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1-30 09:34:2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华文文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4月19日，“第二届中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在河南理工大学召开。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邓友梅，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会长曾敏之、会长饶M子、理事长陆士清、副会长杨匡汉、刘登翰、王列耀、曹惠民、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骆明、马来西亚作家协会会长戴小华等六十余名著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为期四天的文学盛会。
讨论会围绕“中原文化与华文文学”这一主题，从中原文化的价值与传播、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不同地区华文文学的文化身份与艺术变异、世界华文文学的前沿问题等四个方面，探讨了世界华文文学发展趋势、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的前瞻性、世界华文文学发展产生的影响以及弘扬中原文化、促进中原文化走向世界等问题。
邓友梅指出，海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相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原文化与华文文学问题，非常重要。华文是海外华人维系对祖国深厚情感的载体，是大家共同的文化特征。在如今经济、文化逐渐走向融合的世界格局下，如何保留自己国家和民族独特的文化特色和文化传统，尤其必要和紧迫。已90高龄、从事新闻事业近五十年的曾敏之先生指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兴起使其历史进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但仍在不断前进。华文文学的前景是乐观、灿烂的，华文研究正当时。
杨匡汉在闭幕式的学术总结中指出，此次论坛的观点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一是文化中国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学研究由于历史切割和地理切割等原因，一直局限于大陆地区，要构建大中国文化体系，就需要不断扩大眼界，把的文化联系起来，一体多元、多元互补。二是“和而不同”问题。在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求异比趋同更重要。“和而生物，同则不济”。和是大方面的和谐与顺道，在和的基础上需要不同的事物补充与协调，形成最终的大和谐。我们不能要求海外和大陆创作思想统一，而要鼓励个人进行独立思考和创作；异是异在人心动向、所指和能指关系考辨、语言本身的文化底蕴与内涵建设及不同文学经验、文学资源、文学元素等在不同地区与作家作品的表现上，异在多重经验中跨界书写的不同策略上。三是研究视点移动问题。文学创作不能只停留在一个视点上，而要不断地进行移动。要注意文学板块结构上的变动，反映人类生活状态的文学应是多重结构的；要注意在华文文学与传统关系上对“远传统”和“近传统”的传播、承继和发扬等薪火传承问题；要注意把意识形态观念转移到文本系统上来，使文学生态研究的空间更开阔、更深邃；要注意把握“主流”与“非主流”、“中心”与“边缘”等的关系。杨匡汉指出，在大众文化商业炒作的冲击和挤压下，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应坚持“以不变应万变”的良好心态。华文文学作家应对文学创作建立信心，守望现有的共同精神家园，继续努力并创建新的更好的精神家园。
此次论坛提交的70余篇论文将结集为《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高峰论坛论文集》和《世界华文文学丛书》等专著出版。
[论文摘要】随着世界文化的不断交流和沟通，各国更加重视文化的繁荣与传播。译者作为文化沟通的使者，应把输入异域文化、输出中华文化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定要有敏锐的文化意识，切实做好文化传播工作。
[论文关键词]文化交流 文化意识 文化传播
一、翻译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符号，其使用方式与表达内容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而翻译的基本性质是语言问的转换、是文化之间的交流，因此翻译与文化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翻译丰富、促进了译语文化，这是翻译最为显著的功能。古今中外，翻译从来都是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杨仕章，2001)~1果没有阿拉伯人的翻译，古希腊的明就不会得以保存，欧洲的文艺复兴也将无从谈起；中华文化经佛经翻译吸取了古印度文化的营养，给中国文学注入了强劲动力，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唐代及唐以后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意象成分和功能；同样，没有五四时期的翻译，中国就不可能引入诸多先进的思想理论；而英国文化能有今天的巨大影响力和勃勃生机是与其在漫长的历史中融汇了凯尔特文化、拉丁文化、斯堪的纳文化以及东方文化的精华分不开的。可见，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往往离不开异域文化的营养，纯粹自给自足的文化注定是要灭亡的，而翻译则为吸收异域文化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手段。
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最初由巴斯奈特(Bassnet0和勒菲弗尔(Lefe—vere)在其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199O)一书中提出的：之前的翻译研究要么在语言学的屋檐下躲躲雨，要么在比较文学的墙根下避避风。而在新兴的文化学领域里则压根儿没有涉足之地。漕明伦，2007)以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者，从宏观角度出发，从大处着眼，从政治、文学、历史等多角度切人，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把翻译看作宏观的文化转换，将翻译的研究重点从原作转向了译作，从作者转向了译者，从源语文化转向了译语文化，以求对翻译和译者的地位与作用有一个新的认识。对文化派而言，翻译的本质就是文化翻译。因此，翻译活动本身就涉及一个文化问题，涉及两种文化的对比研究和互动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翻译的确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文化交际行为之一，翻译工作者必须重视并处理好文化因素在翻译中的地位和作用。(姜艳，2oo6)~n奈达所言：实际上，对一个译者来说，由文化差异引起的问题比语言结构差异引起的问题要多而且更为复杂。
三、文化传播与交流是翻译的根本任务
中外学者对翻译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其中张今先生(1994)的定义尤为惹人瞩目：“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或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中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进行文化交流，促进社会进步，这正是翻译的根本任务和重大意义所在。其实，中西方翻译家、译论家中提倡尽力保存原文文化特色的大有人在，如杨宪益、许渊冲、刘宓庆等；西方如Sehuhe，Biguenet，Newmark等。鲁迅说(1935)：“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什么叫“异国情调”和“洋气”呢?显然，鲁迅指的“不是在语言上一味仿效西洋，而是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异域文化特点”。这就是说，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还要密切注视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处理的好坏，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语言可以转换，甚至可以“归化”，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特别不宜“归化”，一定要真实地传达出来。(予I、致礼，2ooo)因此，文化传播应该是翻译的根本任务。翻译中的文化传播，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就是尽量保存外来文化之“异国情调”、“洋味”，以使我国读者扩大文化视野，获得知识和启迪。例如，我们把killtwobirdswithonestone译成“一石二鸟”，中国读者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汉语成语“一箭双雕”，产生一种新鲜感。再如，《圣经》中有beatswordsintoploughshares，如果我们直译为“把刀剑打成耕犁”，中国读者就不会将之与佛教中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混为一谈。(孙致礼，2000)~是因为译者采取了文化翻译策略，汉语才有了“武装到牙齿”(armedtotheteeth)、“替罪羊”(scapegoat)、“橄榄枝”folivebranch)、“时间就是金钱”(timeismoney)等；相应地，英语才有了longtimenosee(好久不见)，papertiger(纸老虎)，toloseone’sface(丢面子)，atoadhankersforatasteofswna(@蛤蟆想吃天鹅肉)等。(蒋骁华，2003)总之，译者在翻译实践时应保持文化翻译意识，尽可能多地传达原文的文化信息。这对于促进语言发展，增进文化传播与交流意义深远。
四、结论
随着世界文化的不断交流和沟通，各国更加重视各自文化的繁荣与传播，目前上海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从根本上说也是文化传播与交流的盛会。作为翻译工作者，我们更应该以语言为工具，把输入异域文化、输出中华文化、繁荣中华文化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定要有敏锐的文化意识，重视语言中所蕴含的“异国情调”，切实做好文化传播工作。
论文摘 要：本文试图由“学者散文”的两个要素，以及当今笼罩“学者散文”的特殊文化背景，来谈谈“学者散文”所面临的矛盾和危机。并基于当下关于学者散文的研究现状，做出一点不成熟的想象。
散文作为文学品类之一种，文学性是它最根本的特性，学者散文也不例外。然而，学者散文特别的创作主体与散文自身的文学性要求之间，存在着难解的矛盾。此外，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经济发展的转型，文学日益边缘化、市场化的态势愈发显著，学者散文也同样处在这一时代环境的笼罩之下，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考验。本文试着对学者散文自身存在的矛盾，以及面临的危机，以粗略的描述。
一、 学者与散文之间的天然矛盾
上世纪九十年代，“学者散文”的崛起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学者散文”的关注和研究，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也成为评论界的热点之一。众多学者对“学者散文”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最早的是台湾散文家余光中，他从创作主体以及其文化素养、文体类型、读者反映对“学者散文”进行了描述。后来有香港散文家梁锡华，大陆的学者钟友循，范培松，袁良骏，吴俊，喻大翔，洪子诚，韩国学者金惠俊，他们或关注创作主体，或关注散文文本，或是兼而有之，分别对“学者散文”做了描述，其中较突出的是喻大翔教授。喻教授认为：“所谓学者散文，主要指各门学科中专业学者创作的，具有现在思维特征、价值取向、理性精神、知识理想、心理内容等质素的，各种类型与问题风格的散文作品。”，这一概括从创作主体、文本、成就三个角度对学者散文进行了准确厘定，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论高度和深度。
有的学者散文家注重智慧、思想的输出或者启蒙、批判立场的表达，这样往往冲淡艺术审美的经营而使其散文成为知识的堆积或一味的说教。比如，余秋雨的一些散文（如《西湖梦》等），充满历史资料、考证证据、说理议论，从而带来其散文强烈的理性色彩。当然，这对表现作家文化选择的自觉是有意义的，但是却造成作品的过于沉重、呆板，缺乏作为文学作品应该具有的生动和柔软性，也会给读者一种好为人师的感觉。再比如余光中，他虽曾指出学者散文“当然也要经营知性与感性，更常出入于情理之间。……而是要捕捉情、理之间洋溢的那一份情趣或理趣。”，但他的所谓的知性散文《书斋书灾》、《和疝气》、《梵高的向日葵》等中，丝毫也见不到精致的结构，生动的意象与和谐的韵律；从散文作为文学之一种的本质要求出发，很难肯定它们是美好的作品。还有研究者认为，“周涛散文有理性过强，思想太密集，而难免使得构架粗疏空泛，寄托、附丽思想的底座（材料、具象）不够坚实有力。”这一说法也是相当中肯的。这种矛盾在现代学者散文家那里也是存在的，只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总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给予合适的消解。比如鲁迅散文中赤诚的精神，林语堂散文中洋溢着的幽默，梁实秋散文优雅下面蕴藏的淡淡的苦味。近年有些学者散文家则追求散文的个性化、生命化、清淡化，这又导致散文缺乏思想和精神的底蕴。当然，这种结果可能是对于前一种情况的纠偏所导致的，却不如人意地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著名散文家柯灵这样说：“寸楮片纸，却是以熔冶感性的浓度，知性的密度，哲学的亮度，一卷在手，随兴浏览，如清风扑面，明月当头，良朋在座，灯火照人”。可见在散文家那里，好的散文也应该是融合了感性与知性的典范。然而，认识上的清醒和自觉与创作实践仍有距离，如何将正确的认识落实到实践中去，以实现学者散文文本的某种完满，是当今学者散文家和学者散文研究者共同面临的问题。
