影响研究，使学生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要强化平行研究的使用，保证所有中学语文课文都能纳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这就要求比较文学研究者以更为务实的态度面对中学语文以及中学生的知识层次和水平。

二、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结合的实施策略

（一）中学语文教学活动的要素和教师的学历构成特点

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活动的主体因素是语文教师、学生、家长等，其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毫无疑问应该是学生。但在具体教学实践活动中，学生的中心地位往往会被教师取代。对中学生而言，他们的自学能力尚在培养过程之中，因而，这种取代是无可厚非的。在以往研究中，论者往往忽略语文教师对中学生引入比较文学教学的重要性，而侧重教材的编写和教改方式，实际上相比于其他客体因素，占有主导性的教师才是最需要特别注意的。因而，研究比较文学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主要考察的对象应该是教师与学生。具体来说，中学语文教师所能做的就是如何把比较文学理念和方法贯彻到备课、授课、课外辅导等教学实践之中；对学生的要求则是，要学会用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思维去分析具体文本，由此锻炼自己的发散性思维和国际性视野，形成宽阔的视域。前面已经提到，就近年来中学语文教师的学历构成而言，一个突出现象是大批中文专业（包括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就选择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岗位，这种情况使得高校的专业知识得以更好地反馈中学语文课堂，二者形成良性互动。但长期以来，中学语文教材里涉及外国文学的课文较少，中学语文想当然地就与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专业）联系在了一起，至于与比较文学的链接则形成了观念上的想当然，即研究者和中学语文教师想当然地把它归之于外国文学，想当然地以中国文学为本位来排斥它。一般而言，中文系学生如果立志进入中学当教师，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专业必然是其首选的专业课程。这其实是对比较文学的误解。比较文学的最终立足点依然是中国文学，它的跨出去和比较视野的中心离不开中国文学和文化本身，它强调的是在多维度、多视角前提下对本国文学的重新审视，这种审视会大大丰富和扩大中国文学的内涵以及世界文学的意义。比较文学大都开设在中文系课程里，它隶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这本身就表明它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中学语文教师要想厘清对比较文学的认识，就不能受这些观念的影响。这是把比较文学应用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前提条件。

（二）实施策略

如何把比较文学引入教学实践呢？就中学语文教学活动而言，语文教师的主要教学活动包括备课、讲课、课外指导、批改作业等。首先，备课要充分。前面已经提到，如果课文选自外国文学作品，那么比较文学的应用就变得顺理成章。教师备课的时候，除了介绍作者之外，更要强化学生对译者的重视，并由此可以引导学生了解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问题。尽管不能深入展开，但教师势必要让学生明白语言转换中的文化差异，使学生明白文化语境不同，语言表达就会不同。长期以来，中学语文课本里的外国文学选读课文都直接被当成外国文学作品来讲，这是有问题的。除了翻译问题，同样要讲的还有译文在中国的理解和接受等问题。如果课文来自中国文学作品，并与外国文学有直接关联，那么就可以延续影响研究的思路，寻找课文的外国文学渊源以及产生的中国式变化。如果课文与外国文学没有太多关系，那么教师就需要用平行研究方法，扩展学生的思考宽度。比如教师可以用主题学方法，引导学生了解同一文学主题在不同文化里的表达方式和效果。教师还可以采用类型学方法，探讨不同文类在不同民族文学里的表达。在备课过程中，教师的思路要明确，即对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要足够清晰，形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同时，教师要善于利用相关资料，扩展备课内容的内涵和外延，提升备课质量。这就涉及了相关教学参考资料的使用。前述的《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外名篇》以及用比较文学方法对相关中学语文课文的解读论文，都可以直接为教师所用，这就能大大节省教师们查找资料的时间。这也为高校研究者和中学语文教师们提出了一个具体而明确的要求，那就是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要针对中学语文课文形成配套的研究成果，以方便其他教师的备课和组织教学活动。其次，教师在讲课过程中要善于借助多种工具和手段把比较文学方法造成的理解困难以相对直观的方式展现出来。这里可以采用幻灯片和视频资料等方式，教师充分利用图片等资料，向学生展示异域文化特色，使他们能够形象地理解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学差异。一方面，教师要向学生介绍涉及的国家、民族的文化特点以及文学特色，使之能够明白外国文学创作的文化背景因素。学生可以以此作为参照，理解和提升对本民族文学、语言的认识。另一方面，教师要适当向学生讲解比较文学的基本知识，这也是语文教师的任务之一。但当前流行的比较文学教材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理论化造成的枯燥化。因而在向学生讲解比较文学基础知识时，教师应结合具体文学现象，遵循循序渐进原则，从基本概念和方法入手，求粗不求精，先使学生形成大致理解轮廓。

比如可以先从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入手，用最通俗的语言讲明白何谓影响，何谓平行，即使这种简单化会使学生产生误解也在所不惜。然后再逐步推进，讲解翻译研究、阐发研究等。只让学生理解，不求学生记忆。在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可要求学生胸怀要宽、心中有世界，眼界要广、眼中有他国。尽管这样的要求有点高，但应该让学生形成这样的初步意识。在具体讲解时，教师要善于联想和引申，善于引入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作为参照物。这个具体操作取决于教师自身的比较文学素养，因而，老师的比较文学素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再次，教师在课外辅导过程中要引导学生阅读比较文学相关书籍，以每次解决一个问题的方式进行最为合适。比如，利用一周时间推荐学生阅读关于影响研究的理论和相关论文，还可以让学生阅读关于世界文化的书籍，使学生明白文化的多元性。另外，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世界文学名著时，可以用推荐的方式减少阅读数量，选取那些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推荐给学生，让学生起码知道西方文学、东方文学的精品之作。教师要鼓励学生学会利用网络等工具来寻找答案，培养学生寻找答案的自学能力。最后，学生除了积极配合教师的教学活动之外，要形成“世界主人”的意识。21世纪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地球村观念已经形成。对中国的中学生而言，他们不仅是未来中国的主人，更会是未来世界的主人。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这也是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直接决定了以后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如果从这一时期开始，他们心中就有这样的意识，那么以后他的人生之路就会更宽。比较文学方法论和价值论的核心就是“世界性眼光”，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培养的核心也应该是这种意识，要把具备世界性眼光和“世界主人”意识当成比较文学教学的最终指向。除了学习、阅读之外，有条件的话学生可以通过出国旅游、考察或者交换学习，在视野和境界上拓展自我的世界性眼光，努力使自己成长为国际化的中学生。这当然过于理想化了，但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把比较文学的教学效果真正落到实处。

到此可以归纳一下。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活动的策略，主要方面就是教师。提高教师的比较文学素养，这是核心环节。另一个方面是学生，促进学生具备初步的世界性眼光和意识，这是落脚点。为达到这样的要求，可以从以下具体方式着手：（1）教师培训。中学应有针对性地组织语文教师进行比较文学的培训。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培训政策，组织了相关项目，现在需要的是相关培训院校强化比较文学的教学内容，这是强化中学语文教师理解和接受比较文学的重要途径。在培训过程中，相关研究者应该结合一线教师的实际情况，探讨“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学”的具体理念和实践方式。（2）授课环节。在备课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在讲课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选择国外文学、文化作为参照物。（3）课外阅读。阅读有益于学生初步接受比较文学基本理念和方法，并拓展其文化视野和文学的民族空间。

三、结语

比较文学引入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之中，势必会为素质教育提供新的视角，为中学语文教学带来全新的理解视域。它将会促使学生形成国际性视野，以包容心态面对文化差异，以更广阔视角和方式看待世界。对比较文学本身而言，长期以来它一直纠缠于繁琐的理论讨论上，空谈学科人文关怀和价值，缺乏具体现实指向性，而该问题的研究势必对比较文学提升学科品位具有重要参考意义。随着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活动的结合与应用的逐步深入，培养初具国际化素养和世界性眼光的中学生将不再是一种空谈，中学语文教学改革也必将会有崭新的气象。

参考文献：

［1］陈惇．比较文学教学的回顾与思考：为纪念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20周年而作［J］．中国比较文学，2005（4）：14－15．

第6篇

威廉·威格·库珀（William Wager Cooper，1914～ ）是一位全球著名的经济学家，曾任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管理学、会计与管理学、信息系统教授，以及财务管理荣誉教授。库珀不仅是运筹学的创始人之一，而且在金融和会计领域有突出贡献。由于其在将数学知识运用于经济管理中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的贡献，成为1995年被选入美国会计名人堂的唯一一位会计大师。

一、个人简要生平

库珀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1914年出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Alabama）的伯明翰（Birmingham），他的父亲曾是安海斯-布希（Anheuser-Busch）的一个薄记员，后成为其经销商。在库珀三岁的时候，他们举家搬到了芝加哥（Chicago），他的父亲在那儿经营一个加油站，不过这个加油站在经济大萧条中倒闭了，家境贫寒的他高中都没毕业。年少的他在职业拳击赛中当过拳击手，在保龄球馆当过服务员，还去高尔夫球场做过球童。有一天，在他匆匆赶去高尔夫球场的时候，碰见了以后成为他的终身教师、会计名人堂成员之一的埃里克·路易斯·科勒（Eric Louis Kohler）。在科勒的帮助下，芝加哥大学给了他一次学习的机会，库珀从而开始了在芝加哥的无学位生涯。

进入芝加哥大学以后，库珀很快就喜欢上了那里的学习气氛，他很庆幸自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于是他参加入学考试，准备以后成为一个药剂师，因为在那个年代，他觉得这是一个收入很不错的工作。当时的科勒是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Arthur Andersen）的负责人，他觉得库珀在数学方面很有天赋，于是就要他将数学知识运用到他们正在做的一个关于专利侵权案中。库珀通过努力终于发现了原告工程师所使用的数学方法存在着错误，这即给事务所帮了很大的忙。科勒也更加认为库珀是一个很有才华、有前途的人，于是就聘用他暑期做全职，开学之后做兼职。事务所的工作激发了库珀对会计方面的兴趣，因此他将专业由医学转到经济学，科勒则指导他学习有关会计方面的基本知识。

1938年，库珀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并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这时科勒已经离开安达信，在田纳西州（Tennessee）河流管理局和经济管理局担任政府要员，他让库珀也在田纳西政府工作，主要研究程序审计（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效益审计）、成本的数学分摊方法，以及州政府在其他方面所遇到难题的解决办法。这些工作使库珀的会计知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也为他以后的辉煌人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40年下半年，他离开田纳西，去参加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博士入学考试，并成为该校商学院的一名博士生。

1942年，库珀取得博士学位以后，参加了美国预算署—即现在的美国政府管理与预算办公室（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简称OMB）的美国统计准则的制定和划分工作。由于二战的影响，他被安排去处理联邦政府所有的财务以及与财务相关的统计工作。二战快要结束时，即1944年年底库珀离职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两年后，他返回华盛顿并掌管战争时期的财务统计工作。在华盛顿期间，库珀成为卡内基科技工程学院（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现在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名成员，受卡内基-梅隆大学创办者Mr.William Larimer Mellon的邀请，一起创建了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即现在的商学院（School of Business）和公共事务学院（College of Public Affair）。他在那里工作了近三十年，为卡内基-梅隆大学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他却没能培养出科勒为马歇尔计划所设想的财政检察官。68岁时，库珀受德州奥斯汀（Austin）商学院创始人Dr. George Kozmetsky之邀，来到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商学院，他的到来使商学院有了很大发展，排行榜列入前15位，并且使其会计系排名全美第一，管理科学和信息系统系排名全美第三。

1970年，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授予库珀文学硕士学位；1975年，哈佛大学又授予他荣誉理学博士学位，西班牙的艾丽思坎特大学（University of Alicante）授予他荣誉博士；1976年，库珀获得哈佛大学艺术学专业的名誉硕士学位，同年他开始在哈佛大学企业管理学院做一个以亚瑟?劳斯·狄更斯（Arthur Loews Dickinson）命名的项目，直到1980年才完成该项目。尔后，他开始执教于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并被该校聘为管理学、会计与管理学、信息系统教授，如今还是该校的财务管理荣誉Foster Parker教授。1982年，卡内基-梅隆大学也授予库珀理学博士称号。

二、理论与实务的主要贡献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库珀活跃于多种专业组织，他是管理科学研究会（TIMS）的创始人以及第一任会长，曾担任过美国及欧洲经济和管理学领域主要顶级刊物如《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运筹学》（Operations Research）、《会计评论》（the Accounting Review）等杂志的编委。

库珀一生所获荣誉众多，且许多均为含金量颇高的奖项。1945年，获得美国注册公共会计师联合会（如今的AICPA）颁发的会计学上最有份量的奖—最有价值会计论文奖；1982年，作为美国运筹学会、经济计量学会、政府会计协会和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成员，获得运筹协会和管理科学协会联合颁发的约翰·冯·纽曼理论奖（the John Von Neumann Theory Medal）。同年，卡内基-梅隆大学还以他的名字设立了教授席位以奖励那些有才能的教授。1986年，被美国会计学会（AAA）下属的国际会计部（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ection）选为国际杰出会计学教授；1988年，为了奖励库珀作为《审计：理论和实务》（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杂志首位主编所作的成绩，美国会计学会（AAA）的审计部授予他审计杰出贡献奖；1998年，卡内基-梅隆大学公共政策管理学院又以他和她妻子的名字设立了专门讲座；2002年，美国会计学会（AAA）授予他管理会计终身贡献奖；此外，他还三次获得麦肯锡基金会的最有价值论文奖。

