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15 12:24:3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公共服务科年中总结，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新公共管理 理论 公共服务 改革
一、引言
所谓公共服务,通常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全体公民不论其种族、收入和地位差异如何,都应、普遍享有的服务。从范围看,公共服务不仅包含通说的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也包括那些市场供应不足的产品和服务。公共服务的上述范围和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完全由市场自发提供,它被视为政府的重要责任,应由政府部门提供或主导提供已形成一种基本共识。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都有所提高,但与公众日益增长的社会公共需求相比,与国际上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国家相比,我国公共服务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的成功经验,创新我国的公共服务方式,提高我国公共服务水平。
二、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实践内容
1.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
新公共管理它是相对于建立在韦伯官僚制和威尔逊政治行政两分法两大理论基础之上的传统行政而言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各国在全球化、信息化、政府财政赤字的背景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浪潮,并迅速波及全世界。尽管西方各国政府改革的起因、议程,改革的范围、规模、力度有所不同,但是都具有一个相同或相似的基本取向:那就是采用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与技术,引进市场竞争机制,追求“3E”(经济、效益、效率)目标,以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新公共管理是以此为取向的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它是一种新型的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更加关心公共服务效率、效果和质量的结果;高度集权、等级制的组织机构为分权的管理环境所取代,在分权的环境中,资源配置和服务提供的决策更加接近第一线,并且为顾客和其他利益集团反馈提供更多的余地;灵活地选择成本效益比更好的办法,替代政府直接提供和管制;更加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包括生产力目标的设定、在公共部门组织之间建立竞争性的环境;强化国家核心的战略能力,实现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公共资源的使用效能,引导国家变得能够自动、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的变化以及不同的利益要求做出反映。
新公共管理理论特别强调企业和市场导向,注意从私人部门管理中借鉴理论和技术,强调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经营技巧和市场导向的行为激励机制。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在公共选择理论、管理主义、现代产权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等理论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尽管人们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我国的推行提出各种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产出和结果,这对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2.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实践内容
(1)把公众视为“顾客”,公共服务坚持“顾客导向”
以顾客为导向,奉行顾客至上的全新价值理念。新公共管理完全改变了传统模式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政府不再是发号施令的权威官僚机构,而是以人为本的服务提供者;政府公共行政不再是“管治行政”,而是“服务行政”。公民是享受公共服务的“顾客”,政府以顾客需求为导向,尊崇顾客,坚持服务取向。新公共管理关注政府项目实施的有效性,表现出一种目标导向的趋势,行政权力和行政行为从属和服务于“顾客”的满意度这一中心。政府以提供全面优质的公共产品、公平公正的公共服务为其第一要务。在新公共管理看来,政府是负责任的“企业家”,而公民是其尊贵的“顾客”。这是公共管理理念向市场法则的现实复归。作为“企业家”的政府并非以赢利为目的,而是要把经济资源从生产效率较低的地方转移到效率较高的地方,由“顾客”驱动的政府是能够提供多样化和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的。对公共服务的评价,应以“顾客”的参与为主体,注重换位思考,通过“顾客”介入,保证公共服务的提供机制符合顾客的偏好,并能产出高效的公共服务。
(2)决策(掌舵)与执行(划桨)职能分开
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传统的官僚制组织模式为:部--若干司(局)--若干处,或厅(局)--若干处--若干科。它的基本特征是职能部门化,决策与执行职能划分不清。新公共管理推行的决策与执行职能分开即是在行政机构内部设立专门的政策制定部门负责政策的制定与监督执行;设立相对独立的政策执行机构负责政策的执行与服务的提供。执行机构依法设立,业务相对独立,不属于政府职能部门序列但归口政府部门管理。执行机构负责人在人员任用、工资、财务等方面拥有极大的自,并对工作结果负责。最为典型的就是英国的以《伊布斯报告》为主要改革内容“下一步”行动方案,这一改革被学者称为中央政府全面转换管理责任机制的重大成效。
(3)打破公共服务供给的政府垄断,引入竞争机制
传统的观念认为,私营企业主要存在于微观经济领域,而公共部门则限定在公共服务领域。在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中,政府用垄断的方式进行管理活动。管理主义与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委托―理论相联姻,构成了新管理主义其标准范本就是新公共管理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要把市场制度中的人类行为与政治制度中的政府行为纳入同一分析的轨道,即经济人模式,从而修正传统经济学把政治制度置于经济分析之外的理论缺陷。“如同经济学一样,公共选择的基本行为假定是关心个人利益的,是理性的,并且是效用最大化的追逐者”每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公共选择理论家基于这个出发点,首先分析了政府组织的行为,他们认为政府组织与官僚并不像人们以前所认为的那样是充满公益心的。相反他们和常人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他们没有控制政府成本的激励,因此他们拼命的去扩大自己的预算:他们首先追求个人利益和机构利益,然后才会照顾公众的利益。这正是产生政府失灵的根源。公共选择理论主张打破政府的垄断地位,主张在政府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取消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垄断性,在私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公共部门相互之间展开竞争,从而缩小政府规模,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4)采用私部门的管理方法和技术
管理主义与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委托―理论相联姻,构成了新管理主义其标准范本就是新公共管理理论。管理主义者认为私部门和公共部门管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并且公共部门的良好的管理可通过引进私营部门中好的商业实践实现。管理主义者主张引入私部门管理的经验、原则、方法和技术,用私部门管理的模式重塑公共部门管理。基于这一认识,西方各国在新公共管理中广泛采用私部门管理的方法和技术,如战略管理、目标管理、绩效评估、顾客至上、结果控制合同雇用制、成本―效益分析等。例如英国梅杰政府时期对企业行业的《竞争求质量》白皮书,使私人部门和工商企业间的竞争机制的确立等竞争措施都对公共服务管理的提升起到了巨大作用。
三、我国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分析
我国公共服务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我国政府直接参与竞争产品的经营,广泛参与私人产品的提供,造成公私角色的错位;而政府本应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却长期短缺,如政府社会保障水平不足、科技教育投入不足、市场秩序维护不足等。
1.公共服务职能定位不明,供给结构不合理
从公共支出的领域来划分来看,政府公共服务主要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维持性公共服务,指维持国家安全、行政管理正常运转的公共服务,国防、外交和公共行政服务等;二是经济建设服务,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而直接进行各种经济投资的服,如投资经营国有企业与公共事业、投资公共基础设建设如,道路、供水、电力、通讯基础设施等;三是社会公共服务,指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支持对教育、社会保、公共医疗卫生、科技补贴和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项所提供的公共服务。
从公共服务职能的供给范围来看,社会服务提供的主要是纯共产品即基本公共产品;经济建设服务提供的主要是混合公共产品。保罗•萨缪尔森认为:公共物品可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纯公共物品由于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点的产品,且对于纯公共物品的提供具投入大、非营利性的特点,决定了只能由政府加以生产和提供。而从我国的公共支出结构来看,带有很浓厚的“建设财政”的特点。用于诸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农村公共服务等纯公共物品的供给,政府一方面采用“卸载”的方式推向市场,从而导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在本该由市场、社会发挥主要力量的混合公共产品的供给,政府却过多地介入,甚至不惜采取政府垄断、行业垄断的办法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
2.公共服务供给决策难以有效反映公民需求
公共决策是社会公共组织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或解决面临的公共问题,制定行动方案并加以优化选择的过程,是公共管理的重要手段。作为一切公共行为的先导,公共决策的正确与否其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公共活动的效力,有效利用公共资源,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公共利益本是公共决策的最高境界。现在,许多公共服务并不是根据公民的真正需求提供的,而是根据各级政府部门的意愿和利益来决定,由公民外部的各种因素来决定公共服务的需求,公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不能反映在公共服务的供给来决策中。加之,我们的决策偏重经验决策,缺少现代决策的手段和方法。所导致的结果便是对公共服务需求判断不准,公共服务供给方案不合理,不能有效满足公民的需求,出现过度供给与供给不足的局面,致使公共服务资源浪费程度加剧。
3.公共服务供给失衡,分配有失公正
我国公共服务供给失衡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失衡。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不仅城乡经济收入差距大,而且农民所能享受到得公共服务水平大大低于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甚至一些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严重短缺。农民难以获得公共医疗、义务教育、最低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并由此导致了因教育返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其基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得不到保障。
以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为例。1993年,我国政府提出“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经过十几年的试点和恢复重建,至2003年,合作医疗计划的覆盖面仍只有10%多点,农民受到的医疗保障还比较薄弱,绝大多数农民被排斥在现有的医疗保障制度之外。据有些学者的估算,占全国70%以上的农村人口仅拥有全国大约30%的卫生资源,而占全国30%的城市人口却拥有全国70%以上的卫生资源。少数人过度的医疗保健消费,而相当部分农民甚至还难以享受基本的医疗保健。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成员国医疗卫生公平性的评价中,中国排在倒数第四位。
二是地区间公共服务供给失衡。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达,可支配财力相对丰厚,公共服务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和《中国财政年鉴(2005年)》计算。2002年、2003年和2004年东部地区的国家财政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占当年GDP的比重分别是12.52%、12.5%和12.51%,这一比重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对公共服务投入4%的目标,由此可看,东西部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很大。
4.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
我国政府长期以来重视经济建设忽视公共服务的提供,公共财政支出带有建设财政的特点,国家对公共服务的投入严重不足。从而致使我国公共服务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与世界各国在公共服务的投入比较:我国的公共服务支出占GDP的支出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公共服务的效率偏低。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对2006-2007年中国公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的调查:24.8%的公众认为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比较高,41.5%认为一般,25.9%认为比较低或很低。从我国公共服务从投入、产出和效果三方面综合评估显示: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整体处于偏低的水平。除基础教育北京达到A级,一般公共服务上海、北京达到A级以外,其他各地区各类公共服务绩效等级都处于B级以下。
四、公共服务的对策
1.明确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责任,转变政府职能
公共服务的参与者可分为三类:消费者、生产者和提供者。服务的消费者比较容易理解,服务的生产者是指直接从事生产,或者直接向消费者提供服务的部门,它可以是政府、私营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等。而服务提供者(又叫服务安排者)是指安排生产者给消费者,指派消费者给生产者,或选择服务生产者的人;服务提供者通常是政府。因此,区分服务的生产者与提供者是界定政府角色的基础。可以看出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有两种基本角色:一是既是服务提供者也是生产者;二是作为服务提供者。而不是服务生产者。据此。为了扮演好前一种角色,政府需要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实现在“纯公共物品”(基本公共服务、维持性公共服务)供给中的高效率和公正性;而扮演好后一种角色,政府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在“准公共物品”供给中推进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社会化改革。
同时我们必须认清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责任和职能:一是制定公共服务规划与政策,营造公共服务的制度环境,保障公共服务均衡发展;二是监管公共服务的行业生产与供给,保障公共服务质量;三是通过付费购买公共产品,保障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四是直接生产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维护基本人道生活的公共需求。
综合以上看法,政府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可以有以下措施:一是政府有责任以高效、公正地提供纯公共产品,完善公共服务财政体制,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供给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配置;二是对于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政府有责任搞好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的法制建设,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从而开拓公共服务的优质资源;三是建立和完善民主监督制度,防止私营部门弄虚作假和公私勾结;四是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私部门、非营利组织涉足公共服务领域,减轻政府财政负担;五是打破非营利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降低准入门槛,大力发展非营利组织,为公共服务社会化提供制度基础。
2.以顾客为导向,提供回应性的公共服务
以“顾客”为导向就是把公众视为顾客,它要求政府官员由“官僚”转变为“服务者”,增强服务意识与公共责任感,并以公众的满意度作为追求的目标和评价的标准,以公共利益为中心。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及时了解社会公众需要什么,要求政府提供什么服务以及如何有效提供服务,并对这些需求做出及时的回应。因此政府必须扩大和完善政府决策的机制,实现公共服务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为了保证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还需要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绩效考评机制。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效率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目标应该从等量的资源消耗或劳动时间中获得最大化的产出。因此,公共服务要谋求政府服务效率的提高,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
改革绩效评估制度也是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管理的质量与效率。比如新西兰政府绩效管理,因此我们应当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建立和完善我国公共服务的绩效考核制度,实现评估主体的多元化,加大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的考核影响权重,并根据考核结果进行奖惩,以提高我国的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3.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
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市场化改革是新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针对我国公共服务的现状,在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与公共服务理念的前提下,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让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发挥“掌舵”的作用,各种社会力量发挥“划桨”的作用,从而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提升公共服务的绩效。灵活采取合同出租、公私协作、凭单制、公私协作、公共服务社区化等多种模式提供公共服务。把能够进行经营性投资、开展市场竞争的服务项目,通过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交给私营企业经营,如煤气、供电、交通等;对那些实行市场化运作的领域则采取承包的方式,将一些公共服务项目承包给私营企业管理,如城市垃圾处理、街道环卫、社区管理等。
五、结论
总之,无论是根据对公共服务的特性的分析,还是与公共服务做得好的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比较研究,我国公共服务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既要对公共服务的政府职能进行转变,形成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又要以顾客为导向,提供回应性的公共服务,从而实现公共服务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还要构建公共服务的责任体系,从而使得公共服务的生产能够反映公众的偏好。因此,中国公共服务的改革必然需要启动一个系统工程。在实现公共服务改革这一过程中,不但要很好地总结我国公共服务改革方面的成功经验,同时也要注意尽可能地吸取其他国家或地区公共服务改革中的有益经验,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公共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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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美国的行政思想史，历来存在着主义和管理主义的两种基本倾向。主义关注社会公正、民主和回应性；而管理主义更聚焦效率准则。两种倾向相互斗争、相互影响，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公共行政研究和实践途径的变迁历程。而NPM(新公共管理或被称为新管理主义)的产生、逐步实行正是公共部门管理理论与实践对这种变革的自我回应。
(一)变革：公共行政古典途径的式微与公共行政实践途径的演化
公共部门行政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经历了从古典学派研究途径的式微到管理途径和政策途径再到新公共行政的历史沿革过程。
