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3 09:57:0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心理学学术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法律学术论文；英汉对比；引言；体裁；语步
〔中图分类号〕H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2-0203-06
一、 引言
随着对外开放的领域拓展和程度加深，中国与国际法律界的交流与日俱增，相应地，学术论文也成为中外法律界探讨各种热点问题、交流信息、完善法律制度、解决法律争端的重要途径。就一定层面来看，要让我国法律研究走向世界，得到国际学术界同行的认可并占有一席之地，当务之急是在国际重要的学术刊物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因此，了解中英文法律论文的写作差异，掌握英文法律学术论文写作规范是法律研究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引言作为论文的开局部分，以简短的篇幅介绍论文的写作背景和目的、目前的研究热点、存在的问题及文章的研究意义，从而引出本文的主题并激发读者对本篇论文的兴趣。因此，引言对正文起到提纲挈领和激发阅读兴趣的作用，在整篇学术论文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功能。目前法学界对法律类学术论文中引言的研究则尚显不足，而从英汉对比的角度探讨英文法律学术论文中引言的体裁特征的研究更是极其稀缺。鉴于此，本研究采用语料库方法，选取30篇中外法律权威学术论文，修正了体裁分析的框架，对比分析英汉法律类学术论文引言，旨在准确地描述英文法律学术论文中引言的体裁特征，并探讨差异背后的社会文化原因，借此唤起国内法律研究者对英文论文中引言写作的规范意识，促进我国法律学者在国外权威法学期刊上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二、理论依据
体裁是以交际目的为导向的交际事件，具有其话语社团公认和遵守的图示结构，并且对语篇的内容和形式起着制约作用。〔1〕它不是一般的交际事件，而是一种内部结构特征鲜明、高度约定俗成的可辨认的交际事件。在建构语篇时，人们必须遵循某种特定体裁所需要的惯例。 〔2〕而体裁分析方法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产物，它综合了语言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将交际目的与策略技巧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语篇分析从描述扩展到解释，不仅考虑社会文化因素，而且考虑心理语言因素。〔3〕
引言也是一种具有特定框架的体裁。为了分析引言的体裁结构，Swales提出了CARS（Create A Research Space）模型。该模型包含三个必需的语步（Move），而每个语步包含若干可选择的步骤（Step）来实现语篇的交际功能，如语步一（Move 1）中包含三个步骤：指出研究重要性 （claiming centrality） ，概述主题（making topic generalizations）、评述以往研究（Reviewing previous re-search）。虽然CARS模式是分析论文引言结构的有效模式，但学术论文的多样性必然导致引言的体裁多样性，例如软件工程学科论文引言的某些新语步，如定义术语、举例说明等，无法在CARS模型中找到对应。〔4〕而在不同学科的论文引言里，某些特定的语步，具有独特的语篇功能和位置。〔5〕
笔者在分析英文法律学术论文中的引言语料时发现，英文法律学术论文中的引言在回顾文献、通报当前研究和介绍论文结构这三大语步的写作规范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为了更深层次的讨论，本研究将它们作为单独的语步列出。同时，笔者也发现英文引言中的一些步骤，如定义关键术语，陈述当前研究，陈述主要计划，概述研究目的，研究问题/假说和研究价值等，在CARS模型中找不到对应。因此，本研究将新步骤加入了CARS模型里，结合英文法律学术论文中引言特有的语步，以及CARS模型里缺少的语步和步骤，修正了CARS模型，提出了英文法律类学术论文类CARS模型（见表1）。
三、研究现状
在当今国际学术界，体裁分析已被广泛应用于许多领域，其中包括对某一特定学科的英汉论文体裁对比研究，发现某些特定学科论文引言里包含了CARS模式没有的一些重要步骤，如定义术语等；〔6〕一些学者从修辞策略的角度，对某一特定学科的跨文化跨语言论文引言进行对比研究；使用体裁分析理论比较同一学科不同领域的论文的引言结构也是语言学家们关注的焦点。〔7〕这些研究丰富了体裁分析理论，完善了CARS模式，也揭示了不同交际目的下引言写作的多样性。
在国内， ESP教学，写作和翻译研究，〔8〕以及学术语类语篇的模块标注〔9〕等领域是体裁理论研究的焦点。与法律学术论文的相关问题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探讨，其中有对法学论文各部分写译规范化的探讨，〔10〕也有对当前法学论文现状和存在问题和解决方案的研究，〔11〕以及对英汉法律语篇和语言差异的研究〔12〕等等。这些探索性研究对体裁分析的应用与拓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有助于对国内法学研究的反思并推动其发展。
纵观以上研究，虽然它们从不同方面对法学论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多数是从理论论证，没有进行大量实例验证，缺乏有力的数据支撑。而且这些研究多集中于中文法学论文，对比中英文法学论文的研究涉及甚少，对于帮助国内法学学者了解国际法学刊物的写作规范作用有限。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国内外法律权威学术期刊共选取语料30篇，创建共计30240字数的小型英汉法律学术论文引言语料库。英文期刊包括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Computer Law and Security Review等。中文期刊包括《法学研究》、《现代法学》。运用英文法律类学术论文CARS模型，对30篇英汉法律论文引言中的语步步骤进行人工标注，用AntConc软件提取，归纳各语步及步骤频率分布特征，总结英汉法律论文中的引言语步分布以及实现形式差异，并深入探讨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力求从对比分析的角度更全面、客观地把握英文法律学术类论文中引言的体裁特征，帮助中国法律学者写出高质量的英语法律学术论文。
五、结果分析与讨论
基于以上研究方法，我们得到英汉法律学术论文中引言的宏观语步和微观步骤分布特征（见表2），我们将逐一分析它们的异同，并探讨其背后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原因。
1.英汉法律论文中引言的宏观语步分布特征
（1）由表2可见，中英文法律论文中的引言语步特征呈线性分布：确立研究领域开篇-阐述前期研究成果-设置研究空间-通报当前研究-填补研究空间-介绍论文结构。但英汉法律学术论文引言的宏观整体结构有较大不同，在语步的顺序和分布上具有明显差异，主要体现在语步1（确立研究领域）、语步5（填补研究空间）和语步6 （介绍论文结构）。
（2）相比中文法律学术论文引言，英文法律论文引言更注重详尽、全面地介绍研究领域。引言开篇采用介绍研究领域，研究背景这一语步，可以让读者能够迅速进入研究情景，了解必要的背景知识以便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文章论证及观点。所有30篇英文法律论文中的引言十分详细具体地介绍了研究领域，涵盖了相关领域的方方面面，所占篇幅较大，有的达到数千字（由于篇幅有限，作者不再举例说明）。虽然86%的中文法律论文中的引言介绍了研究领域，但篇幅在整个引言中较短，寥寥数语，甚至有2篇引言未介绍研究领域而直接进入了“设置研究空间”这一语步。
英汉法律论文中引言对于介绍研究领域的显著差异主要源于国内外不同的学术写作习惯。国外学者通常采用作者负责型写作方法，这种方法要求作者详细阐述观点，展示逻辑推理的过程和事物的具体性，这使得文章条理清楚，目的明确，也大大减轻了读者的负担；而中国学者则倾向于采用传统的读者负责型写作方法。这种写作方法倾向于含蓄概括，思维委婉跳跃，作者只是提出模糊的意向和帮助理解的材料，大量背景知识需由读者自行查找，作者的观点深意也要由读者从文章叙述中得出， 读者的主观理解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所以在例1中，作者在第一句中就直接切入研究焦点：教育权，第二句高度概括了造成不同理解的原因，并没有展开此话题，给读者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以待在下文中寻求答案。
例1.现代法律一般都承认受教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但各国的立法表述上不同，导致人们对受教育权性质的含义有多种不同的理解……（《从国际法角度看受教育权的权利性质》）
（3）英文法律论文更倾向在引言里通报其填补研究空间的结果，而中文法律论文引言涉及极少。“通报研究空间”这一语步的主要功能是直接说明研究成果，并指出其在研究领域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强调当前研究的贡献。
由表2可见，英文法律论文作者一般在引言里直接提出其研究结果，解决方案，观点看法等，80%的英文法律学术论文都在引言里通报了填补研究空间的结果，这使得读者在一开始就对文章的立场清晰理解（见例2、例3）。在例2中，作者提出了一种常识性理论，这种理论可以很好的解决前文提出的艺术品诉讼法庭争议的问题。在例3中，作者直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文章的结论：修订法不能根本改变被告的权利，从而回答了一直备受关注的问题。
例2.In contrast to the work of such scholars， this Article， written on the verge of a possible dramatic reworking of the rules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jurisdictional conflicts and judgments， posits a simple common sense theory： courts should defer to the forum exercising in rem jurisdiction will have the most control over the ultimate disposition of the chattel.（〈Crossroads in the Great Race： Moving Beyond the International Race to Judgment in Disputes over Artwork and Other Chattels〉）
例3. This Comment concludes that the amended rules are not likely to change substantially the rights of criminal defendants with respect to the introduction of prior act evidence.（〈COMMENT： Oregons New Character Evidence Rules〉）
相比之下，中文法律学术论文极少在引言中直接揭示其观点立场或解决方案等，只有20%在引言里指出了研究结果，解决方案等。由此可反映出中英学者不同的论文写作习惯：外国学者写作直接清晰，开门见山，而中国学者写作委婉曲折，倾向于缓慢推进写作进程。
（4）大部分英文法律论文会在引言里介绍论文结构，而中文法律论文引言都缺少这一语步。介绍论文结构能帮助读者掌握文章脉络，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路，从而更深刻地掌握作者论证的方法过程。此外，论文结构可以使读者更有针对地阅读文章，有选择、有重点地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在阅读引言时就能够确定自己阅读的重点（见例4）。表2表明70%以上的英文法律论文都在引言里介绍了论文结构，不仅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条理清晰，还使得读者有了整体的概念，也方便读者快速阅读感兴趣的部分。在例4中，作者用主题句、特点的语法结构，清楚地呈现了整个篇章结构，使读者能迅速地把握文章脉络，选取自己的兴趣点。
例4. The structure of this Article is as follows： In Part I， I briefly survey……In Part II， I analyze……I demonstrate that （a）…… （b）……（c）…… I then turn in Part III to a description of……In Part IV， I examine…… In Part V， I put forward the basic tenets of an IL approach. In this model， （〈Integrative Linkage： Combining Public and Private Regulatory Approaches in th Design of Trade and Labor Regimes〉）
而中文法律论文引言几乎都没有包括这一语步，中国学者更倾向引起读者兴趣，使其继续阅读，自己探寻文章脉络。
2. 英汉法律论文中引言的微观步骤对比
（1）确立研究领域选用的步骤不同。英文法律论文引言大多通过概括论题内容，介绍相关背景知识来引领读者进入研究领域，而中文法律论文则更多的介绍论题重要性来确立研究领域（见表3）。
55%的英文法律学术论文作者采用概括论题内容来确立该论文的研究领域，由此可见，国外学者重视逻辑思维和严密分析，通过一步步的概括和阐述论题内容，由点及面，由个体到整体的描绘出整个研究领域，引导读者轻松进入研究情境。而近一半的中国学者倾向使用“介绍论题重要性”，是为了吸引读者。在信息时代，高效率的读者会首先通过阅读引言了解文章大致内容是否与自己的研究息息相关或是否具有重要意义来决定是否继续阅读文章。因此，“介绍论题重要性”就发挥了强调当前研究、吸引潜在读者的作用。在例5中，作者通过用一些阐明论题重要性的短语，如“议论的热点”，“热门话题”等，突出了该话题的重要性和时效性，以达到迅速吸引读者的眼球，并促使他们继续往下读的效果。
例5.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活领域各种基本规范的确立，我国法治建设的中心已逐步从“立法”转向“司法”，与司法相关的话题也逐渐成为实务界和学界议论的热点。“法律原则如何适用”即是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法律原则适用与程序制度保障———以民事法为中心的分析》）
（2）在回顾前期研究成果步骤中，大多数英文法律论文引言都会采用回顾前期研究成果，而中文法律论文引言较少涉及（见表4）。回顾前期研究成果这一语步，主要是通过大范围讨论先前研究从而自然地引入当前研究来实现的，它将当前研究与以往研究联系到一起，既可以体现当前研究的重要性和贡献，又可以为设置研究空间提供依据。然而，回顾前期研究成果并不是单纯为了回顾，而是帮助作者：（1）将论题缩小到当前研究的一个具体点上；（2）找到前期研究的局限性和问题；（3）通过回顾前期研究成果，尤其是知名研究，并提出问题使得文章更具学术性，更使人信服。因此，回顾前期研究成果兼具交流和说服的作用。
中英法律论文引言在此步骤上的不同与中外的研究传统紧密相关。西方国家个人主义根深蒂固，倡导消极礼貌策略，强调个人价值，〔13〕因此体现在学术写作上就是回顾前期研究成果和指出研究差距，既强调他人贡献，又指出缺陷突出本研究的必要性。 如例6中，作者在讨论先前研究时，明确地指出了每一个观点的作者，如Cary和Winter，体现了西方国家强调个人价值的价值观。
例6. Noting that a large part of Delaware’s revenue was derived from the incorporation business， Cary （1974） opined that Delaware bent over backward to offer a corporation law that appealed to corporate managers. In response， Winter （1977） noted that if Delaware corporations did in fact do poorly， one would expect that their cost of capital would increase to reflect the diminished returns. Winter noted that there was no evidence that this was the case.（〈The role of interjurisdictional competition in shaping Canadian corporate law〉）
然而，中国文化深受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提倡积极礼貌策略，折射在学术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上，〔16〕回顾前期研究成果的方式十分随意模糊，尽量避免评价他人成果。
在例7中，作者在回顾前期研究成果时，并未明确地指出是哪位或哪些学者提出了这些观点，而是笼统地用“学者们”概括，这就体现了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另外一方面，尽管作者指出前期研究得出“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法制观念淡漠，中国公民缺乏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的结论，但却没有明确指出得出这些结论的文献和作者，这也会让读者疑惑是前人做出的这些结论，还是作者的主观推断。所以，相比之下，英文法律学术论文引言在回顾前期研究成果时，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作者及文献，这使得引用更具客观性，真实性和说服性。
例7. 学者们普遍认识到，法律的有效实施，除了必须具备一些体制内的“硬件”（包括足够的执法力度、完善的监督机制以及高素质的法律职业群体等等）之外，还需要社会环境的支持。如果环境不利，法律就难免在其实施过程中被扭曲变形，甚至形同虚设。然而，让人头疼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水土”究竟有哪些成分不适合“现代法律制度”的运行？ 对此，学者们普遍认为，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法治观念淡漠，中国公民缺乏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归根到底，中国本土的“法律文化”与来自西方的现代法律制度之间存在深刻的裂痕，甚至在某些地方格格不入。（《法治及其社会资源———兼评苏力“本土资源”说》）
（3）在通报当前研究这一语步的实现形式上，英汉法律学术论文引言采用的步骤相差较大（见表5）。在这一语步中，中文法律论文中引言采用的四个步骤比例较均衡，而一半以上英文法律论文中引言主要采用“陈述论文主要计划”这一步骤。更值得注意的是，中文法律论文中比例较高的“陈述研究价值”步骤，在英文法律论文中却几乎没有。
例8.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awarding of punitive damage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s in light of Mastrobuono. It determines that， because special considerations are due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s……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proposing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claims for punitive damage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s……（〈Awarding Punitive Damage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s in the Wake of Mastrobuono v.Shearson Lehman Hutton， Inc.〉）
相比之下，中文法律论文引言较多地采用了陈述研究价值这一步骤。国内学者倾向于首先吸引读者关注研究，至于具体的研究过程及问题假说则由读者在正文中自行探索（见例9）。而且，陈述研究价值具有推销性的特征。作者引言中采用“本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本研究为……作了重要贡献”，“本研究对……提供了独特的视野和指导”等结构，既使得读者了解了研究意义，同时又间接推销了文章。
例9.了解和研究这些保留和解释性声明，不仅对我国提出相关的保留或解释性声明有借鉴意义，而且对今后解释和适用《公约》，完善我国的相关立法有重要参考价值。（《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保留和解释性声明）
六、结语
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英汉法律类学术论文中的引言在语步和步骤的使用频率、顺序和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1.写作方法的不同。国外学者倾向使用作者负责型的写作方法。为了减轻读者负担，让他们更轻松进入话题，作者详细阐述观点，展示推理过程，使文章观点明确、条理清楚。而国内学者多采用读者负责型的写作方法，旨在给读者更多的发挥空间，并激发读者兴趣。在确定研究领域，通报前期成果和介绍论文结构等方面都较含糊笼统，让读者自行归纳，理清脉络。
2.价值观差异。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所倡导的消极礼貌策略充分体现在英语法律学术论文中关于引言的前期研究回顾步骤中。国外作者在法律学术论文中既强调他人贡献，又指出其缺陷，并突出本研究的必要性；相反，东方集体主义价值观深深影响国内作者，他们在论文写作时采取积极礼貌策略，在前期研究回顾中为了顾及他人面子，尽量避免评价他人成果。
3.思维方式和写作习惯差异。国外学者倾向于直接清晰、开门见山的写作方式，更重视逻辑严密，条理清晰。而国内学者写作委婉曲折，倾向于缓慢推进的过程，给读者留出更大的主观空间，同时也很重视推销自己的文章。
英汉法律学术论文引言中所展现在宏观语步结构上的不同取向以及微观步骤上的选择差异，反映了中西方学者潜意识中的不同的心理、写作习惯和社会文化观念。国内法律学者在撰写英文法律学术论文时，必须把握英汉法律学术论文引言在体裁结构方面存有的显著差异及其深层次原因，进而谙熟英文法律学术论文引言的体裁结构，遵循系统规范的英文引言写作要求，从而提高英文论文引言的写作质量。
〔参考文献〕
〔1〕Swales，J.M.Genre Analysis： English in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tt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3〕Bhatia，V.K.Analyzing Aenre： Language Use in Professional Settings.London： Longman， 1993，pp.16-22.
