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01 15:35:1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国合伙人的原型，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中国合伙人》展示了20世纪80年代校园的纯真爱情和当时错位的师生关系。从政治性书写来看，中国式幸福是“中国梦”反击“美国梦”的政治寓意，以新东方现实困境折射从中国“合伙人”到中国“散伙人”的文化悖论。电影为民营企业主角树碑立传，摆脱观众-内容二维关系，演变成导演-影片角色（幕后赞助商）-观众三维关系。最后从完整情节、香港电影模式诠释、成功价值观三个角度进行批判性总结。
一、现实新东方
“新东方”三兄弟从进北大到互相认识，从同学到同事到合伙创业，是友情合伙人，注定创造丰富多彩的故事和书写千古传奇。现实中“新东方”的成功是不能复制粘贴的，俞敏洪和王强、徐小平一起创业打拼天下，从一个个体英语出国培训机构逐渐转化成拥有强大知识产权和企业品牌的综合教育系统，涵盖学科辅导、出国游学、小语种、图书出版、在线课程等，拥有优能中学教育、泡泡少儿教育、迈格森国际教育、前途出国、满天星幼儿园、酷学酷玩等子品牌。（李祝义：《俞敏洪：新东方上市与品牌得失》，载《中国品牌》2013年8期，18-20页）2006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后以投资人和股民每年20%的增长速度实行快速市场扩张。现实中国版的兄弟可打天下不可分天下再一次重演，新东方三驾马车最终分道扬镳，各走各路，在企业规模较小操作不规范的时候他们渴望规范，在企业规模扩张、规范之后又不堪忍受规则的束缚。王强和徐小平淡出新东方，而俞敏洪被锁定“做一名高级职业经理人”，中国合伙人变成现实“中国散伙人”的故事。十年前“新东方”提出“出国留学桥梁，归国创业彩虹”口号，前半句话是新东方的现实和动力，后半句话是空想和传说。新东方三位创始人面对现实不得不尴尬，重新面对中国式兄弟事业宿命。（程晓蒙：《新东方：与电影迥异的“散伙”》，载《人民文摘》2013年8期，50-51页）难道王阳婚礼上的台词“永远不要和最好的朋友开公司做合伙人”是现实中国版公司谶言吗？
观众认为黄晓明演的是俞敏洪，邓超应该是王强，徐小平可能是佟大为。影片折射新东方的发迹史和俞洪敏的个人自传，观众不得不质疑新东方的赞助额度。如果影片只是借用了新东方的原型，那和新东方到底有没有商业赞助和利益关系？俞敏洪在观映之后带着黑脸离开，拒绝对这部电影评价，认为此片与新东方没有必然关系，现在和未来《中国合伙人》都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新东方”没有投资该电影。电影中发生的事情和“新东方”实际创业差了很远，电影中人物个性展示也和现实中个性有很大不同。而实际上全国各地每一个新东方分校都派了一个老师去客串参演，有的新东方学子在电影里找到他们分部的老师粉丝。俞敏洪肯定不会直接投资这部电影，因为投资意味着要直接分票房，但这部电影是一部很好的广告宣传片，怎么可能投资呢？“新东方”是赞助而不是投资这部电影，等于花钱做电影软广告了。
影片尽量刻意避免专门为某个企业（或企业家）树碑立传，拍主旋律式纪录片，但是最后闪过俞敏洪、潘石屹、马云、冯仑、王石、张朝阳、杨澜、徐小平、王强、老干妈陶碧华等影像还是记录了一个时代中国企业家图谱。笔者特地在最后留意了最后几分钟各成功人士面相，除了老干妈，每个人的鼻子都非常周正高挺准头大，塑造“堂堂正正”的成功人士形象。观众从中感到强烈的感动或者悲伤，亦或是奇怪的共鸣。电影里将30年前失去的那段青春和校园，从陌生中激活，书写了一代学子-商人的千古传奇。例如冯仑在《中国合伙人》中跑龙套，他语录中“商人不好做”，在外头混，必须带着“小姐心态寡妇待遇妇联追求”心理准备，这成为影片中的经典台词。亦或这些企业家就是该电影拍摄的幕后捐赠人，让有主旋弦律之后经济纠葛关系。2009年以后金融加快对电影行业开放和投融资，电影行业已经整体上摆脱了“缺钱”状态，进入寻找好电影品牌阶段。一个影视企业最重要的已经不是票房，而是如何摆脱对票房的单一性依赖，实现品牌树立、市场扩张和收入多元化。（李长风：《从看电影亢进》，载《中国新时代》2013年7期，86-87页）真正的好电影不是用单一票房来衡量，高票房只不过是商业化的今天一块遮羞布。中国电影界如果还停留在为影片主角树碑立传，获得他们经济资助的阶段，电影本身摆脱观众-内容二维关系，演变成为导演-影片角色（赞助商）-观众三维关系，这岂不是讽刺？
二、中国梦的政治化书写
1.从中国合伙人到中国散伙人
《中国合伙人》中揭示的成功实际是中国当下民营企业的现实奋斗翻版，在经历体制变革和现实挫折后，割裂了成功的未来和理想的现实，各种叙事矛盾走向了单一化的角度：只有摄取财富才是得到社会尊重、成功走向未来的基础。（颢然：《：类型电影的中国式解决之道》，载《电影艺术》2013年4期，35-37页）前不久媒体里讨论的“中国合伙人系列”的充满团队管理、信念认同、领导力、投资人、管理经验和创业文化等传奇故事富有启发和告诫意义。哥们合伙，先聚人气，还是先出点子？哥们合伙，要。在唯利是图的商业大潮中，要找到一个合伙人并不难，但是要找到一个伙伴却有点难，而要将伙伴变成长期合伙人（不是散伙人）就是难上加难。毕竟创业历程总是伴随着笑与泪。昔年同把酒今日谁与归。
影片中成东青的自嘲和激励学生的“成功梦”，王阳的好莱坞电影教学法和英语思维，孟晓骏的美国经验和签证技巧，三者珠联璧合，是撑起“新梦想”成就千万个美国梦的“一鼎三足”。影片中从创业到决裂，三足坍塌。这实际上是狠戳国人：中国人一直没变，爱玩“窝里斗”。朋友吵吵闹闹正常，再吵再闹也不说再见。如果朋友、熟人的确是一个人才，如果双方在初次合作中表现优异，不跟他合作才是傻子。可叹如何将这种合作关系保持良久，建立起特殊的“互惠奋进和谐式”人际关系不要在现实中一再上演从中国合伙人到中国散伙人的翻版。有些事只有停下来才能看清楚，有些更重要的事赋予每个时代参与者打败恐惧的勇气。成功者总是不约而同配合时代需要，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变迁，一代企业家成长，“新东方”三位创始人分分合合。《中国合伙人》中体现的怀旧、校园、友情、创业、泡妞、爱情、理想、梦想、决裂，是一个时代的痕迹，有时候是梦想，有时候是梦想破灭。从“美国人民需要我”急切求美国签证的到拒签后“美国人民不需要我”的心理“”，继上次钻了美国“大爷”的空子，这次他又要来钻国家的空子。影片中几个闪过的片段足以生动传
神地将这段史无前例的历史呈现给观众，将中国崛起复杂心态呈现给世界。
1980年代的金曲，女一号杜鹃身着的印花裙子，激情的拥抱和湿吻，将激昂的大学时代、沸腾的男女恋爱、永不浇灭的友谊挥洒得淋漓尽致。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群众义愤填膺，“美国人炸大使馆你们就砸英语学校，那外星人炸地球你们是不是要砸航天部？你们就知道窝里横，中国人打中国人，你们和30年前有什么区别？懦夫蛮横！去向那个打败你的人学习才会使你变得更坚强”。这是强者声音！时隔十年之后中国愤青们得知日本“国有化”第一反应是去砸中国人的小汽车。30年风云激荡，中国和世界一起经历大历史，从打开国门到天安门梦想，从价格双轨制到怒吼的“八九”，从胡同里“倒爷”到前门肯德基，从破旧的北京机场候机厅到汹涌归国潮，从秉烛夜读横扫燕京大学图书馆的英雄气概到民族主义者的新式游行。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发展的三十年是一个纵横捭阖、英雄辈出的江湖时代，民营企业以为匪为盗，为侠为仕，游走于新旧体制夹缝中，一旦成长和成熟起来，爆发出特有的轻松自由和时代印记。2013年在淘宝网成立十周年晚会上，马云现场演唱完毕《我爱你中国》和《朋友》，高调宣布“退休”。这两首耳熟能详歌或许最能体现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们共有的情怀：创富强国的中国梦和因“合伙”起家而对友情看重。华为的任正非和李一男从情同父子、当接班人培养，到离职创业、被收购回归、最终又离开，这两个男人之间经历了怎样的恩怨情仇和曲折离奇？知情人士甚至遐想，如果两人不经意间相逢、眼神交会，在那电光火石之间，脑海里会有多少画面闪现，多少情感交错，沧海桑田，再回首，却已是百年身。“92”下海派的代表人物和大佬陈东升从体制内下海，先后创立了两家大企业，其兄长陈显宝还创立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然而祸起萧墙、兄弟反目。夹杂本人与原配、红色后代之间多年的感情纠葛个人恩怨。任何一个发迹的民营企业，无论事业还是爱情，都称得上是一部书写中国梦电影传奇。
2.中国人征服了美国人？
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幸福的东西。我们只有在失败中寻找胜利，在绝望中寻求希望。在《中国合伙人》里，中国梦一开始以中国人追逐“美国梦”的形式出现。“新梦想”英语学校的老师们帮助千万学子实现去美国并以此致富的美梦，是追逐“在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的美国天堂梦。影片中三兄弟赴美谈判，先是中国痞子式的出言不逊，态度强硬，乃至以上厕所来侮辱女对手。美国人的法制逻辑是寸步不让，得理不饶人。于是他们转换策略，承认错误，以巨大的中国教育市场为诱饵，以中国逻辑式英语“征服”了美国人。最后美国对手俯首称臣，双方终于达成妥协，中方趁机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这个以成败论英雄、不择手段、不讲道德和没有法律底线的实用主义情节实则是中国经济思维“攻陷”美国的。当三兄弟一道庆祝“攻陷美国”飙车于纽约时，这到底是对中国改革伟大时代的喜剧式张扬还是小丑式反讽？（王一川：《时代精神的抽离与变形》，载《当代电影》2013年7期，38-40页）当成东青和王阳出资，捐赠一大笔钱，以孟晓骏名字命名了他曾经被开除的喂小白鼠实验室，三人前往实验室参观，中国人终于扬眉吐气了，中国已经真正站起来了？！观众真不知该为他们的情谊动容，还是被受辱后耿耿于怀终于报仇的少年心打动？这就是代表了祖国赤子简单而粗暴的精神世界？这不是新时代阿Q式的“”么？靠一个想象的情节来证明中国人终于在道德上比美国人略高一筹，中国人不再需要将美国想象为天堂和梦幻之地了，这比阿Q还。