1.公共行政古典途径。基于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和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公共行政的古典学派形成了自己研究和实践途径的核心模型：职位应该与人员相分离；公共部门治理的规则取向；控制严密的组织结构有助于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目的不等于手段，事实不等于价值，技术不等于民主，手段、事实和技术是公共行政的内在要素，而目的、价值和民主是外部要素；公共部门的动力与私人部门的动力存在根本的差异，以至于该动力模式最具风险而成为后来公共选择学派轻易捕获的猎物。
2.B途径与P途径。在古典途径达到其顶峰时，1938年的巴纳德在其《经理的职能》论述的组织理论可以说是寻求一种全新的公共行政分析途径的第一个重要尝试。巴纳德认为，公共行政应该从权威转向协作；协作必须围绕组织目标；协作需要管理。显然，在巴纳德的组织理论中已经预示着管理途径(B途径)。而1947年西蒙的《管理行为》终于促推了B途径成为公共部门研究的核心理论。其基本模型可以简要概述为四个逻辑基点：公共部门的行动即是公共目标的实现；公共治理等于根据目的自由地选择适当手段；公共决策是有限理性决策；是令人满意的决策而不是最优的决策。在古典途径之后，新的公共部门分析途径并不仅仅限于B途径。政策途径(P途径)作为填补古典途径之后出现空白的另外一种尝试，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一些政策分析家提出，与B途径分庭抗礼。它的理论模型是：公共治理构成一个在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之间不断循环的政策周期；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是不可分的；分权的政策执行比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更有效；政策周期主要是政治过程而非管理效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网络比科层组织效率更高。
3.新公共行政(NPA)。1948年美国青年学者沃尔多在其《行政国家》一书中就明确的宣告了古典的公共行政学派的衰落。1967年沃尔多邀请一批年轻的学者齐聚锡拉丘兹大学的明鲁布卢克会议，探讨和形成了后来被人们称之为新公共行政的一些基本观点。总的看来，NPA是以新左派意识形态为基本精神，试图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及主流行政学的效率范式，重新建立公平、正义、主义等在公共行政的中心地位。而20年之后的第二次明鲁布卢克会议以及《黑堡宣言》我们又看到了新公共行政的悄然变化。这种变化逐步趋向于效率追求的管理主义。
(二)回应：作为一种实践运动的NPM
作为一种实践运动的NPM，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20世纪50年代后因实施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留下的后遗症，加之战后教育的发展和信息通讯的流通增长所带给公民主体意识的增强，以及社会复杂性增加所导致的“不可治理性”(ungovernalibity)。这种不可治理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政府的权威危机，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政府权威的合法性降低，公众对政府越来越不信任和持怀疑态度；其次是政府的财政危机，20世纪以来西方采取的福利国家模式等因素造成政府财政支出的快速增长和经济增长的相对减速。面对这些危机，一些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了持续的国家行政改革。具体而言，NPM产生是缘于公共部门对一些相互关联的紧迫问题作出的一种回应。
1.公共部门面临的抨击。政府在实际收入下降的同时面临着服务水平不变或提高的政治要求。其唯一的出路就是提高生产力，所以公共部门的低效率将面临激烈的抨击：(1)“规模”方面的批判，对于瓦格纳公共政策定律的否定。瓦格纳认为，大规模的公共部门是发达经济的特征。当国家随着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进程而达到更高富裕程度时，公共部门的扩展是必然的趋势。然而有学者论证了政府规模过于庞大而浪费了过多的紧缺资源。虽然目前政府经费的削减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其作用已经在下降。(2)“范围”方面的批判，政府本身对经济介入的活动过多，其中许多活动可以有其他可选择的方法，比如私营化改革。(3)“方法”方面的批判。“方法”指的是公共部门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即组织的内部效率。官僚体制几乎成为低效率的代名词，人们越来越认为官僚制的方法必定会造成工作无起色和效率的低下。
2.经济理论的变革。官僚制组织中的高层人员所信奉的公共行政理念正在被经济学思想取而代之。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经济自由主义观点冲击了主义理念主导下的官僚政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促使政府内外的政策制定和提供服务方面较多地利用了市场机制；而公共选择理论、委托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已经开始融合到公共部门新型管理模式中。
3.私营部门的变革。政府的行政能力愈发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私营部门迅速变化的现实，要求公共部门与之相适应。公共部门的管理和效率对私人经济与国家竞争实力有所影响。事实上，随着新公共管理在许多国家的实施，私营部门的变革直接导致了公共部门的变革。
4.技术的变革。技术变革促进了所有各种社会变革。如信息技术促使管理的变革，由于信息的共享促使等级制度组织变得扁平化；“办公室”概念的变革；戈尔报告中的电子化政府(1993)；我国的电子政务的建设等。飞速发展的技术已经成为公共部门管理变迁的重要推进器。
NPM的出现，标志着早期改革发生了一种变化。它在理论和具体方案方面不像以前的公共管理那样，只是在公共行政内部进行技术性的专业化，其目标在于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它不只是对公共部门进行改革而且表现为要求公共部门转换机制并改变其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NPM作为政府管理公共部门方式迅速变革的最显著的标志，缘于新公共管理对于公共行政实践领域和研究途径不断变迁的回应。从某种意义说来，它体现了在政府理论发展中和实践中寻求一种学科的整合。
二、特征与趋势
NPM也许是20世纪最后20年中公共行政领域谈论最多的话题。从发生学上看来，NPM本来只是一场公共行政改革的实践运动。然而随着其在一些发达国家政府改革中深入开展和影响的扩大，众多学者开始从哲学基础、价值目标、方法论及具体实践等各个层面进行探讨和总结，使其甚至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新颖范式的规范理论。从国外理论家经典论述和国内学者对NPM的阐释中，可以总结出NPM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势。
(一)国外学者关于NPM的经典阐释
1.“新泰勒主义”。波利特(Pollitt)发现了新公共管理模式中的管理哲学，并将其称为“新泰勒主义”(1990)。他在《管理主义与公共服务：盎格鲁与美国的经验》一书中认为，新公共管理主义主要由本世纪初发展起来的古典泰勒主义的管理原则所构成，即强调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技术及模式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波利特论述道，官方文件反复重申，核心问题在于制定明确的目标，发展出用以测量目标实现情况的绩效指标，以及通过功绩奖励、职位升迁等奖励方式来突出那些取得“成效”的人。如何加强生产线管理并为其提供适当的激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对于工作中的规范、信念及渴望的复杂性，……或者对于决策方面存在的认知偏见等复杂的问题，政府官员似乎并没有多少认知(如果他们真的还有点认识的话)。
2.西方行政学者帕得里夏·格利尔(Patricia·Greer)概括了新公共管理的内涵：公共服务组织的分散化；对公共管理人员实行任期与激励；公共服务的供给与生产相分离；强调降低成本；从重政策转向重管理，注重绩效评估；从程序转向产出的控制与责任机制。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OECD)将新公共管理主义界定为：转移权威，提供灵活性；保证绩效，控制和责任制；发展竞争和选择；改善人力资源管理；优化信息技术；改善管制质量；加强中央指导职能。
4.“再造政府”。奥斯本和盖布勒的《重塑政府》作为新公共管理的代表性著作，认为必须“重塑政府”。他们为打造企业型政府提出了十大原则和五大战略：大多数企业型政府鼓励提供服务者之间的竞争；它们授权给公民，将控制权从官僚制组织转移到社区中；它们在评价各种结构的绩效时，关注的是结果而不是投入；重新把服务对象界定为顾客并赋予其选择权；以目标而非以规则和规定为导向；防止问题的发生而不仅仅是事后的的补救；致力于赚钱而不是花钱；实行分析，引入参与管理；它们宁可采用市场机制而不是官僚机制；不仅重视提供服务，而且激励所有的部门(公共的、私人的、志愿的)为解决其社区问题付诸行动。
五大战略是：核心战略—明确组织目标；后果战略—创设绩效后果；顾客战略—将顾客置于驾驶员的位置上；控制战略—将控制从中央和高层移走；文化战略—创造企业家文化。
5.NPM。作为NPM这一名称的首创者英国学者胡德(Hood)则观察到公共行政更多的内部变化。他认为NPM包括了七个要点(1991)：公共政策领域中的专业化管理；绩效的明确标准和测量；格外重视产出的控制；公共部门内由聚合趋向分化；公共部门向更具竞争性的方向发展；对私营部门管理方式的重视；强调资源利用要具有更大的强制性和节约性。
(二)国内学者关于NPM的阐释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对NPM的理论及其研究范式作出概括。陈振明教授认为NPM的理念主要包括八个方面：强调职业化的管理；明确的绩效标准和绩效评估；战略管理和项目预算；提供回应；公共服务机构的分散化和小型化；竞争机制的引入；采用私人部门管理方式；管理者与政治家、公众关系的改变。
(三)NPM理论范式与实践特征的基本共识
综上所述，NPM主要是试图在公共部门引入市场机制，采用私人企业管理的方法，加强竞争和市场导向来改善行政绩效，倡导管理者的管理。关于它的研究范式和在实践运动中达到的基本共识，一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1.借鉴私人企业的管理方法。NPM认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之间有好多共性，可以互相学习。私人部门在创新能力、经济、效率、效能等方面都优越于公共部门的管理。因此公共部门要运用私人部门的管理模式和方法如绩效评估、战略管理、顾客至上和结果控制等。
2.公共部门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NPM主张用市场的力量来改革政府，在公共部门引入商场机制，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公共部门之间展开竞争，以缩小政府规模，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效率。公共部门的市场机制主要包括民营化。通过业务合同出租，建立政府与私人部门的伙伴关系。通过市场化来缓解政府巨大的财政压力，弥补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和服务唯一供给者的不足，以此来改善政府运行机制，提高政府运行效率。
3.公共服务的顾客取向。NPM认为政府的社会职责是根据顾客的需求来向其提供服务，政府应该以顾客为取向，只有顾客驱动的政府才能满足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并促进政府服务质量的提高。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僚机构，而是富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家，公民则是其消费者和顾客。由于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重新界定，政府要满足顾客多样化的需求，征求他们的意见，提供回应性的公共服务。
4.实行绩效评估。NPM所倡导的绩效评估就是通过科学的方法、程序和标准，对公共部门的成就、业绩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其内容主要包括成本效益、顾客满意度、投入产出比率、服务质量等。在实践中采取3E(经济、效率、效能)标准。更加关注公共部门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效率，在公共部门之间营造竞争的环境。
5.政府的政策职能与管理职能的分离即划桨与掌舵的分离。“成功的组织是把高层管理与具体操作分开来……这使得政府以一个精明的买家来工作，以能够完成自己政策目标的方式利用各种生产厂商。”划桨的人专注于一项使命并且把这项事情做好，而掌舵的组织则需要发现达到目标的最佳途径。通过这样来重塑、精简和提高效率。
三、转型与影响
NPM理念主张政府作用的退缩与市场价值的回归。基于此背景下，西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与监控发生了重要转型。
(一)NPM理念下的公共政策制定
1.更加突出政府公共政策职能。政策执行主体由一元化的政府垄断到多元化的市场竞争的转变，使得政府不再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做的公共服务提供者。政府通过将公共服务职能转让给企业和社会，可以部分地甚至完全地从日常例行的公共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进行公共政策的制定、监督与评估，运用公共政策引导政府内外的执行机构有效地承担公共服务职能。政府由微观管理领域退回到宏观调控领域，政府规模缩小，职能减少，但职责更加集中，更有利于政府制定出卓有成效的公共政策，从而更好地为公众服务。
2.公共政策类型将发生改变。(1)宏观调控型政策取代微观操作型政策。在传统体制下，政府为“全能型”政府，政府职能的扩张使得政府政策必须涉及每个微观领域，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而NPM主张分权和权力下放，要求给予执行者自和灵活性，强调市场原则。因此，政府政策必然多为宏观性指导型政策，主要起引导与调控作用，注重的是战略制定与整体规划。(2)指令性政策向契约型政策转变。传统体制下，政府部门以上下级隶属关系为特征，政策也相应地多表现为强制性的命令式或指令式政策，依靠行政权力为后盾。而NPM运动下由于执行机构的设立以及私营部门、社区组织的介入，使得这种隶属关系转变为契约关系。制定者对执行者的管理是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契约管理。两者不以权力为中介，而是以由合同或契约确立的权利为中介，政策多为协商合作式的契约政策。(3)事后救济性政策向事前预警性政策转变。传统体制下往往是等到问题出现甚至已经很严重了，才制定出相关政策进行补救，虽有“亡羊补牢”之功，但损失已经造成。而NPM倡导市场竞争，要求对市场和顾客的需求变化作出迅速的反应。这就决定了政策的出台不应再是“事后诸葛”，而应该具有前瞻性，某种程度上应该是一种前瞻性公共行政。只有具备超前意识，具备较强的预见性，才能更好地发挥政策的作用。有效的政策应该预防问题的发生，而不仅仅是治疗问题遗留下来的创伤。
(二)NPM理念下的公共政策执行
NPM理念下的公共政策改革主要针对公共服务领域，而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因此，NPM取向的公共政策执行必然不同于传统的政策执行。NPM理念下公共政策执行将表现出以下几种趋向。
1.新型的行政权力关系下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相分离。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政治与行政截然分开，强调公务员保持政治中立，不得以党派偏见影响决策，从而强调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这保证了政策的稳定和持续，但也造成了官僚制组织的种种弊病。NPM理念对此则持不同意见，认为行政本身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两者截然分开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当代文官的政治化趋势以及高层文官的政治任命就打破了文官政治中立的信条。NPM理念既主张文官参与政治决策，增加对政治家的响应，同时又主张下放权力，给予执行者较大的权威以及灵活性与自由裁量权。显然，打破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和坚持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分离，两种主张在表面上是相互冲突的。这两者的冲突恰恰意味着NPM运动下政策制定与执行将在一种新的调控关系下实现分离。这种新的关系主要体现为：第一，传统体制下两者的分离是在“政治中立”的原则下政治家与公务员两大系统的分离，政策执行者不得参与政策制定。而NPM理念下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分离则是在强调文官增强对政治家的响应的前提下公务员系统内部的分离。并不排斥一部分高级文官参与政策制定，并强调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在两大系统之间起桥梁和纽带的作用。第二，传统体制下政策制定者对政策执行者的调控主要依靠层级制和严格的规章制度，事无巨细，均有专门化、标准化的规定加以约束，执行者缺乏灵活性、主动性。在新公共管理理念下，政策制定者则是依靠宏观性的政策调控二者关系，给予执行者以较大的灵活性和自，而不是简单地要求他们照章办事。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不再是完全截然分开的两部分，而是以灵活的方式实现分离。
2.政策执行主体走向多元化，政治权威体系由层级式结构转为扁平式网络。(1)政策执行主体形式由政府垄断的一元化趋于呈多元化。传统行政体制下政府垄断政策执行，政策执行主体呈一元化。NPM运动则打破了政府垄断执行的一元化局面而主张多元化，认为政府在公共管理中最主要的职能是制定政策。政府虽然仍是政策执行的主要主体，但不是唯一主体。政府一方面应通过内部组织体制改革，进行分权和权力下放，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执行机构或半自治性机构，专门从事政策执行。另一方面，应通过外部私有化，将原本由政府控制或拥有的职能承包或出售给私营企业，准许私营部门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公共物品。此外，政府还应通过公共服务社区化，充分利用社会的社区、家庭、志愿者组织等基本单位，承担部分政策的执行任务。总之，多元化的主体表现为政府、自治或半自治执行机构、私营部门以及以社区为主的公众参与组织等多方力量。(2)政策执行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呈扁平式。传统体制下，执行主体结构是与一元化垄断相适应的“官僚制”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主体与主体之间主要体现为自上而下的统属与规制的不平等关系，联系的纽带多为命令或指令，强调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而NPM运动在打破政府垄断的基础上也改变了主体间的关系。它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倡导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进入市场进行平等的竞争，主体间呈现扁平式的组织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主体间不存在强制式的命令，不再是以权力为纽带，而是形成了以契约与合同为基础的政策网络。调控主体关系的手段也由以行政权力为主转为以法律权利为主，通过主体之间的互动合作推进政策执行。也就是说，NPM下的政策执行不再仅仅体现政府的统治，而是体现治理理念的一种形式，它“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3.政策执行的逻辑基点由“官僚政治”转向“顾客”，由过程转向业绩。传统体制下许多政府部门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服务对象是谁，往往是为了政策执行而执行政策，为了体制的需要而执行政策，甚至为了迎合上级的好恶而执行政策。由于传统的政策执行只注重投入，不注重产出，片面追求效率而不计成本，不衡量效果，因此也就很难取得效果，甚至投入越多效果越差。公众无法从政策中获得应有的好处，传统体制还对服务市场或服务对象需求变化缺乏敏感的反应，追求整齐划一而忽视公共服务的多样性。NPM则不同，它主张以市场和顾客为导向，认为政策执行是为了满足公众的需要，必须将顾客放在中心的位置。政府是受顾客驱使而不是受机构驱使，公共服务满足顾客的需要，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为此，它强调主动、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情况的变化以及不同的利益需求作出富有成效的回应，改变单一的服务，根据不同的需求提供不同的服务。与传统体制不同，NPM还重视执行的产出和质量，强调成本与效益的分析，主张发挥业绩测定的作用，按业绩付酬，按业绩管理，按效果作预算。“新公共管理运动下公共服务主体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只有能提供优质服务，令顾客满意的主体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足，这将迫使各执行主体不断完善，不断创新，有利于公众利益的实现。”
(三)机遇和挑战：NPM理念下的公共政策评估与政策监控
NPM理念既有利于政策评估与监控的发展，又给二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传统管理体制由于不重视服务的效果与质量，相应的也不大重视政策的评估与监控。并且由于一元化体制的局限，对政策的评估与监控多属于政府内部行为，常常会因为内部关系复杂而流于形式或发生偏差，缺乏客观性，无法准确反映公共服务的真实情况。NPM理念则不同。一方面，政策评估与监控受到应有的重视。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由公众自主地选择公共服务主体，就必须要向公众提供各个主体的业绩作为取舍的标准。同时，由于给予执行者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何保证政策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而不因主体的自身利益发生偏差要求政府充分发挥评估与监控的作用。因此，政策评估与监控被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不再包揽政策执行，而是站在公众的立场评估与监控其他执行者的活动，这样内部行为变为外部行为。政府与公众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可以进行更为客观、更为真实的评估，更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更好地进行监控。
然而，政策评估与政策监控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对评估而言，针对不同的执行主体采用什么样的标准进行评估以确保评估的公正公平，如何在评估中将经济效益指标与社会效益指标结合起来等问题都对其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对于监控而言，在主体形式多元化及传统行政权力的强制性弱化的前提下，如何保证利用合同契约监督执行的有效性，如何追究违约行为的责任，如何克服私营部门的短期行为对公众利益造成的损害等也是必须予以重视的新问题。
四、诘难与批判
很多学者认为从NPM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诸多问题：效率优于公平吗？个体效益的聚合必然导致集体利益的实现吗？私营化就能提高效率吗？产品提供者和顾客的关系能替代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吗？随着这些问题的提出，NPM的实践将面临一系列的价值追问和伦理反思。
(一)公共性的缺失
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是不同的。如果仅由企业的管理来取代公共部门的管理，势必造成公共性的缺失。而离开了公共性的诉求，公共管理就失去了自身的方向与宗旨，就会失去其制定政策进行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二)虚化了民主与伦理价值
弗雷德里克森认为，广义的公共行政除了管理的价值外，还强调公民精神、公正、公平、正义、伦理、回应性和爱国主义等价值。但是NPM强调的3E却造成了公共管理核心价值的弱化。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说，政府企业化的运作改革让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道德代价。为此他在3E标准上增加了公正(Equity)而形成了4E准则。
