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06 20:12:50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1.大众传播所具有的经济理性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实现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国家不仅对企业实行经营体制的改革，并且对党报也实行按照企业的改革模式，在市场经济中逐渐形成独立实体、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进入90年代，报业集团逐渐发展成为市场中颇具实力的集团。在市场竞争背景下，大众传媒为了提高自身的收视率，得到观众的喜爱，很多时候会打破社会的底线，在伦理的边界上做文章，形成了一系列吸引观众眼球的节目，像性感播报、美女主持等，这种对原生态自然主义的展示，不仅满足了观众的心理，并且刺激了观众原始的欲望，从而形成感官上的刺激以及窥私心理。这种情况下，大众传媒渐渐模糊自己的初衷，放弃了自身的社会职责。传播性极强的传媒市场，可能会扭曲大学生的思维。在形成逐利型人格的同时，肩上的社会责任也被消磨干净。因此，大学教育者应该认识到这一点，采取相应的措施，使大学生在经济理性的大众传播下，学会自我思考。
2.主流价值观下传播的弱化
目前而言，我国社会仍然处于转型时期，这段时期，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等，在这些问题出现的同时，大众的神经系统也被触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敏感的问题，像教育、住房、就业等，这些问题，不仅使大众传媒得到了经济利益，并且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受众的心理需求，所以，大众传媒要对此问题进行大力的传播与调查。但是，现如今我国的传媒环境比较宽松，很多问题被视为理所当然，甚至出现边炒作边炫耀的局面，这种没有经过舆论引导的信息传播，一方面会使大学生无法及时辨别不良事件，另一方面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从而影响大学生的思政教育。
3.大众文化之中的解构传播
在20世纪80年代，港台文化被引入到我国，到了80年代中后期，大众文化渐渐被人熟知。之后在21世纪，我国的大众文化才得到了发展。要知道，大众文化其实就是一种能够遵循社会逻辑的商业文化，大众文化不仅追求商业利润，并且还追求物质消费，从市场与广告商的角度而言，大众文化在淹没大众的同时，形成了一种迎合大众趣味的泛文化。从体制的角度来说，大众文化在遵循文化的原则之上，对文化进行复制，从而形成断裂的、平面的文化碎片，这种文化碎片与当代的文化价值以及文化意义相融合。在20世纪60年，法兰克福学派就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并总结出其主要的总体特征。就目前而言，在我国经济比较发达，政治文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大众文化形成了上层建筑的次生意识形态，无论是对国家的政治、经济，还是对社会中的价值建构，大众文化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大学生的批判意识比较薄弱，对事物的认识不够全面，往往深陷其中，因此，要想提高对大学生的思政教育，就要培养大学生的批判能力，只有如此，才能使思政教育在大学生身上有所体现。
二、思政教育的新闻传播学方法
大学思政教育受到了大众传播的经济理性、主流价值的弱化传播以及大众文化的解构传播等影响，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现状，促进大学思政教育的发展，那么就要在研究大众传播信息的基础上，运用新闻传播学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大众传播影响思政教育的诸多因素。
1.借助权威手段对信息进行传播
受众对接收到的信息保持三种态度，分别为全部接受、部分接受、不接受。对于信息内容的不同，受众的三种态度也会随之变化，从传播学理论来看，通过对受众可信度的了解以及读信息真假的判断，可以知道受众所持态度。受众对信息源的可信性是通过两个方面进行把握的，一种是传播者的信誉，一种是专业的权威性。传播者的信誉是指传播者是否具备客观、诚实的品质，而专业的权威性则是指传播者对自己传播的信息是否具备发言权。大学思政教育的本质是人际传播宣传与传播的过程，而传播者的可信度，对大学思政而言，起到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大学思政教育的传播者还是教育体系中大众传播的传播者，对大学思政而言，则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2.利用科学的方式进行传播
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大众传播的方式包括两种，一种是一面提示，一种是两面提示，这两种传播方式对大学思政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一面提示在把对方的观点进行判断的同时，也对对方的观点进行了阐述，并表明了自身的观点与意见。一面提示容易使对象产生抵抗的心理，能够在短时间内把对象进行说服，但是，这种传播方式比较适合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对象。而两面提示则是在对对方观点进行判断的同时，也提出了自身的观点，这种传播方式是比较复杂的，如果受众的理解程度较低，对传播的分寸掌握不准确，那么，容易形成反差，甚至形成对方宣传的局面。但是，两面提示的优点很多，不仅可以为传播对象留下比较好的印象，消除对方的反感以外，还对反宣传具有免疫的作用，但是这种传播方式只能适合传播水平比较高的对象，否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的同时，对大学生也要进行分类，对于思想单纯、年级较低的学生而言，需要采用一面提示的传播方式，而对于思维活跃、年级较高的学生而言，就适合采用两面提示的传播方式。
3.正确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
“意见领袖”的概念是由传播理论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提出的。拉扎斯菲尔德作为意见领袖的提出者，在整个的传播范围内，拉扎斯菲尔德不仅为他人传播信息，并且还传播自己的意见，成为人际传播史上著名的人物。在大学思政教育的过程中，人际传播史非常重要。因此，教育者要擅于发现可以成为意见领袖的学生，对此进行培养，这样可以发挥学生的影响力，从而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在思政教育过程中，被充当意见领袖的学生与其他学生之间属于平等关系，因此，不会形成组织行为，也不会被灌输宣传色彩。在整个的思政教育中，意见领袖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要重视意见领袖的地位与作用，与此同时，教育者可以引用其他理论基础，比如社会心理学理论。
三、结语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新闻教育进入大学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反对的声音一方面来自于报界，一些人认为师徒 制是培养新闻记者最好的方式，另一方面来自于大学，1892 年报界巨头普利策带着捐款向哥伦 比亚大学校长塞思洛提出建立新闻学院的请求时，遭到婉言回绝，理由是设立这样一所学院会 损害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声誉。[2]虽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开始开设新闻 学课程或创建新闻学院，1918年北京大学也正式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但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 新闻学教育中“术”与“学”的争论久未平息。传播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为新闻学教育的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土壤，使其在大学中的学术身份与地位得到加强。传播学在学术层面，让研究 者们看到了另一片繁花盛开、广阔无垠的研究领地；在教育层面，又给传统新闻学带来了更为丰 富的理论滋养与批判意识。但对于起步较晚的中国传播学而言，传播学与新闻学边界的模糊不 清，核心理念与学术立场的模棱两可，使当前中国的传播学教育尚处于思考与探索阶段，未能确 立明确的教育目标，形成鲜明的教学特色。与相对成熟的西方传播学教育相比较，中国传播学的 未来发展可简要地归纳为三个焦点：明确“局外人”的批判视角，从“大众传播学”转向“传播 学”，以及通过加强理论建构推动学科建设。
“局内人”与“局外人”
在学术研究中，“‘局内人’指的是与研究对象同属于一个文化群体的人,他们享有共同的 (或比较类似的) 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局内人’之间通常共有比较类似的生活经 历,对事物往往有比较一致的视角和看法。‘局外人’指的是处在某一文化群体之外的人，与这 个群体没有从属关系。……由于‘局内人’之间通常享有一些共同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研究者可 能会对被研究者的某些语言和行为所隐含的意义失去敏感。他很容易认为自己对这些意义已经十 分了解了,没有必要再进行追问和探究。‘局外人’由于与被研究者分属不同的文化群体,有自己 一套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因此在研究中他可以与研究的现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可以在 研究的过程中利用自己的文化框架来帮助自己理解异文化中的某些现象。”[3]
在新闻传播学教育中，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提出，新闻学与传播学应该有严格分界，新闻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职业记者，而传播学创办的宗旨在于培养传媒批评家与分析者。
[4] 换言之，新闻学教育是以“局内人”的理念，深入媒体文化本身，根据媒体的需要，传承媒体 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教授媒介产品的制作细节与职业技能，而传播学教育则应站在“局外 人”的立场，与媒介保持距离，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介对受众与社会的影响。在美国，虽然新闻 学与传播学也常常共存于同一学院，二者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但近年来，对大众传播批判性的 研究也日渐兴盛。[5]
目前中国绝大多数新闻与传播学院都开设了传播学的相关课程，如传播学概论、大众传播学 等等。但总体而言，新闻学与传播学在课程设置与教育理念上并无太大区别。新闻学与传播学的 本质差异也未能在各阶段的教育中得以体现。在本科教育阶段，传播学课程数量较少，大多作为 实务类课程的补充，以概论性课程为主。在研究生教育阶段，传播学胸怀广阔地将广播电视、广 告、网络、动画等相关专业纳入其中，新闻学则被相对狭义化，近乎成为“报业”的代名词。简 而言之，二者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传播学偏重于理论提升，新闻学专注于技能培训；传播学以电 子媒体、网络新媒体等为主要的媒体依托，新闻学将报纸作为主攻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 播学教育是对传统新闻学教育的锦上添花或领域扩张，并未显现出独立而强势的发展态势。
“局内人”与“局外人”的教育理念定位，为中国传播学教育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有益参 考。传播学对于新闻学的区别或超越，不能仅仅停留于媒介形态的差异、涵盖面的宽窄，而应深 入到更为本质的学术立场、观察视角，以及教育目标、教育职能等层面。正如休梅克所言，批判 性思维应该成为传播学课程的一部分，首先要大量开设每一个传播专业的学生都应该知道的公共 核心课程，在此基础上再开设相关的技能课程。[6]
从“大众传播学”到“传播学”
查菲曾不无忧虑地提出，传播学中“小国割据”，是学术上的南斯拉夫，在“传播”这个大 的概念下，存在着无数的子概念，如大众传播、口语传播、电信传播等等，甚至很多传播学者也 把自己的研究作为文学和哲学批判研究的一个部分。[7]
在西方，大众传播媒介的相关教育与研究通常集中在新闻学领域，传播学是一个相对宽泛的 概念与范畴。但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传播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众传播学”的专有名 称。组织传播、人际传播、政治传播、健康研究等西方传播学研究与教育的重要领域，在中国依 然处于边缘地带，仅有少数院系开设了一两门课程。即使是大众传播学的教学，更多的注意力也 投向了美国经验学派的研究成果，对欧洲批判学派的关注明显不足。传播学教育在这个意义上甚 至狭义化为了“美国大众传播学”。
不可否认，大众传播学是传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大众媒介关联最密切的部分，但传 播学的狭义化明显阻碍了传播学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因而，陈力丹在论及传播学在中国的发 展朝向时特别提出，“课堂教学，要全面向学生传播传播学各个学派、各个方面的知识，避免以 大众传播学替代传播学。”[8]中国传播学教育从“大众传播学”到“传播学”的过渡，不仅需要 新闻传播学科内部的自省与革新，同时还需要加强与其他学科的良性互动。传播学多学科起源、 跨学科发展的自身特点，决定了传播学教育对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甚 至自然学科的依赖。因而，未来中国传播学教育一方面应该增加跨学科课程的比例，强调通识类 课程和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另一方面，相对新闻学教育，传播学教育更应强化理论基础，增加 理论类课程的比重，辅以新闻实践类课程。将传播学的若干子领域，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政 治传播等列入专业基础课程中。这不仅是中国传播学教育与世界接轨的必然走向，而且是传播学 学科建设与理论发展的必需。 53
学科建设与理论建构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在教育层面将新闻学与传播学合二为一是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一个学 科若要获得学术身份认同与学科地位，必须进行理论建构。一直以来，学术性与理论性的缺失是 新闻学的软肋。传播学的诞生给予了新闻学无数的学术想象与学术滋养。虽然较之新闻学，传播 学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传播学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先天不足”。其学科地位的缺乏在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核心知识与统一理论。1996年安德森分析了7种传播理论教材，从中鉴别出249 个各自不同的“理论”，其中195个仅在1本教材中出现过，也就是说，只有22%的理论在7本教材 中出现过1次以上，只有7%（18个）被3本以上的教材介绍。“如果传播理论真的是一个领域，那 么似乎应该有超过一半的介绍性教材，对该领域基本内容的7%以上达成一致意见。”[9]
对中国传播学研究而言，理论建构更是一项宏大而艰巨的工程。作为学术“舶来品”，传播 理论在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中，或是在“国际化”趋势下的理论译介和理论描述，或是在“本土 化”框架下的理论运用与理论测试，鲜有独立的理论创见。“理论”接近于科学法则，特指经过 完全检验的思想与观念，它是对一系列观测结果的解释，这些观测结果以被证实的假说为基础， 并多次被相互独立的研究者所检验。对个体研究和单独的研究者而言，只可能创立一个假说，而 不能创造理论。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学理论建构是全体研究者的共同追求与目标，中国学者应成 为其中的积极分子，中国传播学教育也力求为此添砖加瓦。
基于学科建设与理论建构的重任，传播学教育除了在本科生教育阶段强调理论素养之外，更 需要强调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在教育目标与宗旨上，明确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差异，强 调传播学教育的批判立场与理论视角，加强对学生的理论训练、理论积累与学术培养。在教材选 择上，尽可能使用英文原著，用原文原典还传播学原貌，既有利于学生英语能力的提高，又避免 二手资料造成的理解障碍。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加强研究方法的学习与训练，在全球化的理论背 景下充分激发本土化的学术想象力。
注 释：
[1] 与此对照，其他国家有不同的模式，如英国城市大学将大众传播系设在社会科学系，美国密苏里大学传播系独立于新闻学院，设在艺术与科学学院，台湾地区传播相关系所更广泛地分布于人文社会学院、传播学院、教育学院、管理学院、艺术学院等。
[2] 转引自单波. 反思新闻教育. 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3] 陈向明.质的研究中的“局内人”和“局外人”.社会学研究，1997（6）.
