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13 03: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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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对中美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支持项目、支持标准、支持层次、税收优惠、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绩效评价六个方面的运作情况进行分析比较，结合我国国情和农业保险发展现状，重点就构建运转高效、协调有力的农业保险财政支持体系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财政支持农业保险中美比较
（一）支持模式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表现为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均在私论文营农业保险公司和农业保险投保人之间发生，由私营农业保险公司完成，政府不参与农业保险直接业务的经营领域，美国风险管理局（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农业保险推广和教育，并且对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提供财政支持，对投保人提供保费补贴。另外，为了对农业保险的参保率提供保证，美国还将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与其它农业财政支持计划捆绑起来，对农业保险实行事实上的强制参加。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采取各地区试点的方式进行发展。从目前全国来看，已有近九成省份开展了有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支持模式主要有：上海、吉林为代表的“大农险”模式，浙江、海南为代表的以“共保”为主的模式，四川、苏州为代表的商业性保险公司为政府代办模式，黑龙江农垦区为代表，以互助合作组织为经营主体的模式。除了上海等几个地区采取地区“统保”方式外，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均是自主自愿的原则，并没有采取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措施。美国和我国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都是针对本国的实际情况建立的，具体对比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从市场化角度而言，美国财政对中美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比较研究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发生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自然灾害损失中农业最为严重，而且农业承受自然灾害损失的能力最为脆弱。自然灾害每年给我国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农业风险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在后WTO时代，传统的农业补贴政策空间和效力日渐式微，以农业保险为代表的“绿箱政策”空间和效力与日俱增。但农业保险在我国现行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仍处于附属地位。借鉴发达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经验，对于发展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事业有着重要意义。中美政府财政支持农业保险运作情况比较分析美国作为农业大国，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向来力度很大，自从其于1938年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以来，针对自身的国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业保险运营模式和财政支持模式，这些模式和经验对于发展我国特色农业保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拟从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支持项目、支持标准、支持层次、税收优惠、财我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市场化程度很高，其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均由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直接经营，政府完全退出农业保险直接经营的领域，只是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提供较大力度的财政支持，包括农业保险的强制性都是以经济手段进行的；我国各试点模式的市场化程度也比较高，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要么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直接经营，要么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组成“共保体”经营，只有黑龙江农垦区由互助合作组织进行经营。美国模式的强制性较高，通过经济手段，即用一定的优惠政策捆绑来达到事实上的强制性；我国的试点模式中上海与黑龙江采取的是地区“统保”，有着一定的强制性，其他地区基本上都是采取自主自愿的原则。
（二）支持项目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主要有：保费补贴，针对农业保险投保人所承担高保险费率提供的补贴；业务费用补贴，针对经营农业保险具体业务，私营农业保险公司所承担的高成本提供的补贴；再保险支持，针对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提供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我国现阶段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包括：保费补贴，针对农户所承担的高保险费率提供的补贴；保险责任分摊，即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与保险机构分摊保险责任；财政兜底，即对巨灾风险造成保险机构的损失由政府财政兜底。美国与我国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的对比情况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齐全，体系完善；而我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中，只有保费补贴是在所有试点地区实施，其它项目只有在部分试点地区实行，从全国来看，我国政策性保险的财政支持项目仍有待完善。
（三）支持标准美国政府财政对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民表1财政支持农业保险模式比较比较角度美国中国上海模式浙江模式四川模式黑龙江模式市场化程度高高高高低强制保险程度高中低低中60商业时代（原名《商业经济研究》）2008年27期所交保费提供补贴，各险种的补贴标准不同，补贴标准因产量保障水平的差异而有所不同，随时间推移越来越大，同保障水平的高低相反。2000年，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的补贴额平均约为纯保费的53%（保费补贴额平均每英亩为6.6美元），其中巨灾保险补贴全部保费，多种风险农作物保险、收入保险等保费补贴率约为40%。表3为美国农作物保险一切险保费补贴率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支持力度的逐步增强，而到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经营业务的支持主要有，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包括定损费）补贴，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以及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向私营保险公司提供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同时联邦政府还通过其它一些法律规定，鼓励地方政府根据其财力状况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比较低，尚处于保成本阶段。但是对于保成本阶段的保费补贴，财政支持的标准还是比较高的。中央财政补贴试点的六个省份中，各级财政提供的保费补贴比例超过50%，各级财政为能繁母猪保险提供的保费补贴比例也超过50%，地方政府自行试点地区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最低为海南省的30%，大多数在50%以上，甚至达到70%-80%。但是在各级财政在农业保险的其他支持项目上的标准却很低，只有浙江等少数地区政府承担保费收入3-5倍以内的超额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美国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标准很高，虽然政府不介入农业保险的直接经营，但其对农业保险经营业务都有很高比例的财政支持；而我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中，只有保费补贴是在所有试点地区实施，其它项目只有在部分试点地区实行，从全国来看，我国政策性保险的财政支持项目亟待完善。
（四）支持层次农业保险的主要作用在于稳定农业生产，分散经营风险，从而降低农产品价格，使生产者剩余向消费者剩余转移。在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准公共商品，其受益范围是全国，因此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也应该主要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其财力、农业生产条件等具体情况提供辅的财政支持。美国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主要来源于联邦政府财政，保费补贴、业务费用补贴、再保险支持，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均由联邦政府财政支出，也鼓励州和地方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相应的补贴。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现状中存在着多层次财政支持的局面。中央政府财政仅对中西部地区能繁母猪保险提供50%保费补贴，对江苏等6个试点省份农业保险提供25%的保费补贴。其余地区及其他种类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主要来源于省级财政，甚至要求市县区财政参与分摊，税收优惠也基本上是营业税、印花税等地方税种的减免，财政支持层次偏低。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支持，保证了农业保险的顺利实施。而我国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现状，虽然有利于各种模式在不同地区试点的开展，但却造成了试点地区财政支持力度不足，以及一些地区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由于财力缺乏而无法开展，阻碍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较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几年，农业每年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损失约为125亿美元，占世界平均每年损失(500亿美元左右)的1/4左右。我国每年约有0.3亿公顷农作物受灾，占全国农作物播种面积的1/4。广大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脆弱，急需提供风险保障。长期以来，谈到我国农业保险的问题，无一例外地归结为农民缺乏经济实力，农民缺乏保险意识，农民缺乏信用等。这些判断与实际符合。
(一)农业保险的覆盖面小
我国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狭窄。据调查，目前全国粮食作物的承保比重只有0.01％，棉花0.02％，大牲畜1.1％，奶牛3.6％，生猪0.8％，家禽1.3％，水产养殖2.5％。据测算，1998－2000年需要补偿的农业损失平均每年为1681.59亿元，通过农业保险平均年补偿为4.5亿元，仅占0.27％。而且，即使这么低的保险，基本上全是农业龙头企业投保并受益，广大农民几乎没有参与，无法通过农业保险得到任何补偿。加拿大农作物投保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65％左右；日本的农作物投保率达90％；美国2000年农作物保险承保占可保面积的76％。我国农业风险的保障水平比较落后，影响了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与健康发展。
(二)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单一
2003年以前，我国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2003年以来，我国先后成立了安信、安华、阳光、安盟等几家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在江苏、四川、辽宁等地开展了一系列农业保险的试点。这些农业保险，普遍存在两大困惑：一是经营机制不活，业务拓展不顺；二是受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的困扰，骗保现象时有发生，农险业务经营困难重重，进而限制了其他商业性保险公司对农险业务的开展。由于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缺位，现有的业务远远不能满足市场对农业保险的需求。
(三)商业保险业务呈萎缩趋势
商业性农业保险模式并不适应农业保险的特点。一是商业保险的高收费与农民的低收入存在矛盾；二是农业保险存在高风险率、高费用率、高赔付率的特征，追逐利益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规避也就不难理解。农业保险自身的特点使其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对农业保险采取商业性经营模式会导致市场失灵。从保费收人来看，1992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增加到8.17亿元，达到历史最高。随后农险业务迅速减少。1993年为5.61亿元，2000年为5.2亿元，2002年为3.41亿元，2003年为2.36亿元，2004年为3.77亿元。其中，2004年农业保险费收人同比减少0.83亿元，下降幅度达到18.04％，农险保费收入仅占财产保险业务保费收入的0.35％。按全国2.3亿户农户计算，户均保费不足2元。保险的险种数目，也由农业保险开展较快时期的60多个下降到目前的不足30个。
(四)农业保险法规建设滞后
农业保险作为一项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对法律、法规的依赖性很强。我国于1995年颁布、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对农业保险也并未有具体的规定。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也只是“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并没有新的条文来进一步规范和促进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地方性法规对此也是一片空白，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仍处于法律盲区。
在国外，几乎所有农业发达国家和不少不发达国家都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制度。日本的法律规定，对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农户实行强制保险。美国虽对农业保险实行自愿的原则，但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户得不到政府的其他福利计划。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政府补贴政策和相关的法律制度支持，各国的农业保险业务才得以蓬勃发展。相比之下，我国农业保险的正规制约仍是一片空白。
(五)政府行为存在缺位现象
