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9 17:51:33
作者又依据已存的一些理论假设，依靠公式模型的理论，可能会发现一些不同的理论和预期得到的贸易和金融在数据上的正相关的关系。下面列举了一些可能的理论：
1．金融相当于对贸易的输入。由于双方更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了更少的交易成本和更小的风险，更大的国家间的资金流从而产生。但由于更便宜的交易信贷，金融的发展也使得贸易繁荣。
2．信息溢出。通过商业活动，产生了贸易联系；贸易联系加强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但这也反过来刺激出更大的将金融资本的流动。相反的因果关系也是可以想象的：更强的财政的交互作用何能会导致更客观的信息交换，这也会刺激更多的贸易。信息在公共和私人之间也会泄露。
3．完全违约和贸易惩罚。贸易的所得可以被用作一旦违约时的惩罚手段。
4．名声的间接影响。持续的低风险，在商品合同中的诚信交易可以提升名声，进而提升长线交易的可持续性。
5．风险共享和产量划分。国家间的金融发展和合并推动了风险共享，这就可以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产生更加专门的产品模式，从而提高贸易量。
6．外国直接投资。由于有建立“出口平台”的愿望，外国直接投资是有动机的。它是由价格因素决定的。FDI随着贸易的变化而一起变化。当运输成本太高时，本地市场就需要更多的本地厂家，FDI就替代了贸易。
基于上面的理论和双边贸易、资金流等数据的可靠性，作者假设上面的项目存在一定的关系，这个关系可用于从某个策源国到几个目的国的资金流：
ln(FinancialFlow/GDP)it=a+bln(TradeFlow/GDP)it+cXit+uit
金融资本流动量由参与国的规模适当规划，X是其他影响国家间金融流量的变量的矢量，u是误差，使公式保持正常。
这里有些单元是在过去某时段的接收部分，它是整个时期的平均数据。典型的数据可以通过不同时段的几个接受部分的数据获得。这里所依赖的变量值用来衡量双边金融流入量。类似的，贸易值也可以衡量贸易。可控变量X包括人均收入、货币制度等。这些变量值对贸易量、金融流动量、或二者兼有影响。
（一）稳健性检测：其他控制变量
经过分析，得到一些变量，这些变量反映了其他可能补充对该国的资本流动的因素的贡献：劳动力增长（通过人口增长率和移民率反映），人们的资本积累水平（通过教育费用衡量），自然资源（通过代表出口资源反映）。这四个另外加上的变量没有对私人部门有很大影响但初级产品变量对公共投资造成了较大影响。
（二）稳健性检测；辅助变量估计：
作者再次运用工具变数校正贸易潜在内生性的方法进行基准分析，当用贸易的工具变数分析时，贸易对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影响都要比在运用OLS分析时要大。从结果中得出在该例中贸易金融关系对于由金融到贸易的相反原因引起的内生性保持稳定。
（三）稳健性测定：违约和制度
对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决定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影响，因为该影响是间接的。讨论说明大英帝国继承了优良的体制，该体制和帝国与高的贸易流相联系，促进了更多的资金流。贸易和金融的关系，从表中得出的结论对默认值变量和体制变量并不敏感，事实上是固定的。
（四）模型检测：贸易帝国的交互作用和惩罚理论
最后，抛掉没有意义的体制系数，对战前例子中加入一个关于殖民的变量。关于殖民的系数可以说明贸易对资金流的影响相对独立国家是强还是弱。关于惩罚假说，表中没有提供支持。在殖民地贸易对金融的影响并不逊于独立国家。我们得出贸易和金融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的联系是一样强的，同时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
二、讨论
在美国情况就不同了，首先要指出的是在两次战争之间，美国的投资并没有像战前英国那样被贸易所引导向私人部门。因为人们公认在两次战争之间时期的贸易比战前贸易更为不安全而交易成本更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包括在战后持续的贸易锐减，金本位的崩溃，更严重的贸易壁垒以及增大的交易成本。有可能由于上述问题过于严重，从而使得连通私人部门间关系的渠道被削弱了。多年在世界金融领域处于领导地位，給战前英国足够的时间来展示这些累积的力量。然而在两次战争期间，在美国霸权建立的早些时候，美国没有显示出这种积累。这一在新金融霸权出现期间联系的削弱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我们接下来指出在两次战争之间所出现强烈的所得效益。这些所得效益对于私人投资和总投资说明了新的霸权是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上的。如果在两次战争之间，信用薄弱，持续时间很短且难以有效获得信息的话，美国的投资人将会寻找一个可选择的信号来帮助他们找出较好的债务人。这是人均收入可以被视为在该国能可靠经商投资的信号。这一因素在强烈的贸易-金融关系中尤为明显。
最后，要指出的是金本位制对于其他衰退的影响是十分轻微的。在研究中，贸易关系与殖民地地位比起前在投资目标国的货币体制更能吸引投资者。金本位制可以看作是贸易变量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许多采取金本位制的国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把殖民地这一因素和金本位这一因素结合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金本位制视为殖民地因素的一部分。
三、结论
总体结论是贸易-金融之间关系在1870-1913和1920-1929确实存在并发挥作用。通过对于机制等变量的分析可以发现：增长的贸易将导致从两个霸权国家获得更多的投资，一战前的英国和战后的美国的银行家走向了世界。
那些研究信息与信用有贸易外溢到投资的理论可能会借助于我们分析中所发现的两个霸权国家之间的差异。由于英国商人和借款人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相互关系及信用，外溢现象在一战前更为显著，而由于美国是新兴的霸权国家，缺少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充当领袖的记录，这一关系在两次战争间的美国较为薄弱。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发现在两次战争间私人投资的贸易-金融参数较小。
最终作者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有关贸易与金融之间的联系的解释说明应着眼于在各个时期都有效，并加入其他外生变量如政治，帝国，组织机构，运输成本及其它可以更好的说明这一理论的变量。
【关键词】自由贸易 新常态 一带一路 战略 启示
【中图分类号】F75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当今，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浪潮的推进中，区域经济一体化呈现出多元发展、跨界发展、融合发展、纵深发展的新态势。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产业转型思维的渗透和影响，国际贸易呈现出诸多新格局、新模式、新思路，从而构建新的“国际经济圈”，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不断迭加出现。
“自由贸易”由最初的国家（或地区）的货物（或服务）“对外贸易”，逐步发展成为“自由贸易区”。而初级阶段的“自由贸易区”和新时期的“自由贸易区”又有很大的不同，有“质”和“量”的区别。相比较来看，传统“自由贸易”的理论、政策、规则、流程、技术、服务等方面，远不及新时期的“自由贸易区”在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政策、顶层设计、战略思路、产能合作、资本移动、服务贸易等方面，发展得那么快速、那么广阔、那么纵深、那么新颖。
以“一带一路”战略发展为特征的跨国贸易“自由”形态新格局、新模式、新常态，可以看作一种新型的“自由贸易区”，是新时期“自由贸易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因而，传统“自由贸易”由国家之间（或地区）的货物贸易“点对点”，发展为“自由贸易区”的“片对片”，再延伸发展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面对面”、“区域对区域”，由“点”到“面”的跨越式、跨界式、迭加式发展，充分彰显出“一带一路”战略引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最新潮流，也彰显出国际贸易“自由”形态已经创新发展到一个新时代。
一种模式更加独特、内涵更加丰富、合作更加广泛、融合更加深度的“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自由贸易战略开启了。这不仅对传统国际贸易、“自由贸易”理论是一个重大突破，而且，对传统“自由贸易”实践发展，也是一个非常突破和品质提升；无疑是“自由贸易区”发展的更高阶段、更深层次，是国际间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多元融合、深度推进、共赢发展的新阶段、新常态。可以说，“一带一路”战略将会构建更加前沿、更加新型的“自由贸易区”，一个全新的“自由贸易圈”。
“一带一路”战略，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总称，是中国发起、引领的，聚合沿线国家和地区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产业融合、金融投资、互联互通、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合作共赢、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从而构建21世纪世界最大规模的“亚洲自由贸易区”、“亚欧自由贸易区”、“亚非自贸区”。这三大新型的“自由贸易区”，是在“中国力量”的强力推动下，依托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既有的双边、多边区域合作机制，借鉴古代“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符号，弘扬古代“丝绸之路”的人文精神，共同缔造包括和平发展、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
古“丝绸之路”起源于中国，连接亚、非、欧，构筑一条古代最著名的陆海“国际贸易”路线图。中国古代的丝绸、瓷器等是主要代表货物，是一种独具东方文化特色的贸易载体。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古“丝绸之路”精神在21世纪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仍然释放着文化生产力，支撑和构建21世纪“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的宏伟蓝图。
进入“互联网+”时代，传统产业都面临着“转型”，“互联网+国际贸易”，也是“自由贸易”的“转型”。“一带一路”战略，是一种新型的跨国贸易“自由”形态，无疑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自由贸易”新常态，是对国际贸易“旧常态”的一种创新和突破，是新型“自由贸易区”发展新阶段的“升级版”。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激荡之下，“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是一种最具代表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形式，各类形态的“自由贸易区”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一带一路”战略，涵盖了广义和狭义的“自由贸易区”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这种广义的“自由贸易”新常态与实质“协定”的“自由贸易区”协同发展，将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启示，诸如：“中国力量”的启示、“政治互信”的启示、“顶层设计”的启示、“政府推动”的启示、市场“自由贸易”的启示、“战略带动”的启示等等。“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与实施，无论是“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的构建，还是“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的构建，或者更多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对构建21世纪新型“自由贸易区”，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推动作用。
“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背景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近30年间，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动力之源；以“欧盟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区”等三大自贸区为标志，带动和引领其他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区”蓬勃发展，如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区”、中国境内的“自由贸易区”、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小型“自由贸易区”等等，在“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主导之下，共同跨入“自由贸易圈”新常态、新境界。
由此可见，“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对外开放战略的首选；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经贸往来、产能合作、直接投资、扩大市场、品牌影响、文化交流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欧盟自贸区”和“北美自贸区”拥有20多年的发展经验和成功模式。“欧盟”是老牌“自贸区”，拥有28个成员国，多为欧洲经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主导的“北美自贸区”成立，成员国加拿大是次发达国家，墨西哥是发展中国家，开创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组建“自贸区”的先河，形成第二大区域经济共同体。“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历经艰难的探索和实践，逐步达成共识，战略雏形已定，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尤其是中韩“自贸协定”的实施，有力促进了该自贸区的进程，成功构建与整体推进尚待时日。“中日韩自贸区”将是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其经济体量超过“欧盟”，类似“北美自贸区”，也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组成，其构建和发展模式也有很大的创新。
近年来，美国正在推动跨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TPP）谈判以及与欧盟的FTA谈判，加上“欧美自贸区”的实质性谈判，意在构建更大范围、合作范围更广、“自由贸易”更加活跃的“国际经济圈”，即新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发展态势。这种新型的“自由贸易”战略，无疑也是一种“自由贸易圈”的新格局、新模式、新常态；不仅对世界经济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产生非常态性的影响，也将对中国经济和对外开放战略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这种“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背景下，中国作为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新一轮的“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进程中，不可能被欧美“国际经济圈”进行“边缘化”、“孤立化”。中国作为有实力、有责任、有担当的经济大国，在新的“国际经济圈”必须拥有“话语权”；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倡导、引领和构建新型“自由贸易”新常态，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国家级”国际贸易战略，不仅促使中国经济发展实现结构性调整和升级，而且对“国际经济圈”背景下的“自由贸易”新常态也将释放更加强势的影响力和推动力。“一带一路”战略即是例证。事实上，按照“一带一路”战略愿景构想，“一带一路”已经趋向构建“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并延伸构建“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等，而且这些新型“自贸区”的构建与发展，将会有别于传统的区域“自贸区”以及三大“自贸区”，在理论创新、模式创新、战略创新等方面，更具有多元性、包容性、内涵性，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将在多个层面助推亚洲经济、亚欧经济、亚非经济的发展，让“一带一路”战略真正成为21世纪区域经济创新发展的“自由贸易”新常态。
“自由贸易”新常态理论创新与突破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自由贸易”逐步迈入“迭加式”的“新常态”，“自由贸易”的规律逐渐显现其功能与变革。这个过程，“自由贸易”理论是支撑和基石，其理论体系的形成、传承与创新，都是伴随着“自由贸易”形态的进步、变革而创新的。早期的“自由贸易”理论，无论是诸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郝克歇尔、俄林、里昂惕夫等古典经济学论及国际分工、国际贸易，还是现代经济学家诸如维纳、邓宁以及小岛清等，以及关税同盟、大市场、跨国公司、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完善，都是以“自由贸易”的“技术层面”解析“自由贸易”成长与进步的历程。“自由贸易”实践在变革，理论在丰富，更需要完善和创新。