(三)政府可能规避其他公共责任
一旦以提高效益作为公共管理者行动的指南，那么由于公共部门效益概念的模糊性及凸显效益所需较长时间的特点，就很容易成为公共管理者寻找逃脱公共责任的借口，从而助长了官僚机构的官僚习气。政府责任不仅限于发展经济，还应该承担引导整个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公共责任。
(四)非适当性顾客隐喻
NPM倡导构建顾客导向型政府，固然可以提高公共服务的满意度。然而从学理而言，公民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与作为经济概念的顾客存在着质的差异。公共服务的消费者不仅仅是顾客而更重要的是公民。公民是社会的主人，应该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参与者和决策者，不仅用脚投票还用手投票。顾客的不当隐喻把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理解为单向度生产者与消费者经济关系是很不当的。
(五)腐败也会在民营化中滋生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委托理论的考察，当组织从政府模式转向企业模式时，腐败和不道德行为有增加的倾向。美国公共管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森认为，最为重要的是政府公民精神的培养和树立。如果政府组织中公民精神倾向强，政府组织将努力集中于公共服务、公共利益及有效政府的构建上；而如果政府组织中持私人利益的观念倾向强，将会增加腐败和不道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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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现象；财政基础；教学
收稿日期：2013-06-21
作者简介：窦伟（1969- ），女，河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会计师，研究方向为教育扶贫政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财政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的集中性分配。财政的“集中性分配”实质上是一种分配，财政分配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这是理论界对财政现象公认的总结和概括。对财政的认识、理解并参与其中是每个公民享有社会权利、承担社会义务的前提，也是每个公民追求幸福和安宁的重要保证。然而，要想充分认识、理解财政的概念及实质，对于社会认知薄弱的学生来讲绝非易事。如果说财政的概念是抽象的，那么财政现象却是具体、生动、丰富的，不仅有维护天下安澜的国防建设、保障公民素质的基础教育等财政支出，还有企业与个人依法纳税等财政收入。可以说财政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所以，财政基础课教学应该从财政现象入手，尤其是发生在学生身边的种种财政现象，利用学生比较擅长的具象思维，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现象导入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等职业教育就实行了有条件的免学费政策。2005年，国家决定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范围不断扩大，国家助学金制度也在不断地调整完善。从2012年秋季学期起，中央财政将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扩大到所有农村学生，同时进一步完善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制度，将资助对象逐步调整为一、二年级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此，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129.2亿元，其中免学费补助资金80.7亿元、国家助学金48.5亿元，约534万中职学生得到资助，约1244万名中职学生享受免学费政策。目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实行以国家助学金为主，以校内奖学金、工学结合、顶岗实习以及减免学费等为辅的资助政策体系。
二、问题提出
1.为什么国家要向中职教育投入巨资来提供免学费补助资金和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这项巨资来源于何处，能否有保证？
2.国家资助制度实施的关键是什么？
三、教学思路
通过财政现象的导入，教师围绕所提问题，将财政基础知识的基本概念、理论关联起来，提高学生的理解与认知能力。
众所周知，办教育投资大、收益率低、回报时间长，市场经济条件下，单靠市场供给教育产品是不可行的，容易偏离社会成员和经济发展需要的理想状态。同时，教育事业具有强烈的正外部效应，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而教育所需的投入不能直接按受益原则由单位和个人负担，它应该由国家来负担。中等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的生产一线、服务一线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教育，具有公益性。目前，国家需要大量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来满足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中等职业教育需要的公共性就显得尤为突出。但从目前中职学校的生源来看，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家庭或城市困难家庭，所以国家向中职教育投入巨资是为了保证经济建设急需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不因学生的经济困难而出现问题。显然，政府向学生提供国家资助的举措是在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所谓公共产品，是指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各种政府活动和公共服务，如国防、行政、普及教育、卫生保健、环境保护等。要知道社会需求是无限的，国家的可分配资源是有限的，要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国家要根据不同时期政府公共服务的重点，调节资源在公共需要之间的配置，力求公共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中职教育的国家资助政策，反映了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政府以建立和谐社会为己任，是教育服务于社会和教育财政走向公平的内在诉求，它充分体现了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和收入分配职能。财政的这种公共性是公共财政的根本职责。综上，公共财政是政府向市场活动提供无差别的、一视同仁的服务，具有弥补“市场失灵”和非盈利性的特征。此外，公共财政还是法制化的财政。公共财政法制化的特征主要指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直接从事的活动，也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和规范。公共财政“依靠国家权力，强制参与社会产品分配”实际上是依靠法律程序来完成的。财政分配是财政收入与支出的统一过程。也正是公共财政的法制化，政府收支活动才能够顺利进行。财政收入是指政府为履行其职能、实施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需要而筹集的一切资金的总和，包括税收、政府非税收入、债务收入以及政府间转移等收入。国家的这些收入都必须严格按照相应的法定程序来进行。例如：财政收入90%以上都来自税收，对纳税人、税率、减税免税、课税对象、纳税期限、违章处理等国家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财政收入的目的是确保财政支出，对中职的国家资助所需的巨资来源于强有力的国家财政收入，它不仅能保证学生免费入学，还能保证符合条件的学生助学金足额按时发放。国家财政这种将筹集起来的资金进行分配和使用，以满足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就是财政支出或叫做公共支出。财政支出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例如：从2007年我国财政支出开始采用按支出功能的分类方法，设置类、款、项三级科目，分别为17类、170多款、800项来反映政府职能活动以及政府为完成某项政府职能所进行的某一方面的工作。不管什么形式的财政支出，都能够凸显公共财政的特点。具体到国家资助政策，《关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 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意见》以及《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等文件都对资助对象、资助范围、资助金额、发放方式与时间等进行了明确规定。这些恰恰是确保国家资助制度实施的关键。
一般来讲，学生对国家政策、社会形势等宏观事物不是十分关注，但对他们的切身利益却十分敏感。在公共财政的教学中，老师除了诱导与分析，还可以组织学生深刻学习国家资助制度的有关文件，一方面，让学生从中发现更多的财政现象。如《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的第七条规定：国家助学金补助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按6∶4比例分担。通过此条规定，可以向学生进一步介绍我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相关内容。另一方面，通过文件学习使学生进一步掌握财政活动常识，解决学生的有关问题。如了解到上中职学校可以享受每生每年1500元资助标准，学生往往从入学开始就惦记着这笔“巨款”，变着法的问老师这笔款项何时发？学习了这份文件，学生除了解国家助学金的性质、范围、资助对象评选与审定等内容外，还会明白国家助学金是预算下达，国家助学金拨付是有一定的财政支出程序的，其结余资金有严格的管理要求等。这样，学生的认知就扩展到对财政预算的认识。财政预算是政府的基本财政计划，是指政府编制的年度财政收入和支出的计划。既然是计划，其实施就需要一个过程；既然是政府的计划，其信用度是不容置疑的。懂得这些财政常识，学生就不会为助学金是否发、何时发而焦虑。
因此，单从中职国家资助制度导入教学，就可将财政基础知识中的社会公共需要、公共产品、公共财政、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财政预算等关键词有机结合起来，立体生动地向学生展示公共财政的特点与作用。其实，围绕学生学习生活的财政现象还很多，譬如近年政府向中职学校不断增加的实训设施设备投入，郑州市在校学生每年只需缴纳30元就可享受保额高达100000元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等。财政现象可谓随处可见，只是学生受其阅历、认知所限往往“视而不见”，因此财政基础课教学的职责就是培养学生拥有一双善于发现财政现象的眼睛，用财政基础知识来正确认识社会，做明事达理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总之，有别于其他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实务性学科，中职财政基础课教学目的是在学生了解和掌握财政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社会认知能力。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若能从学生生活中具体的财政现象入手，善于引导和启发学生进行思考、探索、讨论，是提高中职财政基础课教学效果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电子社区公共管理电子政务
一、引言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作为信息化建设重点之一的电子社区，是国际上新一轮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时代特征，也是衡量国家竞争力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为规划社区、建设社区、调控社区、预测社区、监管社区提供了革命性的手段。20世纪末，西方发达国家电子社区发展非常迅速，美、英、法、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的电子社区发展已相当成熟。我国由于计算机的普及程度和国民文化水平等一系列原因，社区的数字化、电子化、网络化进程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我国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正是发展电子社区的重要价值依据。目前，国家信息化管理与推进部门已经把电子社区纳入我国“十一五”社会信息化的重点发展领域，电子社区已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之一，尤其是《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明确提出，“作为我国信息化工作的重点，电子政务公共服务要延伸到街道、社区和乡村，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本文对电子社区的概念、功能、需求、建设模式等进行了综述，并总结了国内电子社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期进一步促进电子社区研究工作的开展。
二、国内学术界关于电子社区研究综述
⒈电子社区的概念及典型模式
⑴关于电子社区的概念
①电子社区的概念界定
如何给电子社区下定义，我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第一，《2005年中国电子社区应用需求和市场机会分析报告》提出，“国家所关注的电子社区是指，以社区服务中心为主，联合政府部门、社区服务提供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和物业管理公司等相关单位，以网络平台、语音平台和平面资讯为载体，以政务服务、商务服务、金融服务、物业服务和资讯服务等为内容，整合各方资源，面向社区居民提供属地化服务的综合服务体系”。[1]第二，北京大学电子政务研究院网站指出，“电子社区从广义上是指社区信息化，实质上就是社区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也就是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渗透到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本质是对传统社区及其相关现象的数字化重现和认识，是利用数字化的手段来处理、分析和管理整个社区，以促进社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的通杨、协调和高速发展”。[2]第三，《社区管理信息化应用技术指南》提出，“电子社区是由信息、通信技术和法律支持的虚拟社区，具有跨地域、跨机构的特性，是在政府、社会和公众之间建立的办公业务与信息服务体系”。
以上三种观点各有特点：第一种观点比较全面，界定了电子社区的主体、客体、载体以及服务内容等，使人们能够比较直观地认识和理解电子社区，被其他论文引用的次数较多，也是笔者较为倾向的观点。第二种观点从广义上界定电子社区，并指出了电子社区的本质，是对第一种观点的补充。第三种观点比较具有权威性，但是过于抽象，不利于形象且准确地理解电子社区。
②电子社区及相关概念辨析
电子社区、电子政务与电子商务之比较
国内学术界对于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两者的研究比较多，两者的区别和联系在一些专著论述得很详尽，笔者就不再赘述。本文主要总结归纳了两个概念与电子社区之间的关系：
首先，电子社区的服务对象是社区居民，服务范围、涉及的地域没有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的广泛，但电子社区提供的服务却包括政务、商务、金融、物业、资讯等方面的服务，服务内容比二者要广泛。
其次，电子社区将与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并成为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的重要补充[3]。这也将成为我国“十一五”期间信息化发展的趋势之一。第一，电子社区能够解决信息化建设“最后一公里”问题，并且能够激发城市居民的信息化应用意识，成为电子政务面向居民服务的“落脚点”。第二，电子社区的发展为电子商务进入社区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社区综合服务系统的建立为电子商务B2C和C2C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第三，电子社区通过社区服务平台实现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的融合，为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的“无缝”结合提供了试验地，有利于二者的协调发展。
电子社区与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的关系参见图1。
电子社区、数字社区与智能社区之比较
许多文章对电子社区、数字社区与智能社区的概念界定不清，从而导致文章内容与标题严重不符。因而在此非常有必要厘清这三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首先，电子社区与数字社区实质一样，只是考察的角度不同。电子社区广义上指的是社区信息化，和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并列为社会信息化的三大主题，是社会信息化的重要内容。电子社区的形式大到数字国家、数字城市，小到数字社区、电子城镇和电子村庄；而数字社区或数字化社区是和数字城市联系在一起的，数字社区是构成数字地球的一个组成区域，是构成数字社会的一个基层组织。数字社区是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和电子金融的有机结合点，是数字城市的重要应用设施之一。
其次，数字社区和智能社区又是不完全等同的，数字社区包括了智能化住宅小区。智能社区强调的是小区中提供“以人为本”高科技手段的智能化服务和管理；而数字社区在通常意义上智能小区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数字信息资源共享，它的建设目标是在未来数字化信息社会里，实现人类共同的“无距离、无时差”的信息资源共享，同时实现住宅的智能化功能和管理。也就是说，数字社区是在智能社区概念的基础上，与整个“数字地球”、“数字城市”连在一起，是它们的一部分，具有更高的含义。两个概念的最大不同是，数字社区建设的出发点是把小区作为整个数字信息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来考虑。强调的是在小区内实现社会的信息资源共享，从而提供更多的社会化数字化信息服务[5]。
⑵电子社区的功能及需求
《2005年中国电子社区应用需求和市场机会分析报告》对于电子社区功能及需求的研究颇具代表性，它讨论了电子社区五大功能，并从功能角度给出产品结构的研究结果。电子社区的功能基本上可以概括为：管理功能、服务功能、商务功能、结算功能、资讯功能。该报告依据这5种主要功能研究了当前电子社区市场主要产品结构以及供给的状况，提供了我国电子社区市场现状的系统性研究成果。根据这5种功能，各种厂商包括硬件供应商、软件供应商、系统集成商、网络运营商等，将为电子社区的实现提供不同服务，从而形成了整个电子社区的价值链。同时，该报告还利用行为主体关系法，分析了政府、企业、居民对电子社区的三类应用需求。电子社区是以社区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必须充分整合政府、企业及社区内部的相关资源，以满足居民生活、政府管理、企业经营等三个方面的要求[1]。该报告根据这三类需求，将电子社区的功能服务进行领域分类，以便理解电子社区的体系框架。
此外，《数字社区的功能及定位》一文更加具体而详尽地论述了电子社区的基本需求：电子社区建设信息综合服务网络，具备行政管理、信息采集、便民利民服务等功能，提供法律、气象、医疗、教育培训、旅游、家政、娱乐等方面的服务。这些服务具体包括提供以下7方面的信息[4]:①便民利民公共服务信息。以居民需求为导向，采取热线电话、因特网网站、社区呼叫系统等多种形式，构建社区信息服务网络，以满足居民公共服务和多样性生活服务需求。②特困人员、失业人员和低保对象的信息数据。开展社区就业，为困难人员提供就业援助；促进社区救助服务，加强对社区失业人员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动态管理，做到“应保尽保”。③企业退休人员信息数据。推进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配合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做好养老金发放和领取资格认证工作，为企业退休人员提供社会保险政策咨询和各项查询服务。④社区文化活动场所、社区体育设施信息。建设文化体育场所，开展社区文化活动，开展教育培训活动。⑤疾病预防及计划生育信息。加强社区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开展健康教育、预防、保健、康复、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预防服务。⑥外来人口信息。面对城镇的流动人口，加强管理和服务是促进社会和谐的紧迫任务。⑦社区治安信息（出入口、停车场视频、家庭报警信息）。建立健全社区治安防控网络，积极推广运用物防、技防等现代科技手段和措施。
⑶电子社区的建设模式
电子社区建设的试点地区在实践中勇于探索，敢于突破，逐渐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电子社区建设的模式。最具代表性的模式有“杭州模式”、“北京模式”和“广州模式”[6]。
①“杭州模式”：政府搭台，企业运作
杭州电子社区建设采取政府不出一分钱，完全由企业投资并运作管理的商业化模式。杭州市已形成了以呼叫中心为社区信息化网络数据中心和全市便民服务中心平台，结合街道社区管理软件系统和家居信息终端的社区信息化模式。
杭州电子社区建设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2-2003年初）：探索期。在这一阶段，杭州市构筑了一张社区“快捷网”（实现了朝晖街道及其下辖16个社区的联网）、开发了一套系统（“E家人”社区综合事务管理软件）、建设了一个网站（朝晖街道网站）、开通了一路热线（96345便民服务热线）、打造了一个样板社区（上城区）。第二阶段（2003年）：成长期。在这一阶段，以ADSL_VPN专网的社区信息化组网方案和以“E家人”社区综合事务管理软件为标志的社区管理信息化逐步成熟。通过这一阶段的发展，杭州电信与区政府及街道、社区共同合作，杭州电子社区建设独自摸索出一条自下而上进行网络建设的新路。第三阶段（2004年至今）：发展完善期。在这一阶段，杭州电信公司实施完成了杭州第一个区级政府单位的社区信息化网络工程建设――杭州市上城区社区网络工程。该工程的建设完成标志着杭州的社区信息化工作开始脱离街道试点的前期模式探索阶段，进入了全面推广的发展期。杭州社区信息化提高了整个社区的工作有效性和为民办事的效率，畅通了居民和政府、商家的联系渠道，为塑造服务型政府形象、创建和谐社区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②“北京模式”：政府统一投资管理
北京市最早提出电子社区建设新模式的北京石景山区金顶街街道办事处，在2002年开始实施区、街、居三级联网工程。该工程的实施，实现了区、街道、居委会三级的网络畅通、信息畅通与管理服务畅通，形成了以政府带动街道、社区的信息化建设新局面。北京社区信息化建设实行政府从上到下，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建设、统一操作的模式。政府主持的95156北京社区服务呼叫热线系统是实现首都信息化的重要工程，是北京市社区服务信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热线系统联结全市170个社区服务中心，调动3000家系统服务商为居民提供以家政服务为主的生活服务。该热线系统的启用初步形成了以信息化带动社区服务产业化的局面，标志着以信息流为主体整合资源的崭新社区服务模式的诞生。
这种模式能够充分整合政府各个职能部门与社区服务的相关资源，实现了公众和政府的直接双向交流。但是，这种由政府统一投资管理的电子社区建设模式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由于政府力量过于强大而压抑了社区内生的自我调控和自我管理机制的成长，实质上模糊了行政组织与自治组织的行为界限，从而不符合社区自治的总体方向。
③“广州模式”：“条块结合、业务协同”
