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16 08:34:1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本法律科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摘要题】海外来风
【关键词】法学教育/司法考试/法科大学院构想
【正文】
日本称法官、检察官、律师三种法律专门职业人员为“法曹”。欲成为法曹，首先要通过竞争率极高的司法考试，然后在司法研修所中经过一年半的司法研修，最终考试合格才能够最终担任法曹。在这种法曹培养制度下，法学教育与法曹选拔脱节，二者并无直接的联系。司法考试严格限制人数，（注：日本选拔的法曹人数历来较少，现行制度下，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每年司法考试合格人数只有500人左右。90年代以来开始增加合格人数，现在每年的合格人数为1000人左右。参见丁相顺：《日本法律职业选拔培训制度及其改革》，《人民检察》2000年第4期，第61页。）一方面塑造了日本司法精英型的特征，保障了司法的公正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日本司法人数不足，司法救济不够的弊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在规制缓和的大形势下，长期依靠行政指导制调整社会关系的日本开始了由“事前规制型”向“事后检查型”的改革。（注：关于日本司法改革的背景，参见2000年12月28日《法制日报》载《密切法律交流推进中日友好——访日本法务大臣高村正彦》一文，法务大臣高村正彦说：“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对于日本而言，面临社会、形势的复杂多样化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当务之急是推进行政等各项改革，完成由‘事前限制型’社会向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事后检查型’社会的转型。具体到司法领域，日本将大力推进司法改革，完善法律制度体系，下个世纪，司法将在维护法治社会、保障国民权利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样，为了解决司法人数不足的问题，大学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制度、法曹培养制度、司法制度开始联系起来，法学教育界和司法实务界提出了法科大学院构想。
一、日本法学教育的基本特征与改革
日本的法学教育是在法制近代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日本法学教育在明治时期就形成了官方与民间法学教育的二元格局，经过明治政府的一系列统合措施，近代法学教育培养的法科学生为推进日本法制近代化过程和国家的近代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注：丁相顺：《日本近代法学教育的形成与法制近代化》，《法律史论集》2000年专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37页。）
二战以后，随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和精英型法律家阶层的形成，在大学教育日渐普及的情况下，法学教育成为一种法律修养式的普及型教育，“日本大学本科阶段（四年制）法学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培养法律的专职人才，而是一种为普及法学思维方式而开设的普通素质教育。实际上，可以说这种教育的目的只是为即将步入社会的学生养成法律思维(Legalmind)为此，在日本各大学法学院的本科课程设置中，除法律方面的科目以外，往往还包括与法律职业无直接关系的学方面的内容，四年制本科毕业生人多从事非法律工作”（注：[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在现行司法考试制度下，不仅本科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无直接关系，而且生教育也与法律职业没有直接关系。研究生院培养的法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大多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日本全国共有622所大学（国立大学99所，公立大学66所，私立大学457所），其中有93所大学开展法学教育，拥有法学部或者法学院。法律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部分充任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政府机构的公务员；大部分人在各种民间的或公司中就职；只有极少一部分的毕业生能够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专门的法律职业家。（注：[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
虽然司法对于大学生可以给予免考修养科目的待遇，大学法学部所学到的基础知识也可以在司法考试中上，但是，大学基本上不与职业发生直接的联系。“重要的是以记忆为中心的司法考试。一次考试能否成功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大学的法律教育基本上不起作用。”（注：[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
尽管在制度上，现行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不存在直接的关联，但在某种程度上，二者也存在着若即若离的联系。法生要通过司法考试，大学的法学教育也是重要的知识积累。同时，由于法律职业的精英型特点，成为法曹是许多毕业生的理想，反过来，各个学校对司法考试合格人数也是相当重视的，司法考试的通过率成为评判法学部水平高下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也促使各个大学努力将教学目的服务于司法考试的需要。尽管如此；由于司法考试合格人数受到阻制，法学部致力于提高司法考试合格率的努力也是有限的，其着眼点只是通过提高司法考试合格率来提高学校的声誉，而学校的主要教学对象仍然是那些不可能通过司法考试或者是不对司法考试抱有奢望的大多数学生。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没有直接的关联是日本当代法学教育和法曹选拔的一个基本特征。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新堂幸司认为“日本大学法学部的毕业生成为法律家的比例极低，虽然有法学部之名，但是成为法律家的极少，多数都进入到行政官厅和”。（注：[日]新堂幸司：《“期待的法曹像”座谈会》，（日本）《实用法律学杂志——法学家》，1991年第984号，第42页。）早稻田大学原校长西原春夫教授认为，“按照我国现在的制度以及现状，司法考试不是大学的法学教育的出口，而是司法研修所培养法曹的入口。”（注：[日]西原春夫：《法学教育与法曹养成制度》，（日本）《法律广场》1980年第23卷第6号，第36页。）因此，在选拔和造就职业法律家的上，当代日本的法学教育体系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由于司法考试的技术性特点，也出现了一些专门为参加司法考试的考生服务的补习学校。由于这些学校针对性强，比起在大学参加科班式的课堂教学来，更多准备报考司法考试的考生愿意参加各类司法考试补习学校。针对这种现象，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当代日本法律教育体系对于司法考试和职业法律家的培养存在若干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第一，法学部教育有些“高不成，低不就”，也就是对于成为法曹的学生来说，没有受到充分的法律专业教育，而对于没有成为法曹的学生来说，受到的法律专业教育又太多；第二个问题就是出现了所谓的“双学校”问题，也就是大多数参加司法考试的法科学生同时在法学部和预备校之间上学，在当前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的体制下，并不能造就和选拔出具有丰富知识背景的学生，更多地是造就和选拔出具有法律技巧的学生。（注：[美]丹尼尔.福特：《对讨论问题的意见——从与美国的法学院相比较的观点出发》，（日本）《实用法律学杂志——法学家》1999年第1168号，第28页，第27页。关于日美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华盛顿大学教授丹尼尔·福特教授作了比较，他认为，现在日本法学教育的方式和弊端与司法考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美国，虽然想成为律师的学生必须要刻苦，但是，并不是在学习之初强烈地意识到司法考试的问题，不是为了考试而去学习。在大学时期，学生们不仅仅学习自己的专业，还要学习一般的修养课程，以及其他专业知识。也就是说，在大学时期学生们并不十分在意司法考试，而是尽量掌握非常宽的知识。而在日本，虽然说司法考试冠有资格考试之名，但事实上却成为一种限制人数的竞争考试。而且学生们为了参加司法考试，不得不尽早地做准备。由于考试特别重视考试技巧，如果不是特别有自信力的人，想成为律师的话，理所当然地会忽视法学以外的课程了，集中准备司法考试科目。同时，为了掌握技巧，学生们会尽早地预备校补习。）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过分脱节，以及司法考试制度过于限制人数的做法客观上造成了法学教育资源的浪费和职业法律家素质的降低。
为了解决法学与实务脱节的，日本的各个大学也在探讨法学教育改革。几十年代以来，日本的生院法学研究科的专业设置开始发生变化。“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北海道大学等在战前被称之为‘帝国大学’的国立大学，和大城市中的主要私立大学为中心，开设了以面向实务为主的硕士专修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起到了在职培训的作用”，⑩（注：[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日本的法学教育开始出现了重视实务的趋向。但是，在现有的司法和法学教育体制下，这种重视实务的趋向是非常有限度的。从总体上来看，日本现行的法学教育体制仍然是以“与实务保持一定的距离”，即重轻实务为特色的，“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大多数人没有法律实务的经验”。（注：[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
由于法学教育制度与现今的司法考试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进行彻底的司法考试制度改革和司法改革，任何教育改革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法曹素质降低和司法考试过分重视技巧的问题。如果仍然过度地限制合格人数的话，极其高的竞争率仍然会持续下去，真正想成为律师的学生们仍然会为了应付考试而。（注：[美]丹尼尔.福特：《对讨论问题的意见——从与美国的法学院相比较的观点出发》，（日本）《实用法律学杂志——法学家》1999年第1168号，第28页，第27页。关于日美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华盛顿大学教授丹尼尔·福特教授作了比较，他认为，现在日本法学教育的方式和弊端与司法考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美国，虽然想成为律师的学生必须要刻苦学习，但是，并不是在学习之初强烈地意识到司法考试的问题，不是为了考试而去学习。在大学时期，学生们不仅仅学习自己的专业，还要学习一般的修养课程，以及其他专业知识。也就是说，在大学时期学生们并不十分在意司法考试，而是尽量掌握非常宽的知识。而在日本，虽然说司法考试冠有资格考试之名，但事实上却成为一种限制人数的竞争考试。而且学生们为了参加司法考试，不得不尽早地做准备。由于考试特别重视考试技巧，如果不是特别有自信力的人，想成为律师的话，理所当然地会忽视法学以外的课程了，集中准备司法考试科目。同时，为了掌握技巧，学生们会尽早地预备校补习。）因此，要解决日本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制度、乃至于解决司法制度中的结构性矛盾，必须将法学教育改革与司法考试改革联系起来解决。
1999年6月，根据日本国会通过的“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设置法”的规定，日本成立了“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负责“调查审议司法制度并向内阁提出改革方案”。该审议会围绕法曹一元化（从律师中选拔法官），参审制、陪审制，法曹培养等议题进行研讨，最终提出司法改革方案。正是在这种司法改革的背景下，日本法律教育界提出了法科大学院构想，并作为法曹培养的一个重要，与司法制度改革问题结合起来。
二、法科大学院构想
具备何种资质的法曹方可以适应21世纪司法的需要？日本法学教育界提出了各种看法，主要集中于具有丰富的人性和感受性，具有深厚的修养和专门的知识，具备灵活的思考力和说服、交际能力，对于和人际关系的洞察力，人权意识，掌握尖端的法律和外国法方面的知识，具有国际视野和语言能力。为了选拔具备这种资质的法曹人员，就不能象过去那样，通过司法考试这一个环节、一个点来选拔，而必须通过一个整体的过程来造就和培养。必须通过法学教育、司法考试、司法研修等程序的互相配合，通过连续的过程来选拔法曹。为了扩大法曹人员，实现司法改革的目标，也必须充分发挥高等法学教育的优势，所以，如何形成包括法学教育在内的立体法曹选拔、培训制度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学教育资源是实现法曹人员素质的提高和数量扩大的现实途径。从这样的基本理念出发，日本提出了将法学教育与法曹选拔培训有机衔接的方案，集中体现在法科大学院构想的方案设计中。
所谓法科大学院就是在各个水平较高的大学院（大学的生院）法学研究科的基础上，建立起专门培养法曹实务人员的高等法学机构。对法科大学院毕业生，可以直接或者间接付与法曹资格。并且，在法曹选拔和培养过程中，要以法科大学院培养的学生为主体，辅之于司法和司法研修制度，建立职业选拔任用的“流水过程”。
为了切实进行法学教育改革和探讨具体的法科大学院方案，当时的文部省设立了“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具体进行“法科大学院”的制度设计。2000年10月6日。“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提出了报告，对日本型的法科大学院提出了基本框架构想，并且建议在2003年开始设置这种新型的法学教育机构。
日本法科大学院构想在制度设计上主要是以美国的Lawschool为模本。但是，日本的法科大学院设计方案保留了传统的法律本科教育体制，将法科大学院设置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基本的制度设计是：非法律和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可以报考法科大学院；法科大学院的学制一般为3年，例外时为2年；从法科大学院毕业就获得了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在面向法科大学院毕业生的司法考试中，主要以法科大学院的为主，考试的合格率会大大提高；法科大学院的法学教育要以实务教育为主，在课程设计和师资选任上，都要服务于实务训练的需要；与过去一样，法科大学院毕业生通过了司法考试以后只不过是获得了参加国家司法研修的资格，这些合格者要作为研修生参加国家统一的司法研修，然后才能根据本人的意愿从事具体的法律职业。
