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28 00:15:2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会计学士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会计教育；法国；中国
在满足社会的最佳需求前提下，如何发展会计教育学，对于每一个会计教育者都是一个基本问题。这正是必须会计教育系统自身发展和研究其他系统作为参考的原因。
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会计教育就有文献研究。通过跨太平洋学术交流，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充分了解的美国会计教育系统以及利用它作为教育参考资料。与此同时，欧洲大陆对远东地区的了解很少。
然而，有部分中国研究者观察到欧洲大陆与中国会计教育的相似性，通过充分了解欧洲大陆会计教育，为中国会计改革提供参考依据。文献[1]研究了欧洲国家，如法国、德国的会计教育。
本文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特点，总结中法两国就会计教育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一、法国的会计教育
法国会计教育可追溯到十七世纪。1673年颁布的法规条文中规定了记账的商业活动。此规定要求成立记账专业和会计教育。1675年，此条纹的纂写者Jacques Savary提出管理的概念和复式记账法。又过了十年，Bertrand-Fran?ois Barrême 开设了一个商业学校，他亲自教记账学。
到了二十世纪60年代，公共和私有的技术教育结构和商业学校均提供会计培训[2]。但在当时会计被认为是辅助技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1970年，巴黎多菲纳大学开设第一个管理学硕士课程，象征着会计学进入法国大学教育中。1974年，法国格勒诺布尔商学院开设第一个会计和金融学硕士课程，使得法国各个大学教育向注册会计师文聘培养发展。1990年，巴黎多菲纳大学开设了会计学的高级研究文聘课程――《会计-决策-控制》。在这个时期，法国的会计学博士学历越来越多。
在法国，整个注册会计师教学课程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DPECF，DECF，DESCF和DEC。DPECF包括五个课程，有：法学引论，经济学，计算技术（数学和计算机），会计学和沟通技巧。DECF阶段有七个课程，包括：公司法和财务法，法律关系，组织与管理，财务管理，数学与计算机，高级会计学和管理控制学。通常需要学习两年，该阶段的通过率很低。DESCF阶段，学生需要通过四个国家考试，包括：法律和会计学综合考试，经济学与会计学综合考试，口试和实习工作报告答辩。。在进入三年会计事务所实习后，经过会计审计笔试和专业技术论文写作（DEC）后获得注册会计师文聘。
新的教学方法在法国会计教育广泛使用，比如：案例研究，管理仿真等。另外实习在会计课程当中占有主导地位。在大学教育课程当中，第一学期期末有六周的实习，在实习中学生被要求记录企业三个月的交易记录。其次，会计专业人士也会参与到教学当中，大概占课程比例的30%-40%。这些会计专业人士专门从事税收，审计和高级会计。
二、中法会计教育的对比
中法两国的会计教育在历史演变存在相同点。
直至二十世纪70年代，中国的会计教育发展十分缓慢和受限，实际发展是始于80年代。1986年，高等教育机构设立了会计教育文聘，培养了超过15000个学生。自90年代开始，随经济开发的不断深入，中国会计教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800多个专业中，会计类专业是最多的。1997，超过1000个教育结构开设了会计学，会计类专业学生占大学生总数的10%。
而法国的会计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作为经济学的辅助技术。直至二十世纪70年代大学才开设会计相关课程。到80年代开始研究生课程，会计教育才得到真正的重视和完整的教育。
中法两国的会计教育均在二十世纪80年代后才得到充分的发展，且两国也是在80年代后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进一步促进会计教育的改革。
法国会计教育属于通才教育，在大学期间，只是通用的会计培训，在研究生期间，有专门的培训课程，比如财务会计，审计或者管理控制。这一点与中国的会计教育也是相同的。
中法两国的会计教育在教育课程、教学方法上存在较大差异。
在中国，短期高等教育文聘是2到3年，1800学时，25门基本课和3门选修课；学士需要4年，2800学时，30门基本课和20门选修课，还包括毕业论文；硕士需要3年，1400学士以及毕业论文；博士需要3年，550学时和毕业论文。
直到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的会计高等教育还沿用俄罗斯模式，大概分为四类课程：基础会计；专业性会计；财务管理；经济活动分析。为适应新的经济发展情况，新的教学理念被提出，包括五大类课程：会计学原理，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和审计。
以上提到的教学方法，如：案例研究，管理仿真等广泛在法国会计教育中被应用。但在中国，教学方法基本是被动教学，老师通过书本传授每一个教学内容。学生少有课堂讨论，考核形式仅为中期和期末考试。案例研究也比较少。
另一个使中国学生被动学习的原因是文化问题。传统的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不是对等的。作为一名好学生，他必须遵守纪律，并接受教师的指导。相反，法国教育有个人主义和鼓励学生有自己的观点和批评现有的思维。
三、结论
本文基于会计教育及其特点，比较中法两国会计教育的异同，得到中法两国在过去三十年的的教育历史演变和教育阶段具有相似性，与此同时，两国在教育课程和教学方法上存在不同，中国的会计教育存在被动教学，实习没有得到重视。通过比较中法两国的会计教育异同，学习法国的会计教育优点，对探索中国会计教育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经验。
参考文献：
[1] Henry， M. L’enseignement de la comptabilité ： nouveaux métiers， nouveaux dipl?mes， Enseignements et Recherches en Gestion： Evolution et Perspectives[M]， Toulouse：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s Sciences Sociales de Toulouse.， （1996） ， 361-387.
[2] Colasse， B. Les voies de la recherche en comptabilité financière’， Enseignements et Recherches en Gestion： Evolution et Perspectives[M]， Toulouse：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s Sciences Sociales de Toulouse. ， （1996） 297-307.
[3] Yu， Y. L. Research on university accounting education system[J]， Modern Accounting ， （1995）， No. 6/1995， 40-42.
[4] Yan， D. W. & H. C. Wang ‘Accounting education towards twenty-one century[J]， Hebei Accounting （1998） ， No. 4/1998， 43-44.
[关键词]电大；学士学位；获取率
[中图分类号]G7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6-0197-03
近年来，随着开放教育的深入发展与学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教学手段与教学形式不断更新，目前电大开放教育已经实现了学分制，允许学生在所修专业的专业范围内自主选课，可以将学习年限延长至八年。在总结性评估之后，电大的开放教育从试点转入常规，保证可持续发展在电大系统引起广泛共识，北京市电大提出了把工作落实到实处，关注“四生”、提升“五率”，即：关注新生、提升课程注册率；关注老生，提升毕业率；关注专科生，提升专科毕业生续读本科率；关注本科生，提升“网考”课程通过率和学位获取率。随着本科学生对获取学士学位愿望的不断强化，学位获取率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学生对于学历之外更高追求，同时也是衡量电大教学质量的一个标准。
1电大朝阳分校本科学生学士学位获取现状
11近五年来总体趋势
电大朝阳分校自1999年承办开放教育至今历经14年，自2002年起本科各专业毕业学生数累计达到2200余人。已经开设的13个本科专业中有12个专业已有毕业生，自2004年中央电大与各高校合作授予学士学位至今，这12个专业获取学士学位的总人数超过400人。近五年来开放教育稳定发展、各专业人数相对稳定，申请学位人数相对保持稳定，统计数据显示，在2008年秋季到2013年春季的10个毕业季中，各季获取学士学位人数大致占到了该季本科毕业生人数的30%左右（见表1），我校学士学位获取率一直位列全市前列。
13各专业发展趋势差别大
将近五年各毕业季各专业学士学位获取率（见表3）绘成折线图（见下图）对比其发展趋势可见，一些规模相对稳定的成熟专业有其特有的发展趋势。如：会计学专业，呈现出近三个毕业季上升的趋势，并且稳定保持在30%左右；小学教育专业，随着招生的暂停，以后将不会有新的学位申请情况出现；工商管理、行政管理专业近几个毕业季出现了下滑趋势。
2影响我校本科学生学士学位获取率的因素
在日常受理学位申请相关事宜的工作中，经常可以与本科学生、班主任老师密切接触，能够听到来自学生本人在追求学士学位过程中的各种疑问与困惑。将这些学生反映的困难汇总，结合学位申请、审批、授予的全过程，可以大致归纳出以下几个影响学士学位获取率的主要因素：
21各专业学位合作院校对学位授予的要求差别很大
由于中央电大并没有单独授予学士学位的资格，自2004年起在各专业的建设中逐渐与相关合作高校签订协议，由各高校学术委员会对本科学生进行审核，为符合条件的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这就形成了十多个本科专业几乎都由不同的合作高校授予学位，在对学生硬件条件的要求上（见表4），达不到统一的标准。如我校已有学生获取学位的12个本科专业中，有 9个专业合作高校要求提交毕业论文由学术委员会再次进行审核；而其余3个专业只要论文由各省级电大认定达到标准即可。有8个专业只要求在学所有课程的平均成绩达标即可，而有4个专业除此之外，还对学位课程成绩有单独要求。在外语方面，有些专业则要求参加由高校专门举办的加试。
各合作高校对学位申请的条件达不到统一，客观上造成了学生申请学士学位时有难有易，自然会对获取率有所影响。
22学生所从事行业对学位要求不同
在与学生日常的交谈中可以发现，学生从事行业的差别性和单位在职称、晋级方面对于学位的要求，使得学生自入学起，对学位追求与否就有了预期设想。如护理学专业，学生多数为医院一线护士，只对学历的提升有所要求，一般不要求获取学位，因此虽然该专业毕业生人数很多，但有意愿申请学位的人数极少。又如工商管理、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半数以上为企事业单位的中坚力量，用人单位在晋级方面将学位的获取作为一个考核标准，因此这两个专业学位获取率保持稳定。再如社会工作、法学专业必须在本科毕业的同时获取学士学位，才能享受到国家相关学费支持，因此申请学位的学生数一直高居不下。
23各级省校与合作高校对学位论文的评判标准不统一
省校答辩小组在对各专业学生学位论文进行答辩审核时，经常由于评判标准过于宽松，使得一些本不符合学位申请条件的学生勉强通过答辩。而在后期学士学位的报送、审批过程中，经由合作高校学术委员会审核该论文不符合要求，使得学生本人失去了再次申请学士学位的资格，并且在精力与财力上遭受损失。因此，学校应该在论文初审、答辩阶段投入精力悉心指导并力争掌握评判标准与合作高校看齐。
24学校方面鼓励措施
众所周知申请学位要比只申请毕业付出更多的努力，学生不但要从入学伊始就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每门课程考核力求高分，还要参加诸如学位课程、学位外语等专业教学计划之外的考试，因此在学生追求学位的道路上，学校方面的不断鼓励就显得尤为重要。专业责任教师、授课教师和班主任在课堂内外的循序善诱，能够持续增强学生获取学位的决心。通过邀请已经获取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回校与在读生进行诚心的恳谈、近距离的交流，或学校在各类荣誉的评选时优先考虑这些学生，也会大大提升学生的信心并为之不懈努力。
纵观电大朝阳分校五年来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获取的状况，虽然整居全市前茅，但多数专业仍有可以进步的空间，这需要学校和学生双方面共同付出努力。随着开放教育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和对学生德育教育的逐步强化，我们会为广大学生营造出一个开放、自主、终身学习的良好氛围，着力于激发师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力争使每一名毕业生真正成为为社会所需所用的人才。
参考文献：
彭韶兵，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兼任中国会计学会理事、中国会计学会教育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教育培训委员会委员、财政部企业内控标准委员会咨询专家、中国金融会计学会常务理事。
彭韶兵教授1984年毕业于湖南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工业会计专业本科，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会计学方向硕士研究生，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6年师从我国著名财务学家郭复初教授，攻读财务方向博士研究生，2001年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2001年晋升为教授。
彭韶兵教授1987年起任教于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长期奋斗在财务与会计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的第一线。他的教学层次包括本科、硕士研究生、MPAcc、MBA、博士研究生。他主编、参编《管理会计》、《财务管理》等教材9项，担任教育部“十一五”规划《财务管理》教材主编，其编著的《会计学》教材获教育部2002年优秀教材二等奖。
彭韶兵教授潜心研究，治学严谨，有扎实的会计理论基础，突出的财务研究方向，丰厚的科学研究成果。他长期致力于会计理论与会计准则、资本市场与公司财务领域的科学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资本市场财务与会计、国有资产管理与财务、财务与会计基本理论。彭韶兵教授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4部，主持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课题9项，并分获省部级、学会等优秀科研成果奖20余项。