广州以开发和推广社区管理软件、社区综合应用平台、社区综合业务系统为主线，以“整合资源、协调行动、条块结合、各方共赢”为目标，对社区信息化建设进行了艰难的探索，最终形成了“条块结合、业务协同”的社区信息化建设模式。所谓条块结合，是指政府“条”一级，与地方社区“块”一级相结合；所谓业务协同，是指各级行政部门、各地方机构通力合作，彼此之间的业务相互配合。这种模式明确指出了社区信息化建设的“统一网络系统，统一系统平台”目标，并针对社区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广州模式”之所以比较成功，确有其独到之处。该模式不仅很好地结合了前两种模式的优势，同时又弥补了它们的不足。就推广的程度和范围而言，“广州模式”的影响面最大。目前，除广州市各个社区采纳“广州模式”外，上海、江苏等地也纷纷对该模式展开调研，以借鉴和汲取其经验。
除了上述模式外，在全国范围内有名的社区信息化模式还有湖南“政府引导，部门指导，街道主导，社区参入”的社区信息化建设模式，安徽淮南的“民心网络”模式，天津的“社区信息连锁店”模式，以及大连西岗区“数字化社区”模式，牡丹江爱民区“数字社区服务网”模式，武昌区南湖街“社区服务网”模式等等。但这些模式只是在信息化要求下对以前社区建设模式的改进和功能上的延伸，基本上承袭了原有的特色，没有新的突破。
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的综述，笔者发现在电子社区的研究中存在诸多问题，将其归纳如下：
⑴对电子社区的概念界定不清，存在术语不规范的问题
首先是关于电子社区、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等相关概念界定不清，其次电子社区、数字社区和智能社区等概念之间的混用。
⑵实证性研究不够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电子社区的研究主要为学究式的，仍处于学习和吸收西方研究成果的阶段，立足于国内电子社区做调查的研究不多见。这种缺陷还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尽管学术界在不少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如建设电子社区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等，但大都停留在“是什么”层面上，在“如何做”层面上缺乏深入研究和可行性见解。因此，如何立足于电子社区的状况，将电子社区建设的理论与我国电子社区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电子社区研究的方向。
⑶跨学科研究不够
电子社区的服务对象以及范围决定了该领域的研究必须运用信息科学、社会学、公共行政学以及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而目前我国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信息学和管理学等领域，这种情况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研究视角的偏狭，制约了新领域的拓展与学者研究的创新。
⑷对电子社区的研究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理论
目前，许多研究还是在单个问题或个别方法上进行探讨，还停留在对个别现象和问题的分析和阐述阶段，还没有把电子社区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从经验分析研究上升集成到系统理论高度。特别是对“电子社区”的一些基本问题，如电子社区的服务内容、电子社区的建设框架等的分析与研究，更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结论
国家信息化管理与推进部门已经把电子社区纳入我国“十一五”社会信息化的重点发展领域，电子社区已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以上的研究综述可知，目前我国学术界对电子社区的研究仍然存在问题。只有努力建立严格的电子社区话语体系，更多地进行实证性和跨学科的研究，才可以形成一套系统的电子社区理论，进而以此来指导和促进我国社会信息化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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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转眼之间。北京科大留学人员创业园已经走过了第五个年头，园区孵化面积从最初的5000平方米拓展到1 17万平方米，累计吸引留学人员120余名，创办企业76家。目前在园留学人员102名。在园企业54家。企业注册资本共计1.6651亿元。
科大留创园在这五年之间，以服务企业为核心，谋求自身发展。走过的是这样一条道路：
建设特色化、专业化园区之路
分工明细化，是这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那么，专业化、特色化就是孵化器在同行业中生存与发展的第一准则。纵观孵化器行业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孵化服务总体水平正在稳步提高，服务内容开始走向系统化、专业化、集成化，服务方式日渐趋向理性化和科学化。纵向比较。创业园在五年之间实现了大幅度的跨越式发展。但是相比国内以及北京市其他较为成熟的兄弟园区，在自身条件和外部资源等多方面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那么。应当如何做好自我定位，如何打造自己的特色。最终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就成为了园区工作者思索和追求的重心。
要做到专业技术型孵化园区，需要聚集一些专业的指导和支持政策，这些政策在为中小型科技企业提供公共性支持的基础上，将适合部分企业专业特色的部分加以延伸。从而使得对该类企业的支持变得更为直接和明确；需要聚集一批以专业化分工和协作为基础的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的中小企业群，它们在地理位置上相互集中或靠近。信息上充分交流。把强大的竞争压力转变为强烈的创新动力，逐渐形成一个创新群落，在创新中发挥集群优势；需要聚集一批能够、也愿意为该类中小企业群提供支撑的科研体系和设施，它们作为中小企业群所背靠的大树。具有丰厚的繁枝茂叶，能够为中小企业集群提供专家、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的营养。依托北京科技大学的行业优势，依托学校完备的科研体系和设施，围绕从开园伊始就形成的“建设新材料专业园区”这一方向。创业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体现专业化，创业园搭建了一个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新材料专业孵化体系，这个体系由二级专业孵化器、留创企业新材料共性技术支撑体系、分析检验服务平台及新材料技术转移中心四个子体系构成，主要帮助留创企业解决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技术转移、技术开发、市场分析、试验检测、专业投融资等方面的问题。二级专业孵化器
成立之初，创业园依托北京科技大学新金属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高效轧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教育部金属电子信息材料工程中心等8个国家级、省部级实验室和工程中心，建立了8个二级专业孵化器建设专业平台。其中新材料领域的实验室和工程中心有5家，创业园与5个新材料领域二级专业孵化器在孵化体系内实现市场与技术的良好对接。打破原有传统的纯技术研发模式，引入市场机制，以孵化园区为平台进行孵化。
留创企业新材料共性技术支撑体系
2004年，创业园与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合作建立“北京市留创企业新材料共性技术支撑体系”，该体系由专家支撑体系、实验检测体系和行业信息体系构建而成，专家支撑体系能够为企业提供新材料行业发展分析研究、行业发展动态分析、技术难题诊断、新产品研发等服务；实验检测体系能为企业提供新材料检测与分析、实验和检测方法研究、实验室建设方案指导以及新材料检测标准研究与制定等服务；行业信息支撑体系能为企业提供新材料行业发展动态、技术人才、业界交流、国际交往等信息支持。针对材料类留学人员创业企业，创业园不定期通过以上三大体系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撑和补给。
材料分析测试服务平台
同年，在北京市科委的领导下。由北京新材料发展中心牵头。创业园联合北京科技大学、国家钢铁材料测试中心、国家有色金属及电子材料分析测试中心、国家建筑材料检测中心、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北京有色金属与稀土应用研究所、北京化工大学等9家单位共同发起组建了北京材料分析测试服务联盟。创业园在联盟中具体负责平台的商业化运作。把分散在各个机构的分析测试资源科学有效地组织起来。利用规模效应和政府资助等便利条件使测试成本相应下降，减少中小企业的研发成本，缩短中小科技企业开发新产品的周期，从而提升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2005年12月。北京科大材料分析检验中心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开始市场化经营、公司化运作。目前，公司根据分析测试资源的具体情况，初步整合形成“材料力学测试”、“物理性能测试”、“化学分析”、“金相及热处理”、“岩石力学测试”、“组织结构测试”等六大分析测试服务体系，并以材料分析测试为基础，发挥北京科技大学的科技资源和专家资源优势，尝试开展了材料失效分析、技术培训、实验室建设咨询、仪器设备开发等相关业务，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使平台逐步成为园区专业化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
新材料技术转移中心
2005年，创业园在条件平台建设上再上新台阶，联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首钢总公司、北京伟豪铝业有限公司共同组建“北京新材料技术转移中心”。旨在改善北京地区技术交易市场交易渠道不畅、技术商品不能有效供给的局面，实现高校资源与企业需求对接，促进地区产业升级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北京新材料产业持续发展。
目前，中心技术产业化取得阶段性成果。对“电磁屏蔽材料”、“二氧化钛光触媒”、“金属薄膜材料”等多个项目进行宣传推广，与多家意向投资主体进行了接洽。2007年6月，实现“高炉喷煤助燃剂”技术产业化，成立“北科汇迪(北京)节能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67万。“异养发酵培养生产小球藻”项目已经正式进入试生产，有望在2008上半年实现中试，争取下半年实现销售收入，完成产业化。
业务范围的拓展，工作深度的加强，对创业园团队专业化程度也提到了新的高度。随着分析检验中心、技术转移中心等各项业务的展开，园区对各方面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员工除了具备最基本的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之外，还需要具有专业化水准，具有良好的工作能力。为配合各项工作，创业园投入精力引进高素质员工，更为员工创造机会走出园区。接受专业
培训和学习先进经验。先后派出人员参加试验技术、技术经济人、财务负责人和物业管理师等培训9人次，并分别获得相应执业资格认证，使园区各项服务更具专业化水准。
建设内部软环境，打造创新性园区文化之路
2006年初，园区将学校拨付使用的4590平方米孵化场地进行了改造，并配备了相应服务设施，使得园区硬件环境上了一个台阶。面对新的孵化区域、新的入孵企业。创业园着力进行了内部软环境建设。加大宣传力度扩大辐射面积和影响力
通过《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海外学人》、《新材料产业》等平面媒体，网站、大屏幕等电子媒介，以及园区每个季度一期的工作简报等方式，加强园区内部创业环境的培养和外部宣传，不断扩大园区辐射面积和在新材料孵化器领域、留学人员创业领域的影响力。全面开展园区创新创业文化建设
园区通过举办各类创业文化活动，努力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2007年中，创业园分别举办了第二届“中关村留学人员创业杯”五人制足球赛、五期方兴创业论坛、庆元旦第三届“北京科大科技园杯”台球、乒乓球公开赛等活动；从9月份开始筹备第五届学生创业计划大赛；成立北京科大科技园企业家俱乐部；通过春晖杯创新创业大赛、成果展和北京留学人员创业园十周年等大型活动组织企业走出园区，与外界同行进行交流。通过不懈的努力，在科大创业园区及企业之间，已经初步形成了交流、合作、学习型的创新创业氛围。
特别是第二届“中关村留学人员创业杯”五人制足球赛，吸引了来自中关村管委会、14家留学人员创业园、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北京海外学人服务中心、北京高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市科委新材料发展中心、双高人才服务中心等9家海归创业相关单位以及北京奥林匹克转播有限公司共组成38支球队参加，科大创业园以饱满的热情、扎实的工作为此次赛事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并提供了优质的服务。比赛分别被CCTV-4“中国新闻”、《北京晨报》以及海归创业多家相关媒体进行了报道，使更多人更为关注和了解中关村以及中关村留学人员创业群体，同时，比赛体现出的团结、拼搏、进取精神也将进一步激发创业精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贡献才智与力量的激情与理想。
网络化发展，寻求多方面资源合作之路
孵化服务的专业化趋向要求以创业园为中心，寻求孵化资源的共享、孵化服务的互补、服务成本的降低和服务效率的提高。除上文中提到的创业园与大学之间的网络化组合之外，创业园与政府之间、创业园与创业园之间、创业园与各类中介服务机构之间也有必要在多方面开展网络化合作。创业园最开始就是通过行政审批方式建立在各高新区的，政府、政策支撑是创业园赖以生存的土壤，创业园可以从政府获得方针政策和优惠条件。从而对自己的发展进行方向性指导；多个创业园之间可以通过服务、技术、信息等资源流通互换实现孵化功能上的互补，形成和提升区域产业链；创业园处在企业与中介服务机构的中间环节。可以降低双方之间相互了解和信任、并最终形成交易的成本，同时，通过与中介服务机构的联系。弥补创业园本身功能上的缺失或不足。
科大留创园努力深挖内部潜力、整合多方资源，为企业提供专业的孵化服务。园区最新引进五家合作机构――北京昌久律师事务所、北京技术交易中心、联合信用有限公司、北京峰荟财智知识产权顾问有限公司以及金诚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并分别与之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上原有已经建立紧密联系的十余家服务机构，充实了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共同为园区及企业提供更到位、更为专业化的孵化服务。
目前，科大留创园公共服务平台的主要内容已经涵盖了商务服务、专业培训、投融资、宣传推广、人才资源、法律事务咨询等多个方面，基本能够解决企业日常需要，并发挥园区作为资源和信息中转站、服务站的作用。
同时，园区将孵化功能向异地进行辐射和扩张。目前，园区拥有昌平、永丰材料产业基地、湖北黄冈、辽宁鞍山科技园区等产业园、发展园共计25万余平米。
知不足，求进取
总结五年发展，我们为所取得的成绩感到欣喜的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园区、我们的企业还有很大有待提升的空间，工作上还存在一些需加以改进的地方。
首先，从总体水平上看，园区企业规模较小，起点较低，生存压力大，造血功能差，特别是在资金以及市场开拓方面的资源和能力比较匮乏，需要园区给与更多支持；
其次，个性化、专业化的孵化服务能力还有待提高，在园区不断扩大创业服务体系内涵的同时，如何针对企业成长期的各种新生需求提供深层次服务。是应该花大力气解决的问题。
面对发展的挑战，科大留创园将不断丰富孵化服务内容、提高孵化服务能力和水平，在今后将工作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加强园区建设。科技园大厦已经破土动工，建成后的科技园大厦将有1万～2万平方米的面积用于留创园发展，留创园要抓住发展契机，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2 继续加强新材料支撑体系建设，充实新材料数据库的内容，借力于学校的专业学科优势，利用新材料技术转移中心和分析检验中心资源，更好地为新材料留创企业提供服务
云计算具备创新发展大环境
云计算是虚拟化、分布计算、并行计算、网格计算、SaaS（软件即服务）等一系列广为人知的技术的组合，是在这些技术基础上的集成创新，是实实在在的计算技术，并非一度渲染的“云山雾罩”。更重要的，云计算又是一种新的服务模式，通过基础设施服务（IaaS）、云平台服务（PaaS）和云应用服务（SaaS）等方式 直接提供用户应用软件服务。随着技术的逐步成熟、国家的产业政策支持，云计算产业迎来了飞速发展阶段。据计世资讯的报告，2014年中国云服务整体市场规模达到1646亿元，同比增长38%。“十二五”期间，云计算整个产业链规模预计超过7500亿元。
云计算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早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就已得到明确，在未来几年将得到国家的有力支持。加强云计算服务平台建设，是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内容，能否获得快速发展，市场需求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认真分析制造业的各个行业对云计算的需求和应用前景，既有利于制造业的产业结构调整与提升，也有利于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
云计算推动纺织信息化水平提高
我国纺织工业当前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行业信息化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整个行业信息技术应用的现状而言，在制造业中处于中等水平。但是由于我国纺织业存在地域、行业、企业的差异性，发展不平衡性，从而决定了信息化目标需求的多样性、推进步骤的渐进性和实施过程的艰巨性，存在诸多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云计算等一系列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势必给解决这些问题带来新的思路和新的路径。另一方面，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智能制造等与纺织信息化密切相关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中，云计算定位相对明确，技术相对成熟，有产业支撑，有应用基础，有条件率先突破应用瓶颈，在行业得到大范围推广。
与其他制造业行业一样，云计算在纺织行业的落地就是深化应用。纺织企业主要使用电信等服务商的通用基础设施，连接的云平台可以由主流供应商或专业供应商构建，也有一定的通用性。其重点是直接面向用户的云服务。
云计算依托强大的高性能计算基础结构，能够同时满足大量个人和商业需求。云服务的资源可以无限扩展，随时获取，按需使用，按使用付费。其目的首先要能够为用户（这里指纺织企业）接受，满足他们的需求，才能达到按需购买服务、资源优化共享、使用安全可靠的目的，从而缓解纺织企业信息化建设中低水平重复建设、系统维护升级成本高、专业人员匮乏等长期存在的问题。
云服务的难点在于，服务的提供不像水、电、煤气那样简单，基础设施服务、平台服务具有一定的通用性，而软件服务则复杂得多，要满足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企业的多样性需求。
云计算要适应行业需求的多样性
我国纺织行业的特点之一是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对于他们来说，人才匮乏，需求多样，资金不足，管理基础薄弱，自己建立信息系统存在困难。为他们提供公共的、专业化的信息技术服务，形成信息化服务平台，是解决他们的当务之急。由第三方机构建设的公有云是他们尽快实现企业信息化的理想方式，用户不用再购买软件，改用支付服务费的形式使用软件，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小企业信息化应用水平的提升，为他们提供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会。
对于纺织行业的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信息系统建设都有了较好的基础。其主要目的是加强企业内控，降低成本，就可以按需要构建私有云，提供对数据、安全性和服务质量的最有效控制，既可以充分利用现有软硬件资源，又不影响现有IT管理的流程。
纺织行业的另一个特点是细分为多个子行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纺织产业链由原料到最终消费品，包括化纤、纺织、印染、针织、服装等行业。对于信息化建设，每一个行业特点不同，行业的需求差异性明显。如上游的化纤行业，面向纺织企业，客户相对固定，重点是管控一体化；产业链中端的印染行业着重提高纺织品面料的质量、档次和附加值，关注其清洁生产、绿色纺织品、环境保护；而下游的服装业则直接面向消费市场，产品种类越来越多，使用周期越来越短，市场变化越来越快，更重视运销网络。云服务要适应这些差别，行业化势在必行。将原本分散的行业资源聚集起来，再以服务的形式提供给相关企业，如实现行业内数据共享，行业化软件租用，提升业务价值，“行业云”就是一个很好的概念。
面向中小企业的云平台是重点
面向中小企业的公共服务平台一直是纺织行业信息化的重点，经过多年的建设在产业集群地区已初见成效。如浙江绍兴、湖州、海宁、诸暨，广东东莞、西樵、开平，福建石狮这样的服务平台，都起到了很好的辐射作用。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推进的“中国纺织产业网联盟建设”项目是纺织行业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的示范工程，得到国家发改委的支持。
在《纺织工业“十二五”科技进步纲要》中，将“纺织中小企业管理信息化服务平台”列为重点推广的技术。其主要内容是以典型产业集群地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按照企业业务分为若干类型，开发能够满足企业管理需求的管理信息化服务平台系统，并与网络服务商合作实现系统的部署和运行。推广服务的对象是产业集群的广大中小企业。
公共平台要进一步扩大服务的能力，往往受限于自身的资源。要满足企业日益增长的需求，必须获得新的技术和运营模式的支撑。云计算的兴起，相关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必将会提供新型的运营平台和更多、更灵活的资源。云计算将大量IT资源整合在一起，提供各种服务，实现服务的开放协作、社会资源的高度共享，从而解决信息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些平台的众多客户使得云计算有了更多的应用和内容。
行业化云服务是发展方向
满足不同细分行业的信息化需求一直是纺织信息化的难点问题。开发适合纺织行业应用、具有行业特点的各类软件成为许多行业“十二五”规划中需要攻关的关键技术，也是推进行业信息化的重要途径。如武汉纺织大学建立了联合实验室，搭建“纺织云”，整合多种纺织行业的信息资源，供纺织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共享。还将以微信和手机APP等多种形式，使“纺织云”落地。
近年来，软件服务模式SaaS在纺织行业开始出现，如杭州爱科公司面向服装企业的综合服务平台，开发了服装行业专业软件，启用的“在线超级排料服务”，同类软件要15万元左右，而会员网上使用只要一次十几元，充分发挥了SaaS的优越性。
随着SaaS软件客户的增长，网络存储和带宽等基础资源就会逐步成为发展的瓶颈，对软件服务提供商来说，自身计算机设备的性能要不断扩充升级，云计算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了新的选择。提供商如果基于云计算架构进行开发，就可以不在服务器和带宽等基础设施上耗费自己的资源，而更加专注于软件开发和应用，为大量的用户群提供更为稳定、快速、安全的应用和服务，从而达到最终用户、SaaS服务商、云计算平台三方的共赢。
加强各类服务机构的合作
要加快面向纺织行业的云计算服务平台建设，突破行业化软件服务的难题，在“十二五”形成覆盖面较大的行业云，就必须采取多种推进措施。其中，加强各类服务机构的合作值得关注。
目前纺织行业信息化服务市场上，活跃着许多面向特定行业的专业化服务提供商，通过对行业需求的了解和熟悉，与用户企业联系密切，提供信息服务、软件服务和行业解决方案，也具有应用云计算技术的基础和愿望。如福建睿能公司致力于针织横机的云服务平台建设，为具有相关设备的企业提供远程服务。另一方面，国内外云计算提供商在加紧技术开发和平台建设的同时，正在努力开拓市场。不仅将云计算架构用在自身的研发平台中，还进一步通过软件研发，将云计算与用户系统结合起来。如德国英特斯公司专门开发商品化纺织企业管理软件，也在其系统中新配备了云平台和移动终端应用。因此，专业化的服务机构与云计算提供商开展合作是明智的选择。双方不仅是市场宣传层面的伙伴关系，而是有实质内容的技术合作，切实发挥各自的特长，优势互补，开发出满足用户需求的行业化产品和服务。