二、 大众化、商业化文化背景下学者散文的危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转型，大众文化和商业主义席卷而来。从而使文化、文学以及知识分子在精神领域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在严峻的形式下，长期回避的利益问题以及相关的价值取舍，导致学者、知识分子的分化。有的学者、知识分子选择“下海”，有的选择趋时的亚文学写作，比如，广告文学，电影剧本，通俗小说等。有的人则表现出面对时代变迁的冷静和自觉，表示坚守知识分子的理想阵地，他们面对压力作出了相对的应对。“没有英雄、缺乏戏剧性、操正步、常规建设，这无疑都是散文时代的标志。在此背景下，学者散文当然地成为了九十年代散文的主流。戏剧理论家余秋雨的散文是学者散文的典型代表，他先后出版了《文化苦旅》（1992年）、《山居笔记》（1998年）、《霜冷长河》（1999年）等一批散文集，本本畅销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季羡林，他的《虎年抒怀》、《清塘荷韵》、《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等都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1999年又创作了《站在之墓前》。与季老相似的年长的学者散文家还有张中行、汪曾琪、董桥，画家吴冠中、黄永玉、韩美林等等，都在散文领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学者散文成就了客观的成绩，却也面临着种种问题甚至危机。散文评论家韩小蕙曾撰文惊呼：“散文变成了什么？”，“散文怎么离文学越来越远”，并指出当时散文存在的种种弊处：把散文写成论说文；把随笔写成思想提纲；大文化散文变成了百宝箱；更有一类以功利为目的的散文等等。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雷达也这样说：“散文过多地承载文化，压制了文学的灵性，使散文特性正在丧失，严格上说，有些学者散文不是散文。”这一后果不能说和学者本身无关，更不能说和整个时代环境无关，它恰恰说明了学者在时代环境下的选择以及坚持（操守）。
然而总有人面对文学、学术的商业化表示俨然新潮的肯定，他们认为学者以及学者散文无论如何都是新的文化消费中的因素，这好像是给学者和学者散文定命。岂不视这如今文化的严峻形式，以及这背景下面一切的遭遇：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消费性是指向利润和官能享受的，学者散文必将在他们面前丧失掉最后一点可能。学者散文的读者渐渐窄化，学者的审美能力渐渐退化，学者散文家渐渐分化，大部分人将举着文化的大旗，做起商人的经营了。
三、结语
相信不管是学者与散文的天然矛盾，还是当代文化背景下学者散文的危机性遭遇，学者散文的过去是辉煌的，未来是向前进的。我们关于学者散文的研究和建设存在着无限的空间，记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末尾有人这样讲：“难道我们不该把学者散文当作一个独立的散文品种来研究？难道我们不该有一部学者散文史？不该有一部或几部学者散文选集？”，这个想像似的无疑而问，在今天得到了回应，学者散文的研究上已经有不少可观的成果。然而，散文领域的研究——也许是因为其体裁的特别——向来不是那么热闹，因此其建设的步伐依旧蹒跚。
当然学者散文的研究，不仅仅止于关于它的概念的厘定，文本的解读，生命的关照，更应该是一种踏踏实实的建设。从古到今，从大陆到港、澳、台，从华文世界到整个地球，学者散文有它自己的历史和国度，在巨大的时空下恢复它零碎而又模糊的面影，需要更多智慧而且执着的建设者。
注释：
① 董正宇：《也说“学者散文”》，《理论与创作》2003，1。
② 喻大翔：《现代中文散文十五讲》，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3。
③ 余树森，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④ 陈建晖：《论九十年代的中国散文现象》，《文艺评论》1985年第2期。
在启蒙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人。他们对现代中国有深远的影响，同时，他们也以各种方式关注过古代中国。其中，对中国关注度最大的也许是伏尔泰。
在启蒙思想家的积极倡导下，欧洲掀起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化热。伏尔泰就对孔子和儒家学说推崇备至，他将《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为每个人都应遵守的座右铭。受到伏尔泰的影响，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中也出现了这一格言。伏尔泰以元代杂剧《赵氏孤儿》故事为蓝本，创作了《中国孤儿》的故事。1755年8月20日，《中国孤儿》在巴黎近郊的枫丹白露宫上演，获得广泛好评。《中国孤儿》的巨大成功使伏尔泰格外兴奋，不仅因为这让他赢得了新的荣誉，巩固了已有名声，更主要的是因为这出悲剧对伏尔泰来说，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它表达的是伏尔泰对他心目中的理想文明，即他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的想象。在伏尔泰看来，对《中国孤儿》的肯定，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肯定，还是对他心爱的中华文明的肯定，进而是对他的启蒙理想的认同。
伏尔泰并未到过中国。他对中国的了解来自传教士。传教士将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法国作为文化中心，自然受益良多。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向中国派遣了六名传教士，其中有李明（原名 Louis Le Comte）。李明在1688年到达中国，三年后离开中国返回法国，于1696年发表《中国近事报告》。这份报告对伏尔泰有深刻的影响。伏尔泰在他的《路易十四时代》《风俗论》《哲学辞典》《哲学通讯》及大量的信札和文学著作中多处提到中国。据统计，他论及中国的著作将近80种、信件200余封。从伏尔泰这个角度看，古代中国的思想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过一定影响，这么说也许并不夸张。
卢梭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则要比其他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大得多。他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杰出的民主政论家和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新爱洛漪丝》《植物学通信》等。
1878年，出使英法两国的清廷特使郭嵩焘于四月初三在巴黎写下的日记中称卢梭为“乐苏”。这是现存最早提及卢梭的中文文献。《社会契约论》在明治时期被日本人中江兆民翻译成日文《民约译解》。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子读到此书后深感震撼。1898年，上海同文书局出版了以中江兆民日译本为底本的《社会契约论》第一个中译本，名为《民约通义》。此书的出版宣告了卢梭学说在晚清传播过程中译本时期的开始，对救亡图存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过巨大影响。1902年，文明书局、开明书局和作新社联合出版发行由留学日本的杨廷栋从日文文本翻译的《路索民约论》。
从1898至1911年，四部卢梭著作的汉译本出版，除《社会契约论》有单行本外，《爱弥儿》《忏悔录》和《论科学与艺术》均发表在杂志上。四部著作都是节译本，但《社会契约论》翻译的部分最多，已接近足本，民约论因而在晚清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黄兴1899年在两湖书院读书时购到《民约通义》，“革命思想遂萌芽脑蒂中矣”。此一时期关于卢梭的专论也出现了。梁启超编译的《卢梭学案》刊载在1901年的《清议报》上。1904年的《教育世界》杂志又刊出了王国维的《法国教育大家卢梭传》，而刘师培用民约论诠释传统典籍的《中国民约精义》也在这一年问世。
由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影响巨大，该书的中文译本之多，在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中是罕见的。1918年马君武根据法文原著与H. J. Tozer的英译本翻译的《足本卢骚民约论》（中华书局），1935年徐百齐、邱瑾璋译述的《社约论》（编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二集），1944年卫惠林的《民约论》译本（重庆作家书屋出版）。1949年后，何兆武将此书重新翻译，1958年以《民约论》为书名由法律出版社出版，1963年更名为《社会契约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79年又对译本作了修订。
卢梭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方面。卢梭是颇有贡献的音乐教育家，写过100多首歌曲，而独幕歌剧《乡村的算命师》演出达400多场。他有音乐作品经贝多芬改编而得到更为广泛的传唱。鉴于“全民音乐”的重要，经过精心研究，他提出一个阿拉伯数字记谱法，并于1742年在法国科学院发表简谱论文，但他的“业余身份”遭到音乐学院教授们的讽刺。很久以来，中国颇为盛行简谱，这是经过德国学者最终改进定型的音乐记谱法，于1904年经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李叔同介绍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推行现代教育，简谱遂得以普及，并流行至今。现在依然在乡村戏台上咿咿呀呀唱响的地方戏，所有的记谱，早就不使用工字谱，而代之以来自外国的简谱。有多少人，能想到地地道道的中国地方戏的音乐与法国人卢梭多少有些关系？
另外一位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是狄德罗。1745年，法国出版商邀请34 岁的狄德罗和哲学家达朗贝将英国百科全书译成法文。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却发现英国的这套百科全书内容支离破碎，观点陈旧，充满了令人窒息的宗教思想，于是，狄德罗提出由他组织人，编写一套更好的百科全书。出版商接受了这个建议。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25年。该书出版后，获得社会广泛好评，对世界包括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世纪，《大英百科全书》等各种国外的百科全书被翻译成中文，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中国也编辑出版了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是世界上规模较大的几部百科全书之一。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建国前的殖民地时期。1956年，《新加坡立法议会各党派华文委员会报告书》首次肯定了母语的教育地位和双语教育的重要性，开了双语教育的先河[1]。1965年独立以后，虽然社会政治和语言环境皆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加坡政府始终将双语教育视为是国家主流教育体系的基石。与此同时，新加坡又是东西文化的交汇之地，国内的三大种族——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各自都有其悠久而璀璨的历史文化。按照多元文化教育学者的观点，这种多元文化社会最易产生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Education）[2]，且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人民可以通过建构（Construct）、解构（Deconstruct）、重构（Reconstruct）的过程，发展与培养自身的双文化身份[3]。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华族学生而言，他们所接受的多元文化教育主要指兼通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双文化教育（BiculturalEducation）。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对高层次人才的渴求，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新加坡政府就开始了一系列培育双语、双文化精英的探索和实践。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新加坡的双语教育采取的是以英语为主、族群母语为辅的非平衡策略，因此对于华族学生而言，新时期的双语、双文化精英教育特指学生在掌握英语和西方文化的前提下，对于华语和中华文化也要有较深的了解。换句话说，前者是新加坡当下华族学生的强项，后者则是他们的不足之处，故加强对后者的学习就是新加坡双语、双文化精英教育中学生要学习的重点。
二、新加坡双语、双文化精英教育的培养模式
1.设立特选中小学校
1979年，面对传统华校的转型，新加坡政府设立了9所“特别辅助计划”（SpecialAssistancePlan）中学即“特选中学”，分别是圣公会中学、公教中学、华侨中学、中正中学（总校）、德明政府中学、海星中学、南洋女子中学、立化中学以及圣尼格拉女子学校。这项计划规定，只有小学离校时考试成绩最好的8%的考生（约占及格考生的10%），才可以选择进入这些中学修读英文和华文都属于第一语文的特别课程（SpecialCourse）。制定这项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保留全国最优秀的华文中学，以使学生能在一个有华校传统的学习环境里学好华文和英文，成为保留华校优良传统的双语人才[4]。1981年，新加坡教育部为鼓励学生进入特选中学，又实施了多项奖励措施，其中包括申请初级学院的两分优待（Concession）以及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权（Priority），万一不能应付时还可以选择考一科第一语文、一科第二语文等[5]。1984年，新加坡教育部又将4所特选中学的附属小学也列为特选学校，继续以华文和英文作为第一语文。截至2011年，新加坡的特选学校已发展到11所特选中学和15所特选小学的规模，在新加坡双语、双文化精英教育领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2.开办官方特色课程
