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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灵枢原文

时间:2022-07-23 20:05:3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黄帝内经灵枢原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第1篇

摘 要 根据马王堆帛书《脉法》中"启脉"和脉动的描述,在经脉路线上至少包含了分肉之间和动脉两种结构。在《黄帝内经》中,血脉和分肉之间成为两个经常并列提到的解剖学概念。经脉线上的动脉被称为经之动脉,有时混同于十二经脉的名称,经脉线上的分肉之间被称为经分,是现代中医学教材中未受注意的一个经络概念,而它正是现代经络研究的重要对象。

主题词 经络 动脉 中医名词 经分

经络概念是中医学的重要概念之一。经络概念由很多子概念组成,如经脉、络脉、经别和经筋等等。经络概念系统中,十二经脉(十二正经)是这一体系的核心,这不仅仅因为它们与五脏六腑有特异性的联系,最重要的是,它是来自目前最早的经络著作--马王堆帛书中的原始经络概念。马王堆帛书中有一部分医书,包括《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阴阳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阴阳》)、《脉法》、《阴阳脉死候》和《五十二病方》(书名是后加的),张家山汉简中有一些相同的内容,也被一并考虑。经文献工作者的考证,这些医书均早于我国第一部医学理论著作--《黄帝内经》。它们是研究我国医学思想特别是经络、气血等概念形成的重要史料。本文以马王堆帛书和《黄帝内经》的原文为基础,以经络概念进行解析,试图阐明一个未被注意的重要经络概念--经分。

1 马王堆帛书中的"启脉"是什么意思

在马王堆帛书中有一部书叫做《脉法》,全文不过数百字。通常仅将《足臂》和《阴阳》视为早期经络著作,其实《脉法》也是一部重要的经络著作。《脉法》中有"臂之太阴、少阴,氏(是)主(动)则(病)……"等字样,与《足臂》和《阴阳》的描述完全相同;《脉法》中"脉"字的写法"〖FJJ〗"也与《阴阳》中的"脉"字相一致,因此《脉法》中所说的脉就是《足臂》和《阴阳》中所描述的脉。《脉法》谈到了一个重要的治疗方法--启脉:"用砭启脉者必如式,臃肿有脓,则称其大小而(为)之砭"。启脉的对象是脉中的脓,用的是砭石。有的校释者认为这一过程是用石头切开血管,笔者不敢苟同。根据现代医学知识,脓肿由化脓性炎症引起,其脓液由坏死的细胞、细菌、组织碎屑和少量浆液组成,存在于组织间隙特别是皮下筋膜之中,大的脓肿还可形成充满脓液的空腔。在西医中,难以吸收的大脓肿需要切开排脓或穿刺抽脓,这与《脉法》中用砭石启脉排脓完全相似,只是工具不同罢了。当然,切开组织间隙的时候也会流血,但排脓是主要的,专门的泻血有刺络出血,与启脉不同。而且,在启脉中讲到脓有深浅大小的不同,不根据具体情况而启脉则伤良肉等等。所以,这里被切开的"脉"不是血管,而是组织间隙。由此可见,马王堆帛书中的脉至少有一个实质性的结构,即组织间隙。组织间隙是现代的名词,在《黄帝内经》中称为"分肉之间"。

2 马王堆帛书中脉的另一个实体--动脉

组织间隙似乎并非马王堆帛书中脉的唯一内涵,《脉法》中还提到"夫脉固有动者,之少阴,臂之太阴、少阴"。在人体体表常动不休的只有动脉,因此这里的脉似乎又有动脉的特性。但体表能够触摸到的动脉仅为一小段,而经脉的路线却很长,《脉法》和后来的《黄帝内经》都提到只有三条脉为固有动者,即"黄帝曰:经脉十二,而手太阴、足少阴、阳明独动不休,何也?"(《灵枢・动输》)。那么,那些不动的经脉又该如何考虑呢?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再讨论。

3 血脉和分肉之间是人体中两种并行的基本解剖结构

《黄帝内经》第一次对人体的解剖结构做了系统的描述,如皮肉、筋骨、毛发九窍和五脏六腑等等,但涉及针刺和气血运行的解剖结构主要有两类,一为血脉,二为分肉之间。这两个概念常常并列出现,如"愿闻此痛,在血脉之中邪?将在分肉之间乎?"(《灵枢・贼风》):"故春取经、血脉、分肉之间,"(《灵枢・四时气》):"病初发岁一发……名曰癫病,刺诸分诸脉"(《素问・长刺节论》):"络刺者,刺小络之血脉也。五曰分刺,分刺者,刺分肉之间也"(《灵枢・官针》):"毛际动脉灸之,膝下三寸分间灸之"(《素问・骨空论》)。这里,血脉与分肉之间是针刺的两个实在的解剖结构,也是病邪所居的两个部位。"分间"是分肉之间的简称,有时也简称为分肉间,或者分肉,但单独的"分肉"概念主要指一块肌肉,而"分肉之间"特指两块肌肉的间隙。类似的一系列概念还有:肉分(之间)、腠理、肉腠、分理、溪谷、节等等,它们之间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都是指不同类型的组织间隙。

4 血脉、分肉之间与经脉线的关系

4.1 经之动脉--经脉线上的动脉

血脉包括动脉和静脉,其中与经脉线密切相关的是动脉。"动脉"一词在《黄帝内经》中是一个确切的概念,曾独立出现23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与经脉线相联系的,如:"虚邪因而入客,亦如经水之得风也,经之动脉,其至也亦时陇起"(《素问・离合真邪》):"腋内动脉,手太阴也,名曰天府"(《灵枢・本输》)。有一种观点认为,经脉线就是动脉,大概受这些描述的影响。然而,《灵枢・离合真邪》中的"经之动脉"已经把"经"和"动脉"明确地区分开来,经是定语,指明动脉的位置是在经上,而"腋内动脉,手太阴也"也并非说腋内动脉就是手太阴经,《灵枢・本输》中还有"尺泽,肘中之动脉也,为合。手太阴经也",怎么可能两个不同的动脉都是一条经呢。而且,经很长,这两个动脉看来很短,短到就是一个穴位的大小,一个穴位怎么能和一条经相等同呢。因此,这里的意思应该是××动脉属于××经,书中文字显然作了省略,它们都属于"经之动脉"的关系。既然有经上的动脉,是否也该有非经上的动脉呢?这一点,《黄帝内经》没有明确说明,但在某些地方,动脉确实是独立地被提出。如"气逆上,刺膺中陷者与下胸动脉。腹痛,刺脐左右动脉"(《灵枢・杂病》),这里的动脉只标明了解剖部位,并未说明与经的关系。

古人的描述通常很简洁,加上后人传抄的遗漏(甚至可能是口传笔录,如很多同音字的使用),有很多概念被简化。象"经之动脉"一类的概念,经常被简化成"经之脉""××脉"甚至"××经",如"诊龋齿痛,按其阳明之脉来,有过者独热"(《太素・杂诊》),这里,可以按到的脉显然是动脉,但"动"字被省略,单从字面上,人们很容易将其理解为手阳明经。再如"黄帝曰:经脉十二,而手太阴、足少阴、阳明独动不休,何也?"(《灵枢・动输》),这里,能够"独动不休"的显然是动脉,张介宾在(《类经》)中注解的很清楚"然唯手太阴、足少阴、阳明三经独多动脉",因此,"手太阴,足少阴、阳明"之后省去了"之动脉"这三个字。再如,"颊痛,刺手阳明与颊之盛脉出血"(《灵枢・杂病》),这里的"手阳明"据黄龙翔考证指的是手阳明经手腕部的"手阳明穴",即动脉搏动处,也就是三部九候的中部地,而《素问・三部九候》中的六个动脉更是全部使用了三阴三阳的命名,即"中部天,手太阴也;中部地,手阳明也;中部人,手少阴也。下部天,足厥阴也;下部地,足少阴也;下部人,足太阴也"。如果你不知道上下文,你就很难分清它说的是经脉线还是经脉线上的动脉。在《难经・一难》中还有"十二经皆有动脉"的说法,说明古人对经脉线上的动脉了解颇深。

从《黄帝内经》中的某些语言看,"经脉"有时即指经上动脉,如"经脉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间,深而不见";如果认为这里的经脉就是指"分肉之间"的话,则自己伏行于自己在逻辑上是不通的?而动脉是位于分肉之间的,且深不可见。而且,在前面这句话的后面有"脉之卒然动者,皆邪气居之……",因此这里的"经脉十二者"是指十二条经脉线上的动脉。可能《黄帝内经》的作者们在更大范围的脉诊中,发现了一些搏动的血管,其位置正好是在马王堆帛书所描述的经脉路线上,因此误以为这些动脉是一直循经的十二条动脉,而只在某些地方出于体表;由于同时知道其中流动的是非常宝贵的血液,故此,编织了具有行营血功能的十二条经脉,以代替马王堆帛书中未经具体阐明的十二条经脉路线。因此,《黄帝内经》之后"经脉"这一概念同时具有了经脉线和经脉线上的动脉两种含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脉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间,深而不见"的后面,又讲足太阴过内踝,无所隐故。如果承认足太阴为十二经脉之一,则前后矛盾。因此,古人心目中的十二经脉并不一定都是可动的动脉,可能还包括粗大直行的静脉。然而,无论怎样考虑,《黄帝内经》某些地方用血脉代替经脉的做法已经暴露出很多矛盾。

4.2 经分--经脉线上的分肉之间

经脉线上除了有动脉这样一种实体结构外,还有另一种结构,即分肉之间。位于经脉线上的分肉之间可以形成一个特定的概念,可称之为经分。实际上,这一概念已经在《黄帝内经》中直接出现过一次,即"三曰经刺,经刺者,刺大经之结络经分也"(《灵枢・官针》)。张志聪注:"大经者,五脏六腑之大络也,邪客于皮毛,入客于孙络,留而不去,闭结不通,则留溢于大经之分而生奇病,故刺大经之结络以通之"。大经即经脉线,因此,大经之分即指经脉线上的分肉之间。由于邪客于孙络,产生结络,并导致邪气进一步流入经脉线上的分肉之间(经分),而产生奇病,需刺经脉线上的结络,以疏通经分;另一种解释是,刺大经上的结络和分肉之间(经分),以疏通经脉。在其他地方,也出现一些与经分含义相同的描述,如"春取络脉诸荥大经分肉之间"(《灵枢・本输》),"在臂胫诸阳分肉之间与足少阴分间"(《灵枢・卫气失常》),"卫气者,……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常从足少阴之分间,行于五脏六腑"(《灵枢・寒热》)。第二句中,"诸阳"指的是诸阳经脉,足少阴(之)分间意思是足少阴肾经上的分肉之间。由此可见,经分--经脉线上的分肉之间是作为一个确切的概念存在于《黄帝内经》之中的。与经之动脉相对应,也可称其为"经之分间",(如"足少阴之分间"的描述),简称为经分。

经分这一概念并未被现代中医教科书明确地提出,但它确实存在,并且是一个重要的经络概念,因为经脉线上运行着营卫两种气。从功能上讲,经脉和经分一个行营血,一个行卫气,正是水谷精微"别出两行"的营卫之道。它们之间又经常是一种并行的关系,就象《灵枢・胀论》所说的"卫气之在身也,常然并脉循分肉",并脉是指与行营血的血管并行,循分肉是指走在血管外的分肉之间。所谓"营在脉中,卫在脉外"以及"浮气之不循经者为卫气"都是相对于行营血的血管而言的,徐灵胎在《难经经释》中有很好的注解:"荣(营)卫,《灵・荣(营)卫生会》篇云,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荣(营)在脉中,卫在脉外是也,合言脉则荣卫在其中矣"。

《灵枢・营气》篇讲述了营气沿十二经脉运行的顺序,《灵枢・营卫生会》则描述了卫气沿十二经脉路线的运行,即"上焦出于胃上口,并咽以上贯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阴之分而行,还注手阳明,上至舌,下注足阳明,常与营俱行于阳二十五度,行于阴亦二十五度一周也"。这里的太阴之分即手太阴分肉之间,而后面的手阳明、足阳明等应为手阳明之分、足阳明之分,后面"常与营行于阳二十五度……"也都是循着与十二经脉对应并行的经分走的,文中显然作了省略。因此,与狭义的十二经脉相对应的是十二经分,它与十二经筋、十二皮部一起都是十二条经脉线上不同的具体结构。由于它不象经脉、经筋和皮部那样有专门的章节论述,并明显具有"十二"的数字,故没有被历代的注释者所注意。如河北医学院编写的《灵枢经校释》中,对前面"循太阴之分而行"的语释为"沿手太阴经的路线下行至手",并没有将"分"的实际含义"分肉之间"表达出来,在其它几个地方也基本如此。现代中医教科书中讲经络系统的组成时,也没有将经分明确地提出来,而是将其与十二个经上动脉一起混成为十二经脉,其实主要谈的还是路线,并没有涉及具体结构。

5 络上的血脉和分肉之间

与经脉和经分相类似,络上也存在着血脉和分肉之间两种结构,如"络刺者,刺小络之血脉也"(《灵枢・官针》);如果将小络理解为就是血脉的话,则上述话被翻译为"刺血脉的血脉",从逻辑上讲不通。实际上,从下面的一段文字中,我们发现络脉也包括血脉和分肉之间,即"春者木始治,肝气始生,肝气急,其风疾,经脉常深,其气少,不能深入,故取络脉分肉间"(《素问・水热穴论》)。《黄帝内经》中所说的"会"也是一种络,有:"夫经脉十二,络脉三百六十五,"和"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因此,这里的"会"就是指络脉。"会"也是一种间隙结构,称为溪谷三百六十五穴会。《内经》:"肉之大会为谷,肉之小会为溪",都是指不同大小的组织间隙,它们既是营卫运行的地方,也是神气游行出入以及和大气沟通的窗口。因此,络脉和经脉一样,既有血管,也有分肉间隙。由于人体的静脉多为斜行的网状分布,并且比较表浅,容易看见,故有"诸脉之浮而常见者,皆络脉也"的说法,络脉上的血管也就有了"血络"的别称,这一称呼可以较好地与络脉的分肉之间相区别,后者可以起一个专门的名字,如"络分"或"分络"。

第2篇

关键词:黄帝内经;脾胃;应用

中图分类号:R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7)04-0798-02

收稿日期:2006-11-05

作者简介:胡永军(1979-),男,山西宁武人,200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基础理论。

脾胃学说是藏象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脾与胃共居中焦,脾为“中央土,以灌四傍”(《素问•五脏别论》),“胃者,水谷之海,六腑之大原也。”所以脾胃为“后天之本”。在二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时代,古代先贤就对脾胃的正常功能及异常变化有系统而深刻的认识,这些认识对现代临床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1对胃的解剖结构的认识

《灵枢•肠胃》中指出“胃纡曲屈,伸之,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大容三斗五升。”《灵枢•平人绝谷》又进一步指出“其中之谷常留二斗,水一半五升而满”;“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虚更满。”可见,尽管当时的条件极为有限,古人对脾胃的基本认知仍起始于解剖实证,而并非一味地以象测藏。这对当时逐步认清脾胃的诸多功能是很有帮助的。

2对脾胃生理功能的认识

《经脉别论》中说:“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气于筋,食气入胃,浊气归心,精于脉。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这是对脾胃运化水谷和运化水液功能的较为全面的认识。在阴阳五行学说中,脾胃属土,脾为阴土,胃为阳土,脾喜燥恶湿,胃喜润恶燥。脾胃的主要生理功能是:脾主运化水谷精微,而胃主受纳水谷;脾主升清,胃主降浊;通过受纳、运化、升降,以化生气血津液而奉养周身,故称为“生化之源”“后天之本”。如《素问•灵兰秘典论》说:“脾胃者,仓禀之官,五味出焉”。《素问•痿论》说:“脾为胃行其津液”;《素问•玉机真藏论》说:“五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藏气者,不能自致于手太阴,必因于胃气,乃至于手太阴也”。可见,《内经》对脾胃相互关系的重要性已有较深认识。在此基础上,后世李东垣进一步认识到“若胃气一虚,脾无所禀受,则四脏及经络皆病。况脾全借胃土平和,则有所受而生荣,周身四脏皆旺,十二神守职,皮毛固密,筋身柔和,九窍通利,外邪不能侮也。”

3《内经》脉法极重“胃气”

