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28 13:05:1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思想史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课题名称： 儒家孝道与现代家庭养老
学生姓名：
系 别： 政治与法律
专 业： 思想政治教育
指导教师：
一、综述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研究动态：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问题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各国学者开始对这个古老的研究领域给予新的重视，寻求各种解决方法，以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有二个方向，一是以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多数学者选择的希望通过发展社会养老即建立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一是希望健全现有的家庭养老体系，辅助以社会养老体系，中国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这，主要希望发扬中国传统的尊老、敬老的思想来促进家庭养老的健康、和谐发展，这方面较为突出的论文有有萧振禹主编的《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等，张怀承主编的《中国的家庭与伦理》等。他们提倡目前中国应继续以家庭养老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通过对儒家传统的孝道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来达到家庭养老的健康发展。
选题的依据
孝道思想是儒家及儒家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种孝道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才形成了尊老爱幼，孝敬老人，赡养老人的传统美德。据有关资料统计，200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已达1.3亿，占总人口的11%，根据科学预测，到2025年底老年人口将达2.8亿，约占总人口的20%。显然，我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发达国家不同，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的，时间短，速度快，指望在短期内用社会保障和敬老院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老有所终不太现实。家庭养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我国养老的主要途径。在这种背景下，探讨儒家的孝道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敬老原则与现代家庭养老的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的进步发展，解决老龄化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选题的意义
a 从理论上看，丰富和深化了儒家“孝道”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健康的养老体系
b 从实践上看，对于加强家庭道德建设，推进家庭文明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基本内容
儒家“孝道”思想与现代家庭养老
1儒家“孝道”的基本内容
2儒家“孝道”原则的糟粕和精华
3现代中国的家庭养老
4儒家孝道的现代转承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重点：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儒家“孝道”的转承
2、难点：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儒家“孝道”的糟粕和精华
三、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步骤：
1、收集资料
2、归纳整理资料
3、编写写作提纲
4、写作论文
5、修改文章
6、完善定稿
方法：
1、文献研究法;
2、历史分析法;
3、演绎归纳法;
4、分析综合法。
措施：
1、充分收集资料
2、对资料进行阅读，分析和综合
3、制定写作计划表
4、主动多与指导老师交流
进度安排：
1、2005年12月20日前确定选题
2、2006年1月16日前提交开题报告
3、2006年4月10日前提交论文初稿交指导老师审阅后进行修改。
4、2006年5月20日前交定稿
四、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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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六、教研室意见：
签名：
注：此表由学生本人填写，一式三份，一份留系里存档，指导教师和学生本人各保存一份。
关键词： 科学史 科学知识社会学 内史 外史
Abstract: Since 1930s， most of changes and controversies in the western history of science related to the definition， pision， and evaluation of “internalism” and “externalism”. About that problem， many Chinese schola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internal history”， and， even some scholars who focus the “external history” would insist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history” and “external history”. However，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SK， the premise of these opinions and controversies is the opposition of “internal history” and “external history”. It insists that scientific knowledge is a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ask for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From this view of science， there is no such independent “internal history” that is free from any social factors. In that way， the demarcation of “internal history” and “external history” is eliminated.
Key words: history of science SSK internal history external history
科学史中的“内史论”与“外史论”已经是科学史界和科学哲学界十分熟悉的概念。可以说，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构成了科学编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对于一阶的科学史研究来说，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本文从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以下简称SSK）的立场出发，指出这种划分实际上是可以被消解的，而且这种消解又可以带来科学观和科学史观上的新拓展。
一、科学史“内外史”之争
在讨论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内外史”划分的消解之前，我们先且按传统的标准和划分方式对“内史论”与“外史论”的含义及“内外史”之争做简单的回顾与分析。
一般而言，科学史的“内史”（internal history）指的是科学本身的内部发展历史。“内史论”（internalism）强调科学史研究只应关注科学自身的独立发展，注重科学发展中的逻辑展开、概念框架、方法程序、理论的阐述、实验的完成，以及理论与实验的关系等等，关心科学事实在历史中的前后联系，而不考虑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默认科学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科学史的“外史”（external history）则指社会等因素对科学发展影响的历史。“外史论”（externalism）强调科学史研究应更加关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环境对科学发展的影响，认为这些环境影响了科学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在研究科学史时，把科学的发展置于更复杂的背景中。[ ]（p24）
从时间上来看，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科学史研究（包括萨顿的编年史研究在内）基本上都属于“内史”范畴。直到20世纪30年代默顿和格森发表了有关著作之后，科学史研究才开始重视外部社会因素对于科学发展的影响，并逐渐形成了与传统“内史”研究不同风格的编史倾向。这才出现了科学史的“外史”转向，并引起了所谓的“内外史”之争。
具体而言，“内外史”之争的焦点在于外部社会因素是否会对科学的发展产生影响，或者说，在科学史的研究中，这些外部影响是否可被研究者忽略。其中，“内史论”者认为，科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是不断趋向真理的过程；科学内在的认知概念和认知内容不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且科学的真理性和内在发展逻辑往往使得其发展的速度和方向也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相反，“外史论”者则坚持认为，尽管科学有其内在的概念和认知内容，但是科学发展的速度和方向，往往是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在其看来，社会的、经济的、宗教的、政治制度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无一不对科学研究主题的变化和科学发展进程的快慢产生重要影响。
在20世纪30－40年代，因为格森和默顿等人的工作，“外史论”在科学史界逐渐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二战后期直接源于坦纳里、迪昂、迈耶逊、布鲁内和黙茨格的法国传统的观念论纲领开始流行。正如科学史家萨克雷所说，由于观念论的哲学性历史占主导地位，在50－6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人们很自然地注意远离任何对科学的社会根源的讨论。即使出现这种讨论，那也是发生在一个明确界定的领域，并由社会学家而非科学史家进行。[ ]（p55）在这一时期，柯瓦雷关于伽利略和牛顿的经典研究奠定了观念论科学史的主导地位。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外史论”在另一种意义上又重新发挥了影响，显示出较为活跃的势头，这与科学哲学中历史学派的出现不无关系。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发展，对科学的社会学分析开始兴起，其中，不但科学的形成过程和形式，连科学的内容也被纳入了社会分析的范围，科学知识的内容因其社会建构过程，也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科学既被看成是一种知识现象，更被看成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可以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史家在研究方法和解释框架上的一些变化和争论，大多是围绕着界定、区分和评价“内史论”与“外史论”，是在这两者彼此对立存在（虽然也有认为两者可以综合融通的看法）的前提下展开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内外史”研究的变化与争论进行分析，可以窥见20世纪以来西方科学史研究侧重点和范式变化的历史脉络。