21世纪“自由贸易区”飞速发展，尤其是在“欧盟、北美、中日韩、欧美、TPP、亚欧、亚洲、中亚、中欧、中非”等“自由贸易区”呈竞合形态发展中，“自由贸易”理论也在传承和变革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创新。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只有发达国家成员才能组合、合作、共建、运营。但“北美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以及后来的“一带一路”战略、“亚欧自贸区”、“亚洲自贸区”、“亚非自贸区”、“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美欧自由贸易区”、TPP等等，已经突破和创新了“自由贸易区”理论体系。“点对点”的“自由贸易”理论时代已经过去，“集团对集团”、“区域对区域”的“自由贸易”新时代已经来临。因而，“一带一路”战略及其带动发展的新型“自由贸易圈”，需要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产能合作、资本移动等多个层面进行“自由贸易”的理论建树，从而体现“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理论主张和理论体系建设的前瞻性和创新性。
“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趋势
为什么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需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来驱动呢？为什么传统古典经济学背景下国家之间“点对点”的“自由贸易”，不适应当代科技飞速发展背景下的区域之间“集团化”的“自由贸易”发展趋势呢？这是因为，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各国和地区经济格局、经济形态的差异，“点对点”的“自由贸易”不能满足国家和地区的整体利益；因此，国家和地区需要对外“整合优质资源”、“优化配置资源”，国家和地区对外开放的利益需要“最大化”。
当今，以欧洲、欧美为核心的“国际经济圈”逐渐形成，而“亚洲经济圈”、“亚欧经济圈”、“亚非经济圈”等彰显“中国力量”的“国际经济圈”还没有形成强势，不足以与欧盟、欧美“国际经济圈”抗衡、对峙、博弈。因此，“一带一路”战略，高举世界经济和平发展的旗帜，倡导亚洲、亚欧、亚非区域经济一体化，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谐发展的潮流，构建新型“自由贸易”形态，创建新型的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产业投资、文化交流的“自由贸易区”。
这种“自由贸易”新常态，不仅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发展趋势，也是亚洲、亚欧、亚非、中亚、中欧、中非经济合作共赢的发展趋势，无疑是世界经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一个独特创举。实际上，并没有哪些“自由贸易区”是固有的模式和形态；因此，开创先河、先行先试，“一带一路”战略占尽先机，其中，更多的商机将吸引更多的沿线国家和地区、甚至更多的相关国家参与，从中获得更多更大的“国家利益”。
“一带一路”战略的启示
“中国力量”的启示。世界经济一体化有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全球经济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均衡发展，不提倡发达国家和地区“呈强呈霸”。“自由贸易”进入新常态，倡导的是国家和地区对外开放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国际间的合作发展，带来各国的经济利益和人民的福祉。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有大国的风度和担当。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方面，这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包括倡导“和平发展”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文化力量。中国倡导、主导、引导、担当、设计的“一带一路”战略，旨在引领沿线各国和地区及相关国家，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利益、命运、责任共同体。为此，中国倾注了“国家力量”。
另一方面，近年来，通过中国政府的引领，国内沿线省市区及相关城市、民间力量都纷纷“动”起来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及相关国家也都“动”起来了，各自寻找“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商机，各种合作项目、交通能源建设等经贸往来、产业投资、文化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自由贸易”形式空前活跃，如亚投行的创建即是例证。整体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有效推动了亚洲、亚欧、亚非经济一体化和“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进程，“中国力量”是巨大的推动力。
“政治互信”的启示。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力量的推动。尤其是“自由贸易”新形态的环境下，政治力量不可忽视，而在“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进程中，“政治互信”显得尤为重要。各国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虽然有很大的差异，但不应当成为影响各国和地区对外开放利益的阻碍。“自由贸易”价值观的“共识”，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文化形态不同，可以求同存异，相互包容；资源可以共享、产业可以融合、投资可以互通互联，文化可以交流，“自由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国家和地区利益是有目共睹的。
关键是“政治互信”为前提。中国倡导发展的“一带一路”战略，主张“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弘扬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丝绸之路”精神，这种以“政治互信”为前提的主张，引发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及相关国家的共识，大大激发了各国和地区参与“自由贸易”新常态建设的积极性。由此可见，构建“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自由贸易”新常态，“政治互信”是基础。
“顶层设计”的启示。从整体建设和发展方向来看，“一带一路”战略，包括战略带动发展的“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建设，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清晰明确的“顶层设计”。这就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中远期发展思路和构想，整体上是一个宏观“自由贸易”新常态，中观、微观来看，即是“一带一路”战略愿景及相关系列“自由贸易区”组合而成。“顶层设计”主要包含三层意思：其一，“一带一路”战略由中国政府发起和主导的，中国政府有两个担当。一是担当“一带一路”战略及带动发展系列“自由贸易区”的宏观思路和设计蓝图，统筹协调“整体”与“局部”的发展关系；二是担当中国经济发展如何与“一带一路”战略及相关系列“自贸区”发展相接轨，也需要一个明确、务实的“顶层设计”，将战略和策略有机结合。其二，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及相关“自贸区”建设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发展需求不同，经济结构不同，产业模式不同，投资方式不同，因而，各国政府也要有一个确定的“顶层设计”。其三，政治互信、经贸往来、产业投资、文化交流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合作的层面和程度实现差异化，都需要一个清晰的发展战略和思路。
“政府推动”的启示。有了“政治互信”，有了“顶层设计”，“政府推动”就显得非常重要。例如，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促进改革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高度融合、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政府的召唤、政府的构想、政府的设计、政府的政策就是巨大的“生产力”和推动力。
沿海发达城市和地区在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下，外向型企业和品牌集群，开始抱团参与，积极捕捉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机遇，交通信息先行，产能项目对接；内陆城市政府组织研讨、论证“一带一路”的商机，指导地方产业和品牌资源优势，进军“一带一路”。以河南为例，河南已发起国内沿线城市旅游品牌联盟，并向沿线国家和地区延伸；先期开通的郑欧班列，不仅在交通动脉上连接亚欧大陆桥，而且，在货物流通、交通运输、信息互通、产业合作等方面，都走在了前列，全面打开了亚欧大陆贸易通道，连接了亚欧经济圈。
市场“自由贸易”的启示。从区域经济大市场的视角来看，“一带一路”是一个带动亚洲、亚欧、亚非经贸市场的超大型“自由贸易”市场。所有参与国家和地区的局部市场融合起来，各种产业要素在这个大市场“自由”流动，诸如货物贸易、产业合作、金融投资、文化交流等。每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都是有限的，甚至是稀缺的，产业技术都有望提升，投资空间有望扩大，市场有待拓展，……如此等等，在“一带一路”这个大市场，资源可以共享和优化配置，产业可以深度合作和优化升级，资本可以相互投融，市场可以深化扩大。总之，“一带一路”战略，给各国和地区不仅带来更为丰富的多元利益，而且，带来更加“自由”的亚洲、亚欧、亚非经济协调发展、合作共赢的大市场。
“战略带动”的启示。“一带一路”，开辟了21世纪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的新蓝图。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中国经济的“国家战略”，也是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共同发展的“国际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与发展，已经显现了几个方面的战略带动作用：
一是“政治互信、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精神，得到了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弘扬和共识。二是“一带一路”战略，直接打通亚洲、亚欧、亚非经济联合发展的通道，无论是沿线国家和地区还是相关参与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还是发达国家，都有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意愿，都看中了“一带一路”大市场的丰富资源和超大市场，都看中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巨大商机。尤其是资金规模达1000亿美元的亚洲投资银行，以及资金规模达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等等，对世界各国和地区利用外资刺激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三是“一带一路”战略，强力提振“自由贸易区”建设，带动更多的“自由贸易区”创新发展形态，变革发展模式，尤其是带动亚洲经济圈和亚欧经济圈的融合发展，进一步激活了“自由贸易区”的核心竞争力；“一带一路”战略将融合更多“点对点”、“面对面”、“区域对区域”、互联互通、互补互助混合运行的“自由贸易”新常态。
结语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实质上构建了一个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亚欧经济圈”。“一带一路”不仅植根于陆地与海上古“丝绸之路”的深厚文化底蕴，而且，还彰显了21世纪“自由贸易”新格局、新模式、新常态、以及区域推进、跨界合作、创新发展的大趋势。
在这个大趋势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必将形成一个新型而巨大的“自由贸易圈”，从而体现中国经济战略发展的“自由贸易”主张，即“中国力量”。这无疑是目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和“自由贸易区”建设有史以来先行先试、开创先河的创举，必将对世界经济“自由贸易”发展产生更多的利好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国际贸易；TPP谈判
[DOI]1013939/jcnkizgsc201650209
1TPP的谈判和内容
11TPP的谈判过程
在APEC的建立和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缓慢的背景下，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发展迅速。在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东盟FTA的成功签署后，亚太地区成为FTA的中心。文莱、新加坡、澳大利亚三国在2005年签订TPSEP（TPP的前身），这为TPP的出现奠定了基础。2008年，在金融危机爆发和美国战略中心转移到亚太地区的背景下，美国加入TPP谈判并且成为主导国家。随后日本、加拿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加入，使TPP进入高速发展阶段。2015年10月5日，美、日等十个泛太平洋国家就TPP达成一致，TPP取得自谈判以来最重大的成果。2016年2月4日，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文莱、加拿大、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以及越南12个国家于奥克兰正式签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TPP。
12TPP谈判的特点
TPP的成员国在自然地理、经济状况和政治历史文化背景存在很大差异。12个成员国既有来自南半球的国家也有来自北半球的国家，遍布美洲、亚洲和大洋洲。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鸿沟难以逾越，经济结构也各有侧重，社会制度分庭抗礼，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互相妥协。上，既有以信奉基督教为主的国家也有信奉佛教为主的国家。这些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实现多边贸易国家之间的互补，但是差异本身也导致各个国家的利益诉求存在较大的分化，为谈判和合作带来艰难的考验。
协议内容大量体现美国自由贸易理念和战略性利益考虑。TPP协议在美国加入之后成为美国所主导的谈判协议，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奥巴马要求实现五年出口倍增计划，要求五年之内美国出口增加一倍，而亚太地区是高速发展的新兴市场，自然成为美国追求贸易增长的重要战场。如美国为自身具有超高优势的知识密集型的创新产业拔高了知识产权的标准，为美国巩固自身的利益排除一些国家的后发优势的干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3TPP协议的内容
协议内容的总体特点是：全覆盖、宽领域、高标准。全覆盖体现在涵盖大多数亚太地区FTA尚未涉及或很少涉及的条款。宽领域体现在条款内容兼容并包，并注重数字经济的创新。鼓励电子商务发展，有条款规定投资、金融服务和服务贸易同样适用于以电子方式提供的服务，缔约方不能对其他缔约方的数字产品征收关税。高标准体现在要求商品贸易的全部贸易品采取零关税，对服务贸易的几乎所有服务部门给予准入前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仅对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的国防金融等特殊领域设置例外条款。在对外投资上采用“负面清单”这一方式；TPP在知识产权领域标准远高于WTO；TPP协议增设劳工和环境条款；TPP协议对国企的条款十分细致，在文本中提到取消国企支持与福利及保护外国私企等内容。TPP文本目录内容见下表。
2TPP对中国的影响：危险与机遇并存
TPP条款的高标准从短期来看会增加中国的企业成本和国外制裁，但是长期来看有利于加速我国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体制改革的进程。
TPP对知识产权的高要求会增加我国技术进口成本，根据知识产权条款，以往免费的专利将会变为付费。但是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正在不断增强，虽然相对于美国日本还有一定差距，但是相比一般的TPP国家还是更具有优势。知识产权的条款也可以长期保护我国的利益，满足我国未来的诉求。
TPP的“国有企业中性”条款会使得中国的国有企业面临成本上的硬预算，使我国国企很难接受资金支持和政府补贴，创新发展在融资上遭遇困境。但是竞争中性本身的要求是希望国企可以在市场上与其他企业公平竞争，并不排斥国有企业，这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
大量行业都会大幅降低关税，这会使我国产业调整面临很大的压力但是也会给民族品牌的发展带来空间，降低企业成本，改善国民生活。
TPP使我国农产品面临更大的国际竞争，将会对我国农产品生产和粮食安全造成影响。但是我国为了增强农产品的竞争力，将会注重农业现代化进程，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我国农业发展。
但是不论如何，中国加入TPP的收益要低于推动“10+3”（东盟+中日韩）多边自由贸易，而且TPP将会使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从而影响中国和东盟的交往，也会影响与日本韩国的博弈，使中国在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市场的话语权变小。
3我国的应对态度和措施
目前在国内，应对 TPP有两种主流态度：一种是认可TPP协议代表未来世界多边贸易的发展趋势，中国应该尽快争取加入并且努力适应，不然会在之后的国际贸易中更加被动；另一种是认为TPP协定本质是美国针对中国而出现的，所以中国肯定最终无法加入TPP，而且TPP协定地区缺乏了中国市场本身也是不完整的，没有把中国市场纳入会让该协定的影响力大大受限，中国大可不必理会TPP协定，应该把精力放在构建以自身为主导的亚太多边贸易区。
