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0 19:46:3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金融抑制理论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小额信贷 理论
国际上对小额信贷并没有一个唯一的定义，一般意义上来讲，小额信贷指的是向中低收入人群提供小额资金支持的持续性信贷活动。这一概念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目标客户特定，针对低收入或者贫困客户群体，并对这一客户群体提供适合的信贷服务，这一层面是小额信贷与传统金融服务以及扶贫项目的本质区别；二是小额信贷机构对目标客户提供资金支持，要求其自身财务独立，并有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一层面构成了小额信贷机构的资金支持活动与政府或扶贫组织的传统扶贫项目的差异。小额信贷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基于下列理论。
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在1973年由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提出。他们同时还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的模型。他们认为，由于金融体系存在着二元性的特征，即现代金融和传统金融部门并存的约束，使得中低收入人群（大部分为农村居民）大部分被排斥在金融市场之外。然而，这部分人群又亟须生产资金来改善贫困的生活状态。因此，农村发展面临着严重的资金不足的问题，并且，农村金融市场的金融市场失灵现象还十分普遍。在麦金农和肖的理论中提出，在诸如农村等地区的不发达经济中，普遍存在着金融市场割裂和金融抑制的现象。作为一种弱质产业，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和风险性的特征，并且，由于缺乏有效抵押物，导致了其融资的困难。这些特性使得农业获得的政府信贷支持较少。然而，贫困人口大部分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因此，贫困人口对信贷的需求和其自身条件匮乏所带来的信贷政策上的约束，使得金融抑制情况存在严重，迫切需要一种有效的融资渠道，使得贫困人口能够获得足够的金融资金支持来改变状况，而小额信贷正是这样一种较为高效的配给方式。
二、不完全竞争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前苏联的解体带来了一系列东欧国家经济体制转变，在经济转制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拉美洲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经济危机频发。这一系列问题表明，现存的市场机制并非万能的。在完善有效市场机制的过程中，仍然需要政府承担一些非市场要素的支持。针对这一现象，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在斯蒂格利茨的理论中认为：农村金融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农业产业的弱质性以及正外部性在农村金融领域体现的极为明显。金融机构无法充分掌握借款人的情况，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建立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因此，在农村金融市场中，政府应承担一定的作用。
三、交易费用理论
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任何经济行为都会产生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理论对农户和金融机构的经济决策都产生影响，因此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一方面金融机构即使有大量的资金也不愿意为贫困农户提供贷款，另一方面农户存在大量的贷款需求却贷不到款。对于银行来说，贫困农户贷款额度小、居住分散，通常银行很难完全掌握贷款户的真实情况，评估贷款风险；对于农户来说，由于金融机构网点不够分散，在很多农村地区无法方便的办理业务，且贷款审批手续繁琐，还不一定能够获得贷款，因此，很多时候他们宁愿支付更高的利息向附近的高利贷贷款，也不愿意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
四、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指的是一种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转换或者交易的过程。它既可以理解为一种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制度的产生过程，还可以理解为在人与人的交易活动中，制度结构的改善的过程。它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的产生过程。按照制度变迁方式的不同，可以将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诱致性变迁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由国家法律、法规或命令等承认其的存在。诱致性变迁存在以下特点：一为盈利性，即制度变迁是逐利的，只有当制度变迁带来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相关群体才会推进其发展；二为自发性，当原有制度存在利益的不均衡分配时，相关群体会自发的推动制度的变迁，促使其向更公平的方向发展；三是渐进性，诱致性变迁是一种由点到面、自下而上、由局部到整体的渐进式变迁过程。与此不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一种通过国家强制力来实施的变迁。国家作为权力主体，通过颁布法律法规来推行新的制度。通过国家垄断力来促进新制度的实施。同时，国家在制度供给上相比一般的组织具有规模优势。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金融学科建设的研究与实践说明，我国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需要建立金融资源意识，其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可以基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进行必要转换。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学界对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不断关注。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和发展，对比说明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所具有的质性发展观。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是金融资源观，其研究基轴是金融功能的不断扩展与提升。
一、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曾康霖（1998）就针对金融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进行过较全面的论述。世纪之交，教育部设立了“面向21世纪金融学专业系列课程主要教学内容改革研究与实践”这一研究项目，项目（张亦春、蒋峰，2000，2001）比较了我国和西方在金融学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在培养目标、专业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给出了概括性的设想[1]。以中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为成员学校的“21 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给出了我国金融专业发展的学科定位，制定了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王广谦、张亦春、姜波克、陈雨露，2005），项目更强调了素质教育和教学质量的提升[2]。
在西方，投资组合理论（markowitz，1952），分离理论（tobin，1958），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sharpe， 1964; lintner，1965; mossin，1966），金融工程科学（john fonnerty， 1988; hayne leland，1989），行为金融理论（debondt and thaler，1985；statman，1995；bernstein，1996；shiller，2000）的不断提出和扩展，使得我国学者开始更多的关注金融专业教学内容的扩充、转变，更多的考虑教学与实际的衔接，学科发展和国际的接轨。王广谦（2001）[3]、张新（2003）[4]、封思贤（2005）[5]和张文颖（2006）等在各自的文献中都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另外，李芒环（2007）、佘德容等（2008）和梁玉等（2006）结合各自所处学校的特点，对金融专业的目标定位和课程设置等进行了整体性设计，提供了个案经验。张亦春、蒋峰（2001）[6]，何嵬（2009）专门针对金融专业和金融类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行了研究，给出了改进的思路、方法、经验，为金融教学改革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些借鉴手段。
我国现有针对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多是寻找差距，模仿和学习西方金融学的研究范式、学科体系和教学方法。然而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这并不完全符合金融发展规律，而且容易受制于人，甚至严重的会造成金融资源流失，金融主权丧失，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黄达（2000）[7]、白钦先（2007）关于金融学科建设、中国经济学金融学理论与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任务等进行了思考与论述，他们的论述从思想方面提出了独到观点，这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视角。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启示与金融发展理论的视角
1. 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思考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两年多时间，其造成的影响严重、持久和深远。这场危机不仅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影响，更是给我国的金融从业者提出了挑战和质问：即金融的本质是什么？怎样认识金融的结构、金融的功能和金融的发展？目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多局限于技术的层面，且争论颇多，莫衷一是。
要正确、准确地认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需要掌握和理解包括公司金融、金融工程等知识在内的微观金融体系；而要抓住危机爆发的根源和本质，以及日后最大限度的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又要求我们不能拘泥于微观金融的观察视角，要有金融资源的意识，大金融的意识和具备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
2.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视角
自20世纪70年代始，以black-scholes公式为代表的数理金融理论的创立，西方的金融专业逐步形成了以金融工程为代表的微观金融的理论体系。金融学科逐渐数学化、模型化和微观化，而且往往将金融专业设在管理类学科之下，这与我国传统的以货币、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专业形成了较大反差。
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学家（以我国学者白钦先（1998、2001）等为代表）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主权等基本概念，形成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契合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可藉以对金融本质进行更深化的认识。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下，我们能更清楚的知道，对各类金融资源的运用应以金融功能的扩展和提升为基轴，以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实现为归宿，避免简单的金融量性发展观。如果我们从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历程及其研究视角来审视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市场）发展，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对危机的理解及对金融学科教学改革的推进会更加具有指导和针对性。
三、从金融发展理论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框架形成
1. 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
金融发展问题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goldsmith（1969），其最早给出了金融
发展的定义，即金融发展是指一国金融结构的变化，并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r）对金融发展进行了量性描述。作为对goldsmith金融发展观念的深化，shaw（1973）和mckinnon（1973）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由于两个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同一问题，故一般可简称为“金融深化论”。mckinnon和shaw所提出的“金融深化论”的理论背景是：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即政府过分干预金融市场，实行管制的金融政策，同时存在着较高的隐形或显性的通货膨胀，使得国内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发生扭曲，致使利率、汇率不足以反映资本的稀缺程度。金融抑制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严格的利率管制、高额存款准备金、信贷配给、高估本币汇率等。发展中国家要使其金融和经济不断发展，就应该放弃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深化改革。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六个方面：提高或放开利率、放宽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建立与发展国内统一的资本市场、抑制通货膨胀、财政和外贸配套改革。
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但其在体系上比较粗糙，分析模型过于简单，包括因素较少，不具有动态特征，很多观点还停留在经验水平上，理论分析尚显不足。更重要的是，根据mckinnon和shaw的理论框架，其认为金融部门并不创造财富，金融的发展也只能影响资本的形成，并不影响全要素生产力，这些也都较大地削弱了金融发展理论的解释力度。