二、国内学者的态度及其前提假定
对于西方科学史研究的“内外史”演变和争论，国内学者的态度大抵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种是埋首于个人的具体研究，不去关心和讨论这个编史学理论问题，但潜在地却基本同意“内外史”的划分，这类学者占大多数；另一种是对该问题做了专门的研究和讨论，当然这些学者在人数上不是很多。在这类学者当中，通常极端的“内史论”和“外史论”都不被他们同意，他们从某种程度上坚持的二者的综合运用。
具体而言，在第一类学者看来，具体的一阶研究更为重要，讨论“内外史”之争问题往往是“空谈理论”，对于实际的科学史研究没有多大意义。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国内科学编史学研究相对来说一直是较为薄弱的环节，其价值和意义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过，值得注意而且也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在这些一阶的研究中，“内史”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外史”。在许多学者看来，科学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科学史描述的就是科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和规律。少数“外史”研究也大多停留在描述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对科学发展的速度、形式的影响上，把社会因素作为科学发展的一个外在的背景环境来考虑，尚未触及到社会因素对科学内容的建构与塑型的层面。
在第二类学者中，80年代末就已经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指出科学中的多数重大进展都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促成的，认为在“内史”和“外史”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 ]（p39-47）随后一些学者较为系统地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科学史研究的“外史”转向进行了专门研究。他们通过对国际科学史刊物ISIS自1913年到1992年的论文和书评进行的计量研究，发现科学史的确发生了从内史向外史的转向，20世纪80年代之前以内史研究为主，80年代之后以外史研究为主。[ ]（p128）此外，他们还就“内史”为何先于“外史”、“内史”为什么转向“外史”、“内史”与“外史”的关系究竟如何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国外学者关于“内外史”问题的观点，并认为“内外史”二者应该有机地结合起来。[ ]（p27-32）其理由在于“极端的‘内史论’会使科学失去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动力和基础，无法解释科学的发生和发展；极端的‘外史论’又会使科学失去科学味，而显得空洞。”[ ]（p64）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虽然未对“内外史”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但从不同的关注角度出发，大多都认为科学史的“内史论”与“外史论”必须进行某种综合。[ ]（p14，p97-98）
无论是不去讨论“内外史”问题，还是总结国外学者的观点并主张“内外史”综合，第一类学者和第二类学者都默认了“内史”与“外史”的划分方式，且大多更为看重“内史”。如果对他们的观点做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在背后支撑着这种划分及侧重的仍然是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这种科学观认为，科学是对实在的揭示和反映，它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规律，不受外在的社会因素的影响，科学的历史是一系列新发现的出现，以及对既有观察材料的归纳总结过程，是不断趋向真理和进步的历史。这种科学观指导下的科学史研究就必须揭示出科学发展的这种“内在”发展逻辑，揭示科学的纵向的“进步”历史。例如，有学者在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科学、科学史的发展来谈“内史”先于“外史”的合理性时，提到“科学史一开始的首要任务就是对科学史事实在（包括科学家个人思想、科学概念及理论发展）的内部因素及产生机制的研究。而这一科学史事实在内部机制的研究构成了科学史区别于别的学科的特质和自身赖以存在的基石。也就是说内史研究是科学史的基础和起点；”“外史是在内史研究的基础上随着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增大而非研究外史不可的地步时才逐渐从内史中生长出来的。”[5]（p28）这些观点大致包含了这么几层含义：首先，科学史事实在内部蕴含了科学发展有其独立于社会因素影响之外的内部机制、逻辑与规律；其次，对这些科学发展规律、机制及内部自主性的研究构成了科学史学科的特性；最后，注重科学内部理论概念等的自主发展的“内史”研究先于“外史”研究，“外史”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内史”的补充。尽管一些作者坚持一种“内外史”相结合的综合论，但仔细分析起来，其“外史”仍然没有取得与“内史”并重的位置。而且，其强调的“外史”研究也只是重视“分析科学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如哲学、社会思潮、社会心理、时代精神以及非精神因素诸如科学研究制度、科学政策、科学管理、教育制度、特别是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因素的科学发展的阻碍或促进作用。”[5]（p32）此外，从一些学者的总结性论文中可以发现，在那些围绕着“李约瑟问题”而讨论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的诸多研究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p110-116）在这里，种种社会因素只被看成是科学活动的背景（尽管可能是非常重要乃至于决定性的因素），而不是其构成因素。因为在他们看来，科学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科学方法、程序以及科学结果的可检验性保证了科学本身的客观性，对科学的历史的研究，必然要以研究科学本身的内在逻辑发展为主要线索，科学史仍然是普遍的、抽象的、客观的、价值中立的、有其独立的内在发展逻辑科学活动的历史。
由此可见，对“内史”与“外史”的传统划分的坚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综合”运用，都是以科学的的一种内在、客观、理性及自主独立发展为前提假定的，只有基于这样的科学观，才可能使得“内史”研究和“外史”研究分别得以成立，“内史”与“外史”的划分才成为可能。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方科学史界“内史论”与“外史论”的争论之所以长期持续，原因可能恰恰在于这种科学观本身。它使得研究者或者片面强调“内史”，完全否认“外史”研究的合法性；或者虽偏重“外史”，却仍只将社会因素作为科学发展的背景来考察；或者虽强调“内外史结合”，却仍以“内史”为主，“外史”为辅。要结束这种争论，就必须在科学观和科学史观的层面进行超越。科学知识社会学正是基于对这一科学观和前提假定的解构，消解了传统的“内史”与“外史”的划分。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内外史”划分的消解
科学知识社会学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英国，它以爱丁堡大学为中心，形成了著名的爱丁堡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巴恩斯、布鲁尔、夏平和皮克林等。SSK明确地把科学知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探索和展示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生产、变迁和发展的作用，并要从理论上对这种作用加以阐述。其中，巴恩斯和布鲁尔提出了系统的关于科学的研究纲领，尤其是因果性、公平性、对称性和反身性四条“强纲领”原则。除此之外，SSK的学者如谢廷娜、夏平和拉图尔等，在这些纲领下做了大量成功的、具体的案例研究。
“爱丁堡学派”自称其学科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是为了与早期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等人建立的“知识社会学”，以及当时占主流地位的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相区别。在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中，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是不能做社会学的分析的，因为它们只受内在的纯逻辑因素的决定，它们的历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内在的因素。[ ]（p68-69）在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中，科学是一种有条理的、客观合理的知识体系，是一种制度化了的社会活动，科学的发展及其速度会受到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科学家必须坚持普遍性、共有性、无私利性等社会规范的约束。[ ]（p267-278）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首先不赞成曼海姆将自然科学排除在社会学分析之外的做法，他们认为独立于环境或超文化的所谓的理性范式是不存在的，因而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分析不但可行而且必须，布鲁尔对数学和逻辑学进行的社会学分析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p133-249）由此也可看到，SSK与默顿的科学社会学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它进一步将科学知识的内容纳入社会学分析的范畴。在SSK看来，科学知识并非由科学家“发现”的客观事实组成，它们不是对外在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和合理表达，而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局域知识。通过各种修辞学手段，人们将这种局域知识说成是普遍真理。科学知识实际上负载了科学家的认识和社会利益，它往往是由特定的社会因素塑造出来的。它与其他任何知识一样，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9]（p2）
SSK与传统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的上述区别直接反映在其相关的科学史研究上，表现为对“内外史”的不同侧重和消解。传统知识社会学在自然科学史领域仍然坚持的是“内史”传统，科学社会学虽然开始重视“外史”研究，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时至今日它只讨论科学的社会规范、社会分层、社会影响、奖励体系、科学计量学等，而不进入认识论领域去探讨科学知识本身；在其看来，研究科学知识的生产环境和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本身是两回事，后者超出了社会学家的探索范围。[ ]（p38-39）可见，传统的科学观在科学社会学那里仍没有被打破，科学“内史”与“外史”的划分依然存在，二者的界限依然十分清晰。但SSK却坚持应当把所有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当作调查研究的对象，主张科学知识本身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过程直到其内核在利益上和建制上都是社会化的。[12]（p38）这样一来，因为连科学知识的内容本身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独立于社会因素影响之外的、那种纯粹的所谓科学“内史”便不复存在，原来被认为是“内史”的内容实际上也受到了社会因素无孔不入的影响，从而，“内史”与“外史”的界限相应地也就被消解了。正如巴恩斯所说，柏拉图主义对于科学而言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柯瓦雷本人的观点也含糊不清。[ ](p150)又如布鲁尔就开尔文勋爵对进化论的批判事件进行分析时指出的那样，该事件表明了社会过程是内在于科学的，因而也不存在将社会学的分析局限在对科学的外部影响上的问题了。[ ]（p6-7））。
