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04 23:16:4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民族问题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2011年12月21日至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举办了首届青年学术论坛。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对民族所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有着深远意义，在青年学者中产生了积极的反响。所党委书记张昌东全程参与了论坛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并在开幕式和会议结束时就举办青年论坛的意义和如何进一步完善论坛的组织工作作了讲话。8位所学术委员受邀担任论坛的总点评人和学术评委。院直属机关青年处处长、院团委书记季为民同志专程到会进行指导，并对论坛给予了高度评价。
论坛共收到论文60篇，一些未能到会的青年同志也提交了论文。参加论坛的45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共55人，分为八个单元进行研讨，内容涉及民族理论。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宗教，民族历史。，民族经济，民族语言文字，民族文学艺术等。参会青年学者从不同学科和视角对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展现出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较为宽广的学术视野。不少论文紧密关注当前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一些研究成果具有鲜明的跨学科、交叉学科特点，充分体现了民族所多学科研究的优势。
论坛按国际学术会议程序进行。每一单元的主持人、报告人和评议人都由青年学者轮流担任，使青年学者得到了规范的学习与锻炼，每个单元结束时，由一位相关学科的学术委员进行总点评，充分发挥了学术委员的专业指导作用。论坛最后评出优秀论文一等奖三篇，二等奖五篇，三等奖八篇，这些获奖论文及其他通过评审的论文将结集出版。论坛还专门邀请《民族研究》、《民族语文》的两位编辑部主任围绕杂志的办刊宗旨、学术定位、选稿取向、审稿流程以及学术规范等问题做了专题讲解。
通过这次青年论坛，全所不同学科以及同一学科中从事不同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第一次集中地在一起进行学术交流，对于民族所的学科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张昌东在闭幕致辞中高度评价了这次论坛的组织工作，希望以首届青年学术论坛的成功举办为起点，认真总结经验，不断改进和完善，努力把青年学术论坛打造成为民族所培养青年学术带头人、展现青年科研风采的学术品牌，不断扩大学术影响力。他指出，青年学者要加强本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全面贯彻中央对我院“三个定位”的要求，紧密结合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形势，不断增强青年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关怀，结合国家与民族发展的大背景，拓展理论研究视野，坚持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密切关注各学科的理论前沿及发展趋势，为我国的民族研究事业和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杨春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关键词： 边疆民族 舆情 媒体 影响力
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是促进各民族团结、和睦相处的基础，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关键期和矛盾突发期，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民族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加之国际不安全因素对民族地区的影响，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文化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使民族地区成了我国舆论安全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舆论不安全，会引发民族地区社会骚乱，扰乱边疆民族地区稳定与团结，给国家安全造成极大损害。对此，理性分析边疆民族地区热点事件的舆情影响力，构建民族地区舆情媒体舆论引导机制，将成为我们研究的一大课题。笔者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舆情热度、影响力、代表性等指标，通过对2009―2013年内蒙古、云南、广西、新疆等边疆民族地区的热点舆情事件的媒体舆论影响力进行归纳分析，以期能为探索边疆民族地区媒体舆论引导机制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一、热点舆情事件中媒体舆论影响力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认为，“传媒的影响力，就是传媒作为资讯传播渠道而对其受众的社会认知、社会判断、社会决策及相关的社会行为所打上的属于自己的那种‘渠道烙印’”。笔者从边疆民族地区舆情事件中新闻媒体对比研究中发现，近几年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媒体舆论影响力显著提高，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 传统媒体舆论的影响力
虽然新媒体在信息传播速度、广度和便捷性等方面有优势，加上其庞大的用户数量，改变了传统舆论格局的力量对比，具有一些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舆情热点发酵和生成优势，但由于边疆民族地区新媒体发展相对不发达，少数民族更注重传统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的信息，因此，传统媒体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舆情事件的报道，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边疆民族地区舆情事件中具有影响力的传统媒体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央视《新闻周刊》、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中央电视台《共同关注》、 中国广播网中国之声、《新京报》、《法制日报》、《环球日报》、 中国广播网、北京晨报、《广西法治日报》、第一财经日报、每日经济新闻、中国经营报、《南方日报》、《云南信息报》、《内蒙古晨报》、《中国青年报》、《齐鲁晚报》、南方都市报、新疆都市报、《柳州日报》。
2.传统媒体抓住了原点新闻，客观真实地报道
在边疆民族舆情事件的传播中，一些传统媒体发挥了“新闻曝光”作用，抓住了原点新闻，并按照新闻规律，第一时间透明客观地报道了边疆民族地区发生的舆情事件。透明度决定公信力，公信力决定影响力，于是保证了传统媒体在重大社会事件中没有失声，没有助推流言扩散，维护了媒体的影响力，增强了媒体的竞争力。在传统媒体中，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舆情件中占比最大的首曝媒体类型是报纸，通讯社也是首曝舆情事件较多的媒介。比如发生在云南地区的“党煦燕升职被举报”，新京报第一时间抓住原点新闻报道此事，为大众提供真实、透明的信息，树立了公信力，提升了媒体的影响力。发生在新疆地区的“智障人黑工厂事件”，首曝媒介是新疆地方媒体《新疆都市报》。该媒体充分发挥了地方优势，很好地把握了新闻价值的要素――接近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实现本土化，也实现了市场优势。发生在内蒙古地区的“内蒙古施工企业人员撞讨薪农民工致1死5伤”，这一事件时由新华社首曝的，在最短时间内为民众尤其是少数民族呈现了当时发生的真实情况，起到了辟谣的作用。面对这一突发事件，新华社能够敏锐地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点并进行报道，说明传统媒体的媒体判断力很强，体现出其新闻发现力和对事件的把握能力，也是衡量其影响力大小的一把尺子，说明这些媒体都是能够第一时间抓住新闻点的。但在边疆民族舆情事件中，也存在着众多传统媒体“失声”的严重现象。
3.传统媒体及时介入，引导舆论
笔者发现，面对经济差异、文化差异和、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等复杂的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舆情问题，有些传统媒体及时介入、跟进追踪报道，提供了很好的舆论引导，以诚挚的态度应对质疑，以合理的处置平息意见，在引导舆情、消解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若不是这样，新媒体裂变式快速传播，会使危机酝酿期短至一到两天，这期间就可能引发谣言的扩散，引发舆情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逐步转化为社会普遍关注的舆情事件，则危机临近。但也有些传统媒体具有“鸵鸟心态”，没有及时抓住舆情事件的关节点介入，误失机会，失去竞争力。
4.传统媒体系统专题解读，化解大众心中疑虑
近几年，我国主流媒体出现争当“领读者”角色的现象，如《南方周末》提出了“在这里，读懂中国”的口号。媒体高举“读懂”旗帜的背后，源于社会发展的纷繁复杂。受众需要读懂信息，从而更好地认识社会、适应社会。传统媒体如果能及时而正确地解读边疆民族地区舆情情况，将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的举措对全国百姓详细说明，可以降低民族地区舆情事件的敏感度，也能维护民族地区政府形象，同时也可提高媒体的影响力。如“广西来宾传销事件”，2011年8月11日，中央电视台《共同关注》播出《央视独家调查：阳光下的非法传销》，拉开了此次广西来宾传销事件的序幕。新闻称“传销组织在公安局旁公开宣传”，新闻当日即被媒体广泛转载。8月1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周刊》继续以《广西来宾：被“隐忍”的传销》进行深度报道，再次把舆论推向。中央电视台《新闻周刊》对于此事件的深度报道是相当成功的，一方面让百姓们清楚地认识到了传销这一非法组织的各种真面目，另一方面对于公安部门在全国开展打击传销犯罪行动起到了催化作用。
（二）新媒体的舆论影响力
1.边疆民族舆情事件中具有影响力的新媒体
天涯论坛、搜狐、新浪、腾讯、网易、新浪微博、蒙古文物官方微博、华声论坛、蒙古新闻网、中国蒙古语新闻网、内蒙古正北方网、猫扑、人民网、云南网、天山网。
2.新媒体反应迅速，传播广泛
在边疆民族舆情事件中，首曝媒介中新媒体所占比重比传统媒体多。在事情发展过程，网友通过微博平台进行质疑、声讨，将舆情事件引向高峰。如新疆“天价切糕”事件，@新周刊在微博首曝了一张切糕的图像，并配上一句“硬通货”。后@南都深度介入切糕的传播，并调侃道“买得起这东西的都是高帅富。”网络知名人士薛蛮子发表简短微博，“我呼吁：必须治理切糕党！同意请疯狂扩散！”当天转发、评论总计6万余次。人民网、@凤凰视频、@财经网等媒体微博在4日也加入了“切糕”传播扩散之中，从而使得“切糕事件”在微博平台的关注度快速飙涨。
3. 新媒体形成了具有舆论影响力的两大媒体平台
论坛社区是新媒体的重要组成成分，对边疆民族地区舆情事件具有巨大的舆论影响力。论坛社区成为网民自发的颇具影响力的话题讨论基地，越来越成为舆情引发的温床。在论坛社区中，关注边疆民族地区舆情的网民，主要在天涯论坛、百度贴吧。一些少数民族自己的贴吧上发帖和讨论，首次曝光了很多事情，在舆情事件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网友在论坛社区中的热议，很可能引发舆论走向高峰。如“乌拉特中旗蒙古族学校校安工程事件”。2011年2月16日，百度“乌拉特中旗贴吧”有网友发帖《谁在视于不顾，置千条生命于不顾？》，反映“乌拉特中旗蒙古族学校这个耗资几千万的新校舍消防工程竟然没有验收并存在众多安全隐患……”。此后，《乌拉特中旗蒙古族学校这样的校安工程能合格吗？》《“蓝光”背后的“校安工程”揭秘》等帖子开始出现于百度知道、天涯论坛、猫扑论坛。2月25日，“天涯社区”论坛以《千条蒙古族中小学生的生命随时面临着火灾吞噬》为标题转载了此事件，并配有图片。至3月1日下午，该帖文点击率已达17万余次，跟帖1671条。但帖子初发期未得到官方足够重视，直至13天后，帖文点击率已达17万次，才引起官方注意，错过了舆情控制的最佳时期。
此外，网络新闻是以网络为载体的新闻，具有快速、多面化、多渠道、多媒体、互动等特点，突破了传统的新闻传播概念，在视、听、感方面给受众以全新的体验，在舆情事件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已成为边疆民族地区舆情事件的助推手。有许多舆情事件都是由于各大门户网站大量转载新闻报道或者参与讨论，扩大了舆情的范围，影响了舆情的舆论引导。
二、媒体对公众的观点及关注度的影响
麦库姆斯和肖的议程设置理论告诉我们：媒体报道什么，受众就关注什么。受众会因媒体提供的议题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研究者曹志文撰文论述过媒体的影响力，他认为，“媒体的影响力来自于报道的内容，报道的内容是影响受众的主要方面。对于受众来说，媒体的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共同构成影响力”。由此我们知道，媒体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能对受众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边疆民族地区很多舆情事件属于突发事件或，再加上边疆民族地区的高度敏感性和民族性等特点，边疆民族地区的舆情往往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媒体的议程设置可以影响公众的认知。
1.媒体正确的信息传递和舆论引导，塑造受众正确认知
在边疆民族舆情事件的爆发前期，媒体迅速及时地介入，并公开透明地对受众进行报道，向受众表明政府的态度，向受众提供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能够维护受众的知情权和切身利益，塑造受众正确的认知，可以避免受众因不明真实情况而散布谣言或产生恐惧心理。在一些引起社会冲突的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上，协助党和政府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就能化解矛盾、凝聚人心，避免危机带来更大的伤害。如新疆发生的“巴楚县暴力恐怖案件”，新疆地区的民心有些不稳定，民众产生了恐惧心里，此时《环球时报》刊发社评《暴力事件撼动不了新疆稳定大局》，“暴力事件冲击不了新疆稳定的大局，新疆局势总体可控”的说法稳定了民心。随后，新浪、网易、凤凰等网站进行了转载，舆情进入平稳可控状态。
2.媒体对公众的关注程度的影响
当今传播技术不断快速发展，媒体独特的优势和主导地位也在社会舆论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能够引起社会受众关注程度的变化。诺依曼的理论指出了舆论的社会控制功能，也提到了媒体对受众关注程度的影响 。
如云南“躲猫猫事件”，2009年2月12日上午6时57分，医院宣布李荞明死亡，死亡原因为“重度颅脑损伤”。当日上午，晋宁县公安机关对此事做出的回复是：经过初步调查，发现李荞明受伤是由于其在放风时间与同监室的狱友在天井玩“躲猫猫”游戏时，双方引起争执。在争执中，李荞明不慎摔倒，最终受伤。2009年2月13日，《云南信息报》首次发表了题为《看守所里面的致命游戏》的报道，报道“云南玉溪24岁男子李乔明盗伐树木被刑拘，后因“重度颅脑损伤”死亡，警方称其玩“躲猫猫”撞墙”。蹊跷的新闻让网民产生质疑，网络舆情迅速扩散。同日，新华网以《玉溪男子盗林木被拘，半月后在看守所死亡》为题，转载了《云南信息报》的新闻报道。事件上升到全国范围，舆情影响力扩大。《云南信息报》和新华网的报道影响了公众的关注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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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刘亚.《网络舆论影响力与政府的引导调控》，硕士论文，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摘要民族高等院校不仅是培养教育大学生的重要场所，也是对民族大学生进行理论教育的重要阵地。面对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理论宣传普及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必须努力研究并探讨出有效的对策，提高民族高等院校理论宣传普及的实效，以适应日益发展着的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