他编著的《财务风险机理与控制分析》是国内第一本研究风险机理、财务风险控制理论与方法体系的专著，系统研究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财务风险形成、分类、度量和控制等一系列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彭韶兵教授提出了财务风险管理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体系，包括风险和风险价值概念、风险管理假设、风险与报酬均衡方式、风险度量模式、风险控制思想等基本构成要素，在财务风险基础性理论和风险度量的应用性理论上有突破和创新，填补了财务风险管理基础理论研究的空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彭韶兵教授将产生财务风险的“不确定性”划分为主观不确定性和客观不确定性，指出财务风险主要源于主观不确定性，不仅符合财务风险与财务决策的必然联系，而且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行财务风险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提出经营者进行财务风险管理所创造价值的大小取决于个别主观不确定性程度低于社会平均主观不确定性程度高低，这不仅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创造性应用，而且为知识创造价值提供了定量分析依据；从马克思资本运动总公式出发，提出了财务风险可按资本运动阶段分类和资本运动环节存在形态分类的观点，为财务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在财务风险度量方面，提出了用后悔值指标作为财务风险评估指标，以风险调整价值作为风险评价指标，用风险匹配系数作为风险控制指标的新思路，对财务风险计量与控制理论有重要发展，对财务风险管理实践有重要应用价值；提出期权理财的财务风险控制思想，归纳出“保留权利、分离义务”的财务风险控制基本原则，总结出“等值理财恒等式”，这对财务风险控制的实际操作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彭韶兵教授于2002年担任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2004年起担任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作为学院院长和学科带头人，他全力投身于学院的学科建设、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带领全院师生提升学科水平，实现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强能力的人才培养目标。在他任职期间，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取得了会计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全国首批会计专业硕士（MPAcc）培养资格、全国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优秀、全国CPA专业评估优秀等教学成果。其中，“财务管理”本科专业和“会计学”本科专业分别批准为“四川省高等学校本科人才培养建设基地”。近年来他着手抓高校专业教育建设质量，持续推进学院的教学改革，积极投身于国家级教学质量工程建设。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先后获得了《财务管理》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财务管理》国家级教学团队、《财务管理》国家级特色专业等4项国家级奖励和国家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
杰罗尔德·L·齐默尔曼（Jerold L. Zimmerman，1945-，）是一位国际会计领域里著名的学者，《会计与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的创始编辑之一。现为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威廉·西蒙工商管理研究生院（William E. Simon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University of Rochester）的会计学教授和工商管理罗纳德·L·比特纳（Ronald L. Bittner）荣誉教授，其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是财务学和管理会计学。瓦茨和齐默尔曼教授的研究开创了目的在于寻找各种会计程序成本与收益的实证会计理论的发展。在1986年，由瓦茨和齐默尔曼教授将实证会计研究的相关成果总结形成《实证会计理论》（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一书，使得“实证会计研究”研究范式得以迅速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会计研究的主要范式。
一、个人生平简介
齐默尔曼本科就读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邦德尔分校（Univer-
sity of Colorado，Boulder），于1969年获得金融专业学士，后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于1974年获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
取得博士学位后，齐默尔曼开始在罗切斯特大学威廉·西蒙工商管理研究生院（William E. Simon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University of Rochester）任教，其职业生涯非常顺利：1974年～1980年，任助理教授；1980年～1985年，任副教授；1985年～1987年，任教授；1985年～1988年，任工商管理研究生院副院长，在出任工商管理研究生院副院长四年中，通过有关的管理工作，更加深了齐默尔曼博士对于复杂组织管理的理解。他还担任西蒙工商管理研究生院多个委员会的成员：1997年～1999年，任项目执行委员会主席；1999年～2001年，任新技能委员会委员；2004年～2005年，任MBA项目规划委员会主席；2003年～2004年，任院董事会主席。2004年～2005年，他曾任罗切斯特大学校董事会成员。此外，齐默尔曼还于1996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1998年出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2000年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客座教授。
二、理论与实务主要贡献
在罗切斯特大学任教期间，齐默尔曼担负着会计、财务及经济学多个领域课程的讲授工作，在其讲授的会计课程中，不仅涉及非营利组织的有关会计内容，而且还涉及中级会计、会计理论及最新的管理会计方面的知识。他所主讲的课程主要有《会计学概要》（Essentials of Accounting）、《决策与控制会计》（Accounting for Decision and Control）、《会计的实证理论》（Positive Theories of Accounting）、《实证会计研究》（Empirical Research in Accounting）和《非盈利组织会计》（Accounting for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等会计类课程， 《公司理财》（Corporate Finance）和《公司理财案例》（Cases in Corporate Finance）等财务管理类课程和《控制与组织理论》（Organization Theory and Control）、《计算机经济学》（Economics of Computers）等课程。
齐默尔曼教授还出任多种社会兼职工作：1978年至今，他一直是国际顶尖会计学术杂志《会计与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Accou-
nting & Economics）的创刊联合编辑之一；1994年至今，他也一直是《印度金融》（Finance India）编委；1997年～1999年，曾任《管理会计研究杂志》（Journal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的编委；2000年至今，他是多伦多著名的有线公共事务频道（Cable Public Affairs Channel，简称CPAC）董事会的成员，并任审计委员会主席；2006年至今，他也是国际电工委员会（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简称IEC）董事会成员。
齐默尔曼的研究领域广泛，涉及成本分配、市政会计、预算、税收、审计、财务会计理论、兼并和收购、贸易组织和资本市场会等诸多领域，不仅出版了近十本学术论著，还发表了大量的论文。齐默尔曼所出版的独著与合著的学术论著主要有：《决策与控制会计》（Accounting for Decision Making and Control，1995，1997，2000，2003，
2006，已译为中文，2009）；与詹姆斯·布利克里（James Brickley）、克利福德·史密斯（Clifford Smith）等合作的《基于利润创造的组织设计：从策略到结构》（Designing Organizations to Create Value: From Strategy to Structure，2003）；与S.P.科塔里（S.P.Kothari）、T.Z.利斯（T. Z. Lys）、D.J.斯金纳（D. J. Skinner）和罗斯·L·瓦茨合作编撰的《当代会计研究：综述与评论》（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Synthesis and Critique，2002，2009年译为中文）；与克利福德·史密斯（Clifford Smith）和詹姆斯·布利克里（James Brickley）合著的《管理经济学与组织架构》（Managerial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al Architecture，1997，2001，2004，2006）；与戴尔·莫斯（Dale Morse）合著的《管理会计：分析与说明》（Management Accounting: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1997）；与詹姆斯·布利克里和克利福德·史密斯合著的《组织结构：一个管理经济学方法》（Organizational Architecture: A Managerial Economics Approach，1996）；与罗斯·L·瓦茨合作的《实证会计理论》（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1986，已译为中文）。
张新民，1962年12月生，北京市人，管理学博士，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资深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FCCA)，资深澳洲注册会计师(FCPA)、资深香港注册会计师。1983年，毕业于北方工业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8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会计学专业，获经济学(会计学)硕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获管理学博士学位。现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张新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企业财务质量分析、企业价值评估、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他是企业财务状况质量分析理论的创立者。张教授从对现有财务分析理论的不足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财务状况质量分析理论体系的设想，并以一系列概念体系为起点，从资产质量、资本结构质量、利润质量、现金流量质量和财务信息质量等方面对财务状况质量分析的理论进行了研究，从而形成了企业财务状况质量分析的理论框架。他提出了众多创新性的学术观点，比如张教授提出了资产按照质量分类的理论，他认为资产按照质量分类，可以分为：(1)按照账面价值等金额实现的资产，(2)按照低于账面价值的金额贬值实现的资产，(3)按照高于账面价值的金额增值实现的资产。再如张教授对比率分析在企业财务状况质量分析中的应用做了深入研究探讨，他指出，比率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于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质量分析，但是利用财务比率对企业财务状况质量进行分析时必须注意财务信息本身的局限性，同时，还要重视对非货币性信息的使用。这些思想集中反映在专著《企业财务状况质量分析理论研究》之中，该著作广受学界和实务界的好评，曾先后获得北京市第七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6年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管理三等奖等。
张教授除了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多部、多篇关于财务质量分析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以外，在担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1999年6月～2010年4月)期间，还在各类论坛和媒体上多次发表关于中国MBA教育、EMBA教育规律、中国国有商学院运作规律的演讲和访谈。其中的“中国MBA教育：胸怀与信心”、“实力、质量、尊严”、“中国管理教育界只有对世界管理教育界有自己的贡献，才能在世界管理界里有一席之地”、“靠模仿永远得不到同行的尊重”、“必须努力维护中国EMBA教育的尊严”、“中国大陆高质量的EMBA师资不超过50人”、“MBA应定位为中低管理者”等观点在中国MBA教育界引起广泛关注。张新民也因此而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商学院院长之一。
在承担繁忙的行政工作的同时，张教授始终站在教学的第一线。创造性地进行教学改革，培养更多的企业管理人才，是张教授长期所致力的工作。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他编著出版了多部教材，代表性的是《企业财务报表分析》、《企业财务报告分析》等教材。张教授还为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教学条理清晰，讲授透彻生动，深受学生的崇敬与爱戴，他主讲的《企业财务报表分析》课程，2005年被评为北京市精品课程，2008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张新民教授2006年获北京市教学名师奖。
此外，张教授曾经为包括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在内的十余所国内一流大学的EMBA项目讲授《企业财务报表分析》、《企业财务战略与决策分析》等课程，是中国大陆EMBA教育界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教授之一。
桃李满园，笔墨飘香。张新民教授孜孜不倦地耕耘在财务园地里。
一、作者简介及文献诞生的背景
(一)作者简介夏克尔福特于1980年获得北卡罗来纳大学工商管理理学学士学位，1990年获得密歇根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夏克尔福特现为北卡罗来纳大学凯南－弗拉格勒商业学院著名税务教授、教务部主任及税务研究中心主任。夏克尔福特主要致力于税收与商业的教学与研究，在会计、经济及金融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谢富林于1976年获得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学士学位，1981年获得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主修会计与财务，1986年获得斯坦福大学商业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谢富林现为华盛顿大学德莱特－塔奇讲座的会计学教授，一直致力于财务会计、税收与商业决策、实证研究方法方面的研究与教学。他三次在美国会计协会博士联盟就税收研究发言，并从1996年至1999年，担任《美国税收协会期刊》编辑。
(二)文献诞生背景经济学与财务学对税收的研究开始较早，但会计学术界接受税收成为一个研究领域的过程较缓慢。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会计学家所做的税收研究被分为法律和政策研究两个部分，但论文极少发表在会计学杂志上。1992年，财务学教授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Scholes)与会计学教授马克・沃尔夫森(Mark A.Wolfson)合作，结合微观经济学与税收法律知识来分析税收环境，围绕三个中心主题一交易各方、所有税收和所有成本(all parries，all taxes，and all costs)展开，为现阶段的会计税收实证研究提供了框架(下称“SW框架”)。税收实证研究论文早先大多建立在SW框架之上，直至最近几年，出现了三个新分支，即税与非税因素均衡；税收与资产价格；多边管辖权税收。在此背景下，《研究》追述了SW框架的起源与发展，评价了十五年来其对会计中税收实证研究的影响。