但无论如何，TPP会让中国承受不小的压力，但中国不应急于盲目跟随，但也不应盲目乐观和一味排斥，抱以开放的心态追求自身的进步，以积极的态度迎接各种挑战。无论如何，要保持对TPP的研究和关注，更要稳步推进自身在亚太地区多边贸易建设，特别是中国-东盟以及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中日韩是亚洲地区极为重要的经济体，也是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大国，中国推动中日韩贸易区建设对于自身扩大出口、引进外资和调整产业结构都有重大意义，且将会大大降低TPP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此外，也需要保持和加强与美国的对话交流，求同存异，寻找两国共赢的战略合作点。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其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上对世界都有重要的影响。虽然两国在多个行业存在不可避免的强势竞争关系，但互补的空间也很大，两国也是彼此非常重要的经贸伙伴，只有充分合作才能实现双赢。
无论外面的格局如何变化，中国自身的深入改革，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追求不会变，TPP的出现更是中国突破国内阻力的重要助力。在竞争的压力下，中国金融市场的监管和秩序、农业生产的效率、国有企业的活力、制造业的创新升级也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激励。
参考文献：
[1]贾丽娜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及其影响与对策研究[D].北京：北京理工大学，2015
[2]刘中伟，沈家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研究前沿与架构[J].当代亚太，2012（1）
[论文摘要]比较英国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段时间资本的流动状况，引入变量，来找出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之间的联系。
如果对贸易和金融的控制由于某个共同原因同涨同落，那么两者之间的联系则很难说清。分别在两个不同地域研究这两个作为研究案例的国家的贸易和金融之间的联系，也许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都在一战以前都对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采取显而易见的放任主义政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贸易摩擦增多。另一种解释是两国都正是地使用经济计量经济学工具，接下来的证明中我们也将采用这种方法。
作者首先研究英美与和其贸易更加密切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流和资本流与其他贸易国家的不同。显然，密切的贸易伙伴之间贸易流和资本流都很大。如果与其它国家的资本流动一样，这是因为在计算中计入了发展水平、殖民地地位、货币政策、违约和社会制度。尽管以前的研究都没有建立贸易和金融模型，但是这些研究都表明这些因素在这两个国家对贸易和资本流的决定都起重要作用。
一、经验统计
作者又依据已存的一些理论假设，依靠公式模型的理论，可能会发现一些不同的理论和预期得到的贸易和金融在数据上的正相关的关系。下面列举了一些可能的理论：
1．金融相当于对贸易的输入。由于双方更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了更少的交易成本和更小的风险，更大的国家间的资金流从而产生。但由于更便宜的交易信贷，金融的发展也使得贸易繁荣。
2．信息溢出。通过商业活动，产生了贸易联系；贸易联系加强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但这也反过来刺激出更大的将金融资本的流动。相反的因果关系也是可以想象的：更强的财政的交互作用何能会导致更客观的信息交换，这也会刺激更多的贸易。信息在公共和私人之间也会泄露。
3．完全违约和贸易惩罚。贸易的所得可以被用作一旦违约时的惩罚手段。
4．名声的间接影响。持续的低风险，在商品合同中的诚信交易可以提升名声，进而提升长线交易的可持续性。
5．风险共享和产量划分。国家间的金融发展和合并推动了风险共享，这就可以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产生更加专门的产品模式，从而提高贸易量。
6．外国直接投资。由于有建立“出口平台”的愿望，外国直接投资是有动机的。它是由价格因素决定的。fdi随着贸易的变化而一起变化。当运输成本太高时，本地市场就需要更多的本地厂家，fdi就替代了贸易。
基于上面的理论和双边贸易、资金流等数据的可靠性，作者假设上面的项目存在一定的关系，这个关系可用于从某个策源国到几个目的国的资金流：
ln(financial flow/gdp)it = a + b ln(trade flow/gdp)it + c xit + uit
金融资本流动量由参与国的规模适当规划，x是其他影响国家间金融流量的变量的矢量，u是误差，使公式保持正常。
这里有些单元是在过去某时段的接收部分，它是整个时期的平均数据。典型的数据可以通过不同时段的几个接受部分的数据获得。这里所依赖的变量值用来衡量双边金融流入量。类似的，贸易值也可以衡量贸易。可控变量x包括人均收入、货币制度等。这些变量值对贸易量、金融流动量、或二者兼有影响。
（一）稳健性检测：其他控制变量
经过分析，得到一些变量，这些变量反映了其他可能补充对该国的资本流动的因素的贡献：劳动力增长（通过人口增长率和移民率反映），人们的资本积累水平（通过教育费用衡量），自然资源（通过代表出口资源反映）。这四个另外加上的变量没有对私人部门有很大影响但初级产品变量对公共投资造成了较大影响。
（二）稳健性检测；辅助变量估计：
作者再次运用工具变数校正贸易潜在内生性的方法进行基准分析，当用贸易的工具变数分析时，贸易对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影响都要比在运用ols分析时要大。从结果中得出在该例中贸易金融关系对于由金融到贸易的相反原因引起的内生性保持稳定。
（三）稳健性测定：违约和制度
对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决定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影响，因为该影响是间接的。讨论说明大英帝国继承了优良的体制，该体制和帝国与高的贸易流相联系，促进了更多的资金流。贸易和金融的关系，从表中得出的结论对默认值变量和体制变量并不敏感，事实上是固定的。
（四）模型检测：贸易帝国的交互作用和惩罚理论
最后，抛掉没有意义的体制系数，对战前例子中加入一个关于殖民的变量。关于殖民的系数可以说明贸易对资金流的影响相对独立国家是强还是弱。关于惩罚假说，表中没有提供支持。在殖民地贸易对金融的影响并不逊于独立国家。我们得出贸易和金融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的联系是一样强的，同时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
二、讨论
在美国情况就不同了，首先要指出的是在两次战争之间，美国的投资并没有像战前英国那样被贸易所引导向私人部门。因为人们公认在两次战争之间时期的贸易比战前贸易更为不安全而交易成本更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包括在战后持续的贸易锐减，金本位的崩溃，更严重的贸易壁垒以及增大的交易成本。有可能由于上述问题过于严重，从而使得连通私人部门间关系的渠道被削弱了。多年在世界金融领域处于领导地位，?战前英国足够的时间来展示这些累积的力量。然而在两次战争期间，在美国霸权建立的早些时候，美国没有显示出这种积累。这一在新金融霸权出现期间联系的削弱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我们接下来指出在两次战争之间所出现强烈的所得效益。这些所得效益对于私人投资和总投资说明了新的霸权是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上的。如果在两次战争之间，信用薄弱，持续时间很短且难以有效获得信息的话，美国的投资人将会寻找一个可选择的信号来帮助他们找出较好的债务人。这是人均收入可以被视为在该国能可靠经商投资的信号。这一因素在强烈的贸易-金融关系中尤为明显。
最后，要指出的是金本位制对于其他衰退的影响是十分轻微的。在研究中，贸易关系与殖民地地位比起前在投资目标国的货币体制更能吸引投资者。金本位制可以看作是贸易变量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许多采取金本位制的国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把殖民地这一因素和金本位这一因素结合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金本位制视为殖民地因素的一部分。
三、结论
总体结论是贸易-金融之间关系在1870-1913和1920-1929确实存在并发挥作用。通过对于机制等变量的分析可以发现：增长的贸易将导致从两个霸权国家获得更多的投资，一战前的英国和战后的美国的银行家走向了世界。
那些研究信息与信用有贸易外溢到投资的理论可能会借助于我们分析中所发现的两个霸权国家之间的差异。由于英国商人和借款人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相互关系及信用，外溢现象在一战前更为显著，而由于美国是新兴的霸权国家，缺少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充当领袖的记录，这一关系在两次战争间的美国较为薄弱。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发现在两次战争间私人投资的贸易-金融参数较小。
关键词：标准；标准化；国际贸易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2-0008-06 收稿日期：2008-10-22
一、相关研究综述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一方面，标准通过降低国家间产品差异、增强市场需求信息流动以及共享科学技术等方式对国际贸易产生着显著的促进效应；另一方面，一国政府和厂商通过制造“标准贸易壁垒”进行贸易保护的现象也日益引起关注。对于日益深入参与全球化进程和国际贸易的中国而言，加强标准化活动与国际贸易关系研究领域的工作，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标准对国际贸易影响效应的研究归根结底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关系和单向(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机制的研究。那么这样的研究其实主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这样的影响机制的过程是什么，什么样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第二，这样的影响机制的结果是什么，促进、阻碍还是有条件的?那么，将上述各类复杂的研究工作进行归纳和提炼，本文认为现有的关于标准对国际贸易影响效应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标准通过影响技术创新过程、厂商生产成本、消费者保护机制以及国家贸易保护政策等因素，对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表现施加影响，本文将这样的影响机制定义为“过程上的影响效应”。按照这一领域内的著名学者Swarm等人的研究，这样的“过程上的影响效应”主要分为三类：标准的非价格竞争优势、标准对产业内贸易的促进效应以及标准的非价格竞争劣势。其中，标准的非价格竞争优势和标准对产业内贸易的促进效应是正向的影响效应；标准的非价格竞争劣势是负向的影响效应。
第二，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具体表现在双边或多边的贸易结果上，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对一国进口量的影响，对一国出口量的影响以及对一国贸易顺(逆)差的影响，本文将这种影响效应定义为“结果上的影响效应”。这条线索的研究主要对影响结果进行讨论和分析，可以通过采集处理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具有定量和实务研究的特点。
以上两条研究线索并不是并行和孤立发展的，两者一直有着紧密的交叉和联系。
比较而言，关于标准对国际贸易“结果上的影响效应”的研究具有更多的实践意义。通过这一类型的研究可以为国家政府、厂商等利益体的决策提供建议，研究结论也较为直观和准确。更为重要的是，相关研究通过提出“过程”与“结果”的对应关系假设，利用“结果上的影响效应”来反映“过程上的影响效应”的情况，这一研究思路为标准对国际贸易影响效应的研究带来了更大的宽度和广度。
本文将在借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过程上的影响效应”和“结果上的影响效应”为划分标准，并通过细分研究对象，讨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继而通过对比研究，分析国家间贸易实力和科技水平的差异对于标准对国际贸易影响效应的影响机制，并得出对我国的标准化活动及政策制定有益的借鉴。
二、研究假设与模型
(一)假设的提出
1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
(1)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国家标准对其国际贸易表现的影响效应。一个国家特有的国家标准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这个国家的国内市场需求。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国家标准由于贸易保护、国内安全与环保需求水平较低以及价格因素等原因，将会起到保护国内厂商利益、反映发展中国家低水平品质需求并损害发达国家厂商贸易表现等作用，阻碍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的进口。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的贸易表现主要取决于其低成本、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点，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特有的国家标准将起到降低生产成本，增强贸易表现能力的作用，降低因“过度”提高环保和健康标准(相对于其国内需求)而起到的增加生产成本的风险。本提出假设la：
假设la：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国家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将促进该国的出口并阻碍进口，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表现而言，是一种“非价格竞争优势”。
(2)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标准对其国际贸易表现的影响效应。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各个产业国际标准的过程中与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差距，这源于技术、资金实力和国家标准化战略等众多因素(王金玉，2001)。因此，就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出口而言，发展中国家制定和采用的国际标准将很难反映其厂商的竞争优势和技术特点，其出口将受到抑制。本文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标准对其从发达国家的进口状况具有负面作用，其主要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厂商在较高标准的“压力”下，产品质量将有所提高，在其国内市场的竞争力将有所提高，从发达国家的进口将相对减少。本文提出假设1b：
假设1b：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将同时阻碍该国的进口与出口，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表现而言，是一种“减少双向需求的产业内贸易”效应。
(3)发达国家的标准化活动对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表现的影响效应。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制定标准的活动中具有更大的作用，而厂商间根据技术发展水平和商业利益制定、实施标准的能力有限。但就发达国家而言，标准主要形成于厂商间基于技术进步和商业利益的有效合作和博弈，这样的标准就能更大程度上满足消费者对于差异产品的消费偏好和生产厂商的规模经济需求，也就能够更加有效的促进产业内贸易的有效进行。
发达国家特有的国家标准已经成为非关税贸易壁垒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一方面，发达国家特有的国家标准将阻碍发展中国家对其的出口并将因为强大技术话语权下对国内状况的过分关注对其出口同样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标准由于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框架下展开，将导致国际标准能较好的反应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在产品标准上的利益诉求。因此，国际标准将促进产业内贸易在国际范围内的展开和进行，将产生“双向促进”的理想效果。本文提出假设2a和2b：
假设2a：发达国家特有的国家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将同时阻碍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进出口贸易的进行，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表现而言，是一种“减少双向需求的产业内贸易”效应。
假设2b：发达国家的国际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将同时促进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进出口贸易的进行，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表现而言，是一种“增加双向需求的产业内贸易”效应。
2 发达国家之间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
发达国家之间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特有的国家标准对于标准实施国是一种“非价格竞争优势”：国际标准的实施将通过促进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的进行，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和进口产生促进效应。
本文对于发达国家之间情况的研究建立在对上述两个共识的讨论和修正上。第一，发达国家之间自由贸易程度较高，资源禀赋较为接近，特有的国家标准是否对标准实施国仅具有“竞争优势”而对贸易伙伴仅产生“竞争劣势”?第二，国际标准被公认为是具有“产业内贸易促进”效应的一类标准，那么对于技术发展水平和国际贸易实力相对强势一方，依靠在标准和贸易领域强大的话语权，能否通过推行国际标准对其贸易对象产生“竞争优势”?