农业保险的发展需政府履行弥补市场失灵的职责，我国政府却存在缺位现象，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和扶持非常少，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业保险的举步维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较完善的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系统，如对农业风险实行强制保险；对投保人和承保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进行补贴；实行农业风险再保险制度；建立农业巨灾风险专项基金等。例如，日本政府对农业保险给予15％的补贴，遇有特大灾害，政府承担80％～100％的保险补偿；菲律宾的农险保费大部分由政府补贴，行政开支全部由政府负担。在我国，除了对经营农业风险的保险机构减免营业税之外，目前，还没有专门支持农业保险的财政政策及其他有力的措施。政府在推行农业保险时，应该尽快设立一个由各部门参与组成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领导协调机构，负责统筹协调农业保险涉及单位的矛盾和问题。
(六)现有试验收效微小
近年来，我国逐步组建了一些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并开展了试点工作。2004年，保监会在上海、吉林、黑龙江分别批设了安信、安华和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等不同经营模式的专业性农险公司；在江苏、四川、辽宁、新疆等省(自治区)开展了保险公司与政府联办、为政府代办以及保险公司自营等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开发了多种农业保险品种。然而收效并不明显。2006年，尽管全国农险保费收入达8.5亿元，较上年增长16.2％，但在总保费中的占比仅为0.15％，对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贡献仍然微不足道。
二、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财政政策新模式
对农业保险予以财政支持，是WTO对农业扶持的重要绿色通道。我国应充分利用这一规则，加快建立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机制。
(一)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建立我国特色农业保险模式
纵观世界，农业保险的制度中支持农业保险的主要财政
政策有低费率高补贴政策、政府分保、承担部分费用支出、超额补偿、税收优惠等。农业保险大致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的模式：一是政府垄断经营模式，如前苏联模式，政府设立专门经营农业保险的机构，并提供部分基金以及大量的管理费用。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官僚习性严重，效率低，而且容易产生腐败，实践中利少弊多，是不足取的；二是政府主导模式，如美国、加拿大模式，是国家和私营、政府和民间相互联系的双轨制农业保险保障体系模式。三是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如日本模式，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而政府补贴和再保险扶持。四是民办互助模式，如西欧模式，是相互竞争的互助保险社和商业性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政府不直接参与农qk保险的经营，但给农业保险以税收等政策优惠。五是国家重点选择性扶持模式，如亚洲发展中国家模式。
美国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对我国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美国的农业保险由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管理.负责对全国性农险险种的费率厘定，对经营农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进行指导和检查，提供管理费补贴，国家对农险给予免税和法律支持。这种模式在许多国家得到推广和使用，但是，受益的只有少部分人。
我国是农业大国，发展很不平衡，农业保险不可能完全照抄照搬国外农业保险做法，但也不宜过于多元化。设计中国农业保险模式，应坚持农民买得起、保险机构微利、政府合理补贴、适度竞争的原则。在设计支持农业保险的财政政策时要坚持循序渐进、稳步推进、自主自愿、政策扶持引导与市场化相结合的原则，认真总结各地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经验和做法，稳步扩大试点范围，科学确定补贴品种。在形成中国农业保险的新模式过程中要考虑到5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一是政府主导，但不包办；二是由若干专业性保险公司办理，但不垄断；三是农民自治组织中介；四是农户和农业企业自愿投保，但不放任；五是商业性保险公司和外资保险公司积极参与并给予优惠。
(二)对投保农民提供保费补贴，提高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购买力，鼓励其参加农业保险
美国对不同险种给予不同比例的保费补贴政策。日本保费补贴比例则依费率不同而高低有别。我国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和政府的财政能力，提供不同程度的保险费补贴。保费补贴比例太低则调动不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更体现不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太高则会加大政府的同定补贴支出，其他利益集团有意见。目前。可将补贴的范围限定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产品如水稻、小麦、大豆、油菜、棉花、生猪、奶牛等的保费补贴上，平均补贴额为保费的50％为宜。
我国可在农村金融组织不断健全和发展的基础上，将农业保险纳入农村金融体系，即将农业贷款与农业保险相结合。初期，对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户在贷款额度和利率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待条件成熟时，可将是否参加保险作为贷款发放的条件之一，这既有利于分散银行的信贷风险，提高银行信贷资金质量，保险公司又可以借此扩大承保范围，实现农业保险的良性发展。
(三)对保险公司提供保险费用补贴，减轻专业保险公司和商业保险公司的费用压力，鼓励其经营农业保险
美国政府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补贴。我国政府也应给专业保险公司和商业性保险公司以适当的管理费用补贴，以鼓励其经营农业保险。设立更多专门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由于我国农民收入低和保险意识有待提高，因此，由政府成立专业农业政策性保险公司，引导农业保险发展是比较切合我国实际的。政府支付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一切经营管理费用，采取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并享有免税待遇。
(四)建立农业风险准备金，用于发生巨灾时的大额保险赔付
农业巨灾风险专项基金，是用于应付特大自然灾害而积累的专项基金，用于巨大灾害发生时的大额保险赔付。我国可根据政府的财力，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共同出资，也可以向社会募捐，设立农业巨灾风险专项基金，确保巨灾发生时的巨额保险赔付。上述资金来源可以从涉农的国家转移支付中调剂，具体可以研究通过调剂部分农业直接补贴资金、农业税减免份额、农业灾害救济金、财政专项支出等渠道筹集。补贴标准、实施办法应由财政、税务部门负责研究。由于自然灾害伴有偶然性和周期性特征，农业保险当年核算所形成的利润可作为风险准备金封闭式管理，以丰补欠，专款专用。此外，税收优惠、对农业保险再保险提供支持也是很好的办法。
在目前的制种形式下，生产过程中有以下不利自然因素的危害，影响水稻制种产量和质量的稳定和提高。播种期的低温冷害。为了满足制种的隔离条件和适宜的气候条件，制种基地一般选择在海拔200～300m的半山区，空闲田播种期较早，在3月中下旬播种，容易遭受低温冷害，烂种死苗现象时有发生，影响制种计划的完成。穗期的高温干旱。制种生产特别是抽穗扬花期对温度和湿度的要求较严格。遂昌县8月上中旬往往会受到高温干燥不利因素的危害而影响制种产量和质量。2010年是遭受高温干旱危害严重的一年，2013年旱情重演，遂昌共落实制种1206.1hm2，8月上中旬发生严重的高温干旱天气，978.5hm2制种基地受灾，减产15%～70%，其中减产30%以上的931.5hm2，占制种总面积的78%。生产中后期的台风影响。遂昌县6－8月易受台风影响，狂风暴雨，造成制种倒伏甚至冲毁，严重影响制种产量和质量。
2问题
2.1缺乏理赔定损标准
目前，根据水稻制种不同生长阶段、不同气候灾害条件影响，对水稻制种造成的损失做出较合理的判断，尚缺乏较公正、科学的理赔标准，容易引发纠纷，且查勘定损人工成本较高。
2.2理赔款项到位欠及时
遂昌县理赔程序，一般是灾情发生后，农户申报县人保公司或投保单位要求勘查理赔，保险公司组织水稻专家和人保公司的勘查理赔人员进行实地勘查后初步定损，报省人保公司确定理赔。由于气象灾害一旦发生，往往受灾面积大、范围广，要定损到户、理赔到户，工作量大，从灾情发生到理赔款到户一般要耗时1个月以上。理赔款项到位欠及时，不利于农业再生产能力的及时恢复。
2.3保险理赔覆盖面较小
按人保公司有关规定，灾害受损产量30%以上的田块才是理赔对象田，全县理赔总额不能超过水稻保费的50%，这样势必影响理赔覆盖面，不利于抗灾救灾工作的全面开展。2010年、2013年高温干旱危害严重，制种面积2577.8hm2，受灾面积1730.1hm2(其中绝收101.3hm2)，损失制种产量98万kg，损失产值1760万元，人保公司理赔220.0hm2，理赔金额70.8万元，理赔面积和理赔金额分别只占受灾面积和损失产值的13%和4%。农保理赔覆盖面少，影响了农户自主参保的积极性。
2.4间接影响缺乏理赔标准
目前农业保险主要理赔水灾、干旱所引起的倒伏、断水、高温而造成减产的直接影响，而对于灾情发生后引发大面积病虫害等的间接影响缺乏理赔规定和标准。
3对策
3.1提高保险额度粮食生产是弱质产业
经常遭受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而减产。实施农业保险政策是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重要举措，遂昌县政府已把杂交水稻制种生产列入保险范围，保险额度2010－2012年为6000元•hm－2，2013年后为9000元•hm－2，但保险额度与普通水稻生产等同，缺乏合理性，因为杂交水稻制种的产值一般为单季稻的4～5倍，生产成本是单季稻的5～6倍，建议杂交水稻制种生产的保险额度应提高到普通水稻生产的3～5倍。
3.2扩大保险范围制种生产肥力投入较高
相对于普通水稻生产容易引发稻瘟病、纹枯病和稻飞虱、螟虫等病虫害，但目前制种保险仅局限于气象灾害，建议将稻瘟病、纹枯病、黑粉病和稻飞虱、二化螟等主要病虫害列入制种保险范围。
3.3科学定损标准要减少纠纷和协商
减轻政府协调的工作量，减少道德风险的发生，灾害的科学定损、提高公信力是关键。我们认为按制种生产的不同阶段来确定损失补偿标准较为合理，如苗期绝收可理赔保额的30%，分蘖期可理赔50%，孕穗期可理赔80%，穗期应理赔100%。因为前期受灾一般可以通过补播改种来弥补，后期受灾投入较大，季节延误，恢复再生产的空间较小。
3.4设立制种发展资金俗话说“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
粮食生产以种为本，杂交水稻制种产业保持稳定和发展，是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基础。而制种保险是稳定种子生产的重要手段。因此，建议从农技推广基金中分设杂交水稻制种灾害补助专项资金，以扶持制种基地的巩固和发展。
3.5设立制种风险金实施农资综合补贴政策
由于农业保险本身的属性和特点，现行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在承保、理赔等业务方面还存在一些复杂性和问题。
一是保险意识方面。从政府角度看，目前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中，保险公司主要依靠基层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力量进行推动，委托村委干部等相关人员配合保险公司实施。个别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对保险认识不够，推动积极性不足，部门间协调配合成本高，甚至出现相互推诿的现象，影响了农业保险开展。从保险公司角度看，由于农业保险的复杂性，一些基层保险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农业保险经营中存在畏难情绪，推动力度不够。从农户角度看，受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影响，农户对利用保险制度进行风险分担的意识还不强，再加上效益不高的农业现状，农民收入普遍偏低，投保主动性不足。
二是业务开展方面。我国农业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绝大部分农户种植的土地面积相对较小，个别农户种植的面积甚至不在同一个地块，农业保险标的的分散特点导致承保时风险评估复杂、成本高。由于农业保险标的的特殊性，农业保险承保理赔时间集中，工作量大，涉及面广、手续繁琐，对从业人员政策水平和能力要求较高，再加上农村交通不便的客观现实，都给保险人造成了不小的困难，从而导致承保成本较高、覆盖面不广。
三是产品本身方面。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的特点是三低和三高。三低指的低收费、低保额和低保障。低收费是指向农户收取的保费较低。有些种植险农户只需要交几块钱，有些保险机构为快速承保，会出现村委或者乡镇企业等单位代为农户缴款进行投保的情况，造成理赔纠纷。低保额带来的低保障让农户缺乏投保意愿。三高指的是高风险、高成本和高赔付。我国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经营风险大，种植业农户大多为小农经营，种养业农户大多规模较小，承保理赔技术含量高，灾情判断和损失估算程序复杂，赔付率很高。
四是资源投入方面。农业保险业务特殊，涉及面广，相关农业保险业务规定的操作细节还不多，指导性不强，公司缺乏对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培训和指导。农业保险承保理赔需要保险公司贴近农村一线，需要基层机构和大量人员亲力亲为。目前，保险机构的基层组织建设还不能适应农业保险的迅速发展，基层网点铺设不够，从业人员数量不足，素质不高，都影响了农业保险发展，距离实现“不出村办保险、不出村办赔款”还有差距。
二、下一步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建议
农业保险惠及千万农户，涉及国家根基。政策性农业保险能有效转移农户经营风险，提升农户抗风险能力，为农民增收“保驾护航”，为农业和农村发展起到“四两拨千斤”作用。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健康发展。
一是坚持现行农业保险制度。《农业保险条例》从体制上确定了我国现行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即政府与市场合作的制度模式，不仅包括政策性保险，还包括商业险保险。农业保险不仅有政府政策支持，还有各部门共同协助。这是中国农业保险多年发展，不断尝试而得到的正确选择，符合农业保险历史的演变结果。这种制度也符合我国国情，符合当前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且已显示出巨大的制度红利，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要坚持现行农业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
二是完善政策扶持机制。农业保险作为政策性险种，必须发挥政府支持作用。根据当前财经现状，可适当加大中央、省、市财政补贴比例，减轻县级财政压力。农户自缴部分可适当降低，甚至取消。可采取村庄或乡镇集中投保形式，降低业务成本，激发保险公司承保热情。建议加大政府对保险公司的支持力度，为保险公司提供经营管理费用补贴，节约经营成本，或者实行税收减免和其他经济手段，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
三是提升创新驱动力。从体制、销售渠道、产品等方面创新，构建各具特色的政策性保险模式。在现行农业保险制度顶层设计框架内，鼓励不同区域创新机制，灵活运用多种形式，建立适合当地实际的农业保险模式。如试行农业保险无赔款优待制度，即对未发生赔款或未达到赔付比例的种植业保险按一定比例无赔款优待，返还给农民一部分保费用作下年度保费，提高农民投保积极性。如简化农险承保理赔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创新销售渠道，突破现行直接销售模式，发展间接营销，适度发挥机构、农村合作组织等中介机构优势，提升推广力度。创新产品，农业保险可根据当地具体情况，有针对性的开发合适的农业保险品种，尤其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作物险种，从传统的种养扩展到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状况，制定不同的保险费率，满足不同层次农户的需求。