（1）华文语文特选课程（LanguageElectiveProgramme[Chinese]）
为了栽培精通双语的人才，新加坡教育部于1990年在他们的两所著名的初级学院——华侨中学（高中部）和淡马锡初级学院开设了“华文语文特选课程”，简称“语特课程”。随后，南洋初级学院、裕廊初级学院、德明政府中学也相继加入，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最多一届达到225人。对本课程的学习为期两年，剑桥普通教育证书（“O”水准）会考成绩达到高级华文B3（或高级华文B4与中华文学B3）或华文A2两个标准中的一个即可加入。在课程内容方面，学习本课程的学生必须修读H2华文与文学科目。自2008年开始，所有语特学生必须多选修一科与华文相关的科目，如H1华文理解与写作、H1中国通识、H2中国通识、H3华文与文学等。语特课程的目标非常明确，即培养具有语言天分的学生，提高他们的语文水平和他们对中华语言文学的认识与了解，栽培学生使之成为精通双语的人才，为国家做出贡献[6]。20多年来，语特在培育双语人才方面确实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截止2010年，这项课程总共栽培了2328名语特毕业生，其中获得奖学金的725人，所从事的职业涉及教育、传媒、科技、法律、商业、艺术等诸多领域[7]。
（2）双文化课程（BiculturalStudiesProgramme[Chinese]）
随着学生语言背景的改变及中国的迅速崛起，新加坡急需培养一大批有能力和中国及西方国家进行交流的双语双文化人才。正如前内阁资政李光耀所言：“要与中国接轨必须超越华文领域；若要跟随中国发展的步伐，就必须具备‘双文化’能力，了解文化并培养世界观。”[8]由于特选学校具备双语双文化教育的优势，所以新加坡教育部自2005年起，相继在德明政府中学、华侨中学、南洋女子中学、立化中学等4所特选中学开办了双文化课程，旨在培养一批不但精通双语，而且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有相当认识的双文化人才。要使他们既能和中国沟通，也能和西方交流。这样的人才可以使新加坡在国际化竞争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9]。双文化课程从中三到初院二年级，为期四年。在中三、中四阶段，学生除了可选读高级华文外，也可以选修中华历史和哲学；到了初院一、二年级阶段，学生可以选修华文、中华文学以及中国通识。2009年，第一届双文化课程毕业生就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如当年10名获得公共服务委员会中国奖学金的学生中就有7名来自双文化课程学校[10]。
3.鼓励校级旗舰计划（FlagshipProgramme）
除却上述官方开办的特色课程以外，新加坡教育部也鼓励其他各类学校自行设置双语双文化教育的相关课程。其中，新加坡福建会馆属下五所小学开设的“双文化华文优选课程”（BiculturalChineseElectiveProgramme）最引人注目。2007年，道南学校、爱同学校、崇福学校、南侨小学以及光华学校等率先开设了此课程，每年从现有的小四学生中遴选出一批在课业上表现优异、又对这项课程有兴趣的学生参加，为期3年。课程内容除教育部规定的核心及深广课程外，还有专门为此项课程量身定做的四项内容：中华文化、儿童文学赏析与创作、语言训练和中英双语对比分析。此外还有国内外的浸濡活动、美育课程以及以华语的其他非核心科目，如小组作业、美术、音乐和体育等。开设如此精心设计的特色课程，旨在达致3个目标：培养一群精通双语、掌握华文听说读写4大技能，同时也了解华族历史文化的小学生；提升本地小学生的华文文化水平；在小学开设双文化课程，以使将来能与中学及高中的双文化课程接轨，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2008年，在新加坡教育部的支持下，所有特选中学和特选小学也都纷纷开设了具有校本特色的旗舰课程。如华侨中学的“华中戏剧课程”，公教中学的“深濡文化、驰骋神州”，德明政府中学的“文史华艺鉴赏课程”，南华中学的“文史哲与实用翻译课程”，圣公会中学的“中国通”课程，圣尼各拉女校和中正中学（总校）明年推出以华文授课的“O”水准考试科目“华文媒体”，圣婴小学的“圣婴新语”，宏文学校的“中华文化艺术课程”，以及南华小学的“C无限”等。这些校级旗舰计划的实施，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新加坡的双语双文化精英教育的发展。
此外，没有入选特别辅助计划的特选中小学和初级学院、自主自治学校等也都积极推行了他们的与双语双文化教育有关的旗舰课程。如自主学校莱佛士初级学院2005年起就开设了他们的校级双文化课程（中国），课程内容包括高级华文、深广单元和浸濡计划3个部分，以供他们的学生灵活选择。其中，对华文有兴趣的学生可以选择高级华文为会考科目；不选华文为会考科目但对中华文化有兴趣的学生则可选修非考试的深广单元。深广单元的主题涉及中国历史、中国思想、文化、政治、经济与新中关系等领域。另外，所有学生也均可以申请到中国学校或公司浸濡3-4个星期。由此可见，经过30多年的努力，新加坡目前已形成以特选学校为主体平台进而也辐射到其他类型的学校的以官方的特色课程为主要途径进而扩散至校级课程的双语双文化精英培养模式。
三、新加坡双语双文化精英教育的经验和启示
1.新加坡双语双文化精英教育的经验
（1）政府积极倡导并提供经费支持
自1956年《新加坡立法议会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公布以来，新加坡政府多次以报告书甚至是以总理声明的形式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法规和政策，积极倡导双语教育。在精英人才的培养方面，历次的华文检讨和课程改革更是对之关注有加[11]，不仅为培育双语双文化精英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显示出新加坡政府对双语教育的高度重视。
在大力倡导双语教育的同时，政府也为之提供了大量的经费保障。从新加坡教育部的年度报告中可以看出，新加坡的教育发展支出和日常教育经费支出均是逐年增加的。如2010-2011学年度，政府用于教育发展的费用达到8.79亿新元，相当于10年前的5.5倍；用于日常教育的经费支出达到90.31亿新元，约为10年前的2.1倍[12]。在双语双文化精英教育方面，政府也给予了充分的经费支持，其中包括设置奖学金和海外游学经费津贴等。如教育部为中学会考成绩优异的语特生每年颁发1000新元奖学金，为期两年，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同时免缴学费；双文化课程的特别辅助计划奖学金与语特课程大致相同。另外，奖学金获得的海外浸濡活动也能得到教育部的资助。
（2）学校富有创意的教学策略
学校是新加坡双语教育的主体，合理的课程设置和有效的教学策略是其双语双文化精英教育取得成效的关键。就特色课程而言，教育部虽然对于课程架构提出了指导意见，但各个学校在具体实施教学时仍有很大的自主空间，因此，5所语特学校和4所双文化课程学校都结合本校实际采用了极富校本特色的教学策略。比如，德明政府中学的双文化课程的教学，就是由其华文部和英文部组合之双文化学院提供的。所有中1至中4的德明学生除了学习高级华文及英文文艺外，在中3、中4阶段还必须修读本校的双语课程（BilingualProgramme），而中3及中4阶段学业成绩优秀者还可能获选学习教育部的双文化课程，修读“中国通识深广课”，并有机会参加海外浸濡学习。
灵活多样的教学策略在文化课程的教学中显得尤为重要。由于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涵盖面广且内容庞杂，所
以在实际教学中很容易出现“拼盘式”或“浮光掠影式”等弊端。有鉴于此，新加坡各级学校均采取了主修课程、副修课程和辅助教学活动有机结合的教学模式。如此之后，课堂教学可让学生对中华文化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各校自主开展的辅助教学活动则可以让学生在实践体验的过程中加深对中华文化中某些要素的理解，进而将之提升为更高层次的毕生爱好或兴趣。当然，这种主次分明、点面结合的教学策略对于教师的综合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社会努力营造双语环境
根据2010年教育部母语检讨委员会的调查，新加坡华族学生在家庭里使用英语的频率已从1991年的28%上升到2010年59%[13]。数据表明，在新加坡的华族人中讲英语的比例越来越高，学生利用华语进行交际的在大幅缩减，新加坡的双语环境正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政府正在利用社区、媒体和民间团体等方面的力量，以努力营造和改善双语环境。
首先，在新加坡，上至政府总理、部长和议员，下至租屋咖啡店、菜市场的普通民众，都在竭力学习和使用华语，显示出一种全民营造双语环境的决心。其次，在新加坡的公众场所，不论是学校、商店、街道，还是旅游景点或小贩中心，到处都有双语标记，学生随时随处都可以接触到双语信息。再次，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体所使用4种官方语言，也为新加坡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双语环境。此外，一些民间团体如宗乡会馆等也在积极地协助营造这种双语环境。
总的看，虽然在政府、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新加坡的双语双文化精英教育目前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仍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双文化课程发展至初院或高中后，就势必要解决如何与语特课程协调的问题；再比如，由各级学校自行开设的双语双文化课程，其师资素质能不能达到可以培育双语精英人才的水平，等等。
2.新加坡双语双文化精英教育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启示
（1）语言教学要遵循教育规律，要做到因材施教
近些年来，在我们中国的语文基础教育领域，固有的应试教育的思维模式严重地挫伤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教学过程中还出现了若干违背教育规律的现象，从而导致学生的母语水平逐渐下滑，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4]。另一方面，在语教育方面则是高投入、低产出，所有适龄儿童从小学甚至是从幼儿园开始就开始学英语，直至大学本科及研究生阶段，但培养出来的双语精英却不多。究其原因，“一刀切”的教育教学方式是其中的重要一条，它违背了教育的基本规律，忽视了学生间的在认知上的差异。在这些方面，新加坡的双语双文化精英教育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自教育分流制度实施以后，新加坡的历次华文教育改革都强调，由于学生的家庭语言背景不同，学习双语的能力不同，所以华文教育不能用“一刀切”的方法来施行，而应该考虑到学生不同的语言背景、不同的学习能力及不同的性向和兴趣，从而因材施教，从而使学生能达到他们所能达到的水平。在推行特别课程时，新加坡教育部主要是鼓励对学习华文有兴趣且也能够应付学习华文要求的学生进行选修；中小学阶段的华文主修课程也有几种课程类型可供选择。因此，在实际的语言教学中，只有积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兼顾学生的认知水平，采取灵活的教学策略，才有可能培育出一批出类拔萃的双语双文化精英人才。
（2）双语教育要由立法，要在其中注入文化目标
由于中国的双语教育才刚刚起步，所以需要向新加坡学习的地方还很多。比如在立法保障方面，新加坡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旨在规范双语教育的政策和法规，从而有效地保证了他们的双语教育的健康与有序的发展。相较之下，中国的双语教育目前仍属于个别地区和部分学校的自发行为，国家尚没有相关的政策法规。另外，重视双语教育中的文化目标的确立也是新加坡的一大特色。单纯的两种语言的习得仅仅是双语教育中的初始目标，通过双语了解和掌握双文化才是双语教育的终级目标所以将多元文化观纳入双语教育目标也是中国未来双语教育努力的方向。
（3）对外汉语教学要注重师资的配置，要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汉语在国际上的传播，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在各类高等院校渐次开设，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当下，这个专业大多设在大学中的中文系，也有部分院校设在外语系。对外汉语教学与母语教学是存在很大差别的，它要求要教师要具有双语双文化的综合素质和丰富的第二语言的教学经验。当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师资素质参差不齐。新加坡在其双语双文化教育过程中也遇到过此类问题。除了要加强师资队伍的培训之外，效仿新加坡某些学校成立双文化学院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在这种双文化学院，合理配置中文系和外语系的师资力量，使之能达到优势互补，实践证明可以收到好的效果。另外，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专业也应该学习新加坡双语双文化精英教育的培养模式，即先在某些师资力量较强的传统名校进行试点，然后再辐射开来，不宜盲目跟风，不能不顾条件轻易地开设对外汉语教学专业。
参考文献：
[1]JamesLynch.TheMulticulturalEducation[M].London：Batsford，1983（1）.
[2]谢泽文.新加坡五十年来推行双语教育政策的一些措施[Z].新加坡华文教学论文五集.新加坡：华文研究会，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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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语文特选课程20周年纪念特刊编委会.荟萃——华文语文特选课程20周年纪念特刊[M].新加坡：教育部，2010，2.
[5]吴英成.汉语国际传播：新加坡视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05～209.