SSK关于科学史的内在说明和外在说明问题也有直接的分析。其重要代表人物布鲁尔在对“知识自主性”进行批判时，就对科学自身的逻辑、理性说明和外在的社会学、心理学说明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过讨论。他指出，以往学者一般将科学的行为或信仰分为两种类型：对或错、真或假、理性或非理性，并往往援引社会学或心理学的原因来说明这些划分中的后者，对于前者而言，则认为这些正确的、真的、理性的科学之所以如此发展，其原因就在于逻辑、理性和真理性本身，也即它是自我说明的。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往往认为这种内在的说明，比外在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说明更加具有优先性。[14]（p9）
实际上，布鲁尔所要批判的这种观点代表着SSK理论出现之前，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领域里的某种介乎于传统实证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之间的过渡性科学编史学思想。其中，拉卡托斯可以被看成是一位较具代表性的人物。一方面，他将科学史看成是在某种关于科学进步的合理性理论或科学发现的逻辑的理论的框架下的“合理重建”，是对其相应的科学哲学原则的某种史学例证和解释，也就是说科学史是某种“重建”的过程，而非科学发展历史的实证主义记录或者某种具有逻辑必然性的历史；另一方面，拉卡托斯又认为科学史的合理重建属于一种内部历史，其完全由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只有当实际的历史与这种“合理重建”出现出入时，才需要对为什么会产生这一出入提供外部历史的经验说明。[ ](p163)也就说，科学发展仍然有其内在的逻辑性、理性和真理性，科学的内部历史就是对这种逻辑性和合理性方面的内部证明，它具有某种逻辑必然性；而社会文化等方面因素仍然外在于科学的合理性和科学的逻辑发展，仍然外在于科学的“内部历史”，是科学史家关注的次要内容。但这种历史观内在的悖论在于，那种纯内史的合理重建，实际上又离不开科学史家潜在的理论预设，因而是不可能的。
正如布鲁尔所说，考察和批判这种观点的关键首先在于认识到，它们实际上是把“内部历史”看成是自洽和自治的，在其看来，展示某科学发展的合理性特征本身就是为什么历史事件会发生的充分说明；其次还在于认识到，这种观点不仅认为其主张的合理重建是自治的，而且对于外部历史或者社会学的说明而言，这种内部历史还具有优先性，只有当内部历史的范围被划定之后，外部历史的范围才得以明确。[14](p10)实际上，布鲁尔强调科学知识本身的社会建构性，恰恰是基于对这种科学内部历史的自治性和随之而来的“内史”优先性假定的批判，而这一批判又导致了科学编史学上“内外史”界限的模糊和“内外史”划分的消解。
四、其他相关分析与评论
SSK之于科学的社会学分析以及随之可能带来的科学史“内外史”界限的消除，也引起了国内少数学者的注意，但他们对此所持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例如，有的学者认为，科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和STS研究，就其个人看法，缺乏思想的深度，偏重了科学外部的社会性分析，如能注入科学思想的成分和哲理性的分析会更好些。[6]（p63-64）此外，还有些学者肯定了SSK研究的价值，并从中看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和默顿学派对待科学合理性和科学知识本性的态度的不同，但认为在一定意义上SSK是用相对主义消解了在科学理性旗帜下“内外史”观点之争。[ ]（p47）实际上，认为社会学的分析缺乏深度，本身就是在对科学知识、科学理性与内在逻辑性不可做社会学分析的观点的一种认可，并潜在地赋予社会学的“外史”研究以较低的地位。认为“内史”与“外史”的划分必须存在，认为SSK对“内外史”之争的消解来自于其相对主义的科学观等等，实际上都反映了对传统的科学理性、客观性、价值中立性、真理性与实在性的坚守，这种坚守又意味着对科学内在的发展逻辑做“内史”考察是可能的，并且是第一位的。
然而，在国际学术背景中，后库恩时期研究的整体趋势确已开始走向了将“内史论”和“外史论”相结合的道路，只不过这种结合更多地是将“内史”与“外史”的界限逐渐模糊和消除。例如，除了SSK的理论可以消解传统的“内史”与“外史”的划分之外，类似地，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同样可以对这一划分进行解构。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并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被政治家误用或滥用，而是社会政策的议程和价值已内在地包含于科学进程的选择、科学问题的概念化理解以及科学研究的结果中。[ ]（p81）因而，科学本身即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为此也就不存在着对科学内在独立逻辑的某种真理性的挖掘，也不存在关于社会因素加于科学发展之上的某种作用关系的考察。正如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哈丁所认为的，“内史论”与“外史论”之间的界限是人为的，两者之间的共同特点是赞同纯科学的认知结构是超验的和价值中立的，以科学与社会的虚假分离为前提，因此他们并没有为考察社会性别关系的变迁和延续对科学思想和实践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留下认识论的空间。[17]（p82）
这种整体趋势在关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中也有实际的体现。在李约瑟去世后，2000年，由研究中国科学史的美国权威学者席文负责编辑整理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6卷“生物学与生物技术”第6分册“医学”得以出版，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此卷此分册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其它已经出版了的各卷各分册有明显的不同。席文将此书编成仅由李约瑟几篇早期作品组成的文集。对于席文编辑处理李约瑟文稿的方式，学界当然存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席文的做法确也明显地表现出他与李约瑟在研究观念等方面的不同。他在为此书所写的长篇序言中，系统地总结了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技术史与医学史的研究成果与问题，并对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做了全面的综述，提出了诸多见解新颖的观点。在他那篇重要的序言中，席文明确指出：“由于对相互关系之注重的革新，内部史和外部史渐渐隐退。在80年代，最有影响的科学史家，以及那些与他们接近的医学史家，承认思想和社会关系的二分法使得人们不可能把任何历史的境遇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p1-37）
“内史”与“外史”的划分、“内史”与“外史”何者更为重要以及“内史”与“外史”二元划分的消解，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科学观，在这些不同的科学观下又产生了科学史研究的不同范式和纲领。“内史”的研究传统在柯瓦雷关于16、17世纪科学革命时期哥白尼、开普勒、牛顿等人的研究那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外史”的研究方法则在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科学技术的互动方面，找到了合适的落脚点；而SSK的案例研究则充分体现了打破“内外史”界限之后，对科学史进行新诠释的巨大威力。尽管科学哲学领域对于SSK的“相对主义”、“反科学”以及围绕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仍在持续，但在某种意义上讲，对于科学史研究来说，SSK对“内外史”界限的消除也可以被看作是打通了“内史”和“外史”之间的壁垒，形成了一种统一的科学史。在这种新的范式下，科学史研究能够大大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给予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更为深入的分析和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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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魏晋时期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此时人们对音乐的追求，开始面向一些新的领域，将注意力转到认识音乐自身的艺术特征及其表现方式上来，对某些理论问题的再认识，促成了音乐朝着与过去不完全相同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两位代表人物——阮籍和嵇康。以他们各自的论著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本文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美学产生的背景开始，论述这一时期的两位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他们的主要理论以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
一、前言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建安文学、田园诗文、书法绘画等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先秦、两汉哲学和美学所奠定的深厚基础上又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像这一时期这样高度重视审美与艺术问题，专门性的著作如此之多，思想如此之丰富多彩，是后世再也不曾见到的。名士一词最早见于《礼记•月令》：“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此名士，大约相当于隐士。不过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士子们对君王和国家政权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纷纷干禄求进，不再隐居不仕，丛而使名士之含义由隐士逐渐向有名气的人转化。这些名士们旷达不群，傲然独得，高度任性。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率真脱俗，潇洒自然的人生态度和避世超俗，纵情任性，蔑视礼法，我行我素的话言行风范。整个时代都张扬着一种慷慨奔放的奇丽空气。正如余秋雨先生在他的散文《遥远的绝响》①中说的：“这是一个真正的乱世。是一个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期’。名士们为了所谓的风流，风度，风神，风情，风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世所看到的这些风貌特异的魏晋名士，他们的形成却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
二、魏晋音乐美学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理论
（一）阮籍的《乐论》及他的美学思想。
1.《乐论》及阮籍的音乐美学思想。