关注云制造的发展趋势
纺织服装作为制造业行业，在深化云计算应用的同时，必然关注到云制造。云制造是一种面向服务的、高效低耗、基于知识的网络化新型制造模式，是在云计算提供服务基础上面向制造业的延伸和发展。它融合了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制造、高性能计算等技术，将各类制造资源和制造能力虚拟化、服务化，并进行统一的智能化管理和调度，实现一种高效的共享和协同，将革命性地提升制造业信息化水平，并逐步实现制造业服务化。
云制造与云计算的区别在于，其共享的资源除信息和计算资源外，还有制造资源和制造能力，包括机床、加工中心、计算设备、试验设备等硬制造资源，各种模型、数据、软件、知识等软制造资源，和制造过程中有关的论证、设计、生产、实验、管理、集成等制造能力，因而实施的难度比云计算大得多，应用的过程也复杂得多。
推进云计算应用
纺织行业云计算应用模式与石化、电力等行业有很大差异，要根据行业特点，从应用需求的角度出发，进行深入调研，制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
选择比较成熟的领域，以形成行业云目标，开展企业应用试点，并争取列入国家重点支持项目和示范工程项目，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摘要：通过对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培养方案演变过程进行梳理，结合公共管理类专业近几届毕业生就业渠道，总结出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体系设置所存在的问题。切实结合当下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用人单位对于公共管理类人才的实际需求的情况，密切联系学校治学特色，提出重构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培养体系的建议。
关键词：公共管理专业；课程培养；人才需求；特色
中图分类号：G4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52-0016-03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下文简称“我校”）本科生教学培养方案每四年调整一次，2015年迎硇乱宦纸萄Ъ苹调整，这次调整将在对社会人才需求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办学特点、优势，重新明确培养何种人才、向何处输送人才等问题，使我校培养的学生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知识技能，从而与其他学校的公共管理类人才相区别。因此，本文所做研究对我校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建设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参考意义。
一、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培养体系建设现状
我校公共管理学院学院兼备理、工、管、法四大学科，资源管理特色突出。公共管理类专业涵盖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3个本科专业，土地资源管理二级学科博士点，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公共管理（MPA）专业学位授予权。在2012年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组织开展的学科评估中，我校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18位，列为湖北省重点学科，并在《2014中国大学学科专业评价报告》中入选中国四星级学科专业。比较我校公共管理类专业近三次修订的培养方案后发现，学校尤其强调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一点体现在公共管理类专业不同类别课程学分比例趋势分析中的实践环节课程学分比例明显增长，尤其是相比较于2003版教学计划，实践环节学分要求增幅很大。与此同时，公共管理类学生通过在秭归基地、洪山区人民政府、黄冈实训基地进行教学实习、就业实习来提高实践能力。在趋势分析还发现，相比较于2003版培养方案，2007版、2011版培养方案的总学分要求有明显增加且趋于稳定，浮动不大。尽管实践环节学分增长较多，但纵观整个课程设置还是体现着重理论轻实践这一特点。在对我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培养方案资料的整理过程中，考虑到人才市场对毕业生的需求情况变化以及为了提升学生就业率，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在2010年中途提出将公共事业管理（城市社会管理）教学计划调整为公共事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教学计划并实施至今。通过2011―2014届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来看其培养效果，可以简单归纳，2011―2014届毕业生就业去向以企业为主，继续深造次之，最后才是公共管理部门――机关、事业单位、第三部门。
二、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培养体系建设困境
1.课程设置同质化现象严重。①与其他高校课程设置同质化。在综合对比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17所高校在内的公共管理类专业的课程内容后发现除了教学指导委员会规定的核心课程外，我校公共管理类专业设置的课程中与其他高校相同课程在整个专业课程体系中所占比重较大，课程相似度较高。例如，我校行政管理专业设置的《公共危机管理》课程在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十多所高校的教学方案中也能找到。同时，笔者横向对比了我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和华中科技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发现前者的学科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有19门课程是和后者相同或相似的，占总课程数量的50%以上；同样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专业课程与其他高校的课程设置趋同现象就更严重，我校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课程基本都涵盖在其他高校的教学方案中。②二级学科课程设置同质化。这一点尤其体现在2011版行政管理专业和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力资源管理方向）的培养方案上，通过比较发现这这两个专业在通识课和学科基础课上的课程设置是完全一致的，而在近15门主干课中，有12门是完全相同的，而对于专业选修课的设置则出现课程交叉，具体表现在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主干课《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成为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同时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成为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在二级学科的课程内容上也出现同质化。例如，行政管理专业的《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与《地方政府学》这两门课程所授知识点重合之处颇多，在课堂教学中学生听到的是不同教材中对于行政区划、地方自治的复述，是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对于此知识点的赘述。
2.专业特殊性不强。①办学特色体现不明显。通过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我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和其他高校的公共管理类专业是没有区别的。众所周知，我校是教育部直属的以地质、资源、环境、地学工程技术为主要特色的高校，但很难通过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培养目标以及课程设置去看到这一办学特色，尤其对于行政管理专业和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只能在教学方案上找到资源与环境管理（2个学分）和土地资源管理（2个学分）两门课程。这对于近200多个学分要求的课程设置来说是微乎其微的，这种现象无疑淡化甚至失去了区别于其他高校同类专业的特殊性。②毕业生就业竞争力不足。目前，大学生面临着激烈的就业竞争，就业压力持续增大。在第三方教育咨询机构麦可思研究院组织调查并撰写的《2014年大学生就业蓝皮书》中，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高的本科专业前50名中无法找到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存在，而在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低的本科专业前10名中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排名第7位。通过研究自2014年9月以来我校大学生就业中心主办的大型招聘会，发现招聘单位多为地矿核企业，但由于同质化现状，公共管理类专业输出的毕业生不具备在本专业领域的专长和优势，在就业市场和就业岗位上也未呈现出明显的不可替代性。这也就意味着降低了毕业生应有的竞争力，同时这一点在2015届毕业生选择的就业单位也可以看出来，鲜有通过大型招聘会顺利就业的。
3.毕业生就业渠道与培养目标有偏差。综合我校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培养方案来看，其培养的学生主要面向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其次才是企业。但是结合上面2011―2014届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发现实际上其毕业生主要单位流向还是企业，党政机关或者事业单位占比很小，这无疑说明毕业生就业渠道与培养目标存在很大偏差。随着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凡进必考，公共管理类毕业生选择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为就业目标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甚至可以说公共管理类专业毕业生没有丝毫的优势可言。通过近几年的公务员招考数据统计发现无论是可报考职位数还是招考人数，比例均有所下降，这无疑也会对“适应在公共管理部门单位从事实际管理工作”这一培养目标造成偏差。与此同时，根据《2014年度麦可思――大学生就业年度指标》发现本科毕业社会需求量大且受毕业生青睐的职业是更倾向于一些低技术含量且可替代性很强的工作，如人事、助理、文职等。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毕I生都感觉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比较困难。在每年超过20%多的升学毕业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学生选择跨专业求学，有的出于就业考虑，有的完全兴趣使然，有的考研保研接受专业调剂，更甚者纯粹为了升学而升学等。不管是出于哪种原因，都能反应出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培养环节出现问题，如专业知识不够扎实、学生职业教育不成功等。
三、重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培养体系
1.设定契合社会人才需求的培养目标。首先必须要确定的是，我校公共管理类毕业生仍然要坚持以政府、公共管理部门为主，只有守住这一培养目标，我校公共管理类各专业才能与相近专业，如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等区别开来。其次，根据我校的治学特色，建议将培养出口锁定在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中国现行各级各类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人员招录实行“凡进必考”和“凡晋必考”制度，在这种背景下，公共管理类各专业要着重研究对人才能力结构的需求。2003年人事部将公务员的通用能力分为9种：政治鉴别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公共服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学习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创新能力、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和心理调适能力。因此我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在整个专业的教学过程中要将之渗透在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与此同时，要善于利用学校优势学科资源，强化学生的国土资源理论知识能力。这一点在各省、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人才招聘要求上都是重中之重。能否与实践部门建立起良性互动直接关系着公共管理类专业是否能够寻到理论之源，也直接影响着专业学科能否得到长足发展。同时，从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定位及培养目标角度看，如果该类专业不能为其培养的学生提供一个经常、持续地进入公共管理部门观摩、实践的平台，那么这个专业的特殊性以及差异性将大打折扣。在接下来的教学实践里，可依托国土资源部法律中心、光谷发展研究院、土地工程实验室、公共经济研究所等平台建立公共管理案例教学中心、公务员考试与培训中心等实践教学平台，改变学校与政府及其他公共部门的“距离远”、教学活动中实践课程少、实习环节走过场等现状，把课堂理论教学与实习环节紧密联系，以促进学生对公共管理类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的提升。
2.根据办学条件及培养方向强化专业差异性。根据我校治学特色，首先要强化的是与国内其他高校同一专业的差异性。只有突出了专业特色才能使专业建设在众多院校中脱颖而出。学校必须以优势学科和行业资源为核心，构建相互依托、相互支撑的专业群和学科群。例如，将公共事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方向）调整为公共事业管理（资源环境管理方向），以此来拓宽学生在资源环境等行业的就业渠道，以学校优势学科资源助力公共管理类专业发展，强化专业差异性。其次笔者认为要强化的是我校行政管理专业和公共事业管理的差异性，在培养目标以及课程设设置上要严格区别开来，重视“专才”培养，以增强其培养的学生在各自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3.设置足够体现本校本专业特色、优势的专业课程。目前，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是将我校传统优势学科与资源管理相结合的成功实践。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以地矿资源等优势学科为支撑，融合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来进行课程设置。在研究国内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的课程设置时，笔者也能找出根据本校本专业的办学条件和人才培养方向来设置课程的实例。例如，中国矿业大学的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着重偏重于矿业工程技术类课程，这给我校行政管理专业和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以启发――可以增添类似资源与环境管理、环境政治学、国土资源概论等课程，拓宽学生在国土资源环境的知识面。而在上文，笔者对我校主办的大型招聘会进行了整理，可以看出来校招聘的地矿企业、资源类企业是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需求的，一旦公共管理类专业注重提高学生在这些领域知识面，将直接影响着毕业生作为该领域的后备管理人才的核心竞争力，这也可以避免毕业生多流向银行、快递等行业的尴尬局面。
4.教学环节更注重学生发展需求。公共管理类专业不能如愿按照培养目标向公共管理部门输送人才，大量的毕业生进入企业工作，这势必会对公共管理类未来学生的专业信心度造成影响，表现在对专业定位、就业前景以及职业潜力的疑虑与迷惘，从而对专业的兴趣度降低，进而导致转专业、辅修双学位人数递增。建议公共管理类专业要开设作为管理者和领导者必备的辩论和谈判类等训练语言表达的课程，要加强各类办公软件及办公设备使用、各类公文的写作等实际技能的培训，培养环节要鼓励学生间、师生间多发生思维碰撞，能够有更广阔的视野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而非局限于课堂教学讲授与图片演示，要重视教学环节要注重多元化的教学方式。
尽管我校在公共管理类专业的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取得了诸如入选中国四星级学科的可喜成绩，但笔者在对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过程中，还是发现了培养目标与培养结果不一致、就业预期与就业渠道不一致、人才需求与人才输出不一致等问题，这在新一轮培养方案修订之际是要重点关注并亟待解决的。本文结合我校的学科特色及优势资源，提出设定契合社会人才需求的培养目标等重构公共管理类课程培养体系的建议。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清楚认识到，这里还存在很多约束条件，比如一个专业的课程培养方案是庞大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要充分考虑到配套设施的建立、师资力量的匹配、实践部门的有效回应等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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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校友会大学研究团队.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
关键词：云计算；云计算产业；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F4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7-0066-04
引言
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给各国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其影响至今尚未消除。世界各发达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困境，积极致力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占领未来全球竞争的制高点。其中，云计算产业同智慧地球、物联网等概念一起迅速成为全球各界的关注焦点。云计算产业的发展能够节约用户数据中心建设费用、计算机软硬件购置费用，大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信息的高度共享，因而，云计算产业被视为信息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和革命性变革之一。
目前，中国的云计算产业发展正处于快速成长期，预计在2015年之后将进入成熟期，云计算模式将会被广大用户接受[1]，未来市场非常广阔。中国各级政府、电信基础运营商和云计算应用开发商纷纷向云计算产业进军，以便在新一轮技术发展浪潮中抓住战略机遇，占据国际产业分工制高点。基于此，本文在对云计算、云计算产业相关概念界定的基础上，进行了云计算价值链与服务模式介绍，归纳与总结中国云计算产业发展现状以及主要制约因素，并为中国云计算产业的发展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
一、云计算与云计算产业相关概念
（一）云计算的定义
尽管云计算概念进入人们的视野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少国际IT企业如IBM、Google、Amazon等也纷纷从各种角度诠释云计算。但云计算至今尚未出现确切的定义。
维基百科（Wikipedia）认为，云计算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计算新方式，通过互联网上的异构、自治的服务为个人和企业用户提供按需即取的计算。中国赛迪顾问认为，云计算是一种IT资源的交付和使用模式，通过网络以按需、易扩展的方式获得所需的资源（硬件、平台、软件及服务等），提供资源的网络被称为“云”。“云”中的资源在使用者眼中是随时可以获取、按需使用，随时可以扩展、按使用付费的。
综合上述观点本文认为云计算是一种信息技术资源的交付和使用模式，计算机软硬件与数据处理等功能可以作为一种商品在网络上进行流通，用户可以通过网络获得所需的相应资源；同时云计算也是一种新型的服务模式，云服务提供商将资源进行整合，为用户提供按需的服务形式。
（二）云计算产业
业界专家对云计算产业的概念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现有研究只是形成了对云计算产业的产生路径、基本特征和范围形成了一些基本看法。
关于云计算产业产生的路径，祝小云（2011）认为，云计算产业由传统的IT产业、通信产业、广电传媒和互联网产业相互融合产生[2]。云计算产业对传统产业技术和资源实现了整合，因而具有具有资源整合性和垄断行的特征。
笔者认为，云计算产业是传统的计算机产业与互联网产业相结合的产物，以云计算技术为基础，提供云服务，具有强大的汇集整合资源能力，为社会各个部门提供软硬件资源与信息处理能力的知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是信息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二、云计算产业价值链条与服务模式
（一）云计算产业的价值链
一般认为，云计算产业价值链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基本环节：运设施提供商、云平台提供商、云应用开发商、云服务运营商以及云系统集成商云计算产业价值链如图（见图1）。由此可以出云计算产业价值链涵盖了诸多传统IT产业，包括从芯片、服务器、PC、网络设备、存储等硬件设备，到平台软件、中间件、应用软件、信息安全厂商，到IT服务运营和外包服务商，再到电信运营商，最后面向政府、企业、个人用户。
（二）云计算产业服务模式
根据目前国内外云计算发展实践，云计算产业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服务模式，即IaaS模式、PaaS模式以及SaaS模式。其中：
1.IaaS（Infrastructure-as-a-Service：基础设施服务模式。该模式主要为用户提供基础性的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用户可以通过Internet获得相对完善的计算机基础设施服务，其典型代表产品是亚马逊的AWS（Elastic Compute Cloud）。
2.PaaS（P1atform-as-a-Service）：平台服务模式。该模式主要是指将软件研发的平台作为一种服务，以SaaS的模式提交给用户。软件开发者可以在这个基础架构之上建设新的应用，或者扩展已有的应用，同时却不必购买开发、质量控制或生产服务器。其典型代表产品有的、Google的App Engine和微软的Azure（微软云计算平台）。
3.SaaS（Software-as-a-Service）：软件服务模式。该模式面向用户提供简单的软件应用服务以及用户交互接口等，如同一种软件分布模式，是最成熟的云计算模式。其典型产品有、NetSuite、Google的Gmail和等。
三种云计算产业服务模式由低到高构成了一个完整体系，从不同层次上为用户提供资源服务（见图2）。
尽管PaaS、IaaS和SaaS模式提供的服务内容不尽相同，但是其核心经济目的是一致的：都是采用外包的方式，减轻企业负担，降低管理、维护服务器硬件、网络硬件、基础架构软件和/或应用软件的人力成本。从更高的层次上看，它们都试图去解决同一个商业问题——用尽可能少甚至是零的资本支出，获得功能、扩展能力、服务和商业价值。当某种云计算的模式获得了成功，这三者之间的界限就会进一步模糊，成功的SaaS或IaaS服务可以很容易地延伸到平台领域[3]。