[4] 钟新. 英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严格分界. 国际新闻界，2002（5）.
[5] 钟新. 美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界限模糊. 国际新闻界，2002（6）.
[6] Shoemaker, P. J. (1993). Communication in crisis Theory, curricula, and powe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146-153.
[7] Rogers, E. M. & Chaffee, S. H. (1993).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y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125-131.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研究生；高等教育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的内涵
新闻传播学硕士是一个介于学士及博士之间的研究生专业学位，新闻传播学要求本专业硕士具有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基础、独立的思考能力。世界上最早开办新闻传播学硕士学位课程的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其专业涉及新闻的各个领域，毕业生在美国乃至世界各主流媒体十分活跃。而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本身起步较晚，无论是学科研究还是人才培养，都是在借鉴西方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学制一般为学分制，学时为三年，前两年是基础课和专业课学习时间，课程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通常可以修完绝大部分学分；第三年用来完成毕业论文、毕业实习以及求职。毕业后获得文学学士学位证书以及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开始于1978年，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招收一批新闻学硕士研究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批自己培养的高层次的新闻教育人才。经过几代新闻人数十年的努力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培养已经初具规模，形成了自己的模式，逐渐规范化。
二、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的特点
（一）人才培养的多元化
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培养注重多元化。近年来，跨专业报考新闻传播学硕士的人数比例逐年上升。跨专业学生在接收新闻传播学相关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可以将这些理论方法与自己本科专业所学的专业知识相结合，进行深入的辩证思考与分析。在学科交汇处提出新的理论设想，进而取得新的研究成果，促进学科融合发展。当前，业界需要这样既具有新闻专业素养又拥有其他领域专业知识储备的复合型人才。结合近几年状况来看，部分新闻从业人员也开始选择读研深造，他们的加入为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战案例资料。
（二）课程设置重应用性
由于基本专业的特殊性，新闻传播学在人才培养上更加注重实用性、应用性。在专业课程设置上，比起本科阶段来更加注重的是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学习，并且在进行了系统的概论学习后，细化专业学习。应用型课程的设置将当下新兴的科学传播技术和先进的新闻传播理念引入课堂，弥补研究生在实践能力方面的短板，以更好地进行学术研究，使学术研究贴近实际生活，实现学术成果对实际生产力的转化，促进新闻传播理论更好地应用到实际的新闻业务中。这也能使研究生毕业后更快速地融入专业工作，使研究生教育与时俱进。
（三）注重思维及能力培养
与新闻传播学本科生相比，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的突出特点是强化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塑造，通过研究和讨论，引导学生对理论进行思考，结合新闻业务案例进行研究。在这一过程中，锻炼学生自主思考的能力，使学生建立逻辑思维能力，辩证地理解新闻传播理论，进一步研究新闻业务，发展学科理论学说。研究生教育需要从学术层面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在深刻理解新闻传播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案例进行研究分析，对学说进行发展或批判。研究生教育精且细，才能形成理论架构的系统搭建，逻辑思维的准确塑造，科研能力的着力培养。在不断训练的过程中获得的能力，是研究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
三、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的意义
（一）促进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发展
我国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均起步较晚，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基本是在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过程中结合实际的新闻传播事件进行的，主要是对新闻业务和新闻事业发展的探索。其研究实用性质较强，相应的理论色彩就比较弱。传播学引入新闻学界后，经过一代专家学者的探索，将二者磨合，新闻学和传播学已经彼此交融，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和批判思想已经成为新闻学研究的一部分。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更加强调学科的融合，将二者的思想理念与研究方法融汇，以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探索新闻学研究。研究生教育就是在着力培养一群从事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人才，培养其科研能力，鼓励热心学术的学子攻读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储备人才。
（二）提升新闻传媒行业的竞争力
从新闻传播业界的角度看，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对我国新闻传媒行业的推动作用也是相当大的。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将新闻传播学术理论转换为新闻传媒行业的生产力，促进我国新闻传媒传播能力的提升，扩大我国新闻的传播影响范围，提升我国新闻的传播影响力，提高我国的国内外舆论引导能力，进一步增强我国现当代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新媒体的出现、社交媒体平台的强大给新闻传播力的提升带来了新的问题，如何在这样一个形势多变的环境下加强我国的新闻传播力，需要学界的研究者们不断提出新问题和新视角，反复地进行研究，探讨出最好的方案、办法。
（三）符合研究生自身发展的需要
随着本科毕业生数量的逐年增加，本科毕业生就业的压力持续增长，而本科文凭的竞争力却未曾增长。这使得本科毕业生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越发处于劣势地位。就目前的状况来看，硕士研究生在就业时相较于本科生会更有自信心、更有竞争力，部分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以及企业对高学历人才有更多的需求。尤其是西部地区、基层单位，研究生的优势较大。在工作中，学生在研究生阶段所接收的教育和培养出的思维能力能促使其在事务处理上看得更远、考虑得更周到、处理得更妥帖，这种能力使研究生在工作发展上有着足够的后劲。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行业，甚至从国家的角度来看，都十分重要。国家传媒影响力的拓展、新闻传媒行业的发展以及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本身的发展，都离不开科学、规范的高等教育，需要高校和专家学者们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予以重视，完善学科教育体系，丰富研究生教育内容，鼓励学生刻苦钻研学术，促进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的健康发展。
作者:周婉馨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参考文献：
［1］董天策.新闻与传播专业型硕士的培养目标与模式［J］.新闻与写作，2014（4）：65-68.
