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2 11:58:2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西方饮食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动能对等；英译策略；有效交流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0)12-0049-01
功能对等理论由美国人尤金・A・奈达(Eugene Nida)提出，所谓“功能对等”，就是说翻译时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而要在两种语言间达成功能上的对等。在这一理论中，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本论文试图从翻译的功能对等理论来探讨翻译中国饮食文化英译的有效策略。
一、中国饮食文化的特点
中国是文明古国，亦是悠久饮食文化之境地。饮食文化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风味多样；第二，四季有别；第三，讲究美感；第四，注重情趣，讲究寓意；第五，食医结合。而在西方的烹饪书中介绍的菜都是以材料和烹饪的方法来命名的，所以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翻译要从中国的特色入手，同时考虑到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西方人在对待饮食文化上和中国人的观念是不同的，他们考虑的是食物是否有营养，是否健康。
二、文化差异在饮食文化上的不同表现
(一)词汇空缺
文化当中独有的事物(物态的或精神的、具象的或抽象的)在译语文化当中缺乏对应的词汇来予以表达，从而造成“词汇缺项”(lexical gap)的现象。如中国饮食文化中所独有的“包子”“汤圆”“米线”等，在英语中就无法找到与其所指意义相同的单词。而有些中国菜又具有特定的含义，比如“东坡肉”和“龙须面”；如果西方人不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就不会明白这两道菜是什么意思。因为在英语国家的文化中找不到相对等的词来翻译这两道菜。所以对于西方人来说只能根据字面意思的“肉”和“面”来理解这两道菜。
(二)文化背景上的差异
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饮食问题是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因此在习语中也有一些表达和饮食有关。“吃……饭”在英语中翻译过来就是“making a living”，但是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这个翻译另当别论。比如“吃政治饭”对等的翻译就是“to make a living by going in forpolitics”，而“吃算盘子”就是“to make a living bydoing business”(兰保荣，1985)
三、饮食文化的英译策略
有时候文化信息的翻译很难传递到译入语中去，其结果就是对等的标准不能完全做到了。文化差异会引起几种不对应的情况：1语文化在概念上有明确的实体，而译入语文化不加以区分或恰恰相反。2.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入汉语文化中根本不存在或罕见或被忽视。3.原语和译入语中同一个指称对象可能由字面意义不同的词语加以指称。例如，英语的green-eyed，翻译成汉语是“眼红”或者是“妒忌”而不是“眼绿”。由于在中西文化中的巨大差异，所以会造成在翻译过程中文化信息的丢失，由此会导致原文读者的反应与译文读者的反应不对等。例如，将中国名酒“杜康”翻译成英语一般按照发音译为“DuKang”英语国家读者看到英语商标“DuKang”时，只会把它与酒联系在一起，而不会想到中国历史上的酿酒高手“杜康”，也不会像中国人那样把“杜康”与好酒联系起来，所以，“杜康”作为商标，文化信息没有完全对等。
为了达到功能对等翻译，译者必须：1.权衡在交际中涉及地所有因素；2.显现出各种选择余地的描写，尤其是在复杂的章节中；3.尝试一些可接受和易理解地描写(Jin，and Nida90)，因此功能对等翻译被看作是许多译者的翻译方法。
当意译为了译文优美而忽略了译文的忠实时，功能对等翻译能够产生最接近原文的对等。一些译者在意译中，觉得有义务改正出现在译出语境中的错误，还有一些译者碰到他们不喜欢或不赞成的语句时，会毫不犹豫地删掉。这些译者的这种做法是修改文章，而不是翻译。因此意译中改正错误或删掉文中的内容会导致正确的表达意思，即原文中的意思表达错误，由此就缩小了功能对等翻译，功能对等翻译目的就是产生最接近原文的对等。
意译的翻译者为了达到译文的优美，便倾向于夸大翻译或缩小翻译。另一方面，功能对等翻译目的是尽可能产生翻译准确。这两种方法虽然表达相同的意思，但是将导致两种理解意思。在翻译中，当处理文化内容时，过多地扭曲文化意思或过度地解释文化特点。意译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功能对等翻译也就不同。
四、结束语
要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的特点及其翻译的情况，就需要进行大量的相关文化知识的培养，这非一朝一夕之功。读者应该根据时代的进步不断调整自己的翻译策略，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同样，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饮食文化被介绍到世界各地，让全世界都来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陈安定，英汉比较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0，7
[论文关键词]跨文化传播；现代大学生；文化意识
“鱼是否知道自己是湿的?”这是文化、媒介评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不知道”。鱼的生存是由水决定的，只有在没有水的情况下，鱼才会感觉到自己的处境。这个例子对于人和大众媒介来说是同一个道理。媒介已经完全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以至我们经常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更感觉不到它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媒介向我们传递信息，给我们提供娱乐，使我们兴高采烈，让我们烦恼困惑。媒介改变我们的情绪，挑战我们的文化意识，侮辱我们的理智。
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变为“地球村”的今天，大众媒介在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在改变传统文化边界，拓展文化空间的过程中，推进着跨文化传播，进行着文化的整合，同时也携带着政治与资本的力量，推行着文化霸权主义。
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历史文化现象，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各种文化正是由于不断地吸收不同文化的有益因素，使自己不断得到更新、丰富和发展。
现在越来越活跃和频繁的跨文化传播使我们大学生的校园生活充满了新鲜内容，校园媒介也开始在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例如，大学生们穿的是“韩国风”和“欧美风”带来的、款式多样的、休闲时尚的衣服；戴的是“韩国风”吹来韵有着光亮色彩的、能展现大学生青春活力的、精细幽雅的饰品；我们的手机彩铃是现在最流行的韩文或英文歌曲；宿舍墙上贴的是安在旭、Rain、张东健、金喜善等韩国影星的巨幅海报；手机、钥匙或书包上挂的是“冬日恋歌”的插图或Rain、辈勇俊等英俊韩星的小型照片；课余休闲时，我们在网上看韩国最新的浪漫爱情剧或美国现在最受欢迎的连续剧；我们模仿韩剧男女主角的流行发型和发色，现在我们最想去的城市是汉城……
追求浪漫、追求美、追求时尚、追求新形式和新鲜内容，喜欢模仿别人的东西、适应性强、价值观和审美观灵活的、代表一个时代的现代大学生正在成为吸收跨文化传播养分的主力军。我们的各类文化意识也随着跨文化传播的潮流而打破了本土文化的界限。具体说来，跨文化传播对现代大学生文化意识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服饰文化意识的影响
公元前221年以后，中国在秦汉时期就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丝织品通过贸易进入欧洲，促使西欧人广泛地了解东方的古老文明。从此东方文化开始影响欧洲中世纪人们的服饰。中国织物光泽华丽的外观、豪华的金银线刺绣与欧洲人对神的崇拜心理一拍即合。尤其在l3世纪，随着西方和东方贸易的不断加强，形成了欧洲人热烈追求东方服饰的热潮，女装衣服的领、袖、衣边均出现模仿绣花的形式。因此，中国袍装和装饰对后来的西欧服装的演变和更新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可见，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的跨文化传播对各民族的服饰文化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而现在，“欧美流”和“韩流”在中国迅速蔓延，对中国的服饰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充满活力、善于接受新事物的现代大学生，常常把具本民族特色的传统衣服叠放在箱子里，成为追逐“欧美版”“韩版”潮流的主力军。
几年前，在年轻人中间兴起美国黑人的“街舞热”，在我们校园则引起穿HIP—HOP服饰的浪潮。在校园里，无论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学生、男生或女生，都流行穿宽大的休闲T恤、肥大的裤子和滑板鞋。几年来，随着韩剧越来越多的播放，走在校园里，身旁飘过的、一身精致时尚韩版服装打扮的个性男女越来越多。韩剧给人印象最深的除了剧中女美男俊的主角、催人泪下的煽情剧情外，还有男女主角青春亮丽的各色服饰。现在“韩国风”征服了无数年轻人，让欧美时尚成功的亚洲化。
突出自由自在的个性，即不像西方服饰那么开放、又没有东方服饰那么的过于保守，注重精美的细节处理，简约而含蓄、大方，经典又不失时尚、朴实，闲适中透露出高雅，适合各种场合穿着的休闲、舒适的韩服符合具有追求完美、自然轻松、无拘束的浪漫休闲心态的，还在校园学习生活又渴望时尚个性的现代大学生的审美情趣。也因此，风靡流行的韩服成为了现代大学生的首选。
大学生们也喜欢佩戴韩剧里出现过的各种各样的首饰，喜欢金黄色的、剪得千奇百怪的韩版发型，还喜欢像韩剧中的女主角一样着鲜艳的眼影，抹光泽的唇膏，以此炫出自己的青春。
由此可见，跨文化传播使大学生的服饰文化意识更多样化、个性化和色彩化了。
二、对饮食文化意识的影响
饮食文化，从本质上说，不是指这个人和那个人在餐饮上应该做出哪种选择，它指的是隐藏在人们心里的东西；如共同的历史背景、民族文化的基础；指的是人们在这个方面连续重复的群体实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为了生存，曾发明很多加工食物的工具以及各种烹饪技巧和食用方法，并把这些技巧和食用方法利用各种符号传播给别人。也正是因为这些饮食文化的传播，人类积累了丰富的饮食习俗、典故、思想和理念。
信息交流对饮食文化的影响很大，特别是跨文化交流对各族人民的饮食文化意识的影响更大。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各民族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社会文化及饮食环境的不同，造成了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各民族的饮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中国饮食文化之所以如此丰富多彩，长盛不衰，是因为，不仅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传播交流，同时又积极吸收海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饮食文化。
从秦汉时期的丝绸之路到现在的大众传播媒，跨文化传播和交流不断地影响我们的饮食文化，断地更新我们的饮食文化意识。在古代漫长的岁月中，商业贸易传播和宗教传播是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而现在各大众传播媒介也成为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
2002年笔者刚进大学的时候，同学们中间去肯德鸡、百富、德克士等西式餐厅就餐的情况不是很普遍。但随着乌鲁木齐西式餐厅的增多，西式食品价格也随之下降，在校园里，学生去装修豪华、优雅的肯德鸡、德克士、西饼屋等西式餐厅消费成了一种时尚。在各种节日里，同学们很喜欢去环境舒适、给我们新鲜感的西式餐厅，享受给我们带来新滋味的西式食品。最近，随着“韩流”热在中国的出现，各式各样韩国料理的美味也飘到了我们的身边。像西餐很快成为我们饮食文化的一部分那样，不久，韩餐也将成为我们饮食文化意识的另一个新内容。
三、对节日文化意识的影响
世界上各民族都有本民族特色的各种节日。如圣诞节是西方人的最大节El，春节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肉孜节和古尔邦节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最主要节日。随着各民族和各国之间跨文化交流和大众媒介的跨文化传播的日益增多，其他民族的一些节日不同程度地融进了我们的节日文化。特别是圣诞节、情人节、母亲节和父亲节等典型的西方国家的节日，在新疆的各民族人中尤其是年轻大学生中很流行和普及。
每次圣诞节，不论是外国语学院的学生，还是其他学院的学生，都会用圣诞树和圣诞礼物把教室和宿舍装饰得非常漂亮，门和玻璃上贴着“MerryChrist．mas”的贴纸，并相互发短信来庆祝。情人节是追求和向往浪漫爱情的现代大学生的另一个重要节日，母亲节和父亲节则是我们向父母表达孝心的重妻节日。总之，这些典型的西方节日已成为大学生节日文化意识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对休闲娱乐文化意识的影响
年轻人都特别重视娱乐活动。尤其是在校园重重的学习压力下，在做不完的作业之中忙来忙去的大学生，特别渴望参与轻松愉快的娱乐活动。几年前，校园里主要盛行的娱乐活动是去操场打球，在安静的树林里跟朋友聊天、看小说，晚上则去操场沿着跑道跑两三圈或散步，或去看学校搞的各类晚会。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涉外酒店中餐菜单的英译方法,对涉外酒店中中餐菜单的英译方法和策略进行了研究,将有助于中国餐饮文化的传播,促进中国旅游业的发展。
一、东西方餐饮业中饮食文化差异及中餐菜名特点
由于东西方不同的饮食文化,导致了不同的菜名命名方法,体现了各自不同的需求目的。在西餐菜单里,只简单列出菜名,再标出所用主、辅料及烹调方法和食用时附带的佐料,给人朴素和实用的感觉。而在中国,中餐菜肴品种繁多,菜名也极其丰富,菜名的命名方式十分讲究,特点鲜明。既有用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命名的菜名,菜名常由原料名称,刀法与烹制方法、菜肴的色、香、味、形器(如辣子炒鸡丁、香爆芹菜鱿鱼丝、干锅鸡等)、菜肴的创始人、发源地或历史典故等构成,反映菜肴内容和特色;又有用浪漫主义的写意笔调进行命名的菜名,采用典故、比喻、夸张、象征等各种方式使得中餐的菜名既美妙动听,又形象逼真,这些菜名追求“形美、音美、意美”,讲求吉利、喜庆,既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又充满着民俗情趣和地方风情。这些菜肴的特点是选料极其庞杂,利用原料的色、香、味、形的特点,烹调方法的特点及造型上的特点,为迎合食客的心理而起了美丽动听(一般象征吉祥如意)的名字。这类菜名既不反映原料,也不反映烹调方法,却反映了菜肴的深刻含义,反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饮食文化。
二、涉外酒店中中餐菜单翻译
针对中餐菜单的命名特点,可以用以下方式对中餐菜单进行翻译。
(一)以写实性命名的菜谱的翻译
根据功能派翻译理论,在翻译以写实性命名的中餐菜单的过程中,以菜肴内容和特色为主,译出菜名的原料名称,刀法与烹制方法、菜肴的色、香、味、形器等,以达到传递原料、配料、烹调方法、造型等信息的预期功能,让游客通过英文菜单了解菜肴的组成材料,烹制方式,口感味道等,指导食客有目的的品尝菜肴。
1、菜名以主料开头的菜单:
①可以以主料(形状)+(with)辅料的方式,介绍菜肴的主料和辅料,例如:杏仁鸡丁chicken cubes with almond,西红柿炒鸡蛋scrambled egg with tomato;
②可以用主料(形状)+(with,in)味汁的方式,介绍菜肴的主料和味汁,例如:芥末鸭掌duck webs with mustard sauce,葱油鸡chicken in scallion oil。
2、菜名以烹制方法开头的菜单:
①可以用烹法+主料(形状)的翻译方式来介绍菜肴的烹法和主料,例如:软炸里脊soft-fried pork fillet,炒鳝片stir-fried eel slices;
②可以用烹法+主料(形状)+(with)辅料的翻译方式来介绍菜肴的烹法和主料、辅料,例如:仔姜烧鸡条braised chicken fillet with tender ginger;
3、对于以形状或口感开头的菜单:
①可以采取形状(口感)+主料+(with)辅料的方式,来介绍菜肴的形状(口感)和主料、辅料,例如:芝麻酥鸡crisp chicken with sesame,陈皮兔丁diced rabbit with orange peel,时蔬鸡片Sliced chicken with seasonal vegetables;
②也可以采取口感+烹法+主料的方式来介绍菜肴的口感、烹法和主料,例如:香酥排骨crisp fried spareribs,水煮嫩鱼tender stewed fish,香煎鸡块fragrant fried chicken;
4、在翻译以人名或地名开头的菜名时:
①可以采取人名(地名)+主料的方式,介绍菜肴的创始人(发源地)和主料,例:麻婆豆腐Ma Po bean curd,四川水饺Sichuan boiled dumpling(Sichuan jiaozi);
②以人名(地名)+烹法+主料的方式进行翻译,以介绍菜肴的创始人(发源地)、烹法和主料,例:东坡煨肘DongPo stewed pork joint,北京烤鸭Beijing Roast Duck。
5、在中国菜谱中,有些菜为了突出其色道,用了赏心悦耳的名字,比如把鸡蛋(egg)称为木须;含蔬菜(vegetable)的菜肴为突出其色道称其为翡翠,用芙蓉指鸡蛋清(egg white);含多种谷物的菜名称为八宝或八珍等。翻译这些菜名时,应把这些用料的名称统一起来,例如:木须肉;翡翠虾仁,翡翠培根炒饭fried rice with bacon and mixed vegetables 翡翠烧麦steamed vegetable shaomai;芙蓉鸡片,蟹肉芙蓉蛋crab meat with egg white.