四是加强机构人才等基层建设。农业保险技术性强，不仅需要大量精算、管理等复合型人才，更需要懂农业技术和保险技术的一线人才。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导致农业保险基层机构人才断层，队伍薄弱，发展受限。支持承办农险公司在乡镇铺设基层农村网点或者建设三农服务站。支持通过引进和自己培养等方式吸引人才进入农业保险领域。注重发挥行业协会组织作用，探索切实可行的高效农业保险承保理赔技术，积极推广。为从业人员提供交流学习机会和平台，提升人才队伍素质，加强队伍建设，为农业保险奠定发展基础。五是提高农户保险意识。农民是农业保险的参与主体，没有农民参与，农业保险是发展不起来的。由于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低，生活水平差，农民参与保险的积极性不高。有些农民认为支出加重家庭负担，没有必要，有些农民认为灾害短期内不会发生，保费白交了。政府和保险公司应加强宣传，向农民宣导农险保费的重要意义，让农民了解投保的益处，切身感受参保的积极作用，逐步由依赖政府意识向自我保障转变，提高参保积极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在于真正提高农民风险防范和自愿投保意识，只有农民真正了解保险、选择保险，才能有效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
六是加强服务能力建设。农业保险也是一种商品，要想让更多的农民购买这种商品，必须提高商品服务质量。商业保险公司应该强化农业防灾防损服务，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将农业风险防线向前移。按照发达国家通用的做法，农业保险应该是“一条龙”服务，即把科学技术、信贷、供销、气象等服务统筹运作，全方位、立体化地提高农业保险服务水平。
关键词：财政支持农业保险中美比较
（一）支持模式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表现为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均在私论文营农业保险公司和农业保险投保人之间发生，由私营农业保险公司完成，政府不参与农业保险直接业务的经营领域，美国风险管理局（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农业保险推广和教育，并且对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提供财政支持，对投保人提供保费补贴。另外，为了对农业保险的参保率提供保证，美国还将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与其它农业财政支持计划捆绑起来，对农业保险实行事实上的强制参加。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采取各地区试点的方式进行发展。从目前全国来看，已有近九成省份开展了有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支持模式主要有：上海、吉林为代表的“大农险”模式，浙江、海南为代表的以“共保”为主的模式，四川、苏州为代表的商业性保险公司为政府代办模式，黑龙江农垦区为代表，以互助合作组织为经营主体的模式。除了上海等几个地区采取地区“统保”方式外，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均是自主自愿的原则，并没有采取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措施。美国和我国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都是针对本国的实际情况建立的，具体对比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从市场化角度而言，美国财政对中美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比较研究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发生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自然灾害损失中农业最为严重，而且农业承受自然灾害损失的能力最为脆弱。自然灾害每年给我国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农业风险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在后WTO时代，传统的农业补贴政策空间和效力日渐式微，以农业保险为代表的“绿箱政策”空间和效力与日俱增。但农业保险在我国现行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仍处于附属地位。借鉴发达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经验，对于发展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事业有着重要意义。中美政府财政支持农业保险运作情况比较分析美国作为农业大国，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向来力度很大，自从其于1938年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以来，针对自身的国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业保险运营模式和财政支持模式，这些模式和经验对于发展我国特色农业保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拟从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支持项目、支持标准、支持层次、税收优惠、财我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市场化程度很高，其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均由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直接经营，政府完全退出农业保险直接经营的领域，只是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提供较大力度的财政支持，包括农业保险的强制性都是以经济手段进行的；我国各试点模式的市场化程度也比较高，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要么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直接经营，要么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组成“共保体”经营，只有黑龙江农垦区由互助合作组织进行经营。美国模式的强制性较高，通过经济手段，即用一定的优惠政策捆绑来达到事实上的强制性；我国的试点模式中上海与黑龙江采取的是地区“统保”，有着一定的强制性，其他地区基本上都是采取自主自愿的原则。
（二）支持项目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主要有：保费补贴，针对农业保险投保人所承担高保险费率提供的补贴；业务费用补贴，针对经营农业保险具体业务，私营农业保险公司所承担的高成本提供的补贴；再保险支持，针对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提供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我国现阶段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包括：保费补贴，针对农户所承担的高保险费率提供的补贴；保险责任分摊，即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与保险机构分摊保险责任；财政兜底，即对巨灾风险造成保险机构的损失由政府财政兜底。美国与我国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的对比情况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齐全，体系完善；而我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中，只有保费补贴是在所有试点地区实施，其它项目只有在部分试点地区实行，从全国来看，我国政策性保险的财政支持项目仍有待完善。
（三）支持标准美国政府财政对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民表1财政支持农业保险模式比较比较角度美国中国上海模式浙江模式四川模式黑龙江模式市场化程度高高高高低强制保险程度高中低低中60商业时代（原名《商业经济研究》）2008年27期所交保费提供补贴，各险种的补贴标准不同，补贴标准因产量保障水平的差异而有所不同，随时间推移越来越大，同保障水平的高低相反。2000年，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的补贴额平均约为纯保费的53%（保费补贴额平均每英亩为6.6美元），其中巨灾保险补贴全部保费，多种风险农作物保险、收入保险等保费补贴率约为40%。表3为美国农作物保险一切险保费补贴率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支持力度的逐步增强，而到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经营业务的支持主要有，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包括定损费）补贴，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以及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向私营保险公司提供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同时联邦政府还通过其它一些法律规定，鼓励地方政府根据其财力状况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比较低，尚处于保成本阶段。但是对于保成本阶段的保费补贴，财政支持的标准还是比较高的。中央财政补贴试点的六个省份中，各级财政提供的保费补贴比例超过50%，各级财政为能繁母猪保险提供的保费补贴比例也超过50%，地方政府自行试点地区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最低为海南省的30%，大多数在50%以上，甚至达到70%-80%。但是在各级财政在农业保险的其他支持项目上的标准却很低，只有浙江等少数地区政府承担保费收入3-5倍以内的超额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美国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标准很高，虽然政府不介入农业保险的直接经营，但其对农业保险经营业务都有很高比例的财政支持；而我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中，只有保费补贴是在所有试点地区实施，其它项目只有在部分试点地区实行，从全国来看，我国政策性保险的财政支持项目亟待完善。
（四）支持层次农业保险的主要作用在于稳定农业生产，分散经营风险，从而降低农产品价格，使生产者剩余向消费者剩余转移。在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准公共商品，其受益范围是全国，因此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也应该主要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其财力、农业生产条件等具体情况提供辅的财政支持。美国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主要来源于联邦政府财政，保费补贴、业务费用补贴、再保险支持，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均由联邦政府财政支出，也鼓励州和地方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相应的补贴。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现状中存在着多层次财政支持的局面。中央政府财政仅对中西部地区能繁母猪保险提供50%保费补贴，对江苏等6个试点省份农业保险提供25%的保费补贴。其余地区及其他种类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主要来源于省级财政，甚至要求市县区财政参与分摊，税收优惠也基本上是营业税、印花税等地方税种的减免，财政支持层次偏低。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支持，保证了农业保险的顺利实施。而我国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现状，虽然有利于各种模式在不同地区试点的开展，但却造成了试点地区财政支持力度不足，以及一些地区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由于财力缺乏而无法开展，阻碍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五）税收优惠美国政府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较大，对于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一切财产，包括分支机构、资本、准备金、结余、收入、财产权和免赔款，免征一切现有和将来可能开征的税收，包括国家所征税种、各级地方政府所征税种，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保险合同和由公司提供再保险的保险公司均免征一切税收。各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除了其业务成本外不再有其它方面的负担。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践中的税收优惠力度小，范围窄，仅对种养两业的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和印花税。即使有部分试点地区扩大了税收优惠范围，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免地方税收，政策性农业保险依然承担着一定的税负。美国农业保险在政府财政的大力扶持下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虽然政府没有介入农业保险的直接经营，但提高了保费补贴幅度，对私营公司提供再保险、税收和补贴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使美国农业保险险种创新越来越多，农业保险的参与度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据统计，美国目前农作物可保品种已达100余个。在全美200万农户中，有近150万户投保了农业险，参与率高达75%。1997年，美国农作物保险的承保面积为1.822亿英亩，2004年已经超过2.21亿英亩，8年增加了21%。其中2002年为2.87亿英亩，占可保面积的81.3%。不过，美国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政策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尚未得到解决。首先是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高支持度造成了很大的财政压力，虽然在加大对农业保险财政支持力度后农业保险参与率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进一步提高参与率的边际成本已经很高；农业保险中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由于农业保险与其他农业支持计划捆绑，许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萎缩的经济学分析.农业经济问题多农业生产者参加农业保险只是为了取得财政补贴，存在着大量的骗保行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应有的风险管理功能被异化为农民获取政府财政补贴的“刹手锏”。与美国相比，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水平较低，对中央财政并没有造成压力，但是由于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主要由省、市为主的地方政府提供，使得原本已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也限制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各地区的发展。从参保率来看，各试点地区农业保险的参保率并不高，即使是在因采取“共保”模式而较为成功的浙江省，截止到2007年6月30日，全省共有13976户农户参保，投保金额99397万元，保费收入2164万元，已完成大户基数的33%。同时农业保险在我国现行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仍处于附属地位，大多数农业风险造成的损失要由财政救济和农户自身承担。但是由于我国很多农业保险地区采取了“统保”等应对措施，农业保险所面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并不严重。美国与中国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绩效对比见表4，表中从支持农业保险所产生的财政压力、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程度、农业保险参与率等几个角度对两国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绩效进行了评价和对比。构建我国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支持体系