[摘要]文章认为,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冲击,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等,是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了如下改进意见: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 个。在这15 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 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 1 ] ;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 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 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 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 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 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 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 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发表论文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
一、新闻传播教育的融合与提升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给了人们收获的欣喜,同时也带来了不少不可预期的问题:全国各地高校新闻专业遍地开花,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新闻专业的学生有相当比例不能进入新闻媒体,即使是名牌新闻院系的学生也并不都能从事与专业对口的工作;新闻院校培养的毕业生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媒体所需,但在质量上却未能满足媒体的需求,一些新闻媒体依然叫苦“人才短缺”;有部分新闻单位领导评价,新闻专业的学生通常上手快,架势像,但略显后劲不足、特色不明显。[1]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不断演进的社会、飞速发展的科技引发了传播内容与形式的深刻变革,推动了媒介领域的巨大革命,引发了媒介融合的大趋势――媒介科技融合、媒介所有权合并、媒介战术性联合、媒介组织结构性融合、新闻采访技能融合和新闻叙事形式融合。[2]
面对这种技术融合、内容融合和终端融合的大传播生态,面对新情况、老问题,新闻传播教育又该如何应时而动呢?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宋超认为应该以“融合”应对“融合”:新闻传播教育应积极推动本土与世界的融合,适应多元文化背景的全球传播新格局。在各具特色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教育机构之间加强交流、对话、学习、合作,培育既具本土特色,又具世界眼光的人才。同时,还要看到现代社会是一个既高度融合又高度分解的社会,媒体走上分众化、精细化的发展道路,这就要求新闻传播教育一方面要坚持并进一步巩固通识教育,奠定学生深厚的文化根基,为今后的长远发展夯实基础,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专业化和知识化,推进通识教育与专业人才的融合,着力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努力实现教与学的充分融合,善于把学生的智慧、思想化为教学发展的动力,保持新闻传播教育的活力和生命力。
香港城市大学英语传播系副主任何舟认为,由于新闻学研究对象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要对新闻学专业课程进行改革,重在阐述新闻与作为相关学科研究对象的有关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在现有条件下首先是跨学科层面的融合;第二是传播学科各专业的融合;第三是建立一体化数码平台;第四是学位课程内部的融合;还有课程内部的融合。何舟提倡学科建设要“走出去”,与社会中的具体项目嫁接,实现学生理论知识与实践的“无缝对接”。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国良认为学科间的藩篱应当拆除,在核心课程各有特色的同时,保持学科间相互交流和学习的状态,有助于学科间的融合和共同发展。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钟蔚文指出新媒介化时代媒体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首先媒体不再是一个资讯生产的机构,而是一个平台;第二整个媒介生产过程不再是单向道;第三资讯和知识的价差越来越大,资讯并不是知识;第四新传播时代需要创新性的设计理念。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迪恩•米尔斯(Dean Mills)认为,新闻传播教育要给学生提供更多富有实践经验的优秀教材,同时让虚拟网络世界和真实世界的新闻业进行联动,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技术、商业、消费、广告模式;培养学生的企业家精神和自主决策的能力,以便他们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加强学院和媒体公司、技术公司、个体企业家、研发机构的通力合作。
过去和将来将会对美国新闻界产生巨大影响的趋势和情形中,最大的力量来自美国媒介产业的商业模式的崩溃――新的内容传播模式和新的产品生产环境可能是应对这种变化的唯一答案;而排在第二的力量是话语权、传播权的转移,从职业性专业性传播机构转到个体记者和广告公共关系实践者的手上;紧随其后的是现在买方市场的形成――把内容通过各种介质呈现给受众,而不是把受众塞进媒体内容的覆盖区间。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大众传播学院主任朱迪•特克(Judy Turk)认为,未来新闻从业人员的发展方向是个体工作者的职业模式:不为任何一个雇主而为多个客户工作的技巧娴熟的自由职业工作者。这意味着作为新闻和传播学教育的实施者,必须来主导探讨出新的教育模式培养学生的讨论,为新的现实环境、新的职业市场和新的职业途径做准备。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介系主任查理•H•贝克特(Charlie H Beckett)认为当代社会已经进入“网络化的新闻时代”,尽管文化、经济的模式各不相同,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新闻媒体却都发生了相同甚至是普适性的新闻本质的改变――转型到新兴新闻业。从传统新闻业到新兴新闻业的转变不仅意味着内容上的、也是商业模式的同时还是公众领域新闻从业状态的改变。现在,所有公司、组织都开始履行类媒介公司的公众职能,如协会、非政府组织都可以与民众直接沟通,这种平台可以培养一类新型新闻从业人员为民众服务;与此同时,媒介公司内部也在经历着结构的改变,它们不再是单体的公司,而成为网络式的、点与点相联的互动性公司。新兴新闻业有两大特色,一是公众参与,二是连接性。他认为新闻教育不是告诉大家怎样成为一名新闻从业者,而是告诉大家新闻业到底是什么。
与会者普遍认为,21世纪是一个新的百科全书时代,要构架出新的百科全书式的组织,汇集多种不同的知识,建立一种跨学科的百科全书研究网络。面对技术革新,尤其是通信技术的发展,要与技术专家积极合作,应对技术革新的挑战。东京大学情报学环学环长石田英敬指出,现有大学与社会存在一定的脱节,而在媒介化社会下,大学与社会的融合成为一种需要。对于大学以及知识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与各类机构合作,新闻和媒体研究是社会的一个接点或者说是“契合点”。另外,在全球化视野中,亚洲新世纪已经到来,要用国际化的视野积极进行教育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倪宁提出要正确和充分地认识新闻传播教育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方面起的作用和地位:社会转型中的无序和乱相恰恰是新闻传播教育不够所致;面对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后劲不足的问题,要为学生搭建一个继续发展的坚实的技术平台,提高学生继续学习的能力和更新知识的愿望;在新媒介技术融合的态势下,新闻专业教育也应该有一个知识融合和技能融合方面的培养机制。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院长高晓虹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处理中国复杂的国内问题,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与西方更好地互动沟通,减少他们的误解与偏见,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将中国的价值理念推向世界,要求国际传播教育做到三贴近: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国际传播人才迫切需要掌握国际传播语汇,需要具有国际报道的能力和舆论引导的能力。
二、新闻传播教育的传承与创新
本次院长论坛举行正值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建系80周年庆典之际。成立于1929年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新闻教育机构,在中国新闻教育界素有“记者摇篮”的美誉。80年来,累计有数以万计的毕业生投身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他们坚持真理、崇尚客观,以真实的记录、理性的表达探求事实真相,推动了国家和社会的进步,践行了陈望道等先辈提出的“好学力行”传统。
在对当下新闻传播教育的利弊得失进行探讨的过程中,与会者普遍认为,秉承新闻学传统是每个新闻院校应当贴上并引以为自豪的标签。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宋超认为,创新不应该是简单地否定、推倒重来,而应该是尊重历史、积极扬弃的创新;创新应该是站在历史与现实两个基础上的创新;创新是从原有的经验中不断突破和拓展的创新。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实践,历史的和实践的营养合流,创新才有可能实现。新闻传播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就是要寻找一种“代际平等”,续接传统,立足现在,着眼未来。
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迪恩•米尔斯(Dean Mills)从经济气候和受众的媒介使用偏好两个方面对美国传统媒体的生存现状作了简略勾勒,并表达了深深的忧虑,他认为对于新闻学和新闻传播教育来说,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最为糟糕的时刻”。虽然美国国内各界人士对传统媒体的生存普遍持悲观态度,米尔斯认为新闻业不会死,只要新闻业的学生有经验和技术,就能在新媒体时代游刃有余地生存下去。目前传统媒体遭遇的困境对于新闻业教育来说也意味着改革的契机,学界应该抓牢机会,开发出更加创新性的课程,施行更优化的培养方案,输送优秀毕业生的同时也致力于公众媒介素养的提升。
来自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的雨果•蒂伯(Hugo de Burgh)主任提出:新媒体时代,既然“人人都可以是记者”,那么专业的记者和采编机构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他试图从反面给出一个答案:数字化时代不仅需要新闻教育,而且需要一种与传统新闻学教育截然不同的,能够将研究和传播技术同知识与对于公共世界的认知结合起来的新型新闻教育,这将为许多职业提供坚实的基础。他认为新闻学比其它学科更适合作为一种基础教育,因为21世纪是一个参与的世纪,通过互联网参与公共事务需要使用技术和具备交流的技巧;同时新闻学教育不仅可以开发学生的智能,还可以提高其实践的能力,如新闻故事分析与组织的职业技巧、信息调查研究评估的延伸技能、分析与思考的能力以及学术专业素养。面对未来,蒂伯充满信心,他认为新闻学是属于是21世纪的学问,新闻学教育任重道远。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彼特•赫尔弗德(Peter Herford)通过不断提问来质疑传统新闻教学与实践中的所谓的“常识”。他激发与会的学者和同学们一起来思考,在新闻实践中,如何让没有经历的人去体会他不曾拥有的经验?如何让一无所知的人明白想要知道的内容?在新闻报道中是不是只是讲故事就已经足够?我们要对媒体进行改革,再造一个新的报纸,是不是仅仅改革内容就可以了?媒体的受众是谁,仅仅是社会精英么?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的价值是什么?它们能否实现这些价值以及它们能否肩负起改革的重任?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戴元光认为当代中国新闻教育表面一片繁荣,实际暗藏危机:(1)中国新闻传播制度和新闻媒介发展制度生产和供应严重不足;(2)世界传媒行业的重大结构重组和迅猛发展态势已与我国的传媒业发展密切,但是相关研究缺乏深度感和细致性,粗线条的勾勒和概括多,对前沿性议题的敏锐感受力、深刻反思和论辩精神却十分鲜见;(3)技术是人发明的,但人对技术的控制能力却越来越弱,新闻学教育中历史、艺术等方面被严重遗忘,新闻是简写的历史,有的新闻记者却不懂历史,也不尊重历史。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认为,中国传播学教育一开始就迷失了方向,以美国为主导的传播效果研究,是维护社会既存秩序的支持者,而不是变革者;同样,新闻学教育也没有什么起色,远没有跟上社会与技术的发展,新闻必须与民主有关,传播学教育在关注个体的日常生活经验及美好社会的建构外,在中国从事新闻传播教育还必须考虑到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因素,迷失了方向的新闻传播教育应该从社会传统的土壤中建立起变革的基础来。
对于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进行通识教育,拓宽专业口径,夯实基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倪宁认为这些共识在新传播技术的影响下还是应该继续弘扬。对于学生来说,继续学习的能力和更新知识的愿望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或缺的基本素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彬认为,新媒体时代要求新闻教育做出一些变化,但优秀的教育传统应该保持不变,比如新闻人的责任意识,新闻人的基本素养、叙事能力、报道功夫等。
如果一个职业没有一个公认的职业理念,没有一个共同的职业标准,就不可能形成一个真正的职业,或者没有应有的社会地位,没有应有的职业尊严,所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提出,现在新闻教育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要在新媒体时代,重新把新闻工作的职业价值观、意义和功能找出来。她认为,面对技术革命带来的媒介快速变化和中国特有的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社会快速变化,新闻业需要三种人才:一是复合型人才,从内容制作到管理到营销,整个生产环节、生产过程要需要理解;二是跨媒体人才,学会多媒体的制作方法以及制作的理念;三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能够在公共话题中间,通过公共服务参与公民社会的构建,自觉地变成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工作者。
三、新闻传播教育的立足之本
新闻传播学教育究竟是重技术还是重学术的争议并不是新鲜话题,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对此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新的探讨。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苏钥机把新闻传播教育多年讨论的最基本问题总结为三对概念:教学与研究、理论与实务、新闻与非新闻。他认为,从事新闻传播教育的人常常把它当成三对矛盾,但是也可以把它变成三个面向。每一个面向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研究与教学两者都是要做的,不能只做一样,另外一样不做,问题是比重不一样,这要看一个院校的传统定位,也要看整个学术环境,教师的取向。理论与实务也是一样,怎样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比例,这个很难决定,它不只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也是一个艺术的问题,要看大学以及教育从业者自身的定位、人事安排等等。新闻与其他领域是相关的,不能把它们联在一起,它们如何并存也要看院校的规模以及需要,看历史传统、教师的专长、学生的取向、社会的需要等。