二、《研究》的基本结构与概要
(一)《研究》基本结构文章开头阐述了该综述以SW框架为基础，对SW框架追根溯源并评介其十五年来对基于档案、微观经济基础的会计中实证税收研究的影响。这不仅为学习专业的人员与其他对此感兴趣的人员提供了入门知识，还为该领域许多重要未决问题提供指南。如图1所示，《研究》一文基本结构主要包括引言、税与非税因素均衡、税收与资产价格、多边管辖权税收研究、研究方法问题以及结论六个部分。
(二)《研究》概要文章引言部分主要描述了SW框架产生的环境、三个主题、不足之处及对会计中税收实证研究的影响，引出该领域新的研究趋势及论文写作特点；论文第二部分主要关注交易的所有成本，分析企业如何在税与非税成本间进行权衡；第三部分主要考虑交易参与各方的税负状态，从多方契约视角出发考查了税收对资产价格的影响；第四部分研究多边管辖权间的贸易，包括跨州与跨国管辖权；第五部分讨论该领域实证研究中涉及的几个方法问题；第六部分为总结。
三、《研究》的三大领域与研究结论
(一)税与非税的权衡税与非税权衡研究论文多数集中于解释税负最小化不可能是最优经济战略的原因。相关文献可分为财务报告与税收因素相互作用；检验税收最小化成本效果。
一是财务报告因素。财务报告成本是真实的、可感知的、与报告低收益或股东权益相关的成本。由于企业许多财务契约均以会计数字为基础，从而影响了管理层报告低收益的愿望；同时，企业很多行为选择要在低应税收益与高账面利润间进行权衡。存货会计方面的文献主要针对的问题是：股票价格变化对采用后进先出法(LIFO)信息披露的反应有效还是迟钝；管理层是选择还是回避后进先出法。现有实证研究结果对股票价格变化的问题没有定论。研究者发现极少有证据说明在初次披露后进先出法采用时存在正的平均超额股票回报。例如，Lanen和hosmpson(1988)指出如果投资者理性预期自愿会计变化，那么在宣布日股票价格变化与公司特定特征(计量量化的预期现金流量影响)之间的相关信号是很难预测的，而Kang(1993)认为后进先出法的采用应伴随着负的股票回报、管理层的选择问题，许多研究从采用后进先出法、存货层清算、以及放弃后进先出法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得出税收是存货计价中考虑的主要因素的结论。补偿是同时受税收和财务报告激励影响的另一项经营成本。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税收在公司选择发行奖励性股票期权(ISOs)还是无条件票期权(NQOs)中的作用；顾主在公司补偿减少的税收利益与交易成本引起低收益的财务报告成本间的权衡；补偿形式。其主要结论包括：税收在ISOs和NQOs选择中作用的证据有些混淆；财务报告限制少的公司不合格处置更为普遍；税收是公司交纳决策和养老金终止决策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Seholes等(1992)发现大公司更热衷于收入转移，他们指出财务报告因素很可能是向未来期间转移收入的障碍因素；Guenther(1994a)证实大公司转移更多，但高财务杠杆率的公司更不愿意报告低收益；Lopez等(1998)提出收入转移主要集中在那些具有大量前期税收的公司；Maydew(1997)发现财务报告成本因素对限制转移有实质影响。
二是成本。成本(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是另一个导致税收最小化不等同于有效税收筹划的原因。针对1993年法规不允许扣除超过100万美元非经营补偿的规定，很多文献从不同角度对该法规进行检验发现，多数公司保留了扣除，大多数公司通过计划予以合格化，保留增加了税收利益(即超额补偿与公司边际税率的积)，并且股东关心公司补偿计划和合同成本的减少；成本影响保留决策；100万美元的限制降低了那些补偿不足100万美元公司的隐性合约成本，低于该限制额度的公司增加了现金补偿，而且低于限制额越多的公司增加得越多。1986年税法改革前对其避税进行了严格限制，有限合伙企业能使避税者将扣除转移给高税率有限合伙人。Shevlin(1987)检验和比较了在内部或是通过有限合伙进行R&D，并得出结论认为税收和表外融资都刺激了R&D有限合伙；Beatty等(1995a)提出交易成本高的公司将同时牺牲税收和财务报告利益；Guenther比较了与公司和业主有限合伙企业相关的税与非税成本后得出，非税成本是阻碍从公司形式转向业主合伙企业的原因；Shelley等(1998)讨论了税与非税成本和企业重组成为公开上市合伙企业的好处，并发现重组宣告
期的回报与这些因素指标相关。
(二)税收与资产价格 税收是影响价格决定的因素之一，调查其是否影响定价是会计中税收研究的第二大领域。税收对价格的影响涉及并购、资本结构、隐性税及股票价格等四个方面。
一是兼并与收购。兼并与收购论文主要检验并购结构与价格是否能反映公司和投资者的税负。收购从目标公司股东角度分为免税和应税，虽然税收问题会因目标公司而异，许多现有的研究均集中于独立C公司收购。主要研究结论是，税收处理对资产(交易)价格和交易结构(资产与股份收购分配)有影响。在组织并购时，公司极少需要在税收与财务会计因素间进行权衡。例如，Hayn(1989)发现。目标公司与出价人公告期间异常收益与目标公司税收特征有关；Eriekson(1998)运用“交易各方”方法，分析了并购方、目标公司及其股东的税收与非税收因索作用后发现。边际税率高及举债能力强的并购方。更倾向于进行应税的交易，并通过负债融资；Henning与Shaw(2000)对允许商誉摊销抵税的立法修订研究后发现。该项税收抵扣导致产生商誉的收购价格上涨，收购方也会与出售方分享其税收利益，增加了收购价中分配给可抵税商誉的比例；Weaver(2000)认为税法修订增加了应税交易的构建，这类交易目标资产税基递升并能获得商誉抵扣。她还指出税基递增可能会提高并购公司的边际税率；Eriekson与Wang(2000)检验了1994至1998年间在应税股票出售中被剥离出去的200家子公司，他们发现，交易结构影响其价格，剥离母公司的异常回报与选择的税收利益正相关。
二是资本结构。资本结构选择是财务中税收研究最为成熟的领域。早期资本结构中税收问题研究最有影响的是莫迪格里尼和米勒(Modigliani与Miller，1958，1963)两篇有关资本结构的财务论文。MM(1958)提出，在不存在税收(及完善与完整的资本市场)的前提下，公司价值与资本结构(及股利政策)无关。MM(1963)又提出，如果利息可抵扣，股利不能抵扣，最优资本结构是解决负债问题的基础。后继研究者中，Miller(1977)在杠杆学说中加入了个人税收因素(“所有主体”方法)，提出了股利追随者理论，Miller的见解构成了SW框架中“所有税收”主题的基础，也是现在会计税收研究中股票价格与税收结合的基础。许多研究都证明了股利追随者的存在(Miller与Scholes(1978)、Dhaliwal等(1999))。DeAngelo与Masulis(1980)拓宽了米勒的假设，假定所有公司均面对高税率，他们认为有多种税盾可选择的公司，其杠杆比率较低(负债替代假设)。近期有关资本结构的研究也表明税收对资本结构存在着影响。例如，Scholes等(1990)指出，有抵后净营业损失的银行倾向于通过股票筹集资金，其红利不可抵减，而不通过其利息可抵扣的资本票据筹资；Graham(1996a)指出公司的边际税率与筹集新债有正相关关系。
三是隐性税收。SW(1992)定义隐性税为持有税收优惠投资而减少的收益率，市政债券较低的税前报酬率是隐性税收的一个经典例子。Miller(1977)指出，假设不存在市场摩擦与政府管制，但以风险为条件，所有资产税后报酬率趋于一致；Shackelford(1991)研究了杠杆职工持股计划(ESOP)的利息率，是会计中研究隐性税收较早的论文，ESOP贷款提供了两个利息率，隐性税的概念暗示着，两个不同利息率会给贷款方带来相同的税后报酬；Shackelford发现税后报酬率是相近的，但并不相等，大约75％的免税利益会以低的利息率的形式传递给借款人；Eriekson与Maydew(EM，1998)指出，1995年减少对收到股利的抵扣导致优先股价格下降，而不是普通股。与公司股利抵扣关系密切的隐性税对优先股的影响大过普通股。
四是股票价格和投资者税收。税收资本化研究对投资者税收的价值相关性提出了挑战。研究股票价格与投资者税收间的关系的文献表明，股利税影响股票价格。例如，Harris与Kemsley(1999)、Harris等(2001)及Collins与Kemsley(2000)运用Ohlson(1995)的剩余收益定价模型来调查股利税资本化，三篇论文推断出权益会因股利税而被低估。又如Collins与Kemaley(CK.2000)观测了从1975至1997年中的68283个公司，以股东权益、收入、股利和股利与资本利得税相互作用对公司平均股票价格进行回归后表明，股票价格完全是股利税以个人最高法定联邦税率的资本化。同样，检测股票价格与资本利得税间关系的实证论文发现，股票价格反映持股人预期出售时将支付的资本利得税，即股东税收与股票价格相关。例如，Lang与Shackelford(LS，2000)为考查资本利得税如何影响均衡价格建立了一个初始模型，他们认为二手交易和股票回购加速了应税收入或亏损的确认。资本利得税资本化中的价格压力研究也发现资本利得税刺激交易量，而增加的交易量改变了股票价格。例如，Landsman与Shackelford(1995)考查了股东对长期资本利得税的加速提出补偿，他们发现在公司的杠杆收购中，雷诺兹一纳贝斯克公司的股东被迫清算其股票，股票价格同时上涨以补偿股东长期资本利得税损失，而资本利得税正是其设法持有到最后以递延与避免的。Blouin，Raedy和Shackelford(BRS，2000c)发现，指数基金对个人投资者持有的上涨股票进行补偿，以刺激其满足长期条件前出售股票，这种补偿造成了指数公布时的暂时价格压力。
(三)多边管辖权研究近年来由于多边管辖权研究成本的降低，跨国或者跨州研究成为会计中税收研究最活跃领域之一。
一是跨国管辖权。Collins和Shackelford(CS，1992)发现，随着86年美国公司税率的降低和国外税收抵免的限制，美国跨国公司从国内税收筹划转向全球税收筹划。Smith(1997)等证明了美国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国外子公司来进行贷款的做法。跨国管辖权研究的另一领域是收益转移，最近的收益转移研究超越早期研究描述性质，通过机密的税收申报表和其他所有权信息建立了更有力的检验。例如，Harris(1993)和Jacob(1996)认为，跨国公司在收益转移能力上存在差异；Collins等(1998)利用资本市场方法检验了报告收益是否反映了收益的转移；Mills和Newberry(2000)发现，国外公司支付给美国的税收金额因为很多因素存在差异，包括美国税率与国外税率相比较、全球企业的财务业绩和无形资产可靠性、财务业绩和美国经营的财务杠杆。除了收益转移，一些文章还检验了税收对生产地址选择的影响。
二是跨州管辖权。跨州管辖权的税收研究为避免税收体系的差异因素之外的其他形式的国际差异(如通货、法律体系、资金市
场和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的计量误差研究提供了方便。此外，各州间不同规定使得对税收是否影响企业活动的检验有更多选择，从而使跨州的税收研究成为另一个不断增加的税收筹划领域。Klassen与Shackelford(1998)发现美国各州和加拿大各省的报告收益与其公司所得税率之间的反向关系。
四、研究方法中的相关问题
(一)估计边际税率边际税率是企业决策中一个重要数据，SW对边际税率的定义是，在本纳税期间内，每增加1美元应税收入所应支付给(或取回)税收当局的现金流量变化。应税收入在当期纳税，而应税损失可向前(2年)或向前(20年)抵减应税收入。因此，管理层决策时，要考虑税率所反映的过去或预期的税负状况。如果考虑存在净营业损失，边际税率可表述为：mtr=((＄1×strs)/(1+r)s)，mtr(the marginal tax rate)为边际税率，strs(the expected statutory taxrate)为第s期预计法定税率，s为第s年为现在的1美元额外应税收入的最终交税，r表示公司税后折现率。现有文献中，边际税率变量包括抵后净营业损失是否存在的绝对变量，应税所得的绝对变量，有效或平均税率及最高法定税率，而这些变量的计量方法都存在缺点。许多研究者都试图对边际税率的计量进行优化(Manzon(1994)等)，但讨论管理者在决策时是选用以应税收人为基础的简单计量方法还是较为复杂的计量方法仍是一个重要课题。
(二)自我选择偏误 税收研究通常采用如下的估计模型：yi=βXi+δTi+εi；(1)，其中I为表示群组身份的分类变量。如Beatty与Harris(1999)及Mikhail(1999)在对税收、收益、监督管理的检验中，对两个群组进行了对比，上市公司与私营公司。税收研究论文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来估计形如等式(1)的回归模型，因此每篇论文都需要面对自我选择问题，自我选择会导致δ的有偏估计。有两种情况会引起普通最小二乘产生δ的有偏估计：一是非随机选择确定群组构成，二是小组行列式与X变量相关。如果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可以通过加入逆米尔比率作为另外的回归元，来解决这个相关变量缺省问题。实际上，如果结果并没因加入逆米尔比率而改变，那么便可排除自选择偏误的存在。Himmelberg等(1999)提出了另外一种解决方法，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对群组选择建模，假设可观测变量是可取得的(其中一些并不在第二阶段回归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变量是不可观测或不能取得的，公司的固定效应模型可控制(或减轻)任何自选择偏误，自选择问题的严重性并未得到足够认识，研究者应做一个稳健的检验，比较一阶段最小二乘回归与加入逆米尔比率作为额外回归元的二阶段检验的结果。
(三)模型优化税收研究中均采用与(2)类似的模型：Y=β0+p・x-+p 2x2+8(2)，其中Y表示选择，为一个分类变量，0，l，公司进行选择则为1；Xl表示税收利益与成本，0，1，0(1)表示低(高)税收；X2表示非税收成本与利益，0，I，0(1)表示低(高)非税收成本。假设非税收成本为财务报告因素，重要系数p-(p z)为税收(财务报告)影响选择提供了证据。然而，所有变量的重要系数也被认为是公司决策中平衡税收与财务报告的证据。对以上解释的疑问是，x-重要的正回归系数表示在控制模型中其他变量影响后，公司税收状态对选择有积极影响，即回归系数是公司税收状态对选择的增量效果。如果研究者期望进一步解释公司在税及非税成本与利益间的权衡，则建议在模型中加入包括税收与非税收因素相互作用因子，例如，Y=β0+β1X1+β2X2+β3(X1×X2)+ε(3)。如Beatty与Harris(1999)及Mikhail(1999)，引入所有权与税收、非税收成本相互作用的指标变量，用以检验其效果是否会随着公司的所有权性质(公开或私有)而改变。需要注意的是，任何拓展的模型均要以估计为基础，这取决于具体的研究问题。
(四)变化与平面在对公司边际税率与新债券发行关系的研究中，变化方法(即非平面方法)对负债与税收的检验更为有力。考查新债券的发行而不是未偿外债，便可避开困扰平面研究的两个难题。首先，公司的资本结构反映的是过去的决策，这些决策以一定期望为基础，因为一些不可预期的结果的期望至今可能仍没实现。因此，即使决策时以税收刺激为基础，后来的结果也可能与预期相反。因为重构资本结构成本高，截面的水平研究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即税收不会影响资本结构决策。其次，如果选择影响税率，研究者比较事后选择与事后边际税率时，回归系数会产生向下的偏误。例如，理论预测高税率公司将通过增加负债、增加利息抵扣来降低税额与边际税率，因此，通过平衡所有公司的边际税率会趋为一致。当高税率公司通过增加负债水平来积累税收避护时，便不能观测到事后负债水平与事后边际税率间的关系。
(五)隐性税计量隐性税的来源包括加速折旧、抵税额、某些投资的费用化及行业的特别税收待遇，但多数研究都忽略了隐性税，隐性税的缺失会导致错误的推论和政策建议。Callihan与White(1999)尝试着运用公开可得的财务报告数据来估计隐性税，其估计隐性税为(PTI-CTE)，(1-str)-PTI，其中，PTI为公司的税前收入；CTE为当前所得税费用，等于(PTI-X)str，其中X表示由暂时性与永久性差异及税收抵减引起的应税收入与会计收入的差额；str为最高法定税率，由此可得，隐性税收等于X str/(1-str)。因此，隐性税收的估计量为税收优惠乘以最高法定税率，该法等同于由Wilkie与Limberg(1993)设计的税收补偿金方法，这些隐性税估计技术的发展将是税收研究的一个重要进步。
(六)秘密数据该领域其中一些论文运用了所得税申报表等非公开可得的数据，这些秘密数据通常只能通过员工、咨询机构或美国国内税收署的特别安排取得。对于运用秘密数据的研究，shackelford与Shevlin的意见是应予以鼓励，但一个合作作者的经历证明，即使面对高昂的取得及使用成本，因此秘密数据能显著地提高研究的质量。
五、《研究》对我国会计科学理论研究的启示