第7篇

论文摘要：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存在高校自我评估动力不足、市场评估动力不够、社会组织评估影响力弱、评估指标体系不科学等问题。高等学校的多样性，不同类型、层次高校定位与使命的多样化，社会需求的多元化，人才成长的个性化，使得高等教育发展多样化。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主体利益多样化，进而产生多元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形成多元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最终导致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发展的多元化趋向。  

  

关于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探索，总体来看，有三个关键问题：一是高等教育质量究竟包含哪些内容；二是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三是如何评估高等教育质量。本文主要探讨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多元化趋向问题。  

  

一、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教育部领导并组织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自2003年开始，到2008年基本结束，评估学校涉及2001年之前取得本科学历授权资格的近600所学校。钟秉林教授用了“六个促进”、“存在四个问题”对这次评估进行了总结和概括。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对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评估模式为主。政府是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估主体和价值主体，在引导高等教育发展方向上具有积极意义。政府作为唯一权威的评估主体，学校变成被评估和监督的对象，教育界、知识界、社会组织和用人单位对高等教育的评估处于从属地位或者被忽视，高等学校的自我评估也仅是为了应付政府外在评估而不得已的行为。对现存评估机制进行理性分析，发现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高校自我评估动力不足。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作为单一的评估主体，导致高校参与评估的积极性不高，即使参与评估活动，也大多是应付。评估过后，一切恢复“原生态”。  

其次，市场评估动力不够。在我国的高等教育评估中，社会及用人单位很少参与评估活动，即使参与，也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补充。社会及用人单位所需要的人才是政府“根据需要”供给的，人才规格是政府行为，因此用人部门在很大程度上也缺乏参与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动力。  

第三，社会组织评估影响力弱。由于我国政府主导下的评估模式占主导地位，其它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对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权威性尚没有得到认可，其影响力远远不够。政府在评估中有较多的话语权和行政行为，在客观上也障碍了其他评估力量的发挥，并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其他评估者的地位和威信的提高。  

第四，评估指标体系的科学性有待斟酌。评估的科学性取决于评估指标体系设计的合理性、科学性。就上一轮的评估指标体系而言，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评估指标体系和各项子指标的权重设计单一化，最终导致用同样的指标体系评估不同类型与层次的高等学校，这显然是不科学的。  

  

二、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多元化的现实依据  

  

1.高等学校存在多样性  

评估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必须分析高等教育质量的载体。高等教育质量的载体就是各级各类的高等学校。在中国，高等学校是一个非常泛化的概念。一般是指大学、专门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简称高校。在最广泛意义上一般是指对公民进行高等教育的学校。大学仅仅是高等学校的一部分，指的是包含多门学科的综合性高等学校。专门学院如医学院、戏曲学院、音乐学院、美术学院、体育学院、师范学院等。高等专科学校如职业技术学院、职业学院等，专门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都是高等学校系列，但不是大学的系列。  

高等学校客观存在着类、型、层次的差别。就类而言，有综合类、文理类、理科类、文科类、理学类、工学类、农学类、医学类、法学类、文学类、管理类、体育类、艺术类等13类。就型而言，有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教学研究型、教学型4种。就层次结构而言，高校有专科教育层次、本科教育层次、研究生教育层次。由此可见，高等教育质量的载体——高等学校存在着多样性，不仅有类型的差异，也有层次上的区分，这就要求我们评估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坚持多元化的标准。  

  

2.高等学校的定位、使命与职责存在多样性  

所有高等学校共同编织成一个高等学校网，每所高校都是网上的一个纽结，这个纽结代表着本所高校在整个高校系统中的定位。定位不同，其使命和职责不同，其办学理念、精神和文化就不同。这既是客观存在，又是评估高等教育质量的客观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对不同定位、不同使命与职责的高校教育质量采用不同的评估标准、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例如，美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其理论基础是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法作出的科学分类。  

  

3.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  

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分工，不同的社会分工形成不同的行业，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特定知识技能和职业规则。特别是当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职业劳动越来越专门化。高等教育多样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由此会形成多样化的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我们要对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进行评估，也必然要求有多元化的评估指标体系。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多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4.人的发展最终是成为个性化的人  

人的发展是在全面学习各种文化知识的基础上，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特质。人的存在就是其个性的存在。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忽视人的个性发展。随着教育理念的更新，人类教育活动从“神话”教育过渡到“物化”教育阶段，最终来到“人化”教育阶段，我们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以人为本的教育就是指以人为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教育人、关心人，把教育与人的幸福、自由、尊严、终极价值联系起来，使教育真正成为人的教育、挖掘人潜能的力量、实现人的价值的手段、发展人的个性的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人的个性化是教育的最终追求。教育要使人走向个性化，就必须采用个性化的教育手段，由此教育质量评估必须个性化、多元化。  

三、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多元化的理论依据  

  

1.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1998年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会议上通过的《21世纪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宣言》中指出，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应该考虑多样性和避免由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高等教育质量。  

树立正确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必须探究高等教育发展中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内涵，正确认识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数量是质量的基础，质量是数量的生命。高等教育质量水平并非越高越好，关键在于其与目标市场和成本水平的最佳匹配。此意为高等教育满足用户和消费者的何种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以什么代价满足，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高等教育的质量主要体现为“针对性”，即培养人才的社会针对性。高等教育质 量的内涵从“合格产品’’到“用户满意”，从数量型发展到质量型，从学术性质量转向应用性质量。我国高等教育需要一种多元的质量观，研究型大学必须坚持学术质量观，一般本科院校必须树立社会需要导向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普通专科教育应当坚持个人选择导向的高等教育质量观，社会办高等教育可以坚持市场需要导向的质量观，以及终身教育的个人质量观。高等教育质量观应包括发展的质量观、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适应性的质量观、整体的质量观、特色化的质量观。  

高等教育质量观大致包括以下几种：一是适应性质量观，强调大学的服务职能，即大学所培养人才质量的标准是否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二是整体性质量观，要求用系统的观念衡量教育质量而不能仅用单一指标衡量。三是特色化质量观，认为特色是质量的重要标志，高校必须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才能生存和发展。四是价值增值质量观，认为学生在受教育前后所发生的积极变化程度决定质量的高低。每种质量观都是特定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反映，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高等教育价值观由原来的关注知识本身到关注社会服务，由一元到多元，这既是时展的结果，也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逻辑规律，同时，也反映出质量观的哲学基础由认识论转向价值论。高等教育质量观是人为的价值判断，每个人、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没有必要追求统一的标准。  

2.多种评估主体的价值理念  

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涉及到许多利益主体，例如国家(政府)、市场(社会)、高校、受教育者等。由于主体利益的不同，对待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价值取向就不同。就国家(政府)来说，所坚持的最根本的价值理念是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此政府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行使其管理职能。对于市场(社会)来说，所坚持的最根本价值理念是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和利用，也就是资源使用效率。这是因为高等教育在大多数国家都是社会稀缺资源，不论是组织还是个人，拥有这种资源后就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取得优势。正因为如此，国家和社会又投入了大量资源以发展高等教育，关注这些资源的有效利用成为市场监督高等教育的充分理由。但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本身陷入程度不同的财政危机之中，这不仅制约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也危及到高等教育质量。为了自身的发展，它们不得不求助于社会的资助，这使得市场对于高等教育的评估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对于高校来说，所坚持的最根本的价值理念应该是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涉及到学者个人在学术活动中的独立性以及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大学的自治，这种独立性所针对的对象既包括国家、教会之类的世俗和精神权力机构，也包括一般公众”。“真正的大学必须具有三个组成，一是学术性之教学，二是科学与学术性的研究，三是创造性之文化生活”。这些活动皆属于探索未知世界和不确定性事物的工作，是一种永无止境的任务，因此，需要学者“不惜一切代价，无条件地追求真理”。“学术自由”是高等学校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标志，如果没有学术自由，高等学校教学与研究就不可能有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和新技术的产生。就受教育者来说，他们接受高等教育最关心的是个体的和谐发展，能否在最大限度上满足社会(市场)和劳动的需要，为个体谋求幸福生活奠定基础。辨明四者的根本价值理念和相互关系，可以看出高等教育评估中存在着价值冲突，由此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必须走多元化之路。  

  

四、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多元化的必然性  

  

高等学校客观上存在着多样性，既有类型的差异，又有层次之分，这就决定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具有不同的定位，肩负着不同的使命与职责，进而使高校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即使是同类型、同层次的高校，由于历史背景、社会环境的不同，也会打上地域文化的印记，也存在着不同的办学特色。再加上社会需要的多样化，人才成长规律的个性化，企图用统一的标准对高校进行质量评估，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  

另外，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是评估主体的主观行为，由于评估主体利益的不同，不同评估主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在不同价值取向、不同高等教育质量观的指导下，制定的评估指标体系也就不同，测量评估的结论也会迥然有异。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主要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学校整体评估，二是专业学科课程教学评估，三是课堂教学质量评估。学校整体评估侧重学校整体的办学思想、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的评估；专业学科课程教学评估侧重专业学科课程的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的评估：课堂教学质量评估是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最核心的问题。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形式主要是发展评估与声誉评估。发展评估是教育评估中主要的、经常的形式，其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肯定成绩，诊断问题，改进工作。声誉评估又分为合格评估和选优评估两种。而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比较重视数量，学校规模、论文数量、科研成果数、学科数、经费数额等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高校排名的结果。不同大学具有不同的规模，科研人员的数目也不相同，科研成果的绝对数量难以真正反映出学校的科研实力。  

从国外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经验来看，多元化评估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必须正视外部评估主体的评价功能，充分调动各评估主体的积极性，并使各主体利益的需求保持适当张力，从而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主导下的以多元评估为导向、以社会组织评估为中介、以学校自我发展评估为基础的多元评估体系。  

  

参考文献：  

[1]钟秉林，本科教学评估若干热点问题浅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9，(6)：38-45.  

[2]司林波，高等教育评价的多元主体模式探析[j]，科技与管理，2008，(6)：118-120.  

[3]薛天祥，周海涛，时伟，确定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的正确观念[j]教育发展研究，2001，(7)：39-40.  

[4]蓝劲松，构建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n]，科学时报，2001-6-21(2).  

[5]房剑森，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发展与中国的选择[j]，现代大学教育，2002，(2)：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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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德广，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多样化和质量保证[j]东南学术，2001，(2)：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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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贺卫方，作为宪法课题的学术自由[j]，云梦学刊，2007，(4)：8.  

第8篇

关键词：自然审美批评；生态批评；客观性原则；自然美内涵；自然审美方法

一、问题之提出

批评，作为一种区别于仅是审美感知或欣赏之行为，是一种理性活动，一种术语、命题、论点之组织。在任何情况下，此活动之特点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构成此活动的操作性因素，就像它亦依赖于它所针对的对象，或其作者之精神与环境特性一样。2

作为日常生活概念，“批评”（criticism）被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诸对象、行为与语境，比如对服饰、饮食及人物的品评。然而，作为诗学概念，“批评”一般特指对艺术作品及表演行为之评价，即“艺术批评”。

批评者，议论、判断与评价之谓也，包括日常生活批评与艺术批评在内，人类现实活动中出现对某对象、行为之批评现象，当是人类理性意识觉醒的重要信息；然而，人类任何领域活动的整体自觉要走向专业化与精致化，反过来似乎又以批评的出现为前提。无论哪一种活动，当零星的意见式议论与评判转化为系统性判断与评价时，批评便由现实活动的寄生性因素蜕变为具有超越性的独立行为，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化的观念活动。当然，任何领域的专业化批评，其终极价值又体现为它对所批评评价对象与活动的反哺性回馈――其评估性判断对所批评对象、活动之优化与提升。

古典时代，东西方均存在着艺术创造、欣赏与艺术批评大致均衡的平行发展史，此二者互依互惠，促进了人类艺术审美的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艺术批评对东西方艺术审美的高度自觉及其精致化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然而令人吃惊的是，与此情形大为不同，东西方古典自然审美传统中却并不存在此种大致相同的结构――审美欣赏与审美批评之并行，而是只有自然审美欣赏，并未建立起相应的自然美批评。东西方自然审美史，乃是仅有欣赏并无批评的局面。要言之，东西方古典自然审美史存在着一个关于自然审美批评的巨大空白。