从新闻教育模式来看,中日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研究科主任濑川至朗梳理了日本新闻教育的历史脉络,阐释了日本媒介环境不断变化的趋势:一方面,随着新闻生产的数字化和网络的出现,工作培训已经不再奏效,24小时新闻计划使得时限更为紧迫,记者们不再能从容地书写故事,也不再有时间来训练新手;另一方面,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也让人沮丧,媒体间的混战,媒介入侵私人空间和错误报道导致一般民众对大众传媒失去了信心。他还以早稻田大学新闻学系统课程一波三折的设置过程为例,指出当代日本和所有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困惑:专业课程的设置如何跟业界的需求接轨?在媒介自身发生剧烈嬗变的今天,工作培训还行得通吗?他认为应该以新的课程设置应对这种变化,尤其要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给予特别关注。
除了批判能力,在一个遭遇诸多挑战、媒介生态剧烈嬗变的时代,什么技能是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看家本领?如何突显新闻传播教育的科班优势?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钟蔚文对未来的新闻学子提出了“八个力”的期待。第一是趋势力。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必须与时俱变;第二是创造力。新媒体的诞生,新问题层出不穷,要学会创造而非抄袭;第三是根本力。必须具备资讯搜集、分析、诠释、呈现的能力;第四是设计力。找到最有效的方式重新创造、即兴创作;第五是整合力。要善于整合不同媒体,不同行业;第六是故事力。要把一些看似平凡的事物,用新颖、讲故事的方式说出来,让人感动;第七是行动力。必须把想法变成真正可行的方案;第八是团队力。如今不同媒体的人从生产到行销、经营都必须在一起工作,团队合作的能力越来越重要。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铭清认为复合型新闻媒体的建构是一个不断整合、优化的过程,新的形势要求新闻教育从培养人的综合素质着手,在理论、社会责任感方面要加大力度,传统只着重培养专业人才的做法已不合时宜,发展学生跨媒体工作的能力――“既能跑动、又有学问;既会管版面、又会管人才;既懂得媒体、又懂得经营”俨然成为新闻教育的必然趋势。香港浸会大学传媒学院新闻系主任黄煜也比较看重技术因素对新闻传播教育构成的挑战,因为学科的外延越来越大,使得新闻传播学科专业特性,有某种程度的不清,他呼吁应尽快“设立一套共通的学习成果架构及国际认可标准”,以使复合型、全能型新闻人才脱颖而出。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认为当代媒体的特点是:新媒体主导多元传播业态;融合媒体多介质表达;自组织形态媒体生产;急需媒体创意人才。这就要求新闻教育机构从实施理念、教学结构、评估体系等方面实践教学体制创新,培养适合当代媒体特点的人才。台湾文化大学新闻暨传播学院院长叶明德认为与公民记者相比,新闻学院培养的记者更要着重于:更熟悉数字技术,成为更好的“讲故事的人”;要有观点,有立场,大多数人要的是有意义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与成千上万的网民竞争;重新界定媒体的公共性,在培养人才时要格外注意这一点,否则对社会文明的提高没有帮助。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反对技术至上主义的教育改革取向,认为技能的掌握还是比较能够掌控的,理念的形成比技术性的问题的解决更费力气,传媒大学生不是“新闻技工”,从业界来看,解决理念的问题也更为迫切,如果我们的传媒教育只是就技术解决技术问题,不拓宽学习的领域,就无法提升传媒大学生的层次。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段京肃,香港珠海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皇甫河旺对新闻传播教育价值理性与人文主义精神的缺失也表示出了强烈的关注与焦虑。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提出,要警惕新闻教育改革比较突出的三个偏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用化偏向,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简单化偏向,应对媒体技术变革的技术化偏向。
就现状而言,目前绝大部分高校的新闻传播学讲授的还多是一些新闻传播的采、写、编、评等基础理论课程,专业面较窄,传授的技能也偏少,而且由于某些客观因素的影响,如某些院校的师资力量不足、教学经费缺乏等,致使一些学科设置不合理,课程开设不齐全,对于培养专业化媒体急需的特色鲜明的“专才式”复合型新闻人才来说更是无能为力。[3]技术与学术的争论,说明对新闻传播学教育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美国南加州大学安尼伯格传播学院院长欧尼斯特•J•威尔逊(Ernest J wilson)主张,新闻院校培养的未来人才“要写好故事、清晰地讲故事、有深刻的分析、有明确的证据,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要做的50%的内容,另外50%的内容就是有新的技能”。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院长本杰明•希尔•蒂伯坦(BenjaminHill Detenber)认为新媒介时代由于技术因素的不断演进,对于新闻传播学的师资力量有了新的需求。写作教学的能力、技术诀窍、与新闻相关技术(包括理论与实务)的教学能力、对媒体融合的理解、跨平台演示介绍的经验、对叙事与描述的理解能力以及其它相关领域如金融、科学、卫生、城建规划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必须的。同时专业基础知识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如信息收集、信息评价、事实核查、批判性思维、叙事沟通技巧、人际交往技巧和关系管理等。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认为,国内高校现有技术装备无法满足实际教学的需要,专业师资知识结构与现实需要存在落差,老化的课程体系难以应对融合新闻的挑战,他提出了组织再造、重新定位、观念革新、队伍涅磐、课程重构等一系列改革方法。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张民华认为,推进新闻与传播教育的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的创新,需要重新审视既往的、现行的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同时更应重新审视媒介化时代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与传播教育的育人目标与办学模式,特别需要我们厘清媒介化社会背景下“职场”(就业机会)与“考场”(育人成果)的“落差”与“错位”,前瞻性地把握职场需求与社会期待。
四、新闻传播教育的特色化生存
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目前,全国已有460多所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点661个,在校生达到13万人,每年的毕业生人数达3万多人。但相较于以传媒市场庞大而闻名的就业指数来看,新闻专业的毕业生也没有逃脱高校毕业生就业集体滑坡的困境。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认为各所新闻院校的生存之道在于它的优势和特色,而当下新闻传播教育面临三个困局:⑴大陆地区的新闻传播高等教育呈现“千校一面”、“千院一面”的状况,在此背景下如何突出各自的特点和差异?⑵媒介融合时代,媒介中心主义越来越被放弃掉,做广播还是做电视的概念越来越淡化,而是推出一种非媒介化和平台的意识。传统的分科如何来应对今天这个媒体越来越不分界的现象?⑶传播方式的多元化和传统意义上新闻传播学学生去向之间出现矛盾。现在的传播机构越来越多地按照业务流程再造,而不是媒介类别划分,流程再造对学生就业的多样化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认为特色化的发展道路不失为一条可行之径,而设计目标和人才需求之间的契合度如何再提高是首先要解决的;另外,每个学校应结合自己的服务理念和面向来重新设计自己的专业结构层次。
美国富乐敦加州州立大学传播学院院长瑞克•普伦(Rick Pullen)和杰弗里•布罗迪(Jeffrey Brody)回顾了美国新闻专业教育的发源正是在煽情主义泛滥的年代,准确性不够和煽情主义是当时的一个很大困扰,而今天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并威胁着新闻专业主义的生存发展。作为这场黄色新闻的教训,新闻学专业创立出专业化的课程计划。同时,现在“专业”与“非专业”的壁垒在技术提供的可能性之下岌岌可危,很多博主跳出来声称自己是记者,他们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不可能增加内容的附加值。在这种背景下,他们认为新闻学更适应于作为一种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加以推广,培养新一代的公民记者,以负责任的传统新闻价值理念培养更多的公民记者、更多优秀的博主。
在国际上现行的英、日、法、美等新闻教育传统中,美国乃至北美地区的教学传统是很多的新闻院校本科课程设置大同小异,几乎都在培养传统意义上新闻报道的记者。硕士学位课程却为学生们提供了比较广的天地,重视新的理念和目标的灌输,为社会进步服务,以便学生在将来的新闻工作中游刃有余。针对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论坛上也有经验交流,反映了不同学校、不同地区的特色差异。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介绍了深圳大学实践教学理念变革和实践教学体系创新所取得的一些经验,在广告学专业实行实战性毕业设计代替本科毕业论文的做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一做法搭建起从大学到业界的过渡桥梁。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蒋晓丽对新闻教育和传播教育进行了区分,并针对网络热炒的四川大学拟取消本科毕业论文的事情进行了澄清,说明此举的本意并不是要取消毕业论文,而是想给毕业论文找出多种方式。她认为以往的毕业论文形式已经不大适应业界对新闻学科的需要。
在国内,目前新闻传播学培养的研究生,特别是硕士生,在各个院校原有的培养目标中各有所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在发言中谈到,该院在研究生层面计划从明年开始实行“3+2”模式,面向除新闻与传播学院之外全部的文理科院系,三年本科加上两年新闻传播硕士,从本科硕士跨学科的交叉来培养复合型的人才。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姜智彬针对该院自身的定位,提出培养国际传播人才的目标使该院的教育培养方案紧密结合国际新闻传播前沿,在保持语言训练的同时,派青年教师和本院学生赴海外学习,加强与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的互动互助、合作共赢,他还呼吁与世界各国知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的交流机制能够制度化。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震结合陕西文化大省、经济弱省的具体实际,提出“向西部取资源,向东部取人才;紧扣社会需求,强化实践教学;按照媒介化时代的要求,培养复合型传播人才”的发展规划。各个地区的均衡发展有利于中国新闻教育水平整体提升,有利于适应新闻传播教育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一些来自西北和东北的新闻院系对积极参与新闻教育变革都高度认同,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他们大多制定了具体的目标和计划安排。
当今时代对军事新闻人才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主任顾黎认为第一要有胸怀全局的战略眼光,第二是要具备跨文化传播的意识和能力,第三要娴熟地掌握传播致效的策略方法。对于在新闻教育和实践中出现的刻板化、过于直露和泛政治化的现象,顾黎认为应当强化信息服务意识,学会在提供信息、保障“知情权”中实现舆论引导,避免抽象的概念、空洞的抒情和空泛的议论。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严三九对驻沪三所高校相关专业的近330名师生进行了调研,从调查结果来看,高校师生对新媒体的认知度较高,普遍看好该行业的发展前景,对新媒体领域的学习和研究兴趣浓厚;在新媒体专业人才的素质需求方面,高校师生与从业人员的看法相距甚远。尤其是在数字版权、流媒体研发、专业技术标准应用、产业环境分析等新兴领域,相关专业还没有展开有针对性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高校相关专业的课程体系无法适应高速发展的现代传媒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这其中有来自传统学科体制的束缚,也有来自于新媒体行业发展变化太快,无法构建起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实证研究,有利于初步掌握上海市新媒体专业人才的培养状况,为调整学科定位创新新媒体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一定的策略支持。
五、结语
经过大会主题发言和10场圆桌讨论,与会代表取得了几点共识:第一,新闻传播工作者和新闻传播院校应充分认识新技术、新媒体背景下自身转型的紧迫性;第二,行动比研讨更重要,从重新评估新闻传播观念的现代性入手,到具体教育目标的设计、师资队伍的培养和教学计划及课程体系的重大改革,必须有新的思维、新的举措和新的动作;第三,面对经济全球化、传播国际化和媒介现代化的语境,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特征背景下的新闻院校间的交流与切磋、沟通与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4]来自亚欧北美、港澳台等海内外众多知名新闻传播院(系)院长与著名学者,相互沟通、相互砥砺,达成了多方面的合作意向,相约为培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广阔的国际视野、深厚的文化修养、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精湛的专业技能的新闻传播人才而共同努力。
新传播技术和新媒体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极大地推动着大众传媒结构的重组或融合,极大地改变和创造着人类的传播身份、传播功能和传播行为。这种转变对新闻教育的冲击,是显而易见、实实在在的。新闻传播工作者和新闻传播院校对这种空前严峻的变动和转型,必须有足够的、充分的认识。生物进化论的核心观点是“适者生存”,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也并不是机会均等的,必须主动把握住各个可以把握的机会,才能在变动不居的时代中保持生命力。尽管本次论坛并不足以为新闻传播教育勾勒出一副清晰完整的未来图景,但新闻传播教育者已经充分认识到新技术新媒体背景下新闻教育转型的迫切,并着手确定新闻传播教育的新理念,设计未来的新目标和新方案。
(与会者观点来源于现场记录,未经发言者审阅。)
参考文献
[1]宋超:《当向潮头立――在新闻学院2009年秋季迎新大会上的讲话》,《新闻大学》2009年第4期,第1页。
[2]宋昭勋:《新闻传播中Convergence一词溯源及内涵》,《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第52、53页。
张昆教授曾在人文底蕴厚重的武汉大学新闻学院任教多年，长期担任学院的主要领导，之后又到以技术创新为特色的华中科技大学担任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两所重点高校文理互补的学术精神与独特气质，共同涵养和支撑着张昆教授对教学的全身心投入以及对教育的积极求索，也促成了张昆教授对我国新闻教育问题系统深入的思考，依此集结成为《新闻教育改革论》一书。概括而言，此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积累深厚，思考新闻教育问题