(一)提高会计中税收研究重要性的认识税收研究试图解决三个学术及政策利益问题：税收重要与否、不重要的原因及其重要程度。从微观主体角度来讲，企业税收状况是否对其会计政策选择及债务政策等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为数不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莫迪格里尼和米勒两篇有关资本结构的财务论文。虽然税收研究在财务、税收筹划和税务会计从业人士中有较长历史，但会计学术界还没有接受将此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税收规则可以影响投资和融资的税前收益率。因此，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公司，其内部投资战略和融资政策自始至终都与税收相联系。这里的投资不仅指企业积极管理的、用来经营其业务的资产，还包括像债券、股票和对其他经济实体直接投资类似的消极资产。企业从事的投资取决于该投资的融资渠道、比例及成本，而融资决策又取决于该投资项目。
(二)构建我国会计中税收研究的框架Myers(1984，P.588)指出没有研究能表明公司的税收状况对其财务政策有重大影响，直到1992年，Scholes与Wolfson从微观主体角度分析认为税收很可能是重要的(SW框架)，SW框架并没有提出新的理论和方法。它既不关注传统的法律细节问题也不关注政策建议，采取实证的方法解释税收在组织中的作用，从对公司财务和公共经济的描述出发，将微观经济主体和税法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知识主体结合在一起。该框架是西方现行会计中税收实证研究的中心，在公共经济方面有重要意义，对公司财务也有重大影响。该概念框架围绕三个中心主题建立，交易各方的例子是当建立补偿时同时考虑雇主和雇员双方的利益；所有税收的例子是免税债券，其由于利息免税而利率低；所有成本的一个例子是会计政策选择要在公司财务报告成本与纳税目标之间进行权衡。三大主题为实现组织目标提供了非常好的税收管理框架，这些主题表明税负最小化并不是有效税收筹划的必要目标，相反，有效的税收筹划必须从有效的组织设计和契约观来进行评估。因此，迫切需要有开创性的研究结合我国税法及企业经营环境实际，从而构建出适合我国的会计中税收研究的框架体系。
关键词：人才培养 教学模式 财务管理
天津商业大学与澳大利亚查理・斯特大学合作举办的本科项目于2002年12月获得国务院学位办[2002]101号文件的批复，2007年通过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复核，取得项目批准书。自2008年起该项目招生纳入国家普通高校招生计划并开设了财务管理（中澳合作）专业。该专业颁发双学位，即中方授予天津商业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财务管理专业），澳方授予澳大利亚查理・斯特大学商务研究学士学位（Bachelor of Business Studies），2010年该专业成功申请第六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
一、财务管理（中澳合作）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特色
通过财务管理（中澳合作）专业的学习，使学生成为既掌握财务管理的理论精髓，又洞悉财务分析和财务决策方法与技巧，把握国际企业管理发展最新内涵的专业基础扎实，具备国际视野、知识口径宽阔的国际化复合型财务管理人才。具体的特色体现在：一是财务管理中强化管理的特色，加入更多管理课程，即植入外方合作院校澳大利亚查理・斯特大学体现国际管理理念的特色课程，实现24门课程的双语化改造。二是加强中外课程的复合。经过复合的财务管理专业将进一步提升财务管理的管理力度，突出国际化的特色。
二、财务管理（中澳合作）专业教学现状
澳方课程主要侧重管理科学，注重培养学生的英文沟通、表达和写作能力；中方课程侧重于中国背景下的财务和会计知识技能训练；实践环节的专业认识实习、综合实习；毕业论文，主要侧重培养学生中文文献检索、资料整理及分析、写作能力。
（一）澳方课程教学状况
引进澳方的24门课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前16门课程（Pathway Subject）由中方教师采用双语教学的形式授课，英文试卷考试。第二阶段，前16门课程全部通过后，学生可以进入后8门课程（Last 8 Subject）的学习，后8门课程由澳方教师授课，中方教师辅导，英文试卷考试采用教、考、判分离的模式。澳方24门课程教学资源一般包括：教材（Text Book）、教学大纲（Subject Outline）、学习指南（Study Guide）、阅读材料（Reading）、案例（Case Study）、课件（PPT）等资料。
1.前16门课程由天津商业大学聘请中方教师采用双语教学的方式讲授并用英文试卷考核。中方教师可以和澳方课程负责人就有关教学的问题通过Email联系确认每学期课程的授课内容、重点、难点以及相应的变化和更新情况。前16门课程学科基础课和专业课中的沟通性课程如管理学类课程，任课教师以澳方教学大纲作业要求为参考，结合中国的实际和学科发展前沿安排学生做两次大作业和分组演讲（Presentation）以培养学生的书面、口头表达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作业和演讲教师需进行专门的课堂点评及时反馈学生的学习效果；对于知识性课程如会计学和财务管理学课程要求两次大作业中至少一次是案例分析或调研报告，培养学生财务会计知识的专业运用能力。
2.后8门课程的澳方授课教师、中方辅导教师和澳方出卷教师、澳方阅卷教师分别为不同的人选，为保证课程教学的一致性需要中澳双方教师很好的沟通。因此，每学期的教研活动严格按照教学活动流程（Schedule of Academic Activities）进行，即：（1）澳方课程负责人修改和确认教学大纲；（2）开课前一周中澳双方教师召开Skype会议，沟通教学内容、教学指南、授课用的PPT、作业、考试样卷等事宜；（3）学生作业由中方教师按照澳方的评判指南评阅，然后由澳方教师进行二次审核和调整；（4）期末考试，试卷由澳方按照阅卷标准评阅，学生对评阅结果享有复议权。澳方教师授课基本上是上午合班讲授（Lecture），下午辅导（Tutorial）。辅导课大部分是案例讨论和分析，教师事先将研讨案例按教学进度布置给学生，学生分组讨论，课上进行现场演讲、分析并给出相应的结论，澳方教师予以总结和评述。
（二）中方课程教学状况
1.根据近两年的学生就业情况统计，70%左右的毕业生在国内就业，由此，核心专业课如《中级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实务》、《财务分析》、《税法实务》等聘请有多年教学经验和实务工作经历的教师用中文讲授更有利于学生对接国内就业市场。核心专业课程要求任课教师安排学生至少做一次实操性的大作业，几个学生一组完成分析或报告，在培养协作精神的同时也提高了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在课堂点评时，一是要及时反馈学生的学习效果，二是进一步结合作业所涉及国内外该领域的科研和实务情况延伸讲解，开拓学生的学习视野。
2.中方课程的另一个关键部分就是实践环节。实践环节的专业认识实习和专业综合实习学生可以到学校指定的实习基地实习，也可以自己联系实习单位。实习结束后学生需要完成实习报告、调研报告和实结等。实习是检验学生课程学习效果的重要环节，其反馈可以作为课程教学内容调整的依据。毕业论文从开题任务书、开题报告、论文提纲、论文初稿、论文二稿、论文终稿到毕业论文答辩，这个经历对培养学生的学术素养和中文专业写作能力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财务管理（中澳合作）专业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学生接受双语教学的梯度问题
为了让学生尽快适应双语教学和专业课程的学习，从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就开设两门双语课程（《组织与管理》、《市场营销学》）。学生刚刚经历高中应试教育，对大学的自主学习不是很适应，对管理专业知识理解不透彻，结合实际的能力比较差，由此，大学第一年的双语课程学习效果不是很好；一般到大学二年级大部分学生才能适应双语课程的教学模式；到大学三年级第二学期学生基本上已通过大学英语四级，也经受了前16门课程的训练，符合项目进入条件的学生，开始进入澳方后8门课程的学习，进一步适应外教的全英文授课和更加互动的教学方式。
（二）课程间的知识衔接问题
1.有关英文课程间的知识交叉重复问题，如《组织与管理》课程的“主题4：社会责任和伦理道德”与《战略和公司治理》课程的“主题8：伦理道德和公司社会责任”重复。虽然每门课程的教师教学很认真，课程教授完整生动，但是课程间知识的交叉重复不仅使学生知识学习不成体系，而且浪费了宝贵的学习时间。由此，非常有必要加强澳方教材编写教师、课程负责教师和中方授课教师沟通协作，共同整合24门课程教学内容。
2.中文专业课程和英文专业课程的衔接问题。《会计学1》和《会计学2》是用英文讲授的，面对英文原版教材、中澳会计准则和会计科目差异，部分学生学完后除了应付考试，几乎没有太清晰的会计学知识体系和框架。《中级财务会计》是在《会计学》基础上进一步延伸的课程，又是专业核心课程，授课难度明显增加，虽然课程用中文讲授没有了语言障碍，但是专业难度陡然加深，学生不易接受，出现两极分化现象，影响学生学习积极性。
（三）互动教学效果有待提高
财务管理（中澳合作）专业的任课教师40%具有海外留学或访问的背景，拥有较好的国际化教育理念和语言表达沟通能力，教师在授课中可以将其国内外融合的专业知识甚至阅历潜移默化地传授给学生。但是毕竟国内外文化和教学环境存在差异，我国学生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接受的传统教育时间比较长，相对比较内向，不善于当众发言，对教师也存有敬畏感。所以课上教师安排的互动式讨论学生反映不是很积极，有时甚至集中在几个善于发言的学生那里；课后安排的演讲，学生课下准备很认真，但课上演讲时大多数学生还是倾向于朗读准备好的底稿和PPT，真正能做到脱口而出地自如表达自己观点的学生还不是很多。
由上文可以看到，多年的应试教育使得学生已经习惯灌输式的被动接受知识，而国际化的教育理念不仅要传授给学生国际化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和国际接轨的综合能力，这些能力包括思考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表现力等。为此，教师在授课中还应针对我国学生的文化背景和学习特点进行反思和主动革新，创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课堂教学形式与内容。
四、构建新型财务管理（中澳合作）特色专业教学模式
（一）人才培养目标明确
学生选择财务管理（中澳合作）专业一是希望与非双语班的同学相比，在财务专业英语运用方面具有优势；二是希望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上不仅学到财务、会计专业技能知识，还能够拓宽国际视野。近两年毕业生就业情况如下：20%出国留学，5%考取国内研究生，2%考取公务员，其余大多就职于国内银行、外资和合资企业、大型国有企业，学生整体发展前景还是不错的。由此，要继续保持该专业中外复合、财务和管理复合的特色，以更好满足市场对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二）教学方式、方法因势利导
1.针对学生学习中的问题提供多方面教学支持。对于双语课程教学，一是由澳方合作院校提供支持，针对大学一年级刚入学的新生由澳方委派专门教师开设澳方课程导学讲座，内容包括英文学术写作规范， Turnitin软件的操作流程、期末英文试卷答卷注意事项等，为培养英文学术素养打好基础。二是中方教师和学生合作整理每门课程的专业词汇表和概念图，即教师要求学生分章节整理关键的专业术语和定义或概念，翻译成中文；然后学生在总结专业词汇的基础上绘制概念图，将关键知识点以勾稽关系图的形式整理清晰。这样很好地锻炼了学生搜集、整理专业知识的能力，也加深专业知识的中英文理解。
2.建议中英文专业课授课教师集体备课，按学科门类设立课程组负责人，每学期开课前一周做教学内容的整体沟通，然后传达给每门课的任课教师，使得教师授课有的放矢，避免交叉重复。此外，任课教师在教学中要随时听取学生学习反馈情况，为下一次的整合做好准备。
3.任课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教育教学技能，针对学生的特点培养其综合素质和能力，如：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和交流能力，有效地指导学生的学习，鼓励学生参与到课内外教学中；采用目光交流法、启发式提问法、问题讨论法、事后评价法、网路互动法、个别交流法等鼓励学生思考和探究，以利于学生将知识转化成能力；采用案例教学法、情景教学法等培养学生团队合作和创新能力。
（三）教学内容合理整合
1.建议24门英文课程整合整体知识框架，前16门涉及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学和财务管理等方面的课程定位在初级水平，使学生掌握这些学科的基本原理即可；后8门课程的设置建议在前16门的基础上提高学习的深度和广度，上升到战略层面或国际化背景，这样课程之间界限的厘定相对比较清晰，学生学习起来更加层次分明。
2.对于有可能交叉重复的知识点在不同课程中讲解时要有不同侧重，如“基金定投”与《财务管理原理》、《个人理财》、《投资学》课程都密切相关：在《财务管理原理》课程中的“年金”概念是初学者难以理解的内容之一，教师在讲解“年金”的相关内容时，可以指明“基金定投”是“年金”在实际应用中的体现。在《个人理财》课程中“基金定投”是一种强制储蓄计划，在这一课程中，可多介绍些关于“基金定投”和个人理财知识，使他们更加深入的了解“基金定投”业务的重要性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在《投资学》课程里主流的投资理论都认为，个人投资者不应该直接投资于股票，而应该通过投资于基金而间接投资于股市，这样可以有效降低风险，“基金定投”也可以很好地解决投资时机问题。教师在讲解基金方面的内容时，应介绍“基金定投”的操作原理、方法、优势及意义和哪些基金适合进行“基金定投”。不同课程将相近的知识点讲授侧重点明确界定，学生掌握才更加系统、清晰。
3.教学内容尽量满足学生的不同发展方向，如考取硕士研究生、出国留学、考取会计资格证书等。比如中文专业课《税法实务》、《财务管理实务》、《审计学》直接采用CPA教材，这样学位授课和资格考试结合可以很大程度上节省学生时间，提高学习效率。24门英文课程对学生申请出国留学、参加ACCA考试都有很大帮助。对于准备考取国内硕士研究生的学生学校还开设专门的考研数学，辅导学生提高应试能力。
（四）教材选择以提高学生学习效果为导向
教材的选择以满足学生和社会的知识需求为原则，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针对性。《大学英语》是学生提高英语听、说、读、写能力的关键课程，该课程采用大学本科英语专业使用的教材，按照英语专业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英语能力，为后续双语课的学习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24门英文专业课直接引进澳方合作院校原版教材，每三年更新一次，能很好反映学科的前沿动态。《中级财务会计》、《财务分析》、《会计综合实验》三门中文专业课是学生掌握财务和会计专业技能的核心课程，教材由任课教师根据财务管理（中澳合作）专业学生自身学习特点有针对性地编写，在做好中外课程之间的衔接同时，最大限度使学生掌握这三门课程的专业技能精髓。《财务管理实务》、《税法实务》、《审计学》三门中文专业课采用CPA教材，以满足学生考取中国注册会计师的需求。
（五）学生考核应趋于反映学生的综合素质
大家好！首先感谢各位领导班子给了我一个以公平竞争职务的形式向大家剖析自己的机会。下面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基本情况：
本人30岁，会计专业，本科学历，获会计学学士学位，是财计科会计工龄仅次于楚总的的一位老会计，有会计师职称达7年之久。
一、首先，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求学状况：中学时代曾，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毕业后参加了“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于年会计专业毕业；年通过了〈商业经济管理〉专业自学考试，并取得毕业证；年通过刻苦自学，取得了会计专业本科毕业证，并获学士学位。
二、职称方面：年会计人员开始执行“以考代评”制度，本人经过刻苦学习，于当年取得了“会计员资格证书”；按有关文件规定：会计员满两年方可报考助理职称，于是年我报考并通过了助理会计师职称；助理满三年后，报考并通过了会计师职称、英语职称考试，加试计算机职称考试后，于当年取得〈计算机应用能力合格证书〉；
三、学术方面：发表4篇省级论文。
四、业绩方面：
a、在供销学校上学期间，代表学校参加全区珠算比赛获得个人第一名；
b、年因工作突出，被评为“全省供销系统技术练兵先进工作者”
c、曾参加全区会计人员专业技术比赛，获“市直团体第二名”；
d、年获“全省棉麻系统财务会计工作第二名”；
e、年获市财政局会计决算“先进个人”
