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声音李秋泽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国好声音李秋泽，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第1篇

关键词：话轮 话轮转换 话语标记 重叠

一、语料转写

《中国好声音》是由浙江卫视在2012年播出的大型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源于荷兰一著名电视节目《The Voice of Holland》。节目播出后，引起了全社会的热烈反响。这一节目的第一阶段是“导师盲选”：明星导师背对学员，仅选择声音，不受其他任何因素的干扰。如有导师在学员演唱时按下选择按钮，则标志着学员被该位导师纳入旗下。当有多位导师同时选择同一学员时，选择权便握在了学员自己手中，此时导师间的“你争我夺”将是非常有趣的看点。导师“你争我夺”的过程，包含了许多语言现象。笔者节选了较具代表性的一小段，对其进行了话语分析。

运用剧本式记录法（dramaturgical notation）对《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第三期中一位选手演唱后的导师抢人过程进行了转写。在这位选手唱过之后，四位导师都转了身，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夺。

（汪：汪峰 庾：庾澄庆 选：选手 那：那英 张：张惠妹

： 停顿;

……省略内容;

话语的重叠

（0.2） 停顿0.2秒）

1.汪：你是第一个让我们四位导师循序渐进地最后都这样了的。

2.庾：好样的。

3.选：谢谢。

4.汪：介绍一下你。

5.选：我叫李秋泽，家乡在天津，今年三十岁。

6.庾：你知道，（1.0）这一开始啊，万万是没有想到……

7.那：你先喘一喘。

8.庾：我喘不过气了，（0.5）我好紧张。因为他后面在玩一些嘻哈、饶舌的东西，但大部分的嘻哈饶舌歌手，唱功都没有那么好。

9.张：对，我其实刚刚蛮激动的。因为原本想再更早一点转身看看。但刚刚哈林哥讲得对。如果会唱一个R&B的歌手，我们的想象大概就是（0.2）

10.庾：

11.张：然后，后来我看到你的节奏的时候，那个律动性非常的好，我整个人，我是背对，但是我被你的声音已经带到（0.2）快要跳起来了。

12.选：谢谢。

13.张：所以我几乎是用“飞”的转身。

14.庾：哎呦。

15.选：谢谢。

16.庾：那你在音乐上有任何的学习或者表演的经验吗？

17.选：我差不多十五岁的时候就有出来唱歌，然后（0.5）在音乐这条路上，差不多走了十五个年头。

18.庾：十五岁一直到现在，刚刚那个编曲是……

19.选：是我自己在家里完成的。

20.庾：厉害！太爽了。

21.张：太厉害了！

22.汪：你可以让我们跟着你，这样疯狂，包括哈林已经快不行了。

23.庾：啊？

24.汪： 这已经足够了。因为音乐要达到的就是这个。这个时候不需要评说，说你哪一种唱法该怎么样，事实上这都是对的。因为我能感觉到你心里那股劲，在台上。这就是我觉得你最有光彩的那一面。

25.庾：那（0.2）大家都需要你。可是（0.5），谁能跟你一起玩，我想， 做决定。

26.那：

因为我这个队，没有你这种类型。我需要你（0.5）李秋泽，帮我队加分。

27.选：谢谢那姐。

28.庾：她让你帮她加分，我让你跟我一起玩儿，这是不一样的哦。

29.那：来了我的队一样玩。（舌头打卷）

30.庾：你刚这是饶舌。

31.那：

32.庾：

33.那：停！而且，我觉得，李秋泽，李秋泽说话的声音，也很有魅力。而且你的心态，非常的好。

34.汪：我拍下去，就是因为你那个节奏，我觉得，我可以给你更多你所需要的。

35.张：小泽，我在这边。

36.选：阿妹老师，你好。

37.汪：你的表白里可不可以不说Family。

38.庾：（大笑）

39.张：峰哥，我正要说。

40.汪：OK，好。

41.张：我的Family需要（0.2）你，像你这样的非常男人的声音加入。因为呢，我们需要有一个镇得住脚的声音，那就是你了。而且，其他老师，也许可以教你怎么唱歌，我可以教你怎么又跳又唱。

42.庾：额……我们健身院需要一个有氧教练，我觉得你很适合。你整个肢体，音乐形态……

43.张：（笑）

44.庾：我不能开“健身院”啊？

45.张：你可以。

46.汪：你为什么来到这里。

47.庾：来来来，说说看。

48.选：因为我刚刚有讲到，其实我十五岁的时候，很早就出来唱歌。然后没有靠过家里面，其实经历过很多。然后，每次我觉得，当一件事情快要接近成功的时候，仿佛总是与“幸运女神”擦肩而过。但是我今天觉得，我站在这我已经很幸运了，而且四位导师都为我转身。我觉得今天晚上，“幸运女神”已经站在我这一边。

49.庾：哇……

50.张：哈林哥，你有没有听到他讲两次（0.5）“幸：运：女：神：”，可能范围缩小了， 戏了。

51.那：

52.庾：

想要，我也可以当“女神”的

53.汪：可能我和他们的方式不太一样。我只想告诉你，对于一个像你这样的男人，我可以让你更棒，让你更有劲儿。（1）你现在可以做出你的决定了……

二、话轮转换（turn-taking）分析

（一）话轮的概念及话轮转换的方式

日常生活中，许多的会话活动都是多人进行、十分混乱的。但会话都存在一种普遍现象，那就是通过话轮转换（turn-taking）不断地进行下去。目前，对话轮（turn）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我国学者普遍采用的界定是由李悦娥、范宏雅提出来的，她们认为：话轮是指在会话过程中，说话者在任意时间内连续说的话语，其结尾以一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角色互换或各方的沉默等放弃话轮信号为标志。话轮没有固定的长度，既可以是一个词，也可以是一段话，会话参与者的话轮顺序也没有明确规定。但通常，同一时间内只有一个参与者在说话。话轮从一个参与者转移到下一个参与者时，会产生一个转换点，这个点叫过渡关联位置（transition-relevance place）。通常话轮的转换会有以下的三种方式：

1.如果当前说话者选择一个人作为下一个说话者，那么这个被选的人有权利作为下一话轮的说话者。

2.如果当前说话者没有选择下一个说话者时，那么其他会话参与者可采取自我选择的策略主动争取发话机会。

3.如果当前说话者没有选择下一个说话者，而其他的会话参与者也没有主动争取发话，那么当前说话者可以继续说话，或结束话轮。

在上面导师抢人的环节中，四位导师都十分想将这名选手收到自己的麾下。为了引起选手的注意，四位导师都使出浑身解数，争夺下一个话轮的发话权，整个过程进行得激烈紧凑，这53个话轮是在短短的四分钟内完成的，其中还包含多次观众的欢呼声。整个过程中包含多种话轮转换的方式。在对选手提问时，如4、16、49，都是导师选择选手作为下一个话轮的说话者，选手也就获得了开始下一话轮的权利。而除此之外，导师之间的话轮转换，则大多数都是以第二种方式进行，即自我选择、主动争取发话机会。

会话是一种互动的交际活动。在会话过程中，受话人在聆听说话人说话的同时，会不时地给予一定的回应，表明受话人的赞同或反对观点。这在案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话轮9开头，在庾澄庆说完自己的观点之后，张惠妹紧接了一句“对”，表示对庾澄庆所说的十分赞同。话轮12中，选手的“谢谢”，是对导师夸赞的回应，表明了对导师的尊重，也表现出自己谦虚的态度。话轮20、21，庾澄庆和张惠妹同时对选手表示了赞赏。话轮23，庾澄庆的“啊？”表示对汪峰所说话的疑惑，引起了汪峰之后的解释。会话就是在这种发话――回应――再发话的过程中一轮一轮进行下去的。

（二）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的使用

四位导师使用了各种方法，来争取下一话轮的发话权利。整个过程中多次出现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话语标记广泛运用于各种语言，在语篇中起着停顿、过渡等作用，有助于形成语篇的连贯性与条理性，并起到一定的指示与提示作用。话语标记不充当句法成分，去掉它们，不影响整句话的意义。

话轮6开头，庾澄庆的“你知道”就是一个典型的话语标记。在这里，“你知道”并不是表明受话人真正知道后面的信息，而是说话人为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增加交际双方的认知共性而使用的一种信号。通过这一话语标记，庾澄庆成功地吸引了其他导师的注意，获得了话语权。话轮24中，汪峰在说话过程中被庾澄庆打断，他说了句“就是”，这也是十分常用的话语标记，通常表示对前面所说的话进行解释说明，常发生在话语中间，表明话语未结束，帮助说话者将话语继续下去。在这里，汪峰使用这一话语标记，将发话权重新争取回自己手中。“然后”作为话语标记，也有同样的作用。在话轮48中，选手在叙述自己的经历时，多次使用了“然后”这一话语标记。在这里“然后”已丧失其原有的概念意义，而仅仅作为话语标记来保持话轮的连续性。话轮25开头，庾澄庆使用了话语标记“那”引起了新的话轮。“那”字表明了对之前所谈论话题的终止，引起了对上述内容的总结，表明说话者试图将谈话引入下一话题，或终止谈话。在这里，庾澄庆就是试图终止谈话，将进程推向下一环节。

通常话语标记的前面或后面都会伴随着片刻的停顿，表示说话人想引起他人注意，或是说话人利用其来思考、组织语言。案例中的许多话语标记都是如此。话语标记除了文中列举的几个，还有许许多多，有连词、副词、感叹词、介词短语等等。话语标记通常很短，但蕴含的意义十分丰富。研究话语标记对理解潜在的语义关系、判断说话人的态度具有重要作用。

（三）会话中的打断（interruption）与重叠（overlap）

在日常会话交流，特别是多人同时参与的情况下，经常会出现话语打断（interruption）与重叠（overlap）现象。话轮的打断或重叠表现为：在当前说话人还未结束话轮时，其他会话参与者就对下一话轮进行抢夺，强行争取发话权，开始讲话。这时，可能会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发话人同时说话的情况，这就发生了话语的重叠。这种抢夺话轮的方式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态的话轮转换方式。

话轮的打断和重叠在案例中多次出现。话轮9与10出现了重叠。张惠妹说到“就是”之后，有片刻的停顿，庾此时正和张的想法相同，于是就接过话轮，而张此时也组织好了语言，于是就发生了话轮的重叠，此时庾所表达的是对张赞同。话轮25与26又出现了重叠。在庾说完“谁能跟你一起玩”之后，他原本是想结束导师间的争夺，让选手自己做出选择。但那英为了争取这名选手，马上就抢夺话轮，说“我想跟你一起玩”，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时庾和那的意愿就发生了冲突，那夺过话轮，阻碍庾的意图顺利进行。话轮31与32，庾试图用B-box搞怪阻碍那英为争取选手所进行的话轮，而那为了将话轮持续下去，将想说的话说完，在话轮33的开头，用了语气十分强硬的“停！”，打断了庾的B-box搞怪，从而将话轮成功地进行了下去。话轮50、51、52则发生了更为复杂的三人话轮重叠。话轮51中，那英发现张所说的话对自己有利，于是进行了附和，对“两位”进行了强调。而庾此时为了反驳张和那，迅速抢过话轮，表达自己对争取选手的决心。

由此可见，打断与重叠现象显示了会话的复杂性，其目的也是不尽相同。理解这一语言现象，有助于加深对会话的了解，促使人们更有效地进行会话交际。

三、各导师的话语风格分析

虽然这个案例只有53个话轮，但也在一定程度体现出了各个导师的心理活动和话语风格。首先，汪峰和庾澄庆在整个过程中都表现得较为理性，他俩也担当了推动整个事件进程的角色，如话轮4、16、25、46、47，最后话轮53也是汪峰将整个过程画上了句号。而张惠妹和那英则表现得更为感性，多数时候都是在表达对选手的赞赏及对选手的争取。我对四位导师的发言次数进行了统计：

汪峰 9次

庾澄庆 19次

那英 6次

张惠妹 10次

从发言次数可以看出，庾澄庆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而且有多次都是对他人的回应，可以看出他是四人当中最为活跃的，也是对全场的气氛控制和调节最为关键的角色。那英发言的次数最少，而且还包含几次没有什么实质内容的发言，如话轮7、31、51。可以看出那英在这一轮的争夺中并没有太大的信心，也许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并不能够给予这位选手太大的帮助与指导。汪峰虽然发言次数也不是很多，但每次发言都很关键，既表达了对选手的赞赏和自己能够对其有所帮助，如话轮1、22、24、34，还多次推动了比赛进程的发展。我认为汪峰是四位导师中最为理性的一个，虽然心情也很激动，但整个过程思维清晰，说话很有逻辑。张惠妹在整个抢人过程中表现得也十分积极，较为强势，可以看出她非常渴望将这位选手纳入麾下，在这轮争夺中也颇具信心。她用词较为夸张，如“快要跳起来”“用‘飞’的转身”等等。最后，张惠妹也如愿，成功将这位选手纳入了她的family。

四、结语

日常交往会话中，包含着丰富的语言现象。会话语料尽管复杂、多样、随意，但还是有规律可循的。规律都是来源于实际，都是从实际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普遍现象。我们在日常的会话交流中，其实也有意无意地遵循并实践着这些规律。好好把握住这些规律，在实际生活中恰当地使用它们，能够使我们的交流更加流畅、顺利。

参考文献：

[1]Jan Renkema.语篇研究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2]代树兰.电视访谈话语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3]高丽娟.话轮转换与会话交际中打断现象解读[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4]冉永平.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学研究综述[J].外语研究，2000，（4）.

[5]谢世坚.话语标记语研究综述[J].山东外语教学，2009，（5）.

[6]许力生.话语风格上的性别差异研究[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7，（1）.

[7]于海飞.话轮转换中的话语标记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第2篇

我国朗读教学的历史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朗读这种教学方法就已出现，孔子的《诗经》就是当时的朗读教材。继《诗经》之后的《离骚》及先秦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因其符合汉语语音的特点，读起来节奏鲜明、朗朗上口，成为当时主要的朗读材料。朗读材料的充实说明了人们对朗读教学的重视。韩愈也强调，“读书要反复诵读，反复玩索，深入理解词语和思想内容，汲取精华”，“沉潜于义训，反复乎句读”，“口不绝吟”，[1]读书为学才能有成。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朱熹说，“凡读书……需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是多诵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2]宋代蒙学教育发达，“三、百、千”成为主要的朗读教材。清代学者崔学古要求学生自己诵读琢磨，口诵心惟，教师可采用探读、熟读、温读的教法。

由此观之，朗读法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重要方法，时至今日，朗读法依然在语文课堂上发挥着作用。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经强调：“文学的教育，有时声音及其重要，这声音是对生命的一种触动。文学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所以，读，让学生感动，用心朗读是感受文学的一个重要方式。”[3]语文特级教师于漪老师也非常重视朗读的作用。她认为，在语文阅读教学中不能只重视默读，要将朗读与默读的能力同时进行训练，“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把课文中无声的文字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变成有声的语言。”[4]可见，朗读对于语文教学十分重要。语文教学的领军人物韩军老师大力提倡语文教学不要太“花”，而应竭力追求“本真”和“素朴”。而“本真”和“素朴”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回归语文教学的“朗读”之本，他的课堂既重视学生的读也重视自己的读。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总目标要求学生“有较为丰富的积累和良好的语感”，学段目标要求七～九年级学生“能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教学建议“各个学段的阅读教学都要重视朗读和默读。”各学段关于朗读的目标中都要求“有感情地朗读”，这里的朗读要让学生在朗读中通过品味语言，体会作者及作品中的情感态度，学习用恰当的语气语调朗读，表现自己对作者及其作品情感态度的理解。朗读要提倡自然，要摒弃矫情做作的腔调。评价建议“能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是朗读评价的总要求。根据阶段目标，各学段的要求可以有所侧重。评价学生的朗读，可从语音、语调和语气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评价“有感情地朗读”，要以对内容的理解与把握为基础，要防止矫情做作。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新课标》）也给朗读教学提出了不同方面的要求，在“课程目标”“实施建议”“评价建议”等几部分，共有8处对朗读教学做出了说明。例如：在必修课程“阅读与鉴赏”的课程目标中，《新课标》提出了“用普通话流畅地朗读，恰当地表达文本的思想感情和自己的阅读感受”的目标。该表述不仅在语音技巧层面、言语表达层面对高中生朗读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肯定了朗读教学具有提高高中生对文学作品的感悟，并能生成自己的个性体验的功能。

更重要的是，从学生自身来考虑，在朗读中学习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提高语文素养，而且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总之，从古到今，人们都重视朗读教学，在当前的实际教学中我们应对此加以重视。但是，从目前中学语文朗读教学的现状来看，由于认识和实践上的不足，语文教学要注重朗读这一宝贵经验并未得到真正的开掘，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弊端。所以，对中学语文朗读教学进行探究是非常必要的。

二、朗读教学的含义

首先，关于朗读的含义，众说纷纭。

朗读，清晰响亮地把文章念出来。[5]

朗读是用语言的声音形象表达文章的思想感情的方式之一。[6]

朗读是出声的阅读，把诉诸视觉的文字语言转换为诉诸听觉的有声语言，并通过喉头、声带和嘴唇的发声动作读出词和句子的阅读活动，这是一种眼、口、手、脑协同动作的过程。它绝不是见字读音的直觉过程，而是一个有着复杂的心理、生理变化的驾驭语言的过程。[7]

与朗读相关的是朗诵，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徐世荣先生认为“朗读”和“朗诵”的区别在于，“文学朗诵是一种艺术形式，是表演出来供大家欣赏的，它和戏剧表演性质相近。大家欣赏了表演者的艺术，也欣赏了原作品。通过这个形式，大家获得生动活泼的美的享受，既有声音的美（诗歌的韵律、文句的节奏、语气的摹拟、情绪的流露……）也有形象的美（眼神的交流，面容的表情、手势的活动，‘特定情境’的处理……），可以把听众的感情、思想引入一定内容的情境中去。朗诵者就是诗人、作家的化身，同时又是歌手，他的表演有如放声歌唱……听众也随同他掀起了心底的共鸣，接受了原作的思想，受到深刻的教育。”而课堂“朗读”呢，“完全不需要眼神、手势，更不需要什么面容、体态，又要注意运用声音，把原作读好，忠实地发挥原作的精神，用声音表示出原作的语言运用、修辞手法。文章结构体现作者的意图，达到教学目的就行了。”

《朗读、默读、背诵》福建黄伯荣、廖序东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甘肃人民出版社85年版）这样说明：“朗诵是指舞台上的朗诵表演，它不仅在语言表达的幅度上比朗读大，同时，还需要运用一定的表情和手势来强化它的表达效果；而朗读则指课堂上或在播音室里的朗读而言，它的夸张越接近生活语言的真实越会使听者感到亲切，也越会唤起听者的共鸣。同时，由于朗读场合不同于朗诵，一般不大运用表情和手势来强化效果。”

二者的不同之处主要有：第一，朗读是一种教学方法，朗诵是一种艺术表演；第二，朗读侧重于传授知识，思想感情较淡，朗诵侧重于艺术感染，思想感情较浓。

而教学是指教的人指导学的人进行学习的活动。进一步说，指的是教和学相结合或相统一的活动。[8]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朗读教学指的是在语文课堂中，以教科书为主要学习对象的阅读方法，这种阅读方法在形式上是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的统一，在内容上是指教师学生通过感知觉运用理解想象等思维方式进行的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师生与文本之间的心理对话的过程，从而加强学生对书面语言的感知和理解，深入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朗读教学是一种阅读教学方法。语文教学有听说教学、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之分。其中，阅读教学是重中之重，它以课文教学为中心，目的是让学生通过阅读掌握运用语言表情达意的方法，从而获得言语发展。即让学生感受、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领悟、学习作者的感知方式、思维方式。只有在作品的言语形式转化为学生的语感时，阅读教学才算真正完成了它的任务。所以启发引导学生感知、体验作品的言语形式，是阅读教学的中心环节。“按其声音的有无，阅读教学可以分为‘阅’的教学和‘读’的教学。前者诉诸视觉，即主要通过视分析器和言语运动分析器两个系统来处理信息，具体说就是默读教学；后者则多了一个言语听觉分析器作为功能器官来共同处理信息，可称为朗读教学。”[9]

朗读教学不同于朗读学。作为阅读教学组成部分的朗读教学不等于学习朗读，朗读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的言语获得发展，能深刻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朗读教学中的朗读是一种教学方法，也是学生学习的一种方法，对学生来讲，也是学习内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正如黑格尔所说，方法并不是外来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方法与其对象和内容并无不同’。”[10]作为教学方法的朗读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运用朗读，作为教学内容的朗读，我们可以理解为能够朗读，运用朗读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教师运用朗读来教语文，如教师范读、放录音、组织学生朗读等；学生通过朗读去学语文，如课堂上的群读、个别读、小组读等等。能够朗读指的是朗读的方法和技能，即通过对停顿、重音、语气、快慢等朗读技巧的掌握和获得朗读能力。朗读教学就是指在语文课堂上对作为教学方法的朗读的运用，和对作为教学内容的朗读的学习和指导。具体说，就是包括运用朗读和能够朗读的一种教学形态。其中，能够朗读是运用朗读的基础，只有掌握一定的朗读方法、获得一定的朗读能力，才能在具体的课文教学中很好地运用朗读，而这又能反过来促进朗读能力的提高，但朗读教学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提高朗读水平，而是通过朗读去感受、体验课文的言语形式，以实现言语能力的获得。所以它不同于朗读学中的朗读。“朗读学是为了解决把文字作品转变为有声语言的过程中存在着的各种基本问题，给朗读者以正确的理论指导，使朗读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再创作，达到表情明意、言志传神的目的，同时，为听者由有声语言中获得情操陶冶、知识积累和美感享受提供某种标尺，从而使朗读的作用发挥得更充分。朗读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属于技巧性的问题。”[11]朗读学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朗读者的朗读水平，而朗读教学的目的是发展学生的言语水平和能力。

注释：

[1]转引韩愈：《士兵部侍郎书》载《中国古代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

[2]周元庆、于源溟：诵读法的历时演变与现时解读[J].中国教育学刊，2004，（10）.

[3]刘泽华：《语文教学要重视读》[J].文学教育，2006，（06）.

[4]于漪：《语文教学谈艺录》[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07）.

[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K].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6]冯淑惠：朗读漫谈[J].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01）.

[7]朱智贤：心理学大词典[K].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0l）.

[8]李秉德：教学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09）.

[9]张洁：朗读与朗读教学辨析[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04）.

[10]王尚文：中学语文教学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29）.

[11]张颂：朗读学[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参考文献：

[1]陆澄照.“朗读”、“朗诵”界说质疑一一兼及语文“朗读教学”之得失[J].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9，（01）.