为了讨论上述两个问题，根据技术发展水平和国际贸易实力，本文的研究首先将发达国家分为弱势发达国家和强势发达国家。强势发达国家相对于弱势发达国家，因为在科技发展和贸易表现上有更强的实力，因此，在标准尤其是国际标准制定与实施领域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更强的产业内贸易整合和竞争能力。
(1)弱势发达国家特有的国家标准对其国际贸易表现的影响效应。弱势发达国家由于在国际贸易和标准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其特有的国家标准将更多反映本国厂商和消费者的利益要求，为了“抵抗”强势发达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领先优势，特有的国家标准将不会完全体现技术发展和消费者的最新要求，也不会为贸易自由化提供最大的便利。本文提出假设3a：
假设3a：弱势发达国家特有的国家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将促进弱势发达国家的出口并阻碍进口，对于弱势发达国家对强势发达国家国际贸易表现而言，是一种“非价格竞争优势”。
(2)弱势发达国家的国际标准对其国际贸易表现的影响效应。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产业内贸易在其贸易流量中占有主导地位，弱势发达国家国际标准的制定与实施，体现了贸易自由化的要求，体现了标准相对较高的技术、安全和环保要求，提高了产品兼容性和产业整合度(David&Greenstein，1990；Gandal&Shy，2001)，并促进国际间产业内贸易的进行。本文提出假设3b：
假设3b：弱势发达国家国际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将同时促进弱势发达国家对强势发达国家进出口贸易的进行，对于弱势发达国际对强势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表现而言，是一种“增加双向需求的产业内贸易”效应。
(3)强势发达国家特有的国家标准对弱势发达国家国际贸易表现的影响效应。强势发达国家虽然在科技发展水平上具有相对领先优势，在标准领域的话语权更强，但是，因为弱势发达国家技术发展水平与强势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平线，其特有的国家标准在弱势发达国家得到推行和实施并取得相应技术贸易成果的可能性比较大。可以说，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和反映产业内贸易需求的国家标准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推动产业内贸易和标准化活动“螺旋式”的上升与增长。本文提出假设4a：
假设4a：强势发达国家特有的国家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将同时促进弱势发达国家对强势发达国家的进出口贸易的进行，对于弱势发达国家对强势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表现而言，是一种“增加双向需求的产业内贸易”效应。
(4)强势发达国家的国际标准对弱势发达国家国际贸易表现的影响效应。从产业内贸易的角度来看，现有关于发达国家的研究均认为国际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十分正面的，将同时促进一个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展开。国际标准将提高产业内各种产品的兼容性，有助于产品更新的专业化和连续性，而这一特性被认为是产业内贸易发展的重要的特点之一。本文提出假设4b：
假设4b：强势发达国家国际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将同时促进弱势发达国家对强势发达国家进出口贸易的进行，对于弱势发达国际对强势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表现而言，是一种“增加双向需求的产业内贸易”效应。
(二)模型的建立
1 研究对象选择。
本文选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对象。中国近年来在国际贸易中的表现十分出色，其国家标准化活动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美国和英国是本文发达国家的代表对象。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其在国际贸易和标准化活动中具有显著的重要性和代表性。英国是与美国在国际贸易领域联系极其紧密的欧洲国家，其在标准化活动中也有着与其它发达国家不同的形成机制(Egan，2002)。
2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采用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sAC)和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颁布的国际及国家产业标准的数量作为衡量国家标准化活动的主要指标，统计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办的网站：中国标准服务网(省略)。本文分别统计了中国、英国和美国在各个国民经济产业从1996～2005年的标准数量，作为面板数据回归的自变量数据源，本文判断“特有的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依据是：如果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采用了某个国家制定、颁布的一项国家标准，或者一项国际标准是在某个国家主导下制定的，那么这项标准将被视为国际标准；如果这样的国家标准没有被采用，那么它就是一项特有的国家标准。
中国和英国在每个国民经济产业对美国的出口贸易额、从美国的进口贸易额以及对美国的贸易顺(逆)差被用来衡量国际贸易的活跃程度以及效果表现。从1996～2005年这10年间，每年每个产业的贸易数据作为面板多元回归的因变量。众所周知，国家资源禀赋、政府贸易政策、厂商竞争优势等众多因素都对国际贸易活动有着显著和复杂的影响，而对于本文的研究而言，在研究标准化活动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同时，需要将上述因素简练而全面的引入假设和模型中，本文将每个产业1996～2004年间的贸易额的和作为一个自变量引入模型，用来反映上述因素，而Swann在其研究中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进行处理，在理论解释和统计处理上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中美间以及英美间各产业的贸易统计数据均来源于美国商务部官方网站(merce.gov)提供的贸易数据。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和美国商务部对国民经济产业的划分标准不同。本文依据的是美国商务部数据库对产业的划分标准，解决标准和贸易产业划分标准不同的方法是：将每个产业的中文或者英文名称当作关键词在中国标准服务网的数据库进行搜索。再参照ICS的划分标准，得到了每个产业在1995～2005年期间中国和美国颁布的标准数量。
3 面板数据多元回归模型的建立。
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是具有连续性和时序性的，在一个时间节点或者较短的时间区间内，无法完整、准确的观测这种影响效应。因此，本文的回归研究需要建立在时间序列的基础上；标准对国际贸易影响效应的研究本文的回归研究需要建立在多截面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一个面板数据模型，在时间序列、产业截面以及多元变量三维空间内进行回归多元回归分析：
三、研究结果及讨论
本文采用EVIEWS5.0软件对面板模型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处理。通过对6个模型自变量显著性水平和回归系数状况的考察，得出了假设的通过情况。如表1所示。
对于假设la和3a，我们试分析其原因如下。
尽管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国家标准对其出口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这类标准对进口的影响却是显著和正向的，由此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国家标准是不具有“非价格竞争优势”特征的。出现这样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诸如FDI形式的直接投资和生产使得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越来越具有产业内贸易的特征，标准的“非价格竞争优势”和“非价格竞争劣势”假说很难在这一类型的贸易中成立；国家标准化活动的国际化程度在过去几年时间内大大深入和扩展，诸如ISO这样的国际标准化组织对国家间标准化活动和贸易活动的影响越来越深入，发展中国家很难通过单方面的国家标准对本国弱势的厂商和消费者进行保护。
在科技发展水平和贸易实力相对接近的发达国家之间，特有的国家标准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上的“非价格竞争优势”也是不确定的，这一分析结果与现有的实证研究有所差异。标准活动的国际化与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的迅速发展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单方面的标准化行动已经难以在产业内贸易大潮下的国际贸易中为本国争得竞争优势，即使出于非关税贸易壁垒意愿的标准化活动，起码也需要“披着国际标准的外衣”才能达到目的。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研究，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的影响机制可以总结对比如表2所示。
鉴于上述研究工作并结合实际，对我国政府的国家标准化战略和活动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制定国家标准化工作中长期战略，加强标准化活动的政策、资金和人员投入对于提高我国国际贸易竞争能力，应对国际贸易新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正越来越显著的表现出来，这样的影响效应不仅已在发达国家之间得到证明，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也是显著和重要的。在美国、欧盟地区以及日本等国家都已明确颁布国家标准化工作战略并投入大量资源的同时，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和具体的国家标准化战略，国家和厂商的标准化工作缺乏整体的规划和指导。因此，我国必须加快国家标准工作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工作，为国家、厂商联盟和厂商各个层面的标准化工作进行规划，确保资源投入的有效进行。
第二，积极参与各类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推动国家标准的国际化，争取在国际标准化活动中的话语权，是我国国家标准化活动的主要重点。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断深入，特有的国家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已经开始面临挑战和质疑，国际标准对一国国际贸易表现的影响效应正越来越显著和重要。对于我国而言，一方面，利用特有的国家标准制造“非关税贸易壁垒”，从而对本国市场和厂商进行保护的意图随着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的飞速发展已经越来越难以实现所谓“非价格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我国厂商为了获得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规避标准技术壁垒，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并转变盈利模式，必须促使自身产品和服务更好的符合国际标准的要求。因此，我国必须加快国家标准化活动的国际化，融入国际标准活动体系，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以更好的保护本国市场和厂商的利益。
第三，密切关注我国国际贸易实力和科技水平的发展状况，针对不同发展阶段，有侧重和重点的展开国家标准化工作，是促使我国国际贸易竞争力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本文的研究考察了发展中国家、弱势发达国家和强势发达国家三种研究对象，这三种研究对象反映了一个国家贸易实力和科技水平发展的不同阶段。研究表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内，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具有不同特征的，有可能呈现“非产业内贸易效应”、“减少双向需求的产业内贸易效应”和“增加双向需求的产业内贸易效应”三种特征。那么，对于我国而言，随着国家经济水平和贸易竞争力的飞速发展，必将跨越具有不同特征的若干发展阶段。我国的国家标准化活动需要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灵活调整政府和厂商的标准化活动。以获得更大的收益和竞争力。
第四，将对产业内贸易的研究与标准对国际贸易影响效应的研究更紧密的联系起来，是我国现阶段国家标准化活动工作的一个研究重点。
关键词: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管理国际贸易;贸易保护主义;启示与对策
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国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然而,在金融危机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下,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外贸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少外贸企业出现亏损甚至倒闭。这不仅影响到中国正常的外贸及就业,甚至还严重影响到国家总体经济的安全运行。有许多学者建议中国要借鉴美国经验,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推动出口的增长,带动国内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然而,美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效如何?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中国调整贸易政策有哪些启示?本文通过分析已经实施了16年的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效,探讨中国如何学习和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旨在改善目前中国对外贸易的困境。
一、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凭借出口补贴促进出口、关税限制进口等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部门,增强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从而在这样的贸易干预中把利润从外国转移到本国企业使本国获利的一种“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政策。克林顿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核心体现在“管理国际贸易的理论”上,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国际贸易体制,扩大出口是带动国内经济增长的关键。
(一)不断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贸易政策和战略
1993年9月制定了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国家出口战略》,以推动美国经济从内需主导型向外需主导型的转变。为美国企业扩展国际市场,加强其企业的全球竞争力,通过扩大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采取的措施包括开发“新兴大市场”,减少政府对技术领先产业的出口管制,提供贸易融资,提供贸易咨询等,将出口的重点集中于其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信息、生物工程及服务业等产业。
(二)积极开发和应用高新科技,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制定“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和“全球信息基础计划”,以保持美国在信息处理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1997年2月,克林顿政府又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进一步把信息产业作为垄断世界市场的根本措施。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革命性地改变了美国企业经营方式,提高了企业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提高了其综合国力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三)积极利用政府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为其扩展国际市场
克林顿贸易政策重点是减少其贸易伙伴的关税壁垒,为本国的商品和劳务出口打开市场。其充分利用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积极通过双边和多边谈判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多边贸易体制。克林顿政府所强调的国际经济政策是:“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从长期看比贸易保护和孤立主义是更好的提高工资和生活水平的途径。”同时,其政府通过自身控制的国际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迫使一些国家开放市场,强调“美国将继续向外的国际主义政策承担义务,而国际主义政策也要求受危机影响的国家保持自己的市场继续开放。”
二、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效
1993年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以来,美国虽然推动了其外贸的发展,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快速增长并增加了就业,扭转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国际经济地位不断下降的进程,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其在美、欧、日三极力量对比中的地位,提升其经济竞争力。但是,也带来了本国净福利损失,恶化了贸易条件。
(一)贸易出口总量不断增长,世界市场的占有率逐年下降
在过去两个政府的16年里,美国国际贸易取得了快速增长。1993-2000年克林顿政府期间贸易出口额由6428.63亿美元大幅度增加至10705.97亿美元,增幅高达66.5%,随后放缓,然后大幅增长到2008年的18357.85亿美元。美国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从1993年的9.7%上升到1997年的11.3%,随后下降至2003年的9.3%,又逐年回升,2008年已达12.8%。与世界出口相比,其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比重从1993年13.5%下降至2008年8.8%。1994-2008年美国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7.4%,与全球年平均10.6%的出口额增长率相差3.2个百分点。
(二)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商品贸易逆差日益扩大
两届政府都大力出台了各项政策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出口战略》主要针对战略性产业,提出一系列扶持政策。布什政府延续前政府的措施,并强调要进行技术革新,强调新环保能源开发。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在美国取得迅猛发展,美国在电信、半导体、汽车等高科技领域恢复了劳动生产率的领先地位,创造了所谓“新经济”神话。美国总统办公厅科技政策办公室公布了第3个美国国家关键技术报告,报告表明,美国在27个关键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就为高科技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同时,新技术的开发与技术竞争地位的改善,使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第一技术贸易大国。1993年高新技术产业的总产值为4871亿美元,到2000年已突破10000亿美元,随后回落,到2007年再度突破10000亿美元。总产值占GDP的比例从1993年的7.3%,提高到2000年的10.2%,截至2007年的7.9%,年平均水平为8.4%。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美国出口贸易的增长,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对其他相关产业辐射并扩散技术和管理诀窍,带动了各相关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协调发展,推动了美国的经济和就业的增长。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商品与服务贸易也快速增长,服务贸易额基本维持,近两年增幅较大;商品贸易逆差逐年扩大,虽然前期基本保持,但2000年开始逆差较大。因此,贸易总量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国际贸易的长期逆差,主要是商品贸易的逆差,1993年的贸易赤字为703.11亿美元,后逐年递增,2006年贸易赤字为7532.83亿美元,近两年赤字有所回落。
(三)经济持续增长,经常项目赤字逐年增长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重新获得了在未来工业领域的领先地位,在对外贸易的强力推动下,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1993-2008年,美国GDP增长了55.4%,年均增长2.97%,大幅超过主流经济学家公认的2%的年增长速度。克林顿政府时期,增长了30.3%,年均增长3.71%,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的3.40%;布什政府时期,增长了18.34%,年均增长2.23%,但是比世界同期低了1.73个百分点。美国GDP年均增长率高于同期的发达国家和日本(见表1)。
随着GDP的增长率的提高或放缓,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经常项目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见图1),赤字占GDP的比值走势与经常项目走势相似。1993-2008年,赤字占GDP的比重从1.3%上升到4.7%,年平均比重为3.6%。
(四)就业市场状况良好,净福利损失严重
《国家出口战略》提出了一条公式:出口=就业。美国商务部预计到2000年出口部门将支撑近1600万个就业机会,其就业回报率将比平均水平高出30%。截至2007年,美国总体就业人数为14605万人,新增就业人数为2579万人。1993-2007年,平均每年新增183.7万个就业岗位。2000年,失业率冲破普遍认可的6%的正常界限,回落到4%以下。
波特国际竞争优势都包含了共同点:重视一国(地区)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和长期盈利能力;竞争力意味着国民财富的增加和实际国民收入的提高。然而,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需要美国支付昂贵的费用,通过对某行业的补贴使一些人受益,是对国家财政收支的再分配,它是以牺牲其他行业的利益为代价的,而且深受其害的是使用其产品的国内消费者,当消费者福利的损失超过生产者利益的增进,国家净福利恶化。例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政策进行系统研究,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测算出1991年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给本国经济造成的损失达15.9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0.03%。伽拉维(Gallaway,Blonigen&Flynn,1999)等运用相同方法再次考察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总体福利效应,发现1993年名义反倾销税与反补贴税给美国造成的福利损失达2.09亿美元,但考虑到许多出口商通过提高出口价格成功地在行政复审中降低了倾销幅度,减少缴纳反倾销税,从而将美国政府的税收收入转化为出口企业的收入,反倾销反补贴每年给美国造成的福利损失在20-40亿美元。通过分析表明,反倾销在一般情况下并不是一种合理的政策措施,一个合理的解释即特定利益集团的作用。
(五)恶化贸易伙伴的贸易条件,加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促进国内的出口,还深及诸多贸易伙伴的进口。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冲击下,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其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小,利润越来越低,比如技术壁垒的冲击。一方面,设置许多进口手续,并产生相关费用,导致贸易伙伴进口美国成本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经营效益降低,使企业贸易收益降低,贸易条件恶化。例如,2005年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纺织品实施的特保措施,使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达到了高峰。尽管通过反复磋商谈判,最终中国采取主动配额暂时平息了这场争端,但在配额时代结束的第一年,中国纺织品出口未能充分享受到纺织品自由贸易释放的市场空间,却仍要受主动配额的约束。贸易摩擦频发不仅使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而且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不利于中国出口的可持续增长。
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也加剧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向增强,破坏贸易自由化秩序。例如,战略性贸易政策大量使用R&D补贴、信贷优惠、税收减免、生产补贴以及低价外销或进行外汇倾销等政策工具,势必引起有关国家的强烈反应,并加强相应的贸易保护措施。这将把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推向更高的水平,加剧国际贸易领域中的矛盾和斗争,恶化国际贸易环境。比如,近年来欧盟诉美国《外销公司法》案,就是美国贸易伙伴对美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强烈反应。
三、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取得经济增长及就业增加等成就,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条件。当时美国处于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信息完备,政府能高效地进行独立决策,经济实力雄厚,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干预。科技虽然稍微落后于欧洲,但相对于世界水平仍然是处于发达地位。它保护的行业具有规模经济,而且能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扩张。这些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目前不可能具有的。然而,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有劳动力和资源的比较优势,发达国家有资本和技术丰富的比较优势。目前发展中国家实力增强,如果再运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制定贸易政策,将不利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更加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提升经济地位。因此,中国在制定贸易政策,改善贸易现状时应韬光养晦,注重以下几方面。
(一)遵守WTO规则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不恰当实施会遭到贸易伙伴国的报复,加剧贸易摩擦,导致国与国之间的不友好。根据博弈论的研究成果,如果有两个国家对相同的战略性产业实行对等的扶植政策,必然会引发过度竞争,导致“囚徒困境”的出现,战略性贸易政策也就无法有效地推行。所以,中国应在WTO的原则框架内,在不断开放市场的同时,加强外交与谈判,促使他国取消对华不平等待遇,减少贸易摩擦,开放市场,放开对华出口限制。建全外贸预警机制,及时预料别国贸易政策的变化,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努力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全球化进程。
(二)优化产业结构
一方面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尽快扭转中国R&D经费占GDP比例过低的局面,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动力,鼓励企业多出口高技术含量的和具有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培育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和产品,实现更多的规模经济,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逐步处于有利的位置,利用国际贸易推动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另一方面,提倡环保,节约能源。提供财力支持科研项目,开发新产品,促进出口,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
(三)优化外贸环境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体系。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政府必须提高决策效率,提倡科学公平决策,摆脱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政府应与各行业协会紧密结合,建立行业信息网络,及时搜集和国内外同类行业信息,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等服务。提高政府对出口的服务职能,简化现有的出口手续。联合各大银行,对企业出口提供融资支持。
(四)灵活运用政策
金融危机下,中国产品和企业面临“走出去”的严重困难。产品不能销售就转内销,国内市场竞争加剧,企业利润下降,失业人数增加。因此,要灵活运用配额、进口许可证、政府采购和技术壁垒等非关税措施合理保护国内产业,制止外国企业在中国的不合理行为。继续运用出口退税等关税措施鼓励企业和支持产品走出去。
(五)发展服务贸易
发展国际服务贸易,对促进一国国内服务产业面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有着重大作用。中国目前服务贸易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和管理混乱的问题已经凸显。政府应高度重视发展服务贸易,把金融、保险、计算机信息服务等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务产业设为战略贸易产业,给予保护政策和资金支持。优先发展国内的旅游服务、工程承包、劳务输出等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行业,提高这些行业的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增加贸易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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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沈铭辉.美国战略性出口贸易政策研究[D].武汉大学,2004.