阮籍的音乐美学思想，集中表现在他的《乐论》中。阮籍从他的中心论点出发，认为最好的音乐就是“平和之声”，反对哀音声，认为音乐的功用可以“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天地交泰，远物来集。”他之所以斥责哀音，因为哀音使人情绪波动变化，使人内心的压抑得到某种认同与宣泄。所谓的声，就是对人的情感意绪的自然放纵，也即依据人的感性需要，从而满足这一需要。阮籍也认为音乐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变得只是形式，至于“乐声”要达到的审美的人的心灵趋于宁静，这样不悲不喜，灵魂哪儿来大起大落的震荡？阮籍这篇短短的《乐论》，多次提到的“平和”，并把它树为音乐之本，“平和之声”也是要扼制人的欲望，减弱人的创造激情与活力。阮氏的音乐思想，客观上是捆缚阻碍人的激情与生命活力的，是儒家音乐思想的忠诚继承者。其中透出的儒家文化的理性精神，愈来愈走向了文明的反面，变为窒息人扼杀人的音乐创造力的精神桎梏，更可忧虑的是这一桎梏隐形地深埋渗透在我们的血脉中，使它化为一种深层意识而暗暗地规定制约着我们的现在。
（二）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及他的美学思想。
嵇康就说于音乐的言论其实并不多，一生共留下两部著作。一部《声无哀乐论》，(以下简称《声论》)，另一部《琴赋》。其中《声论》一书探讨了音乐美学问题，笔者认为它基本反映出了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为了清晰起见，下面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1.音乐本质问题。
音乐的本质问题是音乐美学诸问题中具有关键性的论题，对它的认识将直接影响到对其它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在研究中，历来都为争论的焦点。因为，它一方面居于音乐美学思想大厦的底层，另一方面它是世界观和音乐观相联系的纽带。关于音乐本质，《声论》认为音乐是一种独立的客观存在，它与人的主观意志无关。作者从两个方面对这一论点进行了论述。
（1)音乐的产生：“夫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著代往，五行以成，章为五色，发为五音”。作者认为音乐是自然的产物，不为人心所生，它相对于人来说，彼此独立而存在。
（2)音乐的自身表现：作者认为声音和谐地组织起来，最能感动人心。人们赏乐时，最大的愿望是能够从音乐中感受到和谐的存在，而这和谐也正是人们倾注的对象。它不仅形式上给人的感官带来快慰，而且使得人能从心理上获得平衡。
2.音乐的审美感受。
音乐的审美感受问题是《声论》全文探讨的中心，作者从“声无哀乐”的论点出发，以自己对音乐本质的认识为基点，阐述了对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性质的理解。涉及到具体问题时，得出以下几种结论。
（1)音乐不能唤起人相应的情感。
（2)人在听音乐时会有情感出现，但各人的体验却不尽相同。只有和谐的音乐才能激发起人的情感。
（3)欣赏者不能与创作者在情感上获得沟通。
3.音乐的社会功用。
《声论》对于音乐的社会功用问题的探讨，是围绕着“移风易俗”间题展开的。他认为音乐进行移风易俗依靠的是自身的“和谐”精神。嵇康所认为的音乐“和谐”精神对于人心的影响，是指人在赏乐时能够获得性情方面的陶冶。
三、魏晋名士对音乐美学思想做出的贡献对后世的影响
魏晋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给音乐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汉以来，儒家音乐思想，对其音乐进一步的发展起了极大的阻碍作用。嵇康音乐思想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可悲的局面。他在《声无哀乐论》中，指出音乐本身并无哀乐可言，音乐中属于艺术的因素，同儒家附加上的非音乐艺术因素相区别，他反对将音乐同哀乐混在一起。与此同时，他直接将注意力集中到音乐艺术的许多具体方面，对某些乐器的艺术表现特点作了分析比较，究其异同，对一些乐曲进行了鉴赏，对有关音乐美学及表演艺术等理论问题有所探讨。这种种探讨的作法本身就应看做是一大进步。而阮籍的《乐论》影响不大的原因在于并没有提出一种新的观点，但这不能说《乐论》缺乏研究价值。一方面，《乐论》作为阮籍直接阐述艺术问题的著作，是探究阮籍美学思想的重要文本;另一方而，虽然《乐论》所表达的观点基本上同儒家传统乐论一脉相承，但并不是儒家乐论的转述，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对儒家乐论的阐释发挥，因而其审关观念在思维方式及总体特征上呈现出新的面貌。
注释：①《遥远的绝响》是余秋雨的代表作之一。文中主要描写了魏晋时期两位名士--阮籍和嵇康，文笔优美，意蕴深刻。
参考文献：
【1】李泽厚 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安徽文艺出版社
【2】修海林 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 上海音乐出版社
【3】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 上海音乐出版社
【4】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人民音乐出版社
中国传媒大学试图把动画学设置成与设计艺术学、美术学等并列的一个二级学科，自主增列了动画学专业，招收动画艺术、动画技术和动画产业等方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这种把动画由专业向学科转变的尝试非常具有前瞻性和深远意义。要建立规范的动画教育体系，就必须先建立规范的动画学科体系。动画学学科建设重在学术梯队建设，研究设施建设，形成、转化研究成果及研究组织建设等，所以要将动画人才培养提升一个层次，也有赖于规范的动画学科体系。在我国现行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只有将动画建构成一个从属于艺术学门类下的独立的二级学科，这样才有利于我国动画艺术创作、教育和研究的发展。至此，动画学科概念提出之后,就研究方面而言应该分为三个领域：动画史、动画理论、动画批评，这三个分支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借鉴和相互合作。
动画的分支学科研究状况
（一）动画史方面动画史是研究动画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动画史的研究范围包括影院动画、电视动画、实验动画等动画类型的历史，涉及动画师、动画作品、动画理论和动画流派等各方面。在动画史学科中研究方向无非以下几大类：动画通史、断代动画史、区域动画史和国别动画史等。动画史是对中外动画发展历史进行的系统整理与研究。它为我们了解动画的来龙去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寻当代动画的发展走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参照。我国关于动画史论的建设已经起步，目前有多个有关中外动画史的著述问世。研究国内的动画史书籍有《20世纪中国动画艺术史》、《中国动画电影史》、《动画发展史》以及2010年由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承担，国家扶持动漫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编写的《中国动画史》。研究国外的动画史书籍有《亚太动画》、《非主流动画电影：历史•流派•大师》、《世界动画艺术史》、《世界动画电影史》、《日本动画全史》、《迪斯尼动画艺术史》等。中外结合研究的动画史书籍有《中外动画史———动漫与媒体艺术》、《中外动漫史》、《中外影视动画史》等。随着动画史学科独立性的加强以及对动画自身现象与规律研究的不断深入，动画通史和国别动画史方面的研究近十年以来成果渐丰，然而动画思想史、动画风格史等方向至今还未见成体系的专著面世。
（二）动画理论方面动画理论是对于动画实践的科学总结。其广义指动画史、动画基础理论和动画批评。学术界通常取其狭义，即指动画基础理论。动画理论的研究任务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探讨并揭示动画的起源、本质、形态、创作及功能等一般原理，揭示动画同社会、经济、哲学、宗教、教育等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相关研究又形成相关的理论和学科，如动画社会学、动画经济学、动画本质论、动画特征论、动画形态学、动画文化学、动画心理学、动画美学和动画教育学等，这些都是动画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二是总结和研究动画作品的材料、工具、制作技术、流程和方法。在这方面涉及动画材料学、动画技法学、动画语言学、动画音乐学、动画风格学、色彩艺术学、造型艺术学等诸多学科；三是探索广义的动画理论自身。除基础理论外，还包括动画史和动画批评的发展规律，总结其成败得失，寻求其如何提高和完善，如动画批评学、动画研究方法论等问题。动画学会副会长欧阳逸冰在首届中国原创动漫展映研讨会上表示，“理论和创作是艺术的双翼，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能起飞。中国动画能否成为世界动画之林的一枝奇葩，主要看中国的动画理论体系能否建立起来，动画理论能否和创作结合起来。”[3]近十年来动画理论有了一定的发展，基本状况如下：在国家课题方面，动画产业理论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动画、漫画产业价值链的建构：以深圳为例》、《动漫衍生产品的开发策略研究》。动画比较理论有《中日韩动画产业发展战略比较研究》。动画美学有《动画美学》、《中国动漫产业民族化发展趋势研究》、《动画电影视阈中的汉传佛教文化》、《敦煌壁画造型动漫角色设定研究》。动画与传播学结合研究有《数字动漫艺术的视觉传播》。动画与音乐学结合研究有《中国动画电影音乐发展研究（1935———2008）》。[4]在博硕论文方面，随着部分高校招收动画方向的研究生后，推动了动画理论研究范式的演进与视域扩展，几乎触及到上述动画基础理论的各个研究领域，但是整体研究起点不高，理论思辨也不够深入。在动画理论书籍方面，动画出版物虽然非常丰富，动画技法方面的图书很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理论专著非常少。针对此问题，贺万里教授曾指出：“使得我国近几年的动画热具有了一种‘偏头痛’似的症候：动画热，热在了动画影视产品的制作、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周边产业的开发上，而动漫理论，似乎还没有随之跟进。”[5]动画是一门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综合性艺术，正是由于动画艺术具有跨艺术与技术两个领域的特点，所以动画理论学科中亦可分为动画基础理论与动画应用理论两部分，就当下来看，两者研究水平已经失衡，动画基础理论有待于加强，与动画相关的边缘和交叉学科急待建立与完善。
（三）动画批评方面“所谓‘动画批评’就是对动画作品的判断和评价。换言之，动画批评，是以一定的动画观念、动画理论为指导，以动画欣赏为基础，以各种具体的动画现象(包括动画创作、动画接受和动画理论批评现象)，以具体的动画作品为主体对象的评价和研究活动。”[6]动画批评主要有五个研究方向组成，它们分别是动画思想及观念批评、动画行为及现象批评、动画创造主体批评、动画本体批评、动画接受批评。动画批评是促进其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我国动画批评与动画自身在近十年内的发展势头相比很不相称。动画批评作为一门学科，它与动画理论、动画史都是动画学的主要分支之一，是动画学研究中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因而，在高等院校动画专业的教学体系中应该占有恰当位置，然而国内整个动画行业和教育内动画批评还处于缺失的状态。
1.在学科理论框架中失语在动画学科研究的框架中，以动画史为中心,动画理论与批评为两翼，动画研究应该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动画批评与动画史、动画理论是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它们构成了动画的基本内容。从目前全国动画的理论构成格局来看，有关动画史和动画理论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些，而动画批评几乎完全处于失语状态。当下动画评论散见于网络媒体，一些CG刊物刊登部分自由撰稿人的随感式的评论也屡见不鲜，但是这些现状并不是对动画范畴的价值判断的理性反思。