(二)以写意性命名的菜名的翻译
中国菜肴名称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写意”型命名的菜名。这类名称往往利用菜肴原料的色、香、味、形的特点,烹调方法的特点及造型上的特点,为迎合食客的心理,赋予菜肴美丽动听(一般象征吉祥如意)的名字。这类菜名既不反映原料,也不反映烹调方法。在此情况下,就不能用直译的办法,需要考虑采用意译法进行翻译,译出其所指内容,使译文实现向外国游客传递食物的相关信息的预期功能。例如:全家福 happy family—a combination of shrimps, pork, beef, chicken, lobster, and mixed vegetables with brown sauce,银丝掌中宝 silver-thread treasure on palm,凤爪—chicken feet,青云直上rapid promotion—bitter gourd。
(三)有些菜名对中国食客而言非常有意义,若直译其名,可能会引起东西文化方面的冲突。
为消除文化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就要考虑其真正的原料构成,以达到其应有的功能。例如,红烧狮子头 stewed pork ball in brown sauce,童子鸡 baby/tender/young chicken,红莲白雪藏龙 shrimp with shelled olive seed and egg white,龙虎凤大烩 thick soup of snake, wild cat and chicken,龙凤呈祥 stewed snake meat and chicken。 以上菜名的“狮子头”,“龙”“凤”若照直译成英语,势必会产生文化上的冲突,功能适得其反。
参考文献:
关键词 中式菜名英译 功能派翻译理论 翻译目的与原则
一、导言
饮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主体文化，构成了主体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菜名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反映着主体文化，对菜名的研究也因而成为研究一种文体文化的重要方面。
2008年背景奥运会后，中国菜越来越为全世界各国人民所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使者。这种文化交流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翻译问题。 而这些中国菜的英文译名从令人啼笑皆非到规范化、正规化，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
二、目前中餐英译中所存在的问题
根据目前中式菜名英译的现状，我们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望文生义的翻译： 四喜丸子—— four happy meat ball
这些都是望文生义的想当然的翻译，过分的按照字面意思来翻译，难免会引起歧义，费解甚至令人可笑的翻译。
（二）恶俗的翻译：
臭豆腐——smelly bean curd
口水鸡——slobbering chicken (流着口水的鸡）
（三）白开水式翻译：只是主配料的简单堆积。比如广东名菜“佛跳墙”在很多菜馆都被翻译成“Abalone shark’s fin and fish maw”, 像“佛跳墙”这类具有深厚民间历史典故的名菜，直接按照材料翻译出来就觉得索然无味了，未免可惜。
三、功能派翻译理论基础
弗米尔于20世纪70年代创立了功能派的奠基理论-目的论，（scopo-theory）, 进一步打破了对等理论的局限，摆脱了以原语为中心的等值理论的束缚提出以文本目的为翻译活动的第一准则，目的论的核心概念是：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必须由译文的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弗米尔认为单靠语言学解决不了问题，根据行为学的理论，他提出翻译是一种人类的行为活动，而且还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因此，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受众而产生语篇。
总之，功能翻译理论提出了译文功能论，指出翻译过程是由翻译目的决定的，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不应该是对等理论要求的原文及功能，而应该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预期达到的交际功能。
四、中式菜名英译的策略
（一）中餐英译文本的两个功能
1.让广大的外国朋友在餐厅或酒店就餐时，能够看懂菜单上的一道道菜名，了解这些美味佳肴是用什么材料制作的，可以随心所欲享用菜肴。
2.让更多的海外人士在品尝中餐的美味佳肴时增加对中餐的了解，让中餐成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二） 翻译策略
根据中餐英译文本的两个功能，对于主要目的是方便客人点餐一类的中餐，如果是写实性命名的菜肴，即菜肴是以原料或附带加工形状命名和烹饪手段而命名，这类菜名主要是展现菜肴所用的原料，刀工或烹饪手法，同时也兼容菜肴的口味。由于中英文中关于描写原料，刀工和烹饪手段的词基本存在对等语，这种情况下采用直译的方法，将菜肴的原料，味道，制作方法等翻译出来即可。
由于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很多美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文化韵味，有的菜名还蕴含历史和典故，这些菜肴的命名往往利用写意型命名，往往不出现原料及烹饪方法，初次品尝的食客面对食谱往往感到莫名其妙。这种情况下，一般采用意译的翻译方法, 虽然这些写意的菜肴被意译后往往会失去他们原名的象征，吉祥和文化意译，但是这样翻译后的菜单简洁明了，体现了菜单传递信息的文本功能，方便外国食客快速点菜用餐。
1.方便客人点餐
即了解菜的内容，选择自己喜欢的食品，翻译时应该注重菜的原料，味道，烹制方法等等。
直译（写实性命名的菜肴，主料加配料加调料）
烤乳猪 roast suckling pig
黄焖大虾 braised prawns in rice wine
脆皮鸡 crispy chicken
意译 （对于写意性命名的菜肴，用避虚就实的方法，翻译出实质）
霸王别姬 broiled chicken cutlets with turtle
蚂蚁上树 sautéed bean vermicelli with spicy meat sauce
糖醋里脊 fried sweet and sour tenderloin
2.文化翻译
此外，如果菜名翻译还要肩负起弘扬中华文化和促进中西饮食文化交流的重任，那么翻译所采用的策略就必须与此目的相适应。尤其是写意型命名的菜肴具有极高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底蕴，属于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尽量传达文化信息，多采用直译+释义法和音译加注的方法。
直译加释义
在中式菜肴中，有些菜含有历史典故，是由某人创始或与某人有关，因而以其姓名命名，如东坡肉，宋嫂鱼羹等。有一部分则与某个历史事件或传说有关而直接以该事件或传说命名，如佛跳墙，叫花鸡等。这类菜名一般比较复杂，我们再翻译的时候应当灵活处理，在最大程度上保留这些深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典故，此类菜名的英译一般采用直译+释义法翻译，即先直接按中文菜名翻译出其含义，然后补充说明其内在含义。
佛跳墙 Fotiaoqiang —— steamed abalone with shark’s fin and fish maw in broth (lured by its delicious aroma even the Buddha jumped over the wall to eat this dishes)
音译或音译加注释
对中国特有的食品的翻译，多采用音译，或者音译加注释的方法。如豆腐，粽子，饺子，馄饨等等。
Jiaozi— won ton
粽子翻译为Zongzi —— glutinous rice dumplings wrapped in bamboo leaves .
五、总结
文章主要简介了论文研究背景，研究目的。本文对德国功能派理论作了介绍，提出了这一理论可以作为中式菜名的英译一个范式。就菜名翻译而言，菜名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而更多的是文化内涵的传递。文中笔者分析了中国饮食文化的特点，菜名命名的原则以及目前菜名翻译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因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笔者提出了菜谱翻译中应遵循的一些原则，将直译和意译的翻译策略运用到菜谱翻译中并详细提出了具体的方法，以及这个具体方法对菜名翻译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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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育人，收获智慧人生
说起教书育人，李教授说自己受鲁迅先生影响颇深，特别对《藤野先生》一文感同身受。他在日本留学时，处处能感受到像藤野先生一样的教授。
“我既然选择了教书，就要把自己一身所学，传授给学生。中国有句古话，浑身是铁也打不出几颗钉。当教出10个学生，就有了10份力量。”李教授笑起来特别慈祥，像一尊弥罗佛。
高高的个子，宽宽的额头，浓眉大眼，鼻直口阔：虽然年过六旬，但丝毫不显老态，精气神十足――“相由心生”，李教授就是中国最传统的福相。
李教授从事教育几十年，现在是桃李满天下，“我的学生中很多都是博士、校长，在各行各业中的佼佼者也不乏其人。”李教授乐呵呵地告诉我，“当教师最大的快乐就是看到他们超过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社会才会进步啊。”
李教授说，作为一名教师，只有热爱自己的事业、热爱学校，树立坚定的教育事业心，才能把工作做好。只有自觉投身这平凡工作，敬业乐业，才能产生巨大的拼搏动力。教师的劳动是平凡的，生活是清苦的，但是，如果在知识结构的完善方面有自求自得的充实感，在精神寄托方面有育天下英才的自豪感，在人际沟通方面有师生相处融洽和谐的亲切感，就会使无知的玩童变成优秀学生，使迷惘的青少年成为祖国的栋梁，就会倍感欣慰和快乐。
李教授在教育方面主张以创新精神养成为目标，广纳世界科技，弘扬中华文化，重点培养教育大批本专业优秀人才。为此，热爱和倾心教师职业，在食品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方面，培养毕业博士研究生50名、硕士研究生53名，多名已成为教授、工程技术骨干和研究院所或大学领导。1993年获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同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2005年获教育部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奖励。
阳光心态，在工作中享受生活
有一位名人说，“有阳光的地方就会有影子，关键看自己脸朝向何方”。李教授那个年代的人，经历都十分丰富。他是老三届知青，插过队，当过机械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被国家教委选为出国研究生，在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后回国。“我从上学起，每门功课都是满分，在日本读研究生、博士也一样。”李教授笑呵呵地说起这段往事。
他的学习为什么这么优秀?因为勤奋!
不但他的学习如此，工作也是如此。他心态好，心地单纯，做什么工作都非常专心、专注。18岁时，有人对下放在农村的他说，他这一辈子就完了，只能当农民。但他不气馁，心态阳光，每次回城，都会带着一箱子书回去，博览群书。
李教授健康、平和、宽容、大度、崇高、自信、积极，他用这种心态影响自己、同事、学生，让他周围的人觉得是在幸福的天堂。
他积极乐观工作，虽然清苦、劳累，但在工作中发现更大的乐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享受生活，是其他任何物质替代不了的。
敬畏自然，倾心节能环保
遵循自然、热爱自然、敬畏自然的李教授，倾心农业技术开发，倾心节能、环保的新技术开发。
他从日本回国后取得的第一项成果，是在河北省饶阳县流满乡建成世界第一座利用自然冷源大型果蔬保鲜库。这一“利用自然冷源贮藏农产品机理研究”发明了分层并行差压送风冻结方法，获得国家专利一项。填补了国内外空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是国内外利用自然节能技术和果蔬保鲜技术的重大突破。比其他类型的冷库运营成本降低92％。目前该库已成功运转14年以上。为当地的果农菜农建造了一所高效节能的大型冷藏库。
1994年，李教授带领其研究组率先在我国进行了电生功能水的制备及在食品和农业上的应用研究，且在食品领域、果蔬保鲜及病害防治领域均取得了重要成果。尤其是首创性地将电生功能水应用于降解果蔬产品中的农药残留，防治果蔬大棚的黄瓜霜霉病、葡萄炭疽病以及大田中的小麦条锈病等，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已使我国的农药“绿色革命”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在酶法利用玉米芯制取低聚木糖的研究领域取得突破，2001年首次在我国实现工业化生产，通过教育部组织专家鉴定，评价为：“国内首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玉米芯在我国农村大多当柴烧掉或遗弃。李里特却把它当作了宝贝，他的“玉米芯酶法制备低聚木糖”项目获得2006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技术转移建成年产万吨低聚木糖示范工程项目，不仅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而且使实施该项目的企业成为全球最大的低聚木糖生产企业。该企业累计生产低聚木糖19500吨，实现销售收入33.64亿元，利润总额8.41亿元，税金3.28亿元，每年可利用玉米芯7万吨以上，同时减少了废弃物的玉米芯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给农民带来经济效益近3亿元，带来就业机会2000多个。
李教授现在正在右玉县进行一个科研项目，就是针对雁北地区风大低温的特点，把风能由风车转化为机械能，再转化为热能，解决农业种植中严寒季节温室大棚的取暖问题和严寒地区建筑节能采暖问题，补充太阳能的不足。李教授说，这一技术可以为高寒风大地区的菜农提供新的补充能源，有效提高大棚蔬菜的产量和品质，也可推广应用到这类地区的养殖业和房舍取暖。
独立思考，科学实践的真知灼见
前一段时间，“地沟油回流餐桌”事件，将人们的眼球聚焦到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上。李里特教授说，将地沟油进行简单的提炼味道是很重的，真正要把地沟油提炼成无色无味的食用油，并不是一个小工程，首先从地沟里捞油杂物太多，饭店厨佘的废油还是比较集中的，通过回收以后利用比重、加热等方法将油水分离，还要再进行脱碱、脱臭等一系列复杂的步骤，这些成本并不低。炸油条用不了多少油，而一桶油能花多少钱?