由于新的法科大学院以培养型的法曹为主要任务。因此，对于课程科目的设置要体现出应用型的特点，其基本考虑主要是设置相应的学科群。开设的科目群主要包括：A.基础科目，也就是为系统掌握基础法律知识所开设的科目，包括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外国法等基本法律知识；B.法曹基本科目，也就是与法律职业共同的思维方式有关的科目，包括收集、整理、、使用法律信息能力的科目，例如，法曹伦理科目、法律信息的基础教育科目等；C.骨干科目，也就是为深化、理解基本法律领域里的法律学识，提高法律思维能力、分析能力的科目，包括宪法、民事法（财产法）、刑事法、商法（公司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D.先进尖端的学科领域课程，也就是培养创造性地解决现实的能力和培养多元的、多角度法律思维能力的课程，例如知识产权法，租税法，行政法，劳动法，执行、保全、破产法，环境法等；E.与国际相关的科目群，就是培养法曹国际视野的科目，例如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贸易法等；F.学科交叉的科目群，也就是培养法曹广阔知识背景，开拓学科视野的科目群，例如法与、法与医疗、法与家庭、法与公共政策等科目：G.实务关联课程，也就是在前述科目基础上，通过实践进一步提高法律思维能力，解决现实问题能力的科目，包括诊所式教育，民事、刑事演习，谈判技法演习等。
在这些课程中，A学科群的课程是所有法科大学院学生应该掌握的最低限度的法律知识，C较A学科群的学科划分更加细化，是为了提高学生解决问题、分析案件事实的能力而开设的科目，以事例研究、判例研究为对中心，不仅仅从上，而且要从实践的角度（从事实认定论和要件事实论等实务的观点着手进行的教育）开设的课程。对于C课程群，没有必要拘泥于各个实定法进行法学教育，可以合并设置课程，例如，开设民事法课程（将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课程作为一个科目进行讲授），刑事法课程（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等），要重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有机结合，在对法律进行系统理解的基础上重视理论上的应用，并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整合。
在这些科目群中，为了达到使全体法曹具有共同资质的目的，要以A、B、C三个学科群为核心课程群，并且兼顾D、E、F、G等学科课程。要求所有的法科大学院都要设置核心课程，所有的法科大学院也要开设G科目群。但是，根据各个学校的情况，对于具体的科目和内容可以有所侧重。可以根据各个大学的特色来设置D、E、F学科群。
法科大学院的方式要采取少数人制的教育，每一个科目听课的人数不能过多，基于科目的每个教学单元规模不能超过50人。在教学过程中，授课的方式包括讲义方式，少数人演习方式，学生独自进行调查、制作报告，教员对学生个别辅导等方式等。
法科大学院的入学者原则上要求大学本科毕业，但没有专业限制，入学者要通过方能够入学。对于考试的性质，“法科大学院构想会议”认为法科大学院入学考试并非要测试考生所掌握的知识，而应该是以测试学生的判断力、思考力、力、表达力为目的的素质考试。但是，为止，对法律专业和非法律专业的考生是否要采取统一考试的还存在分歧。“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的基本主张是，为了保障法学教育的完整性，为了彻底保障入学考试的开放性，为了保障考试的公平性，对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和非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原则上要采取统一考试制度。为了保障非法律专业的学生能够进入法科大学院，在录取时可以规定录取一定比例非法律专业学生。
法科大学院要以现有的法学部为中心设置，但是为了保持法科大学院设置的均衡性，防止法科大学院设置过于集中在象东京这样的著名大学集中的城市，允许辩护士会与地方自治体等大学以外的组织一起成立学校法人，设置单独的法科大学院。并且在法科大学院之间，要允许各个法科大学院具有自己的特色，鼓励各个法科大学院之间的竞争。
三、法科大学院构想与日本司法考试改革
由于在法科大学院构想中，只要取得了法科大学院的毕业文凭就自动取得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换句话来说，在实施法科大学院构想后，要参加司法考试必须首先取得法科大学院文凭。那么，新的教育方式与司法考试的关系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由于这一构想是将法科大学院作为法律职业人员资质提高的一个有机环节来看待的，因此，即使建立了新的法科大学院，也并不意味着要取消司法考试或者司法研修制度。不过，在法科大学院构想付诸实施以后，司法考试制度也必须随之作相应的调整。新司法考试的性质如《法科大学院构想的探讨报告》所言：如果设置了作为在客观上可以保障其教育水准的高级的法律专业教育机关——新的法科大学院，并且以在法科人学院中实际进行了充分的教育和严格的成绩评估为前提，新的司法考试要以法科大学院的教育为基础，新司法考试就是判断法科大学院毕业生或者预定毕业的学生是否具备作为法曹应该具备的知识、思维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为目的的考试制度。从法科大学院构想的宗旨和新司法考试的目的出发，要求参加司法考试的考生参加考试的次数不能超过三次，在这一司法考试制度下，要保障法科大学院的毕业生具有较高的通过率。
实施法科大学院构想以后所建立的新法曹选拔、培养制度主要特点表现为：1.将打破过去一次决定胜负的司法考试模式，使法律专门人才的选拔形成“法科大学院”——司法考试——实务研修这样一个有机相联的过程。2.使大学的法学教育直接与法律实务人才的培养结合，有效地利用教育资源。这种法学教育制度的改革一方面将现有的法学教育与法曹培养直接联系在一起，可以在保障法曹资质的前提下扩大法曹的人数。
由于法科大学院构想与现行法学教育结合起来，因此，得到了法学教育界和法律职业界的支持。（注：事实上，正是各个大学法学部才真正推动了这一构想的实施。笔者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曾经参加了中央大学举办的法学教育改革与法科大学院构想的研讨会。据笔者统计，共有大约十几所大学法学部举办过大规模的法科大学院构想研讨会，有十几所大学法学部提出了自己的法科大学院构想。）可以说，法科大学院构想的实施是日本解决法曹人口不足和司法考试制度结构性矛盾的一个根本方向。如果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提出的改革方案得以实施，法科大学院、司法考试、司法研修将构成日本法曹选拔和培养的连续过程，在此基础上，如果法曹一元化能逐步落实，日本的司法制度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结语
>> 中国民法学在民法典创制中的分析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历史法学派对近代民法学的影响 论我国民法法典化的路径选择 有关民法学教学的初步探讨 基于民法学视角下的非法取证行为 民法学个案实例教学探索 基于应用视角的经济法学教学与民法学教学之比较构建 《民法学》教学创新设计之“专题教学法” 浅析我国民法的本位 论案例教学在民法学教学中的运用 在《民法学》课程中应用“研究型教学方法”的难点探究 论夫妻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民法学原理 浅议高职院校民法学教学方法的改革 案例教学法在《民法学》课程教学中的实施 论民法学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德国民法典之债法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高校“民法学”课程网络教学模式探析 浅谈《德国民法典》对我国民法典编纂的启示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与我国商业银行外汇业务发展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08-04-28/2011-08-07，2013年12月15日.
{7}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学者们撰写的合同法论文中，引用台湾地区的文献数量在原文域外文献中的占比为11.4%。
{8}薛军曾于2001年赴意大利比萨大学法律系作访问学者，随继在罗马第二大学（Tor Vergata）攻读博士学位，并于2005年获得该校法学博士学位；徐国栋教授曾于1994年至1997年间，二度在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任访问学者；徐涤宇曾于1997年5月至1998年5月，在哥伦比亚开放大学作访问学者，随后于1998年9月―1999年7月，在阿根廷国立萨尔塔大学、萨尔塔法官学院和莫龙大学作访问学者。
{9}谢怀教授在1939年后的三年间，曾师从梅仲协教授，接受了严格的大陆法学术训练。谢先生虽然未曾出国留学，但是这3年的学习使得他在德日民法方面就有颇深的造诣。参见：张谷：《情系两岸的民商法泰斗》，《中国审判新闻月刊》2008年第2期。
{10}孙宪忠教授曾于1993年获得联邦德国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 Stiftung）研究奖学金，赴德国汉堡马克斯・普郎克外国和国际私法法研究所留学，主攻物权法、不动产法。德国学习的这段经历，让孙宪忠教授成为国内顶尖的德国法专家。
{11}韩世远教授曾于2000年10月-2001年9月在日本法政大学担任HIF招聘研究员；又于2006年10月-2007年9月、2009年6月-2009年9月先后两次赴德国（汉堡）马克斯・普朗克外国私法与国际私法研究所任访问学者，其在日本和德国接受的严格大陆法训练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也很明显。
{12}王利明教授曾于1998年8月受教育部的委派，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
{13}许传玺教授获得美国耶鲁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学位和哈佛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
{14}苏永钦：《韦伯理论在儒家社会的适用――谈台湾法律文化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载苏永钦著：《经济法的挑战》，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中华民国83年，第64-65页。
{15}合同法概述包的括了合同概念与合同分类、《合同法》概述、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等内容。
{16}对于物权法的引证分析，笔者的分析样本是《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中外法学》、《法律科学》、《法学家》、《比较法研究》、《现代法学》、《法学》、《环球法律评论》、《当代法学》、《法学评论》等11种CSSCI法学类期刊中有关物权法的论文的域外文献引证数量。
{17}其中，研究物权法的诸论文一共引用了411个来自英美法系的域外文献，其中“物权法总则”的论文共引证了227个来自英美法系的域外文献，占比55.2%。然而，受英美法系普通法自身发展轨迹的影响，这些域外资料对于我国物权法具体制度的构造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英美法系的物权法（财产法）带有较为浓郁的封建法色彩，其大部分词汇仍带有封建痕迹，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其财产法主要是关于田地、庄园、庄稼和畜牧的法律。因而即或是在英美法系，财产法也历来被誉为最难理解的法律制度之一，许多学生认为财产法犹如吞嚼难以下咽的肥肉，既难学又枯燥。参见：F.H.劳森，B.拉登：《财产法》（第二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序言”Ⅰ～Ⅲ，第11页。
{18}2005年10月《环球法律评论》与汕头大学法学院举办的“英美财产法与大陆物权法比较研究”研讨会上，对于我国财产立法的体例选择问题，武汉大学余能斌教授提出了这一观点，认为我国物权法还是应该主要采大陆法系之体系。参见谢增毅，冉昊：“英美财产法与大陆物权法比较研讨会综述”，载《理论参考》2007年第6期。
{19}F.H.劳森，B.拉登：《财产法》（第二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序言”，II。
{20}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学者撰写合同法相关论文时引证的域外文献的数量很少，而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域外文献中，来自于苏联的参考文献占据了较大的比重。比如，高敏1988年发表于《中国法学》上的“关于违约金制度的探讨”一文仅有的三个外文引证文献中，源自苏联的域外文献有2个。
{21}周少元：《二十世纪中国法制变革与法律移植》，《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22}在“制度路径的相互竞争与路径依赖的形成”部分中，关于域外文献印证情况的描述，参考了本文表1中的相关数据。
{23}江平：《制定民法典的几点宏观思考》，《政法论坛》1997年第3期。
{24}徐涤宇：《间接制度对仲裁条款的适用》，《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
{25}冯玉军：《西法东渐与学术自觉――中国移植外国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26}可以说，法律移植以及法律的本土化，不仅是近代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形成与扩张过程中突出的现象，而且也是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等各个时代、各种法律体系之间发生的一种普遍现象，它是法律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一。参见：魏琼：《关于法律移植的一个实证分析――以希伯来法对古巴比伦法的移植为视角》，《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6期。
{27}王泽鉴：《德国民法的继受与台湾民法的发展》，《比较法研究》2006年第6期。
{28}陆静：《罗马法与日耳曼法关于夫妻财产制的比较分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Abstract：To analyze foreign references citations of civil law papers collected in CSSCI journals （Law class），we could discover that Chinese civil law scholars had the preference of citing foreign references， which even led to formulating the trend of developing into a research pattern of“no foreign references，no papers”. According to this citation preference，we can find the competition and choice of system path in the civil law researches from one aspect. In the process of path competition，the scholars will gradually formulate the path dependence of the civil law system or common law system. Once the path dependence becomes excessive，it will do harm to the cultivation of native civil law.