2. 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一些经济学家汲取了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成果，在其金融发展理论模型中引入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外部性等因素，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
（1）“金融供给论”和“金融需求论”。patrick（1966）研究了金融深化对国民财富的构成及使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货币供给带动下的金融发展战略。他强调，贫穷国家应当采取金融优先发展的货币供给带动政策，在需求产生以前率先发展金融。这种战略要求政府在短期无明显效益的情况下，坚持对金融进行投资和重点发展（陈岱孙、厉以宁，1991）。1996年，帕特里克提出了金融发展中“供给导向法”和“需求导向法”之间的区别。“需求导向”的金融发展是实际经济部门发展的结果，这意味着市场的拓展和产品的增长必须更有效地分散风险以及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了一个更好地推动作用。此外，“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先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因而对经济增长有着自主的积极影响，对动员那些阻滞在传统部门的资源，使之转移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现代部门，并确保投资于最有活力的项目方面可以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后者对早期的经济发展有着支配作用，一旦经济发展成熟，前者便发生作用。
（2）金融约束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界在反思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认识到：对发展中经济或转轨型经济而言，金融抑制将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和落后。而推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不仅很难收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导致金融动荡，因此有必要寻找另外一条道路，这便是由herman, murdock and stiglitz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
金融约束论运用信息经济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金融深化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同时，即使现实中存在这些条件，由于普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行为等因素，这些因素会引起金融市场的失灵。金融约束论认为，金融市场失灵本质上是信息失灵，它导致了金融市场交易制度难以有效运行，必须由政府供给有正式约束力的权威制度来保证市场制度的充分发挥。政府可通过金融约束政策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并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有效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可预测的低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为金融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这一理论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政府如何实施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框架。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抑制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情况下的作用。因而它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而是对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3）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理论把金融因素作为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的重要变量，研究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效用与作用机制。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
体系形成和发展。内生金融发展理论从效用函数入手，建立各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引入了诸如不确定性（流动性冲击、偏好冲击）、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督成本之类的与完全竞争相悖的因素，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作了规范性解释。
内生金融发展理论既放弃了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又坚持了从金融与经济关系角度来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立场，金融学家们试图建立一个一般金融发展理论。它带来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转变，使有关金融发展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令金融发展理论在沉寂了20多年以后重返主流学术界。但是，他们有意无意地坚持了金融发展研究的机构观，即从现有的机构出发来研究金融功能，导出其产生、发展和作用于经济的机制，依然具有一定局限性。[8][9]
3.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呈现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态势，金融与经济越来越密不可分，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的核心性和主导性要素。这一切要求人们重新认识金融的本质以及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有学者认识到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不符，提出了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是面向21世纪新的金融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和金融理论的融合与升华，是对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扬弃与创新。
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作了比较全面、深刻论述的代表人物是白钦先教授。在其《论金融可持续发展》（1998）中，白钦先教授首先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主权等基本概念，并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发展金融理论认为，金融可持续发展是在遵循金融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和未来发展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金融体制，发展和完善金融体制，提高和改善金融效率，合理有效地动员和配置金融资源，从而达到经济金融在长期内的有效运行和健康发展。在其他文献（白钦先等，2001）中，白钦先教授及其合作者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从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切入，从金融发展的一般性出发，对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了更系统的阐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既不是孤立研究金融的发展和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是孤立研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是在金融与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即在两者彼此互动的意义上来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发展。
在这一领域，白钦先教授一直关注并持续不断地研究金融结构和金融功能的演进和金融总体效应（功能）两个方面同时展开，针对西方学者只包含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两大要素的特指金融结构理论，提出“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结构理论；针对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变迁即是金融发展”的量性发展观，提出“金融结构演进（质性与量性发展相统一）即金融发展”及“金融功能演进（扩展与提升）即金融发展”的金融发展理论；并在发展金融学的整体框架内，梳理整合了“发展金融学是以金融功能为研究金融与经济关系的联结点，以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为其研究的基轴，而以金融效率为研究的归宿”。[10]
四、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
现代金融已成为包括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理论金融与实务金融、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金融观念与金融意识等众多因素，并直接涉及经济与社会、财富与资源、实质经济与虚拟经济及经济风险与经济危机等众多因素的庞大的复杂巨系统。我们在研究金融，进行金融学科建设的时候需要始终具有这样的大金融意识，始终将金融问题与金融的功能提升紧密联系起来。
第一，强化金融资源意识，树立金融主权与金融安全意识，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发展中的经济体尤其需要有这样一些意识，并形成相应的对策措施。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对这些问题没有给出直接回答。而金融发展首先也是一国的金融发展，在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发展中经济体往往处于被动和被掠夺的地位，发展金融和金融发展，就必须给与它充分的重视和保护。
第二，对于我们国家这样正处于发展成熟中的金融体系来说，仍应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逐步推进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我们要形成适合我们自身发展状况的合理的金融结构，在某些市场化改革不利或行不通的行业与部门，我们仍应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职能。金融倾斜并非是惟一正确的金融改革方向，其关键是要看改革能否充分的发挥出金融相应的功能性作用，是否实现了经济金融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金融体制改革应鼓励创新，鼓励对外开放，但我们要有自己的时间表，要与健全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完善金融的监管体系同步。
第三，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需要适当转变，凸显人文价值观的认同。包括金融发展理论在内的现代金融学科体系和大多数经济类学科一样，呈现出研究方法数学化、模型化的现象，这本无可厚非。但在金融这样一个充满风险因素的领域，在金融虚拟化程度不断强化的时代，我们应该，而且也不得不转变我们认识、发
展金融理论及其实践的思路，重新审视金融的本来目的到底是什么？金融的人文价值观又是什么？这对维持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对我们防止危机的发生都不无裨益。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在能够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的基础上，也应发展起具有我们自身特色的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这不是简单的中国特色，而是金融发展理论的中国化。[11]
当代金融学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货币非中性基础上的金融非中性，将“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理念引人金融学研究，拓宽了金融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这一研究范式确立了金融学的最终研究目标，在最高层面上给出了我们进行金融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金融发展观；在方法论上，这一研究方法注重了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的有机结合，并突出了金融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实现从货币分析到金融分析的真正变革。[12]
参考文献：
[1]张亦春，蒋 峰. 中外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比较及启示[j]. 高等教育研究，2000（5）：69-73.
[2] “21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 21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j]. 中国大学教学，2005（2）：6-18.
[3]王广谦. 正确定位加速金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j]. 中国高等教育，2001（22）：13-14.
[4]张 新. 中国金融学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前景[j]. 金融研究，2003（8）：36-44.
[5]封思贤. 从金融理论变迁看金融本科教学改革[j]. 金融教学与研究，2005（2）：38-41.
[6]张亦春，蒋 峰. 金融学专业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进研究[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1（3）：32-35.
[7]黄 达. 金融学学科建设若干问题[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0（9）：1-7.
[8]龚明华. 当代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及前沿[j]. 国际金融研究，2004（4）：4-11.
[9]刘 澄. 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演变简评[j]. 当代财经，2001（1）：35-39.
[10]白钦先. 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和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历程[j]. 经济评论，2005（3）：39-45.