作为院长，张昆教授多年来始终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因此他能够从社会变化与不断发展的高等教育中及时发现问题，又通过教学研究过程来积极寻求解决途径。张昆教授认为，作为新闻传播教育者，应当不断深入地探寻以下问题：在一所研究型大学里新闻传播教育应该坚持怎样的培养模式？建构怎样的课程体系？怎样认识和理解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如何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如何推进教学相长？在人才培养的动态过程中，如何处理新闻院系与大众传媒组织的关系？怎样理解理论教学与专业实践的关系？怎样建设一支充满活力、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如何发挥新闻学院作为传媒业界及政府智库的作用？如何在服务社会、贡献地方的同时开拓新的教学资源？从哪些方面着手解决当前新闻教育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无一不是我国高校当前新闻传播教育亟待思考解决的具有共性的问题。
多年的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实践与探索，使得张昆教授对我国新闻传媒业与新闻传播教育界都有深入的了解。他认为，媒介化时代，传媒及其从业者在社会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日益增强的横向影响与纵向穿透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公认。传播媒介被视为社会系统的神经网络，而传媒从业者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机体的神经末梢。人们无法想象信息的中枢神经系统一旦出现神经麻痹或神经系统紊乱，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传播媒介如果不能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必将对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要促使传播媒介在社会期望的正常轨道上运行，唯有提升传播媒介从业者的思想境界，规范传媒从业者的行为举止。在这方面，大学的新闻传播院系承担着重要的责任。
意识到新闻传播教育者的重任，是为了担当。《新闻教育改革论》一书提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人才需求和培养目标。在当前的媒介化社会及信息泛滥的氛围中，大学新闻传播院系的人才培养目标，当以富有批判精神为首。一个合格的传媒人才首先必须具备理性的批判精神。所谓批判精神，就是站在一个比现实更高的层面上，独立运用各种高度的思维技巧，对历史或现实做理性的甄别和审视，对人或事进行深刻分析和解剖，以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具有健全人格、人文情怀、责任意识、协作精神、学习能力、全球视野和专业技能。唯有如此，才能胜任新的时代对传媒人的要求，满足社会的需要。但是，当前浮躁功利的价值取向及日趋颓废的学风教风，对新闻传播教育带来了极大的阻碍和伤害，导致社会转型、媒介转型环境下的中国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面临诸多困惑，影响到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对此，新闻传播教育者当高度重视，积极探索，切实履行作为教育者的社会责任。显然，张昆教授思考的我国新闻传播教育问题，实际上是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的一个缩影。
二、关注前沿，强调学生健全人格的教育培养
作为一名大学教育者，张昆教授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健全人格是决定一个人能否成为合格传媒工作者的首要条件。所谓人格，是个体所具有的与他人相区别的独特而稳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它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系统，包括许多方面，其中主要有气质、性格、认知风格、自我调控等。在社会共同体中，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不仅关系到个体融入社会的程度、与团队的合作，而且直接影响他对世界的认知及其行为方式。基于此，张昆教授提出，一个适应时展需要的传媒人的健全人格，主要包含以下几点：主动而非被动的工作态度，积极进取，发挥自己的潜能；独立而非依附的处世准则，理想观察，独立思考，公正评价；中和而非偏执的情绪控制能力，促成团队各安其位，各展所长，和谐共生；果断而非犹疑的准确选择，及时应对各种重大变化。同时还应当做到敬畏生命，以人为本；平等相处，推己及人；崇尚真理，服膺真理。在此基础上还要拓展视野，辩证思维，熟练掌握并熟练运用融合媒体各种通用的传播技术手段，提高个人品质与传媒专业品质，从而凸显传媒从业者基本素质的不可替代性。《新闻教育改革论》一书对以上内容作出了详尽的科学阐释。
张昆教授认为，目前社会上的急功近利对新闻传播教育最突出的影响，就是过于重视技能和实践环节，忽略了完整知识系统的建构；过于强调政治原则，忽略了人文精神的涵养。反映在媒体报道上，就是普通人的位置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媒体从业者心目中对人的权益、价值、尊严乃至人类命运缺乏必要的关注。所以，中国新闻教育的当务之急，不仅仅是课程体系的调整、实验设备的改善和实践环节的强化，而是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与人文精神。张昆教授敏锐的思辨能力、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新闻传播教育问题的深刻洞见，从他翔实的论述中可见一斑。
针对以上问题，张昆教授指出，人文精神是人类一种普遍的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成就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即把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一切为了人，尊重人的价值，维护人的权益，敬畏人类生命。这种精神应该熔铸在新闻传播院系的各个教学环节、各门具体课程之中，从而最终流进学生的血液，进驻学生的心灵深处。显而易见，从教育的角度而言，这种人文精神的教育滋养应涵盖所有专业的所有学生。
关注教育发展前沿，针对网络发展带给新闻传播教育新的机遇和空间，张昆教授也提出了自己新的思考。他认为，网络崛起所促成的新闻传播事业大发展，扩大了社会对于从事新闻传播事业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在专业人才的质和量方面的要求均有很大提高。这意味着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存在着极大的增长潜力，也意味着新闻传播教育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时代新闻传播教育不仅会比以前具有更大的内在动力，而且还会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新闻传播教育前景光明。对此，新闻教育界应当有足够的认识，以免错失发展的良机；要根据时展的新需求，推进新闻教育改革，为社会培养高规格的网络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结合当前的教育现实，张昆教授的真知灼见正在实践中得到验证。
三、倡导改革，重视师资队伍建设与学科发展
就教育原理而言，教育过程的本质由教师、学生、教学内容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其中，基本的教育思想需要教师明确，具体的教学内容需要教师确定，科学的学习方法需要教师指教。学生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行学习研究。所以说，教育之本在于教师，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教师的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学生的水平，教师的品质决定了学生的规格。教师在教学及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不可低估的引领作用。正是基于这一点，张昆教授认为，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根本问题还是在于师资。师资结构的不完善和不合理，导致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相对封闭。目前我国新闻传播院系专业师资结构的弊病，已经深刻影响到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才培养的质量。优良师资匮乏，成为制约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瓶颈。
长期以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锐意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的“应用为主，交叉见长”，发展到90年代的“走新闻传播科技与新闻传播文化相结合的道路，实行人文学科、社会学科与自然学科、技术科学的大跨度交叉”，办学特色鲜明，在新闻传播教育界独树一帜。作为院长，张昆教授近年来更是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这一大平台着手，遵循传媒规律，致力于建设一流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推进配套改革，完善管理机制，建构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健全完善的课程体系。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还是学科建设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新闻教育改革论》一书中，张昆教授对学院的改革思路、发展历程及办学经验等进行了具体阐述，这些经验对于现阶段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无疑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总之，《新闻教育改革论》一书，探讨当代中国新闻教育的缺失，解析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困境，阐释传媒教育的重大转型与十大关系，应对媒介转型对新闻教育的挑战。从人才培养到学科建设，从本科生教育到研究生教育，既有严谨的理论研究，又有具体的改革思路，是对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问题的系统研究，值得新闻传播教育者认真研读。
【关键词】媒体融合；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场域理论；影响因素
一、研究背景
2013年6月,为适应新闻事业发展需要，推进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综合改革,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印发了《关于加强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师资队伍建设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意见》；2018年10月，以培养造就一大批适应媒体深度融合和行业创新发展的优秀新闻传播后备人才为目标要求，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体现了国家在宏观层面对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重视。同时，行业内对媒体从业人员的岗位能力要求，也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如“能熟练运用文字、图片、直播、音频、视频等全媒体报道手段”“掌握Photoshop、GifCam等软件”“具备编辑社交平台公众号经验”等。
二、文献综述
学术研究是对现实状况的学理关照。媒体融合背景下，学者们对新闻传播教育的探讨聚焦在以下四方面：（1）以具体高校为例，总结媒体融合背景下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与创新经验。研究学者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使命与创新——基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改实践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多元主体运用各类媒体一起求证事实，并在求证过程中进行意见交流和对话是新闻传播的“新常态”，因此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做出了创建新闻传播学案例库、跨媒体传播实验教学、跨学科人才培养三大重要改革，以适应新闻传播活动的“新常态”；同时，在《以“政产学研合作”深化部校共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基本经验》文章中，学者回顾了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部校共建的四年发展之路，认为其意义不仅仅限于对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和新闻人才的培养，更是打通了高校与政府（及党媒）之间的合作通道；（2）探讨媒体融合背景下高校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通过与24位媒体从业者的深度访谈，研究学者发表了《智媒时代新闻传播学硕士培养：业界的视角》一文，文中指出：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应以培养适应智媒时代的业务实践能力为主要目标、以培养洞察与学习能力、创新能力、新媒体业务动手能力及分析数据方法能力为核心专业技能；此外《高校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革新——以西南科技大学新闻系为例》的研究文献，一方面总结了西南科技大学从重构课程体系、重塑专业实践平台、重组专业集体活动三方面培养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的模式外，还分析了高校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面临的理论学习与专业实践失衡、国内新闻传播教育竞争实力存在差距等问题；（3）探讨高校新闻传播学课程体系的建设，研究文献《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的关键任务——第十届中国新闻学年会“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研讨综述》指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新闻学组召集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责任教授郑保卫提出的“保卫新闻学、创新新闻学、发展新闻学”是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的三大核心任务，新闻学学科体系尚不完善、新闻教育渐入困境、传统内容难以解释新生现象是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同时与会专家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是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的关键目标；《信息技术变革背景下的新闻传播学科建设》中研究人员认为，要适应不断变化的信息时代，新闻传播学科必须与时俱进、自我革新。（4）探讨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原因，在《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的供给侧改革》的引言中作者提出：从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来看，不断涌现的新媒体改变了新闻的传播方式和表现形态、以及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迅猛变化的业界不断提高对新闻人才素质和能力的要求，因此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但相较于“个案研究、人才培养模式探讨、课程体系建设”的研究文献，高校为何进行新闻传播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学术探讨不多。简短的话语并不能够阐释背后深层的原因，无论是国家层面对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与创新，还是社会层面对复合型新闻人才的渴求，探讨发生这些转变的因素有利于丰富学术讨论焦点，更加明确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改革与创新的意义所在。因此，笔者结合社会学的场域理论，从社会场域、媒介场域、文化场域三个方面，对促使高校新闻传播教育进行改革与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以期厘清媒体融合背景下高校新闻人才的输出与媒体行业对复合型人才需求的深层原因。