在李教授看来，不排除有人提炼地沟油。如果把这些提炼出来的东西，卖给肥皂厂或者用在其他工业用途上，才是正规的途径。通过垃圾的分类处理，将地沟油进行资源回收利用，减少环境污染，我们应该支持。但是，这些程序由小作坊来运作，不够规范，流向食品市场，就会造成危害。
近几年的食品安全问题却时时给我们带来危机感。归根结底要提高人们的意识，投机取巧、假冒伪劣不是获取利益的长久之法，提高技术，提高质量才是一个企业的发展之道。地沟油不是废物，而是宝贝，我们应该关注如何有组织、有制度，合理地将垃圾分类处理，重视支持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减少浪费、降低污染、让多数地沟油回收利用，变废为宝。
李教授说，这些问题的出现，跟我们很多人的营养知识缺乏，科普宣传力度不够，以及伪养生学家的误导不无关系。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科学养生遵循传统饮食之道
李教授是一个十分忙碌的人，对生活的要求不高。我们约在上午11点采访，李教授穿着背心短裤在给学生改毕业论文。他说，我一般都是自然凉，尽量不用空调，既是为了环保，也是节约资源，毕竟现在是暑假，不用上课……
当我问起他的一日三餐时，李教授说很简单的，饮食原则是越简单越好。早餐一杯豆浆，中午馒头，晚饭面条等，一般以面食为主，但一定吃主食。以蔬菜水果为主，轻油，限盐，食物多样化，最重要的吃到七八分饱即可。
说到吃豆浆，李教授说，“从营养学方面讲，豆浆是最好的植物蛋白，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
他说，中国人自古就知道大豆的好处。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母患病，食欲全无，刘安发明了豆浆，其母喝后病体复康，从此豆浆得以世代流传：《本草纲目》则如是记载：豆浆，利水下气，制诸风热，解诸毒：《延年秘录》亦载豆浆“长肌肤，益颜色，填骨髓，加气力，补虚能食”。
上世纪70～80年代，研究表明大豆蛋白超过鸡蛋清蛋白，是人类最理想蛋白。豆浆中不仅含有大量的大豆蛋白，更是具有降低血脂的功效，西方近年来掀起的吃大豆热就是冲着这点来的。另外豆浆中脂肪含量与牛奶差不多，但豆浆中的脂肪是不饱和脂肪，更有利于人体健康：豆浆在含钙方面比牛奶低，但在含铁方面则高于牛奶，另外豆浆含有大量不饱和脂肪酸、卵磷脂等14种成分则优于牛奶。
豆浆机的出现让我们更多地饮用豆浆，这不仅仅有利于我们的营养与食品安全，同时也会给中国大豆产业带来较大的机会，因为豆浆要消耗大量的大豆，这会使大豆重新走上中国人的餐桌，而WH0倡导的“每天25颗大豆”的重要性，也会被我们慢慢接受。
润泽心灵，重视弘扬食文化
李教授在从事多年的科研工作之佘，一直很关注饮食文化。李教授在去年的一次饮食文化讲座中，从食文化和食文化的功能、中华农耕文明和食文化、食文化的内涵以及食文化的弘扬几个方面带领同学们认识了食文化。并总结了中华食文化的几大特色：素食为主、饮食养生、中国饭和菜、蒸煮加工、五味调和、煎炸烹炒、文明礼仪、和谐科学、融合创新等。之后，他又将几个不同国家、地区的食文化作对比，形象生动地向同学们说明了应该热爱中华食文化，努力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最重要的是创新。
他自己的养生就是遵循中国传统的食文化，尊重自然规律，越简单越好。他遵循中国传统的养生自然规律，对中国古代典籍如《黄帝内经》十分推崇，特别提倡南北朝时的《玄门大法》所载，养生一是要粗食，二是要蔬食，三是要节食。
粗食才能营养平衡，如今很多谷物精加工，很多营养素在加工过程中流失了，口感好了，营养却差了：蔬食就是要尊重自身的规律，以蔬菜水果为主，既环保，而且卫生。节食是现在人最不容易做到的，古人云，饭到七分饱，活到九十九。现在很多食品加工、添加成分，改变了自然的法则，增加了人的食欲，让人不知不觉地吃撑了而不自知。其实很多资料说明，人的寿命是与饱饥度有关的。
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最符合自然规律，如中国人吃饭用筷子，筷子是为了挟菜，我们吃饭有主食，有副食：有荤菜、有蔬果、有汤类，这与西方国家吃的以肉为主的生活方式迥然不同。只是如今我们司空见惯，反而不被重视了。根据很多国内外的资料显示，从我们人类的牙齿结构，肠道结构分析，人类是以素食为主的动物。不管从进化、遗传、营养、基因的角度分析，也能说明人类是以素食为主。李教授说起他在韩国时与一位八十多岁的医生探讨长寿之道时，那位医生也是以素食为主。所以，我们要培养清淡饮食的习惯，推崇均衡饮食，多吃水果蔬菜。当然，也大可不必因此而放弃享受美食。
李教授除主要从事研究解决我国粮食加工，餐桌主食和传统食品工艺创新和科学技术开发外，还在“农产品的规格化、标准化及流通研究”、“中国粮食加工发展战略”、“农业现代化和食品生产系统研究”、“弘扬中华食文化”和“食育”等方面撰写了一些在国内颇有影响的文章，刊登在《农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食品报》等。
李教授说，“民以食为天”，我们应该重视食文化，不仅为了民族的强壮和农业的振兴，更是为了人类的膳食进步。传统食品是支撑本国农业的可贵的基础，我们要增强自信心，因为弘扬需要有文化的底蕴和自信。
“葡萄美酒夜光杯，何必崇洋替人吹”――李教授风趣幽默地告诫我们要重视本国的食文化，不能妄自菲薄。最后他希望我们能够为了复兴中华、弘扬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李里特简介
1948年5月出生于西安，汉族，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食品工程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级教授。
1966年高中毕业，1968年作为“老三届知青”在陕西插队，1971年进陕西渭南纺织厂成为机械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考入西北农业大学农业机械设计制造专业学习，1981年底大学毕业后经考试被国家教委选为出国研究生，1982年赴日本北海道大学研究生院农畜产加工工程专业攻读学位，硕士期间课题为小麦的干燥和加工品质研究，1985年2月获硕士学位，博士期间研究果蔬保鲜贮藏理论，1988年2月获日本北海道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在日本最大的面包企业――山崎面包公司中央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期间学习和研究各类粮谷类食品的加工技术和研究方法。
1988年底归国，在原北京农业工程大学食品工程系加工工艺教研室任教。主讲过《食品加工工艺学》、《焙烤食品加工学》、《食品物性学》、《乳品加工工艺学》、《现代食品加工理论和技术》、《粮油加工新技术》等课程。曾任食品工艺教研室主任、食品工程系主任等职，1994年升任教授和原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副校长、副书记、学术委员会主任，享受国家专家特殊津贴：1995年任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副书记、博士生导师，并获农业部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7年以来任九届、十届、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
历任学术兼职主要有：中国农学会副会长(第7、8届)、中国农业专家咨询团副主任委员、第4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评议组成员、第5届、第6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食品营养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第3届中国食品科技学会副理事长、全国食品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农业机械学会副理事长、第6届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现任农产品贮藏与加工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粮油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粮油学会发酵面制品分会名誉理事长、专家委员会主任、北京农业工程学会理事长、国际大豆加工和利用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工商联烘焙业公会专家委员会主任(2005.7-2008.7)、中国食品科技学会大豆食品分会副主任、中国食品工业协
会大豆食品专家委员会主任等。
自留学归来，在农产品贮藏加工和粮油食品工程领域的科研方面主持完成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项目”、国际基金、省部基金等项目。
主要学术思想是：充分综合现代物理、电子、工程和生物技术，以节约能源、资源和推进我国粮油食品加工、流通、贮运现代化和改善国民饮食营养为目的，弘扬中华食文化，研究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工程新技术。
生活是繁琐的，为了生活我们的内心里总会充斥着压力。
当我们为着自己的理想奋斗，或者是为着工作、身份、地位、关系、利益和安全感，不得不在生活中扮演某一角色，有些时候，不免失去了自我，在工作场所，在餐厅酒吧，在某种俱乐部，甚至在家中，都会感到莫名孤独。孤独的积压，增加我们的压力，阻碍着我们的前进步伐，让我们身心疲惫。这个时刻，不妨让自己开溜一下，找回自我……
放下，偶尔溜出去
工作是为了什么?工作为了生活。
生活为了什么?生活为了人生的精彩与幸福。
我为了这些一直忙碌奔波、殚精竭虑，太久了，压抑的胸膛有了爆裂的感觉。周末，与爱人糖糖一拍即合，放下一切，约上了三俩至亲好友，开溜。
我们把这次开溜的去向定在了塞罕坝――这个在我国的辽、金时期，被称作“千里松林”，曾作为皇帝狩猎之所的大草原。
我们在网上寻找到了所有能够看到的关于塞罕坝的介绍，那如诗如画的图片文字让我们心神向往，激动难平。
按照路程计算，我们预想6个小时车程能抵达塞罕坝，下午在塞罕坝森林公园景点游玩，骑马、漂流，玩卡丁车，第二天周日去御道口、红松洼游览一下就回京。但由于起床还是不够早，又开车去接上姐姐、姐夫，出京时，路上已经塞车，到达承德时已12点。从承德城区到塞罕坝有二百佘公里路程，只有省道，还经过几十公里破烂的矿区道路，行程很慢，到达围场县境内已经下午三点多了。尽管耽误了行程，但想到只有80公里就能抵达塞罕坝，一行五人依旧很“high”。
白色的越野车在蜿蜒的山道上盘旋，眼看天空是越来越阴暗，空气越来越潮湿，让人感觉好像已近黄昏。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终于，山雨爆发了!
如何来形容这接近内蒙古境内的山雨?
那一颗颗雨点打在车窗挡风玻璃上足有一块钱钢蹦大的印迹。开始时，雨点还是疏疏落落，可没过几分钟，雨滴密集得犹如纱幕，把雨刷调到最快档也无法刮净雨水。虽然山道上行车稀少，但可见度已经只有不到5米，道路湿滑，我们已经无法再驱车前行，正好旁边有一排小屋，就势把车泊在屋前空地。几分钟后，这块空地就被十余辆小轿车、越野车挤满，呼啸的狂风中雨势越来越大，忽然之间，打在车窗玻璃的雨点变成了黄豆大的冰雹，
“砰砰砰”声势惊人。
车内的人都兴奋起来!
我完全忘记了生活中的严肃刻板，打开了一道车窗缝，密集的冰雹颗粒立即乘隙而入，连在副驾驶座位上的糖糖身上也洒落了不少冰雹珠子。糖糖一声笑骂，“多大的人了，还这么淘气，让我都中弹了!”车上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扭头看看两旁的车内，也是一片喧闹的景象，跟车外热闹的冰雹相映成趣。
半个多小时后，像是天女停止了洒银珠，冰雹一下子没了，天空一下子变得透亮透亮。我们在笑语欢声中继续前行，进入G111国道不久，就看见了一个大湖泊，犹如一颗明珠嵌在山谷间。沿湖山道虽然不宽，但是平整洁净。
外甥峰峰首先摇下车窗，拿出相机拍摄这山水一色。
原来偶尔开溜出来，即使在路上，也是如此放松!
错过景点，不会错过情趣
我们抵达塞罕坝森林公园大门时已经下午五点。在大门休息一会儿，买好门票，我们就驱车进山了。一条林荫夹道蜿蜒而上，清幽静谧。我们沿路而上，到了山顶后，开始不时出现一些岔道，旁边有农家院之类的。我们以为这只是途问休息之处，没有停留，径直往前，走了三十几公里，到了一处大门，从大门过去，是一块盆地，有好多农家院、商贩，有一个小型游乐场：草原在一片湖泊旁边伸延，远处丘陵起伏，嫩绿嫩绿：落日佘晖照耀天边，湛蓝中泛着红霞。我们想：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以为这是我们开始游览的第一处景点。
到了这个时间，我们决定先游玩一番，再找住宿之地落脚。
谁也未曾想到，我们为之倾倒的这一片绿洲，竟然是在塞罕坝森林公园门外。
去找住宿地时，我们开车返回到那个大门咨询工作人员，才知道这是公园大门，公园外属于内蒙古辖区。呵呵，塞罕坝的景点一个没看，我们却在内蒙古游玩了一个多小时。从进公园门到另一端出门，我们一路错过了所有公园景点。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心情，反而觉得更加高兴――原来我们傻得这么可爱。
有了这个经历，糖糖提议干脆先去一个景点观赏观赏，再去找食宿之地。进去的第一个景点是泰丰湖，我们驱车沿着小土路行了大约5公里，绕湖一周，天色已经昏暗。这又是别有一番景象，朦胧的山影、树影、湖影连接成一副印象派的图画，让大家有了另一种兴致――在湖边铺上一块布，搬出我们带着的美食、美酒，席地而坐，享受了一番夜光野餐的情趣。开溜，就是忘却“枷锁”
晚上看着一群外国游客开篝火晚会，在大排档吃烧烤、喝啤酒，都有各自的味道。作为青年学者的姐夫可爱的high劲，最是我们心情的写照。
第二天的骑马更是一种彻底的放松。一向比较害怕骑马的糖糖和峰峰，在马背上适应了个把小时后，胆怯之心一扫而空，拍着马屁股狂奔起来。
这个丘陵背脊叫百花坡，不但繁花似锦，橘黄灿烂的金莲花漫山遍野盛放，还是曾轰动一时的《还珠格格》外景拍摄基地。当年“小燕子”的马上戏，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这里拍摄的。这让我们感觉到意外的收获――也算是一种新奇感受吧?当时，却是什么都没想，只觉得好开心，笑声停不下来。
漂流是真正的野趣。一条小溪蜿蜒辗转，每人坐着一个充气小皮筏顺溪流而下，戏水，嬉戏、打闹，一个个开心的话题，忘乎所以……
论文摘要：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中西方文化存在许多差异：整体性和个体性的差异；中西方礼仪文化的差异；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以及教育文化的差异等。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是极其必要的。本文就是从多个角度浅析中西方文化差异，从而将其应用于英语教学中，让学生得到更加全备的知识。
一、社会礼仪
中国人见面喜欢问对方姓名、年龄、单位及收人等。而西方人很讨厌人家问及年龄与收入等个人私事。中国人路遇熟人总爱寒暄道，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有礼貌的打招呼用语，而若你跟西方人这样打招呼，他们则会认为你想请他吃饭或者干涉其私事，会引起误解。对于别人的赞扬，中国人通常表示谦虚，并有一套谦虚之词，像“惭愧”、“哪里”、“寒舍’，、“拙文’，等。而西方人总是高兴地回答“thank you(谢谢)”以表接受。中国人用“谢谢”的场合较西方人少，尤其是非常亲近的朋友和家庭成员之间不常说“谢谢。”而西方人整天把“thank you"挂在嘴边，即使是亲朋好友和家庭成员之间也常如此。中国人收到礼物时往往放在一边，看也不看(生怕人家说贪心)。而西方人收到礼物时要当着客人的面马上打开并连声称好。中国人殷勤好客，一杯杯地斟酒，一遍遍地上菜，客人不吃不行，不喝也不行，使西方人觉得难以对付。而西方人的习惯是:Help yourself，Please(请随便用)!中国人送客人时，主人与客人常说:“慢走!”“小心点!”等。而西方人只说:"Bye bye(再见)!""See you next time(下次见)!""Good night(晚安)!”
二、服饰礼仪
西方男士在正式社交场合通常穿保守式样的西装，内穿白衬衫，打领带。西方女士在正式场合要穿礼服套装。另外女士外出有戴耳环的习俗。
中国人穿着打扮日趋西化，传统的中山装、旗袍等已退出历史舞台。正式场合男女着装已与西方并无二异。
国际社交场合，服装大致分为礼服和便装。正式的、隆重的、严肃的场合着深色礼服滩尾服或西装)，一般场合则可着便装。
我国服装无礼服、便服的严格划分。一般地讲，在正式场合，男同志着上下同质同色的中山装，或着上下同质同色的深色西服并系领带，配穿同服装颜色相宜的皮鞋;非正式场合(如参观、游览等)，可穿各式便装、民族服装、两用衫，配额色相宜的皮鞋或布质鞋。
三、饮食方式的不同
中西方的饮食方式有很大不同，这种差异对民族性格也有影响。在中国，任何一个宴席，不管是什么目的，都只会有一种形式，就是大家团团围坐，共享一席。筵席要用圆桌，这就从形式上造成了一种团结、礼貌、共趣的气氛。美味佳肴放在一桌人的中心，它既是一桌人欣赏、品尝的对象，又是一桌人感情交流的媒介物。人们相互敬酒、相互让菜、劝菜，在美好的事物面前，体现了人们之间相互尊重、礼让的美德。虽然从卫生的角度看，这种饮食方式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但它符合我们民族“大团圆”的普遍心态，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中“和”这个范畴对后代思想的影响，便于集体的情感交流，因而至今难以改革。
西式饮宴上，食品和酒尽管非常重要，但实际上那是作为陪衬。宴会的核心在于交谊，通过与邻座客人之间的交谈，达到交谊的目的。如果将宴会的交谊性与舞蹈相类比，那么可以说，中式宴席好比是集体舞，而西式宴会好比是男女的交谊舞。由此可见，中式宴会和西式宴会交谊的目的都很明显，只不过中式宴会更多地体现在全席的交谊，而西式宴会多体现于相邻宾客之间的交谊。与中国饮食方式的差异更为明显的是西方流行的自助餐。此法是:将所有食物一一陈列出来，大家各取所需，不必固定在位子上吃，走动自由，这种方式便于个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不必将所有的话摆在桌面上，也表现了西方人对个性、对自我的尊重。但各吃各的，互不相扰，缺少了一些中国人聊欢共乐的情调。
四、中西方教育形式的差异
中国传统教育强调知识的传授，美国教育强调学生能力的培养，二者需要交流和互补。通过查阅有关书籍，我们也意识到:中美教育在各个教育层次上都存在着差异，并以不同的表现形式体现出在美国，年轻人大多很有主见，这种独立意识是从小培养出来的。
英语教学，不仅是语言教学过程，更是文化教育过程，是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的重要途径。因此，在高中英语教学中，教师既要教授英语语言知识，还需加强文化教育，使英语课堂充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学习西方文化，学说更地道的英语口语，提高交际能力。
一、 将词汇教学与文化背景有机衔接
在语言体系中，词义是基本的、富有生命意义的构成部分，承载着一定的文化内涵，可反映出时代与社会的变化。在英语词汇学习中，我们会发现因中西方在文化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而一些英语中并没有与汉语相对应的词汇，如有些汉语与英语词汇在概念意义上看似相同，但在表达过程中的褒贬含义、指称范围等均有所不同。因此，我们若想准确运用词汇进行有效表达，则需认识词汇所蕴含的文化背景与文化意义，避免误用。因此，在高中英语教学中，教师可由词汇入手，巧妙渗透文化教育，丰富学生文化知识，加深对词汇的理解和记忆。