如果说对人类任何现实活动而言，批评乃理性之标志，对艺术审美而言，艺术批评促成了古典艺术审美之高度自觉，艺术创造、欣赏与艺术批评双向互动乃人类艺术审美之理想格局，那么，东西方古典自然审美有欣赏而无批评的局面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传统自然审美意识并不健全，感性主导而理性不足；它意味着，整体而言，东西方传统自然审美并未实现真正的自觉。如果说在艺术审美领域存在着理性判断：怎样的艺术欣赏是正确的，怎样的艺术欣赏是不完善的，其间已然建立起审美欣赏恰当与否的价值标准与技术体系，那么与之相较，关于自然审美则似乎一直是一种怎么都成的局面。若对艺术审美而言，专业欣赏与外行欣赏、肤浅欣赏与深度欣赏之别是必要的，那么在自然审美欣赏这里，一种怎么都成的无政府、自然主义状态为何是合理的？人类的审美欣赏在自然审美与艺术欣赏两端为何如此心理分裂、二元对立？只要人类在自然审美欣赏这里尚未建立起明确的是非价值标准，只要人类在自然审美欣赏这里尚未提炼出一套精准、细腻、深刻地揭示自然审美内涵的技术系统，那么无论人们在日常生活、诗文与美术中如何热烈地展示其对自然的审美热情，无论其献给大自然的颂歌与诗画如何浩繁，都不足以说明人类自然审美意识已然自觉与成熟。与艺术审美传统相比，人类的自然审美意识依然极为朴素、粗疏与肤浅。当代自然审美经验如何实质性地超越古典自然审美传统？当代自然美学的独特学术使命是什么？进行历史性的补课，正面引入关于自然审美欣赏内涵与方法正确标准的批评环节，初步建立起关于自然审美批评的话语体系，便是当务之急。1

当代西方环境美学家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在自觉反思西方自然审美传统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西方自然审美传统中所存在的基本错误类型，正面提出了自然审美的恰当性问题，并就自然审美欣赏中到底欣赏什么、如何欣赏提出初步意见。此实乃当代自然美学、环境美学的重要成果，值得学界严肃关注。 然而，当代西方自然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键词却仍然是“自然审美欣赏”。学者们虽然就如何欣赏自然发表了诸多建设性意见，却并未正面提出发展自然审美批评、建立自然审美批评话语体系的问题。笔者认为，仅从美学理论角度原则性讨论何为正确或恰当的自然审美欣赏，应当如何欣赏自然之美是远远不够的。当代自然美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便是在形而下层面拓展自然审美批评实践，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简明、有效的自然审美批评话语体系，使社会大众的自然审美欣赏不再只是人类自然之爱的朴素情感表达，而是像艺术审美欣赏的情形那样，成为一种有明确的价值目标、审美内涵与方法引领的自觉审美活动，使当代自然审美欣赏实现整体自觉。

同时，关于自然审美经验的评价，也不能满足于主观、零星的私人审美偏好表达，而应当发展成一种专业性、可分享的严肃活动，就像艺术批评已然做到的那样。现实的描述是，科学合理的自然审美批评话语体系当是朴素自然审美经验长期积累的结果；理想的描述是，唯有首先在学术研究层面建立起一套有操作性的自然审美批评话语体系，进而将这套话语体系在现实的自然审美批评中大力推广，有力促进自然审美批评的普遍性展开，当代自然审美才会真正实现自觉。当代自然美学与环境美学要想从根本上摆脱玄学状态，必须自觉引入自然审美批评这一环节，如此方有扎实的现实与学术基础，就像发达的艺术批评实乃艺术哲学的必要基础一样。理想的自然美学、环境美学应当建立在由自然审美与自然批评构成的现实基础上，而不是单纯的哲学分析研究。

当自然美学、环境美学家们满足于坐而论道时，来自文学批评领域的传统艺术批评家们却大胆跨界，据文学文本中的相关信息拓展出“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从事着本该由自然美学、环境美学家们首先尝试的工作。然而，文学批评家们所进行的生态批评与自然美学家、环境美学家心目中的自然审美批评毕竟有所不同。

当代西方的“生态批评”着力讨论文学与环境之关系，可谓是对纯艺术文学观之突破，立足文学视野关注现实环境问题，或立足现实环境问题讨论文学。 然而从美学的角度看，这实在是一N传统艺术理论中的领域性视野。一方面，环境观念不只存在于文学，而普遍地存在于艺术各领域，因此生态批评不能只是一种以文学为材料的环境批评，而当是一种以诸艺术领域为材料的环境批评。就其归旨――环境问题而言，生态批评实当称之为“环境批评”，至少当是关于艺术而非仅文学的环境批评。另一方面，审美现象不只存在于艺术，还存在于非艺术领域，诸如自然审美、工艺审美与生活审美诸领域。故而生态批评若以审美为视野，就当是一种关于审美的环境批评，故而生态批评需要扩容。然而，作为自然科学，特别是一门实用性技术的自然科学分支，“环境批评”乃是以自然环境为实体，以生态健康为宗旨，关于自然环境现状、环境改进技术与环境保护政策效用状况的技术性批评，鲜及人文价值观念；目前作为文学批评拓展性领域的生态批评，则主要围绕文学文本中的环境观念进行。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实际上有两种环境批评：一曰“技术性环境批评”，以自然环境为实体，从自然与社会路径解决现实环境问题；二曰“观念性环境批评”，以关于环境的人文价值观念反思为实体，通过人文观念变革实现环境问题改善目标。现有的生态批评显然属于后者。1

当代西方的生态批评乃学院派文学批评家由传统文学批评向环境批评之拓展，看似水到渠成、十分自然，却大大遮蔽了基础性问题。他们没有意识到：生态批评要想富有成效，首先需要在自然审美观念与方法方面奠基必要的学术与社会文化基础，而不是直接扑向生态问题。先解决观念，再解决技术，这本来就是观念性环境批评的根本思路。从美学的角度看，当代环境诸问题，首先是因为人们在自然审美观念上存在问题，因此，治本之策正在于重建自然审美观念，拓展自然审美批评。所以，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基础性补课工作便是，首先在自然审美环节上建立基础性的审美批评规范系统，建构关于自然审美批评话语体系，切实回答什么样的自然审美才是恰当正确的，从价值论与方法论两个方面解决如何恰当地欣赏自然的问题。所以，当代生态批评需从自然美学角度补课，从源头上解决自然审美价值观与方法论问题。没有这种深层理论自觉，若无此基础性工作，只停留于从环境科学中借鉴某些概念议论文学艺术中的环境价值观念，便不足以切实改进社会大众的自然审美趣味与方法，生态批评难以实现其对环境问题的现实关怀，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也缺乏必要的社会文化基础。在此意义上，生态批评需要自我深化，从关于环境问题的“外在批评”转向关于审美观念与方法的“内在批评”，在自然美学意义上根本解决自然审美价值观与自然审美方法论问题，将生态批评转化为自然审美批评。

二、自然审美批评的核心任务

经验地看，自然审美批评就存在于自然审美欣赏活动中。审美感知就是一种审美判断，一种没有审美价值判断的审美欣赏是不可思议的。自然审美欣赏中，至少存在着关于特定自然对象美与丑的感知性判断，即仅从生理感官愉悦与否的生理感知层面，对所欣赏自然对象作出积极或消极的审美价值判断。在此意义上，关于自然对象审美价值的评估首先是一种审美直觉，是自然欣赏者审美感官发挥其生理功能的一种朴素行为。进而，社会大众的自然审美实践，也存在着理性意义上的审美价值判断，即争议性审美判断，当人们对同一自然对象发生不同审美价值判断时，人们往往会努力给出理由以支持自己的判断。然而，总体而言，发生在社会大众日常自然审美欣赏实践中的审美判断，多为关于特定自然对象审美价值的主观、零星、私人性意见表达。在学术界，人们通常将批评总体上为理解为一种自觉、理性的专业，而将生理意义上直觉式审美感知反应排除在外，亦将普通人在自然审美欣赏过程中所发表的零星、私人性意见忽略不计。历史地看，整体而言，关于自然的专业性、系统性审美批评应当是民族自然审美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后起的超越性观念活动，故而当产生于自然审美欣赏活动之后；然理想言之，自觉、优质的自然审美欣赏，实需自然审美专家――具备相当领域知识与经验的批评家们的指导，因此理想的自然审美欣赏又当以自觉、成熟的自然审美批评为前提，就像严肃、完善的艺术欣赏需要以专业的艺术批评为指导一样。

当代西方生态批评并不以社会大众的自然审美欣赏活动为直接批评对象，而是一种关于自然审美欣赏的间接的环境批评――对文学文本自然审美经验中所存在环境影响问题进行学术性检视与评估。自然审美批评则是对当代社会大众自然审美欣赏活动直接的审美鉴赏指导，可以将它理解为关于自然审美欣赏的审美教育或自然审美观念与知识的文化普及活动。由于它所批评的是直接的自然审美欣赏活动，其核心自然审美理念来自当代自然美学与环境美学，因此在它指导下的自然审美欣赏当能避免生态批评所揭示的传统自然审美欣赏中所存在的环境影响问题。换言之，由于自然审美批评的直接性与其观念的时代性，它以审美批评的方式更高效地实现了生态批评间接批评（一曰以文学文本为批评对象；二曰以环境问题为批评旨归）的终极目标。因此，恰当的自然审美批评在助力社会大众建构恰当自然审美趣味的同时，客观上服务于当代生态文明理念（尊重、关爱与敬畏自然）的建设。

作为社会大众自然审美欣赏的理性指导活动，自然审美批评的核心任务，应当是解决自然审美欣赏所需要的总体哲学立场、自然审美欣赏到底欣赏什么以及如何欣赏自然这三个基础性问题；在回答上述三个基本问题的过程中，概括一些必要的概念与方法，以有效地描述、阐释与评估自然审美欣赏，建立起系统性地描述与评价自然美的话语体系。

自然审美批评家首先要积极地参与当代社会大众的自然审美欣赏活动，与之积极互动；并在此过程中为当代社会大众的自然审美实践提供必要的观念、知识与方法指导，以期改变传统自然审美缺乏趣味、价值与技术标准和怎么都成的自然主义状态，从根本上提升当代社会大众自然审美的内涵与质量，实现当代自然审美活动的整体自觉。

1.客观性原则

“客观性原则”乃正确从事自然审美欣赏与自然审美批评所需要坚持的首要哲学原则，当代自然美学与环境美学用它从根本上解决自然审美欣赏的独立问题，是当代自然美超越古典自然审美传统、整体上实现自觉的根本前提。在卡尔松那里，客观性原则成为其解决自然审美恰当性问题的哲学方案。在我们这里，客观性原则当是自然审美批评得以正确展开的前提。

如何恰当地欣赏自然？自然审美批评需要做的第一项工作，便是从哲学的高度明确提倡自然审美欣赏的客观性，或曰客观地欣赏自然。在自然审美欣赏实践中，这一原则可具体地表述为“将自然当自然对待”或“依其本然地欣赏自然”。因为研究者们发现：由于自然审美欣赏长期没有实现关于自然审美价值与特性之自觉，长期没有是非标准，处于怎么都成的状态，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传统自然审美欣赏是一种依据早已成熟、发达的艺术审美趣味与方法而进行的审美欣赏，亦即“基于艺术的自然欣赏”或“艺术导向的自然欣赏”；这也正是生态批评家可据文学文本从事生态批评的重要原因。卡尔松所反思的西方自然审美欣赏两大传统――“对象模式”（Object Model）与“景观模式”（Landscape Model）即属于此类。1 立足当代自然美学与环境美学立场我们会发现：自然美的独特价值正在于其非人工、非艺术性，自然审美的独特魅力正在于我们从自然中发现了人类艺术对象与活动中所不可能有的独到之美。如果我们根据艺术趣味、艺术视野去欣赏自然，即使我们发现了美，那也并非自然对象、现象与环境本身所具有的客观独到之美，而是欣赏者艺术趣味、视野在自然对象、现象与环境中之投影，因而本质上乃是一种艺术之美、人工之美或文化之美。因此，基于艺术的自然审美有其表而无其实，是对自然自身审美价值的遮蔽，而非发扬，乃是一种自然其表、艺术其里的伪自然审美。这对真正的自然美而言，岂不哀哉？因此，当我们习惯于用“如诗如画”奉承自然时，乃是极富有诗意地表达了自然审美徒有虚名的难堪处境。

中国古代自然审美传统极为久远、普遍，似可成为古典时代人类自然审美欣赏之典范，其实大谬不然。因为在中国古典美学中，除了对各式自然对象声色之赞美，“比德式欣赏自然”与“借景抒情式欣赏自然”乃其自然审美之两大主导形态。在这种看似可观的对于天地之美的极度热情中，欣赏者与诗人、画家们真正所关心的并非所欣赏之自然对象到底长得怎么样，有什么独到的自然特性与功能，其命运如何，而是通过描摹各式自然对象之表象与情境抒写人类自身的价值、情怀与命运，欣赏的焦点是人文价值，而非自然价值。一言之，借自然之酒杯浇人文之块垒，乃中国古代自然审美之核心秘密。此种自然审美模式的核心内容是寄托与表达人类自身的主观价值与情感，而非对自然对象自身特性与价值之感知与理解，从哲学上说，它在本质上是主观的与人类中心的，根本背离了上述自然审美之客观性原则，因而本质上并不属于独立的自然审美形态。在此意义上，整体而言，中西方古典时代是否存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审美，尚是一个有待证明的问题，虽然表象上对天地自然之赞美与描摹确实充斥于各式古典文献。2

2.自然美内涵

从现象上看，说中西方古典时代可能并不存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审美，似乎并不正确。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东西方早期文明阶段，自然即进入人类意识视野，对各式自然对象的崇拜与赞美乃人类早期文明的重要主题。进入古典时代，各民族对诸自然对象与现象的描摹、称颂又乃其古典艺术史的重要内容，至少对中国古典艺术史是如此。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意识到：无论古今，既有的自然审美主要局限于对各式自然对象与现象突出其外在感性特征，即对自然形式美特征的欣赏。然而若理想地要求之，用卡尔松的话说，这样的自然审美欣赏乃是一种对自然审美特性的“肤浅”欣赏，由于此种欣赏中鲜及各类自然对象的内在深层特性，并非对自然审美价值的全范围欣赏，因而它又是一种不完善、片面的自然审美欣赏。当代自然审美则需由表及里、由片面而完善。