爱德华·萨义德从三个层次界定东方主义：①狭义东方主义指一门学科；②中义东方主义指以区分东方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为基础的逻辑思维；③广义东方主义指西方对东方采取“俯视”描述、阐释、殖民和统治，用以控制、统治东方的话语方式。（《东方学》，[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2-4页）好莱坞大片中，对美国以外的所有“他者”异质文化（当然包括中国）都使其“东方化”。美国建国后237年历史就是不断寻找对手、征服对手、想象“他者”、反照“我者”过程。中国在“高高在上”美国人眼里只是历史地承担美国“他者”任务而已，只是美国文化美国软权力美国话语权在东亚的一个渗透和改造对象。（徐海娜：《从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元素看东方主义》，载《当代世界》2011年3期，63-65页）再来看《中国合伙人》海外发行英文片名“一个发生在中国的美国梦”，这是一部关于梦想的“政治”角。20世纪80年代的莘莘学子都怀揣一个美国梦，美国是当时中国人幻想的天堂，但是申请签证的结果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圆梦美国。20世纪80年代，刚刚打开封闭了30年的大门，几乎所有年轻人都向往美国或欧洲。如果你想上天堂，就去美国吧。每一个学子都怀揣着一颗沸腾的美国心和一个理想的美国梦。在时代激流中，无数国人追寻中国式的“美国梦”，绝大多数遭遇现实而破碎。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东亚主导国家，高调唱起的“中国梦”逐渐成为新时代“中国和平崛起”主旋律。《中国合伙人》外表是讲述励志与创业传奇，实际上是生逢其时新时代“中国梦”的政治宣传片。三个男人从80年代以来的从“屌丝”到“高富帅”逆袭式华丽转身，烙着时代的突飞猛进，显示着“中国梦”是如何从“梦想”变成“现实”的，这是“中国梦”反击了“美国梦”的政治寓意。（阿木：《中国梦的形象宣传片》，载《工友》2013年7期，52-53页）
三、《中国合伙人》的影视批判
第一，中国梦的影片能否有完整的情节？成东青多次为高考念书时借的全村人的钱还了吗？王阳泡的美国妞最后怎么突然离开了？成东青多次毫无理由的守旧坚持反对“上市”，三兄弟攻陷美国时他为何惊天逆转同意新东方“上市”？影片在处理大历史变迁时候容易回到碎片化的个人化记录和片段影像上来，诸多小背景需要简要交代，故事情节以片段截取、整体较弱、心理描写严重不足。
而在这次的新片《中国合伙人》中，陈可辛好像真如大众评论般被彻底“内地化”了，褪去了游荡、彷徨、忧伤的风格，拍起了有关青春、梦想、友谊的血性励志片。然而，在他自己对《中国合伙人》的讲述中，我们还是依稀看到了那个，隐藏在巨大的时代、梦想背后，永远漂泊不安的陈可辛。
游走于城市之间'
1962年生于香港，12岁移居泰国，18岁赴美国读书，21岁毅然离开父母回到香港。陈可辛的少年时期充斥着城市间的来回、辗转。
他曾在一场电影讲座中坦诚说道：“小时候的漂泊，令我变得敏感和谨慎，我17岁离开香港，漂泊异地，面对陌生的一切，我是他国的非主流少数民族，这种感觉非常不好受。”
而这些艰难的漂泊岁月带给陈可辛的情感变化或是故事经历都如数转移到了他后来的电影创作之中。无论是《甜蜜蜜》中的李翘、阿豹、黎小军；抑或是《如果爱》中的孙纳、聂文、林见东，漂泊中的爱情总似一场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拉锯战。
爱情，在陈可辛眼中，毕竟只占了漂泊的一小部分，而在他看来，漂泊的最大动因无疑是寻梦。
上世纪90年代末，香港电影开始走下坡，陈可辛选择了前往美国寻梦，那时的美国对他，就如对广大怀着“美国梦”的中国人一样，是实现梦想的金银岛。可是到了美国，他却发觉一切并非想象的那样美好，再三徘徊，便又回到了香港。《甜蜜蜜》中，来自内地的李翘和黎小军，将香港这座大城市奉若神明，使尽浑身解数，甚至不惜放弃情感，也要融入其中。那时的陈可辛，也许也拥有属于自己的“香港梦”。经历过美国的挫败，回到香港，陈可辛将自己的心血倾注在这片熟悉的故土上，渴望能让自己的电影获得认可，获得成功。事实上，他也做到了。如今的金银岛对陈可辛来说再不是某一片特定而局限的土地，而更多的是存在于心中的空间。“地域是无碍我实现理想的。”
前些年，当香港的女记者们建议他将工作室搬到观塘和“老杜”（杜琪峰）做伴时，他却出乎意料地答道：“我是要搬了，搬到北京去了。”许是实在不忍见证香港电影近些年的衰败，又或是看上了大陆电影巨大的市场，陈可辛毅然将自己的电影梦想从香港移到了大陆，成了第一个把工作室设在北京的人。《投名状》、《十月围城》、《武侠》，陈可辛开始颠覆自己过去电影的风格，从题材、到剪辑、甚至音乐，一点点地迎合大陆观众的口味。无措、忧伤、怀旧逐渐褪去，陈可辛也开始追求大投资，大场面。
然而，在其新片《中国合伙人》中，我们还是不难看出陈可辛对自己曾经美国梦碎的“耿耿于怀”。电影中的三位主人公成东青、孟晓骏、王阳出于不同的原因，都有自己的美国梦，然而在时代的激流中，有的梦圆，有的梦碎，有的梦圆了又碎，最后却是创办英语培训学校将三人绑在了一起，在中国，实现了自己所谓的“美国梦”。
陈可辛在一个采访中提到，他最属意的新片英文译名是“American Dreams in China”。 美国的经济已经饱和了，从穷致富在美国是非常困难的，每个阶层都定下来了，发展得已经很成熟，反而这个美国梦每天都发生在中国，直到如今都还是每天在发生，创业啊，致富啊，发财啊的市场要比美国大很多。电影里传递的上述思想意图与其说是陈可辛面对现实，权衡比较后得出的结论，不如说，是他多年游走于城市之间的独特经历，带给他的一种有关“回归”的思考。
似酒的情感'
在陈可辛电影中，无论是爱情，还是兄弟情，都浓烈似酒。
陈可辛特别热衷于用“红”、“蓝”两色来描绘他影片中的爱情。
他总是用红色来表达女性，从《甜蜜蜜》中张曼玉在黎明记忆中永远的红色，到《如果爱》中周迅追金城武车时的红色大衣围巾，再到这次《中国合伙人》中杜鹃在黄晓明记忆中那双红色的凉鞋，红色在陈可辛的电影里仿佛成了男主角对于女主角一种特殊记忆的象征。
而男主呢，则永远是蓝色的，《甜蜜蜜》里黎明的蓝色中山装，《如果爱》中金城武那身深蓝色的毛衣，再到《中国合伙人》中黄晓明那身酱蓝色外套。犹豫、自由、沉静，再加上土土的外形，蓝色成为了陈可辛男主角永远的颜色。
细细想来，这种颜色搭配其实是非常特殊的。红色是三原色之一，积极、乐观、火热。而蓝色呢，忧郁、紧闭、还稍带一丝梦幻，这种男女色彩的反差恰恰是陈可辛的爱情片中最特殊的部分。在他的爱情电影里，女性往往是更加主动的一方，更加积极的想融入时代，融入社会；而男性反而成了保守的一方，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只是固执、恋旧的坚守着生活的理想。
在《中国合伙人》中，杜鹃饰演的苏梅亦是一位冷艳、积极、有野心的女生，正是她离开成东青（黄晓明饰），去美国发展的决定敲醒了成东青，从而也改变了他的一生。
此次陈可辛没有选择科班出生的专业演员，而是选择了一名高挑女模特出演女主角，大大出乎观众的预料。谈到这一选择，陈可辛显得非常自信：其实两性关系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当一个年轻的男生喜欢一个女生的时候，他永远摸不清女生心里面想什么，杜鹃就有这种气势，冷冰冰的，甚至比你高，让男生充满压力，其实她看起来和王菲的感觉很像。
除了怦然心动的爱情，陈可辛电影的另一个关键词是兄弟情。这个主题在他的处女作《双城故事》中展现得最为明媚动人，而到了后期，陈可辛悲观主义的态度慢慢显露，难得一部讲述“结义兄弟”的《投名状》，却也以充斥着“阴谋、杀戮”的兄弟情破惨淡收尾。
陈可辛自己好似也对现实生活中的兄弟情嗤之以鼻，他曾多次在访谈中表示，很多友情都是建立在利益上的：“我平时很少喝酒，在酒吧喝酒时，很多人都会抱着肩膀对我说‘大家都是好朋友，好兄弟’什么的，我每次听到这些都会起鸡皮疙瘩。大家都希望藉着酒精来将自己的情绪浪漫化，他们在说这些话时，大部分都是基于一种利益的需要。”
当被问到朋友这一问题时，陈可辛的答案永远只有两个：吴君如、曾志伟。常年漂泊不定的生活，让交朋友对于他来说，成为了一种奢侈。少年时期的几次举家搬迁，使他失去了结交知心发小的前提条件。而进入娱乐圈工作，乃至于成名后“UFO公司”、“人人电影”两次合作案的过早夭折，也使得他固执地认为“利益与友谊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体”，于是我们从他的电影中看到了一次又一次兄弟情的破碎。