“胃气”指脾胃的功能在脉象上的反映,即从容和缓的脉象,“脉弱以滑,是有胃气。”(《素问•五机真脏论》),与后世脉法相比,此时的脉学还没有总结出规律性的二十八部脉,但独得胃气,常以胃气的盛衰存亡作为判断善逆的标准。如《素问•半人气象论》说:“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无胃曰死……夏胃微钩曰平,钩多胃少曰心痛,但钩无胃曰死……长夏胃微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无胃曰死……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无胃曰死……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肾病,但石无胃曰死。”可见四时五脏平脉为名时之脉中必见胃气充足,四时五脏病脉为应时之脉多而胃气少,死脉为只有应时之脉而毫无胃气。无论脉象如何复杂难辨,只要脉中兼徐和之象,便是脉有胃气,虽病无害。这种独重胃气的诊法对后世诊断学发展很有指导意义,且有利于医者执简驭繁,有效地判断疾病的转归预后。

4脾胃发病机制

《灵枢•小针解》指出“寒温不适,饮食不节,而病生于肠胃”。《灵枢•邪气藏府病形》中说:“有所击仆,若醉入房,汗出当风,则伤脾”。这是对脾胃发病原因的认识,较为集中的论述见诸《素问•太阴阳明论》:“黄帝问曰:太阴阳明为表里,脾胃脉也,生病而异者何也?……故阳道实,阴道虚。故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食饮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阳受之则入六腑,阴受之则入五脏。入六腑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入五脏则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其中“阳”指阳明胃腑,“阴”指太阴脾脏,胃主降浊,推陈致新,病则腑气不通,浊气不降,糟粕不行,且阳明之病,易于化热燥结,故病则多从燥化、热化,易为实热之证。脾主运化、升清,病则水谷精微不能化生,清阳不升,脾气易虚,且湿易伤脾,故脾病多虚证、寒证。“阳道实,阴道虚”对胃病多实、脾病多虚的病机趋向作了高度概括,后世对脾胃病证总结为“实则阳明,虚则太阴”。在治疗上胃病侧重泻实,脾病侧重补虚。

5《内经》脾胃学说的应用

5.1饮食与养生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饮食合理与否直接影响人体脏腑生理功能。鉴于脾胃为仓廪之官,直接与饮食接触,饮食稍不合理,则易损伤脾胃,因此《内经》在饮食方面很注重脾胃,强调食饮有节,“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素问•痹论》)。“食无灼灼,寒无沧沧”

(《灵枢•师传》)。“谷肉果菜,食尽养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素问•五常政大论》)。“脾病者,宜食粳米饭、牛肉、棘葵;……脾病禁酸”(《灵枢•五味》。大量的临床观察和实践证明,寒温不调,饮食不节,是脾胃致病的重要原因。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纠正病人的不良饮食习惯,往往可以加快其康复的进程。

5.2脾胃病的治疗依据脾胃的生理关系以及“阳道实,阴道虚”的发病特点,在治疗上首重健脾化湿,药用半夏、厚朴、茯苓、藿香、佩兰等,并以此作为治疗脾胃病的基础方。阳明为多气多血之经,其气以降为顺,故症见胀满嗳气严重者,重用代赭石,并同时使用怀山药顾护胃气,凡需清胃热者,亦选用既能清热而又不伤胃气的药,如蒲公英、败酱草等。在现代临床上,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病及泌尿系疾病,从脾胃立论进行治疗,亦取得较好疗效。

第3篇

中医体质文化,为《易经》、《道德经》、《黄帝内经》之精髓。体质是每一个人所禀受自然之赐,内涵父母之精相搏于某一时空位点所聚之先天真元,奠定特异卦气特征,呈现性格、事业、婚姻、疾病、寿命诸象。

体质是人体的生命密码,是开启健康之门的钥匙,是中医“治未病”的灵魂。辨清体质,就能把握养生治病的正确方向。

博大精深的国学文化就是不折不扣的“气文化”。国人把这个“气”字演绎得可以说是出神入化、登峰造极!我们平常说话办事,都离不开这个气字,比如不高兴叫生气、话说得痛快叫解气、希望破灭叫泄气等等。在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就有三千多处说这个气,我总结了一下,大约有42种气。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元气。元气就是《黄帝内经》中的真气,整部书里,共有五处讲到这个真气,真气就是道家所说的“真一之气”,是国学文化“气一元论”的核心,也是中医“重养生、求长寿、不生病、治未病”的核心。

元气,老子称为道。《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与老子并称老庄之学的庄子,一语道破了元气的天机。《庄子·知北游》:“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通天一气耳。”通天下一气之耳!即是说元气是生命的物质基础,人之形体、生命都是元气凝聚的结果,人的生死都是元气变化的结果。在庄子的思想中,道即是元气,是构成万物的本原,元气之凝聚便构成了万物的形体,万物的离散又返归到气的原始状态。元气为先天精气神之主宰,后天精气神之根本,所以道家有修道的四重境界,一重是炼精化气,二重是炼气化神,三重是炼神还虚,四重是炼虚合道。

《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里有句话,叫“甜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是内经原文中首次出现的关于“真气”的描述,几千年以来,许多研究内经的学者和中医大家,对这句话的解释,都有些差强人意呀!这句话解释起来感到特别虚,特别没有底气,抓不到实物。要么之乎者也了半天,不得要领,要么干脆一语带过,不做解读。我认为这句话,正是中医理论中的纲领性论断,正是说明了人体元气的存在状态,必须是无、是虚,是说人的元气,必须运行于绝无杂物的、超纯净的经脉之中,守住人体先后天的精和神,才能使百病不生,是使人不生病的最高理想境界,也就是道家的最高境界——四重炼虚合道。在我辨体质、调体质的过程中,经常强调要打通人体的任督二脉,因为任督二脉是全身最为重要的两条经脉,对全身所有经脉起着融会、灌溉、调节作用,任督通则百脉通,并且要通过综合调理,彻底清除全身经脉包括任督二脉之中的湿邪、热邪、寒邪,最终还人全身经脉一个清洁、虚无的环境,让元气畅行无阻,从而使经久不愈的疾病得到康复,使久病缠身的身体恢复健康,就是遵循了“甜淡虚无”这个至高无上的道。所以出现了许多临床养生治病的奇迹,患者都称赞这个方法真是高,这就是道法自然。在《黄帝内经·灵柩·刺节真邪篇》第二次出现了真气的描述:“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者也。”是说人的真气,也就是元气,是先天禀赋而来的,这种先天元气是父母之精相交于自然某一时空位点,自然所赋予的一息真元。先天元气与后天的谷气合在一起,填满了人的身形。指出了人的身形之内被两种气充填着,一种是先天元气,一种是后天谷气。这两种气,来源不同,性质不同作用不同,合并在一起,成了主宰人身形的神,元气是先天之神,谷气是后天之神。元气和谷气结合,便生成了人身之神之一的“营血”,元气与后天吸入的清气相结合,便生成了人身之神之一的“宗气”。《黄帝内经·素问·八正神明论》:“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也。”中医讲的“得神者生,失神者亡”就是指的先后天合并后的神气,对人体的主导作用。这个意思与“精神不分,神中有精、精中有神”是一致的。所以人有神和形两个方面,只有形神合一,才能健康长寿。《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如果形与神分离,轻则生病,重则死亡。《黄帝内经·灵枢·天年》:“人生……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说明,如果神气已去,空有其形,生命也不会存在,强调了神对形的主导作用。相反,如果形虽有病而神气未散,多有死而复生的奇事。《搜神记》记载:晋朝咸宁年中,在琅琊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名叫颜畿(ji),字世都。有一次他得病,恰好城中有个医生名叫张差,于是他就找张差看病。不知道什么缘故,竟然死在张差的家中。颜畿的家人前来迎丧,可是引魂的幡子却缠到树上,怎么也解不开。就在这天晚上,颜畿(ji)给家里人托梦说:我的寿命还没到,本来不应该死,可是这个庸医给我吃了太多的药,伤了我的五脏六腑。现在好了,我缓过来了,千万别把我给埋了。家人得到消息,急忙开棺验看,果然形骸如故,微有人色,而手爪所刮磨,棺板皆伤。渐有气,急以绵饮沥口,能咽,饮食稍多,能开目,不能言语。十余年,家人疲于供护,不复得操事。这个故事说的就是神的奇特作用,我国民间过去人去世了,为什么要停三天、七天哪?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怕病人是假死啊!

元气是先天之神,有五种表现形式,叫“神、魂、魄、意、志”五神使。《黄帝内经·灵枢·本神》:“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元气的这五种神,是中医里最玄的东西,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封建迷信,说是中医理论里面的糟粕,实际上批判错了,这五种神使其实是一种高深的生命能力。神、魂、魄、意、志五神功能保持正常,是人体健康的基本保证。任何一种神出现了功能衰退现象,中医就叫虚,精气夺则虚,精气就是指先天元气,由于五神使是元气所化生,所以称其为元气虚。任何一种神的功能出现了功能亢进现象,我们就叫神不守舍。临床辨体质过程中,通过对这五神进行必要的调节,虚则补之,实则泻之,有时甚至不花一分钱,就能治好多年的顽症、怪症。比如抑郁症,我们现在称为木、火、土、金、水五形人合并气郁了,脆弱、敏感、多疑、小心眼,任督二脉不通,出阴入阳不好,督脉阳气不升,任脉阴气不降,任督不通则百脉不通,百脉不通则百病由生,所以患者感觉自己全身都是病,到了医院,除了不去小儿科,哪一个科都觉得应该去看一下,因为他感觉到每一科都有自己需要看的病,整天没有别的事了,天天算计着,今天该上哪家医院化验、明天该找哪个专家,整天忙得不亦乐乎,结果钱没少花、罪没少受,最后却没查出什么器质性的疾病。患者自己不相信哪,没病,我怎么这么难受啊?再换一个地方,查,还是没病,说我这心脏就是难受,心电图就怎么做不出来呢?最后啊,逼得大夫都没办法了,给了个“心脏神经官能症”,开点维生素之类的药,安慰着用吧!记得我上大学时,同班有一个同学就是这样,被诊为“心脏神经官能症”,居然在床上躺了几个月,也不能上课,也不能考试,最后休学了。这是典型的神不守舍,是神出了问题了,决不是药物所能解决的。这种时候,我们要采取导引的方法,让这个神归了位,病自然会好。临床上我经常为这类病人讲解“修五心”:“爱心、喜乐心、同理心、随喜心、赞育心”,先讲喜乐心:两手食指压住嘴角,用力向上推,做一个滑稽的笑脸。每天早上起床后,不刷牙不洗脸,对着镜子照,自己逗自己乐,乐它十分钟。再说同理心,背口决:“是的、是的、没错,没错、没错、是的。”还有爱心,敬天爱人。孔子讲“有爱心方生和气,有和气才有渝色,有渝色才有婉容”。随喜心,想高兴的事。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易经》讲喜事、善事生阳,阳进则阴退。赞育心,学会夸人,夸优点,每个人都是缺点大于优点,要找优点夸。把这五心修好了,结果,不出一个月,像变了一个人,原来的心脏难受,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我说一天净顾着乐了,已经不觉得有病了。这就叫安神归位疗法,甚至都用不着花钱投资!还有木形人、金形人湿热体质,患上失眠了,这种失眠多半是半夜一两点钟、三四点钟,就会准时醒,醒了以后就再也不睡了,有人起来走步、数数、吃东西、听广播、看电视、收拾屋子,各种办法都用到了,往床上一躺,还是没觉,第二天昏昏沉沉、无精打采。这个睡不好觉,特别是长期睡不好,可以引起身体的许多疾病,病人被折磨得痛苦不堪,甚至就想,如果有谁能给我治了这个失眠,让我睡好觉,我怎么感谢他都行!中医讲丑时,也就是凌晨1~3点,是肝经主令,3~5点是肺经当令,木形人、金形人湿热体质,肝强肺弱,本来从五行生克来讲,是金克木,肺属金,肝属木,金克木,就是肺克肝,这是人体正常状态下的克制关系,中医叫“承制”。可是由于木形人、金形人湿热体质肝的升发太过,肺的肃降不足,肺的肃降不能克制肝的升发,导致肝反克肺,又叫肝侮肺。这样一种体质基础态势,就是导致失眠的基础。由于肝火大,又到了1~3点肝经主令之时,肝魂游荡在外,魂醒了,人就会醒。当3~5点肺经当令之时,由于肺气加强,原有的肝反克肺稳态受到冲击,魂也会动,魂一动,人也会醒。这就是由于湿热堵塞了任督二脉,魂不归肝,老漂着,一方面睡眠不实,一方面到点准醒,醒了就别想再睡了的真正原因。中医讲“肝藏魂”,魂是主管睡眠的神,人卧则血归于肝,血归于肝,魂也要能够回到血中潜藏,才能睡好觉,这是失眠的根本因素。要想让魂回归肝位,必须清除任督二脉的湿热,把肝火降下来,用导引之术,打通任督二脉,才能彻底解决失眠的问题。临床长期失眠的木形人湿热体质,用了多少药都不好使,治了多少年都没治好,通过调体质、降肝火、去湿气,补元气,任脉通、气血行,督脉通、百脉通,魂归肝位,结果,那觉睡得,好几天都睡不醒,简直太美了。所以,正确认识人体的元气,正确认识人的形与神,辨清自己的先天元气禀赋,进行针对性的、因人而异的调神,做到形神合一,形泰神安,就可以浑洒自如,像唐朝大医学家孙思邈所说:“凡天下万物无一不为药石。”摘叶飞花皆可祛病。

第4篇

关键词语境;顺应;中医翻译

作者简介晏 丽(1983―),女,江西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杜雪琴(1983―),女,江西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医学英语。(江西南昌 330004)

一、 引言

1987年比利时语用学家耶夫.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在国际语用学协会创立后内部出版的《IPrA工作文集》(IPrA working documents)中首次提出语言顺应论,该理论从认知、社会和文化的综合功能视角对语言现象及其运用的行为方式进行描述和阐释,对翻译研究具有很大的启示。

中医是中华名族的传统瑰宝。中医语言是一种独特的民族语言。因此,要扩大中医文化的影响力,让中医药真正走向世界,中医翻译的桥梁作用毋庸置疑。基于Jef Verschueren的语言顺应论,本文从语境顺应的角度将中医翻译看作一种动态顺应的过程,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有意识地顺应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以达到更有效地传播中医的目的。

二、 顺应论与语境顺应

Verschueren认为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做出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Variability)、商讨性(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Adaptability)。语言的变异性是指“语言具有一系列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是指“语言的选择并不是机械地按照规则做出的,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顺应性则指“语言使用者能够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做出灵活的变通,从而尽量满际的需要”。(Verschueren,2000:173)。语言的顺应性包含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等四个方面,其中语境关系顺应是语言顺应的重要环节。

语境即语言使用的环境。Verschueren把语境分为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语言语境是指词、词组或句子等语言单位在文本或话语中的语言环境;交际语境是指与言语交际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语境顺应论强调语言选择与交际环境、交际对象与目标的一致性。翻译作为一种语言使用的过程,只有当译者顺应了各种语境的需要时,才能成功地实现跨文化交际。

三、 语境顺应视阈下的中医翻译

语境顺应为中医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根据语言环境和交际语境的不断变化,动态选择译文的语言结构和翻译策略,最终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笔者试图在语境顺应论的指导下,通过例证分析中医翻译中的语境动态顺应过程,建构语境顺应下的中医翻译模式。

中医翻译应具有较强的跨文化意识,担负起沟通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桥梁作用。要达到这一目的,中医译者必须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及翻译过程顺应于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双方的认知环境。换言之,从微观角度,要在语言结构层面顺应于语码和风格,顺应于语言结构成分,顺应于语篇结构;从宏观角度,要顺应不同文化的社会政治制度、历史渊源、经济体制、时代背景、地理环境、民族文化、、思维方式等。

中医名词术语的标准化问题是近年来中医翻译讨论的焦点。李照国在《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谈谈中医名词术语英译的原则问题》一文中提出,中医名词术语英语翻译的原则包括自然性原则,简洁性、民族性、回译性和规定性原则。其中的民族性和回译性原则,就是语境顺应的很好体现。

所谓“民族性原则”,是指中医学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医学体系,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比如英语中有heart(心)和fire(火),却没有heart-fire的说法,一般做法是将“心火”译为heart-fire?熏 将“肾虚”译为kidney deficiency。此译法可以理解为Verschueren在语境顺应中提出的译者必须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及翻译过程顺应于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双方的认知环境,顺应不同民族文化特征。

所谓“回译性原则”,是指英译的中医名词术语在结构上与中文形式相近。如将“肺气不足”译为insufficiency of lung qi?熏将“湿热”译为damp-heat.这样英译的中医术语和原文在结构上和字面意义上都比较接近。从语境顺应角度看,该译法从微观层面顺应于语言结构成分,在中医药的国际交流过程中,可以较好地实现信息的双向传递。

除了术语的翻译,中医典籍中出现的很多通假字和古今异义字,由于年代久远和词义的变迁,也很容易错解经义,对中医典籍英译工作造成莫大的困扰。以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英译为例,李照国(2006:11)在翻译时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译古如古,文不加饰”。

例1:岐伯曰,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石针艾治其外也。(《汤液醪糟论篇》)

译文:Qibo answered?熏 "Nowadays ?眼people?演 have to use Duyao ?穴drugs?雪 to treat internal ?眼diseases?演 and Chanshi ?穴ploughshare-shaped stone?雪?熏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o treat external diseases."