〔4〕Anthony，L.，Writing Research Article Introductions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How Accurate Is A Standard Model？IEEE Transactions on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1999，42.pp.38-46.
〔5〕〔6〕〔7〕Samra，J.B.Introductions in Research Articles： Variations Across Disciplines.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002，21.pp.1-17.
〔8〕韩金龙，秦秀白. 体裁分析与体裁教学法〔J〕.外语界，2000，（1）；李俊.体裁分析法与写作产出〔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秦秀白.体裁教学法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1）.
〔9〕黄萍，沈燕.学术语类语篇模块标注的理论整合探索〔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10〕邓勇.法学论文中文摘要规范化探析〔J〕.当代法学，2005，（3）；诚.略评法学论文篇目之英译〔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4，（4）；张少瑜.谈谈法学论文的学术规格〔J〕.法学评论，2000，（3）.
〔11〕周珏，周昱彤.法学专业学生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9，（6）；涂四益.浅谈法学研究生的论文写作〔J〕.法制与经济，2011，（8）.
关键词：工作坊 学术英语写作 主导――主体 建构 支架式教学
一、工作坊内涵
工作坊（workshop），也称专题研习工作坊，最初是指一种基于专题的研究性学习方式，后来逐渐发展演变成如今的一种实践教学模式。[1]该模式建立在师生平等地位的基础之上，教学中强调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互动参与和体验。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载体，国外的互动教学历时已久，学科涉及广泛，经验丰富；而我国开展较晚，经验不足。由于工作坊很好地契合了高校特别是研究型高校对创新型人才综合素养培养的需要，因此受到学界的青睐与推崇。
二、工作坊的理据背景
1、团体动力学理论
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温勒在1939年发表的《社会空间试验》中首次指出：“团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分析单位，是有着联系的个体间的一组关系。其成员不是孤立的个体存在，而是被组织到一个复杂的、相互依赖的系统之中。虽然团体的行动要看构成团体的成员本身，但已经建立起来的团体，其个体成员动机与团体目标几乎混为一体，所以，一般来说，通过引起社会团体变化而改变其个体要比直接改变个体容易得多。”[2]工作坊模式的实践属性决定了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互动参与，团体动力学所描述的团体系统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参与的形式。
2、EAP理论
学术英语写作（EAW）是学术英语EAP（English for Academic Writing）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我国EAP又可分为EGAP和ESAP两类，其中前者指普通学术英语，后者指专门用途学术英语。学术英语是指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共有学术语境特点的英语教学，是“把重点放在学术环境中某一特定群体的交流需求和行为上而进行的教学，……是基于对某一学科认知、社会和语言等方面的需求而进行的教学。”[3]从定义中可以推断出学术英语写作是以真实性原则和交际性原则为背景：即无论从师者的层面还是习得者的层面，真实语料的研读与分析加上真实任务的完成贯穿于学术英语写作的整个流程。而真实性的体现需要实践性理念与实践性环境的有力支持，工作坊模式正好契合了这一需求。
3、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兴起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它是行为主义发展到认知主义之后的理论。建构主义特别强调学习活动中的情境创设与合作学习，认为学习过程是学习者主动建构内部心里结构的过程，学习是在原有的经验和认知结构基础上，通过与外界的相互作用，主动建构知识的意义从而达到个人对新知识的理解。[4]定义中的外界即是指合作学习和教学情境的创设，由此可以看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工作坊模式奠定了基础。
三、工作坊运作模式
1、构建前卫的教学理念
传统的教学理念是以师授为中心的教学体系，随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诞生，以学为主的教学理念愈来愈受到重视。根据中国学生的学习特点，中国学者提出了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学教并重”的教学理念，[5]研究生学术英语工作坊的运作正是依据此理念构建并展开的。具体模式如下：[6]
图表 1主导―主体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工作坊模式
2、教学设计
（1）构建目标
经过多方协商与讨论，X大学的研究生学术英语教学定位为学术英语写作，目的是满足该校研究生完成学业的要求：①用英语在国际期刊上②写出规范的中文期刊所要求的英文摘要。
（2）构建内容
学术英语写作以真实的交际任务为依托，针对教学目的，该课程的内容架构确立为：①学术论文各组成部分诸如引言、方法、结果、讨论结论、摘要及各组成部分语言特色的研读与陈述；②摘要改写；③期刊论文写作与发表④期刊论文的格式要求。
（3）构建手段
根据X校研究生的入校成绩及学习特点，为保证研究生建构过程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工作坊模式下的学术英语写作采取师授、师助+互动（师生之间与生生之间）的教学模式。整个教学过程采取建构主义所倡导的支架式教学方式，充分体现教师的主导设计、组织教学的地位和学生主体自我建构的理念。所谓支架式教学是为学习者建构对知识的理解所提供的一种概念框架，如同建筑行业中使用的“脚手架”。这种框架中的概念是为发展学习者对问题的进一步理解所需要的，支架式教学由五个环节组成：搭脚手架、进入情境、独立探索、协作学习和效果评价。
（4）具体操作
材料准备：任何写作都是以阅读为基础的，学术英语论文写作也不例外。学生被要求在其导师的指导下，利用数据库检索与本专业相关的优秀的期刊学术论文，并在充分研读的基础上，每人选择出8-10篇以备工作坊使用。
搭脚手架进入情境：教师的授课要采用具有启发意义的提问方式和案例分析的方式进行。引领学生进入情境。授课内容要围绕提出的问题设计并展开，并且在课程的行进中以问答的方式一对一或一对组地引导学生思考。其次，进行案例分析教学，帮助学生建构学术论文各组成部分的写作模型及其语言特色。
独立探索与协作：教师案例分析的目的是要调动学生的自主探索能力。学生以手中的论文为范本，以小组为单位（通常由6-7人组成），积极展开论文各组成部分的研讨，并对比自己手中的论文和教师案例所涉各组成部分模型的异同。各组商议之后，组长汇总意见，派一名代表向全班报告结果，小组的其他成员可以补充，其他小组还可以提出异议。课后仍以小组为单位进行问题共商的协作学习――追加任务：即每位同学利用自己手中的范本拍摄一段视频，分工陈述或评论写作各部分的模型和语言特色，其中要加载PPT展示，目的是进一步监督学生的建构过程并强化建构效果。
摘要的写作建构安排在论文各组成部分之后。原因是摘要的写作要以各部分为基础。由于第一学期研究生还没有开题，摘要改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任务，但同时允许实写（有些导师布置了研究任务）。经过一个学期的互动研讨与陈述，摘要的写作建构由学生自主完成。
根据X校的研究生英语课时安排，期刊论文写作安排在第二个学期。论文的写作流程遵循这样的模式：研究生论文第一次提交、教师第一次反馈+研究生论文第二次提交、教师第二次反馈+研究生论文第三次提交、教师（包括外籍教师）第三次反馈++修改。从该模式可以看出期刊论文写作与发表是研究生独立探索与师生协作的结果。并且在该过程中按照发表的要求，融入期刊论文格式建构项目，其中包括题目撰写、引用、图表和参考文献等。
效果评价：支架式教学的特点决定了其效果评价的多元化。单一的总结性评价已经不能满足互动教学的目标需求，工作坊模式下的教学学生参与的环节多，因此形成性评价更客观、更具有连续性。无论在论文结构的建构阶段，还是期刊论文的写作与发表阶段形成性评价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进行总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的过程中，同时融入教师的笔评和师生共同参与的口评。除此之外，网络评价和小组自评与互评也在形成之中。
四、工作坊模式下的学术英语写作效果分析
1、与传统学术写作的比较
传统的学术写作教学实际上也含有互动的因素，但局限性大，多为教师与学生个体之间；而工作坊模式把这种互动扩展到生生之间，因此学生的协作精神、自我建构能力和自信心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并且教师在课程互动的各个环节起主导作用，这是传统教学所不及的。
2、创造性思维的提升
罗杰斯认为：“适度的心理安全和心理自由是创造性活动的一般条件……。” [7]如何通过教学提升学生的创造力，已是当下高等教育所承载的使命。适度的心理安全和心里自由如何提供？工作坊模式下的学术英语写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课堂上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互动体现着合作学习的含义，即这种合作不是顺从、妥协和等待而是以独立为基础的相互认同和相互接纳，体现出学习过程个人化和社会化的相互融合。据调查学生普遍认为学术英语写作改善了课堂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心理氛围，使他们能够在更加宽松与和谐的环境下竞争，促进了他们良好非智力品质的发展，而创造性正是受到很多非智力因素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情绪。Isen在1985年通过实验总结出了正面情绪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假说；我国学者卢家楣等人在2005年通过教学现场实验验证了正面情绪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假说。因此工作坊模式所创造的良好氛围对学生创造性思维活动的激发与培养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3、面临的问题
如何构建语言教师与指导教师之间稳固而有效的链接，是当下面临的问题。语言教师负责英语学术论文的结构问题、语言应用问题以及把关论文出版的格式要求。但语言毕竟是信息的载体，学术论文信息的可行性、真实性以及逻辑上的正确性等都需要指导教师的鉴定与评判。因此工作坊模式下如何使两者有机地结合就成了研究生学术英语论文成功发表与否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张楚莺.基于工作坊的商务英语翻译教学模式的应用与探析[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0，（6）：113-114.
[2]王雪华.工作坊模式在高校教学中的应用[J].管理研究， 2011， （8）：29-30.
[3]张晓君.英国EAP教学发展对公外研究生英语课程设置的启示[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11）：152.
[4] [5] [6]吴疆.现代教育技术教程（二级）（第三版）[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
沈艺峰教授，出生于1963年，厦门鼓浪屿人，198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2年毕业于加拿大圣玛丽大学（Saint Mary’s University），获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199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会计系，获管理学(会计学)博士学位，他曾先后在美国俄勒冈大学、加拿大康克迪亚大学、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和访问，2004-2005年为美国康奈尔大学富布莱特学者。现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是国内著名财务学家之一。
沈艺峰教授是中国财务学界最早从事资本市场财务学实证研究的学者之一，主要研究领域涉及公司财务和资本市场理论，包括：资本市场效率、公司资本结构、IPO、资本成本、投资者保护与公司财务、行为财务、法律外公司治理机制等。沈艺峰教授发表的有关市场效率检验方面的研究成果，被视为国内真正意义上实证研究的开端。近几年来，沈艺峰教授结合我国法律制度建设的实践，开创性地采用历史研究的视野，考察了我国不同历史阶段中小投资者保护对公司财务的影响，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不仅丰富了法与金融学研究领域的文献，而且引领了对国内法律制度与金融发展方面的研究探索，对于完善我国金融法律制度建设、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另外，沈艺峰教授在股权分置改革、行为财务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为科学解释股权分置改革中的难点问题、上市公司股利偏低、公司管理者的非理等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
沈艺峰教授最新主持完成的“公司财务管理若干基础问题研究”项目得到专家评议组的高度评价，评审结果为“优秀”。该项目以公司财务管理若干基础问题为研究对象，分析、检验与评价法、非理、社会制度差异与市场微结构等难点对公司财务管理基础问题的影响，结合国外现代公司财务管理的发展趋势，构建结合我国国情的公司财务管理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设，得出具有基础性、前沿性、原创性以及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比如将公司治理中的财务管理问题从所有权高度分散下股东、董事会和管理者的契约安排扩展到所有权高度集中下投资者法律保护与所有权结构的新思路上；创建我国投资者法律保护指数；从公司股利政策、投资决策、兼并收购和公司治理中管理者的理性假设转向非理性假设，从外部影响因素分析扩展到对管理者内在心理因素分析，利用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等学科的思想，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的“锚定效应”、“群聚现象”和“羊群行为”、公司股利政策中的“迎合行为”、兼并收购及公司治理中的 “过度自信”等管理者非理展开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这些成果丰富和发展公司财务管理的基础理论，为解决我国公司财务政策选择和资产定价面临的难题提供基础理论依据。
沈艺峰教授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教育部社科基金等多项科研项目，在国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出版专著（译著）8部，主要学术研究成果发表在《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世界经济》、《会计研究》、《金融研究》、《经济学动态》、《投资研究》和《中国经济问题》等国家级重要学术刊物上，曾获福建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中国会计学会优秀论文奖及国际学术会议优秀论文等近十项奖项。
沈艺峰教授以渊博的知识、诙谐幽默的语言和深入浅出的讲解，将财务学理论演绎成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不但受到同学们的喜爱，而且也激发了同学们对财务理论学习的兴趣。在学习和生活上，他时常勉励学生树立远大理想、要有社会责任感，以开放进取的精神不断学习、崇尚学问、注重学品修养、追求学术创新。正是怀着对学术理想的无限向往和对教育事业的热忱，沈艺峰教授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追求，在教师的岗位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汗水。
关键词：心理技术；竞技体育；实验技术；测评技术；干预技术
20世纪80年代至今，运动心理学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心理技术在竞技体育中的应用已经从最初的心理测量技术的运用，发展到今天较成熟的应用模式。在我国体育健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背后，心理技术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所谓心理技术，是以研究心理学为目的，综合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并使成果实践化，为心理学发展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一门科学。心理技术在我国竞技体育运动中的应用主要包括实验技术、测评技术和干预技术。
一、实验技术在运动训练竞赛中的应用
1. 运动员心理状态监测和评价
随着神经生理监测技术的发展，运动员心理状态的监测与评价手段日益先进。近年来利用脑电技术研究运动操作过程中心理状态与大脑效率的关系已成热点。研究涉及不同项目的脑电特征、中枢神经系统疲劳和竞技状态、心理训练过程、特定时段的心理状态。如张振民等研究提出，EEG的神经元代谢方式可能与技术特点有关[1]。李捷以脑波超慢涨落技术分析训练过程，发明了“高级运动训练状态监控仪”，用于评定运动员竞技能力、训练强度、中枢疲劳、应激程度、学习能力等[2，3]。胡咏梅研究发现，脑象图分析技术可以显示运动员大脑处理信息的效率和竞技状态等信息[4]。邹军等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监测了散打运动员的心境状态[5]。以上从电生理、脑成像方面研究了运动员认知特征及心理状态方面的特点，为解释运动员心理训练效果的神经机制，为运动员选材和心理训练的科学化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撑。
2. 运动员认知特征研究