当前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外流严重、农村金融机构网点不足及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严重滞后，这都成为我国构建普惠性农村金融的重要制约因素。那么，我国当前的县域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村生产率影响程度如何，是促进还是抑制？国内外大量的文献对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进行了理论和经验分析，然而，已有的文献主要基于金融深度的角度讨论了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最新的金融发展理论表明，金融发展不仅包括金融深度，还包括金融宽度。金融宽度也叫普惠性金融。金融宽度强调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即指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能够使用更多便捷的金融服务。由于数据的获取比较困难，目前鲜有文献实证分析中国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村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将使用来自中国1 867个县(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中国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村生产率的效应，为构建中国县域农村普惠性金融体系，促进农村生产率和农村经济增长提供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理论与文献回顾
金融功能包括：动员储蓄、优化资源配置、分散风险、促进交易、监督公司管理者并形成公司治理。金融发展从以下5个方面作用于生产率：
(1)金融系统通过积累储蓄促进生产率增长。金融体系通过高效的储蓄动员功能向更多的创新型企业提供融资支持，这不仅能减少与不同经济体的交易成本，减少储蓄者的信息成本，而且使用金融中介会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有助于技术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2)金融体系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功能促进生产率的增长。金融系统通过信息显示功能来引导投资，使资本的配置效率更高。金融体系不发达导致有才能的、高效率的企业家受制于有限的自我融资渠道而不能进入市场，金融中介发展会使借款人进行创新，带来科学技术进步；金融中介收集和处理信息具有规模经济，这便利于资金流向社会回报更高的项目；金融中介降低了流动性风险。
(3)金融市场通过风险分散功能促进技术进步。金融市场能够对企业在技术创新投资时面临着的跨期风险进行分散，从而可能的冲击将在更长的时期得以分担，减少了研发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使企业技术创新的成功率得以提高。
(4)金融市场通过交易促进功能促进了技术进步。有效率的金融市场通过降低交易的成本来促进交易的繁荣，这样投资者就不用过多顾虑长期投资时的流动性约束，进而使高回报、高效率的长期投资项目增加，有效地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有效的金融市场通过建立各种交易制度，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使企业更为频繁的横向或纵向交易成为可能，促进了对专业化技术和生产的需要。
(5)金融系统通过对企业进行监督，加强公司治理来推动技术进步。金融机构对企业家所进行的风险性创新活动进行评估并提供资金来影响企业家的创新；金融体系发展能降低成本和信息成本，使企业家能够获得更加优惠的贷款条件，进一步推动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展开。企业家的技术创新又增加了金融创新活动的回报，导致了金融创新和技术创新之间的良性互动。
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对生产率影响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都是从金融深度的角度展开的研究，比如Méon等通过对47个国家的研究发现，金融中介的发展对于生产效率的提高有正向的作用，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越低，金融中介的生产率效应越不明显。国内学者研究金融发展时采用的衡量指标和检验方法存在不同，导致结果存在差异，如张军等在增长核算方法的基础上，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金融深化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进行了检验，发现中国金融深化与生产率之间呈正向关系。袁云峰等使用随机生产前沿函数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效率之间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金融发展只是通过资本积累促进了经济增长，并没有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dylw.net 写作论文赵勇等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方式在由投资推动向生产率主导的转变过程中存在着门槛效应，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降低增长方式转变的门槛值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集约式转变。
二、检验模型、指标与数据来源
1.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2009年中国1 867个县(市)作为本文研究的样本，考察中国县域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生产率的影响，其中县(市)样本的选择来源于《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公布的县(市)。农村普惠性金融数据来源于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中农村金融图集公布的2009年全国各个县市的银行类和经济类统计数据(bankmap.cbrc.gov.cn)，其他变量数据来源于2010《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中县(市)社会经济主要指标部分、国研网区域经济数据库中县级经济指标数据。剔除数据缺失或数据不合格的样本县(市)，本文最终选取了1 867个县(市)作为本文的样本数据，占中国总县(市)的90.2%，能够代表中国农村地区。其中，东部地区537个县，中部562个县，西部768个县。
2.指标的选择
产出指标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表示，投入劳动力L用地区总的就业人数表示，资本的数据无法获取，本文用当地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
影响农村生产率的因素包括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程度和政府财政支出比例，对每个指标的具体解释如下。
(1)普惠性金融指数(inclusive financial index，IFI)，见表1，具体算法参考田杰等的介绍。
(2)政府财政支出(government financial expenditure，GEB)。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与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关系，即政府支出比重越大，生产率增长就越慢。一般来 说，政府财政支出越高，说明经济市场化程度越差，政府干预的力度也越大，因而越不利于生产率的增长。本文采用地方财政支出占当期GDP的比重来衡量地方政府经济行为。
3.检验模型的设定
测度生产技术效率的方法主要有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和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将选用SFA方法测度中国农村经济的生产效率，并深入研究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村生dylw.net 写作论文产效率的影响。相对于DEA方法，SFA方法具备如下的几点优势：一是SFA具有统计特征，可以对模型本身和模型中的参数进行检验，而DEA方法不具备这一特性；二是SFA的生产前沿是随机的，更加符合现实，而DEA的生产前沿是固定的，忽略了样本之间的差异性。而且，与DEA方法相比，SFA采用特定的函数形式，更适合于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本文根据Coelli等模型的基本原理，运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对2009年中国1 867个县(市)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对前沿生产函数和生产无效率影响因素同时进行估计，具体模型如下：
式(3)中，Y表示产出，K和L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向量，t是测度技术变化的时间趋势变量，β表示需要估计的系数，随机误差项包涵2个部分：v和u，它们相互独立，其中v表示经济系统不可控因素(如观测误差等)冲击的噪声误差，服从对称的正态分布，u为非负随机变量，代表非技术效率项，它们之间相互独立，并且服从零点截断正态分布。式(4)中技术非效率被视为效率影响因素和随机变化的函数，Z表示效率影响因素，ω表示随机扰动项，δ为待估计系数。式(5)主要是通过γ判断模型是否能够成立，如果非效率影响因素较小，即u在残差中的比例不大，那么对非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就失去了意义。因此特别引入了γ对模型进行判断。当γ接近于0时，表明实际产出与可能最大产出的差距主要来自不控制因素造成的噪声误差，这时直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即可实现对生产参数的估计，而没有必要采用随机前沿模型；γ越趋近于1，越能说明前沿生产函数的误差主要来源于随机变量u，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对生产函数进行估计也就越合适。式(6)表示生产技术效率。
三、实证分析结果
1.总体效应
从表2可以看出，式(3)、式(4)中γ分别为0.37和0.87，并且在1%下显著。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村生产率的影响为正，和本文的理论预期相符合。我国发展良好的县域农村普惠性金融体系通过动员储蓄、优化资源配置、分散风险、促进交易、监督县域农村中小企业管理来促进农村生产率的提高。从组成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各个维度可以看出，贷款使用效用维度和产品接触维度的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农村生产率，每万人金融网点数维度和储蓄使用效用维度反而抑制了农村生产率。和理论预期不一致，表明这2个维度的发展在促进农村生产率中的功能没有发挥出来。
2.不同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从表3可以看出，东部地区γ为0.01，偏离1，并且不显著，因此不存在效率损失。中部地区γ为0.93，在1%的水平上显著，存在效率损失。可以看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西部地区γ为0.78，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是普惠性金融发展对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表明了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在发挥作用。西部政府财政支出比例对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了西部地区由于政府干预过多，导致经济市场化程度变差，因而不利于生产率的增长。
东、中、西部农村地区资本的弹性显著为正，并且依次递减，这和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县域农村经济发展差异的情况是相符合的。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弹性显著为正，表明了这两个地区还是人力资本推动型发展。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弹性为负，表明了东部农村地区已经从人力资本型发展转向投资推动型发展。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研究得出如下的结论：从全国层面看，中国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为正，其中组成农村普惠性金融的贷款使用效用维度和产品接触维度显著地促进了农村生产率增长，其他不同维度对农村生产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区域层面看，中部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为正，西部地区不显著，可能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在发dylw.net 写作论文挥着作用，东部地区不存在效率损失。