论文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以自由贸易区为主要特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已成为推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主导形式。自由贸易区，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形式，在促进区域内贸易、投资、技术扩散、增加就业，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日益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广泛采用，将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原因进行分析，探讨它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应采取的策略。 论文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与策略 随着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潮流的加剧，特别是随着中国与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崛起，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亚洲各国对构建“亚洲经济圈”的呼声与日俱增。2000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双方就建立紧密经济合作关系达成共识，确定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并同意10年内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将对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乃至亚洲、世界的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的加快，中国与东盟地区将成为继欧盟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初步建成一个拥有约20亿人口，3万亿美元GDP，1.2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自由贸易区，成为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影响 目前自贸区即将正式启动，这将给中国的方方面面带来巨大的影响。以下，本文将主要从宏观的层面来具体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产生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1.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正面影响 （1）从贸易方面来看，将促进中国扩大出口规模，提升出口竞争力。 目前，中国与东盟在贸易方面发展很快，据中国海关统计，自1993年以来，东盟已经连续11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从1990年的66.91亿美元增至2003年的782.5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0.8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后，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国扩大出口规模，提升出口竞争力，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效果。 ①通过关税降低，扩大出口规模。通过关税降低导致的贸易创造效应将大于贸易转移效应，东盟会将从其他国家的进口转向自中国进口，从而扩大中国的出口规模。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通过静态模型分析研究表明，自贸区建成后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将增加106亿美元，增幅为55.1%。 ②通过规模效应，提高出口竞争力。据相关资料，到2010年自贸区的GDP将达到3万亿美元左右，区内人口约20亿，这将为中国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因此通过市场扩大引致的规模效应，能够促使中国出口企业降低成本，从而提高出口竞争力。 ③通过互补性贸易，优化贸易结构。通过与东盟互补商品贸易的发展，将促进贸易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中国与东盟在资源构成、产业结构和工农业产品等方面各具特色，互补性很强。 ④降低出口市场波动，实现多元化战略。东盟已连续11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自贸区的启动将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贸易上的联系，从而降低我国对欧美市场的依赖性，减少其它市场波动和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出口风险，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现。将促进中国吸引外资的增加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所带来的投资刺激效应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吸引外资的增加。截至2007年6月底，东盟国家来华实际投资累计340亿美元；同时中国企业在东盟10国协议投资额近10亿美元。自贸区的启动将给中国企业带来一个更加便利广阔的区域性市场，还可以享受到区内的关税优惠政策，并规避发达国家专门针对我国设置的部分贸易壁垒。 （3）将促进中国区域经济结构调整。 我国西南省区同东盟国家地理位置相邻，东盟国家是这些省区的主要出口市场，其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互补性更强，通过与东盟在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加强经济合作，将大大促进这些省区的出口，有力地配合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以及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4）将提升中国整体经济实力。 首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将通过外贸和投资的增长以及内需的扩大所导致的乘数效应，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根据东盟专家“全球贸易分析项目”模型的测算，中国GDP将增加0.3%，达35亿美元。其次通过关税的降低，可以增进国内竞争，从而促进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 （5）将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中国与东盟将政治安全也作为自贸区协议的重要内容纳入，通过启动自贸区，与东盟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能为中国营造良好的区域政治环境，提高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使我国在世界经贸、政治和安全事务中具有更大的发言权，从而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1.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1）关税降低冲击国内产业，扩大贸易逆差。 中国与东盟中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出口商品具有较高的重合度。因此，自贸区启动后关税的降低，不仅会加剧中国与东盟同类产业与商品的竞争，还将导致东盟具有优势的产品大量进入中国市场，从而冲击中国国内缺乏竞争力的产业。 服务业受到较大冲击。 由于我国在金融、通讯和专业服务等方面不具备比较优势，而东盟部分国家如新加坡就在这些方面具有相对较强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和东盟启动自贸区后，对这些行业将会放开，东盟将会进入中国同国内相关行业产生竞争，从而对国内服务业造成较大的冲击。 （3）东盟经济波动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后，中国与东盟将在经济关系上更加紧密，双方的依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而目前东盟的经济形势虽然有所好转，但是还存在相当多的变数，因此，一旦东盟经济出现波动，也会对中国相关部门产生冲击，从而对中国经济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 （4）第三方在舆论上的造势可能会影响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 由于美国在亚太地区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安全战略利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对美国而言将是一种威胁。此外，也将给日本和韩国带来压力。因此，从其各自利益出发，这三方有可能会进一步从舆论上渲染“中国威胁论”，从而给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 2 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措施与建议 在推进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中，如何扩大自贸区对中国的正面影响，同时尽量消除其负面影响，是目前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推进中－东自贸区的建设进程，进一步加深同东盟的全面经济合作，而且还将为我国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为此，我们提出如下的政 策措施建议。2.1 增强产业竞争力，与东盟构建产业协作体系 针对相关行业在自贸区启动后面临的竞争问题，我们一方面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培育其产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则应该在同东盟协商的基础上，建立产业协作体系，根据区域内的产业发展现状和区域产业合理布局原则，加强中国与东盟在第一、二产业的协作，在更大范围优化双方之间的生产要素及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产业与经济融合，提高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性国际竞争能力。 2.2 通过贸易与投资相结合，实现产业互补互利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随着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加快，有形贸易将更加顺畅，贸易规模不断放大，我国与东盟成员国将逐渐形成贸易结构不同的产业梯次转移体系，将更好地解决区内各国间产业趋同和相互间竞争的问题，形成多赢的格局。同时通过贸易与投资相结合，“引进来”“走出去”，鼓励企业相互间直接投资，特别是发挥国有中资公司资金雄厚、对外联络广泛的优势，加大对外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与东盟国家联合起来，推动资源开发，实现资源共享。 2.3 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提高抵御外部冲击能力 成立自贸区后中国对东盟国家的依赖程度将会加深，因此，应该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提高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建议加强与东盟国家在经济安全与风险防范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共同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同时加强对自身产业、贸易与金融结构的监控、调整与优化，提高抗外部冲击能力。 2.4 加强与东盟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争取较多的主动权 进一步深化金融、服务、投资、文化、信息产业等领域的合作，积极开展双方在高科技如电子信息、生物技术、遥感技术运用、地震学、海洋科学和热带生物资源研究领域的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此外，还应在自贸区建设中发挥大国的优势，积极就双方关心的政治、经济安全等重大问题展开对话与交流，尽量消除外界因素的不良影响，争取较多的主动权。 2.5 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整合，加快货物与信息的流通 首先要抓好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增加沟通相邻国家的航线，加快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航道建设和港口建设，打通因运输条件差制约西南部对外贸易发展的瓶颈，加快东、南向交通通道建设，连通西南、内地和越南等铁路、高速公路等。其次，抓好水电等能源基础设施、通讯设施建设。最后，共同构筑一个信息互动平台，加快货物与信息的流通。 2.6 建立高效、快捷的地区贸易结算体系 随着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无形贸易的深入开展以及区域内贸易的逐年增加，必然要求双方加强金融业方面的合作，因此，有必要尝试建立地区贸易结算体系，可以建立以人民币为结算体系的一揽子货币的银行结算体系，区域内各国货币可以直接结算，减轻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减少交易成本和降低汇率波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从而促进经贸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日本；TPP；中国立场
中图分类号：F7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4-0018-02
2013年3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加入（简称TPP）谈判。据悉，美国政府近期将把日本加入TPP谈判提交国会审议，预计经过90天的评议后日本很可能在今年7月正式加入谈判。自2010年10月1日，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在国会发表政策演讲正式阐明了日本欲加入TPP的态度后，这一问题就成为日本国内外学者热议的话题。
一、从日美经贸关系看日本在TPP中的地位
截至目前为止，美国作为TPP主导国已经完成了与愿意加入TPP的八个国家（澳大利亚、文莱、智利、马来西亚、新西兰、秘鲁、新加坡、越南）的第9轮谈判。但是这8个国家在经济上都不如日本，日美经济联系的意义远远超过美国与这8个国家。表1为2010年美国与TPP谈判国家货物贸易额，从表1可以看到：目前美国与TPP八个国家的货物贸易总量均不及美国与日本。
表1 2010年美国与TPP谈判国家货物贸易额
（单位：百万美元）
国家名称 美国进口 美国出口 进出口总额 贸易差额
新加坡 17345 26349 43694 9004
马来西亚 25722 12038 37759 -13684
澳大利亚 8610 20296 28905 11685
越南 14784 3540 18324 -11244
智利 7068 9903 16971 2835
秘鲁 5173 6079 11251 906
新西兰 2757 2683 5440 -75
文莱 12 121 133 109
日本 12030 60500 72530 484
数据来源：U.S.Department of Commerce，U.S.Census Bureau。
从以上数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贸易领域看，美国与日本的经济利益大于美国与TPP八个国家。在美国主导的TPP战略中日本的经济地位最重要。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日本是世界第三经济大国。2012年，按名义美元计算的GDP，美国为156760万亿美元，日本为5.96万亿美元。日本的经济规模理所当然地决定了日本在TPP中重要性，这就是说，如果没有日本参加TPP，美国主导的TPP继续在与经济小国玩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规则游戏，如果日本加入，美国主导的TPP在经济上的分量加重，TPP的经济效应将充分体现。
二、日本加入TPP的动因
（一）国内因素
1.扩大出口改善贸易竞争压力。日本属于典型性的出口导向型国家，“贸易立国”是其长期不变的国策。但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日本却在缔结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方面落在了中韩之后，从而严重削弱了其国际竞争力，贸易盈余急剧下降。尤其在日本社会“少子·老龄化”日益严重，日元汇率居高不下，且受到“3·11”震灾重创的情况下，如果不加快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步伐，日本产业进行海外转移的势头将进一步加快，其结果则是制造业空洞化的现象愈加
严重。
TPP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是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要求成员国对进口产品无例外地实行百分之百的贸易自由化，这对于以“贸易立国”为核心发展战略的日本来说，一方面加入TPP，未来可将拥有40亿人口的亚太自由贸易圈的市场视为“内需市场”，能给日本出口企业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使生产增加、雇用扩大，进而拉动萎靡不振的国内经济；另一方面日本市场开放也将带来廉价商品进口扩大，从而使消费者从中受益；再者，同时会带来进出口手续的简化和费用的降低，提高出口规模，有效缓解产业空洞化问题，同时了日本企业的FDI，给日本经济提供再生契机。
2.推动国内农业改革。日本的农业生产规模小、劳动力成本高所以国际竞争力很低，长期依靠日本政府的高关税、税收优惠和补贴等方式进行严格保护。虽然这有效地阻止了外国农产品对日本国内市场的冲击，但其农业的发展水平却没有因此而得到提高，反而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越来越难以降低其对农业保护的程度，在短期内实现农业竞争力提高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可能性很小。日本政府虽然一再承诺推进农业改革，开放农产品市场，但在农业衰退的情况下，却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随着日本老龄化步伐加快，如果不进行贸易自由化，日本农业将难以为继，日本农业需要大幅改革，这才能鼓励年轻人进入农业领域。
如前所述，TPP是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在贸易自由化方面没有例外，农产品也必须废除关税。虽然从短期看，参加TPP会使农产品进口增加，国内生产减少，农业经营困难，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但从长期看，以加入TPP为动力，一方面促使农业进行产业结构改革，向规模种植和提高农业附加值方面转变；另一方面也打开农产品出口海外的窗口，尤其是有利于经济作物及畜牧产品拓展海外市场。
（二）国外因素
1.重修和巩固日美同盟关系。对于日本自身来说，日美同盟一直是其外交的基础。经济上，尽管美国是日本第二大的贸易伙伴国，但由于日本对国内的农产品实施长期封闭的保护政策，造成了美国农产品很难进入日本市场，从而影响了日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日本虽多次同美国进行双边经贸谈判，却一直没有实质性成果。通过TPP这一平台，事实上启动了日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为日本争取到和美国谈判的机会，从而实现日美经济的有利捆绑，并与美国共同主导未来亚太自由贸易协定，有利于日本在全新的亚太合作框架中赢得主动。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原因是：通过加入TPP，日本可以重修和巩固与美国的日美同盟关系。毕竟日美同盟始终是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础与核心，全面修复自鸠山政府以来日渐疏远的日美关系，无疑是日本对美关系的当务之急。因此，日本十分欢迎美国重返亚洲市场，希望通过加入TPP表明其欢迎美国重返亚洲市场和支持美国主导亚太贸易自由化战略的态度，借机修复裂痕，重新修复并巩固与美国的日美同盟
关系。
2.构建高水平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美国强势推动TPP，并将之视为未来亚洲太平洋自由贸易圈（FTAAP）的优先课题，大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即明确指出：“TPP将把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汇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21世纪贸易社区。一个基于规则的秩序对于达到最终建立一个亚太自由贸易区的APEC目标也至关重要”。根据日本的设想，TPP也将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日本将其视作建立亚太FTA和APEC共同体的主要途径。而自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希望在亚太地区构建高水平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TPP的主要特征正好符合日本的这一设想，包括在降低区域内关税的基础上，对竞争政策、安全标准、知识产权、技术贸易壁垒、政府采购、进口卫生检疫、争端解决和劳工及环保标准等方面做了相关规定。
同时，在TPP大势所趋以及美国、澳大利亚都参加谈判的背景下，如果日本不参加谈判，那么会导致在指定亚太经济合作制度方面丧失发言权，将规则制定的主动权让给先期参与谈判的国家，到时对于已达成一致的领域和条款就只能被动地接受了，从而使国内的企业和消费者蒙受重大的损失。
三、日本加入TPP对中国的影响及对中国的启示