一、标题
题目有三个要点：一是选题要小；二是选题要专业；三是选题要新。
选题太大是很多同学失败的原因。小到什么地步：本科生，到一个具体条文的立法、司法或执法；硕士生也不要大于三个条文以内的立法、司法与执法。当然，也可以是法律条文中的一个概念。
但无论如何，本科生与硕士生不要来一个制度的设计。在一万字或五万字内完成一个制度的设计，一般而言，不可能。网络法律问题研究、公司资本法律制度研究等，是一本书的题目，太大。题目大了，就避免不了一大二空，就难以实在了。
社会问题与法律问题不是对应的，社会问题不能做论文题目。这就是选题专业的问题。如“人肉搜索”的法律问题研究，这个题目不专业，因为它涉及民商法问题如侵权责任、涉及刑法问题和行政法问题。选这种题目表明，你还没有确定你想研究什么，你还不知道其中法律问题的复杂性。在法学上，只有具体到部门法上的制度，才有可能成为专业的、详尽的研讨。你应当先将一个社会问题对应于某一个具体部门法制度。
选题最好在新的领域，因为从中容易发现新法律问题与新解决方案。新领域没有开发过，容易找到空白处，填补空白是最容易的事情之一了。诚实信用原则等选题，至少问题已经老了，你难以发现新的问题，也难以找到新的解决方案。容易开发的已经被人开发了。对新手而言，新领域的选择是很重要的省力技术。不过，老手不应当太赶热闹，东一枪西一炮、专门选热点问题去写，是很忌讳的事。老手可能更应当注重传统领域特别是主流制度的突破。
题目字数不能太多。所有标题都这样。如果多了，说明你提练得不够：你还没能简明扼要地表达你的问题与解决方案。
二、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是文章的要点、亮点的摘编。
它与中心思想不同，因为可以是亮点与要点。与中心思想相同的是，它能够表达文章的中心思想。本选题在当今形势下如何重要、本文将如何论述或论述什么等，不是摘要，只是选题的重要性与研究思路等，别搞错。
文章的标题相加，往往就是你的摘要。如果不是这样，要么是你的摘要不摘要，要么是你的标题缺乏连贯性。摘要为文章提供了框架和指导。老手往往是先写摘要再写正文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做到了先理顺宏观思维，再展开细节。
关键词是文章讨论的关键性专业词汇，包括核心术语、制度与理论。
它往往在文章标题之中，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要么你的标题不准确，要么你的关键词有错误。
关键词一般3-5个，多了说明你的文章太杂。注意，即使是创新很大的文章，也最好只有一个新术语和一个新理论。否则，太新了人家受不了。
三、提纲
其格式和内容一般如下：
一、什么现状与什么问题
(一)现状(存在弊端的现状)
(二)既有的文献(对策)及其缺陷
(三)本文拟讨论的问题与思路
二、分析问题(找出对策失败的原因并寻求破解)
三、解决思路(正面论证自己的模式或路线)
四、实施方案(立法、执法或适用的具体建议)
对此提纲，有几点说明：
任何人写论文，必须要遵守这种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基本模式。日后熟悉了论文写作的方法，可以对此有所变化，但内在的思路总是这样的
反对没有问题就开始写作的做法。如今写教材也不能那样了。
提纲必须有直观性，即仅仅从提纲就能知道作者的核心思想、逻辑与写作进路。如果不能这样，提纲就失败了。
提纲必须具体，不要用“现状与问题”之类的题目，而必须写出具体的现状与问题，下面也是这样。论文的标题必须具有特别性，即不是别人能用的，不能用于其他论文的。有同学喜欢用“国内文献、国外文献”之类，这种标题任何论文都能用，是没有特别性的。
注意，将中外既有研究写入第一部分的文献综述中，不搞专门的比较研究，更不作为一大部分。如果你觉得中外研究太多，在文献综述中写不下，那不是写不下的问题，而是你所确立的问题不明确，以至于自己都不能把握什么是真正相关的文献。简言之，文献太多，说明选题太大，无法把握核心。里程碑式的文献是极为有限的!
四、文章第一部分：必须综述文献再提出问题
第一部分最前面，可以写一个选题的缘由。也就是选题的重要性之类。千万别在这部分说正文的内容，也不将这部分写得太长(200字以内，最好的50个字左右)，也不要在此提出问题。这只是一个引子。
对新手而言，第一部分最好按如下顺序写：现实问题(如银行存款丢失)、作出的判决书或具体行政行为、相关法律制度(国内外)、关于某一问题的既有观点综述(国内外)，既有观点的问题，本文想研究的问题，研究思路。
在以上内容中，要注意的是：
第一，现实问题不等于本文想研究的问题，对策(即文献)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很简单，很多现实问题已经有了很好的解决方案，至少你无法提出新的观点。再说，现实问题可以从社会学、经济学等其它学科去研究，你无意于此。
注意，现实问题不是真正的问题，判决与执法的问题不是真正的问题，法律制度的问题也不是真正的问题，只有既有解决方案的问题才是你真正的问题。银行存款丢失不是真正的问题，相应的法律制度有漏洞也不是真正的问题，判决书的问题也不是真正的问题。为什么？可能人家早已给出了上述三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往往如是!激动地发现了一个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已经被人家解决了，而你却发现自己没有可以超越他的新方案。
第二，必须有文献综述(即国内外既有观点、立法、适用等的述评)，指出其不足，本文的真正问题才能产生，才有自己论文想阐述的问题。否则，无法得到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即使开始了研究，也可能毫无价值。文献综述最核心的部分往往是对现实与法律制度问题的既有解决方案。文献综述包括简述、评与转三方面。述，介绍其观点；评价，说出文献的发展脉络。述要简洁准确；评要说出后一个文献与前一个文献相比，观点的进步或退步之处。在评价的后面，要对所有文献作出总结，即转。这种转，往往是肯定其贡献，指出其不足，转向自己的想讨论的问题。
既有的司法、执法文件等，这是必须综述的。否则，你只是关注了现实问题，而没有关注它的解决方面的现状。
法律制度也是文献。这是立法现状与历史方面的文献。有人将国外的制度与观点放在后面的比较法研究之中，这是很多学生的做法，比较之后得出启发。这样是不好的。国外的做法也会有问题的，也是需要评述的，它不能直接成为我们的标准。
只有你发现了他人解决方案的问题，才找到自己真正的问题，才能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论文写作。
文献综述是重要的，它可以避免重复劳动和狂妄。苏力曾经高呼法学论文应当注意尊重前人成果，要作注释。正是因为这样，学校往往将文献综述作为独立的附件上交。可是，这些年，我看到了很多无知无畏的做法：根本不作文献综述，或者根本不提出问题。这就太可怕了。试想，没有综述前人的观点，你的观点是什么呢？是前人没有的观点，还是重复？只能是傲慢与偏见啊。也有同学作了文献综述，但将之放在附件之中，而文章之中没有，这就无法理解了。还有些同学不作文献综述，直接提出问题，就开始写作，那也太可怕了。更有同学，根本不来文献综述和问题，直接像编教材那样写作，那就不是论文了。
在上述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你应当指出既有文献的问题，从中选出一个问题作为本论文的问题。恭喜你，你有了自己真正的问题，你的论文可以开始了。你应当说一下下文的研究思路，让人明白你是如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于此再次强调，任何没有认真作过上述文献综述的人，他的所谓论文不是真正的学术论文。它无法区分于闲聊与酒桌上的议论。
应当说，任何正规的论文应当如上，但是，从高中的论文开始，我们就学会了横空出世，这确实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恶习。我愿意告诉我的朋友、学生和后辈：不要那样，人应当尊重前人的观点，这是不自欺欺人的基本功，也是我们作为人生存的标志所在。
此后晚辈要讨论任何严肃话题，都应当知道，你先说别人有什么样的观点，他们的观点有什么好与不好，再谈你自己的观点，你不要将别人的观点暗暗当作自己的，你是一个独立的人，你应当有自己的观点。否则，去做点别的事情吧。
本科生很难指出文献的缺陷，也不太可能提出自己的观点？经常听到如此说。我不太赞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这是一种本能。只是现今的教育不重视这种本能的开发，才导致只会记忆。退一步说，局部性建议总会有吧？这也比横空出世好一万倍。
科斯曾经说，那些混乱抄袭之作，最好付之一炬。据说杜牧晚年刚刚生病，就将自己的诗作焚烧了大部分。
五、第二三部分：深入的论证
分析人家观点缺陷或失误的原因，特别是其后match理论基础的缺陷；提出自己的解决理论，进行论证。
这就是分析上一部分提出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理论(而不是具体方案)。
如果上文提出的问题足够准确，这两部分是容易把握的。
具体分析的方法应当找一两篇好论文来学习。
这两部分要注意：问题、分析问题、解决理论三者应当对应，不一定一一对应，但必须对应；要运用各种新的、具体的理论来分析和得出你的解决理论，例如程序独立性价值理论、刑法谦抑性理论、关系契约理论等，要从既有的法理学或部门法理学理论之中推理出你的理论，而不是简单的“我觉得”、“我认为”，也不能仅仅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等过于抽象的理论得出你的结论；最好在每一自然段前面或后面给出中心句；自然段之间必须环环相扣，不能有大的跳跃；从几个方面论证时，这几个方面的分类要周延，分类本身要有依据(为什么是这三个理由而不是另外的三个或四个？)
六、最后：具体解决方案
根据上文解决问题的理论，给出法律制度包括立法、司法、执法等上的具体解决方案，写出方案名称、内容、特点(与既有方案的比较)、与其它方案的关系(如与现有制度的关系，重新立法还是法律解释？)、方案的可行性等。这部分要具体。
七、论文的规范性
有注释且内容规范。作者、作品、所在刊物年期或出版社和时间、译者、页码等。注意查找文献时一次性记录下来。
文章内容必须具有可分性，即文章的内容或观点要么是自己的，要么是别人的，要能区分，反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风。
国际经济法这门学科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应用性，让目前传统的理论教学模式不符合其发展步伐。本文从教学改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司法考试(下称司法考试)之间的辩证关系入手，建议将国际经济法教学结合司法考试进行改革，为我国高校法学专业学生牢固掌握课程专业理论和顺利通过司法考试做出有益尝试。
国际经济法泛指调整国际经济交往的法律。其范围包括一切关于超越国界并涉及任何经济利益的交易和交往的法律规则和制度，是高等教育院校法律专业学生的核心课程之一，也是国家司法考试的必考内容。
司法考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统一组织的国家级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其意义在于提高法律从业人员专业水平，挑选优秀的法律人才。司法考试虽然有其庞大的考查范围和固定的考试大纲，但是近年来其发展趋势已更注重灵活性和分析性，更紧密地与实际法律工作结合。这无疑需要有效的法学教育方式和完备的法学教育系统。
鉴于国际经济法教学与司法考试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渗透的辩证关系。因此如何充分发挥司法考试对国际经济法教学的导向作用，推进国际经济法教学改革是当前国际经济法课程教学需要解决的重大议题。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简要阐述、分析。
一、司法考试为国际经济法教学提供动力
(一)司法考试发挥对国际经济法教学的促进作用
国际经济法教学与司法考试二者相互依存，在内容上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司法考试对国际经济法教学培养目标的确立和教育结构模式的选择有指导作用，是可能动摇法学基础理论教育的一种挑战，也是为法学基础教育带来契机的一种机遇。能够通过司法考试的考生，必定也是在课堂学习方面的佼佼者。以司法考试为导向开展课堂教学，能够激发学生更大的学习兴趣和动力，有利于促进国际经济法的课堂教学。
作为高校国际经济法一线教学教师，我们应该重视司法考试对国际经济法教学改革的影响，抓住司法考试提供的契机，依托司法考试这个平台，将司法考试渗入国际经济法的教学改革，推动法学基础教育的蓬勃发展。
(二)国际经济法教学不能因司法考试而失去方向
目前我国高校法学基础教育主要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确定的十四门核心课程，着眼于法学知识的普及和法学理论体系的全面构建。而司法考试在于提高国家法律从业人员专业水平，挑选优秀的法律人才，其考试内容和试题设计远远要比法学基础教育的教学内容复杂得多。两者在制度设计、性质目的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目前，由于各个方面的就业压力，司法考试的通过率已经成为我国很多法学院校衡量法学教学活动的标尺。法学课堂教学多以司法考试为导向开张，课堂教学成为司法考试的附庸，仅从法条出发讲解知识点，丧失了课堂教学本应具有的启迪学生思维、构建理论体系等功能，令本应丰富多彩的法学教育却变得空洞化。笔者认为，法学基础教育不应是司法考试辅导班，不应是职业培训，而应着眼于法律人法律思维的培养、法律素养和法律观念的形成。因此，应试教育模式绝不是法学基础教育的核心，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和对法律价值认知的提升才是法学教育的精髓，法学基础教育的独立地位不可动摇，课堂教学不应因司法考试迷失方向。
(三)在课堂教学中接入司法考试视角有利于推进国际经济法教学改革
司法考试作为法律人职业生涯必须通过的职业资格考试加之其与法学教学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使得司法考试在课堂教学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际经济法的教学理念和授课方式可以依据司法考试的基本要求、考察科目以及命题方向予以调整，渗入司法考试有效地促进了国际经济法教学结构的整改，教学改革也会更加符合实际，更好地融入现实法律问题。
法学教师应充分利用好司法考试与法学基础教育的辩证关系，将国际经济法教学改革接入司法考试视角，遵循司法考试的本质与规律，以司法考试为着力点，促进国际经济法教学的全面有力改革。
二、当前我国高校国际经济法课程教学存在的不足
(一)我国目前的法学教学活动侧重于理论传输为重点内容，司法考试不作为其结果的验收标准，缺乏对学生的实践教学指导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目前高校法学教学活动多采用演绎法，多侧重于讲解基本概念、识记知识等内容。理论教学模式在目前的法学基础教育中显得无可厚非。然而当学生们遇到具体的案例和现实生活中的法律问题，其根本无从下手。故，目前教学模式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欠缺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从法律专业的学生晋升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事务者需要耗费大量的努力和时间。针对这些显著的问题，笔者建议应从实际法律案例融入教学活动入手，配合模拟法庭的课堂外教学，改变仅仅由老师讲课的教学模式，发展成辩论交流的灵活课堂模式。虽然基于国际经济法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讨论式的改革方式仍待完善，但可以借助司法考试的合理渗入，量身打造出属于国际经济法学科自身的教学改革方法，以更好地为广大法学学子服务。
(二)国际经济法缺乏实践教学的客观环境，内陆地区高校尤其如此
国际经济法作为一门综合性极高的交叉性学科，体系繁多，内容复杂，内容均涉及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国际金融、国际仲裁等，该内容对于广大学生而言，在其日常生活中极少有机会接触或实地了解，所学内容主要以理论知识和感性认识的方式存在于学生的脑海里。相比较于沿海地区高校法学学生能有机会前往港口、码头、外贸公司等机构学习、实践，内陆高校法学学生基本没有该种“待遇”。作为国际经济法教学教师，也无能力以一己之力解决诸多学生实践教学、实习参观等事宜。而司法考试作为一项侧重考查考生实践能力的职业资格考试，学生的实践能力以及将理论知识予以实际运用的能力是其考查的重点，也是考生能否顺理通过该项考试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为国际经济法学生提供良好的实践教学的客观环境是目前该门课程急期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涉及到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学习、运用的能力培养以及法学学生顺利通过司法考试的关键因素。
三、国际经济法教学改革的建议
(一)渗入司法考试题目的案例化