【论文摘要】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增多，学习汉语的留学生不断增加，对外汉语教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语言与文化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本文旨在对外汉语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的文化融入层面上作一些探讨，以期让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在教学中能有所参考，让留学生汉语语言的学习更加有效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和交往与日俱增，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来中国学习中国文化和汉语的外国留学生人数在不断增长，对外汉语教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0年3月22日新闻报道，2009年，共有来自190个国家和地区的238184名各类来华留学人员，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10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它教学机构中学习。从上面谈到的数据我们得知，在来华学习汉语和文化的外国留学生中，他们的背景知识、学习目标、学习方式都将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
二、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是符号系统，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以语义为意义内容的、音义结合的词汇建筑材料和语法组织规律的体系。语言是人类进行思维和传递信息的工具，是人类保存认识成果的载体。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B.Tylor)界定“文化”一词时说:“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合物，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习惯。”
语言与文化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对语言有制约作用。通过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语言的交际过程，语言学家们发现人们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不仅涉及语言系统，而且涉及同语言系统紧密关联并赖以生存的文化系统。文化包括语言，文化的发展影响语言的发展。语言和文化是双向互动，互为概括的。要想做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就必须注重在教学中融人中国文化。
三、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的必要性
(一)对汉语语言学习的意义
教授语言本身是很重要，但不理解文化含义的语言是苍白的、无用的。文化教学应是一直贯穿于语言教学之中的。让留学生记住一些特定的中国文化现象不难，难就难在要把握汉语语言中的文化含义，并可灵活运用。通过我的教学实践，发现留学生学习汉语最难的是把握相关汉语难词的文化含义，特别是一些生僻词以及成语。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留学生自己的母语和母语文化对学习我们汉语及汉语文化有一定的影响，从而导致了负迁移作用，这种负作用会让留学生对二外，也就是汉语产生误解和误用。这就迫使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要有意识的融入文化内容，提高留学生的中国文化内容认识。
(二)对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的意义
对外汉语教学是为双向交流服务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虽然西方文化带来了现代化，但也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文化相结合，才能实现中西文化的交融。改革开放需要我们学习西方文明成果，同时也要求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中华文明曾经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今后还将为人类文明做出独特的贡献。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除了要注意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更要注重传播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比如，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它反映了中华民族追求自然和谐和人与自然协调的理想。它把人、自然、社会融合为一个整体，以道德化标准规范人类行为。而以实现人的最大利益为驱动力的现代科技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给人类生存的环境带来了难以弥补的负面影响。“天人合一”的思想为现代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积极的认识前提。再如，1993年，芝加哥《世界伦理宣言》把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作为人类伦理的基本原则之一。可见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对外汉语教学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华文化的精髓向世界传播，使之发扬光大，造福于全人类。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融人中国文化不仅有助于深化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异国文化，增强跨文化意识，提高其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对不同文化的宽容度。
(三)对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的意义
语言是世界观的载体，是思想的化身，任何语言都包含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语言是传达信仰、意识、价值观等的基本文化手段。汉语课程蕴含有丰富的人文教育资源，具有进行人文素质教育得天独厚的条件，为进行人文素质培养提供了可行性和便利性。因此，对外汉语教学除了完成基本的语言、文学和文化的教学任务之外，还应该承担起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责任。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依墉，在不同文化的比较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使其对年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具有更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以利于各种文化的交融，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四、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的方式
(一)在教材中增加中国文化的内容比重
留学生学习汉语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汉语学习来了解中国及中国文化。在对外汉语教材中增加中国文化内容的比重已成为当务之急。教材选用适当增加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范文。如适当融入一些中国的传统节气、习俗、典故等内容，还可增加一些优秀英文文章的经典汉译作品，或从我国权威报刊上摘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另外，还可以从国外现有的各国著作的汉译本中摘选适合大学生学习水平的部分内容进人汉语教材。
(二)改革教学方法
首先，可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开设必修或选修的中国文化课程。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许多学生都建议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开设关于中国历史、哲学、文学、民间风俗等课程，至少是提供中华饮食这种类型的文化课程。此外，这种课程也应安排学生用汉语介绍自己国家相似的历史文化，这有利于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在阅读和综合课程方面，教师要引导学生阅读中文报刊以及介绍中国文化的汉语读物;在听力方面，中央电视台电视节目以及中国之声广播节目是很好的选择。这样既可增加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汉语表达方式方法的积累，又可以使他们对中国当前的国情有所了解。
其次，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文化融人，要按照学生的学习层次、文化背景以及掌握汉语的程度，遵循有计划的、循序渐进的、实用的、适度的教学原则，逐步融人文化内容，以达到合理地进行教学的目的。
中华文化知识的融入，正是为了培养外国留学生实际运用汉语语言的能力。结合我国目前对外汉语教学发展的情况看，在具体方法上，我们可以采用归纳对比法、同步解释法、多媒体教学法、课堂内的教学与课堂外的引导相结合法、主题讲座法、文化实践法等多种方法来实施和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效果。
(三)提高汉语教师自身的中国文化素养
建设具有较高中国文化素养的汉语教师队伍，培养“学贯中西”的优秀教师，是当前对外汉语教育的迫切要求。倡导教师在介绍、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应该学习和研究世界各国的语言、文学、历史、风俗等内容，这样的教师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跨文化交流中更具优势，会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显示出博大的胸怀和高度的智慧。作为汉语教师，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了解自己的文化，用汉语传授并且传播我们的优秀文化。汉语教师除了要大量阅读中国文学作品，还应该阅读优秀的各国著作，这样才能具备广博的双语文化知识，才能提高自身的中国文化修养和准确介绍中国文化的能力。只有自身的能力提高了，才能帮助学生打下扎实的语言功底，熟练地掌握语言技能。汉语教师在传授中国文化的同时，应有意识地保持甚至提升学习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和修养。
张志忠，著名文学教育家。山西文水人。先后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1982）和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分别获文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在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多年，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浸会大学和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访问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和评论，出版《莫言论》、《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主潮》、《迷茫的跋涉者》、《1993：世纪末的喧哗》、《天涯觅美》、《卑微的神灵》、《90年代的文学地图》、《求真之道》、《当代长篇小说论略》、《世纪初的漂浮与遮蔽》、《华丽转身――现代性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型》等学术论著、译著多部，获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庄重文文学奖”、《文史哲》“2003年度名篇奖”等多种奖项。
当下讨论人文素质教育的声浪颇高，人们对于市场化时代的认识渐趋理性化，不但说，只讲求经济效益、拜金主义是要不得的，只有科学理性而没有人文素质教育，那也会与我们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总目标歧路亡羊，渐行渐远。在这样的前提下，讨论我们的文史专业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的关系，有什么独特的优势，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呢？
从积极的角度讲，人文学科教育本身，就包含了深厚的人文素质教育的内容。讲授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类的课程，是一种求真判断，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工具理性，讲求形式合理性。文史学科教育呢，则含有基本的价值判断，讲求价值的合理性。科学研究可以面对世间一切事物，将价值观念悬置起来，人文学科教育却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文学艺术的价值判断，永远有其难以逾越的边界。有位哲人讲过，在舞台上，一个少女可以歌唱她失去的爱情，但是一个守财奴却无法歌唱他失去的金钱。尽管说，这两者在现实中都是经常发生的，但是艺术的表现有它基本的底线。舞台上的守财奴也是有的，无论是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还是莫里哀的《吝啬鬼》，还是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作品中出现的那些拜金狂，只能遭受作家和观众、读者的嘲笑和唾弃。即便是到了市场化、网络化的时代，文学和审美都有自己的基本规则，它的求善求美的本性，都难以改变，也永远不会转向什么诲诲盗的歧途，转向金钱至上的邪路。同样地，在历史学中，描述历史的进程，揭示历史演进的规律，永远都不会是为了培养阴谋家野心家，不是要教育学生如何不择手段地玩弄权术、操纵民心，视历史为任人打扮的少女，而是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像古人所言，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治史和读史，也都是包含着明确的目的性的，鉴往知来，醒人警世。所以，孟子才会说，孔子修《春秋》，乱臣贼子惧。我们在教学中，应该是将专业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结合起来，将人文素质教育融合在专业学科教育之中。而且，无论修文修史，都含蕴了丰富的、生动的、可以用作人文素质教育的鲜活的材料，都可以通过潜移默化、薰炙陶冶的方式进行人格养成。
然而，问题还有它的另一面。在今天这样的学历至上、数字化管理的社会里，人才招聘的时候，需要应聘者的各种证书，英语四六级证书，汽车驾驶执照，电脑操作证书，乃至各种各样的专业学习证明。在这些“硬件”、硬指标面前，人文素质教育作为“软件”，就成了软指标。我们很难对学生进行量化的、显性的人文素质教育考核，甚至，即使有了这种考核，拿到社会上，何以取信于招聘单位，何以像模像样地派上用场？另一个难处在于，学校的人文素质教育与今天的市场化、商品化的社会现实的错位，还和人文素质教育自身的特性分不开。有一位文学教授说过，学生在学校把文学学得越好，走到社会上就越是难以适应现实、难以在社会上立足。因为我们强调文学中的美和善的价值，希望把这些内涵日积月累地灌输到学生的性格养成之中；但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化社会中，许多方面，其追求的目标都是只讲当下性实用性，立竿见影，短平快，“一次性消费”大行其道，却不去关注心灵世界，不去关注精神状况，不去关注那些无法在市场上获得直接经济效益的内心品格。屈原在《离骚》中曾经骄傲地自诩，“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这内美和修能，如果无法在数字化管理中表现出其实用价值，恐怕今人很少会加以重视。尤其是在时值巨大的转型期的中国，一方面是旧神已死，新神未立，现状的急剧变化，与相应的行为规范的缺失，造成了人们的行为失范，伦理道德水准低落；一方面则是权力与金钱的媾和，腐败现象、花天酒地和进城民工们的血汗工资制度、矿难频发的触目惊心、不容回避，以及种种丑行陋俗的沉渣泛起、大行其道，都在冲击和颠覆着人们的良知，都在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人文学科给学生讲善讲美，讲精神境界的超拔高蹈，美哉善哉，可信守这些信念，就很难在社会中立足。我们这些人，今天都熬到了教授副教授，工作稳定，衣食无忧，站在讲台上，可以堂而皇之地向学生宣讲人文精神。文学作品所揭示和批判的那些东西，往往是在现实中和人性中较为严重的负面现象，因此文学中的这种揭示和批判，具有了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性，才引人注目，才会产生相当的社会影响，进而被引进到文学的课堂。而且，这些作品，也容易引起年轻学生的关注和情感共鸣。但是，不要忘记古人的训示：衣食足然后知荣辱，仓禀实然后知礼义。今天的青年学生所面对的第一难题，却是就业的压力、生存的竞争，如何顺应时势、选择自己的职业和未来，是当务之急，那些形而上的追求，恐怕只能是暂时要被束之高阁了。
还有一难，是课堂教学和监督检查难。人文学科的教学，是建立在对学科文献的大量阅读之上的。先有文学作品，然后有作家和文学史，先有历史记载，然后有历史学。我们每个学期，都会给学生开列一连串的书单，指望学生能够遍读诗书典籍，而且在教师的指导下能够自出机杼，创出新见。但是，今天的素质教育取代精英教育，加上扩大招生，报名读人文学科的很多学生，出于各种各样的现实考虑跨入大学门槛，对文史本身并没有多大兴趣，学习积极性不高。同时，文史教育，不能象数学、物理学那样，环环相连，逻辑严谨，将学习内容都通过一道道练习题、一个个公式推导和一个个理化试验，加以验证和考察。学生不读作品不读史料，只要看看教科书，也能略知一二，应付考试。这样的本末倒置，让我们哭笑不得，以至于现代文学著名学者刘纳教授说，我们编撰了那么多的文学史，它的基本作用就是供学生们报考研究生的时候背条条。何其本末倒置是也。另一位著名教授说，在课堂上讲到作家的生活轶事的时候，学生们听得很有兴趣，一讲到作品分析，学生们就读外语的读外语，打瞌睡的打瞌睡。我自己也有这种感受。和学生讲讲郭敬明、安妮宝贝，他们显得比教师还要热衷、还要熟悉，但是，对于现当代文学史上那么多的重要作家作品，他们的兴趣就大打折扣。要在有限的课时里，把学生引导向文学的路子上来，谈何容易？尤其是文学的鉴赏能力，是一种非常精微、玄妙的能力，它需要的是多读多想基础之上的“顿悟”，往往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今天的浮躁喧嚣的时代氛围，何以让学生遁身世外、参禅悟道式地去进行审美感悟呢？
凡此种种，让我们面临新的挑战。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却也不曾特别悲观。有挑战才有动力，有压力才有迸发，解开上述难题，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也需要我们能够持之以恒地修炼自己――人文学科虽然不是什么快速致富的“葵花宝典”，却有些类似于古代寓言中的屠龙之术，不过，我使用这一比喻却是在积极的意义上而言的，屠龙者，虽然有些不落实处，却也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在想象的境界中挥刀断发，仗剑屠龙，产生精神畅游的快乐。就像中国的太极拳一样。太极者，无人可以实证，但是，太极拳却是能够引人入胜，把冥冥中的悬想与双手托捧的太极球融合起来，进入超越功利的审美境界。用我们的辛勤教诲，为人类的精神传承保留一块栖息之地，让人们在每日的碌碌之余，有所感悟，有所玄思，或者说，做一种长线的考量，在年轻的学生们走向社会、投入竞争的浪潮、有所斩获，也有所失落之际，能够领悟到人类还有别一种精神价值和别一种心灵境界的存在，也就差强人意了吧。这不是自欺欺人，而是建立在对学科特征认知前提之下的积极猜想：无论文学还是历史学，根本上都是需要靠人生阅历的丰富、现实体验的积累做根基的。屈原的满怀忧愤也好，莎士比亚的博大精深也好，都是需要足够的人生阅历才能够加以充分体味的――这也是今天的文学教育的一种悖论，从家门到校门，读到大学还不足20岁的年轻人，要想真正体会鲁迅所言“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红楼梦》的苍凉幻灭感，如何能够实现？只要在青年学生中播下文学的种子，假以时日，期待未来，也就不必因无法取得立竿见影之功效而自扰了。
【关键词】《三国演义》泰国 泰国华人
一
中泰两国关系源远流长。中泰的文化交流从早期汉朝开始，一直到近现代的演变。据《中泰文化交流》记载，中泰两国先民的交往最早在西汉平帝时期。从古至今，中泰两国人民从两千多年以来，一直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中，有许多中国人不断地移居于泰国。中国人民移居泰国，到泰国谋求自立和经商定居，始于宋末元初。他们主要来自广东、福建、海南等东南沿海的农民和手工业者。
从中泰古代不断的交往，这一大批华侨移民也带来了中国的文化以及风俗习惯，而后来在泰国社会中泰文化逐渐混合与发展起来，引起了中泰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甚至两国文化融合起来，后来变成了泰国华人独一无二的文化特色。慢慢形成了泰国华人文化，影响着泰国的华人社会逐渐形成。泰国的华人大多数是从中国南方尤其是沿海地区迁移于泰国。根据侨民的故乡和方言可分为潮州、福建、广东、海南及客家五个大组，其中潮汕人是华人之间占主要的部分，据泰国潮州会馆资料，目前居住在泰国的潮汕人大约有1000万人。他们将中国的风俗习惯带到了泰国，尤其在饮食、语言、文学、文化、经济贸易等方面，泰国受到很大的影响。