三、中国云计算产业发展现状
（一）云计算产业市场规模增长迅速
中国云计算产业市场规模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计世资讯提供了一种包含搜索引擎与网络游戏的口径较宽的统计数据，认为2009 年云计算应用的市场规模已达403.5 亿元，比2008 年的315.2 亿元增长了28%。另外，根据赛迪顾问的统计结果，2009 年中国云计算市场规模为92.23 亿元，比2008 年增长26.85%。根据赛迪顾问2012年的《中国云计算产业发展白皮书》，初步估计2012年中国云计算产业市场规模为606.78亿元，相对于2009 年中国云计算市场规模92.23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87.4%。由此可可见，中国云计算产业正处于市场起飞期，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二）云计算服务模式相对单一
云计算服务分为硬件层的基础架构云（IaaS）、平台云（PasS）和软件应用云（SaaS）三个层次，从长期来看，在云计算的产值中应该呈现均衡发展的格局。但是，中国目前云计算产业服务模式比较单一，大多数的云计算服务主要以PasS和SaaS的形式提供给用户，在IaaS层则主要依赖于技术实力强劲的IBM、谷歌等国际公司。计世资讯的研究提供了云计算应用的细分市场结构，其中，以软件即服务（SaaS）为代表的云应用服务所占市场比例最大，是目前云计算服务的主要方式。2009 年，SaaS 在云计算服务中所占比例为87.8%，平台即服务（PaaS）所占比例为11.8%，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所占比例为0.4% [4]。这表明，中国云计算基础设施与基础服务领域非常薄弱，对国外企业的过度依赖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受制于人。
（三）云计算产业布局缺乏统一考虑
尽管云计算服务在中国尚未真正全面普及，但是国内地方政府对云计算产业表现出了高度的热情。各地纷纷建立云计算中心，投入相当高，动辄是几千万或者是上亿元；初步统计，中国正有超过20个城市将云计算作为重点发展产业，例如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很多省市都结合自身特色，推出了各自的云计算发展战略。这种一哄而上的云计算产业发展局面已经严重偏离了云计算的本质。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云计算中心吗？这些云计算中心真的能够高效地为我们提供服务吗？大多数的云计算中心建设项目不但未能对已经过剩的计算资源进行整合和高效利用，反而演化成为重复建设、重复投资，从而造成更大规模的IT资源浪费。
因此，必须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原则来发展云计算产业，需要从国家层面上统筹协调、统一考虑，参考各地实际需求来布局，避免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
（四）公有云难以“落地”
公有云是云计算服务的一种形式，在美国和世界很多地区已经大范围普及，对政府、企业和个人用户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然而公有云在中国一直难以“落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客户接受程度。根据埃森哲公司对100 多位IT 高级管理人员所做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已开始探索使用云计算，但在态度方面依然谨慎，目前更倾向于创建私有云，而不是使用公有云服务，只有不到20%的受访企业在使用公有云服务，构建和运行私有云平台的比例要更高，愿意把核心应用委托给云服务商的用户极少[4]。另一方面，则是发展环境不成熟。机房基础设施、网络环境以及政策管制等都是公有云发展的绊脚石，国际上成熟的云服务比如亚马逊AWS，微软Azure和Rackspace等移植到中国困难重重；国内土生土长的阿里云和盛大云等，不仅面临政策上的限制，也面临很多基础设施方面的问题。
四、制约中国云计算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一）安全问题
安全问题是影响云计算产业能否发展壮大的关键问题，也是云计算服务用户所关注的首要问题。云计算安全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客户层面的数据安全问题。这些问题表现为计算系统问题造成的数据丢失、黑客攻击隐私泄密，以及竞争对手通过非法手段窃取商业秘密等。另一方面是国家方面的数据安全问题。公有云计算环境下可能导致有关国家经济、军事、政府部门的敏感数据以及科研成果失窃，从而威胁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安全。云计算中的数据对于数据所有者以外的其他云计算用户是保密的，但是对于提供云计算的商业机构而言确实毫无秘密可言。面对这些潜在危险，商业机构和政府机构选择云计算服务、特别是国外机构提供的云计算服务时，考虑到安全问题不得不放弃云计算服务。
（二）标准问题
标准问题是云计算产业发展中的又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首先表现在国际统一标准的缺位。虽然目前云计算在国际上已成为标准化工作热点之一，但多个标准化组织互有交叉和重复，云计算标准还处于草案规划阶段，国际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云计算标准体系。另一方面表现为在国内云计算的标准工作刚刚启动，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国际相比较严重滞后，在标准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总体来说，云计算服务标准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产业的健康发展，只有通过一致的标准才能使得云计算的应用更加广泛。
（三）人才问题
中国云计算产业的发展中的人才问题突出表现为：一是软硬件人才在数量上供不应求；二是质量结构不合理，缺乏多层次、复合型、交叉型、国际化的综合人才。 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是人才培养模式问题。目前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使得大学生们缺乏创新的基本思维方式，创新型人才极度匮乏。其次是人才竞争问题。对于关键核心技术人才，国际大公司有较大的竞争优势和吸引力，优秀的毕业生首选外企工作，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云计算企业人才短缺困境。
（四）网络带宽问题
云计算是基于互联网络的应用，网络的是否流畅直接决定了云计算服务的质量。足够高的、可靠的、低成本的、容易获取的带宽资源，是云计算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和国际上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水平相比较中国互联网带宽差距较大，根据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中国宽带用户调查》报告，“网民使用的实际宽带下载速率，低于运营商提供的名义宽带速率，超半数用户上网平均速度达不到标定速度”，“使用4M宽带的用户中，平均速度在400KB/s以下的占91.2%；使用2M宽带平均速度在200KB/s以下的占83.5%；使用1M宽带在100KB/s以下的则占67.6%”。云计算环境下，数据交互大幅度增多，互联网流量呈几何式增长，会给本来就发展滞后的互联网进一步增加服务中断、网络延迟等问题，从而严重制约云计算产业的发展。
（五）资金问题
云计算产业属于高风险、高收益的高技术产业，传统的融资渠道难以满足云计算企业的资金需求，必须依靠风险资本的运作来推动云计算产业的发展。可事实上，中国目前扶持高技术企业技术转化的环境还不成熟。在美国，一项创新技术很容易获得风险投资顺利地实现商业化；但是在中国，同样的技术却难以获得风险投资。资金问题也将会严重制约中国云计算产业的发展。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在对云计算产业相关概念界定以及云计算产业价值链和服务模式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中国云计算产业的发展现状，认为中国云计算产业市场规模发展迅速，但是存在服务模式单一、布局相对缺乏统筹考虑、公有云客户发展滞后等问题，而安全问题、标准问题、人才问题、网络带宽问题以及资金问题是制约中国云计算产业的关键因素。
（二）对策建议
1.关于政府层面的对策建议。首先，政府要积极制定云计算产业发展政策，构建宽松的发展环境。例如制定相对宽松的政策和标准，细化云安全、云可靠性和市场准入机制。 其次，提高中国网络基础设施的质量，尤其要提高中国宽带网络的速度和可用性，做好最基本的云计算产业发展保障工作。再次，政策引导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推动中国云计算产业发展。例如重点扶持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以及云计算产业的相关项目；政府率先应用云服务，支持诸如“政务云”、“公共服务云”的建设，起到行业表率和带动作用。 最后，做好国际对接工作，构建宽松的云计算产业发展国际环境。例如，政府积极参与国际上云计算相关产业政策和标准的起草，确保中国具有与国际接轨的相关政策与标准；鼓励中国企业和国际领先企业交流、合作，吸取国际云计算应用和服务的成功经验，避免中国企业在发展道路上走弯路。
2.关于企业层面的对策建议。首先，云计算企业要致力于云计算理念普及，提高用户云计算接受程度。云计算企业可以借助于各种技术论坛、产业峰会、高峰对话等活动，向潜在客户展示先进技术理念，可靠、安全、高效的解决方案，不断扩大企业在中国云计算应用领域的影响力，培育潜在市场。其次，中国云计算产业要形成云计算产业战略联盟，壮大中国云计算产业实力。云计算产业企业可通过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形式，解决行业发展的共性问题，例如，为云计算产业发展提供策略、规划及政策建议，积极维护联盟的合法权益，引领行业自律发展等。最后，积极开展云计算国际合作与交流，吸收借鉴国外的优秀经验。中国云计算产业还在发展初期，成功的云计算应用案例还不多，经验与技术的等方面都不成熟。可以借鉴国外政府、交通、教育、物流、制造、流通等各个行业的云计算成功应用案例，为中国云计算产业的发展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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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卡耐基到洛克菲勒，从福特到凯洛格，从索罗斯到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如今全球范围内各种类型和级别的基金会在社区服务、社会福利、科学研究、医药卫生、教育以及有关可持续性发展等多个领域，发挥着最为积极的作用，影响几乎遍及全球每个角落。
如今的国人对基金会并不陌生，在救灾、扶贫、助教等领域经常能看到国内大型公募基金会和众多非公募基金会的身影。但与欧美国家里数量众多、发展多年、成熟完善的基金会相比，国内的基金会尚处于萌芽发展阶段。美国的基金会是全球实力最强、领域最广、影响最大的，“向贫困的根源开战”是美国以及全球公益事业的核心思想。在这种
观念的引导下，医疗和教育两大领域是基金会经常资助的对象。在国外，由基金会创办管理学校、医院是司空见惯，但在国内由于所有权、审批等体制问题的限制，这样的探索和尝试仍是困难重重，惠民基金会就是在这样一种探索中成长。
成立于2008 年12 月的北京市惠民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是经北京市民政局正式批准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公募基金会。自创立之日起，惠民基金会就致力于弥补国内医疗卫生领域内的短板。在成立近五年时间里，惠民基金会搭建了国内首个地区性医药联动宣教平台；历史上首次按照临床实际用药需求、将中成药按照西医病种分类，系统总结临床专家中成药用药经验编写了《中成药临床合理使用读本》，免费赠送给北京市5 万名注册医生和全国65 万农村卫生室；通过社会公益组织吸收社会资本的方式，创办了中国首家中医特色儿童专科医院，填补了国内的空白等等。
与国家背景、资金雄厚的公募基金会不同，源于民间的惠民基金会在社会组织参与医疗卫生事业领域进行着积极的探索，成为新医改全局中的一项有益尝试。
医药联动宣教平台：
让预防走在治疗之前
宣教平台采用医药生产、经营企业与北京医疗机构联动的形式，以北京市的18 个区县为单位，基本形成了以药品生产企业和临床合理用药的权威专家为主讲人，针对各级医疗机构在用药中的困惑和焦点、热点问题进行现场宣传讲解的活动模式。
2009 年中，在非典阴霾消散六年之后，一场甲型H1N1 流感再次席卷全球。美国、阿根廷、意大利、法国都先后成为重灾区，疫情迅速在全球蔓延开来。国内的数字也每天都在增加，到年末时内地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一万人，死亡四百余人。经历过非典疫灾的国人，多心有余悸，社会气氛一度极为紧张。
2009 年10 月卫生部印发了《甲型H1N1流感诊疗方案（2009 年第三版）》，方案中详细说明了甲型H1N1 流感病毒的病原学及流行病学特征，包括其对乙醇、碘伏、碘酊等常用消毒剂敏感；对热敏感，56℃条件下30分钟可灭病毒；主要通过飞沫经呼吸道传播，也可通过口腔、鼻腔、眼睛等处黏膜直接或间接接触传播等传播途径；以及中西医的用药指南。
然而文件下发后，多是在相关主管部门和医院等医疗机构内部传递，即使传递到药店、居委会，但由于内容比较专业，最终也没能在最需要相关知识的社会民众中间产生应有的效果。
这一点引起了惠民基金会理事长惠鲁生的注意。曾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的惠鲁生凭着多年在医药卫生领域内的工作经验，清楚的意识到从专业角度为民众解读这项文件的重要意义。于是，她带领着基金会的同事们紧锣密鼓的操办了起来。
“当时经过与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沟通，由北京18 个区县的卫生部门和药监部门各派一个代表作为平台的联络员，负责相关的协调衔接工作。平台本身是一个民间机构，办公室设在基金会。我们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于2010 年1 月在北京建立了全国首个由政府支持医药联动工作的宣传教育平台。”惠鲁生在采访中对《中国民商》记者回忆说。
平台正式成立后，基金会马上着手开展了首项工作，暨免费向北京市3000 余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负责人和全科医生、5400 多家零售药店店长和执业药师、近3000 家城区居委会负责人全面培训甲型H1N1 流感的防治知识。当时，惠民基金会邀请了卫生部甲型H1N1 流感临床专家组成员、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曹志新教授全面解读卫生部《甲型H1N1 流感诊疗方案（2009 年第三版）》；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甲型H1N1 流感临床专家组成员、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副院长刘清泉教授全面培训了甲型H1N1 流感诊断与防治中药的合理使用。
“平台刚成立就要进行对H1N1 甲流的培训，那时候我们是拿着名单一家家给医院、药店、居委会打电话联系，最后培训一共做了三场，我们租了北京剧院，能容纳一千人左右的大厅座无虚席，反响空前。”医药联动宣教平台项目主任李玲回忆道，“有个药店老板在培训之后对我说，他是凌晨三四点钟从房山出发，赶来参加培训的。虽然他经营药店很多年，但以前都不知道藿香正气是一种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药，听完培训的收获特别大。”
如果说惠民基金会自成立开始到2010 年的一年多时间里，还是抱着学习和摸索的态度，主要针对特定人群开展小范围项目的话，那么这次培训让惠鲁生和她的同仁们增强了信心，他们看清了基金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只要我们贴近医药卫生健康事业的大局、贴近市场和群众的需求，就会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欢迎。”
此后，宣教平台组织了母婴健康知识讲堂、合理使用中成药培训、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研讨等多项活动，采用医药生产、经营企业与北京医疗机构联动的形式，以北京市的18 个区县为单位，基本形成了以药品生产企业和临床合理用药的权威专家为主讲人，针对各级医疗机构在用药中的困惑和焦点、热点问题进行现场宣传讲解的活动模式。如今，对北京地区各级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社区居委会进行合理用药培训、咨询等服务已经成为基金会医药联动宣教平台的常态活动。
在他们看来，平台要实现提高科学合理用药水平、保障市民用药安全有效的最终目标，最好的方式就是定期面对向社会公众开展宣传教育和培训，按照中医治未病的理念，让预防走在治疗之前。
医药健康产业技术支持平台：
让企业、民众、政府信息共享
惠鲁生说，“我们技术平台的核心理念，就是由透明且信誉度较高的基金会搭建一个信息充分共享的平台。在这个平台里，政府、医院与药企之间没有利益链条，我们在阳光下将民众对医药的社会需求与企业的商业诉求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实现政府、企业和民众的多赢。”
惠民基金会建立的第二个平台是医药健康产业技术支持平台。
搭建这个平台的念头源于基金会与比利时一家药企的“偶遇”。当时这家企业看好中国市场，准备在中国投资，但因为药品从研发到获取批号需要巨额投入和较长的周期，而企业在决定某项研发前不知道应该向什么部门申请技术咨询，也没有途径全面了解中国的技术水平、市场需求和饱和度等关键信息，投资一直举步不前。
此后，惠鲁生与国内外的多家药企、医药专家和主管部门的相关人员进行了座谈和讨论，论证了建立技术支持平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2010 年末惠民基金会的医药健康产业技术支持平台应运而生。平台具有一般商业咨询机构难以超越的优势，通过广泛的社会资源，为政府和企业之间搭建起了常态的交流平台；惠民基金会整合专家资源及权威技术，为企业提供完善的技术和专业化服务；促成政府、企业以及公众共享准确性、权威性和实效性强的信息。
企业的积极性与政府的主导作用有机融合，政府医药卫生健康事业的全局性需求、医药健康产品的生产经营、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市场需求以及公众基本公共卫生与健康需求在这里找到结合点，共享资源、共襄义举、共谋长远、共赢未来。
为了将这个极为专业的平台工作解释得比较通俗易懂，惠鲁生以平台正在研究推广的基因芯片检测技术项目为例子，给记者介绍起来。
作为唯一可以实现早查早治的癌症，宫颈癌的预防和治疗近年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现在国内一家企业自主研发出了基因芯片检测技术， 在“2009 中国检验医学年度评选”活动中，荣获“十大先进试剂”称号。该技术能够大幅提高检测率，帮助患者发现主要的致病原因，为患者治疗提供最准确的依据。
“我们应该发挥医药联动平台的作用，先让平台上的专家论证这个技术的临床效果，一旦证实药物或者技术的先进性和有效性，就要通过平台将其宣传出去，让更多的医疗机构知道这个信息，关注这种技术。如果有更多的医院采用这种技术为百姓服务，我们能更早、更准确的治疗癌症，这将是利民的大好事、大实事，也正是我们这个平台成立的初衷和目标。”惠鲁生对《中国民商》的记者说。
惠鲁生说，“技术平台的核心理念，就是由透明且信誉度较高的基金会搭建一个信息共享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政府、医院与药企之间没有利益链条，我们在阳光下将民众对医药的社会需求与企业的商业诉求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实现政府、企业和民众的多赢。”
医药卫生书刊平台：
培养 “健康守门人”
基金会组织全国著名临床医学和药学专家编著《中成药临床合理使用读本》一书，免费发放给北京市5 万名注册医生后，又向全国65 万个农村卫生室赠书。对于书刊项目平台，惠鲁生有太多的想法，比如为在世的每位国宝级的老中医著书立说，将其一生的经验和独家药方传承下去，最后做成系列专著等等。每个想法都来源于她对医疗卫生领域内问题从不间断的思考，以及对公众健康的无限关注。
医疗是一个涉及医生、医院、药企等多个主体的综合领域，医与药之间的交流沟通、协同治理不够充分。
曾担任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的惠鲁生，因代表药监局参加国务院医改小组工作，常与卫生部、各大医院、医生专家座谈，因此对医药两家都颇为熟悉。多年的工作和调研接触，让惠鲁生警醒的认识到了“西医用中成药是个大问题，甚至还是个‘没人管’的领域。”因此，在惠民基金会的工作中，她特别关注用药方面的问题，每次医药联动宣教平台邀请专家培训或者讲座前，她都与专家、医生一起进行交流和讨论。经多方意见和调查数据的汇总，证实了惠鲁生多年来的担忧。
2012 年国内中成药产量近300 万吨，现有上市中成药品种9000 余种，常用的也有1000 多种，这给临床医师合理使用中成药造成很大的难度。特别是在临床使用中，75%的中成药是由西医医生开出的，西医对中成药的相关知识零散、不系统。存在辩证不足、剂量不分、用法用量不当等情况。有人曾对北京市18 家三级以上综合医院与部分中医医院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西医开具中成药处方不合格率高达43.7%。
面对这样令人震惊和担忧的现实，惠民基金会的第三个平台――书刊项目平台应运而生。基金会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领衔的全国著名临床医学和药学专家，根据中医理论，按照西医病种分类，总结近二十年来临床用药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几经修改补充，编写出了涵盖155 个病种、涉及680余种中成药，总计62 万字的《中成药临床合理使用读本》一书。
2011 年6 月，在免费发放给北京市5 万名注册医生后，基金会又决定向全国65 万个农村卫生室进行赠书活动。同时，基金会的医药联动宣教平台也启动了对北京市各区县卫生局主管局长、医政科长、科教科长，二、三级医院主管院长、医务处长等500人的培训。
最近，书刊项目平台正在进行这本书的修订版撰写工作，在向医生采集修改意见时，很多西医注册医师都认为读本内容简练，查阅方便，他们一般就放在案头或者随身携带，对西医临床医师合理使用中成药，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还有很多华人团体想出资，借修订的机会将其翻译成英文，赠送给海外的华人。
对于书刊项目平台，惠鲁生有太多的想法，比如说为在世的每位国宝级的老中医著书立说、将其一生的经验和独家药方传承下去，最后做成系列专著等等。每个想法都来源于她对医疗卫生领域内问题从不间断的思考，以及对公众健康的无限关注。
已经66 岁的惠鲁生精力充沛，让年轻人都自愧不如。似乎永远充满活力与动力的她坚持走在一线，与基金会的同事们一道将《中成药临床合理使用读本》一书送到边远地区的卫生院中。在走访多个大山沟里的乡村后，惠鲁生萌发了一个新想法，要给这些缺医少药的乡村培养一个“健康守门人”。
“我们到的一些乡村是在大山里，一共可能有300 多户，政府能为此派个医生去吗？不太可能。而且即便是医生去了也留不下、提高不了、生存不下去。我受父辈的影响，做事就从实际出发，准备募集一批资金、开展一个项目。在大山深处、交通不便的村落里，由本地村民自己投票选举一名具有初中以上学历、德行兼备的孩子，由基金会将其送到专业学校培训三年，使其掌握一些基本的实用医学技术，会使用基本药物治疗一些常见的病痛。待其学成后，就作为本地的卫生员回到家乡，既能留得住也能造福乡里。培训之后，每年基金会还会进行考评，对成绩优异的，基金会要进行表彰，可以给他提供更多业务培训的机会；给其所在的卫生所赠送相关机器设备；甚至可以为他培训副手，培养接班人，壮大农村医疗服务人员的队伍。这叫离土不离乡。”惠鲁生向记者条条款款的分析了这个还在构想中的项目，在记者看来，已经是万事俱备、只待实施了。
惠泽四海为民生
在惠鲁生看来，目前医改最重要的问题，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遵守市场的规则，打造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运用优惠政策的引导，让社会资本真正能够进入医疗行业并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实现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国家要把有限的资金主要用在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上。
惠民基金会旗下有两家实体医院，一个是由基金会参与重组的炎黄中医医院，另外一个就是突破现有医疗体制，通过社会公益组织――惠民基金会来吸收社会资本，创办的中国首家中医特色儿童专科医院――北京惠民中医儿童医院。
谈到创办惠民中医儿童医院的初衷，一直乐观善谈的惠鲁生在采访中第一次流露出了痛心的神色。
“我去过很多基层卫生室，看到输液室里满是打点滴的孩子。只是感冒或者咳嗽，完全可以用中医手法或者中药来治疗，大量抗生素可能会损坏孩子弱小身体内的器官和系统，是不可取的。儿科在综合医院得不到足够重视，中医儿科更是如此。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我替孩子和家长们痛心。”惠鲁生对记者说，惠民中医儿童医院就是要整合全国最优秀的中医儿科专家资源，围绕中医儿科特色病种，打造专剂、专科、专病、专药，把濒临失传的中医儿科非药物治疗整合、汇总、传承。