国际经济法是门实际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提高学生运用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去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应为关键点。司法考试的出题模式越来越灵活，学生必须主动地去学习国际经济法的精髓，积极地去探寻问题的实质，用创造性的思维，才能透彻地学习好国际经济法。通过案例教学，可以更容易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在每个知识点上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讨论能让学生更好更快地接受知识，并且在理解的基础上愿意自行去探索相关的新问题。个案分析会在学生的脑海里烙下深刻的印象，相关知识更是信手拈来。历年司法考试的真题案例无疑是值得反复咀嚼的财富，渗入到每章的教学内容中，及时训练并反馈学生的接受情况，让课堂教学模式不再死板生硬，学生们在思考并分析的过程中就能重视主要知识点，很好地调取了学生们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教学内容结合实际的重点化
国际经济法这门学科所涉及内容的庞杂度很高，课堂教学内容应根据实际中的问题鲜明地突出重点、主次分明、化繁为简，让学生把整个国际经济法看成一个体系，才能在司法考试的战场上临危不惧，才能在遇到实际问题时抓住关键、对症下药。
在国际经济法中，重点内容(如国际货物贸易、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国际投资担保、国际商事仲裁等)较多且看似零散，但这些重点内容并不是一个个独立的部分，它们有着自己内在的联系，仅仅了解它们所涉及的基本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把它们看成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或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才能透彻地理解整个国际经济法的实质。融会贯通，找到它们之间的联系所在，当遇到实务问题时才能找到入手点。
对于一些零散的其他知识点，如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等内容，其制定的基本原则和运作流程需要借助强大的理论知识才能掌握其核心。学生了解了这些知识的背景资料，就能更好更快的理解这些知识的初衷或意义，这些拓展的理论知识完全可以通过课堂案例介绍甚至是课后任务传达给学生。
(三)交叉学科间的互利化
国际经济法所涉及的学科包括经济学、法学、国际贸易、国际税务等，此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需要了解上述各学科的知识，虽然看似这些学科门类间相差有几，但是各学科间的知识体系完全可以相互借鉴、互利共赢、由此及彼，综合构成一个牢固的国际经济法知识体系。如票据和信用证这类重要的制度，完全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方面的知识促进学生们对这些很少接触的领域的深入理解。通过具体案例，将各个知识点进行交叉，并借此予以讲解和比较。交叉学科间的互利化，让一门学科的知识不仅为自身服务，也为其他学科提供了背景资料，从而融会贯通，产生1+1>2的互利局面。
(四)指导学生学会使用国际化语言开展学习和研究
国际经济法作为一门涉外性较高的部门法，语言差异毋庸置疑存在于各个方面。纵然我们的教材已把英语或是其他国家语言翻译成中文，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其他语言视而不见。每个国家语言有其表达特色和特殊意义，有时候中文可能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去准确表达某一法律术语的原意，这样会影响学生们的理解和运用。在国际经济法中大多表现形式为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这些国际化的条文也许使用通用的英语会更能显现出其本意。
此外，作为一个法律人，在今后接触法律实务或者学习深造的过程中，查阅文献资料总避免不了外国文献，若基本法律术语都看不懂，无疑为下一步行动增加了阻碍。国际经济法需要指引学生学会运用国际化的语言开展学习和研究，让学生的外语查阅能力和运用外语的能力提升一个高度，为今后开辟国际实务打下夯实的基础。
总之，笔者认为从司法考试的视角探讨国际经济法的教学改革，研究符合国际经济法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综合国际经济法学课程和司法考试命题的特点，结合国内外关于法律职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通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方法，使学生能够在接受法学基础教育的同时接受法律职业培训，不仅能成功攻下司法考试这一大关，还能提升学生的综合法律素质，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律人才，这才是国际经济法课堂教学的目的和责任之所在。
作者简介：刘洋，湖北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
编辑点评：
重新思辨产学研合作的战略意义
产学研合作本质上就是产业和学科发展双向需求的整合，它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路径。二战后美国为了保持其在世界的经济和军事方面的霸主地位，不断强化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从国家战略层面来推动产业和学科的高效整合，以加强基础研究和人才的培养。日本为了赶超美国、在科技方面领导世界，也确立了以科技创新立国战略为核心的官产学合作体系。
我国提倡产学研合作已有十多年了，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一直没有把产学研合作放到国家战略层面上来。党的十七大审时度势，把推动产学研合作放到了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力求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强有力的动力源泉。21世纪经济全球化、开放化、协同化的规律要求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必须主动开放与合作，其本质就是要求产业和学科双向整合，形成兼顾产业和学科协同发展的新局面，不断提高创新能力以适应国际竞争格局的不断变迁。
确立产业和学科统筹兼顾的产学研合作新机制
建立产学研由“被动合作”转向“主动合作”的激励机制
在全球背景下，开放式创新已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导范式，这要求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必须主动开放合作。这也是产业和学科协同发展的内在要求，产业和学科统筹兼顾的思想就是要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主动合作。当前，我国产学研合作机制比较模糊，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角色定位还不太明确，他们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并且缺乏沟通和信任。科技部部长万刚曾指出：“我国科技人员的自主性、积极性、创造性有待进一步发挥，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够，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在谈我国产学研合作现状时，提出了来自企业的想法：“民族品牌的汽车工业不缺市场、也不缺资金、最缺的是技术，亟待与高校合作，不和产业结合的科研，多半只是一些闪亮的点或线，基本上未形成面或体。”从产业和学科协同发展的视角来建立税收、科研资金、奖励、利益分配机制等相关的激励机制，是推动产学研主动合作的必要条件。
探讨兼顾产业技术和学科知识特性的合作机制
推动产学研主动合作重在利益机制的确定和协调，企业、女举和科研机构都有合作的动机和需求，关键在于采用什么样的利益机制、协调机制进行连接，这是政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产业和学科的协同发展必须设计好两者的利益协调机制、不可偏颇。不同产业的技术特性、不同学科的知识特性均对产学研结合的机制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例如：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的技术范畴与特性、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等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技术转移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等都有着不同的要求，这决定了产学研结合的模式会有很大的差异。从学科的角度来讲不同的学科对产学研合作的模式要求非常严格，比如：材料科学、生物医药、汽车制造等由于研发模式的不同必然导致合作方式的差异。因此，根据不同的产业和学科分别制定产学研合作的模式和机制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环节。
营造产业和学科协同发展的产学研合作新环境
推动基于产业和学科协同视角的产学研合作良好发展，必须重新营造新的合作环境。产业和学科协同发展的三个关键条件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产、学、研三者对科学研究工作的合理划分与合作；二是以成果转化为导向的科研考核体制的确立；三是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移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完善。这也是新视角下产学研合作环境构建的基本思路和框架。
重新界定产学研三方研究任务的分工与合作
司脱克斯在1997年针对“科学研究线性模式”提出了科学研究的二位象限模型，把研究主要分成了三种类型：纯基础研究(以科学探索为目标)、纯应用研究(以应用为目的)、应用引发的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研究和应用双重目标)。这一理论对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研究分工确立了理论上的依据。企业都是以应用研究为目标开展创新的，而大学和科研机构在研究的分工上却非常不明确。大学的基本职能是教育(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科研)，目前我国各层次的大学对此认识非常的清晰，但却忽略了经济学中亚当斯密最基础的分工思想，我国的大学仍然处在传统管理思想、制度、体制的惯性模式之中，具体表现为不论教育部直属综合性大学，还是地方性大学以及行业性大学都在充当研究型大学的角色，这就直接导致了科研资源的严重浪费。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打破了产学研合作的机制、严重影响了产学研合作的效果。因此对不同类型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重新进行科研的分工势在必行，按照司脱克斯的理论，纯基础研究应该由国家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学来完成，应各有侧重，科研院所主要侧重比较深入的纯基础研究，研究型大学侧重于交叉学科的基础研究，同时研究型大学和行业性大学可以从事由应用引发的基础研究(又称巴斯腾科研模式)、地方性具备一定研究能力的大学可从事一定的应用研究，纯应用研究应主要由企业来完成，这种研究工作的明确分工为产学研三者的合作提供了理论和操作层面上的依据。
加快大学科研转型与考核体制的重构
大学既以探索知识为主、同时又注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因此大学的科研考核体制应该三者兼顾。但目前我国大学科研体制与评价体系严重偏向、很不完善，调查全国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大学，不论是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还是地方性大学、行业型大学都是以成果发表为导向，即：以专著、论文、专利的数量为主(SCI、EI等为导向)。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指出：“高效的教学、科研并未完全走出孤芳自赏的象牙塔，汽车的精细精致，大学内尚无专门的课题研究。”由此可见，我国高校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很不利于转化，而且高校的技术成果具有相当的不完善性。教育部部长周济明确提出：“产学研结合，是高校服务于现代化建设，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必由之路，高水平大学要‘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科学技术前沿，‘立地’就是从现实需求出发，解决生产生活中大量的科技问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写在工地上、写在车间里。”因此，改变传统的考核理念、加快大学科研的转型、重新界定以产学研合作为导向的科研考核体制，已成为今后我国科技管理工作的重点。
一、发展蓝色大学法学专业背景
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的日益进步，以及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使得人们对依法治国的期望越来越强烈，如此，必然要求有大量各行各业的复合型、应用型高级法律人才来满足社会期待。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开设法律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640余所，在校生的总人数约为35万人。不同水平的院校纷纷设立法学专业，招收大量法学本科生。就辽宁省而言，具有法学专业的院校共计20所，在校生总量为1万余人。很多非法学专业的学生也非常注重对法律课程的学习，以掌握法学知识作为求职及自身综合素质提高的目标。据2010年的全国硕士招生报名统计，法律硕士仍居报考人数最多的十个招生专业之列，位居第二。全国具有法律硕士授权点的院校有115所，大连海洋大学是我国北方地区唯一的一所以海洋和水产学科为特色，农、工、理、管、文、法、经、艺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高等院校。在众多设置法学专业的学校中，我校要突出蓝色大学的特色，培养一批精通涉海法律实务工作的优秀人才。同时，为服务辽宁沿海经济，实现海洋强国梦，依法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培养高素质的涉海涉渔法律人才迫在眉睫。而“法学教育的正确定位和创新发展决定了法律人才的培养的效果”，因此，明确我校法学专业的定位及特色发展是重中之重。
二、蓝色大学法学专业定位及特色发展的理念
蓝色大学法学专业的学科定位与特色发展与一般综合类学校的发展有所不同，要在“蓝色海洋”学科背景下谋求自己最大化的发展，而不能盲目地照搬照抄。因此推行适应海洋经济发展的法学教育，构建涉海涉渔特色法学课程体系，凝练大连海洋大学法学专业教育的特色须遵循以下理念：
1.科学定位
罗伯特· 赫钦斯曾指出，“大学需要有一个目的，一个最终的远景。如果没有远景就是无目标性，就导致大学的极端混乱。”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各项事业必将逐步纳入法制轨道。为适应海洋经济发展，要对蓝色大学法学专业进行科学定位。要以科学的方法推行适应海洋经济发展的法学教育，所谓科学定位是指：以科学的方法明确目标、制定方案、优化资源、彰显特色。结合涉海涉渔法律事务所需要的人才，制定法学教学计划，将涉海涉渔教育贯穿到培养计划中，按照宽口径、厚基础、能力强、素质高的要求，制定教学计划。
“法律学是一门现实科学，而不是纯粹的规范科学”，法学教育的意义在于培养适应社会各行业发展所需的应用型法律专门人才。
作为地方涉海高校，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与我校自身办学的内在条件，我校法学专业教育的定位及特色体现在培养适应海洋经济发展需要的法学专业人才，培养适应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应用型涉海涉渔高级法律人才。
2.特色发展
我校明确指出，要建设成为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具有重要行业影响力的高水平海洋大学。以涉海学科为先导，带动相关学科，坚持学科渗透，围绕海洋经济发展设立涉海专业方向，突出学科中的海洋特色。因此，建设蓝色大学法学专业既符合我校建设的总体目标，也适应了国家发展海洋战略的整体要求。