第一，不同文化形成不同的词汇内涵。如“old”与“老”，在中国，“老”一般是用作敬语，而在英语中，单词old却含有“无用”之意。再如英语词汇“crane”与汉语词汇“鹤”，由它的外延意义看，汉英表达有着相同的意义，都是指鸟类一族，脚细长、嘴长且直、颈长头小。然而在汉英文化中其内涵意义则有所不同，在汉语文化中，“鹤”被赋予“长寿”之意，可表示老年人有着好的气色等特点。而在西方文化中， “crane”则被赋予了“坏女人（bad woman）”、 “foolish man（蠢人）”之意。
第二，不同国家的英语，其相应的词汇有所变化。英语是世界通用语言，在运用英语的过程中，各国人民逐步对英语进行改进、创新，因而既有美式英语、英式英语，也有澳大利亚英语与印度英语等。因此，在英语词汇教学中，教师需要注意渗透相关文化知识。如英国人表达给某人打电话时，常用“give sb. a ring”， 而美国人则常用“give sb. a call”表达。因为在美国英语中，词汇“ring”含有“戒指”之意，若用”give you a ring”就是给戒指，则表示要结婚。所以，在英语运用与表达过程中，如果学生不懂这些文化知识，则会出现语用错误。
二、 将口语教学与文化教育有机结合
在高中英语教学中，培养与提高学生英语口语能力是重要的教学目标之一。而地道的英语口语自身体现出了英美文化。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让学生多多接触地道的美式英语与英式英语，并学会运用这些英语口语，这样，学生可自然而然地受到英美文化熏陶，更好地接受英美文化。因此，在高中英语教学中，教师可将文化教育和口语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尽量运用地道英语与学生展开互动，进行对话交流，如需要学生帮忙时，可说“Give me a hand！”； 如问学生是否明白老师所讲的，可用““Have you got it？”等。同时，教师还可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向学生呈现更多的文化材料，如引导学生观看欧美电影，学习其中的一些地道的英语口语表达。如： He was taken for a ride. （他受骗了。） So what？ （那又怎么样？） What are you up to？ （你又搞什么鬼？）等等。
另外，在口语教学中，教师还可设计Everyday English栏目，让学生练习地道的口语。在这一栏目中，可与听力训练进行整合，要求学生把握听力材料中出现的一些地道的口语。同时，教师也要善于发掘教材，为学生提供一定的交际语境，引导学生展开模仿训练，使他们注意不同的语境，学会熟练而准确地运用英语语言。
三、 将研究性学习与文化教育有机融合
在英语教学中，教师需要打破传统学习方式，引导学生进行多样化学习，如探究性学习、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同样，在高中英语教学中，若想强化文化教育，让学生深入探究西方文化，教师则需运用多种有趣的学习方式，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研究性学习则是有效方式之一，对于一些较为复杂的、较为系统性的文化背景知识，教师可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使其自主获取知识，开阔视野，丰富文化知识。
如教学完饮食、社会生活方面的文章后，教师可设置研究性课后作业，譬如研究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如中西饮食观念、饮食对象、饮食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中西方日常习惯差异等，亦或让学生自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进行研究学习，如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探究，其内容可选择中西方建筑、动画、礼仪文化等。研究方法主要有：采访外教、问卷调查、资料查找、交流讨论等。例如：学习Module 2 Unit 1 School life之后，教师可要求学生课后收集相关资料，进行研究性学习：中西方校园文化的差异或中西方教育差异等，提示内容，如中西方学生的学习特点；中西方校园的文化生活差异；中西方教育各自的特点，中西方教育的区别、对待这两种教育的看法等。如学习Module 4 Unit 1 Advertising之后，教师要布置研究性学习任务：中西方广告文化差异（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advertisement）。 参考内容：中西方广告创意文化的不同；中西方广告表达差异；中西方广告在创意风格上的差异等。学生可自由组合成学习小组，通过多种方式来完成学习任务，如英语论文、演示文稿等。这样，通过研究性学习，将课堂拓展到课外，既丰富了学生的文化知识，也锻炼了学生的学习能力。
关键词：明代；香药；饮食风尚；社会阶层；奢靡观念
DOI： 10.16758/ki.1004-9371.2016.04.009
有明一代，在海洋为纽带的连接下，东南亚香药通过朝贡贸易、郑和下西洋、民间贸易及西人中转等途径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加之商品经济的繁荣，长期以来，贵为奢侈品的香药不再是富贵阶层的专利。它们逐渐跳脱出原有的身份局限，从最初宗教祭祀的供养圣品、达官显贵享用的奢靡物品、文人雅士品评的清雅之物，转变成普通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治病疗疾之良药、饮食调味之原料，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明人的健康、饮食观念。然而，关于香药对明人饮食习惯和饮食文化带来的影响问题，学术界鲜有研究，成果多集中于香药贸易与明人日常生活关系的笼统探讨上。1此外，关于明代饮食文化的研究成果，也较少涉及对香药的考察。2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日常生活史为研究视角，以香药为切入点，以食谱、日用类书为核心资料，初步呈现这一历史场景，并藉以探讨以香药为代表的舶来品在明人日常饮食领域的运用情况，以及由此引发的新饮食风尚在不同社会阶层间的传播与流变，从而揭示明中叶前后中国奢靡之风的兴起之源。
~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海上丝绸之路视野下的明清香药贸易研究”（项目批号：15LSC003）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项目批号：09JZD0015）成果。
1 参见张维屏：《满室生香：东南亚输入之香品与明代士人的生活文化》，《政大史粹》，2003年第5期；李曰强：《胡椒贸易与明代日常生活》，《云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黄瑞珍：《香料与明代社会生活》，福建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陈冠岑：《香烟妙赏：图像中的明人用香生活》，台湾逢甲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2 参见S田y：『中国食物史の研究， |京：八坂房，1978年；K. C. Chang， Food in Chinese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伊永文：《明清饮食研究》，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刘志琴：《明代饮食思想与文化思潮》，《史学集刊》，1999年第4期；董萍：《论明人饮食文化思想的转变》，西北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侯波：《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饮食文化交流》，暨南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王尔敏：《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陈秀芬：《养生与修身――晚明文人的身体书写与摄生技术》，台北：稻香出版社，2009年；Yue， Isaac and Tang， Siufu eds.， Scribes of Gastronomy： Representations of Food and Drink in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一、中国史籍中“香药”的书写
香药作为一个本草学概念，既是历史上舶来品的重要代名词，又是商品流转、海洋贸易与社会生活相互交织的集中体现，其含义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说文解字》曰：“香，芳也”，1“药，治病草”，2香药，即为具有芳香气味能够治病的植物。近代所编的《辞海》及当代的各类汉语字典基本沿袭了《说文解字》对“香”、“药”二字的解释。事实上，中国历代典籍中所记录的“香药”，在不同时期存在相应的流变，且内涵和外延与上述解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据笔者所见，“香药”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晋陈寿所撰《三国志》，该书对香药并无过多介绍，只是在论述交趾地区的赋税时提到，“县官羁縻，示令威服，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3此处，香药与象牙、犀角并列，成为珍奇异物、名贵物品的代表之一，且在三国时期已从南海诸地传入中国。此后，由晋至隋的近三百年间，“香药”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多出
现在佛教经典中，其不仅充当医病疗疾的药物，还被赋予一定的神秘色彩，成为宗教洁净观念的象征。自唐以后，“香药”在世俗作品中出现的频率开始逐渐超越宗教典籍，无论是官修正史、地方志书，抑或是文人笔记、日用类书，都不乏香药的身影。同时，香药的意涵也较之前代更为丰富，且每一时期强调的侧重点皆有所不同。
唐代史籍中的“香药”包括本土所产和域外进口两类，且多与佛教相关。4如杜甫在《槐叶冷淘》一诗中所提到的香药即为本土药物的合称，“元日，以香药入锦囊中，渍酒而饮，曰屠苏酒，可辟瘟气。”5此处使用香药配制而成的屠苏酒早在东晋时期即已出现，具有避瘟祛秽之功效，其主要配料为本土所产的“大黄五分，川椒五分，术、桂各三分，桔梗四分，乌头一分，拔楔二分”。 6此外，在诸多情况下，香药亦指代域外所出香品。如《蛮书》曰：“昆仑国，正北去蛮界西洱河八十一日程。出象及青木香、旃檀香、紫檀香、槟榔、琉璃、水精、蠡坯等诸香药、珍宝、犀牛等。”7此处的香药显然指的是昆仑国所产的青木、旃檀及紫檀诸香。
宋元时期，由于海外贸易的繁荣，香药成为舶来品的代名词，在很多时候特指从南海诸国进口的沉香、乳香、檀香、丁香、没药等香货。8
据统计，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的《志香》篇、周去非《岭外代答》的《香门》卷、叶庭的《南蕃香录》及赵汝适的《诸蕃志》中所记香品多达四十余种，皆为通过海路输入中国的域外香药。9
宋代香文化研究专著《陈氏香谱》一书系统记载了“凝合诸香”的调配制作方法，域外香药和本土药草得以完美结合，其中“香药”目中的“丁沉煎圆”和“木香饼子”即是很好的例证，10丁香、檀香等进口香药和甘草、肉桂等国产药草相混合，组成新的医疗保健品。“香药”一词由此被赋予新的内涵，它不仅指单味的香品和药材，亦是各类合香的总称。此外，在一些文献中，沉香、乳香、丁香、阿魏等香、药品并非被称为“香药”，而是被分类划之。如（大德）《南海志》的“物产”卷将沉香、速香、黄熟香、降香、檀香等具有较强芳香气味的香药归入“香货”类，而将脑子、阿魏、没药、胡椒、豆蔻等药用功能较为明显的香药归入“药物”类。1
明清时期，沉香、乳香、檀香、没药、胡椒等香药不再被冠以“香药”总称的情况更为明显，它们更多时候是以各自具体的名称出现，“香药”作为专有名词的出现频率逐渐降低，然而其所包含的香品及药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却有增无减。从现存史籍来看，明代香药的书写与前代相比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其一，香药特性的记载更为详细准确。随着香药输入途径的多元及香药进口数量的增加，中国史籍中关于香药特性的记载日趋详细准确，香药功用的发掘日益丰富多元。部分香药虽早在汉代已传入中国，但由汉至隋的八百余年间，因传入香药种类及数量有限，加之其使用人群多局限于宗教僧侣及皇宫贵族，史籍中关于香药的记载较为简略。唐宋时期，香药输入的种类及数量虽较之前代有大幅增加，关于香药的记录也更为详细，但人们对香药的认识仍存在很大程度的偏颇，就连世代经营香药的土生波斯人李，也误将本是同物异名的熏陆香和乳香当成两种不同香药。2至宋代，《本草图经》、《本草衍义》等本草类书籍的作者皆已认识到“乳香为熏陆耳”，3然而唐慎微所撰《证类本草》依旧将乳香和熏陆香析为两条记载。4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本草书籍对其他香药的记载亦存在不当之处，如《本草图经》中将本不属于同类的沉香、熏陆香、苏合香、檀香、木香、丁香等香药皆归于“沉香”条下，5这一编排体例显然不甚恰当。
经过历代本草学家及医者们的不断积累和发现，明代史籍中关于香药的记载，无论从书写体例还是编撰内容来看，都更为准确详实。例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胡椒、豆蔻、苏木等香药特性的记录，在总结前代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新发现，从释名、集解（即生物学特性）、主治、发明、附方五个方面对每种香药的特性逐一进行了详细介绍。除《本草纲目》、《证治准绳》、《赤水玄珠》等医药书籍外，《便民图纂》、《遵生八笺》、《竹屿山房杂部》等日用类书中关于香药的记录也颇为详细准确。可见，唐宋之际，大部分香药品种虽已被医家、文人所知晓，但时人对其特性的认识并不十分准确，就连最为基本的香药名称亦存在颇多争议，作为知识阶层的医家、文人尚且如此，普通百姓对香药的陌生更是可见一斑。至元明时期，尤其明中叶以来，随着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各类香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曾经贵为奢侈品的香药日渐被时人所熟悉，且开始进入寻常百姓之家。
其二，香药应用的书写更为广泛多元。明初以来，随着香药进口种类和数量的增加，以及时人对香药特性的深入了解，东南亚香药在中国的应用重点逐渐从宗教祭祀、熏衣化妆、医疗保健领域扩展至饮食调味。
首先，从记录香药使用情况的书籍类型来看，明以前记载香药的史籍主要为宗教典籍、本草书籍、药书及香谱四大类，香药主要作为药材、香品被时人使用。与前代不同的是，日用类书、沿海方志及海洋图书成为有明一代记录香药特性及其应用情况的核心资料。例如，《瀛涯胜览》、《西洋朝贡典录》、《东西洋考》等海洋图书对于香药的种类、产地、特性及功用皆给予了详细介绍，从这类书籍的撰写者来看，他们或亲赴海外，或身居市舶之职，或久居沿海重镇，耳闻目睹香药贸易之盛况，对海舶香药的记载自然颇为准确，也更具针对性；而《多能鄙事》、《便民图纂》等日用类书则以丰富的实例介绍了香药在饮食、保健等日常生活领域如何应用的过程，荤素菜肴、茶酒汤水、肉脯果干中加入香药的例子比比皆是。其次，从记载内容及书写特点来看，香药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重点由元至明发生了重要转变，从疗疾保健逐步转向美食调味。元代的营养学专著《饮膳正要》中，关于胡椒应用于饮食的记录多达三十余条，然而在介绍这些食谱之前几乎都先强调其食疗保健功效，1而明代的记录则多略去对其治病保健功效的介绍，更强调香药的调味及腌制功能。
其三，香药消费人群日益扩大。明代以前，作为舶来品的香药虽颇受欢迎，但因输入量少，价格昂贵，长期以来只能作为奢侈品被社会上层所独享。明初以来，在朝贡贸易、郑和下西洋、民间海外贸易及西人中转等方式的共同作用下，各类香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不仅保证了香药在中国市场的供需稳定，且使这一舶来品真正进入寻常百姓之家。
宋元时期，香药应用于饮食的记载逐渐增多，日常生活用书《饮膳正要》及《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仅胡椒一种香药作为饮食调味品的记载就分别多达三四十条，然而，其使用人群仅局限于皇宫贵族及达官显贵之家。从两书的撰写者和书写内容来看，《饮膳正要》为元代御医忽思慧撰写的营养学专著，其适应人群为皇帝及其子女、妃嫔等；《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介绍的亦是历代名贤的居家日用事宜，而非普通寻常百姓。从饮食配方来看，使用香药作为调味品的主料基本为鹿、牛、羊、鸡等肉类及各种鱼类，而鱼、肉等荤食在当时是普通平民所无力消费的。而记载香药应用于饮食的明代书籍则多为面对普通百姓的日用类书，此外，福建、广东等沿海方志中，香药出现的频率亦相当高。因此，仅从书籍的类型及适度人群来看，明代的普通平民已开始将香药应用于饮食中。其次，史籍中大量出现运用香药描绘其他事物特性的表达，其中“胡椒”的运用最为普遍，“似胡椒”、“如胡椒”等词频频出现。例如，“阿勃参香，出拂林国，皮色青白，叶细两两相对，花似蔓青，正黄，子如胡椒，赤色。”2《农政全书》卷三十《树艺》在描述葡萄大小时曰：“琐琐葡萄出西番，实小如胡椒。”3《致富奇书》在介绍梧桐特性时曰：“梧桐：二三月畦种，如种葵法，稍长移栽皆阴处地，喜实不喜浮，子生于叶，大如胡椒。”4如果说用胡椒来描述我们不甚熟悉的阿勃参香和西域葡萄，仅能说明人们对胡椒的熟悉程度高于这些稀有物种，那么用胡椒作为形容在南北各地皆有种植的梧桐树所结果实大小的专业词汇，则足以体现明人对胡椒的熟悉程度之高。此外，明代的医书常用胡椒来形容制作药丸的大小，如“丸如胡椒大”、“大如胡椒”等，再次说明了以胡椒为代表的香药在明代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之广泛。
二、香药与明代日常饮食
香药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在饮食领域的运用很长一段时期内未能得到有效彰显。明中叶以后，胡椒、苏木、丁香、檀香、豆蔻等香药作为调味品迅速充斥日常饮食，尤以胡椒应用最为广泛。其不仅是烹饪食物的重要作料，而且经常用于腌制肉脯、果干，调制美酒、汤水，身影几乎遍布日常饮食的各个领域。
烹制荤食。胡椒能“杀一切鱼、肉、鳖、蕈毒”，5因此明人在烹饪这类食物时，必添加之。《竹屿山房杂部》记载的制作鱼、虾、蟹、贝等各类海鲜及鸡、鸭、牛、羊等肉类食物的烹调方法中，胡椒皆是重要作料。兹随机选取几份菜谱列举如下：
烹蚶：先作沸汤，入酱、油、胡椒调和，涤蚶投下，不停手调旋之可拆，遂起，则肉鲜满，和宜潭笋。
江河池湖所产青鱼、鲢鱼蒸二制：一用全鱼刀寸界之内外牛酱、缩砂仁、胡椒、花椒、葱皆遍甑蒸熟，宜去骨存肉，苴压为糕。一用酱、胡椒、花椒、缩砂仁、葱沃全鱼以新瓦砾藉锅置鱼于上，浇以油，常注以酒，俟熟，俱宜蒜醋。
辣炒鸡：用鸡斫为轩，投熟锅中，炒改色，水烹熟，以酱、胡椒、花椒、葱白调和，全体烹熟调和。
牛饼子：用肥者碎切机音几，上报斫细为醢，和胡椒、花椒、酱拧白酒成丸饼，沸汤中烹熟，浮先起，以胡椒、花椒、酱、油、醋、葱调汁，浇瀹之。1
从烹调方法看，四道菜的制作过程十分简单，皆具家常菜之特性；从添加的作料看，胡椒与油、盐、酱、醋、葱的身份并列，成为厨房必备；从菜色种类看，胡椒广泛应用于海鲜、淡水鱼、家禽、家畜的烹饪，其使用地域从沿海至内地。综合上述信息可见，跨海来华的胡椒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烹调荤食的不可或缺之物。