f、年至，年年被评为“全省棉麻系统先进工作者”，各项评比第一名，并获省公司通报表扬。
其次，工作情况：
年参加工作----年11月，负责记帐、跑贷款、办汇票铁路共办费结算等会计业务；年12月楚总调到总公司财务科后，领导安排让我担任主管会计一职，负责银行贷款、回款、汇款及帐务处理、总帐记录等全面工作；直至年4月1日各库的总会计统一安排到总公司财务科；当时我被指派分管各种对内、对外会计报表和帐簿以及储备棉利息、保管费报表，直到现在。本着“干一行，爱一行”的精神，我经手的报表在全省棉麻系统综合评比中数一数二；报表、帐目清楚，素质高、思路清晰有口皆碑！
9月10日，楚总出于责任心、业务水平、道德品质等多方面考虑，安排我为业务主办，去参加四公司在故城县设置收棉网点的结算、付款工作。大家都知道，在所有摊点盯摊的会计人员中惟独我自己是一位女同志，孩子当时刚刚两周岁，这一去就是40多天，不可谓：敬业精神不强！结算付款114万元，无一笔差错现象发生。白天结算、付款、核算业务人员报销费用单据，晚上要汇总当天的收购重量、金额，与业务人员核对相符后，再制凭证、入帐，还要盘点库存现金，忙完后已是深夜，早晨4、5点钟就有农民开着拖拉机在大门外等着排队出售棉花，我就住在收购摊点的大门口，这说话声与拖拉机的嘈杂声就好比叫起的闹钟，中午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息，等结算完棉农的棉款后才去吃饭，中午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能够保证有吃饭时间就已是不错了，掐指算来每天也不过休息三、四个小时，辛苦自是不必说。
综上所述，我觉得个人能力并不差：学历是有的，职称是有的，学术是有的，业绩是有的，敬业精神可谓是相当强的。
今天我来竞争正科一职，只是为了向大家证明自己是有实力的，这首先是对中国历来奉行的“中庸之道”的一种挑战！富兰克林有句名言：“推动你的事业，不要让你的事业推动你！”今天我正是为推动我的事业而来。我现在竞争的是正科长，我要做一个当代的“毛遂”，自荐一把，今天干部聘任制度改革的春雷正在我们这块天空上震响，在这场竞争中也许我只是一个匆匆地过客，但我要张开双臂为春雷的到来而欢呼！
相信大家对《小草歌》不算陌生：“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朋友们，当你高喊：“我是一棵小草”的时候，你的内心是何种感受，是觉得自己高大了？还是渺小了？是觉得自豪？还是失落？是觉得有了进取之心？还是觉得只是找到了混日子的借口？你问过自己吗？为什么我应当是一棵微不足道的小草？为什么我不去争做一棵参天大树呢？……难道我们不应该坚绝抛弃这种可悲可怜的小草精神、小草理想，立志做一棵敢挡东西南北风、能为社会做出较大贡献的参天大树呢？
由于我个人的工作性质的缘故，与各位领导、同志们接触并不多，大家可能对我并不十分了解，因此就这点来讲：我在这次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竞选成功的可能性可能微乎其微，但我认为：伯乐们终究是讲求公正的，终究是讲求以能力用人而不是以关系用人，同时我更认为：重要的在于“参与”，“参与”意识是成功的先决条件，那种安于现状、古板拘谨、因循守旧的人在当今社会是没有市场的，我们应该抛弃陈腐的观念，投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实实在在地干点事情，应该知难而进，愈挫愈奋，用自己的实力来证明自身的价值，“这样即使你得不到缪丝女神的恩赐，起码也能够度过正常而和谐的一生！”
这次竞争如果成功，我要带领本科室职工更加注重抓紧学习，深入实际，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尊重领导、团结同志，出色完成领导给的各项任务，准备承受千锤百炼！
如果竞争不成功，我还当我的普通职工，积极配合各级领导和同志们工作，当好自己的“绿叶”，以一颗平常之心来对待这件事，正确认识自己，加强锻炼，一如既往，任劳任怨、无怨无悔，把个人进退得失看得很淡薄，不管顺境、逆境、在朝、在野，始终保持一股奋发进取、百折不回的坚强信念和意志，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有一分热发一分热，有一分光发一分光！
一、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成效
1.认可度不断提高，全球会计准则呼之欲出。
2001年改组以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认可度不断提高。IASB的研究报告显示，在143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GDP的97.8%）中，有119个国家和地区（占83%）要求所有具有公共受托责任的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采纳IFRS，10个国家和地区（占7%）允许或要求一些具有公共受托责任的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采纳IFRS。这129个国家和地区的GDP之和占到全球GDP的61%，不允许采纳IFRS的国家和地区仅占10%。影响力巨大的20国集团（G20），均公开承诺支持IFRS作为一套高质量的全球会计准则，其中14个国家要求在资本市场上市的所有或大部分公司采纳IFRS，3个国家（印度、日本和美国）允许国内上市公司和外国上市公司以自愿方式采纳IFRS，1个国家（中国）的会计准则已经与IFRS实现趋同，1个国家（沙特阿拉伯）允许银行和保险公司采纳IFRS，1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允许有限度采纳IFRS但尚未宣布全部采纳IFRS的时间表。从主体上看，具有公共受托责任（Public Accountability）的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是采纳IFRS的大户。在全球85个交易所上市的47，818家公司中，25，084家上市公司采纳了IFRS。所有这些都表明，一套高质量的全球性会计准则呼之欲出。
迄今为止，欧盟虽然是IFRS的最重要使用者，但美国、中国、日本才是决定IFRS能否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准则的关键。美国态度暧昧，若即若离，短期内采纳IFRS的可能性不大，但允许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采纳IFRS。日本前几年观望态度明显，与美国亦步亦趋，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自愿采纳IFRS，其市值占27%以上。中国基于国情和立法的考虑，选择了与IFRS趋同但不等同的策略。
2.差异率逐步缩小，会计准则趋同成效显著。
2007年起，我国开始实施与IFRS高度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2009年世界银行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就我国会计准则与IFRS趋同和实施有效性的评估报告指出：“中国改进会计准则和实务质量的战略已成为良好典范，并可供其他国家仿效。”2010年财政部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表达了我国会计准则与IFRS保持动态持续趋同的立场和决心。2015年财政部与IFRS基金会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了与IFRS全面趋同的目标、与IFRS基金会持续合作的意愿。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我国会计准则与IFRS的趋同成效显著，净利润和净资产的差异率逐步缩小，并先后与欧盟、香港实现了会计准则等效。
3.期望值与日俱增，会计准则趋同压力巨大。
尽管我国会计准则与IFRS实现了持续趋同，与IFRS的差异甚微（主要体现在公允价值的运用范围、共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和资产减值转回等方面），但国际社会希望我国会计准则向前再迈出一步。IFRS基金会和IASB在不同场合均表达希望我国由趋同（Convergence）战略转向全面采纳（Full Adoption）的强烈愿望。IASB主席Hans Hoogervorst多次说过，既然中国会计准则与IFRS只差一小步，为何不再往前迈出一小步？此外，IFRS咨询委员会的多数委员也对我国的趋同策略持谨慎怀疑和不信任态度，更倾向于全面采纳的做法。财政部和我方的代表，不得不再三解释中国全面采纳IFRS的实际困难和理由。
二、会计准则国际持续趋同的建议
1.坚守底线，持续趋同，确保延续性。
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若全面采纳IFRS，将极大提高IFRS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这或许是IFRS基金会和IASB一再要求我国由持续趋同转向全面采纳的主要原因。我国若屈从国际压力，全面采纳IFRS，将面临重重困难。首先，全面采纳意味着必须一字不漏地翻译IFRS，其结果一定是晦涩难懂。在新兴市场经济代表的多次早餐会上，来自非英语国家的代表多次指出，IFRS的一些专有术语（如likely、possible， probable， more likely than not， more than insignificant； committee，commission， board等）难以确切翻译，甚至找不到对应的表述词语。其次，全面采纳意味着准则体例必须全盘照搬IFRS，这显然不符合我国《立法法》的要求，我国的会计准则具有行政规章的性质，在体例和语言方面，必须严格遵循《立法法》的规定。最后，全面采纳意味着必须完全放弃准则解释权，这将造成我国在会计监管和准则运用方面过度依赖于IFRS解释委员会。由于担心过多的解释可能导致IFRS由原则导向沦为规则基础，IFRS解释委员会存在着被广为诟病的解释门槛太高、解释太少太迟的现象，且对只有国别普遍性不具国际普遍性的问题，通常不予解释。
基于上述原因，建议财政部坚守底线，趋同但不等同，确保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策略的延续性。
2.组建智库，积极参与，提高话语权。
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在IFRS方面的话语权不断提高，经过财政部的不懈努力，我国在监督委员会（Monitoring Board）、受托人委员会（Trustees）、理事会（IASB）、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uncil）、会计准则咨询论坛（ASAF）和解释委员会（Interpretation Committee）都派出代表，直接参与国际会计标准的制定和咨询。但也应清醒地看到，由于语言地位（中文不是国际通行的语言）、文化传统（对游戏规则概括承受）、国际人才储备不足、跨国公司数量不多等原因，再加上缺乏会计智库建设，我国对IFRS的影响力仍然十分有限，IFRS的主要话语权仍由欧盟和美国掌握。
建议财政部高度重视会计智库建设，仿效欧洲财务报告咨询组（EFRAG）的方式，吸纳来自大型企业、大型金融机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和学术界（如全国会计名家培养工程、全国会计领军人才项目）的优秀人才，尽快组建IFRS研究智库，围绕IFRS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深度研究。积极就IFRS和概念框架的讨论稿（DP）和征求意见稿（ED）发表意见和建议，密切与IFRS基金会的沟通联系，协助我国在国际会计组织的代表履行职责，为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提供智力支持，不断提高我国在IFRS方面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3.整合资源，加强培训，扩大影响力。
高质量的会计准则，不仅体现在制定层面，还体现在遵循和运用层面。在与IFRS持续趋同的进程中，我国的会计准则变得越来越复杂，金融工具、合同收入、租赁会计和保险合同尤其如此。日趋复杂的会计准则，对准则能否得到严格遵循和一致运用提出严峻挑战，急需加强对IFRS的培训力度。
建议财政部整合两岸四地会计资源，联合IASB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国家会计学院为平台，以亚投行投入运行和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开展高质量的IFRS培训，切实提高会计人员、注册会计师和监管部门的专业判断能力，确保我国与IFRS高度趋同的会计准则得到严格遵循和一致运用。
一、确定“应用型”办学特色，明确“错位竞争”办学定位
(一)确定“应用型”办学特色应用型高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应当以经济需求为导向，以适应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宗旨，坚持贯彻“实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重应用”的人才培养原则，以培养“企业会计师为主的高层次应用型会计人才”为目标。作为应用型高校应该正确地找准自己的战略定位，不能盲目地跟从一些重点大学会计专业的培养方向，而应该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发挥自己的长项，所培养的学生不仅应当了解和掌握会计的相关理论知识，更应当熟练掌握会计核算的基本方法和程序，具有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强化以应用能力为本的办学理念，确立应用型院校会计专业的教学目标和办学思想，实施以应用能力为本的教学指导思想，不断改善实践、实训环境，加强对会计专业学生职业技术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以适应社会发展和劳动力就业的需要，增强学生未来在社会上的就业能力。
(二)明确“错位竞争”的办学定位应用型高校大多属于“二本”类院校，如果此类院校也把所培养毕业生的就业方向定在世界500强、证券公司、各大银行或其他大型集团公司，与“一本”类高校的毕业生进行平等竞争，这无疑是不切实际的。但应用型高校可以进行“错位竞争”，明确“错位竞争”的办学定位。我国中小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99％，为社会提供了75％以上的就业机会。应用型院校的毕业生应当转变观念，把目光转向这些中小企业，同样可以在人才市场中占领相应的一席之地，这就是“错位竞争”。在此定位之上，应用型高校应当培养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和操作能力，能够在各企事业单位、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及会计师事务所等单位从事会计、财务、审计等有关经济与管理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会计人才。
二、构建“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一)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人才培养方案是学校进行人才培养、开展教学的纲领性文件。应用型高校应以“应用性”为宗旨和特征来构建人才培养模式、安排课程和教学内容体系；以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为主线，设计科学合理的融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素质教育为一体的人才培养方案。可在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置“基础课模块+专业课模块+实践教学模块”的课程体系。基础课模块主要包括公共基础课、公共选修课及学科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模块主要包括专业必修课及专业选修课；实践教学模块主要包括两课社会实践、军训、专业实习、认知实习、基础会计实训、专业课程设计、学年论文、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等。