[2]钱加清.语文课程与教学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

[3]李允.课程概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4]董蓓菲.语文教育心理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5]刘永康.语文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第3篇

雅丽是唐代诗学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然而却被人们所忽视。唐代诗学就雅丽问题产生过三种主要的诗学思潮，一是崇雅斫丽，二是离雅崇丽，三是以雅参丽，从历时性角度看，这三种主要诗学思潮基本与唐诗发展互为伴随。而唐代诗学领域里“雅”的概念直接渊源于《毛诗》的相关经学阐释。

【关键词】 《毛诗》经学阐释 雅正 丽辞 雅丽

唐代诗学的雅丽这一概念是经学观念与诗学观念相融合的特殊概念。雅与丽的对立统一、复杂变化是唐诗纷繁多姿、气象万千的动态发展过程中主要文学创作思潮的理论渊源之一。雅丽概念的内涵处于复杂变化的矛盾对立统一体中，这一概念的表述在唐人那里反复出现，初唐时期如李峤《上高长史述和诗启》[①]表述了雅、丽对立的问题，盛唐时期如杜确《岑嘉州集序》[②]认为开元诗歌的成就在于雅、丽的统一，中唐时期如白居易《与元九书》中雅与丽又呈现为对立了。在“雅”与“丽”对立统一的复杂过程中，唐代大体上存在着崇雅斫丽、离雅崇丽和以雅参丽等三种诗学思潮。而这三种诗学思潮之间离合消长、此起彼伏的张力，往往又与不同时段唐诗创作的实践及社会思想背景紧相联系。雅丽观念的实质乃在于以《毛诗》经学阐释为主体的儒家诗教价值观念与诗歌审美价值观念之间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因而揭示“雅”的概念渊源于《毛诗》的经学阐释便具有了重要意义，它证实着唐诗辉煌成就的理论根源之一是植根于以《毛诗》经学阐释为主体的儒家诗教之中的。

一

唐代诗学“雅”的概念直接源于《毛诗》的经学阐释。《毛诗》的经学阐释对“雅”的概念阐释比较复杂，其复杂性来自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指《毛诗序》对“雅”的解释，第二个层面主要来自唐人孔颖达《疏》的阐释。在第一个层面中，《毛诗序》言及“雅”者有四条：

1、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③]

2、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④]

3、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⑤]

4、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⑥]

第一条虽未界定“雅”的涵义，但却把雅纳入六义的复杂系统。第二条一是将“变风变雅”联称，二是提出变风变雅产生原因，由此原因而生成其内涵“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讽其上”[⑦]，可见“变风变雅”之作针对的是得失之迹、人伦之废、刑政之苛，作者的情感态度是伤、哀，方式是吟咏，目的是讽上。第三条界定风、雅的区别与联系，“事”的内涵被孔《疏》界定为“政事善恶”，风、雅之作针对的事的内涵相同，而区别在于风言一国之事，雅言天下之事。第四条是直接界定雅的内涵，即“言王政之所由废兴”，又区分政为小、大，故有《小雅》、《大雅》之分。这四条点出了雅的各方面特征，但最核心的是“言王政之所由废兴”。

第二个层面主要是孔颖达《疏》的阐释，孔《疏》的释文十分繁复，针对上引第一条，孔《疏》不厌其繁阐述了六义的定义及六义系统的复杂关系，概括出了《毛诗》经学阐释的主要手段和终极目的，主要手段即“其实美刺俱有比兴”，针对王政之善恶，风、雅、颂采用的主要手段即美刺比兴，作诗的终极目的即“风、雅之诗，缘政而作”[⑧]，《毛诗》经学性质的复杂叙述被高度提絜为“缘政”二字，《毛诗》的经学阐释手段主要被浓缩为“美刺比兴”四字。在这一段阐释中，我们注意到三种组合，一是《风》《雅》《颂》组合，二是《风》《雅》组合，三是《雅》《颂》组合，而后两种组合则是唐代诗学常用的术语。孔《疏》[⑨]针对上引第三条的长段阐释有三点要领，一是《雅》分美、刺，王政兴则美之，王政废则刺之；二是划分出了小雅、大雅的题材类型；三是从乐音角度将《雅》《颂》联称：“雅、颂之音”“先王制雅、颂之声”，虽未指出《雅》《颂》联称的意义维度和目的，但却把《雅》《颂》组合成了一个概念。

《毛诗》经学阐释对雅的内涵界定被唐代诗学直接移植过来而成为其重要理论标准之一。例如《文选六臣注》、《诗中密旨》、《文镜秘府论》、《二南密旨》等著作往往把《毛诗》经学阐释对雅的界定直接移用来建构自己的诗学构架。兹列表如下：

唐代诗学著作关于“雅”阐释一览表

作者

书名

篇、题名

“雅”的阐释

资料出处

张铣

《六臣注〈文选〉》

《文选序》

六义者……政事曰雅

《四库全书》集部类

旧题王昌龄撰

《诗中密旨》

诗有六义

雅五。雅者，正也，当正其雅，言语典切为雅也。

张伯伟撰《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凤凰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200页

（日）弘法大师原撰

《文镜秘府论》地卷

六义

五曰雅。皎曰：“正四方之风谓雅。正有小大，故有大小雅焉。”王云：“雅者，正也。言其雅言典切，为之雅也。”

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160页

旧题贾岛撰

《二南密旨》

论六义

……正事曰雅……雅论五。雅者，正也，谓歌讽刺之言，而正君臣之道。法制号令，生民悦之，去其苛政。

张伯伟撰《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凤凰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72、373页

旧题贾岛撰

《二南密旨》

论二雅大小正旨

四方之风，一人之德。民无门以颂，故谓之大雅。诸侯之政，匡救善恶，退而歌之，谓之小雅。

张伯伟撰《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凤凰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74页

旧题贾岛撰

《二南密旨》

论变大小雅

大小雅变者，谓君不君，臣不臣，上行酷政，下进阿谀，诗人则变雅而讽刺之。

张伯伟撰《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凤凰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74、375页

上表所列唐代诗学著作中“雅”的概念庶几《毛诗》经学阐释的翻版，例如张铣的“政事曰雅”就是孔《疏》的“雅为政名”，《文镜秘府论》的“五曰雅。皎曰：‘正四方之风谓雅。正有小大，故有大小雅焉’”，与《毛诗序》并无二致，到了《二南密旨》又增加并特别突出了雅的言王政废兴目的和美刺手段。所以，与其说唐代诗学“雅”的概念庶几《毛诗》经学阐释的翻版，毋宁说唐代诗学建构本身即吸纳有《毛诗》经学阐释的概念。

二

在雅与丽的复杂诗学关系中，许多文献表明，雅往往作为丽的对立面而存在。唐代倾向《风》《雅》观念的文人作家总是把雅与丽的对立视为一种正统的标准，并标举《雅》或者《风》《雅》、《雅》《颂》等概念的正统理论去批判 “丽”或者“丽”、“靡丽”等自己所认为应该批评的文学对象，这种现象贯穿于唐代文学批评发展的各个阶段，值得深入探讨。例如，骆宾王的批评“弘兹《雅》奏，抑彼哇，澄五际之源，救四始之弊。故可以用之邦国，厚此人伦”[⑩]，以《雅》来抑制丽就可以达到《毛诗序》所说的“用之邦国”、“厚人伦”的政教目的，而由此正可看到“《雅》”的概念内涵与《毛诗》经学阐释的必然联系。陈子昂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徵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毎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逦逶颓靡，而《风》《雅》不作，以耿耿也……故感叹《雅》制，作《修竹诗》一首”[11]，此《序》在文学批评史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以风骨、兴寄概括《修竹篇序》的核心思想已是批评史界共识，然而我们认为从雅与丽对立观念的角度还可补充一点认识。《序》中与“彩丽竞繁”“逦迤颓靡”诗风相对立的主张不惟“汉魏风骨”，还有“《风》《雅》”、“《雅》制”，也就是说《修竹篇序》包含有雅与丽对立的观念，“《风》《雅》”“《雅》制”概念明确属《毛诗》经学阐释概念。而且《序》起首所说的“文章道弊”之“道”，与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所说“于是《风》《雅》之道，扫地尽矣”[12]完全同义。有人认为“这里的‘道’，既不是指宇宙本体或宇宙万物运动发展的总规律；也不是指封建正统的社会政治思想体系，而是指‘文章’自身的特殊本质或固有规律”[13]，显然没有切中肯綮。这种雅丽对立、以雅斫丽的观念在盛唐亦有代表，例如孙逖《宰相及百官定昆明池旬宴序》“缉熙文教，以为正国风，美王化者，莫近于《诗》。微言浸远，大义将缺，乃命革刬浮靡，导扬《雅》《颂》，斫雕为朴，取实弃华”[14]，《序》中把浮靡、雕藻、文华等丽辞列为革刬的对象，而把“导扬《雅》《颂》”作为“缉熙文教”、“正国风”、“美王化”的手段，表明了孙逖观念里雅与丽之间的对立和崇雅一面的意识，同时又坐实了“雅”的概念就是来源于《毛诗》的经学阐释。

中唐是排斥丽辞，推崇雅、雅正、风雅等诗学观念最为强烈的时代，正如罗根泽先生所说：“以风雅代，真正成了当时的共同目标，选家如此，著论者亦莫不然”[15]。首先是科场如此，刘秩《选举论》说“近之作者，先文后理，词冶不雅，既不关于讽刺，又不足于见情，盖失其本，又何为乎！”[16]，这是对近代举子之文的批评，冶者，艳丽也，所谓词冶不雅，指辞采艳丽而不雅，意谓近代举子之文偏向丽的一端而失乎雅的本旨，故为其所不齿。选家可以元结、高仲武为代表，元结《箧中集序》说：“《风》《雅》不兴，几及千岁……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辞，不知丧于《雅》正”[17]，所谓“声病”、“形似”、“流易”正是唐人丽辞概念的相关特征，丽辞兴而《雅》正丧，这是崇雅之人所不可接受的，元结的诗学观念中反映出一种雅与丽尖锐对立、不可兼容的极端态度，元结选诗的标准及其诗歌创作倾向皆与此态度有关。高仲武选诗标准和兼容态度与元结出入较大，不少具有丽辞特点的诗人及其作品入选《中兴间气集》，如张众甫诗的婉靡绮错，于良史诗的清雅形似，郑丹诗剪刻婉靡，李希仲诗的轻靡华丽，李嘉佑诗的绮靡婉丽，崔峒诗的文彩炳然，郑常诗的婉靡文流[18]，但其《唐中兴间气集序》还是标榜了雅的一面：“言合典谟，则列于风雅……《英华》失于浮游，《玉台》陷于……国风雅颂，蔚然复兴，所谓文明御时，上以化下者也”[19]。

著论者以柳冕最为突出，由于他固执于“尧舜殁，《雅》《颂》作，《雅》《颂》寝，夫子作。未有不因于教化，为文章以成国风”[20]一端，其文学观念中雅与丽形成了尖锐对立。柳冕的《与徐给事论文书》阐述了自己偏向于雅这一端的观念[21]，柳冕正是用此种比较极端的文章概念来观照汉唐文章，故其认为屈宋以来的文章“文有余而质不足”、“才有余而雅不足”，以致陷于“丽”。柳冕的文章概念本质上是经学的概念而且是比较极端的经学概念，其文章概念中《六经》文本被置于最高地位[22]，经学的经文是本，经学阐释是末，明通《六经》之义是君子之儒，明通《六经》注疏是小人之儒，泾渭分明的褒贬表述，说明柳冕的文章概念是植根《六经》文本及经义之中的。这种极端的文章观念反映在文学观念层面上，形成了对“雅”的极端推崇和对“丽辞”的极端排斥，其《答杨中丞论文书》说，形似艳丽之文兴，而《雅》《颂》比兴之义废，君子深以为耻[23]，丽辞不啻成为《雅》《颂》比兴的诗学罪人，甚而丽形似之文皆亡国哀思之音[24]，丽辞被打成了历史罪人。

晚唐推崇《雅》、《大雅》、《风》《雅》、《雅》《颂》、《国风》等的诗学思潮依然存在，如顾陶《唐诗类选序》、皮日休《正乐府十首序》、《松陵集序》、顾云《唐风集序》、吴融《禅月集序》等，无不把以《雅》、《风》《雅》等为标志的《毛诗》经学阐释精神作为其诗学主张一面旗帜。这股诗学思潮可以胡曾为代表，其《咏史诗序》[25]中“美盛德之形容，刺衰政之荒怠”与“非徒尚绮丽瑰琦而巳”，“八病兴”与“‘六义’坏”，“声律”与“雅崩”，构成了雅与丽的全面对立，似乎只有彻底摒弃丽辞，方才可以“庶几与《大雅》相近”，胡曾这种极端的诗学观念沿着中唐以来的崇雅斥丽意识，发展到了试图颠覆从初唐雅丽对立到盛唐雅丽统一局面的地步，从而使雅与丽对立统一之间的张力濒临破坏边沿。

三

唐代诗学的丽辞观念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丽人艳歌、雕藻绮艳和对偶声律。第一，所谓丽人艳歌，指《玉台新咏》、《续玉台新咏》、《花间》《香奁》一类诗歌。第二，所谓雕藻，崔氏所著的《唐朝新定诗体》有了定义：“雕藻体者，谓以凡事理而雕藻之，成于姸丽，如丝彩之错综，金铁之砥炼是。诗曰：‘岸绿开河柳，池红照海榴。’又曰：‘华志怯驰年，韶颜惨惊节。’此即是雕藻之体。”[26]意谓叙事说理，凡是采用姸丽的词藻来作诗者皆称为雕藻体，雕藻给人的视觉感受有如错综的丝彩、砥炼的金铁一般色彩鲜明艳丽、光泽耀眼。所谓绮艳，《文镜秘府论》说：“陈绮艳，则诗、赋表其华。诗兼声色，赋叙物象，故言资绮靡，而文极华艳。……绮艳之失也。”[27]“诗、赋表其华”显然直承曹丕《典论·论文》“诗赋欲丽”，王利器说此语为《四声指归》，小西甚一考其为《文笔式》[28]，说明此语为初唐或初唐以前诗格语。小字为弘法大师的注语，表明诗赋的文体特点是叙物象描声色，故需绮靡华艳的语言以资装饰美化。

第三是语言的声律对偶。诗歌语言声音韵律的和谐悦耳被视为“丽辞”的观念是隋唐诗学界共识，例如刘善经的《四声指归》说：“莫不扬藻敷萼，文美名香，飏彩与锦饰争华，发响共珠林合韵”、“声韵抑扬，文情婉丽”、“四声发彩，八体含章”[29]等，语言声韵的抑扬抗坠，四声语音律动的协调和谐，可使诗歌发出动听悦耳的文采，使文情获得婉丽的效果。又如佚名的《文笔式》说：“然声之不等，义各随焉。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词人参用，体固不恒。请试论之：笔以四句为科，其内两句末并用平声，则言音流利，得靡丽矣。兼用上、去、入者，则文体动发，成宏壮矣。”[30]善用平声规律、具有流利特点的语言声音被视为靡丽，等于说声调流利靡丽的语言即丽辞，而按照抑扬抗坠规律精心间用上、去、入声，则可构成宏壮。罗根泽先生说“初盛唐是讲对偶的时代”[31]，而初唐诗学有关“丽辞”的概念正与对偶的语言艺术紧密地联系着。《文镜秘府论》说：“或曰：文词姸丽，良由对属之能”[32]，丽辞很大程度上仰仗于对偶语言功能的发挥，这一认识秉承并拓展了刘勰《文心雕龙·丽辞》“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33]的丽辞概念，故《文镜秘府论》东卷《论对》主要论列二十九种对，这二十九种对包含有初唐人元兢、上官仪、崔融等的认识，可见初唐人诗学观念中对属的种类比刘勰要复杂丰富得多。由此可以说唐人诗学观念中对丽辞的理解也要宽广、深入得多。

唐人的对偶概念承传并超越刘勰的是，对偶既包括语言意义的对偶更包括语音的互对，后者更具有创新性。正如罗根泽先生说：六朝“对偶说与声病说各不相侔，未能打成一体（刘勰提倡自然的声律，对八病从未提及）。至唐代才混而一之，其所谓对偶，不惟有‘义’的作用，且有‘声’的作用。‘义’的作用是虚实自对，‘声’的作用是平仄互对。”[34]元兢《诗髓脑》阐述调声三术之一的“换头”时，所举《于蓬州野望》诗，便是平仄互对实践及理论的典型模式：

飘飖宕渠域， 旷望蜀门隈。

平平

仄仄（去上入）

水共三巴远， 山随八阵闻。

仄仄（去上入）平平

桥形疑汉接， 石势似烟迴。

平平

仄仄（去上入）

欲下他乡泪， 猿声几处催。

仄仄（去上入）平平

今人分析律诗格律时称其为四声（平上去入）二元（平仄）化和粘对规律，若从语言声音对属的角度看，平平对仄仄、仄仄对平平，可谓声音的反对，仄仄对仄仄、平平对平平，可谓声音的正对，元兢所举诗的双换头从对属的角度看是工整的声音对属，故被称之为“是最善也”。元兢又分析小有变化的情况说：“如庾信诗云：‘今日小园中，桃华数树红；欣君一壶酒，细酌对春风。’与‘日’与‘酌’同入声。只如此体，词合宫商，又复流美，惟此为佳妙。”[35]意谓此诗一至四句第二字之声，形成了入、平、平、入的声调平仄对属，和谐流美，甚为佳妙，评析之中实际上透露了声音对属和谐流美极为悦耳的一种丽辞观念。元兢对诗歌语言声韵的美还有表述：“叠韵者，诗曰：看河水漠沥，望野草苍黄；露停君子树，霜宿女性薑。此为美矣。”又说“叠连韵者，第四、第五与第九、第十字同韵。诗曰：羁客意盘桓，流泪下阑干；虽对琴觞乐，烦情仍未欢。此为丽也。”[36]这实际上表明了一种诗歌语言声音的叠韵、叠连韵所构成的音韵流和、词调清丽之美的观念，这种具有音韵赏心悦耳之美的诗歌语言亦为丽辞。

丽辞的好尚是初唐诗学的特征之一，好尚丽辞的上层人物可以许敬宗为代表。许敬宗是太宗、高宗时重臣，自贞观已来，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晋书》、《东殿新书》、《西域图志》、《文思博要》、《文馆词林》、《累璧》、《瑶山玉彩》、《姓氏录》、《新礼》，皆总知其事，“受旨草诏书，词彩甚丽”[37]，可见其文的丽辞特征。许敬宗诗学观念中丽辞的意识亦颇浓厚，他在太宗、高宗时期宫廷丽辞氛围的营造过程中扮演了一位相当重要的角色。许敬宗主持编撰的《瑶山玉彩》是一部集古今英词丽句之大成的类书，据载：“龙朔元年，命中书令、太子宾客许敬宗，侍中兼太子右庶子许圉师，中书侍郎上官仪，太子中舍人杨思俭等于文思殿博采古今文集，摘其英词丽句，以类相从，勒成五百卷，名曰《瑶山玉彩》，表上之”[38]，反映出龙朔前后所追求的丽辞意识，许敬宗的诗学观念和诗歌创作则是这种意识的代表之一。

如前所述，雅与丽存在一种对立，然而在一定条件下，丽与雅又可以统一。《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中有一段文字，铃木虎雄以为《芳林要览序》[39]，此《序》较为完整地表述了许敬宗等人在宫廷需求的情况下把雅与丽相统一的诗学观念。《序》中把诗歌文丽炳焕、声气俱隆的形式美提升到非有不可的地位，提升的理由取决于“功成作乐”，即取决于“《雅》《颂》”。换一句话说，《序》的作者主张，依据《雅》《颂》的功成作乐性质而写作的诗歌，非有文丽炳焕、声气俱隆不可。故《芳林要览序》评姬汉至梁隋，皆突出了历代名家尽管各具风格但却“莫不竞宣五色，争动八音”[40]的文采风流，但在《雅》《颂》与丽辞的关系上，《芳林要览序》偏向了丽辞与雅颂互为依存的理论维度。葛晓音先生说：“许敬宗是瞄准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创造出这种虚夸的颂美体诗的。它适应了唐太宗后期和唐高宗好大喜功、爱听谀词的心理。而那种典雅富丽的风格，又理所当然地属于正声雅音，因此在高宗武后之世有很大的发展前途”，指出了许敬宗“典雅富丽”的所谓“颂美体”与“正声雅音”的当然关系，并且说“按当时对‘雅音’的理解，这类颂体诗和箴规诗一样，是已经去尽了郑卫之音的正声” [41]，葛晓音先生以独具的眼光看出了丽辞与正声雅音、颂美的联系。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当时对‘雅音’的理解”，对正声的理解，对颂美的理解，正是植根《毛诗》的经学阐释，正是渊源于《雅》“言王政之兴”与《颂》“美盛德形容”的政教文德旨意。《雅》《颂》的主要功能为颂美，而《雅》《颂》的功能定位一旦与宫廷贵族的需求爱好相吻合，宫廷诗之类的作品中，颂美统治者王政鸿业和盛德形容的内容与雍容华丽的雕藻、悦耳和谐的音调，自然容易趋向合一。

这种从《雅》《颂》的“言王政之兴”、“美盛德形容”出发而追求丽辞的诗学观念在初盛唐时期多有可见，例如张说《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又如韩休《唐金紫光禄大夫礼部尚书上柱国赠尚书右丞相许国文宪公苏颋文集序》等。这些《序》从手段与目的角度论丽与雅的关系，皆认为欲达《雅》《颂》经学阐释所训诫的“美王政”、“告成功”的目的，则非“垂芳”、“作丽”、“辞彩”、“藻畅”莫属，甚而认为非丽辞无以“懿我文德”，丽辞成为懿美文德的唯一选择。这表明了《雅》《颂》“美王政”、“告成功”必须依赖丽辞的观念，在一个综合国力上升王朝和宫廷贵族需求的条件下，丽辞与雅颂的统一及其丽辞的重要性得到了突出强调。

四

雅丽合一的诗学观念在盛唐时期尤为突出，无论是科场文词、诗歌创作评价，或是诗文集序、选集序等，都有许多表述，从中可以看到这种诗学观念由朝廷文场向社会文坛的扩展和变化。科场文词如开元七年始开科考试的“文辞雅丽科”，又如唐玄宗“二十六年八月甲申，亲试文词雅丽举人。命有司置食，勑曰：‘古者求士必择其才，考之以文，施于有政’”[42]，此条材料表明，盛唐统治者高度重视雅丽合一的文词，并把这种文词之才作为施政的人才。科场的这种人才观念和政策势必对诗人的雅丽观念产生重要影响，高棅所说的“盖唐世以诗取士，士之生斯世也，孰不以诗鸣。其精深闳博、穷极兴致而环奇雅丽者，往往震发散落天地间，篇什之多，莫可限量”[43]，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盛唐朝廷的诗歌评论多见雅丽合一的表述，例如开元丽正十八学士进诗，唐玄宗总体褒美评价说：“得所进诗，甚有佳妙。《风》《雅》之道，斯焉可观”，丽与雅两个要素都含在评语之中，唐玄宗对十八丽正学士的分别评价更可见出雅丽合一的诗论价值取向，例如：

徐坚：校书天禄，论经上庠，英词宛丽，雄辩抑扬。

韦述：职参山甫，业纂元成，六艺述作，四始飞英。

吕向：族茂飞熊，才高班马，考理篇籍，抑扬风雅。

孙季良：蓬山之秀，芸阁之英，雄词卓杰，雅思纵横。[44]

评徐坚“英词宛丽”，颇富丽辞，而“论经上庠”则提絜出其经学的素养；评韦述“职参山甫”，称其为仲山甫，山甫为《大雅·烝民》的周宣中兴之臣，“四始飞英”中“四始”出自《毛诗序》“是谓四始，《诗》之至也”，故“四始”既可代指《毛诗》，又包含有《小雅》、《大雅》的经学阐释内涵，“飞英”则含有英词丽句斐然之意；评吕向的才华可与班、马媲美，“抑扬《风》《雅》”指其诗内蕴《风》《雅》精神，吕向《美人赋》即为既有艳丽又不乏雅讽之作；评孙季良“雅思纵横”而又雄词卓杰英秀。这些评语频频使用包含雅与丽的相关概念来评价丽正学士的诗歌，表明了唐玄宗评价宫廷诗人时雅丽合一的诗学观念。

孙逖是著名的盛唐宫廷手笔，其诗学观念如上文所述具有以雅斫丽的一面，但由于他亦具颇厚的丽辞背景，史载其幼而英俊，文思敏速，应制登文藻宏丽科[45]，故孙逖的诗学观念中又具有雅丽合一的意识。所以颜真卿给孙逖盖棺定论说：“公雅思遒丽”，意谓孙逖作品具有雅丽合一的特点，颜真卿的文学观念讲求雅丽“适中”[46]，即雅与丽的合一，因而他用“雅思遒丽”评孙逖的作品特点可谓中肯之论。李泌为盛、中唐名臣，梁肃《丞相邺侯李泌文集序》评其诗文“闳丽而合雅”，道出了其诗文具有盛唐雅丽合一的特征，而其雅的内涵则在于其诗“在王庭，则有君臣赓载之歌，或依隐以翫世，或主文以谲谏，歩骤六义，发扬时风”[47]，梁肃明确指出其诗之“雅”源于《毛诗序》“主文而谲谏”、“故诗有六义焉”，而且是当下的时代风气，可谓颇具慧眼。贾至《工部侍郎李公集序》说李适的诗文婉丽浮艳之中而兴深讽大，丽辞之中颇含《六经》奥意和《周南》《召南》之旨[48]，此《序》一方面反映了李适诗文是雅丽合一的范例，另一方面则见出盛中唐名臣贾至推崇雅丽合一的诗学观念。

在大一统专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牢固体制下，统治阶层的思想观念往往就是社会的思想观念。盛唐统治阶层的文艺思想观念势必制约和影响着社会的文艺思想观念，朝廷庙堂的雅丽合一诗学观念势必制约和影响社会文坛的观念，只不过朝廷庙堂的“雅丽”之“雅” 内容上多侧重于《雅》《颂》，即侧重于“王政兴”“告成功”“美盛德”“颂形容”等等，其“丽”也多有雍容华丽的宫廷贵族气派，而社会文坛的“雅丽”之“雅”，则侧重于“风雅”所涉及的更为广泛的内容，其“丽辞”的能指和所指也更为广泛。

社会文坛的雅丽合一观念可以两个重要的评论家为代表，一个是杜确，一个是殷璠。杜确的《岑嘉州集序》评价开元之际的诗人群“颇能以雅参丽，以古杂今”，形成了雅丽、古今等诗歌要素和谐统一的“彬彬然灿灿然”局面[49]。从杜确的诗歌评论中，可以看到“以雅参丽”、雅丽参半、雅丽合一是开元之际诗坛繁荣鼎盛面貌的重要内涵之一。同时，开元十数辈“以雅参丽”的诗学观念既有艺术历史的承传因革要素，更与“文词雅丽”、雅丽合一的盛唐诗学观念密切关联，以致成为盛唐“文词雅丽”诗学观念的有机构成。

殷璠《河岳英灵集》及其叙、论、评等是盛唐诗学的重要资料，历来为研究者所瞩目。正如王运熙先生所说：“殷璠诗论的特点是看法比较全面和合理”，“他的这种比较全面合理的看法，不但与当时最高统治者对文风的要求相吻合，而且也反映了盛唐许多诗人在创作上兼容并包的宏伟气魄”[50]，且王运熙先生也对殷璠的诗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我们认为还有两点值得进一步探讨，其一是雅与丽的关系问题，其二是雅跟《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关系问题。

先谈第一个问题。确如王运熙先生所说殷璠品评诗人诗作的标准之一是重雅[51]，可以再补充几个例子，如评贺兰进明“员外好古博雅，经籍满腹”，评阎防“防为人好古博雅”[52]，其《叙》“南风周雅”，其《论》“雅调仍在”[53]。然而丽辞也是殷璠评论盛唐诗的又一重要标准，例如评刘眘虚诗“声律婉态，无出其右……自永明已还，可杰立江表”，对其丽辞超越南朝以来的声律给予突出评价；评崔颢“少年为诗，属意浮艳，多陷轻薄”，对其丽辞过分的倾向表示不满；评王湾“词翰早著，为天下所称最者，不过一二”[54]，意谓王湾的丽词翰藻早有著名，然而为天下称最的并不多；又其《丹阳集》评余杭尉丁仙芝诗“婉丽清新，迥出凡俗”，对其丽词融有清新给予了不凡的称道，评吏部常选周瑀诗“窈窕鲜洁，务为奇巧”，首肯了瑀诗的丽词，评处士余延寿诗“婉娈艳美”[55]，流露出赞美丽辞的态度。另外，《河岳英灵集》的《叙》“声律风骨始备矣”，把盛唐诗的声律视为与风骨相提并论的最为成熟的两大艺术特征之一，其《论》“宁预于词场，不可不知音律焉”，音律是盛唐词场的必备条件，而“论宫商则太康不逮”，则称誉盛唐诗的声律和谐艺术超越了唐前时代。由于声律在唐代诗学中属于丽辞范畴，故殷璠对盛唐诗声律的高度评价，从诗学观念角度说，实际上是对丽辞的充分肯定。由上可见丽辞是殷璠评论盛唐诗不可或缺的重要标准，也是《河岳英灵集》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不惟如是，雅丽合一的问题在殷璠诗论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述，如《河岳英灵集》评王维诗“词秀调雅”，指秀丽与雅调的和谐；评孟浩然诗“文彩丰茸，经纬绵密，半遵雅调，全削凡体”，意谓文彩与雅调各半；评崔国辅诗“婉娈清楚，深宜讽味”[56]，指其诗婉娈清丽而又深含《风》《雅》的讽味；殷璠《丹阳集》评监察御史蔡希周“词彩明媚，殊得风规”[57]，丽词明媚之中颇富《风》《雅》的讽谏规劝之意。总之，《河岳英灵集》、《丹阳集》的评语既有针对每位诗人风格特征的中肯评价，又把雅丽合一的标准用来评价一些相关诗人，尽管其表述较为灵活变化但却体现了“以雅参丽”的一种意识趋向，这种趋向与其《河岳英灵集》里《叙》“声律风骨始备”和《论》“词与调合”、“文质半取，《风》《骚》两挟”等所贯穿的中和诗学意识是紧密相关的，也是盛唐诗融合前代诗歌艺术经验而通变创新局面的诗学升华之一，同样也是盛唐“文词雅丽”诗学观念的有机构成。