中国文化对泰国文化有一定的影响，而中国文学也慢慢地进入了泰国。华人迁移到泰国后，为了不让自己的子孙忘了根，就让长子在泰国另请老师教中文或者回到祖国去学习中文，然后继承他们的事业。通过汉语，中文书和中国文学作品就慢慢地进入到泰国来。而深受欢迎和喜爱的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三国演义》也少不了。
二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历史演义小说)。作者是罗贯中。这部作品以宏大的结构，曲折的情节，展开了东汉末年和整个三国时代，各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军事、政治、外交斗争，展现出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几个主要人物如神机妙算的诸葛亮、忠勇的关羽、奸诈多疑的曹操、鲁莽的张飞等，写得比较出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根据文献记载，中国与古称暹罗的泰国交往始于汉代，到明朝时达到顶峰。恰是阿瑜陀耶王朝(1350-1767年)即逻罗王朝统一泰国时代。在整个明朝的276年中，阿瑜陀耶王国派遣使臣来华访问计有112次，有时一年达6次。明朝派遣使臣访问阿瑜陀耶王国19次。明朝三宝太监郑和曾两次出使泰国，受到友好款待，加深了中泰友谊。
随着中泰两国频繁的两国贸易往来中，一本中国历史演义小说于明代的《三国演义》在中泰文化交流史上占有极大重要地位。《三国演义》明代文学作品的代表传入到泰国后，小说的人物塑造和情节特点被泰国原有的长篇故事诗所吸收。这不仅是扩大了泰国文学的题材来源，也成为后世泰国历史小说作家的创作动机。著名的作家昭披耶帕康(宏)，他将《三国演义》从中国移植过来，并创造了“三国”文体，对泰国的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国演义》在泰国，是泰国文学作品中最著名的小说。1914年泰国前皇家研究院委托一个委员负责挑选泰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结果选出7部作品，《三国演义》是其中的一部。泰国文坛历来把《三国演义》推祟为泰国散文作品的佳作，翻译作品的典范，被改编成各种形式，广为流传。
《三国演义》的泰语译本是泰国翻译文学作品的一部杰作，也是泰国第一部以散文形式翻译的作品。当时是由泰国曼谷王朝拉玛一世王(1782-1809年)在建立王朝、巩固政权，为了丰富曼谷王朝治国用兵知道，御令当时的著名诗人，兼财政大臣昭披耶帕康(宏)负责和赞助翻译的。这本历史演义小说的翻译目的是为了让泰国人从中国历史中正确地认识中国的政治。
《三国演义》译作于1806年完成，首先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朝廷内外转抄流传，然后才流传向民间，在泰国全国上下掀起了一种“三国热”。经过半个多世纪无数次的转抄传播，《三国演义》手抄本于1865年正式印刷发行，出版后供不应求，反复再版，仅拉玛五世在位期间(1868-1910年)，就先后再版6次，至20世纪70年代初，共再版15次，是泰译中国古典小说再版最多、印刷量最大的一部。因为手抄本的泰文本《三国》只有87回，1978年泰国作家万纳瓦又翻译出版了《三国演义》的120回本《三国演义》全译本的问世，再一次把泰国的“三国热”推上了。直到现在，泰国对于《三国演义》的研究还长盛不衰。很多学位论文以这部书为选题内容，泰国国内成立了不同的研究协会，还有专门的交流网站等。1893～1915年的泰国，各种戏剧十分流行，《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情节被改编成歌舞剧广为流传，有潮剧、粤剧、闽剧、琼剧等。
《三国演义》还对泰国的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泰国社会中《三国演义》被认为是一部研究治国用兵之术的经典。也被学校当作历史教科书和学生写作的范本。此外，泰国散文体文学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三国演义》。形成了泰国文学史上新的散文体――“三国体”。泰国文学学会于1914年把《三国演义》的泰文译本评为优秀小说，泰国教育部还曾明令把它作为中学作文模板。泰国人把《三国演义》当作瑰宝的文学作品，而更注重书中的谋略。泰国有句俗话说。“《三国》看三遍，此人不可交”，意思是说这本书计谋多端，熟读就会变得狡诈起来。很多泰国学者研究《三国演义》的作品，他们主要关注该书所蕴涵的领导和管理艺术。目前，泰国的一些大规模的公司在训练行政管理人员的时候，规定要熟读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此外《三国演义》是泰国通用的初中课本长期选用《草船借箭》、《火烧战船》等精彩片段作为课文。因三国故事在泰国流传广、影响很大，泰国教育部曾把泰译本《三国演义》的部分内容编入中学课本，许多泰国人还着令子孙幼年便诵读《三国》。甚至，在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新生的时候，也经常出《三国演义》有关的考试题目。寺庙里也有很多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壁画：同时也是书籍收藏家的珍宝。
《三国演义》的泰语译本问世后。引起了泰国社会的广泛和热烈反响。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关公(关羽)、孔明、赵子龙等人物形象已成了泰国人皆知的英雄人物。一直以来《三国演义》泰语译本成了最畅销的书籍。三国的一些故事、情节、语言在泰国人民中广泛流传，对传播中国历史与文化，增进中泰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泰国人把《三国演义》当作文学作品的珍品。
三
泰译本的《三国演义》取名为《三国》，它的成书过程十分特殊。由于当时泰国还没有精通中泰两种语言的翻译者，更没有精通中泰两种文学的翻译家，所以翻译便采取了特殊的办法：由精通中文粗通泰文的中国人将其口译成泰文，再由泰人作家写成泰文并加工润色。
由《三国》不是用一般的翻译方法译出来的，所以它和一般翻译作品的特点有所不同的特点。栾文华在《泰国文学史――《三国》等中国历史演义故事的翻译及其对泰国散文文学发展的意义》提出泰译本《三国》的三个特点：其一《三国》虽然是翻译，却不大拘泥于原文。诗词歌赋、议论被删掉，难译的或泰国人难于理解的，或舍弃或做了改变：其二，在翻译方法上追求的是故事的有趣。而不是忠实于原文，因此意译多于直译：其三，译本大大消减了三国开头和结尾的部分，突出了赤壁之战前后扣人心弦的政治和军事上的斗争，这便浓缩了故事，使情节更加紧凑。Malinee Dilokwanich在《《三国》泰国文学开始接纳中国文学的重点》提出：“从中文版《三国演义》和泰文版《三国》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许多部分的内容是意译《三国》保存着《三国演义》的情节和故事的顺序，可是故事的细节差别很多。她还指出《三国》的翻译错误使《三国》变成了另外一部特殊的中国历史演义小说，因为《三国》的重要作用不是一部中国小说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所以《三国》不是直译。此外，她还提到泰译本《三国》删掉了《三国演义》的开头和结尾部分，中文版《三国演义》中的200多首诗歌大都被删除掉，只有11首不能删掉，因为这些诗歌是连接故事内容，不可删掉：可是翻译出来的11首诗歌还是翻译成白话。”
四
《三国演义》这本历史演义小说。讲述的是中国三国时代的故事，书中写的是蜀、魏、吴三国之间政治、外交、军事的斗争，是三国的“兴亡史”。故事起于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终于三国归晋。小说中描写的人物有400多个，大多数刻画得个性鲜明、栩栩如生。比如关羽、刘备、张飞、诸葛亮、赵子龙、曹操、吕布等，已成为中国人全都知道的人物了。下面本人主要谈一下泰国人和泰国华人对《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关羽、张飞的崇拜。
大家都知道泰国是一个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佛教是泰国的国教，享有“千佛之国”的称号。泰国95％的居民信奉佛教。但很多泰国人还提到华人的三国人物的崇拜。在泰国的泰国华人对三国的刘备、关羽、张飞相当的崇拜，把刘备、关羽、张飞当作神明供奉的庙宇随处可见，没有偏废。而在泰国坊间邻里经常可以见到刘备庙、关公庙和张飞庙，有钱人家甚至在家里有专门的神堂来敬奉和供养刘备、关羽和张飞。
泰国华人认为刘备、关羽、张飞为了“伸大义于天下的共同理想而结义”，情节十分动人。刘备是蜀汉集团的首领，被作为理想的好皇帝来塑造，他忠于桃园结义的誓言，身上有“仁君”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优点。又是泰国华侨和华裔加强团结的精神纽带。如“刘氏宗亲会”就自己称自己是刘备的后代，多次组团到成都武侯祠祭奠刘备，寄托怀乡念祖之情。
关羽是刘备手下无敌的将领，是一个具有崇高感情世界的神武英雄，在他身上集中表现了作者的忠义思想。只要提到关公，人们就会想到中国，想到龙的传人。关公又似乎成了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信仰的华人的民族代表，成了炎黄子孙凝聚在一起的纽带。在泰国法庭开庭之前，全体法官须在关公面前发誓表示公心，随后才进入有关程序。泰国的警察署里也陈列着关公神像，警察们常祭常拜，祈求自己像关公那样威武神勇，又祈求关公保佑其平安……现实果真如此。
Key words： culture identity； confusion； evolution
I. Introduction
Frank Chin was a Chinese American novelist， playwright and essayist， who was born on February 25， 1940 in Berkeley， California. Until the age of six， he was fostered by an elderly white couple in Placerville， California， and then his mother brought him back to Oakland， Chinatown， in San Francisco Bay Area. In 1965， he studied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 Santa Barbara， who later moved to Seattle working as a writer for KING-TV and King Screen Productions in 1966. Since then， Frank Chin produced some news pieces and documentaries as well as writing play series for Sesame Street.Currently， Frank Chin is living in Los Angeles. As the father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Frank Chin has created many works， whose works have always been devoted to the elimination of the prejudices of western society to ethnic Chinese and the distortions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actively exploring the identity issues of ethnic Chinese.
Gunga Din Highway was a novel written by Frank Chin in 1994，whose odd title derived from a famous British writer Kipling’s poem Gunga Din which was a story of an Indian who was accustomed to British colonialism so that he betrayed his motherland to save the British army. In Frank Chin’s eyes， Gunga Din was a national traitor， so Gunga Din’s road was the road to hell. In Gunga Din Highway， the two different roads of Longman Kwan and his son Ulysses represented the different choices of ethnic Chinese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culture identity. The father Longman Kwan tried to integrate into mainstream society of white American people by seeking common ground and paying allegiance to them， while Ulysses emphasized his own identity as a Chinese and accomplished the self-construction as an ethnic Chinese by being himself to win respect.
II.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identity of Ulysses Kwan in Gunga Din Highway
A. The bewilderment of the Ulysses Kwan culture identity
Most Chinese Americans were always confused about their double identities. At first， they wanted to get rid of the shackles of Chinese identity and Chinese culture， and melted into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culture. They had a sense of alien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even knew nothing about China’s history and culture. As a second-generation American immigrant， Ulysses was brought up by a white couple and accepted American education. He grew up in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 And he knew nothing about Chinese culture. At the age of six，Ulysses’s mother took him back to Chinatown. In his parents’ request， he went to Chinese school. Ulysses did not like Chinese. When the teacher called him up to answer questions， he did not answer the question in Chinese. He was naughty in Oakland Chinatown Chinese School andrejected both Chinese languag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youth period of Ulysses was coincided with the period of turmoil in American political life in the 1960s.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school and the rising civil rights movement aroused Ulysses’s Chinese ethnic consciousness. During that period， Ulysses became a real social rebel and challenger until a new Chinese teacher Mr. Ma taught him to know himself. In a class， Ulysses spent his time frivolously as before and confronted the new teacher， then Mr. Ma said to him， “I can teach you Chinese， so that you can read and write， but you will never become Chinese people. No matter how well you speak English， no matter you can recite many great Western civilization books， you will never become a honky. Chinese people abuse you， because you are not Chinese； whites abuse you， because you are not the Americans. Apparently， you are neither white nor Chinese.” （Chin 103） Mr. Ma woke him up that he was out of the commons. He suddenly knew that he was different from all the people in this world； he was neither Chinese nor American. Although their appearance and lineage was Chinese， but they couldn’t speak nor understand the culture of Chinese. Although they had been edu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childhood，but they were not accepted by the whiteAmericansociety.
In addition， his father Longman Kwan also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him. Longman Kwan was a Cantonese Opera Star， who moved to America and got into the Hollywood. It was a matter of enormous pride for Ulysses’sfather that he played “mortal Chinaman” and Chinese detective Charlie Chan’s fourth son in many films. In Ulysses’s impression， his father’s character was always flatter on the whites. Ulysses hated and rejected his father’s image. He did not want to be a man like his father to cater to the Americans. In the process of growing up， he gradually realized that many Chinese popular movie stars， like his father， were just a joke in the eyes of the whites. Therefore， as a special American citizen in the United States， Ulysses began to think how to get rid of the double impact of the mainstream American society and the shadow of Chinese.
B.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Ulysses Kwan culture identity
There was a special meaning of Ulysses’ name. Ulysses’s surname “Kwan” was reminiscent of the Chinese God of WarCGuan Yu. Chinese thought that Guan Gong was loyalty， bravery， perseverance and full of fighting spirit. Ulysses was easy reminiscent of the ancient Greek heroCUlysses， who ruled out all difficulties to go home in Homer’s Epic poem. Just as Ulysses who had to avoid all kinds of demons and traps on his way home， he had to learn to recognize and avoid these sorts of errors and stereotypes as well as facing the exclusion of the white mainstream society when they were looking for their own cultural identity. Therefore， Ulysses Kwan’s name implied that it was a Chinese new aspect in the image， and it also contained Frank Chin’s hop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identity.