从已的预告片和陈可辛导演对《中国合伙人》的阐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部男性、青春、梦想题材的电影，而这一题材的作品绕不开的便是对“兄弟情”这一主题的阐释。这次陈可辛似乎回到了老路上。谈到《中国合伙人》中三位男主角“兄弟情”的最终归宿，陈可辛坦言：他们完全是不同系统的人，他们的思维逻辑都是完全相反的。其实人是真的不会让的，人性也是不会让的，现代社会还是必须得看利益的。
故事原型新东方集团上市后元老们的分道扬镳，加之陈可辛导演的上述表达，让人对故事的圆满结局不敢报太大的希望，但是具体如何，还是要影片出来后再一探究竟。
工作中的陈可辛'
从某种程度来看，陈可辛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他做导演，也做监制，但其实两者差别不大，他都会待在片场，调动资源，而让制片部门保持高效运转的团队负责人都是他的老搭档。
他的北京工作室成立初始是小团队作战，保持了香港公司的一些特点，比如实干、高效、不八卦，有创意很快就能付诸实践。说起来，陈可辛也是够有冒险精神，他相信新鲜力量所能创造的价值。工作室成立伊始，对于《十月围城》这样庞大项目的宣传工作，居然只由三四个年轻人来负责。年轻人感到疑惑，后来才明白，陈导觉得自身的经验和资历已足够丰富，他更需要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来与他互补。年轻同事在大方向上听他的，在经验跟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陈可辛也会听取大家的意见来反思和调整。
随着雪球越滚越大，陈可辛也在慢慢开放心态接纳合作者。如今他的工作室日益丰满，以前影片的宣发工作都是由工作室内部完成，陈可辛曾在一个采访中说这是“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但是现在，《中国合伙人》的宣传据称已外包给多家专业公司。
他很多面，让人拎不清。据他的同事透露，在公司里，他对自己人话很少，但是对外人、对采访对象却会滔滔不绝。同事有时会告诫他“导演，这个先不要讲”，陈可辛虽嘴上说“好啊好啊，我记住了”，但是往往说到兴起，一些自己人都不知道的东西就会从他口中源源不断地蹦出来。陈可辛很少在公司谈论家庭，但是在见到女儿的时候，会跟工作时的状态很不一样，变成了一个任由女儿捉弄的慈父，一副完全拿小孩没办法的模样。
在内地拍片跟在香港拍片有很多不同。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内地拍片必须与政府和国企打交道，人脉和资源很重要。打个比方，香港导演要是好几年不拍片的话，可能已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而大陆有些导演就算几年不拍片，依然还在圈内。
虽然需要种种磨合，但陈可辛从未丧失北上的笃定。有记者曾问他对香港电影的困境有何看法，他很看得开，“罗马帝国都可以没有，何况是香港电影？”陈可辛更认同的是，市场在哪里，资源就在哪里。华侨身份的他从来视野都很开阔，打个比方，他曾是最早想到联合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演员进行合作的导演。
陈可辛的变与不变'
在同事的眼中，陈可辛是一个价值观和审美观都很固定的人。他的穿衣风格是恒久不变的，他喜欢旧的、有质感的、花纹不繁复的衣服，他永远穿的是布鞋，同事几乎没见过他穿皮鞋。他若喜欢某一件东西，态度总是很笃定，很少被别人的意见所左右。在工作中，他看起来不强势，但是他的观点会慢慢影响周边的人，让大家的审美慢慢与他趋同。
他对审美品位的坚持还体现在他对工作室空间的一手打造上。那时，陈可辛工作室在北京刚刚成立，他和员工都一心想找富有艺术感的loft式的工厂厂房，即使这样的厂房要比钢筋水泥的写字楼昂贵得多。而对于工作室内部空间的装修，大到怎么布局，小到每个窗帘用什么布料什么颜色，他都会亲自过目。他从国外购买二手家具，一把椅子加上邮费、运输费的价钱，高到能把人吓死，但他一点儿也不犹豫。
但他又是一个善于变通的人。策划北上的第一部作品《十月围城》时，他不做导演而做监制，因为他觉得自己身上那种精英分子的艰深和冷质对于大陆观众来说有点隔膜。一直以来，他自己对《十月围城》的故事倒没多喜欢，他觉得这个故事有点傻气，比如有一句台词“阿四你跟我说你闭上眼睛想到的都是阿纯，但我闭上眼睛看到的是中国的明天”，对于这种直白的感情的袒露，他自己是要起鸡皮疙瘩的，他会觉得这种表达是不是太幼稚了，但是作为监制，他选择相信导演。结果影片出来，这句台词偏偏就是观众的哭点，观众就是会被这种傻傻的情感所打动。
每一次创作，陈可辛都在不断反省和调整自己的观点，像《神奇侠侣》，他发现观众只要接收到简单直接的真善美的信息，情绪很容易就被点燃。直到现在，人们依然奉《甜蜜蜜》为他最经典的作品，但是陈可辛对此持保留态度，因为那种童话式的感情可能更符合他当时的价值观，而时过境迁，人生事业的诸多挫折让他身上似乎多了一层悲观主义的色彩，他更愿意去拍一些否定、和解构的东西，就好比《投名状》里对兄弟情的悲观，《如果・爱》里一些现实、残酷的人生况味。
在内地，陈可辛曾经历过一段很长的挫折期。彼时，他监制的《十月围城》和《神奇侠侣》都票房欠佳，那时候他马上要开始自己当导演，“陈可辛制作”这个名头不如他想象中打得那么响亮。《神奇侠侣》之后，他意识到自己的一些想法可能有些老了，跟大陆观众的主流想法有些脱节了，那段时间他就特别愿意跟北京工作室的年轻同事交流，甚至会问他们最近在看什么小说、最近什么东西火。
接下来，他把筹码押在了《武侠》上，试图在最传统的类型中打造全新的概念――微观武侠。陈可辛坦言这是美剧《豪斯医生》给他的启示，在他看来，中国功夫也是最玄幻的代表，具有非常奥妙的原理，如果掰开、揉碎来讲的话，应该很符合当代人的想法。
但是，后来摄影并未达到陈可辛团队想要的效果，对于抽丝剥茧的武侠观念的表达，跟想象中有一定距离。以至于后来观众在看到人被雷劈死这个情节的时候，感到非常滑稽。这个桥段其实包含了创作团队对于“理”和“命”这样宏大主题的表达，但却被观众解构了。
当时，对于 《武侠》的评论两极分化、褒贬不一，票房也失利了。恰逢陈可辛的母亲因病去世，各种打击扑面而来。这大概是陈可辛最消沉的时期。
虽经历创作和市场上的种种挫折，陈可辛依然是国内最有创造力的导演之一。如果你仔细看，那个永远漂泊不安的陈可辛还是依然隐隐的存在于他的电影中：譬如《投名状》中包裹于兄弟情深下裸的利益目标；譬如《十月围城》里娓娓道来的，大时代中小人物的爱恨与牺牲；再譬如《武侠》里“众生有罪，你我皆同谋”的哲学腔调。陈可辛还是那个认真讲故事，用故事讲自己的陈可辛。
这部《中国合伙人》更是将“大陆梦”做到了极致，大陆的演员，发生在大陆的故事，陈可辛为了更接地气，甚至恶补了一些口头禅，一些歌，一些八九十年代特殊的“北京”风味。他特意找了大陆的编剧和剪辑工作人员，希望能从前后把关；他在北京、天津的旧工厂之间奔走选景；反复思考，讨论当年大陆所流行的音乐......这些，无非都只是希望，能从剧本、表演、剪辑、配乐各个方面更好地诠释那些年，大陆有梦青年的情怀；更好地表达那个，也许正是他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大陆梦”。
也许，有些改变，真的也没有什么不好吧。
再说一个题外话。在《中国合伙人》之外，其实陈可辛有一部叫做《等待》的电影筹拍了十余年。那个剧本改编自著名华裔作家哈金的同名英文小说，讲述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农村少年孔林考上沈阳军医学院，在校时，他按父母意愿在老家娶了淑玉，两人长期两地分居，而在进入部队医院工作后，他爱上了护士曼娜，可是部队医院的一条奇特规定让林孔不能顺利离婚，他和曼娜在等待漫长的二十年后才可能领到结婚证。这个故事包含难以言传的浓烈而含蓄的中国式爱情。
如今《中国合伙人》先于《等待》出炉。而《等待》，依然存在于我们的等待中。
香港、泰国、美国、香港、大陆，陈可辛带着自己的电影梦想一路漂泊，一路寻梦。这种漂泊让他敏感，让他不安。他不愿结交朋友，不断寻求改变，甚至在和吴君如有了女儿后都不愿被一纸婚书困住。或许，他的不愿定下，真的只是因为害怕再次漂泊。
而这部电影的原型新东方的路，则全面印证了这句话。虽然影片上映时，俞敏洪说过“真正商业上的合作要比电影里描述的复杂得多”，但毫无疑问，合伙人王强走了，徐小平也离开了，新东方“三驾马车”只剩创始人俞敏洪。可见，跟好朋友合伙开公司果然不是个好的选择。然而，不是所有人都会赞同，敢吃螃蟹的依旧大有人在，而且是受到了《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的影响。
他们居然“合火”了
跟任泉熟悉已久，对李冰冰和黄晓明也分别做过专访，但记者做梦也想不到，他们三个会凑到一起做生意，而且是开火锅店。就在2014年初，三个人共同投资的火锅店“热辣壹号”在北京市朝阳区永利国际红红火火开张了。
为什么会取名“ 热辣壹号”呢？李冰冰对此的解释是，吃火锅就要“热”闹，火“辣”，“壹”次用油，“号”召良心生意。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会定在了2 014年1月18日，谐音就是“要发”的意思。其实在此之前，“热辣壹号”已经试营业了一段时间，客人们的反应都还不错。记者也跑去尝试了一次，只见一个硕大的招牌挂在永利国际，店内整洁优雅，装饰、格调都很温馨，员工服务也热情周到，菜品干干净净，荤素都足够新鲜，特别是调料与锅底十分入味。价格也不贵，记者与朋友两个人一共花了不到两百块钱，就吃了个饱。
在会当天，记者在现场看到，李冰冰、任泉牵手亮相，在外地拍戏的黄晓明虽然未现身，但也以立牌形式出场，并进行了电话连线。
通常来讲，明星做生意都喜欢单打独斗，或者与圈外人合作，一是可以随心所欲，自己掌握比较大的主动权；二是盈亏自负，影响不了跟圈内朋友的关系。在记者访问过的上百位明星中，他们之间的合作更多的是在影视剧方面，而此次黄晓明、李冰冰与任泉三个人合伙开店，又有哪些看头呢？