我国民族高等院校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地位，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人，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致使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理论宣传普及工作不能够满足日益发展的社会需要。因此，切实有效地提高和改善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宣传普及实效，使之“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理论，增强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就成为了当务之急，时代之需。
本文将在结合实际，在对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理论的宣传普及状况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对策。
一、我国民族高校理论宣传普及的现状、问题
总的说来，我国民族高等院校比较出色地完成了理论研究和宣传普及、教育的两大任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总结其进行理论宣传普及过程中的经验的时候，我们还是发现了许多问题:
(1)在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研究中，注重一般理论问题研究，忽视关于民族理论、宗教理论等对我们民族高等院校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理论的研究。民族高等院校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特别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要在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独创性地设立“民族高等院校”，其目的就是为了在充分地体现教育公平的基础上，更好地做到“服务于少数民族，服务于少数民族地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两个服务于”)。这一独特的办学目标和理念，决定了民族高等院校在功能上的双重性，其除了具有一般高等院校的功能外，还具有对民族地区的“两个服务于”的功能。这也就决定了民族高等院校必须在加强一般理论的研究的同时，应该结合党和国家设立民族高等院校的目的和宗旨以及根据民族地区实际状况和需要，强化、突出对于理论中关于民族、宗教等理论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和突出民族和宗教等理论对于我们实际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宗教问题，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发展、政治发展同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关系的指导意义的揭示和研究。但是，在民族高等院校理论宣传普及过程中存在着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很多理论的宣传工作者往往忽视了对关于民族理论、宗教理论等具有实践意义的理论问题的研究(就更不用说对于的这些理论的实践意义的研究和揭示了)，将自己的理论研究局限于一般理论的研究。虽然也不乏有些研究者打着“民族”旗号，但是，实质上仍然是两张皮，合不到一起。这样一来就不仅使得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宣传普及教育失去了理论特色，影响了理论宣传普及教育的实效，而且，将民族高等院校与一般的高等院校混同了，从而失去了我国设立民族院校的目的和初衷。
(2)在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宣传普及教育过程中，注重理论研究、轻视对我国民族发展实践中的民族发展状况和实际问题的研究，致使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与民族地区的实际需要严重脱离。大力突出对民族问题的研究，这不仅是民族高等院校的办学目的和要求，也是我国民族高等院校义不容辞的职责和责任，也是民族高等院校区别于一般高等院校的质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也是促进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理论研究特别是理论宣传普及教育的内在要求。如果不这样的做的话，必然严重影响理论宣传普及教育的实效。因此，在理论宣传普及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对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研究，加强在社会主义改革条件下，民族地区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当前面临着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之下，对民族地区产生的巨大影响和冲击，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和说明。但是，在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由于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民族高等院校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很不够的，近年来出现的多次民族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
(3)在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宣传普及教育过程中，注重对理论的一般宣传普及，轻视有针对性的宣传普及教育，致使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宣传普及教育与学生的实际需要和要求相脱离。民族高等院校的学生大多是来自于少数民族或者少数民族地区，他们之间无论是知识基础、知识结构，还是生活习惯、宗教信仰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这种局面的存在就必然要求我们在具体地进行理论宣传普及的过程中必须有针对性的开展宣传普及工作。但是，事实上却远非如此，就以在高等院校理论宣传普及过程中起主渠道作用的“两课”来说:第一，我国民族高等院校在教材的采用上，同整个一般高等院校一样，都是采用同一本教材，同一本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完全忽视了民族高等院校的特性。第二，“两课”的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一般高等院校一模一样，忽视了民族高等院校的学生与一般高等院校学生之间的差异性。第三，从教学评估的体系上看也是毫无差别。总之，概括的说，如果我们不注意到学校名称，仅就单纯的两个教学课堂来说，是看不出任何差异的。加之理论木身的博大精深和抽象性，使得一些大学生一时还是很难理解和把握到理论的精神实质。因此，也就必然地影响大学生学习理论的积极性，也就必然影响理论的宣传普及教育的效果。
(4)在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宣传普及教育过程中，注重一般形式上的制度和平台的建设，轻视这些制度和平台的功能和作用的发挥，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从形式上看，民族高等院校对于理论宣传普及工作的制度和平台建设，虽然不能说是十分完善，至少可以说还可以。例如:各种管理民族大学生的生活、学习的机构和制度还是比较完善和齐备，各种涉及到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平台也不少。但是，如果就这些制度和平台的功能和作用的发挥来说，我们不得不感到遗憾和难堪，由于在这方面较多的是重视制度和平台的形式建设(当然这个建设还是不够完善的)，而对这些制度和平台之间的协调等的建设注意得不够，从而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致使到目前为止，在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的宣传普及教育过程中，还缺乏一个有效的、统一的具有权威性作用的工作制度和平台。
二、改善和提高我国民族高校理论宣传普及现状及实效的对策
面对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理论宣传普及的现状，我们该如何有针对性的、及时有效地扭转这一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改善和提高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宣传普及的实效，真正实现教育部长周济同志在《全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班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目标呢?笔者认为，要达到或者实现这个目标，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我们必须作到以下几点:
(1)要在加强对理论本身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民族高等院校的办学要求和宗旨，强化对于的民族理论、宗教理论等对民族高等院校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理论的研究，并揭示其实践意义。如前所述，民族高等院校由于其在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因此，在进行理论宣传普及教育的过程中，必须要随时注意到这一特点，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提高民族高等院校理论宣传普及教育的实效性。
(2)要加强对实践问题及其意义的研究，具体地说，就是要加强对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种种的问题及其意义的研究。尤其是现在，面对着全球的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当代世界历史新变化，为了更好地开展理论宣传普及教育工作，我们必须要对新出现的一系列新的问题、新的情况进行深入认真的研究，努力揭示这些新问题、新情况对于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对于当前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并做出符合理论精神实质的解答。我们要时常注意加强对当代民族大学生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的研究，并将这些研究的成果有机地融人到理论宣传普及教育过程之中，真正实现“三个贴近”的目标。
(3)要在加强对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加强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课的教材建设，形成有针对性的适用于民族高等院校学生需要的教材，使我们的教材真正做到在“充分反映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实现教育部长周济同志提出的“三个充分体现”和“三个贴近”的要求。并使我们编写的《理论教材》成为“更加有利于大学生科学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更加有利于大学生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更加有利于大学生科学认识人才成长规律。”的认识工具和良师益友。
(4)坚持将理论与时代的发展与学生实际的需要结合起来。因此，在高等院校的理论宣传普及教育过程中坚持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统一，在一般性地进行理论的宣传普及教育的同时，要特别结合时代的不同特点，根据民族院校学生的不同情况:不同的知识基础，不同的知识结构，不同的学科以及不同层次的学生有针对性的开展宣传普及教育工作。真正做到不仅让学生能够学得懂，弄得明白，同时，要能够真正解决学生所面临的问题，遇到的困惑。做到“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大学生”，让民族院校的大学生真正从理论和实践上，感受到理论的巨大的理论威力，同时也要让大学生感到学习理论的实际指导意义及作用。也就是说，真正做到，让大学生“终身受益”。
(5)努力建立、健全和完善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宣传普及体制，充分调动学生的管理部门，宣传部，学校团委，学生会，党校，团校等部门在理论宣传普及过程中的积极性，特别是要更进一步地发挥理论课教学部在理论宣传普及中的主渠道作用，真正做到使理论宣传普及制度化、常态化。为此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努力协调好这些机构和部门之间的关系，明确他们之间的分工责任乃至工作的侧重点和角度，充分发挥制度的功能。
[关键词]蒙古国文化；“一带一路”；草原文化；国别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0-0005-05
蒙古国地广人稀，与中国山水相连，有着深远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创立蒙古汗国，其后人经过多年征战，由忽必烈创立“大元国”，所控制地区包含了大部分中国地区，1267年定都金中都城（今北前，推行汉化，蒙古文化与汉文化交融。满清时期，蒙古国隶属满族统治。1911年，在苏联支持下蒙古国宣布独立，为了割断蒙古国与中国的文化联系，苏联主导了蒙古国的文化改革，中蒙两国蒙古族传统文化出现差异。苏联解体之后，蒙古国与中国的关系开始缓和，中蒙两国交往日益密切。2005年，两国联合申报蒙古长调民歌进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11年，中蒙两国达成战略伙伴关系。虽然中蒙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但是直到今日，仍没有消除两国民众在文化认同上的差异。
2013年，访问蒙古国、哈斯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了共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称为“一带一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研究周边国家文化，特别是作为“一带一路”中线上的蒙古国文化，有利于知己知彼，消除国际交往中的文化冲突，打造中国与其周边邻国文化包容的利益、命运、责任共同体，让文化交流成为中蒙经济合作、政治互信的重要支撑。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以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和已出版的研究著作为研究文本，梳理中国对蒙古国的文化研究观点，以期有所裨益。
一、中国对蒙古国文化研究动态
中国对蒙古国的研究多着重于政治、经济和外交三方面，相应的对蒙古国文化的研究较少。喀尔喀蒙古族约占蒙古国总人口的8096以上，所以蒙古国文化主要体现为蒙古国境内的蒙古族文化。目前，中国有很多对蒙古族的文化研究，但大多数将研究地域范围局限于中国境内，如《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2010）、《蒙古长调的演唱风格及特点》（2012）、《论赤峰蒙古族民俗文化》（2013）等。有的学者已从跨境民族视角去研究中蒙两国民族问题，如《试析内蒙古与蒙古国的跨界民族问题》（2013）、《中蒙跨境民族基础教育历史与现状研究》（2012）。专门以跨境的视角研究蒙古族文化的仍然不足，但也有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如《蒙古族的服饰文化特点》（2005）、《蒙古族长调：跨界文化形态申遗的典范》（2006）、《跨境民族的文化交流和身份认同》（2015）。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建构在“文献的想象”上，以蒙古国发表的新闻、著作为研究文本，缺乏对蒙古国的实地文化调查。有着蒙古国文化考察经历的著作多是以游记的方式呈现，如《苍茫蒙古国》（2002）、《走进蒙古国》（2007）等，这些生动介绍蒙古国文化的著作却缺少学术性。