烹调素食。胡椒味辛辣，在一些素食的制作中常常使用。如《遵生八笺》和《野蔌品》中都提到的芙蓉花的制作，“芙蓉花，采花去心蒂，滚汤泡一二次，同豆腐，少加胡椒，红白可爱。”2蔬菜的经典做法“油酱炒三十五制”，3胡椒为其必备调料。例如：“天花菜，先熬油熟，加水同入d之，用酱、醋；有先熬油，加酱、醋、水再熬，始入之。皆以葱白、胡椒、花椒、松仁油或杏仁油少许调和，俱可，和诸鲜菜视所宜。”山药、茭白、芦笋、萝卜、冬瓜、丝瓜等皆仿此法。4明代以前，胡椒、豆蔻等香药在烹饪菜肴方面仅限于“胡盘肉食”，5及至明代，胡椒在饮食领域的应用已不再局限于荤食，山药、萝卜、丝瓜等常见蔬菜在烹制已开始添加胡椒。可见，香药在素食领域的使用，不仅丰富了时人的饮食口味，而且使社会下层使用香药烹制菜肴成为可能。
腌制食物。为延长食物的保存时间，并使其味道更为多元，明人开始习惯使用胡椒、豆蔻等香药腌制食物，尤其明中叶以后，记载此类食谱的著作逐渐增多，而香药用于腌制食物的记录在宋元时期的日用类书及饮膳类书籍中则极少出现。如著名的“法制鲫鱼”，“用鱼治洁布牛令干，每斤红曲e一两炒，盐二两，胡椒、川椒、地椒、莳萝e各一钱，和匀，实鱼腹令满，余者一重鱼，一重料物，置于新瓶内泥封之。十二月造，正月十五后取出，番转以腊酒渍满，至三四月熟，留数年不馁。”6此外，豆蔻等香药还可用于蔬菜的腌制，如“折齑，一用芥菜a心洗，日晒干，入器，熬香油、醋、酱、缩砂仁、红豆蔻、莳萝末浇菜上e一番，倾汁入锅，再熬，再倾二三次，半日已熟”。7无论是鲫鱼，还是芥菜，其腌制方法皆较为简单，且原料容易获取，普通家庭很容易便能做到。
制作果脯。明中叶以后，由于饮食消费奢侈风尚的盛行，带动了饮致化的消费需求，各类果品开始被加入不同香药，制作成风味独特的果脯。如“芭蕉脯，蕉根有两种，一种粘者为糯蕉，可食。取作手大片，灰汁煮令熟，去灰汁，又以清水煮，易水令灰味尽，取压干，乃以盐、酱、芜荑、椒、干姜、熟油、胡椒等杂物研，乓涣剿蕹觯焙干，略令软，食之全类肥肉之味”；8“衣梅，用赤砂糖一斤，为率釜中，再熬，乘热和，新薄荷叶丝八两、鲜姜丝四两，日中，置臼中捣和丸之。有脱杨梅肉杂于内，今加白豆蔻一两，白檀香二两末，片脑一钱e，白砂糖为珍糖，再熬，后仿此。”9芭蕉、梅子等水果加入胡椒、豆蔻、白檀等香药制作成果脯，不仅间接延长了水果的保存期限，而且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时人的饮食。
调配物料。胡椒、白檀等香药不仅可以在烹饪、腌制食物时，作为单味作料加入食物中，还可与茴香、干姜等多味作料一起调配成方便快捷的调料包。最为常用的有以下四种：
素食中物料法：莳萝、茴香、川椒、胡椒、干姜（泡）、甘草、马芹、杏仁各等分，加榧子肉一倍共为末，水浸，蒸饼为丸如弹子大，用时汤化开。
省力物料法：马芹、胡椒、茴香、干姜（泡）、官桂、花椒各等分为末，滴水为丸，如弹子大，每用调和捻破，即入锅内，出外尤便。
一了百当：甜酱一斤半，腊糟一斤，麻油七两，盐十两，川椒、马芹、茴香、胡椒、杏仁、良姜、官桂等分为末，先以油就锅内熬香，将料末同糟酱炒熟入器收贮，遇修馔随意挑用，料足味全，甚便行厨。
大料物法：官桂、良姜、荜拨、草豆蔻、陈皮、缩砂仁、八角、茴香各一两，川椒二两，杏仁五两，甘草一两半，白檀香半两，共为末用，如带出路以水浸，蒸饼丸如弹子大，用时旋以汤化开。1
上述四种物料皆可称之为“省力物料”，它们不仅是居家烹饪的好帮手，而且便于携带，适合外出使用，且保存期限较长，类似于我们今天厨房常用的“十三香”和方便面中的“调味包”。这些便捷物料的使用，大大简化了做菜程序，其味道不但丝毫未减，而且由于多味物料的混合而更加美味，故大受时人欢迎。
酿制美酒。早在东晋张华的《博物志》中已有“胡椒酒方”的记载，2至宋元时期更是出现了木香酒、片脑酒、白豆蔻酒、苏合香丸酒等种类丰富的香药酒，然而这些香药酒虽用“酒”命名，却以治病疗疾及调理身体为主要目的，并非日常的饮用酒。明代以后，利用木香、沉香、檀香、丁香、胡椒等香药酿造美酒、制作酒曲的方子逐渐增多。如时人常饮的“羊羔酒”、3“蜜酒”、4“鸡鸣酒”5皆加入木香、胡椒、片脑、丁香等不同香药酿制而成，且“蜜酒”的酿制即有三种不同的方子。除酿造美酒外，胡椒、木香、丁香、沉香、檀香、豆蔻等香药还是制作酒曲不可或缺的原料，如著名的“大禧白酒曲方”6在以面粉、糯米粉、甜瓜为主料的基础上，加入木香、沉香、檀香、丁香、甘草、砂仁、藿香、槐花、白芷、零苓香、白术、白莲花等多味物料，共同酿制而成；“朱翼中瑶泉曲”7则以白面、糯米粉为主料，加人参、官桂、茯苓、豆蔻、白术、胡椒、白芷、川芎、丁香、桂花、南星、榔、防风、附子一同酿造。明代常见的一些酿酒法及酒曲方，有些在宋元史籍中已经出现，如载于《多能鄙事》和《竹屿山房杂部》的“鸡鸣酒方”在元代《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巳集《曲酒类》中已经出现，明代盛行的“瑶泉曲方”最早见于宋代朱翼中的《北山酒经》，然而这些酿酒方在宋元时期应用较为有限，真正受到重视是明中叶以后的事。明中叶后，奢靡之风盛行，人们对饮食也愈来愈讲究，宋元、明初时所撰的大量日用类书纷纷重新刊刻出版，书中所载的诸多食谱、酒方开始真正得以普及。
调制汤水。明清时期饮用香药汤水的风气十分盛行，日用类书中出现了诸多调制香药汤水的配方，如《竹屿山房杂部》全书二十二卷中就有两卷单独介绍各类汤水，且其中所记载的大部分汤水配方都需加入豆蔻、丁香、沉香、檀香、片脑等不同香药。时人经常饮用的汤水有：水晶糖霜和片脑一同熬制的“无尘汤”；8白砂糖、藿香、甘松、生姜、麝香、白檀一同加水调制的“香糖渴水”；9黄梅、甘草、檀香、姜丝、青椒共同酿造的“黄梅汤”，10等等。这些汤水不仅味道甜美可口，而且片脑、檀香、甘草等有益于身体健康药材的加入，使其又具保健功效。此外，沉香熟水、丁香熟水、豆蔻熟水、檀香汤、胡椒汤等以各类香药命名的汤水亦十分常见，且多出现在《居家必用事类全集》、《遵生八笺》、《竹屿山房杂部》等日用类书的饮食或养生条目下，足见时人已不再将这些汤水视为药物，而多将其作为保健的日常饮品。加之其制作方法简单快捷，通常只需将香药投入沸汤中，入瓶密闭，随时取用，时人多饮之。
制作香茶。明清时期由于人们对饮食追求的日益精致化，对茶叶的制作颇为讲究，每种茶叶是否加入香药，加入何种香药都有严格规定。如“藏茶宜m叶，而畏香药，喜温燥，而忌冷湿”，1此段文字虽是介绍茶的特性，但茶畏香药的描述，已间接说明了香药在百姓日常生活中应用之频繁。藏茶虽畏香药，制作或冲泡时严禁加入，但其却是制作龙麝香茶、香茶饼子不可或缺的原料，著名的“经进龙麝香茶”即以白檀末、白豆蔻、沉香、片脑等配料，加入上等茶叶烘焙而成；2利于保存且方便携带的“香茶饼子”，亦是以白豆蔻仁、荜澄茄、沉香、片脑、白檀等多味香药，加入孩儿茶中制作而成。3从制作方法上看，“经进龙麝香茶”和“香茶饼子”的制作流程颇为复杂，且对每种香药的数量及炮制都有严格要求。然而，并不是所有香茶的制作工艺都如此复杂，如“脑子茶”的制作，只需将“好茶研细，薄纸包，梅花片脑一钱许于茶末内埋之，经宿汤点”即可；4“法制芽茶”只需“芽茶二两一钱作母，豆蔻一钱，麝香一分，片脑一分半，檀香一钱细末，入甘草内缠之”便可。5从上述各类加入香药的茶品配方及制作流程可见，既有焙制精良的龙麝香茶，亦有方便快捷的脑子茶，足见香药在制茶领域应用之广。
三、香药、贸易与明代饮食风尚
香药多产于热带，其产区主要分布在南亚的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半岛沿岸的也门、亚丁、伊朗，东南亚的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等地。然而，不同时期香药的产地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交流的日频和贸易的日增，在自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诸多香药的种植区域不断流转。有明一代，中国市场上消费的胡椒、苏木、檀香等大宗香药主要来自东南亚地区，源源不断的香药输入，不仅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多重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明人的日常生活，尤其对明人饮食文化的影响最为显著。
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即以“不征”为基调，广泛建立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这一政策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占城、暹罗、爪哇、苏门答腊等国纷纷加入朝贡贸易体系。明成祖即位后，在继承太祖“不征诸夷”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怀柔”的范围，放宽朝贡的限制，并派遣船队远赴东西洋各国，远播声威，广通贸易，官方海上贸易出现鼎盛局面。据《明会典》记载，明前期，东南亚各国的朝贡物品主要包括象牙、犀角、珠宝、织物、器皿、香药、奇珍异兽等，其中香药所占比重最大。6关于通过朝贡贸易入华的香药数量，《明实录》、《明史》、《西洋朝贡典录》、《殊域周咨录》等史籍皆有丰富记载。例如，洪武十五年（1382年），“爪哇国遣僧阿烈阿儿等奉金表贡黑奴男女一百一人、大珠八颗、胡椒七万五千斤。”7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暹罗斛国遣其臣思利檀剌儿思谛等，奉表贡苏木、胡椒、降真等物一十七万一千八百八十斤。”8此外，郑和下西洋采办归国的货物也多为胡椒、苏木等香药，“西洋交易，多用广货易回胡椒等物，其贵细者往往满舶。”9由于史料所限，虽然无法确知郑和七次下西洋带回香药的具体数量，但从下西洋活动结束后明廷官库中存留的香药数量，我们仍能判断出其所带回香药数量之庞大及产生影响之深远。据载，正统元年（1436年）三月，“敕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等，于官库支胡椒、苏木共三百万斤，委官送至北京交纳。”1
通过朝贡贸易及郑和下西洋的双重渠道，大量的东南亚香药进入到中国府库，并被明廷大规模用于赏赐、支俸。自洪武十二年（1379年）开始，胡椒、苏木被大量用于赏赐，且受赏人群不仅包括高级官吏，在京及各地军士，甚至役夫也受到同样赏赐。此外，永乐三年至成化七年（1405―1471年）的六十余年间，利用胡椒、苏木折钞支俸几成定制，直至“京库椒木不足”，2方才宣告停止。该项措施虽为明廷节省了大量开支，延缓了钞法败坏的进程，但持续上调的折钞比价，使官员们的实际俸禄不断下跌，为了补贴家用，大批官员纷纷将俸禄所得胡椒、苏木拿到市场销售。这一行为无形中加速了胡椒、苏木的商品化进程，扩大了胡椒、苏木的消费群体，由此引发了香药消费热潮。这一并非以单纯经济目的出发的官方贸易，“在无意间建立了一个跨国的共同市场”。3面对供不应求的消费市场，沿海商人纷纷犯险涉海，远赴东南亚各国购买香药。“苏杭及福建、广东等地贩海私船，至占城国、回回国，收买红木、胡椒、番香，船不绝。”4除沿海商人外，亦有部分内地商人参与到贩运胡椒的行列之中，更有部分市舶官员利用职务之便，私下违禁交易，足见民间香药贸易之盛。以胡椒为例，1500―1559年的六十年间，从东南亚输往中国的胡椒达3000吨，隆庆开海之后，民间海外贸易获得合法孔道，开禁后的1570―1599年的三十年里，仅从万丹港和北大年输往中国的胡椒量就达2800吨。5
鉴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香药贸易有利可图，刚刚进入亚洲市场不久的西方殖民者便积极投身于此项贸易之中。自成化开始，葡萄牙人就已进入到闽海贸易，据林希元《与翁见愚别驾书》载：“佛朗机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速、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6继葡萄牙之后，荷兰人来到亚洲，于1619年占领雅加达，并将其更名为巴达维亚，作为其在亚洲的贸易基地。荷兰人来到亚洲的时间虽晚于葡萄牙人，却以后来者居上之势，迅速控制了马六甲、马鲁古群岛、占碑、安汶、万丹、巴达维亚等著名香药产地及香药贸易港，并在大员建立商馆，将东南亚的香药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国。据《热兰遮城日志》记载，每年的4―7月，荷兰东印度公司会派出数艘甚至数十艘商船出航大员，每艘船运载香药数量动辄数千担（1担≈120斤）。例如，“1637年8月3日，从占碑来的Duyve号运来2509担又40斤胡椒，及2383担又55斤占碑的胡椒，125担又85斤由快艇Bracq号运回来的巴邻旁（即巨港）的胡椒，加上费用开支总值45，380.2.4荷盾。”7荷兰东印度公司运至大员的香药，除极少部分运往日本外，绝大部分都销往中国市场。
官方贸易、民间贸易及西人中转等多途径的香药输入，有效保证了明代中国市场的香药消费，加之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奢靡风气的日盛，明人对饮食的追求相对于前代更为讲究，在食物、茶酒中添加香药成为当时的饮食风尚。
自明中叶开始，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沿海到内陆，从城市到乡村，从社会上层到普通民众，整个社会弥漫着浓重的奢靡风气。8正如张翰万历年间所撰《松窗梦语》所言：“今也，散敦朴之风，成侈糜之俗。”9明初朱元璋倡导的古朴节俭之风至明中叶逐渐被时人抛弃，士庶尽务奢靡。
就饮食而言，明代品列渐多，烹饪日精，渐趋华侈，海参和燕窝等高档菜品渐入上层社会之餐桌。1嘉靖时人何良俊描述明前期松江府宴会时提到，“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宾或新亲过门，则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亦岁中不一二次也。”2明中叶以后则出现很大不同，“寻常宴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3至明末，奢靡之风更盛，无论社会上层，还是普通百姓，竞相奢华，明末清初的叶梦珠写到：“缙绅之家，或宴官长，一席之间，水陆珍馐，多至数十品。即庶士及中人之家，新亲严席，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余品则是寻常之会矣。”4明中叶以来，除宴会菜肴种类日益丰富外，宴请频率亦日增。据万历《通州志》记载，当地以前“庶氓之家终岁不客，有故则盂羹豆肉相招一饭，不以为简也”；今昔则大有不同，“今乡里之人，无故客者，一月凡几，客必专席，否则耦席，未有一席而三四人共之者也。肴果无算，皆取之远方珍贵之品。”5可见，在饮食消费方面，相较于明前期菜品单一、无要事终岁不宴客的现象，明中叶以来，无论是菜肴品种，还是宴请频次，皆有很大改变，筵席食物不再满足饱腹即可，转而被追求丰盈、讲究排场的奢华之风所取代。
除菜肴品种和宴请频次大增外，在食物中添加香药成为明中后期饮食的一大特色。在香药进口数量猛增及时人饮食消费观念陡转的双重因素作用下，东南亚香药作为明人饮食调味品的独特魅力得到大范围彰显，其身影几乎遍布日常饮食的各个领域，曾经贵为奢侈品的香药俨然变成了大众消费品。
首先，从香药在食谱中出现的比重来看，《遵生八笺》、《群物奇制》等日用类书，以及《宋氏养生部》、《饮食绅言》等饮膳类书籍所记录的食谱，香药出现的比重极高，几乎与葱、姜、花椒等本土调味品相比肩。以胡椒为例，这些书籍中添加胡椒的食谱高达数百种，其中仅《宋氏养生部》一书中添加胡椒的食谱就高达七十六种，胡椒不仅用于肉食、淡水鱼、海鲜等荤食的烹饪，笋类、青菜、茄子等素食的炒制，还是腌制食物、制作蜜饯、调制汤水、配制香茶的必备原料。其次，从食谱的发掘及刊行来看，一方面《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多能鄙事》等这些包含诸多饮膳史料的日用类书虽早在元末明初已经成书，但其受重视及大量刊行多在明中叶以后。例如当时较为流行的《便民图纂》一书，从成化、弘治到万历中期的一百一二十年间，在北京、苏州、贵州、云南等地区，至少刻版了六次，足见其刊行数量之多，流传范围之广。另一方面，新的饮膳书籍和涉及饮食知识的日用类书不断涌现，如宋诩的《宋氏养生部》成书于弘治十七年（1504年），《遵生八笺》、《饮食绅言》与《群物奇书》均刊行于万历年间，且这些书籍皆为坊间所刻，足见时人对饮致化的消费需求，以及添加香药的食谱在社会上的受欢迎，作为舶来品的东南亚香药在悄无声息中带动了明人的新饮食品味与风尚。
值得一提的是，自明中叶开始，社会上盛行的使用香药作为调配物料的饮食风尚，至明末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挑战，追求“真”、“鲜”的新饮食旨趣开始萌生。晚明江南士人张岱在《老饕集》序文中曾言：“余大父与武林涵所包先生、贞父黄先生为饮食社，讲求正味，著《饕史》四卷，然多取《遵生八笺》，犹不失椒姜葱渫，用大官炮法，余多不喜，因为搜辑订正之……遂取其书而铨次之，割归于正，味取其鲜，一切娇柔泡炙之制不存焉。”6然而，张岱追求食物本真味道的饮食思想仅代表了部分江南士大夫的追求，主张添加香药的食谱依然风行于世。这一现象不仅可从明清鼎革之际，海外贸易中胡椒、檀香、丁香等常用饮食调味品的大量进口中得到佐证，亦可从文化心态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当使用香药作为饮食调味品的饮食习惯风行于平民阶层时，为了区分身份认同，士大夫阶层便开始积极构建、塑造新的鉴赏品味。
明末开始萌生的追求“本味”的新饮食旨趣至清代日趋成熟，并逐步取代明中叶以来盛行的添加香药的大官烹饪之法。《闲情偶寄》、《食宪鸿秘》、《养小录》、《醒园录》等书中关于饮食内容的书写，无不透露出作者对“鲜”的强调，“本味”成为士大夫阶层追求味觉感官的最高境界。从食谱具体内容来看，“清代单纯以饮膳为内容的食谱或食单，在种类和数量上皆远远超过明代，可以说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高峰”，1然而添加香药的食谱则比明代减少很多。尤其自清中叶开始，饮膳类书籍更强调食物的“鲜”，而非“甘”，更注重食材的挑选及准备，而对于作料的使用则关注较少，当时流行颇广的成书于乾隆年间的《随园食单》和《调鼎集》中的大量食谱明显体现了这一特点。《随园食单》中所列食谱大多为作者袁枚在外学习后的亲自试验，这一点在该书序文中曾明确提到：“余雅慕此旨，每食于某氏而饱，必使家厨往彼灶觚，执弟子之礼。四十年来，颇集众美。有学就者，有十分中得六七者，有仅得二三者，亦有竟失传者。余都问其方略，集而存之。虽不甚省记，亦载某家某味，以志景行。”2该书中所记食谱的可操作性较高，加之这些食谱多为作者在外品尝到美味佳肴后，令家厨前往拜师学习而得，也更能反映时人真正的饮食情况。然而，就是这样一本极具实践性的饮食书籍中，明确记载使用胡椒的食谱仅“羊头”和“羊肚}”两条。3据推测最早由乾隆年间江南盐商董岳荐所撰辑的厨师实践经验的集大成之作《调鼎集》一书中，仅鹿肉一种菜的烹饪中添加了香药，且做法介绍颇为简单，即“关东鹿肉蒸熟片用，又加丁香、大料烧用”，4
其他涉及到香药的八条记录皆出现在卷一的“调料类”中，后卷记录的诸多菜谱中亦极少添加这类调料。可见，《随园食单》和《调鼎集》中所列大量食谱与清代文人士大夫所强调的追求食物“本味”的思想不谋而合。
要之，自明初开始，随着朝贡贸易和民间海洋贸易的发展兴盛，东南亚香药等奢侈品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长期以来被社会上层独享的香药自明中叶开始逐渐在社会上普及开来，饮膳类书籍及日用类书中香药出现的频次创历史新高，添加香药的食谱纷纷涌现，曾贵为奢侈品的香药俨然变成了大众生活必需品。作为海洋贸易标志性产品的香药在饮食领域的广泛应用，带动了明人饮食观念和饮食习惯的全新变革，也映现出明代奢靡风气的萌动、扩散与普及，渐成日常。
~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海上丝绸之路视野下的明清香药贸易研究”（项目批号：15LSC003）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项目批号：09JZD0015）成果。