3.全面提升
“法之立也，为民造福耳。”我校刚刚起步的法律硕士教育正在探讨以法学基础教育为依托，结合我校建设“蓝色海洋大学”的目标，进行法律硕士培养目标、培养模式的探索，将法学知识与海洋渔业管理实务结合起来，法律硕士教育不仅要为立法、司法、执法、法律服务、法律监督等法律职业部门培养大批的高素质的诉讼型法律人才及大批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发展经济的高层次、复合型治国人才，更重要的是作为具为法律硕士授予权的涉海高校，要着眼于为海洋经济发展服务培养涉海涉渔的法律专才。全面提升我校法学教育的质量。
三、蓝色大学法学特色发展的途径探究
1.夯基础——巩固法学本科教育，将已经取得的专业建设成绩为法律硕士教育奠定基础
“学术是支配大学的核心与根本，大学正是在学术这一本质特点上确定着自己存在的根据。”社会的发展使法学广泛渗透到生活的各行业、各领域，社会分工趋于精细化，如法官、检察官、律师、政府执法者，尽管很难掌握各行业全部的知识和技能，但作为法科毕业生，掌握法学的基础理论与基本技能是“应有的共同规格和最基本的要求”。法律的基本原理及价值理念仍是未来从事法律职业的基础。
法学专业课程体系通常分为三部分：基础理论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技能课程。其中，基础理论课程是专业知识学习的基础和铺垫，专业基础课程是法学专业课程的核心和重点，专业技能课程是将专业知识运用于实践的技巧。
近年来，法学专业本科教学工作积累为本项目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要整合现有的师资力量，强化法学基础专题课，使学生在具备基本法律知识的基础上强化法律专业技能，如解决问题的能力，法律的研究能力，事实调查能力，交流沟通、谈判、诉讼、非诉讼争端解决、接待、组织和处理法律事务的能力等;通过扮演角色来锻炼学生的职业判断力。
2.抓机遇——以法律硕士授权点建设为突破口，以应用型为培养目标的综合实践，实现法学本科、硕士教育特色一体化
大学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社会组织，若自我封闭将会导致发展的落后与停滞。
对外界环境的辩证吸收是保持其活力发展和优化进化的必要途径，在强化涉海涉渔特色课程、加强法律教育的同时，优化专业核心课程，与全国指导性培养方案相适应不可缺少。要增加涉海涉渔法律实践性课程，如海事案件活用校内模拟法庭，增加校外海洋管理体验等环节。
3.筑特色——将法学知识与海洋渔业管理实务结合起来，坚持特色办学，构建涉海涉渔特色法学课程体系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区别不同地区、科类和学校，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制定高等学校分类标准和相应的政策措施，使各种类型的学校合理分工，在各自的层次上办出特色。我校法学专业突出了大连海洋大学“蓝色”学科优势，顺应了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将蓝色海洋经济相关的国际海洋法、海洋渔业法、海洋环境保护法以及涉海诉讼作为培养学生能力的主要方向。本专业特色突出，突破了一般高校法学通识教育的模式，更专注于海洋管理、海洋环境等法律教育，开设了国际海洋法、渔业法规、海商法、海洋管理等特色课程。
理论方面，构建涉海涉渔特色课群体系，将法学知识与海洋渔业管理实务结合起来，构建涉海涉渔特色法学课程体系，突出“蓝色大学”法学理论教育特色;由法学涉海实践教学中心，负责涉海实践教育课程的设置和开展，建立涉海实践教学体系化，形成大连海洋大学法学实践教学特色，最终为国家培养一批精通涉海法律实务工作的优秀人才，为涉海涉渔管理机关培养管理人才，为涉海涉渔诉讼培养专业律师。
实践方面，邀请大连海事法院、大连市行政服务中心等实务部门的领导、专家以及毕业生代表共同研讨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围绕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等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展开讨论，特别是针对学生专业基本素质、语言表达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法律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培养方面。随后，借鉴其他法学专业类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经验，制订我校人才培养方案。
(1)结合海洋渔业法理论及实务，做好法学专业课程的设置
按法学一级学科为主设置课程，课程结构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外语、法理学专题、中国法制史专题、宪法专题、民法学专题刑法学专题、刑事诉讼法专题、民事诉讼法专题、行政法专题、经济法专题、国际法专题等。选修课按我校专业特色，设置海洋法专题、渔业法专题、海事诉讼等专题。实践教学包括法律文书、模拟法庭训练、法律谈判。实务实习在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机构、公证处、海洋渔业管理等实务单位或政府法制部门、企事业单位法律工作部门进行。在职业能力上采用多种途径和方式开展职业能力的培养。职业能力包括法律职业思维、职业语言、法律知识、法律方法、职业技术等方面的法律职业从业技能。学位论文应以法律实务研究为主要内容，但不限于学术论文的成果形式。论文内容应着眼实际问题、面向法律事务、结合法学理论展开，重在反映学生运用一定的理论与知识综合解决法律实务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能力。
(2)成立法学涉海实践教学中心，设立开展法律涉海实践教育的平台
首先，由法学涉海实践教学中心，负责涉海实践教育课程的设置和开展，建立涉海实践教学体系化，形成大连海洋大学法学实践教学特色。
其次，“法庭进校园”就是把人民法院的真实审判活动搬移到学校进行。具体而言，就是通过与人民法院协商沟通，选取人民法院在审的案件到学校的模拟法庭开庭审理，在校学生参加全程旁听，观摩庭审现场，以达到使学生切实了解人民法院真实审判活动目的。法学专家工作站和交叉任职是经学院与大连海事法院协商推出的双方合作的新方式，即法学专业优秀的师资受聘大连海事法院人民调解员，同时，海事法院的法官经学校聘任担任在校学生教学指导教师。这种方式不仅为学校的优秀师资提供了接触实务，提供了实践教学能力的有力支持，也使得审判机关共享学校的法学教育资源，实现共赢。
4.谋发展——突出蓝色大学法学教育的特色，全面提升我校法学专业办学层次和社会知名度
强化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作用。成员来自政府、司法实务部门、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专家，大胆尝试“法庭进校园”、模拟示范庭、法学专家工作站、交叉任职等多种方式，保障法学教育具有一定数量的技术人员和专家。不仅方便了在校学生直接学习法庭审判，而且对于人民法院和主审法官也是一种督促和提高。有效地推进了学校与审判机关之间的合作双赢。
四、特色与创新之处
1.解决法学教育中标准与个性的矛盾，突出了我校法学专业特色
传统法学人才的培养，是单一的人才培养方式，所培养的人才局限于狭隘的法学专业范围内，是标准化与同质化的。本课题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采取实际措施凝练“蓝色大学”具有涉海涉渔的法学特色教育，特别强调和注重法学学生解决涉海涉渔法律事务的综合能力，解决了法学教育中标准与个性的矛盾，突出了我校法学专业的特色。
2.重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之间的衔接
本项目研究法学专业定位，不仅强化扎实的法学理论教育，还认真安排涉海涉渔法律职业教育内容，并与司法部门联合实施开放式办学，增强了法学专业教育的适应性，缩短了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之间的距离。
3.实现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接地气”
本课题法学专业教育必须先参加法学专业专题教育阶段的学习，再有所侧重参加其他平台的某些特定涉海涉渔法律课程和实务环节，这样保证重点突出，能使掌握法律知识和具有解决涉海涉渔法律问题能力相互促进。
五、结语
蓝色大学法学专业定位及建设途径一定要依托海洋背景，坚持特色办学的原则，避免法学教育中标准与个性的矛盾。要科学确立法学专业建设目标，走特色发展的途径，只要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法学专业一定会成为理工类高校中一个独特的、优势的专业。要坚持学科渗透，培养适应海洋经济发展需要的法学专业人才，培养适应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应用型涉海涉渔高级法律人才。我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大连海洋大学不仅会建设成为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具有重要行业影响力的高水平海洋大学，而且会以涉海学科为先导，围绕海洋经济发展设立涉海专业方向，而且我校的法学专业也会成为蓝色海洋大学中的特色学科。
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纵深发展、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令人振奋的时期。当前阶段，国家基础建设蓬勃发展如日中天，所学的土木专业正可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在此大环境下，经过三年的努力，在思想、专业理论知识、生产实践经验，以及个人品德志向等方面，取得长足发展和巨大收获。
思想上，再一次坚定立足中国、面向全球，服务国家建设，服务全球建设的信念；依据个人对国家发展历史、现状与趋势的认识、以及对全球需求的认识，确定了个人的立足点和职业方向；坚定拥护国家和平发展道路与独自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信人们的生活会更加美好。
专业上，勤奋学习并提高专业理论知识，争取更多地了解学科前沿课题和发展方向，同时涉猎人文历史、组织管理等方面知识，争做有所专长的知识面宽广的复合型人才；结合导师的科研项目与工程项目，掌握了从事科学研究的方法，训练了科技论文写作能力，并将专业知识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寓学于实践。
品德修养和组织协调能力上，具有强烈的集体观念和为实现集体目标努力工作的愿望；与人相处豁达大度、公正开明、不计小利、主动沟通、倡导协作共赢；具有独立负责、组织协调工作的初步能力。
相信自己能够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独立担负本专业技术工作能力，能结合与本学科有关的实际问题进行有创新的研究，能够组织一些资金和人员积极地服务区域、国家和全球基础建设。
法学研究生自我鉴定范文二
四年的研究生生活结束了，总结过去，收获良多，现总结如下。
在校期间，我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好专业知识，通过紧张的学习生活，我已经熟悉并掌握了有关法律基础理论、基本法、部门法的相关知识。在学习之余，积极投身法律实践工作中，使自己在丰富理论知识的同时，增加了社会经验。四年中令我欣慰的是：连续两个学年，四次获得奖学金，顺利通过了大学大作文英语四级考试和计算机二级考试。我把这些作为向上的动力，朝着更高的目标奋斗。
我校是一所理工学校，在培养人文素质的过程中，也渗透了理工科优良的作风，在我的身上，您会看到工科学生的扎实、看到理科学生的冷静。综合发展自己，成为文、理、工兼具的好学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作为一名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我继承了中国农民的勤劳、坚韧不拔和不怕苦的精神。凭着这种精神，我边工边读，直至顺利完成学业。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发扬这种精神，爱岗敬业，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
优秀研究生自我鉴定范文三
研究生三年，岁月如梭，时光匆匆在你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耐人寻思的烙印必将陪伴我们余生，必将在以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无时无刻感染着你、激励着你，三年，受益匪浅的三年，叫人回味的三年。
相信这些经历和积累都将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宝贵财富。今后，我将再接再厉，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不断地完善，继续保持并发扬严谨治学的作风，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工作者，做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研究所的大课堂里，我学会了怎样用一颗热情真挚的心，去追寻心中的梦想，如何用辛勤的双手、苦涩的汗水去耕耘属于自己天空。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严格要求、勇于探索，按着校训的轨迹，踏实地走好自己的路，为了明天，为了理想。努力用诚挚、感动的心规范自身。思想上的积极、乐观、上进，指导着行动的方向。
为人与处事，相辅相成，为人的品质决定了处事的风格，处事的风格又影响了为人的品质。真诚、热情、友好……，与同学的相处中慢慢感悟着，待人的真善美同时感化了自己的心底，将杂念渐渐地洗涤。处事的积极、诚信、严谨、笃实，又在另一方面感悟了自身，让我学会如何在以后的社会中更好地走下去，毕竟终究还是社会的人而非学校的人。
关键词：小学语文 法制教育 必要性 有效措施
法制教育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小学语文教学在完成德育任务方面则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言之无为，行而不远”，“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自古以来我们的语文教育就有“文道统一”和“文以明道”的基本传统和基本原则。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可以凭借学科特点，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法制教育和德育渗透。
一、 小学生法制教育的必要性
法制教育是完善小学德育内容、充实小学德育手段的需要。小学阶段的德育内容是：开展热爱学习、立志成才教育；开展社会生活基本常识和安全教育；开展热爱劳动和爱护环境教育；开展孝亲敬长、爱集体、爱家乡教育；开展尊重国旗、国徽，热爱祖国文化的爱祖国教育。
帮助小学生初步培养爱劳动、爱科学、爱祖国、爱人民的情感。树立基本的是道德观念、法律意识和集体意识。培养建立孝敬父母、团结同学，讲究卫生、勤俭节约、遵守纪律、文明礼貌的良好行为习惯，逐步培养起良好的意志品格和乐观向上的性格。从小学阶段德育的目标来看，无论是对“五爱”情感、三种“意识”、五种“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还是对良好的意志品格以及乐观向上的性格的塑造，有许多方面与语文教学的要求和目标相一致、相符合，在小学语文教材中都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体现。
小学生处于幼稚、不成熟、独立性与依赖性相交织且其行为富于模仿性的特点；课外活动要坚持选择正面良好的榜样，来培养其优良品质、积极进取精神、社会主义道德情操和爱国主义情感。可以通过举办革命诗歌朗诵会、名人成功故事会等形式开展语文课外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渗透道德教育，把语文能力训练与品德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寓德育于语文课外活动中。
二、在小学语文中渗透法制教育的有效措施
1 整合教育资源，切实提高中小学法制教育的实效性
针对当前中小学法制教育师资力量薄弱的情况，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对学校现有的思想品德或政治课教师进行相关的培训，使他们具备和提高对小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能力和水平，对此，各学校校长应该给予支持和鼓励。二是有条件的学校可以招录优秀的法学专业毕业生，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法学教育，法律意识强，法律知识丰富，让他们专门从事法制教育会取得良好的效果。三是聘请法律顾问的学校可以充分发挥法律顾问的作用，让他们以案说法，更有说服力和教育意义。此外，教育职能部门还可以采用远程教学的方式对小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其实，小学法制教育的途径很多，关键是我们去不去做。