中国与蒙古国有着密切历史联系和地缘关系，对蒙古国的研究也自然离不开中蒙两国的对比。这类文章或著作多以中蒙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主题涉及政治、教育、农业、经济等诸多方面，如《中蒙国际贸易依存度比较分析》（2007）、《中蒙经贸关系的研究》（2010）、《中蒙关系的现状与前景》（2013）、《中蒙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及其影响》（2013）、《21世纪初蒙中关系的研究》（2014）、《东亚秩序与中蒙关系》等，在这类论文中也提及研究蒙古国文化发展对促进中蒙两国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有学者从蒙古国文字的改革出发，强调蒙古国政治对文化的影响，如《蒙古传统文化与文字改革》（1999）、《蒙古国文字：一个文化传承与政治取向的问题》（2008）、《从文字改革看蒙古国外交战略的变化》（2012）、《试析文化安全战略框架下蒙古国回鹘式蒙古文的复兴》（2014）等。在中国以蒙古国文化为主题文章较少，仅有《鼻烟文化扎根蒙古国》（2006）、《那悠扬的蒙古族长调》（2009）、《从草原到城市――乌兰巴托》（2014）、《蒙古国传统文化――礼法型市场经济》（1999）、《蒙古国那达慕的起源与发展》（2012）等，其中很多是新闻性报道。这与中国对日韩、东南亚等相邻国家文化的研究成果相比，对蒙古国的文化研究成果就显得格外不足，并且也缺少专门性、整体性、学术性的以蒙古国文化为探讨主题的研究论文或著作。
从目前中国知网的搜索结果来看，研究蒙古国文化的学术论文多以硕、博论文居多。并且有很强的地域性，主要集中在与蒙古相邻的和吉林两地区，其中又以内蒙古大学和吉林大学两所高校为主阵地。虽然对蒙古国文化的研究在学者层面没有受到重视，但是中蒙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在国家层面被重视起来，这主要体现在一些纸质媒体的报道中，如《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掀开中蒙文化交流的新篇章》（2010）、《中国文化报》刊发文章《“中国文化风”金秋遍吹蒙古国》（2012）、《光明日报》刊发文章《中蒙文化交流日益频繁》（2014）、《内蒙古日报》刊发文章《推动中蒙文化交流走向国际合作层面》（2015）和《用文化架起中蒙友谊桥梁》（2015）等。这说明在新时期中蒙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对蒙古国文化学术研究的政治时机已经成熟，但是中国学界却没有将对蒙古国的研究注意力放在文化领域内。
二、对蒙古国文化本体的研究
在中国的研究著述中，多以见闻游记、新闻报道等勾勒出蒙古国文化特征：蒙古国的文化体现出传统和现代的交融。蒙古国传统文化就是草原文化，是蒙古国牧民为适应草原生存而形成的生活方式、、礼法习俗等。其中那达慕、长调、马头琴是蒙古国草原文化中牧民生活艺术的精彩体现。信仰喇嘛教和萨满教，以狼为图腾。这些文化因素又共同塑造出散居在草原上的蒙古人宽容、勇敢、深负民族感的性格。蒙古国又是一个注重礼仪的国家，哈达、敬酒、敬茶以及鼻烟文化构成了民族文化的传统象征。
蒙古国的民众信奉喇嘛教（藏传佛教）和萨满教，有着很深的文化传统。自蒙古国人民革命以来，民众信仰也出现了变化。图门其其格、斯林格认为，以此为起点到20世纪80年代末，蒙古国对宗教的态度发生变化，政教关系经历了由相互协作、利用到相互排斥、敌视的几个阶段。其中以政压教的关系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之后，蒙古国开始推行西方的民主体制，在包含文化意识在内的一系列改革过程中，旧有的意识和体制颠覆。在图门其其格、斯林格、黄莹等学者看来，正是因为旧有体制和意识的改变，使民众的信仰危机出现，借助佛教安慰心灵，恢复传统文化和复兴佛教的呼声出现。到目前，佛教已进入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自由的恢复也给蒙古国的发展带来了好处。王洪涛、耿学刚和赵儒煜总结为：蒙古国佛教和萨满等传统宗教的恢复对于稳固民众国家意识、丰富人民精神生活、传承民族文化、建构独立民族国家、强化国民身份认同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同时在国家自由政策下，赵儒煜也看到越来越多的蒙古国年轻人开始信奉非传统宗教――基督教的一些流派。
图腾崇拜是蒙古人信仰的另一面。蒙古国人将狼作为民族图腾，在蒙古族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韩英、徐东海认为：“以狼为图腾，崇拜苍狼是游牧民族的一个特点。”作家姜戎也坚信“狼是蒙古人的兽祖和图腾”，并认为蒙古国作家创作的《天狗》就是这一观点有力的佐证，蒙古人崇拜狼，忌讳将狼称为“狼”，而是唤作天狗。
那达慕、长调、马头琴不仅是中国蒙古族的重要文化遗产，也是蒙古国草原上重要的文化符号，它们是中蒙两国蒙古族文化共有的杰出代表，但是中国多以国内的那达慕、长调、马头琴作为研究对象，缺少从跨境民族的视角研究这些艺术的起源发展、特色和社会功能。蒙古国的那达慕是蒙古族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搏克、赛马、射箭等项目组成，蒙古国举行那达慕是国家强大的象征。苏叶、刘志民、包呼格吉乐图详细介绍了蒙古国那达慕的各项内容，并认为蒙古国那达慕每一个步骤都具有蒙古特色，保持了蒙古族那达慕传统的原汁原味。
盛丽在蒙古国的音乐调查中认为，长调是草原人特有的语言，能够反映出蒙古民族的历史文化、人文习俗等，蒙古国民歌长调有着重要的文化功能，“是流淌在蒙古人血脉里的音乐”。赵儒煜主编的《蒙古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草原之国》一书中也认为，长调是具有游牧文化和地域特征的独特演唱形式，与蒙古风俗有很大联系，歌词内容多以草原文化为主，如骏马、羊群、水草等。巴特尔在蒙古国的长调调查中了解到，“每当遇到各种仪式、庆典、婚宴、那达慕、建新蒙古包时，牧民们都会邀请当地有名望的民间歌手前来演唱，一唱就是几天几夜”。
蒙古草原文化包含着民族音乐文化，马头琴是蒙古民族音乐中另一个代表性符号。赵儒煜认为，马头琴不仅是蒙古族乐器，也是一种被敬仰和尊重的文化象征，它代表着安居乐业、吉祥如意，蒙古国人将其放在家中最重要位置。张劲盛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分析了中蒙两国马头琴文化交流的三个阶段，提出马头琴是中蒙两国跨境音乐文化形式，在文化中应实现共赢，但在当下，蒙古国马头琴文化对我国传统马头琴文化形成强烈渗透。
蒙古国有着独特的风俗礼仪。《蒙古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草原之国》总结了蒙古国敬献哈达、唱祝酒词、敬神、敬酒、敬茶等历史和习俗，并认为敬献哈达是蒙古人表达对长辈和贵宾的尊重，唱祝酒词、敬神、敬酒、敬茶的礼仪则体现出蒙古人粗狂的性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在蒙古牧区，还流传着一个古老的见面问候方式是互递鼻烟壶。郝利锋认为，鼻烟是蒙古国民众不可缺少的生活习惯，蒙古国形成了鼻烟文化，敬献鼻烟壶成为牧民交往的见面礼，蒙古人相信鼻烟壶可以防病祛疾，在使用鼻烟壶时，也有需要注意的礼节。不仅如此，在育群看来，“鼻烟壶不仅是在结识朋友、会见客人和节日里表示对客人的欢迎，它也是曾经闹过纠纷的人们言归于好的一种方式”。
蒙古国国民中流行着深深的祖先崇拜文化，这使成吉思汗成为蒙古国重要的文化形象。罗洁在蒙古国的游历中看到，从该国货币到雕塑、纪念品、邮票、宾馆、食品俯仰皆是成吉思汗的影子，蒙古最好的酒店和最大的广场都以成吉思汗命名。蒙古民族崇祖，强化与先辈的联系，已经渗透在蒙古人的日常生活中。傲登其木格认为，蒙古国的蒙古族以成吉思汗的子孙自称，有父子连名的习俗，这都是一种崇祖观念的体现。李梅认为，蒙古国人对炉灶有特殊的称谓，用以表达对祖先的尊敬，炉灶还代表着与祖先一脉相传的薪火关系，非常神圣。
当然，在蒙古国文化中，也有很多其他的习俗和禁忌，如爱讲吉祥语、进门先迈右脚、不能乱摸蒙古包中央的立柱、将黄色视为最尊贵的颜色，这些习俗和禁忌与中国境内的蒙古族文化基本相同，这也体现出中蒙两国蒙古族同根同源。
三、对蒙古国文化认同的研究
2011年6月25日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在北京举办了“民族地区社会工作与社会建设论坛”，成为民族社会工作发展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虽然民族社会工作“至今还没有成为一个严整的学科，但是民族社会工作的实践却早已开展，并且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
据研究，民族社会工作实践（仅限于实践活动并非是专业性的活动）在民国时期就始出现，当时边疆社会工作的议题得到一定的关注和讨论，最突出的代表是李安宅先生所著的《边疆社会工作》一书。著名的藏学家、社会学家李安宅先生是提倡并身体力行的重要学者。他参与了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的顾问指导工作，他的《边疆社会工作》一书论述的边疆服务的思想既是其参与边疆服务的经验提炼，尤其是对历代治便的不当举措尤其是“目的不纯，手段错误”进行了批判，这也是今日我们观察边疆服务的重要视角。
一、民族社会工作的涵义，价值理念的相关研究
最早以民族社会工作为主题的论文是张丽剑、王艳萍发表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的《从民族角度审视社会工作》一文。文中指出民族社会工作是“以案主为中心，以民族为主线，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针对少数民族的助人工作。”其中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将有关民族的学术研究与社会工作结合起来。二是将民族工作与社会工作实务结合起来，二者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二者的有机结合就是从民族的角度审视社会工作，即民族社会工作。民族社会工作既包括与民族有关的社会工作，也包括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郑杭生在其主编的《民族社会学概论》一书中明确谈及了民族社会工作，他认为民族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与民族工作的交叉，并将其界定为：政府和群众团体依据国家的民族政策，在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指导下，对在物质和精神等方面面临困境的少数民族个人和群体所实施的一系列救助服务活动。
李林凤博士论文《民族社会工作初探―基于民族文化的视角》以场域―关系―资本理论和民族福利文化的概念进行论述。以广西桂林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个案，探讨了少数民族福利文化资源在民族社会工作中的运用；三是她着重探讨了民族社会工作实践中的文化能力和嵌入式发展的具体路径。
王思斌认为民族社会工作主要有两层含义：一种是把它理解为在民族地区开展的社会工作。这里既包括面对少数民族（族群）的社会工作，也包括在此空间内从事的面对非少数民族（族群）的社会工作。二是把它理解为针对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在非民族地区，也可能有民族社会工作。任国英认为，民族社会工作是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观和社会工作理论方法，依据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和民族政策，对面临困境的各民族群体和个人实施救助服务的活动，帮助解决少数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及民族内部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王旭辉提出民族社会工作是以社会工作的价值、理论为指导，以“案主”的族群归属、族群文化及族群发展现状为基础，通过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方法与技巧，采用适切性的问题解决机制或助人模式，调动所介入民族的传统知识和民族地区的本土资源，帮助其解决社会性问题，实现自我发展的学科和职业体系。
二、民族社会工作的研究视角
张丽君在其文《社会工作价值理念在民族社会工作中的运用》，认为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实务时应该尊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注重提升少数民族能力。李林凤认为社会工作者应具备对案主文化背景的知识基础，提供服务时，能展现对案主文化的敏感度，还要具备分辨不同人群和文化族群间的差异。古学斌认为社会工作要在中国乡村扎根，必须处理社会工作者主置，审视在实践中出现文化识盲的原因。社会工作者需要对该地区文化的内涵和运作有高度的敏感性，在开展社会工作实务时要反思专业的盲点和陷阱。王旭辉认为我们在吸纳国外民族社会工作的“文化敏感”视角基础上，要引入另一个发展视角“边界跨越”来应对，“提升我国民族社会工作覆盖面及专业性”的问题。我们要善于从民族融合及族际互动角度来整合资源，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突破固守于民族自治地方和各“民族”社会文化边界内部的工作方法局限，通过“边界跨越”来推动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在“文化敏感”视角下，则强调社会工作者应了解、尊重并善于利用各民族的文化资源，对相关的民族文化议题保持敏感性，提供具有文化适切性的民族社会工作服务。
王思斌认为站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社会工作首先要解决的是民族地区的发展政策问题，政府制定出有利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政策，社会工作的职责是将政府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将社会福利政策真正传递到民族群众那里，使他们真正得到实惠。他认为社会工作是社会福利体系的传递体系。从制度视角审视民族社会工作，既要注意到其与一般社会工作的共性特征，又要关照其不同于一般社会工作的个性特征，而后一点才是最重要的。根据郑杭生（2005）曾经给民族社会工作下过定义，在他看来制度是很重要的因素，强调“国家的民族政策”是开展民族社会工作的首要前提。如果忽视制度因素对民族社会工作的作用，就等于把民族社会工作与一般社会工作混同起来，不利于民族社会工作的学科体系建设和实务的开展。
三、中国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
陈倩、南燕认为当前社会工作服务于民族工作存在不足：一是本土性的知识普及和运用不足，社会工作实务体系没有长效机制以及缺乏有经验的师资力量，政府部门的支持力度不足。对此，作者提出社会工作队伍的建设需要政府、民办非企业的社会组织的支持。生杰卓玛提出社会工作发展路径有：一是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制定规章制度；二是开展民族社会工作时要重视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三是建设一支素质高、专业技术过硬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这个提议在总体上提出一个宏观的看法，并没有具体的建议，对我们现实的参考意义并不是很大。在民族地区开展实务工作，要注重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如果社会工作者是一个不熟悉当地情况的外乡人，是很难做到这一点。
陈宇鹏认为限制民族社会工作发展的因素主要有：民族地区对社会工作的认知不够，社会工作者在民族地区开展实务时热情不高，民族地区的群众和社会工作者之间的配合缺乏默契。目前民族地区社会工作设置不合理，民间组织力量薄弱，组织松散等。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面临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挑战和困难。
论文关键词：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工作；精细化
近年来，高校少数民族新生在总体上呈现出“人数多、民族杂、生源地广、来自民族聚居地多、经济困难比例高”的五大特征。例如，在某省属重点大学某学院2011级全日制本科新生中，共有少数民族学生16人，占全年级人数的6.1%，分属维吾尔族、回族、瑶族、苗族、朝鲜族、穿青族、畲族等7个民族，来自新疆、福建、吉林、贵州、广西等不同省份。其中，家庭经济特别困难或困难的学生有5人，占比31.3%，比全年级平均数16.9%高出十四点四个百分点。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生活习惯、基础教育、发展程度等方面的原因，许多少数民族新生还面临着比较突出的生活、心理和学业困难。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高校学生工作者应加快工作精细化的进程。
一、因类施助：立足少数民族新生的具体实际
由于少数民族学生之间在生源地、民族特点、录取渠道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不能对其一概而论，而应立足调查研究，合理地分类对待。总体而言，各专业少数民族生源结构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由外校转入的少数民族预科生
这类学生一般来自西南各省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以瑶族、苗族、穿青族为主。在大学预科期间，他们接受过系统的外语、普通话、计算机教育。他们比较适应大学的外语学习和管理制度，表现出较好的处事能力。但由于目前福建师范大学接收的预科生都来自外省院校，他们容易对大学产生“审美疲劳”和对比心理。同时，部分预科生面临着地域差距导致的贫困问题和基础教育薄弱导致的学习困难。
2.按特殊政策或定向招收的少数民族新生