（一）增加财政支持项目在通过保费补贴提高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积极性之后，还需要增加财政支持项目来降低农业保险业务成本和风险，调动保险机构积极性，主要有：针对我国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成本高的特点，对农业保险提供业务费用补贴；针对我国农业生产自然灾害发生频繁、波及范围广、损失大等特点，单一农业保险机构难以承受，政府财政作为农业保险发展的后盾，对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支持；针对农业保险，特别是地方试点农业保险难以在空间上有效运用大数原理分散风险的特点，可在财政支持下鼓励保险机构通过建立风险基金的形式在时间上分散风险。
（二）提高支持标准1.提高保费补贴。由于我国现阶段政策性农业保险以保障农户的再生产能力为主，宜选择保成本的方式对参保农户进行保障，以保成本起步，逐步发展过渡到保产量和保收入的成熟阶段。因而，财政对农业保险支持标准也应有一个梯度推高的渐进过程。具体讲，在保成本阶段，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部门共承担50％的保费，其余部分由农户承担，或者由农户与龙头企业，市、县级财政部门共同承担，但农户承担的比例不宜超过40%；在保产量阶段，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部门共承担60％的保费，其余部分由农户承担，或者由农户与龙头企业，市、县级财政部门共同承担，但农户承担的比例不宜超过30%；在保收入阶段，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部门共承担70%—80%的保费，其余部分由农户承担，或者由农户与龙头企业，市、县级财政部门共同承担，但农户承担的比例不宜超过20%。2.提供业务费用补贴。由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以及农业经营的分散性、风险勘查的复杂性，使得保险公司经营成本偏高，难以获得正常利润，而这种情况在我国尤为突出。针对我国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成本高的特点，参考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经验，可以给农业保险提供一定比例的业务费用补贴，以提高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考虑到我国具体的财力状况和实践经验，按照调动保险公司积极性和充分发挥其自身能动性的原则，可在10％-20％的范围内对农业保险提供业务费用补贴。3.提供再保险支持和建立风险基金。由于农业风险的特殊性，特别是地震、洪水、海啸、台风等风险，往往会吞噬农业保险公司的所有准备金和资本金，严重冲击农业保险公司的财务稳定，危及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影响农业生产的持续与稳定，需要通过再保险机制和风险基金来分散风险。由于商业性再保险机构在一般情况下不愿承接农业保险的再保险，就要求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可采取中央财政控股、省级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参股的模式组建，其注册资本金来源主要有：中央财政注资、地方参股、农村救济费分流部分、财政支农资金整合节流部分等。另外，可以通过建立政府主导下的中央级农业保险风险基金，特别是巨灾风险基金的方式来规避农业生产所遭受的巨灾风险。
关键词: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市场失灵
在我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稳定发展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作为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国家,我国脆弱的农业,亟须农业保险的有力保障和支持,以保证农业生产经营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分析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从经济学角度探讨我国农业保险经营和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及困境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我国农业保险业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从1982年开始由民政部门、农业部门、保险公司等陆续开办了一些农业保险业务。1982年到1992年农业保险业务呈上升趋势,到1992年当年农业保险费收入达到8.62亿元。但保费快速上升的同时是居高不下的赔付率,1991年农业保险的赔付率为119%①。在政府支持性措施减弱以后,过高的赔付率导致农业保险业务逐步萎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不得不调整农险结构,对一些风险大、亏损多的农险业务进行战略性收缩,而其他保险公司则是退出农业保险的经营。1993年以后农险规模和保费收入也逐年下降,到2002年继续缩减为4.76亿元②,仅为农业生产总值的0.04%,全国农民人均缴纳农险保费不到1元。特别是2003年,中国人保香港上市后,由于经济效益的原因,不再经营大部分的农险业务。而据保监会的最新统计,2004年我国农业保险业务共实现保费收入3.95亿元③,同比减少0.81亿元,增长-17%。
自2004年以来,专业农险公司开始浮出水面,9个省区市的农业保险试点也已经全面铺开。2004年,保监会颁布了发展农业保险的指导性意见,提出农业保险发展的五种模式:一是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农业险;二是在经营农业险基础较好的上海、黑龙江等地区,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三是设立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四是在地方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尝试设立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五是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保险等具有农业保险经营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
(二)我国农业保险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现行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不适应农业保险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不高,农业保险的发展面临资源短缺、技术薄弱、人才匮乏等问题。另外,传统风险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1.有效需求不足。农业生产和经营风险的客观存在,必然形成对农业保险的巨大需求,但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明显不足。主要原因在于:(1)超小规模的土地经营客观上弱化了农业保险的经济保障功能,窄小的经营规模使农民产生较低的预期收益,因而不愿意付出保险成本;(2)我国的农业保险主要以商业形式经营,国家支持和补贴较少,相对农民收入而言,保险费率较高,抑制了农民对保险的需求。
2.缺乏专业性保险从业人员。长期以来,我国保险业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发展呈现多次起落,保险人才断层,目前我国保险从业人员大多数人是从其他行业转来的,没受过专门保险教育。而农业保险经营的复杂性、艰苦性,更是导致人才奇缺。因此,从业人员现状是经验型多,知识型少;保守型多,开拓型少;单一型多,复合型少;粗放型多,效益型少。数据表明,我国保险市场人才供需比例约为1:4。人才的极度匮乏,特别是核保、核赔、精算等技术型人才和管理、营销、培训等复合型人才的严重不足,已成为制约保险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3.农业保险险种减少,发展滞后。我国保险业在经历了最初十几年的快速增长后大幅下滑,除了一些外部因素外,保险产品的结构不合理,险种可选性少,不能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产品缺乏创新,一方面产品雷同多,细分度不够,达不到不同人群、不同需求的组合效应。另一方面产品开发能力弱,更新换代慢。由于长年亏损、业务萎缩,到2003年底,农业险险种已从60多个下降到30个以下。
4.保险中介机构缺位。规范化的保险中介机构活跃在保险市场上,是现代保险市场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对保险的供求双方均能起到重要的媒介和桥梁作用。特别在农村保险市场中,保险中介人可以将保险公司的经营触角延伸到农村的各个角落,节约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也能起到服务于广大农民的作用。然而,以往我国保险公司几乎全部依靠自身的展业队伍承保农业保险,没有充分利用农村保险和保险经纪公司这一中介形式。
5.农民投保意识不高。农民对农业保险既力不从心,又心有疑虑。首先,由于农业保险风险大、农业保险项目经营经常入不敷出,保险公司对其要求较高保险费率,而高保费又令更多的农民买不起保险。其次,许多农民对保险认识不足,风险管理意识差。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农民对保险存在认识上的偏差:一是不相信保险的作用,许多农民由于受迷信思想和小农意识的影响,很难相信保险对生产和生活的保障作用;二是依赖保险,许多农民买了保险后,高枕无忧,不积极参与防灾防损,导致损失扩大;三是道德风险严重,由于农业生产分散,保险公司监督力度不够,少数农民法律意识淡薄,利用保险进行欺诈活动,把保险当作“摇钱树”,失去了保险的意义,触犯了国家法律。
6.我国农业保险的再保险机制和再保险市场尚不完善。我国农业保险由于缺乏适当的再保险安排,使得风险过于集中在保险经营主体自身、难于分散,影响经营主体的经营效果。而国外农业保险经营普遍有再保险机制的支持,特别是避免特大自然灾害对农业和农民的影响。例如,美国联邦政府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在中央建立再保险基金,向开展农作物保险的保险人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再保险责任按赔付率分段确定,目的是既向各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不超过115%),又限制农作物保险公司的盈利水平(不高于15%)。而我国,由于再保险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市场主体数量少且不健全,导致我国的再保险市场一方面供给主体偿付能力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技术与服务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
二、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制约因素
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因素有很多,既有各国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共同市场失灵因素,也有技术风险因素和我国自身的制度环境因素。
(一)市场失灵因素
在各国农业保险发展的过程中,造成农业保险商业化经营失败、市场失灵的一般成因主要有农业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和双重正外部性。
1.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最先出现于金融文献中,指不能通过资产组合而分散的风险,在金融中,它是指市场风险。在保险中,系统性风险或巨灾风险是指使所有被保险人间的表现产生相关性的因素,即这种风险使所有的被保险人同时遭受损失,并且损失是巨大的。在农业中,系统性风险主要表现为区域性同类气候,如大面积的干旱、飓风、洪水等。农业系统性风险破坏了农业保险人在投保人之间、农作物之间或者地区间分散风险的能力,阻止它们发挥保险中介的基本职能:通过单个风险的汇聚而分散风险。农业保险人对系统性风险,需要保持充分的储备金,用以弥补巨额损失,这使保险的成本过高,最终可能使农业保险人难以承受而退出市场。
2.信息不对称。农业保险因涉及农业生产的各阶段,保险标的大多是具有生命的动植物,因此,保险人进行风险判断、核保、定损和理赔的难度较大,需要具备专门知识和充分的信息,否则很容易出现严重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
Quiggin指出了三种农业保险逆选择的情况:(1)假定保险合同规定,当投保人产量低于县平均历史产量时进行赔付,则那些产量通常低于县平均水平的农场主就愿意投保,而那些产量高于县平均水平的农场主则不愿投保;(2)投保如果每年重新确定,而且投保的截止日期规定得比较迟,农场主就会对是否发生气候灾害比如早灾进行预测,如果有可能发生就投保,否则就不投保;(3)农场主可能会利用熟悉土地肥力的优越性,投保那些具有较高产量风险的土地。[1]Shaik和Atwool测算出1997-2000年美国棉花保险的逆选择成本的变动范围为3200万美元—3.59亿美元。对于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Shaik和Atwood的研究表明:已投保的勘萨斯州生产小麦的农场对化肥和农药的投入比那些没有投保的农场每英亩少4.23美元,说明投保后保险人可能面临道德风险。[2]
道德风险和逆选择,使农业保险人面临高监督成本和高赔付损失的两难选择,无论如何,都提高了保险人的经营成本,破坏了保险筹集资金的功能。如果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成本过高,保险人就会减少农险产品的供应,或者根本不供应农险产品。
3.供求的双重正外部性。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对另外的经济主体产生了或好或坏的影响,使私人边际收益(或成本)和社会边际收益(或成本)发生了差异,而这种差异不能通过市场价格进行买卖。外部性可分为正外部性(外部经济)和负外部性(外部不经济)。正外部性就是某个主体的活动使另外的主体受益而又无法向后者收费的现象;负外部性就是某个主体的活动使另外的主体受损而无法补偿后者的现象。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体现在农民对农业保险消费(或需求)和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生产(或供给)两个方面,具有供给和需求双重的正外部性。(二)制度因素
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和技术性风险,是导致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一般成因,在各国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都存在并且将来也存在,通过合理的制度供给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但在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制度供给短缺。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干预可以弥补市场失灵,特别是财政支持,成为国外农业保险的普遍特征。美国政府从1938年开始,就比较重视农业保险的制度供给,经过几十年不断的制度变迁,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农业保险中的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和正外部性,使农业保险取得了相对成功。到2000年,美国可以参加农作物保险的农作物已达100多种,承保面积8000万平方公顷,占可保面积的76%;200万农户中有131万投保了农作物保险,占总农户数的65%。
在已经开展农业保险的国家中普遍实施政府干预。不少国家已把农业保险视为农村救济、农业贷款、农产品价格保护、农民福利等政策的一部分,以此来保障农民的收入,稳定农业生产。凡是农业保险搞得较好的国家,政府对农业保险都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或是由国家成立农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或是由政府组织并提供补贴,委托大的商业保险公司办理业务。具体包括由政府制定和实施农业保险计划;政府以不同的出资方式和比例建立初始资本和准备基金;政府负担全部或大部分经营管理费,对保险费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如美国补贴30%,加拿大补贴50%,日本补贴在50%-60%之间,西班牙补贴20%-50%,菲律宾补贴56%等。发生重大灾害或农业保险准备金发生困难时,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实行免税政策等。
没有政府的介入,很难建立健全的农业保险机制。而在我国,有关农业保险的制度供给却几乎一片空白。在制度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保险人完全按照商业性原则经营政策性农险,风险较大,费率较高,也缺乏法律保障,在有些地方甚至被当地政府作为“乱收费”而强行停止。同时,农户也因费率较高、险种较少、保险意识不强等原因对农险需求缺乏应有的动力。农业保险“需求不足”和“供给短缺”两方面形成合力,导致我国农业保险陷入市场失灵的困境。
(三)技术风险因素
在世界保险业中,农业保险一直被视为尖端,可以说是发展最缓慢的一类保险。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般的保险公司都不愿经营这种风险较大、没有固定利润的保险,因为农业保险与其他保险相比,在经营上存在一些难点。