在分析日本加入TPP对中国的影响应该更多的从“贸易创造”角度客观分析。一方面，TPP和亚太现有的FTA协定一样，本身是推进区域合作的一种努力，贸易使整体福利提高，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也客观存在，但效应是正是负，程度有多深，还应受各国产品结构、市场环境、地理位置以及TPP的进展等多方面影响，不可一概而论。另一方面，TPP是一个方向也是一个长期动态发展的过程，其中有美国从战略上的考虑，但战略的有效性在于竞争对手的反应是否如制定政策时的预期。因此，中国在TPP问题上的立场起码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对加入TPP谈判应该持开放的立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成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中国对自由贸易总体看是持积极推动立场的。TPP更为彻底的开放原则，虽然会对中国现有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造成一定冲击，但我国在充分的国际和国内调研结果出来之前也不应过度强调TPP带来的风险。毕竟，TPP的成员结构目前还比较单一，成员数量也有限，中国目前加入该组织所要面临的谈判环境、所需进行的谈判任务及成本收益分析都更为清晰和简单。
其次，选择适当时机加入TPP。TPP有望发展成为一个全新的亚太自由贸易区，特别是日本加入TPP后会加大TPP对亚太各国的影响。为避免在区域外遭受贸易转移效应的冲击，中国应做两手准备，在东亚一体化受阻时择机加入TPP谈判。对中国而言，不仅能分享贸易创造效应，也可促进国内的经济体制
改革。
最后，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应尽快推进中日韩FTA、“10+3”和“10+6”合作机制的建成，使这些合作尽快进入实质性的谈判阶段，确保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稳步推进，巩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尽早完成目前正在开展的中国-海合会等自贸区谈判，巩固中国与东盟、智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贸合作关系，同时，加强与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双边经济合作，为中国在跨区域合作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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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国际贸易规则；重塑
前言
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世界各国经常出现酸雨、雾霾等，尤其是二氧化碳的增多容易引发全球变暖等问题，因此，低碳经济被提出来，由此，低碳经济发展就成为了世界各国重点关注内容。通过实证研究得知，低碳经济能够影响到国际贸易规则，因此，应做好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重塑研究。
一、低碳经济与国际贸易规则简介
（一）低碳经济
所谓的低碳就是减少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而低碳经济则是将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为引导，通过各种方式降低煤炭石油等能源消耗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生态平衡发展，不仅实现了技术创新，还实现了制度创新，对产业转型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有助于新能源开发。要发展低碳经济，应从两方面入手：首先，确保生态环境平衡，做到既保护生态环境，又实现能源节约，减少损耗。其次，转变与创新国家现有经济模式，加大能源利用率，发展新兴产业，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同时，还要注意到其与先污染后治理等理念之间差别，它要求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同进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低碳经济作用，体现其应有价值。据有关信息显示，在全球范围内过去与未来二氧化碳前三位国家或地区为美国、中国与西欧，预计三个地区在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分别上升到16.3%、26.5%以及11.4%。由此也可以看出，尽管有低碳经济作为依托，这三个地区与国家对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依然远超于其他国家个地区，他们也就成为了低碳经济重点管理对象，尤其是我国，对于二氧化碳的排放上一直都在上升。
（二）国际贸易规则
国际贸易规则构成方式有三种：第一种为霸权国家提出，这种形式下的国际贸易规则所保护的是霸权国家本国利益，不关心弱小国家利益；第二种，发起者与制定者都是发达国家，它们以相互合作为发展契机，不仅一同承担制定成本，还一同受益；第三种的制定者则是国际相关组织。
二、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
（一）低碳经济转变了全球贸易格局
低碳经济的主要发展模式是低污染、低能耗，也正是这样的模式对现有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低碳经济已经成为转变全球贸易格局的主要方式，同时也从根本上转变了国际贸易发展趋势。尤其对国际商品贸易与地区贸易格局转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商品贸易格局来说，在低碳经济的作用下，以往以能源消耗为主的商品正逐渐退出国际贸易范畴，取而代之的则是新型能源与材料。在人们日常消费中，高能耗产品不占据任何优势，低碳商品则在增多；对于地区贸易格局来说，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拥有了低碳技术，并生产出低碳商品，抢先占领了国际贸易有利地位。但发展中国家高碳经济发展模式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这样一来就导致这些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容易受到商品贸易壁垒限制，处于竞争劣势地位。
（二）低碳经济拓宽了国际服务贸易含义
在低碳经济模式下，引申出碳金融，但迄今为止也没有较为合适的定义能更概括与解释碳金融，那么基本可以认定只要与碳有关的活动都可以纳为碳金融范畴。简单的说就是指碳排放所带来的一系列金融制度与交易活动。碳金融作为新型金融服务活动，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且与低碳经济联系较为密切，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减少排放成本。
（三）促进了技术贸易与技术转让的合作
低碳经济的出现也引起了新型技术革命的发展与变革，特别是发达国家认识到低碳经济的重要性以后，更是加大了对新技术与新能源的开发，并占据了领先地位。但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这方面的研究能力还不足，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依然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研制出与低碳经济相关的技术。发达国家也看到了这一点，提出将新技术转让给发展中国家，这样一来就促进了技术贸易在国际间的转让与合作。
（四）国际贸易非歧视原则与无条件互惠原则受到很大影响
随着低碳经济的出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以注重低碳经济发展为借口不断缩减自由贸易市场供给能量，完全不遵守国际贸易非歧视原则与无条件互惠原则。并在国际贸易中提出霸权理论，认为霸权国若可以在利用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处理好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这样就可以将现有规则取消，或使用本国支持的规定，也就使霸权国成为了新规则的制定者与主导者。相反，若霸权国不能够在霸权体系中获得更多的边际利益，那么霸权国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会被削弱，不仅会使国际体系稳定性受到影响，还会导致霸权体系倒坍，由此也到导致国际体系呈现不平衡状况，更会使霸权国家受到新兴国家的威胁，面对这一现实，霸权国家最紧要的工作就是制定一系列政策，将国际体系恢复到原有平衡状态中，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采用了以下三种措施：第一，将导致成本增加的原因调取出来，并将其消除，如霸权国家通过经济与政策措施对新兴挑战国家进行挑战，甚至还会进行摧残；第二，推卸国际义务，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在美国政府身上，如不执行低碳经济中的绿色条款等；第三，霸权国以尚且缺乏稳定性的霸权体系作为基本资源以求挽救衰落中的霸权，如美国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以后，就将“接受美国规则”放在各国面前，并将其作为拯救各国的基本条件，在对外贸易中，美国所制定的政策也逐渐暴露出维护本国利益的趋向，同时伴有削弱他国实力特征，其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本国政治目的。
（五）引起了新壁垒的出现
在低碳经济发展的今天，国际贸易中所涉及的贸易壁垒在逐渐增多，同时也加大了对各种技术的要求，但这些要求都是由发达国家所提出与制定的，严重损害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特别是单边贸易措施和多边贸易措施存在较大冲突。如碳标签最先提出的国家为英国，它将出口产品含碳量指数都标示了出来，但却没有让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这样也严重损害到了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利益。如有报道称由新西兰运往英国的奇异果中，每公斤就会排放1千克左右的二氧化碳，而英国的奇异果仅能排放50克二氧化碳。而碳关税提出者为美国与法国，一般指边境调节税，它与世界贸易组织所提出的多边贸易规则冲突较大，难以让发展中国家接受，这些都属于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新型贸易壁垒。
三、我国在国际贸易重塑中所面临的挑战
（一）我国环境不断恶化
我国是人口大国，产业依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加之劳动力成本较低，很多发达国家为净化本国环境，减少成本投入，都将初级产品生产厂址定在了中国，原材料购买与产品初加工也选在中国，这样就导致我国环境不断恶化，尤其是重金属所带来的污染更是严重，很多地区出现了人烟荒芜的情况，原本居住在当地的居民都因重金属污染患上恶性疾病，同时，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升了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威胁到发达国家的权威，但我国碳排放不断增加，各个支持低碳经济的国家也有了更多的借口限制我国产品出口，试图抑制我国经济发展，削弱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二）外贸出口受阻
由于受到国际贸易重塑影响，很多发达国家经常违背国际贸易组织规定，刻意压制我国出口产业发展，导致我国外贸出口不断受阻。如美国一直是国际上的霸权国，在国际贸易重塑开始以后，美国就推出了相关规则，不仅确定了美国减少碳排放的含义，还有对减排措施进行了详细概述。若美国执行该规则，就使恶意边境税成为了可能，并严重干扰与影响中美贸易活动，欧盟国家也会受美国影响制定一系列自我保护规则，进而影响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行，更会使我国外贸出动受阻。
（三）贸易规则话语权竞争将更为激烈
低碳经济的出现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能源技术支配争夺战。目前只有发达国家在全力支持低碳经济，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占有世界先进的能源使用技术，逐渐减少了对能源的依赖，这也是他们抑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常用手段，减少来自发展中国家对自身的威胁。如美国与欧盟十分推崇低碳经济就是为使本国弱化对煤炭、石油等能源的使用，而将新能源开发与利用作为重点。低碳经济实行以后，本国便不会在能源利用上受到能源国家限制，他们也可以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这样就会使我国等发展中国家陷入贸易规则话语权争夺中。由此可见，低碳经济经将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重要手段，进而会影响到世界贸易格局。
（四）低碳贸易标准的实行将影响我国经济贸易
在低碳贸易标准实行以后，我国经济贸易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如，美国与欧盟国家都将支持低碳经济作为借口要征收我国出口产品的“碳关税”，实际上就是打着保护环境的幌子限制我国产品进口，实现保护本国产品的目的。同时，将低碳贸易标准作为非关税壁垒，并将其渗透到我国对外贸易与国际贸易中，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新能源技术成熟并被应用到市场以后，由此而来的影响更是恶劣。如我国出口产品从生产开始就被所谓的碳排放指标制约，发达国家有不断调整自己的规则，无论出口产品怎样都达不到他们的规定标准，经常出现出口产品被扣留情况，给我国工业发展带来很大挑战。
四、低碳经济下我国国际贸易规则应做出的调整
为更好的应对低碳经济给我国带来的挑战，就需要联系实际情况，做出适当的战略调整，转变粗放型出口局面，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发达国家对我国出口产品的限制，这就需要我国从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入手，调整我国国际贸易方向，因此，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措施实现这一目标：
（一）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关注发展中国家贸易利益
低碳经济已经成为现代人最关心的问题，我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在国际气候议题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一定要认识到我国所承担的重要职责，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利益，加强自身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引进发达国家所提供的各种资金与技术，并引导国内相关组织与企业加入到低碳经济发展中，重点培养低碳经济适用人才，创新低碳技术模式，要求国内各大企业尽量生产低碳商品，在国际贸易中寻找优势，具备相应主动权。
（二）将创新措施应用到国际碳关税中
尽管碳标签与碳关税都是由发达国家所提出的，这些国家凭借自身财力与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很可能实现征收这些赋税，针对这种情况，我国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一些有效解决措施积极应对这些国际贸易壁垒，避免谴责与反对，通过这种方式让发达国家看到自身所存在的不足。因此，我国一定要做好低碳经济研究工作，政府相关部门也要加大对相应投入，以便优化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同时，在实际生产工作中始终坚持低碳经济理念，要求企业减少碳排放量，通过新型技术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制造业健康发展。从现阶段发展来看，低碳经济下的国际贸易规则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较大挑战，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为我国调整国际贸易战略提供机遇，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与其他国家在技术上的交流与合作也将逐渐增多。因此，政府方面要加大政策与资金支持，创新科技。
（三）改变经济发展模式，降低贸易碳排放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依然以粗放为主，不利于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建设，因此，针对这种情况，应注重自由贸易战略发展，将低碳措施应用到实际工作中，使其与国际贸易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应对新型贸易壁垒。我国企业也要认识到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处的不利地位，调整发展战略，优化外贸企业结构，加大服务贸易，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共同发展。此外，还有加大低碳技术研发工作，减少国际贸易新壁垒对我国产品的束缚，这就需要相关企业与工作者从低碳经济理论出发，创新环境技术，注重环境友好型技术发展，将其与创新型理念与管理结合在一起，生产绿色产品，减少碳排放。
五、结论
总而言之，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重塑有很大影响，出现了很多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贸易壁垒，我国所承受的压力也很大。但我国应正视低碳经济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转变现有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注重集约型发展，降低碳排放，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率产品，减少国际贸易壁垒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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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REACH法规 技术性贸易壁垒 解决措施
我国早就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这代表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将会全方位展开，这一方面使宝贵的机遇，又是非常重大的一种挑战。我国近年来差不多有60%的出口企业在国外技术性壁垒方面受挫，对我国出口总额影响比例差不多达到了25%。文章首先分析了贸易技术壁垒，根据全球发达国家的贸易技术壁垒表现形式、种类、范围、特点与发展方向等，结合我国出口企业利益由于在技术贸易壁垒方面遭遇的损失与表现形式、原因等认真展开分析，提出在对技术贸易壁垒攻克方面依然有诸多问题存在，并提出应对策略。
一、我国出口贸易所受技术贸易壁垒现状
表1 中国出口贸易受技术贸易壁垒影响的直接损失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徐元.技术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产品造成的损失，2012年。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中国近几年来在国际贸易中遭遇到了高贸易壁垒引起了巨大的损失。表中数据很直接的反应了中国目前在国际贸易中遭受到的各发达国家高标准的技术贸易壁垒，由于缺乏有效的办法克服造成的巨额经济损失，也从侧面显现出了中国在现下国际经济形势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举步维艰的局面。
我国的几个主要出口领域：医保、轻工业、纺织、机电、化工和食品、农产品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国外技术贸易壁垒的影响。
外国对华商品出口贸易壁垒的严格化，使得中国各行业的发展都十分困难.尤其是在农产品出口贸易上，要求十分严格。虽说我国科技水平不断发展，但是与国外严格的技术服务标准看来，还是偏低，加上与贸易国利益等方面的冲突，也是的我国医保、纺织、机电、化工行业的受损程度也是呈上升趋势。以上数据都表明了一个问题，我国在国际出口贸易中还是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相关出口产业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
二、我国屡遭技术贸易壁垒的原因
（一）外国想减缓我国贸易发展速度
国家统计局曾经给出了这样的数据，结合具体数据可知我国进出口贸易一直保持着持续增长的势头，在世界范围内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排名一直在向前进步。我国贸易发展迅猛势必会造成别的国家的抵制与不满。发达国家从密度与力度上加强对我国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大力限制，以保护地国内市场。
（二）国外的自我贸易保护，限制我国出口
近几年，虽说各国经济发展呈现良好的态势，但是世界经济总体还是相对不景气，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上升空间缩小，经济增长乏力。从而使得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蔓延。由于各国的国家发展状况和面临的国际形势不同，对WTO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也称《TBT协议》）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并且由于各国贸易保护的影响，技术贸易壁垒成为各国限制贸易的主要手段。
（三）发达国家对技术的高标准、严要求
欧盟、美国、日本是我国最大的三个贸易伙伴。到了现在，我国同这三个国家的贸易额增长速度十分迅速，但是，这三大贸易伙伴又是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发源地。欧盟国家、美国、日本都是属于经济发展十分快速的发达国家，所以制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也很高，这些高标准的技术贸易壁垒有被WTO所接受。根据《中国出口技术性贸易年度报告（2012）》，技术性对我国企业影响较大的国家和地区排在前三的是欧盟、美国、日本。
三、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出口企业应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
我国的出口产品在质量、规格、包装等方面还存在许多缺陷，在国际市场上还缺乏综合竞争力，许多出口产品靠的是降低价格来形成价格优势来占领市场。但是企业如果只是考虑经济效益而破坏了环境和社会效益，不仅会遭遇到更过的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并且在国内市场也不能长久的生存下去。因此。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企业跨越技术贸易壁垒的有力武器。当然，企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政府的引导以及配套的法律法规的约束。
（二）对行业协会的积极作用加强发挥