这类学生以维吾尔族、朝鲜族等为主。由于他们来自边远民族聚居地区，且没有经过大学预科的适应阶段，往往在报到后的几天内便表现出对饮食、气候、语言等方面的不适应现象。此外，在优惠的录取政策下，一些少数民族新生的外语基础相对薄弱，甚至在中学阶段未修英语。对此类学生应当无微不至地关怀，采取思想沟通、政策解释、经济资助、生活照顾、学习引导、文化熏陶、朋辈帮扶等多管齐下的措施。
3.普通批次中与汉族杂居的少数民族新生
从福建省情况来看，这类学生大多属于回族、畲族等。他们自幼与汉族共同生活，接受类似水平的基础教育，在语言、风俗禁忌等方面已经同化。他们的外语专业学习没有太大困难，有的成绩还很优异。对待这些长期杂居且学习生活无困难的少数民族新生，适宜采取与普通学生相类似的措施，无需刻意“贴上标签”，以免人为地制造民族隔阂。
二、纵向延伸：提早完成高校教育与家庭、社会培育的对接
1.对接中学，在入学前完成情况摸底
按照现行的高招政策，少数民族预科生和政策性少数民族高中生源的档案材料会在录取后先于其他学生寄达高校。辅导员应在新生报到前“突击”调阅档案，详细了解少数民族考生的特征。除个人身份信息外，重点调查其科类、语言、学力、爱好特长、奖惩经历、家庭经济状况、教师评语等内容。通过查看评价，形成关于其形象和性格的初步印象，为进一步沟通奠定基础。另外，还要翻看头像图片，并运用意象回忆的方法不断强化记忆，做到迎接新生时能够“一见如故”。例如，一位维族同学的档案显示有排球特长，而高二班主任对她的评语是“总是不爱说话，但又能默默无闻地把事情做好”。开学后，可以推荐她在相关体育活动中发挥作用，从而增强其自信，培养其开朗的性格。一些少数民族学生因民族语言和高考外语是小语种等问题，在外语专业学习上存在“先天”困难，往往又因自卑情绪而不愿主动向教学人员表达。因此，学生工作者应当在查档工作中摸排潜在的特殊学习困难学生，为今后其选课、调整课程、分专业方向等提供指导，并帮助教学人员了解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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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沟通家庭，在解决实务中建立情感纽带
由于语言和地域的差异，少数民族新生及其家长基本上不会主动与学校沟通，导致其面临的一些难题处于隐藏状态。因此，学生工作者应当利用第一步查档中取得的资料，提前与少数民族考生家庭取得电话联系。交流的内容可涵盖以下方面：一是录取通知书是否寄达，报到事项是否知悉，交通、路费有无困难。二是学费是否缴清，生活费筹集情况如何。对其家庭经济状况作出大致判断，从而为入学后即将开始的资助工作提供参考，并向其介绍高校学生资助体系。三是在电话访谈中观察少数民族家庭的语言种类，及其与汉人对话的能力。四是侧面了解其民族特殊生活习惯，以及中学阶段的住校学习生活经历。五是提前做好新生安全提示。
实践证明，在入学前主动与少数民族新生家庭建立联系，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些民族新生的困惑被提前消释，特殊情况得以提前摸底。一些少数民族家长事后表示，对学校辅导员“上门服务”感到“十分意外”和“非常感动”，从而建立起学校与家庭之间的情感纽带。
3.介入社会，在引导扶助中帮助学生适应
与中学相比，大学生活与社会的接触面明显扩大。同时，许多少数民族新生第一次从聚居地区或少数民族学生聚集的学校来到新的环境，处在重要的转折时期。他们往往面临比汉族学生更多的障碍和更强烈的不适应感。许多具体和琐碎的事务都可能导致少数民族新生的思想波动和身心问题。
对此，一方面，要搭建社会管理与学校关爱之间的桥梁，使行政指令融入思想关心的内涵。例如，地方防疫部门出于防范疾病的考虑，多次通知某少数民族新生进行专门的健康监控和预防。敏感时期，某些政府部门可能会对部分学生的宗教信仰、活动情况进行排查。为避免少数民族学生产生疑惑和误解，学生工作者不宜机械地传达指令，而应从关爱学生的角度出发，解释防疫工作、治安工作的原因和目的，并借此关心其饮食、住宿条件和人生财产安全。另一方面，引导少数民族新生在社会交往中形成对民族身份的正确认识。由于我国还有73.4万未确定民族成份的人口，许多民族经历了分流合并，划分不尽详实。一些特殊民族的新生在接受招生部门对其民族身份的复查时，存在焦虑、自卑的心理。学生工作者应当熟知相关民族历史和国家政策，帮助新生做好身份解释工作。再如，一些少数民族学生还会遇到因金融机构无法录入其姓名而影响办理贷款，物流部门无法到达其生源地，乃至家长无法提供汉语文件资料等琐碎而又“致命”的障碍。对此，学生工作者应当从党的民族政策出发，主动帮助他们解释困难，出谋划策，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做到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结合。
三、横向延伸：全面贯穿辅导员角色的各大职责
实践经验表明，少数民族新生的民族问题往往与经济困难、学习困难、心理困难、人际交往困难、个人发展困难等多方面的问题交叉影响。这一现象的产生既与民族历史根源有关，又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有着密切联系。可以预见，少数民族新生面临多重困难的现状还将持续较长的时期。因此，对待少数民族新生，可以适当提升关爱的层次，扩展辅导的范围，使辅导员角色的职责向其大学生活的各个方面延伸。
1.服务先行，当好生活上的“老大哥”
新生报到之初，学习工作尚未展开。少数民族学生面临的最大困难往往在生活适应方面。例如，饮食不适、气候不适、语言不通（以听不懂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为主，也存在自身汉语表达能力欠佳的个例）等等。这一阶段，辅导员首要解决的是少数民族新生的具体生活困难。要做到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既不宜“高高在上”、“空谈理论”，又要做到悉心照顾与培养其自主能力相结合。例如，陪同他们参观宿舍，陪同他们前往清真餐厅，帮助其向家人电话报平安，用标准普通话讲解办事流程，鼓励不同民族新生相互迎接、培养感情，“授意”同专业新生中的党员、入党积极分子“暗中”照顾等等。通过对少数民族新生生活上的悉心照顾，确保安全，树立威信，赢得信任，为下一步的思想政治工作奠定基础。
2.思政跟进，关注思想与心理波动
少数民族新生的思想波动较多地出现在军训结束后、专业课程开始之时，有时还由国庆长假独自留校和季节变换等外因诱发。这一阶段的思想波动与心理问题可包括思乡心切、人际交往困难、自卑、迷茫等。总的来说，少数民族新生的各种思想问题往往与经济贫困、学习困难、人际交往困难、综合竞争力困难、自我认同感等问题交织在一起。虽然一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在厌学、自闭、自卑、迷茫等类似的征状上具有共性，但其背后的思想根源和生活根源却各有侧重。因此，学生工作者应当有意识地与其保持密切接触，利用请销假、巡课、参与活动、转交物品、用餐等一切活动创造各种“邂逅”机会，先在日常交往中拉近距离，再对症下药地进行专门谈心。另外，还可以通过邀请留校的少数民族新生参加节假日茶话会，为他们庆祝民族节日，推荐他们发挥特长参与集体活动等方式，增强其对民族身份和民族融合的正确认识，实现在“点”上关心与在“面”上促进的结合。例如，某院2011级一位来自西南山区的少数民族女生，因家庭经济困难等问题存在比较严重的焦虑。经过多次书信交往和面谈，了解到其自我预期较高，又对身高问题十分敏感，担心因此无法实现职业理想。后来，辅导员为她解释了该专业良好的就业形势，介绍了行业体检标准，推荐其担任勤工俭学岗位，并根据她优良的身体素质推荐其加入女子篮球队，发挥个小灵巧的优势，增强了其自信。
3.构建“一站式”的多功能资助体系
目前，高校学生资助体系日趋完善，确保学生不因经济困难而失学的目标已基本实现。因此，少数民族新生资助工作的主要方向是提升精细化程度，在资助中渗透思想教育、心理辅导和能力培养。
首先，在资助服务中增强少数民族贫困生的安全感与自信心。一方面，在对少数民族新生阶段的资助工作中，辅导员尽量“亲力亲为”，努力实现“首问责任制”。例如，亲自陪同其前往面试，指导其填表，为其联系兼职岗位，从而帮助他们打消顾虑，克服焦虑、自卑心理。另一方面，要在个别谈心中不断介绍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扶持政策和募资来源，引导他们思考资金的使用与成才问题，渗透感恩教育、诚信教育、艰苦奋斗教育、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
关键词：民族关系；社会学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C9505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1008705
民族关系研究主要从纵向的历时性和横向的共时性研究进行，前者着重探讨民族关系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总结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成败得失，以服务于社会现实，这主要以民族关系史、民族理论研究体现；后者侧重民族关系现状研究，通过对民族社会交往、经济往来、文化交流和互动现状的研究，来为民族关系的现状把脉，以揭示民族关系的现实状况，并预测未来民族关系的走向和发展趋势，这主要以社会学视角的民族关系研究为主。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民族关系是民族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进入新世纪，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围的民族关系问题日益突出，我国的民族关系也出现一些问题。我国是一个有56 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 民族关系的处理是否得当， 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发展和国家兴衰存亡。所以，探讨和研究民族关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在综述中外学者在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试图展现国内学术界对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调查概况，并对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做出展望。
一、国内外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理论
国外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理论、研究内容和方法起步早且都比较成熟。美国是个移民大国，存在复杂的族群关系，并有过多次种族和族群冲突，这使得美国的种族和族群问题研究在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下得到了发展。芝加哥大学的帕克教授在20 世纪20 年代曾把族群之间的互动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相遇、 竞争、适应和同化的过程，基于对美国城市族群关系的研究经验，他认为族群之间长期互动的最终结果不可避免地将是族群同化。美国社会学家密尔顿・戈登（Milton・M・Gordon）在1964 年他的《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中总结了美国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的历史演变阶段和每个阶段的特点，他提出了美国族群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盎格鲁――撒克逊”、“熔炉”和“多元文化主义”阶段。在此书中，他提出了七项测量民族融合的指标：文化融合、结构融合、通婚、认同、态度上的相互接受（没有民族偏见）、行为上的互动（没有民族歧视）、公民的相似性（没有价值观和权力的冲突），这些变量实际上是他归纳出来的具体衡量和测度族群关系的7 个专题或族群融合的7 个子类型。在此基础上，他以美国社会为例论证了三个假设：（1）在主导民族与少数民族接触中，文化融合可能首先发生；（2）即使其他几个方面没有出现融合的迹象，文化融合也可能发生；（3）如果结构融合与文化融合一起发生，或者说，前者紧接着后者发生，那么其他几个方面的融合必然接踵而至[1]。而辛普森（Geoge Eaton Simpson）和英格尔（J. Milton Yinger）则利用美国的人口普查和各类抽样调查资料，来系统分析美国各个民族在教育、职业、收入、通婚、宗教等各方面的现状及宏观发展态势，以及美国政府关于种族、民族政策实施后的客观效果，体现了美国人在研究取向上的实用主义态度和研究方法上的实证精神[2] 。1975 年，华盛顿大学社会学教授赫克托教授在他一本关于族群关系的书――《内部殖民主义》中对一个多民族国家内发达核心地区和欠发达边缘地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两种发展模式： 一个是“扩散模式”， 一个是“内部殖民主义”。他认为，“扩散模式”是一种理想的模式， 因为一旦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族群最后融为一体， 实质性的差异就不存在了。在一个成功的扩散过程中， 原有的族群矛盾实际上已经彻底化解， 因为造成族群矛盾的政治、经济差距不存在了，引起矛盾的物质载体就不存在了。当然这仅仅是理论假设， 现实中的族群关系远比这理论上的假设复杂。“内部殖民主义”是指中央政权对国内一些地区采取了一种与殖民主义相似的统治形式， 国内发达族群控制的中央政府， 可以把国内少数族群居住的地区采取类似殖民地的治理方式， 把它当作殖民地来对待， 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核心地区与边远地区处于不平等地位， 核心地区对边远地区在政治上进行控制， 在经济上掠夺[3]。国外这些理论研究内容和方法也深深影响和促进了我国近年来的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
民族关系研究一直是民族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后，国内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逐步也取得了一些成果。1996年贾春增主编的《民族社会学概论》 、2003年赵利生著 的《民族社会学》和2005年郑杭生主编的《民族社会学概论》中都把民族关系作为民族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民族社会关系的概念、主要表现形式及衡量民族社会关系的指标体系及当代民族社会关系的调试等作出了极有价值的论述，对民族关系具体研究都起了一定指导作用。
在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等新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下，北京大学马戎教授开拓了这一领域，他倡导建立“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提倡一种现实性、动态性、关系性的研究。他在《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的民族社会学研究》[4]和《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1]中，提供了一个系统的学科框架，并在借鉴西方民族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戈登和英格尔提出的变量体系和自己的实际研究，总结了8个测度民族关系的变量指标，即语言使用、宗教与生活习俗的差异、人口迁移、居住格局、交友情况、族群分层、族际通婚和民族意识。他指出，在实际应用中，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这些因素从数量到内容都可以进行调整。他所提供的族群关系变量分析、微观层次上的专题或个案研究、宏观层次上的区域研究、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等，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且社会学民族关系测量指标的提出和应用，使国内民族关系研究进入了量化和实证性分析的阶段。
二、民族社会学中对民族关系的界定
民族关系研究是民族社会学的重要内容，国内学术界对民族关系的内涵作了一系列的界定。认为，民族关系当然是指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接触和影响而言[5]。贾春增主编在《民族社会学概论》中提出，所谓民族关系通常是指不同民族群体之间，在群体交往即群体互动中，体现群体地位和利益的交往方式或联系形式。民族关系的性质，从根本说来是由社会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民族关系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不平等关系，只有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才是真正互助合作的平等关系[6]。郑杭生从社会学社会运行论的角度， 从广义上将民族关系界定为民族社会关系， 具体包括民族经济关系、民族政治关系和民族文化关系等。民族社会关系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 并受社会政治制约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7]。2003年赵利生在其 《民族社会学》[8]中，从民族关系的平等原则、民族关系的动态分析、民族关系互动的空间和衡量民族关系的变量以及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对社会学研究中的民族关系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动态分析，但也没有具体、确定地给民族关系给出一个界定。马戎在《民族社会学导论》中提出，民族社会学称其为“族群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或“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更为合适，“民族社会学”主要是运用社会学（也借鉴其他学科如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来分析、研究当代的族群现象和族群关系[9]。马戎关于把民族社会学研究等同于社会学角度的民族关系研究，但又通过民族关系来扩展民族之间的理论、民族意识、民族关系的目标、民族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民族之间的语言使用、通婚等问题。