原文中的“齐”通“剂”,是汤剂的意思,在原文中是指需要内服药剂治疗疾病。该译文将其译成drugs?熏 是对“齐”的正确理解和诠释。可见,对通假字的正确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文的质量。只有顺应了语言的变异性,才能减少翻译的失误,将准确的信息传递给异国读者。

例2: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异法方宜论篇》)

译文:That is why Xie Evil cannot attack their body. Their illness is usually endogenous and can be treated by Duyao ?穴drugs?雪. So Duyao ?穴drugs?雪 was developed in the west.

本例中的“毒药”是古今异义词,古义为“攻下疏通之药”,今义为“能够使人中毒致死的药物”。可见,两者的古今意义相差甚远。该译文将其译成Duyao ?穴drugs?雪?熏 说明译者顺应了“毒药”一词古今意义的演变,做出了恰当的诠释。

例3: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生气通天论篇》)

译文:If Yang is too powerful to be compact?熏 Yinqi will be exhausted. Only when Yin is at peace and Yang is compact can Jingshen ?穴Essence-Spirit?雪 be normal. If Yin and Yang separate from each other?熏 Jingqi ?穴Essence-Qi?雪 will be completely ex-hausted.

阴阳学说是中医特有的理论,在英译此类中医文化负载词时,必须充分考虑顺应读者的接受程度,尽可能地将中医文化转换成读者能够欣然接受的文化。该例句中译者将中医文化负载词“精神”、“精气”译成Jingshen ?穴Essence-Spirit?雪和Jingqi ?穴Essence-Qi?雪,填补了文化空缺,顺应了读者的接受程度,从而成功达成了交际的目的。

四、 结语

以上诸多翻译实例证明,语境顺应论对中医翻译不仅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同时对翻译实践也有指导意义。从语境顺应视阈探讨中医翻译模式,无疑是对中医翻译理论的一种全新探索。

参考文献

1VerschuerenJef.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熏2000.

2李照国.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谈谈中医名词术语英译的原则问题?眼J?演.中西医结合学报,2004,(6).

3李照国.译海心语:中医药文化翻译别论?眼M?演.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6.

第5篇

关键词:心咳;是动病;所生病;五脏咳;内伤咳嗽

中图分类号:R256.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349(2017)02-0009-02

咳嗽为临床常见病、多发病,岳美中先生曾感慨“咳嗽一证,虽非大病,治不得法,亦缠绵难愈”,欲效如桴鼓临证须探其病因究其病机为先。纵观中医典籍,论述肺、肝、脾、肾者不胜枚举内容详尽,而心咳仅散见于少数医籍,《中医内科学》教材对咳嗽亦是言其主脏在肺,与肝脾相关,久则及肾。而在查阅期刊文献时发现论及心咳均引用内经原文“心咳之状,咳则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状,甚则咽肿喉痹”,文下所论述及医案则与内经原意相去甚远。心咳出自《素问・咳论》,该篇主要论述外感咳嗽,并提出“五脏六腑皆令人咳”,而现今则多将其与内伤咳嗽等同,而使后学对于该病的论治思路困惑不明,故笔者试从“是动”“所生病”阐释心咳古今内涵渊源流变及治法的不同之处,为心咳治疗提供思路。

1是动、所生病含义

最早见于《灵枢・经脉》,但未明确其内涵。历代各家对于“是动”“所生病”立论各有所据,丹波元简认为“盖是动、所生,其义不明晰,亦未知孰是”。如张景岳《类经》认为是动之动言变也,变则变常为病,所生病候为凡在五脏则各言脏所生病;张志聪《灵枢集注》提出“夫是动者病因于外,所生者病因于内”;郑桌人《灵枢经白话解》则认为是动为本经经脉因外邪引动而发生的疾病,所生病为与本经相连属脏腑所发生的病候;郭霭春《黄帝内经灵枢经校注语译》持“是动系经气发生的病理变化而言,所生病系指经穴所主之病证而言”;石学敏等认为“是动病多是疾病发展的早期阶段或急性阶段,所生病多是疾病的中后期,慢性阶段或较重阶段,是邪气入里损及脏腑的表现”。[1]综上,“是动”即邪气直接作用于经脉,经脉感应而病,初起和急性期,属经脉病,类似现代医学原发病或功能病;“所生病”当是邪气作用于或经脉病传变影响脏腑及其掌管的实质性形体组织器官,多属疾病的中后期、慢性期病证,类似激发病或器质性疾病。

2心咳本义

《素问・咳论》所论心咳,主症为咳则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状、咽肿、喉痹,病因是若心以其治时受病,则传与肺,气逆而咳;非其治时,肺先受邪,传之于心为痛。病机为感邪传肺致令气逆,以感寒为例,感寒轻仅限于肺,故云“微则为咳”,感寒重则不仅伤肺致咳,阻滞所过经脉致使诸脉气机不利,运行不畅,凝涩不通而痛,故云“甚则为痛为泄”。但并非仅拘于寒,《素问・气交变大论》:“岁火太过,炎暑流行,肺金受邪,民病疟少气咳喘”,《素问・生气通天论》:“秋伤于湿,上逆而咳”,《河间六书・咳嗽论》谓“寒、暑、湿、燥、风、火六气皆令人咳嗽”,但总以风寒多见,或多兼有风寒,故江尔逊先生每用银翘散喜加麻黄,本校陈潮祖教授用辛凉之剂亦每兼三j。

因此,这个时代医家所论心咳,主要症状为手少阴心经经气不畅所致,与经脉循行的部位及路线相关,因心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其支则上夹咽喉,故咳则心痛,喉中梗塞不利。甚则心肺气逆,邪火上冲而见咽肿,喉痹。[2]正合手少阴心经“是动则病嗌干,心痛”,此非心藏本病,故五脏咳实为五经咳,隋・巢元方便明确提出“心咳……引手少阴心经”,当为是动病而非所生病。咳为主证,痛为兼证;肺为主脏,五脏为其兼,“既有兼证,亦当有兼治,虽有兼治,然无非以肺为主……外感之咳与内伤之咳,其所本不同,而所治亦异”,[3]内经所论心咳实为外感之咳,由肺及手少阴心经,因此治疗上治肺为主兼以治心。王旭高治一心咳曰:“心咳之状,咳则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状,甚则咽肿喉痹。盖因风温袭肺,引动心包之火上逆,故治法仍宜宣散肺经风邪,参以宁心缓火之品。”[4]用药在宣肺化痰基础加养阴宁心之品,柳宝诒评曰“宜加竹叶、元参以清心”。

3心咳引申含义

至宋代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将咳嗽的病因分为内因、外因、不内外因,并强{七情所伤亦可致咳嗽,如内因为“喜伤心者,咳而喉中介介如肿状,甚则咽肿喉痹,名为心咳”,“病者咳嗽,烦热自汗,咽干咯血,此因劳神伤心。并属不内外因”。基于五藏各以其时受病,王旺则不受邪,虚则应王不王,邪气乘虚而入,“使无本气之虚,外邪何得而干之”[5],喜、劳神先伤心,由心及肺,此心为本而肺为标,若不知治心而单治肺,心之气阴何以复,则咳终不愈。孟河名医丁甘仁治一病人,呛咳咯痰不爽,喉中介介如梗状,咳已2月之久,舌苔黄,两寸脉数。病人操烦过度,五志化火,火刑于肺,肺失安宁,心火烁金,拟滋少阴之阴以制炎上之火。[6]用药以柏子仁、远志、茯神、玉竹、玄参、麦冬养阴清心,佐以贝母、杏仁、芦根清肺化痰。

近年来,随着医学的进步,疾病谱的变化,辨病-辨证-辨症理论体系的完善,将中医的病证症与西医的病相结合成为大趋势,由心系病变引发咳嗽成为常见病、多发病,如肺心病、冠心病、心肌病、心功能不全等疾病常由感染诱发,心咳的内涵进一步拓展,本于心而标于肺,本虚标实心肺同病,或是先解肺表之标后治心之本,或是先解表为主兼以治心,待表去再治心之本。而心肺同治理论的提出也为此时的心咳提供了更多的治疗思路。

4小结

《内经》所论心咳为“是动病”乃外感之咳,由肺及手少阴心经,治肺为主兼以治心;至宋以后所论心咳乃“所生病”多内伤咳嗽,由心及肺,心为本而肺为标,视其表里、缓急予以施治。中医理论是基于实践的产物,与临床需要相适宜,且是不断动态发展变化的,由于种种原因常对某一疾病认识相对局限,内容不可能十分完整及全面,为适应医疗实践需要,必然会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发展、创新。心咳原有的理论已不足以指导及适应临床,遂将其由原本的含义引申扩展,心咳的含义也多指向所生病。若将心咳局限于内经是动病的范围内,该理论则临床意义不大而被逐渐遗忘。经曰:治病必求于本,何今人之不能察也?盖因理不明。我们既不能固步自封于经典而不思发展,也不能抛弃经典断章取义。

参考文献:

[1]周发祥.难经问答[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56,58.

[2]王永恒,李翠萍.《素问・咳论》五脏之咳辨证发挥[J].光明中医,2006,21(1),10.

[3]张介宾.中医临床必读丛书・景岳全书(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165.

[4]潘华信.柳选四家医案评校[M].江苏: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17.

[5]胡静娟,黄芝蓉.素问三识[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1:330.

第6篇

关键词:桂枝汤;桑叶;自汗证;胃气;对症

To Investigate the TCM Treatment of Mulberry Guizhi Tonga 'Principle

PENG Liang,LI Ying-kun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Chengdu 610075,Sichuan,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holds that disharmony of stomach is the key point of this syndrome,according to the discussion about pathogenesis essence of disharmony of ying and wei.Next the article talks about how can the therapy of Harmonizing Ying-qi and Wei-qi indicate the thought of reconciling and tonifying stomach qi in Guizhi decoction and recit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of treatment based on symptoms summarized from the fact that mulberry leaf can treat the symptoms of sweating.At last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related clinical reports and two conclusions are drawn,first the treatment of stomach qi is the key point to treat spontaneous sweating caused by disharmony of ying and wei,second it is important to apply medicine according to symptoms.

Key words:Guizhi decoction;Mulberry leaves;Spontaneous sweating;Stoma-ch qi;Treatment based on symptoms

笔者临床实习间师从绵州名医皮兴鸥副主任医师,观其以桂枝汤加桑叶治疗难治性自汗证两剂而愈,后将该病例向导师李应昆教授R报,讨论其中医内涵以分析该案,整理并发文如下。

1自汗证

《内经》对汗的生理已有一定的认识,如:《素问・阴阳别论》提出"阳加于阴谓之汗",即阳气蒸腾津液是汗形成的生理过程。再有《灵枢・决气篇》提出"腠理发泄,汗出溱溱,是谓津。"可见汗液的排泄有赖于腠理开合。对自汗证的认识上《明医执掌・自汗盗汗心汗证》提出"夫自汗者,朝夕汗自出也"认为自汗常发生早晨或傍晚。《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自汗论治》云:"无问昏醒,??自出者,名曰自汗……其自饮食劳役,负重涉远,因动汗出者,非自汗也",可见自汗证区别于生理性及其他病理性汗证的特点在于醒时静时即有汗出。在病机认识上,《丹溪心法附余》称:"阴虚阳必凑,发热而自汗;阳虚阴必乘,发厥而自汗,皆阴阳偏甚所致也"说明阴阳失调是该证的总病机。综上,自汗证是指阴阳失调、腠理开合失司引起醒时静时仍汗出的病证。

1.1阴阳失调发于腠理 《金匮要略》病机三条将内伤杂病病机总结为外感经络传脏腑、内所困及外伤。阴阳不平常从于外六而发或从于内因情志内伤所致。所谓腠理:《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云:"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1]可见腠理在表。如《黄帝内经太素》认为玄府就是腠理,言:"所谓玄府者,汗空。……汗之空名玄府者,谓腠理也"[2],而所谓玄府即指汗孔。就腠理与仲景病因三条联系而言,因六邪气由表而入,故其与表腠关系更密切。综上可述,外感六邪气常致人在表阴阳失调,而反应在表腠。

1.2营卫与阴阳 《灵枢・营卫生会篇》说:谷入于胃以传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所谓清浊,正如内经中所论"清阳为天,浊阴为地",而天地是比阳阴,清者为营属阴,浊者为卫属阳,故阴阳是比清浊即代营卫之称,另一方面从内经本意上我们可以认为营卫为气,是由胃受纳水谷以形成的水谷之气,所以本篇中所谓营卫亦绝非温病卫气营血传变之营卫!

综上,自汗症是因阴阳偏失,发于腠理,即为汗孔开合失调所致,营卫即是胃气所化阴阳水谷气。

2桂枝汤

此方出处《伤寒论》言:"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所谓阳与阴即是营卫,即卫气强盛营气虚弱。营卫之气不和故见发热汗出;营气闭郁故郁而化热,卫气浮盛不司卫外功能故见恶风,而为何营卫不和致人干呕?论接上文,因为在内经原文就有论述,所谓营卫即是胃所化阴阳水谷之气!故干呕此症暗示了营卫不和的根在于胃之气,而感受风寒邪气是胃气不和的诱因。

桂枝汤方:桂枝三两(去皮)、芍药三两、甘草二两、生姜三两(切)、 大枣十二枚(劈)。

桂枝辛温,旨在温经通阳,疏散风寒邪气,即祛除疾病诱因。芍药敛阴和营,前言"清为营属阴"在此即意在养阴,这是由本病卫强营弱的病机特点决定的。生姜大枣合用调和胃气,即是调护营卫之源,亦是由本病中邪气致胃气不和的病机决定的。桂枝与甘草合用,辛甘化阳益卫;芍药与甘草合用酸甘化阴益营。本证虽有卫强营弱,并非卫气过盛而需泄之。基于同气相求理论,这种病机特点即是由于感受风邪这种阳邪加于属阳的卫气所致,这才是卫强营弱真正的内涵。故胃气在内化营卫,而无论所化营或是卫皆是人体功能的重要基础,故次方并不一味的敛阴益阴,而同时既益营也助卫。

3桑叶

桑叶始载于《神农本草经》为桑科植物桑Morus alba L.的干燥叶。本品性寒、味甘苦,具有疏散风热、清肺润燥、清肝明目的功能,是常用中药之一[3-4]。故在阴卫强盛郁于表腠之时故化热,桑叶能清宣郁热,透热外出。同时《本草经疏》载:桑叶性味苦甘、寒,甘所以益血,寒所以凉血,甘寒相合,故下气而益阴[5]。故桑叶较之银花、连翘之属又具有透热而不伤正的特点。另外,《新修本草》[6]《开宝本草》[7]《证类本草》[8]都有"桑叶主寒热出汗……",《本草撮要》:"以之代茶,常服止汗",《本经》述:盖谓桑叶主治能除寒热,并除出汗也。通过古籍的论述可以看出,医家肯定单味桑叶即有对症止汗之功,而没有强调其病机特点。

4验案

患者张某,女,34岁,4+月前因冒雨受凉致感冒,发热伴恶心呕吐不适,体温38.5℃,完善检查,诊断为上呼吸道感染,予抗感染等治疗,好转出院。出院后长期食欲不振,2+月以来静时即也身汗淋漓,诊断为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未予特殊治疗。

来诊诉:2月来身汗淋漓不止,不思饮食。四诊合参:面色无华,神情倦怠,舌淡,苔薄白,脉细弱,大便质稀,3~5次/d,常伴未完全消化的食物,小便调,病史同上述。辨证:营卫不和证。予桂枝汤加桑叶:桂枝15 g,芍药白芍15 g,生姜8 g,大枣8g,炙甘草5 g,桑叶20 g,水煎服,3次/d,两剂而愈。1 w后复诊饮食二便调,汗症未再发。

析案:本篇所论即基于此案,外感风寒邪气,邪气侵袭表腠,致阴阳失调,即营卫二气不和,腠理开合失常,即汗出不止。而邪气或从外而出或内陷入里,为何腠理仍开合失调,致感冒后2月仍常身汗淋漓?这是由于邪气内陷入里,由太阳肺经传至阳明胃经,致胃收纳化气功能失调,其生营卫二气功能失调,故有营卫不和,方用桂枝汤调和,旨在不伤胃气,调护胃气。另外,这也体现了"治未病"思想不止在脏腑传变中,亦在六经传变中。桑叶妙用,其一能透达阴卫强而积蓄的郁热同时不伤正,即不伤营卫二气。其二体现了对症止汗的思想,对症加用要药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仲景就非常推崇对症加药,读《伤寒论》及《金匮要略》我们就可发现,仲景条文所述的结构即证+方+对症施药。如:在对"汗后逆证"栀子豉汤主之论述后,有言:"若少气者,栀子甘草豉汤主之;若呕者,栀子生姜豉汤主之",即少气以补气要药甘草(炙)对症补气,呕吐以止呕要药生姜对症止呕。

5结语

通过本文对自汗症营卫不和病机本质的论述、桂枝汤方义的论述、桑叶功效的论述及临床验案分析,笔者认为调理营卫之气之时调和胃气是关键。另外如桑叶对症止汗,这种对症佐药的思想应加以重视。据现代药理学研究报道,桑叶具有类似人参的补益与抗衰老、稳定神经系统功能的作用[9],这可能与调节植物神经功能有关,故能调节汗液排泄的功能。对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新时代的中医生不该一味排斥,而应将中药药理学研究置于扩大中药影响的地位,并加以学习利用。这并不是抛弃传统经典辩证施治的表现,因为仲景创立辨证论治理论体系之时亦也十分重视对症佐药的处方思想。

参考文献:

[1]史记・扁鹊仓公列传[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1382.