(二)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设置基础课模块，可以建设通识教育知识平台，体现“实基础”的要求，课程设置前期趋同可以为学生就业和继续学习、深造夯实基础，提高学生高等教育的理论素养，有利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满足学生发展的共性要求及专业学习要求。设置专业课模块，并通过调整课程结构，增加选修课比例及学分，扩大选课范围，课程设置后期分化，为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目标自主选择课程提供了便利，有利于满足学生的个性发展要求和社会需求，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理念和“宽口径”的要求。设置实践环节模块，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充分体现应用技术学院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办学特色。为了形成“应用型”的办学特色，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加强专业性、职业性能力训练，强调理论教学和专业实训、社会实践相结合。在人才培养方案具体实施过程中，每年都要进行认真修订，通过听取兄弟院校、企业会计专家及用人单位的意见，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使专业课程设置既能满足会计学本科教学体系的需要，又能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符合用人单位的需要。
三、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建设
(一)构建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创新实践教学改革首先要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人手，把实践教学改革作为会计专业教学改革的重要抓手，强调和突出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及创新能力的培养，构建科学、合理、系统和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改革实践教学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加强对实践教学环节的控制和管理，从根本上改善和提高实践教学的质量和效果。根据学生在校期间不同学习阶段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要求，构建完善的实验、实践教学体系，该体系可以用结构图表示如下：
“会计基础实训”和“认知实习”面向会计专业一年级学生。“会计基础实训”是在《基础会计学》课程学习结束后，对学生进行的会计基本方法与技能的训练。实训一般在会计手工实验室进行，时间为两周。通过会计基础实训，有助于学生巩固所学的书本知识，熟练掌握会计核算的基本方法和程序，为学习后续专业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认知实习”是在会计基础实训结束后，组织学生去实务单位参观学习，主要是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流程，会计部门核算组织工作基本情况等。
“会计专业课程设计”面向会计专业二、三年级学生。在每门专业课程结束后进行，时间为一周。其内容主要包括大型作业、专业调研、小型课题等，目的是使学生及时掌握各门会计专业课程的基本内容及会计核算方法和原理。
“专业实习”面向二年级学生，为时两周。在第四学期末组织学生去实习基地或相关单位参观学习，深入到企业的财务部门，了解企业会计核算流程、会计凭证的编制、账簿的登记、报表的编制等，适当参与企业的会计工作，使学生能更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会计综合模拟实训”面向三年级学生，在第六学期结束时进行，为期一周。该实训将学生三年中所学的专业知识加以融合，对学生进行综合性的训练，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
“毕业实习”面向四年级学生，在第八学期开始时进行，为期四周。学生可以通过毕业实习把学到的专业知识与企业实务进行全面的结合，通过四周的学习和实践更好地把所学的专业知识融会贯通，并且为毕业后能更快、更好地胜任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此外，在毕业实习过程中，学生可以收集撰写论文所需要的资料、数据和案例等，为完成毕业论好准备。创新与创业模拟主要面向毕业班学生。通过课外科技创新活动和创业论坛，使学生熟悉创业的实际过程，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与创业能力。
(二)增加实践教学环节的课时与重点大学会计专业相比，应
用型高校会计专业的专业课课时可以适当缩短，相应增加实验性教学课时。如在每门专业课理论教学结束后，可安排一周的课程设计，由任课教师负责对学生进行集中训练，内容可包括案例分析、实务模拟操作，各种仿真训练等；又如，可以采用课堂讲座的形式，在每门专业课授课中或授课结束后，聘请企事业单位的财务主管或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为学生做相关内容的专题讲座，这些实务界的人士和专家长期从事会计实务工作，有着较强的实践能力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能够较好地将理论知识与会计实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其形象生动的授课，不仅有助于学生巩固所学到的理论知识，而且使学生能够得到更多的感性认识，实践能力得到加强，市场竞争力得到了提高。
(三)建立会计仿真模拟实验室会计课程技术性较强的特点决定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必须上岗操作，目前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般单位不愿意接受学生实习，更不可能让学生顶班操作。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较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校内仿真模拟实验室，该实验室不仅应当具备会计电算化操作的功能，而且还应当保留会计手工实验室的功能，会计专业学生可先在手工实验室操作，然后再在会计电算化实验室利用手工模拟实验所得的会计资料进行财务软件的初始化设置工作，最后进行电算化处理。建立会计仿真模拟实验室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外在条件，实现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的结合。
(四)建立稳定的实习及就业基地目前，不少高校包括应用型高校，会计专业学生的专业实习及毕业实习一般都是学生自己联系实习单位，自行去单位实习，整个实习过程基本没有学校的专业教师进行指导和控制，实习效果十分不理想。对此，学校可与多家会计师事务所或大型企业签订校外实习、就业基地共建协议，给学生提供相对稳定的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基地，实习过程中有专门的师傅带教，有专业教师进行指导和管理，实习效果明显提高。学生通过实习不仅可以掌握就业技能，而且可以加强对用人单位的了解，实习基地作为用人单位也可以对学生各方面的素质进行考察，人才供需双方的双向选择更加充分。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受到了学生及用人单位的欢迎，增加了学生就业的机会，提高了学生的就业率。
(五)加强会计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培养由于教师是实践性教学的组织者和指导者，教师素质直接影响到实践教学的质量。目前应用型高校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比例偏低，所谓“双师型”教师是指既具有会计专业知识又具有丰富的会计实践经验和实际操作能力的教师。而现有教师直接接触企业会计实务的机会很少，除个别由企事业单位调入的教师外，大部分会计教师没有达到“双师型”的要求。部分教师虽然通过了CPA考试，取得了注册会计师资格，但因为从未从事过会计实务工作，本质上仍然算不上是“双师型”教师。因此，学校应积极创造条件，强调会计教师在实践能力方面的继续教育，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快“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条例选派会计专业教师，特别是选派年轻教师定期轮换到企业单位或会计师事务所挂职，从事具体的财务、会计或审计工作，促进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熟悉会计实务、提高实践教学能力以便更好地满足会计专业实践教学的需要。
四、培养切合市场需要的会计人才
关键词：社会责任会计 经济发展 企业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任务，企业目标一直局限于实现其自身利润最大化，进而达到股东利润最大化。因此，会计更关注企业的资产负债、经营成果、现金流量、投资收益、投资风险等微观指标。在这一目标的驱使下，企业自身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生态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环境遭到严重污染、员工的权益得不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等。这显然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背道而驰，且制约我国经济的发展。于是，人们对传统的企业目标理论产生质疑，由此导致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产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主张企业的目标是二元的，除追求利润最大化之外，企业还应当保障和提升社会公益，即在确保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实现企业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福利的最大化。与之相适应的，会计服务的对象不再局限于企业。而是一系列相关的利益群体。近年来，我国会计学界在引进和吸收西方社会责任会计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会计实践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仍有许多问题尚需进一步进行研究。
一、社会责任会计国内外发展背景分析
(一)社会责任会计国际背景20世纪60年代，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新技术的运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但西方企业忽视社会责任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却更加突出。这导致社会公众强烈谴责企业不顾各种社会公共福利的掠夺式经济行为，要求企业协调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增强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相当多的企业家逐渐认识到，企业形象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企业的目标应是有益于社会，而不是同社会对抗，企业只有承担必要的社会义务，才能够长期稳定地发展。所以许多企业家都自觉主动地检查公司的社会业绩，评估公司社会工作的成果，从主观上想去做好社会工作，从而借以提高企业信誉。在社会公众的谴责、企业家观念的转变、国家宏观管理的需要、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下，推动了社会责任会计的产生。社会责任会计一词是由美国会计学家戴维F・林诺维斯(DavidF・Linow)于1968年首次提出，并由此揭开了社会责任会计研究的序幕。
美国是社会责任会计的发源地，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与实务均有成效。1994年，恩斯特对《财富》杂志中排名前500名的大公司进行了三年的研究，发现在年度报表中包含有关社会衡量资料的企业逐年增加，至1996年已达到96％。早在1975年，法国政府在《关于公司法改革的报告》中建议各家公司每年公布“社会资产负债表”。1977年，法国政府正式颁布法律，要求雇员超过750人的组织，不论工商业、职业的、城市的和政府的组织，必须编报年度社会资产负债表，用货币金额揭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揭示的信息主要包括：劳动力的报酬和补贴、就业人数、安全保护、工作条件、职员培训、行业关系、雇员及其家庭的生活条件等内容。1992年，英国政府颁布了环境管理体系的法律，其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正式颁布实施的环境管理法规。目前，德国有100多家公司定期发表社会责任报告，如德意志壳牌石油公司的“年度社会报告”，就将经济和社会数据结合在一起，为公司规定了具体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福利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经费。日本、意大利、加拿大、荷兰、比利时、瑞典等国家在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方面都作了大量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绩。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会计标准日趋国际化，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是一个国际趋势，其为解决全球性环境问题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浪费提供了重要依据。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和学者都认识到，建立社会责任会计。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于国家宏观管理、保护环境、增加社会福利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外研究侧重于实证研究。重点研究影响社会责任会计因素、社会责任会计计量标准等重大问题。虽然国外研究团体在社会责任会计的确认、计量及信息披露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对社会责任会计的许多方面的认识仍不统一，分歧较大，如社会责任会计的核算内容等。
(二)社会责任会计国内背景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得到加强。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社会分配不公、就业压力增大、资源浪费严重等社会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整个社会对各种资源的最优利用，达到有效的水平，需要解决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外部性问题，即企业行为对社会的影响，而社会责任会计就是以会计形式反映这种影响的。我国加入WTO后，国内企业要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要与国际惯例接轨，要像国外许多知名企业一样，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提高企业的信誉和价值，也需要建立社会责任会计。在当代社会里，企业与社会各方面有着各种关系，没有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背景，就没有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企业应该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然而目前我国尚未建立社会责任会计，虽然有的法律中要求企业承担或披露社会责任，但范围十分有限，如反映企业社会总贡献通过纳税额来反映，未从会计角度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全面核算与计量，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履行其相应的社会责任在所难免。我国传统会计忽视了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其追求企业自身最大利益，没有反映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阻碍了会计的正常发展。因此，我国要实现经济、社会、人口、资源与环境相互协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应该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理论研究状态，并且主要是以概念性的探讨、重要性的分析、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介绍为主。在确认、计量、记录、披露等方面尚未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对我国目前是否应实行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存在着一定的争议。