任泉告诉记者，当时和李冰冰一同看完电影《中国合伙人》后，便有了一起开餐饮店的想法，没想到，竟和李冰冰、黄晓明一拍即合。李冰冰笑着说：“想都没想，一分钟就决定合作了。”而李冰冰入股这家店的主要原因，则与当年读大学时借钱给任泉开店有关。那时她觉得会亏，就没有投资，没想到任泉的第一家店就赚了。说起此事，李冰冰说自己当时“没头脑”，懊悔自己当初没有投资，没有入股，只是借给他钱，连利息都没有。
至于黄晓明给出的原因，则十分幽默诙谐，他说自己小时候作为一个“吃货”，一直心怀开个大饭店的梦想。后来想想开大饭店比较难，跟哥几个开个火锅店也挺不错的，算是一个“吃货”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三人投资风格各有千秋
任泉做餐饮生意很成功的事，早已传遍了圈内外，“演艺圈最会做生意”的名头也尽人皆知。在记者采访过的很多明星那里，提到任泉时，都会很认真地尊称一句“泉哥”。早在1997年，国内餐饮业还没有发展起来，俏江南、小南国等餐饮业巨头还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行业的竞争也远没有今天激烈，刚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任泉就考到了三级厨师资格证，并向同学李冰冰和徐露各借了三万元，做出了自己的第一笔投资，在上海开办了“蜀地辣子鱼”餐厅。任泉曾告诉记者，餐厅是他做过的最成功的投资。
任泉开的“蜀地辣子鱼”餐厅，从一家大概只有100平米、除去厨房和收银台就只能容下八张桌子的小店做起，从预算、选址，到购材、施工、品菜，任泉都是独自完成。仅仅半年之后，任泉就因为客人太多而租下了店面楼上的二、三层。很快，“蜀地辣子鱼”餐厅就从上海开到了北京，并更名为“蜀地传说”，如今在全国已经有了多家分店。后来，任泉又加盟了老牌火锅店“北京香天下”，生意好到“食材都吃光了，还有很多人排队”的地步。而谈起经营餐饮店的秘诀，任泉告诉记者，他十分清楚什么样的菜品最好吃、最有市场。
此外，任泉还投资了股票、影视剧等，特别是影视剧方面，他先后参与投资了电视剧《国色天香》、《悬医藏心术》、《儿女的战争》、《第九个寡妇》、《笑傲江湖》以及前不久播出的《爱情面前谁怕谁》，每一部戏都有很高的收视率，任泉自然也每部戏都赚到了钱。任泉向记者透露，自己现在很少看影视剧，也很少去关注娱乐圈的各种新闻了。有空的时候，会查看正在上映的影视剧的收视率，作为投资时的参考。他本人在挑选剧本的时候也宁缺毋滥，投资每部戏的前提是，一定要自己喜欢，觉得好才行。
不难发现，任泉的投资风格是做自己最熟悉的领域，而“热辣壹号”有熟悉餐饮投资的任泉坐镇，其前景不言而喻。
黄晓明这位内地一线男星，每年片约无数，拥有自己的工作室，他的投资领域较广，红酒、医疗、高尔夫球场等都经营得有声有色。
记者发现，黄晓明十分善于找人合伙做投资，也十分善待自己的合伙人。比如他瞄准红酒市场的时候，就曾找来曾志伟、巫启贤以及一些企业界好友合伙，筹集了约6000万元，引进法国拉菲等5大酒庄的红酒来大陆拍卖，一年就把投资全数收回。2010年下半年，黄晓明成立黄晓明工作室，当起了老板，因拍戏而无暇管理工作室，他就找来师从陈凯歌导演的著名制片人、经纪人、电影营销专家黄斌做工作室主管。
身为老板，黄晓明会先听别人讲，然后再总结、听取团队意见，之后再发表意见，很少会先做判断。不过，一旦是他看准的事情，就会雷厉风行，立刻作决定。他对工作室员工更是像家人一样，不管哪个员工过生日，总能收到他的特别生日礼物；一个跟了他很长时间的员工要在北京买房，黄晓明甚至替他出了首付，不设还款期限。此外，黄晓明与巫启贤、曾志伟等人在北京共同投资成立了“金帝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在全国已有几十家连锁店，会员包括陈道明、孙楠、满文军等明星。
在“热辣壹号”的三位投资人当中，李冰冰是唯一一名女星。谈及投资心得，李冰冰总能说得头头是道，她始终相信自己的“三点一线理财法”是简单而有效的。“之前我对其他媒体都这样说过，我的理财方法很初级简单啊，哈哈！工作赚钱、规划好消费和存钱的比例，理性地按照计划来消费，这也许是最初级的理财方式。也许媒体都听腻了，但是对于我来说，确实很有效。还是拿买股票来说，如果我去炒股，就会影响拍戏，因为我拍戏的时候，突然听说股票涨了或者跌了，心情肯定受到影响。所以，我暂时也不打算从事房产、艺术品收藏等其他方面的投资。”
赚了钱平分
被问及三人怎么分工时，李冰冰说：“泉哥是团长，我们听他的。（那怎么分账呢？） 亲兄弟明算账，我们三人平分，不打架。”据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三位明星在筹划开店的过程中，从跑工商注册，到筹备新闻会，均由经验丰富的任泉主导，李冰冰与黄晓明及其各自的团队主要是给予充分的配合。而店面的装修和设计，李冰冰则下了很大功夫，在筹建火锅店的过程中，也始终亲力亲为。比如店里的装修很中式，墙面用青石板，不用油漆，就是李冰冰提出的意见。她还希望装修材料尽可能环保，即便新开的店，客人用餐时也闻不到异味。另外，讲究麻辣锅底，也是“热辣壹号”的特色，因为李冰冰以前在外面吃火锅，不敢点麻辣锅底，怕的是地沟油、回收油。所以，她要求店里的火锅底料是一次性的，当着顾客的面打开封包，吃不完，顾客可以打包带走，吃剩下的，店里也绝不回收。
此外，李冰冰在知道顾客害怕吃完火锅带着一身的异味离开之后，就立刻要求店里一定要有祛除异味的设备。食材方面，供货商都是她和任泉一家家去试吃，再挑选出来的。
据记者了解，三位合伙人都有专属包间，挂满了写真照。就在“热辣壹号”正式开业的第三天，李亚鹏也带着朋友去吃了。明星号召力让这间新开的火锅店迅速成为工体北路的热门店铺。在“热辣壹号”会现场，信心十足的任泉公布了合伙人的未来计划：5年开30家餐饮店。此外，李冰冰和任泉的合作不止是在餐饮上，据任泉介绍，他与李冰冰投资并担任制片人和监制的电影《张震讲故事》也将于近期公布详细情况。
赚了钱如何分账呢？李冰冰给出的答案是：“我们三人平分，不打架”。
其他合伙开店的明星
李小璐与甘薇
去年，李小璐、甘薇与乐视影业共同宣布成立国内首个2.0时代的电影人工作室――― 乐雨薇璐电影人工作室，李小璐、甘薇这对姐妹也正式当上了老板。虽然姐妹情深，但不少人对两位的合作也存在疑问：好朋友一起做生意，会不会因为经济问题而翻脸呢？对此，李小璐和甘薇表示绝无可能，并坦言两人性格相似、理念相同，虽然工作中会有一些分歧，但工作室的钱都是由财务管理。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由香港陈可辛导演的影片《中国合伙人》，以明星企业新东方的三位创始人为蓝本，讲述了一代青年如何发掘自我潜力，把握时代脉动，终于将“资本红旗”插上华尔街，实现“中国梦”的故事。影片独特价值在于，它将“中国梦”编织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后殖民语境中来讲述，凸显了“中国”在表述自我时依然面临的文化焦虑，和自我认同的无力。作品中的香港“显影”更折射出处于东西文化“夹缝”中的港人身份的尴尬。影片为我们更准确定位“中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坐标，突破西方殖民话语霸权的束缚，建构民族表述话语和身份认同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表述焦虑：西方镜像里的自我与他者
后殖民理论关注的核心是，历史上的东方国家和民族，是如何被西方殖民话语所“表述”的，以及东方如何摆脱“被表述”的命运。在相对和平的当今世界，西方并没有放松对东方的话语控制，日益强大和觉醒的东方国家对此也早已警觉，并做出了反控制的努力。可以说，东西方一直在文化领域进行一场争夺“表述”话语权的战争。作为曾饱受殖民之苦的东方大国，30年来，我们的经济获得空前发展，民族自信也得到极大提升，用民族话语“表述”一个伟大的“中国梦”成为人们的共同心声。电影《中国合伙人》正是一部力求用民族话语“表述”这一梦想的文本，正如陈可辛对影片主题的阐释：三个人做的是一个脆弱的“美国梦”，到最后其实是中国梦：踏踏实实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像竹笋一样快速生长，所以电影最后，他们还是要回到这片土地上，实现中国梦。②
然而，当我们从追梦激情中冷静下来会发现，影片并没有真正找到源于民族内部的，足以独立表述这一梦想的话语。“”摧毁了一代青年对民族未来的想象力，“80年代”初的人们一时找不到重新表述自己的方式。影片中，在许多青年看来，“美国梦”便成了“中国梦”的镜像，唯有透过它，我们才能看清自己的不足，找到实现“中国梦”的途径。这一潜在的殖民心态将自我摆在了“落后”，甚至“卑微”的地位。影片开头，三个人签证美国连续失败，阴暗封闭的签证处给整部影片投下一个庞大的阴影。影片反复出现青年热衷考托福，排队苦等签证的场景，尤其一个学生多次签证不力后失态，被保安强行拖了出去，嘴里竟高喊：“美国人民需要我！”而孟晓俊的签证成功，竟然赢得众人的欢呼喝彩。这一有点夸张的情节，暴露了编者在面对西方时复杂微妙的心态。不仅个人，影片还着意表现了“90年代”初，全民族的后殖民心态。最突出的就是对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奥失利的文化反思。影片再现了失利当天晚上，北京街头萧索的人群，以及路边无人问津的申奥标语：“给中国一个机会，还世界一个奇迹。”显然，在当时的民族意识中，能否举办奥运会是一个民族能否为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所认可的重要标志。但“给……一个机会”的表述，则暴露出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时，内心的极度“卑微”。正是在这一晚，远在美国的苏梅选择和成东青分手。影片巧妙地将后殖民语境下民族与个人的命运联系起来，从中可见西方霸权话语对整个东方民族和个人侵入之深。