1.保险金额难以确定。保险金额应根据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来确定,而种养两业保险的保险标的是具有生命活力的动植物,它们的形态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一般说来,农作物从播种或移栽后,直到收获,它的外表形态天天都在变化,它的内在结构也是逐日变更,农业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不一致,而成果却是在最终产品中体现出来。因此,农作物的生产,与工业生产有明显的不同,工业生产中每一过程,每一工序所生产出的半成品,具备了实实在在的价值。而从价值角度考察农作物的生长过程,只能说它是处在价值的孕育阶段,不能在每一生长阶段都以独立的价值形态出现。这给保险金额的合理确定带来很大难度。同时,农业保险的标的具有商品性,这就必然受到市场价格的影响,对保险金额也会起到冲击作用。
2.保险费率难于厘定。保险费率包括纯费率和附加费率两个部分。纯费率是保险费率的主要组成部分,据此计算出来的保险费,足以支付财产保险的损失补偿。财产险纯费率制定的数理依据是保险金额损失率,影响保险额损失率的因素很多,其中危险事故发生的频率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农业生产的危险主要是自然灾害,其发生极不规则。而且自然灾害往往具有伴发性,除直接危害种植业外,还可能引起其他灾害的发生。加之我国地域辽阔,各地之间的灾害程度差异很大,以往积累的有关危险事故发生情况的统计资料,对未来的预测作用不大。同时,由于经济、文化及其他原因,农村中有关灾害情况的统计资料不全,加大了对危险发生频率测定的难度,进而使科学合理的制定保险费率十分困难。
3.理赔工作难度大。评估是保险正确合理实行补偿的关键。作为农业保险标的物的动植物处于动态的生命活动之中,本身就很复杂,加上各地气候等自然条件不同,农作物、畜禽品种不同和农牧业生产水平不同等,使它们受害程度也不尽相同。农作物在每一个生长阶段,其价值都不相同,甚至同样品种的农作物,生长在同样土地和同样气候条件下,使用同样的肥料,而由于一些管理上的差异,它们的单产也会有较大的差距。这样,就使得农作物在遭灾后,难于准确估计其损失。养殖业保险损失的估计比种植业更为复杂,因为畜禽比农作物要求更严格的生活条件。自然灾害、不科学的饲养管理、疾病的侵袭以及某些不适当的经济政策等,都会造成家畜的大量死亡或重大损失。诸因素的交织,会给损失的计算带来不易预计的麻烦。
农险业务点多面广,被保险人分散四处,标的分布四面八方,标的一旦受损,现场勘察定额、赔付兑现等工作量很大,所需人力、物力较其他险种多得多,且时间要求紧迫。例如牲畜保险,牲畜死亡后会腐烂变质,查勘若不及时,则难以鉴定其原因,加之有的地区交通不便,更增加了理赔工作的困难。
三、结论与建议
当前,我国农业保险面临着“供给短缺”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双重问题,保险经营和发展的两难困境。就其原因,既有各国农业保险发展存在的一般性市场失灵因素,又有我国保险业发展中的自身因素和我国制度供给不足等因素。结合我国农业保险的特点和国外农业保险发展经验,为了推动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发展,我国应从以下几方面采取对策:
第一,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市场。主要通过以下途径:一是完善农业保险供给体系,一方面商业保险公司要改变经营方式,转变经营作风,以增加农业保险的供给;另一方面,要完善和拓展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的职能,克服农业保险中的逆向选择。二是提高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水平。要大力开展农业保险的宣传工作,提高农民的风险管理意识,培育农业保险意识,鼓励农业的规模经营,增加农民收入,以增强农民对农业保险的动机和能力。三是培育农业保险人才。培育具有专业知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的农业保险人才,提高农业保险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的多层次需要。
(一)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需要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国外农业经济比较发达和农业保险制度相对成熟的国家都比较重视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设，而且具有比较完善的相关法律制度。农业保险的立法意义远远超过一般的商业规范性法律制度。如农业保险发达的美国，1938年就颁发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1980年又修订了《农作物保险法》，1994年又通过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改革法令》，2000年又出台了《农业风险保护法》等，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对开展农作物保险的目的、性质、开办主体等明确规定。
(二)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
美国的农业保险原则上实行自愿保险，但1994年美国《农业保险修正案》明确规定，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不能得到政府其他福利计划，如农产品贷款计划、农产品价格补贴和保护计划等，农民必须购买巨灾保险，然后才能追加购买其他的保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事实上的强制保险。日本的农业保险也体现出了强制性特征，如日本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对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农民实行强制保险，对达不到经营规模的农户，实行自愿保险。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实施强制，如1994年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改革法令》就明确规定，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不能等得到政府其他的福利计划，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事实上的强制性。
(三)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从国外发展农业保险的经验分析，农业保险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适度参与。世界大多国家对农业保险发展的支持体现在二方面：一是提供财政支持。主要是提供保费补贴、费用补贴和相关行政费用。美国保费补贴按照险种不同而有差异，其中巨灾保险补贴全部费用，政府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的推广和教育费用，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补贴。日本保费补贴比例依据费率不同而有差异，费率高，补贴比例也高，政府还对农业保险经营者提供业务费用补贴，并承担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的全部费用和农业共济组合的部分费用。二是提供再保险支持。农业风险的特点决定农业保险风险具有巨灾性，使农业保险的再保险显得更为重要。国外农业保险相对成熟的国家都建立了各种再保险组织对农业保险进行分保。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就行使政府职能，专注为参与农业保险的各种私营保险公司、联营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再保险支持。
(四)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需要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
国外政策性农业保险一般从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建立了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实行分级负责制，即设立农业部和省两级农作物保险局；法国设立农业相互保险集团；日本设立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菲律宾设立农作物保险公司；美国设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等，都是政策性的农业保险机构。他们或者指导农业保险经营，或者参与农业保险经营，或者为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服务。
二、国内农业保险实践的启示
全国各地各个时期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或做法虽有不少共同点，但更有很大不同，这说明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组织模式可以多种多样，因而构不成农业保险是否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理论上对农业保险制度建设在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一)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与政策支持是发展农业保险的重要前提。
通过对国内不同地区不同模式经营农业保险情况进行比较，充分证明了政府行政干预和政策支持是农业保险可持续运行的根本原因。如果缺少政府支持，即使经营管理水平再高的保险公司，出现经营困境也在所难免。
(二)地方农业保险的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划分应考虑到国家需要。
农业保险实践中，各地结合自己的财政实力、农业特色、发展农业保险的目标，以及实施中的可操作性确定了不同的险种作为政策性业务。这些业务地方性特征明显、稳定性差，不利于该业务的长期运作。具有明显地方性特征的保险业务与国家政策性业务不可能完全吻合。目前的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均由一个保险公司经营，即使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也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这会削弱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力度。
(三)用法律的形式规范各地农业保险实践和主体经营行为十分迫切。
关键词:农业保险；农业体制改革；政府支持；再保险
一、农业保险的重要作用
农业保险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现代农业承受着自然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的威胁，这严重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农业风险机制的脆弱性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这种状况客观需要创建一种转移分散风险、分摊经济损失的风险管理机制，由此现代农业保险应运而生。农业保险的发展，对保障农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1.农业保险对农民个人的影响。农业保险可以使投保农户在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灾害后及时得到经济补偿，农业保险可以通过转移和分散风险，以赔偿支付的方式保障农民生活的稳定。
2.农业保险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农业保险有助于保障农业生产过程的持续稳定。它可以使大额的不定的农业风险损失，转化为小额的固定的农业保险费的缴纳。
3.农业保险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在我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其波动是引发国民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因而农业保险在直接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健康稳定发展的同时，也间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同时，农业保险的介入是农业生产能够正常进行，会使农产品的供求状况平衡，进而影响社会其他阶层人们的正常生活。
二、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
1.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和供给不足。农业生产和经营风险的客观存在，必然形成对农业保险的巨大需求，但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
2.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目前，农业保险基金主要来自于保户缴纳的保险费，而农业保险费率相对于保户的农业收入而言是很高的。而投保农业险会导致农户收入出现持续走低的趋势，在农户收入减少的同时，农村公共品供应的弱化将使农户隐性负担逐步增长。这种单一的、不稳定的来源渠道也是农业保险实践不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3.农业保险的发展面临资金短缺、人才匮乏、技术薄弱的矛盾。农业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特别是在资金方面的资助，但政府的支持是有限的，农业保险将面临资金不足的矛盾。与此同时，我国目前农业保险在理论研究上也相对滞后，在实践中发展缓慢。更重要的是，我国保险业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一直处于保险人才奇缺的现状。
4.我国农业保险的再保险机制尚未成熟。我国以往的农业保险由于缺乏适当的再保险安排，使得风险过于集中在保险经营主体自身。而国外农业保险经营普遍有再保险机制的支持，特别是避免特大自然灾害对农业和农民的影响。三、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对策
1.加快农业保险经营体制的改革。农业保险应当建立多层保险与风险分担、政府与市场共同参与的农业保险和风险防范机制。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症结在于保险公司的商业化经营同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扶持性之间的矛盾。应及时把农业保险业务从商业保险公司中分离出来，成立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
2.加快农业保险的相关立法。农业保险法是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保证和依据。而我国目前尚无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对农业保险予以扶持，因此，国家应加强农业保险立法，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农业保险的地位、作用和性质。这对规范我国的保险市场，对不同性质的保险活动加以区别管理，逐步建立农业保险补偿体制，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加强农村市场经济的基础建设，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都将有重要的意义。
3.加大国家政策支持与财政扶持。作为对农民遭受天灾的补偿，农业保险一定要由国家财政来扶持，但在具体实施中要量力而行。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应尽快建立财政支持型农业保险体系，包括利用财政、税收、金融、再保险等经济手段以及其他技术支持来发展农业保险。
4.筹资渠道多元化。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筹资渠道过于单一，因此，国家应加大对农业保险以及财政补贴的力度。另外，对与农业相关联的产业可征收一定标准的农业保险税。农业保险基金的投放重点应是促进和保护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及时向受灾保险对象提供帮助。同时，根据各类险种和险别的承保对象、承保责任、赔付方法、赔付金额等特殊的规定性，对农业保险基金的各类风险基金要分别管理、专项使用。
5.再保险。农作物再保险对进一步分散农作物保险风险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要利用再保险体系支持农业保险，以财政收入补贴农业保险的费用和经营亏损。再保险体系的建立，可提高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增加手续费收入，增强经营主体的内控制度。经营农业保险的主体应当建立同中国再保险公司的再保险业务，中国再保险公司作为国家独资公司通过再保险方式，代行国家支持农业保险的职能。
参考文献：
[1]胡炳志刘子操：保险学，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2]郭晓航：农业保险，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
[3]我国应尽快建立农业保险体系，保险研究，2002年6月.