[2]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1957:215.

[3]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中药志[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江苏新医学院.中药大辞典(下册)[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5]明代寥希雍著.神农本草经疏[M].中医古籍出版社,2002.

[6]苏敬等(唐).新修本草[M].合肥:安徽科W技术出版社,1981.

[7]卢多逊等(宋).开宝本草[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第7篇

关键词:中医,难经,通假字,翻译

中图分类号:N04;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578(2013)04-0026-05

收稿日期:2013-03-20

作者简介:魏颖(1977—),女,天津人,在读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医英译。通信方式:sensei1118@126com。

一中医古籍与翻译

中医古籍记载了我国历代医药学家防病治病的精湛医术和方药研究成果,这些古人智慧的结晶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传承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在中医药的对外交流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医药的对外交流可追溯到晋至五代时期,鉴于当时交通能力所限,交流的范围仅限于与中国毗邻的东亚各国,但鲜有中医古籍翻译的记载。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类最终跨越了地理的阻碍,实现了世界范围的交流,西方各国得以在18世纪通过《全志》英译本医药部分,领略到了中医古籍的风貌。 此后,基于中医古籍的中医药对外传播方兴未艾,中医古籍英译至今已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有近50多部的中医古籍出现了英译本,据统计《难经》已有四个英译本[1]。

《难经》①全名《黄帝八十一难经》,是构建中医学术体系的四部经典医书之一,其作者与成书年代至今说法不一。据文献记载,当在《黄帝内经》之后,《伤寒杂病论》之前,即西汉末至东汉之间。书中以问答的形式阐释《内经》奥旨,讨论了八十一个“理趣深远”的医学问题,涉及脉学、经络、脏腑、疾病、腧穴、诊法六个方面。《难经》继承了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在中医基本理论和临床方面丰富了中医学的内容。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中赞叹《难经》道:“其中有自出机杼,发挥妙道,未尝见于《内经》而实能显《内经》之奥义,补《内经》之所未发,此盖别有师承,足与《内经》并垂千古。”因此,《难经》从古至今为中医教学的必读书目。

本文撷取《难经》汉语文本中通假字在英译本中的处理方法,针对国外译者对通假字的译法进行探讨,以期为今后中医古籍的英译提供借鉴。

二《难经》汉语文本中的通假字

通假字是古汉语书面语的用字现象之一,即借用一个读音相同或者相近的字来代替另一个字。其中借用的音同或音近的字称为通假字,而被替代的字称为本字。从现存的文献分析,通假字的使用多集中在先秦两汉时期。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问世后,汉字的使用渐趋规范,新的通假字产生得以减少[2]。《难经》成书于西汉末至东汉之间,通假字现象的存在也就不足为奇了。

通假字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性的而非个人的用字现象,且通假字在古文献中的写法基本一致,与本字的对应关系也基本固定。在一个有通假字的句子中,若以通假字本身的意义理解句子的意义,会导致“望文生义”,误解在所难免。阅读古汉语,尤其是先秦两汉时期的作品,尤其要时时留意,当以通假字的读音为线索找出本字,用本字的意义来理解句意。正如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所说:“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

对于中医古籍的正确解读,不仅是要达到“怡然理顺”的目的,更是因为医者乃人命之所系,来不得半点含糊,很可能会因一字之差而谬之千里,造成误诊。因此辨析出《难经》中存在的通假字现象,探讨其英译的处理方法,对这一时期其他中医古籍的英译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笔者通过对《难经》汉语文本的仔细梳理,共辨析出通假字②20个,如表1所示:

三《难经》英译本中通假字的译法处理

弗劳斯(Bob Flaws)的英译本中这20个通假字的处理方法可划分为三种类型,具体分析如下:

1准确分辨,直译本字

对于《难经》汉语文本中出现的通假字,译者对其中的大多数能够准确辨析,根据本字的意义进行翻译,准确传递原文信息。以这种方式处理的通假字包括表1中的3、5、6、7、9、10、12、13、15、17、19、20。

例1【原文】齐左有动气(“齐”通“脐”)

【译文】stirring qi to the left of the navel

例2【原文】四支不收 (“支”通“肢”)

【译文】lack control over the four limbs

以上两例中的通假字比较容易辨析。通假字与本字的读音相同,字形相近,因此在阅读时结合上下文以及汉语文本读者(译者)的医学和古汉语背景知识,一般不会引起误解。

例3【原文】脉来上大下兑(“兑”通“锐”)

【译文】the pulse comes above large and below sharply

此例中“兑”与本字“锐”读音相近,字形相似,译者在处理时成功辨析出“兑”为通假字,但可惜的是对原句的理解有误,此处的“上下”指脉的来去,“锐”指脉去时,脉体细小,建议改译为the pulse comes large while goes small。

例4【原文】胃为贲门(“贲”通“奔”)

【译文】the stomach is the hastening gate

贲门指胃上口与食管相连的部位,古人在为这一部位定名时,充分运用形象思维,此处上接食道,食物由此奔流而下,故称“奔门”。西医学对此部位也有指称,定名为cardia。西医学在传入中国时,很多西医术语的译名在与中医指称相同或相似对象时,多直接采用中医本有的术语进行翻译。此例建议改译为(the upper opening of )the stomach is termed ben men (cardia)。是否译出本字的形象意义可视翻译的目的及译文目标读者而定,需要译出时可以使用增加注释的方法。

例5【原文】大肠小肠会为阑门(“阑”通“栏”)

【译文】the meeting of the large intestine and small intestine is the balustrade gate

古人对大小肠交会处的命名同样运用了形象思维,此处就如同门栏设置在大小肠之间。译者辨析出“栏”这一本字,选取了“balustrade”为其译名。但细想之下,既然是用于指称具体的解剖部位,不论是书面交流还是口语交流,见(闻)词即明了具体所指是最根本的目的,此处不妨用音译,并给出注释的方法处理。建议改译为the meeting of the large intestine and small intestine is termed lan men (balustrade gate)。

2约定俗成,直译假字

在这些实例中,译者虽然直译了通假字,但区别于误译。因为即便是在汉语文本中,这些通假字通常不做辨析,通假字所涉及的词汇已经作为术语在中医学领域广泛使用。使用这种方法处理的通假字涉及1、11、14、18。

首次提出“七冲门”之论,是《难经》的学术成就之一。即在“四十四难”中把人体消化系统重要解剖部位分为七个“要冲”,定名为“七冲门”,所论极其精确,为历代医家所遵循。

对于“四十四难”译文的处理,值得细致探讨。“七冲门”的命名中,有四个涉及通假字,飞门(“飞”通“扉”)、贲门(“贲”通“奔”)、阑门(“阑”通“栏”)、魄门(“魄”通“粕”)。古人的命名充分运用了形象思维,将这几个部位的功能用简单的一个汉字表述出来。同样是通假字,译者对“贲门”“阑门”直译本字,而对“飞门”“魄门”则直译通假字,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例6【原文】唇为飞门(“飞”通“扉”)

【译文】the lips are the flying gate

此处译者直译“飞”字,把口唇开合、饮食随之而入、如同门扇的意象留给译文的读者,这种联想对于没有深厚中医学知识的译文读者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七冲门”的概念首见于《难经》,译者有义务在此将原文作者的本意如实传递出去。建议使用音译加详细注释的方法:the lips are termed fei men(flying gate) (Note:The Chinese character “飞”(flying) sounds the same as the character “扉”(door))。

例7【原文】下极为魄门(“魄”通“粕”)

【译文】the lower end [ie, the anus] is the po [or corporeal soul] gate

此处译者采用了“音译[意译注释]+意译”的方法翻译中医学特有的概念,但注释仅对通假字进行了翻译,未能译出本字的实际意义,难免让读者疑惑不解。anus在英语中本就是一个带有禁忌、粗俗意味的词汇,在此句中和中医学特有的概念“魄”相联系,对于至今对中医学仍持质疑甚至是鄙夷态度的人来说,难免不会成为其乐于引用的一个“笑柄”。但是粗通古汉语的读者都会发现,此句中原文作者的表述极其委婉,将消化道的最终出口()称为“下极”,饮食经过消化,最后形成糟粕由排出体外,“糟粕”一词通常不会给读者造成心理、生理上的不适。建议翻译为 the anus is termed po men (waste gate)。

至于“下极”一词是否保留委婉的译法要视译文读者的阅读需求而定。英汉两种语言中都存在为数众多的委婉语,用于表达某些禁忌或容易引起交际对象尴尬情绪的内容,但二者所针对的禁忌内容和用于替代的表达形式往往是不同的,即委婉语表达及用词多具有文化独特性,这是英汉文化翻译领域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对于需系统掌握研究中医药文化的外国读者来说,中医古籍中被普遍使用的委婉语表达方式,在英译过程中应予保留并详细注释。

3未加分辨,产生误译

通假字现象的存在经常会给中国读者带来阅读理解障碍,稍不留意就会“望文生义”,对于国外汉语文本读者(译者),要求其准确辨析出每一个通假字几近苛求,误译的产生在所难免。在此需要明确的是,属于误译范畴的通假字,是指译者仅就汉语原文字面的意义进行了英译转换,未能结合上下文分辨出该通假字所指称的实际意义,会给缺少汉语文本阅读体验的外国读者带来迷惑;而上文中直译假字的处理方法,其可接受性在于通假字的使用在汉语读者的阅读体验中,早已属于约定俗成的存在,以至于很多中医古籍,乃至当代的中医教材对于这类通假字都未加辨析。

译本中误译涉及通假字2、4、8、16。

例8【原文】胃者,水谷之海,主禀。四时皆以胃气为本。 (“禀”通“廪”)

【译文】The stomach is the sea of water and grains It governs the endowment of the four times [or seasons Hence] the stomach qi is root of all these

此例中“endowment” 指the quality or an ability one is born with,完全是按照“禀赋”一词进行的翻译,译者未能分辨出“禀”乃“廪”的通假字,二者字形相近,但意义相去甚远。此句的本意是指胃如同谷仓,是贮存饮食的器官。建议改译为The stomach is the sea of water and grains It governs the [initial] storage [of food and drinks]。

例9【原文】肉濡而却(“濡”通“软”)

【译文】The flesh will become soggy and shrink

此例出自第二十四难,该段中“濡”字共出现四次:“……少阴者,冬脉也,伏行而濡于骨髓。故骨髓不濡,即肉不着骨;骨肉不相亲,即肉濡而却;肉濡而却,故齿长而枯,发无润泽……”文中前两处“濡”意义相同,根据《灵枢》当写作“温”解。后两处“濡”字属于原文写作时的语句重复,结合临床症状分析,“濡”通“软”,足少阴经气绝的病人会出现肌肉变软失去弹性,进而萎缩的症状。建议改为the flesh will lose elasticity and wither。译者使用“soggy”一词,可能是受“濡脉”这一术语译名的影响。soggy指wet and soft, 此处暂且不论术语“濡脉”的译名是否有待商榷,仅就临床症状而言,足少阴经气绝的患者不会出现皮肤柔软潮湿的现象。

例10【原文】自辨智也(“辨”通“辩”)

【译文】one discriminates [or points out] one’s special intelligence

此例谈及狂疾病人的临床表现之一,正确解释为病人自认为能言善辩、才智过人,而不是辨别(discriminate)出自己的特殊才智。临床可见这类病人滔滔不绝,言语中表现出自视甚高的症状。建议改为one behaves as eloquent and intelligent。

四结语

通过考察弗劳斯《难经》英译本中通假字的处理方法,可以带给我们如下启示:

首先,中医古籍中的词语具有丰富的语意内涵,对这种词语的翻译,译者“既要从源语中保留部分讯息或功能,又要接受译语词法或句法以及语式等限制”[3] ,不仅让读者知道有某部中医古籍的存在,更重要的是进行医学实践功用和文化意义的准确传递,这对国内外译者都是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正如奈达所言:“对翻译而言,掌握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还要重要。”[4]因此,中医译者必须具备三方面的知识技能:英汉双语转换能力、中医学基础理论知识,以及基本的临床实践经验。

其次,中医古籍的英译一般要经历古汉语—现代汉语—英语这一过程,即要经历语内翻译这一环节。这一环节对原文信息的传递直接影响语际转换信息的准确度。译者除具备上文提及的三方面知识技能外,必须充分借助字典、训诂学知识,甚至求教于相关领域专家,尽最大努力避免误译。

再次,中医古籍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弗劳斯的译本目标读者为:1)任何对中医学感兴趣的人;2)任何对中医系统观念,特别是五行学说感兴趣的人;3)任何对中医针灸特别感兴趣的人。可见译者针对的译文目标读者是出于对中医学的兴趣而进行阅读的人,并不是需要以此书指导医疗实践的专业人士,因此译者可以多处使用直译、归化的翻译策略,但往往言不尽意。

最后,为了如实准确再现中医古籍原貌,不同译者在不同时期的重译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多个译本相互补充、借鉴才能最终再现中医古籍的原貌。

注 释

①本文中《难经》的汉语文本选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年出版《难经》(第二版);英译本选取1999年由Blue Poppy出版社出版,Bob Flaws 翻译的《难经》英译本The Classic of Difficulties。

②现在古汉语学界一般的注释习惯是把通假关系称为“某通某”,而把古今字、异体字的关系称为“某同某”。后者也被定义为广义通假字。本文在辨析通假字时遵从了广义通假字的定义。

参 考 文 献

[1]邱玏中医古籍英译历史的初步研究[D]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2008

[2]张世禄古代汉语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60

第8篇

【关键词】 系统膜原论;功能层次;三焦;三焦门户;内经;温疫论;关系结构

Abstract: There should be two systems studying from complex human system: pleurodiaphragmatic interspace systems of narrowmeaning and broadmeaning.The narrowmeaning one’s connotation: a vertical hidden pleurodiaphragmatic interspace,the structure of 2 horizontal pleurodiaphragmatic interspace;the broadmeaning one’s connotation: the relation structure of ① 9 fault horizontal pleurodiaphragmatic interspaces,② 9 straight vertical pleurodiaphragmatic interspaces,③pleurodiaphragmatic interspaces of 18 horizontalwheel cross sections.Trijiao is the human’s giant system of Qi function of essential Qi,deciding the functional level of pleurodiaphragmatic interspace.The large system of functional level governs all the subsystems.All levels of systems control the relation net knob of intersected pleurodiaphragmatic interspaces;the relation net knob corresponds to unit deciding the special structures of all systems of pleurodiaphragmatic interspaces.The systemic pleurodiaphragmatic interspace theory is based on the classic subject of trijiao—the door of pleurodiaphragmatic interspace.Mr.Xue Shengbai’s principle has outstanding initial achievement in analyzing the subject,opening the secret gate of trijiao,guiding the sealed and blurred pleurodiaphragmatic interspace theory into complex systemic research,activating the horizontal confusing pleurodiaphragmatic interspace into dimensional structural space,promoting it stand up and walk and be alive,also bringing it into the big system of trijiao Qi function,making the integrated constant move theory connected in levels of governing,abiding,being through,collateral and simplicity,finally falling down the spot of effective clinical treatment,with decoction corresponding to sign,developing creative modern model of TCM systemic pleurodiaphragmatic interspace theory.