近年来，随着认知科学技术的发展，运动员认知特征及神经机制成为研究热点，眼动技术、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使用逐渐增多。眼动技术主要用于研究审视场景和视觉搜索策略。近年来国内学者采用该技术研究了不同项目运动专家认知过程中的眼动特征。如刘翠娟对散打运动员观看视频动作过程中的眼动特征研究[6]，李安民等对重剑运动员运动情境中视觉搜索研究[7]等。事件相关电位技术是通过记录分析诱发电位的潜伏期和波幅等信息，揭示人类认知加工的脑机制。国内学者采用该技术研究运动员认知特征主要涉及空间注意、知觉预测、注意瞬脱、时间知觉、视觉搜索、运动决策、自动加工等。如杨爱华等对乒乓球运动员视觉空间注意特征的研究[8]，赵洪朋等对散打运动员知觉预测过程认知特征与神经机制的研究[9]，李晓娜等对乒乓球运动员视觉搜索的加工过程及机制的研究[10]，徐璐等对乒乓球运动员决策特点的研究[11]。由实践可知，运动员的认知优势常常表现在心―眼―手的高度协同。基于此，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综合运用反应时技术、眼动技术和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开展探索性研究，试图证明运动员认知优势的内外一致性。如击剑运动员运动决策研究[11，12，13]、散打运动员知觉预测研究[9]、乒乓球运动员的视觉搜索研究[10]均尝试性地使用三种技术的结合。
综上所述，实验技术在运动认知领域研究中发挥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运动专家的认知优势特征。但是未来还需在以下方面继续努力：（1）使用虚拟现实技术模拟训练比赛情境，提高研究的生态学效度；（2）使用功能核磁共振（fMRI）技术，提升运动员认知过程的脑空间定位精度；（3）完善各种技术整合联动方案，实现同时记录认知过程的行为、眼动和脑神经变化特点。
二、测评技术在运动训练竞赛中的应用
1. 运动员心理特征评定
运用测评技术进行运动员心理诊断和心理选材，是我国运动心理学工作者将心理技术应用于竞技体育最早的领域。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运用测评技术对运动员进行心理诊断和选材的内容是多方面的。（1）运动心理能力：邱宜均等编制了青少年运动心理能力测试量表并进行了初步诊断[14]。结果表明此测试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与区分度，可以作为运动心理能力的诊断与选材工具。（2）智力水平：潘前等采用WAIS对羽毛球运动员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健将级运动员或比赛名次好的运动员比非健将级运动员或比赛名次差的运动员智商要高[14]；而张力为等用韦氏量表对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进行了测验，结果发现被试的智力呈中等水平，同前述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14]；刘淑慧等用瑞文标准推理测验对体育专业大学生进行测验，发现与其他专业大学生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14]。（3）个性特征：张厚粲等用镶嵌图形和棒框测验对个人项目与集体项目运动员的场依存性作了比较，发现较强的场独立性是竞技运动必备的心理素质[14]；陈舒永等用精神运动特性测定法对100名运动员进行了测试，表明神经活动的三个基本特性在运动实践中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14]。郑日昌等采用MMPI对我国甲级女排进行人格测试，发现我国女排运动员内向者居多[14]。邱宜均等用16 PF对我国男女篮球、排球、划船、短跑、跳水、射击和男子足球等运动员进行测试发现，运动员人格因素因子特点表现出某些共同趋势，而不同专项的运动员其人格因子的分布趋势不尽一致[14]。（4）认知特征：包括感受性的敏锐度、运动反应的速度与准确性、运动表象的完整性和清晰性、操作思维的敏捷性、注意力、记忆能力等。指标主要包括简单反应时（视、听）、时间知觉（视觉、听觉、动觉时间估计）、时空判断；深度知觉、视觉记忆、操作思维、综合反应时（四肢协调灵敏反应）、选择反应时、肌肉用力感、动觉方位感（臂、腿）、双手协调；水平感、浮力感、旋转-定向等。以上指标被证明是不同运动专项选材时的参考指标。
2. 运动员专项能力测评
90年代，运动员赛前唤醒和焦虑水平的心理测评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测评技术的应用也卓有成效。例如，祝蓓里对CSAI-2进行了修订[15]。叶平则发展了《竞赛认知特质焦虑量表》（CCTAI）[16]。王天生提出STAI、SCAT、CSAI-2三个焦虑量表中存在维度全面性、信效度及常模适用性等问题[17]。张力为根据中国文化特征发展了《赛前情绪量表-T》[18]。另外，有关“心境状态”测评手段POMS量表由祝蓓里翻译修订并提供简表[19]。上述心理测评技术手段的发展应用，对有效把握运动员赛前的心理状态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提高运动员成才率，1991年，原国家体委运动员科学选材中心组在完成《儿童少年运动员选材标准的研究》课题的基础上，先后公布了13个项目的选材标准，在这些标准中多数包含心理测试指标[20]。1993年，原国家体委竞训三司组织对其所属8个项目的运动员科学选材进行了新的研究[21]，其中心理子课题不仅完成了各项目标准中的心理测试标准的建立，还发展了3种心理选材测试量具，即《WT智力测试系统》[22]《WT运动员性格调查表》[23]和《WT神经类型测试系统》，后者是对一段时间内广泛用于竞技运动领域的80.8神经类型测试表[24]的改进。
3. 运动员心理诊断体系建立
2000年以后，我国学者开始将测评技术应用在建立运动员心理诊断体系上。如2002年国家级重点课题“我国优秀运动员竞技能力状态的诊断和监测系统的研究与建立”子课题 “优秀运动员竞技心理能力和状态的诊断”研究中，根据“竞技心理能力和状态与运动员技战术水平提高和比赛发挥之间关系”的结构模型，在现有仪器设备条件和前期研究基础上，选定了个性、注意、情绪、自信心、认知特征、意志品质、动机水平、中枢神经疲劳程度等8类测试指标，以26个运动项目和不同职业的4个群体的3 210人作为被试对象，建立了评价系统并开发出测试软件，为优秀运动员提供了一套科学实用的竞技心理能力和状态的诊断系统和工具。目前，由张忠秋完成的一项科技部课题也涉及心理诊断研究领域，在专门设计的计算机软件平台上发展了多项心理测量工具。
综上所述，测评技术在服务于我国竞技体育过程中，经历了从简单应用、专项研发到综合运用等阶段，为运动员心理评定作出突出贡献。然而，随着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对测评技术的深入理解，其在竞技体育运动中的应用还将向如下方向发展：（1）使测评技术逐渐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建立各运动专项的特有评价标准。（2）注重测评技术的系统化，实现运动员心理特征的全方位、多角度测评。（3）提高测评技术的时效性，实现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快速度完成对运动员的有效测评，防止干扰和影响训练竞赛。
三、干预技术在运动训练竞赛中的应用
1. 心理训练和心理咨询技术的引进及探索应用
80年代初，董经武等人应中国射击队和中国射箭队的邀请，开始对几名运动员进行心理训练和心理咨询的大胆尝试，其中一名双向飞碟运动员在调整心理状态之后参加比赛，创造了世界记录。于是，更多的运动队（如中国跳水、游泳、体操、田径等队）相继要求心理学家提供帮助，优秀运动员的心理训练和心理咨询从此广泛开展起来。如刘淑惠等探讨思维训练对跨栏技术掌握的影响；凤肖玉等用实验方法验证了心理训练对射击运动员的积极作用；徐明欣论述了游泳教学中心理训练的应用；祝树明实验证明心理训练促进了足球战术和训练质量的提高；丁雪琴实验证明了放松和念动训练的应用效果；李建周实验探讨了射击动作特殊知觉的心理训练效果；白丹探讨了跳远心理训练方法等[25]。这些初步的理论探讨和尝试，虽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是提高了教练员和运动员对心理训练和心理咨询的认识。
2. 心理训练和心理咨询技术的广泛应用
进入90年代后，心理训练和心理咨询工作主要以科技攻关和科技服务课题形式进行的。在深入运动队的过程中，基本上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为竞技运动服务的模式和思路，总结并提出了针对运动员的较有成效的心理工作内容、方法和手段，不断扩大服务与科研所涉及的运动项目，显示了运动心理学的强大生命力。
心理训练的方法多种多样，每一种方法又有许多具体的方法与训练步骤。（1）放松训练：丁雪琴等研究表明，放松训练可以控制紧张情绪，与功法调治相结合可以消除运动员的心理疲劳[14]。王惠民研究表明，放松训练能明显降低肌电值[14]。刘淑慧使用反馈放松与听放松磁带相结合的手段，能短时间内达到放松，并表现在主观感觉与EMG水平一致[1]。（2）表象训练：陈舒永等研究表明，被试在表象某一运动动作时，可记录到该动作所用到的肌肉的微弱的肌电活动，且与实际活动时相似[14]。杨锡让研究发现，训练者表象时皮层运动区α波波率减少[14]。丁雪琴等研究表明，念动表象训练后心率明显上升，皮肤电阻明显下降；将表象训练与实际训练结合的效果要比单独训练的效果好[14]。祝树明研究发现，表象训练可促进运动员战术水平的提高[14]。（3）生物反馈训练：王惠民等用生物反馈训练提高运动员的放松能力、表象能力[26]。（4）模拟训练：邱宜均等对国家击剑队进行了对手模拟，比赛气氛、环境的模拟，比赛过程的模拟等，收到了较好的效果[27]。丁雪琴采用语言诱导下的内心演练来进行比赛实况的模拟训练，以促使运动员比赛动机的增强[14]。（5）集中注意力训练：丁雪琴研究表明，集中注意力训练能够帮助运动员有效集中注意[14]。（6）目标设置技能训练：姚家新等采用目标设置技能训练激发了运动员的动机[14]。（7）专项心理训练：张书平从射击技术的结构出发，提出贯穿于训练之中的立枪法、心理―技术结合训练法、入静清心法、表象训练法和徒手训练法等[28]。
我国的心理咨询工作相对心理训练来说起步稍晚，其依据的理论主要包括精神分析理论、行为治疗理论、人本主义理论和认知理论等。竞技体育中常采用的心理咨询方法有：（1）系统脱敏疗法：丁雪琴、王斌等曾采用此法治疗运动员一些较典型的心理障碍，如心因性局部疼痛、失眠、某个技术动作严重变形和强迫冲动等，取得了一些效果[14]。（2）思维控制法：丁雪琴、刘淑慧等针对运动员在比赛中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提出不同的控制策略，使运动员在比赛中能坚持正确的心理定向并贯彻于比赛之中[14]。（3）诱导与说服策略：邱宜均等针对运动员赛前存在的想赢怕输的心理所采取的方法[27]。（4）合理情绪疗法：刘淑慧、马红宇等采用RET理论消除运动员的不合理信念，收到了较好的效果[14]。
3. 运动员心理训练理论的初步形成
我国学者在致力于运动员心理训练实践，提高运动成绩的同时，也总结出了较系统的心理训练理论，如心理建设综合模式和逆境应对训练模式。心理建设综合模式是刘淑惠紧密结合射击运动训练和国际重大比赛的实际，率先提出并逐步形成的以心技结合训练为基础，以积极思维控制训练为中介，以积极比赛自我意象训练为整合的前后有序、上下联结的心理建设综合模式[29]。该模式体现了心理教育、心理训练、心理咨询在实施上的系统性和个体心理建设的综合性。逆境应对训练模式是姒刚彦系统总结传统心理训练范式在运动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的[30]。这一训练模式由4个阶段组成，包括：（1）确认或预见典型逆境；（2）找出合适的应对逆境方法；（3）实施个人化训练；（4）评价训练效果。这种训练模式可以使心理干预体现更强的可操作性与有效性。姒刚彦认为，个体对逆境的意识和认知能力是可以被评价和训练的，所学到的应对行为的效果也是可以被评价和再建的。通过逆境应对训练模式，理想的竞技状态就向“通过训练可获得”的境界迈进了一步。
综上所述，干预技术在我国竞技体育应用中经历了初期探索、全面普及和理论建构的不同阶段，不仅为我国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发展了心理训练和心理咨询技术手段，丰富了干预技术理论。但是，我们还应在以下领域继续努力：（1）开发适合不同专项且具有针对性的心理训练和心理咨询技术；（2）完善心理训练和心理咨询的相关理论，获得更多的实证研究支持；（3）继续研究心理训练和心理咨询效果的监测和评定手段，开发针对性的测评工具；（4）从认知神经生理学角度，探索心理训练和心理咨询的作用机制。
四、结语
心理技术在竞技体育中的应用效益经历了初步探索、理论形成、理论成熟的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回顾心理技术在竞技体育运动中发展演进的历程，旨在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客观分析和梳理心理技术在我国竞技体育运动中应用过程的特征，从而揭示心理技术应用效果的内在规律，以适应我国竞技体育运动不断发展的需要。然而，心理技术运用于竞技体育的内在规律、理论及应用效益评定方法的探索，必须借助于高科技手段，借助于心理科学创新技术的不断开发和应用，才能更好地解决今后我国竞技体育运动中面临的各种未知的问题。
[1] 张振民，等.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运动员脑功能特征研究[J].中国运动医学杂志，2002，21（5）：453-457.
[2] 李捷.脑对运动负荷自主反应水平协同变化原理与实验评价方法[A].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第六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二）[C].2000，341.
[3] 李捷.运动技能形成自组织理论的构建及其实证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
[4] 胡咏梅，等.优秀击剑运动员脑像图特征的研究[A].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心理学分会.第八届全国运动心理学学术会议论文集[C].2006.
[5] 邹军，屠嘉衡，苑建齐等.散打运动员赛前与冬训期间视觉事件相关电位P300的比较[J].中国运动医学杂志，2009，28（6）：675-677.
[6] 刘翠娟.散打运动员视觉搜索中眼动的实验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0，27（4）：507-509.
[7] 李安民，高耀.重剑运动员在运动情境中视觉搜索优势的分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44（10）：54-58.
[8] 杨爱华，殷小川.乒乓球运动员空间注意特征的事件相关电位（ERP）研究[J].体育科学，2009，29（4）：35-43，62.
[9] 赵洪朋.优秀散打运动员知觉预测过程认知特征与神经机制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0.
[10] 李晓娜，李安民.乒乓球运动员视觉搜索的ERP特征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09.
[11] 徐璐，李安民.乒乓球运动员决策过程认知加工特征的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0.
[12] 冯琰，周成林.高水平花剑运动员认知优势特征及神经机制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08.
[13] 高耀，李安民.重剑运动情境中视觉搜索的ERP活动特征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09.
[14] 邱宜均，等.20世纪80-90年代中国运动心理学研究与发展述评[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3（1）：47-50.
[15] 祝蓓里.运动竞赛状态焦虑量表（CSAI-2问卷）中国常模的修订[J].心理科学，1994，17（6）：358-362.
[16] Ye，P. Competitive motives as predictors of cognitive trait anxiety in university athlet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Psychology，1993，24，259-269.
[17] 王天生，等.论焦虑量表中存在的问题[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1997，14（3）：52-56.
[18] 张力为.赛前情绪的因素结构、自陈评定与注意指向[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1999.
[19] 祝蓓里.POMS量表及简式中国常模简介[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1995，（1）：35-37.
[20] 曾凡辉，等.运动员科学选材[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
[21] 钟添发，等.运动员竞技能力模型与选材标准[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4.
[22] 叶国雄，等.WT运动员智力测试系统的研制及应用[J].体育科学，1995；15（4）：72-77.
[23] 姚家新.WT运动员性格量表的研制与应用[J].中国体育科技，1995；（10）：58-59.
[24] 王文英，等.神经类型与运动员选材[J].体育科学，1989；9（3）：71-75.
[25]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心理学学会等.全国运动心理学学术论文暨国外运动心理学译文汇编（1979-1983）[C].1984.
[26] 王惠民，等.利用肌电反馈技术进行心理控制训练研究[J].体育科学，1991，11（4）：84-87.
[27] 邱宜均，等.对中国击剑队女子花剑运动员心理咨询与心理训练的研究[A].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心理学分会.第四届全国运动心理学学术论文集[C].1993.
[28] 张书平.射击运动员心理训练的基本功及其训练[A].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心理学分会.第五届全国运动心理学学术会议论文集[C].1996.
[关键词] h指数；被引次数；幂律；不同学科
[中图分类号] G3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0037（2015）04-75-4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vari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hor’s H index and citation counts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uthor’s H index and citation counts in library information， mathematics， material science， basic medicine， finance， psychology， politics and other disciplines was analyzed， the diversity existed in their Power Law relationship should be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the discipline， its theoretical or applicable tendency. In addition，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uthor's H index and the maximum number of citation counts was also linked to the academic scale.