再谈第二个问题。《河岳英灵集》诗歌批评中的“雅”与《毛诗》的经学阐释具有直接的联系，首先看其《叙》“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有周《风》、《雅》，再阐今日”[58]。在唐代的经学背景下，这段叙文中的“有周《风》、《雅》”无疑指《毛诗》及其经学阐释，殷璠意谓《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意义内涵和精神在盛唐当下诗坛上再次显扬出来。其次，《河岳英灵集》所选二十四位诗人中二十一位明显具有经学教育背景，而储光羲、薛据、陶翰三人可以确定受过良好的《毛诗》及其经学阐释教育。例如储光羲，《河岳英灵集》评其诗“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道，得浩然之气”[59]，所谓挟《风》《雅》之道，就是指其诗受到《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较大影响。再次，《河岳英灵集》评阎防“为人好古博雅”，所谓“博雅”，《文镜秘府论》说：“至如称博雅，则颂、论为其标；颂明功业，论陈名理，体贵于弘，故事宜博，理归于正，故言必雅之也。”[60]博雅体与《颂》有关，遍照金刚小字所注“颂明功业”即为《毛诗》经学阐释语“颂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状”[61]，而“言必雅之”即指采用经学经典的典雅语言，各类实用性文体所采用的典雅语言可以涉及到多部经学经典，而诗歌采用典雅语言所涉及经学经典的面则往往较窄，主要采用《毛诗》及其经学阐释语言。例如阎防的《百丈溪新理茅茨读书》：

浪迹弃人世，还山自幽独。始傍巢由踪，吾其获心曲。荒庭何所有，老树半空腹。秋蜩鸣北林，暮鸟穿我屋。棲迟乐遵渚，恬旷寡所欲。开封推盈虚，散帙改节目。养闲度人事，达命知止足。不学东国儒，俟时劳伐辐。[62]

此诗写隐居终南山读书，其中多处摘取《毛诗》语言融入自己诗歌，以显示人格诗意的高雅。如“秋蜩鸣北林”，“北林”语出《毛诗·秦风·晨风》“郁彼北林”；“暮鸟穿我屋”，“穿我屋”语出《毛诗·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棲迟乐遵渚”，“棲迟”出《毛诗·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棲迟”，“遵渚”出自《毛诗·豳风·九罭》，《序》“《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鸿飞遵渚”，《笺》云：“鸿，大鸟也，不宜与凫鹥之属飞而循渚”[63]，这里寓有高人不宜隐逸而又隐逸之义。“俟时劳伐辐”中“伐辐”出自《毛诗·魏风·伐檀》“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此诗首章前三句下《传》曰：“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涟”，《笺》云：“是谓君子之人不得进仕也”[64]，阎诗摘取《魏风·伐檀》语汇并以其经学阐释义来表达等待时机出仕之意，委婉含蓄而又不乏《风》《雅》的雅意。由此可见，殷璠用“好古博雅”评阎防的诗良有以也。综上，可以说《河岳英灵集》诗歌批评重视以“雅”评论盛唐诗人的创作，实际上是以《毛诗》及其经学阐释涵义为批评标准来洞察、把握和提炼盛唐诗的诗学特征的。

结论：雅丽是唐人诗学观的重要理论范畴之一；唐人的雅丽诗学观念中，“雅”的内涵植根于《毛诗》及其经学阐释内涵，丽辞的概念继承发展了前代的概念；雅、丽处于一种矛盾对立统一的张力结构状态，无论从历时角度或者共时角度看，这种状态都存在；盛唐人雅丽合一的诗学观念既是盛唐诗辉煌成就的理论根源之一，又是其创作实践的一种理论升华。

[①]《全唐文》卷二百四十七，中华书局1987年2月版第2502－2503页。

[②]《全唐文》卷四五九，中华书局1987年2月版第4692页。

[③]《毛诗正义》卷第一（一之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1页。

[④]《毛诗正义》卷第一（一之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4页。

[⑤]《毛诗正义》卷第一（一之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6页。

[⑥]《毛诗正义》卷第一（一之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7页。

[⑦]《毛诗正义》卷第一（一之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5页。

[⑧]《毛诗正义》卷第一（一之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1、12页。

[⑨]《毛诗正义》卷第一（一之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7－18页。

[⑩]《骆临海集笺注》卷七《和道士闺情诗启》，陈熙晋笺注，中华书局1961年10月版第223－224页。

[11]《全唐诗》卷八十三，中华书局1985年月版第895－896页。

[12]《全唐文》卷二三八，中华书局1987年2月版第2402页。

[13]《中国文学理论史》（二），成复旺等著，北京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61页。

[14]《文苑英华》卷七一0，中华书局1982年7月版第3664页。

[15] 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月版第349页。

[16]《全唐文》卷三七二，中华书局1987年2月版第3785－3786页。案：此条引文上接“尚文章，小仁义……诵《楚词》《文选》之言；六经九流，时曾阅目；百家三史，罕闻于耳。撮群抄以为学，总众诗以为资，谓善赋者廊庙之人，雕虫者台鼎之器”等语，故其文的概念当为杂文学概念。

[17]《全唐文》卷三八一，中华书局1987年2月版第3872－3873页。

[18]《中兴间气集》，见傅璇琮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67、469、470、471、472、497、517页。

[19]《中兴间气集》，见傅璇琮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56页。

[20]《全唐文》卷五二七柳冕《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中华书局1987年2月版第5357页。

[21]《全唐文》卷五二七，中华书局1987年2月版第5357页。

[22]《全唐文》卷五二七柳冕《与权侍郎书》，中华书局1987年2月版第5353页。

[23]《全唐文》卷五二七，中华书局1987年2月版第5359页。

[24]《全唐文》卷五二七柳冕《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中华书局1987年2月版第5356页。

[25]《四部丛刊》三编·集部《新雕注胡曾咏史诗》，前进士胡曾著述并序，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重印。

[26]《文镜秘府论》地卷《十体》，（日）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150页。

[27]《文镜秘府论》南卷《论体》，（日）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333页。

[28]《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张伯伟撰，凤凰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79页。

[29]《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日）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73、81、104页。

[30]《文镜秘府论》西卷《文笔十种得失》，（日）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481页。

[31]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287页。

[32]《文镜秘府论》东卷《论对》，（日）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222页。

[33] 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七《丽辞第三十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588页。

[34]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285－286页。

[35]《文镜秘府论》天卷《调声》，（日）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58页。

[36]《文镜秘府论》天卷《八种韵》，（日）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68－69页。

[37]《旧唐书》卷八十二《许敬宗传》，中华书局1986年5月版第2764、2762页。

[38]《旧唐书》卷八十六《孝敬皇帝弘》，中华书局1986年5月版第2828页。

[39]《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日）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364页。

[40]《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日）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365页。

[41]《诗国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30、26页。

[42]《册府元龟》卷三·贡举部《考试》一，中华书局2003年6月版第7710页。

[43]《唐诗品汇》附《唐诗拾遗序》，（明）高棅编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768页。

[44] 《玉海》卷一百六十七，（宋）王应麟輯，广陵书社2003年8月版第3062-3063页。

[45]《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中《孙逖传》，中华书局版第5043页。

[46]《文苑英华》卷七百二颜真卿《刑部侍郎赠右仆射孙文公集序》，《序》中用《毛诗》经学阐释之义和《论语》文质彬彬的理论建构了自己的“文质”、“雅丽”适中论，并以此评论孙逖，如：“古之为文者，所以导达心志，发挥性灵，本乎咏歌，中乎《雅》《颂》。帝容作而君臣动色，王泽竭而风化不行，政之兴衰实系于此。然而文胜质，则绣其鞶帨，而血流漂杵；质胜文，则野于礼乐，而木讷不华；历代相因，莫能适中。故《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此其效也。汉魏巳还，雅道微缺，梁陈斯降，宫体聿兴，既驰骋于末流，遂受嗤于后学。是以沈隐侯之论谢康乐也，乃云：‘灵均已来，此秘未覩。’卢黄门之序陈拾遗也，而云：‘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若‘激昻頺波’，虽无害于过正，榷其中论，不亦伤于厚诬。何则？《雅》、《郑》在人，理乱由俗，桑间、濮上，胡为乎绵古之时？正始、皇风，奚独乎凡今之代？盖不然矣。其或斌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运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者，其唯仆射孙公乎！”“可谓人文之宗师，《国风》之哲匠者矣。”中华书局1982年7月版第3620页。

[47]《文苑英华》卷七0三，中华书局1982年7月版第3624页。

[48]《全唐文》卷第三六八，中华书局1987年2月版第3736页。

[49]《全唐文》卷四五九，中华书局1987年2月版第4692页。

[50]《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第三册《隋唐五代卷》，王运熙 杨明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257页。

[51]《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第三册《隋唐五代卷》，王运熙 杨明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240页。

[52]《河岳英灵集》，见《唐人选唐诗新编》，傅璇琮编撰，陕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89、203页。

[53]《河岳英灵集》，见《唐人选唐诗新编》，傅璇琮编撰，陕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07、108页。

[54]《河岳英灵集》，见《唐人选唐诗新编》，傅璇琮编撰，陕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33、161、193页。

[55]《丹阳集》，见《唐人选唐诗新编》，傅璇琮编撰，陕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86、91、97页。

[56]《河岳英灵集》，见《唐人选唐诗新编》，傅璇琮编撰，陕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28、172、175页。

[57]《丹阳集》，见《唐人选唐诗新编》，傅璇琮编撰，陕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88页。

[58]《文镜秘府论校注》南卷《定位》，（日）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347页。案：此段文字中“有周《风》、《雅》”，王利器校注曰：“‘有周《风》、《雅》’，《汲古阁本》、《高行笃本》作‘南风周《雅》’，未可据。”（见同书第349页）又《文苑英华》卷七一二《河岳英灵集序》作“有周风雅”（中华书局1982年7月版第3676页）。

[59]《河岳英灵集》，见《唐人选唐诗新编》，傅璇琮编撰，陕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78页。

[60]《文镜秘府论校注》南卷《论体》，（日）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333页。

[61]《毛诗正义》卷第十九(十九之一)《周颂谱》孔疏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272页。

[62] 《河岳英灵集》，傅璇琮编撰《唐人选唐诗》，陕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204－205页。

第4篇

关键词　司马迁，《史记》，科学思想，人天关系

Abstract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by　Sima　Qian　is　amonumental work　on　history　containing　substantial　contentabou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angle　of　scientificthouhgt， this paper inquires into and comments on Sima　Qian'sunderstanding and appliance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nkindand Environment in ancient China，　as　well　as　his　originalview and elaboration about such　relations　on　the　basis　ofcriticizing and　inheriting　the　scientific　thought　of　hispredecessors.　It　also　makes　a　through　study　of　certainhistorical facts abou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ut　down　in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pointing　out　that　they　provideimportant clues for conducting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 words　Sima Qian，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scientificthought， relations between Mankind and Environment

司马迁的《史记》〔1〕，以52 万余言概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两千多年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内容丰富、含义深刻的科学思想（也广义地包含技术思想）的载述。一类是古代关于人天关系的认识与实践基本传统的记载；一类是体现司马迁批判地继承中的创新见解；再一类是史实与人物的主线中，涉及的一些体现中国科学技术独创性发展的重要线索。本文将从科学思想史角度探讨《史记》中这三类具有历史意义以至现实意义的部分载述，并试作分析评价，以期从古代智慧之果中获得新的启迪。

1　《史记》概括了先秦人天观的基本思想传统与实践

1.1　“法则天地”的基本观念

古代先民在长期从事生产实践中懂得，人的一切活动受制于自然界，因而在安排农事、制定法度时，朴素地、自发地效法天地。《太史公自序》指出：“维昔黄帝，法则天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3301页）。继黄帝之后是帝尧，《五帝本纪》载：帝尧“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16页）“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xuán＠①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 ”（24页）“xuán＠①玑玉衡”是舜时观测天象的古老仪器。 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时代，已建立了社会法度效法天地的传统。《史记》的记载，也获得考古的佐证。1960年和1973年山东诸地出土的距今4500年前的陶尊上就刻有太阳、云气和山岗的符号。古代天官主持祭祀日出，主管天象变化的观察记录，以授民时，指导农耕。天上日月五星谓之七政，地上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则是对应的七政。黄帝之孙高阳因懂得“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xié＠②诚以祭祀”（11页），而继黄帝之后立为帝颛顼。当时通晓四时五行的运行规律以教化百姓是王者摄天子政的最高责职。

“五行”说是中国古老的自然哲学和社会定制的思想基础。轩辕之时“治五气”（3页），即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气。 《白虎通·五行篇》解释：“言行者，欲言为天之行气之义也，地之承天，……行尊于天也。”据《吕氏春秋》载，黄帝师“大桡探五行之情”，即探究天地节气的运行规律。《国语·郑语》从物质生成角度去理解，指出“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相杂，以成万物。”《宋微子世家》引箕子对五行的解释，阐明物质的形态与性质的关系，指出：“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1612页）而《黄帝内经·天元纪大论》则论述了五行与脏腑的对应关系。“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

法则天地，首先是效法五行。正如《黄帝内经·天元纪大论》所说，“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故应“以五为制”，“行五行之治。”而《白虎通·五行篇》则称为“法法五行”，即以五行作为一般事物的事理模式。周武王向箕子征求治国方略时，箕子指出的第一件事是五行，依五行相关规律指导农作，依五定制，分五事、五纪、五福。反映在天文历法中，则认为“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1350页）“五纪”则是“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生辰，五曰历数。”（1613页）解放前彝族十月历中，一年被分为土、铜、水、木、火五季，五行作五个节气理解[1]。 自然地理上定五岳；农艺上分五谷；生理上分五脏；医学上有五色诊。社会也多以五定制。《历书》记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qí＠③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1256页）甚至周朝贵族也分公侯伯子男五等，人朝执“五瑞”（五种玉石）；民分士农工商贾五民；礼分吉、凶、宾、军、嘉五礼；刑律分墨、劓、fèi＠④、宫、大辟五刑；乐定宫、商、角、徵、羽五声；歌作五章；舞有五行舞，即五色服装舞蹈。甚至性修貌、言、视、听、思五事，福修寿、富、康宁、好德、考终命五福，交通栈道也修五尺道等等。

封建伦理道德标准也是法则天地。天有天极，人有皇极，星空天道绕北极，百姓人道绕帝王，极为轴心，为最高规范。春秋制礼乐也不例外，《乐书》指出：“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1196页）“乐极和，礼极顺。”（1218页）总之，古代法天之极，比之万事，甚至秦皇陵和西汉一些陵墓中，也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象征人在中间，法自天地。西汉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王权神授为基础，定三纲五常作为封建伦理准则，也借着法则天地，论证神权，王权、族权、夫权的大一统关系，借至高无上的天道权威以论证人道王权的等级尊卑，成为历代封建统治思想基础。

司马迁对历代五行运行与天地相关的记述既肯定又批判。作为定季节、指导农事，他是充分肯定的，但对董仲舒等一些牵强附会的见解和记述，则予否定，认为“星气之书，多杂jī＠⑤祥，不经”（3306 页）。他对先秦至汉法则天地思想演变采取了科学严肃的态度进行整理，其所坚持的“法则天地”思想传统，既肯定了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性，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即“道法自然”的原则，但又抛弃荒诞不经之说。

1.2　阴阳和谐的思维方式

《史记》关于古代法则天地、道法自然基本观念的载述，又从另一角度体现为一种天地阴阳和谐统一的思维方式。《乐书》指出，“天地欣合，阴阳相得”（1203页）。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观念认为，天地为体，阴阳为气，“乐者天地之和也。”（1195页）天地运行不息而化生万物，天地有动静，乐为动，能明太始，即法天；礼为静，能形于教，即法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1188页）故先人作礼乐以应天地的和谐与顺序，其目的是和谐治世。

阴阳和谐的思维方式更突出地体现在古代医道中。扁鹊善于望闻问切，创始了脉诊临床。《扁鹊仓公列传》载：扁鹊“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2788页）即是从脉象中分析阴阳是否失调以判断病情。《史记》记载汉代名医太仓公淳于意从公乘阳庆学医，其中就有“揆度阴阳外度”。阴阳交替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也是医道的根本规律，是中医判断脏腑属性、生理变化、诊断治疗、药性鉴别的基本思维方式。《黄帝内经》强调人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人体与天地同属和谐相关，调和阴阳也就成为中医思维与治病的要旨。

老子的《道德经》指出，“万物负阴而抱阳。”西汉初期主张破除秦代严法，实行无为而治。“斫雕而为朴”，“制治清浊之源”（3131页），其基本前提正是认为不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以至人体生理，要希望一切事物都象音律那样和谐有序，就需要反朴归真，从根本着眼，至简至朴，才能阴阳调和，无为而治。这正是司马迁所推崇的思维方式与方法原则。

1.3　地质演化的理性思路

古代人天相关的观念与阴阳和谐的思维方式也反映在关于地质变化重大事件的认识方面。司马迁的记载中，已概述了古代中国朴素的地质演变思想。《周本纪》载，“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145 页）这是运用阴阳和谐与制约的思维方式来阐明地震的原因。在这种朴素的解释中，已蕴含地质演化的科学思想。这种思想在其他古文献中也有所载。《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也记载：“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méng＠⑥zú＠⑦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形象地描述了地震引起地壳升降的情境和后果。19世纪英国地质学家赖尔认为地壳变化不是什么超自然力量支配的结果，而是地壳运动导致山川巨变所形成的。恩格斯指出，赖尔“第一次把理性带进地质学中”[2]。而《史记》、《诗经》关于中国古代地质演变的记述与立论， 思路和赖尔基本相同，都是坚持从自然界自身的变化去说明地质演变，都是用理性把造物主排除在外，就这一点来说，时代却早了两千多年。

在先秦的地质演化载述中，既有科学合理的思想内容，又夹杂天人感应的色彩，认为“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145 页）但其中也包含合理的方面。《周本纪》指出，“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145页）在历代统治者中，往往由于大兴土木， 人为地任意挥霍砍伐，破坏水土保持，又耗尽民力，一旦水土失演，河竭山崩，人民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受破坏，无以为生，社会也必然失稳。就这一点来说，自然失序确实也有可能导致国运衰亡。其积极意义正在于警告后世君主顺应天时，勤修德政，节省民力，不能只向自然索取，不顾自然法度。而要利用与护养结合，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即使发生天灾，社会也仍保持安定，其寓意是深刻的。这与今天全球21世纪议程的“可持续发展”对策思想的新概念确实所见无异，思路一致。同时也要指出，自然演化与社会发展虽有相关性，但事件之间又决不是一一对应关系，如果作绝对性理解，则会陷入天人感应论。

1.4　水利疏导的系统思想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兴修水利，最早载誉史册的，应推夏禹。《史记》中多处记载了夏禹决川疏导、根治水患、兴修水利的辉煌业绩。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夏禹所以成功，正基于他在长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而形成的关于治水问题应整体协调、整体解决的基本见解。夏禹是中国古代最早运用系统思路解决全国性大型水利系统工程问题的杰出典范。

据《五帝纪》所载，夏禹“披九川，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2〕”（43页）所置九州实际是水利工程定界疏jùn＠⑧的九个自然地理区域。夏禹治水，首先是决川。《夏本纪》载，“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79页）在古代滔天洪水面前，根治的办法就是令河川与大海疏通，令田亩水渠与河川疏通，使全国各个水道水流通畅，不生阻塞。《越王勾践》载，“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渐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诸夏艾安。”（1756页）可见大禹治水注重根治，几千年受益于后世。

夏禹治水的同时，也令“九山刊旅，九川dí＠⑨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75页）即九山削木以示明通道，九江疏通以广泽农田，江岸筑堤以预防冲决，这又是有史记载的最早堤防工程。

《河渠书》还指出，大禹之后，全国各地发展了开凿运河的新水利工程事业。“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1405页）“西方（指楚）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山东）之间。”（1407页）鸿沟是春秋战国时期魏在黄河与淮河之间的荥阳地区开凿的运河。吴国则在长江、淮河之间修邗沟，是古代我国最早开凿的大运河。另外楚、齐各国也都开凿运河。《史记》概述了先秦各国修建运河的盛况，这是大禹治水之后的进一步发展。运河的开凿，又使区域定界的天然河川贯通起来，加之与堤防工程结合，就把区域水利工程连成整体有机系统。

在各流域内，春秋战国时期还修筑了不少大型水利灌溉工程。据《史记》所载，“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溉浸，百姓享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1402页）都江堰包括分水“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个有机部分，合理解决分水、导洪、防洪除旱、引水灌溉和排除泥沙一系列相关重大工程问题，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水利工程。由于李冰父子建立了岁修制度，历两千多年而不衰，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至今在世界上仍享盛誉。在秦国，修郑国渠，“渠就，用注填阏于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1408页）在魏国邺郡，“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1408页）

从《史记》关于大禹治水到春秋战国时期所修的水利工程详细记载中表明，中国古代不仅修筑了许多重大水利工程，积累了宝贵经验，更可贵的是很早就形成了水利疏导的整体系统思路，并运用于工程实践，创造了许多成功范例，其高度系统性、科学性与持续性构思，至今仍值得效法。

中国古代关于法则天地的观念，阴阳和谐的思维方式，不仅限于对自然地质变化的认识，对水利工程实践的运用，且也运用于观察天象变化，指导农耕，以至社会政治、军事诸多方面，可以说，成为指导一切社会实践的思想导向，这里限于篇幅，不一一展开。而司马迁在整理先秦史事的哲理见解中又阐发了一些深邃的创见，值得我们有重点的予以研究。

2　 司马迁关于无为自化及科学求索论述所闪现的创新见解

2.1　关于“无为自化”这一道的根本的见解

《史记》成书虽处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代，然而司马迁仍坚持以道家的“无为自化”为道的根本。他深谙百家，“采儒墨之善，摄名法之要”（3289页），即综百家精华。他又以“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的见解研究了道家与其他各家的关系，认为“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于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hé＠⑩少恩。皆原于道德之音，而老子深远矣。”（2156页）司马迁将老子的思想概括为“无为自化，清静自正”，认为这是道家的思想原则，同时也是司马迁对道家继承的基本点。

《太史公自序》指出：“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3313页），这出自《道德经》57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顺应自然，不要违背“道”，不要凌驾于“道”、强加于“道”，是“无为”的本意。也即认识事物，按事物规律办事，保持清静无为，社会才能安定，这就是无为而治的道的宗旨。

《春申君传》中说：“物至则反，冬夏是也”（2388页）。至即极，极则反，无为自化到一定临界点便出现物极必反，是任何事物演化的趋势。无为自化体现事物发展过程存在一种自发的自适应、自调节、自进化的自组织特征和趋势。现代系统论的自组织理论所阐述的正是这种思想，而在中国则是以朴素的见解早在古代就提出来了，被老子概括为“道”。司马迁在《范睢传》中指出：“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数也。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圣人之常道也。”（2422页）司马迁运用无为自化思想深刻剖析事物，并以比较的笔法阐发这一道理的幽微。正象犀象之死，惑于饵食；苏秦之死，惑于贪利；夫差自恃，杀身亡国；扁鹊神医，以伎见殃（2422、2817页）。《范睢传》中说：“易曰亢龙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诎，往而不能自返者也。”（2424页）司马迁多处论证了“物盛而衰”（1420页）是自然之道，即现在我们说的普遍规律。他也运用于分析西汉时代商贸之道，认为经营贸易中，“财币欲其行如流水”（3256页）。《货殖传》中说：“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3254页）说明商贸之道与自然之道同理。正如“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3199、3282页）《史记》所举事例所说明的是市场社会、言谈发抒、处事及养生，都无不过犹不及。过，就是主观强加于客观，违背无为自化之道。

司马迁不仅看到物极必反，他对无为自化的理解还与发生、进化相联系。《龟策传》中说：“天下有阶，物不全乃生也。”（3227页）事物有阶，即有差别，客观存在的不平衡性是普遍的，不平衡才引起相干作用，引起随机涨落和消长，这是新旧事物交替的动力。在司马迁“不全乃生”的论断中已深寓此意。司马迁还说：“天尚不全，故世为屋，不成三瓦而陈之，以应之天。”（3237页）更充分说明了不全是绝对的，全是相对的，事无万全，既是应天道，也是生之本。这是司马迁从无为自化中透视的自然创生规律的真谛。