三、拓展知识，课外阅读巧渗透
课外阅读是语文学科进行德育渗透的重要途径。文学作品中的政治倾向、思想观点、品德情操等，对学生具有潜移默化的渗透、感染和陶冶作用。这种作用是直观的、形象的、整体的，对学生的影响极其深远。学生阅读这些作品时，一方面可以感受到祖国语言文字的美，从面激发他们热爱祖国语言文字和中华优秀文化的思想感情，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学生产生与具体的道德形象相联的情绪体验。所以，我们说“一本好书相当于一位良师益友”，积极开展学生的意志品格，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而且有利于发展学生的遵纪意识和法制意识。作为语文教师我们要针对学生的年龄特征、兴趣爱好和思想实际，向学生推荐优秀读物。同时，通过加强阅读指导，引导学生读懂读透文学作品的德育内容，从而达到德育渗透和法制教育的目的。
2 丰富社会实践，课外活动潜渗透
生活是学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教育素材。学生是生活中的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必然会耳濡目染一些社会现象。语文教学中，我们除了要积极缩短教学与生活的距离，将学生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统一起来，还必须主动拓展教学空间，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引导学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得到情感的体验和阅历及磨炼，从而巧妙地渗透德育内容和法制教育内容。
开展小律师活动是渗透法制教育的一个重要形式。实际教育中，我利用班主任工作的优越条件，组织学生开展了“争当小律师”活动，活动的主要进程是“教师通过查阅资料，搜集案例，选择与学生生活联系紧密的违法事件，让学生依据自我的非标准的法律知识，自主选择担当原告和被告的辩护人，然后帮助学生自主查阅资料，引经据典地进行辩论。通过广泛参与，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法律知识，接受一次法制教育。
写日记是渗透法制教育的一个重要渠道。有位教育专家说得好：“日记是道德长跑，每天坚持，使人心灵求真向善爱美。”学生写日记时，说真话，说心里话，这便起到了使人求真的作用。同时，“写日记能规劝自己上进，劝人改过”。许多学生在日记中针砭假恶丑，赞扬真善美，起到了教人向善爱美的作用。作为语文教师，我充分利用日记这种写作形式，引导学生联系生活中不文明、不规范行为，乃至违法犯罪现象，通过日记这个载体进行内心的真实表露，接受深刻的爱憎教育。同时，通过评改日记，对学生进行面对面的心理健康指导，针对性地进行日常行为规范教育和法制教育。
小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正处在生理和心理的生长发育阶段，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从小培养小学生的法制意识，进行法律教育，培养法律素质，不仅可以预防和减少学生违法犯罪，更重要的是使他们知晓一些基本法制，从小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并知道用法制来保护自己，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贾恒德.试论文化环境建设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J].理论与改革，2000，（4）：103一104.
[2]《素质教育观念学习提要》编写组.素质教育观念学习提要[C].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7 月.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力图通过创新培养机制、强化实践教学和优化教师队伍等方式，推动我国法学教育整体转向和全面转型。理工院校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应以此为契机，结合法学专业特点和理工院校的自身特色，认真思考理工院校法律人才的培养定位，尽力从法律职业培养角度，从法律思维养成和法学方法训练上，不断挖掘培养对象的职业发展潜力，以科技法学、知识产权法务、企业法务等复合型、应用型职业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打造自己的法学人才培育优势。
关键词：理工院校;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定位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1010406
在高校综合性发展模式下，多数理工院校成为“以工为主”综合性大学（以下称“理工院校”），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专业成为其作为综合性大学的重要学科支撑。但理工院校法学人才培养，与政法类院校和传统综合性大学相比，在培养经验、师资水平、图书资料、学术积淀等方面，存在先天不足，法学专业知识培训存在缺憾。但法律工作本身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作，需要多方面的社会阅历、社会经验;法律职业者的知识需求，除了法律专业知识外，还要有跨学科的专业知识。且随着科技发展、社会分工细化，相关专业的立法和司法活动频繁，这使得法律工作者不但要掌握法学基础知识，还要对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特别是新兴科学技术知识也能把握。“以工为主”综合性大学浓厚的理工学科背景，容易为其特色法学人才的培养提供背景支持，为科技法学、知识产权法务、企业法务人才的培养提供学科支撑，容易形成自己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和培育优势。“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提出，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的建设，更为理工类院校法学人才培养提供了契机。
一、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要求
（一）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简介
1998年的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就强调法律培养的职业性、专业化，将其培养目标定位为“高级专门人才”，要求法律从业人员通过专门系统的培训，掌握法律基础知识和法律操作技能，形成独特的法律思维和法律信念。且法律作为社会的调整器，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律纠纷的解决不能单靠法律知识，更需要相关领域的学科知识[1]。即法律职业对法律从业人员的要求，不单是专业化、职业化、精英化，更要求社会化;既有着后天训练得来的法律理性判断[2]，也有着对更多领域知识的掌握，凭借丰富的社会经验、社会阅历，自由驾驭法律运用，实现法律规范的规范目的和规范价值。但我国目前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脱节严重[3]，法科学生的培养过于强调理论性、主张原理研究，忽略司法实务中的法律现象;有关法律从业人员的培训制度、教育教学制度，也由于实施条件不足等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被“虚置” [4]，教育、培训效果并不明显。有鉴于此，2011年12月，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年-2020年）》，教育部、中央政法委联合颁布了《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从应用型法律人才、复合型法律人才、涉外法律人才和西部基层法律人才层面，对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做出整体战略性部署，建立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以解决法学教育培养模式相对单一、学生实践能力不强、应用型与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不足的状态，在尊重法律人才培养职业性需求的基础上，培养具有法学知识认知、实践能力操作和社会责任感的法律人才 [5]，提高法学人才培养质量。
（二）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卓越”要求
法律职业是一种在经过专门法律训练后、具备娴熟法律技能、具有基本法律职业伦理的人所从事的工作[6]。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是在法律职业人才培养方向上强调法律人才培养的卓越性。如何理解该“卓越性”？从字面意义看，“卓越”意指“杰出”、“突出”、“非同一般”。法律学科作为一社会学科，法律本身的知识架构虽然相对独立，但其对应的社会现象却是纷繁复杂、非孤立存在。如金融业务、专利发明、证券业务、法医学、高科技开发和涉外等法律业务，都要求既通法律业务又懂其他专业知识，但能胜任这些跨专业法律业务的法律工作者却极少。也就是说，法律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作，需要多方面的社会阅历、社会经验。目前我国法律人才培养较注重法律知识的通晓而不注重其他专业知识的灌输;加之法学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实践操作能力较弱，面对实际问题时往往无所适从。所以，“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是在尊重法律人才培养职业性需求的基础上，强调法学专业学科知识掌握基础上的学科交叉，要求卓越法律人才既掌握法学专业课程本身的知识，也了解与法律事务相关联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甚至工学、理学等领域的知识;具备法律职业技能，掌握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在内的法律操作技术;富于法律人的法律理念、伦理修养[7]，拥有法律正义感、职业伦理观念、法律担当精神和勇于创新、不断探索意识，展示出较强的法律职业发展潜力，能够在未来社会中妥善处置不断涌现的各种社会纷争，以较强法律实践运用能力实现人才培养的应用性、复合性和职业性。
二、理工院校“科技类”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定位
（一）理工院校的科技特色为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提供了背景支持
“以工为主”综合性大学（理工院校）的科技特色、专利技术和专有技术，以其深厚的理工优势、科技特色和管理学背景，有着工程学、工学、理学和经济、管理类学科的资源优势，加之注重实验教学，强调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培养，顺应了卓越法律人才的应用性、职业性的培养需求。若能有效弥补理工科院校法学专业办学氛围不足的缺憾，积极借助理工院校实践性强的培养特色，以规范化操作的模式建立高校与实务部门联合培养机制，以高校与法律实务工作者的互聘制度、互训模式，从锻炼校内教师实践运用能力和提升校外教师理论功底的角度，加强法学师资队伍建设，厚基础、宽口径，强化并落实法学实训教学环节，随时为学生实践能力训练提供操作平台，定将为单一模式法律人才培养提供更为广阔的领域。理工院校的科技背景、实验特色为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提供了背景支持。
（二）理工院校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定位
理工院校法律人才的培养，可以考虑其理工优势、科技特色，将法律人才的培养与科技服务、企业管理、基层事务处理有效结合起来，借助工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通过“法律+管理”、“法律+经济”、“法律+科技”等模式优化课程体系，以法律外部知识供给拓宽专业面，打牢专业适用基础，培养专业适应能力，在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和课程结构优化等方面整体优化、提高素质、提升适应力和竞争力，注重“复合人才的专业素养、通识教育、综合素质与能力”等 [8]，形成自己的学科培养优势。
具体而言，理工院校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专业性、卓越性、复合性，可围绕“科技类法律卓越人才”这一核心，利用“以工为主”的综合性院校学科部门齐全的特点，根据理工院校法学专业规模大小、办学特点，按照“基层法务实验班”、“企业法务实验班”、“知识产权法务实验班”等应用型卓越法律人才和复合型卓越法律人才的要求，侧重于知识产权法、建筑法、交通法、企业法等专业方向，“面向科技、面向行业、面向基层”分类培养卓越法律人才，成为既通法律又懂工程、技术、经济和管理的复合型法律专门人才，实现“法律”与“科技”、“法律”与“管理”的融通，以培养与使用相结合的模式，满足社会、市场对复合型、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
（三）“科技类”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多样
理工院校“科技类法律卓越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使“科技类”法律人才培养成为理工院校法学人才培养的首要任务。而如何培养“科技类法律卓越人才”，各理工院校都有自己的模式选择。如有的学校采用“法学专业课程+全校性公共选修课”模式，要求法律专业学生选修理工类、经管类专业的公共选修课。这种培养模式虽然扩大了法学学生的知识面，却无法对法学专业以外的学科知识进行全面系统掌握。有的学校采用“科技+法学”本科双专业、双学位培养模式，要求理工类本科学生在主修科技专业课程的同时，以“2+2模式”在三、四年级或从第二学年下学期开始，辅修法学专业课程。由于辅修课程多半利用晚上、双休日时间授课，辅修专业培养计划、课程内容和要求都比较简单，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都在四年的学制时间内完成，学习时间较为仓促，无法保证其学习质量，法律知识体系化掌握和法律技能培养受到影响。由此，有的学校采用“科技+法学”本硕连读的培养模式，设置“科技+法学”试验班，将“科技”与“法学”两个专业结合起来，用“3+3”或“4+2”的时间完成一个科技类本科专业和一个法律硕士专业的学习，获得科技专业本科学位和法学专业硕士学位。如让本硕连读的学生，头3年完成建筑、计算机、管理、会计等本专业课程学习，第4年在完成本专业毕业论文的同时，进入法律硕士课程的系统学习，第5年完成法律硕士课程，第6年完成法律硕士的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这种模式，可以让学生较为系统地学习法学专业知识，但也因此冲击法学本科、研究生的招生名额、招生规模;且因为跨专业的本硕连读，需要理工专业与法学专业的相互配合，有些事宜需要不断调和、甚至要工科专业做出让步才行。当然，也有学校依托知识产权研究所、环境资源保护法研究中心、法与经济研究中心、法与管理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进行“科技类”卓越法律人才培养;但这种培养多从研究型角度进行，法律的操作性、应用性不足[9]。
理工院校结合自身学科优势的法律人才培养，虽类型多样，但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相应瑕疵。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建设，使理工院校“科技类法律卓越人才”培养优势得以凸显，也对该卓越人才的培养质量提出要求。笔者以为，在法科学生大类培养的基础上，根据理工院校法学专业的办学特色，按照“知识产权法务实验班”等实验班的模式，制定专门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方案，设置特色课程，强化实践训练，让学生系统掌握交叉学科课程，以通识教育的视角把握科技活动中的各项法律事务，既强调学科领域的交叉、又注意学科彼此的系统与完整，不失为理工院校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之一。下面笔者将就如何设置法务实验班，如何培养科技类应用型、复合型卓越法律人才进行具体分析。
三、理工院校科技类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培养模式的具体思路