三、场域理论视角下高校新闻
传播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影响因素“场域理论”的确立者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其中“场域”（field）“资本”（capital）“惯习”（habitus）是它的三个核心概念。“场域”是布尔迪厄在《实践的逻辑》（1990）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在社会自主的分化下，空间中由此形成各种场域，每一种场域在进行自身系统运转的同时，也会与其他的场域或要素产生互动。“资本”为场域运转提供原动力，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不同场域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也会不同。“惯习”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认为的“习惯”，它是一种具有稳定性的性情倾向系统。惯习对场域内的个人和其他行动者都具有影响作用。图1为场域、资本、惯习三者关系的示意图。场域理论的本质是对关系的一种把握与思考，它包含了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具体的视角。因此，对媒体融合背景下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缘何进行改革与创新，结合场域理论，可以实现从具体到整体、由微观到宏观的理解与把握。
（一）社会场域：宏观影响因素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16年中国新闻媒体发展趋势专题解析》显示：新闻资讯行业形成了以资讯聚合类平台、门户网站、垂直新闻客户端和传统新闻媒体共同发展的业态。虽然移动端用户红利已过，但新闻资讯的用户覆盖和网民渗透率仍在稳步增长，新闻资讯移动端仍有一定发展空间。作为一款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个性化信息引擎推荐产品，某新闻app经过6年的快速发展，成为了国内移动互联网领域成长最快的产品之一，并成功跻身新闻资讯客户端第一阵营，而诸多传统纸媒则纷纷停刊。资本的注入为互联网市场中的传媒行业提供了运转的原动力，2018年3月，在看到互联网企业带动经济增长的巨大功能后，中央网信办和中国证监会提出要继续推进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建设。因此，在资本的支持下，新媒体迅速占领了媒体行业发展的空间，进一步满足了人们阅读网络新闻的惯习。
（二）媒介场域：中观影响因素以纸媒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在广告刊登额下滑、新闻纸价格上涨、报纸接触率边缘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新媒体的迅猛发展给传统媒体带来了一定冲击，报业经营自2012年以来一直面临“断崖式”下滑，突破传统媒体的困境，才是媒体行业亟需解决的问题。根据CTR市场研究公司的《2017年传媒市场趋势发布》显示：媒体行业形成了传统媒体生态圈、互联网媒体生态圈和以分众为代表的出行场景媒体生态圈的格局。随着三大媒体生态圈的发展，对媒体从业人员的工作思维、工作方法、工作内容等方面也相继提出了新要求。以“传媒圈招聘”社交平台公众号发布的招聘信息为例，2018年9月25日“新华社新媒体中心融媒体招募实习生”信息中，其中一条岗位要求就是“有主见、有观点、有风格、有担当”；2018年9月27日发布的“米未传媒年度大招募”中，对米果团队内容创意实习生的要求是：脑洞奇特有想法、撰写过社交平台公众号文章加分；2018年11月4日发布的“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招聘公告”中，招聘条件之一是“掌握新媒体传播方法、渠道、能独立完成新媒体运营者优先”。可以发现，媒介融合背景下不论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对从新闻传播人才的职业素养要求越来越全面。
（三）文化场域：微观影响因素高校某一专业的就业率越高、学术成就越多不仅能体现高校的办学能力，还能帮助自身聚集更多的资金支持，助力学校发展建设。面对媒体行业的发展变化、以及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高校作为文化传播的主体，具有为行业培养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的责任。另一方面，从高校自身来讲，对知识的输出时刻保持新鲜性，尤其是新闻传播专业，这有利于高校自身专业学科的长足发展。因此，面对媒体融合发展大势高校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模式等教育惯习方面纷纷做出了改革与创新，以适应社会对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的需求。
四、结语
摘要：随着几十年的发展，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已经与我国整个高等教育事业和全国新闻传媒业的生存与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从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入手，提出了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思考。同时综观中外新闻史，新闻作品大多数都运用了文学手法。新闻报道为了向深度和形象化发展，也会经常借助文学手段。
关键词：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文学叙事；新闻语言；文学语言；文学手法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
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
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
20 世纪90 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
伴随着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有了高等教育与现实中的传媒行业的结合，所以文学手法也随之进入到了传媒事业的发展中体现出传媒行业新的要求和新的
二、文学叙事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
伴随着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于上世纪60 年代在西方社会出现了新新主义，强调用小说的笔调来写新闻故事，这深刻地影响着新闻报道方式，“为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与写作手法，在报道方式上人为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强调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虽然新新闻学重点突出的是主观色彩，其诸多理论与方法也不能承担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功能，似乎不符合“新闻”真实、客观的要求，但新新闻主义的初衷也是为了更准确、更真实地向受众反映事实，传递信息。
今天，用文学的叙事手法写的新闻稿、小说化的新闻、散文化的新闻等多种形式已屡见不鲜。“各报的记者们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让‘实话实说’的新闻借助文学的手法去‘实话巧说’，使之更为深刻、精致、感人并富有文采，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三、新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一致性
从语言学角度来衡量，文学语言与新闻语言具有同一性。两者都具有语言的一般特征，都是对客观经验世界的文字表述。作为新闻写作的主角，也有可能同时成为创作文学作品的主角，兼有新闻写作主角和文学创作主角的双重身份。
在讲到语言的运用时，对语言的要求普遍认为语言要“准确、鲜明、生动”。从新闻的功能上看，新闻要“传递信息沟通情况”，所以“新闻语言必须要准确，概念明确，论断正确，就是要恰如其分地反映客观情况，报道事实，描写人物容不得半点含糊不清，说一是一，是二就说二”。同样，文学语言也必须准确。它的准确是艺术意义上的准确，就像福楼拜说的那样“我们不论要描写什么事物，要把它表现出来，只能用唯一的名词；要赋予它运动，只有唯一的动词；要赋予他性质，只有唯一的形容词，我们要苦心探索，非找到这个唯一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不可，仅仅找到这些名词、动词、形容词的相似词千万不要满足，更不可以因为搜索困难随便使用一个来搪塞了事”。
四、新闻中运用的文学手法
适当运用文学表现手法是增强新闻可读性的根本途径。新闻几乎对所有的文学表现手法（虚构除外）都可采取“拿来主义”，但最应当掌握以至运用纯熟的是描写、对话、议论三种。
新闻尤其是消息，要不要有描写，至今仍有不同的认识。但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发展，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种种束缚已成共识，描写已被广泛采用。恰当运用描写，可以把新闻写得生动形象、富有文采。其主要作用有：能够再现环境，创造气氛，引人入胜；它可以用实景代虚言，剔去空洞无物的陈述，增添新闻的形象美；它可以托物寓意，形成含蓄的意境。
新闻（主要指消息）中的描写是从属服务于导语的整体设计的，它必须把新闻的五要素容纳进去，描写的本身必须同时是对新闻事实的报道，或者是对新闻事实不可少的衬托。需要注意的是，新闻中的描写不在多，而在准；不在细，而在精。好的描写着墨不多，三五个字，几个词组，一两个短语，让读者略有所感便戛然而止。
在新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名篇佳作中，有不少正是以娴熟的对话艺术赢得了读者。看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题材，是应该予以采纳的一种方法。新闻中的对话，是交代情节、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更是展现新闻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时代精神，深化新闻主题的有效方法。
新闻中要掌握的议论，一般为直接议论和间接议论两大类。前者就是对新闻所传播的事实，直接进行阐述、评论，指明意义，揭示本质；后者则是通过第三者之口，间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态度和见解。不论哪一种，运用得当，均能收到“缩尺成寸，一语中的”的良好效果。
参考文献
[1] 芮必峰、姜红：《新闻报道方式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年12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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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镝、李伟：《谈谈新闻语言的准确性》，2001 年6月版。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推进与发展，媒介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完善，特别是在全球化经济结构调整和新媒体产业迅速崛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传统新闻媒体的文化传媒功能也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并增加了新的社会主体身份，在社会文化生活中逐渐扮演起现代教育者的角色。而且，随着现代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与实施，新闻媒体传统社会文化传播功能在不断完善与发展的同时，又呈现出其作为现代教育者的新的功能特点与独
特性。
1 新闻媒体作为现代教育者的特殊性
新闻媒体作为现代教育者所具有的特殊教育功能，在传统的新闻传播理论领域，都没有明确的阐述与说明。在传统社会文化传播中所起到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出，新闻媒体实际上还具有教育的功能，特别是伴随着新的教育理念的更新与新闻传媒技术的不断发展，新闻媒体作为现代教育者的身份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与重视。
首先，新闻媒体作为现代教育的主体，不仅包括传统的新闻传播媒介，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还包括现代的如互联网、手机终端等。在引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现代信息技术的同时，还具有监督社会生态体系、服务大众文化娱乐等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在日常的传播活动过程中，由于受自身特点的限制，以及传播客体所处的社会即时背景与客观因素的制约，不可能完全的呈现所有事件。而且新闻媒体本身作为社会文化舆论的引导者，代表的是公众的主流意识，因此在对信息的选择、信息的加工报道方面，必然会以社会文化舆论为导向。
其次，新闻媒体作为现代教育者针对的教育客体更加广泛。这也就无形中提升了新闻媒体发挥好教育功能的难度，一方面新闻媒体要在现代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下，抓住所有机遇与挑战，充分发挥其原有的新闻传播功能，另一方面又要尽可能多的争取受众，最大化的发挥其教育功能。根据信息传播的然率公式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信息的接受通常是由一定的选择性的，与需要浪费更多时间获取的信息相比，更喜欢接受花费时间较少，更容易被理解的信息资源。因此，在现有的社会生活语境中，新闻媒体要想获取更多的受众，即现代教育对象，就必须最大可能的降低教育客体媒介接触的时间及物质成本，同时提高教育客体对新闻媒体传播教育内容的满意度。
除此之外，新闻媒体作为现代教育主体，其教育内容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与传统教育主体为学生传授单一的理论知识或特定的技能水平不同，新闻媒体作为现代信息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特殊的教育者，无形中就会对人们的思想言行、价值取向等起到一定的影响。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说，新闻媒体所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本身就具有教育和引导人们的思想价值、社会理念的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新闻媒体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原本已经具有特定的教育功能。
2 新闻媒体在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发挥教育功能的特点
新闻媒体发挥现代教育功能的实质就是通过对社会各种资源的充分利用，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传播力与社会公众影响力，从而达到引导和宣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的目的。新闻媒体在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所具有的教育功能，本质上是其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所具备的一种特有的功能。而且由于新闻媒体传播信息来源的权威性，传播过程的专业性，以及媒体受众的广泛性等特点，使新闻媒体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媒介比传统的教育方式更具有影响力。新闻媒体对某一事件的关注报道，促使受众对事件本身以及事件相关事件进行广泛讨论，从而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促进事件本身的解决或相似事件的规避。
与传统教育形式不同，新闻媒体教育功能特点的发挥是建立在新闻媒体本身所特有的作用机制与作用方式之上的，主要具有非线性、隐含性、两面性的特点。