2.在动画产业中失语动画产业的发展需要通过理论批评营造有利于创作思考的良好气氛。当下从中国动画实践的发展现状看，动画产业在“繁荣”的镜像背后隐藏着许多浮躁、困惑和现实问题。对于动画产业政策扶持的不到位，动画市场的无序，动画从业者的良莠不齐，动画作品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时下中国韩文利论高校动画学科体系的建构115动画教育如何真正服务于动画市场等重大的现实问题，却没有更加专业化和学术化的动画批评出现。产业界需要动画批评，表现出对动画批评的巨大的功利诉求，批评在促进动画产业化过程中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
3.在动画教育中失语在高校动画教育过程中应给学生开设动画批评的相关课程，在动画理论上培养一批可以引领业界朝健康、合理、进步的方向发展的从业者，同时也可促进中国自身的一套动画理论系统的形成。然而动画批评的教育实际情况并不乐观，以动画艺术的概论性理论著作《动画概论》为例，《动画概论》是动画专业基础理论课，可是在近年来出版的四十多本的相关教材中，能够涉及到动画批评这部分内容的还很少见，只有少数几本编有动画鉴赏的章节。从这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动画学界对动画批评的相关知识了解和研究是相当有限的。
建构高校动画学科体系的思考
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近年来的动漫理论研究成果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其对中国动漫理论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进行了肯定；理清动漫的相关概念；动漫艺术和动漫史的研究层面取得新进展；拓展动漫理论研究的领域以及动画理论研究的学科分类上四个方面进行阐述。[7]这段话准确地把近些年来动画发展的概况和研究趋势概括出来。虽然领导小组对动画理论建设和研究方面给予肯定，但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我国对于整个动画学科体系确立、研究和完整性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就建构高校动画学科体系具体问题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确立动画的学科地位动画学科地位的缺失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就高校动画教育而言，国家层面没有给予动画以合理发展自身学科地位和政策理由，导致有关动画的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不能在相关层面得到注重。动画的知识传播和身份认知，也常常由于没有相应正规的学科架构作为实施依托，造成动画界内部也由于缺乏正规系统的专业教育，致使从业者对一些基本概念还认识混乱。因此，明确动画的学科地位，建构完整的学科体系，有利于扫除动画学科领域中的盲区，使学科范畴内相关领域的研究得以全面进行。此外，同一学科体系中的诸多子学科的深入发展，有利于各学科之间的比较性研究与跨界研究，从而促进学科整体推进。
（二）加强动画史和动画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高薇华在《中国动画教育，瓶颈如何破解》一文中指出动画“科研水平较低，国家级动画科研项目还比较少。科研方面，大多院校还是以校级项目为主，省部级项目为辅，国家级动画科研项目总数很少。”以及“缺乏高水平的专业期刊”等问题。[8]时下，关于动画历史、流派、代表人物、美学特征的纯理论性书籍和学术期刊是很少的。动画史和动画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而在整个动画界重视制作技巧而忽略艺术理论的现象又很普遍，加强动画史和动画理论的研究势在必行。任何一门学科的学习都离不开对这门学科史论的学习，动画制作也需要从业者有丰富的理论做指导，只有这样做才能扩大动画学科的学术视野，实现学术上的互补和相互渗透，意识到学科之间的“普遍联系”，这对我国动画学科的发展和深化具有战略性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动画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还没明朗的今天，加强动画史和动画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理论课是我国高等院校学生的必修课，但其教学效果一直不理想，影响因素包括多方面，如教学内容、教材问题、教学方法问题、考试方式等，在这所有因素中，笔者认为，第一线教师队伍的建设是最关键的。作为教学活动的实施者，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教师的自身素质与教学方法直接影响着理论课的教学效果。教师只有从自身做起，不断提高自身的素养与教学水平，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理论课教育的目的才会实现。
一、理工科院校理论教育有其自身特点
教育教学理念要求贯彻以学生为本的思想，教育学里有一个原则叫做“因材施教”，提高理论课的教学效果首先应该深入地了解教育对象的特点。理论课教育教学一定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为学生的健康成才服务，如果培养学生像工业化流水线生产一样，那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教育方法。理工科院校实施马克思理论教育首先应该了解学生的特点。
1．理工科院校学生与综合院校学生的共同点 目前无论是理工科院校还是综合性院校，学生对理论课的认识都存有偏见。理论课在高校中口碑普遍不好，在接触到马克思理论课之前，很多学生已经产生了先人为主的抵触情绪，把理论课等同于纯粹的政治说教或空洞理论的述说，认为这门课程应该是无聊的，甚至是“恐怖”的。面对现代社会日益加剧的竞争，还有一部分学生尤其是理工科院校的学生，从实用的立场出发认为理论课与以后毕业找工作、个人发展关系不大，从开始就没打算认真对待这门课程，为了在未来的择业中处于有利地位，这些学生对自己的专业学习抓得较紧，而不注重理论的学习。
2．理工科院校开设理论课应把握的自身特点 (1)理工科院校学生对马克思理论课的需求有其自身的特点。长久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文理严重分科的教育体制，理工科院校的院系设置以理工科为主，相应地，课程设置也以理工科课程为主。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和人文修养，虽然一些理工科院校在文史哲和艺术门类中开设选修课，但从总体而言学生对人文科学的接触是有限的，选修课的设置不能完全满足学生对人文教育的需求。理论课作为理工科院校学生接受人文教育的主要渠道，学生会自然而然地会把这门课作为开阔人文视野的窗口，把自己对人文知识的渴望寄托在理论课上，希望通过这些课程了解更多的现实与历史问题。这样，学生就会对理论课抱着看似矛盾的态度：希望与失望并存，对马克思理论课即抵触叉渴望。(2)在理工科院校开展人文学科的教学，教学方式有其自身特点。理工科的学生有别于综合院校的学生，在学习方法上，他们往往不能把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加以区别对待。理工科院校的学生把大部分的学习时间花费在做题目或做实验上，而做题目或作实验都要求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久而久之学生在思维方式上就会形成固定的套路，凡事都会试图寻求固定答案，用“对”或“错”、“是”或“非”来评价所遇到的问题。一旦找不到固定的答案，学生就会感到迷茫，不知所措。而作为一门人文科学的理论课，很多情况下并不是能简单地用“对”或“错”来作出评价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重视人文学科区别于其他知识性学科的特点，把理论教育同自然科学的知识教育和技术教育区别对待。教师应该积极对待学生提出的问题，对其进行适时、恰当地引导，把他们从固定的思维模式中引导出来，培养他们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这对开阔学生的思路和对他们未来从事自然科学研究都会受益匪浅的。
二、理工科院校理论课教学重在提高学生兴趣
在我国高校开设理论课的主要目的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如果不掌握一定的教学方法，生硬地把马克思理论课当成“填鸭”式的说教灌输给学生，这势必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法调动起来，就会采取缺课、逃课等方式消极对抗，教师只好用点名、缺勤者给予扣分的方式予以处罚。这种教学方式是无法实现理论进学生头脑目的的，教师只有不断地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了解理工科大学生的兴趣所在，才能提高马克思理论课的教学效果。通过教学实践我们得知，几乎没有学生喜欢纯粹理论性的说教，大多数学生对理论课提出两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理论联系现实，二是要求理论结合历史。
1．课堂中把理论恰当、紧密地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会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理论联系“现实”主要指两方面的现实：社会现实和学生的现实生活。
(1)学生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关注影响国家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理工科院校的大部分学生几乎整天沉迷于题海中，对外面世界和现实社会接触的机会较少，但是大学生主体是关心社会、关心政治的，学生会强烈地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解决现实问题。这样，教师就需要了解学生的热点难点问题，把现实中学生关注的国内外重大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理论结合起来，并作出恰当的评述，特别是为学生思考这些问题提供方法论的指导。经验证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如果能够这样做，学生是需要的、欢迎的。(2)学生希望通过理论学习来解决自己生活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以及他们的未来相关甚密的问题。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无可否认这是一个价值观普遍迷失的时期，学生自身存在的深层次的思想认识问题，他们对学习生活和人生的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很多困惑，渴望得到思想上的指引。理论课教师如果能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为学生的健康成才服务，而不是去讲空话敷衍了事，学生就不会再说这是一门“没有用”的课程了。事实表明，当代大学生对理论不存在天然的隔阂，关键在我们的教育工作是不是真正做到家了。
2．课堂中把理论与历史结合起来很受学生欢迎 所有重大理论观点、重要论断的产生都要其历史脉络，理论也有自身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它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理工科院校的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掌握相对匮乏，教师应该充实进理论发展史的有关内容，使学生知晓思维的历史，从历史的角度了解理论的发展，把哲学课的讲授放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予以把握，这样呈现给学生的就不是一种僵死的教条，而是一种活生生、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另外，教师还应进一步做到史论结合，引导学生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对史实作出分析，对理论形成的历史作出评价，这样不但会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还会提高他们对理论本身的兴趣。
3．要做到联系现实和理论并结合史实必然要诉诸于案例 教学目前我国教育界对案例教学法的运用还没有形成统一、一致的观点，反对案例教学法的观点认为案例教学法会导致理论庸俗化、会淡化理论的意识形态性。尽管对案例教学法的使用存在着异议，但是案例教学法在理工科院校的理论课教学中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理工科院校的教师如果一味地给学生灌输纯粹的理论，绝大多数学生是会感到头痛的，倒不如通过生动的、深入的案例加深学生对理论的理解，还可以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需要指出的是，教师运用案例教学法并不是为了迎合学生、取悦学生，而是通过案例教学法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思考。事实上，能否恰当地运用案例、从案例人手解析理论恰恰是一个教师教学能力与自身素质的体现。