传统自然审美主要依赖两种资源：一曰由生理感知而探测、积累的对于自然对象与现象的日常生活经验；二曰人文价值与知识。缺乏关于自然特性的深度知识，因此它很难摆脱如此困境――要么仅据欣赏者的生理感官和对自然对象的日常观察与积累的经验肤浅地欣赏自然声色之美；要么只能据自身人文价值与知识主观地涂抹自然，为自然对象附会一些自然对象本身根本不具有的东西。前者客观却肤浅，后者深刻却主观。

当客观性哲学立场解决之后，当代自然审美批评所面临的第二项任务便是在具体可操作性层面，切实解决自然审美欣赏中到底应当欣赏什么的问题。自然审美批评家需要具体、完善地阐释自然美的内涵，确立自然美内涵系统，从而为社会大众的自然审美在内容方面提出更深刻、完善的解决方案。需要用正面案例呈现自然审美内涵的丰富性与深刻性，以消极案例揭示传统自然审美趣味的肤浅性与片面性，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完善描述自然美内涵的话语系统。依笔者，较为理想、完善的自然审美欣赏至少需要触及自然对象的以下四种要素：物相、物性、物功与物史。此四者结合在一起，似可较完善地呈现自然审美特性与价值，揭示自然美的丰富内涵。1

3.自然审美方法

传统自然审美欣赏的不自觉还表现在审美方法方面。迄今为止的自然美学尚未就自然审美欣赏方法问题提出正面的系统性解决方案，然而对当代自然审美批评而言，这却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传统自然审美欣赏的“不恰当性”，除了上述审美欣赏根本方向性误区（主观性）以及内涵方面的肤浅与片面性之外，还存在欣赏方法上的错误。当代自然审美批评要想促进自然审美欣赏的全面自觉，便需同时在自然审美方法上实现自觉，就恰当自然审美方法提出正面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传统自然审美在欣赏方法方面的“不恰当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曰“感知中心”。人们在自然审美中主要依赖欣赏者的感官（视觉为主，听觉、嗅觉、触觉为辅）印象，因而在此情形下，欣赏自然便意味着感知自然。由此所得到的自然美便只能是自然对象外在的感性表象之美、形色之美或关于自然的形式美，而难以探测到自然对象内在的深度事实，难以发现自然的深度之美。因而，此类欣赏便不得不是一种对自然之美的“肤浅”欣赏。二曰“比附中心”。此类欣赏在方法上自觉地超越了前面对自然的外在肤浅欣赏，开始调动人的心理功能，自觉地应用想象、联想、移情、比德等手段，以发现自然的精神性深度审美价值，从而使自然欣赏具有更为丰富、深刻的收获。然而，此种欣赏虽然积极地调动了人的心理能力，却由于在哲学上未能坚持客观主义、对象中心的路线，从而走上了自由发挥的主观主义思维路线。因而，此种自然审美虽然不再肤浅，然由于欣赏者在自觉、充分地发挥其心理功能――联想、想象、移情、比德等精神性能力时，其具体内涵乃是欣赏者个人主观性人文价值与情感，其审美收获与所欣赏自然对象自身之客观事实并无逻辑上的实质性关联，因而在此意义上，其最终的审美经验便不能被合法地判定为关于所欣赏自然对象之审美信息，其欣赏本质上便不是对自然美的欣赏，最多只能是与所欣赏自然对象有关联的欣赏（所欣赏自然对象之外在感性特征诱发了欣赏者的主观联想、情感等）。中国古代自然审美之主体即属此类。

前者不恰当乃因其肤浅，后者不恰当乃因其主观。那么，如何才能使自然审美既有深度又不主观，因而是一种恰当、完善的自然审美欣p呢？而且还有自然审美方法之解决方案。简言之，在坚持以对象为中心原则的前提下，积极发挥欣赏者的心理能力，乃是对治上述错误的根本思路。具体言之，恰当的自然审美方法应当由以下三种要素构成。

（1）感物。感物者，自然美欣赏者调动自身诸生理感官对诸自然对象外在感性表象之直接感知也，包括“仰观天文”与“俯察地理”两个方面。审美乃人的感性精神活动，欣赏自然必须从自觉地调动人的各式感官，用心地感知各类自然对象诸外在感性特性开始，此乃中西传统自然审美已然成功做到的。我们需要反思与超越的自然审美欣赏中的形式主义，即认为形式之美乃自然审美欣赏之唯一内涵，而不是自然审美欣赏中的形式要素。恰恰相反，自觉地发挥欣赏者的感知敏感性，充分地感受各类自然对象的形象、声音、气味与质地之美，乃自然审美欣赏的首要任务。因此，感知实乃自然审美欣赏的最初且必要门径。换言之，一切自然审美欣赏不得不、且应当从感知自然开始。

（2）格物。“格”者，至也，谓自然美欣赏者亲接诸自然对象，悉心考察与理解诸自然对象内在特性、功能与历史。依中国古代哲学家之见解：“格物”而后能“致知”，故欲深度把握自然之美，做自然之深度知音，必于感物之后进一步做“格物”，即深度了解与理解诸自然对象内在特性与价值之功课。在由浅入深地欣赏自然的过程中，传统自然审美所犯的主要错误乃是无视或远离所欣赏对象自身之审美特性，纯主观地发挥人的心理功能，在联想、想象、移情、比德过程中，随意地涂抹自然，主观地阐释自然，从而根本偏离了所欣赏自然对象自身之基本事实。

如果说恰当的自然审美应当是、也只能是对自然对象自身所具特性、功能与历史的欣赏，那么如何才能探测到关于自然对象的上述深度事实？只能是自觉地调动人的理，自觉地借鉴自然科学知识的帮助，理性、深入地了解自然对象自身所存在的诸特性、功能与历史。于是，以理性为核心能力的理解，便成为恰当自然审美，实即深度自然审美欣赏所依赖的核心方法要素，此乃自然审美方法系统中的第二项要素。

传统自然审美以为欣赏自然就是感知自然，或者说欣赏自然就是喜欢自然。其实，欣赏自然首先意味着尊重自然，特别是尊重其感性外表背后的深度事实。真正意义上的热爱自然，除了真诚地接受各类自然对象的外在感性事实外，还意味着乐意于客观、细致、深入地了解关于自然对象的各类内在信息。由于这些信息存在于表象背后，超越欣赏者诸感官之感知能力，因此便不得不诉诸欣赏者的理性能力，需要欣赏者用心地走进自然，细心地观察自然，用心地了解自然；需要欣赏者充分地调动自己的理性能力，对各种自然对象的内在特性、功能与历史客观、严肃地探测之、研究之，从而理解之。如此功课显然大大超出了人们对自然审美的一般印象与传统理解。准此，欣赏自然不再是一种轻松愉快的观赏、游乐活动，而成为一种严肃认真的科学研究。因而，我们容易对此种活动的审美性质产生质疑：审美乎，科学乎？其实，转而思之，此种要求似并不很过分。我们需意识到，传统的艺术欣赏也存在浅尝辄止与专精鉴赏之别。对于各门类艺术中那些结构复杂、内涵丰富之作，鉴赏家要求我们多方用心，批评家提供多方面的专业引导与阐释，研究者更是为之提供更为深广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艺术经典的研究性专著可谓汗牛充栋，人们并不以之为奇。如果说，对于人类艺术经典的理解，人们可以不厌其烦，为什么对于各类自然对象的欣赏，就可以满足于走马观花、浅尝辄止呢？因此，在自然审美欣赏中，我们也需要有意识地引入理性理解要素，提倡细致、专业、精深与全面的欣赏，而不只是感知印象式欣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我们若喜欢一位朋友，便乐于耐心、细致地了解这位朋友，了解其个性、生活经历、职业成就、教育背景、价值观念、生活趣味等，以便能与之深度交流。真正地尊重与热爱自然要求一种严肃的自然审美，意味着做自然之知音。如何才能成为自然之知音？肯定不能仅靠对自然之外部感知，也不能任凭对自然之主观联想、想象与移情，而需要做客观、细致地了解自然，从而理解自然的功课。

尊重自然的环境伦理决定了客观地对待自然的哲学立场，将自然审美的客观性立场落到实处，便需要我们在自然审美欣赏之中，甚至之前，认真地做深入、细致地观察自然、探究自然，从而理解自然的工作，系统地掌握所欣赏自然对象、现象与环境的物相、物性、物功与物史等方面信息，如此方可全面、深刻地欣赏自然。在此意义上，自然审美欣赏并非纯感性的工作，也是一桩有难度因而有深度的理性精神活动。无理性，无智慧，何以作自然之知音，何以体会自然之深度魅力？

（3）体物。体物谓对所欣赏诸自然对象特性、价值与命运的同情式体会。客观地欣赏自然，并不必然排斥欣赏者的情感因素，而是要始终坚持情感所关注的客观目标，从而围绕此客观性目标发挥欣赏者的审美情感。在自觉、充分地发挥欣赏者对于所欣赏自然对象的理性理解能力的基础上，恰当、完善地进行自然审美欣赏，还需要将刚刚自觉隔离（为避免主观性欣赏）的情感要素再邀请回来，用它来为自然审美欣赏作完美收官，此即自然审美欣赏方法之第三种，亦即最后一种――“体物”。

体验首先是一个感性概念，乃经验、体察、体会之义，逻辑上包含了前面所提感知、想象、联想、移情等要素。然而，此处之体验概念又有其特殊内涵。其一，此处体验概念的要义乃对于所欣赏自然对象之体验，而非欣赏者对自身之体验。具体地讲，它指对所欣赏自然对象以自然特性与功能为核心的自然对象自身之善，即“自然之善”的深切体察。这种体验的外在形式是感性的，有感知、体会之义，但由于它以上述对自然对象内在事实之深度理性理解为前提，故而，此处之体验又包含了理性理解在内，乃对自然事实、自然价值自觉、深刻理解基础上，对自然美的再感知、再体会，因而是一种理性其里、感性其表的体验。其二，上述对自然自身之善，有益于所欣赏自然对象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特性、功能与历史设身处地的积极认同性体察与体会，若动态地描述之，又可理解为对于所欣赏自然对象自身独特命运的认同式体会，即以所感知与理解到的自然对象自身之善为美，以所感知与理解到的自然对象自身之命运为命运，对它们的独特命运持一种情感认同态度，积极地关切之、理解之、认同之。

西方理学家将上述此“体验”概念称之为“同情”（sympathy）。从环境伦理的角度看，上述关于自然对象自身价值与命运的深度之美，实即自然之善。欣赏者对自然对象表象、特性、功能与历史之理性把握，最终归结为对自然对象利益与命运的同情式体察与关注。即以自然之善为自然之美，这便与传统美学将自然美理解为自然对象能够激发欣赏耳目之悦与情智之悦的某种特性与功能在本质上区别开来。换言之，传统的自然美观念将自然美理解为自然对象有利于欣赏者的某种工具性价值，对于欣赏者的某种善；而这里所阐发的自然美观念则是欣赏者从自然对象身上所发现（感知、理解与情感认同）的有利于自然对象自身之生存与发展的自然之善，自然之内在价值。1

从环境伦理学的角度看，自然审美欣赏一旦达到如此境界，自然美感便成功地转化为一种环境美德，对自然之善的感知、理解与体验。自然之美与自然之善融为一体，欣赏自然之情便转化为一种热爱自然之美德。一种关于自然的美趣、德性与信仰便共生交融。

三、自然审美批评方法

如何具体地开展自然审美批评？由于我们所设定的任务是促进当代自然审美意识自觉，因此这里所讨论的自然审美批评便与传统艺术批评一样，当是一种行家式职业批评，而非社会大众个人审美偏好之随意表达。它可以印象式审美感悟表达为起点，但其核心工作当是一种以特定知识系统为基础的理性分析工作，因此对自然审美批评家的文化素质当有专业性要求。如何才能成为一位合格的自然审美批评家？何为较完善、必要的自然审美批评素养或知识、能力系统？要者有三：审美敏感、专业知识和理论能力。

与包括艺术批评在内的一切审美批评相同，有职业信誉的自然审美批评家也当以感性的审美活动为基础，因而要求批评家首先必须是一位优秀的自然美鉴赏家。他/她要有丰厚的自然审美欣赏经验；要在其自然审美欣赏实践中表现出突出的感知天赋，在其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表现为突出的审美敏感（aesthetic sensibility），较他人能更轻松、高效地捕捉到各类自然对象的形色、声音与气味、材质之美。然而最为重要的，他/她还需对天地万千自然对象、现象与环境具有真诚、执着、强烈的爱。自然审美批评家需是一位自然美的痴迷者，一位具有深厚、持久山水情怀甚至山水情结（“烟霞痼疾，泉石膏肓”）的自然之情人与信徒，乐于走出书斋，行万里路，以大地为书卷，乐于做自然之知音。