司马迁特别运用于认识社会问题。他引老子言：“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3131页）汉初律令从简，简得象能漏掉吞舟大鱼的鱼网一样，结果社会安定，一派新生。可见上德者不自以德全而确有德，下德者自以为德全反而无德。《太史公自序》指出：“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3292页）这是司马迁抒发对道家无为自化思想的深邃理解，其要旨在于奉劝一切人君必须因循无为自化这一“道”的根本作为治国纲纪。

但无为自化不能理解为完全消极地无作为或不作为。人是有自觉能动性的，《史记》中又发展了“庸命”思想，即关于顺天命与重人为相统一思想。这与无为自化这一“道”的根本是一致的。《五帝本纪》说，谁“能庸命，践朕位？”（21页）《集解》引郑玄注：所说“庸命”，指“能顺事用天命者”，即能洞察天道，按客观规律办事，这就是人的能动性。《史记》反对盲目畏天，而强调顺应天道的人为。董仲舒也讲顺天命，但轻人为。他在《贤良策一》中说：“按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时，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认为国家兴亡必有灾异先兆。但司马迁推古天变，指出“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藉jī＠⑤祥不法。 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1343页）所以《史记》中所述天象怪异，最多只作为事实记载，而不赞成牵强附会，盲目轻信，消极畏天，这一点与董仲舒有根本区别。《齐太公》上记载，齐景公32年，彗星出现，景公和群臣都为上天示警而忧虑，独晏子大笑，指出“彗星何惧乎？　”（1504页）认为社会兴衰不维系于彗星的出没，而在于修德政。“是时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故晏子以此谏之。”（1504页）这显然是司马迁所赞颂的。西汉初宫闱之争激烈，司马迁对诸吕外戚篡权现象是否归于天命甚是怀疑，故托语说：“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1967页）司马迁记述天象变化，也涉及天人感应，但不消极畏天，而重修德政。认为“国君疆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穰，正下无之。”（1351页）这是指有道之君，注重修德爱民，减刑，修好周边关系，而不在于祈求上苍保佑；无道昏君，即使上天真的示警也不起作用。天有天道，人有人道，虽同是遵从无为自化规律之道，有相关性方面，如天灾影响农事等，但又各别。人在天道变化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大禹治水就是历史的明证，天道变化决不代表人道变化。“无为”的深刻含义在于只能遵循而不能主观随意去改变规律，违背规律无不受到惩罚。遵从无为自化规律不是消极的，而是在客观规律容许的可能性范围内因循利导，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也可以达到最好结果。有道明君顺应无为自化之道，则在于勤修德政，尊重“无为”便能达到无不为。这样，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传统的庸命思想与无为自化之道相统一，就赋予了新的内涵，更富于积极意义，确也能为后代所效法。

2.2　《史记》创作宗旨体现的信息世界思想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他创作《史记》所坚持的三个宗旨，为古今学者所肯定。本文则从现代信息世界观念角度来理解这一基本宗旨的创造性和科学性。

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积累了关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识成果，通过文字、符号把信息保存下来，以相互交流，传之后世。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把这类精神世界的产物概括为区别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信息世界（或称知识世界），并称之为“世界3”，以区别于前两者。“世界3”反映人类共同知识的积累，从这一意义来说， 先秦诸子百家的著述及司马迁的《史记》，也都为信息世界添砖加瓦，无不都是“述往事，思来者”（3300页），以影响后世为目的。尽管任何人都避免不了主体与时代的局限，但又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信息的客观性。司马迁也不例外，他作《史记》的三宗旨，也体现着他构建信息世界的基本宗旨。

“究天下之际”，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力求穷尽历史上一切自然与社会实际的信息，这是研究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依据。《报任安书》中指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亡之纪，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这就是司马迁的求实精神。“通古今之变”，也称“承敝通变”（3319页），则是司马迁从成败兴衰的历史信息中，透过现象发现本质，发现变中的不变，即发现历史演变的规律性。“成一家之言”，则表明司马迁坚持从自己的研究中去作结论，体现他研究态度的严肃性。《太史公自序》中指出：“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3300页）历史上任何学派对自然规律或社会规律的见解，无不反映作者的一定主观立场，其所带的主观性就是“志”，学派立论和见解的展开则是“思”。所以反映学派主体性的立场、意志、见解的能动性思想展开，就是“遂其志之思”。司马迁公然申明这一点，既肯定了人在建构信息世界中的作用，又不标谤自己是凌驾于一切的绝对真理，而仅是一家之言耳。

历史上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近代的黑格尔，也都探讨过人类信息世界的本质，说法不同而已。柏拉图称之为理念世界，但归之于天国，认为人只能通过回忆和反省去把握。黑格尔则称之为绝对精神，认为人类的观念世界只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外化，而绝对精神则先于物质而存在。客观唯心论的共同点虽都承认在主客体之外存在一个知识世界之类的世界，但却把它当作先于人而存在，根本否认知识世界的形成与人的关系，特别是否认了人在建构信息世界中的能动作用。波普尔的“世界3 ”虽也包含信息世界客观性的见解，也不把它归之于天国，但他又宣称这个“世界3”是没有主体的世界，带有二元论倾向。其实“世界3”是社会实践中学术团体、学派，以至整个人类文化成果的总称，这是历史长河中人类知识的创造和积累，它虽不能归结为个体主体，但又是个体主体创造的积累。它也并非绝对没有主体，广义的主体就是人类群体，以至整个人类认识主体[3]。这一点司马迁的论述中， 已包含着类同的见解。《太史公自序》中指出，“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3288页）《索隐》注道：“六家同归于正，然所从之道殊涂，学或有传习省察，或有不省者耳。”其意思说明尽管六家百虑，途径和立场见解可能不同，有省察也有不省察之别，但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探索自然与社会的规律性，这又是共同点。又正如《易传·彖上》所说，“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4]即只有最杰出者， 才能真正洞察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其见解能开启智慧，沟通意志，成为天下人的思想导向。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易经》到《史记》，都持人类知识积累的群体性见解，即肯定知识的客观性，又肯定个人在知识创造中的能动性和杰出人物的作用。这些较之柏拉图、黑格尔以至波普尔的见解又更加切实合理。

3　 《史记》记载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独创性发展的重要线索

3.1　同律度量衡的原理与方法

《史记》中记载了先秦历代通过定音律以作为定度量衡基准的原理与方法。《律书》指出：“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1239页）乐律是天地和谐的象征，阴阳律吕生养万物，故也为权衡等的基准。舜代尧摄天子职之后，东巡至泰山，会同诸侯，调整东方各邦国的音律度量衡、礼仪、历法、验证礼器等，使全国统一。《五帝本纪》所载的“同律度量衡”（24页），包括同律，即统一12音律；同度，即统一丈尺；同量，即统一斗斛；同衡，即统一斤两。定音律则是作为定度量衡的根本。

古代定音律是通过声共振实验进行的。据《后汉书·律历志》引《前书》所载：“黄帝使令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谷xiè＠⑾生，其窍厚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管。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音，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律书》载：“凡得九寸，命曰黄钟之宫”（1251页）。黄钟为律吕之首，是制定其他11个音律的基础。12律中阳为律，阴为吕。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为六律；林钟、南吕、应钟、大吕、夹钟、中吕为六吕。《后汉书·律历志》载，古时定音律是在缇室中进行的。缇是一种没有花纹的丝织品，用缇缦绕成内外分隔三层的帐室，关闭三重相错的门户，并以牲血涂严门缝，使之成为一个不受任何气流干扰的隔音密室。室中间按十二地支的方位安放12张木案，于上各放一根外高内低，一端封闭一端开口的微微倾斜律管，每个律管内安放一点由初生芦苇杆内的簿膜烧成的轻灰。做实验的人在缇室中心吹笛或拨弦以顺次发出12个音律，由于声波波长频率不同，便会分别与12根律管中具有相同频率的振动空气柱发生共鸣现象。如果管内长度刚好与四分之一声波波长相等，就会形成驻波，产生共鸣。驻波中有合振幅趋于极大的波腹，也有合振幅为零的波节。气至灰动，在波腹处轻灰被吹散，在波节处则轻灰积聚。如果管内斜面上有按波节的轻灰聚集，则表明已发生共振或共鸣。12根律管中，黄钟在子位，长9寸，孔径3分，围9分，其余各律管长度渐短，围数不变。

度者，定黄钟9寸之长为90黍之长，1黍为1分，10分为寸，10 寸为尺，10尺为丈，10丈为引。

量者，以黄钟管的容积定为1龠，合龠为合，10合为升，10 升为斗，10斗为斛。

衡（平）权（重）者，1龠容1200黍，重定为12铢，24铢为两， 16两为斤，30斤为钧，4钧为石。

黄钟律管经翻造作为标准量器发至全国。中央度量衡检查各地度量衡是否符合标准，就是将中央制定的黄钟律管与地方造的律管相比较，如有共鸣现象出现，才算合格，否则作废以至绳之以法。这套声共振实验方法，不仅用于统一度量衡，也用于各种乐器定标准音及气候的测定。因为律管发生共振共鸣与室温、湿度有关，只有声管之气与律管之气相“候”，才有应律共鸣发生。这表明我国古代很早就发现并利用一定音律与一定空气柱发生共鸣的物理现象，创造性地构建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声共振物理实验室[5]， 从而发明了以音律定计量单位的技术原理和标准量器，解决定音律、定通用度量衡的基准。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声共振实验技术和计量技术，也是人类社会推行度量衡的标准化、通用化和系列化的初期形式，在科学技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汉书·律历志》的详细记载也表明，同律度量衡的科学技术思想与方法产生于黄帝时代，历代沿袭和改进，至汉代才以文字详细记载下来，已成为一种传统的技术和制度。

3.2　数纪运筹的思想与方法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十进制的国家之一。《周本纪》云，“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146页）这里的“纪”指数以十为进制。中国古代的数起于一，终于十，十则变，故曰纪。虽然《史记》中已涉及数纪概念，但没有展开论述。然而据考古发现，中国十进制运算法起源很早，《史记》关于数纪的记述，提供了与考古发现联系的线索。19世纪末，河南安阳小屯发掘的大批商代（前14—前11世纪）龟甲和兽骨中包含的数字，如记载俘敌或杀敌的数目，就是用十进制构成记数的概念体系和表达方式。而周代（前11—前3 世纪）的青铜器铸刻及货币上的铭文也有很多类似甲骨文的数字或记法，但数字记法已有所演变[6]。

中国古代虽应用十进制记数法，但计算过程不是应用记数文字来运算，而是应用“算筹（或suàn＠⑿）”作为计算工具来进行计算。“筹”是一些小竹棍，用于摆成不同形式以示不同数目，然后进行计算。《道德经》上已有“善计不用筹策”的论述，说明十进制用筹作为运算工具已有悠久历史。

中国古代文字是直行书写，自右至左，但算筹记数和运算方式则是排成横列，自左至右，与现行十进制位值体系记数法相同。即同一个算筹，当处于数列的不同位置时，表示的数的意义不同，即体现位值的不同。数的积累逢十而进位，这是中国古明的位值制记数法。而在其他文明古国中，虽也应用十进制，但记法复杂。古埃及的十进制，数逢十即用新符号记数。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十进制也都极烦琐，虽是十进制，但缺乏数字的位值成分，不能表示出一个数字符号的位值，这一点，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都一样。现代阿拉伯数字起源于印度，但印度的数码体系中，也没有进位记法，10与10的倍数，都用独立符号表示，每个符号都独立代表一个数，均不体现位值制位值成分的意义。按照李约瑟的估计，“在西方后来所习见的‘印度数字’的背后，位值制早已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年。”[7]可见中国的十进制的位值制更具有独创性，也远早于其他国家。其不足之处是不能象笔算那样在算筹运算上保留计算步骤，难于检验运算过程，也影响逻辑推理的发展。

《史记》在《留侯世家》及其他多处提及“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2043页）。这里的“运筹”，则不具体指以“筹”为工具的计算过程，而是指张良在帷帐中制定作战谋略与决策的过程。《孙子吴起传》记载了战国时期田忌与齐王赛马的故事。田忌的马不如齐王，由于采用了孙子的谋略，以下驷对齐王上驷，以上驷对中驷，以中驷对下驷，而终于获三战两胜的结果（2162页），这在今天仍是博奕论的典型范例。在西汉时代，“运筹”已被当作制定谋略与决策职能分工的代名词。

本世纪30年展起来的运筹学，其基本宗旨是探讨事理，强调做一项工作之前要明确目的，制定效果衡量指标体系作为估计不同方案所达到预定目标的程度的依据，在此基础上选择最优方案和实施有效管理。我国1955年开始研究运筹学时，正是从《史记》中摘取“运筹”一词作为OR（operations research）的意译， 就是包含运用筹划以智取胜的深刻含义。从《史记》对“运筹”的记述表明，我国运筹思想源远流长，对我国运筹学的建立和发展仍有重要影响。

3.3　信息思想及传递方式

《周本纪》记载，“幽王为fēng＠⒀suì＠⒁大鼓，有寇至则举fēng＠⒀火，诸侯悉至”（148页）。这表明公元前700多年，已应用光通讯技术远距离传递军机大事。烽（即fēng＠⒀）火台又称墩堆，是一种高筑的土台，有敌情时点燃薪草等易燃物，发出浓烟，一站一站相继点燃传递信息，诸侯获悉派兵支援。这种方式一直到明清时代还有使用。有时为使目标更加明显，还加入狼粪，又称狼烟。烽火台的通讯，就是中国最早的光通讯。

中国古代传统信息的载体很多，《史记》中有多处载述。旗帜是很早就发明的信息载体。《五帝纪》载，“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44页）。说明早在五帝时期就已经用旗帜为信息载体标志身分等级。《乐书》载，“龙qí＠⒂九旒，天子之旌也。”（1201 页）qí＠⒂为天子诸侯的旗帜，交龙为qí＠⒂。古代以旗帜的不同图案和饰物为信息载体，表示身份等级的差别。如上公九yóu＠⒃，侯伯七yóu＠⒃，子男五yóu＠⒃，“王建太常，十有二yóu＠⒃。”[8] 《礼记》云，“龙qí＠⒂九yóu＠⒃，所以养信也。”（1162页）除王建龙qí＠⒂外，卿建“zhān＠⒄通白之帛”。大夫士的旗帜为“物”， 系杂帛。师都建旗，画有六＠⒃熊虎。卅里建yú＠⒅， 画有七yóu＠⒃鸟隼。县鄙（都之所居）建zhào＠⒆，画龟蛇，四yóu＠⒃。[8]。熊示毅，虎示猛，鸟示速，隼示挚，龟示静而有知，蛇示敏而有勇。可见旗帜传递的信息，既示尊卑有别，养信于民；又示职责分工，各得其所。古代军事活动中，更普遍以旗帜为信息载体。都城驻地立杆旗以示级别和部队之间从属关系。颜色则标示方位，如青示东，赤示南，白示西，黑示北，黄示中央。战场上夺旗鼓为胜利标志（2876页），刈旗示失败标志（334页）。军队列阵， 常用鼓声传讯指挥。孙子吴起以鼓声指挥操练吴王宫女（2161页）。《宋微子》载，“不鼓不成列”（1626页）。“秦军鼓zào＠⒇勒兵”（2445页）。项羽“引兵鼓行”（305页）。从《史记》所载，先秦以旗鼓为信息载体， 标志身份，标志职责，标志方位，指挥 战阵行军，等等，传递的信息量极大。

语言、文字、丝帛、竹简、书信都是常用的通讯工具，也作为信息存贮的载体。《孝文纪》载，西汉律令“著于竹帛，宣布天下”，“著于竹帛，施于万世”（436页）。一些重要的历史文献，还用鼎书、 铭文、碑刻为载体，这在《封禅书》、《秦始皇纪》中也有记载（1393、263页）。重要军情机密，还用铜虎符、竹虎符传递（424页）。而地理信息，建筑设计，则用地图、建筑图为信息载体。《孝武纪》称，“济南人公王带上黄帝时期明堂图。”（480页）《张仪传》载， “挟天子，按图籍，此王业也。”（2299页）因为图籍贮存全国版图和人口信息，故为王者所必争。

至于远距离传讯通道，除烽火台外，平时通讯往来则普设驿道，每到一处则设驿站。《汲郑》载，“常置驿马长安诸郊”（3112页），可见沿交通要道设置驿站，在汉时已连成邮递线路网络。秦统一全国后，建36郡，实行“车同轨。书同文字。”（239 页）正是通讯系统网络化、信息语言通用化的新开端，使信息传递更为便捷。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创举，在信息思想与传递方式上也是重要革命。

古代音乐也发挥着交流信息的功能，司马迁确实也认识到这一点，在《史记》中也有精辟记载。《乐书》云，“乐必发诸声音，形于动静，人道也。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于此矣。”（1220页）又指出“凡音者，生人心者也。动情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正通矣。”（1181页）其基本见解是乐声与人心相通，音乐能表达人的内心世界思想感情微妙变化的信息，这种与心相通就是“正”。国家安定，人伦清正，“正和”；社会混乱，道德沦落，“正乖”，即不正常。所以，音乐以独特的方式反映了社会秩序的信息。

在《史记》关于伏羲作八卦、文王作周易等记述中，还反映了中国古代已形成朴素的全息观念。《孝武纪》载，“闻昔大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下万物之所系终也。”（465 页）古人已直觉地猜到天地万物存在一统关系，这个“一统”有信息相关之意。《律书》上说，“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天所以成孰万物也。”（1243页）这是关于万物体现宇宙五行八正之气，因而通过五行八正之气又能沟通宇宙信息的朴素全息观念。古代占卜术士祈求通过占卜，“推归之至微，要＠②于精神也。”（3224页）希望获取自然变化的相通信息，判断思维中的疑难。至于占卜能否窥测未知事物这一点，司马迁则抱怀疑态度，故他又说，“太史公推古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1344页）。

《史记》虽不是一部科学技术史书，但它是全面的历史巨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不少科学技术的思想与史实。除上面本文所述外，《史记》关于天文、数学、农事、中医、养生、纺织、车辆、机械、地质、栈道等诸多方面，还有不少重要事件和史实的载述，提供了许多进一步研究的线索，本文仅初步研究了部分的事例。但从上述《史记》数例的研究中，也基本反映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传统，反映了司马迁卓越的创见。西方学者认为，“从自然中学习什么即创造力”[9]， 自然界是最伟大的设计师，是激发人类创造力无穷无尽的源泉。中国古代形成了法法自然，绍物开智，向自然学习创造力的科学思想传统，创造了举世公认的辉煌业绩，这些正是今天我们向21世纪进军中所要继承和发扬的。

参考文献

[1]　阿苏大岭等，云南小凉山发现彝族太阳历， 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3 (2)

[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2

[3]　黄麟雏，也谈客观意义的知识·哲学研究，1991，(7)

[4]　易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35—36

[5]　杜晓庄，世界最古老的物理实验室·光明日报，1980.12.1

[6]　李俨，杜石然，中国古代数学简史·北京：中华书局， 1963年

[7]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32

[8]　六经图，周礼

[9]　Gern Binning. 创造力的秘密·世界科学，1992，(1)

注释：

〔1〕本文所引《史记》均系中华书局1959年版。 文中所引《史记》原文均将页码直接附于引文之后，不另加注。

第5篇

张湘民，男，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呼吸障碍诊疗中心主任医师。从事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20余年，多次到国内外参加学术交流与深造，师从国际知名专家。主要擅长鼻科疾病诊疗，鼻内镜、耳内镜、喉内镜与显微镜微创外科手术及颅底外科；对鼻咽癌早期诊断及耳鼻咽喉科疑难疾病的诊治有丰富经验。

全世界有2-3成的人群有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打鼾也是影响睡眠质量的“元凶”之一。近期英国研究显示，打鼾会使你看上去丑陋和憔悴。不仅如此，打鼾更是健康的大敌。张湘民医师表示，打鼾者有着极大的生命安全隐患，尤其是打鼾的中年男性更要当心，一种被称为“梦中杀手”的疾病可能正在向你靠近。

曾经的举重冠军才力在睡眠中因呼吸暂停，抢救无效身亡，年仅33岁。导致他英年早逝的“罪魁祸首”就是伴随他多年的打鼾恶习。才力的“鼾症”是一种疾病，医学上称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此病患者由于上呼吸道狭窄、阻塞，造成的血氧饱和度下降，进而导致呼吸暂停，引发生命危险。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患者日常表现为打鼾、日间极度嗜睡和睡眠中呼吸暂停等症状。

据估计，我国目前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人约有3000万-5000万！60岁以上的人，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有20%-40%。

你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吗？

是不是打鼾的人就说明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呢？所谓的“打鼾”就是大白话里常说的“打呼噜”，按照症状严重程度的不同分为以下3种情况：

单纯性打鼾：指正常人在疲劳时或饮酒后睡眠偶会出现的打鼾。如鼾声轻微，不影响他人睡眠，不造成缺氧，并不会影响健康；

鼾症：指每周有超过3晚的习惯性打鼾，鼾声大或影响别人睡眠休息时的打鼾，这种情况对健康暂无威胁；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指在睡眠7小时过程中，至少有30次呼吸暂停，每次呼吸暂停时间10秒以上，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的打鼾，这种表现是疾病的征兆，有造成呼吸暂停猝死的危险。

一般来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打鼾音量大，十分响亮；鼾声不规则，时而间断，此时为呼吸暂停期。且极度“嗜睡”，白天也困，随时可入睡，工作时，与人交谈时，进食时，甚至骑自行车时因入睡而摔倒。此外，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还有些“异常行为”：常常惊醒，甚至突然坐起，大汗淋漓。还有伴有夜间遗尿症的、头痛的、急躁、记忆力减退的……有一些患者颌骨畸形，比如下颌畸形、紊乱以及开口困难等。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高发人群

西方人诱发“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原因主要是肥胖，非肥胖的人很少会发生；但中国人由于面颅骨骼发育和西方人不同，所以除了肥胖人群高发之外，没有肥胖的普通人也容易患上此症。

高血压控制不好检查睡眠呼吸。一部分高血压患者控制不好血压，“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或许就是原因。据称，“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和高血压的共患率很高，约50%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患有高血压，30%的高血压患者存在“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且常被漏诊。当发现自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并发高血压时，不要盲目降压。因为随着睡眠呼吸疾病的治疗，高血压病情可以得到改善，血压也可恢复正常。

另外，对于已经存在其他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如心脏病、冠心病、中风等疾病的患者，也应该尽早进行睡眠检查。

短下巴的人更易患病。“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由咽喉部的组织塌陷并堵塞气道造成的，发生呼吸暂停时空气无法进入肺部。因为亚洲人骨架结构的特点，颅面和口腔结构异常如咽腔狭小、舌体宽厚、下巴短小后缩，这使得亚洲人成为患上“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高发人群。另外，鼻咽部增生性疾病、内分泌和代谢障碍性疾病以及任何可导致舌、咽、喉部肌肉功能失调的神经系统病变也均可引起睡眠呼吸暂停。

此外，男性得病的机会较女性高2-9倍。酗酒或长期使用镇定剂、安眠药者，超重与肥胖者发病率都较高，尤其是同时具备以上多种条件，发病几率大大增加。而老年人经常打呼噜也可能导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很容易发生夜间猝死。

如何应对“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患者或出现类似症状时，应当引起重视，戒烟戒酒，加强运动锻炼，保持正常体重，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时睡眠时应当注意采取侧卧睡姿，慎用镇静安眠药。

一般病情轻的病人可以通过口腔矫正器来治疗；中度和重度的病人，目前国内外公认最有效的无创治疗方法，就是睡眠的时候戴上便携呼吸机。口腔矫正器可以将下颌向前拉来保证咽喉部通畅，呼吸机通过一定的压力来保持呼吸道的通畅。

目前来说，严重的患者可采取手术治疗，如果发现自己或者身边的亲人、朋友出现或类似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症状时，应当劝其到医院接受专业咨询和治疗，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打呼噜是病，应该做好长期治疗的准备，不能盲目追求某些广告中所谓的“根治”。

健康新知

闻闻香橙味 饮食更健康

英国利兹大学最新研究发现，看到和闻到健康食品，可以帮助需要节食和减肥的人达成目标。即使不吃，家里储备充足的水果和蔬菜，也有助于保持健康饮食。

参与研究的尼科拉·巴克兰德表示，当人们在饥饿中受到食物诱惑时，需要节食的人应该“利用片刻时间来专注于健康食物的感官性能，例如看看水果或者蔬菜的样子，闻它们的味道”。在实验中，受测者闻过新鲜橙子的味道后，吃的巧克力数量比正常情况下少了超过一半。据分析，这是因为看到了果蔬，提醒了他们需要注意自己的饮食。

血型决定消化能力

近日，美国自然疗法医学专家彼得·德达莫在其新著《吃对你的血型》中指出，血型不同，饮食保健方式各异。他认为，血型具有遗传特性，与祖先从某特定区域迁徙而来有关。A型血的人祖先最先从事农耕作物，因而肠道菌群更适合素食；B型血的人祖先多从事游牧，因而其消化素食和红肉能力较强；AB血型的人结合了A型血和B型血的优势，素食肉食消化能力都相对较强；O型血的人祖先以狩猎为生，在肉食消化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因此，如果适应这种“血型饮食模式”，那么消化功能就会得到优化。

满月影响人类睡眠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月圆之夜如果睡不着，可能是因为你内心里的那个“穴居人”。科学家指出，人类虽然已经进化，但人体内部的生物钟仍然残留着在月圆之夜睡得少的基因。这种现象是一种“月循环时钟”，取决于月亮循环的周期。据推测，月圆之夜睡得不那么熟，有助于人类的老祖先们躲避乘着月光捕食的猛兽。研究同时发现，当月亮上升到天顶最高点时，人体内分泌的褪黑激素水平降低，而褪黑激素正是负责控制睡眠循环的一种荷尔蒙。