“这也是解决传承的大问题，中医是我国的国粹，名老中医的行医经验是中医药学中的宝贵财富。现在国内名老中医多数年事已高，他们的宝贵经验亟需抢救保留。我们要以民间的基金会和医院为依托，挖掘和保护
这些名老中医名方、秘方、验案以及非药物治疗手法的知识产权，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将一身本领都倾囊传授，让中医的精华得以传承下去。”
尽管在国际上以第三方社会公益组织来举办医院的做法已经很通行，但在中国还并不普遍。因此，惠民基金会以其为主导来吸收社会资本，将基金会与企业组织创造性的结合起来，举办医疗机构可以称得上是一项突破体制的尝试。
虽然由于体制问题，惠民中医儿童医院还没有得到医保定点医院的资质，没有政策的支持，医院只能租用商用房，按照商业用水、用电的标准缴纳相关费用，但其从未停止探索创新运行机制的努力。目前儿童医院已经与国际上多家知名商业保险机构建立了合作，为患者提供医疗诊疗的差异化服务，参加保险的患者就诊时不用付现金，其医疗费用由保险公司直接支付。
“很多人对青年发展基金会的了解很少，但其发起的‘希望工程’已经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一个好的项目，从某种角度上可以代表这个基金会的品牌。”惠鲁生说。因此，基金会致力于将惠民中医儿童医院打造成为一个国内首屈一指的中医儿科诊疗平台。这也符合其自始确立的定位标准，即坚持为政府医药卫生健康事业的全局性需求服务；为医药、健康产品的生产、经营企业及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市场需求服务；为公众基本公共卫生与健康需求服务。
从主政到亲自参与、从主管到被管，惠鲁生对中国的医疗体制现状和未来改革的方向，思考良多。“现在中国医疗市场就是两个大问题，一是总量不足，二是资源配置不合理。总量不足的一大原因就是政府财政无力大包大揽，但是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的政策执行仍有差距。资源配置不合理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医疗资源向大医院集中，向中心城市集中，主要表现为现在医疗改革最困难的部分――公立医院的改革。所以，目前医改最重要的问题，就应该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遵守市场的规则，打造一个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国家要把有限的资金主要用在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上。同时，运用优惠政策的引导，让社会资本真正能够进入医疗行业并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实现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
伴随我国区域发展的不断推进，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正在得到更多重视。本文以近五年的文献综述为基础，分别从国外研究发展、国内研究进展及趋势、国内典型实例研究三方面，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现实背景、核心概念、基本观点、理论进展、具体问题等进行梳理归纳，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的未来研究予以展望。
关键词：
区域发展；区域公共管理；文献
1引言
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各类跨行政边界的公共事务与公共问题持续涌现，对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行政管理造成挑战。在此背景下，区域公共管理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应运而生，迅速引起了一批学者的关注与探索。总体看，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源于欧美，目前已形成比较成熟的研究理论及方法，能够运用于欧美有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典型如欧盟各国的一体化发展研究等。相比之下，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在我国产生和兴起的时间还不长，尚未形成较为规范的理论框架及研究方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区域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1]。在此过程中，虽然区域发展政策不断调整、有所平衡，但各种各样的区域公共管理问题仍然大量存在，体现出我国区域发展及其管理存在着差异化、复杂化特征。在我国当前的区域发展格局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增长极[2]。但即使在这些经济一体化发展程度较高的代表性区域中，区域公共管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制约着区域整体的发展。因此，梳理国外特别是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进展，进而明确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存在问题和未来走向，显得十分重要。
2国外研究发展
20世纪后半期，欧美国家率先开启了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总体而言，“欧美学者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和多角度研究视角”[3]。其研究主要集中于：
2.1区域经济学研究
欧美学者关于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起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如何发挥区域政府或其他区域组织在调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上的重要作用引起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区域发展理论随之兴起”[4]。随后胡佛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美国学者赫希曼指出，“区域中的核心区域在发展中会通过滴漏效应带动周边区域发展。而周边区域的资源流入核心区又拉大了周边区域与核心区的差距”，这一理论为“核心-边缘理论”[5]。针对发展中国家区域发展失衡问题，刘易斯对“城乡两种经济结构中政府的职能和作用进行了分析”[6]。
2.2政府间关系研究
综合已有研究[4-6]，西方学者对政府间关系更为复杂的联邦制国家结构研究相对较多。保罗増多麦尔曾研究了政府间横向与纵向的关系问题。蒋永甫等研究者提到，“在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大背景下，国家的政府间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地方治理运动凸显出来。这是因为，民族国家的权力有相对缩小的趋势在多层治理结构中，地方组织的功能和作用被大大强化，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更具有回应型。”[4]。
2.3政府间竞争研究
政府间关系研究的理论起点是:在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的情况下，政府间的竞争关系是难以避免的[4]。结合现有研究，政府间竞争理论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4-6]。并且，政府间竞争存在多个层面，通常以中央政府竞争和政府主体间竞争为主。D.诺思的核心思想是国家间经济绩效竞争，实质也是制度层面的竞争。因此，政府的作用集中体现在提供有效率的组织经济活动的制度安排和激励机制上[6]。柯武刚和史漫飞认为国家开放政府就会相互竞争。而哈耶克、蒂鲍特等人探讨了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蒂鲍特提出“用脚投票”理论。布雷顿对联邦制国家的政府间竞争做了分析，明确提出“竞争性政府”的概念[5]。
2.4地区竞争力和区域创新研究
在地区竞争力研究方面，M.波特发展了如“国家竞争优势”，“地区的竞争力”等经典理论。在“问题区域”和区域创新研究中，帕特南、摩根等对其进行了探讨。学者们认为：地区政府公关制度绩效的差异，与地方的社会资本存量息息相关[4]。帕特南的研究，开创了区域发展中的“宏观社会资本”研究途径。摩根探讨了“学习型区域”问题，认为区域的竞争与发展要看其制度学习、制度模仿和制度创新的潜质和能力[6]。
3国内研究进展及趋势
3.1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研究
国内学者对“区域公共管理”概念尚未形成系统的解读。国内现有研究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区域公共管理”概念中“区域”内涵的研究分析；二是梳理区域公共管理概念与其他相关概念间的关系。
3.1.1区域公共管理概念中“区域”的含义
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建立在“区域”概念的基础上，陈瑞莲等将“区域”定义为“基于地理或经济边界的同质性区域，可超出行政区划的限制，包含多个行政区域或层级”[7]。蒋永甫等在《区域公共管理导论》中提到，“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区域更多是由人类经济和政治活动扩展而成的。”梁帅认为“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区域基于行政区划又不被行政区划限制”[8]。与以经济区域作为重点的研究不同，雷颖剑认为，“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区域既可以是社会区域和行政区域，也可是自然区域和经济区域，这些不同类型的区域都有公共管理问题”[9]。总体而言，研究者们对区域公共管理概念中“区域”含义的理解较为统一。首先，“区域”的概念建立在行政区划概念的基础上，并且也以地理区域或政治区域的划分为依据；其次，强调一种超越行政区划的综合性概念，且突出了经济区域的重要作用。
3.1.2区域研究相关概念梳理
区域研究主要涵盖三个核心概念：“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治理”。研究者们通常将区域公共管理的概念置于整个区域研究的过程中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探讨三个概念间的关系。区域问题的研究以“区域行政”概念为基础，张紧跟与陈瑞莲将其定义为，“区域行政指一定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促进区域发展而相互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更优的公共服务”[10]。相比较而言，陈瑞莲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以区域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区域公共管理部门，为解决特定区域内的公共问题，实现区域公共利益而对区域公共事务进行现代治理的社会活动”[6]。刘仁春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在‘复杂性社会’生态环境下，区域内多元主体通过多中心混合治理模式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为实现区域公共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治理制度安排”[11]。伴随区域公共管理的发展，“区域治理”概念也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杨心怡认为“多元化、多中心、网络化、协商与谈判等思想是各种治理定义的共同特征”[12]。陈瑞莲认为“区域治理指政府、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公民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为实现最大化区域公共利益通过谈判协商等方式对区域公共事务进行集体行动的过程”[13]。对比相关概念，“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的区别体现在管理主体的单一性与多样性。“区域行政”强调以政府作为单一主体而“区域公共管理”所涵盖的行动主体内容更多元化,“区域治理”则强调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三者之间是一个逐步递进演化的过程。
3.2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成果
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以政府间关系研究、区域行政问题探讨、区域创新研究以及实证研究四个研究视角为基础，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措施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3.2.1政府间关系研究
有关政府间关系的研究，大部分研究者对政府间合作关系的建立及协调进行了深入探讨。陈瑞莲提到，“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政府的合作已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重要发展态势”[14]。张紧跟也认为，“协调政府之间的关系,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协调地区间的平衡发展,是我国行政管理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也是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15]。林森认为，“对地方政府合作的探讨有助于落实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消除地区之间的差距，缓和资源浪费矛盾，但在地方政府合作过程中却又存在着很多问题亟待解决”[16]。同时，部分研究者也以政府间不良竞争为研究视角探讨政府间协作问题。刘轶男认为，“地方政府只是被动的接受中央政府的行政安排而联系较少，因此合作领域受到一定的限制，相邻地方政府间会出现恶性竞争，损害双方利益”[17]。
3.2.2区域行政问题研究
陈瑞莲曾探讨我国区域行政问题，她认为“区域行政研究有助于推动中国政府管理实践的现代化”[10]。但目前国内区域行政发展研究较为有限，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正如张紧跟等所说，“中国区域行政的研究成果还不多，一方面因为人们没能对区域行政概念进行科学的界定；另一方面因为在行政学研究中，以政府为研究对象被简单的引申为以国家/行政区划为思考问题的基点，较少能够超脱于国家之上考虑管理问题”[7]。
3.2.3区域创新研究
区域创新研究在区域公共管理领域中已受到较多关注。谢宝剑针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及未来创新方向进行了总结研究[18]。陈瑞莲以泛珠三角为例，多方位探讨了区域政府的合作与创新[14]。近年来，也有研究者对制度创新进行了探讨。范永娜认为，“新型的治理形态，要求政府打破行政区划的枷锁，建立健全行政区行政的制度与机制，在坚持可持续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呼声中奠定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基础并构建出其政策框架”[19]。商曼认为我国区域公共管理中推进制度创新的有效途径一是管理观念的创新，二是区域公共管理政策的保障，三是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发展[20]。赵秋兰等则提出，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创新路径主要有四：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加强和完善有关法制建设、促进区域政府间的团结合作以及改进政府绩效评价体系[21]。从国内现有区域创新研究发展现状看，相关研究者一方面对区域创新研究的宏观发展进行了梳理总结，另一方面也以具体事例作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了区域创新的内容。针对区域创新实现路径的研究，也为区域机制创新提出了更多样化的路径选择。
3.2.4实证研究
虽然国内有关区域公共管理实证研究已开展数年，但取得的研究成果较为有限。虽然近年实证研究数量呈持续快速上升趋势，但就研究内容而言，各实证研究间关联度较低，未形成一个完备的研究框架。同时，相关研究所涉具体实例多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以及珠三角为等典型区域内。
3.3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发展路向
由于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研究尚未成熟且起步较晚，研究者们就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未来的研究及发展方向进行了总结与构想。
3.3.1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在我国复杂的地域与人口条件背景下，国内各区域间发展差距较大。为更好地实现区域间共同发展。陈瑞莲认为，“今后的研究可以从地方发展权、发展行政学、制度分析、政府战略管理等多个视角展开”[5]。
3.3.2区域公共政策研究
对区域公共政策的研究能够更好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扫除贸易壁垒进而获得收益。谢宝剑认为我国区域政策的不足在于：难以有效解决区域差距过大的问题，现代区域政策框架仍在探索阶段，区域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协调机制不完善以及区域政策工具过于“简单化”[18]。
3.3.3城乡协调发展研究
城乡协调发展是我国重点的区域研究问题。陈瑞莲在其研究中强调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是城市与乡村两种不同经济行政区域之间存在着短期难以弥合的制度缺失，进而需要两种功能区域之间进行制度协调、制度创新、制度重构问题”[5]。
3.3.4区域政府间竞争研究
依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国研究者对于区域政府间合作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但其中很少有研究者关注区域政府间竞争的问题研究。作为一种易引发区域性冲突与矛盾的公共行为，此研究问题应当引起更多研究者们的重视。
3.3.5区域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
区域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与上述区域政府间竞争研究均属区域政府间关系问题的研究，但两者在研究角度和关系的对比方向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研究者们的重点由区域政府间纵向关系的对比转变为横向的合作研究也成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必然趋势。
3.3.6区域发展与行政区划变革研究
行政区划是对行政区域的重新整合，不仅改变各区域在地理行政区划上的分配，同样也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蒋永甫等认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如何突破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行政区划变革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4]。
3.3.7“问题区域”的公共治理研究
“所谓问题区域，就是患有一种或多种区域病的区域”[5]。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导致诸多问题区域开始出现。虽然近几年国内区域公共管理问题的实证研究有所突破，但研究者更多关注发展较快较好的典型区域，而对问题区域的研究较为有限。
3.3.8流域公共治理研究
流域公共治理因所涉地理区位较大而情况各异，所产生的环境问题更是显得尤为突出。例如近几年很多研究内容均涉及到流域公共治理问题，如长三角，珠三角等。总体而言，国内流域治理的相关研究在内容上研究领域较为分散且不系统，相关研究仍有待补充完善。
4国内典型实例研究
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关于区域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基础研究，二是对相关区域管理实例的分析与探讨。据现有研究，研究者将国外区域发展实例作为参考，对我国研究提供了经验借鉴（如对欧盟区域协调发展的经验研究[3；25-26]），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国内区域实例研究，以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的区域发展为典型代表。然而，我国的实例研究仍系统性不强。在近几年我国典型区域发展研究中，研究者们所研究的问题较为复杂多样，研究角度较为分散，使得研究问题难以对区域发展中的问题进行有效的分析。以我国典型区域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区域一体化发展问题为例，在近五年的核心文献中，研究者们对区域问题的研究角度整体上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1）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京津冀一体化轨道交通协调发展研究和展望[27]、基于京津冀一体化的河北铁路信息化建设研究[28]、高速铁路对长江三角洲空间联系格局演化的影响[29]等，均以基础设施为区域发展研究的切入点。（2）生态环境治理。例如生态文明建设京津冀一体化的关键研究[30]，国家治理视野下的大气污染区域联动防治体系研究以京津冀为例研究[31]等。（3）产业发展研究。在典型区域的产业发展研究中，包括物流金融业发展研究、投资环境发展研究、旅游业的发展研究等。例如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河北休闲观光农业旅游的开发[32]、有关长江三角洲区域政策变迁与跨国公司布局演变的问题研究[33]。（4）其他问题研究。例如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区域高端人才集聚的实证研究以天津市为例[34]，京津冀一体化视阈下北京市中职专业结构的调整研究[35]等文献以人才培养与教育作为研究重点进行研究。除此以外，医疗卫生、文化发展等区域问题也引起了部分研究者的关注。针对近几年国内典型区域发展的研究现状，各研究者所研究的角度差异明显，具体研究内容过于零散与细化，不宜对区域公共管理的整体发展进行把握，因此所反映出的问题也不成体系。总体而言，我国关于典型区域管理问题的研究正受到更多研究者的重视。但梳理近五年针对我国三个典型区域发展研究的核心文献后不难看出，我国区域公共管理实例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充实提升。
5展望
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基础理论及其发展趋势，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型区域个案。理论研究上，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未对“区域公共管理”概念做出系统解读；区域研究相关概念缺少明晰的梳理，部分研究者应用这些概念时，没有做出区别与界定；研究视角不够开阔。对此，应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理论等进行清晰界定与阐释，同时积极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从中选择适于我国发展实情的内容加以拓展，进而推动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进一步发展。实践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研究内容较为分散，对于具体区域问题的研究不系统且有偏向性，多数学者都以典型区域为实例进行研究探讨，很少有学者关注问题区域研究或如何以典型区域为参考来带动其他区域的发展问题。以国外相关研究为参照，国内现有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无论在理论还是应用层面，都处于起步阶段，且研究者数量整体偏少，尚未形成一个研究共同体。为推动区域公共管理研究走向成熟，还有待更多研究者进行不懈探索。