作为职业性批评，自然审美批评家需要特定的系统性相关专业知识。首先是美学理论与艺术批评方面的知识。这是批评家言说自然之美、分析社会大众审美经验、做出倾向性意见所必需的专业知识背景，现有的美学理论与艺术批评知识会为他提供必要的基础性专业话语支撑。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自然审美批评家需要对自己所欣赏与议论的各类自然对象、现象与环境，具备比普通自然美欣赏者更为具体、专业与系统的知识，即各门类自然科学知识。是否具备此类知识当是一般性鉴赏与专业性鉴赏、一般性议论与职业性批评的分水岭。正如各门类艺术史、艺术理论知识对艺术评论家是必备知识一样，对于自然审美批评家，较为丰富、系统的自然科学知识也是其必需的知识修养，特别是生物学、生态学、地质学、自然史等方面的知识；否则他/她对自然美的议论，对普通自然审美欣赏的评价与指导，便难有职业信誉。当然，我们不能要求自然审美批评家会像某领域的自然科学家那样，对所欣赏的所有自然对象都具备精深的专业知识，但他至少要像一位博物学家那样，对自然研究各领域具备多于普通人的初步专业知识，不求精深，然须广博。至于到底哪些自然科学知识与自然审美相关，自然审美欣赏者与自然审美批评家到底应当具备多少自然科学知识，这些问题尚待进一步深度讨论，且难以得出很精准、固定、统一的意见。这里我们只能原则上提出：有胜于无，多胜于少。

我们对自然审美批评的期许是实现当代自然审美意识的全面自觉，建构成熟、完善的自然审美批评话语体系。因此，自然审美批评家的职责并不只对个案性的自然审美欣赏作恰当的议论与评估，还需对当代自然审美经验作系统性研究。自然审美批评家需要具备对一线自然审美批评作反思性分析与概括，故而又需要具备哲学视野与哲学思维，如此才能将形而下的个案性批评提升为关于自然审美的普遍性规律，才有能力系统性反思传统自然审美之误区，就当代自然审美如何超越自然审美古典传统提出建设性、方向性指导意见。要言之，理想的自然审美批评家需要将审美敏感、专业知识与理论能力三方面的素养集于一身，同时是一位优秀的鉴赏家、知识型专家与哲学家。

自然审美批评家在其批评实践中要向社会大众提倡恰当的自然审美欣赏方法，要点如上所述。除此之外，对批评家自身而言，如何切实有效地进行自然的自然审美批评工作，则是另一重要问题。从专业的角度看，自然审美欣赏与自然审美批评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活动，因而需要各自不同的操作方法。如何切实展开自然审美批评？笔者这里概括性地提出三种模式，或可参考。

（1）个案评点式。与其他批评活动一样，个案式评点当是自然审美批评的基础、朴素形态。在此方面，当代自然审美批评家应当自觉吸收中国古代艺术批评的经验批评的优良传统，以此培养自己敏感、细腻、精准的审美直觉能力。中国古代诗文小说与书画评论大多精准、细腻，体现了上乘的文化素养与直觉智慧，正可成为当代自然审美批评家的入门津梁。自然审美批评家们首先需要走出书斋，亲近自然，行万里路，全方位地感知自然，做天地自然之解人。在积极参与社会大众行游山水的自然审美实践中，对身边的典型性个案发表建设性的指导意见，不当者引导之，精彩者褒扬之，循循善诱，从而在参与社会大众自然审美实践中践行自然审美教育。自然审美批评家亦可将自己行游山水、赏花怜草之自然审美经验整理成文，以山水小品、自然文学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美趣共赏，乃是自然审美批评与自然审美教育传播的更佳途径。总之，在直接的自然审美实践中对自身与他人的自然审美经验作及时的个案分析与评估，是自然审美批评的基础性模式。

（2）现象总结式。为了对当代社会大众自然审美实情有整体性认识，自然审美批评家不能满足于对当下个别性审美事件发表意见，还当自觉地关注群体性自然审美现象，对特定群体、区域、时段的集体性自然审美现象进行专题性分析研究，从中发现重要的审美信息，以加深自己对当代社会大众自然审美情势的认识。对此类研究性批评，群体性现象关注，上述个案性点评便不足以应对，需要团体性合作，在批评方法上更需要自觉引入社会学统计方法与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

此种模式不但是自然审美批评方法之一，而且是从性质与内涵上改造了批评概念。当代自然审美批评家若想对当代社会大众群体性的自然审美趣味、方法、观念等有客观、具体的了解，就需要对群体性自然审美活动作第一线的调查、描述、分析与评估工作。自此，自然审美批评便不再只是一种简单的价值判断行为，而不得不拓展其内涵，将更为客观、理性、细致的描述与阐释工作吸纳进来，融入理性分析之智，使批评不再只是私人性主观审美趣味偏好之表达，从而成为一种更为客观理性的专业化学术性研究工作，并因此使自己的终端评估更有基础、更具可共享性或公众性。在此意义上的自然审美批评，便不只是一种人文价值表达活动，而是具备了社会学因素。某种意义上，我们可将这种针对特定群体自然审美经验的专题性调查与分析工作，这种分类描述式自然审美批评称为关于自然审美的审美社会学，或社会学性质的审美研究。比如，批评家们可以针对不同自然对象、现象与环境，或自然审美欣赏者的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知识背景，以及不同区域、时段的群体性自然审美行为，进行专题性调查、统计与采访，对这些信息作深入细致的分析与总结后，得出自己关于当下群体性自然审美欣赏行为的批评性意见。此乃当代自然审美批评的第二种模式。

（3）哲学分析式。如何使当下、具体的自然审美批评不仅有益于社会大众的自然审美欣赏，也有利于当代自然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使之成为后者基础理论创新的坚实基础？当代自然审美批评需要自觉的自我升华环节。自然审美批评家需要对前面两种方式所获得的自然审美信息，无论是个体性的还是群体性的，无论是典型个案还是值得关注的普遍性倾向，都需要在更为抽象的理论层面作进一步的哲学分析与概括工作，努力从中分析出更为深刻的理论内涵，概括出更具普遍性的结论；并将此工作作为自然审美批评的最高形态、自我总结环节，由此提炼出关于自然审美哲学立场、自然美内涵、自然审美方法等方面更为简明、深入的认识，从而将此类认识最终升华为一种自然美学与环境美学。这样至少有益于自然美学家、环境美学家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为他们的基础理论研究提供具体、丰富的有力支持，就像艺术批评之成全艺术哲学那样。赫伯恩（Ronald Hepburn ）对于积雨云与海岸沙滩欣赏个案的哲学分析，可谓此类自然审美批评之经典案例，因为他在此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美学的普遍性问题――自然审美欣赏内涵的层次性与恰当性以及理性认知，具体的自然科学知识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独特作用。1在此意义上，哲学分析当是当代自然审美批评的必要形式，自然审美批评不仅需要自然美鉴赏家的奠基、自然博物学家的加盟，更需要自然美学家的参与，如此方可实现自然审美批评与自然审美哲学之良性互动，形成较好的学术生态。

（4）文本分析式。如前所言，自然审美批评与生态批评的核心区别在于：前者是对社会大众当下自然审美欣赏活动的直接性批评，而后者则是立足现实环境问题与生态观念对相关文学或文字文本的间接性批评。然需补充的，生态批评家所从事的间接性文本批评仍然可视为当代自然审美批评的必要辅助环节。当代自然审美批评家要想形成关于人类自然审美经验之完善认识，便需要了解历史性文学文本中所记载的中西自然审美传统，以及进入文学文本的当代自然审美经验，以之为重要参照。在此意义上，我们又可将生态批评理解为自然审美批评之间接形态、必要补充。对当下自然审美活动进行直接审美批评的自然审美批评，正可从生态批评对文学文本里历史与当下自然审美经验的描述与反思中获得必要的知识与观念借鉴。

理想言之，当代自然审美批评话语的建构与成熟，应当在上述丰富的现场批评与事后式分析案例基础上方可完成，当是一项长期的批评与研究实践、长期的实践与学术努力。

最后，关于当代自然审美批评的核心目标，在具体的层面上，乃是对当代社会大众自然审美欣赏的评估与引导。积极言之，它应当有益于促进社会大众正确、深入、细致、丰富地感知、理解c体验自然之美；消极言之，它应当有助于鉴别与纠正社会大众自然审美欣赏中对于自然各类对象、现象与环境的不恰当欣赏，即错误、肤浅、单调、粗疏的欣赏。在抽象的层面上，它当是以当代生态文明核心理念（天人和谐，人类文明之可持续发展）为指导，积极建构与当代生态文明核心理念相适应的合理、健康的自然审美观念，指导社会大众的自然审美欣赏，向社会大众普及必要的自然审美欣赏知识，最终促进当代自然审美意识的全面自觉，超越古典自然审美既有的局限，为当代自然审美欣赏开出新境界，在审美文化的意义上，为建构当代生态文明观念与生活方式作出积极的贡献。

[作者简介：薛富兴，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

第9篇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注释：

[1]论文载于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译本，第1—47页。

[2]亨普尔：《科学中的评价与客观性》，载科恩等编《25年概览》英文版，第277页。[3]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页。

第10篇

关键词：县级图书 服务方式 实践

中图分类号：C289

一、服务科学生产，促进经济发展

作为具有信息、教育职能的图书馆，为科研生产服务，促进经济发展，责无旁贷；作为具有文化属性的图书馆，为经济服务更是顺理成章。服务经济建设，主要是提高生产者素质，为科研生产提供知识、技术和信息，提高科技的转化率。我们面对的是科学文化素质较低的一家一户的农民、刚刚兴起的乡镇企业和众多的私营、国营等厂矿企业。我们服务的主要方式有：

1、文献服务。这是服务科学生产主要的常用方式。充分利用馆藏文献资料进行定点定题跟踪服务。板栗是罗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长期以来，由于土壤缺硼，又缺乏科学管理，板栗球越结越少，公球越结越多，农民称其为穷果树，当年，图书馆及时向栗农提供的“栗树环形施肥、花期三喷和高枝换种嫁接”等高产技术资料，农民按这一技术推广应用，板栗产量大幅提高。如我县大河岸镇高庙村农民按照这一技术改造了2万多棵板栗树，当年产量提高30%，“穷果枝”变成了“摇钱树”。如今，板栗是罗田驰名中外的特产。图书馆每年免费向农民发放科技书或科技资料；向社区、学校、监狱、农村等送图书，2009年向桥南向金马社区送图书240册；2010年，向大河岸石井头村捐赠图书310册，2011年，向大崎乡文家庙村送书200册；2012年，捐书2000余册帮助辅导并建成了饼子铺、万密斋、淘金寺、皇庙岗、河东街、栗子坳等社区书屋。6月馆班子成员与县委领导一行送书至县公安局黄泥畈拘留所和第一看守所，捐书350册，价值5700元。由此，“图书进监狱，文化育新人”、“罗田设置监狱流动图书馆”的新闻被省、市、县各级电视台、报刊、网站等媒体争相报道。

多年来，我们累计为农民免费发放农技资料百万余份，每年纸张成本约6000元。资料品种涵盖罗田所有重要的种植、养殖、加工，如板栗、桑蚕、茯苓、甜柿、药材、食用菌、畜牧、水产、杂交稻、油菜、蔬菜等，农民称这些资料“看得懂、用得上、应得急”。

2、信息服务。山区信息闭塞是经济落后原因之一。我们长期编印信息小报，传递经济、科技、生产信息。先后编印过“农家信息”、“信息与咨询”、“罗田信息”等。值得一提的是“罗田信息”是一种四开铅印小报，每月1期，每期约2000份，与企业合办，企业出资，图书馆负责编印发放。服务对象是县、乡、村有关领导、乡镇企业及科技示范户、专业户，产生了良好经济效益。由于及时得到信息服务，县灰砂砖厂节约设计安装费3万元，类可可脂生产线节约技术转让费27.5万元，板栗剥壳机节约科研费2万多元，县纤维板厂试制竹胶板、玻璃钢瓦等新产品成功，扭亏为赢，走出困境。凤山镇李家楼村共有十七个种养殖大户。养殖专业户侯改养猪500头，他经常到农家书屋查看《科学养猪》，《猪病防治》等资料，书屋资料不够，就到图书馆找更加完善的科技视频资料，2012年创纯利19.83万元。三组青年潘洁建起了大规模的养兔场，饲养白兔3000只，图书馆养兔科技图书他一次借三本，边干边用，边学边干，取得了较好的收益。务工返乡青年李迪书，学习养鸡技术，建成了年出栏商品鸡30000只的养鸡场。当年投产，当年受益。去年7月份出栏商品鸡25000只，获纯利7.5万元。李迪书接受凤山镇来访领导时说：“我要感谢县图书馆及农家书屋为我科技致富提供了平台”。

3、文献检索服务。是通过检索工具迅速、准确地为科研提供所需文献资料的服务。我们为“大别山国家森林公园”研究课题服务时，通过《全国总书目》、《全国报刊索引》和馆藏目录，查出并提供相关图书8册、文章6篇，及罗田地方文献4册，还编制相关目录、索引。使研究人员方华国在实地考察研究基础上写出5篇有价值论文，1996年5月主笔编写了《罗田县森林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同年11月又独立撰写了《建立大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得到林业部好评。在有关部门努力下，1996年“大别山国家森林公园”挂牌成立。如今“大别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是国家级4A景区，“天下大别山，美景在罗田”旅游广告在中央4台和湖北台播出；还有罗田、东腔戏、畈腔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列为第一、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都是通过县图书馆文献检索服务取得成果的。