（一）依循理工院校学科优势设置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
如前文所述，理工院校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可根据院校法学专业规模大小、办学特点，“面向科技、面向行业、面向基层”的培养。这实际上也是从理工院校的自身学科发展要求出发考虑的。由于理工院校，特别是地方理工院校招录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学校所在地区域，学生就业选择多半为回家乡或到家乡附近地域，环境适应较快，往往能很快投入工作。理工院校法学专业毕业生也是如此，毕业后基本上在生源所在地附近的法律实务部门、特别是基层法律实务工作，地区适应期也短，可以较好地满足司法实务人才需求。与此相反，一些综合实力强的法学名校毕业生一般不愿意到基层、特别是到中西部地区的基层法律部门工作。将理工院校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定位为“面向基层”，可切实有效地满足基层法务部门的用人需求，也解决了法学学生的就业问题。而理工院校的科技特色、行业优势，又是专门政法院校无法比拟的。所以，理工院校科技类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应从“科技”与“法学”、“行业”与“法学”相结合的角度，在法科学生大类招生的基础上，择优筛选、设置“基层法务实验班”、“企业法务实验班”、“知识产权法务实验班”、“交通法务实验班”、“电力法务实验班”、“水利法务实验班”、“建筑法务实验班”等，充分发挥理工院校的专业特质、行业特色，从知识产权法、建筑法、交通法等方向，培养懂法律、通外语、晓科技、重运用的卓越法律人才。
【关键词】法理学 教学方法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0-0009-02
法理学课程是法学专业16门核心课程之一，该课程对于打好理论基础、培养学生法律思维、教导学生学会运用法律方法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课程本身理论性、抽象性程度较高，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导致师生在教和学的过程中均面临一定的困境。法学专业老师认为法理学难教，出力不讨好；学生认为法理学枯燥难懂，完全提不起学习兴趣。一旦出现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的情况，老师和学生就开始互相抱怨。笔者在地方独立学院从事法理学教学工作已有8年，在长期的教学中，摸索出了一套较适合独立学院法学专业学生实际状况和需求的教学方法。教学是个系统的过程，教学质量的提升不应单纯依靠课堂教学，我们应当形成课前、课中、课后的全程教学理念，通过多种途径最大限度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确保课程教学效果。
一、法理学教学的现状及分析
（一）师生对法理学课程不予重视
在法理学课程的重视问题上俨然是理想与现实差距的真实写照。虽然在法理学课程的重要性上面学校老师和同学都有共识，但是在司考、就业这些现实压力面前，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首先，很多学生认为以后如果从事政法方面的工作，最重要的肯定是民法、刑法、合同法这些和实际生活关系密切的学科，而法理学太过于理论。其次，学生的不认真态度，也引致授课老师的消极心态，在上课过程中敷衍了事。
（二）老师教学中的畏难情绪
法理学课程一直以来给我们的感觉是枯燥、抽象、难懂，实践中很多老师不愿意承担法理学课程的教学任务，认为理论体系内容丰富，要讲清楚，让学生明白非常困难。承担了教学任务的老师在教学中也有极大的畏难情绪和压力，这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备课的压力，很多学校虽然有法学专业教研室，但是法理学专业的授课老师极少，在课程的准备上比较多的依靠老师单打独斗；另一方面是实践中学生对课程的抵触情绪，课堂上消极对待让很多老师在授课过程中感受到孤立无援，想做课堂互动无人理睬，最后只能变成自说自话。
（三）教材和教学方法的落后
法理学作为理论课程，不像其他部分法由于法条的修改较多，教材修改频率相对较高。法理学教材的更新相对较慢，且不同编者、不同出版社的教材体系内容趋同。现有教材基本都针对普通本科院校，据了解专门针对独立学院学生的法理学教材只有范忠信教授主编，部分独立学院法理学老师参与编写，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一本法理学教材。
在教学方法上一直以说教为主，老师说学生记。很多时候老师不知道怎么去教，上课比较多以课本和课件内容的复述为主，听起来难免晦涩抽象，很多学生表示听不懂。
二、法理学教学方法的自我探索
（一）课前充足准备，准确定位培养目标
任何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都离不开准确的人才培养定位和充分的课前准备工作。地方独立学院相较于其他综合性本科院校或者政法院校，所招收的学生整体素质、学习能力等方面相对较弱，对过于高深的理论接受度不高。因此我们的教学方式更应当多样化，深入浅出，确保学生能够理解和吸收。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是引领者，带着学生一起思考一起学习，而不是机械灌输书本内容。过去一言堂的传统教法会导致很多学生的抵触情绪。
首先，在每门课程开课之前，我们要严格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学周历，要对法理学的教学安排做出系统规划，针对不同章节内容的特点决定合适的教学方式。其次，授课老师尤其要重视学期第一课。第一次课就如同社会交往的第一印象，第一印象好，可以拉近师生距离，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第一印象差，学生就会形成排斥心理。因此我们要通过第一次课最大限度提升学生对法理学的兴趣，让学生明白掌握法律职业技能必须要以相应的法学理论知识为前提，一定理论知识的储备将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发挥重要作用。最后，在开学第一课我们还要为学生列出阅读书目。个人认为该书单的主要目的不应当局限于辅助教学，更多是帮助学生开拓眼界。现实中相较于法学专著，学生对于随笔、杂谈类的法学书籍接受度更高，大多数能坚持读完。比如《你的权利从哪里来》、《法理学前沿》、《法学野渡》、《政法笔记》、《西窗法语》等，鼓励学生通过大量阅读拓展视野，同时我们开列的阅读书目也要不断更新。
（二）课上充分互动
法理学课程自身的抽象性、理论性带给教学一定的难度，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我们可以加强课程的互动性，通过课堂提问、分组讨论等方式使得师生之间有足够的交流，另外再通过旁听庭审、模拟法庭等方式强化思维训练。
1.教学理念的转变：从填鸭式――互动式教学，从单纯重视课堂――树立全程教学观念。
学生对于理论课存在理解误区，认为理论课就一定是枯燥无味的，就是听老师读一大堆听不懂的法言法语。这其实是传统的填鸭式、一言堂教育带来的“后遗症”。为了改变学生的思维定势，调动学习积极性，增强学习效果，我们要从单纯的课堂教学向课前、课中、课后的全程教学、互动教学理念转变。不是单纯重视课堂教学效果，而是关注到整个课程的教学效果。
我们一般在开学初就让学生自由组合，形成学习小组，该学期本门课程的平时讨论、课后作业均以小组形式完成。学生必须将讨论结果独立制作成ppt在课堂上进行报告，并且接受老师和同学的提问。这样就强迫学生必须学会独立进行材料收集，学会自己分析问题。为了方便教师和学生联系，我们每个班级都有建立qq群，任课老师在每次课前都会根据教学计划给出预习范围和几道相关思考题，这样让学生对相关教学内容有所熟悉，尽量避免在授课时完全跟不上的情况发生。
2.多种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
法理学抽象又比较难理解，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尽量通过多样的教学方法让课堂生动起来，帮助学生更好理解我们的教学内容。除了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室，搜集与法律相关的案例视频、新闻评论这些常规教学方法之外，在实践中我们使用比较多的是案例教学法。首先，在案例选择上要尽量选择真实的有代表性的案例。除了国内孙志刚事件、彭宇案等经典案例，也应当介绍其他国家有代表性的案例，比如我们在课堂上介绍过美国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通过这些经典案件的介绍，可以让学生了解东西方法律制度、法律文化、法治思维上的差异性。其次，我们在做案例分析的时候不应当流于形式，只是进行简单的介绍，而应当进行深度解析，引领学生进行独立思考，敢说、多说，了解案例分析的过程，知道如何运用法言法语。
（三）课后及时复习
课前预习，课上认真，课后巩固是确保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我们在课后的部分主要着力在拓展学生自主学习方式和改革传统考试方法两个方面。
1.课后强化复习，巩固所学知识
一般每一章讲授结束之后，我们都会给学生对应的司考、考研真题等进行模拟，自我检测，或者布置一些案例让大家用所学知识进行系统分析。除了通过布置课后作业这样的方式督促学生及时复习以外，我们还通过组织法学协会、读书会等形式开展课后活动。法学协会定期会拟定主题，组织法学沙龙，让大家畅所欲言。读书会则主要为了拓展学生的阅读面，大家自主选择参加。每一学期布置几本类似《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等名著给学生，每两个星期左右召集大家座谈一次，由读书会成员自己选择喜欢的章节为大家进行讲解，展开讨论。而在学期结束时学生需要提交读书报告。
2.改革传统考试机制，拓展多元考核方法
长期以来学生对法理学的学习和考试方法一直都是贯彻强制记忆，所谓“背”就一个字。平时上课不听讲，期末考试之前强化突击十天半个月，大多数学生都能通过考试。在这种情况之下，学生连最后一点为考试而学习的动力都丧失了。那我们不如改变现有的考核机制，摒弃过去单一的闭卷考试方法，采用多元的考核方法。可以将读书笔记、小论文、课堂讨论等分数进行综合，确定本门课程的最终成绩。笔者认为大学四年除了培养基本的法学思维以外，也应当增强对学生学术规范的训练，避免学生到了大四开始毕业论文写作的时候完全无从下手的情况发生。课程论文的写作可以作为最好的学术规范训练手段，通过课程论文的写作我们可以教会学生如何收集写作资料、如何撰写大纲、如何进行注释等，最大限度提升学生的学术规范水平。
三、结语
法理学是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是法学这栋高楼大厦的重要基石。高素质的法学人才离不开深厚的理论积淀，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法理学课程的重要性，采取科学合理的多种教学手段，帮助学生更好掌握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思维，形成法律信仰，为我们的法治建设培养专业素养、职业素养都过硬的法学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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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由于贪污罪本身的复杂性，贪污罪的概念不仅要全面考虑到我国现行刑法之规定，还要考虑到我国刑法理论对贪污罪的理论界定，但目前的规定与表述存在着许多不准确的地方。笔者提出，对于我国刑法中关于贪污罪的规定进行重新认定，尤其是有关教科书、司法参考书或论文一定要加强对贪污罪的研究，真正彻底完善贪污罪的法律认定。
一、贪污罪定义认定
我国刑法中涉及贪污罪的条文比较多，计有5个条文规定着贪污罪，即分别是第382条、第383条、第183条第2款、第271条第2款和第394条，上述条款之间存在着互相交叉的内容，由此导致了对我国刑法规定的贪污罪的定义表达的困难。笔者认为，对我国刑法规定的贪污罪应定义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侵吞、盗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产，或者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或者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物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但是，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而窃取财物的除外。
二、贪污罪主体认定
贪污罪主体的本质属性是什么，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笔者认为，贪污罪主体的包括三个部分：即从事纯粹的国家事务的人员，也就是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队中的事务人员；参与管理的社会事务的管理人员，即国有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事务管理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单位对国有财产的经营管理人员。贪污罪的本质要求主体须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人员。也就是说，从事公务活动人员必须是职业责任的履行行为人，而非权利行为人。仅仅从事劳务不能成为贪污罪主体。比如，直接从事生产、运输、服务性劳动的工人、农民、机关勤杂人员、个体劳动者、部队战士等不能成为贪污罪主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
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1998年11月6日法（研）发（1989）35号）。
三、贪污罪客体认定
贪污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集体的财产所有权。刑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共财产，是指下列财产：（1）国有财产；（2）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3）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产。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或集体负有赔偿私人损失的责任，所以实际损失的仍是公共财产。
四、贪污罪数额认定
1988年1月，《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贪污的，按照个人所得数额及其在犯罪中的作用，分别处罚。对贪污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贪污的总数额处罚；对其他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主犯，情节严重的，按照共同贪污的总数额处罚。”