水流声有助预防压力堆积

近日，瑞士的研究证明，水流的声音能够有效防止压力的囤积，缓解焦躁情绪。

根据瑞士苏黎世大学研究者发表于科学杂志《PLOS ONE》的研究结果显示，溪流的声音、水流的声音都具有减缓压力的效果。研究者认为，“水流的声音与持续进行的白噪音都能够唤醒大脑，因此，到大自然中进行森林浴等行为对于人类来说是有益的”。如果觉得自己压力大，有时间的时候不妨抽个周末去郊外看看瀑布、听听水声，或者平时在家里也可以泡泡澡，玩玩水，让自己身心都获得放松与休息。

食疗养生

秋季“第一吃”

秋季吃什么好？秋季养生重养肺，所以进补也应有所针对，下面分享7个秋季养生之宝：

第一菜：莲藕

民间早有“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的说法。秋令时节，正是鲜藕应市之时。此时天气干燥，吃些藕，能起到养阴清热、润燥止渴、清心安神的作用。同时，莲藕性温，有收缩血管的功能，多吃可以补肺养血。除了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外，鲜藕蛋白质和各种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含量也很丰富，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对治疗便秘，促使有害物质排出，十分有益。

最佳吃法：七孔藕淀粉含量较高，水分少，糯而不脆，适宜做汤；九孔藕水分含量高，脆嫩、汁多，凉拌或清炒最为合适。

最好搭配：黑白木耳。搭配银耳可以滋补肺阴，搭配黑木耳则可以滋补肾阴。

第一粥：百合粥

百合味甘微苦，性平。其营养成分丰富，有蛋白质、维生素、胡萝卜素及一些特殊的有效成分，如淀粉、多糖、果胶以及多种生物碱，对抑制癌细胞增生有一定的疗效。并且，百合有润肺止咳，清心安神等功效，是秋季食用之上品。

最佳吃法：煮粥。百合可当菜肴吃，如西芹炒百合、百合炒牛肉；也可煮粥吃，如百合与糯米制成百合粥，放上一点冰糖，不仅可口，而且安神，有助于睡眠。

最好搭配：杏仁。杏仁有润肺止咳，清心安神的功效，搭配百合熬粥适用于病后虚弱、干咳患者。

第一坚果：花生

中医认为，花生性平，味甘，入脾、肺经。可以醒脾和胃、润肺化痰、滋养调气、清咽止咳。主治营养不良、食少体弱、燥咳少痰、咯血、皮肤紫斑、产妇乳少及大便燥结等病症。

最佳吃法：新鲜花生最好连壳煮着吃，煮熟后的花生不仅容易消化吸收，而且可以充分利用花生壳和内层红衣的医疗保健作用。花生红衣能抑制纤维蛋白的溶解，促进血小板新生，可治疗血小板减少和防治出血性疾病；花生壳有降低血压、调整胆固醇的作用。

最好搭配：红枣。花生搭配红枣，能补脾益血、止血。对脾虚血少、贫血有一定疗效，对女性尤为有益。

第一补：山药

山药不仅有“神仙之食”的美誉，还有“食物药”的功效。其含有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物质，有利于脾胃消化吸收。山药还含有大量的黏液蛋白、维生素及微量元素，能有效阻止血脂在血管壁的沉淀，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延年益寿的功效。

最佳吃法：蒸着吃、做汤喝、炒菜均可。蒸着吃，营养损失最小。

最好搭配：枸杞。如果不单独吃山药，可以和枸杞搭配来熬枸杞山药粥，能更好地发挥滋补效果。

第一饮：黄酒

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含有18种氨基酸，这在世界营养类酒中是少见的。黄酒还含较高的功能性低聚糖，能提高免疫力和抗病力，是葡萄酒、啤酒无法比拟的。中医认为，黄酒性热味甘苦，有通经络、行血脉、温脾胃、润皮肤、散湿气等治疗作用。

最佳饮用方法：黄酒温饮，暖胃驱寒。温度以35℃-45℃为佳。

最好搭配：乌梅。秋季讲究饮食以“收”主，搭配乌梅恰恰符合“收”的理念，有养阴生津、润肺护肝的作用。

第一肉：墨鱼

关于吃肉，民间一直有“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的不如没腿”的说法。墨鱼营养丰富，每百克肉含蛋白质13克，脂肪仅0.7克，还含有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A、B族维生素及钙、磷、铁等人体所必需的物质，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滋补食品。

最佳吃法：红烧、爆炒、熘、炖、凉拌，做汤均可，但为防秋燥，墨鱼做汤是比较合适的。

最好搭配：豆腐，也属于养阴生津的食物，一起吃还能起到蛋白互补的作用。

第一水果：梨

梨因鲜嫩，含有85%的水分，酸甜适口，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钙、磷、铁、碘等微量元素等，被称为“天然矿泉水”，自古就被尊为“百果之宗”。秋季空气干燥，水分较少，若能每天坚持食用一定量的梨，能缓解秋燥，生津润肺。

最佳吃法：吃生梨能明显解除上呼吸道感染患者出现的咽喉干、痒、痛、声音哑以及便秘、尿赤等症状；将梨煮熟或蒸熟吃，如冰糖蒸梨可以起到滋阴润肺、止咳祛痰的作用，对痛风病、风湿病及关节炎有防治功效，同时对治疗肺热咳嗽和喉咙痛等效果更佳。

最好搭配：蜂蜜。闻名中外的梨膏糖，就是用梨加蜂蜜熬制的，对患肺热久咳的病人有明显疗效。

茶这样喝才养生

黄菊散热，白菊明目。气味清香、凉爽舒适，味辛、甘、苦，微寒，归肺、肝经。现在市面上的有黄、白菊两种，疏散风热宜用黄，可防治风热感冒；平肝、清肝明目宜用白，可用于头痛眩晕等症状。还有一种野，其花朵较小较黄，花形也不是很好看。野清热解毒的作用最强，对缓解生疮、牙痛、口臭都有效。

随泡随饮。茶中富含黄酮类物质，具有很好的抗氧化性能，能帮助人体清除体内自由基，有降低胆固醇、抑制血压升高等多种健康作用。但黄酮类物质十分不稳定，很容易被氧化，使茶水失去本来的黄泽，变成绿色，其保健作用也会有所下降。因此茶要现泡现饮，最好不要久放。

怕冷、脾胃虚寒的人应少喝。无论哪种，性质都偏寒，一般阳虚体质（平时怕冷）和脾胃虚寒（一吃凉东西就胃痛、胃不舒服）的人不宜多饮。

体热的人别加冰糖。对体寒体虚的人来说，茶中加些冰糖，能稍微减弱一下寒性，更加适合他们的体质。而对于体热体壮的人，加冰糖就会减弱茶清热的功效。

配枸杞补肝肾，加桑叶治感冒。取白6克、枸杞子10克，放入茶杯中，用开水冲泡，温浸10-15分钟以后，即可饮用。味甘，对肝肾有滋养作用，配上滋补肝肾的枸杞，作用得到加强。取黄6克、桑叶6克，冲泡方法如上。桑叶与皆能疏散风热，清肝明目，同用可缓解风热感冒初期的发热、头痛等症状。

每周吃三文鱼 关节炎风险减半

据瑞典一项最新研究发现，每周至少吃一次三文鱼或者马鲛鱼等含富含油脂的鱼类，可以令风湿性关节炎患病可能性降低52%。而且即使所吃的是非油性鱼类，例如鳕鱼或者比目鱼，只要每周吃4次，也可以起到相同的关节保健效果。

两种鱼类的差别在于其中的欧米茄-3脂肪酸，油性鱼类中的含量要高得多。不过，只要每周吃一次任何类型的鱼肉，并保持10年以上的长期习惯，也可以让关节炎患病危险比较少吃鱼的人降低19%。

吃鱼防止风湿性关节炎的好处，源自于鱼肉中的长链欧米茄-3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欧米茄-3脂肪酸是一种对健康非常重要的化学物质，但人体无法自身合成这种物质，只能通过饮食渠道获取。而欧米茄-3脂肪酸的最佳来源就是鱼类，包括马鲛鱼、鲱鱼、三文鱼、沙丁鱼或者鲑鱼。

吃黑芝麻护发又降胆固醇

众所周知黑芝麻是养护头发的口碑食物，而除了养发护发之外，黑芝麻还有补肾，清除血管胆固醇，维持血管弹性，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等等功效。黑芝麻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它能够降低胆固醇总量和低密度胆固醇，从而保护心血管的健康。这主要是归功于黑芝麻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它能够降低胆固醇总量和低密度胆固醇，从而保护心血管的健康。此外，黑芝麻含有的卵磷脂也是分解、降低胆固醇的中坚力量。

另一方面，卵磷脂是胆汁中的成分之一，如果胆汁中的胆固醇过高及与胆汁中的胆酸、卵磷脂的比例失调的话，就容易形成胆结石。所以吃黑芝麻能预防胆结石形成。

在中医传统食用方法上，黑芝麻多为炒，然后碾碎食用，或熬粥时放入黑芝麻。而如果用豆浆机把黄豆、红豆等谷类实物做成浆汁，再放些黑芝麻，能增强体力。此外，还能补肾、乌发、保护血管，可谓一举多得。

中医认为，黑芝麻性平，适合多数人食用。每次根据个人爱好不同可以吃15-30克。需要注意的是，吃黑芝麻只能是降血脂的辅助食疗，不能以此来代替药物。

小偏方：黑芝麻桑椹糊

黑芝麻60克，桑椹60克，白糖10克，大米30克。

做法：黑芝麻、桑椹、大米分别洗净后，放入罐中捣烂。砂锅内放清水三碗，煮沸后加入白糖，待糖溶化、水再沸后，徐徐加入捣烂的三味，煮成糊状服食。

功效：滋阴清热，降低血脂。

长寿有方

老人保健必备三宝

老人身边常备几件保健的小工具，对健康大有益处。此类保健工具，最好不要过于复杂，操作方便最关键。在这里，推荐老年人保健必备三宝。

太平车。清代曹庭栋所著《老老恒言》中对太平车有详细的记载：“骨节作酸，有按摩之具曰‘太平车’。”太平车是古代人们使用的一种按摩器，用玉石、檀木等雕琢而成算盘珠大小，中间钻小孔，用线或铁条穿起来，按摩身体酸痛处，可以有效缓解酸痛感，因为珠动如车轮，所以叫太平车。

刮痧板。可以作用于皮肤、经络、穴位和病变部位，把阻滞在人体内的病理代谢产物通过皮肤排泄出来。根据刮痧部位不同，可以选择不同形状的刮痧板，如椭圆形、方形、缺口形、三角形。刮痧工具材质的选择也很关键，现在常用的材质有：水牛角、玉石、砭石、树脂等刮痧板，光滑耐用又易于擦洗消毒。在刮痧过程中，注意配合刮痧油等来加强效果。需注意的是，有出血倾向疾病、危重病症的患者等不能刮痧。

足浴桶。脚有第二心脏的美称，说明了脚对健康的重要性。足浴桶可以浸泡脚部及下肢，使老年人足不出户就享受到足部保健。每天晚上临睡前，为老人准备一个大而深的桶，以水能浸到小腿一半以上为原则。泡脚水不能太热，以40℃左右为宜。否则，容易引起心、脑、肾脏等重要器官供血不足，还会使角质层干燥、皲裂。泡脚时间不宜过长，以15-30分钟为宜。

学金鱼吐泡 防眼睑下垂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下眼睑就会自然下垂，再精致的妆容都无法掩饰。不过，有些简单易行的小动作却可以有效预防和消除下眼袋，比如下面这套“眯眼吐泡操”。

这套操的要领在于眯眼和张口。时间可以选在每日睡前洗脸后，端坐沙发上，把嘴巴张开，呈“O”型，口型越圆越好，像金鱼吐泡。与此同时，绷紧下眼睑，就像近视又没戴眼镜的人想看清东西那样，把这个动作保持2-4秒，随后睁开眼睛，合上嘴巴，重复数次。每次运动应该有眼睑肌肉收缩与放松的感觉，吐泡动作可以紧实面部肌肉。

这套动作，起初可以每天锻炼20次左右，之后逐渐增加到每天100次为止。一般坚持两周以上，下眼睑肌肉就会明显紧实，从而有效减轻下眼袋。由于活跃的面目动作，能使眼周和整个面部的肌肉都得到锻炼，促进了血液循环，加强眼睑肌肉的弹性，眼角的鱼尾纹也会因此减少。

眼部皮肤极其薄弱，很多下眼袋的产生和不注意眼部肌肤呵护有关。每日睡前洗脸后，把维生素E胶囊中的液体涂在眼周，并用双手无名指的指肚按摩，也能起到消除下眼袋、减缓衰老的良好效果。

长寿按五“窝”：腋窝宽胸宁神 腘窝行气活血

人体有些部位是养生的重点，对这些部位常常按摩，加以养护，能起到增强身体免疫力、预防疾病、延年益寿的作用。以下五个部位，就是养生保健的关键所在，它们分别是腋窝、腘窝（腿弯曲时后面形成的窝）、肘窝、腰眼、肚脐。

腋窝

腋窝处的顶点上有个穴位叫极泉穴，经常按摩可以宽胸宁神、调和气血。从现代医学上讲，腋窝处的淋巴组织非常丰富，经常按摩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提高免疫力。按摩方法为：双臂交叉于胸前，双手按对侧腋窝，用手指适度地按摩捏拿，每次按捏约3分钟；然后，左手上举，用右手手掌拍打左腋下，再上举右手，用左手手掌拍打右腋下，每次拍打30-50次，反复操作5遍。

腘窝

腘窝是膝后区的菱形凹槽，里面的血管和神经非常丰富，经常拍打有行气活血、缓解痉挛的功效。腘窝处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叫委中穴，经常按摩，对常见的坐骨神经痛、小腿疲劳、脖子酸痛、臀部疼痛等疼痛性疾病有良好作用。按摩方法为：取坐位或俯卧位，自己或请家人用两手虚掌着力，连续拍打两侧腘窝。

肚脐

肚脐是人体中唯一可以用手触摸，用眼睛可以看到的穴位，名为神阙。它内联十二经脉，因而历来被医家视为治病要穴。经常拍打肚脐可起到安神宁心、舒肝利胆、调和气血、通利三焦的作用。按摩方法为：取坐位或仰卧位，用左右手虚掌着力，以前臂发力，连续不断地轻微拍打肚脐100次。或用热敷、按揉等方法刺激肚脐。

肘窝

肘窝是肘关节前方的一个三角形的凹陷，它是经络非常密集的地方，经常按揉可起到行气活血、散淤祛毒的作用。按摩方法为：取坐位或仰卧位，一侧上肢伸直，肘窝向上，用另外一只手虚掌着力，两侧交替拍打各100次。如果是家人帮助拍打，可两侧同时进行。

腰骶窝

腰骶窝，俗称“腰眼”，是人体腰骶部的一个凹陷。腰骶部承受着整个上身的重量，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容易会因腰骶部的劳损而出现腰疼等症状。常按摩腰骶窝有疏松筋骨、消除疲劳的效果。按摩方法为：坐位上身略前俯，用左右手虚掌着力，连续拍打腰骶部5-10次。不过，患有严重心血管疾病或骨质疏松的老人，不建议使用拍打法。

男性保健

男人多吃酸能预防感冒

秋冬季节，天气变凉，稍不注意就容易感冒，特别是长期在办公室上班的男人，由于缺少运动，整天吹着空调，体质差，更是感冒爱光顾的人群。最近营养学家表示，男人秋季多吃酸能预防感冒。

研究表明，酸的水果所含有的维生素C比其他的水果都要高，100克酸枣中就含有将近1克的维生素C，此类水果还有山楂、柠檬、猕猴桃等，都含有丰富的维C。维生素C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能够防止细胞癌变和衰老，调节新陈代谢，增加身体抵抗力，因此秋季多吃酸能预防感冒。且多吃含维生素C的水果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让皮肤变得细腻有光泽。

如果不爱吃水果的话，还可以用其他的酸性食品代替，比如酸味饮料、柠檬汁、苹果醋等，做菜的时候比平时多放些醋，帮助消化，增加肠道的杀菌能力。爱感冒的人，出门前喝一瓶加热过的苹果醋，能有效抵御寒冷。

另外，酸的东西吃多了，注意漱口，保护牙齿。

“小白脸”可能有肺病

脸不仅是我们生活的门面，还是反映身体健康的密码。男性脸部器官的每个变化都是身体健康的真实反映。我们可以通过看脸知健康，破解男人脸部健康密码。

红鼻子：脾胃湿热。如果鼻头发红，且鼻头和鼻周经常生疮，这就表明体内脾胃湿热，抽烟喝酒、贪食辛辣的男人常会有这些症状出现。鼻尖如果呈紫色可能是血压偏高，或盐和酒精摄取过多。缓解秘方：饮食宜清淡，不要吃得太咸。

熊猫眼：体内水分排不出。如果早上起来发现他的眼圈发黑、脸色晦暗，则表明他的肾脏负担太重，身体里的水分排不出去。v缓解秘方：可多吃利水食物，用鸭肉煮栗子、红白萝卜煮肉汤喝。

黑耳朵：肾虚。如果耳朵越来越“黑瘦”，还常常伴有听力下降、耳鸣头晕等症状，是肾气衰败之相。缓解秘方：少饮酒，少细食物，少吃糖。每晚临睡前做次按摩，要记得不要只按耳廓，耳周围也应一一按到，一直延伸到颈部。

皱纹额：心脑血管病。这可能是用脑过度的信号。时间久了，脑部缺氧会引起头痛、偏头痛、记忆力下降等症状。缓解秘方：适当地用手指梳理额部，一方面可以减少皱纹，另一方面也可以缓解压力。

“小白脸”：肺疾。皮肤白晳的男人给人以儒雅的感觉，但如果过于白晳，可要当心是不是气血不足，肺部有疾病的患者面色通常也苍白无光泽。

男人指甲看肾虚

对于男人来说，肾虚可不是一个好兆头，更麻烦的是，肾虚的前期症状不明显。而据世界卫生组织今年年初公布的性新知中提到，80%的肾虚者在前期都会在指甲上发现白斑。在现代医学里，指甲因为位处人体末端，有丰富的微细血管和神经末梢，是观察很多疾病前兆的要地。

在中医学里，肾代表了人体能量内存，而肝则代表着能量的输出。中医里认为肝其华在爪，而“肝肾同源”，指的就是只有丰富的储备才会有源源的后备供给。指甲在人体的末端，甲面光华润泽，半月痕以上的部分红白隐隐显示的就是气血能够充分地流到末梢，如果有乌黑淤滞，说明末梢经络已经有堵塞状况。

指甲上发现一些白斑则可能意味着，气血不足，不能维持正常的末梢微循环，内脏本身也从其表面的微循环开始“缺气少血”了，而这就可以认为是肾虚的表现，因为气血的供给减少了。

手足小指的情况尤其需要关注，小指对应着肾，小指如果色泽苍白，有白斑，甚至干枯就提示着肾气亏虚。而这是大家常忽视的，大多以为出虚汗，低才算肾虚，而那时候已经十分严重。另外，指甲上的半月痕如果弧度大、光泽好，就表明此人的气血比较丰盛，反映出肾所积聚的营养。但是过大也并非好事，说明养分堆得太多，易患心脑血管、高血压、中风等疾病。

运动养生

每天走一万步有助于养生保健

并不是进行大汗淋漓的激烈项目才算运动，其实，行走这种锻炼方式自古就有“百练之祖”之称，是很好的养生良方，也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最好的运动方式”。

每天健走1万步，能消耗比平常普通走多10倍以上的脂肪，达到减肥的效果。健走时要抬头挺胸、迈开大步，向下使小臂呈约90度有节奏地摆到胯后，向上则摆到与肩同高，配合缓而深的呼吸。运动后表现为大汗淋漓、体表温度升高，迅速进入到减脂状态。

健走不仅可以减肥，还能降血糖。澳大利亚科学家历时5年对592名参试者进行的跟踪调查发现，与“每天步行3000步，每周坚持5天的人”相比，那些“一改往日不良习惯，开始每天走1万步，每周坚持5天的人”胰岛素敏感度改善情况要好3倍。研究人员总结说，新研究结果既证实了每天多走路对体质指数、腰臀比和胰岛素敏感度的有益作用，又进一步表明中年人应该适当加大低强度运动的量。

另外，可适当进行光脚走路，这有利于足部血液的循环，提高抵抗力和耐寒能力，预防感冒或受凉腹泻等疾病。行走时还可根据自己身体状况选择不同的健走方式：

甩臂式：行走时利用大幅摆臂的动作（手臂摆动的高度与肩持平）来达到活动肩部的效果，对预防肩周炎、脊椎病很有帮助。

猫步式：行走时加大腰部和胯部扭动动作，增强腰部力量和身体的柔韧性促进肠道的蠕动，防止因久坐形成的便秘。

举臂式：步行时将两手臂侧举约120度，保持走200步，能使腰背部肌肉群得到放松，预防颈椎病。

秋季登山需谨慎

登山是广受青睐的一项休闲活动，它不仅可以使人们的工作压力得到充分释放，而且能使机体的心肺系统、运动系统得到相应的锻炼。但同时作为一项耗氧量较大、比较剧烈的运动方式，也潜伏着一定的危险，常见的伤害有高山反应、行走损伤以及生物伤害等，需要适当注意，做好防范。

准确评估 量力而行

登山运动并不适宜所有人群。首先，心肺功能不全的患者以及运动系统、高血压、冠心病等心功能代偿不全或者慢性呼吸功能代偿不全的患者不适宜登山运动。因为剧烈运动会加重心肺负担。其次，膝关节骨关节病、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已接受膝关节和髋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患有踝关节和足部疾病的患者也不建议进行登山运动，因为登山会增加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的负重载荷，加速关节软骨的皲裂、剥脱，增加关节滑膜的分泌，致使关节肿胀、疼痛加剧。第三，不经常锻炼的中年人、体质不好的老年人不适宜突然参加运动量大的登山活动，有的中年人工作压力较大并且长期缺乏锻炼，突然爬山，体力负荷加大，容易诱发心肺疾病；老年人在准备爬山前，最好先进行一些强度不大的运动，给身体一个缓冲和适应的过程。总之不论哪个年龄段的登山者，在登山的过程中都要根据自身情况调整速度，建议使心率保持在18次左右/10秒。

使用手杖 避免损伤

登山过程中应穿舒适的软底防滑鞋，尺码要合适，足底、足尖或者足跟局部不要承受过多的压力，避免引起劳损造成局部疼痛。

登山过程中使用手杖是有益的。首先，使用手杖上山、下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体力，减轻膝关节和髋关节的负担，减轻腿部的压力，缓解腰部和肩部的疲劳感，这一点对于老年人非常实用和有益。其次，使用手杖可以增加行走的稳定性，正常行走时双下肢支撑身体，使用手杖则变为三点或者四点支持，可以有效防止跌倒。

第6篇

面对大机器、大数据、新科技和新媒体情势下诗歌的新变、国际化进程的加快、集束式的诗歌生产、电子化的传播以及不断发生的热议事件，很多写作者、普通阅读者和专业评论者都瞬间丧失了甄别与判断能力。面对愈益复杂和分化的诗歌，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每个人摸到的部位不同理解自然不同。相反，几无建设性可言的自嗨、点赞、热评以及长舌妇一样的吵骂却随处可见。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专业阅读者以及“媒体批评”（包括一部分主流媒体）对诗歌的言之凿凿的全称判断。诗人的自信、自大以及膨胀的写作心理和虚荣心已经像雾霾一样爆表。

一、模糊或分明的面孔：滚沸现场与百年游踪

诗歌生产与传播的速度、广度和渠道的拓展以及高烧不退的社会关注度都似乎证明以往诗歌与普通受众之间的冷漠关系已经有所改观。事实是如此吗？这成了诸多专业读者、普通读者的共同疑问。

一年来无比火热的诗歌活动和高分贝的造“节”运动已乱花迷眼。有些诗歌节更像是观光旅行团――与地方旅游和文化资本媾和，诸多活动动辄就冠之以“国际”二字――“仿佛跨国便高出本地不只一等，却无人检讨受邀的外宾中，有多少是真正跨得出他们自己过度的诗人？”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专混诗歌节却“无诗”的专业跑场子的“诗歌节诗人”。（杨宗翰《论诗歌节如何“毁诗不倦”》）吊诡的正在于如此热烈的诗歌现场和造“节”运动中缺席的恰恰是“诗歌”和“诗性正义”。目前国内有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300多个诗歌奖且不断攀升的奖金数目令人咋舌。相比较欧美等其他国家，中国的诗歌奖项多且乱，很多都不具备公信力。有诗人宣布今后不再领取国内的任何诗歌奖（沈浩波《关于国内的诗歌奖》）也并非刻意的自我炒作，而是有一定的针对性。

多样化的诗歌传播方式和出版新渠道的拓展（比如以《2017天天诗历》《2017诗词日历》《亲爱的日历》《每日读诗日历》《给孩子读诗》《诗光年日历》《唐诗之美日历》《福建诗歌周历》《浙江诗人日历》等为代表的诗歌日历、周历的激增）对诗歌社会影响度的提升是不争的事实。诗歌与公共空间的对话（比如诗歌书店、诗歌咖啡馆、诗歌主题馆、诗歌走进美术馆、诗歌地铁、诗歌巴士、诗歌船、诗歌墙等）、诗歌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跨界与融合（比如“诗意当代”艺术融合展、“诗书本一律――现代诗书法展”、翟永明、韩东等人成立“十诗人电影公司”，以余秀华为主题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获得第29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主竞赛长片单元特别奖，诗电影《路边野餐》《蝴蝶和怀孕的子弹》以及80后诗人小招（1983―2011）的纪录片《我的希望在路上》受到关注，而以打工诗人为题材的记录电影《我的诗篇》截至2016年12月已经在全国180座城市通过众筹的方式放映了900多场次）成为年度话题。诗歌对公共空间和公众生活的介入能力正在增强。这似乎都在提醒人们――诗歌已经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回暖”“升温”，而是“繁荣”和“一片大好”，又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然来临。但是，越是火热的诗歌年代越需要沉静下来予以反思，因为从文体特性来说诗歌的持续升温是反常态的。炙热的诗歌现场背后的深层动因、内部机制、精神场域以及空前复杂、分层的现实亟待梳理、过滤、辨认、反思。与此同时，大众对诗歌“边缘化”“读不懂”的困惑以及对诗坛“个人化”“圈子化”“小众化”的不满仍然存在。