Keywords：H index；citation count；power law；different disciplines
1 引言
学术论文是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对作者学术影响力的评价方面一直为科学界，尤其是科技管理界所关注，例如科技人员的学术成就和对学科的贡献可以采用传统的发表文献的数量、文献的被引次数等指标，以及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来进行衡量。
作者的h指数作为评价作者科研成果的一项新颖的指标，是对科学家个人科研成就的评估，是反映作者科研工作的累积指标，它建立了发文和引文的关系，衡量了学者的数量和影响[1-3]，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邱均平教授等人利用h指数来评价我国的图书情报学学者的个人绩效，同时考察了h指数与传统计量指标之间的关系，经过比较分析发现h指数与作者的总被引次数具有强烈的相关性[4]；指出了作者的h指数与论文被引次数c之间具有形如h=cb的幂律关系[5]；另外还有将h指数引入到大学评价中，比如计算了我国部分重点大学的h指数，结果表明大学的h指数与被引次数c之间确实具有一定的拟合关系[6]；相关的研究还包括，例如以国内39位经济学领域中的高被引学者在1994-2008年间的被引用情况作为依据，分别对每位学者的h指数进行计算，并且探究了作者的h指数与其总被引频次之间的关系等[7]，本文是希望对不同学科或者是不同研究领域中的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关系进行考察，目的是探讨两者之间关系的学科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一是作者的h指数与作者的被引总次数之间的关系随学科变化情况的经验认识，希望得到关于两者拟合关系的初步的规律性结论；二是作为作者h指数与作者被引次数之间关系的组成部分，这里还希望对作者的h指数最大值与作者被引次数最大值之间的关系的学科影响进行经验考察。
2 数据的获取与拟合
2.1 数据来源
本文首先选取了图书情报学作为研究对象，在CNKI数据库中所分类的研究方向为“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中，统计了截止到目前发表文献量以及被引次数较多的前50位学者（按发表文献量排序），并在CNKI的引文数据库中得到这些作者的h指数，进一步建立作者的h指数与作者的总被引次数的关系图如图1所示，其中给出了两者的拟合关系，并给出了相应拟合关系的判定系数，其中横轴为作者的被引总次数，纵轴为该作者的h指数。对于其他学科例如自然科学类、工程技术类以及人文社科中的其他学科的情况，采取了相同的处理方法。
2.2 数据处理
笔者在统计的过程中，注意到高被引次数的论文中有作者重名的情况，由此可能会导致统计结果的不确切，为了减少数据不准确所引起的偏差，在生成散点图以及趋势图时，作者重名情况未包含在内。
2.3 数据拟合
表1涉及自然科学领域，分别考察CNKI所划分的基础科学、工程科技、医药卫生科技以及农业科技的情况，考虑到数据量的问题，仅选用这些分支学科中的比较有代表性的领域作为考察对象，分别为数学、材料科学、基础医学、畜牧与动物医学。其中数学是最传统的基础科学；材料科学是工程科技中目前发展态势良好，研究相对活跃，且引文量相对较高的分支学科；基础医学是医学门类的基础学科，涉及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和医学科学基本理论，是医学发展的基础；而畜牧业是人类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重要环节，畜牧与动物科学也是农业发展的重要部分与种植业并列为农业生产的两大支柱。诚然，这些学科客观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但选取这些学科作为考察对象，也是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的。选定对象后，对其中的作者总被引次数与其h指数的关系进行拟合，结果如表1，数据统计时间截止为2011年5月。
由以上研究不难发现，作者h指数与作者的论文总被引次数确实有较强的相关性，而且这种关系用幂函数进行拟合时具有较高的判定系数，由此从直观上可以有形如h=acb的近似，另外也注意到在不同的学科中a和b的值存在一定的差异。
用相同的方法研究人文社科领域，是为了进一步分析了人文社科中除图书情报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分支学科，从而进一步验证上述的幂函数关系，分别选取了金融学、心理学以及政治学这三个学科作为代表来进行考察。金融和心理学两个学科的发展较为迅速，发文量和引文量都达到较高水平，作为应用性较强的人文社会学科，其h指数和作者被引之间也能够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其中金融学中y=0.246x0.599（R2=0.833），心理学y=0.443x0.532（R2=0.814）。
选取政治学的原因是注意到该领域的学科边界相对比较明确，从而作为一个特殊对象进行考察，事实上，与边界相对模糊的学科相比，这种学科界限的明确性也使得该领域以及与该领域相关的论文绝对数量以及论文的总被引用次数都会相对有所下降，因而在统计结果中，由于学科自身的发展状况等因素，有可能暂时无法明确体现作者h指数与作者的总被引次数之间的一般性规律，实际结果表明，h指数与总被引次数表现为弱的幂函数相关性，其中判定系数仅为0.567，结果如图2所示。
所以，这是否能够说明，考虑到学科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学科边界等因素，作者的h指数与作者的总被引次数之间的关系不仅仅表现为已有研究中所得到的幂函数关系，甚至能够反过来利用两者之间的关系来对学科的性质及发展状况进行表征。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3.1 作者的h指数与总被引次数之间的拟合关系的确有学科影响因素
3.1.1 拟合系数a与b对学科因素的敏感程度不相一致。数据拟合结果表明，在作者的h指数与作者的总被引次数c之间能够呈现出一定的幂律关系，并且幂指数b大于0小于1，这表明论文总被引次数C的增量对于h指数的增长具有效应递减的规律，但是针对不同的学科又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能够注意到大部分学科幂指数b在0.5左右，而系数a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因此，我们初步估计对于不同的学科，作者的h指数与作者的论文总被引次数之间的这种幂律关系应当能够反映不同学科的属性，假定用A表示学科因子，那么应当有h=acb=a（A）cb，其中a是A的函数，这样从直观上，不同学科的h指数与总被引次数的关系不能直接进行比较，或者需要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学科归一化处理之后才能进行比较，相关的研究包括，尝试创建期刊h指数的归一化换算公式，试图将不同领域的期刊的h指数进行归一运算，以实现不同学科间h指数的比较[8]。
3.1.2 幂函数相关性的强弱与学科的发展阶段有关。作者的h指数与作者的总被引次数之间的关系应当与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的发展水平有关。例如数学，基础医学，金融等领域的发展相对较为成熟，无论是研究人员还是论文的绝对数量都相对较多，幂律关系表现得比较明显，两者之间的幂函数相关性相对较高，判定系数也分别达到了0.867，0.860，以及0.833，而对于那些发展相对滞后的学科，研究人员与论文数量相对较少，且影响力相对也相对较弱的情形，幂函数相关性就表现得相对较弱，由此是否意味着学科发展的不同阶段，包括萌芽、发展、成熟等时段的作者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关系也会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3.1.3 拟合系数a与学科的理论或是应用性的侧重程度有关。需要注意，作者的h指数与总被引次数之间的关系应当还与学科的理论或者是应用的倾向程度有关。或者说，在假定两者之间服从幂函数关系的基础上，则至少应当有A=A（t），其中t表示学科侧重理论性或是应用性的程度，从而t不同，反映为系数a也会有所差异，从直观上可以有这样的原因，例如论文的理论或应用的性质也会从时间上对h指数的增长速率有所影响，比如一般理论性质的文章可能会具有较长时间的引用期，文献的衰老速度较慢，而通常的工程技术类论文则偏重于实验技术与方法的创新，从而往往被引用的是该领域中前沿的技术知识，文献的老化速率则相对较快，而这些会直接影响到文献被引次数在文献中的分布以及随时间的变化关系，由此学科的理论或应用的倾向会对幂函数的系数，也即拟合函数的系数等产生影响，或者说作者的h指数与其总被引次数的关系能够对学科的理论或者是应用性倾向给予一定的反映。
3.2 作者h指数与作者被引次数的最值关系的学科影响
3.2.1 学科变量的选取。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关系随学科的不同会有所变化，还可以借助中间变量（相对于上述对两变量的直接拟合）来进行考察学科影响因素，例如研究人员的数量，该数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相应学科的学术规模以及活跃程度，在此基础上，分别考察在不同学科中的h指数与研究人数的关系，以及被引次数与研究人数的关系。由此，笔者整理了上述不同学科的作者h指数的最大值、作者被引总次数的最大值，以及各个学科的博导人数，用该人数大致反映该学科的研究人员的数量，并以研究人数作为横轴，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最大值作为纵轴，给出两者随不同学科的变化情况如图3所示，其中由于作者被引总次数最大值与h指数的最大值相比往往不在同一数量级上，所以采取将前者除以100以便进行比较，而且除以常数也不会改变被引次数与研究人数的关系，以及与h指数的比较。另外，在图3-1中，学科从左至右依次为政治学、图书情报学、心理学、材料科学、金融学、基础医学以及数学。
3.2.2 两变量的最大值随学科变化的趋势不相一致
从图3中能够看出，作者h指数的最大值与被引次数的最大值随研究人数的变化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但是也能够注意到两者随研究人数的变化趋势从直观上也有明显的差异，在研究人数较低的区域，例如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人数仅为75，该领域的h指数的最大值为34，在所列学科中处于较高的区域，而最大被引次数/100却只有19.62，处于较低的范围，不严格地，被引次数较低，h指数却较高说明了该领域的引用集中性，或者说这说明了该领域具有的小学科特性，在研究人数较多的区域，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最大值均处于较高的区域，由此，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最大值随研究人数的变化并不一致，而这种变化趋势的不同也正是研究人数的不同或者是学科差异的反映。需要指出，严格地探讨还需要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并需要进一步调整以及扩大数据范围以检验由这种直观考察所得结论的适用性。
4 结语
由以上分析可知，h指数与论文总被引次数之间在不同的学科中大都存在着形如h=acb的关系，其中0
a与b不大于1说明了作者总被引次数c对于作者h指数增长的影响会逐渐减小。在不同的学科中，h指数与作者总被引次数之间的幂函数相关性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表现为拟合系数的差异，特别是a值的不同，这应当与学科的发展阶段、理论及应用的倾向有关。
另外，作为对h指数与被引次数关系的补充，对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最大值随不同学科的变化情况也进行了考察，其中变化趋势的不一致能够体现学科因素的影响，与学术规模偏低的学科相比，在规模偏高的学科中，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最大值可能会具有更强的正相关性。
参考文献：
[1] Hirsch J E. An index to quantify an individual’s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J].PNAS，2005，102（46）： 16569-16572.
[2] Ball P. Index aims for fair ranking of scientists [J].Nature，2005，436（7053）：900.
[3] Egghe L. How to improve the h-index [J].The Scientist，2006，20（3）：14.
[4] 邱均平，缪雯婷.h指数在人才评价中的应用――以图书情报学领域中国学者为例[J].科学观察，2007（3）：17-22.
[5] 高小强，赵星.h指数与论文总被引C的幂律关系.情报学报，2010（6）：506-510
[6] 万锦遥花平寰，赵呈刚.中国部分重点大学H指数的探讨[J].科学观察，2007（3）： 9-16.
[7] 许新军.h指数在人才评价中的应用――以经济学领域高被引学者为例.情报杂志，2008（10）：22-30.
[8] 周英博.国际基础科学领域核心期刊h指数分析研究[D].浙江大学，2008.
您好！请允许我以这种方式与您交流。当您阅读这封电子邮件时，我已经了离开重庆，离开了母校——西南大学。学生不才，天资愚笨，若有冒犯，请多海涵！望导师能从百忙之中读完此信，学生再次感谢。
昨天晚上2点多钟我到了毕节学院，昨晚您8:20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还在遵义服务区吃晚餐，幸好老天爷保佑我，从下午2:30到晚上8:30，本来手机只有一小格电，但有幸的是，在您给我通完话后，它才停机了。
我这次又是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和您的交流还只限于电话，未能与您面谈，实乃遗憾。我是12月31日晚上7左右到达西南大学的，之后的四天时间一直忙着整理和书写修改后的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回到寝室的当晚，和汪耀等同学一起吃饭时，才得知易老师身体的状况和导师您对我的关心，当时我内心就觉得深感不懂事，在导师忙碌的情形下，因为自己的毕业论文的事情给您添烦劳了。这次回来是送第二批顶岗实习研究生返校，因为我于12月底和毕节学院签订了就业协议，所以我的言行要符合毕节学院的安排。我计划1月4日必须离开重庆，早日回到毕节将剩下两个班学生试卷改完并提交成绩到毕节学院教务处。母亲听说我要离开，1月3日下午就来学校看我，给我送来了冬日的衣服和嘱咐，顺便给易老师带来了一只土鸭子，因为母亲说农村的土鸭汤对恢复身体很有帮助。
我先向导师您汇报一下去年我在毕节学院10个月的学习和工作情况。
时间：XX年2月22日至XX年12月31日。
我是被安排在毕节学院发展规划处（高教所）实习，平时每周兼有毕节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安排的公开课《教育学》，第一学期任教的是XX级体育专科班的学生，第二学期任教的是XX级地理本科1、2班的公开课《教育学》，在12月份时，还代上了XX级生物本科1、2班的教育学课程。平均每周3节课，分单双周，一般是周二和周四上课，其余三天我就在发展规划处（高教所）实习，整理办公室日常事务，安排会议，写会议纪要和研究高等教育。每天只有早上、中午和晚上以及周末才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回到寝室后，我偶尔要关注一下一起来毕节学院支教教师和顶岗实习研究生的生活，因为这也是我所在部门的工作职责之一。我所在的发展规划处（高教所）主要工作有三：一是学校的发展规划，二是高等教育研究，三是对口支援工作。
对于教学、科研和管理，我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做人，做事，做学问都需要不断学习。我也不知道怎样评价这十个月的实习生活，但是除了在毕业论文的写作这件事做得不好外，其他方面我告诉自己，我并没有荒废这十个月的青春时光。
第一，教学工作。学生还是比较喜欢我上课，特别是这学期我任教的两个本科班学生，事实上，在我做学术的过程中，一些写作灵感还得益于教学工作。我不知道我在学生中究竟是怎样的形象，但是我的努力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回报。一是10月份左右，学生还送我特产。二是圣诞节的时候，学生还送我鲜花。
第二，学术科研。十个月，共发表三篇学术论文，但均是普刊。现已完成《文科研究生学术素养的内涵、要素及培养》一文的初稿。与汪耀、室友张铭凯和同门其余5位同学相比，我还得继续向他们学习，保持谦虚谨慎，求真务实的学风和宽容乐观的做人之道。
第三，行政管理。在部门领导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主办了名为《高教探微》的内部期刊，已成功出版两期。
第四，其他方面。从XX年11月和12月，我共购买120多本书籍，价值2500多元，内容包括教育学、哲学、法学、文学和心理学等几大人文学科类书籍，并阅读完十余本自己最感兴趣的书籍，尤其是哲学。XX年9月底回来开题后您推荐给我的一书，我已网购到，该书我这次回来已放在寝室，届时，请同门汪耀转交给您。谢谢您的推荐。XX年8月，因为在超星学术网学习了武汉大学赵林教授讲授的《古希腊哲学》课程和华中科技大学欧阳康教授讲授的《哲学导论》课程，我很兴奋地去武汉旅游了一周，并参观了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名校，以感受那样一种学术氛围。
另外，学习工作之余，我会写写博客，发发日志，偶尔写微小说，苦于要完成毕业论文，所以我的微小说暂停搁笔。开博一年多来，我认识了不少高校的教师、研究生以及其他热爱文学和写作的博友，并在我做学术、入党入派等事上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姜朝晖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的刘良华教授，四川理工学院数学系的潘文武老师，山西大学教育学院的侯怀银书记以及他的研究生……
最后，感谢导师您能收我成为您的学生，因为我成绩一直不好，XX年9月以初试压线的分数有幸被录取，否则，我就没有读书的机会。在毕节学院实习后，毕业论文一直是我的心中之痛，因为天资愚钝，所以进展很缓慢，让导师为我担心。还希望导师能不计过去，多多指点。对于导师的教诲，我铭记于心。
还有一事恳请兰老师，我于12月已与毕节学院签订了就业协议，还恳请导师能批准认可，为谢！我的延期申请已经填好，如果导师您同意，我就请金师兄代我交给您签字。兰老师，今年过春节我不回家，（去年我也没有回家，呆在西南大学的）依旧呆着毕节学院，好好把我的毕业论好，争取如期毕业，以此弥补对导师您造成的伤害和不悦地心情。
祝导师及家人 身体健康 生活愉快！
〔关键词〕网络引文；网络信息；引文分析
〔中图分类号〕G25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2）04－0174－04
在Web2.0和科研信息化背景下，网络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与交流的重要平台。OCLC在2005年的一项对包括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内的6个国家的3 300名用户的调查发现，84%的用户使用在线搜索引擎查找信息［1］。如今，网络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术信息仓储，是学术交流活动的重要途径［2］。学者在学术活动中开始引用大量的网络信息［3］。Graham和Metaxas发现本科生在完成作业时，会首先选择因特网作为信息来源［4］。
网络引文是指学术论文后面所附的、其来源出处是网络信息的参考文献，实际上是用作引文的网络信息。对网络信息的不同引用行为可以反映不同的学科文化［5］。通过对各个学科网络引文的数量及特征统计分析，可以考察各个学科对网络信息的利用率和对网络信息的利用偏好。
1 各学科网络引文的数量差异
1.1 各学科对网络信息的利用趋势
引文数量可以作为衡量文献学术质量［6］和影响力［7］的标准之一，网络引文也代表了学术作者对网络信息价值的认可［8］。学术研究中对网络信息的引用从20世纪末开始出现，随后不同学科中网络引文的数量呈逐年增加。Harter和Kim对1995年发表的电子期刊的研究发现，1.9%的引文来源于网络信息。Herring 1996年对研究网络搜索引擎的文章的研究中发现2.1%的引文属于网络信息［9］。Yin Zhang在1998年研究了图书情报领域的网络引文，仅约7.5%的文献引用了网络信息，但正在不断增加，网络信息正逐渐成为学者进行研究时重要的参考资源［10］。而通过对1999年和2000年发表的175篇文章的研究，Herring发现约55%的论文引用了网络信息，网络引文占引文总量的16%。宋歌统计了从1997－2005年历年各学科中具有网络引文的论文量和总发文量。含网络引文的论文数量9年间增长了205倍［11］。整体来说，网络引文的数量呈显著性增长，尤其在计算机科学［12］、法学［13］、交叉学科［4］等学科越来越受学者的青睐。
1.2 不同学科对网络信息引用的行为差异
不同学科对网络信息的引用行为不同。从整体上看，应用性学科和交叉学科更倾向于引用网络信息，而古典学科和实验学科对网络信息的利用则微乎其微。社会科学学科比人文科学学科引用更多的网络信息。
各学科中，计算机科学和图书情报学是网络信息利用率最高的两个学科［14－16］，这一点与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是一致的，尤其计算机科学的网络信息引用量明显多于其他学科。Herring对电子期刊的研究发现计算机科学中引用网络信息的论文比例高达90.5%，图书情报学为82.6%［14］，张翠英等人2002年统计了国内各学科的网络引文，其中计算机科学引用网络信息的引文比例最高，为7.34%［16］。
交叉学科对网络信息的利用率高于各学科对网络信息利用率的平均水平，如图书情报科学、性别研究、生态学和教育技术这几门交叉性学科对网络信息的利用率就比其它学科更高一些［14］。Zhang统计了8种交叉学科期刊的网络引文，超过50%的文献引用了网络信息，并且网络引文占所有引文总量比例的13%［10］。
社会科学学科比基础性学科和人文科学学科利用更多的网络信息。在张翠英2002年对各学科网络引文的统计中，除信息科学以外，政治经济与法律、教育与社会科学对网络信息的利用率最高，分别占总引文量的1.69%和0.92%。其它的理工、文史哲、农业和医药卫生4类学科对网络信息的利用则寥寥无几［16］。宋歌的研究也验证了农业和医药卫生类学术期刊利用网络信息最少［11］。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法学对网络信息的利用率较高。Yang等人利用CSSCI对2006-2007年的中国人文社科学科的网络引文进行了分析，发现图书馆学和档案学的网络引文比例最高，分别为15.44%和10%，而中国文学和历史学科的网络引文比例仅为0.38%和0.省略、.省略、.edu、.gov、.ac、.省略和.net类型网站所占比例分别为43.9%和35.省略、.edu和.gov类型的网站只占很小的比例，分别为2.16%、0.95%和0.34%。不同的域名类型代表不同的网络信息，例如，.edu和.省略类的网站中，除了商业数据库，还包括许多新闻网站和博客站点，因此.省略、.org和.gov，根据Yang等人的研究，三者占网络引文总量的70.省略、.edu和.gov 3种类型的网站数量很少，但三者在网络引文中的比例却很高，分别为20.4%、9.64%和13.省略的网络信息比例仅为5.26%［17］。
各个学科对不同网域信息的利用率不同。根据Yang等人对CSSCI中人文社科类学科网络引文的研究，利用.gov类资源最多的学科是应用经济学（占.gov类网站总量的21.88%）和公共管理科学（20.省略类资源最多的是图书情报学科（25.省略类资源最多的则是新闻学和传播学（9.42%）［17］。应用经济学和公共管理科学之所以大量利用.省略网域资源的引用主要体现在一些重要的国际性组织的信息，这些机构主要包括教育机构、专业团体和一些学者网络。这说明图书情报领域的信息门户、学术资源仓储较为丰富，学者在网络中表现活跃。
3 影响各学科利用网络信息的因素
3.1 学科自身特点与学者认知
各学科利用网络信息的状况存在较大差异，主要是由学科本身的特点和学者对网络信息的认知程度决定的。通常研究领域本身与网络密切相关的学科，学科的网络信息也更丰富，学者们利用网络信息的意识和能力也比其它学术领域的学者强一些。信息科学相关学科与网络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网络上该方面的资源相对丰富，学者倾向于在科研活动中利用更多的网络信息，因此计算机科学和图书情报学对网络信息的利用明显高于其它学科。卿蔚等对心理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结论，她发现网络信息引用率高的论文，其研究主题都与网络或计算机技术有关，如网络成瘾的心理健康问题、多学科交叉的人机交互问题等［18］。
而从总体上看，应用性学科比注重理论的基础性学科在网上拥有相对较丰富的学科资源，因此经济、教育等社会科学学科比理工、文史哲等学科更多的利用网络信息。而历史、农业等则更依赖于传统的、正式的文献类型［15］。
在研究人员对网络信息的认知方面，自然科学学者倾向于在线获取研究资料［19］，这一结论也适用于社会科学，但对人文学者来说则并非如此［20］。社会科学学科比人文学科的学者认为网络信息对学术研究的作用更大［21］。Kumar和Kaur调查了印度工程学院的1 603名老师和学生，发现工程学院的用户在学术活动中越来越依赖网络信息［22］。Liu的研究发现不同学科的学生在完成作业和论文时，对信息来源有不同的偏好，40.0%的计算机科学的学生会首先利用网络获取信息，社会科学学科学生比例为17.4%［23］。Chen等人通过对人文学科研究生毕业论文的研究，发现人文学科研究生更多的引用纸质出版文献［24］。经常使用网络信息的学者认为对网络信息的利用可以帮助他们提升学术成果的质量，以及提供新的学术灵感。
3.2 网络信息的可获取性
网络信息的可获取性会影响学者对网络信息的认知和利用率。由于网络信息具有动态性，因此网络引文的可获取性会随时间的增长而衰减。Germain 2000年对随机选取的31种学术期刊中的64条网络引文的可获取性进行追溯，发现1年后有26.5%的网络引文不可获取，2年后比例上升至37.5%，3年后高达48.4%［25］。Michael Bugejal和Daniela V.Dimitrova在2005年和2007年发表的文献中指出通讯类期刊的网络引用半衰期为3.17年［26］。
认为网络信息易获取的学者更易于利用网络信息。在Vakkari 2006年的研究中发现感知可获取性比学科特征因素对学者使用网络信息的影响更大［27］。而已有的研究证明，医学学科的网络信息具有最高的可获取性，其次是自然科学、工程学科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网络信息可获取性最低［21］。
针对网络引文的不可获取性，国内外已经做出了不少努力，如美国的Brewster Kahle和一些技术专家开展的名为Internet Archive的项目，将Internet上的网页存为Snapshot［28］。国内如《图书情报工作》杂志为解决网络参考文献的不可追溯性，建立了“现刊”保存网络引文数据库［29］。这种通过网络储存器来保存网络引文的做法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网络信息的获取和保存现状，但仅是小范围的尝试，未从根本上解决网络引文不可获取的缺陷。因此这仍是有待突破的领域。
另外，根据已有的研究无法判断学科对网络信息的利用率是否与学科开放获取程度相关。例如，医学是可在线免费获取大部分研究成果的学科，是开放获取运动最早实施的学科之一，但医学类期刊却几乎没有网络引文。但也有学者认为，随着通过严格的开放获取学术交流渠道而建立的各种开放获取仓储的不断丰富，学科对网络信息的利用率会不断提高。
4 结束语
互联网的发展极大的推动了学者查找和利用网络信息的能力。学术文献对网络信息的引用日益增多。因此，对网络引文的分析对网络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具有重大意义。例如，通过统计网络引文中高被引频次的网络信息以及通过对网络信息的主题特征分析，可以确定学科核心学术网络信息。通过被引网站的域名分析可以判断区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程度［30］。对网络信息的同被引现象还可用于学术科研群体的挖掘。对网络引文应用的不断扩展与深度挖掘，必将对各学科学者更好的利用网络信息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目前的研究大都选取特定的某一学科和较小的样本量进行研究，因此还缺乏对各学科网络信息利用率的全面性、权威性的研究成果，对各学科对网络信息利用的特征揭示也不深入。受研究的样本量所限，有的研究甚至得出了相悖的结论，如Liu在研究不同学科用户对网络信息来源的偏好时，认为首选网络获取信息的图情领域学生比例仅为9.5%，远远低于社会科学学生的平均比例17.4%［23］。又如David研究认为网络引文很受医学领域学者的青睐，这也与医学领域网络信息利用的现状相悖［31］。因此，对各个学科对网络信息的利用进行大范围、长时间跨度的实证研究是接下来学者需要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Chuanfu C,Kai S.The impact of internet resources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A citation analysis［J］.Scientometrics,2009,81(2):459-474.