三、提高理工科院校理论课教师开展案例教学的实效性
一名优秀的教师，其基本素质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教师只有从考察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总结教学的经验和技巧，提高教学水平，才能提高案例教学的实效性。案例教学法要求教师既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又要具备坚实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背景。
1．教师应该关注社会现实，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关怀 理论课是一门全校公共课，其工作特点决定了它具有很大的重复性。同样一节课要在不同的班级讲，在不同的学年轮番讲，这种授课形式容易使教师产生惰性，把讲课完全当成了一种重复性的简单劳动，有的教师讲了一辈子理论课，对每一届学生所讲的内容几乎是大同小异，甚至快退休了用的还是几十年前的教案。如此必定无法激发学生的听课兴趣。(1)教师应该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把学生关心、关注的国内外重大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即时变成案例，成为当时马克恩主义理论课教学内容，这是克服当前大学生马克思理论教育脱离学生思想实际问题的有效途径。因此，教师应对现实发生的重大事件及时做出反应，编选资料及时运用于当前教学。这样的教学目标本身就对教师的科研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需要教师努力加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涉及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要用深入研究所获得的成果去支撑高水平的教学，用自己深刻理解和真正把握了的科学理论去讲解，才能说服学生、打动学生，才能真正实现科学理论进学生头脑的目的。(2)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培养理工科院校学生的人文关怀，有针对性的选编案例。在我国，在专才教育体制成长起来的理工科学生往往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对自身的发展乃至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难以有一个宽阔的视野和深谋远虑的计划。单纯科学性与技术性的教育很容易使学生形成唯科学主义的信念，而随着科技深深介入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诸方面，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科学本身在这个时代的正当性问题已经成为人们不得不反思的问题。教师应该联系理论恰当引入案例，引导学生全方位地开展关于科学的反思和理解，使学生更为深入地思考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在人类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在课堂上，我们节选英国bbc纪录片《爱因斯坦三部曲》给学生放映，并针对片中内容提出问题引发学生讨论。通过讨论进一步引发学生的深入思考，使他们切身体会一个伟大科学家的人文关怀，正如爱因斯坦本人在对加州理工学院的讲话中所说的：“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该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造福于人类，而不至于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2．教师应该拓展人文社科知识 在理工科院校开设理论课教学不能完全等同于文科教学。从教学方式上看，文科专业课教学要求“专”而“细”，而理论课教学适宜“泛”而“博”。为了提高理工科院校学生的人文素养，更好地运用案例教学法，教师应该具备开阔的学术视野，了解各种社会思潮和思想流派，熟悉学术前沿和学术动态发展情况，在理论层面上应该尽可能地“广”，这样在教学中才会有“底气”，才能够提出思想深刻、内容生动的案例。为此，要求教师在知识储备上应该具备两方面的基本素质，(1)才能熟悉思想史。不熟悉思想的历史，就无法洞悉思想的本质，就提不出有说服力的案例分析。(2)了解当代各种思想流派。不了解各种学术思想，不能对各种思潮作出评介，就只能是就“书本”，讲“书本”，把理论作为单纯的知识传授。以哲学为例，首先教师应熟悉哲学史的相关内容，把马克思哲学具体原理和哲学史结合起来讲解。比如讲唯物辩证法，可以从介绍哲学史上关于辩证法理论的典型案例人手，如古希腊的芝诺悖论、智者学派的二难推理“半费之讼”、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等。通过对哲学史的回顾，不但会扩展学生的知识面，还会引发他们课外进一步学习的兴趣。另外，教师还应加强西方哲学的修养，了解当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加强和西方哲学的“对话”。在讲授哲学时，可以适当介绍一些西方哲学家的基本思想，提取与哲学相关的理论甚至对立的观点引发学生的思考，这对丰富学生的人文知识，启发学生智慧是有帮助的。有人视对立的理论如洪水猛兽，唯恐对立观点的介绍会引起学生对理论的叛逆。实际上这样的忧虑大可不必，理论本身是一个开放性的理论，并非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我们介绍不同的观点，其目的是在批判的分析中进一步深化对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只要教师能够作出恰当的引导，西方理论的介绍不但不会引起学生对理论的反感，反而对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是有益的。
3．教师应该加强自身的自然科学知识素养 理工科院校的理论课教师，除了拓展自己的社会科学视野外，还应该加强自然科学知识素养。面对受专业知识训练的理工科大学生，教师如果能够把自然科学的知识融人案例教学中，如大家所关注的科学史或者科学思想发展逻辑行程和历史行程中的相关内容选编为案便。这样不但会加深学生对理论本身的理解，引发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对他们学习本专业的科学理论也是有益的。
选取科学史中的材料作为案例，需要针对不同专业学生，适当调整授课内容。大多数理论课教师都有这样的体会，对同样一节课的内容，不同专业学生的反应差别很大。不同专业学生的知识背景是不同的，教师应该针对不同专业学生的特点，对授课内容作适当调整，选取不同的案例，增强与学生专业学习的结合。比如在讲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关系问题的时候，对生物系的学生，以达尔文和华莱士同时发现生物进化论作为案例；对化学系的学生，以弗莱明偶然发现青霉素、伦琴偶然发现x射线为案例；对数学系的学生，以牛顿与莱布尼茨同时发现微积分案例。在教学实践中对于上述教学方式，各系学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取得了较好教学效果。
关键词：李泽厚；美育；立美育人；教育美学；转换性创造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7）06A-0003-07
李泽厚是一位已经走向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著名哲学家；其哲学、美学思想已经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2]有人说：历史上那些思想巨人，他们投身于哪个领域，就是哪个领域的幸运。其实，真正的巨人，他们思想力量的辐射决不会仅仅局限于某一个领域。李泽厚也可作如是观。他不是教育家，但其哲学、美学思想对教育美学正在和将要产生的影响，必定深远而巨大。
一
作为美学家的李泽厚早在1950年代的美学大论战中就已卓然成名，与朱光潜、蔡仪三分天下，各执牛耳。1981年，李泽厚的《美的历程》风靡学界，一时洛阳纸贵；相比之下，分别出版于1988、1989，为其1980年代的学术研究画上句号的《华夏美学》和《美学四讲》，其实更具美学意味和哲学深度。此前，以出版于1979年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为标志，已经预告李泽厚的治学方向开始由美学转向哲学。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化转型之路，勇于直面和回应现实的学术取向，导引着李泽厚的研究路径，显然，哲学、文化、思想史，和沸腾的社会现实干系更为密切，而美学之于李泽厚，确乎在渐行渐远。李泽厚自己也曾说过：“《美学四讲》之后，我就和美学告别了。”但是，思想的力量是强大的！李泽厚哲学美学思想，对于教育美学也具有极大的思想启示和方法论启迪作用。深入认识这种启示和启迪的巨大价值，对于我们教育美学的学科建设乃至于整个教育学的宏观发展走向，其意义不可低估。
首先，李泽厚美学分类思想为教育美学确立了宏阔的逻辑背景。
1980年，正是“美学热”方兴未艾之时，李泽厚在《美学》发表长文《美学的对象和范围》，第一次提出对于美学分类的设想：美学分基础美学和应用美学。基础美学包括哲学美学和科学美学，科学美学分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研究；应用美学或称实用美学，包括艺术部类的美学、建筑美学、科技美学、社会美学、教育美学等。[3]李泽厚亲历的1950年代那场美学大论战，讨论焦点主要是美学本质问题。三十年之后重新燃起的美学之火，更多地基于生活现实的呼唤和社会变革的内在需求，有关美学本质的玄学思辨显然不切合几近全民涉足的社会思潮。由此，李泽厚适时而正确地提出了美学的对象和范围这一课题。他认为：美学领域极为广阔，既不能把美学还原为各种实用学科，等同于各门具体学科的经验学；也不能将之仅仅规定为理性哲学，完全否定或排斥在实践基础上的审美鉴赏。“条条大路通罗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方面、角度来研究美学，于是电影美学、音乐美学、教育美学等以研究具体学科内部规律为旨归的交叉学科应运而生。
在美学家李泽厚那里，这个论断只是一笔带过，并未深入展开（此后几年内也曾偶或论述到技术美学问题），但是，却也绝非无关紧要的闲笔，它给大量从事实践研究的人们带来极大的启发。教育美学正是这样。自李泽厚提出包括教育美学在内的实用美学概念之后，1983年，戴树英发表《师范教育工作者与教育美学》，第一次开始试水教育美学命题[4]；1987年，孙章、郑钢等分别对教育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展开研究[5][6]。此后，一批研究专著相继问世。教育美学的建立，对于重建教育学中人的尊严和主体地位，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国政府在世纪之交时恢复了美育在教育方针中的地位，即是其标志性的伟大成果。“名为万物之始”，何况是富有思想内蕴和逻辑理性的哲学命名？教育美学，李泽厚有首倡之功。
其次，李珊衩姥П局仕枷胛教育美学奠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什么是美的本质？美的本源何在？这是美学论争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李泽厚关于美学本质的思想为教育美学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李泽厚认为，美的根源在于“自然的人化”。这是他自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一以贯之的观点：
关于美的本质，我还是一九六二年《美学三题议》中的看法，没有大变化。……仍然认为美的本质和人的本质不可分割。离开人很难谈什么美。我仍然认为不能仅仅从精神、心理或仅仅从物的自然属性来寻找美的根源，而要用的实践观点，从“自然的人化”中来探索美的本质或根源。如果用古典哲学的抽象语言来讲，我认为美是真与善的统一，也就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7]