其实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尚未形成对民族关系的权威性定义，甚至像《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等这样一些权威性最高的大型工具书也忌涉“民族关系”这一概念界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理论界对民族关系的内涵、表现形式以及与社会关系的联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些共识：民族关系是具有特定内涵的特殊的社会关系；民族关系是整个社会关系中一种特殊的、复合型的社会关系；民族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就是各民族之间的社会联系，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群体关系”[10]。
三、民族关系的社会学专题调查研究
除了对民族关系社会学研究学科建设、理论探讨外，近年来也进行了大量的民族关系的社会学专题调查研究。1990年，马戎基于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城市的民族居住格局共性和特性进行分析和归纳，并与国外多民族城市作比较研究，他对拉萨市的民族关系作调查并写出了《拉萨市区藏汉民族之间社会交往的条件》。此外，他对内蒙古赤峰市的蒙汉关系的研究都有新的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对于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的族际关系研究有着极好的借鉴作用。王俊敏在《青城民族――一个边疆城市民族关系的历史演变》[11]中，综合运用民族社会学、都市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采取社区史的叙述框架，通过对呼和浩特市（汉译“青城”）蒙、汉、回、满四族在人口迁移和居住格局、行政建制与权力分配、教育工作宗教场域的民族构成与交往、语言使用、民族通婚、民族意识等方面的经验研究，以及对影响民族交往的条件和因素的系统分析，展示该市民族关系的历史、现状和趋势、世态与心态，发现城市民族交往的特点和机制，总结民族政策在城市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探讨当代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实质和化解思路。古平、高丙中对新疆民族交融诸因素的量化分析、徐黎丽的《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 ，均做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马宗保在《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回汉民族关系》[12]一书中，分别从回汉关系的历史特点、民族居住格局、学校和工作单位中的民族关系、宗教活动、族际通婚等专题入手，运用民族社会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系统分析了我国回汉关系的基本特点和现状。丁宏主编的《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民族关系研究》对西北民族关系进行了调查研究。张海洋、良警宇主编的《散杂居民族调查：现状与需求》对中国杂散居民族的现状和需求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其中也包含了对民族关系现状和问题的研究与探析。
近年来，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也成为许多高校博士和硕士的论文选题，推出了一大批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的民族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学院的硕士和博士围绕着族群、族际互动做了一系列的调查和研究。如马建福的《族际互动中的民族关系研究――以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为个案》、徐燕的《散杂居回汉民族关系调查与研究――以洛阳回族区为例》、马勇的《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研究――以石嘴山市惠农区为例》、马艳《回民族关系调查与研究――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为例》、敏俊卿《甘南地区民族关系研究》、阿依努尔的《新疆维、哈民族关系研究――以克拉玛依市为个案》、谭茜的《论康定城的汉藏民族关系――从居住格局和社会交往的视角》。此外，还有新疆大学王晔的《论城市化进程中喀什市的民族关系――从居住格局和社会交往的视角》、兰州大学何生海的《张家川回汉民族关系研究――恭门镇为例》。这些研究选题基本上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考量各地不同的民族关系的，理论上秉承了国外民族社会学和国内马戎教授所提倡的新型民族社会学范式，在方法上主要应用了民族社会学衡量民族关系的若干变量的实证研究方法。这些成果的出现，促进了民族社会学在中国的极大发展，是新型民族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学术研究中的一种普及和影响的扩大。
除此之外，学术研究界在吸收族群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分别立足于族际通婚、居住格局、语言使用等不同的变量来测量和研究民族关系，也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夏河县拉卜楞镇族际通婚状况调查》[13]、《从族际通婚看当代屯堡人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14]、梁茂春的《什么因素影响族际通婚？――社会学研究视角述评》[15]、《宁夏城市回族通婚现状调查研究――以银川、吴忠、灵武为例》[16]等就是把不同研究地区的族际通婚作为一个衡量民族关系的指标，来观测当地的民族关系的具体状况。《呼和浩特市区的民族迁移与居住格局》[17]、《乌鲁木齐市民族居住格局与民族关系》[18]也是通过民族迁移和不同民族居住格局变量来反映不同地区民族关系现状。《试论城市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关系――以兰州市为例》[19]以民族意识为指标讨论民族意识和民族关系之间的关系。这些成果也都是在新型民族社会学范式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的单独和细化研究。这种研究，客观上延伸和推进了民族关系的社会学视角的研究进程。
除了以上有关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外，还有一些成果散落在不同的书籍和论文中。例如，徐黎丽在《论民族关系与民族关系问题》[20]一书中对民族关系理论、民族关系相关问题做了系统的梳理，并列举出作者在民族关系研究中的个案，这对当代民族关系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且，她在此书的附录中对自1994 年以来关于民族关系研究的论了一个整理，其中不少论文是从社会学研究角度出发来探讨民族关系的，许多有价值的被结集出版的研究中也出现了许多社会学角度的民族关系研究，如余振和达哇才仁主编的《中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21]就收集了19篇论文。作者们分别从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探讨了我国当前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问题。
四、结语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围的民族问题日益突出，而且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民族关系也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新问题。首先，聚居区民族关系正在接受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的西部民族关系由于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有倒退的迹象，平等、团结、和谐的民族关系进入了一个不小的低潮期，除了受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国外敌对政治势力的利用外，东西部发展不平衡、民族文化发展的危机等都是造成如此民族关系的国内自身产生的原因，而且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这种不平衡和危机会更加明显；其次，在深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城乡之间、西部民族地区与东、中部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已十分普遍， 这些变化在推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迈上一个新台阶的同时， 也使杂散居民族关系（主要以城市民族关系形式）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状况和问题；还有，和人口多的大民族相比较，人口极少民族和特有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变迁在经济和文化上更加弱势，虽然国家制定和执行着扶持“小、少”民族的各项政策，但他们在各方面，尤其是文化方面的越来越弱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小、少”民族的现状也促生了他们和其他民族的关系的不断变化。而社会学视角中的民族关系研究一般使用定量研究方法测量各类民族关系的距离，并分析产生这种距离的原因，提出缩短这种距离的对策，为我国各种民族关系的协调、社会稳定和国家的统一作出了不小的理论和实践贡献，而学术研究界也不断为我国各种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从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断作出新的研究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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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行动研究；发展轨迹；思路与方向
中图分类号：G64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5-0003-01
传统教育研究即旨在"解释、预测，以及控制教育现象"，[1]然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兴起了行动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它竭力沟通理论与实践-即学术研究者的世界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历史性裂痕，为整个教育研究找回了某种自我意识。八十年代，学者将教育行动研究引介到我国，作为一种平民化的研究方式，它为我国的教育研究带来了活力。但作为一个舶来品，它在我国没有深厚的根基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只有通过发展-反思-继续发展-再反思这样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教育行动研究在我国的发展才能日臻成熟。
1.行动研究的缘起
学者麦克南经过详细的文献研究后指出：行动研究是19世纪后期教育科学化运动中科学方法的派生物。[2]我们一般认为行动研究出现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联邦政府印第安人事务局长科里尔为改善印第安人与非印第安人的关系，邀请了一些印第安人加入由科学家和实际工作者组成的研究小组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被视为最早的行动研究尝试；随后勒温将其直接运用到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上，在1946年出版的《行动研究和少数民族问题》一书中指出：没有无行动的研究，也没有无研究的行动，把行动研究定义为"将科学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之智慧与能力结合起来以解决某一实际问题的一种方法"。由于科里尔没有对行动研究作出具体阐述，所以国内一般尊称勒温为"行动研究之父"。
2.教育行动研究发展的三个阶段
195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考瑞在《改进学校的行动研究》一书中首次将行动研究引入教育领域，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轨迹后教育行动研究风靡全球。
2.1兴起—衰落：技术取向。考瑞主张将行动研究视为一种"合法"的教育研究形式并鼓励教师参与，他提出：所有教育研究工作应有应用研究成果的人担任，研究结果才不致白费。教师、学生、行政人员及家长不断检讨学校措施，学校才能适应现代生活之要求。考瑞发表《改进学校的行动研究》的同一年，弗谢和古德逊发表《关于合作性行动研究的几点思考》，指出了两个重要主题：一个是内隐价值，肯定了教师的内隐价值观在行动研究中的作用；另一个是文化成见，鼓励教师在制度化处境中寻找自由探索的空间。[3]但由于极大地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强调方法-目的工具性，[4]严格要求标准化与普遍化，此时的教育行动研究脱离了自然情境，应用价值不大。50年代末，因研究方法论的粗浅、教师训练不足、研究的信效度不高等原因，教育行动研究逐渐衰退。
2.2衰落—复兴：实践取向。1970年教育行动研究在英国复苏，斯滕豪斯组织实施的长达五年的人文课程计划为其提供了范例，主张教师成为研究者，他指出"教学是一种艺术，而所有的艺术都是一种探究和实验，教师作为一个艺术家也就意味着教师是研究者"。斯滕豪斯与埃利奥特等强调实践的重要性，鼓励从做中学，即借由对教育事实与现象的深度了解来促成对教育实务的改进。同时美国也再次兴起了行动研究的热潮，1969年施瓦布发表"实践：课程的语言"一文，并相继发表了《实践：折衷的艺术》《实践：转为课程》《实践：课程教授要做的事情》等文章，虽没有直接倡导行动研究，但却提醒人们关注并选择适宜的理论作为课程的基础。这一阶段未涉及教育变革中的价值判断问题，亦未触及教育制度、隐含的意识形态等的质疑与挑战。
2.3复兴—繁荣：批判取向。80年代之后批判取向的教育行动研究逐渐崛起，1983年萧恩发表了《反思性实践者》，1986年凯米斯与卡尔合著《成为批判者：教育、知识与行动研究》，通过对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重新考察提出批判的或解放的行动研究，提出教师成为反思实践者，戳破了教育研究中价值中立的幌子，主张揭示教育研究中个人及团体的真正利益及教育不公平的根源。卡尔认为未经批判的历程，实践者对教育价值的理解可能被政治或经济等非教育力量瓦解，教育价值的实践也可能因为机构的结构或意识形态而受到阻碍。凯米斯还坚持教师建立被他称为"元实践"的自我批判的教师-研究者共同体，以便系统地形成自己的研究传统。1993年国际性刊物《教育行动研究》出版，其在教育中的地位确立。
从教育行动研究兴起与发展历程中不难看出，尽管不同研究者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对行动研究进行了诠释，但无论是最初勒温提倡的民主的合作式行动研究，还是斯滕豪斯的教师成为研究者理念，抑或是施瓦布为大力倡导的实践模式、准实践模式和折中模式，埃利奥特强调的教师本位行动研究以及舍恩和凯米斯倡导的反思性实践者，其出发点都在于鼓励教师在实践中从事理论研究，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
3.我国的教育行动研究