影片“90年代”后的叙事也没有摆脱西方霸权话语的阴影和控制。不妨以孟晓俊为个案做分析。由于家庭原因，开始的孟晓俊是一个十足的西方主义者，他一心推崇的是 “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的“美国梦”。然而，在美国的他被同是中国留学生的张曦挤走了，沦落到刷盘子度日。更令他失望的是，饭店里的美国雇员居然也克扣他的小费，所谓“公平”根本不存在，他的“美国梦”终于破灭！回国与成东青“合伙”创业后，他便坚定理想，即用“美国梦”的方式——“个人奋斗、公平自由”，在中国实现事业的成功，然后再重新“打回”美国。孟晓俊在反驳美国教育服务中心的指控时，便强调美国这一无理举动“违背了美国精神”，从而让对方哑口无言。可见，他是借助于西方话语（也许唯有如此），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将“中国梦”纳入西方的话语场域，暂时屏蔽掉西方话语中作为“他者”的东方，也消弭了本土的文化语境。一个更吊诡的现象是，孟晓俊在新梦想所从事的“一对一”签证面试辅导，其本质乃是西方价值理念的灌输和美国思维的训练。所谓“真实、自信、具体、合理”的签证哲学，不啻为对东方传统价值理念的规训，面试时滔滔不绝的孟晓俊，仿佛西方话语的训导者和代言人。他的梦想是通过帮助更多学生去美国从而壮大企业，而他自己却恰恰正是“美国精神”的受害者，这是一个悖论而封闭的话语逻辑。
由此可见，身处西方霸权话语主导的世界，尽管东方也做了争取话语权的努力，然而这一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东方已不觉认同了西方话语所建构的“东方化的东方”，而要想获得西方话语的认可，就必须按照西方规定的游戏规则和话语逻辑做自我改编，有限的发声也成为“表述的表述”。斯皮瓦克曾指出，“试图通过借助于第三世界的背景而获得一个清白的论述立场的想法是不现实的。”③这一论断尽管遭受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反驳，但至少从目前来看，第三世界国家经常身陷表述的焦虑，建构民族表述话语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香港显影：“夹缝”想象与“逆性幻想”
《中国合伙人》凸显表述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香港视角的融入。香港导演陈可辛和编剧林爱华的参与，让这个以大陆人为主角的创业故事呈现了许多香港显影，从中分明可以感受到香港人对30年来的大陆和西方世界的独特想象和复杂情感。尽管香港已经回归15年了，但与长达150年的殖民经历相比，这点时间远不足以消弭其强烈的“夹缝”生存体验。
一方面，香港并没有完全适应更迭、文化转换的历史转向。正如香港学者陈清侨所言：“众所周知亦所难明的是，中英联合声明早经肯定的‘一国两制’方案，始终未能舒解港人因回归中国而牵动的情绪不安和脑波震荡。”④这直接导致了对祖国大陆历史缺少理解，甚至误解，港人的大陆想象始终与历史“隔”了一层。陈可辛原本以为，只要“动用香港的经验，就可以拍出内地那个年代的心态；‘我在1970年代的香港成长，跟内地1980年代很像。内地1990年代到奥运前那种财大气粗，又跟香港的1980年代一模一样。’”⑤然而，改革30年，尤其是“80年代”与香港的“70年代”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影片中，“80年代”许多重要社会文化事件都没有得到展现，原本宽广深厚的文化场域被窄化、浅化了。陈可辛本人也认识到翻译“国情”时的“信息缺失”，所以不得不请内地编剧二度操刀，以“普及细节”。即便是回归之后的叙述，也可见对大陆历史的偏颇，乃至“成见”。比如影片反映了1999年美国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这一历史事件，群情激奋的青年学生暴力围攻成东青，指责他是“卖国贼”。狼狈的成东青则斥责学生“只知窝里斗”“跟30年前有什么区别？”事实上，人物原型俞敏洪本人在新东方的危机时刻并无此过激言行，学生的情绪也比影片中的要微妙，甚至“更多的学生在白天游行结束后，晚上又到灯下复习‘托福’。”⑥可以说，这只是陈可辛强力“征用”这一历史事件，暧昧地表达了对“国民性”和大陆“”历史的反思和无法祛除的当下疑虑。
另一方面，面对以美英为代表的曾经的西方殖民力量，港人的内心情绪是很复杂的。正如一位香港学者所言：“香港电影在参与1997话语中，透过建立复杂的人情世态和符号结构，刻镂了香港人在为自己重新设定文化位置时，那种夹带着浓烈民族情感、但又对殖民政府欲拒还就的复杂心态。”⑦即是说，对于结束长期殖民统治，终于回归祖国怀抱的香港而言，源于同族同宗、同一血脉的民族情感自然是极其浓烈的。影片的“中国梦”主题，以及主人公对美国教育服务中心的一一反驳、据理力争，让强烈的民族情感呼之欲出，其中分明可以听到香港同胞的心声。但是，长期隔绝所造成的经济文化上的隔阂却不是短时期可以弥合的。此时，长期的殖民经历便在港人潜意识中发挥作用，即在文化上往往更容易认同曾经的，并且今天仍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影片的民族意识和梦想激情从未真正脱离西方话语，西方往往成了东方自我确证甚至“羡慕”的对象。“东方好莱坞”这一美名，正是香港获得西方话语认可的确证。因此，香港视角所造成的情绪暧昧和表述焦虑，在影片中是非常浓厚的。
这一身处大陆和西方之间的“夹缝”想象，对于之后文化身份的重建是不利的。因为“当被殖民者将痛恨与崇拜复制在殖民者这一个对象上时，始终贯穿着黑格尔意义的主仆互认心理，根本无暇顾及真切的‘在地经验’与受挫的文化传统。”这就是美籍华裔学者张英进所指出的“逆性幻想”现象，它让香港“看不见眼前存在的东西——香港已有的商业文化。在建构文化身份时，香港文化难以从内部形成清晰的自我意识。”⑧这一分析可谓非常精辟。后殖民语境下的“逆性幻想”，使香港不仅对自己，而且对作为“双重他者”的大陆和西方也存在严重的文化“游移”和“盲视”。这一独特心态造成影片不可能深入发掘民族传统，展现30年积淀逐步形成的民族商业文化，也不可能以相对客观的视角审视“美国梦”。影片中，美国教育服务中心的几位工作人员成了整个西方世界的代表，他们的狡黠、强硬乃至无理构成西方话语的本质，这样的处理显然过于简单化了。这一精神困境使标题里的“中国”二字彰显出独特的文化内涵，它已经成为所有“中华政治实体”的代表，是一个抽象社群的符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唯有如此，它才可以容纳各种不同，甚至矛盾的民族情绪和文化因子。
三、认同危机：全球化表征与“第三度空间”建构
霍尔曾深刻指出：“认同问题实际上是在其形成过程中（而非存在过程中）有关历史、语言、文化等资源的使用问题：不是‘我们是谁’或‘我们来自何方’等问题，而是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我们是如何被再现的，是如何应付我们该怎样再现自己的问题。”⑨即是说，“认同”绝非是对已经“存在”的文化身份的“相认”，而是通过运用各种“资源”对身份（自我他者）的一种建构，以及对这种建构方式的一种反思。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围内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是前所未有的。全球化一方面导致了传统文化的危机，单质的文化身份已很难存在；另一方面也为重建本土文化身份的认同提供了契机，因为它可以激活和强化民族认同的自觉性，摆脱以前对民族文化的麻木和“盲视”状态。电影《中国合伙人》将后殖民语境纳入全球化背景中，从而更加凸显了认同的危机和契机。
作品直观呈现了全球化带来的时空压缩和本地位置感的消失。在现代交通和通讯工具的推动下，时间战胜了空间，同时性和短暂性成为生活的常态。影片多次对机场的航线模型灯做了特写，它隐喻中美两国之间的空间距离，现在就像地图上这依次亮至对岸的灯一样，可以轻松跨越。这使得“远距控制”（吉登斯语）成为现代生活的独特景观，正如影片所展现的，美国教育服务中心的一封“投诉信”，就可以直接影响国内教辅市场的走向。的确，传统社会那种稳固的、变化缓慢的“在场”机制被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远处所发生的事件对本地在场生活世界的深刻影响。⑩此外，影片展现了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混杂化，不同国家的文化因子可以在世界各地自由“旅行”。影片里中国学生可以随时欣赏马龙·白兰度的经典之作《码头风云》，而在美国你也可以观看香港导演吴宇森的代表作《英雄本色》。这种文化混杂化削弱了传统文化中，特定空间的稳定性和同质性对于认同的建构功能。最后，影片还运用蒙太奇技术，使场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频繁切换，谈判室外的纽约城市景观，与国内一些大城市已无本质区别。同样，国内都市现代人的生活元素与美国也实无异处。这一全球同质化的进程越快，本地“位置感”的消失就越明显，那么“需要发现或制造出某种存在于其中的永恒真理的压力就越大。”如此，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感就越强。