在李泽厚看来，美是和人类实践紧密相连的，因之，其美学观也被谓之实践论美学。美作为自由的形式，首先是指这种合目的性（善）与合规律性（真）相统一的实践活动和过程本身。只有掌握了客观规律的实践活动或成果，才可能是美的；只有驾驭了客观规律的主体实践，才是美的创造，达到了美的境界。由此可以推证，真正的教育美是什么？教育美的根源或本质是什么？就是遵循了教育客观规律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及其成果。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教育之美的前提是遵循教育教学规律，教育美的根源在遵循规律的教育教学实践，研究教育美学的根本目的在于研究如何更好地遵循教育教学规律。这就把教育美学这一似乎纯粹思辨的理论课题，转化为发现规律遵循规律的教育实践问题。以教学审美性和有效性为例。教学审美和教学有效非但不矛盾，而且正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非但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教学审美还必须是也只能是这枚硬币的正面！因为，教学审美是保证教学有效的前提。只有真正遵循教育教学规律的教育教学活动，才是美的；而真正创造出教育美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也势必是符合教育客观规律的，其教育教学的有效性也就自然能得到保证。奥运射击冠军杜丽说过，射击时首先追求的是姿势优美，有优美的姿势才会有好的命中率。这可以作为对教学审美和教学有效辩证关系的一个颇有意思的旁证。
事实上，在眼花缭乱的美学理论谱系中，最适合用来作为各类实用美学理论根基的，就是李泽厚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哲学和实践论美学（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一脉相承）。因为其哲学和美学理论的核心，乃是基于人类的伟大实践，基于合目的和合规律的人类实践活动，基于这种实践过程中人类的自由创造。在诸家美学观点中，至少，在诠释实用美学这一点上，李泽厚的实践论美学最为清晰，最为彻底，也最具理论魅力和逻辑力量。李泽厚美学思想为我们开辟了一条进入教育美学的宽阔通道。
再次，李泽厚以美启真思想为教育美学提供了强大的哲学支撑。
如果说，李泽厚美学分类观为包括教育美学在内的实用美学门类颁发了准生证，其美学本质思想为建立教育美学打通了一条通幽曲径，那么，李泽厚思想中的一个著名观点“以美启真”，则是为教育美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提供了坚实的哲学支撑和坚强的思想武器。
什么是“以美启真”？李泽厚在《美学四讲》中曾有充分论述。在李泽厚看来，人们和科学家在探究自然奥秘时，都面临主观目的的追求和客观规律的呈现如何统一的问题，科学家在设想和解决问题时经常面临极大的选择量，有选择便带有很多的个体主观因素和人间情味，而审美就是一种重要的主观因素和人间情味。通过美，可以走向“真”。这个“通向美的问题”和直觉正是他们所发现或引导他们去发现科学的真理，爱因斯坦把这叫“自由的创造”，李泽厚把这叫“以美启真”，并且曾大量引述彭加勒、汤川秀树、哈代、杨振宁等一系列著名科学家的例子来予以说明。[8]
为什么可以以美启真？李泽厚认为可能的一种解释可能与美学有关：对客体合规律性与主体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主体感受可能是开启对客观世界的科学发现的途径，例如对类比、同构、相似等的强烈敏感、直观选择和自由感受便是与科学的真有关的。在《历史本体论》（2002年）中，李泽厚进一步将“以美启真”提升到哲学高度而成为其“历史建理性”的途径之一，甚至成为人生意义之根本所在。李泽厚指出：
个体所具有的意识（包括无意识）的这种偶然性和自发性，正是包含情感、想象在内的合理性，而与审美相通。它可以表现为灵感、顿悟种种形态，而与以概念、范畴为形态的理性认知相区别。“以美启真”，正是这种领悟、感受、体验和把握，而非普遍、抽象的认识和理解。[9]
只有“以美启真”、“以美储善”的情感的陶冶塑造，才有真正的心灵成长，才是真正的人性出路。它必然是个体的，个性的，自然与社会相合一的。[10]
于是，无论是原本说的科学上的发现途径，还是之后提升出来的哲学体悟，都对教育美学带来极大的启发。这种启发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教学中要注意发现知识之美。知识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规律的结晶，天然具有美的质素，沿此可以更容易地进入学科知识内部，更深入地把握学科知识本质。而是否具备发现知识之美的一双“慧眼”，乃是教师专业素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决定其教学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其二，教学中要注意营造一种自由宽松适合创造的愉悦氛围，这种氛围有助于学生领悟和掌握知识，提高效率。此即“教学艺术之美”。知识之美有待于教师和学生一起发现，教学艺术之美，则有待于教师和学生一起创造。发现和创造，构成课堂教学中教育之美的双重变奏。第三，美对于教育，不是外在的附加上去的东西，也不是零零星星、若有若无的东西，美，是教育作为一种实践的本质规定。随意、盲目的教学活动，和自觉遵循“美的规律”的教学活动，所创造出来的课堂乃至整个教育生活有霄壤之别，对于置身其中的学生心灵发育和生命成长，意义非同小可，决不可付诸阙如。美，不是依附或修饰教育的外在点缀，而是遵循教育规律的逻辑必然。
教育学就是这样变成教育美学的。
二
如果说，作为美学家的李泽厚，无心插柳地为教育美学奠定了学理基础，并对教育美学起到“催生”和“助产”作用，那么，作为哲学家的李泽厚则是自觉而深入地系统思考了教育问题，形成了其“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哲学思想视阈下的教育哲学观，而这种教育哲学观对教育美学乃至于整个教育学的发展走向，更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和引导作用。
李泽厚认为：教育不能没有美育；21世纪的教育学将成为最重要的一门中心学科，教育学，将走上历史的前台，承担起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他说：“语言学是二十世纪哲学的中心，教育学――研究人的全面生长和发展、形成和塑造的科学，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主要的中心学科。”[11]哲学的使命是唤醒。李泽厚这一预言式的哲学论断，其科学依据和历史背景是什么？对于教育学科建设和教育宏观发展走向具有怎样的思想启示？迄今似尚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哲学关注的是人的命运。在李泽厚看来，历史的发展，实践的活动，对人类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所谓工具本体，就是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进步和提高；二，所谓心理本体，就是历史社会的发展进步最终也应带来人的心理情感的丰富和提高。后者以前者为前提，但后者并非前者的必然结果。换言之，物质生产的进步并不会必然带来人心理情感的丰富和成熟；相反，现代化进程越深入，人自身的矛盾困惑会愈益加大，心理情感题愈加凸显。解决这一人的心理情感问题只能靠教育。
李泽厚认为，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人们的心理建设任务越重。大工业生产，高科技生产，高速度，快节奏，激烈竞争，必然带来人的心理焦虑和人际关系紧张，人成了科学技术和机器的“奴隶”，人也异化了自我。李泽厚说：“在现代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文化心理问题却愈来愈迫切而突出，不是经济上的贫困，而是精神上的贫乏、寂寞、孤独和无聊，将日益成为未来世界的严重课题。……不仅是外部的生产结构，而且是人类内在的心理结构问题，可能日渐成为未来时代的焦点。”[12]高速的社会节奏，必然打乱农业社会田园牧歌式的闲适和悠然，引发所谓“现代化焦虑”，因此，现代化背景下人的心理建设愈加重要而且紧迫。如果说，这在1980年代初还仅仅是预言的话，现在，却已经是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现实，现代化困境已经在困扰着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还不止“现代化”焦虑。未来社会的发展进步带来人精神的独立、解放和自由，但同时，也增加了人命运的偶然性和人生的漂泊感、荒谬感，人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寻根意识将会越来越浓烈。个体的命运愈益由自己而不是由外在的权威、环境、条件、力量等所决定，从而偶然性愈益突出。李泽厚认为，现代化将在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上带来人的解放。在时间上，人将愈益占有更多的纯粹由自己支配的自由时间，人们不需要终日将自己绑架在机器上，而更多地获得了自我的自由生活。在空间上，人成了“地球村”的世界公民，活动空间的急剧扩大，也使人命运的偶然性急剧增大。这是历史发展的二律背反，也是现代化的宿命。时间的自由和空间的扩大，本是现代化送给人类的幸福礼物，可同时，却也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孤独和荒谬感，人的精神家园在现代化进程中日趋疏远。人们“无可依靠，无所归宿，于是只有自己去寻找、去确定、去构建自己的命运。人生即在此偶然性的旅途中，自己去制造戏剧”[13]。
正是在这样的宏大背景下，李泽厚把拯救的目光投向教育，寄厚望于21世纪乃至更远未来的教育学。
首先，李泽厚对教育学给予了极崇高的学科定位。
李泽厚不是从教育学自身提出问题，而是从哲学视角审视教育。从哲学层面上看，他认为教育学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从哲学层面说，是怎样研究去真正树立人性，即研究人怎样才能既不只是机器又不只是动物。也许只有教育才能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人既是机器的附属品又是纯动物性存在的状况。这种分裂的人格，如吸毒、暴力等，不完全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当然大有社会原因），而是人性中有许多问题。只有研究教育，研究人性，也许才能较好地消解这些问题。[14]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和李泽厚人类学本体论哲学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写于1970年代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中，李泽厚即反复强调，使用、制造工具这种基本的人类实践活动，对塑造和形成人的整个心理结构和过程起了决定性作用，此即所谓“工具本体”。到了1980年提出建立主体性哲学时，以及在稍后写成的《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中，李泽厚旗帜鲜明地提出：人的主体性建构包括“外的（工艺社会的）建构与内的（文化心理的）建构。后者的重要性将日益突出，所以我强调说，教育学（人的全面培养）将成为下个世纪的一个核心学科”[15]。1994年，在《李泽厚论著集》哲学卷序（台湾版）中，李泽厚则更进一步将这一思想概括为“历史终结日，教育开始时”，指出“在今日特别是在未来世界，社会心理问题将跃居人类本体之首位”[16]。李泽厚认为，工具本体在人类历史长河上产生和决定了人们的心理文化结构，但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巨大进步，人类心理问题将日益成为人类发展和关注的中心。这便是李泽厚将教育学视为未来社会核心学科的根本理据所在。
其次，李泽厚高度重视美育在教育学中的位置。
在李泽厚看来，教育学发挥建设心理本体作用的途径便是美育。只有充分发挥美育功能的教育，才能承担起这一重任。作出这样的判断，并非仅仅因为李泽厚是美学家，而是如前所述，与他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李泽厚是这样阐述他对教育的理解的：“教育不能狭义地理解为职业或技能方面的训练和获得，如在今天世界各地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那样。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人如何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相互对待和社会交往活动中发展一种积极健康的心理。”[17]这种健康的心理的建设，必须也只能依赖美育，舍此别无他途。这样的论述在李泽厚著述中俯拾即是。在李泽厚的话语体系里，有一个“积淀”的概念。其中狭义的积淀（后改为“理性融化”）专指理性在感性中的沉入、渗透与融合，即心灵的成长与发育。这种心灵的成长发育途径，唯有美育。李泽厚的美育，既不是康德的抽象的心理美育，也不是席勒的抽象的人的美育，而是如马克思所说，从劳动、实践、社会生产出发，来谈人的解放和自由的人，把教育建筑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以真正做到为人类的精神和心理建设服务。