In the novel， Ulysses’s father Longman Kwan had always hoped that Ulysses could enter Hollywood. His father always said that he wanted to make his family to become a Chinese American Barry Moore family. He wanted Ulysses to have enough film to play and live a life of ease. But Ulysses was very disgusted； he did not want to accept the assimilation of American Society.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exploration， Ulysses realized that only refusing the assimilation would not help him win the social position or even the living space of Chinese American. He became confused again on the road of searching his own culture identity. He was silent， rebellious again. Ulysses also found that it was insignificant to fight against the western hegemony in violence. Only did they realize their own culture was strong， their identity would be found.
When he reached young adulthood， he began to love writing. He worked for a long time in the railway for making enough money to allow him to write in complete silence. He worked as a conductor. But he clearly knew that he still wanted to create a work to change the image of Chinese. Because of a determined beliefthat he wanted to change the distorted image which deeply rooted in white Americans’ mind， he insisted on writing. Then， periodical office liked the things what he wrote and hired him. They asked him to write a few film reviews every month. One day， he watched the movie called Anna May Wong in which his father Longman Kwan acted. This movie was Longman Kwan’s last movie before his death. And it was also the first time that he played a heroic role in the movie， which changed the submissive image. His role was a Chinese pilot who killed his own father. His father betrayed his homeland and sold out to the enemy. It was the first time he saw his father’s heroic image. “I deeply moved and excited. In my imagination， my father is like this before he killed by the actor. I began to cry. This is the best movie I've never seen” （Chin 417）. Ulysses’s father wanted him to become an actor like him in Hollywood， but Ulysses did not want to play a submissive and menial role with flattery to Caucasian in the movie like his father. After he saw the movie， he was shocked by the heroic and courageous image that challenges white Americans in public as a Chinese. He wanted to change white Americans’ descent thoughts of Chinese by film and shaped a different image of Chinese.
Later， Ulysses starred in the play Fu Manchu whose interpretation of Fu Manchu changed the stereotype of Fu Manchu in the minds of Americans. Fu Manchu has been the image of Chinese people who w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Chinese characters in Yellow Peril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It was also a great symbol of the Chinese cunning tricks， and appeared in a lot of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He was a fictional cunn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established a dark Empire which was ready to subvert the western world in Chinatown. It was the incarnation of Yellow Peril that the Westerners feared. Ulysses aimed to expose and ridicule the false impression of this particular stereotype. “After Ulysses’s drama performances， the play at San Francisco newspaper received bad reviews. They liked the images of Chinese like Charlie Chan. They said Ulysses wanted to put the Chinese portrayed an unrealistic image and accused him play the Fu Manchu into an anger black”（Chin 315）. Ulysses bluntly pointed out the reason why the white mainstream society， including the submission of white Chinese angry criticism the role of Fu Manchu： They we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role because the character did not meet the criteria for the white. However， Ulysses did not give up. He began to learn writing and wanted to create movie script. He was determined to create a movie which could show the criticism of false in white American society and the distortion of Chinese.
In Gunga Din Highway， Ulysses’s plays showed his heroic temperament and attitude of struggle， in order to expose and ridiculed the false impression of this particular stereotype.Ulysses sharply pointed out the reason why the whitemainstream society， including the submission of white Chinese angrily criticized the Fu Manchu， was because they a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role which did not correspondent with the criteria of the white man. Ulysses wanted to make his own films and narrated his own nature. It showed that Ulysses strove to maintain his own personality. Finally， he made his own way in Hollywood. And he was about to create the night of the Hollywood of the living dead ， which was the imitation of the famous zombie movie the living dead night， and it implied that Hollywood’s outdated im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really been destroyed. “All the singers and movie stars were dead. They crawled out from the grave. They dress dirty stumbled out of the churchyard. Elvis Presley and Crosby and other zombies saw a sign， which with a word ‘paradise’. The zombies were full stop and they all sang “Heaven！ I went to heaven” （Chin 409）.
At the end of the novel， Ulysses openly opposed to the Hollywood’s traditional cinematic demonized Chineseby creating a series of plays， showed the heroic spirit of Chinese， the uniqu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ity of Chineseand achieved great success in Hollywood. After Ulysses experienced the ignorant and confused teenager， he finally soberly recognized the real situation of the Chinese. He presented to the white mainstream society what the real Chinese Americans were. Finally， he won his own cultural identity.
III. Conclusion
This thesis mainly analyzed the evolution of Ulysses’s cultural identity from the two parts of the confusion and reconstruction. It dealt with th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of Chinese American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it also waked up the confusion of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of Chinese Americans. Then they can face up to the real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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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羌族；诗人；羊；争战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02
一、羌与羊
羊子一定接受过著名动物小说专家沈石溪的《斑羚飞渡》。所以在其《羊的密码》一开篇就写 “临风而立于悬崖峭壁之上 / 披霞而视于万丈深渊之上 / 带风而跃于可能与事实之间”。羚羊的形象以一组画面出现在读者的视野面前。羚羊因受到猎人的追赶，到了悬崖峭壁之上，它们让老公羊作跳板，老公羊死去了，而母羊和小羊存活下来。这显然是一次壮举。让这个羊群的“种族”得以延续。
这正把羊与一个民族联系了起来。这个民族正是诗人羊子所在的民族——羌族。羌族何尝不是经历了多次追赶，何尝不是让其民族内部作出了部分牺牲而让这个种族延续下来，至今生活在 “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所属的茂汶羌族自治县、汶川县、理县、黑水县、松潘县、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以及绵阳市的北川等县。”
一般认为，现今羌族是从河湟地区古羌族迁徙而来，现今羌族是古羌族一支的后裔。史诗《羌戈大战》记录了他们迁徙的过程，和原驻民戈基人发生了争战，最后打败了戈基人，主要居住在现岷江流域的汶川、理县、茂县、松潘以及绵阳的北川等地。史诗《赤基格布》则叙述了这支羌人继续沿岷江流域与现成都、郫县、都江堰等地原驻民争战的经历。可以明确，现今主要生活在岷江及其周围地区的羌族，在历史上有跟其他部落或民族或地区多次争战的经历，种种原因导致他们的后裔主要生活在岷江上游。在争战的过程中，可能会像他们的图腾羊一样，有过悲壮的经历，才使得古代强大的羌族，要么逐渐融入了其它民族，要么以另外族名的方式独立一隅。
在《羊的密码》中，羚羊的这种悲壮，作者表面冷抒情，实则饱含一腔热情，对羚羊的这种悲壮带有深深的情感。因此羚羊才 “披霞而视”的，才“带风而跃”。
羊子，之所以用笔名“羊子”，是因为羊子深深地知道自己是羌族人，带有极强烈的民族认同感，饱含热忱地宣称自己就是羊子，羊子就是羌民族的化身。众所周知，羌，“从羊从人，西戎牧羊人也，羊亦声。”羌这个民族，被定义为西戎牧羊的民族。可以明确，羊，既是羌民族生活的依靠，羌民族又用羊作为自己部族的徽号，这就带有了图腾的意义。羌族，以带有羊旁的羌作为徽号，那一定是对羊有特殊的认同。所以直到现在，羌族人尽管已经不再主要以牧羊为生，但还主要穿羊皮褂，跳羊皮鼓舞，在祭祀还愿时还还羊愿。这个民族对羊有强烈的认同感，诗人羊子对本民族也有极强烈的认同感，他便用羊子一词作为自己的笔名。
只是后来，羌族才逐渐接受了农耕的定居生活。
羊与羌的关系，是一个共生的关系。“从此不再分别，羊与人，从此不再与天地对抗，生疏和怨怼。”羊虽然是羌民族的图腾，但是羌族对待羊的态度跟其他民族对待本民族的图腾的态度迥异。一般的民族对待本民族的图腾物，往往是顶礼膜拜的。图腾物是这个民族的信仰物，不允许猎杀，玷污。羌族人对待他们的图腾物羊，敬仰而不膜拜。这可能是因为羊是羌人驯化的动物，它要提供羊奶、羊毛、羊皮、羊骨等食物、衣物、药物、占卜物等。“所有幸福迎面走来。皮袍。帐篷。饮食。心魂。故事。鸟儿一样起落和徜徉。”可见羊是羌人生活的依靠，它提供了羌人的衣食住行。甚至，羌族人在祭祀的时候，在生病的时候，都会杀羊。“依然喜欢雪和白，喜欢把最白最壮的大羊敬献给神，敬献给刚刚消失的和更早的祖先。”只要释比诵了经典，在祭祀塔前杀羊敬奉神灵和祖先，是不被认为有罪的。可以看见，崇尚自然，崇尚万物有灵的羌族，对待自然是敬畏的态度，不随便猎取的态度。因为在驯化和养殖羊的过程中，跟羊建立了感情，但也不可能不用羊来为人类服务。而这种被豢养，被猎杀，又被尊敬，矛盾地集中在了一起。羌族人也因此把羊作为图腾，特别是在迁徙和争战的过程中，就更容易把羊比附为自己的民族。