行业协会由大量的企业会员构成，这些企业对行业特点非常了解，和政府之间联系密切，在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应对过程中，能够对大量必要但是政府与企业无法直接承担的事务承担，起本身所具有的独特作用非常关键。在对外事务中，美国的行业协会显现出了非常突出的作用，对此我们应当积极借鉴。《欧盟未来化学品政策战略白皮书》作为欧盟改革蓝图，在2001年的获得公布后，美国商会依自身在欧盟的分部，发挥世界范围内的分支机构的作用，在欧盟内绕REACH草案举办了十多场评论会与对话会，对欧盟委员会参会、很多国家的代表进行邀请。这个商会的主要负责人说，商会负责会议筹备、会以起草以及美方官员的发言稿，美方政府派遣人员到世界各国负责会议主持，对行业的游说工作提供大力支持。虽然难以制止REACH法规的制定与出台，但对它的制定过程进行干涉，对法规内容予以影响，成效特别显著，对新法实施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延缓的作用。
（三）对预警机制加强建立与健全，达到防患未然
技术性贸易壁垒具有鲜明的多变性与复杂性的特点，单个企业要想对技术壁垒实现全面掌握并出台有效的应对措施具有很高的难度，政府部门应当专门建设成立TBT信息中心，对国内外合格评定程序、技术法规标准能够及时传递，出台专项的措施应对我国出口影响比较显著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并采取各种有效的途径将这些应对措施向先关企业传递。
技术贸易壁垒主要以技术法规、合格评定程序、技术标准为基本内容，目前已经成为全球很多国家对贸易利益调整的主要手段。受科技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影响，每个国家的技术贸易壁垒采取的形式存在差异，对国际贸易带来了实质性的约束，并对各国与地区之间贸易与投资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影响与限制。这就导致贸易冲突频繁发生。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当代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中正攀岩这举足轻重的关键角色，与一般的贸易措施比较，其作用与影响要显著很多，技术贸易壁垒好比是“双刃剑”，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也会带来负面效应，所以在今后的国际贸易中，我国更要不断地为克服技术性贸易壁垒而努力。
参考文献
[1]孙敬水.《技术贸易壁垒的经济分析》[J].中国物资出版社，2011年1月.
[2]杭争.《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及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2012年，第2期：34―40.
关键词：“购买美国货”条款 贸易保护主义 美对华经贸政策 中美经贸关系
2009年4月初伦敦二十国金融峰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和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会面，确定了两国未来高层对话的机制――即建立“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并申明将继续通过高级别的美中商贸联合委员会机制推动在经贸领域的互利合作。双方决定，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将共同主持战略对话部分；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将共同主持经济对话部分，双方将于2009年夏天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首次对话。
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各种矛盾和存在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频繁见诸于媒体新闻。当前中美经贸关系正逢美国国会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抬头，中美贸易和金融等问题的争端就进入多发时期。在美国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不断深化，以及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美国会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有关“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n)条款不仅带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而且给摩擦不断的中美贸易关系带来新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奥巴马政府上台伊始，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发难看，美对华贸易政策既有对华贸易政策的连续性，也有其它多方面的现实原因。在中美关系的是是非非中，经济和贸易上的分歧与矛盾已经成为影响中美关系不和谐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美国新一届政府能否从全局的高度解决中美经济和贸易所面临的问题，如何调整对华贸易政策备受关注。
一、“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及美对华贸易政策
今年1月底，在各种质疑声中奥巴马政府提交给美国国会并得到国会批准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从表面上看该条款在措辞上似乎美国仍在履行国际协定的承诺，但其内容和性质却充分表明了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进一步抬头，同时也带有对中国等其他10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歧视性贸易政策，是不折不扣的带有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的条款，对未来中美贸易关系有着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美国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的表述是：在“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的前提下，经济刺激计划支持的工程项目必须使用“国产”钢铁和其他制成品。根据该条款的表述内容，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墨西哥享有“豁免权”；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欧盟、日本、韩国、香港等少数世贸组织成员享受“优待”，但中国等其他10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被排除在外。由此可见，所谓“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仅限于极少数国家，而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却成为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的“牺牲品”，不能享有所谓“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的权益。
对于中国而言，即使美国政府不出台“购买美国货”新条款，对“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歧视已经存在，美国民众对“中国制造”的抵触情绪使得美国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变得更加强硬和不友好，“中国制造”被美国施加了种种限制。在此之前，美国已然有了“购买美国货法案”，该法案规定：政府投资主导的高速公路、桥梁、隧道、学校等基础设施建设，所用钢铁必须为“国产”。而中国不是《政府采购协议》成员方，出口美国的中国钢材多用于民用建筑，因此依据该法案“中国制造”的钢材在美国必然受到限制。虽然前后相继出台的“购买美国货法案”和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在表面上没有明显的针对“中国制造”的表述，但不可否认，在有关法案和条款的操作上显然是对“中国制造”的歧视，不能排除当前美国推行的“购买美国货”行动，是以“中国制造”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从“购买美国货”有关条款的内容和性质看，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贸易保护行为的操作性，一旦有关条款落到实处，有关国家采取相应措施保护自身利益也在情理之中，如果美国保护主义措施由此引发各有关国家贸易战，不仅将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不利影响，而美国也不会从中获得长久利益。
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当的措施和手段应对本无可非议，但在损害它国和破坏有关世界美贸易有关协议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购买美国货法案”和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无疑是只顾眼前得失，放弃长远利益的短期行为。其性质不仅体现了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复出，也是对国际贸易规则的“蔑视”和对有关国家在贸易政策上的歧视。“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即体现了当前美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总体思路，在“中国制造”问题上也迎合了国会一些对中美贸易现状有不满情绪和那些炒作“中国”的人的口味，同时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也不免带有“患得患失”的味道。“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对“中国制造”歧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现实和最直接的原因是：一方面，金融和经济危机不断深化导致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重，美国政府在制订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把贸易保护主义的因素融入其中；另一方面，不断攀升的美对华贸易逆差与日益加剧贸易不平衡状况，导致美国当前对外贸易政策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首先向中国发难。近年来，在贸易问题上美国国会一直弥漫着反华情绪，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对华巨额的贸易逆差成为“购买美国货”出台的口实和对“中国制造”采取的“歧视”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不可否认，双边贸易总量不断攀升与贸易不平衡加剧并存的确是客观事实，但美国对华出现的巨额贸易逆差以及贸易不平衡现象是多种原因造成的。1、贸易结构问题。目前美国所需进口商品的90％已不再是在本土生产的商品，因此美国即使不从中国进口，也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2、贸易转移发生的变化。由于近年来中美贸易增长迅速，过去美国对日本、韩国、东南亚的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中国，导致美对华贸易逆差进一步增长。3、由于美国始终不肯放弃高技术产品对中国的出口管制，这些产品失去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机
会。在美对华贸易逆差和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问题上，中国领导人多次明确表示，“中国不以获取对美贸易巨大顺差为目的”，“只要美方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两国贸易就可以趋向平衡”。由此可见，美拒绝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不仅损害了正常自由贸易的发展，同时也限制了美对华出口的增加，也可以说这是美国“自食其果”。4、在美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上，明显带有“水分”的统计数据严重夸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程度。据美方统计2007年美对华贸易逆差达2,562.7亿美元，比上年度增长了10.2％，而中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为1,633.2亿美元，双方公布的数据相差甚远与统计范围有关。另外，从表象看，中美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都与中美贸易失衡有关，但也不难看出，美国对华的歧视性政治色彩，亦冲击着中美经贸关系。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中国”论调也在升温，利用“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霸权主义心态的表露无处不在，这些方面也影响到贸易领域。由此可见，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既保持着连续性，也有现实性的需要。
二、美对华经贸政策的连续性与现实
从美对华经贸政策变化的连续性看，自中美两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恢复经济贸易关系以来，美对华贸易政策发生过多次变化，贸易纷争似乎成了中美关系中永无休止的话题和挥之不去的阴影。中美建立贸易关系初期，美对华贸易政策主要以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为主，扩大美对华纺织品的配额范围，同时对其他中国产品的反倾销等限制措施也不断增加。到了90年代，随着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美国在加大对中国产品进口限制的同时，要求中国开放国内市场成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不仅强调要求中国扩大市场准入范围，而且要求中国建立和健全有关法律制度，提高透明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并将这些内容纳入了中国的“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中。中国入世后，美国在中国开放国内市场，特别是服务市场开放方面，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责难不断升级，声称在我国执行双边知识产权协议中一旦发现问题，美国将直接对我国采取贸易制裁措施。近来，双边贸易摩擦又延伸到新的领域，美国又在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上纠缠不休，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又成为美政策变化新的内容。自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议》到2001年底中国入世以来，贸易摩擦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为表面化的领域，在贸易问题上美国频频发难，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美贸易的有关贸易法案和相关的政策性文件，以及出台的对华贸易政策评估报告都体现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延续性。此次“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依然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延续。
正值美国金融危机仍未见底和经济严重衰退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第一要务是：一方面要全力以赴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一方面要处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的烂摊子以及伊朗和朝鲜核问题、恐怖主义威胁等。这无疑使奥巴马新政府面临着内外事务的多重考验和对外政策的艰难选择，而对华政策特别是对华贸易政策的选择则是奥巴马政府注定不可回避问题。
尽管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贸易政策还未全面出台，但与生俱来就带有传统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受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化情绪抬头的影响，美国国会中一些带有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色彩的人，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启动能否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表示质疑，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的成果仍然没有能够充分满足美国国会一部分人的高期望值，对中国指责和抱怨的“反华情绪”在美国国内仍存在着一定的“市场”。近年来，随着中美经贸关系复杂性、敏感性日益突出，经贸问题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从美国国会里不断刮出来一股股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之风，导致近期中美贸易关系进一步紧张，甚至贸易战随时有一触即发的可能。近年来美国国会涉华经贸议案不断增多，提出了多项涉华经贸议案，进一步扩大了对华出口管制商品范围，炒作中国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在美国国内媒体也是铺天盖地。观察美对华贸易政策，从表像看，中美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都与中美贸易失衡有关；但也不难看出，其中也搀杂了带有歧视性和政治上的色彩，政治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日益明显。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中国”论调也在升温，甚至就所谓“人权问题”和“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但在美国国内也有人认为，通过对话解决中美贸易问题依然重要和必要。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国会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断强化，以及对华不满情绪有所增强，主张对华贸易采取制裁或加强限制，尽管这些压力不太可能导致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但有可能导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出现新的调整，给中美贸易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另外，历来美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存在着“两重性”，实际贸易政策与提倡的贸易政策目标严重脱离。表现为：一方面积极提倡推行世界范围的市场化和自由贸易；而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强化保护主义。特别是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美国在没有放弃推行世界范围的市场化和自由贸易的前提下，继续“塑造世界经济、贸易秩序”依然是美国贸易政策的目标，但从眼前自身利益出发又不情愿放弃保护主义，因此对外贸易政策的“两面性”，就成为当前美国政府贸易政策的重要特征和表现形式。美国贸易政策的“双重性”倾向在对华贸易政策中表现极为突出，这是由当前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决定的。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着争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产业和贸易结构与美国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对美出口一直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而美国对华出口则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中国的产品威胁不到美国的重要产业，因此中国的贸易并未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威胁。
在中美经贸矛盾趋于复杂化的背景下，在人民币汇率、美元贬值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仍将是今后中美双方需要进一步商讨的问题。特别是目前中美的经贸对话机制在处理贸易失衡问题上，进展仍然缓慢，美国国会迄今已提出数十项具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法案，寻求对华进行贸易施压与“惩罚”，这种对华贸易不满情绪对中美整体关系发展构成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美国正处在内外交困的局面，新一届政府要使美国走出困境不是短时间所能实现的。据美国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人支持奥巴马，将经济复苏寄托在奥巴马政府身上，可见当前美国经济状况非常恶劣。因此，不论在外交和经济方面，美国都需要寻求中国的合作。受国内外众多因素的牵制，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从现实