Key words: systemic pleurodiaphragmatic interspace theory;functional levels;trijiao;knob;Febrile Disease;relative structure

中医人体膜原说肇始于《黄帝内经》五大论,迨至明·万历年间吴又可首次应用到临床,作为烈性传染病之一,湿热疫疠的一个经典证型;疠气邪伏膜原证。从病因、病位、传播途径、治法、方药加减变通,至少六个层面上在《温疫论》中作了精到的论述,成就了中医外感热病的一个原创贡献[1],为我们拓宽中医药辨治现代多种感染性疾病、疑难病,提供了一条承先启后、可持续研究的思路。

百年之后,清代温病学家薛生白在承传吴又可“邪伏膜原证”的理念上,提出了一个经典命题:“膜原为三焦之门户”。何谓膜原,薛氏明确指出:“膜原者,外通肌肉,内近胃府,即三焦之门户,实一身之半表半里也。邪由上受,直趋中道,故病多归膜原。”(薛生白《湿热病篇》原文第一条自注)提出了解构中医温病学“膜原——三焦”复杂系统功能层次,关系结构的玄奥性猜想。

1 一个经典命题的现代猜想

薛生白(1681-1770)在《湿热病篇》第一条原文自注中,提出这个经典命题已经有250年之久,但至今没有人对它作过系统的揭盖破秘,余以此为研究的切入点,诚求教于天下同道。欲破解这一命题,至少要理清以下思路:何谓膜原、三焦;膜原为什么是三焦的门户,《内经》五大论膜原讲的究竟是什么,吴又可膜原说对《内经》五大论作了什么样的承传与发展,膜原为什么是半表半里证,膜原究竟有没有结构,是解剖实体结构还是形上虚体结构,抑或是“非虚非实”的中介结构与功能层次,膜原为什么在明末万历年间与烈性传染病——湿热疫发生了对应关系,吴又可为什么把膜原作为辨治湿热疫疠的一个证型、病位,吴又可所指的膜原与《内经》五大论膜原有什么内在关系,能否用现代技术工具找到或证实膜原的确定形态部位,运用动物实验造模可否破解膜原本质结构,膜原证候学研究可以规范化、数字化吗,能否融入现代医学、生理生化微观指标。

薛生白为什么要把膜原与三焦捆绑在一起,作为三焦之门户的膜原,既有门户,必有其内室与廊道,它们具有哪些关系结构,功能层次。

1.1 《内经》五大论膜原说 有关膜原的最早古籍经典是《内经》五篇大论,分别为:①《素问·太阴阳明论》:“脾与胃以膜相连耳,而能为之行其津液。”②《素问·疟论》:“其间日发者,由邪气内薄于五脏,横连膜原也,其道远,其气深,其行迟,不能与卫气俱行,不得皆出,故间日乃作也。”③《素问·举痛论》:“寒气客于肠胃之间,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络急行,故痛;……寒气客于小肠膜原之间,络血之中,血泣不得注于大经,血气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积矣。”④《灵枢·百病始生篇》:“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之外,募原之间,留著于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积”;“……或著于伏冲之脉,或著于膂筋,或著于肠胃之募原,上连于缓筋,邪气泆,不可胜论。”“其著于肠胃之募原也,痛而外连缓筋,饱食则去,饥则痛。”⑤《灵枢·岁露论》:“其内搏于五脏,横连募原,其道远,其气深,其行迟,不能日作,故次日乃稸积而作焉。”

《内经》五大论膜原是建立在直视、粗略式人体形态学解剖工具之下。基于先秦中国道家形上之道哲学的整体介入,五大论的膜原已经开始从形下形态解剖,步向形上功能医学层次思辨之路。

从“智者察同,愚者求异”的整体论出发,中医放弃了人体微观无限可分割的“殊相”,即追踪膜原“是什么”(being)本质结构的原型解剖求真思路。遵循中国道家、尤其是黄老学派,从整体恒动层面上,去把握具有共相、普适性,能够指导、调整、揆度内涵的模型思维功能膜原求真之路。不过在这两者之间,并非有清晰的划界,而是处于主客交浑的“朴散”状态。再者,膜原所处的人体空间解剖位置,处于平面几何视域,平铺直叙为:①脾胃以膜相连;②五脏横连膜原;③肠胃之间膜原之下;④小肠膜原之间;⑤肠胃之外膜原之间,以上①~⑤纵横交叉的膜原网络“纽结”,其交浑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以脾胃大小肠,中下两焦消化系脏器为互系对应。从临床病理症候描述可见,多作为外感热病的发热、疼痛,风寒外袭,气滞血瘀等病种。

1.2 吴又可膜原说的病位确立 假如把《内经》文本界定在战国与秦汉之间,膜原学说尘封已不少于二千年,吴又可抹去了历史尘埃,慧眼独识地把膜原学说重新显露公世,原创性地应用于临床。作为湿热疫疠烈性传染病、半表半里范畴内一个特殊层次的证型,确定了疠气盘踞膜原的病位巢穴。“邪气从口鼻而入,则其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膂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胃为十二经之海,十二经皆会于胃,故胃气能敷布于十二经中而荣养百骸,毫发之间,靡所不贯。凡邪在经为表,在胃为里,今邪在膜原者,正当经胃交关之所,故为半表半里。”(《温疫论·原病》)

吴氏的膜原说是一组功能系统层次的关系结构理论:①证型:疠气“邪伏膜原证”;②病因:杂气、异气、戾气、疠气,乖戾之气,其说皆一,是有别与“六”之外的一种烈性传染病,用六个否定负的逆向反推法,反推出一个肯定,即是疠气;③病位:膜原处于经与胃之间的半表半里区间;伏膂之下,肠胃之后的空隙夹缝内;④治疗大法:疏利透达法;⑤传变:简约为“九传”,即九种表里传变的路径;⑥方药:达原饮及变通加减类方。

吴氏的原创性贡献:运用临证试错法,第一个把《内经》时代处于“朴散”、主客交浑状态的膜原说,浓缩为一个经典的证型。确立了病位,创立了理、法、方、药齐备的治疗系统模式,填补了《伤寒论》辨治外感湿热疫疠证、烈性传染病的空白,为清代叶、薛、吴、王的温病学体系开拓了先河。特别提示一点,当吴又可用天才的直觉洞察确定“疠气”这一有形有质的怪物—病原体的时候,荷兰的一位布商列文虎克至少还要再过50年才磨制出一面放大镜;欧洲人终于发现了细菌。这是吴有性的悲怆呢抑或是中国医学的不幸?还是天道使然?叹息是没有用的,历史的时间之“矢”已经为此圈成了句号。而值得我们三思的是,当列文虎克在阳光下池塘边,面对放大镜,惊叫奇妙的发现时,吴氏的后继者清代医界四位杰出智者,并没有沿着吴氏疠气究竟是什么物质(being)构成的思路探索向前,恰恰是重新返归到“风、寒、暑、湿、燥、火”六审证求因的老路上,这才是值得我们惊奇的。

1.3 薛生白“膜原——三焦”门户说内构 把膜原作为三焦的一个门户,挂靠、扭结、络属贯通一气地看问题,薛生白可谓原创者,天下第一人。

膜原为什么是三焦的门户呢?这是个值得令人追踪不息的百年悬案、个案,或说是公案也罢。上至《内经》、《难经》没有人提出过,下至当今,没有人作出过解答。薛生白在《湿热病篇》中,只是用极简约的话语提出这个命题,没有对此作过任何解释。《内经》五大论说尽了膜原,但没有一处把膜原与三焦挂靠在一起;《难经》说尽了三焦,却没有一处把三焦与膜原贯通一气,成为一整体。只有同时代的钱塘学派创始人张志聪在《黄帝内经素问集注·举痛论篇》诠注上说:“盖在外则为皮肤、肌肉之腠理,在内则为横连脏腑之膜原,皆三焦通会元气之处。……邪在膜原之脉外,则内引小络而痛,盖膜原间有血络也。”他把膜原通会元气血络疼痛症,串通一气,但没有点出“门户”这样的关键词。

既有门户,必有廊道,亦有其区间内室、单元……,用援物攀比的思路,请允许我们作这样的猜想。既然把膜原类比为三焦的一个门户,有门户必有其称之为门户的大厦,门户应当有开阖、出入的启动功能装置——枢机;门户还须有闭锁、开启的“阀”。更为至要的是门户口有出入、转输的质料:水湿痰饮、痰核流注、阴火、热毒、秽浊、疠气、邪毒等。

门户是针对三焦而设,三焦内有通会元气、五脏六腑之气、营卫之气、宗气、清阳之气、血络之气等等,不一而足。诸气均须进出于此门户——胃上口之膜原。《难经》承传了内经有关三焦功能的论述:“原气之别使”,“主持诸气”,“原者,三焦之尊号”,“主使决渎”,“通会元气”,“气之所终始”。如果把膜原作为三焦的门户这个命题假设成立的话,膜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了。膜原门户的开阖,升降,转输功能正常与否,直接关系着三焦气化,决渎水道,通会元气,主持五脏六腑诸气、营卫、宗气、清阳、秽浊、阴火的升降出入、转输。就是说人体气化生命过程的巨系统—三焦功能态是由膜原这个门户作为出入口的。

1.4 作为孤腑的三焦,它是人体彻上贯下,透里达外,一个最大的中空“腔子”,一层厚实通透而里外包裹的中空之原的“皮囊”,五脏六腑的元气皆由它主司调控出入,五脏六腑的浊阴皆由它主使排放。

薛生白把膜原类比为三焦的门户、要塞,将膜原挂靠在三焦的巨系统内,显示出他超越同时代人的慧眼洞识。他当然赞成他的同道老乡、前辈吴又可膜原说卓越创见,同时也发现了一危机,即孤立地把膜原作为一个证候类型研究,将会导致人体整体思维的肢解、崩塌,这是中医思维大龙脉最犯忌的倾向。薛氏的门户说,把吴有性膜原论,从特定的由湿热疫疠之邪气感染,形成的证候病位说,置放于人体气化巨系统——三焦之门户中,促使膜原回纳到整体恒动气化功能层次内,切断了局部单元膜原可能导致的滑脱。

由于三焦是包裹囊括调整人体五脏六腑外围一个最大的腑,又称孤腑,换言之,三焦既是包裹人体五脏六腑外围一张最大最厚而又无处不通透流畅的膜——“膲”膜。它具有调控人体上中下三焦、三清、三个区间的中空单元,无形气机的最大之“原”,人体上中下三个巨大的空腔——空阔之“原”。

对此,周学海指点说:“原者,平野广大之谓也,皮与肉之交际,膜托腹里,膜与腹之交际有隙焉,即原也;脏腑之系,形如脂膜,夹层中空,即原也;膈肓之体,横膈中焦,夹层中空,莫非原也。”(周学海《读医随笔》)

周氏对膜原的看法,已经超越了形态解剖,同时又是基于有形解剖为依托,在王冰、吴有性、薛雪的研究成果上,再向形上推进了一步。中医理论足迹的每一步拓展,都是建立在漫长的临床验证淀积,举一反三的试错法,再融合中国文化哲学的大龙脉,历经临床经验反复试错法,历经无数个“个案”学总结,沉淀为中医文化哲学——模型化的路向理念,加以匡定的构架认知模式。如果把目光再扩大一些,每一个理论的升华侧面,中国道家通过全身心的凝神贯注,把自身作为气化大小周天的实验室,尤其是道家内丹的诸门派,他们早于或同时于医家在体悟研究人体膜原系统气化流注的九曲幽道上,隐态的玄奥性机理上穷尽心机。如明代武当丹道派修炼道士们所描述的内丹图景,凸现出人体膜原论的片断闪光。

1.5 用太极思维的视角揆度膜原 膜与原可划分为两个结构性概念范畴:“膜”,广义地存在于人体上下,左右形体中的每一个空隙内,“膜”具有屏障人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气血、水湿、痰火、元气、营卫之气的升降出入,转输功能;“原”,作为空间存在的广阔之原,亦和上述具有同样功能,只不过是反向的功能,它是作为畅通无阻而流注的通透性空隙管道。

再向形上领起:“膜”作为人体刚柔相济的结缔组织,作为实体,其功能是主使隔阻,其体为厚薄,属阴主静,横断行走、主纳藏,为血为络,具有屏藩人体五脏六腑的气血功能。须特别指出的是任何“膜性”的实体组织中均占位有“原”的空隙通道,或称之为人体膜通道,亦即“原”空隙通透性网络气化通道。

“原”作为膜与膜之间的空隙“廊道”,是全身左右上下透里彻外的气化通透性管道,它无处不在。主司畅通、透达、疏泄、流注、渗灌,其性为阳,主动,直行纵走;主使气血痰火的出入转输,其用为空;为纳入吐出,属“经”为虚为空隙。须指出的是,任何“原”之空隙中均内构有“膜”的刚柔相济的膜性组织结构实体,主司着屏藩,隔阻,防御,抵挡气血、痰火、水湿的过度流注与渗灌、外溢、潴留的双向调节机能。

2 狭义膜原论的层次结构

用今天人体复杂系统功能层次,关系结构目光重新审视揆度中医膜原说,有必要把膜原划界为:广义膜原,狭义膜原两个空间范畴。

2.1 《内经》五大论膜原学说,吴又可、薛生白、张隐庵、周学海膜原论已经概略地匡定了这两个范畴,只不过在语言表达上仍处于模糊状态。如前所述,《内经》时代的五大论膜原是处于尘封、朴散、混沌状态中,广泛涉及到“脾胃大小肠”空间区域;吴又可膜原说有较清晰的病位划界:①伏膂之下肠胃之后;②经胃之间。薛生白的膜原说界定在外通肌肉内近胃腑;张隐庵与周学海则将膜原推向全身上下、左右、内外的空郄、缝隙、纵横交叉、刚柔相济、无处不到的阔大形态学膜性关系结构:膂、筋、经、络、孙络的网络巨系统内。

2.2 鉴于中国古代的算经、几何学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欧洲是以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为表达模式,这就决定了中西医学在空间表达上迥然相异。中医的藏象、经络、气血、七冲门、筋膜,只能以平面几何表达为主体,立体几何为辅佐的形式展开其图景。西方医学则反之,他们通过正常人体解剖学把形态学之“膜”已作了最清晰、超细化的表达。人体立体超三维空间结构转向平面几何化的必然结果是:形态学区间划界模糊,空间占位重叠、迁移。其二,中国古达的天文学致使中国人对“观乎天文,以测时变”[2],面对二十四节气,即时令时间维度具有强烈的天道感应悟性,反之对空间定位的确定性的膜支架说相对模糊、薄弱。中国哲学的本质是生命哲学,生命哲学辐射到医学上必然是以时间流注过程图景为主体表达模式,时间—虚体—整体恒动,天道圜流,时间结构恒动维度为一;其三,生命形态结构在时间维度统辖空间形态的图象中,展开的视域只能靠“通会”、“历络”、“循行”、“交会”、“终始”、标本、八纲、六经系统平面结构上的展开来点化表达气一元论,阴阳五行,整体恒动生命大龙脉,天人合一的势态。其四,生命的本质不是以空间决定时间,而是以时间虚体统辖空间形态学实体。假如承认中医整体恒动构架是这样的功能态使然,那么膜原的研究是会立体地站立、行走起来,鲜活起来的。其五,膜原学说从杨上善、王冰时代起,已经坚定地从形下结构实体之“器”,迈向形上功能态层次关系结构虚体,所以作为功能层次的膜原与三焦,试用人体复杂系统研究方法:即焦距揆度透视法,司外揣内,剥而不离,分而有序地实行整体功能系统透视法研究是可行的。不管如何,正因为三焦,膜原对中医来说太重要了!它触及了中医基础理论与医学哲理敏感的神经,是中医现代化表达模式的突破口。中医对天、地、人三元的把握是“智者求同”,求同的思维模式即是《庄子·齐物论》认知法。功能膜原始元于前《内经》时期的形态解剖实体,历经道家哲理的形上升华。“齐”物,滤过后的质料已和经络结构的“超解剖”[3]性一样,转向了形上虚体,不具备还原论可实证、证伪过程机理,也找不到形态学特异的组织结构实体。不过,切不可误认为系统膜原论就由此悬空了,作为元整体膜原说,它与形下的形态学解剖结构膜原依然分而不离,仅仅是层次不同而已。