1、差异性财政补贴的依据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补贴以地方财政为主，具体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中央财政支持下的综合补贴模式和完全由地方财政支持的补贴模式。中央财政支持模式从2007年开始实施，保障金额为农作物生长期内的直接物化成本。地方财政支持下的农业保险所需补贴资金完全由地方政府筹集，以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开办的农业保险为代表。从保费补贴比例来看，两种模式保费补贴比例都在60%以上，但两者的保障水平差异较大，中央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是保成本，而地方政府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属于保收入。在各级财政的大力支持下，各地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迅速，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保障功能不断加强。在政策性农业保险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现有的财政补贴模式也暴露出一定的缺陷，“补贴联动”的补贴方式虽然有效的避免了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却有失公平性。农业保险的承保要求地方财政给予配套，这使得相对富裕的地区先行和更多地享受上级政府财政补贴，而一些粮食主产区或经济欠发达地区，虽然政策性农业保险边际效用更高，但受限于地方财力不足，导致上级财政补贴的不到位或不及时等问题，产生明显的补贴累退效应。如果发达地区高保障、欠发达地区低保障的现状不能得以改变，将会导致政府财政支出结果的不公平。因此，在经济差距和地方财政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亟需设计一种既在各级政府财政实力承担范围之内，又能确保不同地区农民能享有同等财政支持力度的农业保险补贴模式。
2、差异性财政补贴模式设计
在由经济发展水平导致农民收入地区差异日趋严重的情况下，要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平地惠及到每一位农民，农业保险财政扶持模式的选择既要积极发挥中央财政对欠发达地区的调节功能，又要充分利用发达地区各级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作用，同时还要顾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也就是要形成构建各级财政相结合的、多层次的农业保险财政支持体系，形成差异性的财政补贴机制。政策性农业保险差异性的财政补贴机制就是依据地区农业生产总值、地区财政预算收支、农民收入水平及结构等情况，合理分摊各级政府财政补贴额度。具体而言，对于经济发达、财政实力雄厚且工业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可以交由地方财政独自承担农业保险的补贴或承担大部分的财政补贴；对于经济欠发达、地方财政困难、农业比重较大的地区，中央财政应加大倾斜力度，确保农业保险的顺利推进。同理在各省区，省级财政和市级财政也应该制定一个合理的分摊比例，让经济发达、财政实力较强的地级市承担更高的保费补贴，而对经济欠发达的地级市则由省级财政承担更多的补贴份额。与此类似，在市一级财政上分配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份额时也要根据各县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实力、产业结构确定不同的分摊比例，充分发挥各级地方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扶持作用。这样经济发达地区能承担适当的财政补贴投入，而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能获得上一级财政的补贴，从而保障全体农民都能享受到同等程度的农业风险保障，实现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结果的公平。
二、政策性农业保险差异性财政补贴实证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辽宁既是老工业基地，也是重要的粮食主产省和主要农产品供给省，全省14个地级市产业结构不尽相同，经济实力和地方财政实力差异性也较大，如何从省级统筹的角度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模式，对稳步推进政策性农业农业保险制度的建设意义重大。
1、变量的选取
（1）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其产业构成。
选用GDP（X1）来衡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GDP较高的地区，可适当减少省级统筹，对于经济较为落后地区应加大省级财政倾斜力度。选取第一产业产值（X2）以及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X3）用来反映地区农业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中农业所占的比重。如果地区农业产值水平较高，特别是其在当地经济总量所占的比重较高，说明地区经济发展对农业的依赖性较强，省级财政应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
（2）财政实力及其对农业的扶持程度。
本文选用地区财政一般预算收入（X4）来反映地区财政实力，财政支出（X5）、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X6）及其所占比重（X7）反映地区财政农业的重视程度。
（3）农民收入水平及来源。
农民人均纯收入（X8）反映地区农民收入水平，体现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购买力；家庭经营收入（X9）及其所占比重（X10）反映农民收入中来源于经营农业的比重，间接可以显示农民收入对农业经营的依赖程度，对农业保险的需求程度。农民收入水平较高说明农民具有较强的购买能力，如果该收入水平并不依赖家庭经营性收入，那么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程度并不强。省级财政应加强对农民收入水平低，特别是对家庭经营性收入依赖较强地区的财政补贴。
2、数据结果分析
由于选取的变量存在数量级上的差别，所以需要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选用z-score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在此基础上，形成原始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在聚类方法上，因为是要对对全省14个市进行聚类，因此选用层级聚类分析中的Q型聚类，并通过SPSS13.0进行聚类分析（表略）。依据上述数据的统计结果，将全省14个市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分为三类地区进行差异性补贴：
第一类，沈阳市和大连市。沈阳市是省会城市和沈阳经济区核心城市，大连市又是东南沿海计划单列市，两所城市自身就存在着显著的优越性。沈阳市和大连两市GDP位列全省前两位，占全省经济总量的48.9%，从产业结构来看，虽然农业产值排名全省前两位，但并非两市的主导产业。从财政实力及对农业的扶持角度来看，两市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均位列全省前两位，财政收入占全省财政总收入的49.7%，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占全省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总量的29.5%。从农民收入水平来看，沈阳市和大连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排名全省前两位，且对家庭经营性收入依赖程度并不高。总体来看，对沈阳市和大连市而言，农民和地方财政对农业保险的购买能力和补贴能力较强，因此应鼓励市级财政加大财政资金的补贴力度。
第二类，鞍山市、辽阳市、盘锦市、抚顺市、营口市和本溪市。从地理位置看，除盘锦市，其他五市均属于沈阳经济区，近年来，在沈阳经济区综合配套改革战略的推动下，沈阳经济区各市经济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产业结构来看，上述6城市均属于典型的工业城市，第二产业产值所占比重均在50%以上，盘锦市更是高达68.06%。综合来看，第二类包含城市的特点是典型的工业型城市，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地方财政收入较高，农民收入水平也大多处于辽宁中等城市水平，因此，省级财政在保证一定规模资金补贴的前提下，鼓励各市级财政加大补贴力度。
第三类，铁岭市、锦州市、丹东市、葫芦岛市、朝阳市和阜新市。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六城市均属于全省经济较为落后地区，其中铁岭市、朝阳市、葫芦岛市和阜新市地区经济总值排名全省倒数后四位，阜新市人均GDP不足大连市人均GDP的30%。从地区产业结构看，第一产业产值所占比重排名全省前6位，其中阜新市第一产业产值比重高达22.91%；从市级财政实力来看，朝阳市、葫芦岛市和阜新市排名全省后三位，其中阜新市虽然农业比重最高，但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所占比重排名仅在全省第12位，可见地方财政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不足。从农民收入水平来看，6城市农民收入水平较低，朝阳市、葫芦岛市和阜新市农民收入水平全省倒数后三位。总之，铁岭市等6城市是全省经济较为落后地区，而且地区经济对农业的依赖程度较大，加上农民收入水平有限，因此，省级财政应适当对该类地区实施倾斜的资金补贴政策，推动该类地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快速稳定发展。
三、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对策建议
1、争取更多的中央财政补贴
一方面，辽宁是重要的粮食主产省和主要农产品供给省，而近年农业自然灾害频发，已成为农业受气候变化影响的高脆弱区，因此，为稳定农业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粮食主产省应争取更多的中央财政补贴；另一方面，辽宁与东部沿海省份在地区财政实力及农民收入水平等方面仍有一定差距，以农民收入为例，2012年，辽宁农民人均纯收入9383.72元，江苏省、浙江省农民收入水平分别达到辽宁的1.3倍和1.55倍，辽宁农民人均纯收入中50.98%来源于家庭经营收入，38.69%来源于工资收入；而江苏省、浙江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中50%以上来源于工资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只占不到1/3，这也说明虽然辽宁农民收入更依赖于农业经营收入，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更强，但其收入水平偏低，支付能力不及先进省份，因此，为进一步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辽宁应争取更多的政策优惠和财政补贴。
2、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
一、国外农业保险制度的主要模式
1．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政府主导型模式
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提供统一的制度框架，各级政府和各种允许的经营组织要在这个框架中经营农业保险和再保险业务．同时政府对规定的农业保险产品给予财政支持。以国家专门保险机构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为主，有完善的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并依法由隶属于农业部的官方农作物保险公司提供农作物一切险及再保险；同时鼓励私营保险公司、联合股份保险公司及保险互助会等参与农作物保险计划，并依法对他们承保或的农作物一切险和再保险提供一定比例的保费补贴和经营管理费用补贴。农民仅支付投保险种的纯保费的一部分，其余部分由政府补贴。
2．日本等国的政府支持型相互保险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以日本为代表，其特点是，政府不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但通过立法给予经济上、行政上的支持；经营的组织形式不是一般的商业性财产保险公司，而是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保险相互社。这种模式的政策性很强，主要表现在，一是国家通过立法对主要的关系国计民生和对农民收入影响较大的农作物以及饲养动物实行法定保险。二是通过立法明确政府在农业保险发展中的作用。例如，政府对农业保险进行监督和指导；为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支持；提供财政补贴及税收优惠等。
3．西欧国家的民办公助模式
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没有全国统一的农业保险制度和体系，农业保险主要由私营保险公司、保险相互会社或保险合作社经营，但政府立法对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人与投保人予以经济、行政支持，包括经营费用补贴、保费补贴以及金融优惠政策等。投保以自愿为主，因而投保率普遍较低。近年来，为了加大对农业的保护力度，充分利用wTo框架下的“绿箱政策”，一些西欧国家也转而建立类似美国的农业保险制度模式。
4．亚洲发展中国家政府选择性重点扶植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以亚洲部：9-发展中国家为代表，发展中国家发展农业保险的特点大致如下：一是大多数国家的农业保险主要由政府专门农业保险机构或国家保险公司提供。二是保险险种少、保障程度低、保障范围小，主要承保农作物，而且农作物也只选择本国的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和小麦，而很少承保畜禽等饲养动物，其目的就是确保粮、棉生产的稳定。三是参加农业保险都是强制性的，并且这种强制一般与农业生产的贷款相联系。
二、建立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约束因素
1．我国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差
我国是拥有近八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我国又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额年均达1747亿元，占GDP的比重平均超过3，农业的成灾面积占播种面积和受灾面积的比例分别超过20％和50；近年来自然灾害损失更是呈上升趋势，2005年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042．1亿元。。在自然灾害损失中农业最为严重、最为广泛。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200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国农业的发展成本比世界农业平均发展成本高5个百分点，其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高和强度大造成的。与世界平均水平比，我国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高18个百分点，自然保护成本高27个百分点，生态恢成本高36个百分点。我国生态环境的先天脆弱性使农业保险面临着更高的风险，商业性保险公司不愿涉足。因此，必须建立由政府主导或政府支持的农业保险制度。
2．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水平低
这是建立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现实基础。我国农业保险一直处于低水平的发展阶段，特别是自1993以后，在整个保险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农业保险却呈渐趋萎缩的态势。虽然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受到高度重视。2004年后，相继批准设立了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黑龙江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等国内不同经营模式的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以及在农业保险方面有丰富经验的法国安盟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但是，2006年全国总保费收入5641．4亿元，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1509．4亿元，同比仅增长22．6％。而2006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8．5亿元，同比仅增长16．2，比整个财产险保费增长速度还低6个百分点；农业保费收入仅占总保费的收入的1‰多，不到财产险保费的1。农业保险制度模式的建立必须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水平相适应。
3．建立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其它约束因素
(1)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中期，人均GDP仅1000多美元，处于工业反哺农业的初期，国家的财力非常有限，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拿出很多资金来支持农业保险，国家对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必然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只能选择重点扶持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作物保险项目。