罗田县图书馆服务经济产生了不胜枚举的服务成果，1988年6月湖北日报曾以“罗田县图书馆服务经济成绩显著”为题予以报导，1988年获省文化厅科技兴农服务奖。2011年被湖北省文化厅评为全省文化系统“优质服务窗口”单位。

二、传播先进文化，建设精神文明

1、优化窗口服务，文明重在建设。我们通过美化读书环境，营造书香氛围，热情周到的人性化服务，吸引群众走进图书馆，读书看报，学习研究，开发文献资源；使图书馆成为优秀人才和精神产品的生产阵地。三里畈中心卫生院医生雷焰忠是县图书馆常客，他利用图书馆丰富的医学书刊资料，长期刻苦自学，勇于实践，勤于笔耕，先后在《牙友》、《卫生与保健》等多种报刊发表科普作品200多篇，两次出席全国医学讨论会，成为远近闻名的牙科医生和科普作者。靠图书馆自学成才者数不胜数。罗田每年发表在全国各级报刊的论文、调研报告、通讯报导、文学作品约2000篇，2004年一年出版三部长篇小说，都与图书馆服务有关，近几年出版的《板栗科技》、《鄂东蚕桑》、《茯苓栽培》等三部科技著作，都是图书馆提供帮助完成的。

2、组织全民读书，唱响主旋律。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全民读书活动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我们按照省知识工程领导小组的安排，每年组织不同形式的全民读书活动，取得较好效果。1997年，我们在广场举办的“”大型图书展览，精选图书3000多册，展出10天，接待参观阅览近万人次，借阅500多册次，群众受到一次爱国主义教育；2001年，举办“党在我心中”主题征文读书竞赛，推动了有关党史、党建、英模人物传记、改革成就等社会科学优秀书刊的借阅，流通5000多册次，收到征文近千篇，增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的凝聚力。2005年至2007年先后在全县党员干部中开展“保持党员先进性、净化心灵强素质”和“读廉政书、做廉洁人”为主题的读书有奖征文活动，共办借书证5620个，流通图书8697册次。县图书馆成为全县党员干部先进性和廉政教育活动的载体。

3、加强阅读指导，做到寓教于乐。大多数读者到图书馆主要是文学欣赏、文化娱乐、闲休健身。我们运用专家讲座、宣传媒体推介优秀文学作品，包括中外名著，加快优秀作品的流通，对于专读言情、武打小说的，加强阅读指导，向他们宣传推介优秀文学作品，扩大阅读面，走向高雅阅读；对于青年学生，推动绿色阅读，做到无害有益。开通阳光网站，指导上网阅读。克服阅读中功利主义、猎奇心理和从众心理，使阅读健康发展并对社会产生正面的影响与作用。报刊阅览，一律实行无证阅览，无条件提供文化娱乐欣赏。使广大群众在阅读中得到精神最大满足与享受的同时，健全其思想、纯洁其道德、净化其灵魂，让阅读营造社会和谐与文明。

4、建立占领机制，服务文明创建。文明单位创建是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的持久活动形式，活动内容包括文化占领，其中有图书室建设，我们深入到各基层单位，宣传图书馆（室）在文明建设中作用，辅导建立业余读书小组，帮助单位选书建制，成立图书室，展开提升文明的读书活动，打造企业文化、学校文化、金融文化、医院文化等等，得到各单位的肯定。利用文化资源“共享共程”优势，开展了“文明小卫士”网上书画摄影作文竞赛 、“中小学生环保知识竞赛”、“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教育等活动；春节期间，图书馆利用共享工程开展“欢乐共享过大年”文化惠民活动；2010年“老人节”，图书馆组织老人举办“夕阳红”培训班，老人们通过一天的学习，掌握了开关电脑、打开文件、上网看新闻等操作，他们兴奋地说“今天收获真大”；2011“妇女节”，组织妇女观看生殖保健、计划生育宣传片；2011年暑假为纪念建党九十周年，我馆多次组织学生观看“红色经典影片”，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

由于服务精神文明建设成绩突出，罗田县图书馆曾21次被评为县文明单位、县级最佳文明单位、市级文明单位，27次被评为省市县宣传文化战线先进单位或受到单项表彰。

三、结合课外阅读，丰富素质教育

人才的培养靠教育，除学校教育外，将中小学生三分之一课余时间纳入图书馆读书活动，搞好课外阅读，丰富中小学生假期文化生活，提高少儿综合素质，打好素质教育基础，对培养高素质人才将起到重要作用。鉴于此，30年来，我们围绕搞好全县中小学课外阅读，展开了多种形式服务。

1、借阅服务。2005年建立了少儿阅览室，优化了借阅环境：装修了房屋，更新了书架桌椅，安装了空调，新购图书1万多册，服务上了一个新台阶。2008年，发放少儿证10310个，年外借图书70000册次，内阅人次达2.1万人次，少儿室成为县城关地区节假日少儿的好去处。课外阅读，陶冶了情操，丰富了知识，促进了健康成长。2007年，实小升学考试300分以上的51名学生中，有35名是少儿室的小读者。实验小学涂小为在小学三年级表现和成绩一般，她在少儿室阅读《好班长》、《小学生作文》、《作家的童年》等数十本图书，写了三本读书笔记，日积月累，进步很大，升学考试全县第一，进入中学后，又是年级第一名，评为黄冈市的三好学生，获得全省红领巾读书读报积极分子奖状、全国红领巾读书读报奖章。

2、才艺培训和补课。时下，差生的功课补习和学生的才艺培训是一部分家长的要求，我们顺应形势，在每年寒暑假举办语、数、外课程补习班，由中小学骨干教师辅导，时间一般一个月，共举办十几期。有一部分家长希望学生假期学一门才艺，我们分期举办过书画、乐器、舞蹈、唱歌等培训班，总共有十几期之多。这些活动，对少儿健康成长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3、举办读书活动。读书活动是深化课外阅读、培养学生素质的主要形式。主要有：主题读书征文、演讲、诗歌朗诵会、故事会、智力竞赛等。20多年来，我们每年都举办少儿读书活动，次次取得成功。2006年至2008年举办的少儿读书活动，全县中小学生参加，借阅书刊12万多册，收到征文8050篇，获省奖24人，位列全省县市馆前列。参加人数之多、效果之好、影响之大都是历届少有的。为贯彻胡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的讲话精神，明辨是非、善恶、美丑，引导学生从小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树新风立正气，我们遵照省知识工程领导小组的安排，从2005-2012年，连续七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知荣明耻”等为主题的“童之趣”杯大赛征文活动。六次被湖北省知识工程领导小组评为“先进单位”，七年在全县12个乡镇48所中小学参加活动，向学校集体借书20000余册，办宣传栏15期，进入学校与教师共同指导学生阅读写作，收到征文10000余篇，获省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百余名。实践证明，丰富的读书活动提高了少儿综合素质：课外阅读提高少儿自学能力；朗诵会、故事会培训了少儿口头表达能力、勇敢精神和想象力；征文活动培养少儿写作能力、想象力；趣味活动、智力竞赛提高少儿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据县一中图书室调查，凡是课外阅读积极的学生，到大学后自学能力、研究能力优势明显，学习方法先进，动手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大学毕业后，有较强的竞争力，大多数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罗田县图书馆搞好课外阅读，丰富素质教育的服务，受到各界广泛好评。2001年被评为全省读书活动先进单位，2005-2012年，六次被湖北省知识工程领导小组评为读书活动“优秀组织奖”；四次被黄冈市文化局评为全市读书活动先进单位。

综观罗田县图书馆的服务工作，笔者认为县级图书馆的工作必须显现四大特色：

1、服务的全民性。面向农村，立足基层，为社会所有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中小学生、社区居民等人群服务，为所有的行业服务，体现县图书馆公共性质。

2、服务的主动性。送书下乡、上门服务、跟踪服务，为人找书，为书找人，这都是变守株待兔式、封闭被动服务为主动开放式多元服务。

3、服务的综合性。变借借还还的单一服务，为借阅、复印、展览、咨询、文献检索、阅读指导、举办读书活动等一系列综合。

罗田县图书馆基本上完成了从传统服务到现代服务的转变。以科学发展观作指导，坚持科学性与针对性原则，继承过去的优良传统，创新服务方式，使图书馆服务更加深化，更加贴近社会、贴近读者、贴近人民生活，就能创造出人民满意的服务业绩。

参加文献：

第11篇

[关键词]两岸 跨文化交际学 研究 教育 现状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4-0214-02

一、引言

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均大量引介美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成果。但是深究两岸的现状，两岸文化虽同属中国文化，但经过数十年的分隔，已经在思想、教育、文字、价值观与生活形态上产生了差异；文化的“同文同种”并不等于同一种思维方式、同一种价值观，海峡两岸呈现了异质的次文明。此外，海峡两岸由于体制不同，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也不尽一致，所享有的师资资源也不均衡。因此，两岸跨文化交际学①因学校而异，可谓百花齐放，各显神通，少有相互借鉴，仍然像林大津在其《跨文化交际研究》一书中指出的“各自为战”“缺少合作”“表层差异与深层文化之间的联系尚缺乏深入、全面的探讨”。鉴于此，本文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海峡两岸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现状及其教育现状进行比较分析。

二、海峡两岸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现状

在整个传播学发展史里，跨文化交际学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年轻的领域。195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Edward T. Hall所写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出版，该书首次使用“跨文化交际”这一术语，被视为美国跨文化交际学的开端。此后，从60年代至80年代陆续又有一些关于跨文化交际的著作问世，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是更加关注跨文化交际学的学科理论建构。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美国一些大学开始开设跨文化交际学课程，进入70年代，开设这门课程的学校愈来愈多，如今开设该课程的大学已有400多所，有的大W甚至还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

（一）大陆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现状

与国外相比，中国大陆对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起步较晚。中国大陆引进跨文化交际学的时代背景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外交流时出现文化冲突；外语教师走出国门后猛然意识到外语教育重语言知识，轻文化素养的弊端，回国后积极引进跨文化交际学。从80年代开始，外语界开始了对交际法的理论探讨。在初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外语教学及文化与语言的关系上。

自20世纪90年代起，跨文化交际研究在中国大陆开始普及并取得了稳固的发展和进步。从1990年开始，根据对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社会变迁和学术拓展，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1990年至1995年为借鉴和初创期。在此阶段，还是延续着80年代对此学科理论的引进、介绍。这一时期的引介开始趋于活跃，但是多为译著型文献。1996年至1999年为提升和拓展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大陆跨文化交际学的国际化进程加快，开始将西方跨文化交际学与中国大陆的实际相结合，拓宽了研究视野。中国大陆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与国外接轨，学术交流活动增加，相关著作的译介进一步加强。从2000年至今为和深化阶段。在这一阶段，对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主要表现为横向拓展和多学科交叉，许多学科包括语言学、文学、心理学、教育学等都从本学科角度出发介入跨文化交际的研究，表现出较强的学科构建意识。

中国大陆关于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成果散见于各种期刊杂志或专著中。从已发表的著作和论文来看，“我国学者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语言与交际的关系；2）非语言交际；3）中西习俗比较；4）中西经营管理模式比较；5）国民性研究。国内学者对于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也有一些见解，但是，总的来说，这方面论著较少。”[1]大陆对于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研究非常缺乏，至今尚未真正形成自身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二）台湾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现状

台湾地区由于体制不同，中外交流相对于大陆而言，更早呈现出开放式。台湾地区引进跨文化传播学的主要缘由是80年代初新闻传播学界的学术研究背景，随后才是为适应全球语言教育与文化教育相结合的总趋势而开设跨文化交际课程。

台湾关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成果中，影响较大的专著主要有汪琪的《文化与传播》，该专著为台湾地区第一本跨文化交际学的教科书。其后有陈世敏的《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翁秀琪的《大众传播理论与实践》，黄葳葳的《文化传播》等十几部专著。发表的论文主要有：许力生的“跨文化的交际能力问题探讨”，陈国明的“传播学研究概观”。这些成果仍以介绍国外传播理论为主，以台湾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教科书并不多见，反映了台湾传播学界还未能对于跨文化传播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发展出一套具有本土特色的论述。[2]

三、海峡两岸跨文化交际学教育现状

近年来，海峡两岸跨文化交际学研究者频繁共进国际跨文化交际研讨会，但海峡两岸高校跨文化交际学教育的合作与交流却未见涉及。在海峡两岸民间交流和学术往来日益频繁的今天，对两岸跨文化交际学的课程设置情况、教材内容的选择、教学方法的运用以及教育实践的实施等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促进海峡两岸跨文化交际学者加强信息交流、互相取长补短，加强海峡两岸跨文化交际学课程的教学效果。

（一）课程设置情况

大陆高校开设跨文化交际课程的院系主要集中于外国语学院和传播学院，以及部分院系如国际教育、人类学等。很多高校开设跨文化交际课程的目的只是为了改善外语教学的效果，提高学生运用外语进行交际的能力，而且授课者也多局限于具有外语或语言学背景的教师。此外，由于开设的跨文化交际课程类别针对性强、授课对象限制较大、课程开放性低，一般只有本院系的学生才能选择该课程，而且很大一部分是针对研究生而开设的，面向本科生的课程较少。因此，该课程可供学生选择的余地很小，无法真正满足大部分学生的需要。