2.3 《难经》对《内经》的四大发挥:独取寸口、命门、三焦、奇经八脉与针刺补泻均为中医架构的龙脉与支柱。尤其是三焦理论,用极简约又通会的勾勒。其中一句“有名无形”说引发到至今仍然争议不休,实际上《难经》作者看到了三焦在人体无法置换的扛鼎功能——气化;通会原气,肾间动气,点出了《内经》决渎之官,水道出焉,隐藏在背后之所以然的第一驱动力,是原(元)气之别使,其特别的使命,即三焦的司职功能。元(原)气是什么呢,只有一个人议论过它,就是经世之才的徐灵胎《元气论》,纵使他再聪明,元气是什么物质构成的,他也无法回答。如果一定要回敬希腊哲学本体论(being)追问的话,元气是什么?元气的本质即是太一,元气的结构就是混沌,它是极端地清晰简洁,又是极其复杂多元。

《素问·举痛论》“肠胃”之间论膜原,须以矢状纵向看去,“膜原之下”应横断,横向观看去。“血不得散”点出了邪伏膜原证的病位,所导致的疼痛是由血气瘀滞为致病主因。“小络急行”,急者拘结、痉挛、挛缩、不仁是也,皆由瘀血主客交混导致气滞,迸发猝然疼痛证。“寒气客于小肠膜原之间”亦须以纵向矢状直观空间病位,此处膜原乃指腹膜处的大网膜(具有透析渗灌等诸多功能态集束处),连贯背部伏膂膜层,左右胁肋间的胸壁膜,会阴半月型海底膜阔大的三维空间,俗称“腔子”,中医又谓之“脾司大腹”,即包裹大腹上下,左右,彻里透外中间夹层膜:上至剑突之鸠尾,下达曲骨之中极,左右十一肋端之章门。

脾司大腹的气化功能态是建立在形态解剖为依托的结构实体上,大网膜是古人看得见摸得着,纵横交叉,刚柔相济统辖着脏腑之上的膜膂、膜筋,膜经,膜络,膜血络,膜微、孙络…。伏邪蛰踞于血络之中,由瘀滞转致“血泣”,凝结成较大集束状“宿积”,瘀滞于膜、膂、筋、经、络、孙络、微络之中,稽留阻滞日久稸积成癥瘕,变为疑难危症。

2.4 何谓狭义膜原,经众多的文献资料考证,所谓狭义膜原,从内经肇始以及后代诸家论述膜原的原始层面有二个字,值得特别地关注:这就是“横连”。《内经》五大论至少2次,吴有性在《瘟疫论·原病》,张志聪在《素问集注》中均提及这个关键词——“横连”。将它置放于脾胃大小肠伏膂之间脏腑结构空间,致使人体形态学三维立体空间的膜原趋向平面几何图景化,这就是几千年来造成膜原无法深入研究的困惑所在。

《灵枢·百病始生篇》“肠胃之外膜原之间”须横断横向观注看去,膜原伏邪处于空间病位,不确定性的主客交浑状态。“留著于脉”,是说邪伏募原,亦可浸渍,流注入经脉之中。“著于伏冲”,是指以冲脉为中轴,沿脊柱中心线。上自颈椎风府穴骶骨尾闾穴,表里上下。阔大空隙:筋肉、肉理、腠理、分肉、筋膜、筋经、经脉,包括神经血管等的综合指谓。

“或着于膂筋”,是说从颈椎风府纵向抵尾闾,厚实、宽大、刚柔交错、纹理清晰有序,包裹总督主司全身十二经中阳督外围结构膜筋组织,即是伏膂之膂筋或称缓筋。《灵枢·岁露论》“内搏于五脏”,“搏”既是迫近侵入于五脏之纵深部。“其道远”:伏邪可以侵入到人体纵深筋膜网络深处的各个部位形成“巢穴”。“其气深”:即邪气蛰居之所可以横断占踞五脏膜络、膜孙络,骨髓极深渊底的微络、孙络。“其行迟”:伏邪一旦形成气滞血瘀,在人体膜原系统非常缓慢地移动,所以疾病的发作时间间隔较长。系统膜原论的介入有望将数千年三焦、膜原纷繁之争能得以廓清吗?回答是肯定的。

“医道贵乎格物”,首先要“格”清的是什么叫狭义膜原:一是《内经》的大小肠胃“横连”说;二是吴又可“横连”说,经胃交关,伏膂之下胃之间;三是张志聪“在内则为横连脏腑之膜原”(《黄帝内经素问集经·举痛论》);四是周学海“横连”说,“鬲肓之体,横隔中焦”。(《读医随笔》);五是薛生白,外肌肉内胃腑,谓阳明之半表半里“横连”说;六是章虚谷《医门棒喝》“膜原处于外经络,内脏腑,膜原居其中,为三焦之门户,而近胃口”的“横连”说。以上举例几种“横连”说,可以准确地论证历代“横连”说在空间形态解剖上指的是人体上焦与中焦交叉点——膈肌,即是横膈膜的解剖实体定位。

3 历史性转向:从形态学膜原到功能性膜原

所谓历史性转向,是指从形态结构膜原转向功能层次膜原确立的历史沿革过程,唐·王冰注《素问》论膜原时指出:“膜,谓鬲间之膜,原,谓鬲肓之原”。嗣后,张介宾以同样的空间观点,重复了“鬲肓”的这一关键形态部位。“鬲”,指战国时陶制炊器,三足鼎中空,空谷之原称之谓“鬲”,“肓”,即指鬲上薄膜、膈肌之膜的结构实体组织,丹波元简亦对此又作过深入解释。

3.1 鉴于中国古代立体几何学不发达,对空间三维结构表达趋向平面化,其二,中医的整体思维是建立在时间统辖空间的构架上,时间以一维为流逝态平面表达;其三,膜原学说上自《内经》五大论,经杨上善、王冰、张介宾,已经从形态解剖学步入到关系结构与功能态层次。所以膜原,乃至三焦这类历代医家最关切的焦点门类,始终处于平面模糊状态站立不起来,难以形成清晰的三维立体空间构架。

钱塘学派开创者张隐庵,当他完成手头上两大杰作《灵》、《素》集注后,携手门人在月色空濛的西子湖上,泛舟荡漾,在清远悠扬的《欸乃》古琴玄音中咏叹:“已酉之秋,内经甫竣,兴怀山水,呼廬畅饮,几忘寤寐。偶论及三焦,有云无形之气者,有云有形之经者,聚讼不已,质之于余,余曰:有形无形皆是也,但多偏执一见,而不能通贯耳,……嗟嗟!三焦之理,数千年以来,尚议论纷纭,无惑乎诸君之折辩也。”(《侣山堂类辨·三焦》),在这段西冷医话的美谈里“有形无形皆是也”中的“有形”可以透视为二个层次,即形态解剖结构与功能三焦层次的关系结构,“无形”即是《难经》所反复强调的气化功能态无形气机的升降、转输、出入之三焦。

以今之观张氏,泛舟西湖岁月又流逝了350多年,三焦,膜原有形无形,“有形”于何处、“无形”于何气之争仍以同样的焦点对峙有加。膜原之论,从《内经》五大论直视下,粗略的人体解剖与功能医学关系层次,仍是处于主客交浑状态的话,那么历经杨上善注《太素》,至王冰注《素问》中医的膜原论随同脏腑经络说,实现了中国医学史的伟大转向——彻底步上了与西方医学史完全不同的中医功能医学,关系层次结构自我完善的独特路径。

3.2 如果把王冰膜原——“鬲肓”说解释为形上功能医学的话,那么支撑在王冰背后还有一个大隐若市的中医顶尖系统道家“中空”哲理奠基石——医之道,作为破解《内经》五大论膜原支撑王冰“鬲肓”之膜原的最有力支柱是《老子·十一》:“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的车辐中空说,陶器中空说,门窗中空说。《老子》:“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的中空气化鼓动说。其焦点都是反复议说,宇宙万事万物的生成皆是如何从虚空衍化为实有的哲理。

用形态解剖学注视“膈”横膈膜,它是封闭胸廓下口,介于胸腔与腹腔之间的膈肌膜筋组织。在人体内呈伞状凸面向上,参与机体呼吸活动,吸气时膈肌下降,胸腔扩大;呼气时,膈膜恢复原状,横膈膜上升,胸腔缩小,并促进血液循环和食物在肠胃内运行、揉挤。膈上有三个裂孔:①主动脉裂孔,②食管裂孔,③腔静脉孔。引证以上现代膈膜形态学的目的,是为了印证中医最初的有关膜原——“横连”说,不是凭空滥造,或是攀援类比臆想,而是建立在直视下粗略解剖基点上,它与现代解剖发现路径是一致的。由于道家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的原版思维模式引入,自《内经》起始膜原学说已经步入形上功能态模型路向,经杨上善、王冰向形上发挥演变为“鬲肓”说的中医哲理框架。说明膜原学说的演变,已经实现了历史性转向:从形态学结构性膜原,过渡到功能层次系统膜原,已经完善与确立。这就是在中国文化哲学大龙脉势态下,中医学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自然而然的选择路向。

3.3 《灵枢·营卫生会篇》有一段须特别关注的论述:“上焦出于胃上口,并咽以上,贯膈而布胸中”,“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再以章虚谷的膜原 ——“胃上口”说为例,如果用形态解剖看“胃上口”,可以把它看作食管或贲门部。作为器官形态学结构,对中医膜原理论而言几乎没有任何指导意义。但是当我们转换视角,返归到中医功能医学系统膜原论焦点上看“胃上口”,那就会发现:①胃在《内经》时期已经确立了“三海”学说;胃为五脏六腑之海,为十二经之海,为水谷之海。②从三维立体空间焦距揆度“胃上口”,纵向矢状面看胃上口它是贯通横膈膜,伏膂一个大通道;横断横向看胃上口,它是卡住胃上口纵向通道,即是位于上焦出口与中焦入口处的上、下两焦交关要塞,一层厚实的膈膜——“鬲肓”。③这层厚实的膈膜屏障了上、中两焦的气血、水谷、清浊通道。④作为胃为“三海”的一个门户进出的口子,具备调控三焦决渎、开阖气机的出入、升降、转输气、血、痰、火、水谷、清浊、营卫诸气的流通,是屏障五脏六腑气血出入的要塞部位。⑤如果以上论证,卡住胃上口,横断面这层厚实的组织,就是《内经》“横连”膜原说要害之肯綮,杨上善、王冰、吴又可等诸家所指的狭义膜原可以成立的话,那么系统膜原论功能层次的支撑点就是在这里稳固地扎住了根基。⑥从而吴又可所指的伏膂之下,肠胃之后,经胃之间的膜原也就是在这里。⑦薛生白“膜原—三焦之门户”的猜想,破解之起点就在这里。⑧以吴又可为原创的半表半里证候学——膜原证研究开拓点切入口也就在这里。系统膜原论的功能层次,就在这个门户口——“膜原证”上开始建构,这岂不是太重要了!

4 系统膜原论的功能层次结构

系统膜原论功能层次创生于《黄帝内经》五大论,经王冰、张景岳、张隐庵、周学海诸家的扩展,由清代温病学家薛生白提出经典命题:“膜原为三焦之门户”。系统膜原论是构建在狭义膜原说与广义膜原说之上的功能层次。系统膜原学说认为人体上下左右,彻里透外,纵横交叉无处不到的三维空间,隐态地潜藏着膜原的功能层次与膜原的关系结构。“三焦——膜原门户说”的主使(司)决定着膜原的功能态,功能态决定着功能层次,系统功能层次决定着下属的子系统的低一级层次,功能子系统的层次网络决定着膜原的层次关系,层次的纵横交叉网络关系扭结决定了广义膜原与狭义膜原的结构实体。主使(司)功能态功能层次关系结构组合成人休不可分割的三焦气化象科学支架,与元整体复杂系统恒动过程流。

4.1 系统膜原论横断切面功能层次九层膜(原) 人体系统膜原论横断切面功能层次九层膜(原),简约地表达为以下图式:以脊柱督脉经T7~8胸椎棘突“至阳”穴为中心点,左右双向旁开,自外向内,由表入里,从介于胸膜与腹膜之间,沿横膈膜作横向横断层切入,人体功能系统膜原的横断层次分别是:①玄府膜(原)②腠理膜(原)③分肉膜(原)④经络·血脉膜(原)⑤膜原(鬲盲膜)膜原⑥胃、六腑膜(原)⑦脾、五脏膜(原)⑧骨膜(原)⑨髓海、脑膜膜(原)。

以上组合成人体隐态系统功能九层膜(原),可以称之谓中医人体功能层次横断切面膜原结构。同时每一层横断膜的内外层皆隐态地对应有两层超三维空间的空隙之“原”。每一层“膜”的功能结构,具有屏障气血,储存三焦少火元气,抵御外邪,阻隔内外毒邪浸渍的功能态。相对于每个层次膜的两层“原”空隙,具有渗灌气血,升提清阳,沉降浊阴,决渎水道,流畅三焦少火元气,荡涤秽浊、阴火、痰涎的人体三焦气化隧道的通透性功能。“原”之空隙潜藏着填不满的超三维空间,三焦气化隧道的时令时间维过程流注。“九”作为奇数老阳,具有无限大,无限可分的象数、虚数内涵。作为“原”的每一个功能层次形上系统背后,都潜隐着气化指令密码——神气、信息软核,我们可以称之为主司,或主使调控指令。自外达内,由表入里,它们的主使分别是:①肺主使玄府膜(原)的开阖;②肝主使腠理膜(原)的疏泄;③脾主使着分肉膜(原)的温通润泽;④脏腑主使着经络膜(原)的气血渗灌;如心主司血脉⑤三焦主使着膜原的门户开阖“阀”;⑥脾主使大腹胃的“三海”膜(原)的传导、腐熟、升清、降浊;⑦五脏主使六腑膜(原)的络属、对应司职功能;⑧肾主使骨膜(原)的精血滋濡;⑨命门元气主使髓海、脑膜(原)精气的充盈、涨落。

须特别指出的是人体系统膜原九层功能区间划界假说,是基于吴有性狭义膜原论、膜原证候说为依据的构架。吴氏在《温疫论·原病》中指出,膜原是位于人体由表及里“横连”断面的“经胃”之交关,这一特定的半表半里区间经典理论。系统膜原论功能在于每一个功能“膜”层都具有屏障气血,阻隔清浊,储存元气,保存津液不致流失,抵御外邪的机体免疫保护系统。每一层“原”的功能空隙隧道都具有渗灌气血,升降清浊,涤除痰涎,转输少火元气,决渎水道的通透性管道的纳清、排浊功能。

4.2 系统膜原论矢状纵向切面九纵膜(原)与横断切面十八轮膜(原) 人体系统膜原矢状纵向切面,九纵十八轮膜(原)的关系结构简约地表达为以下图式:①九条纵行线所辖功能膜(原)分别是:上自百会穴经枕骨大孔,枕外隆凸直下风府穴起始至尾骨端下的长强穴,即沿阳督脉直行为第1线功能层次膜原;依此纵深为冲脉直行2线功能层次膜原;再沿腹中线,任脉经为第3线功能层次膜原;旁开督脉左右各0.5寸为华佗夹脊线4、5纵行线功能层次膜原;上自睛明穴起始旁开督脉1.5寸,下至至阴穴为第6、7纵行线功能层次膜原;再旁开足太阳经1.5寸,纵向直行于膀胱经左右第二侧线,分别作为第8、9纵向直行线功能层次膜原;这就是人体功能系统膜原矢状纵向切面九条直行统辖线,沿此九条经脉作矢状断层切入,就是人体系统膜原论,矢状纵向九组功能膜原的关系网络结构。

十八横轮所辖功能膜原层的切迹分别是:②以督脉T7~8胸椎棘突“至阳”穴为中心点,左右双向旁开1.5寸的膈俞横轮膜(原),作横向横断层面切迹。由此相同,分别作上、下直行,沿督脉中轴左右旁开1.5寸,向颈项直行分别是:1膈俞横轮膜(原)、2督俞横轮膜(原)、3心俞横轮膜(原)、4厥阴俞横轮膜(原)、5肺俞横轮膜(原)、6大杼俞横轮膜(原)、7天柱横轮膜(原)、8脑户横轮膜(原);再向尾闾作垂直下行分别是:9肝俞横轮膜(原)、10胆俞横轮膜(原)、11脾俞横轮膜(原)、12胃俞横轮膜(原)、13三焦俞横轮膜(原)、14肾俞横轮膜(原)、15气海俞横轮膜(原)、16大肠俞横轮膜(原)、17关元俞横轮膜(原)、18膀胱俞横轮膜(原)。这就是人体系统膜原论,广义膜原功能层次,关系结构所隐态地潜藏着的十八横轮膜原透视切迹图解表达。九纵与十八横轮皆为无限可分的象数,具有揆度结构性实体纯粹数的整体调控效应。

系统膜原论功能层次与关系结构的研究,“应当抓住‘关系’、‘失调’进行突破,把‘关系失调为病’的机制具体地揭示出来,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和开拓发挥先导和突破作用”[4]。至此,我们看到人体三焦气化巨系统的主司职能决定了系统膜原论的功能层次,再逐级有序决定了巨、大、小、子系统的纵横交叉互动,对应网络关系;对应关系网络“纽结”决定了诸系统功能的层次结构,具体表达为:四块两义[5],一门户二廊道三内室的人体三焦气化巨系统功能态的立体三维结构图式。探索诸系统的模式仅仅是手段,而最终目标是要落实到临床“方证”互动互系对应机理膜原的辨证治疗上,运用系统膜原论“方证”对应互动互系的功能层次研究,以期达到在临床最佳对“证”治疗的焦点,为此我将继续探索下一个更重要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苏云放.中医内在价值与发展思路[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31(1):19.