二、我国实施社会责任会计的有利因素分析
(一)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为实施社会责任会计提供了有力保障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企业履行其相应的社会责任与社会主义基本目标一致。由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与改善，关系和谐社会的形成，因此，政府非常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具体体现在：一是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工作得到加强。我国早在20世纪80-90年代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森林法》等多项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对企业应承担的社会义务作了一定的规定，这为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提供了必要的制度环境和法律环境；二是我国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基本的长期战略国策；三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为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提供了坚实基础。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应该既讲经济效益，又讲社会效益。讲求社会效益，必须依赖建立社会责任会计以反映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以弥补传统会计的不足。
(二)社会公众消费意识的转变为实施社会责任会计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
公众对生活质量的期望值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消费观念向环境保护的方向转变，绿色消费观念已初步形成，并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市场。企业要占领这一个市场，就必须建立相应的社会责任会计，核算其生产绿色产品中减少污染和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收益与成本，为社会公众深入了解企业提供必要信息，以便其做出正确消费选择。我国企业应及时抓住这一绿色消费需求及其产生的巨大市场机遇，将注意力从单纯追求利润，转变到追求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的轨道上，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双赢。
(三)企业经营管理理念转变为实施社会责任会计提供了内在动力企业经营管理新理念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企业已不再被看作只是为拥有者创造利润和财富的工具，还必须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负责。企业经营管理新理念要求企业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转移到开始重视社会效益上来。现代的大多数企业家认识到一个安全和繁荣的社会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和获利，重视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因此，企业的目标应该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而不是“损害社会”。企业家利用社会责任会计来检查公司业绩，评估公司社会工作的成果，找出公司应做的社会工作，教育公司中的管理人员，使其能从社会角度来思考问题，从而有助于建立企业信誉，获得社会认可。企业经营管理新理念的提出，要求企业不仅要对所有者和债权人提供会计信息，而且还应对员工、政府、社团等提供其履行社会责任的会计信息。
(四)会计事业迅速发展为有效实施社会责任会计打下了良好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会计事业发展迅速。目前，绝大多数企业都使用会计核算软件进行会计核算，有的还突破了记账、算账、报账的传统会计的概念，向管理会计发展，提高了工作效率。另外，在会计工作中，会计人员较广泛使用微机进行办公自动化工作，有的企业还建立了自己的电子商务网站和数据库。运用中小型数据处理机进行数据处理，提高了企业的综合效率。会计工作手段和技术的改进与提高，为建立社会责任会计，解决社会责任会计的计量中的数据处理问题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会计立法事业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国家陆续颁布了《会计法》、《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保证了会计资料的真实与完整，规范了会计行为，维护了国家的会计秩序。近年来，我国会计与国际惯例趋同，广泛地与其它学科相融合，正在逐步缩小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为实施社会责任会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社会责任会计研究热潮的兴起对实施社会责任会计起到了推动作用目前在我国会计研究领域。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已拥有高学历、年龄结构合理、理论水平较高和业务素质较强的科研队伍，这为建立和丰富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理论提供了人才保障。从现实情况看，由于社会责任会计的重要性，学术界研究社会责任会计的人士与日俱增，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不少论文介绍了西方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和方法，并在一些著作和论文中提出了一些建立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的具体对策与措施，有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另外，中国会计学会、一些地方会计学会和社会科学规划办也将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纳入科研规趣颐目中，这必将推动对社会责任会计的深入研究。
(六)西方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和方法为我国实施社会责任会计提供了有益借鉴社会责任会计产生于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会计分支，在其后的三十多年里，一些国际组织、国家政府及会计职业团体对社会责任会计进行了研究和尝试，这些研究和实践对建立我国社会责任会计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目前，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和学术界在社会责任会计的某些理论和方法方面仍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尚未解决的难题，但已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比较系统的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在建立和完善社会责任会计中有着大量的经验与教训，这为我国社会责任会计实践提供了有益帮助。随着我国国际交往与合作的不断增加，在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方面，可以充分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实务经验，对国外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消化和吸收，并结合我国目前的具体国情加以研究，从而加快我国建立和实施社会责任会计的进程。
三、我国实施社会责任会计的不利因素分析
(一)相关社会责任会计法规制度不健全从客观上讲，我国仍有许多企业不愿意履行其社会责任，主要原因在于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因此，为了保证使企业承担其相应的社会责任，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作保障。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的阶段。加强法律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社会责任会计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方面还较为滞后。由于我国相关法规没有全面规定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容，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形式也不明确，在实践中造成了很多问题。具体表现在：一是许多企业不披露或少披露其社会责任信息_=是披露信息时主观随意性大；三是企业间的社会责任信息不具可比性。
(二)社会责任会计理论体系尚未形成
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许多研究仅是借鉴国外已有成果。没有取得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在许多领域还是空白，社会责任会计理论体系尚待完善。这是因为，首先，我国会计学界受传统会计影响，很少将会计学与社会学、经济学、计量学、生态学等学科的发展联结起来，对社会责任会计认识和重视不够，从而使得对社会责任会计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较少；其次，少部分学者对我国实施社会责任会计还持相反观点，认为我国缺乏社会责任会计实施的条件，社会责任会计还是一门不成熟的会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理论的发展；第三，我国没有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来研究社会责任会计问题；第四，我国会计界研究往往避重就轻，存在着对前沿性、重大性会计问题研究不够的弊端。社会责任会计内容非常广泛，计量复杂，涉及许多学科，研究难度大，导致许多学者不愿意研究此类问题。另外。与一些传统会计相比，社会责任会计还存在一些尚未突破的理论难题，如计量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责任会计的应用。
(三)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薄 受传统思想和观念的影响，我国许多企业经营者将企业看成是纯粹的经济个体，追求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片面地追求企业经营的内部效益及经济价值而忽视其外部效益及社会价值，没有将其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维护社会整个利益。传统会计所采用的是封闭式的一维思维方式，即将企业看成是单纯的、完全独立的经济实体，而不是将其视为整个社会的一分子，因而企业的宗旨在于创造最大的经济利润。企业经常使用“最大化”、“最小化”等经济术语，利润被认为是企业对社会贡献的唯一目标，而忽视了对社会的责任。这样产生的弊端是：一是将社会多数人的利益排除在外，仅着眼于资本收益；二是不利于增强企业的功能和发挥会计的职能；三是无视企业存在的社会价值，使企业社会无法融会而不是作为社会的重要部分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维护社会整个利益。另外，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高度统一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国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得到的利益为国家所有，对社会造成的损失由国家承担，这就导致企业社会责任观念淡薄。在企业反映社
会责任情况时，只愿意反映对社会的贡献，而不愿揭示或完全揭示其对社会造成的损失，造成社会责任会计在计算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时往往伴有主观的臆测，虚增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从而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四)部分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成本较高 与传统会计相比。企业提供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成本相对较高。这主要是因为社会责任会计核算内容范围广、核算方法复杂。一般而言，企业的社会责任事项不会以交易形式发生，要对这些事项的社会成本和效益予以确认和计量较为困难，并且有的计量方法较为复杂，需要的数据多，这就需要企业去做大量的数据调查与核实，继而企业要为此付出大量的人才、财力、物力，导致企业提供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成本偏高。如社会责任会计核算内容包括企业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这一内容，要对其进行计量和评价，主要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收集数据。企业要进行数据监测和预测，收集一定时期企业有关污染物的排放数量和浓度、本地区人口健康变化等数据，建立比较科学的评价标准，有的还需要做相关实验。第二阶段是数据处理和方法选择。具体方法包括：生产率变动分析法、人力资本法、机会成本法、资产价值法、工资差额法、旅行费用法等，这些方法需要应用计量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学科知识，对评价人员素质要求较高。从这个评价流程可以看出。要较准确地评价企业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企业需要建立相应机构和配备相关人员，从而导致其支付成本较大。
(五)会计人员素质不高 会计改革和会计教育的发展，我国的会计事业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从总体水平来讲，我国会计基础较差，会计人员素质不高，尤其是理论方面的知识缺乏。在笔者所取证的几家企业中，仅有个别企业的会计主管为经济学学士，有的单位的主要会计人员甚至仅为初中水平。这批人员可以完成传统会计要求的简单的账务工作，但难以做好企业理财帮手，更谈不上协助企业真实、完整、准确地反映其社会责任信息的。社会责任会计的发展要求会计人员具有多方面知识和经验，传统会计环境下的会计人员已难以满足社会责任会计发展的要求。