2016年是新诗百年诞辰――的白话诗《蝴蝶》写于1916年。面对新诗百年，其历史化和经典化已经提上日程（如各种总结性的选本《中国新诗百年志》《中国新诗百年大系・安徽卷》《安庆新文化百年 诗歌卷》《中国新诗百年百首》《百年诗经・中国新诗300首》《中华美文・新诗读本》《天津百年新诗》《中国新诗百年孤独1916―2016》（西班牙语）《当代诗经》等，以及争议很大的“博客中国”组织的“影响中国百年百位诗人评选”活动）。百年新诗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正在形成的自身传统已是事实。著名新诗研究学者洪子诚先生则认为百年新诗已经取得不错的成绩，当代的优秀诗人已有足够的才能参与和古典诗歌、与域外诗人的对话。

曾经模糊的百年新诗面孔正在一次次的累积中变得越来越清晰，“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诗歌写作状况正是这一百年现代诗实践缓慢累积的地貌，我们无法脱离一个事物的历史去评估它的现在或者预测它的未来，任何一种事态的未来都受到历史积蓄的势能的影响，对新诗的评价也一样。”（耿占春《如何在茫茫诗海中涛得好诗》）新诗的动力就在于它可以有很多的方向，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尝试，从而有诸多的可能性形态。所以当我们面对百年新诗的时候不可能用一顶帽子去扣住它，它可能会有其他的你认知之外的形象。

新诗与古典诗词和外国现代诗的关系、新诗自身的传统、一系列诗学问题以及新诗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创新都成为本年度不断热议的话题。新诗的有效性到了今天需要重新反思。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与江苏省作协、扬子江诗刊社联合举办的“百年新诗论坛”就新诗的现代性、地方性、形式建O、译介、少数民族诗歌创作、长诗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对于进一步厘清百年新诗的问题具有建设性。

新诗百年，自由、开放和创新一直是其发展的核心，但是其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恰恰是“新”。新诗百年之际谢冕认为不能因为“新”而丢了“诗”（《中国新文学：百年的忧思与梦想》）。而越来越叙事化、段子化、散文化和定型化的写作无疑给新诗自身套上了禁闭的枷锁，如何进一步突破和创造成为当下以及今后诗歌发展的关键。由蒋一谈主编、北岛推荐的“截句诗丛”（第一辑19种）的出版旨在重新认识新诗的文体特性并提供新的写作可能性，是一次美学和诗人世界观的更新。“截句”之所以引发巨大关注和争议正在于对“新诗”之“新”的理解以及差异。一定程度上“截句”的出现是重新认识百年新诗的一个入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截句是名副其实的“新诗”。截句只是新诗的一端而不是异端，不能忽视和轻视写作的可能性。一百年的中国新诗最关键在于一个“新”字，这并非是简单化的文学、社会和历史的进化论，而是新诗代表了一种无限开放的话语方式。截句，仍然只是一种尝试，就像当年的一样“自古成功在尝试”。

二、“诗”与“歌”的分化或对话

2016年10月13日瑞典学院宣布将本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民谣摇滚歌手鲍勃・迪伦以表彰他“在美国歌曲的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性表达”。这不仅出乎太多人的意料并随之产生不解、尴尬甚至愤怒，而且进一步挑动了人们惯常意义上对诗歌边界、文学等级的惯见，“很好，他觉得瑞典文学院的老爷子老太太们至少做了一个有趣的选择，至少他们让所有人也让他自己感到尴尬――他想，你要乐于承受这种尴尬，你要试着越过界限、等级、习惯，越过那么多的深沟和回路，只有这样的大脑才是个核桃而不是一块鹅卵石。这是他们兴致勃勃地给自己制造的问题，反正他们也听不见来自中国的种种喧嚣”（李敬泽《杂剧》）。

就汉语新诗而言，“诗”与“歌”的分化、分家或“分手”已经很久了，而西方的摇滚乐与先锋文化和社会运动却密不可分――街头意识形态、青年亚文化、异见文化、时代精神和幽暗的体制的复杂关系，“这些作品展现出启示录般的愿景、对工业社会和现代科技的强烈反感，对官方权威和传统道德的深厚敌意，以及与各种非西方的心灵与宗教传统的接近。”（理查德・弗莱克斯《青年与社会变迁》）摇滚音乐代表了地下、先锋、前卫和颓废以及抗议，是时代的、革命的、政治的、身体的混响。而彼岸的台湾，一定程度上缓解诗歌与大众的隔膜而令大众对诗歌发生热情的正是1970年代开始的民歌运动。尽管从诗歌来说，鲍勃・迪伦深受兰波、狄兰・托马斯和艾伦・金斯堡等诗人的影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并非代表了新的世界诗歌写作标准，而是一种可能性――被忽视的诗歌传统。诗与歌的互动、诗教、乐教和歌诗已经在汉语现代诗歌发展进程中被规避了。业界更多关注的是诗与歌的平行和分化关系――诗歌的散文化以及对现代性的复杂经验和智性深度的追求。对抒情性和音乐性的排斥使得诗歌成为无声的诗和徒诗（只用于阅读的书面文本）。而鲍勃・迪伦帮着我们重新认识这些传统――“事实上，音乐和诗是联系着的，迪伦先生的作品异常重要地帮助我们恢复了这至关重要的联系”（鲍勃・迪伦都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信）。而从近年来诗与歌对话性的向度看，实际上一直不乏“歌诗”的传统在当下的延续，比如诗人和民谣歌手合作的“十三月唱诗班”以及此前《中国新诗年鉴》的“唱响诗歌”、《人民文学》的“新乐府”、诗加歌、诗歌之王以及今年的第三届草地诗歌音乐会、首届成都国际诗歌音乐节、新诗百年・第十届诗歌人间原创音乐会等。一些唱作人和民谣歌手、民谣诗人（张楚、潘越云、胡海泉、周云蓬、黑大春、尧十三、万晓利、张玮玮、张浅潜、苏阳、小河、小娟、莫西子诗、蒋山、洪启、吴吞、宋雨础⒙硖酢⒑瘟Α⒘醵明、赵照、钟立风、胡畔、王娟等）一直在做探索性的尝试。尤其是近年的诗歌跨界传播一定程度上将诗以歌的形式推向了大众。12月7日，由鲁迅文学院主办的“千山静默，万物歌唱――诗与歌的关系研讨会”就是对这一话题的深化。吉狄马加、商震、邱华栋、李少君、郭艳、树才、敬文东、霍俊明以及民谣歌手洪启、马条、钟立风与鲁院高研班的作家、诗人们就诗与歌的话题展开讨论。吉狄马加认为从历史和传统的向度看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诗与歌一向是很难分开的，尤其是20世纪以来国内外一些重要诗人其诗歌影响往往是通过歌诗和演唱而与大众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如何更好地推动当下诗歌创作，在强调诗人独立写作的同时关注诗和歌的结合，对于今天的诗歌传播来说作用巨大。

三、分层的诗歌与差异性的“取景框”

犹如一个巨大的体育场，擅长各种技术和项目的诗人运动员正在展开各自的比拼。从诗歌类别和体式来看，现代诗、旧体诗词（现代诗词）、长诗（包括主题性的大型组诗）、散文诗（《我们―散文诗丛》第三辑的出版）都出现了共同发展的局面。从诗人身份、题材分类而言，少数民族、底层（以非专业写作群体为主）、主旋律（比如诗刊社编选《风景动了一下――一带一路诗之旅 作品卷》）以及女性写作均取得长足发展。诗歌的分层和分化状态越来越明显，与此相应每一层级内部的写作者和诗歌状貌同样千差万别，正如每个诗人手里差异性的“取景框”一样。

旧体诗词（现代诗词）在创作、文献整理、理论研究和多媒体传播、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整体呈现出复兴态势。旧体诗词在继承和创新中力求表达新的时代经验，实现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当代化”和创造性转化，显示出旺盛的活力。据统计，相关诗词歌赋社团组织达3000多个，创作者分布在各个社会阶层和年龄段。借助于这些传统的诗歌样式，诗人更为关注的是传统形式与鲜活的时代现实的对接，凸显出了个人体验、现实精神以及敢于创新的文体求变能力。而“坚持‘求正容变’，处理好‘新’与‘旧’、‘变’与‘不变’的关系，是诗词写作需要面对与破解的一个时代课题。”（蔡世平）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词研究院、中华诗词网、中国诗歌网、高校的诗歌研究机构以及《诗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中华诗词研究》等刊物主办的相关研讨会、编选的作品集、研究文集、资料汇编、年度报告和理论专著均取得建设性成果，如《中华诗~发展报告》《现代诗词的价值与命运》《2017诗词日历》、中国诗歌网主办的“新旧诗论”恳谈会等。

今年是长诗的丰收年，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非常突出（民间设立了长诗专项奖“天铎奖”），展现了诗人综合写作能力的整体提升。萧乾父主编的《现代汉语史诗丛刊》历经十年准备得以出版，收录了1980年代以来包括海子、骆一禾在内的42位诗人的33部长诗、11部小长诗以及1部诗学论著，共计29册、1.4万页、30万行。年度代表性的长诗文本有吉狄马加的《致马雅可夫斯基》、雷平阳的《去白衣寨》、陈先发的《秋兴九章》、赵野的《哀歌八章》、胡弦的《葱茏》、姜念光的《打虎上山》、桑子的《钱江书》、乐冰的《祖宗海》、路云的《此刻，蔚蓝》、张战的《我，一个编号》、南子的《疑问录》、《大风》（曹东）、吴震寰的《孤独者》等。这些长诗文本无论是在精神的复杂性、思想的深度、历史的个人化、现实体验的差异性，还是在写作技巧、修辞策略上都体现了一定的探索精神和实验意识。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参评和获奖诗集（朝鲜族诗人崔龙官的《崔龙官诗选集》、维吾尔族诗人伊力哈尔江・沙迪克的《云彩天花》、白族诗人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裕固族诗人妥清德的《风中捡拾的草叶与月光》、彝族诗人鲁娟的《好时光》）集中展示了当下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整体成绩。少数民族诗人在关注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地方性知识的同时也更为关注现实生活以及个体复杂的情感，整体呈现出风格各异的创作局面。首届世界少数族裔文学论坛《世界少数族裔文学宣言》，旨在强调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的现状与未来。新诗百年之际，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与文联和江苏省作协、扬子江诗刊社联合举办“明月上林芝，新诗耀中华”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研讨会。本次论坛的召开是对在民族工作大会和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反复强调的民族文化融合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性精神的贯彻，也是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文化向世界进行展示的重要契机。与会评论家、诗人就百年来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历史和现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宗教民俗以及翻译、研究和传播都进行了深入讨论。收入310位彝族诗人《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192万字）全面展现了当代彝族诗群的总体成就。《燃烧的麦穗》（夏依甫・沙拉木编选、麦麦提敏・阿卜力孜翻译）集中展示了33位从60后到90后不同代际的维吾尔族诗人的语言和修辞的特性以及民族性、个体性、先锋性和开放性――“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的‘新生’，因为其视野已经远不止于本土、地域，自身的古老传统，而是以世界，以当代的诗歌思维与广阔的文化视野来展开其写作的。而且这个群体如此之大，其写作的视野与水准，风格的陌生与新奇，内容上的深度与广度，都可以与任何一个当代民族的写作媲美和争雄。”（张清华《先锋的蝙蝠把我们引向黑暗――序》）谈论少数民族诗歌往往会强调其地域性、民族性、异质性以及集体无意识形成的传统等，但当下少数民族写作同时也存在着表层、刻板、符号化的问题。一种“仿民族”“伪民俗”写作正在兴起。很多写作者在各种场合标举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但是他们的写作和精神事实已经和曾经的历史序列中的“少数”丧失了关联，而更多是沦为了标签化的“仿真”和“媚俗”性的写作。

当下的女性诗歌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体”和“女性主体”，无论是在写作风格还是在整体格局上都呈现了一种“普遍性”诗学。女性诗歌在2016年呈现出井喷式的状态，无论是诗歌产量还是精神状态。尤其大批涌现的年轻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崭新的精神质素和写作方向。本年度风格突出的女诗人诗集有《让我背负你的忧郁》（郑玲）、《扑朔如雪的呼吸》（王小妮）、《个人简历》（娜夜）、《脑电波灯塔》（童蔚）、《半岛》（林雪）、《从今往后》（路也）、《我们爱过又忘记》（余秀华）、《我把自己分成碎片发给你》（西娃）、《栖真之地》（桑子）、《猎・物》（倪志娟）、《战栗》（臧海英）、《乐果》（杨晓芸）、《消失，记忆》（赵四）、《这是世界的哪里》（田暖）、《无数灯火选中的夜》（冯娜）、《大海一再后退》（颜梅玖）、《无心地看着这一切》（谢小青）、《坐在对面的爱情》（杨碧薇）、《我的降落伞坏了》（戴潍娜）、《我坐在火山的最边缘》（包慧怡）、《蜜蜂的秘密生活》（梅依然）、《深蓝》（羽微微）、《我为诱饵》（余幼幼）、《数星星的人》（玉珍）、《我热爱过的季节》（林火火）、《草木之心》（白兰）、《冷藏的风景》（）。

四、时感的、此刻的、物化的、碎片的诗

今年是《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三十周年。三十年前现代诗群体大展推出的64个诗歌流派以及100多个诗人的作品和大张旗鼓的宣言在无比热闹地助推诗歌热潮的同时也宣告了先锋诗歌在此后几年的迅速冷却、收场和隐匿。尽管耿占春认为随着当年的先锋派作家成功地转向图书市场、影视、学院，或走向沉寂，文学上的“先锋派”已经退出历史是一个普遍的说法，但先锋派留下来的是一种无形的先锋精神――“文学或许不必有先锋派，但不能失去其先锋性，也就是一种在人类精神广度和表现它的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

“先锋”“地下”显然是当下这个时代已经暌违的词，尽管偶尔被提及，但已物是人非――而酒精和摇滚乐中那些面目模糊的新时代的“披头士”“亚文化青年”更多的时候已经被置换成了后现代装置艺术的一个碎片。新世纪以来的诗人试图再次成为广场上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精英或者在文学革命道路上成为马前卒都有些近乎痴人说梦。而正是由此不堪的“先锋”境遇出发，真正的写作者才显得更为重要和难得。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诗歌一味的个人化、日常化，不断地追求智性、长度、难度和现代性，但是其与读者和大众的隔膜即使在微民写作和底层写作的社会热潮中也没有消减。当诗歌离开了诗人内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群的时候，诗歌的疑问和不解就近乎铺天盖地。诗歌叙事性和戏剧化正在成为段子化的市侩气、脑筋急转弯式的口语媚俗和伦理化道德感的时代叙事。而借助社会重大主题的翻版的政治抒情诗写作也成为一种潮流。与此同时，当我们一再借助“底层”“草根”“打工”“贱民”“民生”谈论诗人的社会身份、责任以及诗歌的社会性、及物性、介入现实的时候，却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诗歌自身隐秘的构造和对精神主体的持续而幽微的震动，“新诗自觉的实践者以高度分化的语言方式，以‘原子化’的语言方式或新的‘物性论’的语言，即以一种高度分化的话语形式，处理更加微观的感知经验，这是社会看不见的领域，似乎也无关乎社会变革、无关社会运动，但在重构词与物的P系、语言与意义的关联，重塑人的感受力、进而重新塑造人和社会的关系方面起着缓慢而隐秘的作用。”（耿占春）

六、“诗性正义”“向杜甫学习”的

困窘或可能

塔楼，树，弱音的太阳

构成一片霾中风景

鸟还在奋力飞着

亲人们翻检旧时物件

记忆弯曲，长长的隧道后

故国有另一个早晨

如果一切未走向毁灭，我想

我就要重塑传统和山河

――赵野《霾中风景》

诗歌既是幽微的心灵世界的复杂呈现，也是时代和社会主潮的揭示。“诗缘情”和“诗言志”的传统构成了诗歌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如果只是从诗人的责任和对公共生活介入的角度理解“诗性正义”，或者说诗人与现实的关系，我们都会以杜甫作为诗人的表率和榜样。与此同时我在越来越多的诗人这里听到了杜甫的回声，越来越多的诗人把头颅从西方转回自身向传统致敬。而在不同的年代，向杜甫学习、反映现实训导和提醒并不少见，然而我们却在伦理化的道德论调中简化了诗人和现实的关系。而当我们必须谈论诗人与现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杜甫是怎样以诗歌话语的方式抒写了一个自己的时代。比如我们可以追问，同样是在唐朝生活的杜甫同时代的诗人，他们也深处于动荡的社会现实之中，可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写出杜甫那样的诗歌？难道他们的诗歌与现实没有关系吗？为什么偏偏是杜甫被认为是诗史，而他的诗歌也被视为是对一个历史阶段的最为代表性的呈现？由此，我们就会发现诗人与现实的关系不是简单地对等关系和直线型地呈现，而是要更为复杂和值得重新思考。而杜甫的诗歌之所以能够呈现出一个时代关键在于他对社会和世界的认知方式始终是以诗歌美学为前提的。但是在儒家入世思想以及匡时济世的集体心理作用之下，杜甫被我们认可和赞许的正是体现了我们津津乐道的“言志载道”的诗学传统。然而，杜甫的那些“缘情”的诗歌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被淡化和搁置了。所以，我们一直看到的是一个政治的杜甫、人民的杜甫、现实的杜甫和沉痛的杜甫。而这构成的就是我们一贯以来对杜甫的刻板印象。不可否认，这一形象下杜甫的诗歌仍然是成就卓然的。然而当我们放开眼界看看杜甫诗歌传播的历史，我们却又会发现另外一个吊诡的事实。随着生态坏境的堪忧，尤其是越来越多多城市被雾霾困扰，诗歌中的“生态写作”正在深化，尤其是年底涌现的大量的“雾霾诗”以及网络神曲《悟霾》都体现了诗人“介入现实”的努力。实际上这是诗人“生活”必然在诗中的显影和折射――“健身器材的木椅上 / 坐着两个老人 / 老到没了性别 / 眯细着眼睛 / 暖洋洋 / 晒着霾中的太阳 / 霾还很年轻 / 老人已老了很久 / 不认识霾 / 向来，他们听凭太阳 / 不能直视的太阳和斜太阳 / 黑太阳 / 橘子太阳和典狱长太阳 / 向来 / 他们眯着眼睛 / 他们心系太阳 / 似乎，唯如此 / 才拥有最后的 / 一丝光线的尊严”（宇向《老且霾》）

诗人对现实尤其是社会焦点问题和公共事件的关注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而直接。这一定程度上与媒体开放度有关。而对生存问题的揭示，对生态环境的忧虑，对民生问题的反思正印证了当下最为流行的话――“雾霾时代诗人何为”。在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看来，诗歌无论是回应现实还是回避现实都是一种“奴役”，诗歌应该超越现实面向未来。这一论断自然有其道理，但是诗人如何能够超越现实和当下而面向未来呢？诗人的写作和“现实”没有关联吗？显然，记忆、现实和未来应该是三位一体的，是彼此接通、相互打开的。换言之，诗歌既不能成为“现实”的寄生物和二手货，也不能成为完全抽离了现实体验的空想和高蹈。由此，诗歌中的“现实”以及应该具有的超拔于现实之外的想象能力和“修远视野”正是考察诗歌的一个入口或切口。而当下对“诗人与现实”“诗歌与生活”问题的热度不减的争议使得写作者对“现实”“现实感”的理解发生分歧。日常现实和诗歌中的现实是两回事，诗人所理解的现实也是多层面的，任何执于一端的“现实”都会导致偏狭或道德化的可能。正如雷平阳所提醒的不要以为有了“生活”诗歌就会迎面而来――而这是当下诗人最容易犯的错误。

现实是分层的，每个人面对的现实以及相应的感受是有差异性的，而现实进入诗歌的方式更是千差万别。而诗人如何延展、拓宽甚或再造一个语言化的现实是一个重要工程。尤其是在当下“日常之诗”泛滥的情势下，一个诗人如何在日常的面前转到背后去看另一个迥异的空间才显得如此重要。物象、心象和幻象必须一起在语言中赋形一个诗人，才有可能真正走在正_的路上。作为一个诗人，必须正视自我认识和体验的有限，必须在诗歌中让更多的环节来拓展自我。正如赫拉巴尔所说，站在城市的街头，你认识到的只是双脚所站立的那么一丁点的地方，甚至对脚下城市的下水道你一无所知。而新媒体和自媒体的交互性，城市化导致的快速生活方式都使得当前诗人的感受能力空前降低――大数据时代作家的感受方式也是如此的趋同化，每个人每天接受到的都是电子化的新闻化的现实。

七、 国际化视野与汉语诗歌“形象”

各种“全球化”视野下诗歌的跨语际、跨文化、跨国别的交流活动在2016年呈现繁多的局面，两岸四地以及国际之间的诗歌活动继续呈上扬的态势――比如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绥阳首届双河国际诗歌节、上海国际诗人节、青海国际诗人毡房会议、国际诗人扬州瘦西湖虹桥G、首届东亚诗人大会（中、日、韩）、第三届国际华文诗歌奖、太平洋国际诗歌奖、2016两岸诗会暨“桂冠诗人奖”、第十一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鲁迅文学院举办的学术论坛“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诗歌的语言、翻译和可能性”、北京语言大学主办的“中国诗歌对外翻译与传播国际高层论坛”、中国诗歌学会设立中日诗歌交流办公室并启动《中日诗歌丛书》出版项目、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和磨铁读书会主办的第三季诗歌翻译坊、“胡同诗会――中外诗人面对面”“跨越语言的诗意：国际诗歌朗诵会”、上苑艺术馆“国际创作计划”等。除了各种国际诗歌节和交流活动之外，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的对外翻译工程（含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翻译）以及中国作协诗刊社编选的《那些上紧时光的手》（一带一路诗之旅 译诗卷）、中国诗歌学会组织编纂的《“一带一路”国家诗歌经典文库》都不断助推诗歌翻译尤其是汉语诗歌的对外译介。与此同时，诗歌的国际化视野也助长了一些假想中心主义的全球化写作幻觉。跨文化、跨语际的诗歌交流实际上并不是对等和平衡的，往往会产生失重的状态――比如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坦诚说出的“因为能读到的译本不多，我对中国文学的认知还是有限”。而这一不对等的关系再加之区域文化政治和不自觉的意识形态性而影响到不同国别诗人的判断力和自信程度，“新诗是我们的传奇。即使不使用百年新诗这样的尺度，人们也能隐隐感觉到这一点：新诗是汉语的现代传奇。但在柏林诗歌节上，我也能强烈地感受到另外的情形：西方人只愿意把新诗当成是我们的一种分类简陋的政治文献。对他们而言，新诗不过是一种文献诗。”（臧棣）西川在接受《辽宁日报》访谈时也认为中国诗人在世界上还没有树立起自身形象，“绝大多数诗人的作品翻译成外文后完全处于失效状态”。王家新则认为许多翻译家对新诗的建设性贡献大于诗人，诗的成就与不足都与翻译直接相关。

不断涌现的以西川、王家新、陈黎、李笠、黄灿然、汪剑钊、田原、高兴、树才、李以亮、桑克、程一身、伊沙、晴朗李寒、远洋、王敖、胡续冬、周公度、周伟驰、雷武铃、王嘎、杨铁军、陈太胜、舒丹丹、薛舟、倪志娟、范静哗、张文武、包慧怡、胡桑、王东东等为代表的“诗人翻译家”使得诗歌译介取得相当大的成绩。以新陆诗丛、巴别塔诗典、雅歌译丛等为代表的诗歌翻译工程不再是以往欧美诗歌的一统天下，而是向以色列、巴勒斯坦、韩国、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等更多的国家和族裔拓展。2016年代表性的译著有《里尔克诗全集》（陈宁、何家炜译）、《英国诗歌选集》（王作良编选）、《冥想之诗》《漫游之诗》（蔡天新主编）、《帕斯捷尔纳克诗选》（智量译）、《帕斯捷尔纳克传》（王嘎译）、《我的世纪，我的野兽：曼德尔施塔姆诗选》《死于黎明：洛尔迦诗选》（王家新译）、《寂然的狂喜：叶芝的诗与回声》《噪音使整个世界静默：阿米亥诗选》（傅浩译）、《幻象集》《毕加索诗集》（余中先译）、《舞步――迈克尔・杰克逊诗文集》（陈东飚译）、《佩索阿诗选》（欧凡译）、《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达尔维什诗选》（薛庆国译）、《兰波诗歌全集》（葛雷、梁栋译）、希尼的《人之链》（王敖译）、《电灯光》（杨铁军译）、《区线与环线》（雷武铃译）、《夜舞――西尔维亚・普拉斯诗选》《重建伊甸园――莎朗・W兹诗选》（远洋译）、《高窗――菲利普・拉金诗集》（舒丹丹译）、《奥登诗选：1948―1973》（马鸣谦、蔡海燕译）、《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露易丝・格丽克诗集》（柳向阳、范静哗译）、《月光的合金：露易丝・格丽克诗集》（柳向阳译）、《卡明斯诗选》（邹仲之译）、《浪游者》（林克译）、《现实与欲望：塞尔努达流亡前诗全集1924―1938》（汪天艾译）、《春天 得以安葬》（高银诗集，金丹实译）、《密茨凯维奇诗选》（林洪亮译）等。除了汉译，诗歌的对外译介也值得关注，比如多多的双语诗集《诺言》以及古典诗歌集《独立》、古典诗歌集和游记《寻人不遇》、痖弦的诗集《深渊》、伊路的《海中的山峰》等被翻译成英文。此外，《中国现代诗系》韩语版、蔡天新《幽居之歌》亚美尼亚版、《杨克诗选》蒙古语版的出版多呈现了多元化的对外传播空间的进一步拓展。尤其是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历时八年之久翻译的《杜甫诗》全译本的出版在国外引起巨大反响。熊辉的专著《翻译诗歌在中国的接受》、孙晓娅编选的《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以及日本汉学家木山英雄的《人歌人哭大旗前――时代的旧体诗》立体化呈现了不同视野的诗歌译介。《人歌人哭大旗前――时代的旧体诗》以1950―70年代知识分子的旧体诗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一种相当开阔的历史视野中对于中国革命做出了独到理解与别致阐释。洪子诚认为这本书通过对“若干热情参加、追随革命，却遭受难以想象的磨难的知识分子写的旧体诗的分析，来探索他们的独特命运，他们不同的应对方式和精神、心灵轨迹，并扩大引发至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思考。”（《构成了一种同一时代人的关系》）荷兰著名汉学家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的专著《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则从文本、语境和原文本三个方面对198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背景、社会转型、先锋诗歌裂变、诗歌思潮、创作新变以及诗人专论进行了别开生面、角度独特、立论新颖的观察、剖析与反思，体现了一个“局外人”对中国当代诗坛“多方面的深入而独到的观察、理解”。陈太胜翻译的特里・伊格尔顿的《如何读诗》则向我们敞开了诗歌阅读的多重空间和可行性方法。