上文已经指出，全球化不仅带来身份认同的危机，也提供了建构认同的契机。霍米·巴巴提出的“第三度空间”（或译为“中间状态”）设想，是少数极富启发性的认同建构思路。巴巴指出，在后殖民语境下形成的二元对立文化格局中，“关于差异的叙事和文化政治成了封闭的阐释循环。他者失去了表意、否定、生发自己的历史欲望、建立自己制度性的对立话语的权利。”因为，“它总是以分析的方式要求他者的文化内容是知识的好对象、差异的温顺载体。”而通过对二元之外“第三度空间”的建构，可以构成文化行为的新话语空间，即“确保文化的意义和象征没有原本性的单一体或固定态，而且使同一符号能够被占有、转译、重新历史化和重新解读”。这一设想是极其深刻而精彩的！它拒绝了敌我分明的二元格局，打开了广泛协商的无限空间，使认同始终处于既联系过于，又立足当下，且面向未来的“未完成”状态。但影片对认同的认识远未达到这一高度，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不足。
其一，影片固守敌我二元文化格局，刻意将“中国梦”与“美国梦”表述为对立的文化形态，失去了打开“第三度空间”的可能。影片批评西方对东方的认识“一点没有改变”，仍停留于西方话语表述的“文本中的东方”，的确有力回击了西方霸权话语，应当肯定。但是，从根本上看，东西方之间的对话和交往，绝不应该是强化对立和相互“攻陷”，而是在遵守宽容原则和差异逻辑的前提下，建立宽容平等的互动关系。因为，差异逻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在充斥着霸权话语的现实世界中，对一种自我身份及其文化合法化和对平等尊重的诉求；但另一方面，对差异的过度强调，则会造成“自我”对“他者”的盲目排斥，甚至暴力抗拒。影片对东西方差异的表现即有过度之嫌，这既妨碍了我们对西方的客观认识，最终也不利于健全民族品格和真正认同的建立。毕竟“西方的‘东方主义’是危险的，东方的‘西方主义’同样不可取。”
其二，影片对“中国梦”，这一民族梦想的认识和建构也存在很多不足，其根源是对民族传统文化“基因”缺乏深入发掘。霍尔指出，认同“与传统的发明以及传统自身有关，从而迫使我们把传统解读为‘变化的相同物’（Gilroy，1994），而非无穷的重复：不是所谓的回归本源，而是与我们的‘路径’妥协”。即是说，只有发掘、含茹民族传统，将传统文化精髓传承并转换至现代生活中来，我们才能找准自我接纳的“路径”，实现自我认同。因为，“中国梦”区别于“美国梦”的一个根本特征是，“中国梦”是要再现我国历史上曾长期呈现的东方大国、强国的恢弘气象，是全民族一直梦寐以求的“复兴”之梦，因此它具有“纵深的历史感”（石毓智语）。而深厚的传统文化正是传递这一梦想，接续这一“历史感”的血脉。“美国梦”则不然，它孕育于短暂的美国历史，且一直延续至今，美国人对它的感受停留于“现实的体验”，因此它也鼓励通过个人奋斗，获得“现实”的成功。影片编者对此没有深刻认识，尽管他也强调民族尊严，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民族传统因素在他创业过程中起到引领和推动作用，民族传统文化“基因”并没有真正介入影片的梦想叙事。它更多的只是，三个“合伙人”用“美国梦”的方式，实现“中国梦”的创业故事而已。它没有提供返回传统文化，认同民族身份的清晰“路径”，缺乏应有的厚重和深度。需要指出，这也正体现了香港导演和编剧在想象大陆时，经常出现的“经验贫乏”“信息缺失”和“文化盲视”的困境。
综上所述，电影《中国合伙人》作为“社会文本”，为我们检阅30年的改革历程提供了独特视角，作品塑造的几位有代表性的企业家形象，可以说填补了影史空白。由于影片创作者身处独特的文化语境，导致作品并没有找到独立表述的话语，从中可以感受到浓重的表述焦虑和身份认同危机。影片带来的启示是深刻的，即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后殖民语境，我们应首先保护、传承和转换优秀的传统文化，将其作为向世界发声的“基调”；此外，内地还需加强与港澳台影视工作者的交流与合作，丰富他们关于大陆的“在地经验”，增强港澳台同胞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切身体验和认同感；最后，在表现西方时，我们应在遵守差异性逻辑的前提下，更客观地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化，既不陷入殖民话语“陷阱”，也不将其“妖魔化”。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运用源于民族内部的表述话语，真正编织一个能够鼓励一代青年，并能与“美国梦”平等对话的“中国梦”！
注释：
① [美]尼·布朗著，齐颂译：《电影与社会：分析的形式与形式的分析》（下），《世界电影》1987年第5期。
②⑤见《合伙到散伙：电影〈中国合伙人〉戏里戏外》，《南方周末》2013年5月17日。
③转 引自赵稀方：《后殖民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
④ 见《文化想象的时空》，陈清侨主编：《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牛津大学出版社。
⑥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页。
⑦ 邱静美：《跨越边界——香港电影中的大陆显影》，见郑树森编：《文化批评与话语电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页。
⑧ 陈林侠：《港台电影中的后殖民演绎：从“双城故事”到“台湾意识”》，《文艺研究》2009年第3期。
⑨{15}[英]斯图亚特·霍尔著，周韵译：《导论：谁需要“认同”？》，周宪主编：《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页。
⑩ 周宪：《全球本土化中的认同危机与重建》，周宪主编：《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29页。
{11}[美]哈维著，阎嘉译：《后现代状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65页。
《中国合伙人》电影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映，三天票房收入已经过亿。其实这部电影的诞生和我基本上没有关系。很多人都在猜测新东方有没有投资这部电影，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一点儿投资都没有。电影以新东方的创业故事为主线，人物以我和徐小平、王强三个人在新东方的共同奋斗、兄弟情谊为蓝本，这不假。但电影中发生的事情和实际发生的事情差了很远，电影中人物个性的展示也和现实中我们的个性有很大的不同。
大概一年多前，小平约我见面聊天，见面后很兴奋地告诉我韩三平希望把新东方的故事拍成电影。实际上是小平写了一个剧本，把剧本给了韩三平，韩三平看完后表示对于剧本的强烈兴趣。小平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毕业后到北大文化部担任团委文化部长，在北大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对于音乐、话剧、影视等表演艺术有着天生的强烈兴趣。
小平和我讲完之后，我当时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不是剧本好不好、是不是把我们的形象显示得高大完美，而是我根本就不想把新东方搬上银幕（小平写的剧本以及后来陈可辛接手之后改写的剧本，我到今天也一行字都没有读）。我反对把新东方搬上银幕的理由是：尽管新东方已经经历了创业的风风雨雨，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在瞬息万变的商业社会中，我们唯有尽力把新东方做得更好，而不是拍电影去宣传自己的功成名就。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我不希望自己的形象（哪怕是经过艺术改造的形象）被搬上银幕。如果这个形象被塑造得完美，对于现实中的我是一种伤害，因为现实中的我和被塑造过的形象一定不会吻合；如果形象被塑造得不好。对于我还是一种伤害，因为总会有人认为那就是真正的我。
而且自从新东方在美国上市成名之后，我已经深深地感到自己被名声所累，心里只有退步之思，万无求进之理（当然心灵上的进步是我每天都孜孜以求的）。我和小平讲完这些理由后，小平基本同意我的观点，说他会和韩三平传递我的观点。
过了几个月后，小平告诉我电影剧才已经转到了陈可辛手里，并且对电影剧本进行了改编，决定开机拍摄。我问小平有没有可能让对方不拍这部电影，小平说已经不在他掌控的范围之内。小平说新的电影剧本除了留下他当初起的角色名字成东青、孟晓骏、王阳之外，故事情节已经基本被改掉了。我想，既然和新东方没有关系了’也就不用管了。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大半年。今年年初，大概2月份的时候，小平打来电话，说陈可辛已经拍完了电影，初剪片已经出来了，他看过之后还是挺受感动的，尽管不能说完全是新东方和我们的故事，但是电影确实值得一看。我想不管怎样，从客观的角度把自己置之度外来评价一下电影本身还是可以的，所以就答应小平一起去看片子。