［2］Gray,K.,Thompson,C,Clerehan,R,et al..Web 2.0 authorship:Issues of referencing and citation for academic integrity［J］.The Internet and Higher Education,2008,11(2):112-118.
［3］Spinellis,D.The decay and failures of web references［J］.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2003,46(1):71-77.
［4］Graham,L.,&Metaxas,P.T..Of course its true;I saw it on the Internet!Critical thinking in the Internet era［J］.Communication of the ACM,2003,46(5):71-75.
［5］Cronin,B.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nd epistemic cultures.the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Washington,DC,2003:1-20.
［6］Cole,J.,& Cole,S..Scientific output and recognition［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67,32:377-390.
［7］Narin,F.Evaluative bibliometrics:The use of publication and citation analysis in the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activity.Washington,DC: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1976.
［8］Yuan,Y.,& Wang,D..Reliability of academic web sites and their evaluation through numbers by other literatures［J］.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2005,49(3):72-76.
［9］Susan Davis Herring.The Value of Interdisciplinarity:A Study Based on the Design of Internet Search Engines［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1999,50(4):58-65.
［10］Yin Z.Scholarly Use of Internet-based Electronic Resources［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1,52(8):628-654.
［11］宋歌.我国各学科学术期刊网络资源利用状况探析［J］.情报科学,2007,25(6):864-868.
［12］Lawrence,S.,et al..Persistence of web references in scientific research［J］.IEEE Computer,2001,34(2):26-31.
［13］Rumsey,M.Runaway train:Problems of permanence,accessibility,and stability in the use of web sources in Law Review citations［J］.Law Library Journal,2002,94(1):27-39.
［14］Herring,S.D..Use of electronic resources in scholarly electronic journals:A citation analysis［J］.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2002,63(4):334-340.
［15］宋歌.图书情报学期刊网络资源利用状况探析［J］.图书情报知识,2007，(116):79-82.
［16］张翠英，王建芳.学术研究中的网络资源利用状况探微——网络引文的数量分析［J］.情报杂志,2004，(4):113-114.
［17］Siluo Y,Junping Q,Zunyan X.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utilization of web academic resourc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ased on web citations［J］.Scientometrics,2010，(84):1-19.
［18］卿蔚，李松玲，吴英梅.网络资源利用的影响因素探究［J］.晋图学刊,2010，(4):27-30.
［19］Bo-Christer B,Ziga T.How Scientists Retrieve Publications:An Empirical Study of How the Internet Is Overtaking Paper Media［J］.Journal of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0,6(2).
［20］Kristin A.Do Open-Access Articles Have a Greater Research Impact?［J］.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2004,65(5):372-382.
［21］Vakkari P.Perceived Influence of the Use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Resources on Scholarly Work and Publication Productivity［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8,59(4):602-612.
［22］Kumar,R.,Kaur,A.Internet use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engineering colleges of Punjab,Haryana,and Himachal Pradesh states of India:An analysis［J］.Electronic Journal of Academic and Special Librarianship,2006,7(1):36-48.
［23］Ziming Liu.Print vs.electronic resources:A study of user perceptions,preferences,and use［J］.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2006,42(2):583-592.
［24］Ming-der W,Shih-chuan C.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Resources on Humanities Graduate Student Theses［J］.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2010,34(3):457-472.
［25］Germain.C.A.,URLs:Uniform Resource Locators of Unreliable Resource Locations［J］.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2000，(4):359-365.
［26］索传军,游毅.试论网络环境下图情类文献利用状况［J］.图书情报工作,2010,54(7):63-67.
［27］Vakkari,P.Trends in the use of digital libraries by scientists in 2000-2005:A case study of FinELib.In A.Grove,(Ed.)［J］.Proceedings of the 69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6,43(1):1-17.
［28］胡德华,方平,吴忠祖.情报学期刊网络参考文献的调查研究［J］.图书情报知识,2005，(108):84-86.
［29］关于建立《图书情报知识》网络引文库的通知［EB］.http:∥省略/Main/Detail.aspx?id=1000178086&&AspxAuto DetectCookieSupport=1，2011-05-03.
关键词：管理学；管理学科合法化；组织管理研究“科学化”；中西学“体―用”悖论
中图分类号：F24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5000306
一、问题的提出
转型期的中国，面临内外交困的多重挑战――在人类文明已经进入后现代“外三化”即数字化、全球化和绿色化的大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内三化”即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还在中途徘徊。在这样内外多重交错转型的历史大背景下，中国管理学发展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乃至政治学等学科一起，必然遭受滞后跟进国际科学化运动踪迹和前沿走势同时直面本土化实践需求压力和紧迫挑战的多重矛盾、冲突和困境。
众所周知，自从中西文明在全球化大历史中合流碰触以来，面对西方文明浪潮席卷着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物质文明以及科学化、民主化和自由化精神文明滚滚而来，我们无论在民族心理上还是在国民行为上都遭遇了前所未有之变局，以及由此而来的巨大压力、挑战和冲击。在这种形势下，关于文化先进性理念、社会和谐目标诉求和政治意识形态，百余年来举国上下都自始至终处于左右两难、先后矛盾、来回纠结的状态：无论在文化和理论上还是在制度和道路上，往往表现出一种“自信中有自卑、自强中含自弱、自主中受束缚、自立中没独立”的矛盾状态；在国家政策导向和国民实际行动上，要么闭关锁国、夜郎自大，要么改革开放、崇洋；在学术思想和科学研究上，长期存在着“中西学体用之争”，特别是沿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对西方价值文化及科学精神不求甚解，只在器物工具及方法技术层面上盲目追前沿、赶时髦的倾向，在组织管理研究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近年来，在争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洋跃进竞赛中，组织管理研究领域普遍存在形式化定量实证、虚假化科学研究的严重偏误。例如，论文选题往往不从本土需要出发，不追踪西方长期累积循序渐进、扎扎实实传承创新的优良学术传统，而是急功近利地盲目追求洋名词、洋术语，以为这就是前沿，好像模仿人家洋人的新说法就是所谓“创新”。实际上，无论哪门学科、哪个学术领域，西方学界所有的新论题、新概念、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都是经过数十年、数百年乃至上千年长期文明史的“旧积累”逐渐形成的，不知道西方长期历史“后方”的来龙去脉，你根本不知道人家新在何处、前沿的方向在哪儿，结果只能是跟着瞎起哄，实质上洋（前沿）不到哪里去，也创不了什么新，其行为做派到头来只能用鹦鹉学舌、东施效颦或邯郸学步三个中国土语来形容而已。如果弄不好，将定量方法走火入魔地误用滥用，还有将科学化异化为虚假化、学术变成骗术的危险。
鉴于此，本文依照马克思“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追溯西方组织管理研究“科学化”主流发展趋势“后沿”历史路径的基础上，反思中国本土组织管理主流研究的偏误及其非科学化（科学求真缺失以及由此造成的虚假化）偏误，以资镜鉴。
二、西方组织管理研究“科学化”历史演化路径及其“后现代”转向
20世纪中叶以来的数十年间，欧美“管理科学共同体”的独立主流学术活动的大致情景可以这样来描述：在大学商学院或管理学院的象牙塔中，一群毫无管理实践经验、远离管理实践前沿而且根本不把管理实践问题当回事儿但经受过专业量化管理方法技术训练的“管理科学家”们，按照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模式（Scientific Model）致力于组织管理领域中变量类型归并、变量关系辨识及其理论构念模型的假设检验工作。
他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仅仅是：从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s，即原因变量或前置变量，也叫预测变量）到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s/Critenion，即结果变量或效标）之间，在不关心但需要排除其影响的前置变量即控制变量（Control Variables）给定不变的情况下，哪些变量属于影响因果相关关系方向、强度的调节变量（Moderating Variables），而哪些则属于自变量借助其中介作用而影响因变量的中介变量（Mediating Variables）；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中，前者在统计学上可以通过检验其与自变量的“交互项”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性来识别，后者则通过检验自变量对其变化影响显著性、其对因变量变化影响显著性以及二者受控制的情况自变量与因变量相关显著性明显下降来判断[1]。
如此这般的组织行为科学研究，要能够如愿以偿地得到想要的“科学结论”，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显然会遇到一系列难以克服的技术。
首先，在研究设计上，不仅要排除、隔离或控制住N个影响效标的外生变量（Extraneous Variables），而且要保障最大化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系统变异（Systematic Variance），并最小化由于随机波动而导致的误差变异（Error Variance）。
其次，在变量测度上，要能够保证可操作性的测量指标与理论模型中所定义构念的一致性和对应性，以及影响效标的变量关系真实性和将结论推广应用到具体情境之外的普适性。
如果认为“管理科学实际上据说用抽象的构念把管理现象理论化”，而这里所说的“构念”（Constructs），就是研究者为了研究管理实践中恒定存在（Constant Conjunction）的因果关系而发展（主观构造）出来的抽象概念，也就是在理论模型中假设存在的抽象而非具体、潜在而非可直接观察但有清晰而明确定义的变量。但这里的问题是，面对千变万化的非线性、非同质且无法试验控制的复杂组织系统，不同研究者模型假设中的理论“构念”或“变量”设置往往具有主观多样性，以及调查对象和样本选择代表性，心理测量问卷设计和数据采集方式方法等任何一个环节的扰动性变化，都会在技术上直接影响到假设检验实证研究结论的效度和信度。在这样的情形下，组织行为学能否像物理学那样使用大家公认的一组构念如重力、温度、电磁场、速率和压强等通过实验控制去发展出一整套恒定不变的力学原理，依样画葫芦地通过组织承诺（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组织认同（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组织支持感（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工作满意度（Job Satisfaction）和领导―成员交换（Leader-Member Exchange，LMX）等几个公认的理论构念，最终发展出描述所有现实组织行为中有限几条因果关系链的普适性原理来[2]。
由于组织系统及其现实动态运行的非线性、随机性和复杂性，使一切试图通过构建几个有限变量线性相关耦合而成的所谓“理论模型”，以及基于方便调查（其实是随便而非随机的抽样调查）得来的主观心理测量数据在统计学上进行所谓“假设检验”，去获得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科学结论”之努力，都成为类似于小儿科游戏或开玩笑的事情。
事实也确是如此，从半个多世纪以来汗牛充栋的西方学院派组织行为及管理学术文献，特别是欧美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所谓高端实证科学的管理学论文来看，除了在“学术共同体”内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自说自话、自得其乐且自以为是的“组织科学专家”而外，这种“科学（研究）”态度和努力犹如在茫茫大海中捞针一般，不仅看不到逼近科学真理的一丝希望，而且与鲜活生动真实的现实组织管理实践也渐行渐远甚至格格不入[3]。
沿袭工业革命（工业化）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科学（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直到20世纪中叶才滞后跟进的管理学科合法化（管理科学化）运动，在进入新世纪之交的后工业化特别是数字互联网时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历史局限性、视界偏狭性和脱离现实自娱自乐性。
首先，由于所研究的问题不是直面现实管理情境而多是闭门造车臆想构建出来的，如此这般的“科学研究”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一种“为方法而方法”、“就技术论技术”甚至拿着锤子看着什么都像钉子的狭隘思维模式中不能自拔。
其次，脱离现实组织情境、远离管理实践前沿而独立形成的“专业化学术共同体”衍生出一大群自说自话、自我供给、自我满足的“职业化管理研究队伍”，他们高高在上地生存于自我缔造的“高端职业生态圈”且自娱自乐津津乐道，擅长用晦涩专业术语在自己小圈子里认可的“顶尖”学术期刊发表类似于“俚语黑话”的专业学术论文，使自己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不明巨人”或专说人类听不懂之鬼话的“大仙神人”。
如此，一来二去，这些“管理科学家”似乎忘却了自己在组织管理实践“凡间”的本来使命，不是利用简便易行的科学方法解析并解决复杂而困扰管理者的现实管理难题，而是自于用谁也听不懂的晦涩术语、复杂数理模型和高精尖技术（最好如西洋景魔术场作秀般玩一些高难度技术动作）去解释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常识性关系，诸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脸蛋漂亮度与寻求工作机率是正相关或负相关的”这样傻瓜都会有个八九不离十判断的“科学结论”。
对于这种有些走火入魔的“科学主义”组织管理研究范式，以及相信并坚守“科学原教旨主义”研究范式的“管理科学家”们所陷之两难尴尬困境，早在五十年前就有学者（Grambsch，1960）明确指出：“尽管所谓的管理科学家大量涌现，发表于学术期刊的研究论文层出不穷，但一个统一的、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密切相关性的‘管理科学’的产生似乎仍然遥不可及”[4]。五十年后的今天，这种遥不可及的状态不仅依然如故，而且越来越有些走火入魔，对此，也早已被圈内圈外人士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地提出质疑和批判。
三、近年来中国本土组织管理研究领域科学求真精神的缺失
近年来，在国内组织管理研究的所谓“科学化”运动，早已异化为鹦鹉学舌、邯郸学步式地炮制所谓“定量实证研究”论文，并且按照“土鳖―海归―洋人”学术生态链层层竞相攀比，其最终学术目标和最高研究诉求就是将自己的所谓成果在欧美一流学术期刊发表。
由于中国文化中天然缺乏西方传统文化基因特别是自文艺复兴启蒙而生发演化出来的科学（主义）精神，在中国管理学界很多学者不熟悉数理模型、科学研究程式和技术，一些有理工科背景的学者虽然熟悉管理工程和技术但仍然缺失真正求真的科学研究专业训练，不少年轻学人更是将数学模型、结构方程和定量方法作为快速进入“管理科学殿堂”的捷径，而在研究心态、理论素养和方法论上并没有真正进入到求真务实的科学研究状态，加上欧美管理学研究先行者本身就存在的历史惯性及主流垄断性误导，以及现行举国体制下大学研究机构急功近利的国际化攀比驱动等因素，结果就导致了千奇百怪的组织行为学研究生态乱象。
首先，在基本逻辑层次不清楚、缺乏逻辑自洽的定性分析情况下，直接进入变量构念及其模型假设，并根据不知其样本选择是否具有代表性的所谓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定量性统计假设检验，就这样一批又一批大规模如法炮制出不计其数的“无厘头创新性成果”。
其次，相当多针对特殊群体（如男性或女性、制造业或服务业、核心员工或管理人员）的定量实证性研究成果，所构建的变量假设模型往往大同小异或根本没有什么差别，仅仅是因为在这个群体里以方便抽样（其实就是“随便”而非“随机”抽样，甚至连群体同构性要求都不顾及，随便在街头、宿舍或培训班上找些人填写问卷）得到了些可以用相关软件自动生成的统计变量数据，就胆大包天地得出这就是某某群体的某变量通过某中介或调解变量在某控制变量下导致某因变量的所谓“研究结论”。
最后，很多初学者误以为，所谓“构念”就是不管逻辑层次地主观随意捏造出一些诸如XX满意度、XX效能或XX行为等变量，再画几个简单框图和箭头指示一下它们的关系，按照常识大概假设它们之间是正相关或负相关，根据所谓的问卷数据作为其统计变量，然后装进相应的统计软件自动生成一系列可以在统计上检验的相关系数，最后结论说他们事先随意主观假设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哪些通过了检验，哪些没有通过检验，至于连“为什么”都不要解释就算完事，甚至有些结果解释不通的问题都不属于自己研究范围内的事情。如此这般丢失了求真精神的所谓“管理学研究”，不仅连一点科学性意味都没有，而且简直就是裸的伪科学、反科学的自欺欺人造假行为。不幸的是，如此这般急功近利的普遍浮躁、虚假或造假行为，却实实在在地成为近些年来国内大学科研机构管理学界令人焦虑不安的“新常态”。
除了上述基于工科院校专业背景将管理学“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化”的倾向而外，就社会科学视域来看，对其影响最大的还是基于财经院校及综合性院校经济学背景将管理学“国民经济管理化和经济学帝国主义化”，在以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为主题主线的社会经济转型浪潮中，一些经济学家将研究触角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企业运营管理层面，受计量经济学定量实证化偏误影响[5]，不少具有经济学背景且崇尚实证科学化的管理学者走上了“竞相展示智力”或“玩数字游戏”的邪路――想出一个研究题目―设定几个假设―建立构念模型―编制问卷量表―以所谓方便方法采集样本数据―将数据装入相关SEM软件做假设检验―验证变量相关系数并得出结论――不少年轻学者从事管理学研究的根本目标已经背离科学求真精神，其直接功利目的就是为了在欧美一流期刊或拿到学位，他们根本不需要为样本有无代表性、数据真假以及结论是否具有可信性、现实针对性和有用性而冥思苦想或焦虑烦恼[6-7]。