作者：陆瑶 寇晓东 单位：西北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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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本缺乏政策关照或者政策关照在现实中并不能被执行的中小企业来说，经济危机之中，政府的指导作用显得十分重要。这种政府力量既包括国家政策层面的支持，也包括当地政府的有实质内容的措施。对于原本经常被称作“夕阳产业”的纺织业，国家已经出台纺织产业振兴规划，重新强调其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地位。而企业能够得其惠处，仍与当地政府的作为密切相关。在洪合，毫无疑问，政府的积极作为是显而易见的。
洪合的镇政府在当今社会看来有些陈旧局促，但是对毛衫行业的发展却有着明确的思路和并不小气的支持力度。在记者的采访中，政府的主动作为受到一致好评。
“创建基地、服务支撑、联合抱团、创新发展”――被当地政府总结为“洪合模式”。说实话，这种模式光凭概念解释并不能算是独特，比这说法新颖的“模式”还多得是。检验一种模式的还是实际成果。洪合能在金融危机中能够以逆势飘扬姿态发展，一是证明这种模式的可行性，二是说明模式的执行得力。
这一模式的平台是嘉兴毛衫业科技创业园。两年前投入使用的嘉兴毛衫业科技创业园使洪合毛衫产业散兵游勇的状态得到根本转变。据镇长陈兴荣介绍，定位于为中小企业营造生产、经营条件并提供全程服务的科创园，使包括伊尚美、欧雅伦等在内的115家中小企业形成毛衫企业群，实现了产业集群升级。而与毛衫企业分散用地相比，整个园区节约土地1000多亩。
这一创业园所提供的不只是标准化厂房等硬件，还包括产品研发、人才培训、融资担保等公共服务，可以说企业在此可以实现一站式创业及拓业。
联合报团则充分凝聚了政府、商会、企业的力量，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出击。
在7月份北京举行的洪合中小企业突围解困恳谈会上，政府相关部门人士及专家对此模式予以了肯定。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顾强认为，现代企业不是单个企业的竞争，是一群企业的竞争，是产业链的竞争，是区域经济的竞争。洪合模式切合了中小企业需求，形成了良好的运行机制。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陈树津说，洪合模式培育企业，促进发展，在科创园内实现了从个体户一小型企业一规模企业的发展道路，富裕了农民，培育了一批老板，增加了税收，扩大了就业，带动了新农村和小城镇建设，呈现出和谐发展的良好成效。他建议推广洪合的经验做法。
关键词二：孵化基地
嘉兴毛衫业科技创业园的另一名称是企业孵化器。从其运行至今的作用来看，孵化一词极为形象的概括了其作用。
数年前的洪合毛衫企业，大部分为家庭作坊和小经营户，大企业、大品牌少。受资金、技术、市场、土地等因素影响，这些企业大多为散兵作战，加之缺乏创业基地，其健康成长受到抑制，更未能形成聚集效应。这也是洪合这个毛衫业发源地一度沦为三流生产基地的重大原因。
和一些集群的公共服务平台的政府色彩过于浓重不同，嘉兴毛衫业科技创业园的投资和运营主体是浙江华新实业有限公司。在总投资3.5亿元、占地225亩的一期园区中，两年中已经已成功孵化115家毛衫小企业，承担了多项国家、省、市、行业科技攻关项目。2008年被浙江省乡镇企业局、浙江省中小企业局确认为“浙江省首批小企业创业示范基地”，成为浙江省小企业创业基地的样板，成为浙江省实施“创新强省，创业富民”战略的典型。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到2009年6月，已入住企业的从业人员8200多人，这些企业2008年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36202万元，利税总额1267万元。
据创业园负责人、华新实业总经理沈建华介绍，这些小企业在入驻园区以前都是个体户，甚至有的只是家庭作坊，基本上靠家庭成员为主开展羊毛衫生产加工，在自家人手不够用的时候临时雇佣几名工人，没有办法提供长期固定的工作岗位，对于高学历的外贸人才、专业打样制版、跟单方面的人才基本上没有需求，而且大学生也根本不愿意到这样的小作坊参加工作。
入驻园区后，由于规模的扩大，订单的增加，业务开拓到国际市场之后，要求提高了，层次提高了，因此产生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从高端的外贸业务员、报关单证员、打样制版师、企业中层管理人员、车间主任、跟单员、仓管员等岗位，到基层的电脑横机操作工、缝盘工、检片工、包装工、手缝工等岗位呈现出大量的需求，2008年、2009年科创园多次组织企业与嘉兴学院、嘉兴职业技术学院进行对接，招聘了一批大学生到园区就业；而外来打工人员更是需求巨大，创业园内170套民工公寓，已根本无法满足住宿需求，需要在二期建设中增加民工公寓数量。
目前115家毛衫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很好，孵化成功率100％。园区的嘉兴市友邦服饰有限公司、嘉兴市欧雅伦诗服饰有限公司、冬之花服饰有限公司、紫衣盟服饰有限公司、秋怡服饰有限公司等企业产值均明显增加，2008年产值均超过1000万元，比原来的经营规模增长了数倍至10倍以上。
园区人驻企业冬之花服饰有限公司，以前一直做个体经营，缺乏资金搞研发和更新设备，缺乏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很难得到外商信任，更难以拿到大订单，即使当时有外贸大单子也会“吃”不下，进入园区前的4年里，年产值总是在300万元到400万元之间徘徊。能生产500多种款式帽子的冬之花，今年出货值已突破1000万元，同比将增长30％以上。
嘉兴伊尚美服饰有限公司是进入科创平台的第一批企业之一，原来只能作一些较低档次产品，规模小，是一家年产值不足100万元的个体经营户，经过科创平台培育，现在已发展成为规模企业，已有员工300多人，年产值已达5000万元。
一期的成功还不是全部，因为一期的成功，二期的推出变得尤为迫切。
对于洪合庞大的“待培育”企业群来说，仅仅115家的孵化成功还远远满足不了要求。而第一期孵化起来的企业正在迅速扩大发展之中，原有园区已经不能满足这一需要。按二期规划，总占地面积360多亩，投资5亿元，再培育150家企业，形成总占地面积达500多亩，企业达200多家的毛衫生产基地。
受宏观调控影响，这一项目还在等待批示之中。陈树津指出，洪合下一步发展的重要内容就是加快规划发展创业园二期工程，壮大规模，打造中国毛衫出口制造基地，他希望各级政府，特别是浙江省政府给予大力支持。
关键词三：抱团拓市
因以外销为主而在国内显得沉寂多年的洪合毛衫，因“抱团出击”名声大震。这一行动所打造的区域品牌效果可能远远超过几十年发展自然积聚的知名度。
去年底，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给洪合毛衫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此，一个应对金融危机的新举措在洪合毛衫业内逆势而出――抱团拓展市场。洪合镇政府、商会、企业在国家商务部、浙江省商务厅等各级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共同组织企业“集中参展、统一特装”，抱团参加104、105届广交会。政府向企业传递相关信息并帮助企业落实展位，
在扶持企业参展的政策上给予一定的倾斜。
在参展期间，由商会牵头，对展位进行统一设计、统一制作、统一布展，在特装展位醒目位置标出了“中国毛衫名镇――洪合镇”区域品牌，它突破了广交会传统上只能标出单个企业名称的规定，形式让人耳目一新，较好地展示毛衫名镇块状经济的整体形象和风采，特别是通过宣传“名镇”特色产业广泛吸引客商。以商会名义，统一印制参展宣传手册。手册详细介绍洪合毛衫产业发展的历程，所具备的独特优势。由商会协调，指导企业根据广交会的特点，选择特色产品参加展览，保证参展样品的多样性，尽量避免样品重复。
记者在伊尚美公司最新的广告宣传册的扉页上简单的印着几个字：源自毛衫名镇洪合。这一做法在广交会宣传资料中是一种统一手法，公司品牌之前都冠以“洪合”二字。伴着优势企业的市场拓展，洪合的知名度随之远播。
广交会试水揭开了“洪合毛衫”抱团出击拓市场的序幕。今年初，洪合镇政府审时度势，抱团出击再进一步，要求商会、协会依托资源优势，让“洪合毛衫”区域品牌，跨越大洋，到市场第一线。
欧美以及俄罗斯是洪合主要贸易区，但是今非昔比，如今这些市场以惊人的速度恶化着。去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和今年的俄罗斯清华商事件，给洪合造成了沉重打击。今年上半年，洪合毛衫商会组织会员企业在巩固欧美传统出口市场的基础上，由各会长牵头负责开拓新兴国际市场，直接到国外开设窗口。目前南非市场、南美市场、中东市场分别由商会安排专人负责开拓，洪合毛衫小企业则根据和生产制造能力、产品特点，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外贸毛衫源源不断拓展全球各大市场。
洪合企业的外贸生意极度依赖外贸公司，而且经常出现打板制样后依然得不到订单的窝火事，在贸易关系中处于极端劣势地位。之所以去广交会，带着最原始的愿望找客户。
这一愿望得到了实现。仅105届广交会，洪合镇抱团参展的15家企业，三天时间接待客商600多位，签下实单和采购意向1053万美元，比104届广交会增长48.6％。据秋维特公司姚明良介绍，他的公司在广交会期间之间增加的客户就有6个，为公司带来几百万件订单。
广交会的甜头吸引更多企业参与进来，摊位由104届的8个摊位，增加到105届的20个摊位，而下一届的参展企业达到30家。
广交会试水揭开了“洪合毛衫”抱团出击拓市场的序幕。今年初，洪合镇政府审时度势，抱团出击再进一步，要求商会、协会依托资源优势，让“洪合毛衫”区域品牌，跨越大洋，到市场第一线。
欧美以及俄罗斯是洪合主要贸易区，但是今非昔比，如今这些市场以惊人的速度恶化着。去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和今年的俄罗斯清华商事件，给洪合造成了沉重打击。今年上半年，洪合毛衫商会组织会员企业在巩固欧美传统出口市场的基础上，由各会长牵头负责开拓新兴国际市场，直接到国外开设窗口。目前南非市场、南美市场、中东市场分别由商会安排专人负责开拓，洪合毛衫小企业则根据和生产制造能力、产品特点，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外贸毛衫源源不断拓展全球各大市场。
关键词四：微笑曲线两端
宏暮电脑的董事长施振荣1992年提出“微笑曲线”概念，此后这一概念为各种产业、企业发展所追捧。研发和营销占据曲线两端，附加值高，中间的制造环节附加值最低。对于中国这个制造大国来说，如何脱身制造，转型到“微笑曲线”两端成为大命题。洪合也在这一大命题下寻找未来之路。
在整个中国毛衫业，设计研发力量明显不足，而毛衫产业对于时尚创意的依赖却越来越重，研发成为各个毛衫集群重视的要点。各种毛衫研发中心、流行趋势基地等类似的机构在各个集群遍地开花。如7月8日，在珠海就成立的中国时尚毛衫研发基地正式投入使用。而大朗也在今年被授牌为“中国毛衫流行趋势基地”。
和很多集群的产业创新平台一样，在嘉兴毛衫业科技创业园已经设立毛衫业科技研发中心，该中心与浙江理工大学联合投资成立嘉兴华新毛衫业科技创新公司，建有纺织实验室，依托浙江理工大学纺织材料学院研究力量重点开展新型毛衫面料、毛衫后整理等技术研究。创新平台通过产学研结合方式承接研究项目。
在接下来继续抱团参展的广交会上，洪合将推出毛衫时尚秀。但是时尚创意必须前沿、权威才能获得市场瞩目，沈建华坦承洪合毛衫的时尚创意力量还并不强大，必须往专业化、权威性发展，为此也将有一系列动作。
时下的营销也不只是简单的将货卖出去就是赢家，而更注重品牌营销。“抱团拓市”不仅让洪合企业找到客户，而且打响洪合区域品牌，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的营销。但是洪合毛衫本身的品牌还不多，大力培育自创品牌将是发展的要义之一。
可见，要抢占微笑曲线的两端是洪合发展必须要面对
1998年创业的姚明良如今是洪合羊毛衫商会会长，秋维特也是洪合的骨干企业。但是这些并不能阻止金融危机的侵害。
“受金融危机冲击影响很大，尤其到今年1～2月份，我们公司的订单量下降了50％以上，这种滋味太难受了”，姚明良说。当时正值春节之后，一年之计都到了必须做出安排的时候。虽然去年下半年生意已经受到明显影响，但当时还有等待观望的机会，到了年底还可以提前给工人放假，“大不了明年再来”。可是春节结束，生意竟是这般景象，姚明良慌了神。静下心来一想，这种欧美订单的迅速减少其实是去年金融危机的滞后反应，客户根据去年的销售状况在拖延下单时间，一旦市场信心有所恢复，订单量肯定会回升。想到这里，姚明良的郁闷才有所缓解。但是光靠等待，那种心慌不是姚明良所能忍受的，必须主动出击，必须找到活干。
“企业要生存、发展，最根本的是要有业务做，只有有活干，企业才能维持下去，一旦生产停顿，后果不堪设想，东山再起很难”，姚明良说。
为了有活干，姚明良在市场的拓展上下足功夫，公司原有的欧美市场老客户继续保持沟通，再就是快速的增加新客户；外贸市场的危机此次暴露无遗，内销市场也必须打开……作为商会会长姚明良，在考虑解决自身企业问题的同时，也考虑着在风尖浪口的洪合毛衫企业的整体突围。“抱团出击”应运而生。
洪合的毛衫业发轫于上世纪70年代，但是2006年才成立了毛衫商会。毛衫商会的成立对散、小、乱的洪合毛衫企业群体起到了重要的正面影响。如果说商会成立后对于避免恶性竞争、行为自律方面的工作属于不显山不露水，那么“抱团出击”则是用具体的行动和切实的效果让企业们看到了团结的力量。“抱团参展”企业在广交会的参展过程中，感受到了企业管理、产品结构调整、产业升级、议价报价能力等方面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在议价过程中，“抱团参展”可避免恶性竞价压价，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毛衫企业在参加104届广交会后，明显感到自身缺少外贸实务知识，多数业务员不会和外商直接交流，更谈不上对外洽谈报价外商的电话不敢接，外商的电子邮件不知怎么回。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参会的部分企业去年11月份以来从人才市场招来50名大学生，结合嘉兴学院、嘉兴职业技术学校的专业培训，目前都已经正式上岗；对其他管理人员通过职业技术学校进行了外汇管理知识、出口退税管理、外贸财会知识等方面培训，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管理人员自身素质。
作为抱团参展的组织者之一，姚明良也从中受益颇多。在广交会期间，姚明良的企业增加了6个国外较大客户，实现了订单量30％的增加。这种增加适时部门弥补了订单空缺，缓解了企业遭受的危机。104届广交会上洽谈，年初真正下单，第一单就有30多万件，值得一提的是光南非的订单就有十多万件。这让姚明良十分惊喜，企业一直以欧美为主要出口地区，今后将在稳定欧美市场的基础上重点大力拓展南非市场。
“这种抱团拓市的好处一是对企业有信心支持作用，二是真的帮企业找到了客户，另外就是加大了集群宣传力度，吸引客户上门来，最重要的是实现了对企业的实际客户支持”，姚明良说。
关键词 农民专业合作社 影响因素 国内外综述
中图分类号：F276.2 文献标识码：A
农民专业合作社近年在我国取得的快速的发展，但是在我国近9亿农民的基数下，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所涵盖的农民人口还是十分的有限的，而且目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还是主要集中分布在我国中东部的一些农业发达地区，在那些相对落后的地区，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还十分落后。因此，研究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因素，对完善中东部农业发达地区和促进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西方国家的合作社是以罗奇代尔先锋社成立为标志，至今以170余年。经过漫长的发展，农业领域的合作社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已经相当的成熟和完善，因此，对西方国家农业合作社的研究对我国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1 国外相关研究回顾
国内外普遍认为，正式对农业合作社的经济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1942年Emelianoff出版了专著《合作经济理论》，他认为农业合作社是农场的延伸，是独立的农场主的不完全联合。1945年Enke发表了《消费合作与经济效率》，他的理论认为合作社与企业一样，归投资者所有，主要由经理人员进行决策。
国外学者在研究影响合作社发展的因素时，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采用Nash-Harsanyi方法的Zusman和Rausser，建立了一个均衡组织模型，阐述了群体选择和群体行为对组织效率的影响，从而也说明合作社如何被群体行为所影响。而Bourgeon和Chambers运用博弈理论，说明在成员差异很大且信息不对称的模型下，不同的定价表示如何影响合作社的效率的。
Harris在对合作社的发展道路进行研究时认为，合作社走垂直一体化的道路还受到如情感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Hakelius认为在一些小型的群体中，合作社能够获得人们的信任，主要是因为那里的人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与此同时，影响合作社内部正常运行和较少内部交易费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们之间的非正式关系。作为新古典主义的代表，Royer和Bhuyan利用新古典分析，分析了一个投资者导向性企业和合作社在市场营销链上如何合作。同时，他们认为市场力量是合作社与其他经济组织进行纵向一体化合作社重要推动力。
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在对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因素进行研究时，国内学者基本上都是从农户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分别进行研究的。
2.1 国内相关研究回顾
2.1.1 农户内部因素分析
我国学者卢向虎，姜太碧，张冬平认为农户自身的差异性对于农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同时农户家庭之间的差异性对于其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也有十分显著的影响。
上世纪50年代我国的化运动给人留下深刻的记忆，因此那些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提到“合作社”这三个字时总是特别的敏感，造成了人们对任何“合作社”都有一种排斥性。农民并不了解现在的合作社与以前的合作社的区别是什么，农民毫无积极性去参加到现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这种情况在那些相对偏远落后的地区尤其明显。
对于农民年龄对农民加入合作社的影响，国内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通常的看法认为，农民的年龄和其学历呈反向变动的趋势，农户的年龄越年轻，他的学历就有可能越高，其对新生事物和新信息的接受和理解也就越快，其对合作社的支持率也就越高，反之其合作意愿也就越低。但是韩杨认为，农户的劳动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地降低，这就从另一个侧面激发了农户参加合作社的意愿，因此户主年龄与合作社支持率呈“U”型分布。
在韩杨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总人口数多和有成员出去打工的家庭，其接收外界信息也就越广，从而对其决策的影响也就越大。但是，姜太碧和朱文在对农户家庭总劳动人口数进行研究时得出的结论却恰恰相反。他们在调查中发现，如果一个家庭的青壮年劳动力足够这个家庭使用，不需要其他外部劳动力的帮助，那么这个家庭对于参加合作社就不会表现出多大的热情。而黄祖辉认为，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际产生和发展中，农民的亲缘关系是其获得各种信息、资源和做出决定的重要途径和参考，这种亲缘关系的影响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初期的生产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这种亲缘关系绝不是任人唯亲和家族垄断，它所依据的是一种亲缘、忠诚和能力相结合的原则。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生产和出售产品时，能把零散的农户和农产品整合起来，在生产时可以尽可能的降低农户的成本，而在销售时则可以帮助农户获得尽可能高的销售价格。因而对于那些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收入的农户，他们对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十分地积极。同时，为了使农业收入最大化，这些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家庭，会主动与为农服务组织发生联系。
2.1.2 外部环境因素分析
“小农经济”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这种分散式的小规模经营方式十分容易受到政策因素的影响。在一些政府支持不力的地区，政府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地位和作用尚不够明确，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没有很好建立起来，一些政府利用其行政权力，强行对合作社进行领导和干预，甚至直接控制着合作社的运营，这使得农民专业合作社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成为政府的附庸。而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没有做到很好地引导和扶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合作社出现融资难的问题，由于农业产业自然特性明显、生产周期长、缺乏抵押物、资产专用型强、金融需求小、贷款风险高等原因，资本市场中的金融机构不愿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融资，资金的匮乏也严重地影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自我国2007年颁布并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至今已经有6年了，在这6年中，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取得了蓬勃的发展，但同时，在实践中《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一些不足也逐渐暴漏出来。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这些不足可以归纳为：对合作社成员资格限制过多、对合作社的最低资本金没有限制、没有对合作社联社做出规定、没有关于合作社社区服务方面的规定、没有规定合作社成员对于其份额的处分等。
种植作物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地农民加入合作社的意愿，而且这个因素是很难改变的。我国学者卢向虎认为，家庭的主导农产品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户对加入合作社的态度，一般来说，技术含量较高、生产性投入较大的农作物，大都是商品作物，其市场化和商品化的程度相对较高，这种农作物的生产和销售对于农户来说很难单独完成，农户需要合作社的支持和帮助，因而就愿意参加到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来。而苑鹏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是以农产品自身的特征和产业特性为前提的，他认为，那些能够在某一个地区组织广泛种植、加工和销售的合作经济组织，其背后必然是有相应的产业基础作为支撑的。张仁寿等则提出那些具有鲜明特色和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其在市场上就具有很好的竞争优势，农户希望加入合作社来获得更丰厚的利益，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就容易形成和发展。同时，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波动幅度对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意愿也有很大影响。一般来说，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的幅度与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意愿呈正比，即价格波动越大，农户越希望加入合作社来尽可能地规避这个风险。
基金项目：武汉理工大学自主创新研究基金项目（1368 1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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