(2)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性很大，农业的产业化、区域化、现代化发展很不平衡，既有发展水平较高的农业企业集团，又有农业商品化率仅在30左右的户均耕地面积只有几亩的数亿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差异很大。这就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制度模式不能搞“一刀切”，而应根据各地区自身的风险特点、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及其财政能力等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经营模式。
(3)农户的信用观念淡薄，违规成本低廉。我国农业保险中的逆选择与道德风险特别严重，据统计，我国农作物保险中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占保险赔款的20％，在牲畜保险中的骗赔现象更为严重。
因此，我国建立农业保险制度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的某一模式，而要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依据本国国情，建立与我国农业经济现状和农业保险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业保险制度模式。同时，农业保险制度的设计必须从长计议，充分考虑各种制度模式之间的衔接，以便于将来的整合，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消除制度变迁的成本。
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农业保险制度模式
目前，我国正处于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阶段，从国内外的农业保险实践来看，我国农业保险要健康发展，必须进行农业保险制度创新，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目前情况下，我国应建立政府主导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与政府支持下的相互制农业保险相结合的制度模式。
1．政府主导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模式
政府主导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就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提供统一的制度框架，各种允许的经营组织要在这个框架中经营农业保险及再保险业务，同时政府对规定的农业保险产品给予经济、行政支持。参照美国发展农业保险的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特别是农村经济比较落后的现实，我国政府主导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应具有以下特点：
(1)设立农业保险管理专门机构，统筹全国农业保险的开展，协调各有关部门的关系。其主要职能是，负责设计和改进全国农业保险制度；设计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具体险种；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进行统一规划，研究制定具体政策；审查和监督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各经营主体，并根据各经营主体的农业保险的业务量对其提供经营管理费用补贴。
(2)设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施范围。由于国家财政实力有限，只能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主要农作物和畜禽保险采用政策性经营，予以重点扶持；其他保险项目实行商业性经营。政府对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提供经济支持，主要是给予适度的保费补贴和经营管理费补贴，同时给予财政和金融方面的支持和优惠政策，如免除其营业税和所得税，提供各种形式的优惠贷款等。
(3)实行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政府对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作物和畜禽实行强制保险，以保证承保面和参与率。其他保险项目实行自愿保险。但要处理好强制与自愿的关系，避免产生抵触情绪。
(4)建立政府支持的再保险机制。针对某些特殊的巨灾风险如洪灾、飓风等，建立由政府管理的巨灾基金，逐步完善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保证农业保险的持续稳定经营。
(5)政府给予行政支持与协助。我国农业生产以小规模个体农户分散经营为主，农村地区交通不便，通讯落后，因此农业保险的展业、承保、核保、防灾、查勘、定损、理赔等成本高、难度大，需要各级政府给予支持和协助。
由于农业保险业务的“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商业性保险公司往往不愿涉足其间，因而这种模式可以有效解决农业保险供给不足的问题；由于有政府的保费补贴及其他优惠政策，农民的投保积极性也能得到很大提高，从而可以有效拉动农业保险的需求。但这种模式也可能带来政府过度干预，其财政补贴也可能导致效率损失。
2．政府支持下的农业相互保险制度模式
相互制保险是合作制保险的高级形式，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高度一致，因而能更好地降低运行成本、优化资源配置、维护投保人的根本利益。借鉴国外相互保险的经验，我国建立农业相互制保险的思路可以为：
(1)设立全国性的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由一定数量的农业龙头企业(初始会员)认购公司经营所必需的部分初始基金，同时通过发行公司债券的方式筹集另一部分资金。公司的最高权利机构是全体会员大会，由会员大会选举公司董事，组成董事会，处理日常事务。初始会员应赋予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更大的表决权和被选举权，以鼓励投资者设立相互保险公司。
(2)建立多级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组织体系。在总公司之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分公司，县市设立支公司，乡镇设立营业处。由总公司负责制定公司的经营方针政策以及各项规章制度，总公司主要负责各分公司的协调与管理，为各分公司提供再保险业务；各分公司根据本地区农业及农业保险的实际情况，制订相应的管理规定及实施细则，独立开展各项农业保险业务。
(3)扩大农业保险经营范围。公司除经营传统的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等险种外，同时也经营与农业生产资料、农用设备设施、农产品储藏与运输、农产品加工与销售等活动相关的其他财产保险，以及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雇主责任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扩展农业保险覆盖面，从而起到“以险养险”的功效，增强公司经营的稳定性。
(4)建立有效的多层次农业风险分散机制。一是在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内部建立分级再保险制度。即基层相互保险公司向上一级公司分保。二是在目前市场条件下，由作为国家再保险公司的中国再保险集团采用事故超赔或赔付率超赔的方式，向相互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安排。三是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为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支持，保证相互保险公司的经营稳定。
(5)政府应在法律、经济、行政上对相互保险公司给予支持。一是明确相互保险公司的法律地位，鼓励相互保险制的实施。二是政府要在财政、金融、税收上给予优惠政策和必要的支持，如减免税赋，提供贴息或低息贷款等。三是组织乡、村干部学习保险基本知识，再由乡、村干部向农户宣传，使农户自觉自愿参加保险等。
关键词：农业保险，经营技术，财政补贴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表现
(一)我国保险业整体发展迅速，农业保险却渐趋萎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总体发展迅速，但是，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却非常滞后，特别是1993年以后，农业保险出现渐趋萎缩的尴尬局面。在保费收入方面(表1)，总保费收入由1992年的378.0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4318.1亿元，年均增长超过22.5%，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却由1992年的8.17亿元逐年下降到2004年的3.96亿元，年均负增长5.9%；在经营主体方面，我国保险市场主体大量增加，商业化保险市场已经形成，截止2005年底，共有保险公司82家，财产保险公司40家，但是，除了2004年后相继成立的数家地区性农业保险公司外，长期只有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原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业务，势单力薄；在险种方面，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例，农业保险由原来的60多个险种下降到2004年的不到30个险种(张祖荣，2006)。相对于整个保险业的快速发展来说，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
(二)农业风险损失日益严重，农业风险保障却日趋减少
我国是农业大国，工业化程度较低，人口城市化速度缓慢。截止到2004年底，我国农村总人口仍然超过7.5亿，接近总人口数的60%；2004年农业占GDP的比重仍高达15.2%(美国约为2%)。我国又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额年平均达1747亿元，近年来自然灾害损失更是呈上升趋势，据国务院新闻办2006年1月5日的消息，2005年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042.1亿元。在自然灾害损失中农业最为严重、最为广泛，而农业承受灾害损失的能力却最为薄弱，因此，农业更为迫切地需要保险保障。但是，面对日益严重的农业灾害损失，我国农业风险保障却日趋减少，1992年农业保险赔款达8.15亿元，而2004年仅2.87亿元(表1)，不到农业灾害损失的1%；农业保险承保面占可保面的比由1992年的约5%下降到2004年的不到2%(庹国柱，李军，2005)。保险保障的不足，给恢复生产与灾后重建带来极大的困难。
对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原因，学术界多归于农业保险的商业性经营方式，即缺乏政府的支持。本文认为，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既有外在因素，即缺乏必要的法律、经济、行政等政策支持；更有内在因素，即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技术落后。
二、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
(一)农业保险经营技术落后
农业保险标的大都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农业风险大多来源于人类难以驾驭的大自然，如洪灾、旱灾、虫灾、疫灾等，具有风险单位大、区域性强、发生频率高、损失规模大、可保性差等特点。因此，农业保险经营有其独特的技术要求，普通财产保险经营技术难以奏效。但由于我国开办农业保险的时间不长，经验不足，农业保险经营技术还非常落后。主要包括：
1．农业风险监测。农业风险监测包括农业风险的识别、度量、预测、预警以及信息统计与管理等，是农业保险经营的基础环节。科学监测农业风险不仅有利于直接控制和减少农业风险损失，降低保险经营成本，而且也是其他农业保险技术(如定价、定损、产品开发等技术)有效运用和发挥的前提与基础。我国农业风险监测技术非常落后，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需要。例如，由于没有建立自然灾害全程动态预报警报系统，致使防灾防损变得十分被动；由于没有建立灾害损失信息的统计分析与管理系统，以致农业保险定价所要求的历史风险损失资料难以满足。农业风险监测技术落后，对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形成了很大的制约。
2．农业风险区划。由于农业风险具有显著的区域性，因此，开展农业保险必须进行风险区划。风险区划是以农作物历史产量、气候条件、土壤及地形地貌、农作物种类、水利及其他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等为依据，按照区内相似性和区间差异性的原则，将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农业保险标的所面临的风险划分为若干不同等级的区域，目的是保证同一区域内的风险程度基本相同，使投保人的保费负担与其风险责任保持一致。种植业保险和养殖业保险都客观存在着风险的区域性差异问题。风险区划是农业保险经营特有的重要技术之一，它不仅是科学厘定保险费率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合理界定保险责任，减少逆选择的主要手段。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农业保险发达国家都曾投入大量人力、财力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风险区划，无论是单一风险责任险还是农作物一切险，都划分了严格的风险等级，从而形成科学的费率分区。但是，风险区划是一项科技含量高、成本大的工作，我国风险区划技术非常落后，进行风险区划的实用指标体系尚未建立。目前除了山东德州对农作物单一责任险和陕西泾阳县对棉花一切险进行过风险区划外，其他地区的风险区划几近空白。
3．农业保险定价。首先，保险定价以科学的精算理论为基础。我国保险精算人才奇缺，现代精算理论及应用研究十分落后，而农业保险领域的精算技术则更为原始。其次，为使保险价格与其风险水平保持一致，农业保险定价必须以风险区划为前提，但我国尚未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风险区划。再次，由于有关农作物和畜禽生产的原始记录和统计数据很不完整，长时间的、准确可靠的农作物及畜禽的损失数据资料难以搜集，耕地面积资料也很不准确，由此计算的平均保额损失率与真实的损失率偏差很大。因此，农业保险费率的厘定和应用既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又缺乏必要的现实依据，带有很大程度的盲目性和随意性。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保险费率相对较低，管理成本又高，致使农业保险连年亏损。根据保监会公布的有关资料，我国1982年恢复农业保险业务以来，一直存在高风险、高赔付的特点，从1985年到2004年的20年里，除了2年微利以外，其余18年都处于亏损状态，综合赔付率高达120%。
4．防灾减损。完善的防灾减损体系是有效的保险体制存在的前提——如果潜在损失过大，保险公司就不得不收取投保人难以接受或无力承担的保险费，并对承保条件加以严格限制，使保险难以成立(孙祈祥，锁凌燕，2004)。由于农业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大、覆盖面广、经济损失严重，因此，农业保险中防灾减损更为重要。农业保险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防灾减损技术的应用。我国农业防灾减损技术相对落后，主要表现在，用地管理不科学、防御工程设施落后、灾害预警预报服务体系不健全、气象卫星等高科技的应用水平低。
5．定损理赔。农业保险的标的大多是有生命的植物或动物，在生长期内受到损害后有一定的自我恢复能力，从而使农业保险的定损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农作物保险，往往需要收获时二次定损。对于特定风险保险，定损时还要从产量的损失中扣除约定风险之外的灾害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技术难度大。目前，我国不仅对灾害发生频率及强度的测定、灾害损失程度的测算等很不准确，而且没有制定统一赔偿标准，理赔中出现很大的主观性和盲目性，引发严重的道德风险。据统计，我国农作物保险中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占保险赔款的20%以上，牲畜保险中更为严重(庹国柱、李军，2005)。
6．产品开发。农业保险产品开发是指保险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设计出适销对路的新险种或改造老险种，以期达到合理配置农业保险资源、增加有效供给。它不仅涉及保险、精算、金融、法律等理论，还涉及栽培学、畜牧学、气象学、灾害学等农业科学技术知识，是一项综合性“知识工程”。我国在农险产品开发方面人才匮乏、技术落后，集中表现在产品数量少、质量低，产品单一，缺乏针对性，真正根据农民收入水平、风险状况设计的产品少之又少，难以满足农民的保障需求。
7．再保险。再保险作为“保险的保险”，是一种有效分散和分摊原保险公司风险损失的重要方式，它对保险公司加强风险管理、拓展业务领域、提高风险保障能力的风险保障能力起着重要作用。由于农业风险单位大、灾害损失关联性强，容易形成巨灾损失，保险公司难以独立承担与消化。因此，农业保险的发展对再保险的依赖更为强烈(张祖荣，2006)。我国保险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再保险市场很不成熟，农业再保险尤为薄弱，无论是技术，还是能力，都远不能满足处理农业巨灾风险的需要，严重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仍主要采用普通财产保险技术来开发与经营，忽视了农业风险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农业保险经营技术落后，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关键因素。