一定程度上，汉语诗人在国际上获奖也是汉语诗歌写作认可度的提升，比如吉狄马加获得2016年度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以及罗马尼亚《当代人》杂志与布加勒斯特作家协会联合授予的“卓越诗歌奖”和“诗歌创作奖”、中国台湾诗人杨牧获得瑞典“蝉奖”、多多获得墨西哥“新黄金时代诗歌奖”、潇潇获得罗马尼亚作家协会颁发的“阿尔盖齐诗歌奖”。

本年内诗歌批评与研究继续深化，研究者的整体考察和问题意识突出。尤其是在新诗百年之际相关的研讨会、研究文集、报告和文丛、专著均取得建设性成果。代表性的有《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中国现代诗学丛书》（12种）《声音的诗学：现代诗抒情艺术研究》《李瑛诗歌研究文选》《大诗论――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年编2014―2015》《新世纪诗歌批评文选》《诗的证词――一带一路诗之旅 诗学卷》《70后批评家文丛》《阅读的姿势》《梁平诗歌研究》《分叉的想象》《萤火时代的闪电》《陌生人的悬崖》《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陈超和他的诗歌时代》《读一首诗，让时光安静》（文本细读）等等。李少君、刘复生主编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诗歌》收录了17篇关于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现象和问题研究文章，涉及到诗歌的地方性、现实感、校园诗歌、诗歌的大众化、诗歌伦理以及传播等问题。

第7篇

关键词：武侠；类型电影；明星为王；商业化；明星策略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3-0108-04

一、新现象-中国武侠电影明星效应的衍生

从现实层面来看，20世纪70年代，李小龙作为新时期武侠电影代表的明星推广开来，而传统的武侠明星，多为武行出身的专业人士，例如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等，他们都有较强的武术功底，在电影中可以凭借自身的功夫打斗来提升武打动作的可看性。新世纪以来，电影技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日益出新，武侠表演也不再局限于真实打斗，一系列因出演文艺片而获得了一定知名度的明星也成为了新的“侠客明星”，如王祖贤、章子怡、梁朝伟、金城武等[1]。尤其是近几年来，这种现象更为突出，像2016年上半年上映的《三少爷的剑》演员阵容林更新，何润东、江一燕等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当红明星，而在2016年底上映的《长城》中，刘德华、张涵予、鹿晗、彭于晏、林更新、郑恺、黄轩、陈学冬、王俊凯等更为明显，虽然13个主演满足了粉丝“数星星”的心愿，但是大部分的年轻明星实际都是来“打了个酱油”，电影放映三天，票房过4亿，其中王俊凯的粉丝包场达到526场 ，让人们不得不怀疑是来看电影还是看明星？如今的武侠片可以说每一部剧都是大导演大制作高消费，启用当红明星好像也是为了更加凸显影片气质。可以说武侠电影每次都是“未播先火”，来势汹汹。然而当红明星阵容的尔冬升新版《三少爷的剑》上映5天总票房才6200万元，豆瓣网上评分仅5.6分，在武侠迷的翘首期待中上映，本以槟苋糜懊砸槐パ鄹＃没想到票房、口碑均遭惨败，导演尔冬升都表示这种武侠片今后不愿再拍。豪华演员阵容的《长城》业内人士预估国内票房坐稳10亿，然后海外票房却不明朗。让人们不得不疑惑：新世纪的武侠片怎么了？难道曾经的好莱坞电影影响下的明星策略不在适用？

从理论层面来看，我国针对“武侠电影”研究不在少数，贾亮的《武术与中国武侠电影》主要从武打动作的角度对武侠电影做出了分析，倪俊的《中国武侠电影的历史与审美流变》非常全面地描述了武侠历史发展和新世纪武侠电影商业化和娱乐化的新发展趋势，金丹元的《中国新武侠片的偏差和生存之道》对武侠电影发展方向提出要坚持坚守与创新；另外针对“电影明星”的研究也非常全面，有关于研究电影效应的《中国早期电影和明星效应》描述了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明星地位的凸显，但关于“武侠电影明星”的研究较少，杨文立的《武术传播视野下武打电影明星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针对武打电影明星培养进行了系统化分析，可以说针对于武侠电影明星发展策略和机制上的研究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二、新问题：商业化背景下武侠电影明星策略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1.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香港电影人吴思远曾说现在电影圈现在步入了不正常的状况：“拼命找当红的演员。一个看上去必中的题材，加上合适的大明星，再加上其他的话题，堆砌成了一部所谓的电影”。其实在对于多方面都是极不负责任的表现。面对如今商业化体制下百花齐放的电影市场，武侠片的地位受到了冲击，在2016年9月底落下帷幕的第25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中，国产新片展映中没有一部是武侠影片，在2016年公布的《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中，关于中国电影观众类型偏好的调查显示，观众对武侠片的喜爱只占2.2%，在列出的类型片中居倒数第二，面对这种困局，再加上武侠片“投入大、回报低”的特点，对武侠片的创作信心也日渐消退；同时，武打明星专业度越来越低，后援部队争补不上，许多武侠电影角色发展受限，开始对明星过度消费，这也使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劳。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武侠电影提供一线生机，为了赢回票房，挽救低迷武侠电影，开始启用当红明星参与武侠电影，像近些年的《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国》《血滴子》《四大名捕》《太极》《冰封侠》《绣春刀》等，无一不是对观众口味的迎合，表面上看好像把武侠电影推像，然而只是在这种泡沫化幻想中武侠片并没能站稳脚跟，票房过后迎来的是受众的质疑。武打动作技术化、场面宏观化，但内容良莠不齐，技术把明星包裹起来带来双重的视觉冲击却名引发思考，更没有让受众感受到武侠精神的传承，反而让武侠片的概念在人们脑海中变得越来越模糊。同时，对演员来说，技术需求达不到专业水平，依赖后期制作，不仅影响拍摄效率，画面的假象也并没引起受众的拍手称赞。由明星过度消费转向对明星的盲目消费，结果演员要求并不能适应武侠片节奏，并未真正与武侠电影融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武侠片乱像。

从过度消费转向对明星盲目消费，几经周折也并未根本上改变武侠片困局，让我们不得不质疑依赖明星策略求发展是否能促进武侠片发展。笔者认为，针对商业化趋势下明星策略的发展要有高瞻远瞩的t望和脚踏实地的认识。

2.正视“明星为王”的现象

其实在美国好莱坞电影早起发展就十分重视明星的地位，因为他们通过经济学家专门评估过电影明星对电影带来的利润数额，其中调查结果显示：影星为热门电影所带来的收入约占电影总收入的22%，从20世纪 30 年代开始， 美国电影横扫全球电影市场一统天下， 主要原因就在于其三大法宝： 资金、技术和市场化运作。而这三大要素之中， 又是以市场化运作为核心的， 也正是通过高度市场化运作，美国电影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庞大而稳定的资金流， 才有了各种最新技术投入应用，而美国电影的市场化运作离不开明星效应的支撑， 美国电影可以没有好莱坞， 但绝对不能没有好莱坞明星[2]。当然这对于我们今天国内的电影市场仍然适用，在《2014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中也显示，如今观看电影受众群体最大的90后观众，有近六成奔着明星偶像看电影，由此可见，明星在电影中的地位不可忽视。

武打明星本来就电影来说就是一个标志、一个符号、一个品牌，对广大受众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明星的精彩演绎会使武侠电影中的精神内涵得以升华，当然这也要建立在对明星发展策略的灵活运用上，好的明星需要真正和武侠电影融合为一体，才能真正产生双赢的局面。电影《一代宗师》就是成功的明星制造机制的典范，王家卫导演筹备这部电影花了八年的时间，在这八年里，他十分重视对角色的选择和塑造，为了让明星和角色真正融合为一体，他要求主演进行武术学习，并通过演员对剧本的讲解不断加强角色的认知，使得演员和角色真正产生感情，这样明星与电影的契合度大大增强。可见，明星策略的使用发挥的好是可以为武侠电影增光增彩的。

3.反思“明星为王”的问题

狄更斯曾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明星确实给武侠电影打开了新的市场，但是不能因为只看到明星发展趋势而借用明星之势去炒作电影，这样一来只会产生对明星的过度依赖，在电影创作上，滋长创作惰性，阻碍了武侠电影发展，在演员塑造上，模式化明星角色定位，不利于明星的多元化发展，因此明星策略发展不佳极易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

对电影生产而言，凸显明星地位，那电影意义何在？内涵何在？如果只是为了捧红明星，那电影岂不是成了明星的附属品，武侠电影从小说逐渐发展而来，小说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小说的内容角色足以打动人，那电影发展也应如此，明星在武侠电影中的意义是把电影的内容更好的更真实的更美的让受众感知，让大家认识到的是角色的魅力，而不是明星个人。想要光靠电影明星博眼球追究是走不远的，久而久之，只会使得武侠电影的意义和内涵甚至是这一个传统类型消失在大众视野。

对于明星而言，作为粉丝的观众花钱看电影更多是看明星，那对于电影的局限性也大大增强，同时对于明星的角色定位感也越来越为明显，一个明星很容易被打上标签化的定义，不利于戏路的拓展。香港电影人泰迪罗宾就曾作出呼吁：“当年，我们消费成龙、消费李连杰，结果把市场搞坏。现在甄子丹火了，又去走老路，我觉得很无奈。”2011一年之中，电影市场中《大闹天空》《精武风云》《P云长》等都有甄子丹的身影，频繁的视觉冲击观众难免不产生抵触情绪，这对于明星角色定位也容易模式化固定化，其实也并不利于明星自身的发展。其二，明星与电影角色融合度不强，不仅影响电影质量，也会使明星演员招到质疑，电影《天下无贼》中张涵予在饰演警察的角色，不仅造型英俊，演技也十分专业，但在观众的反馈中，并没有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主要原因在于张涵予饰演的警察角色的定位，违背类型传统与观众的观影经验，无法引起观众共鸣。因为武侠片投入大，所以考虑收回高利润也在所难免。不过如果电影内容、叙事手段、角色定位等都有很多问题，明星们参演的效果就必然会带来双重风险，电影明星刘烨就是因为先后出演了《无极》中的“鬼狼”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大王子”，不但没有为电影带来新的亮点，反而使他自己成为网络评论中讽刺、批评的对象[3]。

三、新发展：探寻武侠电影的发展之路

武侠电影是中国电影上永恒不变的风景线，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审美如何变化，他仍是我们东方电影文化代表，面对如今武侠电影在商业化背景下的困局，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武侠片路在何方？武侠片借明星之力并不无道理，因为笔者认为，武侠电影简单分解开来就是：武和侠，武的精髓内涵需要通过画面来显示，侠的精神需要通过内容来显现，明星的武打动作配合可以凸显画面，丰满画面，这不仅仅是科技技术就能够弥补的，同时好的内容也需要依托明星的演技来使内容得以升华。因此将从人才培养和内容为王两个方面探寻武侠电影发展之路。

1.人才培养

要让明星出效应，首先就要培养和造就出具有独特性的明星，因此人才培养就越发重要。美国好莱坞明星培养机制中， 全面培养演员首先要从基础教育抓起， 同时通过定型培养塑造明星的个性化形象， 这也是是塑造演员气质、提升表演技能的关键步骤， 也是成就明星的关键所在。定型培训和全面培训的区别就在于，它的所有培养方案都是根据明星的个性、气质而量身定制的， 是具有明显个性化的。在好莱坞大片场体制下， 会有一个专门团队负责该明星的定型培训， 在这里有专门的造型教练、著名前辈、表演专家、语言教练等等。在这种长期严格的个性化培养强度下，明星的气质、个性、艺术修养多等方面都会逐渐显示出独一无二的风格。中国武侠电影想要品牌化发展，需要走定性培养和全面化培养的双向道路。

其一，规范化的人才培养场域，武术表演是一门非常新兴的学科，据统计，现在国内更多的是一些小型的武术训练培养班、表演班，但把武术表演结合在一起的训练很少，同时国内高校开设表演专业的学校不在少数，但把武术表演专业化发展的学科非常少，这也导致目前影视圈中武打演员越来越少、越来越不专业，出现断层现象。因此应该加强对于武打人才方面重视；其二，专业化的人才训练模式，可以根据老一辈的李小龙、李连杰、成龙等这些优秀武打明星身上学结经验，继承性发展武打动作，因为武术表演和单纯的武术不同，在表演中不仅要求专业化的武打动作，还需要重视审美的效果，这就需要不断从实践中挖掘经验，不断练习和训练；其三，开放化的人才选拔制度，武侠电影需要“伯乐”，可以从武术功底的素人中挖掘和包装，武打演员和一般演员不同的是他们还需要有更强的能“武”的专业性，像李连杰、赵文卓、吴京、黄文燕等人，大部分的演员都有武术冠军出身的标识在身，经过推荐或者有一定名气后被导演、制作人所认识，进而挖掘。

2.内容为王

武侠电影发展终究的依托还是要靠内容，内容是吸引观众的根基，明星的意义是为了升华和凸显内容，再好的明星若是没有内容支撑，即使能满足票房所需，但却不能打动观众，最终只会造成电影发展和明星地位的两败俱伤。如今的武侠电影之所以太过于依赖明星和没有好的文本也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武侠电影要在夹缝中生长，就必须做到真善美统一。

（1）真：真金不怕火炼

今天人们在面对武侠电影时候，经常会产生疑惑：一是感到武侠片中中国功夫的失真、假把式的泛滥，二是在抱着期待的态度观赏完被明星撑起的所谓的武侠大片时不知道究竟在是看武侠片、还是在“数星星” [4]？武侠片想要发展就应该追求真实，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上。虽然说艺术追求虚构，但虚构并不等同于虚假，观众所要看的动作不只是高科技手段，而是在武打中中国功夫的美感显现，观众所想要了解的不是虚假的历史，而是真实的情感，像电影《战国》中，历史上好好的“田忌赛马”的故事，被活生生地演变成了“孙膑赛马”，再加上明星效应影响，很容易对人们产生误导。所以武侠电影要想把“侠”的精神凸现出来就要做到形式和内容上的真实。

（2）善：润物细无声

电影是需要故事作为支撑的，故事本身的创造力和吸引力是电影成功的基础[5]。如果单纯地想利用明星或通过技术在视觉、听觉上大做文章，以“电影冲击力”来获取观众注意力，那么武侠电影来说，只会消逝其核心内涵。武侠电影最初是由武侠小说发展而来，从早起武侠小说不难看出，把其中狭义的传统思想观念贯彻的十分深入，而今天武侠侠义精神仅仅通过一个光线明星形象来突出是远远不够的，有时候还会因为演员和故事的维和影响电影发展，如今在新世纪的武侠电影，人物贴近生活才是讲好故事的关键，像《师父》中的廖凡塑造的这一形象把“拧巴”与“硬气”贯彻到极致，不仅以“一个门派的全部未来”传授武艺的忠义英勇一面，又有着因于心不忍而“坏了大局”胆小懦弱一面 ，真真切切地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师父形象。其实观众很多时候需要看到的不是高高在上的“圣人”形象，他们更需要一种回归人性温暖的“常人”形态，武侠片的侠义精神应该以温暖的方式呈现。

（3）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好莱坞的类型电影众多，而西部片是最能够体现美国民族特色的一种的类型电影。它体现着美国的文化精神，这与中国武侠电影崇尚的侠义精神一样，都是民族精神象征，而美国西部片也是经历了兴衰转型之路。研究美国西部片所走过的兴衰之路，对中国武侠电影发展之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美国西部片的发展也是经历了兴盛期到瓶颈期，而《邦妮和克莱德》的出现可以说是一个转折，这部影片可以说是集合了美国类型电影的多种类型，在并未消逝西部片精神内涵之上，多元化融入新视点，将文化感与趣味性相结合[6]，给电影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这一点对于中国武侠电影也有一定影响，另外美国迪士尼出品的《功夫熊猫》也是在迪士尼传统动画风格上融入了中国的武侠电影风格和熊猫元素，赢得了全球受众好评，那中国武侠电影发展是否也可以在以武侠为主线基础之上多元化发展呢？同时，美国好莱坞十分重视明星发展机制，并且十分善于运用明星机制推动电影商业性和艺术性双赢，对于明星与电影双赢的把控值得我们借鉴，中国武侠电影是类型化电影，鉴于类型角色的特点，演员如果自身就有高超的演技，一旦有能力出演优秀类型片中的角色，便有可能迅速成为电影明星。像好莱坞的电影明星克林特 ・ 伊斯特伍德在默默无闻的徘徊期过后，出演了《荒野大镖客》中的角色一炮走红。这部电影是意大利导演瑟吉W ・ 莱昂内以美国西部片的模式拍摄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剧中饰演了一个极富于正义感的牛仔，角色沉默寡言却身手非凡，身披斗篷、头戴黑帽，嘴里叼着雪茄，这一角色无论是内在性格还是外在的造型，都演绎出西部英雄的典型形象，非常适合当时欧美观众对英雄情结的想象，也非常符合演员自身形象定位。正是凭借此片使其很快就成为 60 年代末最受欢迎的西部片明星，其硬汉的形象深入人心。当然，好莱坞类型片和类型角色的迷人之处，还在于其可以不断在原有类型上不断产生新的变形，这源于社会时代变迁、美学风格的发展以及观众欣赏能力的提升[3]。

武侠电影美可以通过多方面展现，不仅仅体现在明星形象上。在借鉴西方电影就转型基础之上，还应该本土化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武侠片给武侠片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像何平的《双旗镇刀客》、徐克的《新龙门客栈》、李安的《卧虎藏龙》、张艺谋的《英雄》等，这些影片都打破了、武侠片曾经的模式和审美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把武侠片推上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高度，它们的成功是受到了美国西部片的影响，因此武侠电影可以从成功的类型影片中汲取养料。《新龙门客栈》中骏马在荒漠中奔腾的场面充分使用了对角线构图和倾斜构图，这与美国西部片《关山飞渡》中的“移花接木”的拍摄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仅体现了让观众欣赏到群马狂奔的壮观视觉景象，还打破了传统武侠片拍摄的方式，增强了武侠片的冲击力，同时人物的美感伴随着技术展现的淋漓尽致，颇有“侠客”风范。再看《双旗镇刀客》中，在人物角色塑造上采用了西部片的表现手法，一改传统武侠中一身轻裘挟剑的形象。把人物造型与地域背景、整体风格的相融合，体现出了我国粗犷、朴拙的西部风格[6]。虽然没有启用大牌明星烘托气氛，但这样极具地域风味的场面已让众多观众拍手称赞。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指出：“一个国家的电影比任何其他艺术媒体都更直接地反映出这个民族的心态” [7]，中国武侠电影是中国文化的经典宝藏，既拥有着叱咤风云的历史，又有壮丽辉煌的风光，还有极具中国传统民族特色。在观众决定产量和口碑决定票房的商业化电影时代之中，当代中国电影明星们的感召力也越来越突出，武侠电影的宏大历史性决定了它的高制作成本，要想有高产出的效应，需要通过明星来提升观影期待，但这也一定要建立在能有内容有故事的好文本之上，明星机制在武侠电影中的发挥，需要搭建桥梁，在武侠电影中，不应是“明星为王”，而应是“明星为桥”，只有把明星深深融入角色、用角色展现明星，才能生产出与观众“心灵契合”的电影，才能使真正有着侠义精神的武侠电影走入人心。

参考文献：

[1] 金丹元，马亚会.中国新武侠片的偏差和生存之道[J].民族艺术研究，2016（4）.

[2] 邱章红.形像与资本 好莱坞电影工业明星制剖析[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6（6）.

[3] 杨柳.从电影角色到电影明星――论中国当代电影中的类型化角色与明星生成机制[J].当代电影，2008（7）.

[4] 金丹元.对当下中国“新武侠电影”弊端之反思[J].上海文化，2016（4）.

[5] 蔡萍.内容为王――论中小成本电影成功突围的关键[J].戏剧文学，2010（5）.

[6] 池亚卿.美国西部片对中国武侠片在视听上的影响[J].消费导刊，2008（22）.

[7] 孔华润.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以马克思文艺理论角度解析电影《盲山》

张 玄

（上海大学 数码艺术学院，上海 201800）

摘 要：在我们的生活中，一切事情我们都可以用哲学的观点去理解认识和看待，人们生活、存在于这大千世界中就一定包含着某种规律和法则，组成这些规律和法则的基本单位就是哲学的各个思想观点。而文艺作品就是对于我们现实社会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的依据就是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某种问题而进行的探讨，通过艺术提炼加工的手法进行描述，这种反应既是对社会真实客观的写照，同时也包含了一定的哲学思想意义。艺术的本身就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电影《盲山》就是导演李杨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而来的，其中包含众多文艺理论观点，本篇论文就对这些观点进行具体阐述，从中可以看到当代环境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思想和社会的变化以及其背后的哲学意义。

关键词：真实；母性；反抗；勇气；平等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3-0112-02

不同时代的艺术作品在我们今天看来，其往往不仅给大众提供着观赏阅读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每个作品背后都包含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与现实的意义。不管是阅读性的文学作品还是的综合性艺术的影片，这些艺术形式背后往往却包含着一定的思想含义，可能是对当时政治、社会的一些看法观点，通过艺术形式进行展现，使观众能够更加具象的了解作品背后的含义。哲学家阿多诺曾经说过：“艺术既是自律的整体，又是社会的事实。”[1]这里不难看出艺术作品和社会事实的关系。《盲山》是导演李杨归来之后“盲”系列电影的第二部 ，他将对祖国的热爱与愤怒全部都贯穿于其中，将自己最直观的感受表现于电影的一幅一幕之中。

电影主要讲述的是女大学生白雪梅被拐卖到山村，得不到周围人的帮助，不断逃跑却又屡次失败，直到生了一个孩子之后才被解救的故事。这部影片在法国上映时结尾被改成了雪梅的父亲去解救女儿，在激烈的拉扯之中，无奈而绝望的雪梅拿着菜刀朝着正在殴打父亲自己“所谓的丈夫”黄德贵的头上砍去，在那一瞬间镜头停止。其实在笔者个人看来这个结尾可能更加地符合事实。盲山之“盲”是人性的复杂，是视而不见，在那个贫困落后的小山村里，人们的思想就是“谁家娶媳妇不花钱，我花钱买了你，你就是我媳妇”。现实是冰冷的，在冷漠与愚昧的盲山中，人们运用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则生活，他们又怎会放过早已是满身疮痍的雪梅。“马尔库塞指出：“艺术的普遍性，不以特定阶级世界或世界观为依据，因为，艺术要揭示的是一种具体的普遍性，即展示出人性。”[2]影《盲山》为我们揭示了一个真实世界的真实故事，揭示那是粉饰太平之下的层层苦涩。

一、实事与人民的结合

文学艺术是一种想象性的活动，作家正式通过想象来创造一件文艺作品的。作家在创作活动中就必须让想象介入，并充分发挥主体的创造性。”[3]萨特认为每件艺术作品都是根据现实为依据然后在进行艺术手法的加工。的确，我们所看到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艺术作品都是进行过艺术加工后通过不同的媒介展现在大众面前。在马克思文艺理论中提到，文艺作品的创作通常是以当下的实事民情为创作背景，抓住时代的脉络，反应时代的动向，深刻反应出当代人民精神发展方向。文艺来源于实践植根于生活，反映时代精神的内容，文学艺术的产生及其发展，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不是不单纯的主观意识运动，而是在实践和文化相互作用的二元结构中得到发展的。《盲山》的主题是妇女拐卖问题，主人公是一名大学生，醒目的身份背景使她更加符合当代社会现实，其悲惨的遭遇更加受到观众注意。

二、母爱――永恒的话题

母爱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影片中主人公被拐卖到小山村后被关押、殴打，直至被生下孩子，在这过程中母亲这一角色始终占有着不可或缺的位置。首先是黄德贵的母亲，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村女人，她始终在劝说着雪梅“女人嫁谁不是嫁，嫁给我儿，我家不会亏待你的”。身为一个女人，身为一位母亲，这一刻她选择了她的儿子，丢弃了心中道德与正义。而她所做的这一切只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有个后，能有个媳妇，能有一个家。也许有很多人在看到这位母亲形象的时候可能会对其嗤之以鼻，认为她就是一个帮凶丢弃了良知，心中只有自己的儿子。其实她本身作为一个母亲，作为这个小山村中扭曲思想下的牺牲品，她也是可悲的。在小山村贫穷而又落后的地方，女人就是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没有任何的地位可言。她同情雪梅，然而又无可奈何。在雪梅被之后她说，我也是没办法，等你有了娃就明白了。她是一位可悲的母亲，对儿子有爱，却被环境扭曲，对雪梅同情，却被现实抹杀，变成了迫害雪梅的帮凶之一。同样是被拐卖的陈春丽面对同样的环境，面对自己的孩子，面对那稚嫩的哭声，甘心留了下来。在公安救人的时候雪梅还想抱着孩子一起跑，一点一滴无不体现了一种情感，小到无微不至，大到撼天动地的情感。