针对以上的结论，就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生产率增长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金融系统的英文对应是financialsystem，在国内的研究中也常译为金融制度、金融体系。金融系统的提法则源于allenandgale的“comparingfinancialsystems”一书的引进，人民大学的学者周业安、王晋斌认为书中“financialsystem”所讲述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制度一次的内涵，而将译书定名为比较金融系统，不过其并没有对于金融系统的内涵给予详细的界定，但由于此书产生了一个约定俗成的看法：即一提到金融系统，就专指比较金融系统中所分析的英美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和德日为代表的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关于两种金融系统模式的划分，源于格申克龙（gerschenkron，1962）对于企业外部融资不同方式的考察；卡林顿和爱德华（carington，edwards，1979）则第一次提出了银行为主（bank-based）或资本市场（capitalmarket-based）为主的金融系统机构；雷布琴斯基（rybczynski，1984）则正式提出了银行主导（bank-oriented）与市场主导（market-oriented）这两种不同的金融系统；迈耶（mayer，1994）又提出了银行经济和市场经济（bankeconomicsandmarketeconomics）的区分；波林（pollin，1995）则继承了赫泽曼（hirschmann，1970）所提出的用脚投票（exit）和用嘴投票（voice）的划分，而用脚投票即证券持有者退出权的行使，是典型的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系统模式，用嘴投票即银行与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是典型的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模式；伯格洛夫(berglof，1990，1995)从不完全契约角度看待金融系统，先将金融系统分为银行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种，而后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了两种不同的融资结构——关系紧密型融资和保持距离型融资，并指出银行融资属于关系紧密型，证券市场融资属于保持距离型。上述划分方式，尽管提法各异，但是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分法”：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
因此，尽管上述两分法的划分可能存在某些问题，但是依旧是目前通行的划分标准，。当然上述划分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尤其是不能反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因而，曾有学者提出把不同国家的金融系统划分为发达的与落后的，然后再根据其中介与市场的不同作用，划分为发达的银行主导型或落后的银行主导型，或是发达的市场主导型或落后的市场主导型。但是发达与落后的划分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模糊的，因此这一划分并没有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而把金融系统放在银行主导型的代表模式——东亚区域内考察，会发现东亚区域内各经济体的金融系统都似乎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困境，即金融系统开始不适应东亚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某种障碍，这主要表现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金融制度改革迟迟无法推进；韩国等东亚各国经受了东亚金融危机的洗礼；即使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也积聚了高度的金融风险，金融制度的改革与转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而每每反思东亚金融系统的问题时，往往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系统中的制度设计存在严重问题，是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产物，大量存在着金融发展理论中所提到的金融抑制现象，在很多方面已经与现实经济的要求相严重脱离，因而当其可以集中经济资源的优势已经耗尽的时候，其弊端便充分暴露出来，而成为制约东亚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因而应该向美国学习，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将金融系统向市场主导型模式推进。不过从日韩改革的实践看，“美国式”的改革与转型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因而对于东亚区域内金融系统最终将向何种模式演变，是继续沿着目前这种自成一体的模式演化，还是向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靠拢还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这最终的演化结果注定不是人们事先设计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相互冲突协调的结果。不过从国际发展的趋势看，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经济领域中某种程度的全球制度趋同的确正在发生，而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显然在目前占据了明显的上风。而从以往的国际经验分析，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的确更具有效率，并更成功的经受了危机的考验。至于有人把东亚金融系统的危机完全归结于后发国家赶超战略的痼疾，笔者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美国也曾经是后发国家，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是在经历了不断的危机与反危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两种系统都不是静止的、封闭的，而是变化的、开放的，就该种意义而言，冲突和趋同都体现在系统演化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却蕴藏了巨大的风险隐患，不良资产经过大幅度剥离后依旧居高不下，尽管难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且已经开始了具体的实施，微观层次上的金融治理结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从目前的实践看，推动转型的创新主体依旧是政府，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在这背后所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因素，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资本乃至民间金融的自发发展使得政府必须主动地推动这一制度转型的进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转型具有适应经济发展内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国经济已经紧紧地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也脱离不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那么东亚金融系统真的会向着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演化吗？也就是当前两种模式的金融系统真的会走向趋同吗？而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必须适应这种趋势吗？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二、文献评论
如果从金融系统、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对于金融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即mckinnon，shaw学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开始强调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专著《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则提出金融系统对于一个社会能否有效的配置和运用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金融系统的存在是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必要条件；goldsmith(1969)则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国数据来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有关衡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基本命题，最后的结论是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帕特里克则提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类型：需求追随型和供给领先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转化；mckinnon(1973)、shaw(1973)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针对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而金融抑制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消极后果。在麦金农—肖的研究框架下，许多论文对于麦金农和肖著作中没有加以详细发挥的命题进行了严
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尔（basantk﹒kapur,1976）、唐纳德﹒马西森（mathieson，1980）、马克斯韦尔﹒j﹒弗来（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稳定化过程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动态特征，考察了各种金融自由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绩效，开始把外贸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的确需要适当的金融自由化。。在这个基础上，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应运而生，其理论架构上侧重于内生经济增长和内生金融机构的分析。本斯文加与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与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与卡普尔（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别从提供流动性、信息成本优势、空间分离与有限沟通以及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与约束的角度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布特与萨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与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则对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做了深入地探讨。格林伍德与约万诺维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与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与泽尔乌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与津格尔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论与实证上具体研究金融系统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阐释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三种促进机制，实证上分别检验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和银行相结合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发展与行业成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与企业的财务融资结构的关系。由此开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内生金融增长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所探讨的只是稳定状态下的金融系统发展，而对于金融条件发生变化时的金融系统动态变迁路径没有进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结合东亚发展模式与金融系统的实际，又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金融发展理论分支——金融约束理论。