1 参见张维屏：《满室生香：东南亚输入之香品与明代士人的生活文化》，《政大史粹》，2003年第5期；李曰强：《胡椒贸易与明代日常生活》，《云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黄瑞珍：《香料与明代社会生活》，福建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陈冠岑：《香烟妙赏：图像中的明人用香生活》，台湾逢甲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2 参见S田y：『中国食物史の研究， |京：八坂房，1978年；K. C. Chang， Food in Chinese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伊永文：《明清饮食研究》，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刘志琴：《明代饮食思想与文化思潮》，《史学集刊》，1999年第4期；董萍：《论明人饮食文化思想的转变》，西北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侯波：《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饮食文化交流》，暨南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王尔敏：《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陈秀芬：《养生与修身――晚明文人的身体书写与摄生技术》，台北：稻香出版社，2009年；Yue， Isaac and Tang， Siufu eds.， Scribes of Gastronomy： Representations of Food and Drink in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1 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附检字》卷7上，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47页。
2 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附检字》卷1下，第24页。
3 陈寿：《三国志》卷53，《吴书八・薛综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52页。
4 [美]薛爱华著，吴玉贵译：《撒马尔罕的金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91―438页。
5 杜甫撰，鲁编次，蔡梦弼会笺：《杜工部草堂诗笺》卷26，《槐叶冷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23页。
6 葛洪：《葛洪肘后备急方》卷8，《治百病备急丸散膏诸要方第七十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257页。
7 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10，《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名第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8―239页。
8 林天蔚：《宋代香药贸易史》，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6年，第91―114页，第145―160页。
9 参见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之《志香》，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36页；周去非：《岭外代答》卷7，《香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41―250页；赵汝适：《诸蕃志》卷下《志物》，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61―212页。
10 陈敬：《陈氏香谱》卷4，《香药》，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439―440页。丁沉煎圆：丁香二两半，沉香四钱，木香一钱，白豆蔻二两，檀香二两，甘草四两。右为细末，以甘草熬膏和匀为圆，如鸡头大，每用一丸噙化，常服调顺三焦、和养营卫，治心胸痞满；木香饼子：木香、檀香、丁香、甘草、肉桂、甘松、缩砂、丁皮、莪各等分。莪醋煮过用盐水浸出醋，米浸三日为末蜜和，同甘草膏为饼，每服三五枚。
1 参见陈大震、吕桂孙：（大德）《南海志》卷7，《物产》，收入《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5页。
2 李：《海药本草》卷3，《木部・熏陆香》，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第41页。
3 苏颂：《本草图经》卷10，《木部上品》，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343页；寇宗]：《本草衍义》卷12，《熏陆香》，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第82页。
4 唐慎微：《证类本草》卷12，《木部上品总七十二种》，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年，第399―402页。
5 苏颂：《本草图经》卷10，《木部上品》，第344―345页。
1 参见忽思慧：《饮膳正要》，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第20―89页。
2 周嘉胄：《香乘》卷4，《香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84页。
3 徐光启：《农政全书》（上册），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第447页。
4 陈继儒：《致富全书》卷1，《木部》，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第37页。
5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23，《果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年，第1858页。
1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4，《养生部四・虫属制》；卷4，《养生部四・鳞属制》；卷3，《养生部三・禽属制》；卷3，《养生部三・兽属制》，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78―179、170、163、150页。
2 高濂：《遵生八笺》卷12，《饮馔服食笺中》，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第715页。
3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5，《养生部五・菜果制》，第183―184页。
4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5，《养生部五・菜果制》，第183页。
5 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8，《木篇》，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79页。
6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4，《养生部四・鳞属制》，第171页。
7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5，《养生部五・菜果制》，第181页。
8 刘宇：《安老怀幼书》卷2，《芭蕉脯》，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78页。
9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2，《养生部二・糖剂制》，第145页。
1 邝[：《便民图纂》卷15，《制造类上》，北京：农业出版社，1959年，第236―237页。
2 张华：《博物志》之《博物志逸文》，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4页。
3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6，《养生部六・杂造制》，第198页。
4 刘基：《多能鄙事》卷1，《饮食类・造酒法》，明嘉靖四十二年范惟一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善本，第15―16 页。
5 刘基：《多能鄙事》卷1，《饮食类・造酒法》，第14页。
6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16，《尊生部四・曲部》，第303页。
7 杨万树：《六必酒经》卷1，《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53页。
8 高濂：《遵生八笺》卷11，《饮馔服食笺上》，第663页。
9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2，《养生部二・汤水制》，第147页。
10 高濂：《遵生八笺》卷11，《饮馔服食笺上》，第660页。
1 高濂：《遵生八笺》卷11，《饮馔服食笺上》，第650页。
2 周嘉胄：《香乘》卷21，《香属》，第502页。
3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22，《尊生部十・茶部》，第327―328页。
4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22，《尊生部十・茶部》，第328页。
5 高濂：《遵生八笺》卷13，《饮馔服食笺下》，第754页。
6 参见徐溥等撰，李东阳重修：《明会典》卷97、98，《礼部・朝贡》，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97―906页。
7《明太祖实录》卷141，洪武十五年春正月乙未，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8《明太祖实录》卷201，洪武二十三年夏四月甲辰。
9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88页。
1《明英宗实录》卷15，正统元年三月甲申。
2《明宪宗实录》卷99，成化七年冬十月丁丑。
3 彭慕兰、史蒂夫・托皮克著，黄中宪译：《贸易打造的世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页。
4 崔溥著，葛家振点校：《漂海录――中国行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95页。
5 Anthony Reid， David Bulbeck， Lay Cheng Tan， Yiqi Wu， Southeast Asian Exports since the 14th Century Cloves， Pepper， Coffee， and Sugar，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1998， p.86. 万丹，又称“下港”，位于爪哇西部，16世纪中叶以后逐步兴起，一度成为东南亚的重要贸易港，中国、波斯、阿拉伯、葡萄牙等国商旅往来不绝。北大年，位于马来半岛东北部，16世纪初已成为华商在东南亚的重要商港，后因巴达维亚等港口对华贸易的兴起，自17世纪中叶起逐步衰落。
6 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5，《与翁见愚别驾书》，载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73页。
7 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台南：台南市政府发行，2002年，第334页。
8 钞晓鸿：《明清人的“奢靡”观念及其演变――基于地方志的考察》，《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9 张翰：《松窗梦语》卷4，《百工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7页。
1 冯立军：《认知、市场与贸易――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海参贸易》，《厦门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冯立军：《论18―19世纪东南亚海参燕窝贸易中的华商》，《厦门大学学报》，2015第4期；冯立军：《略论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燕窝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2期。
2 何良俊：《四友斋从说》卷34，《正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4页。
3 何良俊：《四友斋从说》卷34，《正俗一》，第314页。
4 叶梦珠：《阅世编》卷9，《宴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93页。
5 万历《通州志》卷2，《疆域志・风俗》，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第347页。
6 张岱：《琅治募》卷1，《序・老饕餮集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9页。
1 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26页。
2 袁枚：《随园食单・序言》，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页。
论文关键词:初中英语教学 外国文化意识 培养措施
1跨文化意识培养的必要性
文化是指一个社会中人们共同具有的传统、价值观念、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知识和技能等。可以说，文化包括了一个社会中人们所想、所说、所做的一切事情。那么，语言和文化又是什么关系呢?语言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使用的，语言的使用受到文化的制约，不同的语言反映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由于各个民族的地理位置、历史发展、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规范，即所谓的文化差异。文化教会人们如何使用语言，而某些语言形式只有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才能产生相关的语言交际意义。例如，中国人同桌吃饭，先吃完者离席时常说“慢用，慢用”，这是十分得体的情景性语言。但如对同桌的英美人说“Eatslowly，eatslowly．”，他-=~fk为你暗示他贪吃而大为恼火。正是由于这种不同文化背景下语言上的差异，给学生学习与正确使用语言带来了困惑。再加上实际教学工作受应试教育的影响，英语教师在很大程度上简单地认为英语教学就是教授词汇和语法，英语教师把大部分时间放在对词汇的讲解和语法的训练上。很多学生英语语音语调准确，语法运用正确，可是在理解某些篇章的过程中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文化错误”。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受到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是由于教师片面地重视语言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对语言环境的创设、英美文化的介绍。当然英语教师本身对跨文化交际意识的淡薄、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但要对单词、短语讲授课文和做练习，而且还应对词语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必要的解释以便使学生了解两种文化的差异，逐渐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增强学生对两种文化差异的敏感度，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英语能力。
2跨文化意识培养的方法
在基础语言教学中积极导入异国文化知识，不但可以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而且还可以提升学生的英语学习的动力。然而，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形成，并非只是学生层面上简单的知识学习过程，它同时也涉及到教师的教学理念、教材、课外教学等诸多方面。根据基础英语教学的现状，笔者认为可采取以下策略来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2．1教师首先要具有跨文化意识
教师要会语言学的观点来指导外语教学，应充分认识到跨文化知识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为此，教师必须自觉地学习和了解西方国家的科技、文化、政治等方面出现的新动向；要不断更新知识，以提升自身的知识层次，增强自身的跨文化意识。另外，教师还应努力营造语言环境，不断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渗透文化教育，加强中西文化的差异对比，提高学生对文化的兴趣和敏感性，使学生能够主动地吸收异国文化，促进学生对异国语言的了解，熟悉所学语言的使用环境。同时也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理解与认识，增加了学生的文化底蕴，从而培养了学生准确使用语言的能力。
2．2组织课外活动渗透文化意识
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是一个渐进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单纯地依靠课堂教学是远远不够的。教师可以通过组织课外活动向学生渗透文化信息，帮助学生多方面。多来源地积累文化信息，鼓励学生进行具体的语言实践，使学生亲身体验异国文化，从而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例如，教师可向学生推荐适合他们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如《双城记》、《汤姆叔叔的小屋》等优秀的文学作品，通过阅读这些文学作品，学生们能够开阔视野，感受英美国家的风土人情、社会制度、人际关系等，从而拓宽知识面，更深刻地感受异国文化，从而加强跨文化交际意识。教师也可以根据教材的需要放映英语原版电影。并且组织学生模仿其中的一些场景，通过模仿电影中演员的语音、语调来感受当时的社会习俗，使学生对外国文化意识有更加直观认识。另外，如果碰到学生感兴趣的话题还加以延伸扩展，如对中西方饮食文化各自有优缺点的鉴别，学生通过收集材料，进行采访等活动来了解其中的差异，在对饮食习俗有了解的同时，也对其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
2．3通过媒体网络渗透文化意识