那天晚上，我、小平和王强一起吃了晚饭，我还叫上了另外两个朋友――赛富基金的阎焱和易车网的李斌，都是我们北大的师兄师弟。大家口皖饭后一起去看了初剪片。
电影是在一家咖啡厅用投影仪放的，刚开始十分钟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会不自觉地把电影的情节和现实中的新东方进行对照，我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评价这部电影，甚至都没法判断电影中展示的人物个性是否有吸引力。
电影中，成东青的这个角色应该是以我为原型的，因为三年才考上大学、在大学得肺结核、在大学图书馆追女孩子（尽管实际上发生在大学毕业之后）、到外面教课被学校处分、申请出国留学美国被拒签、在破工厂办补习班、三个哥们儿一起创业、和美国人打官司、最后把公司弄到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所有这一切都是发生在新东方的真实故事，但成东青在电影中展示的个性，包括孟晓骏、王阳展示的以徐小平和王强为原型的个性，则和现实中的我们大大不同。现实中我的个性没那么窝囊，也不是一个“把演讲当作自己性生活”的人。
看完之后我对小平说，我对电影不发表我的观点，因为我的观点一定不会客观。几天后小平告诉我，陈可辛、黄晓明希望和我见面聊一聊，我说就不聊了，因为我确实不希望自己的观点影响他们的判断。
这个时候，社会上已经有人在议论新东方和这部电影的关系，包括新东方有没有投资等等。为了澄清这层关系，我发表了一条微博。陈可辛在媒体上也做出了回应，也不希望大家把这部电影和新东方扯得太近，把成东青看成俞敏洪，“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我想，这样双方一表态，至少新东方和电影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电影定在明18日正式上映。5月8日，小平给我写信，让我去参加明13日在清华大学会堂举行的电影首映礼。两天后，陈可辛亲自给我发来短信，邀请我参加首映礼。我想不管怎样，这是因为新东方而触发的一部电影，所以就答应陈可辛去参加首映礼。5月13日晚上到了清华会堂，第一次见到了陈可辛导演。
陈导比我想象的要矮一点儿，但朴实谦和，有谦谦君子风度，一起聊天也比较畅快。后来又见到了黄晓明、邓超和佟大为，并和黄晓明一起合了影。电影开演之前大家一起要走红地毯，我最后还是没走，因为本质上我还是不希望这部电影和我联系得太密切，陈导最后也表魂解。
第二次看这音电影，我依然没有摆脱主观对照立场。电影结束后，全场站起来鼓掌，也许这反映了观众的心声，觉得电影不错吧。主持人把演员叫上台后，又把我、徐小平和王强叫了上去，让我们谈谈看电影的体会。我就说，这是一部电影，人物大家最好不要对号入座；其次，尽管电影的情节很精彩，但现实中的故事更加精彩，朋友之间的纷争更加残酷，但友情也更加浓厚。
5月17日晚上，也就是电影公演前的晚上，我邀请小平、王强到家里吃饭。吃饭和电影没有关系，这是我们的常规活动。我们这几个人，要是有一段时间没见，就会互相想念，渴望在一起聊聊天、喝喝酒。
和电影中的故事一样，上市后一切都要按照上市公司的规矩运作，我们这帮闲云野鹤般的人物，都不是太习惯公司正规化运作带来的束缚。小平和王强逐步退出了新东方管理层，作为股东身份，他们到今天一直保持着。
我作为新东方的主要代表。没有办法和他们一样功成身退，只能被锁在新东方做一个职业经理人。这和我的个性十分不符，所以曾经向媒体真情表达过，把新东方带上市一直让我很后悔。当然，我知道实际上是没有后悔药可以吃的，新东方当时也只有上市才能解脱面临的诸多困境。尽管上市后又有了不同的困境和麻烦，但新东方毕竟在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了。
2014年湖南影视制作单位出品的代表性电影有8部，另有湖南籍编剧或导演参加制作的电影多部。此外，尚有2013年获得公映许可证而在2014年上映的电影多部。2014年全国获得公映许可证的电影500部左右。湖南出品电影数量在全国范围来看，大概居中间的位置。这些电影涉及的类型多样，题材丰富，有“纪实片”“爱情片”“动作片”“惊悚悬疑片”“喜剧片”“文化历史及传记片”等类型，具体篇目见下表：
以下按类别进行评述。
一、纪实片：亲情至上 模式创新
2014年春节，一部成本极低，拍摄时间极短的电影在中国掀起轩然大波，并创造了票房奇迹。它就是大电影《爸爸去哪儿》。该电影主创人员全部来自湖南台的真人秀亲子节目《爸爸去哪儿》，其基本内容模式也与各期节目无异，即由“分房子”“找食材”“做晚饭”等活动环节构成。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方网站（http：///）公布的数据，2014年1-9月，全国电影票房收入219.49亿元，其中，国产影片票房收入112.73亿元，进口影片票房收入106.76亿元。《爸爸去哪儿》以69611万元的票房收入排国产电影第2名。第一名为《西游记之大闹天宫》，票房收入104599万元。①有报道指出：在影迷以及专业人士的眼中，这部电影最大问题就是没有完整的故事，且仅仅花了5天的拍摄周期。但滕华涛不这样认为，他直言从专业角度来讲，这部电影完全是按照电影的模式在操作。“如果让孩子们演一个故事，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失败的作品。所以我们仍旧采用了节目的形式，也是像纪录片的东西。5天的时间已经足够，小孩子超过2天他们就会不喜欢。其实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我们同时动用了25台机器摄影，19组录音，10组剪接，在现场高达400多人的摄制组。这（阵容）对于一部电影而言，它是破了纪录了。②天娱传媒的总裁龙丹妮则说，在她的概念里，电影不叫电影，电视不叫电视，它们都是产品。③
大电影《爸爸去哪儿》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可以说，它的原型――收视率极高的电视节目《爸爸去哪儿》为它奠定了成功的基础。然而，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高票房，而在于一种新的电影理念的孕育。它让人思考这些问题：1、小屏幕的电视节目是否用电影的大屏幕来表现；2、纪实片除了教育功能之外，它的娱乐功能和娱乐价值到底有多大？3、非虚构的电影成否成为电影剧情片中的重要种类之一。可以想象，假如没有亲子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整整一年的火爆和造势，假如不是电视节目中的原班人马作为电影的主创人员，大电影能否取得这样好的成绩，真的很难说。由此而带来的一个相关问题是：在影视界，如何利用电影和电视的跨界资源。
《爸爸去哪儿》甚至可以说没有剧情，没有贯穿始终的线索，但它依然能够将全国的男女老少都吸引住。笔者认为，番禺长隆野生动物园本身的奇趣功不可没。由此带来的启发是：对叙事性的电影而言，故事情节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地方，但同时，作为一种视听艺术，永远不要忽视了画面和音效。如果后者能够做到极致，它们不但可以使故事情节锦上添花，而且有时候甚至完全可以弥补情节方面的不足。
该电影的成功也与电影主创人员的魅力密切相关。2013年《爸爸去哪儿》节目一共出了12期，每一期都非常精彩，这使得观众对大电影《爸爸去哪儿》充满期待和好感。电影主演林志颖、郭涛、田亮、王岳伦和张亮均在圈内小有名气，他们带头各自的儿子或者女孩参加真人秀节目，让观众看到他们本色的一面，这本身对观众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我就是我》与《爸爸去哪儿》有些类似。故事情节来自电视节目“快乐男声”，主创人员也大都来自该节目。该片实际是把“快乐男声”的比赛及活动过程用摄像记录下来，增加少许日常生活画面和场景，经过后期剪辑加工制作而成的电影。《我就是我》真实地呈现了电视选秀的台前幕后，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观众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同时也是一种珍贵的社会文化史料。《我就是我》虽然票房远不及爸爸去哪儿，但纪录片进院线对电影的发展是一种推动。
由香港导演陈可辛导演《亲爱的》这部电影不是纪录片，但改编自现实中的真实事件。同样充满感人的亲情。该电影由星美影业有限公司、我们制作有限公司、阿里巴巴影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等公司联合出品。其编剧为张冀，是湖南湘西人。因此，该电影虽然不是湖南出品，但可称为湖南人出品。张冀之前还与陈可辛合作过《中国合伙人》。《亲爱的》的有生活原型。主要情节改编自现实中发生过的“打拐”相关新闻事件，李红琴（赵薇饰）的人物原型是高永侠，田文军（黄渤饰）的人物原型是彭高峰。如果用纪录片的方式去呈现寻找被拐儿女的父母群体，感人可能会感人，但观众并不见得会乐意去看。电影重点选取了两个家庭在拐卖事件发生之后的变化，对拐卖者和被拐卖者的家庭进行了表现。田文军原本已离婚，因为儿子被人拐走，与前妻再次携手，共同走上寻子之路。李红琴是人贩子的妻子，因为不能“生育”，成为被丈夫拐来的一对男女儿童的母亲。数年之后，被小孩视为亲身母亲。电影虽然表现的是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但蕴含着积极向上的能量。田文军与鲁晓娟因性格原因感情破裂而离婚，但在孩子的事件上，两个人却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田文军为了寻子，倾其所有。鲁晓娟为了寻回失去的儿子，甚至拒绝跟现任丈夫再生一个小孩，即使再次离婚也在所不惜。让观众体会到深植于人的心中的血源之亲、护犊之责和生活之望。对于人贩子，电影也并不一味指责。电影以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表现了人贩子妻子李红琴与拐来的男孩、女孩之间的深厚的感情。电影的结尾也出人意料：一直以为自己不能怀孕的李红琴居然怀孕了。电影告诉观众现实生活中上演着一幕幕悲剧，可是悲剧的根源并非都是丑恶的人性，其背后有令人惋惜和同情之处。悲剧似乎永远不能消除，但亲情永远存在，希望也永远不灭。