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王文科在《教育研究方法》上首次将行动研究引介到中国；1984年杭州大学心理学家陈立将行动研究介绍到大陆地区；而杨坚红于1987年第1期 《教育研究》上发表的《向幼教科研工作者推荐行动研究法》与蒋楠在1987年第1期《比较教育研究》上发表的《"行动研究"简介》几乎同时将行动研究译介到教育领域。自此不少中小学教师纷纷尝试行动研究，在他们看来行动研究是一种比较随意的、平民化的研究方式，摆脱了传统研究过于强调严谨的文献分析和统计测量的羁绊。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评析行动研究的硕博研究生学位论文，也出版了相关的著作，时下回避行动研究的教育研究方法专著已不多见，但我国教育行动研究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不小的问题。
3.1国外的研究成果介绍增多，但缺乏本土化的思考。近年来，我国学者对行动研究的方法和步骤进行了不少描述，如张正东先生把研究步骤归为六步：（1）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发现问题；（2）调查问题产生的原因；（3）分析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假设办法；（4）制订具体行动计划；（5）采取行动并观察结果；（6）思考、描述行动结果。他认为一轮行动研究结束后如发现还存在问题可以再次拟定行动计划并行动，直到满意为止。王蔷教授则把行动研究的过程归为开放型和定向型两类，认为研究者要想正确分析、评价自己的方案并成功撰写研究报告，必须收集足够的数据。笔者以"行动研究"为检索词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进行跨库检索，到2011年4月底共检索到题名与行动研究相关的论文2010篇，而主题与行动研究相关的论文多达6415篇。[6]但国内讨论的主要是其概念、过程与模式，大多是对国外行动研究的译介，较少本土化的思考，如张正东先生关于教育行动研究的六步总结实际上和凯米斯与麦克唐纳的螺旋式发展过程的观点相似。
3.2尝试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但存在研究泛化的现象。教育行动研究因为背负跨越教育理论与实践鸿沟的期待，又因为关系教师专业发展、校本课程开发、校本教师培训等的发展而日益受到重视，其中不乏严肃认真的研究者，但也有相当数量的跟风之作，存在研究泛化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是研究内容上的重理轻用。综观我国有关成果，多数集中在概念体系思辨性的、描述性的理论研究上，而设计良好的、深入教学一线的、通过论据真实反映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研究实例较少。这显然与行动研究从问题出发并以解决实际问题为鹄的的本质大相径庭；二是理论研究的低水平重复。我国的研究成果不仅以译介概念、思辨描述为主，而且在内容上存在低水平重复现象，高层次、创新的研究成果凤毛麟角。
3.3尝试进行教育行动研究，但缺少过程性的描述。90年代初不少中小学教师尝试行动研究，合作行动研究受到青睐，如顾泠沅在上海青浦县开展的"大面积提高青浦县初中数学教学教改"的实验，首都师范大学的"全面提高北京市初中教育质量"课题，华东师范大学叶澜老师主持的新基础教育改革更明确地以合作行动研究的方式开展。但这些课题都只关注本身要解决的问题，对实践过程的描述不够，如来自高校的研究者与中小学教师如何有效地开展合作行动研究？高校教师所代表的大学文化和中小学教师所代表的中小学校文化之间有什么文化冲突？文化冲突是怎样有效融合的？在行动研究改进过程中有哪些困惑？这个改进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对教师发展有何影响？这些在已有研究中都缺乏深入的探讨。
总之，国内外的文化背景不一样，教师的专业起点不一样，在行动研究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和移植国外教育行动研究的理论，而应立足于自己的国情进行本土化的分析，最终寻求科学、和宜的解决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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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型民族关系 民族人才 作用 意义
一、构建我国新型民族关系必须加强对民族人才的培养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近年来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迅速。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的总人口增加到了12.6亿，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了1亿，占总人口的8.41％。众多的少数民族人口在分布上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但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西部12省区的总人口为3.5亿人，少数民族人口为76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21.54%，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1.92％。西部地区除陕西省少数民族人口相对较少，没有民族自治地方外，其他省区少数民族人口都占有一定比率，有些省区则高达95%以上，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则达到了西部总面积的55.9％。虽然我国的少数民族人口主要聚居在西部，但在改革开放以来，很多的少数民族人口向中部及东部地区流动，使民族杂居的深度和广度呈现更复杂的趋势。我国这种多民族的分布格局决定了民族关系始终都是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的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国家统一及领土的完整，从而最终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当前，坚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我国新时期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是对“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新概括。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关系理念，具有新的时代意义和时代精神。
解决好民族关系问题，首先要解决民族的发展问题，这包括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少数民族本身的发展。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民族地区的社会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也进入到更全面的阶段。西部大开发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遇，西部地区借着有利的政策措施、资金投入等，为发展本地区、本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而努力奋斗。发展，的确成为解决民族关系的重中之重，因为只有解决和促进民族的发展，才会真正实现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而民族地区要实现全面的发展，关键就在于民族人才的培养。社会主义实现发展的主体是人，人是决定民族地区及民族发展的关键因素。人才问题一直是造成民族地区落后的重要原因，它不仅制约了民族及民族地区的发展，而且是制约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关键问题。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中，只有以人为本，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以人力资源、智力资源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资源、自然资源等，为发展形成一种持久有效的推动力量。在知识经济时代，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历史条件下，知识或人才对于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将起到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因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关系全国发展的大局，关系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其中，“发展科学教育，培养和用好各类人才”是西部开发的一项重要举措。这不仅对发展民族及民族地区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解决我国民族关系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二、构建我国新型民族关系，民族人才是关键
民族人才是民族地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培养民族人才在现阶段对民族地区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直接影响到我国民族关系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到国家的繁荣富强。培养民族人才在构建我国新型民族关系中作用和意义非常重要。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民族人才是现代科技发展的载体，是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构建新型民族关系的主体。现代知识对于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现代知识处于整个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现代知识是以科学技术为显著特征的，民族人才是现代知识的接受者，是科技传播主体。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进步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而人才是生产力中的最重要的要素，因此，人才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人才的原因，现代科技广泛渗入到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中，因而对于社会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人才的运用才能实现科技在民族地区农牧业领域的运用，农牧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的变革，使生产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改变传统的粗放型生产模式，提高经济效益和附加值，从而最终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二）民族人才是继承、更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缔造者，是构建新型民族关系的开拓者。民族人才在保护、继承、发扬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而民族人才站在知识的高度上，眼界开阔，胸怀博大，他们深刻认识到民族文化在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上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因此，一方面，他们把传承民族文化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人才对于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能力较高，即对科学知识的掌握较深，这有助于辨别和剔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摆脱愚昧，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确立新的思维方式，改变单一、封闭、僵化的思维定式。人才的学术和科学活动具有的探索、创新精神和公有精神，极大地增强民族地区发展的自觉性，有助于人们追求高尚的道德目标、诚实的品德，克服狭隘的私利，确立起为社会谋福利的道德取向，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人才在我国一体多元的文化态势中，既传播本民族文化也吸收异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因子，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在文化的交流、传播、理解等方面作出积极的贡献。所以，民族人才在文化的重建、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实现新型的民族关系的开拓者，因而培养民族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民族人才是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建设的保证，是构建我国新型民族关系的重要力量。首先，民族地区的政治、民主、法制建设，终究要靠大量的民族人才。因为他们在民族语言、文化习俗、地方历史、民族感情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我国民族法律、法规、制度、政策措施的理解上和实施上能理解透彻，把握得当。其次，他们作为民族的知识分子，作为民族的精英，一般来讲，民族认同意识普遍大于普通群众。他们不仅在本民族各项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常为本民族利益呐喊，一些关系本民族根本利益的提案或法律总是最先由他们提出，而且在对外民族交往中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因而，他们在民族事务中、民族认同意识方面具有广泛的号召力。最后，民族人才会站在政治和整个国家、社会发展的全局上，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国家观，在发展民族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过程中，正确、合理地处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地区利益。这几方面的原因，也深刻体现出民族人才是实现我国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的保证，是构建我国新型民族关系的重要力量。因而培养民族人才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四）民族人才的培养是民族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执行者，是构建新型民族关系的有力支柱。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是与这个国家的教育水平相吻合的。同样，一个民族或民族地区的科技发展水平，是与这个民族或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相吻合的。民族地区长期以来在教育方面的落后，严重制约了该民族或该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因而，民族教育对民族地区的发展作用极其巨大。而且，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教育所起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离开了教育，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无法完成。民族教育是培养民族人才的重要途径，民族人才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教育培养人才，培养出来的人才又反过来积极发展和支持民族的教育事业。由于经济利益矛盾、文化、宗教的差异而引发的一些民族问题涉及面广，如果处理不当或不及时，很容易导致群体性冲突，严重影响到民族的关系。而所有这些问题，都要靠民族人才用所接受的知识、手段、方式、途径来解决。因而，民族人才的培养是发展民族教育事业的重要支柱，在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过程中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