可见，羊是这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即使在内迁定居下来过农耕生活之后，还永远记忆祖先牧羊和祖先对羊所代表的世界的态度。他们常常用羊比附自己，赞赏羊的性格。这样的性格，表面含蓄、隐忍，而骨子里，如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里说：“贪如狼，狠如羊，猛如虎。”用并列对举的方式证明了羊背地里的坚韧性格。这样的性格才使得羌民族从殷商时期一直延续至今。作为个体的羌族诗人羊子，其性格也明显地表现为含蓄、隐忍和坚韧等方面。虽然他生活的外部环境有恶劣的一面，但是羊子总是比较坚韧地和生活进行抗争。也许苦难是羌生活的一个常态，自然灾害，争战，族群内部的某种既靠族群的集体性优势延续种族，内部又消耗力量的某些现实，这可能是一个常态，也随时伴随着羊子的现实生活。因此，不回避苦难，总和苦难打交道，总和苦难进行抗争。像羊遇到的苦难一样，像羌这个民族遇到的苦难一样。在他诗歌中，也就集中表现为对羊的性格的认同。即使是“越来越瘦的羊”，但他也是祖先，是羌。羊正是羌，羌也正是羊。
二、岷江地域与《羊的密码》
认识羊，是对羌民族的初步认识。《羊的密码》中，可能告诉了这样一些符号：羚羊——羊——羌——徙。这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思路。羚羊是野羊，为了种族的延续牺牲种群内部的利益。多种动物都有这样的特性。屠格涅夫的《麻雀》也有老麻雀保护小麻雀，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的描述。老鹰宁愿撞死在山谷里也不让猎人获得它的眼睛。有的动物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逐渐被人驯化了。羊可能是最先被驯化的动物之一。羌人在驯化羊的过程中，肯定会付诸艰辛。驯化的过程是生产力提高的一个过程。过去在猎杀野羊的过程中，还不能保证猎杀就一定能有所获，还不能完全抵制饥饿的侵扰，还不能完全保证种族全体人不受饥饿的困扰。只有把羚羊变成羊了，羌人也就逐渐过起了牧羊人的生活，虽然“逐水草而居”，但是毕竟成规模了，毕竟生产力水平也大幅度提高了，生活逐渐有了保障了。这是“文明与野蛮分手的开端，族群遗传的一个渊源”。驯养是从“第一只受伤的羊开始”，“从此也将未来宽大的生活赐给了我苦苦追寻温饱的祖先，开始了小心的饲养。” 有了驯养的过程，才产生了羌与羊共生的过程，才让这个牧羊的民族成为羌。羌是“如此绝妙的羊人合一的刻画和描写”。有了“宁静且和美如羊的心和情”，但是也正是他们的富足，他们的羊人合一的性格，“反遭了比时空密度更密的刀剑和攻击”， “终于被刺穿了天光孕育的磅礴之躯，漏了血气。” “噗噗噗地漏了自由与和平的天性。”从此羌开始了迁徙，开始了争战。“最后的岷山的救助”，才使得羌的种族延续至今。这个种族，“依然喜欢雪和白，喜欢把最白最壮的大羊敬献给神。”羌族才逐渐过上了定居的农耕生活。这个不再整体牧羊的民族没有忘记迁徙的艰难，争战的苦难，争战中牺牲了大量的先民的生命，才使得这个种族延续下来。这当然是一种壮美。跟羚羊遇到追杀时一样壮美。逐渐定居下来的人们也就没有忘记这个历史，他们用释比经典的方式记忆先民的伟业，记忆争战的困苦。用羊作为图腾，作为徽号，让后代永远不忘记这个灾难的历程。所以羌族人，现在还自称尔玛，意为牧羊人，尽管他们现在基本都在岷江流域定居了下来，不再主要以牧羊为生。这是团结本民族的一种信仰，也是羌族虽然到现在只有不足三十万人口，但依然是有自己文化，说自己民族语言，和具有民族特性的民族的一个原因。
作为羌人后代的羊子，当然没有忘记这个过程。
迁徙到岷江流域过后，灾难并没有消失。处在这个特殊地域，受到来自两种强大力量的夹击之中。历史上，吐蕃和中央政权往往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处在这个夹缝中的羌族生活长期受到侵扰，因此羌族有继续迁徙的过程，一般认为，现在六江流域，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各民族都是羌人的后裔。但只有岷江上游的羌族保持了本民族的徽号。因此可以说 ，“我的祖先，是许多祖先的组合。”因此，才有“我这个唯一的儿孙。”
岷江上游流域接纳了羌民族。这块地域多为高山峡谷地带，羌族人多生活在其半山和高半山上。这是为躲避争战而做的选择。他们在其开阔地带修建寨子和碉楼，过群居的生活。以应对来自他者的攻击和掠夺。也是因为这样的地形条件让羌人做了这样的选择，也是在现实面前羌人才做了这样的选择。这块并不富裕的土地，养活了羌人。土地也就逐渐跟羌人形成了共生关系。土地带来了粮食，带来了水源，带来了房屋，带来了人们生活必须的火，带来了改变生存质量的铁。在羌族的生活中，就有了很多神灵。一般认为，羌族现在有三十多种神灵。这块地域也就决定了羌人内向、含蓄、蕴藉、保守等方面的性格。形成了羌族崇尚自然，尊重自然的民族性格。对本民族性格的强烈认同使得这个族群的文化一直延续至今，但也是其保守性格的外在表现。
三、作为诗人的羊子
“柏拉图非常准确地认为诗是感情的宣泄，只是他认为一个追求最高善的人应该克制自己的感情，远离感情的宣泄。”在羊子的诗歌里，诗歌不仅表现为一种宣泄，更多的是一种歌唱，为自己的民族，为自己的地域。羊子是一个歌者。“将对汶川精神属于人类精神范畴进行形象、鲜明、具体、生动、深层的抒写和思考，让世界通过诗人的视角和情思，看见汶川特别的美，欣赏汶川永恒的歌。作品将以‘我’为抒情主体，立足当代，书写岁月天空下汶川社会和自然的生态，揭示出汶川山河给予这片土地上的人的苦难与幸福、自足与奋进，并将古蜀文明与岷江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让世界的目光走进汶川”。只是如果仅仅停留在汶川这个字眼，那可能是曲解了羊子作为民族诗人的意义。只为汶川歌唱，决不是羊子的本意，他的存在，是一个民族的存在，因此他不止一次地宣称：“我这个唯一的儿孙。” “他是这个民族当之无愧的歌手，他一直企图以诗歌为自己的民族重新书写历史。”现实生活中，羊子是一名诗人。诗人，应是人的一种性格。羊子曾经多次跟笔者谈及，“每个人都是诗人。”但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生活世俗，太过追逐名利，太过没有精神世界，不应该是诗人的态度和生活方式。
诗歌作为“贵族的文学”，并不一定完全能被大多数接受，注定不能走大众化的道路，而是走小众化的道路。作为文学，“文学是关照、反思人类的功利活动，文学是用良知去烛照隐身在理性背后的像无尽深渊一样的欲望。”那一定是可以改变现实人生功利的欲望，是给社会一味良药，是个社会一个提醒，以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作为文学中更远离普通世俗世界的诗歌，那就本应更加精致，更加深刻，更加隐晦。如果仅仅停留在一些表象的符号，诗歌也就变成了说教了。
羊子的诗歌有自己独特的意象选择，有其骨子里的民族特质，有为民族生活生存的记忆、呐喊、反省。这就上升到不易企及的高度。他也无愧为“我这个唯一的儿孙”。这不仅是一种宣扬，更是对自己与本民族关系的深度认识，也是对只有现在岷江上游的羌才继承了祖先徽号的深度思考和赞同。
作为诗人的羊子，有诗歌的生活方式，有诗歌一样的人生态度。这是诗人羊子的一种特质。这注定其在现实生活中有比本民族内部多数人敏感、清醒，也更容易受到伤害。但是也因为他是羌族诗人，继承了羌族的衣钵，也注定其不会被现实困难折服，而是越挫越勇，不去述及来自生活中的压力和来自对灾难的哀伤。 “身处震中的羊子，对地震的记忆是那样真切，但却没有停留于哀伤，因为民族还要生存，还要面对未来，需要鼓励，需要力量，必须振奋精神，充满勇气和希望 。”这样的评价是极其中肯的。
参考文献：
[1]羊子.汶川羌:羊的密码[A].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4).
[2]羌族简史编写组.羌族简史[M].成都: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3]许慎.说文解字.羊部[M].北京:中华书局,2003.
[4]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8.
[5]邓宏烈.羌族：以“白石”作为表征的多神信仰[N].中国民族报,2008,(06):11.
[6]刘再复.论文学的超越视角[J].华文文学,2010,(4).
[7]胡军,王杨.讴歌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N].文艺报,2009,(02):07.
关键词：一曲异词 国语 粤语
香港流行音乐是华语音乐的重要分支和门类，其影响力，辐射内地与台湾，远及菲泰日韩等国家。被誉为“香港第二代填词人”【1】的林夕，以其词作的独特风格与美学体系，成为了华语乐坛的代表人物。国粤双语，一曲两词是香港流行音乐区别于其他流行音乐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林夕歌词创作的重要部分。无论是九十年代为王菲填做的《红豆》（国语）、《偿还》（粤语），《乘客》（国语）、《花事了》（粤语），还是为张国荣量身定做的《我》（国粤双语），亦或是为电影《无间道》写的主题曲《无间道》（国粤双语），林夕都尝试着用同一首歌曲，不同歌词内容的方式进行创作。一曲多词中叙述角度、叙述结构方面的游刃操控显示了其深厚的词作功力，而在叙事思想层面进行的深刻剖析也通过一曲多词的形式予以立体和完整。
一.叙事角度通过一曲多词得以转换
林夕作品中的一曲多词，区别于传统的旧调新词翻唱模式，除了能够增加歌众“驾轻就熟”的亲和力，促进歌不附“体”现象的普遍化，成为一种流传机制，推动歌曲的流行的商业考量外，他更像是在为一个个故事写出前传，写出后续，或者，转换视觉，事件相同，主角更迭。
《小城大事》系列是林夕一曲三词的作品，国语为《大城大事》，粤语为《小城大事》、《大城小事》，创作于2004年前后，张学友、黎明、杨千嬅等人都曾唱过不同的版本。这几首词作，林夕用平行视角写出了对爱情虔诚却对对方欺瞒的男女，他们分作叙事主角，让我们看到了同一事件下，爱情的不同表象，丰富了故事本身，也让听众得以更开阔的视觉延伸，相同执著的两人，使得爱情有了无奈的悲剧感与不可逆转性。林夕用男女主角之眼，记录同样的生活，展现相似的细节。而角色对照的手法，让相似的现实生活得以在不同侧面引发听众的共鸣和思考。
《明年今日》和《十年》系列，同样是主角对话式的对应词作，同样是“执著”与“去执”的创作思想。但林夕在这套作品中，将“沉溺”的气质，割裂开来，角色中的“我”与“你”，角色外的“我们”与作者，是异向异质的。《十年》中的“我”，已到达彼岸，悉心开导，《明年今日》中的“我”却执迷过往。林夕通过词作中“我”的改变，绵延了歌词叙述的时间性，对待同一事件，不同时期的“我”的看法，一定是个人的，也一定是会变化的。无论是坚持还是超脱，存在于同一载体中听众就有了不同的选择空间和自由。
这样的尝试，在林夕后来的作品中也多次出现，借助同一曲调的背景，阐发开解与去执的思想，可以说，林夕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我发觉，原来曾经写下的惘然，亦早已预伏了答案，同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看法，得出不一样的解读，只因我们都在莫失莫忘中边走边唱，边唱边成长。”【2】
二.叙述结构通过一曲多词得以召唤
歌词叙述结构，从歌词创作本身来说，有叙述主体和叙述事件，而到了传唱领域，则变成了歌者与歌众之间的召唤与被召唤的关系。歌一唱出，就期待接受者的意识进入被召唤的位置。歌词如果不是对应被召唤者而写，就不可能使歌众有所心动，歌众没有被召唤，就不可能有所歌。因此，歌的制作精英集团，很自觉的明白歌的询唤目的。“在歌与歌众之间，因为共同的历史背景和欲望诉求，这种召唤和被召唤的关系表现的得非常强烈。”【3】
林夕，笔耕不辍20余年，创作了3000多首歌词，其作品受众，已然相当庞大，又因专注书写爱情，被召唤者就更为多元。《心有林夕》一词中有这样几句：“多想有个林夕躲在心中描述，感情的起伏和不想掩饰的痛苦，感谢有个林夕在心中陪我哭，闪光灯亮时我的笑容才能让旁观者满足。”这首词就充分体现了听众对林夕的敬重与期待。而林夕，如何在叙述结构层面实现多重召唤，并且在期待视野中实现平衡与突破，国粤对应歌词，是他多种创作模式的成功尝试。
《富士山下》与《爱情转移》国粤两首歌曲，在当年都获得多项殊荣。雪花、樱花、石头、富士山这些林夕惯用的意象，依次出现，辅之季节与温度的冷感，深化华丽而伤感的氛围。国语歌词中，叙述主体跳脱出感情轴线中的彼此，打破“自困”的处境，采用第三人称视角，跳跃叙述与琐碎生活进行拼贴，真正的核心元素及推进力在其后出现。林夕用细腻尖锐的笔触，精雕细刻了一颗众生心，仅以最后的“你不要失望”进行“特指召唤”，让所有听众都得以在这首歌中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执念。
这种跳脱，实际上是具有风险和挑战性的，但也正是这种人为建立的距离，让林夕的作品有了抽离的空间。形成其作品中“我为自我，我为众人，我为他者”的结构。而不同的听众，可以利用因距离产生的模糊，对文本进行不同的解读，让他们产生自己的意义和一种自我寻找的快乐。林夕正是在这里拿捏得恰到好处，将自己“去执”“放下”的观念表达出来。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一次价值观念输出。在后来的采访中，他也以富士山作喻，“其实喜欢一个人就像喜欢富士山，你可以看到他，却不能搬走他。你有什么办法可以移动一座富士山，回答是走过去。爱情也如此，逛过就已经足够。”
林夕用国粤双词打破了语言的藩篱，而两者已写或者未写的故事，又使得文本结构具有更丰富的解读空间和探讨价值。一曲多词的方法，构建了作者心理与读者心声对接的模式，并且在文化层面实现了身份认同与接受。
三.叙述思想通过一曲多词得以传达
在歌曲的创作和流行中，主体并不是孤立而单一的存在。从词作者开始，主体性一路分布到整个生产过程，直达歌众传唱环节。歌词，作为流程的起端，是对歌曲起决定性作用的第一步。歌词是词作者情感观点的外化和阐释，这种艺术输出，不需要唯一正确，也不要求教化功用。如果词作者能够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中，用含蓄而节制的手段表情达意，建立起独特的话语体系，那么在其主体控制范围内，就已经发挥到了极致。而林夕，运用双语词作这一手法，通过叙事主体的转换与叙事结构的周全，将“眼泪的存在，是为了证明悲伤不是一场幻觉。（罗兰巴特《恋人絮语》）”的创作理念逐渐过渡为“以词医人”创作思想。使得其词作有了文学性以外同样吸引人的特质。
至“滔滔两岸潮”尾声的2003年，是香港急剧震荡的一年。SARS入侵，香港经济受到重创，人心惶惶。而张国荣的意外离世及梅艳芳的因病去世，更是给香港乐坛带来沉重打击。林夕后来回忆说：“快乐是好难传染，悲伤就好容易，其实Leslie（指张国荣）自杀后，我曾经反省，是不是我的词太过沉重？所以之后下过决心，歌词不能这么悲。”而到了2008年，林夕在他第一本内地发行的书《原来我非不快乐》的卷首写道：“当前大势，不失为反思‘拥有与失去’的黄金机会，能借此想到拥有的代价，失去的回报，内心得以从外在环境与际遇中释放，堪称千金不换。过去写过不少勾引别人眼泪的歌词，有时会反省自己是不是美化了伤感，有时又觉得让人落泪，可得到发泄，但愿也不算是作孽，遗害人间。”
在2003年后，林夕逐步以抽离写世情，希望通过歌词，开解与去执。“别误会我是沉溺自虐，我是希望用对自己残忍的方法，能找到眼泪的起源及追寻到让眼泪蒸发后可以得到什么的过程。”【4】
香港流行曲，用的演唱语言是方言粤语，这种特色，令香港流行曲，有了独特性格，却也严重的规限了其发展。一切迹象显示，只有能够再度进入中国的普通话市场，香港流行音乐才可以再有起色。【5】而林夕，无疑用他独具风格的双语歌词，成功的走出了香港，走进了内地。以他的词作为契机，又有更多的香港歌手和香港音乐进入内地观众的视野。一曲多词的创作手法，一方面有助于多角度多层次描写情感，另一方面，有助于实现作者与读者，多元主体的召唤与呼应。
参考文献：
【1】冯礼慈：《香港流行歌词的变化》，《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第4期，第67页。
【2】林夕：《曾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页。
【3】陆正兰：《歌词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19页。
【4】林夕：《原来我非不快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9页。
【5】黄霑：《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香港流行音乐研究（1949-1997）》，香港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83页。