近十多年来，各个学科都从四面八方聚焦于组织行为，并将有关研究成果汇集于组织理论与组织管理学领域，使组织行为学发展获得前所未有的跨学科大整合机遇。管理学研究逐渐从宏观到微观、从工商企业组织延伸到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从经济学范式走出逐渐延伸到心理学、生态学、社会学、政治学多重跨学科整合研究，关于组织公民行为、企业伦理及社会责任、社会资本及社会企业家、组织学习与变革型领导等诸多跨学科综合性问题，成为近年来中国管理学者们聚焦关注并倾力研究的新课题[8]。当然，在研究方法科学化、专业化和精细化的过程中，同样受到心理学等学科在研究范式及方法等方面的侵蚀性和误导性影响。
四、转型期中国本土化组织管理研究所遭遇的“体―用”悖论
管理学，作为一个引入中国本土直面回应处于特殊转型期各类组织管理实践需要的西洋舶来品，其遭遇到理论普适科学化与本土实践针对性的矛盾、冲突及困惑，与百余年来西学东渐过程中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争，乃至内忧外患、落后挨打、自强不息和学习赶超的“旧常态”中民族自尊和大国复兴历史大背景，以及当今“新常态”下所提出的“中国梦”大的时代历史背景下社会各界围绕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与国际惯例及普适价值所展开的一系列纷纷扰扰争论争鸣争吵，都有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梦牵魂绕般勾连。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五千年神州大中华，作为“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大帝国，曾傲然耸立于世界文明民族之林，这种故国悠久文明历史沉淀在民族内心深处的无比自尊荣耀感与近百年来遭遇外强而渐次没落形成的自卑屈辱感，一直相互缠绕在国人心头形成挥之不去、斩不断理还乱的心魔诡魇，国人心态上一直莫名其妙固执地认为“西洋科技好，中国道德高”、“西方物质文明发达但精神堕落，故国精神文明高尚而物质欠缺”，因此，在西学东渐浪潮滚滚而来时只想要按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套路，在“伟光正”的神州故国文化传统及集权人治计划体制上学习借鉴或移植照搬一点或一些西方器物层面的“先进”、“时髦”或“时尚”的洋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陷阱，其实只不过是由于意识形态遮蔽心智造成的缺乏基本历史哲学思想底蕴、科学逻辑思维能力而自欺欺人的一套非科学虚假虚妄诡辩学说，这也是百余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难以从传统文化及惯性思维模式走出且在思想方法上根深蒂固的主要缘由。
近年来，在管理学研究领域，不少中国学人特别是青年学人，甚至留学回来的海归学者，不注意、不看重或有意无意地忽视西方精神文明的潜心继承、西方社会“软文化”土壤环境的深入考察和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传承学习，而仅仅在管理工程与技术层面将注意力集中在模仿人家先进的管理技术、方法、模型和工具上；尤其是如黄国光先生所说的那样，在不了解人家基督教文化基因和科学哲学思想模式，搞不清楚人家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预设，更不了解人家当年提倡的“科学实证主义”（Positivism）哲学传统早已转向，依然沿袭早期朴素经验定量“实证方法”从事所谓科学研究，以致于走上了一条只追求形似神不似形式主义、鹦鹉学舌做统计假设检验游戏、随便抽样编问卷造假数据的伪科学反科学科研歧路。
由于这种思维惯性的强大影响，看似基于中西文化“体―用”合一观点，将中（东）西文化差异性看做是互补性或不可分割的阴阳两面，试图相对于“西学”提出来的所谓“东（中）学”，而一味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相对于西方基于科学主义传统的组织管理哲学之“特色”，试图纯粹以“阴/阳”这种前现代的思维方式为基础抽象演绎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整套“和谐”且“和合”、“全面”还“系统”、“完整”而又“完美”的组织管理理论体系，一不小心都会掉入传统“中学为体，西方为用”的思维模式陷阱，很可能由此依然误入歧途，到头来适得其反，将中国组织行为及管理学研究引入一种反科学主义、反法治精神的反民主且非科学人治道统管理之不归路。
至于说到与此相反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观点，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或学术思想方法，时至今日在中国本土（大陆或台湾）的学术圈里，持有这类观点的学者自始至终没有什么市场、不占主流甚至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严格地说，几乎是没有。实际上，中西文化本身各自都有一个“体―用合一，上下贯通，互为体用”的动态衍生机制，因而倘若当今中国学者如果对于近代西方科学哲学转型发展有相应的了解和深刻的理解，能够以之为基础构建本土组织理论的微观基础，则中国式“阴/阳”思维将会变成一种后现代智慧。
鉴于此，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管理学，只有首先老老实实地学习领会并真正导入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理念、公民社会自主契约治理结构、自由竞争市场秩序及科学求真精神，再回过头来在策略、方法及技巧层面扬弃借鉴一些中国式“博弈功利算计小聪明”（如麻将围棋游戏、田忌赛马博弈或孙子兵法策略）、孔子式儒家生存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老子式“大智若愚智慧”（无为而治），这样才能在人类真善美普适性价值观大方向指引下抑制假恶丑，发展出具有普适性应用价值、贯通契合并回应东西方所有组织情景需要的组织管理理论框架体系。
遗憾的是，纵观近年来国内既有研究文献及研究生学位论文，这种真正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研究范式可以说几乎没有，而其更典型、更普遍、更肤浅的具体表现形式大致有三：
首先，用基于西方语境形成的管理学理论框架，生搬硬套地装进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语境特别是习用名词术语，用“国学论语”、“明清故事”、“水煮三国”、“大话西游”、“戏说水浒”等，迎合神州民族文化心理心态及思维模式给国人大搞“心理鸡汤式”管理学普及运动。
其次，西方管理主流研究中既有构念、变量模型、问卷量表及数理检验方法，不加改造或稍加改造装模作样地灌进没有中国真实情境和可信实践经验支撑的样本数据，不少学生以为搞学术、做论文就是简单地用框图臆造出几个变量关系，然后凭借自己想象弄出所谓假设1、假设2、假设3等几种假设关系，再或在路边或在宿舍随便发几张李克特五级或七级量表问卷让别人填写一下，甚至自己按照模型检验要求虚拟胡乱填写（还将此标榜为所谓“方便调查”），而后装进现成的统计软件进行自动化“假设检验”，于是乎所谓“实证研究结果”就如此这般地搞出来了。
最后，在不了解西方管理研究历史及其学术脉络的情况下，一味盲目追逐所谓“国际一流”或“学术前沿”，亦步亦趋鹦鹉学舌般地照搬西方大多基于自由契约法治文化传统和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情境及实践需要的管理学术语，诸如“心理契约”、“公民组织行为”、“员工帮助计划（EAP）”、“企业社会责任”、“学习型组织”和“变革型领导”等，将之作为前沿前卫、时髦时尚的名词术语，在正处于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转型期的中国工商企业及各类组织管理实践中，不加分析地到处作秀套用。
五、结论
目前，中国组织行为及管理学研究领域，存在着以“科学化”名义行假科学或伪科学之实的严重偏误，究其原因大致有三重“历史―逻辑”悖谬及其导致的困境和挑战。
首先，作为数百年来西方“社会科学化运动”的自然历史延伸，与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及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乃至人文学科一起，遭遇到的“科学化求真”精神操守问题。
其次，作为半个世纪前西方管理学学科合法化运动的自然历史逻辑延伸，遭遇到与心理学、社会学及经济学周边“兄弟学科”边界不明、对象不清和研究视角视界错乱问题。
最后，作为一个近百年来就蹒跚扭捏进入但只是在近几十年改革开放中才真正引入的“西洋舶来品”，长期伴随着内忧外患、落后挨打、自强不息和学习赶超的“旧常态”中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争，遭遇到理论普适科学化与本土实践针对性的矛盾、冲突及困惑。对此，要按照马克思所倡导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论条分缕析，才能真正找到中国管理学研究的方向迷失、自我迷失、对象迷失、价值迷失和客户迷失等重重迷失之根本症结及出路。
简言之，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开放心智、交互学习，融入主流、中西合流，多元范式、制衡竞争，以开放的心态从理念到行动、从体到用全方位全身心接纳吸收包括西方管理学在内的全人类文明成果，直面并直接回应中国本土组织情境和实践管理需要，寻找具有重大理论普适性意义与重大现实针对性意义的研究课题，以多视界、多范式、多元竞争方法、多样化变通技术和工具展开合作研究，这才是转型期中国本土组织行为及管理学研究应该遵循的基本法则，也是管理学科合法化运动和大发展的基本指向。
参考文献：
[1]徐淑英，欧怡 科学过程与研究设计[A]陈晓萍，徐淑英，樊景立 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第二版）[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1-26
[2]罗胜强，姜 单维构念与多维构念的测量[A] 陈晓萍，徐淑英，樊景立 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第二版）[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57-358
[3]Starbuck， WH， Webster， J Theory Building in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1988，3（1）： 93-138
[4]高良谋，高静美 管理学的价值困境：回顾、争鸣与评论[J] 管理世界，2011， （1）：145-167
[5]李子奈，齐良书 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哲学思考[J] 中国社会科学，2010， （2）：69-83
[6]吕力 后实证主义视角下的管理理论、实践与观念[J] 管理学报，2015， （4）： 469-476
关键词：通识选修课；CNKI；文献计量；战略坐标；象限结构
中图分类号：G250.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通识教育是将受教育者作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完整的人而施以全面教育的教育方式。目前我国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包括两部分：一是公共必修课，
二是通识教育选修课。通识教育选修课一般是由各高校根据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和学校自身的实际条件自主设立。通识教育选修课作为通识教育课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课程体系自建成以来，受到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通识选修课领域的新的研究专家和学者的学术研究颇丰，推动了我国通识教育选修课课程体系的发展与完善。本文为了全面科学地展示通识教育选修课自1980―2015年的研究状况、研究热点以及其变化趋势等规律性的结论，运用文献计量法对CNKI收录的1980―2015年通识教育选修课论文进行分析解读，以战略坐标图示法展示研究现状特点及象限结构等。
二、研究热点的战略坐标分析
1.数据标准化处理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的期刊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根据CiteSpace软件对数据的格式要求，对期刊文献数据进行转换。在获得的16039篇论文中，存在书评简介、会议通知、年鉴数据统计、刊文目录总表、杂志卷首语、期刊投稿须知等文献，它们不属于学术论文，为了保证计量分析结果的客观性，需要对这类文献进行标准化处理，最终获得有效期刊文献数据3850篇。最后对可计量的期刊文献数据进行关键词、机构的标准化处理，如同义词、缩写词、中英文关键词等，从而保证计量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2.研究方法和计量指标
本文主要将文献计量法应用于通识教育选修课程领域，对CNKI全部期刊来源中所刊发的通识教育选修课领域的期刊文献进行计量分析，主要采用聚类分析与战略坐标图示相结合的计量方法。
运行CiteSpace软件，将“Time Slicing”设置为“1980―2015”，并以3年为一个时间切片，将“Keywords”设置为“分析内容”，阈值设置为（1，1，10）（2，4，20）（2，4，20）。运行结果生成了1980―2015年通识教育选修课研究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图谱中获得高频关键词470个，并在Project文件夹中生成关键词矩阵。
3.关键词共现矩阵
共词分析中所采用的聚类分析参考借鉴了Callon 及其他人（1991）的聚类原则来进行关键词划分。基本步骤原则如下。
（1）在Project文件夹中生成关键词矩阵（470×470），在方阵中找出余弦指数值最大的一对关键词。
（2）将470×470方阵中的470个关键词与已找出的这对关键词中每一个关键词的余弦指数值进行自定义降序排列，如果排序后的关键词所对应的余弦指数值大于0的关键词不足10个，则只选择余弦指数值不为0的关键词；如果排序后的关键词所对应的余弦指数值大于0的关键词超过10个，则只选择余弦指数值较大的前10个，超过10个的其他关键词不再划入该聚类，即表明该聚类达到了饱和状态。
（3）第一个聚类生成以后，在470×470方阵中删除已划入第一个聚类中的关键词，行和列均做删除操作。
（4）重复以上1～3步操作，依次生成聚类，直到方阵中所有的关键词之间的余弦指数值得最大值为0，表明剩下的关键词之间没有共现关系，即所有的关键词之间余弦指数值为0，划分聚类的操作结束。
按照以上1～4步骤，划分出57个聚类，剔除掉只有两个关键词的聚类，因其不能客观、科学反映聚类所代表的研究内容，最后53个为有效聚类。
4.战略坐标图示分析
（1）研究内容象限分布。以聚类的关注度为横坐标轴，以聚类的新颖度为纵坐标轴绘制战略坐标图，如图所示。
在图中，一共有53个聚类，其中有9个聚类位于第一象限，有0个聚类位于第二象限，有45个聚类位于第三象限，有3个聚类位于第四象限。以战略坐标图各个象限的含义来看，体育锻炼通选课（点4）和医学类通选课（点8）关注度较高，是1980―2015年通识教育选修课领域研究的热点。而计算机初步基础通选课（点1）、中医理论通选课（点2）、中等师范和小学教育（点3）、古代诗歌通选课（点5）、化学类通选课（点6）、心理学基础通选课（点7）和哲学类通选课（点9）新颖度较高，是这期间通识教育选修课研究中比较新颖的研究领域，它们有可能成为未来通识教育选修课的研究热点。
位于第一象限的1，2，3，4，5，6， 7，8，9，这些聚类的新颖度和关注度均不小于0，表明这些聚类所代表的内容是1980―2015年间通识教育选修课领域相对比较成熟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即这一时期通识教育选修课领域的研究热点，也是目前我国通识教育选修课领域的核心内容，具体包括计算机初步基础通选课、中医理论通选课、中等师范和小学教育、体育锻炼通选课、古代诗歌通选课、化学类通选课、心理学基础通选课、医学类通选课、哲学类通选课内容。
在第二象限中，没有聚类出现，显示出高校对通识选修课的研究没有更多创新性成果。
位于第三象限的10，11，12，13， 14，15，16，17，18，19，20，21，22， 23，24，25，26，27，28，29，30，31，32等聚类，关注度和新颖度都小于0，关注程度不高，研究时间比较靠前，近些年的研究极少，属于被边缘化的研究内容。这些聚类有两类：一类是曾经是通识教育选修课领域比较热门的课题，但由于其具有一定的时效性或者受通识教育选修课动态变化的影响，近几年逐渐退出了学术研究的主流视野；另一类是在1980―2015年间通识教育选修课领域一直关注度不高，近几年研究仍相对较少的领域，它们分别是中文字系通选课、材料加工通选课、色彩类通选课、身体发展通选课、师范院校通选课、卫生类选修课、音美类通选课、生物物理学通选课、学士教育类通选课、电化学通选课、物理实验通选课、通选课的教学计划、通选课的教学改革、学习方法类通选课、道德教育通选课、音乐类通选课、中国文学通选课、物理数学方法通选课、理论课、科技信息通选课、运动技术通选课、党校教学通选课、物理学史通选课等。
位于第四象限的17，30，56聚类，关注度大于0，新颖度小于0，表明这几个聚类所代表的研究内容属于当前国内通识教育选修课领域的基础性研究，虽不是近年来新出现的课题，但是多年以来一直受到关注，主要有生物物理学通选课、运动技术通选课、高职高专课程设置。
（2）研究热点和潜在热点。在战略坐标图中，横轴为关注度，纵轴为新颖度，客观、科学显示出了当前关注度和新颖度都比较高的研究领域。聚类8的关注度和新颖度均比较高，根据聚类8的成员构成可以确定其主要是关于医学类通选课的研究。医学类通选课的课程设置等问题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在战略坐标图中，1980―2015年间具关注度较高但是新颖度较低的领域主要有生物物理学通选课，这类研究方向的提出较早并且备受关注，理论研究方面较为成熟，在我国通识教育选修课研究中处于基础支撑的地位。另外，具有较高的新颖度而关注度却较低的领域主要有聚类1，2，3，4，5，6，7，9。
聚类1主要是计算机初步基础通选课。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计算机当前已经进入多平台时代，面对科技不断向前发展的趋势，开设并丰富深化计算机类通识教育选修课就显得尤为重要。
现今国内各高校针对学生中现有的计算机设备和学习要求，提出了增加相关教学内容的具体方案，并在实施中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逐渐建立计算机通识教育选修课的课程体系，以提高新时代大学生的信息技术素质。由此，关于计算机初步基础通选课的相关研究其新颖度较高。聚类2主要是中医理论通选课。近年来，现代中医理论逐渐得到发展。相对于历史悠久的传统中医理论，现代中医理论的发展主要着眼于空间维度，相关的研究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国各高校也开设了各种不同中医理论类的通选课。而中医理论通选课课程设置的发展也就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聚类3主要是中等师范和小学教育。随着教育改革步伐的加快和政府对教育的重视，提高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质量，进而从根本上提高公民的素质，是我国教育改革的主要目的。由此，有关中等教育和小学教育的研究逐渐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相关课题也就比较新颖。聚类4主要是体育锻炼通选课。自教育部颁布《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后，各高校积极贯彻“健康第一，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开设了各种各样的体育锻炼类必修课程和通选课程。研究学者也在这一通识教育选修课领域进行探讨和科学研究。因此该聚类新颖度较高。聚类5主要是古代诗歌通选课。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基本属于“就业主导型”，越来越重视专业化技能的培养，忽视了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形成过程的关注。有学者指出，就业主导型教育虽可以让学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专业技能，但从长期来看，这种教育对其形成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加强高等教育综合素质的培养已成为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的一个突出问题。各高校相继开设古代文学类通选课，以期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收到良好成效，学术界对这类课程的体系建设开始进行研究。然而，关注该领域的学者并不多，因此，该聚类的新颖度较高，而关注度较低。聚类6主要是化学类通选课。聚类7主要是心理学基础通选课，而聚类9主要是哲学类通选课。
三、结束语
本文采用了聚类分析与战略坐标图示相结合的文献计量方法，客观、科学地展示了当前通识教育选修课领域中文献的研究现状、热点和趋势，从中发现医学类通选课和生物物理学通选课等相关学科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这说明通识教育选修课领域的学者对这些内容研究较多，这是与当前我国医学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和医学科学研究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的现状相符合的。而新颖度较高的则是计算机初步基础通选课、中医理论通选课、中等师范和小学教育、体育锻炼通选课、古代诗歌通选课、化学类通选课、心理学基础通选课、哲学类通选课，这些通识教育选修课研究领域是学界比较新且有待加强研究的重要领域。计量分析结果能为我国今后的通识教育选修课课程体系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但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运用了聚类分析与战略坐标图示相结合的方法，虽能比较客观、科学地展示我国通识教育选修课课程体系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和趋势，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数据标准化、阈值的设定以及标引者效应等。这可能对分析结果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不会影响基本结论。这些不足虽不会影响计量结果的基本结论，但也是本领域研究中需要不断加以探索的问题，研究人员要力争更加客观科学地展示一个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和趋势。
参考文献：
[1]撒凯悦，沈 君.世界经济研究领域前沿动态研究――基于2000年以来CNKI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J].经济学动态，2015，（6）：93-101.