新闻媒体教育功能的非线性特点主要是指新闻媒体作为现代教育者对公众的教育不同于传统的教育途径与教育方式，它在教育方式上并不是对公众直接单纯说教，在教育内容上也不是从低到高的系统线性教材，它对受众的教育具有曲折性的特点。但是另一面，新闻媒体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者，其教育功能的发挥，并不像传统的教育主体那样有着明确的教育目标、严密的教育体系、固定的教育模式等等，它是通过信息传播来实现的，但是信息传播过程的本身又具有发散性、复合性等特点，这也就决定了新闻媒体教育功能的非线性特点。
新闻媒体作为特殊的教育主体，其教育功能还具有隐含性的特点。在传统的教育活动中，家庭或学校的教育通常采用一种向受教育者明确教育目标、教学任务、教学预期达到的效果等显性的教育方式。一方面是因为新闻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其本身并不具有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功能，信息本身所蕴含的教育内容就需要受众去挖掘、去发现。另一面，公众在轻松地接收信息的过程中，不自觉的完成对信息承载的内隐性教育内容的接受。因此我们说，新闻媒体无论是在教育方式还是教育内容方面，对受众的教育都是隐蔽的。
内 容 提 要 本文采用抽样调查、内容分析和个别访问的方法，从课程设置的角度，探讨以美国为主流的新闻与传播教育汇流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过程，并由此探讨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的走向。 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从最初重视人文学科基础和专业技能训练的传统模式，历经历史变迁，逐渐融入社会科学研究，重视跨学科发展，内容由窄渐宽，培养目标由专才而变为通才。现今新闻教育内容已经包括新闻、广告、公关等所有的传播领域。这也是目前美国传播市场对人才的需要。 威斯康星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是综合性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中的典范之一。几十年来该学院一直按照分专业的教学模式发展，其基础课程设置和5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全面丰富，强调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方法的培养，很有特色。这种模式对目前中国的新闻与传播教育颇具参考价值。 最近两年该学院致力于课程改革，取消原有的专业，代之以新闻学和战略传播两个方向，在战略传播方面又发展出新的特色。改革的目的是打破专业界限，着眼于传播通才的培养，以适应复杂环境中的不同媒介。这个新的课程模式已然成为美国主流新闻与传播教育的发展趋向。 宾夕法尼亚大学安那堡传播学院是重视传播研究的典范，重视跨学科建设，重视各层次学生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训练和基础素养的培养，强调传播学核心课程，比较系统地开设有传播学各层次多领域的丰富课程。 新闻专业性研究院的传统是哥伦比亚大学奠定的，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人文学科底蕴和专业技能的训练，把写作、新闻法规与伦理定为核心课程。加州大学柏克莱新闻研究院在专业教育中还讲求特色教育，课程重视本土特色和跨学科特点，视野比较开阔，与时事和社会变迁紧密联系。新闻研究院的传统目前正面临跨学科的挑战。 新闻教育是从人文传统逐渐与社会科学汇流的，并以社会科学作为主要基础，由此开创了跨学科多元化发展的潮流。 主题词： 新闻与传播教育 课程设置 跨学科 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 Abstract By approach of sample research， content analysis and interview，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cess of the converging of the mainstream of the education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to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in USA， and based on that discussion， it will probe into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of the education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 American education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ck to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the recognition of the foundation of humanities and training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After going through many historical changes， it gradually blended into the study of social science， attaching more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rrelation of different subjects while the study range widening. The aim of the education changed from cultivating an expert to a generalist. Currently， the journalism education has been broadened in range to include the press， advertising， public relations and other fields in communication.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is one of the examples of the integrated education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For successive several decades of years， that School has been developing itself by sticking to the model of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specialities， there are basic courses and 5 sequences. The curriculum setting is comprehensive. Emphasis is on the cultivation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based on statistics in social science. It has its own features. This model can be served at a valuable reference to the current education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China.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that School bent to the reform of its curriculum， replacing the formerly sequences with the two tracks of journalism and of th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And new characteristics have emerged in the education of th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The purpose of the reform was to break down the confines of the professions， with a view to cultivating the generalists so as to adapt themselves to different mass media in complex context. The new curriculum model has become the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 of the mainstream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USA.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is a mirror in stressing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it pays much attention to interdiscipline， to the training of the student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study in humanities and methodology in social scie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 basic accomplishments. It also pays attention to the core courses of communication. The courses are systematic and colorful， they are in different levels and covering different fields. The professional tradition of the journalism study institutes began from Columbia University at the very start， it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ities attainments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writing， press regulations and ethic were chosen as the core courses.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also tried to have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e curriculum projects reflected the local features and interdiscipline， field of vision was relatively wider. The subjects are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current affairs and social changes. The correlation of subjects is now putting a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 of that Journalism Institute. The education of journalism has gradually blended from the tradition of humanities to social science， and made social science as its main base. From that point， the trend of correlated and plural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of journalism has begun.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历史文献研究、抽样调查和内容分析的方法，从课程设置角度研究典型的新闻教育模式。 本文的抽样研究采用类型抽样方法。卡耐基委员会发布的一项权威性研究报告，曾将美国的高等院校分成4大类。Oregon大学新闻学院在80年代做的一项关于新闻与传播教育研究课题报告中，依此分类模式按类型、规模和形式，将新闻与传播学院系分为以下4类：（Univ. Of Oregon， 1984） 第一类是综合性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这些院系设有本科、研究生、博士生教育，并专设传媒业研究机构和研究中心。如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印第安那大学、伊利诺伊斯大学的新闻与传播院系； 第二类是以传播学研究为特色的传播教育。这类教育很少专业导向，培养传播通才，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传播学院； 第三类是专业性研究院。他们以培养记者、编辑、广播专业等人才为主，如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新闻研究院； 第四类是只有本科专业的学院和社区学院。设有新闻和传播的课程，规模较小。 前3类可以称作美国主流的新闻与传播教育模式。本研究以这3类为总研究样本，从每一类中随机抽取一个分类样本，即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School of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宾夕法尼亚大学安那伯传播学院（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加州大学（柏克莱）新闻研究院（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对其课程设置、办学方向及特色等方面，探讨世界主流新闻与传播教育融会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情况。 人文学科（Humanities）一词源自拉丁文humanists，意即人性、教养，指与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后泛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刘大椿，2002）是人类精神文化活动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如语言、文学、音乐、美术、宗教等作品及规范、技能。社会科学则是与人类在社会与文化方面的行为相关的科学的分支，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人文地理学等。（《大英百科全书》） 二、新闻教育潮流：以人文学科为基础，融会社会科学 1、美国潮流：从人文传统走向融合 世界最早的新闻教育起步于美国，早在1869年，弗吉尼亚的华盛顿学院就开设了“印刷与速记”课，并让学生参与报道和印刷实践。1878年，密苏里大学开设了新闻史课程。189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商学院曾经开设最早的广义上的新闻学课程，第一次将实践训练和理论引导结合起来，开设了“制作报纸的历史和艺术”、“诽谤法和商业管理”、以及报纸实践、当前事务专题讲座、记者开设的讲座等5种课程。1908年，世界第一个新闻学院在密苏里大学正式创立，开创了传统新闻教育模式。（Sutton， 1945; UNESCO，1954）1912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院成立，也是走重视人文学科、以语言文学为基础的路子，强调采写编评方面的技能课程，创设了重视人文学科基础和专业技能训练的传统。中国的新闻教育就是沿承了这种传统。 其后，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经过了几段重要的历史变迁。20年代开始，威斯康星大学新闻系开始挑战由沃尔特·威廉（Walter Williams）开创的密苏里式的职业训练模式，其创始人布莱耶（Willard G. Bleyer）认定新闻教育应当包括一整套的知识，应当给学生广博的知识背景和一部分新闻方面的技能训练。他的课程设计成为全美大多数新闻学院的基本蓝本。在四年制新闻本科的课程中，他规定新闻学的课程只占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应当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历史和英语等内容。他的观点至今对美国的新闻教育产生着重要的影响。1922年他在威斯康星组建了一个舆论学研究生研讨班，他的课是用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和发现去考察大众媒介在社会中的角色。他的新闻教育的核心课程是新闻学原理，以便学生理解报纸会对读者的观点、道德、品味和生活标准方面尽可能产生影响。20年代他还在政治学与社会学的博士课程中，开设新闻学辅修，奠定了新闻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 传播学大师施拉姆也在跨学科新闻教育方面作出过贡献。