上述影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属于纪实类的作品，人物和故事情节来自现实生活，亲情是它们的重要主题、是作品中的最大亮点。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爸爸去哪儿》和《我就是我》在创作模式上具有范式意义。
打响微电影战役
从2010年的“不是所有吉普，都叫Jeep”开始，Jeep这个有着传奇历史的品牌，随着一支支独特又动人的广告回到了公众的视野之中。作为与Jeep从2010年开始合作至今的广告公司，北京灵狮的创意团队亲身见证并亲手创造着整个品牌塑造历程。最新登场的“爱情不程式”系列微电影正是这一历程中最新的一站。所以讲述这一站风景之前，简单回顾一路走来的历程，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理解“不程式系列”的创意过程。
谈到始于2010年这段合作经历，灵狮中国合伙人、北京灵狮首席创意官（CCO）吴捷以三大战役来概括。“第一战役的核心是‘回归’，当时的市场环境决定，第一大战役必须具有相当高的声量，在久未发声的背景下，Jeep需要回归到大众的视线中，回归到那个曾经让人心跳加速、热血沸腾的品牌。”这也就是大家后来看到的“不是所有吉普都叫Jeep”Campaign。第二战役是至今都被很多人提起的Jeep 70周年Campaign。它以“没有故事，不成人生”的独特定位，重新梳理并定义了Jeep在这个时代的精神内涵和品牌精神。这一战役从2010年全新大切诺基的《故事篇》开始，直到后来影响巨大的两支微电影《汤辉篇》和《刘再篇》的登场，结合Jeep创立70周年的历史契机，让Jeep成为了非凡人生经历和独特人生故事的代表。
正是在这个时期，北京灵狮Jeep创意团队开始使用微电影这种传播手段。吴捷如此描述这种变化：“近年我们比较多的运用了微电影的模式，汤辉的故事、刘再的故事、情人节都市童话的系列故事，都是有完整情节和诉求的故事。讲故事是很有趣的创意手法，但这不是源自创意团队的喜好，所有技巧都是配合品牌需要而使用的。提炼与表现总是配合进行，我们并不刻意使用讲故事的手法，而是根据Jeep的传播需求和受众的接受习惯，在最近一年比较多的运用到了这一方法。”
最近总看到有人讨论关于微电影的思考，对于微电影与TVC长版本的界定问题。从Jeep近两年对于微电影的操作和创意上来看，我们认为，其实两者还是有着本质不同的。那么微电影有着自己独立的诉求和完整的故事，因而决定了其篇幅会有一定时长的要求，与长版本TVC有着明显区别。
第三大战役，就是前文提到的以“爱情不程式”系列微电影作为开端的2012传播攻势。在前两年传播的基础上，2012 Jeep不仅会进一步夯实“没有故事，不成人生”的品牌主张，更针对多车型引入的背景，以车型为基础，对不同细分市场展开针对性的传播渗透。
而作为Jeep产品序列中的针对年轻都市群体的重要车型，指南者正是这种在品牌产品线不断丰富的背景下，采用结合具体车型、面向特殊细分市场而展开的针对性传播。其车型主张“可以城市，绝不程式”，正是都市青年群体内心情感洞察的直接反应。
创意“不程式”
创意团队以“城市不程式”的策略为出发，结合都市年轻群体的生活，寻找洞察、发想不同的故事。在创意发想环节，微电影与TVC的不同在于，TVC着重在单纯传递一个清晰的概念或是信息。而微电影则是通过一个完整的故事，与目标受众建立良好的情感关系，从而达到让受众群体自发认同品牌或产品主张及态度的效果。正因为此，相对TVC的单纯情节和记忆点的塑造，微电影在完整故事的思考和构建方面难度会大一些，刚开始操作的时候，创意人员往往会把某些经历或生活中的一个片段与完整的故事相混淆，故事的关键在于矛盾冲突的塑造，而经历或者生活片段则多少缺乏矛盾冲突，只是一种过程，当然在生活中某个过程可能看似平淡，却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教益和帮助，这是极为可能的，但作为一个微电影的创作，如果使用片段经历代替完整故事，则会面临受众无法理解、或整个剧情过于平淡而缺乏冲突的风险，对传播效果会有不利。所以塑造有矛盾冲突的完整故事至关重要，当这个矛盾冲突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展开，并与目标受众内心的矛盾冲突相吻合的时候，品牌与产品的主张随即成为受众认可和坚持的主张，品牌和产品的精神已将成为受众向往的精神。
创意团队最终向客户提报了一份由6个小故事组成的系列微电影方案，故事分别覆盖了情感、家庭、生活、朋友、事业、童年的梦想等多个方面。必须承认，对于被冰冷都市和不断奋斗过程不停挤压和摧残的城市青年群体，相对梦想、家庭和事业等沉重话题，情感上的温暖呵护更加轻松，自然略胜一筹。在与客户深入沟通后，3支创意最终脱颖而出：针对突破禁锢自由生活的“钢铁都市也能开花”、针对都市大龄精英群体情感问题的“Schedule上没有你”和发生在冰冷都市的浪漫爱情童话“最后一个被接走的孩子”。而后两支则最终被执行，这也是后来和受众见面的两支微电影“Schedule”和“一起走”的原型故事。
而最终选择这两支微电影，以及最后之所以将主题定调为“爱情不程式”并选择在情人节档期投放，其实有着更深层次的策略思考。在2011年的传播中，由邓超出演的TVC得到了非常好的市场反馈，指南者的销售大幅提升，问题也随之显现。在反馈的数据中，女性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的决策力量被显现出来，按照一般的判断，女性消费者在车辆购买中并不做出决策，多由男性直接决定。而根据分析和与客户的共同讨论，创意团队发现，在购车过程中，女性消费者虽然不具备最终购买的决定权，却具有一票否决权。简单说，就是她们不会说我们买哪辆车，但是她们会说我们不要买哪辆车。因此最终选择两支更加贴近女性受众的微电影创意，并选择爱情的主题和情人节档期，更多的是出于策略的思考，这点在随后的市场反馈中，得到了非常正面的肯定。
由邓超出演的系列微电影终结篇《回家》，从创意开始的时间上，其实是早于微电影的。2011年代言出演了Jeep指南者的全新TVC“活出棱角”，此次再次代言，如果超越去年的片子做出新意，并且更加好的利用名人这个资源，成为了创意团队的课题。最终提案的内容，有两个方案得到了客户的认可，一个延续去年的态度，结合邓超个人的感情经历，讲述一种敢爱敢恨、不限于程式的人生态度。而另一支则是结合邓超初为人父、为陪老婆坐月子而决定短期息影的真实故事讲述的TVC。而后者的最终胜出，当然有更具话题性和事件性的传播考虑，但也应该承认邓超本身为了家庭在事业拼搏的关键期短期息影的决定，也深深打动了创意团队的每个人。
应该说微电影的创作不仅是创意团队努力的结果，更是各个部门和各个协作方协同配合的产物。客户、广告公司、导演、制作公司，缺一不可，此中多少激荡、多少反复、多少偶然，除非亲历，实在无法转述。回望整个过程，作为创意团队，我们唯有心怀感激，因为必须承认，在最终客户的成功中，有太多人的努力，有太多偶然的可能以及上天的眷顾和帮助。我们想特别感谢Jeep的每一位客户、钟孟宏导演、萧雅全导演、以及所有的制作人员。感谢全体创意人员的辛勤工作，他们是吴捷、曹丹、唐立波、张雪娇、刘潇、陈萌、秦毅、张欣、管琦以及邱博涵。
作为创意团队，我们更希望在此特别感谢和我们并肩作战2年多的客户部战友，因为种种无法言说的原因，他们中的很多人将在这个春天离开这个团队，很少有创意部特别感谢客户部的传统，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确出色、堪当此举。他们是张翼、顾、和赵成麟。（作者系北京灵狮广告有限公司创意总监）
（Jeep创意团队为“Schedule 篇”写的微博说明）
活着，你不加班，明天吃什么。你不坚强，软弱给谁看。你不奋斗，何颜面对渐渐老去的父母。你路有冻死骨，谁又记得你曾经是过谁。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要快乐，要努力，要相信，要去爱。谢谢，为这一刻你在我身边。下一刻？呵，人生啊，纵然明天就是末日，请相信这一刻，我真的爱过你。
（Jeep创意团队为“一起走篇”写的微博说明）
太阳升起落下，生活往复如常，日子碌碌庸庸，欢乐悲伤同幕。虽然生活满是喜怒悲欢、思愁烦扰。但我们还能爱，爱过也被爱过。那些曾经和依旧在我们心底的人儿，还好吗？多想你永远如初见时天真无瑕，任生活如程式般往复，你是否依旧相信，会有爱情美丽如童话。可以城市，绝不程式。
（Jeep创意团队为“回家篇”写的微博说明）
你在几岁学会写下“现实”两个字；几岁懂了它们的含义；几岁感到它们的存在；几岁见识了它们不可战胜的强大；几岁开始认同它们，主动抑或被迫；几岁开始被它们打败或成就；又在几岁成为了它们；人生庸常，无非早些晚些。唯一可能不同的是，你在几岁学会在它们前面，多写个“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