根据知识贸易学的基本规律，贸易必然导致风险，知识产品的国际贸易必然导致基于特殊传播机制的知识溢出性风险。具体讲，导致各种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知识的潜在利益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经济原动力。“知识能够带来效益”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通俗的主流话语。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教育机构无一不是为了传播知识而设立的思想接合中介，这些学校或研究机构为知识需求者和知识拥有者之间架起了沟通和联系的纽带，为人类知识的传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正如美国著名知识经济学家约翰•汤姆斯所说，一种知识，如果不能给人的类存在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哪怕是带来潜在的物质性收益，那么这种知识的传播能力将会大打折扣。联系今天中国各级教育的经济导向性，我们也会明确感受到知识产品的经济驱动力。事实上，知识产品的跨国流动并不是政府和商人人为促动的，在较为严格的知识动力学意义上，知识产品的潜在或现实的利益本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经济原动力。那些冒着投资风险进行跨境交易的商人只是达成知识产品国际交易的后发助力而已，他们所获得的基于当期汇率所表现出的货币价值，只是隐含在知识产品中的劳动凝结在获得新的使用价值之后的利润让渡，也可以说是对知识产品特殊有用性进行全球转移的货币奖励。
2.知识的政治价值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政治源动力。自阶级社会和私有制度出现以来，人类始终面临三大选择:一是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制约性选择;二是为了维持生存所必然遇到的政治生活干扰性选择;三是治者以各种方式向社会传递的主导性存在价值选择。在上述选择的关键路口，政治治理者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来强化对被治理者的威权性存在。假定意识形态是一种知识产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断定统领整个社会精神和思想走向的核心价值系统是促使知识产品国际流动的终极解释力。政治家经营国家的重要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基于权力的法定收益，在宏观国际关系学上，把一国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意识形态推向他国才是政治产品国际化的最高境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美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打着“意识形态民主化”输出的口号，但美国在国外经营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美国的全球政治战略服务。正如斯宾塞、李嘉图、威廉•配第、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的一致看法:几乎没有一种经济活动是可以脱离开政治权力的约束而自在发展的，即使是在古代社会也是如此。我们要杜绝“国际贸易泛政治化”的倾向，但我们更要看到国际贸易的政治风险。就知识产品跨境流动的权力驱动力来说，知识的政治价值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政治源动力。换一句话来说，正是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酿生了国际贸易诸多的摩擦和矛盾。
3.知识的文化娱乐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文化肇因。文化形式最初是高于政治和经济形态的，因为一种完全拘泥于生活的艺术是不可能带给观众艺术化视觉效果的。在全球知识产品频繁流动的今天，广播电影电视、杂志期刊出版、广告视觉传媒、数据电子电脑都以其特有的文化娱乐性滋生了各种潜在和实际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如果把这些产品的国际交易风险都归结为中间人(商人、政府或者民间组织)，那是不科学的，因为无论是参与贸易的企业，还是政府许可证的管理，抑或是民间的中介机构都希望获得物质性的收益。这些参与者的行为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形形的交易风险呢?事实上，知识的文化娱乐性是导致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文化驱动力。娱乐是文化的，但娱乐也是要走向国际化的。当一种知识产品不能带给人愉悦的心情和畅快淋漓的感性体验的时候，它就会被很快抛弃，更谈不上什么跨国交换了。
二、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表现形态
知识产品的国际贸易隐含着基于货币市场波动而引发的汇率风险、基于国家金融制度差异而引发的政策风险、基于信用资金偿还机制差异而引发的贷款风险、因各国契约理念不同而引发的合同风险、基于知识隐形贬值而引发的价格风险等问题。当然由于知识产品时空传播方式的差异性，使得知识产品国际贸易的风险呈现出许多独有的特征。
1.汇率风险。不论美元债务扩张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持有美元的国家和个人货币购买力的潜在损失，美元仍然是当今世界最为通行的国际结算方式。新西兰学者Michael•Wang和Jack•yang曾探讨过建立以弹性金本位为核心的二元货币体系的构想，指出这种货币制度是使储蓄存款长期保持原有购买力的重要保障，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基础性解决方案，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大战略选择。但这种国际金融改革方案只是存在于理论探讨的阶段，并没有得到大多数英联邦国家的研究和支持，也就是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默认美元的结算方便功能，同时也认可了以美元为国际货币结算单位所产生的汇率风险。同股票、基金、期货、债券市场一样，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同样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和供需法则;同虚拟资本的交易法则一样，全球知识产品的交易同样受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许多人大量购入美元而兑换人民币的时候，伴随着美元贬值的不仅是持有美元国家购买力的下降，这一行为同样也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并事实上给跨国知识产品贸易商以远期盈利的机会。比如，中日韩三国的电影市场就曾经因为汇率的波动给韩国公司和中国国际影视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
2.政策风险。世界各国都对他国的知识输入持谨慎和理性的态度。比如欧洲就对中国出版的人文社科类书籍征收较高的关税，美国对中国出版物的输入控制更是非常严格，除了有反倾销审查之外，还增加了意识形态审查和宗教审查。对于那些与美利坚基督信仰明显相悖的出版物一律排除在外，不准任何出版商以任何名义带进美国。事实上，中国自然科学成果输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并成为ISTP和EI检索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社科类成果的检索比率。除去中美两国版权制度和版税扣除机制的不同之外，在知识产品的中美贸易方面，两国的政策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些名为保护贸易自由的法律政策，实际上成为国际贸易组织成员国跨境交易的巨大壁垒，最终酿生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产品贸易风险。
3.贷款风险。知识产品的国内生产企业为了打开国际市场，往往在国内法的框架内通过股市、基金、期货、债券，甚至变相民间融资的形式获取大量资金，这些资金的偿还有的有明确期限，有的则是非法融资的。在民间高利贷和地下钱庄的支持下，各种影音公司和出版公司，尤其是那些微电影企业，在短时间内就筹集到了知识生产的全部资金。但问题在于，如果这些知识产品没有获得实体企业的青睐，没有获得国际销售的利润，那么开发商和运营商以及中介公司都会面临巨大的偿贷压力;当这一贸易链条上的任何一家企业因道德或法律纠纷而“撂跤子”时，正零和博弈就会迅速变成“囚徒困境”。这时就会出现到处都是催债的经理人、而到处可见的都是没钱的老板或经理的艰难局面。由是，风险愈演愈烈。当然也会出现一些不能正视自己国家贸易地位和能力，盲目举债、到处申请外汇贷款的现象，这同样造成了一些债权国贷款无法偿还的风险。
4.合同风险。熟悉国际贸易规则的人都知道，国际贸易合同只是约束贸易双方的纸质文件，在跨国贸易中如果一方不守信用，单方面违约，追责的难度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这样说，因一方单方面违约而造成损失的偿还可能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合同的中外文表述往往存在着实质性条款的歧义性解释、合同的使用范围往往存在着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冲突，有些知识产品运营商又没有国际商务合作的经验，当进口商不能按期履约时，风险就会非常巨大。
5.价格风险。在商品交换领域，价格的波动是供需关系的晴雨表。在国际贸易领域，商品价格的国内波动是极为正常的事情。就光盘、出版物、影视作品、文学读物等知识产品的跨境流动而言，价格的随行就市是极为普遍的事情。但问题在于，当已经按照合同价格预期交割的知识产品因国内需求的增大而大幅涨价的时候，对于贸易商来说，是撕毁合同直接向国内卖出这些产品，还是按照诚实守信的原则按期交货呢?正常来说应该是按期交货，但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一再告诉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市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支配下，大多数商人都会倾向于毁掉合同赚取超额利润。这时市场伦理就会让位于功利哲学，巨大风险就会从天而降。
三、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防范策略
近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外贸易不平衡问题正在逐渐加剧、知识产品贸易中的违法违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盗版现象极为普遍、学术论文文学作品的跨国抄袭现象愈演愈烈、各种文化产品国际合作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不当竞争此起彼伏。靠什么来约束知识产品市场的国际贸易呢?本研究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强化知识产品国际贸易市场的调研工作。根据需求偏好理论，地域上相邻或相近国家的贸易依存度要高于空间上较远地区和国家的贸易依存度。作为亚洲面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知识产品出口的主要对象是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国家。就东亚来说，中国知识产品出口的主要对象是韩国，其次是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日本、澳门地区和朝鲜。据文化部和商业部的联合调查，从2000年到2014年底，中韩知识产品的贸易总额达到了1598.9亿美元，其中进口额达到1057.5亿美元，逆差趋势明显。②就东南亚来说，中国知识产品输出的主要地区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其中中新和中马贸易额占到了贸易总额的79%，表明中国的知识产品在东南亚地区已经形成了广泛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缅甸、印度、哈萨克斯坦、蒙古、俄罗斯、尼泊尔与中国有着良好的地缘合作关系，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知识产品贸易额很小。近年来，伴随着远洋运输条件的改善和全球通信技术的发展，中国和美国、欧洲、南美洲、非洲的知识产品双边贸易在逐渐扩大，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总局的统计数据，近10年来中美之间的知识产品贸易额已经达到1200.98亿美元，中国和欧盟之间已经达到621.56美元，中国和南美洲的知识产品贸易额达到了37亿美元，中非知识产品贸易额达到了98亿美元。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今后应继续加大与地缘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品贸易，要依据准确的贸易数据制定合理的出口战略和进口措施。要根据欧洲国家偏好中国物美价廉文化产品的需求事实，制定中国知识产品出口欧洲的详细计划;要把中国的陶瓷制品、丝绸制品、柳编制品、服装产品、小饰品添加上强烈的文化信息，把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和谐大同思想输出国外，使知识产品供应商能够在赚取国际分工效益的同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对于某些携带考古信息的古董和文物，我们也要本着协商的原则，尽量回购流失到国外的珍贵宝物;对于非法走私文物的现象和行为要大力查处、毫不手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细致缜密的事前调研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决策的重要前提，这方面经验是丰富的，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
2.认真研究贸易国的政治、经济及法治状况，牢牢把握贸易国的政策特征和价值偏好。作为全球经济发展前景最为广阔的地区，中国的文化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却拥有极为广阔的需求市场，并吸引了大批的国际资本涌入中国出版业、广告业乃至各种文体娱乐行业。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显著提高的情况下，国内文化消费需求空间很大。作为中国知识产品贸易的主要输出国，美国、韩国、日本、菲律宾等国的政治运作特点、经济发展走向、政策偏好性和价值评估体系都是各国知识产品贸易商必须密切关注的重要信息。一般来讲，如果一个国家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或消极财政政策时，这将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反之，则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对于知识产品贸易商来说，只有认真研究了贸易伙伴国的政策变化动态并随时关注国际社会的风吹草动，才有可能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获取客观的比较收益，否则，巨大的贸易风险将不期而至。就欧洲和美国来说，中国的电影电视产业要想打入这些国家的主流音像市场是很难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商人经济实力有限，更是由于这些国家对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的质疑和困惑。由此，中国在输出知识产品的时候要尽量寻找那些极富传统感染力的文化产品，避开那些带有单一政治教化色彩的知识产品;中国输入到欧洲和美洲的知识产品要尽量体现出对那些国家制度和宗教的尊重，避免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我们的核心目的是输出出版业和传媒业的文化产品，把古老的东方儒学文化传播到遥远的非洲部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