(二)农业保险经营缺乏政策支持
国内外理论与实践表明，农业保险是准公共物品，带有明显的公益性，它是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农业保险的开办，不仅对于管理农业风险、保障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而且还发挥着保证农业再生产顺利进行和稳定国民经济的宏观作用。因此，农业保险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政府在法律、经济、行政上给予政策支持。但由于我国一直实行以价格补贴为主的农业保护制度，发生农业灾害时由财政拨款救济灾民，而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很少。
1．法律法规建设的缺位。各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历程表明，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是农业保险发展的前提和保证。美国、日本、法国等农业保险发达国家都是在开办农业保险前先颁布相关法律法规，并在实践中不断修订和完善，以保证农业保险健康有序的发展。我国《保险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但是，我国自1982年恢复农业保险业务以来，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至今没有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及相关的行政法规。农业保险经营一直无法可依。法律法规建设的缺位，极大地影响了农业保险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这是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最根本的环境因素。
2．缺乏必要的经济支持。农业保险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给予农业保险一定比例的保费补贴、费用补贴以及再保险支持。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以直接的农业补贴和价格补贴为主的农业保护政策，发生自然灾害时由中央财政直接拨款救济灾民，对农业保险的投入很少。除上海等少数地区外，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仅限于免交营业税，没有其他扶持政策，农业保险几乎是纯商业性保险。国内外农业保险实践证明，由于农业保险高风险、高费用、高赔付的特点，没有政府经济上的支持是不可能持续经营的(庹国柱，李车，2005)。
3．缺少必要的行政支持。开展农业保险离不开政府的行政支持。首先，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农民缺乏风险与保险意识，需要基层干部进行宣传引导；其次，农村广阔，农户分散，农业保险的展业承保、防灾防损、定损理赔等环节都离小开政府特别是乡镇、村政府的支持与协助；同时，基层干部更了解当地农民的生产经营状况及风险损失情况，有利于配合保险公司防范逆选择与道德风险。再次，开展农业保险需要协调有关部门(如，与防灾减损、灾害救济等有关的政府部门)、保险公司、投保农户之间的关系。由于政府在这些方面支持不力，我国农业保险实践中出现很多混乱与纠纷，有的地方甚至指责农业保险为“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阻碍农民投保，或者发生灾害损失后，要求保险公司多予赔付，严重影响了农业保险的公信力，削弱了农民投保的积极性，抑制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三、简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提高农业保险经营技术水平
1．充分利用现达的科学技术，包括气象卫星技术、通讯卫星技术、网络媒体技术等，建立农业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提高农业风险监测水平，夯实农业保险经营的基础。
2．根据我国气候、土壤、地形地貌等特点以及灾害发生的历史数据资料，合理划分风险区域；在严格风险区划的基础上，建立公平合理的多档次费率体系，减少逆选择。
3．借鉴国外经验，创新保险产品，特别是开发新型的农业气象指数保险、区域产量指数保险等多功能高新理赔技术产品，减少道德风险，降低理赔成本。
4．健全防灾减损体系，牢固树立“以防为主，防救结合”的观念。实行积极的用地管理、建立必要的防御工程、提高农民的风险意识，避免或减少灾害事故的发生；加强灾后管理，控制灾害事故蔓延，减少灾害损失；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如人工降雨、人工防雹等为防灾防损服务。
5．建立健全的再保险机制，有效分散农业风险。针对某些特殊的巨灾风险如洪灾、飓风等，建立由政府管理的巨灾基金，条件成熟时成立国家专业的农业再保险公司；建立多层次的农业风险转移机制，逐步完善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
(二)加强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
1．积极推动我国农业保险立法，尽快制定《农业保险法》及其配套的法律、法规，从各个方面对农业保险的发展予以规范和规定，把农业保险发展纳入法制的轨道。尤其要明确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性质以及政府的支持作用，以避免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随意性与短期性，保证政府参与和推动农业保险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孙秀清，2005)。
（一）政策性是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基本定位
对大多数农业保险的险种来说，不存在一个完全的农业保险市场。一方面，农户的有效需求不足以支持一个商业化的农业保险市场；另一方面，农业保险的低收益甚至负收益无法维持商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供给。
1.从农户的角度来看，农业保险的参与程度不高。首先，由于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使得风险损失率较高，按照这种损失率厘定的保险费率，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大多数农户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或者说是不愿意承受的。其次，如果农业的预期收益相对于从事乡镇企业或外出打工的收入来说很小的话，农户也很少有投保的意愿。试想一下，农户如果连农作物本身的收入都没有兴趣了，又怎么会对农业保险感兴趣呢?第三，按照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农户参加农业保险，增加农产品的供给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然引起农产品价格的下降。从长期来看，农户的生产者剩余会减少，这也影响了农户的参保率。
2.从商业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农业保险的供给程度很低。首先，由于信息不对称，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始终是阻碍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服务的“瓶颈”因素之一。其次，我国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以及地区差异性使得商业保险公司面临极大的技术和管理难题。第三，对于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商业保险公司而言，在经营其他保险业务的边际收益大于农业保险业务的边际收益的情况下，退出农业保险市场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3.从农业保险自身属性来看，农业保险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一方面，农业保险对于分散风险、促进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农产品总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对于保障农业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具有重大的意义；另一方面，农业保险具有社会效益高而自身效益低的特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和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可使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农业稳定、农产品价格低廉的好处。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农业保险的最终效益是外在的，是属于全社会的。农业保险的这种正外部性直接表现在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和商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供给两个方面。
从以上三个角度的分析可以看出，农业保险要真正发挥好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的作用，政府必须提供相应的扶持和优惠政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农业保险必须是政策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是发展农业保险的最基本的制度安排。
（二）当前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仍然面临问题
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定位决定了农业保险的发展需要政府行为的介入。但政府行为的介入对农业保险发展的推动作用在当前仍然面临着重重困难，我们仍然可以从以下的两个角度加以具体分析：
1.农户农业保险参与率的角度。农户的农业生产只有具备了一定的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他们才具有比较强的投保农业保险的意识和购买农业保险的能力，因此，帮助农户提高他们的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是政府发展农业保险的途径之一。但是，农户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的提高除了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以外，还涉及农村产业政策、农村土地制度、以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的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那么，在当前绝大多数农户还处于小规模经营的情况下，政府对农户提高保费补贴也许是唯一的选择。一方面，这种补贴必须达到农户对农业保险有足够的购买力水平；另一方面，这种补贴在使得农户买得起的前提下，还必须使农户感到购买农业保险划得来，即在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的预期收益相比较其他非农收益足够高。要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达到这种补贴水平，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来说，政府的财政是无法做到的，即使能够做到，这种财政投人结构的安全性和经济性也是令人担忧的。
2.商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供给率的角度。农业风险的复杂性和农业保险的高赔付率使得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意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只有在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优惠扶持政策使农业保险的利润率与公司其他财险的利润率基本持平的情况下，商业保险公司才有动力开办农业保险业务。要达到这一目标，政府的财政补贴必然是难以为继的，政府当前对商业保险公司的财政补贴是有限的。而且，政府的这种有限的优惠和扶持政策如果掌握不当，不仅不能解决农业保险中较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甚至会加重，即形成投保农户与保险机构之间以及保险机构与政府之间双重的道德风险，由此产生的损失最终将由政府承担，政府财政将面临极大的压力。
因此，在政策性制度的基本框架下，必须寻求进一步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措施。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创造性地提出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的一个新的构想－－基于农商合作的“联合体”模式，以有效地避免以上提到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不足。
二、基于农商合作的“联合体”模式的构想
（一）“联合体”模式的基本涵义
本文所提出的“联合体”模式，既不是指多家商业保险公司共同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共保体”模式，也不是指类似于日本、法国等国家的合作保险模式，而是指在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本框架内，将农村基于农户合作的各种经济合作组织，包括生产合作社、行业协会等与商业保险公司组成“股份制联合体”的一种新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首先，政府根据农村不同地区的生产特点和区域差别按照农户自愿的原则，通过一定的手段，将农户归人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合作组织；其次，在政府主导下，这种合作经济组织与商业保险公司建立由商业保险公司控股、合作经济组织参股的“股份制联合体”；第三，在具体经营农业保险业务时，政府除了对商业保险公司提供一定的支持以外，对农户的保费补贴等措施不再直接面向广大分散的农户，而是面向农户所在的合作经济组织，商业保险公司承保的对象也不再是单个的农户，而是以合作经济组织为单位进行承保。
（二）基于农商合作的“联合体”模式成立的基本依据和主要做法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不同的产业规模需要不同的组织机构与之相配。我国农村具有深厚的互助合作传统，这种“联合体”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在我国广大农村有着天然的基础和适应性。接下来，本文将从当前农业保险“市场”三个层次的行为主体的角度出发，深入、详细地分析这种“联合体”模式之所以能比较好地适应我国当前农村实际情况的主要原因以及这种模式在实际操作中的主要做法。
1.农户方面。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这种不足一方面体现在由于收入相对低下农户买不起昂贵的农业保险产品，另一方面体现在由于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预期收益不高和农业保险本身的准公共产品性质使得小规模经营的农户大都不愿意购买农业保险产品。（1）从解决农户参保意愿的角度来说，加入合作经济组织是在当前家庭联产承包体制下提高自身市场经济地位的一种有效途径。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形势要求下，农村中的社会化服务对一般农户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联合体”模式要求，在农户自愿的前提下，农户要取得各种农村社会化服务，必须加入当地的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一方面以资金参股的方式参与并分享商业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成果，股金由加入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户以当地农户的一般平均收入和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实力为基础以一定的比例收取，建立农业保险风险基金，当然个别农户要提高自身的保障水平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农业保险的购买；另一方面，合作经济组织派遣代表到商业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部门共同参与并监督农业保险的决策运行。在这种体制下，分散的农户基于自身总体收益（无论是农业还是非农业收入都与合作经济组织发生着直接的利害关系）的动机考虑，是愿意拿出一部分的钱来建立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保险风险基金的。而且，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成员都彼此熟悉，农户将钱放在合作经济组织内是比较放心的。（2）从解决农户购买力的角度来说，本来相对于价格昂贵的农业保险产品，小规模经营的一般农户是难以承受的，但由于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保险风险基金的建立，单个农户只需要出少部分的钱就可以以团体保险的方式购买农业保险产品，而且政府部门的保费补贴也进一步减轻了农户的投保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