的角度出发，为加强彼此战略关系的和谐，有效地处理双边经贸问题，缓和美国国内对华贸易不满情绪与平衡双边贸易的压力，美国新一届政府也在寻求新的中美经济、贸易对话机制。希拉里在宣誓就任国务卿前，特别强调了要和中国加强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尽管奥巴马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仍将有可能在贸易、人权等问题上纠缠不休，对华贸易政策和经贸对话机制会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但中美经贸关系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更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因此，从现在阶段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调整的幅度不会太大，中美经贸关系在一段时期内将处在一个既有摩擦又有合作的僵持状态。其主要原因是，目前美国敏感脆弱的国内经济形势将限制和影响其对华贸易政策的大幅度调整。一旦调整幅度过大，便极有可能激化中美经贸矛盾，这是美国历届政府不敢轻意触碰的“”，一旦涉及到中美关系问题十分谨慎，生怕出现难以收拾的严重局面。在这一背景下，显然以往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对缓解中美贸易摩擦无疑是有益的，解决中美贸易存在的问题需要从中美经济关系的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考虑，逐步消除分歧和矛盾。同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仅是调整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的机制，而且对全球政治格局也具有重大的深远意义。因此，新一届的美国政府能否延续中美战略对话，关系到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和发展，这将是新一届美国政府需要认真考量。
三、中美关于美元贬值的博弈
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抵押贷款证券，消息既出，舆论哗然，美国现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遭到多方非议。多数分析家认为，美此举将导致世界各国美元外汇储备价值缩水风险进一步增大。作为世界储备货币一一美元的泛滥和无节制的发行，一方面美元大量流向世界，另一方面各国对美元的任意发行又没有任何制约机制，美元的特权超越了国家范畴。当前美国货币政策已成为国际外汇市场上驱动美元变化的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在一段时期内随着美国向市场投放美元量的增加，美元下跌的风险也将相应增大。
关于美货币政策的评估，有关专家和媒体众说纷纭，但无论结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世界各国联手大规模注资救市在短期内对提振市场信心的确有效，并可挽救一些行将倒闭的金融机构，但如果不惜一切代价的救市，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有可能也会“培育”出新的泡沫，引发新的危机。特别是由于美元仍是国际支付的主要货币，并且各国的外汇储备都以美元为主，在美“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下，一旦新一轮金融危机降临又对本国货币缺乏信心时，必然要使用美元储备来注资救市，从而美元“泡沫”将会被进一步放大。美元“泡沫”放大的同时，金融危机在全球的影响也会增大，世界经济将有可能被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和美元波动的恶性循环所困扰，各种危机爆发的频率也会进一步增多。特别是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而言，由于美元资产占外汇储备的七成，甚至还在继续增加，其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当前，新兴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同样正在承受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冲击。将有可能导致亚洲新兴经济体成为继欧洲和日本之后金融危机的又一“重灾区”。与此同时，美国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和相继出台的救市措施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和手段，先是将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拉下水”，而后是设法“脱身”将危机“转嫁”给其他经济体。事实上，从美国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看，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美元贬值的嫌疑。
为此，2D09年4月初伦敦G20金融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创造超储备货币”的建议和构想发表评论，此言一出，即刻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周小川的表述被媒体“渲染”为“中国对美元发起的挑战”，由此关于美元地位问题和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以何种方式进行重构的讨论再度升温。虽然各种观点和预言大相径庭，尚无定论，但显然此前中国的声音更具有挑战性和现实性。在当前国际金融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为避免美元进一步贬值带来的风险，保障外汇储备和对外投资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由此中国提出“创造超储备货币”的建议不能不说是“事出有因”，在情理之中，并非无的放矢。且不论国际货币体制改革争论中的是非曲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目前金融危机环境下选择的余地十分有限，美元资产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系数的下降，中国也需要对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进行评估和重新审视，不会一味地依赖于美国的“信用”，而“创造超储备货币”恐怕是最佳的选择。
中国“创造超储备货币”的倡议，美国的回应颇有微词，耐人寻味，一方面确认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一方面为美元辩解，强调美元币值依然“异常坚挺”。对于美国的心态的描述，媒体从不同角度给予了真实的写照。有媒体评论说，对于改革的态度，美国对改革到底有多少“诚意”，是敷衍了事还是“走过场”令人质疑；对于中国的倡议，美国或许有“不祥”之感，美国的“多心”和对美元的“袒护”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也是如此。长期以来美国享尽了美元的特权，一旦失去很难适应没有霸权的日子，正如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表述的，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要点，其中就包括拥有和操纵国际金融体系，以及控制全球硬通货。因此，中国的倡议触动了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对于“美元霸权时代”是否因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而葬送，奥马尔能否会是“美元帝国”的末代“送终者”，美国着实心里没“底”。至于中国，人们期待的是在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中国终结“美元霸权时代”的期望值自然随之上升。
围绕美元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国际金融体制改革背后博弈的反映，也中美未来经贸对话有可能涉及到话题。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将在救市风险和成本分担、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内容展开激烈的博弈。与此同时，中国提出的“创造超储备货币”建议，也将是中美今后经贸对话和关于国际金融机构改造潜在的焦点问题。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由于利益上的患得患失，以及体系中权力的分配或一些问题上的纠缠不休，导致酝酿许久的改革难有实质性的突破。由于中国关于改革的建议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因此美元地位的争论也会逐渐演化成国际间改革的博弈。同时，从当代国际货币体制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经济和金融实力上的对话，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
左右改革的方向。基于这样的现实，当前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制的美欧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危机带来冲击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对改革的关切点和期待也不尽相同。美国对改革相对“冷漠”，更多关切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德、法等欧洲各国则是热心于加强金融监管，对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增加相应比例的发言权、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猖獗以及美元地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四、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
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中美建立贸易关系以来，中美贸易关系就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一方面，中美贸易关系发展日益密切，经贸往来使得两国相互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中美又是发生经贸摩擦最多和最激烈的国家。虽然近来中美双方在外交、反恐以及朝鲜核问题等重要领域的磋商、协调与合作成效显著，会谈范围不断扩大，高层官员互访频繁，使两国关系处在历史上较好时期。但在中美政治关系积极改善的同时，双边经贸摩擦不断加剧。美出台的“购买美国货”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必然给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反映了当前美对华贸易政策的主导思想，中美贸易关系面临着一个十分敏感的时期。可以预见，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下去，并随时有可能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进一步升级，贸易摩擦将会进一步增多，所涉及的领域也会越来越广泛。从发展趋势看，中美贸易关系将逐步从货物贸易向服务领域扩大，甚至涉及到我国经济安全的部分领域，贸易摩擦将进一步多样化和复杂化。但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中美间出现的贸易问题也是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普遍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环境下，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抬头，中国自然成为美国一部分人发泄对中美贸易不满情绪的对象。当然，在美国国内也绝非一种声音，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当前美国政界如果错误地认为靠贸易保护主义能够缓解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压力，减少贸易赤字和刺激经济增长，那么最终将会损害美国经济的发展，甚至带来严重的后果。
从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看，与现实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密切相关。美国是目前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受益者，需要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发言权不断增强，中美两国寻求新的经贸关系实际上是对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护和适当的调整。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中美经贸关系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维护和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当今世界，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的潜在隐患依然是经济严重失衡，失衡集中体表在两个方面：第一，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保持着高水平的贸易逆差，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如此高的贸易逆差带来了国际收支的高风险；第二，为了弥补贸易逆差，美国等发达国家从在世界范围吸引了大量的资金，这种贸易和资金上的双逆差，构成了当今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基本格局。全球经济失衡是中美经贸关系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不能排除许多其他议题也是由此引申而来。事实上，中美经济和贸易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既源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贸易格局的变化，又源于短期内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以及美国、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失衡不是孤立的单一现象，而是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形成了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失衡，也就是跨太平洋的经济失衡，这是当今世界经济失衡的突出表现。因此，中美经济、贸易对话从宏观和战略的高度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解决中美经济和贸易上的摩擦，对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经济的稳定与安全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贸易大国 贸易强国 现实差距 贸易战略
一、中国是贸易大国而非贸易强国的现实思考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中国对外贸易条件和环境的日益改善，中国经济越来越外向化，越来越融入经济全球化，对外贸易快速增长。中国在统计数据上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但是贸易大国和贸易强国的内涵是有区别的。
二、对外贸易战略理论
1.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思想
比较优势理论是人们在进行国际贸易活动的过程中做出选择和决策的基本理论依据之一，是分工、交易以及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前提。而该理论无法来解释当一个国家在各种产品的生产中均处于绝对劣势时，贸易仍然能够获得发展的现象。这一问题由大卫·李嘉图通过比较成本理论进行了解释。该理论认为一国只要生产自己在成本上具有优势的产品，然后与其他国家交换即可。后来，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发展了李嘉图的理论，从生产要素禀赋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产生比较成本差异的原因。
2.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基本思想
波特对竞争优势的研究经历了从企业和产业层次向国家层次、从参与国内竞争向参与国际竞争演进的过程。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就是企业、行业的竞争优势，也就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优势。
三、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的崛起及影响
1.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的起步阶段
改革开放后，我们抓住国际上以轻纺产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轻纺产品加工贸易。在1989年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达到了1116.8亿美元，这一增长水平既高于世界贸易平均增长，也高于国内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
2.中国迈向贸易大国的发展阶段
“八五”是我国对外贸易高速发展的阶段，“八五”期问，我国对外贸易实现了平均增长19.5%的高速增长，在如此高速增长水平推动下，我国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1.7%，上升到1995年的2.9%，在五年的时间罩，我国外贸占世界贸易的比重提高了1.2个百分点。
3.中国作为贸易大国而崛起
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以后，以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从而使对外贸易焕发出勃勃生机，2007年中国的供求已经能够左右国际市场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表明中国在世界上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
4.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
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以及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将不可避免地在许多领域影响到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与价格。并且，中国的需求大大拉动了东亚各国的出口复苏，成为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中国与世界贸易强国的现实差距及原因分析
1.中国GDP总量大，但人均GDP很低。而中国虽然在世界上已经成为GDP大国，但是人均GDP不论是与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三大世界贸易强国相比，还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2.中国对外贸易总量大，但是人均贸易量低。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三大世界贸易强国的贸易总量以及人均贸易量均位于世界前列。
3.对外贸易结构的差距。当前世界贸易强国的突出特点是服务贸易的高度发展，服务贸易的高速增长既是贸易强国的突出特点，也是贸易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而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却远远落后于贸易强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程度。
4.对外贸易条件的差距。贸易条件指数（ToT）=（出口价格指数/进口价格指数）*100
随着中国作为对外贸易大国的崛起，中国对外贸易具有了大国规模，这使得我国出口扩张难度增加，因其贸易规模的扩大，使其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出现。同时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下降，使得我国贸易条件明显恶化。
五、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跨越的战略选择
1.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升级有利于促进贸易的可持续发展。要从初级产品和附加值不高的工业品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为以高附加值工业品生产为主的先进产业结构，加快发展服务业，尤其是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服务行业，这是发展的重点。
2.品牌战略的实施有利于培育中国对外贸易的国家竞争优势。拥有自主品牌是一个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其在国际市场上拥有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我国的大多数企业目前采用的都是贴牌生产，形成了对国外品牌的依赖，因此为了改变我国当前“制造大国，品牌小国”的现状，必须积极培育和创建自主品牌。这也是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跨越的必然要求。
3.加大政府支持，加快培养我国的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
4.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力争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主动权。国际标准制定权之争已成为国际竞争的至高点和焦点之一。而我国标准整体水平偏低，影响到我国在国际经济和贸易中的竞争力。为提高国际竞争力，中国不得不从被动采用国际标准到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标准，为中国产业在国际标准舞台上取得新的“话语权"。
5.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实现向贸易强国跨越的目标。总体上看，当前我国在国际分工中仍然处在低端环节，外贸增长方式粗放，质量和效益不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我国必须加快转变我国的对外贸易增长方式。
参考文献：
[1]程春梅.我国外贸竞争力现状分析.经贸论坛.2001年第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