三、思想与社会性的统一

在文艺理论中，作品通常是来源于生活并加以升华的，是人们对于生活的理解及其再加工。它是社会的产物，它的产生、存在与发展都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只有真正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文艺作品才会具有生命力。影片的实际拍摄地在秦岭的一座大山深处，那里也有着一些被人拐卖来的妇女。从开始的强行扣留到最后生了三四个孩子心甘情愿地留下生活。那些妇女已经和大山融为了一体，在看到女主人公逃跑时甚至说：“跑个啥，到哪不是过日子”，这一情节也被加入到剧本创作之中。什么叫做真实，这就是真实，没有什么淳朴善良、朴实无华。生活，活着才有生活。

四、平等，一直努力，却从未达到

人们一直在说男女平等，直至今天，这样的平等也没有完全做到。在封闭的山村中，这种不平等表现的尤其严重。女人天生就是用来传宗接代的，是男人的附属品，全村就靠着拐卖妇女来解决光棍问题。雪梅教孩子们念书，村民们唯一的反应就是黄德贵真有本事买了个有文化的女人，在他们看来不管雪梅如何，不管她有再多的文化，她就只是一个买来的女人，一个买来用来生孩子的女人。男人，在剧中最具代表性的应该就是雪梅的小叔子，一个打着帮助雪梅的幌子，在占尽便宜之后，用黄家人借的钱来抵消的男人，却是这个村里学历最高的男人。其实他与众多的村民没有什么不同，在原本就无良的脸上多带上了一层伪善的面具而已。

五、现实与审美性的融合

在影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与审美性的融合。 马克思文艺理论要求我们从现实复杂而艰难的现实中找到生活的体质，文艺创作应常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及道德感对社会现实作审美高度的思索c探究。把我们对现实社会苦难的体验、艰难的思想抉择及对自我灵魂的审视提升到审美的高度，而非遵循自然主义的原则来简单表现社会的原生态。伊格尔顿认为：“艺术生产并不是纯粹的精神生产，它也包含着物质生产的一些特性。但总体上说，艺术生产时归属于精神生产的范畴的，是一种精神价值的生产。”[4]妇女拐卖这个话题，一度是社会热点。以这个话题为故事创作的主要核心点将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与道德律更好的表现出来，使整部作品更加符合现实性与当代艺术作品创作的要求并充分激发观众的道德感提升个人的社会责任感。

六、反抗，不屈的斗争

反抗，是雪梅这一女主角在整部影片中一直都在做的事情。从发现自己被拐卖开始，她就开始了这一个贯穿影片的行为，无论是自杀、逃跑，甚至是为了逃跑的路费出卖自己的身体，反抗的意味一直都很明显。她不仅是在反抗黄德贵一家，同时也是在反抗自己生活，反抗着这座冷漠愚昧的小城。她不想被“捆绑”在这个所谓的家里，她想回到那个原本属于她的世界，她一次又一次的被抓回来，但一次又一次的逃跑。她去乞求所有能帮助她的人，尽管得到的都是失望。她一封又一封的写着永远送不出去的信，从秋天到冬天，从一个少女到即将生产的母亲。她翻山越岭只为能逃出去，哪怕最后坐上开往县城的大巴却被抓回之后，她依旧没有放弃，她相信哪怕只有一点点希望，也要逃出去。但在国外版本的结局中，面对着村民的无赖行径，面对着为了就自己而被围殴的父亲，雪梅彻底的爆发了，她拿起了刀砍向了黄德贵，她不想再默默忍受，终于向这个导致她一连串遭遇的“凶手”举起了刀。在笔者看来这是雪梅终于下定决心为自己做一个了结，对这个男人，对这个小山村，也是对自己无尽痛苦的生活。尽管这一行为的后果可能会让人侧目，但依旧让观众们感觉酣畅淋漓，堵在胸中的一口气终于的到了释放。这就是反抗，只属于雪梅的反抗。

在电影《盲山》中以妇女拐卖案例作为创作基础，对其他部分的故事情节进行发散创作，在把握总体格局的同时在现实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创新，正与文艺理论相契合。在马克思文艺理论中，文学作品的内容都是由创作者的主观掌控的，主要表现的是人类外在世界形式的客观存在。创作者作为创作的主体有其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但又必须以现实为根基来创作，表达对现实的一种抽象和概括。作者的情感、想象等因素都具有客观性，离不开外部世界的刺激和作用，因此作者创作出的作品本质上也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而这种反映不同于哲学的认识论的反映，它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在电影中导演李杨将自我认知充分涵盖于其中，并通过电影所表达出的内容达到认识和教化的功利和目的，所以收到了良好的观众反馈。

李杨在《盲山》中明确展示了清晰的主客体关系，使作品具有现实意义同时也反映出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和趋向。理解艺术创作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把握 “现实主义”思想和生活的内在联系与必然性。“现实”是社会存在，它既包括物质现象，又包括人的精神世界在作品中通过 “倾向性”来把握时代的本质特征，即深刻揭示出具有普适性的人类社会关系。善于发现人物和时代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正是“盲”系列电影获得成功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 阿多诺著.王柯平译.美学理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385.

[2] 马尔库塞著.审美之维[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02.

[3] 萨特著.褚朔维译.想象新理学[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277.

[4] 陆贵山.马克思文艺理论选著选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12.

简析《间谍之桥》中的理想人格主题

张 桓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在《间谍之桥》中，律师多诺万，一名出色的保险律师，经历了与苏联间谍交涉、面临美国公众质疑、只身一人前往东德进行换俘，面临了许多艰难的选择，遭遇进退两难的困境，甚至成为了冷战中两个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共同的敌人，他不仅面对了舆论压力，且生命安全也受到了威胁，甚至连累家人陷入危险之中，他经历了困顿与迷茫、找寻与受挫、觉醒与坚定，不断地超越自己，最终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路实现了自我。

关键词：自我实现；理想人格；爱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3-0114-02

理想人格一般是指一定社会或阶级所倡导的道德上的完美典型，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完美人格形象。是一定社会的道德要求和道德理想的最高体现。

马斯洛笔下自我实现的人是他理论思想中理想人格的典范。自我实现的人，充分开发和利用了自己的天资、潜能，竭尽使自己趋于完美。马斯洛通过研究自我实现的人，建立起了一套充分肯定和发扬人的需要、潜能，并使得自己与之所处的社会保持协调的理想人格模式。这体现了对人的终极价值的追求，是对人性之境界的升华。

要具备理想人格，首先是实现个人价值，再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高度融合，将社会责任与规范纳入到自己的个性发展的轨道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也期望自己成为具备理想人格的人，然而，生活中的我们往往只是社会中的一个小角色。我们也许成就不了千秋伟业，但却可以以修身为起点，从倾听自己心灵的声音做起，去发现真实的自我，顺应内在本然塑造真实而坚强的个性。同时，个人做好了，也积极影响着周围人，最终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个人的历来都不纯粹是个人的，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从来都是个人的”《间谍之桥》中平凡的保险律师多诺万用个体平凡的生命，达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展示了这种理想人格。

一、规则即信念

影片开头的一个小情节就设置的格外精彩，为整部电影做了注解：多诺万的一个客户是保险公司，结果一个投保人驾车撞了五个摩托车手。保险公司保证投保人每次意外都会为其支付三百万美元，于是摩托车手的律师认为这是五次意外，应当理赔一千五百万美元。二人私下见面时，多诺万不同意，于是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多诺万举例说：“如果我将保龄球全部击倒，就只算一件事，而不是十件。”

对方律师反击道：“我的客户不是保龄球，即使你的人是那样对待他。”

对方律师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人不是保龄球；而多诺万看上去毫无人性，只是玩弄概念和规则。在他看来，受害人，无疑很凄惨；但不能因为惨，就出卖自己客户的利益。而且多诺万一再强调：肇事司机不是我们的客户，他的保险公司才是。

这个桥段成功的塑造出了多诺万的两个特点：规则至上且在规则中游刃有余。这两点对于电影主题是至关重要的：正因为他认为规则至上，他才坚信每个人都有权被辩护，从而替全民公敌苏联间谍去辩护；正因为他出色的技巧，他才能用一个苏联间谍换回两个美国人。影片中对于多诺万的规则信念还有很多描述：拒绝向中情局透露客户信息、质疑检方的取证过程、积极上诉、遭受舆论指责和暴徒袭击仍不为所动等等。当苏联间谍阿贝尔问他，想不想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间谍的时候，多诺万回答：“这并不重要。”

这体现了多诺万的信念：相信程序正义，相信规则，现实世界不是蝙蝠侠的哥谭市，法外正义，并不是正义。电影中时值冷站高峰，美苏剑拔弩张，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的社会，毫无规则可言，大家都在为利益不择手段。希望多诺万透露阿贝尔信息的中情局特工霍夫曼就这样说过：“这件事没有规则的。”为了一点点所谓的信念，为自己祖国的敌人辩护，这是不是傻？多诺万可不这么认为，他的信念不至于法律的正义，而更在于对于法律地位的认可――遵守宪法。

当我欣赏这部影片时，结合中国当下的国情，更是感慨颇深。

二、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融合

不论在哪个国家，不论在什么价值体系中，爱国主义都是理想人格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表现方式。爱国的行为可以说是社会价值中重要的一环。多诺万难道不爱国吗？他为国家的敌人去辩护，不惜成为众矢之的，成为一个“卖国贼”，那么为何说他是一个自我实现了的理想人格呢？

将国家理想与信念置于个人价值之上，寻求着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是一种爱国；具备着独立性的精神与勇气，敢于按照自己的价值观与理 想去追逐着自我，寻求与社会的融合，更是一种爱国。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爱国的实现是需要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互结合的。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主张个人要为国家前途、人民福祉贡献力量。范仲淹的理想人格，也是我国古代文人墨客心中所向往的理想人格，即将个人的利益与社会群体的利益相统一。个人需要不断完善自己，而人的完善也正是在外界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中不断完善的。也正如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著名论断，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即一个人

最终是怎样的人，具备怎样的品性，存在着怎样的发展倾向，很大程度上是受人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制约的。马斯洛也认为：“人类动机不仅包括本身，而且应包括环境，包括文化的决定作用。”即，理想人格的实现的重要条件，与个人的天性、性格、脾气秉性有关，也更需要外界良好的社会文化的影响与塑造。

另一方面，这种个体的力量并非只是源自本能，还与其生存环境存在着关联。他也用这种个体人格积极影响与改变着周围的环境。多诺万要在残酷危险的政治环境下，为国家的敌人辩护，需要顶住外界的一切压力，也需要他内心的强大和安宁。他的内在精神与其工作经历是息息相关的。

一个爱国的人为何要替自己祖国的敌人去辩护呢，除了作为一个律师本身对于程序正义的信仰之外，多诺万清晰地认识到了该以怎样一种理智的行为去爱国。这也是他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融合，只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普通百姓出于恐惧与愤怒并没有理解这一点。

多诺万的理智爱国行为是基于以下一个重要原因的：让间谍阿贝尔活命符合自己祖国的真正利益。因为冷战时期两国愈演愈烈的情报战必定日后导致两国更多的情报人员被捕，现在基于民愤处死了苏联人，明天苏联人就会处死我们的人作为回应。这里显示出了多诺万真正的智慧，不仅仅是在法律体系内游刃有余，更在于对于生命的态度上珍惜。对等的、成熟的国际政治是文明的游戏，规则至上。片中冷战尚未到达白热化阶段，野蛮的杀戮往往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所以多诺万提议建立一种交换规则。间谍行为除了搜集情报更是一种外交上的相互刺探，都是由利益主导。人类一直致力于以越来越文明的方式解决争端。多诺万正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一个普通的律师，能以这样的眼光看待历史事件，也正是由于他将自身的价值与社会价值完美的契合在了一起。

三、自我的清醒

作为一个拥有理想人格的人，诺多万身上什么特质最值得我们去学习呢？

马斯洛在其著作《自我实现的人》中总结了自我实现者们的自我特征：他们有知觉的明晰性，具备了超然独立、意志自由等优秀品质，有着极大增强的、自我超越的人生体验，对美是注重与追求的等等。

自我实现的人，能够比较清晰地了解自己的长处和不足，看到优点发挥长处，又正视自身的不足；他们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遵从内心所想，注重依靠自己的情感和价值选择采取行动；自尊自重，也尊重别人，对他人和社会怀有一种深厚的情感；对自己不满足，不断超越与完善着以前的自我，战胜挫折的成就感让他们体会到强烈的自信和力量，得到沉醉感和满足感、幸福感。可以说，这种自我是清醒的、真实的，迸发着强烈生命力与超越性的自我。

参照马斯洛对自我实现者们的自我特征描述，可以发现，在类似的弱势与边缘环境围困下，律师多诺万身上最闪光的特质莫过于一种清醒的认识，这种自我的明晰，是建立在他一直明白内心的真正所想，看清自己生活方向的基础上的。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这种清醒体现在他理智的爱国行为上，只有在清醒的认知之下，人物才可以听从内心的驱使，才可以显露出真实的自我。马斯洛说：“人们都有着一个自我，我常说‘倾听内在冲动的声音’，其含义就是要让自我显露出来……作槁跸蜃晕沂迪值募虻サ牡谝徊健…听从自己身内‘最高法庭’的判决。”听从内在的声音，对自我有个了解和认知，再决定怎样去做，这是自我实现的第一步，也是理想人格的一个显著特征。

每当笔者想起9・15西安反日游行时仍然感到惴惴不安，不理智的爱国行为所产生的恶果仍历历在目。正如费尔巴哈所言：“生命本身就是幸福，生命本是一切福利的总和。”当我们以爱国的名义将恶行指向自己无辜的同胞时，我们都是在与爱国主义、理想人格甚至是一个健康的人渐行渐远。

参考文献：

[1] 戴文文.严歌苓作品中的自我实现主题[D].山东师范大学，2015.

[2]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著.许金声，刘锋等译.自我实现的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3] 潘文晋.《间谍之桥》的叙事策略[J].电影文学，2016（17）.

[4] Aegean.《间谍之桥》：好看到忘记赞美国家[J].电影世界，2015（11）.

《驴得水》：悲喜交织的寓言佳作

秦秀宇

（山西传媒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摘 要：《驴得水》靠口碑发酵取得票房与话题双赢，多重主题解读空间造就其“讲个笑话，你可别哭”的观感。打着“开心麻花第二部电影”旗号，却让观众在喜剧中戳中痛点，在黑色幽默的外衣下，剥开讽刺隐喻之核。纵观全片，高度符号化的人性寓言、须臾不离的水与女性寓言和从话剧到电影改编的现实寓言，使本片虽有外在形式缺憾，却仍不失为一部让人在悲喜交织中体味从人生到理想、从脚下到星空的寓言佳作。

关键词：人性；水；女性；话剧改编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3-0116-02

近年的内地电影市场，如果还有哪部电影能像《让子弹飞》一般，雅俗共赏，观影人群广泛，靠口碑发酵取得票房与话题双赢（朋友圈自营销可观，豆瓣评分8.3，1.73亿票房收益率达到476%），诚如鲁迅先生当年评价红楼的“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当推《驴得水》。有中年女性观众从头笑到尾，也有人惊讶于其中的大尺度台词，有影迷怒指其完全照搬话剧没有半点视听语言，也有人赞其为当代中国史的整体寓言。打着“开心麻花第二部电影”旗号，想要接过《夏洛特烦恼》的话剧改编电影之棒，却硬生生让观众在喜剧中戳中痛点，在黑色幽默的外衣下，剥开讽刺隐喻之核，成全了一部悲喜交织的寓言佳作。

一、高度符号化的人性寓言

《驴得水》最为人称道之处，恐怕非它随处可即的各种高度符号化的表征隐喻莫属。均有所指的台词、令人叹服的人物设置和环环相扣的情节走向写就了一出人性寓言。

先看影片开头，校长信誓旦旦，表示要以改造国人的贪愚弱私为己任。然而影片却巧妙地使主人公们经过一番挣扎后暴露出的本来面目与这四个字中的国民劣根性一一对应：1.校长之“贪”。口头禅“干大事不拘小节”的校长，贪在梦想与名声，为了实现农村教育的理想，可以使用任何方法，接受任何代价，却不知正如裴魁山所言，“中国最缺乏教育的或许不是农民”。所有的悲剧，始作俑者和不遗余力推动者都是他，最正义的校长，同时也正是伪善而对一曼挥下屠刀的校长；2.裴魁山之“私”。不同意奖学金方案，但驴棚着火却第一个去找水，如果说校长是功利的理想主义者，裴魁山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一曼睡服铜匠，他在窗外站了一夜之后，最终彻底放弃幻想，利益至上成为他的人生信条，夏天穿貂无疑是他性格突转的外部表征；3.周铁男之“愚”。驴棚着火居然用扫帚灭火，导致火势更旺，顶撞特派员，讽刺铜匠，导致更深的报复，完全忠于校长的他无疑是愚的，一声枪响后，虽然逃过一命，然而真正的他其实已成枪下亡魂。失去血性的周铁男，映衬了知识分子“被”的尴尬处境；4.张一曼之“弱”。影片开头关于奖学金方案的开会讨论，一曼从茫然不知的“啥奖学金啊”到听周铁男的“你不用管”于是“那我支持吧”，她一直对一切都是无所谓的。影片主线冲突展开时（要调查驴得水），她选择逃避（“我去做饭”），被裴魁山表白时，她感到无助（“坏了这可怎么弄”）。习惯了游戏人间，却不知人间容不下特立独行，被毁灭的她，正如《异乡人》中所说：“我知道这世界我无处容身，只是，你凭什么审判我的灵魂。”铜匠之“恶”。铜匠认为照相会死人是为愚，被一曼诱惑后继续扮演是为贪，最后也不忘记要钱是为私，在夫妻关系中的地位是为弱。然而这样国民劣根性俱全的他，受到伤害后，报复也来得最猛烈。教育使他抛弃了旧世界，而新世界却继续看不起他，无处容身的他一旦得势，就成为了最小人的掌权者，这场冲突的题中之义，似指教育亦不能完全改变人性之恶，如无制度庇佑，则将制造更多恶行。孙佳佳之“善”。一直被圣母光辉笼罩的佳佳，也只能不断在校长的亲情面前屈服。三次屈服，分别失去了驴棚、驴，以及差一点就毁灭自我（所幸有铜匠媳妇的破坏）。她代表着最纯洁的灵魂（周铁男大吼告诉她只有先打入他们内部才能对付他们），还好，最终她可以去延安投奔新世界。

再回顾驴棚着火段落。四个主人公救火方法各不相同，然而最后却在校长的“听我指挥”命令下，亲眼见证了驴棚化为灰烬，也体现了四人骨子里的妥协。驴棚没了，驴无家可归，也暗喻着此事快要被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

当然有隐喻的不止一处。学校墙上的“学做人”三个大字出现在镜头背景数次，无疑与情节形成强烈反讽的互文关系。如果所有人都“干大事不拘小节”，所有人都“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管”，迎来的只有众生毁灭。影片空镜头里有一棵树，从片头到片尾，一直岌岌可危地长在悬崖边上，似在宣告这场农村教育的失败。而纵观全片，真正的驴得水和从未出现过的学生，犹如幽灵一般，虽缺席却在俯视着这荒诞的一切。至于学校选址于神庙之上，则更引人深思。当然，当我们想到影片中主人公各自的阶层，对照历史，只会更觉触目惊心。还好这是一部电影，然而这也不仅仅是一部电影。

二、水与女性寓言

相比于2016年大热的《夏洛特烦恼》和《港濉分信性的软弱无力、贤良淑德，2017年的《我不是潘金莲》开始有女性自我意识觉醒，而《驴得水》中的女性角色，则几乎以女权主义宣言的姿态出现，塑造了国产电影中前所未见的独立女性形象。

从影片名中即可略窥端倪。“驴”得“水”，实则道出的却是自从《红楼梦》以来曹公所悲之女性审美文化缺乏。世人皆知曹公将女儿比作水做的骨肉，而本片学校地处偏僻，严重缺水的设定恰恰与此暗应，女性为水，则男性为驴，女性的自由烂漫，对照的是男性的贪愚弱私，驴得水则学校有生命力，这几头驴都幸运地得到过水，然而当水被压榨甚至废弃，暴戮的未来随之可见。真假吕得水的情节，自令人会心一笑，想到红楼梦中的“假作真时真亦假”，然而结尾一曼的自杀，佳佳的风雨前程，可不又似大观园的飞鸟各投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总是笑意盈盈，一片天真烂漫，孩童般的性格与超前的性观念在一曼身上达到了惊人的统一，无视几千年来男性强加于女性身上的道德枷锁。她像卢梭笔下真正的人，自由、自然、自信，生机勃勃。她的内心是强大的，这种强大是她的美丽，但这美丽又极为脆弱。

于一曼而言，头发与花，是她美丽心灵的外化，而头发，则更是作为她短暂人生的前后分割点而存在。卷发是她的自我，她愿意，可以剪下来送人（“卷卷的真好看”），是她γ览龅淖非螅对新事物的接纳。被辱骂被扇巴掌都没关系，只有要美丽，她依然可以恢复（来到乡下，蒜皮雪花和留声机下，她重新歌唱起舞），而一旦剪去头发，她就疯了。这剪头发的场景，与远隔重洋的《西西里美丽传说》中的“羞辱”一样，在刺痛观众的眼睛。疯了的一曼依然在采花，当教堂混乱众人皆忙于出逃，只有她哭喊着在保护她的花。但枪响之时，她默默扔了花，藏起了手枪。这是她的真正陨落。

未经开化的铜匠，因她的美丽，经由她的一绺发丝，感受到诗意的美好，这是女性之于男性的创造意味，正似宝玉挣脱大观园外的污浊男性世界，在黛玉垂泪和丫鬟影响下，终由顽石炼成璞玉。一曼的引领，佳佳的教诲，使得铜匠脱胎换骨，谁又能想到，后来的铜匠却彻底转变为残暴的掌权者，与前面一曼违心而言的“你就是个牲口”形成了值得玩味的互文，真正变成了一头享乐的牲口。必须指出的是，如果说之前一曼把铜匠变成了人，正是她这句话，又亲手掐死了铜匠，当那一绺头发落地，铜匠的质朴也就荡然无存：缺少了女性创造性的指引，铜匠的精神便放弃了向人转变的努力，内心成为龌龊的怪兽。他亲手毁灭了一曼花的精神（疯了的一曼还在采花正是她始终追求美丽的外化），但却永远无法认识到，他毁灭的女性，正是塑造他的人，给了他能力毁灭一曼的人。

而当铜匠下令辱骂一曼时，转变为既得利益者走狗的裴魁山发自心底的咒骂，象征着女性彻底被压制，须眉浊物粉墨登场。几声枪响，越来越沉重，最终，当局势走向失控，也只有枪象征的强权能解决了。佳佳说“过去的就让他过去了，只会更糟”，听来刺耳，却又悲凉，因为直指人心。水性越来越少，泥性越来越多。诚如歌德所言“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当这女性陨落，水被践踏，只有奔向新世界的佳佳，是黑云密布中的一缕亮光，因为延安代表的，是翻天覆地的变革，是现实性的希望。

三、话剧到电影的现实寓言

作为话剧，《驴得水》无疑是具有高度艺术水准的佳作，而作为电影，则精巧编剧技巧和多重主题空间亦不能掩盖其电影语言贫乏的弊病。

影片的悲喜交织，源于对经典之作的再创造。编剧属于典型的一步错步步错的“U-turn”类型，开头用经典的“钦差大臣”（特派员）桥段引出主线――并不存在的吕得水老师，是黑色幽默电影里常用的“无中生有”骗局手法，但这种突然发生的外界变故打破平静的封闭空间，与《狗镇》亦有异曲同工之处。此种环环相扣的设计使得影片情节结构工整，戏剧冲突不断，用一个谎言去圆另外一个谎言，矛盾冲突叠加，阴差阳错的笑料包袱带来了前半部分扎实的喜剧效果。后半部分的大爆发，讽刺隐喻深得莫泊桑之韵。全片有库斯图里卡式的癫狂、荒诞，有法哈蒂式的困境、冲突，而强烈的戏剧风格感和创作者的个人表达又继承自《办公室的故事》《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等优秀前作。黑色幽默和乡村魔幻现实主义交织的现实，人性中的荒芜残忍，系统性的冷漠麻木，与同年的《一个勺子》达成了跨时空的微妙呼应。但最致命的是，忠于话剧版本，也完全放大了话剧改编电影的缺陷，情节推动靠走，人物性格靠吼。完全照搬话剧台词，连人物站位都是舞台式的，镜头语汇苍白，“让语言飞”的偷懒与背离成为这部佳作最为人诟病之处。

瑕不掩瑜，外在表现形式的缺憾未能掩盖本片多重解读空间之赞。正如影片宣发着力突出的看点“讲个笑话，你可别哭”，诚然这是一部最不像电影的电影，然而相比众多打着IP旗号却消费了观众最后一点情怀的圈钱电影，这又是一部最电影的电影，一部让人在悲喜交织中体味从人生到理想、从脚下到星空的寓言佳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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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于家升.电影《驴得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分析[J].大众文艺，2017（1）.

[3] 吴楠.以影片《驴得水》解读戏剧对电影的影响[J].青年文学家，2016（12）.

[4] 朱茹.《驴得水》：突破国产讽刺喜剧的新尝试[J].电影评介， 2016（12）.

[5] 原文泰.“争议”的变动――《驴得水》的文本内外[J].当代电影，2016（12）.

[6] 牛梦笛.《驴得水》：好话剧不等于好电影[N].光明日报，201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