[2] 刘长林.中国象科学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952.

[3] 祝世讷.中西医学差异与交融[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404.

第9篇

    在儒家来看,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心中天赋地具有道德原则,这种天人合一乃是一种自然的但不自觉的合一。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中国古代着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所说的“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就是说人生的最高境界,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

    在禅宗(中国佛教史上最大的一个宗派)来看,人性本来就是佛性,只缘迷于世俗的观念、欲望而不自觉,一旦觉悟到这些观念、欲望都不是真实的,本性自然显现。

    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细思之,色、音、味这些各种刺激人们感官的东西,常常能困蔽、麻痹人们心灵的天性,使之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过于追求物质的享乐,那是不符合天道的。只有摆脱贪婪妄欲,才能保持内心的安宁;内心淡然清静,才能回归人的真诚淳朴的本性。

    老子的思想被庄子(庄子是继老子之后,中国古代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着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所传承,并与儒家和佛家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核。

    天人合一的医学内涵主要是指人作为“小宇宙”是如何与天地这个大宇宙相应的,其中,人天同构是《内经》天人合一观的最粗浅的层次,人天同象与同类则是中医取象比类思想的具体体现。

    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Maslow,1908~1970),美国着名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主要代表]、罗杰斯(美国心理学家,当代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之一)等认为:人有固有天性,这种天性指向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人后天的现实人格是在先天本性的基础上,通过与后天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形成。因此在考虑人格健全与否的时候,一个指标是看其先天本性的现实化程度。而心理咨询与治疗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帮助当事人实现健全人格。

    人格,中国心理学界又称“个性”,定义为带有动力倾向性的心理活动特征的总和。它包括个性倾向性和心理活动特征两方面。个性倾向性指的是推动人从事各种活动的动力系统,如人的需要、动机、兴趣、信念、价值观等。心理活动特征指的是一个人在进行各种心理活动时表现出来的个人特点,如智力品质、性格、气质特点等。

    一个人的人格怎样,一个人的心理生活也就怎样。健全的人格就是具有健全的心理生活的人的人格。人本心理学家认为健全人格就是自我实现者的人格。

    在人类的历史上,普通大众倾向于把人格问题、心理问题看成德行问题。中国古语“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就是这一见解的刻画。在人格成份之中,性格包含了对人对事的态度特点这一成份,所以人的性格特点是可以进行道德评价的[1]。

    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通过对现实中积极的、健康的、最为成功的实现了自我的那些人物,那些最为充分地利用和开发了自己的天分与潜质,完美地达到了他们自身所能达到的最高高度的人物,如:林肯、杰斐逊、爱因斯坦、赫胥黎、斯宾诺莎、华盛顿等,这些历史上的着名人士和伟大人物的研究发现,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1954,1970)书中说明,自我实现者的人格具有如下特征:

    (1)能够有效地洞察现实。马斯洛指出,几乎是在生活的全部领域,艺术与音乐、智力与科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等等,自我实现者都能更好的把握到事物的本质,能更为准确的预测未来。

    (2)能够接受自我、他人和自然。

    对于自己的各个层面需要的满足情况他们都坦然接受。他们与他人的关系非常紧密,与他人交往没有防御、保护或者伪装等等,他们也厌恶对方的做作。

    (3)他们具有自发、坦率、自然的性格特征。当面临重要或根本的事情时,他们从来不会让习俗成为阻碍。他们是自身行动的主宰者、发起人。他们的道德准则是相对自主而独特的。

    (4)自我实现者能避免以自我为中心,而以问题为中心,他们视野开阔,心胸宽宏,不会见树不见林。

    (5)自我实现者有离群独处的需要,他们超然于物外,从不随波逐流,他们时刻能保持冷静、客观的头脑。

    (6)相对于环境和文化,自我实现者具有高度的自主性,他在文化和环境面前,拥有意志自由,他们不依赖于外在环境或者他人。

    (7)永久持续的对生活的赞赏。自我实现者对于生活中的体现能保持仿佛初次体验那样的新奇和激动,能够充分反复体验生活之美,而不是感到厌倦和疲惫。

    (8)自我实现者能时常产生高峰体验,终极体验,这是一种瞬间爆发、压倒一切的情绪体验,在这种极度的幸福感和达到顶点的快乐体验中,自我实现者感到和他面对的事物,他的环境融为一体,突然间体会到了生活的终极意义。在一般人身上,这种体验是不太常有的,而自我实现者却能经常体验到。

    (9)自我实现者具有很深的社会感情,也就是对大众,对人类,有一种超越亲情的宏大深沉的爱。

    (10)自我实现者和少数人建立了非常深刻的人际关系,数量的稀少源自标准很高。

    (11)自我实现者具有民主的性格结构,种族、肤色、阶级背景、教育程度、政治信仰,这些都不会构成他们与他人之间交流的障碍,他们能真诚的对大多数人表示尊重和欣赏。

    (12)自我实现者能明辨是非,在道德判断面前,他们从来不会表现出犹豫不决。

    (13)自我实现者具有幽默感,这种幽默不是浅薄鄙俗的玩笑,而是来自他们对事物通透的理解和独特的思考,富有哲理。

    (14)自我实现者非常具有创造力,他们似乎保持了儿童时期的那种以新鲜、纯真、率直的眼光看待事物的能力,这种创造力并不仅仅局限于艺术活动,而是几乎可以表现在他们生活的每个方面。

    (15)对于时代文化自我实现者仿佛有一种自动的抵制,他们并不守旧,但也不追求时髦,他们有自己的信念和行为准则。

    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的人为我们大家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避开非此即彼、非完美即罪恶这样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永远意识到(而不是逐渐遗忘)自己已经得到的(即使只是曾经得到的)幸福并为之感到幸运,对自己的生活珍惜而永不厌倦。对已经拥有的,他们绝不会认为是理所当然,对尽善尽美并不苛求幻想。按照马斯洛的表述,“他们拥有‘知足’的能力”,在他们的意识中,“奇迹即使一再发生也仍然是奇迹”。

    马斯洛的研究发现,与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他们所要达到的,都是要顺应人内心的本性。“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原文语出《小窗幽记》,是明朝陈继儒编的一本修身处世格言。这幅对联的意思是说,为人做事如果能把宠辱看作花开花落一样平常,就能遇事不惊;如果能把功名利禄的得失视为云卷云舒一样变幻,就能坦然无意。虽然寥寥数语,却深刻的道出了一个大智慧的人对事对物、对名对利应有的态度: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宠辱不惊、去留无意。这样的处世态度才能达到心境平和、淡泊自然的精神境界。

    中医很早就认识到人的身心是一体的。中医有“七情”之说,即以喜、怒、忧、思、悲、恐、惊。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指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灵枢》又云:“喜乐不节则伤藏,藏伤则病起于阴。”在中医看来,没有一颗健康的心,就不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人本心理治疗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强调人要顺从自己的本性去生存。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是追求“天人合一”,顺应自然本性。因此,人本心理治疗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适用性。 

第10篇

关键词:修业学馆;技术专门学校;人才培养机制

作者简介:路宝利(1969-),男,河北省香河县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在读,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史、职业教育哲学、课程论;赵 友(1957-),男,河北玉田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与传统文化;庞海珍(1957-),河北秦皇岛市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和图书情报学。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间传统学徒制度与职业人才培养研究”(批准号:HB11JY034)的研究成果,主持人:路宝利。

中图分类号:G7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3)01-0092-05

近代以往,中国教育始终由经学一统天下。又加之“君子不器”与“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传统视角一直忽略对于古代专门人才教育实践的研究与挖掘,而将目光更多投向西方,导致技术教育“横向借鉴”多于“纵向传承”。传统中国,自汉代“鸿都门学”至明代“四夷馆”的发展变迁中,古代专门学校积累颇多经验并产生国际性影响。现代职业教育办学应注意从历史中汲取营养。

一、中国古代专门学校类型与变迁

(一)艺术——书画乐舞

中国古代艺术专门学校最为悠久。其中,汉代鸿都门学、魏晋麟趾学、隋唐掖庭局、习艺馆及宋代书画学等颇为著名。鸿都门学为中国第一所艺术专门学校,因置于洛阳“鸿都门”而得名。《后汉书·灵帝纪》记载:“始置鸿都门学,时其中诸生,皆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小说、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如果其创设因汉灵帝个人偏好而具有历史的偶然性,则魏晋时期书学与麟趾学的创设与社会文化息息相关。此期,书法名家辈出。书学创立于西晋初年,“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书断》)麟趾学,北周美术教育专门学校。《周书·于翼传》:“世宗雅爱文史,立麟趾学,在朝在艺业者,不限贵贱,皆预听焉”。其迎来中国美术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隋唐书学有所发展,《旧唐书》记载:“书学博士二人,从九品下,学生三十人”。又唐代弘文馆成为专门学习书法艺术学校。隋唐设立掖庭局,置博士以教习书、算、众艺,女工杂役等需学习桑蚕织绣等技。武则天时期皇宫内设“习艺馆”,旨在教授宫女诗文,后逐步演变为专门训练歌舞人才的“教坊”。与唐代书学立足于实用比较,宋代书学增加了艺术教育功能,因此达至鼎盛。宋代画学创建于徽宗崇宁三年(1104),隶翰林图画局。明至清数百年,艺术学校一直废置[1]。

(二)科技——天文历算

中国古代天文历算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科技体系,彰显出农耕文明的独特思维与文化内涵。算学作为一门课程自先秦有之,商周时期“六艺”之“九数”则为最早记载。但北魏以前,算学非为官学,仅为私学或家学。算学专门学校创立于北魏太武帝拓跋煮时,“殷绍,长乐人也。少聪敏,好阴阳术数,游学诸方,达七章、七暇,世祖时为算生博士。给事东宫西曹……其《四序堪舆》遂大行于世”。(《魏书》)隋唐算学制度体系已十分完备,课程设置、教育年限、考核评定、教材选择均十分明晰。宋代算学进一步发展,在大观年间已分四科:天文、历算、三式与算法,比隋唐两科要深广得多。算学学校在元明两朝一度消失,但至清代又重新博兴。天文历法专门学校可以追溯到北魏太史博士的设立(《历代职官表》卷三)。

隋朝天文历法专门学校隶属于太史监。至唐代,太史监屡改名称建制,前后曾命名为秘阁局、深仪监、太史监、太史局、司天台等。名称虽异,建制不一,但皆集行政、教育、研究三位一体的政府职能部门。宋代天文学于算学之中。元代,中国天文学教育达至新的高峰。国家天文机构有太史院、司天台和回回司天台等,地方则遍设“阴阳学”。明初沿置司天监、回回司天监,旋改称钦天监,末年有西洋传教士参加工作。清代钦天监200多年发展历史成就显著:编著2部优秀历书、制造10架精密天文仪器、编撰3部全天星表专著等,钦天监对于培养天文学人才贡献颇大。

(三)政治——律学夷语

与政治直接相关者为律学与夷语。律学自曹魏初年创立,直至宋末,延续700年,在中国历史上存留最久。《宋书》记载:“律博士,一人,魏武初建魏国置”。又公元227年,魏明帝采纳卫觊谏言,廷尉之下,置律博士一人。此后,魏晋南北朝诸代都设有律学。《晋书》卷一五〇载:“西晋,并有律博士员”。后赵主石勒任命“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后秦姚兴时期,于长安设立律学,“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晋书》)。北魏律博士与四门小学博士品位相当,皆是九品上阶,南朝宋、齐、梁、陈皆设律学。隋初沿袭南北朝旧制。同时,地方设有律学,学生被称为律生。但至隋文帝开皇五年(585),大理律博士和州县律生均被停废。唐代律学时设时废,主要培训法律专门人才与普通文官。宋代依唐制置律学博士,掌授法律。元代以后律学衰落。古代语言专门学校仅限于明代四夷馆设立。永乐五年(1407年)专设四夷馆,负责翻译事务和翻译人才的培养。其以国名、地名分类,分为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弘治十年(1497),增设罗馆,传习罗语。正德年间,又增加八百馆,传习八百国语。因外交需要且四夷馆生晋升较快,夷语私学出现。后朝廷担心私习会导致泄露夷情,严禁私习夷语[2]。

(四)实术—中医武学

中医专门学校自魏晋以来相传不辍。刘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太医秦承祖奏置医学教育一事,为政府创办医学教育最早的明确记载。隋已建立明确的医学教育制度,据《隋书·百官志》记载:太医署有专门从事医学教育的学官“即博士二人,职教二人,按摩博士(二人)、祝(咒)禁博士(二人)等员”。唐代医学校,分中央与地方两级。中央医学校继承隋制,仍然设在太医署,这是世界上最早且规模最大的医学院。宋代医学在办学规模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均超过前代。元代不设中央医学,医学成为地方学校。明清两代,官办医学逐步衰落,医学人才主要靠民间私学和家传培养,太医院不以医学为主,倾全力为王公大人治病。宋、明两代设置武学。武学,最早创置于北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不久即废。熙宁五年(1072),神宗同意王安石的主张,下诏建武学于武成王庙,由兵部尚书韩缜掌管学务。南宋时期,武学为历代皇帝所重视,高宗赵构还提出“习兵马稍知书则不负教养”的主张。丁度《武经总要》为北宋官修的一部军事著作。明代实行军户制度,规定应袭子弟皆要入武学读书。明代天津还有专门培养武生的“武学”。“武学初设西南城角楼上,万历四十年(1612年)天津道高邦佐移建城内西北隅”(《天津府志》卷35《学校》),即移到“武庙”内,与卫学设在“文庙”内,寓意相同。

二、中国古代专门学校人才培养机制

(一)生源——官宦世业

古代专门学校依循“学术官守”制度底色。庶人地位偏低,行束脩之礼或天资聪慧者亦有少量求学。算学为例,自北魏“殷绍为师,太子为生”至清代皆凸显其贵族属性且波及庶人。盛唐算生,限“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唐六典》卷二十一)宋代崇宁三年(1104),设置算学,入学分命官、庶人两种。算学以外,武学、医学、画学等皆有此特点。唐代医学生源首选世袭职务药师称号诸氏、三代以上世习之家,采录庶人须十三岁至十六岁中的聪慧者。此非普通庶人,一般以五品以上的子孙为原则。又《新唐书·百官志三》记载:律学“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为生者”,宋代武学入学资格有小臣、门荫子弟及庶民。鸿都门学例外,其生源皆是出身平常被士族鄙视的“斗宵之人”。以至于“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范晔《后汉书》)。天文历法,诸代严守天文生子孙世袭制度。明代尤为典型,《明会典》卷一百七十六“钦天监”说:“凡本监人员,洪武六年令永远不许迁动,子孙只习学天文历算,不许习他业。其不习学者,发海南充军”。明朝禁止民间私习天文历法。所谓“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诛)死”。(《万历野获编》卷二十)直接导致生源的低劣。隋唐以降,天文、历法学校向社会公开招生,这是教育的进步。四夷馆生员最初是从国子监的举人和监生中选拔,《太宗实录》卷四八记载,开馆之出“命礼部选国子监生蒋礼等三十八人,隶翰林院,习译书”。后来从世业子弟中选考,宣德年间开始招收官民子弟。