多媒体技术越来越多地影响着师生的工作和学习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影响着教师教育的理念、教学的模式、教学的手段等等。多媒体的利用可以较直观地呈现教学内容，通过图像、声音、动画、音乐的同时作用，刺激学生的多种感官，让他们的左右脑并用，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并创造真实可信的语言环境，使课堂教学形式生动、活泼、有趣。同时计算机多媒体有利于贮存大量的信息，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营造一种轻松、和谐的课堂气氛，提高教学的质量。此外，通讯网络技术的发展缩小了时空差距，加大和方便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语言学习者可以直接与英语国家的人进行沟通，所以我们应充分利用网络给我们带来的便利条件，在教学中发挥它的作用，提高学生对异国文化的认识。
席卷欧洲的土耳其烤肉
相比起冷冰冰、标准化的麦当劳汉堡以及炸鸡，土耳其烤肉无疑是更人性化的存在。在等待的间隙，看着肉从巨大的、旋转的烤棒上被划下来，流着香喷喷的肉汁，口水就止不住往出流了。
土耳其烤肉属于世界三大菜系之一的土耳其菜系，又名清真菜系。正宗的土耳其烤肉是以牛羊肉、鸡肉、鱼肉为食材的。（世界三大菜系：中国菜系、土耳其菜系、法国菜系。）
采用独特制作工艺的土耳其烤肉，利用专业的旋转设备，以电为能源，微波穿透辐射为原理，肉类烤制、可视性强、现场制作而风靡欧洲各国，成为各国街头休闲快餐食品主流。土耳其烤肉利用十余种调料对牛、羊、鸡等肉类进行浸泡腌制后，采用旋转式烤肉机，电加热烤熟后从烤肉柱上一片片削下，佐以沙拉、配料装入特制的面饼中。
在欧洲，土耳其烤肉店一般都没什么富丽的装潢，广告牌几乎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二线城市的水平。如果不外带的话，不锈钢或者木质的桌椅能稍微歇脚、坐下来慢慢吃。一切都很简单，甚至还有些踏实的温暖，偶尔柜台后会有眉眼深邃的土耳其小帅哥跟你聊上两句。
这样的土耳其烤肉店，在欧洲的大街小巷不计其数。在德国更甚，在任何一个街角，走上两步总能看到一家。流行的原因很简单，价格便宜量又足，味道也不错。这个风潮甚至刮到了世界各地，在北京，土耳其烤肉带着几丝异域风情，正在攻陷由煎饼和烤肠统治的街边小吃界。
二战后在德国流行
土耳其烤肉的流行离不开德国，由于二战后土耳其移民在德国增多，土耳其烤肉也随之开始流行，并且有了西式的创新。如酱汁和里面沙拉的大众化、品种多元化等。土耳其烤肉通常是牛肉、羊肉，或者更健康的鸡肉，加上新鲜的蔬菜沙拉（可以是圆白菜、黄瓜、洋葱、胡萝卜、番茄等，自己按喜好搭配），浇上自选的酱汁（可以是辣酱、美乃滋、黄芥酱或者调味的酸奶），裹着暖烘烘的皮塔饼或者卷饼递到你手中。
在欧洲土耳其烤肉集大成之地柏林，土耳其烤肉更是成为了一种登上穷酸文艺青年们饮食圣地的食物。虽然依然顶着谦虚的“街头食物”的头衔，但在著名的土耳其烤肉店，比如“Mustafa’s”或者“Imren”，排三四十分钟的长队是家常便饭。“Mustafa’s”的招牌是最新鲜的蔬菜，完美地中和了肉的油腻。而“Imren”的牛肉使用了秘制的香料，200米开外就能让食客的胃开始蠢蠢欲动。
讲究的柏林人，会对肉的香、酱汁的浓淡和面饼的酥软进行细致的评价，排出“最受欢迎的土耳其烤肉”店――前一夜还在某个街角、夹在小超市和旧货店之间默默无闻的小门面，第二天就能门庭若市，堆满了坐着地铁城铁、横跨大半个柏林过来尝鲜的柏林人。对有机、环保很在意的文艺时髦客们可以片肉不沾，但却舍不得土耳其烤肉的香，甚至发明了素食土耳其烤肉（用鹰嘴豆丸子和其他豆制品取代肉）。
今天的欧洲，有大约20万人在整个土耳其烤肉的产业链中供职，从肉类供应，到零售、外卖等，整个产业值高达几十亿欧元。
土耳其烤肉的发明者
在土耳其烤肉的原产国土耳其，土耳其烤肉指的并不是快餐，而是在餐馆里坐下来好好来上一顿的东西。一般都是烤好的牛肉、羊肉切成小块，与蔬菜、主食一起放在盘子里端上来，配上酸奶等酱料。然而，在欧洲其他地方，土耳其烤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旋转的烤肉却是上文里描述的快餐模样。
是谁真正“发明”了这款风靡欧洲的旋转烤肉呢？流行的说法有两种。
其中之一，是一个叫做马哈姆德的人。16岁的他，跟着到德国打工的父母来到了西柏林十字山区，并开了一家小小的零食摊。深夜，喝多了的德国佬们，在回家的路上到他的零食摊里来寻吃的填肚子，他于是想了一个好主意，把自己喜爱的土耳其烤肉，放在皮塔饼里面，这些人不就可以方便地带走了吗？ 磨嘴豆丸子
1972年3月，马哈姆德做出了第一份旋转的烤肉。后来，他还自己发明了以酸奶为底的酱汁，和肉十分搭。柏林人把马哈姆德尊称为“土耳其烤肉之王”。2009年，马哈姆德死于癌症，柏林一片哀悼之声。
另一个版本的故事是卡迪・努曼。他也是土耳其劳工，先是在斯图加特工作，后来搬到了柏林印刷厂打工，看到德国工人的午饭特别寒酸，于是有了开烤肉店的心思。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发明者”身份还被“土耳其烤肉协会”认证过，但这种低调的“发明”没有专利，也没有市场，就这样默默被复制着，一直蔓延到整个欧洲，发明者也并没有因此大富大贵，直到2013年去世前，卡迪依然只是守着自己的小店经营着。
“那么多土耳其移民们能够靠这个谋生，又有那么多人喜爱吃土耳其烤肉，我就很高兴了。”卡迪在2011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文化融合的缩影
在德国，二战后重建的劳动力紧缺，德国（这里指西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外国招募了许多劳工。而土耳其人成为了这个劳工大潮中的主力。他们签了10～20年的工作协议，其中有许多也获得了永久居住的权利，留在了德国繁衍生息。2010 年，在德国大约有400万土耳其移民以及后裔，占到总人口的不到 5%，著名球员梅苏特・厄齐尔的祖父母便是劳工中的一员。
在当初的讨论中，土耳其人的穆斯林身份、文化的冲突，成为了接纳这部分劳工进入德国的最大顾虑。但是，一方面战后德国的民族身份一再被淡化，而世俗化的土耳其人比其他地方的穆斯林更能接受西方社会，两者以一N更加务实的方式，脚踏实地地投入到了战后的经济中。而德国（特别是西德）庞大的城市人口以及城市区，也为移民社区的新经济提供了土壤以及巨大的市场。
可以说土耳其烤肉就是整件事的缩影。新的身份、新的文化，如何融入现有的社会中？最无法背叛的味蕾，更是我们的日常，怎么吃？吃什么？在不断的交融和相互的理解中碰撞出了新的火花。
那些街角的土耳其烤肉以及其他名小吃永久地改变了德国、改变了欧洲，成为了无数城市人群生活的一部分，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地方、被谁发明。有的人叫嚣着“吃香肠，不要吃烤肉”，但人们的选择是超越这些无聊的口号的存在。土耳其烤肉，和其他外来食品一样，默默地诠释着多元社会的魅力。
风靡全美的墨西哥卷饼
在墨西哥，有这么一样食物，早晨、中午、傍晚、深夜，任何时刻都可以觅到，它就是T aco，中文音译作“塔科饼”，意译为“墨西哥卷饼”。墨西哥卷饼是墨西哥人尤其是中部地区居民最主要的食品之一，不仅大小饭店都提供这种食品，大街小巷里墨西哥卷饼摊更是随处可见。墨西哥人在食用墨西哥卷饼时通常会将玉米面饼卷上肉，配以辣椒酱、洋葱丁和柠檬汁等佐料。
进入美国的墨西哥人，将墨西哥特有的玉米卷饼，和肉、各类豆子或者米饭、蔬菜裹在一起，成为了汉堡之外的最佳快餐选择。和另外一种小食炸玉米饼一道，墨西哥元素和美国快餐的精髓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种新的饮食流派――墨西哥菜。
虽然德州获得了墨西哥菜的“冠名权”，但实际上加州对于墨西哥卷饼的传播也功不可没。1930年前后，洛杉矶的菜单上第一次出现了墨西哥卷饼一词。而至今全美最风靡的一款“传教士墨西哥卷饼”则起源于旧金山。加州是现如今美国拥有墨西哥裔人口最多的一个州（其次才是德州），因为它曾经是墨西哥版图的一部分。
墨西哥裔人口在最开始都集中在南部（比如德州）和西部（比如加州），但在一战时，他们被更待遇优厚的工作机会吸引，也逐渐移居到了底特律、匹兹堡、芝加哥等炼钢的东北部大城市。虽然美国的大城市分布相对稀疏，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大量的墨西哥移民社区，但墨西哥菜却借着大型连锁之风，刮遍了整个美国，渗透到了街角每一个细微的角落。
在美国，你可以没吃过麦当劳或者肯德基，但大概不会没吃过 Chipotle（墨西哥风味快餐）或者T aco Bell（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提供墨西哥式食品的连锁餐饮品牌）。省时省钱，味道也还不错的墨西哥卷饼，抚慰了不少美国人的胃。
异域食物的重生
近几年，随着欧洲素食风潮以及街头饮食文化的兴起，来自北非的鹰嘴豆丸子和鹰嘴豆泥、越南的米粉、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叻沙，甚至埃塞俄比亚的因杰拉，随着移民和多元化的脚步，逐渐占据了更多人的餐桌。当然，它们也都与源头地的本样相距甚远了。
我们习惯了去一个地方旅行的时候找“正宗”的当地食物，带着一点猎奇和经历异域元素的心理。然而，在现实社会中，却是那些不太正宗的“发明”，更多地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它不是简单的元素叠加，而是这些外来者对实际社会的参与、考量甚至是“创作”。这个过程不仅仅是食物本身在起作用，更是当地人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与外来元素的碰撞，从而产生了“发明”。中午饥肠辘辘的工人，派对完之后一身疲倦的年轻人，或者周末外出想要在街头打打牙祭、随便吃点的人，有了他们，才有了这些食物生存的空间。
来自土耳其的肉，和现代西方社会的生活以及饮食习惯相结合，让这种“不那么正宗”的异域食物成为了连接两个社区的重要桥梁。每一个匆忙的中午和冰冷的深夜，从窗口和柜台后递出来的热食，恐怕是超越任何语言的存在。而有了实质性的接触，当地人也更容易接受外来人口。
广义的文化不等同于社会
黄先生对文化含义的讨论是以《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和哲学卷中的“文化”释义为基础的。为了便于共同探讨，我在这里先将黄先生的引文抄列于后：
社会学卷的定义：“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
哲学卷的定义：“广义的文化总括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物质的和精神的全部产品。狭义的文化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和设施，以与世界观、政治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相区别”。
应当说，这两处定义对于“文化”的释义都是平实的，为当前学界所普遍接受的。笔者曾查过《哲学大词典》等其它国内权威的工具书，发现其中的释义与上述释义基本一致。问题恰恰是出在黄先生的阐释上。黄先生指出：“几乎各种论著都指出，文化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现象等同于社会现象……”。国内许多论著不自觉地把广义的文化现象等同于社会现象，或许是事实。其始作蛹者可能是西方社会人类学家对“文化”的定义，但它却决不是“几乎各种论著”都认同的定论。譬如上述两个权威“文化”定义中，广义的文化便与社会无涉。这是正确的。因为尽管从外延上讲，“文化”与“社会”几乎是可以重叠的，在若干对象身上，这两种性质也是交融共存的，但“文化”与“社会”毕竟是性质完全不同两类现象，体现着人类两种不同的本质。搞清“文化”与“社会”的这种区别，是我们把握“文化”本质的关键所在。
其实，从“文化”(Culture）一词的词源——拉丁语中的“cultus”所包含的“耕作”，以及“colere”所包含的“开发”语义入手，搞清“文化”的本质是并不困难的。所谓“文化”就是“人化”，就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对“文化”言简意赅定义所说，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而“社会”，则是人类群体存在的关系结构及其组织制度形式。马克思关于“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的论述，便是从不同角度对“社会”本质内涵的揭示。概括地说，文化，是以人类能动性创造本质为内涵，区别于动物行为或自然形态的一个概念；社会，是以人类特殊群体共存的关系本质为内涵，区别于动物界的一个概念。它们既同源共生于古猿人改造自然的劳动实践中，又互补同存于现实人类活动系统中。
如果将这两个概念的关联作最简捷的表述，可借用苏联美学家卡冈的一句话：“同天然（自然）相对立的文化产生于社会定向的人类活动”。显然，所谓“文化”，所谓“社会”，都与人的本质相关，其差异只在于它们分处人类本质及存在形态的不同向度上。其下，我将卡冈关于人类活动系统的一个示意图略加修改，以显示“文化”与“社会”之关系与区别：
需略加说明的是，人与原生自然客体之间属自然关系的，只是纯粹的物理关系或生理关系，如看月亮、吃野果等等。但若人在观照月亮时联想到唐诗或在吃野果时讲究卫生，这种自然关系便不纯粹了。因此，严格地讲，人类除去婴幼儿时期之外，几乎就不存在这种对客体的自然关系。人类进化的结果，就是越来越远离这种自然关系，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一种文化关系。借助这一图示，我们可以清楚地把握“文化”与“社会”的确切内涵及相互关联与差异。“文化”，本身便是一个名词化的动词概念，它反映人类能动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本质，及改造与被改造、创造与被创造之主客体关系；在主体方面，“文化”是其创造性能力；在客体方面，“文化”是物化其中的主体创造本质或“本质力量”。因此，对主体来说，文化表现为一种个体素质而独立存在；对客体来说，文化则表现为一种结构质而客观存在。鲁宾逊，即使脱离人类社会孤存荒岛，其固有的文化本质依然可以表现出来；一把原始人打制的石斧，即使放到高科技时代的今天，依然具有不同于天然石块的文化属性。“社会”，本身便是一个纯粹的名词概念，它只是反映了人类群体存在的形态，即人类个体或群体之间彼此制约依赖、相互影响作用之关系结构。无论对社会主体还是社会客体来说，其“社会性”都只是由这种社会关系所决定所赋予的一种关系属性或系统质。因此，对于孤立的个体或个别事物来说，“社会”或“社会性”都是不存在的，都不能构成其现实本质。譬如鲁宾逊，虽然可将“文化”撒播在荒岛上（当然，这种“文化”是难以持久的，从现实生活中的实例看，鲁宾逊很快便会倒退到“野蛮”状态），但其社会本质则暂时消失了，直至征服“星期六”，建立了“社会”，其“殖民者”本质方才复现。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可谓科学之至。因此，“文化”与“社会”决不是可以随意置换的概念，广义的文化现象并不等同于社会现象。
狭义的文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化
现在我们来分析狭义的文化。黄先生说，“狭义的文化现象就是精神现象，不包括客观现象或物质现象。”狭义文化通常指称精神现象，这没错，至于精神现象是否就不是客观现象，属于哲学话题，此处也不论。但黄先生要对广狭两种文化“验明正身”取“狭”弃“广”的作法，笔者却不敢苟同。
黄先生在重述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文化定义后发问：“那么，在这广狭两种定义中有没有一个为人们更多地使用呢？这两卷都没有提出和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指出，对文化作狭义的理解是具有更广泛的趋势，而且从文化理论和文化建设来讲，应该使用狭义的理解，狭义的文化是严格意义的文化”。黄先生把狭义文化确定为“严格意义的文化”，反对使用广义理解的“文化”，可能对某些狭义文化的研究或建设有益，但对整个人类文化的研究、继承和创造却会带来消极后果──丰富多彩的“人种文化”、“民族文化”、“区域文化”等等所共时性和历时性构成的“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试问，如果将这些“文化”中的物质文化统统剔除，那人类还剩下多少“文化”可言呢？再譬如“建筑文化”、“工艺文化”、“饮食文化”甚至“足球文化”等等概念，今天依然存活在日常言语中，试问，如果将这些概念中的“文化”去掉，我们明天将怎样言说建筑、工艺等等的成就并提高我们的创造力和鉴赏力呢？显然，我们只能“失语”了。
其实，就是黄先生自己运用其“严格”的“文化”定义来作文化分类时，也遇到了不小的麻烦。黄先生认为“文化是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归根到底是人类物质活动的反映。”用黄先生给出的这个定义衡量，他所归纳的十二类文化现象，几乎有半数“文化”的性质不纯。譬如，语言文字，属正宗“文化”，黄先生说它“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生产劳动和全部社会实践的产物”，但它显然并不能归结为“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也不能说“归根到结底是人类物质活动的反映”。再譬如，“科学技术，它是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的直接反映并直接推动生产的发展”，显然也不仅仅是“反映”，而教育、新闻、公共文化设施，以及民间文化中的“节日活动、旅游活动、娱乐活动、风俗习惯、时尚”等等也都不能简单归结为“反映”；即便其中有“反映”的因素，也不能都归结为“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对这个“严格”“文化”定义的不周延之处，黄先生自己也觉察到了，那就是这一“文化”定义及其分类难以涵盖卫生和体育：“它们不是物质活动，但也不好说是精神活动。”“也许把卫生、体育归属于文化现象更合适一些。”卫生与体育当然属于纯粹的文化现象，这不须争论；而不能涵盖卫生与体育的文化定义，在当代显然也是难以成立的，这似乎也无须争论。
需要申明的是，笔者绝非要否定狭义文化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恰恰相反，笔者不仅赞同“对文化作狭义的理解是具有更广泛的趋势”，而且认为“文化”概念的不断“狭义化”，正是人类社会和文化进步的表征，是历史所给出的语言“文化”印痕。搞清这其中的轨迹，我们便会看到，当代对“文化”一词的运用并没有“失范”，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对“文化”进行式的再定义。
我们说过，“文化”就是“人化”；人类在“人化”创造客体，使之具有文化属性的同时，也使自身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人类还通过文化符号将这种“文化”创造过程与成就记录下来，生成所谓“第三世界”的“符号文化”。因此，对于人类和属人的世界来说，文化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但显然，这种笼统的“文化”概念只有在彰明人与动物的区别时才有意义，在区别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或不同个人之“文化”时，便失去意义，这种区别对具有自觉文化意识的人类来说，又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普泛的“文化”概念便在不断地特征化确认或价值性显示中演变着，使其所指不断地滑动并收缩。让我们以许多专家不以为然的饮食文化为例略作阐释。