198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解答》中，又进一步解释：对于共同贪污中主犯情节严重的，按照共同贪污的总数额处罚。共同贪污尚未分赃的案件，处罚时应根据犯罪分子在共同贪污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并参照贪污总数额和共犯成员间的平均数额确定犯罪分子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对于共同贪污个人所得数额虽未达到二千元，但共同贪污数额超过二千元的，主要责任者应予处罚，其中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1997年，《刑法》第383条，贪污罪数额中虽未有犯罪总额、分赃数额与平均数额的明确规定，但《刑法》第26条第3款与第4款仍有原则性规定，即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第3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对于刑法如此规定，学术界有“分赃数额说”、“分别说”、“犯罪总额说”等。根据1997年《刑法》第383条规定的贪污罪刑罚，以分赃数额作为处罚贪污犯罪者根据。所以，笔者认为，“分别说”符合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虽然各个共同犯罪人对于出于共同故意而共同实施的贪污行为所造成的整体危害后果应当负共同责任，但对于各个贪污共犯者而言，按照其本人实际所得贪污数额的多寡进行处罚，更符合公平、合理的法治精神。即使是负全部责任，也不能一律理解为负平均责任。笔者认为，不管贪污行为人在共同犯罪行为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该行为人在为贪污行为时所指向的对象都是贪污犯罪总额。共同贪污所造成的损失是共同行为人共同造成的，这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无法划分其各自的数额。实际上，我们划分在共同贪污行为中各行为人各自的数额，也是没有必要的。因此，笔者认为，如果将共同贪污的定罪数额标准不是按照贪污总额来确定，而是按照个人在贪污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分配，那么就是对共同犯罪的一种放纵，不能体现国家严厉打击共同犯罪的刑事政策。所以，认定犯罪总额才是真正处理贪污共同犯罪问题的适用标准。这也就是说，在共同贪污行为中，各贪污行为人要对共同贪污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总额负责，不论其身份是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要分子还是非主要分子，也不管他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还是非首要分子。我们之所以要让共同犯罪的所有参与人对贪污总额负责，是因为各个共同犯罪人共同促成犯罪的完成，并且，各共同犯罪人有完成该项贪污的故意，也就是说，不论共同贪污行为人在共同贪污行为中的作用和地位如何，他们都有指向贪污总额的故意。也正是由于他们的主观恶性波及的范围达到了贪污总额的范围，我们才主张要求所有的共同贪污行为人要分别对贪污总额负责。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现行刑法关于贪污罪的有关规定需要进行修订，也确实存在修订的必要。笔者提出对于贪污罪定义的重新认定、贪污罪主体的重新认定、贪污罪客体的重新认定、贪污罪共犯的从新认定以及贪污罪定罪数额标准的重新认定，能对贪污罪研究和实践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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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平责任原则 公平原则 无过错责任原则 公平 限度
一、公平责任原则的基本内涵
（一）公平责任原则的含义
公平责任又称衡平责任，是指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和其他情况的基础上，责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给予适当补偿。① "公平"更具有道德性质的名词出现在侵权法中有其独有的地位和自身的价值，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学者对公平责任原则的认识不一，有学者认为公平责任是第三种责任；有的学者认为公平责任仅是一种方法，不是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之外的第三种责任；也有的学者认为无过错责任原则包含公平责任原则。总之，不少学者将公平责任原则置于边缘地带，因为其认为公平责任原则可以被其他的责任原则吸收或者替代。笔者认为，侵权行为法中的公平责任原则具有立法者的应有之意，公平责任原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因为其是对弱者的怜悯和关怀，从经济上考虑承担责任，有利于受害者得到及时的补偿，减轻负担，共建和谐社会。公平责任原则具有折衷的地位，过错责任过于"宽"，无过错责任过于"严"，而公平责任适得其中，可以在法律范围内调整当事人之间的利弊。
一些学者建议废除公平责任原则，但笔者认为这是唐突的，带来的后果将会使一些受害人无法得到救济，而加害人利用法律漏洞牟取不当利益却得不到法律惩治。在我国，公平责任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任务，公平责任原则的存在是明智的立法。公平责任原则的性质上仍然是法律责任而非道德责任，将公平观念作为价值判断标准来确定责任，正因为其特点的特殊性才决定其地位的不可剥夺性。
（二）公平责任一般条款
实践中有一种说法："公平责任是个筐，什么案件都可以往里装"，从此种意义上来分析，公平责任应该设置一般性条款，与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同属于并列的归责原则。《侵权责任法》第24条"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公平原则的一般规定，可以适用于各种案件且不限于法律的明文规定的情形。②另一种观点认为，此规定只是对特殊侵权案件损害的责任规定，只适用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案件，主要是对司法者的自由裁量权授权的限制，防止司法者滥用公平责任原则断案。
王利明教授认为，公平责任不能设置一般条款的主要原因是公平责任原则是一种补充性的责任原则③，只有过错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没有规定的时候才能适用。若设置一般性条款将使公平责任原则的特殊适用范围不能明确，不能发挥其补充性的性质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从公平责任是补充性的角度对其归类具有说服力，但是实践中的归责原则的分类争议还是不断，对于公平责任原则设置一般性条款的情形应该分角度进行考察，当实践迫切需要时就应该从实践出发。总之，公平责任一般条款的设置处于动态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三）损害赔偿额公平的确定
侵权责任的承担最终目的是定纷止争，将损害恢复到原状至少是达到双方满意的要求。但是如何确定赔偿额及赔偿的方式才能达到"公平"。侵权法第25条"损害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协商赔偿费用的支付方式。协商不一致的，赔偿费用应当一次性支付；一次性支付确有困难的，可以分期支付，但应当提供相应的担保。"笔者认为此条规定支付方式是严重的不公平的条款，支付有困难的情况下可以分期支付的前提是提供担保，若不提供担保则必须一次性支付。民事法律关系最理想的状态是促进资本流转，方便快速交易，若一昧强调保护受害人不顾加害人的实际经济经营情况，强行要求赔偿，可以肯定的是全面保证受害人，但法律将加害人也同时推向了"深渊"，这与古代的"以牙还牙"的方式并无区别。真正的公平责任原则不是"杀鸡取卵"，必须是同时兼顾加害人和受害人的实际情况，侵权法25条的规定应当考虑加害人的经济收入、第三人原因的介入及原因力的大小等综合因素加以判断，而不是站在某一方当事人的角度立法，希望将来立法修改应注意，真正的"公平"要以看的见的方式实现。
二、公平责任原则与相关内容的区别
（一）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区别
公平责任原则与过错责任原则能够很好的区别开来，但是公平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在理论上经常发生混淆，我国部分学者认为公平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的的范畴，崔建远教授认为民法通则第132条的规定实际上是对无过错责任的规定④。
公平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都是不以过错为责任要件，通常都具有补偿损失的性质，但二者具有明显的区别。第一，两个原则确立的出发点不同：公平责任原则主要是基于客观行为，依据社会公平的道德观念而确立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是基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来考虑而确立的。第二，对举证责任的要求不同。运用公平责任赔偿时要求受害人承担举证义务，即受害人必须举证证明自己确实受到损害且损害与致害者有关，否则无权请求赔偿；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损害赔偿一般不要求受害人举证，举证的责任在致害人一方。第三，赔偿范围不同：公平责任原则并不要求全部赔偿而允许法官斟酌裁判，予以适当赔偿；承担无过错责任必须坚持民法的等价原则，要求致害人全部赔偿，即原则上应赔偿受害人的全部直接和间接损失。第四，适用的特定条件和范围不同：当损害的发生主要是高度危险性业务有关时事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当损害的发生是不能归责于致害者的外来原因或者致害人有正当理由时适用公平责任原则，这是两者区别的关键。
（二）公平原则的区别
"基本原则是法律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时所依据的最基本原则，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法律的本质及执法者在法律问题上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整个法律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具体原则是指在某一特定法律领域内实施的法律原则，它以法律的基本原则为基础，是基本原则在具体部门的应用。"⑤公平原则是民法通则中的基本原则，而公平责任原则仅存在于侵权法中，是具体的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是公平原则在侵权法领域的体现，公平原则的外延大于公平责任原则，适用于民法的各个领域。二者并不是等同的，甚至有些教材或著作对公平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也不加以区分，司法实践中也存在适用混乱现象，作为法律人应该注意专业术语使用的准确性，不能混同基本法理理论。
就适用方面而言，公平原则与公平责任原则的关系：公平责任原则作为指导侵权责任领域的具体原则有其自身的功能和价值，作为基本原则的公平原则不能越位替代，公平责任原则更能直接指导着侵权行中双方当事人都无过错的案件的解决，当然最终反映到"公平"这一基本原则上。这就构筑了一个具有层次性结构的原则体即公平原则支持着公平责任原则，但是公平原则不能直接替代公平责任原则。即当一个案件能够直接适用公平责任则解决时，就要适用公平责任原则，而不能适用公平原则以求得所谓的结果公平。
三、公平责任适用的限度
公平责任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双方当事人的权益，又不至于过度损害加害方的利益，往往都是基于经济条件好的一方补偿弱者以求平衡发展，若运用的不好将会导致"和稀泥"现象发生，甚至法官在断案时背离基本法理，跳过过错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直接滥用公平责任原则，追求社会效果，恣意运用裁量权。为了有效运用公平责任原则，必须对法官的裁量权限制和适用的范围作出限定。
（一）公平责任原则适用考虑的相关因素
第一，损失程度与负担能力结合考虑。损失的大小是相对于收益的多少而言的，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特定的加害人和受害人的观念不一定相同，因此，考虑当事人的实际负担能力和损失承受能力。
第二，损害程度与受害人的情况结合考虑。考虑受害人的情况不仅仅指受害人的过错程度，应当综合考虑受害人的财产的易受损害性及被损的财产的价值和受害人应承担的风险。当事人的基本经济状况是确定公平责任原则的考虑的基本因素，因此，并不一定是加害人就得承担更多的义务，也不是过错有无，而是实际能够承受的经济条件。
第三，考虑损害原因力与第三人介入情形。公平责任原则并不是能够适用于任何场合，在某些情况下应该对公平责任原则说"不"。损害的发生是因为加害人和受害人同时作用产生而加害人的原因力很小甚至不计的情况下就不应当适用此原则。当第三人介入导致损失时，应当追究真正侵权人的责任，而不是不考虑实际情形任意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第四，损害程度与受益状况结合考虑。在外国，法律允许法官当涉及某人做出某种对受害人有益事情的情况下，公平地减轻其赔偿责任。这类似"损益相抵归责"，但应当考虑经济状况，受益的程度决定当事人是否应该承担损失及承担多大的损失，因为民事法律关系是私法平等关系，通常不具有惩罚性质。当损害发生时追求的赔偿结果也往往是补偿性质的，考虑受益状况更能准确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二）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的范围
公平责任原则适用的范围不像公平原则的裁量权限度大，通常都是法律规定的几种情形。具体来讲，法律关于公平责任原则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公平责任。公平责任最初产生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责任，法官依法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基于对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经济收入和造成的损害的实际情况的考虑而决定由当事人公平分担损失。在民法通则中最具特色的体现就是，监护人的责任的确定，通常要根据监护人是否有过错、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财产以及最终承担责任是否公平综合确定监护人的责任。第二，紧急避险人适当承担的责任，紧急避险的目的是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免受现实的不法侵害，不得已采取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行为。民法通则意见"因紧急避险造成他人损失的，如果先险情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行为人采取的措施又无不当，则行为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要求补偿的，可以责令受益人适当补偿。"第三，高楼抛掷物件致人损害，而又不能证明谁是真正的行为人时，要求高层建筑的所有人承担补偿责任。这是城市人口密集，高层建筑出现的新型现象，法律基于这样的规定具有前瞻性。
适用时公平责任原则应注意以下方面：第一，公平责任原则只适用于侵权行为法调整的领域，即公平责任原则只是侵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而不是合同责任的归责原则。第二，须加害人和受害人无过错，若有一方当事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则应按过错责任原则处理，而不能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只有在按过错责任原将无人承担责任时，才能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第三，损害的发生须不属于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对于某些特殊的侵权行为，法律明确规定行为人即使无过错也应承担民事责任，除非有法定的免责事由，如不可抗力、受害人的故意等。虽然公平责任原则也不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为归责原则，但它与无过错任原则不同之处在于它不能适用于法律特别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场合。第四，由双方当事人分担责任。这里的分担不是平均承担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通常是指损害发生的具体情况以及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和承受能力。
关于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还存在很多理论争议，本篇论文避开学界已争锋相对的公平责任原则地位的归责原则分析，从公平责任原则本身的存在价值出发探讨，理清出公平责任原则的性质，便于司法者能够清晰运用裁判案件。
注释：
①参见王利明：《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页。
②将颂平：《公平责任原则应是独立的归责原则》，《人民司法》1989年第7期。
③参见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页。
④崔建远：《民事责任三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年第4期。
⑤参见孙笑侠：《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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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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