(二)课程——分科置课

古代专门学校自汉代鸿都门学创设即有课程萌芽。至唐宋,算学、医学、画学等均有规范的课程设置。天文、医学课程体系于元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分科置课是课程发展与成熟的标志。唐代算学为例,《唐六典·国子监》云:“二分其经,以为之业。习《九章》、《诲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十有五人。习《缀术》、《缉古》,十有五人。其《记遗》、《三等数》亦兼习之”。儒学主导同样凸显在专门学校课程之中,如元代医学在宋代9科基础之上发展为13科,其除学习《素问》、《难经》、《脉诀》等外,还需通读“四书”,似乎接近现代综合职业教育理念。另宋代书学,《宋史》载:“书学生习篆、隶、草三体,明《说文》、《字说》、《尔雅》、《博雅》、《方言》,兼《论语》、《孟子》义,愿占大经者听。篆以古文、大小二篆为法,隶以二王、欧、虞、颜、柳真行为法,草以章草、张芝九体为法”。律学、画学、武学课程设置各具特点。唐代律生“以《律》、《令》为专业,《格》、《式》、《法例》亦兼习之”(《唐六典》)。宋代画学,课程分六目: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并学《说文》、《尔雅》、《方言》、《释名》。武学以兵书学习为主。宋代武学,学习诸家兵法、弓矢骑射等术,历代用兵成败的经验教训,前世忠义之节足以为训者等。丁度《武经总要》为北宋官修的一部军事著作,与《孙子》等七部兵书汇编为《武经七书》,作为武学的必修课程[3]。

(三)学制——初显规制

古代专门学校学制不如经学教育规范,除算学、医学、武学有些记载,其它领域关于学制文献甚少,可以推测古代社会专门学校未有完全统一的学制。唐代算学学制七年,其中,《孙子》和《五曹》共一年,《九章》和《诲岛》共三年,《张丘建》和《夏侯阳》各一年,《周髀》和《五经算》共一年。《唐六典·国子监》云:“《孙子》、《五曹》共限一年业成,《九章》、《诲岛》共三年,《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年,《周髀》、《五经算》共一年”。至清代,算学馆学习期限为5年。其中,《数理精蕴》之线、面、体三部,每部各限一年;通晓七政,共限两年。唐代医学分医、针、按摩、咒禁四科。其中,医科又分为:体疗科学习七年;疮肿科学习五年;少小科学习五年;耳目口齿科学年;角法科学年。唐代书学,《新唐书·选举志》则说:“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共记六年。宋代武学,学习期限3年,期满考试及格者授与官职,不及格者留学1年再试。明代武学,每三年考试骑射、策论,选拔数十人入学,教员称“科正”,一般由武举来担任。影响学制因素甚多,除科学成熟的学制理念以外,学习内容多寡为首要因素。古代学习内容与学业标准尚属模糊状态,因此与现代学制体系相去甚远。

(四)教法——实训占验

古代专门学校在办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法。至唐宋,已经形成极富特色的实才教法体系。其一,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突出实践实训并程序明晰。唐代医学针科,除《黄帝内经》中的《灵枢经》,晋朝的《针炙甲乙经》等理论学习外,需识记穴位(“孔穴”)和背诵脉诀,然后再学习各种用针的技法如《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又以九针为补泻之法”。还要在针师和针工的带领下进行临床实习,掌握和熟悉针炙的穴位和手法。宋代医学为了进行直观教学,采用图解、教具,如《伯景三十六种脉法图》、“针灸铜人”等。其二,实践学习延至生产与生活一线。宋代医学,据《宋史·职官四》记载:“太学、律学、武学生、诸营将士疾病,轮往治之”。医学生在学期间必须承担太学、律学、武学生、诸营将士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并且由专人记录医学生诊疗的结果,年终划分成绩和等第。另清初编撰科学巨著时,钦天监师生承担繁重的天文观测、数学计算和星图绘制等科研任务。为天文生、算学生创造了学习锻炼的机会。其三,课堂教学探索出有效授课方法。清代算学教师创造出一些简便的易学易记的教学方法。如记口诀、背韵语。其四,“天文观象”为我国天官创立的古代实科教育核心教学方法。《明史·职官志》记载:“灵台郎辩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天文之变。观象台四面,面四天文生,轮司测候”。

(五)考核——理实一体

古代算学、医学、天文历法等科技专门学校考核严谨规范且理实一体,书学等艺术类逐步形成了自身判断标准。各科考核至唐宋趋于成熟并各具特色。首先,考试阶段已经有了明确规定。唐代算学有旬试、月试、季试、岁试和毕业考。明代医学生每年分四季考试,三年大考一次。其次,考试方法因学科不同各异。唐代算学考试主要采用“帖读”和“问义”两种。“帖读”指按教材原文填空,“问义”指对教材问题问答、笔答。唐代书学,《唐六典·尚书吏部》记载:“诸试书学生,帖经通讫,先口试,然后试策”。宋代律学,“入学考试分断案、律令两类”。宋代医学考试方法全面,包括六个方面:一、墨义:即试验纪问;二、脉义:试验察脉;三、大义:试验天地之奥及脏腑之源;四、论方:试验制方佐使之法;五、假令:试验证候之治;六、运气:试验一岁之阴阳及人身感应之理。再有,考试评分标准逐步科学清晰。宋代书学考试标准为“篆以古文、大小二篆为法;隶以二王、欧、虞、顏、柳真行为法;草以章草、张芝九体为法”(《日知录》)。考试分三等,《宋史》曰:字体方圆肥瘦适中,藏锋尽劲,气清韵古,老而不俗为上。方而有圆笔,圆而有方意,瘦而不枯,肥而不浊,各得一体者为中。方而不能圆,肥而不能瘦,模仿古人笔划不得其意,而均其可观为下。元代地方医学创造了汇报与理论考核相结合的方式与标准。元代天文学逐级考选制度十分明晰。司天台天文师生共有5个级别,从低至高依次为草泽人、司天生、长行人、管勾、教授。自草泽人至教授需逐级学习与考试[4]。

(六)出路——技术职官

古代专门学校旨在培养技术人才,但由于技术官守的基本制度,考试合格者均以授官。有的需参加科举考试后为官。唐代明算科举及第即取得做官资格,再经吏部考核合格则可授“从九品下”官职。唐代书学生参加国子监考试称为“明书科”,合格者再经祭酒审定,而后参加省试。省试及第,经吏部铨选才可授官。宋代律学,学生毕业后,经过新科明法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元丰六年,国子司业朱服建议:“命官在学,如公试律义、断案俱优,准吏部试法授官”(《宋史》)。宋代武学学习期限3年,期满考试及格者授与官职,不及格者留学1年再试。宋代医学,学生毕业后,或参加科举,或直接授职,成绩最佳者,成为高尚医药师,其余或任本学博士正录,或委为外府、州医学教授。另外,学满做官还有其他优待。明代钦天监生诸如“有父母丧,例免丁忧”,“天文生除本身外,再免一丁充当民差;阴阳人止免本身”。“应役应发充军者,奏请处治”。此规定保证了钦天监队伍稳定。如考核未通过也有相应惩处。明代太医院医学教育体系概括为三个方面:“教之、试之、黜陟之”(《明会典·卷二百二十四》)。明代医士、医生须继续学习并参加考试。嘉靖二十八年(1549)规定:考试成绩四等,原有冠带者,去其冠带。原支品级俸者,降俸一年,支杂职俸者,降充冠带医生。食粮七年者,降充医生,只支日粮。唐代律生每年须参加考试,若三次考试不合格或“六岁不堪贡者”,罢归。

三、中国古代专门学校核心特征

(一)技术官守

古代专门学校凸显技术官守。其在办学主体,生源特点、培养目标等诸多环节皆以说明。自东周始,“学在官府”的教育制度被突破,但古代天文历算、律学、夷语等皆禁私学,以免触动封建政权。明代,钦天监生员完全实行世袭制,造成教育僵化与质量下降,使我国天历法研究和教育均受到严重摧残。据称弘治十一年,朝廷为此采取补救措施,曾诏令:“访取世业原籍子孙,并山林隐逸之士,及致仕退闲等项官吏、生儒、军民人等。有能精通天文、历数、阴阳、地理及五星子平、遁甲大定、六壬、龟卜等术者。每府不过一二人”。可见当时天文、历法人才奇缺。专门学校生源尽管有庶人之后,但多官宦之子,如天文史官除参加专门学校学习以外,主要以“畴官世传”模式技术传承,此为“学在官守”中的“贵族私守”。即使在专门学校中有少许庶民之子,但要求为俊秀之士,而贵族之后未做此项要求。古代专门学校培养目标为技术职官,其成为封建官科技的重要代表,此种体制使核心技术资源紧紧把握于统治者手中。与经学相比,古代专门学校“技术官守”甚为严重。

(二)精英教育

以现代意义解释,精英教育仅与适龄人口的入学比例相关。如美国教育家特罗所言,15%以内属于精英教育。但此论精英教育有三层涵义。其一,就普及程度而言不及经学。古代经学教育自原始社会末期出现诸如“成均”、“明堂”等学校萌芽,以至于汉代始以“太学”为标志的封建官学体系持续了近两千年。其间,无论贫寒富有皆可尝试,如孔子弟子颜回等为贫寒之子。但古代专门学校一般有生源出身规定。其二,就学习层次而言,经学属于基础教育,专门学校为专业教育,专门学校规模较小,小班培养,作为封建教育体系中一个新的事物与萌芽,尽管其地位低于经学,但明显具有精英教育属性。其三,教师与学生名家辈出,曹魏时期律学名家刘劭、卫觊,西晋时期的杜预、刘颂、张斐,南北朝时期的封氏家族等。魏晋南北朝时期书学更是名家辈出。尽管经学教育大师林立,但因普及程度不同,专门学校成为科技人才的摇篮。

(三)能力本位

古代专门学校彰显能力本位,具体有三层内涵:第一,与经学凸显道德修为相比,其直接提升人的书、算、法、武等实际技能。诸如鸿都门学在面对经学的“伦理本位”与“仕途”追求,其能够以尺牍等实用文体技艺为教育内容办学,无论对于学科分化或是职业拓展皆有重要意义。第二,教学方式与目的凸显技能培养。唐代京师药园,据《新唐书》载:“京师以良田为园,庶人十六以上为药园生,业成者为师。凡药,辨其所出,择其良者进焉”。从文中可知,药学与药园设在一处,学各种药物、药材的种植和收采贮存制造等项技术,教学和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第三,与穷究万物之理的学术研究比较,其强调技术的训练与发展。唐代专科学校,比欧洲创建于17、18世纪类似的实科学校早一千年。其对于朝鲜、日本两国科技专科学校建立有直接影响。可惜,其一直注重实用性,而学术性有所偏废。清代,由钦天监兼管算学。这种体制有助于数学为天文、历法服务,但却阻碍了理论数学的发展。注重实用和对学生技能的培养,这是我国传统科技教育的明显长处。但是,对科学原理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对学生形式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注意不够,则是其短处。

(四)非平衡性

中国古代专门学校自汉代鸿都门学至明代四夷馆,其人才培养定位具有非平衡性特点。鸿都门学、麟趾学、书学、画学培养文艺人才,算学、天文立法培养自然科学人才,律学培养政治人才,武学培养军事人才,四夷馆培养语言外交人才。其人才特点均是为统治阶级政权服务,古代文艺为政治附庸,天文历法多因“天人感应”之理,律学、武学直接确保政权,天文与夷语严禁私学即已说明。明代天津的武学教育,同样纳入封建社会的教育和考试体系,为封建国家培养专门人才,应该属于国学的一部分,当然它侧重于国术方面。与生产直接相联系的农、工、商等无一学校,古代艺徒制度有称“工艺学校”,但实质为官业培训并未满足学校教育的要素条件。此现象当然与生产力发展以及社会进步息息相关,但以此看出专门学校诞生非生产的需要,而是政权的需要。古代专门学校尽管悠久并发达,但存在发展不平衡,远离生产一线,也并未靠近学术研究。农、工、商等直接生产与交换领域的技术传承依托于父子相继、师徒相承于民间世代相传。

四、中国古代专门学校相关思考

(一)办学主体多元

古代专门学校凸显多元办学模式。其主要分为两类,国子监办学与职能机构办学。唐代尤为明显,唐代律学时设时废,并且在隶属于大理寺还是国子监之间徘徊。唐代算学存在双重领导关系:一是与国子、太学、四门、书、律、并称国学六馆,说明它受国子监领导;一是在龙朔三年(公元663年),“书学隶兰台,算学隶秘阁,律学隶详刑”(《新唐书·选举志上》),说明算学受秘阁领导。唐代中央医学校设在太医署,兽医专科学校,附设于太仆寺。除正规教育外,还有职官性教育即京师药园。唐代天文学,隶属太史监,巫师学校隶属于太卜署。另外,唐代弘文馆、掖庭局、习艺馆、教坊等均办学主体各异。其它诸代同样如此,宋代书学初设时隶属于国子监,大观四年(1110),朝廷对教育体制进行了改革:“医学生并入太医局,算入太史局,书入翰林书艺局,画入翰林画图局,其学官等并罢”。近代以后,学校办学几乎成为垄断模式,产业办学逐步萎缩,职业教育二者不可偏废[5]。

(二)学理探究缺失

明代以往,古代书学、算学、天文学、武学、医学等诸多领域创造出中国古达的技术文明。古代技术专门学校在凸显技术本位与实践能力的同时,追求技术境界成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特征与精神。宋代画学在培养目标上,既要求学生掌握绘画技巧,还要培养学生在绘画意境和表现力方面的修养。考试重不模仿前人,所画之物,不论情态、形色皆自然贴切,笔韵高简为最佳。此特点在民间匠器、庖者之中尤为明显,庄子的《养生主》“庖丁解牛”的寓言,依据自然之道,以“游刃有余”之功实现了具体技巧的超越,其成为“美妙的音乐与桑林舞曲”的自由俨然成为一种境界。中国实用技术境界与艺术的路径走向与西方技术科学走向截然不同。但古代专门学校作为科技的发源,在注重学生技能以及技能艺术性与境界之时,疏于对科学本体的研究以及学生逻辑思维的培养。与西方科学本位比较,中国古代实用、艺术、境界追求需与科学相互融合,方对于实用专门人才多有裨益。

(三)边缘化取向

古代专科学校尽管以“学术官守”为制度底色,但其地位与经学教育相比处于被边缘化。唐代书学生数量在“六学”中为最少,而且家庭出身品阶最低。与此相应,书学博士的品阶是“从九品下”,在学官中也是最低的。显庆三年(658),高宗废除了书学、算学、律学,撤销的理由即《废书算律学诏》:“书算学业明经,事唯小道,各擅专门,有乖故实,并令省废”。“事唯小道”是对包括书学在内的“三学”的定位,即使是酷嗜书法如唐太宗者,亦有:“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唐太宗《笔法记》)。在唐代等级制的教育体系中,无论是博士品级还是招收学生的条件甚至束脩之数,律学都与书学、算学大体相当,而处于国子、太学、四门三学之下。人才百种,但现代专门学校地位依然值得深思。

(四)回归与传承

古代专门学校作为手工时代产物与现代专门学校已相去甚远。与古代专门学校不同,现代专门学校具有学在大众、普及教育、综合素养、生产一线等特点。传统与现代之间学科门类、课程设置等诸多区别背后为截然不同的制度背景与生产力水平。近代中国专门学校尽管曾有过“中体西用”的办学模式,但很快全盘效仿西方并直至现在。正如历史不可割断一样,古代专门学校亦应有所传承与发展。两千年办学实践所积淀出的规律性认识以及其它有生命的内核需合理吸收。其中办学主体多样化、注重职业道德教育、强化实践教学等尤其值得借鉴。美国天文学家海尔曾赞叹道:“中国古人测天的精勤,十分惊人。黑子的观测,远在西人之前大约二千年。历史记载不绝,而且相传颇确实,自然是可以征信的”。中国天文记录,大部为历代天文生所为,反映了我国古代天文专科教育注重观测训练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同时是现代学校的重要背景。因此,回归与传承应成为现代专门学校制度设计的重要视角。

参考文献:

[1]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172.

[2]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5.

[3]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