赫尔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hellmann,murdock,stiglitz,1997）提出对于东亚金融系统颇具解释力的金融约束理论。该理论向上可以追溯到新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泰勒、范温伯根等（taylor,1983；vanwijnbergen,1983；buffie,1984；lim,1987）提出金融自由化将导致利率上升、生产成本上升和经济产出下降，并肯定了非正式市场在企业融资方面的重要性；丹尼尔和金宏宝（bettyc﹒danielandhong-bumkim,1996）从现金支付经济中金融二元结构的视角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要重视非正式市场的力量。斯蒂格利茨等强调了金融管制体制重构的重要性，并认为不同于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的金融限制（financialrestraint）带来了东亚的繁荣。不过其金融系统的整体设计不够完整，存在诸多盲点：如关于取缔强制存款的政策、外汇管制及汇率干预政策、外资及银行的引进政策等。其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金融约束给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再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规避潜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促进经济发展。该理论也因为其过于强调银行在金融系统中的作用和操作性不强，而随着东亚经济的沉浮经历了鼎盛到停滞的过程。“东亚奇迹”时，东亚金融系统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东亚金融危机后则几乎被完全否定。世界银行（）认为期限错配和币种错配所导致的金融部门脆弱性是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这主要归因于资本市场的薄弱。并提出发展资本市场的几个先决条件：包括发展基础设施、交易系统和交易规则等。
金融系统与政治法律关系的探讨是这个领域的新进展。根据llsv(1997,1998,),他们认为整个金融系统提供的服务如何，金融相关合约的界定是否有效取决于法律体系的状况。指出习惯法起源的国家更注重对小股东的保护，因而有利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而民法起源的国家更注重对信贷者的保护，因而有利于以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的发展；bernardshull（1999）从美国法律起源的角度论证了美国金融系统的演变；vladimirpopov（1999）指出俄罗斯将所有权分给企业职工并发放凭证这种私有化的方式适于证券市场发展的性质，实质上指出俄罗斯金融系统的演变是俄罗斯政治改革的结果。pistor,et.al（）认为在转型经济中，法律执行与法律特征本身相比对融资的影响更大。r.rajanandl.zingales（）从政治学角度研究20世纪的金融发展，认为并不是所有国家在赞同金融发展问题上能够取得政治上的一致性，危机往往是政治上采取反市场力量的根源，从而使金融系统倒退，从政治学的角度论述了金融系统的差异。在该领域的实证方面，levine（）就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跨国实证的结果证实了金融结构的法律观点；beck，demirguc-kuntandlevine（）通过对70个前殖民地的分析，也验证了金融结构的法律论，初始禀赋的不同很好地解释了各国在金融中介与股票市场上发展的差异。林毅夫（）则把发展战略作为金融系统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作了实证分析。这一尝试对于东亚金融系统可能具有某种解释力。总之，该理论模式目前还在不断发展变化，代表着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趋向。
现有解释不同金融系统的理论其主要问题在于以下几点。首先，提出这些理论的学者大多置身于市场经济国家的背景之下，因此所作出的银行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的区分，是局限于对市场制度背景下的不同金融系统的区分，这样区分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影响了他们进一步地探究决定金融系统存在与演化的决定性力量；其次，即使是代表目前主导研究方向的llsv等人的理论，也存在重大缺陷，该理论过多地夸大了法律起源的重要性，而没有考虑到法律本身是变化的，法律根据各国的国情和习俗不断进行适应和演进的“移植效应”（transplanteffect）可能是更加重要的（berkowitz,pistorandrichard,）。第三，缺乏从投资者的角度去理解金融系统存在和演化的理论。而如果从这一角度分析问题，那么就可能就不存在发达的金融系统与落后的金融系统的区分，而最为重要的应该是特定的金融系统模式要与特定国家投资者的需求相对应。那么从现有的理论分析和国别研究看，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系统真得更加有效，更具生命力吗？一种向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趋同的全球金融体制变革正在推进吗？
论文关键词：行为金融学,金融危机,金融监管
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金融市场中存在很多不能用传统金融学解释的“谜题”，如股权溢价之谜、反应过度和羊群效应等等，这些现违背有效市场假说。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金融学理论，其内容将人看作是理性人，即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总是理性的，追求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但理性人的假设与现实中人的决策行为有一定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了个人的认知程度上，所以人们开始关注人类行为及心理在决策中的作用。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金融问题，行为金融学应运而生。从而金融学的部分研究开始从“市场”转向“人类行为”研究。
行为金融学的出现迅速在国内很多领域展开了应用，在证券股票方面，陈伟（1999）研究得出，在股利政策宣布日前后均会出现异常报酬率；宋军（2001）表示，基金有一定的羊群效应；陈骥（2003）认为我国的大多数投资者有认知偏差，是不理性的等。在银行方面，彭惠（2000）研究了不对称信息下的羊群效应，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中小银行贷款都集中投向大企业，中小企业却无人问津，反映出不对称信息下的羊群行为等。在国外，部分学者应用行为金融学理论对金融危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如Paul R. Krugman（2009）运用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对金融危机的产生及潜伏时间进行了分析，得到了金融危机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经济生活的观点；Hirshleifer（2009）从心理导向角度对金融监管理论进行了剖析，解释了“有效规则和无效使用者”及“无效规则”两种方式下的金融监管情况。但从国内来看，利用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对金融危机的成因及金融监管的研究不多，仅有肖琦（2011）、葛永波（2010）等少数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究，因此，本文企图通过行为金融理论对金融危机及金融监管问题进行研究，以期从新的视角审视危机及监管疏忽问题产生的根源，从而为抑制及应对危机提供可参考依据。
二、行为金融学的主要理论
行为金融学是一门将个人行为与金融市场上的投资决策相关联的一种研究方法，认为人的决策受到个人认知、心理、经验、能力各方因素的影响，最终反映到决策行为上，从而违背了传统金融学中“理性人”假设的学科，是现代金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解读。
1、认知偏差致投资者产生错误判断
按照认知心理学的实验解析，个体的信息加工能力具有局限性，个体的判断和决策因此都会产生偏差，用一种依赖有限理性的决策方式来替性决策过程的思维主体，并据此来节约思维成本。因此，人们习惯性产生思维定势或者经验至上的问题，从而容易以样本完全替代事物出现的概率，以经验作为判断的重要组成，金融类论文产生错误的决策。
2、过度自信使投资者无法把握事物发生概率
“过度自信”源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它是指人们过高估计了自身能力和私人信息的准确性。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容易对不切实际的正面评价进行认同，产生自我膨胀。因而“过度自信”在行为金融学中被用来解释各种投资者的行为及现象。过度自信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人们估计的置信区间太小。二是人们估计事件发生的概率不准。
3、反应不足或过度致投资者信息处理不当
投资者在事情发生之前，通常不对信息作出反应，当趋势十分明显时又会以累积的方式对所以前的信息作出过度的反应，从而产生错误判断的情况。
4、从众心理产生效仿效应，影响投资者判断
从众心理一种典型的心理学在行为上的反映，投资者在自己决策的时候很大部分上会受到同类人的影响，从而进行效仿或者攀比，影响了自我的判断。在行为金融学领域也被称作羊群效应。
5、好益厌损使投资者有失客观
投资者在面对收益和损失同样的情况下，往往会觉得损失比收益更难以接受。在同一风险下，人们更愿意追求收益时的风险而厌恶损失的风险。
三、行为金融学对金融危机及金融监管的解释
近年来，伴随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加快，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也频繁爆发，不同的学者对金融危机的产生持有不同态度。Wolf（2008）认为是金融具有脆弱性导致危机产生，Krugman（2007）则认为是金融过度创新，金融市场无法承担而使危机爆发，Henderson（2008）则认为，政府金融监管不足，需为危机承担责任，Astley etal（2009）认为全球经济失衡等等，本文将通过行为金融学对危机的原因进行探究，不妨以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为例。
1、认知偏差使投资者及监管方对风险认识不足
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存在明显的认知偏差。首先，其青睐于低利率的环境，高估了房地产价格的走势，低估了存在的泡沫危害，甚至将房价飙高看作必然事件。其次，投资者对金融创新性产品的风险及收益认识不足。投资银行将资产证券化，以债券形式在次级市场出售，购买者只关注于这种产品的高收益率却忽视了其极低的违约率。再次，证券市场上的产品越来越复杂，投资者无法完全确定这些信用产品的风险，但仍然在追逐收益的驱使下购买。
监管部门认知严重偏差，对系统性风险认识不足。第一，监管机构采取“单体审慎监管”，确保单个 金融机构审慎经营。但近年来，单个金融机构危机爆发，蔓延整个金融体系的危机时有发生。其金融危机均源于信贷和资产价格狂飙的影响下，金融失衡，系统风险不断扩大。因此，采取“单体审慎监管”不足以防范系统性的金融危机。第二，监管部门过分强调了金融体系的顺周期特征。这种对制度及周期的追逐，导致金融同质化趋势增强，强化经济主体的顺周期行为，不断推动了金融失衡。第三，监管机构在监管过程中，常出现“舍小求大”的内化目标，从而导致监管过度或监管不足。
2、过度自信使投资者和监管方处于非理性氛围
从投资者来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过度自信的认为流动性的市场可以永久的持续下去。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利率调至1%，这种历史最低的利率促成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但这种持续的增长在4年内涨幅达到了50%，已经处于一种疯狂的状态，投资者也越来越不理性。第二，抵押贷款发现机构对利率及房价的增长趋势过于自信。对购房者的能力评估减弱，并出现大量无抵押大款。第三，投资银行过度自信地低估了金融衍生品的风险。银行在出售金融衍生品时高估了自身的承受能力，而购买者也过度相信银行，配置这种高风险产品，导致这种经济的“定时炸弹”不断传递。
从金融监管机构来看，其和投资者一样，容易产生过度自信。危机爆发前的经济上升期，企业和金融机构均有相当好的业绩，不仅能满足监管机构的要求，还能为宏观经济增长贡献出力量，这使监管机构对政策有效性产生了盲目的自信，放松监管。同时，在金融衍生品方面，他们过度的忠于“市场自然淘汰”的规律，没有及时的转移和控制风险。
3、损失厌恶使系统风险扩散加剧
危机爆发后，损失厌恶心理使整个金融市场崩溃。投资者由于损失影响，停止交易，市场流动性缺乏，信用产品定价更加困难。定价困难致使交易困难，市场交易量下降，整个金融体系收缩。金融机构及个别投资人均收回流动资金，金融体系中的流动性骤降，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使系统风险逐步扩大。对于监管当局，首先，由于其自身对损失的厌恶，危机过后监管过紧，使危机不能被市场有效调节，导致危机恶化。其次，其“舍小求大”的目标驱使，对于小的金融机构的救助不足或不及时，进一步增加了系统风险。、
4、从众心理致使危机影响翻倍
危机发生后，恐慌情绪在不同投资人之间互相传递和影响，使个体之间相互刺激，情绪承螺旋式扩张，从而由由情绪引发的行为也不断升级，使危机的影响翻倍扩散。
四、结论及建议
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下的中国国际贸易与人民币汇率问题回顾