1943年至1947年，他任爱荷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时，曾重组本科生新闻学课程，减少了写作、编辑技能，代之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内容。施拉姆还提出，博士生课程必须具备7个方面：传播史，传播法，传播与政府的关系，舆论学，传播与世界事务，传播学研究方法，传者的权利与责任。同时，每位博士生要从下列项目中选学3方面的技能：印刷、设计和排版，口头传播，写作传播，图片传播，电子学，声学，传播经济学。课程核心是内容分析和调查方法、宣传学、舆论学。博士生指导委员会由他本人、研究生院院长以及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演讲学的教授组成。（Rogers; Chaffee， 1994）类似的跨学科的传播学博士项目，同时也在明尼苏达、斯坦福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稍后在密西根州立大学、伊利诺伊斯大学建立。 到1950年代，美国新闻教育内容已相当广泛，一些学科相对独立，比如原来隶属于新闻学下的广告，在不少新闻学院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Peterson， 1960）当时多所新闻学院都以分专业为模式（sequence curriculum），包括广告专业、广告管理专业、农业新闻专业、家政新闻专业、管理专业、社区新闻专业、杂志专业、期刊新闻专业、广播新闻专业、新闻编辑专业等。新闻教育的核心内容包括3个方面：一是专业的和综合的课程；二是训练学生的实践技能；三是专业性伦理道德教育。（UNESCO，1954）此后，新闻与传播教育发展迅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调查中指出，各大学提供了非常广泛的课程，新闻学院75％的课程是通识教育的内容。（UNESCO， 1958） 60年代，新闻教育的角色和任务仍在调整之中。值得一提的是，Syracuse大学得到传媒大王纽豪斯200万美元的捐赠建立了纽豪斯传播中心，并在拥有1亿美元的纽豪斯基金会资助下启动该中心。纽豪斯的捐赠是用于鼓励更多跨学科的大众传播研究，用于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捐赠者希望新闻教育比当时更重视基础性、哲学性内容和公共政策。（Peterson， 1960） 此时的新闻教育主流，正在从传统的培养报纸记者的职业性方向，转向更广阔的空间，重视各学科的融合，重视研究，重视大众传媒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和哲学的情境研究，传播教育的内容包括整个人类传播，目标是培养能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中任职于报刊、广播、电视、广告和公共关系等方面的人才。大多数“新闻学院” 倾向于淡化新闻学，纷纷改称“传播学院”或“新闻与传播学院”。密西根大学取消了新闻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减少了新闻学课程。（Beasley，2002）各院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注重自己的研究特色，比如威斯康星大学新闻学院在量化研究方面就很有特色。该学院把统计学视为博士生研究的基础，以统计学作为研究工具。一些著名学院开始建立研究机构。明尼苏达大学、密西根州立大学、斯坦福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伊利诺伊斯大学等在50年代前后都开始设立新闻与传播研究机构。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中心在1959年成立后的一年内，研究项目竟达33项之多。（Peterson， 1960）当时新闻教育的变化如此之大，“新闻学院”一词简直就失去了意义。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Mills教授曾说：从60年代开始，传播新闻教育时常被肆意抨击。（Medsger， Betty， 1996） 目前在美国大约有14万学生在进行4年制的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课程学习。据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EJMC）的年度调查，在1998—1999学年度，估计有35000名学生取得了学士学位，3000名学生取得了硕士学位，1000名学生在读博士。（Beasley，2001）那么，市场对新闻教育的需求到底有多大呢？美国报纸主编协会（ASNE）的调查显示，2001年美国日报净裁2000个记者职位。过去美国媒体用人量的标准是，每1000份发行量就有1位工作人员，现在这几乎成了神话。据2002年5月的调查，仅《纽约时报》接近此数，《华尔街日报》每3000份发行量有1人，《今日美国报》则是每5250份销量才有一人。而同时，美国大约有300份报纸缩减版面和规模。1999年，新闻与传播专业毕业的学生进入传播领域工作的有65.1%。单纯在某个领域的毕业生已经不是市场所需求的，在美国，报刊、广播电视、公关公司、广告公司、新媒体领域，都更愿意雇用新闻与传播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因此需要学生是“传播通才”。 近十数年来，新闻教育内容已经包括所有的传播领域。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EJMC）年会，近年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即传统新闻学的出路问题，其中有一个共识是：传播领域包括新闻学、公共关系学、广告学等多个方面。（Medsger， Betty， 1996）2002年8月AEJMC年度研讨会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前《波士顿环球报》总编Michael Janeway还在《纽约时报》撰文呼吁改革课程。（Janeway， Michael， 2002） 融会多学科的传播学成为教育的主流，这一点从美国几个主要专业学会的年度论文中也可见一斑。据统计，截止2000年，美国有72个新闻与传播学院设有传播学博士项目，其中42个学院的博士生在1994至1998年在全国传播学会或国际传播学会年度论文中获奖，根据一项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生项目的权威目录，这些论文可归属到下列多个领域：广告，合作及组织传播，传播学概论，人际传播，媒介研究，新闻学，电子传播，电子助手管理，戏剧等。（Musambira， 2000） 不只是新闻与传播教育，美国教育的其他领域也都在扩大与融合，学生修读多专业成为潮流。据《纽约时报》最新报道，为了应对市场的需求，美国大学生修读两个、三个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多，甚至有修读四、五个专业的。不少新生入学之前在中学就已修读了多学科的高级课程。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有四分之一的毕业班学生修读两个专业。有的大学有一半学生修读多专业或多学位。（Tamar Lewin， 2002） 2、 中国的“胡同式”教育 新闻教育的目标主要是满足传播媒体的需要。近3～5年内，中国政府对新闻传媒将继续奉行控制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增进效益的方针，传媒基本上维持现有的规模，对新闻学类毕业生需求量有限。据调查，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传媒对本科毕业从事一般新闻采编工作的人才需求量已接近饱和，今后不再录用大专层次的毕业生。（何梓华，2001）同时，各类非新闻专业毕业生也蜂拥至媒体希望分食一杯羹。研究显示，2000年以前大约50万新闻从业人员中，只有3万人员来自新闻专业，也就是说，95％的从业人员来自其他专业。《北京青年报》每年招聘记者，报名与录用的比例在50：1左右。（张延平，2002） 当然，在政策范围内媒体的增多和扩容，还是给了新闻人才一定的空间，据最近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北京市场最急需的人才是媒介、咨询等行业，而不再是前几年的IT、商务行业。而目前大学生中大约有42.1%对所学专业不满意；65.5%的学生表示有可能的话另选专业。（《北京青年报》，2002年6月10日p.36） 中国的高等教育施行的是专业模式，有人比喻为“胡同式”教育。在中国科协2001学术年会上，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说：“我以为清华大学学生的平均水准要比美国哈佛大学学生的平均水准高，因为这些考上清华的孩子是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最优秀的青年。”但中科院院士杨福家认为，在个人创造性、知识广度等方面却并非如此。在哈佛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并不分是哪一个系的，他们可以自由地选课，在知识的大观园里游览、思考，到第三年他们才决定主修什么课程，这样，学生的知识基础就很雄厚，素质提高得很快。中国大学的学生一进校园就被分到了某一个系，这就好像把他们全部领到了一个个的窄小的胡同里让其成长。“你让学生怎么充分发展？” 因为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新闻专业教学方案很难做到跨学科、跨专业。新闻专业本科毕业的学分数在150个左右，学生除了修学分，很少有精力再去学别的了。有的大学已经改革到130个，但教学管理部门的指令性课程达50学分以上（当然这些课程有的在通识教育的范畴）。在剩下的学分中，本专业最基本的一些课程又占去了不少学分，最后所剩可供学生自由选择课程的学分、可供学生自由使用的时间都少得可怜。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校中跨专业选课基本上成了无法实现的空话，通才教育无从谈起。 另一方面，新闻实务界对人才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实务的竞争，已经从80年代的稿件层面上升到90年代的版面层面，进而激烈到版组层面，现在俨然进入机制层面了，他们需要的是既能采写、又肯研究有创意，既会管版、又懂合作会管人，既懂媒体、又懂经营的复合型新闻人才。（张延平，2002） 中国所禀承的美国传统新闻学教育，在现实中就遇到了太专太窄的问题。新闻实务界认为：如今新闻系毕业的学生，做新闻上手很快，但发展潜力不如非新闻专业的学生。他们做突发新闻可能会很到位，但是做那些深度性的报道，就远不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背景的学生。不少发展迅速的市场类媒体说，这两年我们不愿意引进新闻系、中文系的毕业生，新闻系可能是以任职传统党报为培养方向，不能适应正在变革的媒体格局。（陈昌凤，2002）另据中国记协的统计，在获全国性新闻大奖的人员中，新闻专业毕业生的比例很低，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中国新闻教育的质量不够理想。（童兵，1999）有媒体主管甚至认为，我们过去4年的大学本科，用很多的精力在教新闻技能，其实这些技能教育有一年就足够了。（陈小川，2002）新闻实践并不是新闻学教育的目标，就象外科医生的目标并不是开刀、而是如何把病人治好，新闻教育应当教给学生人文追求和综合素养，使他们有超出职业能力的理想和目标。 英国传播学者S.Splichal和C.Sparks在考察了22国的新闻教育之后，提出21世纪的传播人才应该具备4方面的素养：广博的知识，客观的视角，批判的态度，准确的判断；及3种才能：清晰准确的写作才能，传播才能以及创造才能。(Splichal & Sparks，1994，1989) 新闻教育重视的是综合素质和独创性的培养。新时代的中国新闻人才，应兼具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素养，视野开阔、知识面广、综合素质强、富创造力。 3、从新闻学到大众传播学 新闻学是研究新闻活动、新闻事业及新闻工作规律的学科，是从“报刊学”开始的，研究中心也是报刊。新闻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式的定性研究。早期西方新闻学研究，重视历史、哲学、宗教等背景和影响，如名著《报刊的四种理论》。大众传播学可以说是从新闻学延伸出来的，但研究范围更广阔，包括报刊、广播、电视、书籍、电影，研究方法是以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为主。传播学起初是从研究媒介效果开始的，在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结合后，历经几度枯荣，从而成为一门科学。 大众传播学兴起以后，新闻学的地位逐渐消减，著名学者、新闻教育学家Evertte E. Dennis甚至将新闻学称为“濒临危险的物种”。随着传播学研究的深入，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视角，放在了新闻传播过程方面，关于新闻传播活动的人际层面的特点、规律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却忽视了传播本身与社会的关系、传播作为社会交往的特征和规律，用梅尔文·德弗勒等人著的《大众传播学诸论》中的话说，是“忽视了社会‘大图象’，忽视了长期或大规模的社会力量会关系到人们受大众传播影响的可能性”，最后基于量化方法的实证式研究不免陷入困境。于是，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西欧的批判学派开始受到关注。不少学者正重新梳理研究，试图更注意传媒与社会体系的研究。 中国传统的新闻学历来重视从社会体系的层面，尤其是从政治的角度，把新闻媒介机构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文革以前，新中国的新闻理论基本上是党的新闻机构理论；改革开放后，研究视野从机构推移到新闻本身，有学者提出，新闻学是事学，这样就构成了新闻、新闻事业、新闻工作的基本体例。这样的研究，又忽视了人际的层面，不重视研究传者、受者（有人称“人学”）的层面。所以80年代刚刚引进“反馈”、“双向交流”概念时，许多人都觉得十分新鲜，有些学者、新闻工作者言必称“双向交流”，认为这也正是党报理论的一个方面：既是党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为党服务，又为人民服务；既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由此，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传播学开始在中国渐渐受到重视。 传播学在与其它学术领域分工与整合中，产生了其它学问的应用科学，如政治传播、组织传播、教育传播、健康传播、环境传播、危机传播等跨学科的新领域；传播学在其它学科基础上，逐渐自立门户，形成了一部分分支，如：传播社会学、传播生态学、传播政治经济学、口语传播学、大众文化、传播的文化研究、传播的批判理论等，大大丰富了传播学的内容。也因此，新闻与传播教育视野开阔起来。数十年前，西方新闻与传播教育的主流，就已经渐渐从新闻学教育转向传播学教育。 三、跨学科的教育：威斯康星个案研究 1、宽口径的教学模式：重视课程广度和深度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于1905年开始开设新闻课程，1912年设新闻系，1927年设新闻学院。现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下设于文学与科学学院。该学院有悠久的传统、很强的教师阵容。50年代前后，该学院就开始走专业教学的路子（sequence curriculum，系列课程）， 本科设有农业新闻专业、家政新闻专业、杂志新闻专业、广播新闻专业、新闻编辑专业。（UNESCO，1954）经过调整，2000年以前的约30多年里，本科设有5个专业：新闻与编辑、广电新闻、公共关系、广告、大众传播。这样的教学设计基本上也是同时期美国主要新闻与传播教育的思路。近年，这种专业设置方式已经得以改革。 威斯康星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从大学二年级下学期学生中选拔新闻专业学生，要求学生入专业以前已经修满40学分，并且已经修读过“大众传播概论”一课。本科生毕业要求120学分，其中要修新闻与传播学专业30～40学分，专业以外80～90学分。 专业外的课程相当广泛，可以是商业、工程、农艺、生命科学、教育等多种领域，其中在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所隶属的“文学与科学学院”的总学分不少于100。专业以外的课总体包括两类课，一类是概论性课程，一类是高级课程。 社会科学概论类课程，包括8个领域，分别是：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文科综合课程，哲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学生必须从3个不同院系各选1门课，其中必须有一门经济学或政治学课程。 社会科学高级课程中，必须修满12个学分。它们可以包括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但必须包括一门高级历史课程（人文类或新闻学历史课程不在其列）。/www.journalism.wisc.edu， 2001年6月。现已改变） （1） 新闻编辑专业课：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