人类的饮食，的的确确是文化，而且是正宗区别于动物本能进食行为的文化。从火的使用到今天的微波炉，人类的吃和服务于吃的工具进步史，可以说是凝缩着人类全部文化的发生发展史。但今天，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可冠以“文化”的。像中国寻常百姓的家常饭，稀粥咸菜之类，对国人来说便难以称作“饮食文化”。原因无它，只是因为它们已不能代表“文化”。只有当某种饮食在国内具有独创性或价值性，譬如北京“六必居”咸菜或目前畅销的各类“八宝粥”，方可称为“文化”。但如果换一个角度，那稀粥咸菜对于外国人来说，可以说就是中国的一种平民“饮食文化”。何以这咸菜稀粥又具有“文化”意义了呢？就在于它对异域文化来说依然具有某种典型代表性。因此，尽管目前学界对于各类“文化”的滥用颇有微词，但我却认为，除去某些文化人本身没文化的炒作外，在人们的日常语境中，“文化”并没有被滥用。若干歧解之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人们对“文化”概念的这种表征性或价值性的特性缺少理解造成的。譬如，几位著名的电视主持人对媒体说他们“没文化”非常反感──各种回忆录都能一本本地出，怎能说“没文化”呢？其实，他们不理解，传煤对他们“没文化”的批评是就他们的学术修养不足或高层次文化素质欠缺而言的，其前提就是承认他们是代表国家水平的“文化”人。如果对一个农民或普通工人来说，他们的“文化”肯定是绰绰有余的──今天一个农民或工人，只要是高中毕业，便可称为“有文化”了。由于对对象“文化”要求的起点不同，“有文化”的标准自然也就不同了。这种被赋予“价值”内涵的“文化”，实际上已经具有某种“应怎样”的形容词词性了。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何以众多的人类学家定义“文化”时总要把价值观念作为文化的“核心”了，因为对人类各种族、民族文化来说，价值观念是其“文化”得以存在延续复制的核心因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此，我们便也不难明白“文化”概念何以日益呈现“狭义化”的趋势了，因为这种“狭义化”正体现了人类文化进步的必然趋势。在人类文明发端的初期，人类文化没有分工，物质生产几乎是人类文化活动的全部内容，当时最能代表人类“文化”的就是简陋的生产工具，于是有“石器文化”、“铁器文化”的概念。这显然是属于“广义文化”范畴。而随着人类文化的不断进步，经过多次社会文化分工，最终，在物质生产部门和社会管理部门之外，出现专门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部门和人员，“文化”便被用来指称这些部门或者是纯粹的精神文化活动与现象了。这便产生出“狭义文化”概念。这些狭义文化大多是具有文化再造功能的“文化”，是最能代表人类文化的“文化”。因此，文化的这种“狭义化”趋势，不仅与文化的固有内涵不相违背，而且正体现了“文化”的创造性本质特征。只要把握住特定语境，我们便不难确定各种“文化”的特指内涵，完全不需要重新给文化规定本质，甚至将“广义文化”排斥出去。如果那样的话，文化的本质恰恰给掩盖了，我们真的要搞不清什么是“文化”了。
文化究竟应当怎样分类
文化的分类是一个大题目，需要专门研究。但由于黄先生文章中涉及到这个问题，这里，我也就文化分类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粗浅认识。
显然，文化是可以有多种分类方法的。但无论那一种分类，都应当根据文化的固有性质，应当能揭示出文化的内在功能或性质差异，而不是对各类文化现象的机械罗列；同时，分类的结果应当能涵盖所有文化现象，而没有“例外”或“特殊”。这样的文化分类显然是困难的。譬如通常的文化三层分类法，即根据文化的存在形态和层次将文化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的划分办法，虽然比较科学，但依然不周延，因为它也没有包括体育和卫生。笔者认为，根据文化的不同性质，可以采取二分法、三分法和四分法，以下分别略加阐释。
文化二分法。根据文化的固有性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笔者认为文化可分为两大类：专业文化和社会文化。尽管人类文化一般不能脱离社会存在，但像自然科学、工艺技能、生产技术、体育竞技等文化活动及相应产品，通常并不直接关涉社会因素，不具有社会属性，因而仍能在社会系统中保持其纯文化属性。这部份文化，由于充分体现了人的创造性文化本质，且又以相对专业化、专门化形式存在，故可称之为“专业文化”。与之相区别的则是在相应社会系统、社会关系中获得社会属性、具有社会功能的文化现象、文化客体，包括获得社会属性、社会身份的文化人。因这类文化客体不再具有纯文化属性，且几乎存在于社会各个环节，故可称之为“社会文化”。既往的人类学，尤其是社会人类学的文化定义，实质上都是对“社会文化”的定义。一个种族或民族的社会文化的确具有一定的模式或稳定规范，具有自组织功能。但社会文化并不是文化的全部，像考古学所关注的便更多是专业文化，即“纯文化”。当然，对文化的这种划分决不能机械理解，必须从“文化”和“社会”的固有内涵去随机把握：“专业文化”行为或产品（如原子弹制造技术或科学技术专利），一旦变成社会政治行为或进入商品市场则自然成为“社会文化”现象，立即获得了社会属性；“社会文化”行为或产品，一旦撇开其社会功能而着眼于其专门创造规律或专业技能（如战争规律或军事技能），则其“专业文化”属性立刻出来，其社会属性相应消褪。
文化三分法。根据文化的体本属性，笔者认为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符号文化。关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不须多说，这是人们熟悉的概念。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并不能穷尽人类文化存在形态的全部，符号便既不属于物质，也不属于精神。尽管符号的能指需要有物质载体，尽管符号的所指靠精神创造，但符号系统一旦诞生，却属于人类“第三世界”的文化。符号文化是人类物质文化创造的结晶，又是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载体，具有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平等的地位。
文化四分法。根据文化的功能属性，笔者认为文化可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信息文化和人本文化。器物文化是体现在人类物质生产和产品上的文化，制度文化是体现在人类社会和文化结构规范中的文化，对此亦无须多论。这里重点谈一下信息文化和人本文化。所谓信息文化是指人类自觉通过文化符号接收和传播信息的文化。动物也接受信息，但动物的信息接受不是文化，只是一种本能行为，而人类对信息的接受体现了人类的意识自觉，体现了人类认知的能动性，因此是一种文化行为。同时，人类还通过文化符号自觉地整理制造复制传播信息，这种传播本身更体现了人类文化的本质。所谓人本文化，是指人类直接维护增强或显现把握自身生命、生命本质或本质力量的文化现象。它包括对人类自然生命把握和维护的生理心理学、医学和医疗卫生；包括增强和显示自身智慧、知识、技能和体质力量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和体育，包括对类本质把握观照的哲学、人文学科和宗教，其典型形态就是人类观照肯定自身本质的审美文化及艺术。
需要说明的是，其上只是从理论上对文化的抽象分类，在现实的文化活动或文化现象中，往往是几种文化因素同时存在。譬如在经济活动中，既有制度文化与器物文化的因素，也有人本文化、信息文化的因素。譬如宗教，其主要功能属性是神（人）本文化，但它也需要法器，需要制度，需要依赖信息传播。同时，不同的“文化”分类之间，也有着内在关联。譬如“符号文化”强调的是形态，“信息文化”强调的是功能，两者之间的差异正体现了不同分类根据的差异。限于篇幅，对此不一一分析了。
论文关键词:文化翻译观;旅游资料;翻译
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要求运用多种宣传手段,其中旅游资料是旅游文化的重要宣传手段之一。旅游资料的翻译不仅涉及到语言的转换,更涉及到跨文化的沟通,不仅要考虑书面文字的材料的表达,更要考虑不同文化间信息的有效传递和交流。文化上的差异,在旅游资料翻译中表现的更为突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则是植根于文化的沃土之上,体现的应该是深刻的文化内涵。外国旅客来中国旅游,其目的是欣赏历史古迹,体验异域文化下的生活方式和风土人情,所以文化旅游翻译需要理性的态度,它是为了满足旅客了解中国文化需求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翻译。在旅游英语的翻译中,仅仅掌握两种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和相应的听说读写能力是不能保证译者具有跨文化内核。作为旅游文化,不仅仅满足游客的视觉快乐,还应与文化对接,提升旅游的内在文化品味,传承历史文化。因此,在汉英两种语言的翻译中,译者要建立文化翻译观,既考虑语言又考虑文化,追求两种语言之间最贴切的对接,才能最大限度的传神达意。
一、文化翻译观
当代翻译界越来越重视从不同的视角对翻译理论进行研究,文化翻译观就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研究者不再将翻译看作是静止的,纯语言的机械转化,而是将其视为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文化的不断变化,对接和交流的过程。英国翻译理论家苏珊.尼巴内特认为,翻译就是文化内部和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等值就是元语与异语在文化功能上的等值。以她为代表的文化学派对当代社会需求和翻译的总体状况进行了自觉的反思,提出了文化的翻译观。在她们看来翻译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语言行为,它深深地植根于语言所处的文化当中,文本也不是语言中静止不变的标本,而是译者理解作者意图,并将这些意图创造性地再现于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表现,因而,翻译绝对不仅仅是复制和模仿,而是文化协调和对接。具体看来,文化翻译观的理论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具体含义:(一)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而不应停留在语篇之上;(二)翻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译码重组过程,更重要的还是一种交流行为;(三)翻译部应该局限于原语文本的描述,而在于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四)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有不同的原则和规范。在文化翻译观的理论中,翻译就是满足文化的需要,是把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是文化的等值和转换,这无疑突破了传统的翻译观念,顺应了当代世界各国之间文化交流日益加强的趋势。
二、旅游资料中的文化信息
文化是人们通过创造活动而形成的产物,他是社会历史的沉淀物,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而文化的差异常常表现在语言文字这一载体中,更是无时无刻不表现在旅游资料的翻译中。前来中国的旅客,年龄不同,文化水平不同,审美兴趣不同但他们都有一共同目的:欣赏中国的方方面面。当他们想对目的地有一个初步认识时,最重要的媒介就是旅游资料,因为旅游资料中涵盖了丰富的文化信息。所以,要想把中文旅游资料里说表达的文化意蕴明明白白地告诉游客,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有必要找出旅游资料中表现的中西文化差异,然后再考虑如何进行文化处理。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中国的人文景观往往就是一个凝固的历史,反应着某一时期发生的事件。在一些旅游资料中往往会出现古代的年号、人名及历史典故。而这些,中国人自己尚不能完全掌握,而对不了解中国历史的外国游客来说,无疑如读天书。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它有56个民族,各个民族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包括民族独有的建筑、独有的生产生活工具,独有的民族服饰和民族歌舞。尤其是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让人领略到人类文化的色彩斑斓,是现代旅游者审美探奇的重要内容。但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风土人情,不同的图腾、禁忌、表现一个民族深层的文化内容,有的则是一个民族敏感的话题。例如猫头鹰在中古被视为不吉利的动物,而在西方则是智慧的象征。在译解旅游英语过程中,也曾出现过这样的事情:我们花很大的工夫介绍的有关民俗,最后却招致客人的不愉快。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就是没有考虑到民族习俗的差异。再者中原饮食文化也博大精深,传承数千年,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结晶。华夏烹饪是世界三大美食之一,外国人来中国游览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便是品尝中国的美味佳肴。翻译菜谱是如何进行处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如“红烧狮子头”,曾听说一外国客人看了“braised head of lion”被吓的跑出了餐厅,说是再也不敢吃中餐了。他感叹中国人连狮子的脑袋都敢吃,而在他们的国家,被保护的野生动物是觉对不能上餐桌的。但事实上,“红烧狮子头”并不是把真的狮子头红烧了,只是中文名字取得气派。这时,在翻译菜名的时候就应注意外国人的语言及其文化背景,最好的方法就是根据菜的材料和做法来翻译。就拿这红烧“狮子头”来说,只不过是两个肉团,所以翻译为“meatball”就不会闹笑话了。
三、文化因素导致的翻译障碍
文化是旅游的核心,然而恰恰是旅游资料中蕴含的文化因素给旅游英语带很大的困难,因为汉英两种语言的差异和中西文化的差异必然要反映到旅游资料的翻译中。文化差异导致的旅游障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类是由于文化空缺和文化冲突造成的词汇空缺和词汇冲突给词汇翻译带来的困难。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社会习俗,使两种语言的词汇出现非对应和非重合现象,他们之间没有语意共鸣,有的只是语义空缺或语义错位,也就是文化空缺产生的词汇空缺以及文化冲突导致的词汇冲突,而这些词汇往往被称作为“文化负载词”。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形成了语言的特殊性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形成了语言的特殊性,像“阴阳”“八卦”“五行”“气功”“太极拳”等词汇,严格来说,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词,像文秘站:“饺子”“粽子”“元宵”等食品等也没有相应的词来解释,如果勉强将“饺子”译成“dumpling”,不仅后者意思要宽泛的多,而且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拉家常,其乐融融的场面的联想。“粽子”可以解释成“a pyramid-shaped dumpling made of glutinous rice wrapped in bamboo or reed leaves(eaten during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但是如果外国朋友不知道屈原这位伟大的楚国诗人,不知道龙舟节的来历,不知道为什么要在那天吃粽子,粽子的内涵意义仍然没 有被传递过去。“元宵”也可以译为“a rice glue ball”or“sweet dumpling made of glutinous rice flour(for Lantern Festival)”如果缺乏一定得背景知识,译文读者也体会不到元宵的象征意义。因此,许多专家主张以音译加注的方式来保留这些词的特殊文化联想意义,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不断深入,这些词汇不需要加注解释也能被理解和接受。另一种现象是汉语中的某些词汇即使在英文中找到意义相同的词,其联想意义或隐含意义也不同。就拿植物的联想意义为例,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陈德彰教授专门以调查表的形式,分别向中文和英文为母语的人发出调查问卷,分析结果表明,在中英两种文化中,有些动物代表着类似的形象,如狐狸。有的代表完全不同的形象,如龙。有的不同很微妙,如猪。柳树,红豆,梅,兰,竹,菊等植物联想意义也是“表同质异”。此外颜色词在两种文化中也有不同的联想意义,因此,译者在翻译时要克服的不仅仅有语言障碍,而且有文化障碍,如王佐良先生所说的“译者处理的是两种文字,面对的确是两大片文化”
汉英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反映在语言中就是谋篇布局,修辞方法等行文习惯的差异,汉民族主张“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强调客观融入主观,喜欢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书画,建筑,诗歌都讲究神似重于形似,简单空灵的风格,反映在语言上就有了汉语行文辞藻华丽,情感横溢,讲究声律对仗,音韵和美的特点。此外,受“中庸”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美学观念别强调平衡美,除了特别频繁使用对仗这一修辞,还大量使用四字词组,特别是前后两部分有并列关系的四字词组如天造地设,天涯海角,四通八达,德高望重等。在这些方面,西方民族则迥然不同,西方哲学强调分析型抽象性思维,在主观和客观的物象关系上,更多的注重模仿和再现,体现了“天人各一”的思想。“这种趋势反映在语言表达形式上,就出现了英语重形式,重写实,重理性的特点,形成了其句式框架严整,表达思维缜密,行文注重逻辑理性,用词强调简洁自然,描述突出直观可感的风格”。这些行文和修辞差异,也不可避免的表现在汉英旅游文体中。在行文用字,篇章布局,文体修辞等各方面各有讲究,美学标准和文体风格也大相径庭。
四、克服翻译障碍的方法
在翻译景点时,除了采用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翻译方法之外,还要注意一些技巧,旅游资料除了本身的自然景观,还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在翻译时需要增添或删减原文内容所必需的背景知识,如: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名胜的具置等等,有助于外国游客的理解。对于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思维差异的状况,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对旅游资料进行改写,比如中国人是螺旋式思维,而西方人是直线型思维,为了能让游客们跟好的接受翻译的信息,我们不妨按着他们的思维方式改写旅游资料。当然译者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和实践来把握翻译分寸,而不是随意的增减。
翻译人员应该熟知中西方文化、思维的差别、在翻译的时候从读者角度出发思考问题。不同的民族拥有其不同的文化根源。校对人员也应该提高自己的校对水平。如果可能,政府应该给予各个景点更多的帮助。相关部门可以组织专门的机构或者聘用专门人员对各个景点的介绍进行翻译和校对工作。否则与其提供给外国游客提供错误百出的译文还不如不提供。总之旅游资料的翻译水平的提高还是依赖于我们的生活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