[2]张 颖，沈 君.体育学科的知识网络结构研究――基于10种CSSCI体育期刊的文献计量[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5，38，（9）：34-41.
[3]刘 ，陈美君，王行恒.多平台下计算机通识课程的教学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5，（8）：229- 230.
[4]玉海素.通识选修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天津市某高校的实证分析[J].教育观察（上旬刊），2015，（5）：58-59.
[5]乔 娟.通识选修课考核方式改革的必要性及途径――以甘肃政法学院为调研对象[J].教育教学论坛，2015，（51）：104-105.
[6]高丽芳.地方本科院校通识选修课开设的现状及对策研究――以吕梁学院为例[J].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16，（15）：64-66.
关键词 刑事执行法学 发展状况 困局
中图分类号：DF61 文献标识码：A
刑事执行法学，是研究刑法中规定的各种刑罚的执行制度与活动的一门法学学科。按照刑事一体化的基本理论，刑事执行法学与刑事实体法学（刑法学）、刑事程序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同为刑事法学的三大支柱，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主要目标在于实现对犯罪人的定罪与量刑，而对犯罪人处以刑罚后刑罚目的真正实现，则有赖于刑事执行法的发展水平与完善程度。现代刑事法律的任务不仅仅在于维护社会秩序，惩罚犯罪及犯罪人，更在于矫正犯罪人促使其回归社会，预防与减少犯罪，而矫正犯罪人并使其回归社会，实现预防与减少犯罪正是刑事执行法的任务。
总的来说，我国的刑事执行法学根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诞生的劳改法学，该学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期得到了繁荣与发展。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欧美监狱学著作与理论传入我国，劳改学理论传统受到了巨大冲击。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的颁行标志着我国监狱学的正式确立。但是，随着我国社会法治文明程度的日益提升，学界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监狱法学其实不能涵盖刑事执行的全部内容，监狱法只能适用于有期徒刑、拘役以及死刑缓期两年的两个半刑种的执行，而其他非监禁刑罚的执行以及生命刑、财产刑、资格刑的执行都需要建立一门规范的学科来予以系统研究。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我国刑事执行法学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应运而生。
一、我国刑事执行法学发展状况
纵观我国刑事执行法学研究发展历程，基本上可划分为下面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繁荣期（1998年—2002年）。
上世纪末至新世纪之初的前三年，国内刑事执行法学总体显示出较为繁荣的景象。尤其是对刑事执行法学基本理论研究来说，在老一辈刑事执行法学学者和一批中青年学者的推动下，国内掀起了一个刑事执行法学的研究。这一时期国内学术期刊上以“刑事执行”为题的论文数量较多， 部分高质量且能够代表我国刑事执行法学研究水平的专著陆续出版。在研究学术活动方面，自1998年7月国内首次召开刑事执行立法理论研讨会后，为改革我国刑事执行体制推进刑事执行统一立法的进程，进入21世纪来国内数家刑事执行重要研究机构又召开了两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刑事执行法学基本理论研讨会。因此，我们基本上可将该时期称为刑事执行法学研究的“繁荣期”。
两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讨会分别是：2000年7月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研究中心、中国监狱学会、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犯罪与监狱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等机构在北京举办了刑事执行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8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本次研讨会对我国刑事执行体制存在的问题，改革的思路以及如何完善刑事执行立法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在会议中有的学者首次就刑事执行体制提出了在司法部内部设立社区刑罚执行局，与监狱管理局并列，负责缓刑、假释和管制刑的执行 ，从2010年12月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的设立来看，该次研讨会的一些理论观点还是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可以说，本次研讨会的理论成果对未来我国刑事执行体制的发展和变革起着较为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研讨会后，《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年第10期组织了专刊，刊载了一系列国内著名学者关于刑事执行体制改革与刑事执行一体化的学术论文。
2002年1月，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研究中心、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犯罪与监狱学研究所、中国监狱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德国与欧盟法律研究中心等机构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刑事执行法制建设理论研讨会”，会议就刑事执行理念、刑事执行立法、非监禁刑、劳动教养等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在本次研讨会上，力主刑事执行法一元论的我国著名监狱法学学者邵明正教授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执行法》建议稿，建议稿主张刑事执行主体向一元化转变，对特赦制度进行了专章规定，主张扩大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刑罚的执行，突出了对刑事执行被执行人的权利保护。 虽然该建议稿还不够完善，但这是我国刑事执行法学学者第一次就制定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做出的大胆而有益的尝试，为未来的刑事执行立法工作积累了经验。
第二阶段：探索期（2003年—2006年）。
应当说，上一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学者们尝试突破我国现有刑事执行格局，力图推动刑事执行制度向一体化、科学化格局发展，但是实践中这一尝试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刑事执行制度的变革涉及到国家权力的再分配，处于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从属地位的刑事执行法欲确立自己的独立地位需要社会条件的成熟来予以推动。有学者撰文犀利地指出，我们追求的不应是（刑事执行）立法的外在形式，更应注重立法的社会反应；当我们向往一种理想化的立法模式时，更应当清醒考虑，社会环境、立法资源、立法技术为此能提供多大的生存能力与生存空间。 在社会条件尚未成熟之际，要想在短期内推进我国刑事执行制度整体格局变革并且看到成果似乎困难重重。在这几年中，刑事执行领域中专业理论研究骨干人才的流失开始发生。刑事执行学特别是“监狱学理论研究面临着人才断档的更大危险：一批年老的理论工作者退休；一些中年骨干研究人员流失；年轻人中有潜力的研究人员数量少，要出高水平研究成果尚需时日，而且在成长过程中很有可能继续流失。这种后继乏人的现象，令人十分担忧”。 因此，从2003年到2006年，我国刑事执行法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与发展第一阶段繁荣期相比，学术质量较高的专著与论文数量明显减少，以刑事执行法学为主题的大型研讨会再也没有召开，学者们试图在等待社会条件成熟的过程中摸索我国刑事执行制度改革的出路，少部分学者看到行刑社会化的国际大趋势，开始进入在国内具有前瞻性的行刑社会化领域的研究，因此，我们姑且把这一时期称为“探索期”。
第三阶段：突破与发展期（2007年至今）。
2003年7月两高两部颁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了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等六省（市）为进行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省（市），社区矫正工作在国内逐渐展开。随着2011年刑法第八修正案以及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正式规定社区矫正为非监禁性刑罚执行方式，以及2012年《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出台以规范各地司法机关的社区矫正行为，社区矫正工作在全国大步推进。而我国刑事执行法学研究在历经了新世纪前十年中期的沉寂与探索以后，社区矫正在全国的推进为其寻求突破及发展拉开了序幕。在国际行刑社会化的潮流下，学者们的注意力不再着眼于官方不太认可的刑事执行整体体制的变革，而是顺应宽严相济的时代背景，更为实际与稳健的转向社区矫正在我国的理论与实务的研究。审视确立社区矫正制度对刑事执行体制改革的意义，有学者指出，社区矫正的推行对刑罚观念的更新，刑罚结构的调整，行刑权的配置以及刑事执行体制的改革都将产生影响，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社区矫正执行交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当时法律中刑罚应由监狱、法院和公安机关来执行框架，对我国刑事执行既有体制提出了挑战，因而社区矫正的实施必然推动我国刑事执行体制改革。正是看到社区矫正制度已成为我国刑事执行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的突破口，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到社区矫正的研究中，从2007年起国内大量关于社区矫正的论文和专著开始出现。
与此同时，在监狱学方面的研究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部分地方院校和监狱管理局，如上海政法学院、浙江警官职业学院，江苏省监狱管理局等在监狱学方面的研究与著作尤其活跃，研究成果颇丰，仅江苏省监狱管理局就推出了21世纪监狱管理创新丛书与21世纪监狱人文探索丛书共十余本监狱学论著。总的来说，近年来刑事执行专著出版呈现欣欣向荣的态势，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以2010年为例，有关监狱学和社区矫正方面的专著达到了历史上少有的年出版量30余本的盛况。因此，基本上可以把2007年至今这段时间视作我国刑事执行法学研究的突破与发展期。
二、我国刑事执行法学的发展陷入困局的原因
我国刑事执行法学自诞生以来，无论从专著与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还是从学术研讨活动的数量和质量来看，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纵观刑事执行法学的整体发展，在经历初期的繁荣后之后似乎就一直处在发展的困顿中，没有形成学者们起初预想的发展态势。部分早期比较活跃的刑事执行法学研究者归于沉寂，一些法律院校的刑事执行法学教育在萎缩，就连国内较早设立的刑事执行法学专业的西南政法大学都从2013年起停止招收刑事执行法学专业学生。
分析造成刑事执行法学发展困局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刑事执行法学的学科独立性问题。
目前，我国刑事执行法学的作为一门学科无论从研究力度上还是从研究体系上还不够独立，它没有能像犯罪学那样成为刑事法学的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学科独立性直接影响着刑事执行法学的发展。对于处于刑事实体法学和刑事程序法学从属地位的刑事执行法学，如何能从刑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中剥离出来，确立自己的独立学科地位，是影响刑事执行法学研究发展水平的核心因素。
按照中国学科分类国家标准（GB/T 13735-92）的规定，学科是一种“依据研究对象、研究特征、研究方法、学科的派生来源、研究目的、研究目标等五个方面进行的分类”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 刑事执行法学相对于刑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的确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等，但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并没有受到学界和官方的足够重视，使其上升为一门与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相并立的独立的刑事法学分支学科。这是时至今日刑事执行法学水平不能得到整体发展和提升的根本原因。因此，如何确立刑事执行法学的学科独立性，对我国刑事执行法学发展意义重大。国家对学科分类的目的在于对科研政策与科研发展规划服务，而刑事执行法学一旦成为独立学科，国家在科研经费投入，科研人才的储备，科研项目的规划等各方面的重视程度都会大大提高，这将直接促进我国刑事执行法学研究的繁荣与研究水平的大幅提升。
（二）刑事执行法学内部理论体系的合理性问题。
陈兴良教授曾经指出：“在刑事法学各学科中，行刑法学是相对滞后的研究领域，这主要表现其研究成果要么是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简单注释，要么是对行刑实践经验的总结。在这个意义上，行刑法学没有建构起自身的专业槽。” 换言之，刑事执行法学没有像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或犯罪学那样有自身一套严谨且科学的理论体系。这其实也是影响刑事执行法学学科独立的一个主要因素。
目前学界一般将刑事执行法内部理论体系划分为：刑事执行法学总论（包括刑事执行的范围、刑事执行权的性质、刑事执行的主体、刑事执行立法等问题）；监狱学（包括监狱立法问题、监狱体制改革、监狱分类、罪犯权利、狱政管理问题、刑罚执行制度即减刑与假释、罪犯矫治问题等）；社区矫正学；其他刑罚的执行制度研究（包括死刑执行、罚金刑执行、没收财产刑执行、资格刑的执行以及赦免制度等）。
如此建构的理论体系有如下一些问题：
第一，不同的刑罚剥夺和限制的是犯罪人不同的权利，而不同刑罚的执行方式和执行特点不一样，涉及的社会领域与学科领域也不一，这导致刑事执行法学难以形成自己独立且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比如财产刑的执行，它涉及到犯罪人的民事财产权利，金融配套制度的研究等；资格刑的执行，它涉及到犯罪人的宪法性权利，也涉及到出入境管理等行政法规；监禁刑的执行涉及到罪犯的矫正教育、监狱的管理等；而生命刑的执行涉及到剥夺人的生命的方式和制度，在国际社会普遍呼吁废除死刑的今天似乎缺乏学术研究发展的外在社会条件。
第二，将监狱学纳入刑事执行法学后，导致研究内容过于繁杂，研究方法难以统一。
监狱学涉及到法学、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经济学、史学、社会学、建筑学、统计学等多个学科，不同学科之间的研究方法差异较大，研究监狱学某一分支学科领域的学者都很难跨越自己的学科知识背景对另一分支学科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即使有的学者跨界研究也大多涉及皮毛，这就造成了一种尴尬局面——要将监狱学统一到刑事执行法学门下，刑事执行法学研究者似乎是小马拉大车，难以驾驭监狱学众多的分支学科，不能建立统一的研究理论体系。
总而言之，刑事执行法学亟待构建合理的学科理论体系，从宏观上探索本学科的研究规律，找到本科学科特有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才能进一步明确自身作为独立学科的意义，
（三）刑事执行法学发展的外部社会条件问题。
外部社会条件是推动法学研究水平的重要因素，刑事执行法学也不例外。当前刑事执行主体多元化的刑事执行格局，是国家多年来刑罚权配置的结果。要改变现有刑事执行格局的不合理局面，改变刑事执行主体乱象，将生命刑、财产刑与资格刑的执行权统一收归司法行政部门行使，或者更理想的来说设立国家刑事执行总局，这实际上都涉及到了国家权力的再分配问题。国家权力的再分配牵涉各方利益，改革起来困难极大。单以看守所划归司法部管理这个问题为例，学界呼吁与倡议多年，但是涉及到公安部与司法部权力的重新分配，一直不能提上议事日程。由此可想见，要打破现有刑事执行权配置格局，把刑事执行权从法院与公安机关剥离的难度极大。
社会现实条件决定了刑事执行法学的发展前路漫漫，也许还需要研究人员在今后很长一个阶段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拉开刑事执行权改革的帷幕。而刑事执行体制改革等外在社会需要的才能进一步促进刑事执行法学的研究水平提高，如是，理论研究与社会改革也才能实现良性的交互影响。
三、结语
一个国家的刑罚执行制度的研究水平是该国法治水平的指针，因为刑罚执行制度中涉及的犯罪人的权利保护等内容能够最好的反映一个国家的人权保护状况。当今世界各法治国家都相当重视对刑事执行各项制度的研究。刑事执行法是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并立的三大刑事法律之一，三者共同构成一个国家完整的刑事法律体系，保证犯罪与刑罚问题能够得到全面、有效的解决。而刑事执行法学是刑事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法学学科体系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它的研究与发展，对于落实和实现其他刑事法学环节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意义。刑事执行法学的研究对于国家和社会所起到的作用是刑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无法替代的，随着社会法治水平的发展，它必然成为一个独立刑事法学分支学科，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作者：唐彦，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在读，讲师，任职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政治理论教育学院；杨蓓，装备学院昌平士官学校讲师）
注释：
根据笔者利用维普中文期刊数据库的统计，从2000年到2013年十三年间国内学术期刊中以“刑事执行”为题的学术论文约145篇，而仅仅在2000年至2002年三年内就达到了近40篇，从论文数量上足可窥见刑事执行法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早期繁荣。
数据统计来源见维普中文期刊数据库http：///Visitnew.asp
鲁兰：《刑事执行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在京召开》，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年第10期。
王平，柳波：《刑事执行法制建设理论研讨会综述》，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2年第5期。
就目前刑事执行法立法现状来看，我国《社区矫正法》的立法工作正在进行中，初步形成了《监狱法》规定监禁刑的执行，《社区矫正法》规定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的刑事执行立法格局。应当说，刑事执行法多元论受到了官方的立法认可。
余诤：《一元与多元：对我国行刑规范设置模式的再思考》，载《中国监狱学刊》2004年第3期