台湾高校跨文化传播课程设置比较零散，每所高校课程都是根据该校的研究传统或授课教师的研究兴趣制定的，主要分散于各高校传播科系中。虽然台湾高校跨文化传播学课程主要是由传播科系开设的，但其内容并不仅仅局限于传播学领域，而是注重跨学科内容的交叉与融合。从搜寻所得的资料看，在台湾38所学校87个传播相关系所，约有54个学系开设与文化议题相关的课程。其中，以“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或“文化传播”为课程名称的科系约有27个，其他依各系的特色与专业需求以不同的名称开设与文化相关议题的课程。

（二）教材内容的选择

大陆在教材内容的选择方面统一度比较高，国内教材主要集中于胡文仲和关世杰的著作，国外文献则以萨莫瓦与波特的著作为主。教材的内容往往是停留于对目的语国家的文化习俗、礼仪、禁忌等方面的简单介绍，很少涉及价值观、思维模式等。总体来说，教材内容存在以下三点不足：一是知识广泛，但对跨文化教育突出不够，文化内容偏狭、过时。二是中国本土文化内容缺失。教材大部分内容的背景材料都来源于英美国家，以灌输英美国家的文化为主要目的，有关大陆本土的文化则很少涉及。三是重知识，轻态度与能力。这些教材比较广泛地介绍了跨文化教育的知识，但没有说明如何通过学习这些内容形成积极的跨文化态度和跨文化能力。

台湾高校在选择教材时，比较注重教材的适用性与切实性。教学者在设计整合教学内容和选择教材内容时，多半是自制讲义，或由不同的书籍整合反映台湾当今社会状况的阅读资料以符合教学目标；同时也尝试使用不同的教材，或是更换指定阅读的资料。因此，教材的选择比较分散，没有统一的标准。在教材内容方面，主要包括以下议题：文化或族群的异同、文化差异对于沟通的影响、语言与文化的问题、非语言传播、文化冲击与同化适应等等。

（三）教学方法的运用

由于大陆高校讲授跨文化交际学的师资队伍中本土教师居多，不少教师缺少留学经历，所使用的参考文献多为二手资料，缺少亲身体验，其跨文化知识结构和能力构成也亟待丰富和完善。这些不足极大地限制了教师在课堂上运用各种灵活有效的教学方法来进行跨文化教育。教师在教学中主要还是采取传统的授课方式，只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很少结合社会文化因素来培养学生对生活进行体验和思考的能力。近年来，虽然讨论式、研究式的教学方法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课堂中，但是尚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科学性，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实践。

台湾高校除了利用外教讲授跨文化传播学外，也有很多具有留美经历的本土师资。其教学方法更多地受美国高校的影响而摒弃了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由以教师做单向知识灌输的模式转向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培养学生语言能力的教学模式。因此，他们讲授的课程内容往往比较新颖，所介绍的理论和方法也较具前沿性，学科交叉性也比较强，教学方式多样且较具系统性。教师主要采用引导、启发式的教学方式，小组讨论、客座演讲及学生报告等几乎穿插在每节课当中，传统的以灌输语言知识为主的授课方式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四）教育实践的实施

在大陆高校的一些学科教育中，虽然存在着一些零散、不自觉、不系统的跨文化教育实践成分，但是在高校的教育纲要中，并没有明确的跨文化教育实践的内容。大陆高校的跨文化教育研究及实践多数集中于外国语教育中。不可否认，在跨文化教育中，外语作为交流的手段必不可少，但是在高校的外语教学中，相对于言语应用来说，文化的学习还处于次要地位，更何况单一的英语文化并不能代表所有的文化群体。因此，高校的跨文化教育应通过众多学科的统筹来进行系统、全面、深层的跨文化知识的传授和实践。此外，大陆高校的跨文化教育实践活动大多只限于课堂教学中，对于社会生活教育中存在着的广泛的跨文化教育活动却很少涉及。高校教育工作者应该有意识地把社会生活纳入到学校的跨文化教育中，并加以正面的引导，使社会教育中的有利因素得到强化，其不利因素得到稀释。

与大陆不同，台湾高校“跨文化传播”这门课散布在不同的科系中，法学、社会学、教育学、新闻学、商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都有开设跨文化传播课程。台湾高校跨文化教育的学科分布比较广泛，授课教师也比较注重将知识与实际的生活情境相结合。为了兼顾知识的教育及其在生活情境中的应用，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以课堂时间传授理论或概念的知识，而实践的部分，则在执行活动与作业的过程中完成。

四、结论

没有比较便没有鉴别，没有鉴别便没有思路，没有思路便没有与时俱进的出路。通过全方位比较海峡两岸跨文化交际学的历史与现状，有利于促进海峡两岸跨文化交际学的交流与合作，在两岸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研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育实践等方面互相取长补短。如果我们接受“任何两人之间的交往都带有文化交流性质”的命题，则海峡两岸跨文化交际研究成果必能促进台海地区亚文化群体交流，促进海峡两岸民间交流和学术交流。

在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方面，台海两岸均非常缺乏，至今尚未真正形成自身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美国跨文化交际学理论家古迪康斯特曾提及：“亚洲学者需要创建适合自己文化的交际理论”，胡文仲和贾玉新也指出：“只有学习和借鉴而没有发展和改造，没有结合自己文化特点的理论，是不可能把跨文化交际研究建成一门适合中国国情的学科的”。[3]台湾学者翁秀琪认为：台湾跨文化传播教育应以“在地思维，全球实践”为典范，以“在地”的传播问题意识为根本，并将研究与实践深耕于建制化的传播教育制度与课程中，方能使久居学术边陲的台湾传播与研究获得其主体性。[4]这与大陆学者提出的“特色研究”不谋而合，都是一种“立足本土，国际视野”的理论与实践的追求。这一追求对于创建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新视角，对于克服简单化的“对台宣传”以促进祖国统一均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台湾大多翻译成“跨文化传播”，为行文方便，本文将台湾相关研究的术语统一取“跨文化传播”，大陆相关研究的术语统一取“跨文化交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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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翁秀琪.台湾传播教育的回顾与愿景[J].新闻学研究，

2001（10）：47-48.

第12篇

关键词：职业教育学；研究对象；学科性质；逻辑起点；学科体系

作者简介：马君（1979-），男，回族，宁夏同心人，兰州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

基金项目：天津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基金项目“现代职业技术教育学的世纪性反思与构建”（编号：ZZG163）的部分成果，主持人：周志刚。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07-0038-06

一、职业教育学的生成之考察

“任何一门专门的学问，要真正掌握，首先一定要了解这门学科的历史”[1]。我国职业教育学从发轫到现今已走过了九十有余的春秋，对其“寻根究底”既是建构职业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要求，更是反思职业教育学研究的基础。因此，从发生学的视角考察和研究职业教育学的发展历程是职业教育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逻辑前提。本文按照学科成立的条件和成熟标准两项原则对中国职业教育学进行考察，可以将其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四个主要阶段：

（一）职业教育学的发轫（清末民初）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有了职业教育的实践活动，但尚未真正使用职业教育这个名称（以实业教育代替），更未形成独立的职业教育学理论体系和专门的研究组织，也没有专门的职业教育研究期刊，有关职业教育的思想和理论多是从国外见闻和引进的，其观点散见于当时一些积极倡导实业教育思想的实业教育家的著作和言论中，主要的理论也是直观的、朴素的职业教育教学思想和育人观点，因此，我们称其为发轫阶段。

（二）职业教育学的草创（1916年至1970年代）

在这一阶段，“职业教育”取代“实业教育”，“职业教育”名称最终确定，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受到格外重视，出版了职业教育的专著，创建了职业教育的期刊，建立了职业教育的学术组织，学科特征初见端倪。同时，在一些学校还开设了职业教育的课程，为发展职业教育事业和建立职业教育学奠定了基础。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职业教育名称的确立及职业教育组织的成立；二是大量职业教育论著的出版；三是职业教育期刊的创办与发行；四是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和发展由于历史原因曾一度出现中断的情况（1949年―1977年），直至改革开放以后才得以慢慢恢复。

（三）职业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初步形成（1980年代至1990年代）

这一阶段总的特点是：在理论方面开展了关于职业教育的名称、本质、定义和研究对象等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对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问题更加关注，基本形成了职业教育学的理论框架；在实践方面，成立了健全的管理机构和学术组织并开展了正常工作，出版了多部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和多本学术刊物，成功举办了职业教育专业。职业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获得了行政上的合法性，在中国学科共同体中己经基本确立。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引介国外职业教育学；二是编写职业教育学著作和教材；三是学科外在建制基本得以确立；四是人才培养提上日程。

（四）职业教育学的反思与多元化（2000年以后）

进入21世纪以来，在短短的十年间，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取得了新的进展，职业教育学的各个领域研究进一步深化，整体水平持续提升，步入反思与多元化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对于职业教育学的自身诸多问题进行探究和省思，一度成为研究热点，主要探讨了职业教育学的学术史，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范畴体系、学科独立性问题、学科性质、学科方法论、职业教育基本问题等，并形成学术交锋。

二、职业教育学学科独立性之判断

关于职业教育学是否是一门学科，恐怕这是一个既尖锐又现实的的疑问。如果说它不是一门学科，但它早已拥有了其作为学科的行政的合法性；而如果按照成熟学科的标准来衡量，它又不能称之为一门学科，充其量也只是一个研究领域而已。根据库恩“范式”理论，职业教育学仍是一门“前科学”，要走向“常规科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职业教育学的学科独立性进行判断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职业教育学研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帮助我们推断其未来的发展走向。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也是学科意识觉醒的重要体现。

（一）职业教育学还不是一门学理意义上的学科

尽管在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职业教育学的学科建设，特别是外在建制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诸如：学科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学科研究机构不断增多，学科人才培养成果显著，学会组织不断扩大，期刊质量稳步提升，学术文献不断涌现，学科研究资助不断加强，学科影响力不断扩大，等等。但其理论内核或者说内在建制仍不完善，尚需着力构建。因此，对照学科的成熟标准来看，职业教育学还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或学理意义上的学科[3]。这主要表在：一是学科方向的选择踯躅不前；二是学科结构不尽完善；三是学科组织亟待改善；四是学科制度建设进程缓慢；五是学科文化还没有成形。

（二）职业教育学是一门处于“前科学”阶段的新兴学科

根据库恩的科学发展理论，他认为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研究领域若要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科学）都必须经历一个从“前史到本史”的过渡过程。他强调科学进步的革命性质，这里的革命意味着放弃一种理论结构并代之以另一种不相容的理论结构。科学的发展从前科学到常规科学的转变，其标志是科学共同体的形成并拥有共同的研究范式。

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大致是五个阶段：前科学（无共有范式）――常规科学（建立范式）――反常与危机（范式动摇）――科学革命（新范式取代旧范式）――新的常规科学（新的范式建立）。任何一门学科在没有形成“范式”以前，只处在前科学（前范式）时期，在该时期，科学的工作者们各持自己的观点和方法，对各种问题无不互相争论、莫衷一是；待经过长期争论后，逐渐形成统一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即范式，只有有了共同的“范式”，科学家集团才可以通力合作，在共同的背景和传统下共同发展、贡献，前科学才能走向常规科学。按照库恩的说法，常规科学“是指严格根据一种或多种已有科学成就所进行的科学研究，某一科学共同体承认这些成就就是一定时期内进一步开展活动的基础”[4]。

职业教育学作为“前科学”的具体表现在于：一是职业教育学的研究还没有形成自身独特的基本理论框架，即没有自己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包括基本问题意识及其提问方式、基本概念和自足自给的理论体系。二是职业教育学的研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或达成共识）的方法，这其实也是我国各社会科学学科发展进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但对职业教育学学科而言表现得尤为明显。三是没有形成成熟的学科交流平台和自觉的学术共同体，因而在学科体制上依然呈现出明显的边缘性和分散化特征，制约了职业教育学科向纵深发展。

三、职业教育学研究对象之确定

任何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相对独立存在，其首要条件是必须有自己的排他性的研究对象，这是区分不同学科的主要标志。研究对象的界定往往决定着学科的研究内容、范围、性质、学科体系等，因而对于学科发展和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学科对象的界定往往与学科知识分类密切相关，因而不同的学科类型其研究对象也可以区别对待和考察，职业教育学亦是如此。

学科知识分类对于学科研究对象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不同的理论类型必然对研究对象有着不同的规定。对于职业教育学而言也是一样，从来没有一种职业教育学可以完全地解决职业教育学面临的所有问题，也不可能将各种职业教育学统一于一种职业教育学命题体系之中，这必将是徒劳无益的，职业教育学可以沿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认为为了使职业教育学尽快走向科学化也应该将职业教育学的知识进行分类考察。