关键词：教育；民族性教育；受教育者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民族性教育在教育理论上尤其是在教育实践中倍受冷落的现状是有目共睹的。当中国教育界遵循“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进行全面教育教学改革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时，我们再回过头来认真反思一下存在于教育界种种不令人满意的现实：忽视人文教育，教育内容与过程功利化的事例俯拾皆是——过分重视祖国语言与文字的知识性，而忽视其意与情的传达，祖国历史与文化的富与美被简单分解成考生笔下的问答题等等；功利化的教育追求确实培养了一些没有精神、缺乏情感的“机器人”和“空心人”，以功利为最高追求的一些受教育者缺乏崇高的信仰、价值观念空虚，给社会带来了很多负面效应。可以说，不重视民族性教育是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症结所在，教育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问题负主要责任。
二、民族性教育的基本内涵
斯大林曾给“民族”下过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定义。他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页)德国著名教育学家K·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是主体间的灵肉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青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什么是教育》，邹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页)根据以上表述，我们试图对民族性教育作这样的界定：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通过有意识地传授民族文化教育内容、培养受教育者的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并使这种情感与精神内化为受教育者的一种稳定的品质的教育就是民族性教育。
在教育要不要把民族性作为其合理组成部分的问题上，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意见。西方以孔德、涂尔干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认为：个人是社会的产物，教育与社会乃至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主张教育目的、教育组织和方法都要社会化。西方社会学家的教育社会化观点在教育界赢得了广泛的实践支持，成为政治论教育哲学的理论支点，为政治论教育哲学做了充分注解。相对于认识论教育哲学，政治论教育哲学认为教育的社会功能是明显的，而且是教育发展的大趋势。民族性教育属教育的社会功能范畴。
三、民族性教育的客观存在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学习是一种社会行为，学习是个人和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这种交互作用一方面表现在环境或社会对个人的影响方面，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学习者对学习环境的建构和解释方面。美国文化学家怀特也曾经说过：每个人都生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是他所处其中的文化向他提供了人类一员的行为方式和内容。潘懋元先生也说：“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创造了不同的文化，而不同的文化，又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也塑造了不同的教育，各种形式的教育都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反映一定的文化传统。”所以说，人是一种文化存在，更是一种文化生成，受教育者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既要受所处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同时又对民族文化传统进行传承、弘扬与创新。受教育者的这种生于—定环境中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决定了民族性教育的客观存在。重视和研究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民族特征，可以有效地指导教育实践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俄国著名教育学家乌申斯基认为，教育“首先把人的性格作为对象，而性格正是民族得以存在的土壤”。乌申斯基在认真考察和研究了19世纪的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国家的教育制度后，得出的结论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教育体系，因而一个民族借用另一个民族的教育体系是不可能的”。乌申斯基强调指出：“一个没有民族性的民族，就等于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它只能屈从于衰败的规律，只能在另一些保存着自己的独特性的肉体之中消亡。”他还说：“由本民族自己创造并且建立在民族性基础上的教育体系，具有巨大的教育力量，这样的力量是那些建立在抽象的思想基础上或者从其他民族那儿借用来的最好的体系所没有的”，“只有民族教育才是民族发展历史过程中的一种积极手段”。另一方面，不论借鉴何种理论和方法，必定要经历一个与本民族具体实际相融合的民族化过程，只有这样，被借鉴的理论与方法才能深深扎根于民族土壤之中而焕发勃勃生机。乌申斯基的在建立和发展民族教育事业中首先要考虑到民族的教育特性的思想，对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认识到教育的民族性特征，我们就要增强文化自觉意识，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精华，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建立起牢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
四、民族性教育的职责
通过民族性教育这条主渠道，培养学生的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进而培养其服务祖国、服务人民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是教育的重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在总则中这样明确规定：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可以肯定地说，教育在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过程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性教育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这是《教育法》赋于教育事业的神圣职责。
民族性教育提倡教育的民族性原则，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俄国的乌申斯基就是民族性教育思想的杰出代表。他的以《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一文为核心的一大批教育理论遗产，充分表达了他的教育民族性思想，也奠定了他在世界教育史上的独特地位，并成为自古以来世界各国最杰出的20位教育家之—。18世纪以“启蒙运动之父”克里斯提安·托马西乌斯为代表的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也主张重视民族教育，并通过民族性教育内容来培养民众的民族精神，在德意志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篇章。德国文化教育学派的代表人物李特也主张，有必要通过文化课程来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和价值感，引导学生认识本民族特性的本质、精神力量的构成和固定的文化形式。李特认为，精神力量是教育赖以生存的生命活力，离开了这些精神力量，教育是不可能成功的。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培训，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培育和人格的养成。教育在育人过程中的精神培育和人格养成是绝对不可能缺少民族性教育内容的。五、民族性教育的主要内容
既然民族性教育的核心是培育民族成员的民族意识、民族自豪感和民族精神，所以祖国语言与文学、历史、哲学和艺术这些人文学科为核心的优秀民族文化就成为民族性教育的主要内容。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视人文教养，重视人自身的教化与塑造，这对转型期价值体系的建造与民族精神的培育是十分必要的。其中，民族语言是民族性教育最基础的内容。
洪堡特说：“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赫德尔也作过类似的表述：“一个民族怎样思维，就怎样说话，反之亦然，怎样说话，就怎样思维。”语言是一个民族最大的特征，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它承载着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乌申斯基在《祖国语言》一书中写到：“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远在有史以前就已开始了的全部精神生活的一朵最瑰丽的、永不凋萎的、永远开放着的鲜花”，“语言是最生动、最丰富而巩固的一种联系，它把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各代人民联结成为一个伟大而富有历史意义的、生机勃勃的整体”。由汉字特有的文化内涵影响形成的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特点，是构成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民族精神，以至强大凝聚力的深层文化基因。当我们面对现实，面对错字病句的大众传播媒介、面对脏话粗话的语言污染、面对交际语言的严重失范、面对拙劣的软硬笔书法甚至是美院学生不堪入目的笔体时，我们很难说我们的教育质量是没有问题的。杨叔子先生曾说过：—个中国人，没有很好的语文水平，就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就不会对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有什么了解，也就很难培养其对中华民族的感情，所以语文水平是提高本民族人文素质的基础。
同时，民族性教育也离不开祖国文学、历史、哲学与艺术等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内容。优秀民族文化体现着民族精神的积极方面，反映了民族文化的健康的精神方向，能够鼓舞人们，具有民族文化认同功能，也具有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历史继承性，且属于文化的深层结构，所以又有稳定性，是民族文化的活精神。所以优秀民族文化往往是铸就民族精神的思想基础。对此，教育界很多有识之士曾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刘家和先生认为，“没有深厚的古文基础，不仅不容易出古典学大师，而且由于阅读与欣赏能力的限制，不能体验中国古代著作中的富与美，从而不能对祖国的文化有深层的精神上的认同”。（《文化意质教育与人才成长》，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吴江先生也曾对目前缺乏祖国语言和祖国历史的中国教育界大声疾呼，“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没有的，世界资本主义各国以及前苏联等国都反复进行历史教育。我们的历史学家也一般只重专著，而很少撰写用以进行历史教育的著作，长此下去，我们的青年和后代将逐渐不知道我们民族的历史，将不识祖国为何物，将逐渐削弱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汉荣书局，第14页)所以，我们要提高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通过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进行民族性教育，培养受教育者的民族精神，进而使其去影响整个国民的精神，使教育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要的精神支柱作用。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对新疆5所高校体育教育专业体操教学现状进行分析调查，找出影响体操教学的因素，并据此提出具体建议与发展对策，以促进高校体操教学更好地开展。
关键词体操教学新疆高校体育教育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
由于新疆高校范围内只有新疆师范大学、石河子大学、喀什师范学院、伊犁师范学院和昌吉学院五所院校设有体育学院，且开设了体操课程，而其他院校均未开设体操课程，所以选取上述五所高校的师生作为研究对象。对这五所学校的体育教师和教研组长全部调查；对学生则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从5所高校中各抽80名（共400名）学生进行调查。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根据研究目标和内容，大量查阅了体育教学论、体操教学、社会心理学等方面的专业著作和有关体操教学和改革方面的论文，对与本课题有关的文献资料作了研究和分析。
2.问卷调查法。对新疆5所高校的学生、教师、教研组长分别进行问卷调查。教师发放问卷120份，回收率98.3%，有效问卷116份，有效率96.7%。学生发放问卷880份，回收率98.6%，有效问卷864份，有效率98.2%。
二、新疆高校体操教学现状
（一）体操师资队伍现状分析
院校
教师情况 新疆师范大学 石河子大学 喀什师范学院 伊犁师范学院 昌吉学院
男教师 汉族 0 2 5 2 4
民族 1 0 0 0 0
女教师 汉族 0 1 0 0 0
民族 1 0 0 0 0
表1新疆高校体育教育专业体操教师情况
据数据统计显示，体操教师整体数量偏低，且男女比例不均衡，男教师要高于女教师数量，且喀什师范学院5名体操教师全部为男教师。据调查，体操教师数量所占体育教育专业体育教师整体比例偏低，明显低于田径、篮球等项目比例。如：新疆师范大学，仅两名体操教师，男女各一名，需要担任4个班级的教学任务，且都为大班教学，负担相当大，不得不由其他专业教师兼任。从而衍生出一种非专业领域教学的现象。
其次，新疆是个特殊的容有多民族的省份，虽然目前所有院校完全采用普通话教学（除民族班），但不排除一些民族教师由于语言关系在课堂上带来的不便，甚至有时候不能简洁的用普通话表达其所要表达的含义。
再有就是目前体操教师的年龄分布不均衡，25-35岁的2人，35-45岁的11人，45岁以上的3人。新疆体育教育专业体操教师主要集中在35-45岁年龄段，年轻力量相对薄弱，不能很切合的形成一种新老交替的自然规律。
（二）新疆高校体操场地器材调查情况
根据国家教委关于《高校体育器材设备目录》的有关文件精神，对体操器材配备有明确的规定。本文对新疆高校体操器械的调查显示（见表2）与国家的要求甚远。
体操垫 双杠 单杠 平衡木 跳箱 助跳板 山羊 肋木 体操凳
标准 13-17 3-4 5-7 3-4 4-6 4-5 2-3 7-10 14-18
达标学校 4 2 2 1 2 1 2 1 3
达标率% 80 40 40 20 40 20 40 20 60
表2新疆高校体育器材设备达标情况（N=5）
统计数据显示，新疆大部分高校体育专业体操器材不能保证教学需要，达标率也只有20%-40%，而没有肋木、平衡木、山羊等器材的学校则分别占80%，没有器材设施就无法正常开展体操教学。其主要原因：其一，大部分学校从教学所需设备质量低下，并没有达到教学要求；其二，体育器材损坏率很高，损耗大，维修费用昂贵；其三，目前大学体操项目很少有比赛，学校认为经费投入意义不大。因此，影响了高校体操教学活动的开展。
（三）体操教学内容开展情况
1．课时与结构安排
体操教学分为理论和实践两部分内容，总课时量在72-108课时之间，具体情况以新疆师范大学为例。
表3新疆师范大学体操课课时安排
分类 教学基本内容 时 数 比例
第一学期
16周 第二学期
18周
6
学
时
理
论
部
分 第一章体操概述 2学时
第四章体操术语 2学时
第五章保护与帮助 2学时
第八章基础类体操 随课介绍 随课介绍
第二章体操教： 随课介绍 随课介绍
第六章体操比赛的组织与欣赏 随课介绍 随课介绍
实
践
部
分 广播体操、队列队形练习 6学时 8学时 86
学
时
技巧（结合保护与帮助） 时 时
单杠（结合保护与帮助） 时 时
双杠（结合保护与帮助） 时 时
跳跃（结合保护与帮助） 时 时
考
试
部
分 技术考试 2学时 2学时 10
学
时
理论考试 2学时
广播体操、队列队形练习 2学时 2学时
合 计 48学时 54学时 102
体操教学总时数为102学时，其中理论部分为6学时；实践部分为86学时（包括队列队形练习、广播体操）；考试部分10学时（包括理论、技术、队列队形练习、广播体操）。
表4被调查院校体操课课时情况
新疆师范大学 石河子大学 喀什师范学院 伊犁师范学院 昌吉学院
总课时量 102 108 108 72 72