从中国的出口表现来看，欧美、俄罗斯、印度等国家针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有加剧之势。西方国家一方面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又重新要求人民币升值，以便削弱中国出口优势。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报告称人民币贸易加权的有效汇率至少需要升值20%，对美元汇率更是要升值40%。2009年10月22日，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他长期撰文的《纽约时报》双周专栏发表题为“The Chinese Disconnect”(可译为“中国人的不合作”或译为“中国人的脱节”)的文章指责中国放任货币贬值，敦促美国政府“有关中国货币，必须采取措施应对”。
其真实目的在于让人民币与美元脱钩，以便美元贬值，同时迫使人民币升值。从而减轻美国面对的巨大财政赤字和不断借债的压力。美元贬值一方面可以缓解其金融体系内部逐步累积的大量债务，缓解美国财政赤字压力。同时，作为美国债券的最大持有国，中国外汇储备的国际购买力会显著缩水，中国国民财富将大量流失，中国被迫为美国人买单。另一方面，美元贬值可以推动美国出口。据测算，人民币兑美元每升值10个百分点，出口企业增长速度受其影响放慢3到4个百分点。
二、问题的实质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货币均为美元的衍生物。因为美元是由美国发行的，其他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出售的是实物财富，而得到的是结算货币(即美元)。 自从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只要国际贸易以美元结算，其实质就是由美国操控这些被交易的资源。美国政府只需加速印发美元，就能将大量美元注入其他货币区来迫使其他国家提高本国货币兑美元的汇率，从而促进美国的对外投资和出口。所以大量国际收支赤字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但是对美国却是有利的。美国可以放任其国际收支赤字无限扩大，并通过美国国债吸收其他各国央行的盈余美元为其预算赤字融资，从而奠定美元的霸权地位。
目前全球主要货币均在贬值，只是贬值的幅度不等。自从中国2005年7月启动人民币汇改，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至今，可划分为两个阶段：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为第一阶段，期间人民币以爬行钉住美元的方式逐步升值了21%。2008年7月至今为第二阶段，人民币汇率事实上重新回归到盯住美元的刚性水平。在2008年下半年，人民币有效汇率随着美元的逆市反弹而继续升值。然而，从2009年3月起，由于在应对美国金融危机过程中，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致使美元大幅贬值，美元指数持续走弱;同期人民币兑美元保持稳定，导致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的有效汇率贬值。
如何确定人民币均衡汇率?国外汇率理论对人民币汇率是否适用?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能够成立的汇率理论(如购买力平价理论、利率平价理论以及资产平衡理论等)，在金融市场尚不发达的中国并不完全实用，不能简单地套用于人民币汇率决定理论。因为均衡市场利率和货币的完全可兑换这两个前提条件在中国不成立，所以利率平价在中国的解释能力不强，无法形成均衡汇率，汇率较难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也不符合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在资本管制情况下，实行钉住汇率有其客观必然性。
三、 国际汇率理论中的三元悖论
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在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国际经济情况以后，提出了支持固定汇率制度的观点。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和J.马库斯·弗莱明(J.Marcus Fleming)提出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对开放经济下的ISLM模型进行了分析，堪称固定汇率制下使用货币政策的经典分析。该模型指出，在没有资本流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下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动汇率下则更为有效;在资本有限流动情况下，整个调整结构与政策效应与没有资本流动时基本一样;而在资本完全可流动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时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但在浮动汇率下，则是有效的。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The Eternal Triangle)， 即三元悖论(The Impossible Trinity)，也称三难选择。也就是说，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必须牺牲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实行资本管制。在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在汇率贬值无效的情况下，唯一的选择是实行资本管制，实际上是政府以牺牲资本的完全流动性来维护汇率的稳定性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大多数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比如我国，就是实行的这种政策组合。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国家需要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来维护对外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是由于其监管能力较弱，无法对自由流动的资本进行有效的管理。
四、我国应对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建议
(一)抑制国际游资涌入我国市场
国际游资具有流动性强、逐利性强、期限短的特点。当资本项目管制疏松时，其大量涌入容易冲击我国的资本市场;而当我国国际收支恶化时，大量内流的短期资本极易发生剧烈的逆转。这种大量无序的流动无疑会加剧金融市场的波动，危及我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甚至可能引发政治和社会动荡。
(二)逐渐改变中国出口结算方式，规避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
尽量避免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美元结算，改用本国货币或者采取商品互换的方式，和其他各国建立货币互换协议。
(三)我国应该用外汇储备购买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和在中国境内的优质外资公司的股份
关于透明度的探讨肇始于Cukierman和Meltzer，但至今仍难形成一致的意见。这是因为透明度难以量化，不易描述建模，同时其涉猎面广泛，其范畴不易统一。但经过数年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将问题指向了是否对公众明确宣布政策目标，是否披露决策过程及相关信息的数量和准确程度。
Winkler认为，央行披露较多的信息并不意味着公众能较好理解其意图；他认为透明度应包括公开、清晰、诚实和共同理解，而不仅是宣布政策目标以及操作细节。IMF在《货币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指出透明度是一种环境，即在易懂、容易获取和及时的基础上，让公众了解有关政策目标及法律、制度和经济框架，政策制定及其原理，与货币和金融政策有关的数据和信息，以及机构的职责，Kuttner和Posen认为宣布明确的货币政策目标值，通胀报告以解释货币政策变化造成的预期影响，预测通胀并解释这些变化的原因，对过去的政策以及所取得的成果进行评估等内容为体现透明度的要求。此后学者便从整个货币政策决策、实施、生效过程来考虑透明性，Geraats将其划分为五个方面的内容：政治透明、经济透明、过程透明、政策透明和操作透明。同时Hahn也提出与以上内容类似的透明度含义，包括：目标透明、操作透明和认知透明三个部分。而另外一个方向则是将透明度模型化，Faust和Svensson用公众观察到央行控制误差信息的程度以及外界对央行意图的推断来描述透明度，并将其用参数化。
二、提高透明性的影响
中央银行透明度的提高主要对以下两个方面产生影响：一是对央行的声誉和货币政策产生影响；二是对宏观经济的发展和稳定产生影响。
（一）对央行的声誉和货币政策的影响
过去，中央银行基于减轻自己的责任，提高自己的威望，或借保持神秘行事的习惯以此进行寻租；同时，透明度的增加会降低央行灵活操纵政策，即相机决策的能力，这些都导致其不愿增加透明度。
随着公众对民主原则和有关信息只有要求的提高，央行逐步发现，增加透明度有助于提高自己的声誉；同时，政府也发现，透明度的增加可以有效抑制央行在政策操作上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时间不一致性假说指出一旦私人部门的决策包含的通货膨胀预期被锁定，政策制定者便具有制造高于预期水平的通货膨胀激励，也就是企图利用“意外通货膨胀”来暂时增加产出，但是，市场一旦预期到这种行为，就相应调整工资、物价等名义合约，结果不仅产出或就业状况得不到改善，通货膨胀反而被拔高。透明度的提高使央行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任何背离承诺的行为都会受到质疑，政府也不能为实现其他经济目标来随意向中央银行施压，迫使央行改变原定的政策目标。因此，透明度的提高能使央行有效地摆脱来自政府方面的压力，同时也要求央行必须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执行更有利于公众的货币政策。
（二）对宏观经济发展和特点的影响
透明度提高将会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公众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使公众能够减少个人行为决策的噪音，提高准确度，最终增加个人福利。
（1）增加透明度可以减少抑制通胀的成本。抑制通胀能够不影响产出条件是事先向公众宣布且政策可信，若反之则抑制通胀就要付出代价。其主要从成本推进造成的通胀来分析，当信息透明且央行有良好声誉，人们对通胀的预期就会下降，并以央行宣布的通胀目标值为调整工资水平的基准。这样工资就会随着通胀预期的下降而下降，实际工资基本保持不变，就业和产出也不会受到影响，反之反是。
（2）增加透明度可以有效引导预期，降低通胀水平，并有助于经济稳定。在信息透明条件下，不确定性降低，公众将会以锚定的通胀目标值作为自己的预期，而使得通胀预期维持在一个稳定的低水平，进一步使未来通胀的压力减小，从而稳定经济的发展。Mishkin和Posen对加拿大、英国和新西兰等国家采用了通胀目标制后的通胀情况进行了考察，发现增加透明度可以使平均通胀率下降、通胀率变动幅度缩小。Levin的研究同样表明，通胀目标制国家通过宣布通胀目标并加强与公众的交流，能提高本国央行的信誉，缩小产出的波动幅度。
（3）增加透明度可以减少金融市场的波动，并可以帮助市场更好地反映货币政策信息。弗里德曼认为信息革命的到来极大降低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成本，使公众的预期能更迅速、更准确地对包括由货币政策导致的波动在内的经济波动做出反应，那么公众和金融市场对通胀变化比以往更敏感，也善于应变。Rafferty和Tomljanovich对美联储增加透明度与反映金融市场效率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检验，证明了增加透明度有助于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论断。Blinder认为政策透明可以使投资者更准确预测金融资产的未来价值，减少由信息冲击造成的波动，并减少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投机行为。
三、我国央行透明性发展
我国央行运作的透明性在逐步的提高，我们可以回顾其发展的历程：1994年开始公布货币供应量。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正式规定我国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为我国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保证。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按季度向社会公布各层次货币供应量、通胀水平、GDP水平。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2001年起，央行开始通过网站和纸质媒介，按季度向公众《货币政策分析报告》，内容包括货币信贷概况、货币政策操作，金融市场分析、宏观经济分析以及预测与展望。2004年公布《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公布金融统计数据时间表》。徐亚平在Eijffinger和Geraats的标准基础之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其指标进行了修订，检验了我国透明性提高对于宏观调控成功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钱小安(2002)，《货币政策规则》，商务印书馆。
[2]徐亚平，货币政策有效性与货币政策透明制度的兴起，经济研究2006（8），24-34.
[3]程均丽，刘枭，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可信性与透明度，财经科学2005（6），26-32.
[4]陈利平，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透明与模糊，世界经济2005（2），3-12.
[5]徐亚平，货币政策透明性的价值及其面临的主要争论，财经理论与实践2007（28），10-14.