1973年以前，澳大利亚大学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根据学生成绩所给的奖学金或富裕学生所交的学费，接受大学教育只是少数人的特权。随后，澳大利亚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以让更多的工人和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974年，大学取消学费制度，任何一个满足大学入学条件的澳大利亚公民都可以免费接受大学教育，但这项制度很快被证明难以为继。1989年，政府又引进一个所谓高等教育资助计划（Higher Education Contributions Scheme，HECS），该方案虽几经修改，但其基本理念未变，即学生和纳税人（如澳大利亚政府）共同承担高等教育成本。
自1974年开始，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也由政府付费体系转为使用者付费体系。2001-2010年期间，政府资助在大学收入中的比重由80%降至50%以下，迫使大学将高等教育作为产品出口，通过对国际学生收取全额学费来补贴国内学生教育实际成本。2010年，学生缴费款占整个大学资金的35%，其中差不多一半由国际学生支付。然而，经费的比例因学科而异，对于学习旅游与管理专业的学生而言，84%的经费由学生支付。
经费体系的变化加剧了高校间的竞争，而创新性私人资本进入高等教育领域更是火上浇油。不过，这种依赖于市场驱动的竞争，在制度层面被联邦政府限定在严格框架内。这种竞争同样也给高校增加了来自业界的压力，他们要求培养“适合工作需要”的大学生，以解决企业技术短缺和效率提升的问题。这种变化给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改变传统的教育和研究方法。本文旨在讨论澳大利亚旅游与接待管理教育的情况，并重点阐述几个发展趋势或与中国教育的差异。
在澳大利亚大部分州中，5～15岁的孩子享受义务教育，包括初等教育（1～6年级）、中等教育（7～10年级）。对于想上大学的学生，需要继续完成两年高中学业（11～12年级）并获得高中毕业证书。澳大利亚的大学录取并不像美国那样，仅根据个人高中期间的成绩绩点以及体育奖学金的情况而决定，而是将国内的大学申请交由各州的大学录取中心负责，而国际学生则通常由其所申请的大学负责。国内学生必须达到澳大利亚高考排名系统（Australian Tertiary Admission Rank，ATAR）中拟修课程的相应分数线，但不同州采用不同的录取制度，学生的成绩必须转化成ATAR标准分（从30到99.95），这个百分数的标准分表示该学生相对于他/她同级的中学学生排名。通常情况下，澳大利亚知名大学的医学与法学是最具竞争力的专业，往往吸引ATAR高分者。澳大利亚的大学也为学生提供一些非传统入学的渠道，包括针对一些成年学生和已经获得某些证书与资格的学生。
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系统包括由联邦或州政府认定的公共和私人教育机构，一些州立技术和继续教育机构（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TAFE）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这些毕业生也可以获得证书或者学位，有一些TAFE甚至还提供本科和硕士教育。通常情况下，想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生要进入澳大利亚40所公立大学之一进行学习，这些大学通常是由州政府立法建立，并且其大部分资金来自澳大利亚政府。除了这些TAFE机构和综合性大学外，一些私人教育机构也可以授予资格证书、结业证书、学士和硕士学位。其中，有3所私人教育机构具有大学地位，包括1所私人大学和2所国际大学。
2.澳大利亚的旅游教育
伴随澳大利亚旅游产业的持续增长和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旅游作为一个学习领域不断发展。在从1970年到2011年的40年间，澳大利亚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从16万人增加至120万人以上。同一时期，短途游客量增长了10倍，2014年，澳大利亚接待短途游客大约650万人。旅游产业的迅猛发展使旅游教育也成为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70年代后期，富士葵理工学院（FootscIa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现为维多利亚大学）和昆士兰农业学院（后来与昆士兰大学合并）开设了澳大利亚第一个旅游教育项目（Tourism Program）.这两个项目均起源于相对成熟的接待业管理项目（Hospitality Management Program），并且特别强调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20世纪80年代后期，澳大利亚第一位旅游学教授Philip Pearce在詹姆斯库克大学（James Cook University）设立了第一个旅游方面的综合性学士学位。该项目旨在培养旅游专业人士和高级管理者，教育内容相对自由灵活。随着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国际旅游爆炸式增长，这种旅游教育模式也很快成为了其他大学发展的样板。
到2005年，澳大利亚的（大学）旅游教育项目已经达61个，随后便开始萎缩，2010年，旅游教育项目还剩下41个。在此期间，澳大利亚国内旅游教育需求基本停滞，旅游教育项目的供给数量增长难以为继，但国际学生需求持续增长使部分旅游教育项目获益。随着澳大利亚对高等教育的管制放松，许多私人教育机构纷纷开设旅游教育项目以疯抢国际学生市场，导致澳大利亚旅游教育项目供给过剩。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式的大学资金制度与管理模式，在过去10年中很多教育机构削减了旅游教育项目。澳大利亚这种旅游教育项目的兴衰演变历程与很多其他西方国家相似，一方面，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旅游产业快速增长，但另一方面，旅游教育项目的数量却在不断萎缩。
如今，旅游教育项目和其他大学项目一样，正面临着更加严格的监管，其作为一个教育和研究领域的地位仍有待证明。同样地，尽管接待业教育也是一个相对新的学术方向，但接待业管理（hospitality management）和事件管理（event management）教育项目已经以非常快的速度在增长和成熟。过去的10年间，尽管学生需求基本保持不变，但旅游教育项目提供者类型却发生了明显变化，即大学的旅游教育项目数量明显减少，私人教育机构的旅游教育项目却相应增长。
由于大学结构固化和理性化趋势，很多澳大利亚旅游教育项目或教职员工归属于商学院。尽管有些大学成功保留了独立的旅游教育项目，但很多旅游教育的学位已经与主流的商科学位合并，这样也使大部分大学旅游教育项目有强烈的商科导向，仅有1/3的课程仍聚焦于旅游。由于许多旅游专业的学生获得的是商科学位，政府对学生的统计数据也是基于学位口径，所以现在更加难以精确地统计旅游专业学生的数量。
在澳大利亚，传统上是把旅游（管理）和接待业（管理）看作两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旅游项目（旅游管理专业，译者注）基于地理学、规划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而接待业管理项目（类似中国酒店管理专业，译者注）则是基于职业培训或人力资源管理。然而，提供旅游学位的私人教育部门越来越重视旅游教育的职业性与动手能力，而这以前被认为是与接待业管理紧密联系的特性。在接下来的10年间，私人教育部门很有可能会申请成为私立大学。同时，公立大学持续理性化将不断影响旅游教育的内容，并最终将旅游管理与接待业管理融为一个专业。
尽管出现上述变化，一些公立大学通过增加国际旅游教育需求来抵消国内旅游教育需求减少的冲击，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教育项目设置理性化的影响。在这些国际旅游教育需求中，大部分学生来自亚洲，尤其是中国、印度、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那些位于澳大利亚稍大一点城市的大学（如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和阿德莱德）比地方性的大学更容易吸引国际学生。同样地，那些拥有较高国际排名的大学或拥有高产出旅游研究学者的旅游研究机构在吸引国际学生上也更有优势。目前，许多澳大利亚的教育机构已经与亚洲的大学建立伙伴关系，并且已经建立了有效途径，为现有亚洲大学生教育资历提供更高的（国际）身份地位。中国的大学和澳大利亚国际排名较好的大学之间建立伙伴关系这一现象已经日益普遍，因此，那些依然拥有独立旅游教育项目的大学高度地依赖国际学生的现象则不足为奇。在许多学士学位项目中，超过一半的学生是来自海外是很正常的，在硕士学位项目中，这一比例还会更高。澳大利亚旅游教育的另一个趋势就是境外分校的发展，尤其在亚洲和中东地区，这些澳大利亚旅游教育项目的校园分设于其他国家，其入学人数通常比澳大利亚本土校园人数还多。很多中国学生在澳大利亚或这些境外分校学习，但是这些教育项目是否满足了中国雇主的需求仍不得而知。
2.1管理体制
讨论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离不开对高等教育机构与教育项目认证的管理体制探讨。紧随着英国的教育发展，澳大利亚设计了一套三方质量保证体系，它包括高等教育标准体系（Higher Education Standards Framework，HESF），澳大利亚资格认证体系（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AQF）和分学科的学习效果基准（ Discipline- based ThresholdLearning Outcomes，TLOs）。以学习效果为评价标准，通过不同层次的类型与资格分类，AQF建立了澳大利亚资格认证标准。AQF所起的作用和很多种国家资格认证体系（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s，NQF）相似，目前全球已经有140多个国家建立了这种国家资格认证体系②③。HESF体系建于2011年，包括门槛标准和非门槛标准，其中门槛标准包括（教育）提供者登记标准、分类标准、课程资格认定标准和资格标准。在该体系2015年的修订中，取消了非门槛标准概念并引进新的框架，包括学生参与程度及学生成绩、学习环境、教学（质量）、研究以及研究培训情况、质量保障的制度体系、治理（水平）和责任（范围）、表征、信息和信息管理等7个主要领域。
澳大利亚制定了很多具体学科的学习效果基准（TLOs），其作用与地位类似于英国的学科基准声明①。在澳大利亚教学与学习政府办公室（ OLT）及澳大利亚旅游和接待教育委员会（CAUTHE）的支持下，2015年，有关旅游、接待业管理和事件管理教育的学习效果基准也得以顺利制定，每一领域的学习效果基准均包含以下5个维度的内容：服务和体验设计、跨学科研究、问题解决、合作以及专业责任（表1）。
澳大利亚的一些旅游教育项目也得到了国际认证系统的认证，如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TEDQUAL项目以及卓越旅游与酒店管理教育国际中心（THE-ICE）。此外，许多在商学院和部门开设的教育项目也被美国国际管理教育联合会（AACSB）和/或EFMD质量提升认证体系（EQUIS）认证。这些认证机构通常依据自身规范或标准对项目质量进行评估。获得一个或多个这样的国际专业认证是对项目声誉和质量的一种间接反映，尤其在项目营销时作用显著。
2.2绩效指标
前文提到的质量保证体系所依据的各项指标包括：学生入学分数、学生满意度和毕业生就业情况。而前文中的ATAR体系则是评估对旅游学习感兴趣的国内学生的学术素养的指标。2015年，Airey等对15所拥有旅游教育项目的澳大利亚大学进行评估分析后发现①，他们的平均ATAR得分为64.7，该分数远低于医学（94.3），也低于经济学（72.9）和会计学（67.7），但是与工商管理（65.7）、自然科学（65.1）以及人文社会科学（63.7）的分数相差不大。
学生满意度水平的评估通常采用课程体验调查问卷（CEQ）和澳大利亚学生投入调查（ AUSSE）等全国学生普查的方式进行，这些工具为大学高层管理者提供了检验学生满意度和项目收入之间是否均衡的方法。上述评估方法为管理者所青睐，因为他们能够藉此提升所在大学在全球大学排行榜中的位置，抛弃绩效不好的学科领域以获得更好的发展。对于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而言，正如旅游学科，仍在努力确立自身在学术界中的地位，而上述的某些评估方法将对他们构成特殊挑战。在澳大利亚，旅游与其他学科的差距并不明显。2012年澳洲毕业生就业中心的报告显示，72.2%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对他们的课程满意，与社会学79.0%，生物科学76.0%以及数学75.5%的满意度相当，而且相对高于学习会计（68.2%）或银行、财务及相关领域（68.4%）学生的满意度。也就是说，旅游与其他学科相比差异并不大。
就毕业生就业率而言，澳大利亚的近期数据表明，毕业4个月后旅游专业学生的失业率为34%，与其他学科相比差距并不明显，比如数学专业的失业率是25%，自然科学32%，会计学41%，经济学30%。医学专业的学生比较例外，他们的失业率仅为5%。就薪资而言，澳大利亚的数据表明，旅游专业毕业生的起薪为40000澳元，远低于工商管理毕业生的46000澳元或医学毕业生的56000澳元。因此，潜在学生及其父母经常会质疑旅游学位的价值和职业前景。
2.3研究生教育
在澳大利亚，大部分学生获得的是学士学位（AQF 7级），但是在某些大学也开设了有效的研究生教育项目。研究生学位以授课型硕士（AQF 9级）为主，也有少量的博士学位（AQF 10级）、硕士证书和文凭（资历认可）类（AQF 8级）。一些大学也提供额外一年AQF 8级的荣誉学位学习项目。荣誉学位遵循英国传统，最初作为直博方式提供给成绩优秀的学生。虽然如今这些学位已不常见，但是像格里菲斯大学和昆士兰大学等院校仍然为少数旅游学士学位的毕业生提供这样的发展路径。
与中国相比，澳大利亚博士生的导师制也有些不同。每个学生通常会有两位甚至更多导师，其中一位被任命为首席导师，另外一位作为辅助或合作导师。一般来讲，每一位新晋大学教师需要指导一名学生完成学业之后，才能成为首席导师。并非只有教授才有资格成为博士生导师，指导学生是每位教师正常学术工作的一部分。虽然指导教师并不会因为指导博士生获得额外的薪资，但是博士生的招收、学生素质和研究成果是大学管理者评估教师绩效的重要指标，而教导博士生完成学业会对教师的绩效排名有所帮助。2002年之后联邦政府开始采用新的博士生经费管理模式，期望学生能够在3～4年内提交博士论文。
3.研究
澳大利亚高校研究能力评估（the Excellence in Research for Australia Initiative，ERA）是度量澳大利亚大学科研绩效的主要方式。2010年共有24家旅游评估单位（ units of evaluation，UoEs）被推举出来，而2012年仅有16家。这一评估单位数量的下降主要是大学高层管理者战略决策的结果，旨在剔除绩效可能不好的研究领域。与旅游评估单位的总量相比，市场营销有24家评估单位，工商管理36家，数学科学27家，生物科学32家，人文科学38家，经济学33家。评估单位的评分介于1到5分之间，其中3分代表达到世界水平，5分代表远高于世界水平。在2012年的排名中，虽然50%的旅游评估单位符合或超过世界水平，却没有一家获得5分。旅游单位的平均得分是2.4分，低于工商管理的其他领域，这一得分也低于经济学（2.8）、生物学（3.3）、医学和健康科学（3.1）的平均分数。而在受尊重程度方面，相比于商务25.6的平均分，旅游专业的得分仅为1.5分，这主要是因为旅游专业国家研究奖学金太少。
2003至2012年间，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的4564项资助中仅有8项旅游项目的记录。而著名的探索计划资助拨给了生物科学1340项、人文科学189项、商务管理86项，与之相比，拨给旅游的4项显得微乎其微。即便是交通，这样一个在澳大利亚很小的研究领域，也已成功获得了9项这样的资助。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旅游研究也被囊括在其他学科当中，这些数据可能低于实际获得资助的旅游教育项目的数量。这也部分地反映了研究者的一个观点，即如果把项目提交至除旅游以外的领域，项目成功率会更高。但是即便考虑到这些因素，对于高层学术管理者来说，旅游类的表现仍然不容乐观。
4.未来方向
总之，影响未来澳大利亚旅游教育的主要趋势包括：
越来越关注质量和绩效指标
高等教育在资金与管理方面的新自由主义
思潮以及旅游教育项目的供给过剩将导致
旅游教育项目数量进一步缩减
高等教育管制进一步放松，私立教育机构数
量和规模不断扩大
学生群体日益国际化
持续关注旅游专业毕业生的职业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