吴宗宪：《2005年度中国监狱学研究述评》，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6年第1期。
王平、罗刚：《现行刑事执行体制改革探讨》，载中国监狱学会主编《中国监狱学会20年》，法律出版社2006年出版。
见2013年5月10日《重庆晚报》
见百度百科“学科”词条，http：///view/145919.htm
关键词：功能教学法；转换生成语法；认知法；听说法；视听法；语言翻译法
外语教学法是研究外语教学规律的学科，它与应用语言学有密切联系。
除此之外，理论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以及教育学，教学论，心理学等学科都是外语教学法的理论基础。
下面，就英语教学中几个突出问题，结合教学相关思想、原理，做粗略分析。
I.口语和书面语的关系
口语和书面语同听说读写四种交际能力密切相关。从教学法史上看，以语法翻译法为一派，以直接法、听说法和视听法为另一派。
书面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的，就这个意义，也仅仅就这个意义说，口语是第一性的，书面语是第二性的。口语和书面语的关系改变了，它们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这时候，就毋需特别强调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哪个为主，哪个为辅；哪个第一性，哪个第二性了。一个旅游者到国外去，照说只要学会日常口语就可以应付了吧。其实不然，使用书面语的机会还是随处可遇。他得能看懂某些布告、通知、招牌、广告、使用说明，也要能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等等。听说和读写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如此。听说和读写是相互影响，彼此促进的，同时，它们又各有各的难点，要采用不同的教材和教法加以训练。我们在安排和组织教学时，只能按照教学目的，即学习者最终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目的，来确定其比重。
学习外语的目的是为了交际，而各人的交际目的又不尽相同。至于听说读写四种能力，也要根据学生未来的需要优先或着重培养一两种。
拿我们理工科大学学生的英语学习来说，最终交际需要，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掌握阅读能力，即用英语阅读专业文献的能力；一是就本专业进行口头和书面交际的能力，如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用英语写学术论文，与国外科技人员共事，到国外工作，学习等。根据目前情况，对绝大多数科技人员来说，主要是解决阅读专业文献的问题，那就应该优先或着重培养他们阅读能力。
对英语专业的学生，当然要培养他们听说读写四会能力。因为培养英国语言文学研究人员、英语教师和翻译人员的要求并不一样，口译人员和笔译人的要求也不尽相同，翻译人员和文学翻译人员的要求更有差别。目的不同，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也不能尽同。
II.知识和技能的关系
在怎样处理知识和技能的关系问题上，同样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教学法体系。
一种以直接法、听说法和视听法为代表，不主张传授知识，认为实践是掌握语言的唯一途径。
另一种以传统的语法翻译法和上世纪60年代产生的认知法为代表。传统法以“规范语法”为出发点，告诉学生怎样是正确的，怎样是不正确的，重视语言知识，用演绎法讲授语法，再通过实践来培养运用能力，走的是“知识――技能――熟巧”的路子。
认知法以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和认知心理学为依据。因此，认知法重视语法规则的解释作用，主张从已经获得的知识出发，从掌握规则入手，通过各种有意义的情景进行练习，从而达到创造性地使用语言的目的。
实践还要强调的，但决不能否定知识和理论的作用。直接法、听说法的原理是要批评的，但它们所提倡的“替换表”和句型操练在初学阶段不失为一种可取的方法。
III．语言形式及其功能的关系
对如何处理语言形式和语言形式的功能之间的关系问题，可分为两个体系：形式的语言教学和功能的语言教学。
美国的描写语言学只着重于研究语言的结构。生成语言学提出要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但社会语言学家和应用语言学家认为这解释不清楚在社会中使用语言的复杂现象，解决不了语言教学培养学生在实际生活中使用语言的问题。因此，他们还提出了交际能力的概念。判断说话是否正确的标准，除了乔姆斯基提出的合乎语法之外，还有语言环境或交际场合的适切性。例如“What’s your name？”“How old are you?”这些英语句子都是合乎语法的。但如果使用的场合不当，却是不适切的。
交际法或功能法提出在外语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正确掌握语言形式，还要考虑语言形式的功能，让他们能够在不同的场合，根据不同的对象，按照不同的需要，用合适的语言形式进行交际活动。交际法提出近照语言的意念和功能安排教学内容和练习，由近及远，由具体到抽象，把最常用的语言功能项目组织成真实的情景使用于教学。美国的折中法则吸取了两者之长，提出了句型分类的MMC体系，包括机械性操练、有意义的操练和交际性的操练，不过还是以句型为主。
当前日常外语教学中存在的三重三轻现象：
1.教师听学生说英语，往往主要注意其语音主调对不对，检查其在句法和词法方面有无错误，而对于学生所讲的英语能否确切地表达其思想感情重视不够。
2.教师，尤其大学英语教师，在讲解外语作品时，往往花较多的时间去分析文中的句子结构及其语法现象，而对于作品中每段每句的确切思想内容的透切理解，则一般强调不够；同样，课下自学时，如泛读或课外阅读，几乎所有学生都如此。
3.教师在批改作业以及汉译英练习时，首先总是看语法错了多少，而较少注意检查这些作品或练习是否准确地表达了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此外，还有教师怎样对待学生在外语学习时出现的错误的问题。语法翻译从“规范语法”的观念出发，几乎是“有错必纠”。听说法根据“刺激――反应”论，试图通过句型给予正确的东西，尽量绕开错误，对学生在句型操练中出现的错误也主张纠正。这两种教法对外语教学都有影响。心理语言学家在分析语言错误的类型和造成错误的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教师要通过观察和分析，加强对外语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性质的研究，透过错误去发现学生在理解上和学习方法上的问题，不必急于逐句加以纠正。去年，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陈佑林教授来我校作讲座时，也提出了类似观点。
结论
根据上面所说，外语教学中存在问题是不少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另外，我们的视野应该广一些，也要逐步熟悉各种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并将其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去，以不断提高英语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美国高校；大学教师；教学发展；比较研究
自高校扩招以来，短短10年间，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精英向大众化阶段的过渡。伴随规模扩张，教学质量问题愈受关注。一般认为，只要具备良好的专业学术知识，自然能够胜任高校教学工作。事实上，这两者并非正相关，大学教师在教学方面的发展也必不可少。在这方面，高等教育发达的美国有些成功经验，笔者欲对此做一分析比较，以期能对我国大学教师教学发展有所启发。
一、美国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的内涵与特点
(一)美国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的内涵
教学发展(instructionaldevelopment)是美国大学教师发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1991年美国教育联合会(NEA)对教师发展作出了全面界定:教师发展基本围绕四个方面，即个人发展、专业发展、教学发展和组织发展。其中教学发展主要指学习材料的准备、教学模式与课程计划的更新。现代意义上的教与学是一种超越了课堂的更广泛意义上的实践活动，教师的教学发展也更加丰富多样，已经成为教师自我更新知识和增进能力的一部分。
美国高等教育非常的多样和高度分权，高校可能对教与学有不同理解，但其实质是一样的，都遵守以下核心信条:教学是一种智力工作;学生学习所引起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需要仔细研究，一位学者将其称为“史无前例的关注”;丰富的关于学习的研究资料需要能够指导深思熟虑的教学改进;决不能让学和教的重要工作像“干冰一样消失”，而应该是可见的、能够分享的和有用的。我们认为，教师教学发展包括对学生及其学习风格的认识、准备学习材料、教学技能、教学模式以及课程设计等方面，其中教学技能涵盖多媒体技术应用、对学生的评价以及教学诊断。
(二)美国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的特点
第一，基于高校的教学发展组织机构。虽有促进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的民间机构，如卡内基教与学学术学会(CASTT)、教师教与学中心(FCTL)等，但美国高校教师发展工作主要以学校为基础进行。高校设有专门负责教师发展的组织，为其提供各项支持和服务。比如马里兰大学教学发展由专人负责，下设教师事务办公室、新教师指导与发展办公室、教学卓越中心等职能部门，主要为教师教学发展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以及资源和项目培训。
第二，富有针对性的教学发展项目。美国高校教师群体一般分为新人职教师、教学助理和普通教师，针对不同教师开设有各类教学发展项目。对于新教师，面临着适应环境及身份转变，主要设有三类项目。首先是交往和表达技巧培训，学习如何与学生及同事交往，如何有效沟通等。其次是教育技术培训，学习多媒体在教学中的应用以及常用教学办公软件的操作等。以及教学技能培训，包括设定教学目标、合理组织和开展教学、给学生评价等。针对教学助理的培训项目，教学技巧方面，学习如何与学生有效互动及给学生有用的书面或口头反馈;课程设计项目，学习如何编写课堂讲授大纲、安排课时等;教学管理项目，学习如何组织考试以及管理办公时间等。针对普通教师，设有教学卓越促进项目，开展教学工作坊研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这种工作坊是介于沙龙和讲座之间的一种讨论形式，与沙龙相比它有专门主题，与讲座相比它允许参与者即时呈现和发表自己准备的材料(4)。工作坊每次就一个主题进行讨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形式灵活。
第三，多样化的教学发展途径。有模拟教学、教学咨询、教学档案袋、小型教学改革资助以及教师交流和教育性休假等。教学档案袋记录教师对教学理念的理解、对教学表现的评价和反思，以及领导和学生对教学的反馈等。教师交流，包括教育机构之间，与政府、企业及国际间的交流。教育性休假，一般是在职教师为完成高级学位所申请的假期。此外还有专业性休假，正式教师在完成一定学期服务后可申请，主要用来提高课程开发、教学技术方面能力的活动。
第四，’多元的教学发展评价及激励措施。美国教师教学评价主体多元，涉及到校长、教师、学生、家长和同事，为教师提供多方面反馈。评价内容涵盖教学各个环节。评价结果会及时反馈给教师，并保存在教师档案中，作为教师改进教学的重要参考。同时还有相应的激励措施，除了民间机构的奖励，校内一般有校、院、系三级激励制度。如促进教学发展的奖金项目，用来表彰教学上表现优秀的教师。教学方面的绝佳表现在职称晋升中也占有一定分量。
第五，经费来源渠道广泛。除了申请教育部及美国大学教师发展委员会(FDC)的教师发展基金项目，学校内部也有预算拨款，同时也可获得校外基金会、校友及企业的支助或捐助，保障了教师教学发展机构的良性运转。
二我国大学教师教学发展
我国虽没有以大学教师教学发展命名的组织机构，但传统听课制度，优秀教师教学经验介绍、老教师一对一的传、帮、带等，在教师教学发展方面有一些经验积累。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重视大学教师发展。1980年，原国家教委颁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师范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强调高校要制定教师发展规划，建立教师管理制度保障进修时间，以及在全国重点师范院校建立“高校师资培训和交流中心”。到90年代，培训中心已基本建设完成，并逐步探索了多层次多种类的培训形式和项目阁:
1.新教师岗前培训。由省培训中心组织，集中培训，重点大学实行校本培训，学习高等教育学、心理学、高等教育法规、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等课程。
2.助教、讲师培训。举办助教进修班，学习多门课程，以调整知识结构。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和硕士学位进修班，提高专业素养。
3.骨干教师培训。在有国家重点学科、实验室或基地的重点大学举办高级研讨班，或出国访问，主要是专业科研进修。
4.专项提升。举办短期培训班或学科进修项目，组织该学科教师学习最新知识、更新教学技能、实验手段，了解学术前沿动态，不断使第一线教师有更新知识的机会。
这些项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师教学发展，但传统的培训和进修方式也制约着高校教师发展。培训内容统一，没有兼顾到不同类型院校教师的需求差异，重视课程学习，忽略实践，缺乏针对性，阻碍了新教师教学技能和教学水平的发展。我国高校教师人口标准不高，部分培训项目针对学历补偿。骨干教师培训则更注重科研能力的提升，唯有专项提升项目针对教学发展，但相比美国教学发展，我们项目内容不够丰富，缺乏连续性和多元教学发展评价体系。
1994年我国颁布了《教学成果奖条例》，2003年开始“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的评选表彰，这些政策条例激励了大学教师在教学方面的发展，也使得高校更加重视教学工作。比如长江大学，设有专门的教学委员会和教学督导委员会。在促进教学研究方面，学校也出台了校级教学研究项目管理条例，鼓励教师就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研究探索。这些组织和条例，在促进教学工作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教学委员会以及教学督导委员会的工作侧重点仍在教学管理方面，关注教师教学发展的服务性职能还发挥的不够。另外，对教师教学考核多是终结性评价，缺乏反馈机制，对促进教师教学发展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潘愚元教授曾探讨过大学教师发展内涵，他认为教师发展包括三个方面，其中和教学发展相关的是，“教师职业知识、技能即教师教育知识和教学能力的发展”。最近几年很多研究者也开始关注教师的教学，并从教学学术的角度探讨。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我国的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与高等教育发达的美国还有很大差距。
三差异与比较
我国与美国在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上的不同，主要由教师发展理念、制度、教师发展机构、评价等方面差异导致。如表1:
(一)理念
美国上个世纪末的大学教学学术运动，深化了各界对教学学术的普遍认同，并在工作中重视教学水平的提高，进而重视教师教学发展。美国把教师教学发展作为促进专业提升，改进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从政府、大学到教师，都充分重视教学发展。而在我国对学术的理解较偏狭，普遍认为学术指的仅是科学研究，多数高校领导者和大学教师视教学为一项不得不完成的任务，高校也对教师教学发展重视不够。
(二)制度
美国高等教育面向市场，不同高校制度各异，具有多样性、文化性、丰富性等特征，比较灵活。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使得针对高校教师的培训自上而下展开，有一套完整的制度，相比起来，高校灵活性差些。
(三)组织
美国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组织机构呈多样化趋势，不仅各高校内部设有教学促进中心，高校之间也有联合机构，亦有民间独立机构。我国实行国家主导，大区和省级教育部门负责制，绝大多数高校没有专门促进教师教学发展机构，校内力量薄弱。
(四)评价
美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评价形式多样，采取发展性评价，及时反馈，使教师明确教学工作中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激发教师内在发展动力。我国高校教师教学评价主体不够多元，评价内容单一，评价结果多与利益挂钩，有人事考察性质，在激发教师内在动力方面作用甚微，甚至还起到不良效果。
四思考与启示
大学教学学术运动对美国大学教学得到重视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教学学术是在教学被忽视、学生质量下降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的情况下提出的。厄内斯特·博耶视教学为传播知识的学术，引起了广泛讨论和实践。后来舒尔曼提出，教学之所以能成为学术基于以下两点:从过程看，实践教学学术和科研一样，要经过问题的选择、相关资源查找，确定并实施问题解决方案，以及对得到的结果进行分析和反思，教学过程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从成果看，教学学术具有将成果公开、交流、评价和建构的特点。这使大学教师的教学工作得到了更合理有创造性的认识，也使得大学教师的“实践智慧”得到了应有的承认和支持。
我国高校一度重视科研，视教学为负担，科研水平的提高并没有使学生质量有明显变化。提高教育质量，从重视教学开始，关键是提升教师素质。我国采取“中国国家级中心一大区中心一省级中心”三级教师培训网络体系，缺乏针对性，这将无法满足大众化时期越来越多样化的高校及教师教学发展需求;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也无法保证资源体系的更新、反馈速度。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一)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
首先国家应出台大学教师发展相关政策，可尝试建立全国性的高校教师教学发展协会，在教师发展方面给高校更多自，推动建立基于高校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这些中心可以结成网络，共享资源。高校成为教师教学发展主体，发展项目由高校自主设定，更加具有针对性，这也打破了原来三级培训体系严格的培训名额限制和资格限制，能保证更多教师享受发展机会。此外，要保证政策出台的发展性和连续性，为教师教学发展提供保障。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需要经费投人，以保障教学发展工作顺利开展，政策中应明确国家经费投人比例。
(二)高校层面的制度保障
实施教学发展，高校要有完善制度保障。首先要重视校内政策导向，重视教学的学术性，肯定教师在教学方面的发展。
完善教师招聘选拔制度:一般的教师招聘选拔看重专业知识和学术水平，重视科研而忽视教学能力考察。要改革这种偏颇的做法，在招聘中尤其要把教学能力考察放在首位。
改革现有教师评价制度:评价起着风向标的作用，有效的评价能促进教师和学校的发展。我们目前对教师考核的主要指标是科研业绩，如发表学术论文量，承担的课题量以及获得的经费多少，科研在职称评定中占据了较高比重，这样的评价怎能激励教学发展?因此，要加大对教学学术的评估，建立合理的教师评价制度，拟定科学的评价项目和指标，引导高校教师全面发展。
形成全面的教师奖励制度:奖励制度以什么为价值取向，意味着什么样的行为能够获得承认和奖励，从而引导着组织成员的行为图。这是促进教师教学发展的外部动力，高校开展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名师评比等，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激励和奖励措施，但是相比科研，教学方面的奖励还是不够，需要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