论文提要： 本文通过分析目前国际金融监管理念新的演变趋势，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以确保金融机构健康发展的对策思路。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成为目前的热点之一。但是由于受到过去计划经济的影响，我们对金融监管体制的认识还存在着很多误区，这严重地影响了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因此，我们必须紧跟国际金融监管理念新的演变趋势，并引进新的金融监管理念，以保证改革持续推进。
国际金融监管理念新的演变趋势
1 金融监管更强调市场力量
从国际范围来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市场机制与政府监管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被理解成一种平行替代关系，金融监管力量的强化也就意味着市场机制力量的弱化，从而形成金融监管对金融市场压制性特征。随着全球市场化趋势的发展，金融监管不再是替代市场，而是强化金融机构微观基础的手段，金融监管并不是在某些范围内取代市场机制，而是从特有的角度介入金融运行，促进金融体系稳定高效的运行。重视市场机制的理念在即将在全球金融界正式实施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例如，新资本协议提供了可供金融机构选择的难度不同的风险管理体系，同时，那些选择难度更大的风险管理体系的金融机构，其所需配置的资本金要少，从而在金融市场的竞争中更为主动，这种监管理念较之1988年巴塞尔协议所采用的单一的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显然是更好地协调了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和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另外，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不仅强调监管机构的外部监管约束，还补充强调了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以及通过信息披露引入市场约束，有效的信息披露是加强市场约束的必要条件。各国的金融监管当局越来越强调市场约束对保证金融体系安全的重要作用。美联储认为：未来监管者不得不更多的依靠市场纪律─—通过有效的公开信息披露─—来更多地分担监管任，减少对政府监管的需要。
2 金融监管更鼓励金融创新
对待金融创新，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监管机构也经历了一个从严格抑制到积极鼓励的过程。实际上，在那些具有浓厚行政管制色彩的监管环境下，不少金融创新可能都是以绕开行政法规审批规定等为最初目的，但是，这并不能构成监管者消灭这些创新的理由，而应当成为改进监管方式的推动力，因为这些来自金融机构的创新，往往反映了市场的金融服务者的新需求，往往反映了金融体系发展的新趋势。例如，通过绕过税收法规等产生的金融创新，可能本身就反映了经济体系存在的一些问题，税收部门据此可以改进税收体系加强管理，这就是一个良性的互动过程。为了促进这一良性的金融创新互动过程，保持一套清晰透明公开的金融创新监管规则和程序最为关键，减少金融创新过程中的人为干预和随意性也最为重要，这样才会给金融创新主体一个清晰的创新预期和稳定的创新环境。
3 金融监管更强调成本收益分析
金融监管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往往只注重监管的收益而忽视成本，使监管决策建立在非科学的基础上。金融监管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金融监管机构日常运行的行政成本和金融机构为了满足各种监管要求所产生的成本；另外还包括间接成本——金融监管对国民经济体系运行带来的效率的损失，如过度的管制抑制了竞争，使优胜劣汰的机制得不到实现，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而带来的效率的损失。监管的收益主要包括金融体系安全稳定有效的运行和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增强公众的信心。科学的监管措施应对监管的收益和成本进行权衡考虑，只有监管的预期净收益达到最大时，才是理想的监管强度。因此，监管并不是越严越好。英国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要求金融服务局在推出任何监管法规和指南时必须同时公布对它的成本收益分析，证明该项措施的收益大于成本。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第一，在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形势下，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进入，我国金融机构如何来应对国际金融机构的挑战成为一个现实而紧迫的课题。众所周知，在影响金融机构经营的众多因素中，金融监管体制是最为关键性的因素之一。从全球金融市场竞争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往往也是金融监管效率的竞争。因此，如何提升我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也同时是我国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的挑战之一。
第二，外资银行将在我国经营那些我国较少开展的新型金融业务，如金融租赁、投资组合、保险中介及金融衍生产品；国内金融机构出于市场压力，也将加快金融创新。金融监管体制如何在监管与创新之间进行权衡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第三，随着我国金融服务领域不断开放，各类金融机构的竞争将更加激烈，速度和范围，金融衍生产品的大量使用，也加大了金融风险。如何对各类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保持我国金融的平稳健康发展，是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对策
第一，在当前的金融监管中应当引入重视市场机制的理念。如何确保市场机制得到有效运行，除了法律和制度上的要求外，在这里强调两点：首先，制定监管目标必须和金融机构的商业目标保持一致和协调。仅仅根据监管目标，而不考虑金融机构的利益和发展的监管，必然迫使商业银行为付出巨大的监管服从成本，散失开拓新市场的赢利机会，而且往往会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其次，监管措施必须保证市场机制运行的效率，促进优胜劣汰。从整个金融组织体系的发展来看，重视市场机制的监管应当是从整体上促进经营管理状况良好的金融机构的发展，抑制了管理水平底下的金融机构的发展。
第二，金融监管要改变目前过度的抑制金融创新的状况。目前我国存在着严厉的行政审批和行政管制抑制金融创新的状况。在目前的商业银行法中，就存在着许多直接干涉商业银行自主经营和自主创新的条款。例如，《商业银行法》第七条规定：“商业银行开展信贷业务，应当严格审查借款人的资信，实行担保，保障按时收回贷款。”但是从商业银行的实际运作来看，是否提供担保，完全取决于商业银行的风险决策。对金融创新采用管制堵塞的办法最终是行不通的，创新是时时会发生的，这一点甚至不以监管部门的规定而有所改变。只要市场有需求，存在赢利空间，创新产品就一定会被供给出来。那些不理性的禁止，只能改变创新主体的成本，而不能取消创新本身，所以堵塞不能解决问题。只能用疏导的办法，理解创新，理清创新线索，促使监管目标和创新目标一致。
第三，要建立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的问责机制。在我国行政管制色彩比较浓厚的监管体制下，金融监管行为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往往为了追求监管的收益而执行过严的监管措施，这不仅会带来过大的金融监管成本，还会抑制金融创新和市场竞争。因此，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必须尽快对监管措施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监管预期收益大于成本的监管措施才能够实施，同时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科技力量的推动、管制的放松，金融机构之间竞争的空间拓展至全球并日趋激烈，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的背后，同时也是各国金融监管体制和理念的竞争。因此，摈弃过时的监管方式，引进新的金融监管理念刻不容缓。
参考资料：
[1]巴曙松：巴塞尔新资本协议[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关键词：债券银行；开发性金融；国家信用证券化
截至2006年11月末．国家开发银行金融债券发行突破3万亿元。写作毕业论文开发银行用8年时间突融债破券第发一个行1万亿元，用3年时间，登上2万亿元台阶，又用2年时间，突破3万亿元，其在筹资领域的成功实践再一次证明了“债券银行在引导社会资金、支持国家重点建设方面所发挥的得天强厚的优势。
一、“债券银行”的求素
1994年3月，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投融资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的双重产物诞生了。国家将开发银行设计为“债券银行”模式，反映出国家在经历了建国以来投融资领域从“财政拨款”到“拨改贷”的历史沿革后，在尝试一种新的效率更高、资源配置更合理的融资模式
受当时经济环境与市场发育程度的制约，写作硕士论文为保证开发银行起步运行，国务院决定由人民银行以行政派购方式为开发银行组织金融债券发行。派购发行保证了开发银行信贷资金需要，支持了开发银行的发展，也为开发银行日后的市场化筹资积累了宝贵经验。
但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入，行政派购发愤的弊端逐步显现。此外，从外部环境看，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需要依托高效、规模较大的债券市场；商业银行退出交易所后，也需要一个新的投资场所，开发银行抓住历史契机，在人民银行的积极支持下，于1998年9月在银行间市场率先开始了市场化发行会融债券的尝试
二债券银行”的启示：国家伯用证券化的转化
开发银行金融债券被视为准国债，尽管在管理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它与国债共同担负着为国家筹集大额、长期建设资金的职能。
开发银行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1998年前的政策性金融和之后的开发性会融。拐点始于1998年开发银行的自身改革，而指导这一改革的理论正是开发性金融。开发银行开始在政府主导下，研究制度建设的规律，与政府一道承担起制度建设的义务，在主动建设市场、培育市场中，探索解决中国“两基一支”长期融资的困境，这正是开发性金融理论的历史使命。
另一方面，作为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胸，开发银行依托而不是依靠国家信用，注重以市场行为和一流经营业绩努力推进市场建设，从而实现国家信用证券化的目标。
一是与政府共同建设市场。在开发性金融的指导下，写作医学论文开发银行在银行间市场实现了市场化发行债券，推出了大量债券创新品种，这对于推动和加快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以及活跃债券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同时表明，在市场建设中，不能被动等待，而应主动承担引导与建设义务，尤其是存一个市场发育尚不成熟的市场环境中，这种主动引导与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二是在创新中谋求双赢。开发银行的创新理念更多强调双赢，与政府监管部门双赢，与投资人双赢。基于此，当市场发育不足时，开发银行积极参与培育市场。在央行票据发行前，开发银行在银行间市场长期拥有近半的债券市场份额。开发银行债券曾一度成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由于“适销对路”在市场拥有比较活跃的流动性，深受投资人欢迎。当2003年市场出现波动时，开发银行主动维护市场大局，坚持按预定计划发行金融债券，并通过创新充分保护投资人利益，实现了发行人、投资人与临管部门的多方共赢。