被调查的其他四所院校体操课的课时结构安排与新疆师范大学的基本一致，依然是注重实践结合理论。
2.教学内容安排
根据体操课的内容特点，本文将基本体操与竞技体操分别进行论述。
表5基本体操内容的教授情况
原地队列动作 徒手体操
具体内容 集合整队 原地转法 队列变化 第八套广播体操
据调查，目前在新疆体操教学中得到了较好实施的是队列队形和徒手体操，这与前面统计的器材不足有关。
表5竞技体操内容的教授情况
项目 内容 项目 内容
男 女 男 女
技
巧 俯平衡 俯平衡 双
杠 支撑摆动臂屈伸成分腿坐 跳起支撑前摆成分腿坐
前滚翻交叉腿转体180° 侧手翻向外转体90° 滚杠 滚杠
后滚翻 后滚翻 前进成分腿坐 前进成外侧坐
肩肘倒立 肩肘倒立 单腿摆越转体180°成分腿坐 外侧坐越两杠下
单肩后滚翻成单膝跪撑平衡 单肩后滚翻成单膝跪撑平衡 支撑前摆向外转体180°下
跪跳起 跪跳起 单
杠 翻上成支撑 跳上成支撑
屈体后滚翻 前滚翻交叉腿转体180 单腿摆越成骑撑 单腿摆越成骑撑
跳马 横马（跳箱）分腿腾越 山羊分腿腾跃 单挂膝后回环一周半 单挂膝后回环一周半
单挂膝摆动上成骑撑 单挂膝摆动上成骑撑
骑撑转体90°下 骑撑转体90°下
据调查，表中仅列举了大纲规定动作中的考核动作，从四项竞技体操教学内容的教授情况来看，大纲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从具体的动作来看，教授情况与动作难度成正相关。从项目看，双杠内容的教授率最高，其次为技巧，跳跃和单杠最低。
（四）专选情况
在所调查的5所院校的体育教育专业中，皆为普修课程，无一所院校开设体操专选。从而反射出一种很严峻的现象，既在全疆范围内每年毕业的师范类体育专业学生中，没有专业的体操方向毕业生。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体育经费不足，体操场地、设施、器材等建设滞后，损坏严重，已经严重阻碍了体操教学的发展。（2）新疆高校有较好的体育师资队伍，但体操专项教师缺乏，男女教师的比例不合理，且存在一定的年龄和民族问题，体育教师的体操专项水平有待提高。（3）在体操教学内容开展情况上，一般性体操除基本体操外，从四项竞技体操教学内容的教授情况来看，大纲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教授率没有达到一定要求，难度动作没有达到一定课时，甚至被取消；所调查院校当中无一所开设体操专选课程。（4）目前新疆没有一所高校开设体操专选课程。
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要性
要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具备敏锐的信息意识、丰富的信息知识、过硬的信息能力以及良好的信息道德，必须依赖于系统的信息素养教育。因此，信息素养教育是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息素养的最佳途径，也是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有力保障。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关乎民族地区的繁荣与发展。由于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民族地区整体发展水平不仅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甚至落后于中原内地和东南经济发达地区。教育资源不足、优良生源外流、高层次研究人员缺乏、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教育和学习是社会发展的基础，通过教育，可以带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培养具有较高信息素养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是培育人力资本的重要内容。在信息时代，“信息技术渗透性很强，某个产业一旦与信息技术结合，就会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大大提高效率和效益，因此人们称它为国民经济的‘倍增器’”［2］。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和未来民族地区的建设者，少数民族大学生能够具备准确、快捷地获取信息，辨别和整合信息能力，就意味着掌握了信息宝库的金钥匙。由此可见，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信息素养对民族地区的繁荣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关乎民族地区公共安全与社会和谐。国家社会的安全与和谐不仅依靠强有力的规则，还要依托国民素养的提高以其社会外溢来构建和谐社会。阿诺尔•J•汤因比指出:“技术每提高一步，力量就增大一份。这种力量可以用于善恶两个方面。”［3］
当下互联网作为一种信息交流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人们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诱发了网络道德失范等一系列问题。调查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普遍认为“计算机犯罪”属于新型的违法行为，但少数民族大学生中不乏侵犯他人“知识产权”、随意暴露个人隐私等现象以及缺乏抵制不良信息的思想意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及其国际声誉的提高，一些怀有险恶政治意图的“”，提出了“中国”，在互联网上宣传一些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虚假信息;宣传中国没有宗教自由，煽动民族独立，试图分解中国的势力，压制中国的发展。而涉世不深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很容易被这些虚假信息所迷惑，对中国现行的政策体制产生抵触心理，动摇坚持社会主义的坚定性，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调查发现对待网上的一些民族问题，只有26%人的人会去论坛关注或发帖，揭发极端分子的真面目，而74%的人则无任何反馈。一个人的某种意识和素质不是与生俱来的，为防止少数民族大学生网络信息道德和法律失范，将少数民族大学生培养成具有过硬的信息伦理道德素质的优秀人才，必须及时、有效地对他们进行信息素养教育。
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息素养现状
根据学界对信息素养结构的规定，笔者从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四个方面在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基础培训生中进行了少数民族民族大学生信息素养现状的问卷调查。少数民族大学生整体信息意识薄弱。信息意识通常指对待信息的敏感程度，即遇到问题主动寻找答案。调查发现，大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信息的敏感程度、信息来源的洞察力和信息价值的判断力较差，不能自觉地捕捉和利用信息。67%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息意识薄弱。他们学习上遇到的问题大多是习惯于从图书馆书本材料上寻找答案，平时不注重积累信息资源，往往要写重要的材料或完成毕业论文时才会意识到网络信息资源的重要性。有近6%的学生，竟然从入学至本科毕业都未曾浏览过图书馆电子信息资源，有34%的学生对本专业学科的前沿信息和发展前景毫无关心，更谈不上对其他相关学科信息的关注和了解了。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息需求主要是集中在QQ聊天、网络游戏、观赏视频节目、下载音乐、邮件、浏览新闻等娱乐需要。少数民族大学生缺乏系统的信息基础知识。信息知识是指与信息有关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包括信息理论、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少数民族大学生一般都来自偏远的农村、牧区和山区，大部分地区基础教育阶段尚未开展系统的信息素养教育，以致系统的信息理论知识匮乏。个别少数民族大学生对计算机基本操作知识都没掌握，对网络信息获取技术和使用软件以及与信息相关的法律、规范知之甚少。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信息能力不强。信息能力是信息素养的核心，没有信息能力，信息素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信息化社会中，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息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他们的就业能力和工作效率。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基础培训生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学生信息能力还处于相当低的水平。主要表现在获取信息的能力较弱，不了解信息检索方法，不能正确运用网络检索工具获取信息，尤其在网络电子信息方面，不能精确、全面、快捷地查找自己所需的信息。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息道德认识模糊。信息道德是指人们在整个信息活动中应遵守的道德规范的总和。在信息化社会中，少数民族大学生不仅要具备传统教育范畴的品德修养，更要具备一种新型的品德———信息道德。在信息海洋中，少数民族大学生要懂得与信息技术使用有关的经济、法律等知识，并遵循网络空间的道德法律规则。在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基础培训生的调查中发现，对于文献资料中直接使用网上下载资料的态度反应各异，有56%的人表示无所谓，表明大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没有较明确的信息道德标准，信息道德认识模糊。74%的学生对“网络在本质上是自由的，人们在网上的行为活动没必要受到法律和道德规范的束缚”表示不赞同，超过10%的学生赞同，另外有14%的学生无法分辩。这说明大多数学生认同网络规范和道德约束在网络上存在的必要性，部分学生严重缺乏网络规范意识，他们极有可能在网上表现出另一种与平时截然不同的人格。
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院校普遍重视学生的信息素养，逐步在教学计划中增加相关内容与课程，制定了比较有效的培养方案和实施办法，但目前信息素养教育仍存在很多不足。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重理论，轻实践。虽然很多民族院校开设“计算机基础”、“信息技术基础”等课程，但仅停留于信息知识的传授。学生上机仅以了解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知识为目的，忽视获取信息的方式和辨别能力的培养，忽略应用信息技术对专业知识学习的帮助。而忽视实践创新这一重要环节，是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息素养不能有效提高的主要原因。信息技术方面的课程，很少涉及实践任务，致使许多少数民族大学生不能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为学习和成才服务。信息素养的培养目的不仅仅是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提供理论支持，更主要的是为他们今后开展工作、进行专业研究做准备。所以，信息素养的培养要与学生的专业课程的学习整合起来，更加注重实践和应用环节。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重学分，轻应用。目前部分民族院校在设置信息类课程时，并不清楚要培养学生哪些信息素养，具备何等程度的信息能力等问题，致使信息技术相关课程的设置表现出随意性和无目的性。很多学生选修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完成”学业，拿到“宝贵”的学分。很多学校将“计算机基础”、“信息技术基础”等设置为必修课程，而把一些应用性、实用性较强的相关课程以及与本专业相结合的信息类课程设置为选修课程。比如虽然教育部要求开设文献检索课程，但很多学校文献检索课程只列入选修课，有的高校干脆不设。民族院校校园网建设水平不高。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学习、研究，需要先进的校园网，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高校校园网建设水平不高，如资源少、覆盖范围小、注册用户登录难、网速慢，难以满足大学生的求学需要。#p#分页标题#e#
计算机软硬件设施是对学生进行信息素养教育的最基本条件，而民族类高校信息化硬件设施陈旧，电子阅览室、计算机网络教室、语音室、多媒体教室等信息化场所的计算机配备数量严重不足，质量低下，无法跟上信息化发展的步伐，这会直接影响少数民族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缺乏系统化。部分院校培养少数民族学生信息素养的目的不明确，缺乏科学的培养方案。表现为课程设置无条理，教学手段单一，教学形式简单、乏味，简单知识内容重复率高，而少数民族大学生必需的实用性内容却未开设等，尚未形成一个科学的信息素养课程体系。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重知识，轻道德。笔者通过浏览网络信息相关规定和部分网站关于信息素养教育内容时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存在重信息知识、轻信息道德的现象。调查显示87%的学生从未有受到过系统的“网络道德”“网络法律”方面的教育，74%的学生表示在其学校几乎没有开展过网络道德法规教育。这一状况还突出表现在现有的信息技术教材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材中普遍未涉及关于信息道德、互联网安全保护法、知识产权保护、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教育内容。信息类任课教师虽然要求学生要遵纪守法，但针对网络文化和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内容几乎没有。而在美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的培养中，将“有信息素养的学生熟悉许多与信息使用有关的经济、法律和社会问题，并能合理合法的获取信息，纳入到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的标准之中”［4］。
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对策
加大硬件设施投入，开发和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软件教育资源是加强信息素养教育的基础。民族地区大部分院校和民族院校建设时间短，投入不足，直接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质量。加大硬件设施的投入是信息时代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息素养的必要前提。如加强学校图书馆、电化教育、信息服务或者网络中心的设施投入，完善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信息化服务环境等，使网络能够进宿舍、进教室，构建全面覆盖的网络学习环境。同时，相应的软件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建设也不容放松。在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建设过程中，尤其注重具有民族特色的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建设。图书馆应该加大引进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与文化教育的电子资源，提供在线的网络检索、借阅、科技查新、馆际互借等业务，电子阅览室也应该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提供相应的网络学习环境，满足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信息需求，从而提高他们应用信息的意识和获取信息的能力。完善信息素养教育课程体系是加强信息素养教育的关键。信息技术课程作为提升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息素养的基础，必须掌握的信息知识、信息技能、信息思想和信息行为规范的基础，是学校有目的、有计划传授的学科，也是学校课程表列入的所有组织工作的活动。“计算机基础”和“信息技术基础”是信息素养教育的主要课程，民族院校要以这些课程的教学为核心，促使少数民族大学生扎实掌握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同时民族地区高校进一步完善信息素养课程体系，不能把信息素养的培养局限于这几门课程，还要加强“信息技术综合应用”，“信息化办公软件高级应用”，“信息安全”，“文献检索课”等课程的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