依据德国教育学者布雷岑卡（又译为布列钦卡）教育学知识分类标准，教育学知识有三种类型：教育科学、教育哲学和实践教育学。他认为应“取代那种含糊的、什么都囊括了的、同时表现出科学、哲学、实践之特征的学科，应该出现三种陈述系统。它们对应三类教育学知识，即科学的教育学知识、哲学的教育学知识和实践的教育学知识。这三种知识具有不同的基础并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替代他者。我们也可以用教育理论类型来取代教育学的知识类型。这三种划分基于三种有关教育问题的不同理论视角，与上述科学的视角、哲学的视角和实践的视角有关”[5]。基于此，我们将职业教育学的知识类型相应地划分为三类，即科学职业教育学（理论）、哲学职业教育学（理论）和实践职业教育学（理论）。三种类型的职业教育学都有自身相对有限的的主题领域，以各自面对的职业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完整的职业教育学理论体系。也就是说，每一种类型的职业教育学都应该有其特定的范畴、逻辑起点、陈述体系以及研究对象。尽管这三种形态的职业教育学都是以问题为研究对象，但却是不同类型（异质）的问题。科学职业教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职业教育事实问题，它回答职业教育是什么的问题；哲学职业教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职业教育价值与规范问题，它回答在制订教育计划和采取教育行动时出现的价值问题和规范问题。其任务是，给教育者和主管教育的政治家提供评价取向和规范取向；实践职业教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实践问题，它主要回答“什么是应当发生的？”“应当做什么？”、“教育应该如何进行、教育者在努力发挥种种影响时，应当怎样做或应当做什么？”[6]。

四、职业教育学功能、定位与性质之辨析

职业教育学功能是职业教育学的核心内问题之一，它与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定位与性质、学科结构息息相关，是学科得以立身的依据。但职业教育学的功能究竟为何，仍没有明确的说法。职业教育学的定位与性质问题是职业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成要素之一，是事关职业教育学安身立命的重要问题，有什么样的学科定位与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科范畴体系和陈述体系的建构。目前来看，关于职业教育学的定位与性质问题仍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也出现了不同的观点，但都未能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研究，往往浅尝辄止、各说各话，将其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予以接纳，具有明显的不规范性和随意性。定位不准、性质不定，往往也说明了对职业教育学的本质属性认识的模糊和不确定，这势必阻碍职业教育学未来的发展和理论建构。

（一）职业教育学的功能

我们认为，职业教育学的功能主要在于两大方面：一是学术理论功能；二是技术建构功能。

所谓职业教育学的学术理论功能主要是指在学术领域中，职业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具有的基本功用以及这门学科所包含的学术理论意义。职业教育学的学术理论功能主要涵盖了两种职业教育学的知识类型，即科学职业教育学和哲学职业教育学的功能。主要是指描述、解释与预测，辩护与批判，规范与指导等功能。

职业教育学的技术建构功能主要是指职业教育学对职业教育实践的规范与指导功能，往往以实践职业教育学的形态来展现。

职业教育学的学术理论功能和技术建构功能的发挥，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从描述、解释和预测，到辩护和批判，到规范与指导，是一个连续统一体。

（二）职业教育学的定位

职业教育学的定位，着重考察的是职业教育学在整个科学体系（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位置及归属问题，意即将职业教育学划归于哪个学科门类之中。简言之，就是说职业教育学是教育学科的一个分支，还是技术学科的一个分支？或者是职业学科的一个分支？或者是其它学科的分支？

我们认为，职业教育学的定位是属于教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教育科学这个大系统的子系统，它姓“教”。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学的定位往往也取决于职业教育的定位，目前世界各国或国际性组织都将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类型，诸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技术和职业教育建议的修正意见》中就指出：职业教育是普通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7]。而且这种提法已基本形成国际共识。

（三）职业教育学的性质

所谓学科性质是指一门学科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属性，也叫做学科属性。关于职业教育学的性质问题，主要是回答职业教育学是什么属性的学科？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是理论学科，还是应用学科?是交叉学科，还是综合学科？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C．Geertz)指出：“如果你想理解一门学科是什么，你首先应该观察的，不是这门学科的理论或发现，当然更不是它的辩护士们说了些什么；你应该观察这门学科的实践者们在做些什么”[8]。

职业教育学是一门介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但更偏向于人文学科的跨界性学科。职业教育学目前虽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但已处于“前科学”阶段，其科学性还是不能抹杀的。从人文学科的特征来考察职业教育学，同样会发现职业教育学是具有一定的人文性的，但如同职业教育学不是真正的科学一样，职业教育学也不会成为真正的人文学科。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职业教育学研究都表明，它的基本走向应该是科学――人文的学科，它是科学的，更是人文的，这是由职业教育学本身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

将职业教育学的性质定位在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而更加靠近人文学科一端，是由于“人”这一核心因素在职业教育学研究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从研究对象来看，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职业教育问题，这与社会科学将其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现象的研究是没有太大差异的，目的都是要通过对这一社会现象――职业教育的研究获得关于职业教育的一般发展变化规律以及建立起规范的职业教育学的理论体系，从而使其具有较强的普适性。而对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活动的“职业教育”的研究则与前者不同，因为“人”的因素在这一领域中被凸显出来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也涉及人，但这里的人是作为“社会的物”，社会科学只将其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构成要素，并不考虑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与意义；而职业教育学研究对象中的人――无论是职业教育者，还是职业教育受众，都是有需要、目标、情感、信念和旨趣的、思想的、活生生的个性化的人。而职业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和造就全面发展的职业人，并为其谋得福祉。这是难以对象化、定量化的，就需要从人文学科的视角去观察和透视，做主观上的“理解”和判断。而用程式化的科学方法显然是不合乎逻辑以及目的性和规律性的。

五、职业教育学逻辑起点之探究

潘懋元先生认为，一门“学科的科学理论体系，一般认为首先应当确定它的逻辑起点，从逻辑起点出发，借助逻辑手段，按照学科的内在逻辑，层层推导，逐步展开，从具体上升到抽象，构成严谨的逻辑系统”。由此可见，作为教育学分支学科的职业教育学，要建立起一个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学科结构，就必须首先要搞清楚自己的逻辑起点。这不仅事关本学科结构体系的构建，也是职业教育学走向科学化、规范化的重要研究环节。

依据已有研究成果中的一些观点，我们认为，判断和检验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的质的规定性应该是：（1）学科逻辑起点是学科最简单、最抽象的叙述起点，是学科体系得以建立的最原始开端、基础和现实。逻辑起点是最原始的“细胞”或“细胞形态”。（2）学科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是一致的。历史起点是指客观事物本身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认识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起点。逻辑起点不能游离于历史范畴之外而独立存在。（3）学科逻辑起点应该能够揭示出学科客体和对象的最本质属性。（4）逻辑起点是惟一的，与研究起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研究起点是我们着手研究、开始认识某一事物的起点，是事物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易于认识，且研究起点可以是多角度的、多重的。而逻辑起点作为“矛盾的胚芽”、“各种矛盾的根源”，不易被认识，具有惟一性和隐藏性。

就目前职业教育学的研究水平和学术积淀来说，要找到符合哲学和逻辑学要求的逻辑起点，并以此来构建理论体系还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所谓万事开头难，科学本来无坦途，为了抛砖引玉，也希望这一问题能够引起学界研究者的关注和兴趣，我们在对什么是逻辑起点及其规定性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对职业教育学的相关学科的逻辑起点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职业技能授受”是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这是因为：首先，“职业技能授受”是职业教育学最简单、最基本的起始范畴。其次，“职业技能授受”符合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统一的规则。再者，“职业技能授受”标志着职业教育的直接存在。最后，“职业技能授受”揭示出职业教育的最本质规定。

六、职业教育学学科体系之构建

学科科体系是一门学科的内核，基本反映了该学科的基本面貌和理论水准，它关系到一门学科的学术性、科学性、规范性问题，是衡量学科成熟度的标准之一。而对于学科体系的认识水平，影响到学科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对于学科体系的研究是关系一门学科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职业教育学是正处于发展中的年轻的新兴学科，当前的研究主要以“问题研究”为主，而关于学科体系的认识、研究和构建往往被忽略，这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学的理论品质和学科形象。我们认为，体系研究和问题研究是学科发展不可偏废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轻视任何一方对于职业教育的理论建构都是有害的。

（一）职业教育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危机

将民国时期和建国后出版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职业教育理论著作进行比对分析后发现，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按照学科体系建构的职业教育学论著寥寥无几，绝大多数职业教育学论著充其量只是按照教材体系来组建的。职业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危机重重，任重而道远。2009年由黄尧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职业教育学――原理与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者们对职业教育学学科体系建构的追求和旨趣，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目前来看，职业教育学学科体系建构还处于初级阶段，对学科体系的认识水平仍然较低，学者们的学科体系建构意识依然十分薄弱，无疑，这对于一个正处于发展阶段的新兴学科而言显然是不利的，不仅影响到职业教育学的学科自身理论水平的提升，更影响到职业教育学的学科形象和品质。总而言之，对于学科体系的研究是关系一门学科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一门学科成熟度高低的重要衡量标尺。具体而言，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建构存在如下一些尚需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学科概念系统尚未成熟；二是将教材体系等同于学科体系；三是逻辑结构不清晰；四是内容上的模仿与移植。

（二）职业教育学学科体系三分法的构想

由于学科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趋于无限的过程，因此，学科体系只有相对的存在价值，而无凝固不变的规定模式。另一方面，因为学科本身的差异和遵循的原则不同，所构想的学科体系也会有一定的差异存在。结合以上认识和分析，我们认为职业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可借鉴布雷岑卡的教育学知识分类模式，将职业教育学的学科体系按照“三分法”来构建，即分为科学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哲学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三部分。遵行此种学科体系分类方法的考量在于：第一，可以基本反映出中国职业教育学学科是教育科学分支学科的定位，以及与中国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性质、逻辑起点保持一致；第二，基本能揭示出中国职业教育学学科的各个研究领域及其关系、层次和结构；第三，具备一定的概括性，能涵盖中国职业教育学科的所有研究领域；第四，通过此分类可展现出中国职业教育学是一个能不断包容学科研究新发展的开放系统；第五，能反映出中国职业教育学学科的新成果、新观念和新趋势；第六，可以反映出作为学科体系的逻辑性、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第七，要有利于研究、有利于教学、有利于实践，并对未来的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发展有一定的指导和推动作用。由于中国职业教育学的研究领域的广阔性和延展性，任何体系都是难以包容殆尽的，因此本文对中国职业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想将更为概括，注重框架结构。

科学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依据布雷岑卡的理论，科学职业教育理论的任务是获得关于职业教育行为方面的科学认识。科学职业教育理论不仅要描述事实，而且要分析目的，探究原因。主要包括职业教育史研究、职业教育学史研究和职业教育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等内容。

哲学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哲学职业教育理论属于哲学范畴，它所研究的是作为各种职业教育学建立之前提的基本理论假设，旨在揭示职业教育学的基本范畴、基本关系及其运动规律，为职业教育实践者提供正确的职业教育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9]。主要内容包括职业教育本质论、职业教育价值论、职业教育目的论以及职业道德教育论等内容。

实践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实践职业教育理论是回答“职业教育应当怎样做”的一种规范性理论，旨在为职业教育者的职业教育活动、行动提供理论规范的指导。主要内容应该包括：职业教育目的、职业教育主体（师生）、职业教育功能、职业指导、职业教育教学设计与技术、职业教育课程、职业教育评价、职业教育研究、职业培训、职业分析等。

七、研究展望

本研究在研究分类上属于探索性研究，加上这方面的资料的有限性，使得对一些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透彻。再因为个人能力原因，对研究整体性的驾驭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试图为职业教育学的建构做出一点贡献。本研究在以后还需对以下几个问题的研究予以持续关注和加强。

一是有没有必要深究职业教育学究竟是不是一门学科的问题。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学科的“名分”并不能决定学科的成熟程度和地位的高低。若按照比较僵硬的学科成立条件和成熟标准来对照一门学科的发展状况，显然绝大多数学科都不合格，都不能称得上是一门学理意义上的学科。在国外也甚少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出现，尤其是在职业教育领域。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是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应该在整个职业教育研究领域占据怎样的位置。尽管本文力证关于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应该着力加强，提升至与职业教育问题研究同等重要的位置，但是在当今学科发展由“理论体系”转向“问题研究”和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下，这样的研究的分量到底还有多重。当然我并不是否定我现有的研究成果，而是否定之否定的一种思考。往往基础性的研究让人的成就感不高。

三是职业教育学逻辑起点问题对学科发展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许多学者都对本学科逻辑起点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但很少有学者对逻辑起点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进行研究，往往只是就“逻辑起点”而研究“逻辑起点”。我们认为逻辑起点应该为学科体系的构建服务，或者说是学科体系的出发点。但在具体操作时反而显得很困难。这个问题还得继续深入研究。

四是职业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的“三分法”构想还需要实践的验证。尽管我们提出了这种设想，从逻辑上来讲也可以讲得通，但究竟它的操作性有多强还不得而知，还需留待日后的研究来进一步深化。

五是关于职业教育研究方法论问题的研究本论文之前已做了架构安排和构思准备，但因为时间和精力上的原因以及材料积累方面的欠缺，使得最终决定暂时放弃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这一问题将会在日后的研究中予以弥补，因为方法论问题是一门学科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关于职业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在当前来看是非常薄弱的，与其他学科发展上的不对等使得我们很难与其对话，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到了要在困境中寻求突破的时候，否则这种落后还将持续。当然，一门学科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这需要时间、需要实践、需要沉淀，更需要创新。作为研究者，我们应继续坚定学科信念，提高理论素养，锐意创新，力争尽早使职业教育学之“学”名副其实，融入学科之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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