然而，不止于此。必须强调的是，李泽厚言说的美育，不止于甚至主要不是目前人们理解的艺术教育，即借美育人，更多的是在教育活动中立美育人（关于美育和立美育人问题，下文将再作展开）。李泽厚在阐述其教育立美思想过程中，曾多次展开对皮亚杰的评论。他认为，皮亚杰正确地强调了由理性“内化”所构成的智力结构或思维形式，指出逻辑与数学来源于某些实践操作，这都应该给予高度评价，但这只是说出了部分真理。皮亚杰的弱点在于“他只注意了操作结构或形式本身，而没有充分研究和论证使用工具在实践操作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18]，从而使其论点走入生物学化，把儿童教育主要看作顺应生物的自然发生过程等。所以李泽厚主张一方面从人类学角度探究原始劳动经由社会意识而提炼出思维形式，另一方面从教育学角度探究儿童在使用物质工具和符号工具以建立起思维形式的心理过程，“人的理性正是这种内化了的形式结构。在这个形式结构的物质（实践）和符号（理性）的两种活动中，都有美学的方面（立美）。所^人的智力结构中的‘自由直观’也正是从这里生发和发展起来的。”[19]这两个方面都涉及教育立美。因此，教育立美，可以说是李泽厚哲学思想对于人类认识和心理形成过程的逻辑结论。
第三，李泽厚高度期待建立在脑科学和心理学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教育学突破。
很多人不太熟悉，李泽厚学术生涯中曾经有过关于人类起源的研究经历。1960年代初期，他曾经和他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学赵宋光一起，深入探讨过人类起源问题，并分别发表学术论文《论从猿到人的过渡期》（赵）和《试论人类起源（提纲）》（李）。由此出发，赵宋光走向音乐美学，以及基于其教育立美理论的小学数学综合构建实验，李泽厚则构建了他体大思精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哲学体系。李泽厚一个重大的哲学观点，就是认为人类心理（亦即人性）是由生物族类的自然本性经由历史（集体）和教育（个体）积淀而形成的理性化成果。他认为，这个理性成果，就个体而言，“乃大脑皮层某区域某部分（如与左脑语言中枢相关）或整个大脑在外在文化作用刺激下所形成的某种神经机制。它对人的动物生理反应产生的各种不同作用、关系、通道、结构，便形成了人所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而区别于其他动物族类”[20]。当然，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判断。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在未来生理科技的极大帮助下，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开启理解和塑造人性的真正可能，从而充分实现人的个体潜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李泽厚念兹在兹的一个学术之梦。早在1992年，在新的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他即以《世纪新梦》为题发过言、撰过文，提出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现代化时代来临，人类应该有一个关于人性、心理、情感探索的心理工程，教育学应该放在这项工程的首位。此后，他曾多次反复阐述这一思想，期望未来脑科学的发展，揭开人性能力形成之谜，从而进一步证实其“积淀论”哲学思想的确当性，更好更有效地帮助人们去发展自己的才能、能力，创造和把握自己的人生命运。如果李泽厚的这一论断得到科学证实，那么将是中国哲学为世界和人类做出的一份划时代贡献。为此，他甚至多次表示，百年之后要将自己的大脑予以冷藏，期待用自己的个案来印证这一学术假说。李泽厚对未来教育学寄予殷望之深之切，于此可见一斑。这是哲学对教育学的瞩望和期待！而教育学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往往与哲学有关。
三
教育美学自1980年代诞生以来，有过旭日初升霞光绚烂般的初创时期，也有过更长时间的冷月凄清西风碧树。对于一个学科来说，三十年时光毕竟还短。一时的寂寞，不是凋零，而是孕育。教育美学正在路上。本文想沿着李泽厚对教育美学理论贡献的方向，就李泽厚哲学对当下教育的启示，谈几点未必成熟的想法，以就正于方家。
第一，关于教育的哲学气质。
其实，与其说教育要直面和回应哲学的召唤，不如说教育自身需要哲学的滋养更为恰切。中外教育史告诉我们：没有或者缺少哲学气质的教育是苍白的、缺钙的，它永远只能匍匐在地，而无法气宇轩昂地高扬其头颅，也就难以肩负起引领现实、启人心智、变革社会的历史责任。坦率地说，当下教育存在的种种为人所诟病的积弊，除了众所周知的体制性弊病之外，从教育自身看，与缺少属于自己的教育哲学，或者说哲学气质匮乏，有着深刻而紧密的逻辑联系。
从高等教育来看，教育哲学课程普通匮乏。很多教育系没有开设教育哲学课程，即使是有所谓教育哲学课程，也往往是满足于用一般的教育学课程涵盖之，而这两者之间其实存在重大区别。甚至在有些人那里，是否需要教育哲学，是否应该有一门教育哲学，仍然需要打个大大的问号。教育哲学要求教育和它的哲学母学科之间建立十分紧密的联系，以充分借助于哲学母乳浇溉教育。可是，一方面，哲学本身的贫困无法满足教育学的哲学需求；另一方面，教育还像个扭捏的羞怯少女，不愿或不屑接受哲学的滋补。因此，从学科建设意义上说，对教育的理解往往缺少严密的逻辑分析方法，缺少对教育思想、教育价值、教育理想乃至教育信仰的认知和关注，缺少对教育的科学、理性、明白和清晰的表达。
从中小学教育实践看，因为缺少了教育哲学的思想引领和理论润泽，导致无视教育教学规律的蛮干行为普遍存在，大量理性缺乏、逻辑悖谬的带有严重个体局限性的所谓课题实验、教学经验以及教学思想泛滥成灾，甚至存在某些潜在性错误影响而往往浑然不知。
教育哲学的这种扭曲和缺失，最终还得由教育哲学予以拯救。这是一个重大课题，非本文论述重点也非作者研究能力所及；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李泽厚哲学、美学思想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教育美学，如果经过一番严肃认真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打磨，似可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为重塑教育的哲学气质、为苍白的教育补血增钙作出自己的贡献。当然，这中间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关于美育和立美育人。
什么是美育？尤其是什么是作为教育方针的美育？作为教育方针的美育与人们通常所说的美育是否应有区别？似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廓清的问题。按李泽厚的解释，从宏观讲，美育是人们的精神家园，她不仅承载着培育、塑造人性能力和人性情感的功能，而且还负有安顿人们灵魂的历史使命，此说与“美育代宗教”思想有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之妙，其中深刻意蕴着实耐人寻味，发人深省。而有所不同的是，相比于一百年前的历史环境，今天，美育显得尤为迫切和紧要。高速的现代化进程尤其需要美育给人们一种生命意义的确证。从教育内部看，就是要高扬立美育人思想。李泽厚提出，人类一切认识的主体心理结构（从感觉直接到概念思维等）都建立在整个极为漫长的人类使用、创造、更新、调节工具的劳动活动之上，这才产生了和动物根本不同的人类认识世界的主体性。他特别强调指出这种主体性之于教育学的重要意义，明确指出：“从哲学上提出这个问题，在今天，对科学认识论和儿童心理学、教育学都有重要意义。”[21]
哲学只是提出问题。对立美教育的阐释和实践则是教育学的任务。自觉承担这一历史性课题的人，就是曾和李泽厚共同研究人类起源问题、共同拟定人类学本体论的音乐教育家赵宋光。两人共同认为，儿童教育也应该遵循人类主体性的形成规律，要在教育活动中建立美的形式，让受教育者在美的形式的建立过程中，实现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自己的宏伟使命。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人类必须按照美的规律才能成功地进行生产，要成功地进行教育也必须遵循美的规律，而要遵循美的规律，就离不开美的形式。
李泽厚、赵宋光的立美教育思想告诉我们，美育的范围应该大大扩展，决不应止于艺术教育。无论智育、德育、体育中的哪个方面，其教育教学过程都有一个发现知识自身之美和建立美的形式问题，只有把美的形式和认识规律结合起来才能“以美启真”（李泽厚）或“以美引真”（赵宋光）。这就提出了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可惜，近三十年的教育美学研究对这一“立美育人”思想重视非常不够，而诸多“教育+美学”的所谓教育美学，往往只是概念的简单叠加，而缺乏深入肌理的逻辑交融。至于从到李泽厚这一百年间的现代美育思想进程，更是缺少富有理性和温度的发掘和阐释。
第三，关于教育之梦。
哲学家以关怀人类命运为己任。因此对时间，尤其是像世纪之交这样特殊的时间节点，总要显得比常人更多一些敏感，更多一些宇宙寥廓人生苍茫的命运意识。李泽厚便是这样。如前所述，他在1980年代即多次指出，语言学是二十世纪哲学的中心，教育学――研究人的全面生长和发展、形成和塑造的哲学，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主要的中心学科，并预言“这可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之一”[22]。1990年代初，他再次重申了这一思想，称之为：“这也就是我所谓‘新的内圣（人性建设）外王（天下太平）之道’。”[23]1992年11月，李泽厚参加横滨“汉字文化圈”第三次国际讨论会，更是将会议发言提纲直接拟题为《世纪新梦》，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世界前景作出其哲学展望：
总之，时代已走向多元，下个世纪更是多元的世界。在多元和解构中，我提出的三个问题是：（一）还可不可以允许有关于明天的梦想？（二）这个梦想可不可以不再是这个世纪的乌托邦社会工程而是心理工程，即关于人性、心理、情感的探索，从而把教育学放在首位？（三）从而，东方和中国的传统可不可以在这方面作出贡献？[24]
李泽厚不仅延续此前的一贯思考，明确提出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应该让教育学走上历史祭坛，着力构建关于人性、心理、情感的探索工程，而且高瞻远瞩地提出，东方和中国的文化传统应该在这方面作出贡献。在李泽厚的思考中，东西方文化各有其优长和不足，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应该作出重要贡献。这一点，即使在1980年代社上反对传统甚嚣尘上之时，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也对包括孔子、孟子、荀子、孙子等一系列古代思想家的价值做出精辟分析，剖析其对于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行程具有的思想资源功用。李泽厚是从中国社会发展大趋势上，希望中国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之路，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作“转换性创造”，既大胆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又植根于中国自己的文化土壤。在这一世纪新梦的发问中，李泽厚同样认为在教育文化建设中，中国也应当发挥自身传统文化优势，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中国教育学，让教育学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从而为人类做出中华民族的一份贡献。中国教育有着无与伦比的丰厚历史积淀，又正在进行着前无古人的深刻历史变革，如何深深植根、适应和服务于急剧转型中的社会现实，并从中汲取丰富的实践营养，从而顺利完成“转换性创造”，这是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严肃而重大的历史课题。
哲学已经对教育学发出了急切的呼唤。教育要深化改革，教育学要深刻转型。走出一条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教育美学之路，这就是李泽厚哲学给予我们的思想启示和逻辑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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