三是在共同建设市场中实现开发性金融目标。十二年来，开发银行在主动建设市场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经营目标。“三峡工程”是开发银行融资的成功案例之一，其特点是贷款需求量大、期限长、技术难度高、公益明显，在工程初期一期融资方案遇到极大困境时，开发银行给予了鼎立支持。度过了一期融资的艰难，商业银行纷纷开始进入。在三峡工程发行企业债券时，主承销商也成为竞争热点。在三峡案例中，开发性金融的融资导向作用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三债券银行的成功
(一)人民币债券发行日趋成熟
开发银行在中国债券市场取得“旗舰”地位，首先来自于在人民币债券发行领域的日趋成熟。1998年9月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在中国债券市场迈出了一个又一个成功的脚印，从率先在银行间市场实现市场开发行，为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助推，到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标准系列债券发行，建立中国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为市场基础建设提供重要定价参照基准；从创新发行具有历史功勋意义的浮动利率债券，解决中长期融资工具困境，到创新具有期权性质的选择权债券，不仅为市场提供了避险工具，也为开发银行在次级债券领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开发银行每一次创新对市场都具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外汇筹资能力迅速增强
近年来，为充分利用国内外汇资金，减少从境外筹集外资，减轻国家外债负担和企业债务成本，国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置换高成本外债，控制外债风险。同时鼓励发行境内外币债券，用于外债结构调整。开发银行于2003年9月成功发行首只境内美元债券，开创了境内外币债券市场。目前，开发银行共发行了7期境内债券，外币债券的余额为37．3亿美元。
境内外币债券的成功发行，还拓宽了开发银行的外汇资金来源渠道，写作职称论文增加了国内市场的美元投资工具，对有效利用国内外汇资金、抑制结汇需求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开展人民币掉期业务，开创人民币利率互换市场
2005年10月，与光大银行完成了我国第一笔人民币利率互换交易，实现了双赢目标。开发银行对冲了浮动利率贷款和固定利率发债之间的利率缺口，降低了融资成本；光大银行通过利率互换开拓了固定利率房贷业务。此次交易确立了开发银行在人民币衍生产品市场开拓者、建设者、领先者的地位。2006年以来，开发银行相继向全球交易商推出了期限最长达10年的人民币利率互换和人民币外汇掉期的双边报价，目前在人民币利率互换市场占据70％以上的份额，是最大的做市商；在人民币升掉期市场上担当主要做市商，以及国内唯一一家提供10年期报价的金融机构。
(四)发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连通信贷与货币市场2005年12月，开发银行成功发行国内第一单信贷资产支持证券(ABS)。ABS产品的成功发行，既是开发性金融优良经营成果的社会共享，同时对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实现金融资源合理配置也具有重大意义。ABS产品打通了信贷市场与货币市场，实现了两个市场的对接。它将原来基本无法流动的信贷资产转换成具有高度流动性、能够在市场上自由交易的标准化证券，这对于银行中长期信贷资产的风险转移，提高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比例，以及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可谓一举多赢。
(五)积极开展企业债券承销业务，不断提高信贷客户的直接融资能力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企业融资过度依赖银行，直接融资比例过小。写作工作总结为培育、完善信贷客户的退出机制，开发银行于2000年获准进入企业债券承销市场，并且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具有企业债券、短券融资券和财务公司金融债承销资格的金融机构。开发银行债券承销业绩连年位居市场前列。通过证券市场的严格监管，帮助企业改善了治理结构，有效降低了开发银行的信贷风险；通过承销业务的积极创新，帮助客户拓宽融资渠道，将重点信贷大客户逐步培养成新型商业主体，为其连通资本市场、实现融资结构合理化搭建了通路。
一、关于福利经济学中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的综述
福利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就是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最早要追溯到19世纪维尔弗雷德?帕累托（Vilfredo？Pareto）的帕累托最优理论，他将帕累托最优状态定义为：除了某些人的效用不变外，我们做出任何微小的变动不可能使所有人效用全都增加或全都减少的状态。随后，在20世纪初卡尔多和希克斯（Kaldor，Hicks）在帕累托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帕累托改进理论，认为任何福利政策不可能对每个人都是有利而无害，但如果这种福利政策对某些人有利的福利水平足以补偿对另外一些人不利的情况，这种配置则就是有效率的。科普曼（KooPmans，1957）在其《论经济学现状的三篇论文》专著中，对资源配置理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研究，认为资源配置方式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某个微观经济单元的资源配置方式，第二层是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法瑞尔（Farrell，1957）在科普曼研究基础上又进一步将企业生产效率分为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罗宾逊，怀特曼（Robinson，Wightmans，1974）将市场效率分为配置效率和操作效率；贝恩（Bain，1981）创造性的提出了金融配置效率主要包括宏观经济效率和微观经济效率；沃格拉（Wurgler，2000）认为，资本配置效率指标是金融发展的程度及其作用水平主要衡量标准，这里的资本配置效率是用资本对于GDP变化的弹性来表示。沃格拉从产业视角出发对65个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发达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配置效率的结论。
二、关于金融理论中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的综述
综述金融理论对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金融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上，即主要从金融系统与经济发展关系上着手的。早期，沃特.巴杰特（Walter Baghot，1873）研究发现在英国工业革命中，大型工业项目通过向金融系统融通资本，获得快速发展，认为金融系统是促进工业革命发展的关键，他指出了“良好的金融系统能够把资金从低效率的投资转向高效率的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912）认为银行系统功能良好，就可以有效识别较好的投资项目，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为创新产品和创新生产成功的企业家提供所需资金，从而推动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又能进一步推动生产的进步，最终会实现未来宏观经济的发展。巴杰特和熊彼特的研究已经向我们展示金融系统具有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能将资金有效地转化为资本，进而作用于实体经济。随后格林和肖（J.Gurely&E.Shaw，1960）通过构建一个广义货币理论模型，试图发展了货币理论和金融结构理论，并认为金融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格林和肖把金融结构称之为金融资源，忽视金融政策、货币资本的资源属性，总体上，格林和肖研究促进了金融资源理论的的萌芽。金融资源理论初步发展，并引起主流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德斯密斯（GoldSmith，1969）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认为金融资源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和金融运行规律和制度。他通过35个国家百余年的经济数据和金融数据比较分析，得出结论：金融结构的变化就是金融发展，金融上层结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改善金融运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金融发展水平也较高，二者存在大致平行的关系。戈德斯密斯重点强调金融相关比例（FIR）是金融发展的重要指标，主张金融发展需要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震荡。这正是保护金融资源的重要措施，目前在国际上已经达成共识。遗憾的是他只做“量”的比较，而忽视了金融发展“质”的方面，即缺乏对金融资源效率方面的比较分析。麦金农和肖（Mackinnon&Shaw，1973）对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最终形成了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为管制利率使得利率低效率，将会抑制储蓄额的增长并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主张放松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利率的监管，应根据市场规律，提高投资水平。同时他们还主张应减少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具体措施是取消对外汇和外贸的管制，这样不仅能纠正因严格管制而导致的价格扭曲，而且能弥补国内资金的短缺。继金融深化理论之后的金融资源理论主要贡献是对金融的本质认识的突破，放松金融深化理论的假设前提，采用先进的实证方法检验。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以莫顿（Merton）和Allen为代表的学者则强调金融功能观，认为金融机构观着重于对金融机构进行研究，而功能观着重于对金融机构运作的经济功能的把握，在功能的指导下探寻运作这些功能的最佳机构结合，它是基于为金融体系提供的服务的基础之上的。此时，金融资源理论发展已经涉及到金融资源本质，金融脆弱性、金融资源的配置和金融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内容。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学者们纷纷将目光集中在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上。主要代表人物有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齐（Greenwood&Jovnaovie，1990）、莱文（Levine，1993）、德米雷德斯和阿雷斯特（Demtriadesd&Arestis，1999）等人，他们通过建立内生增长模型，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金融系统5种不同的功能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三、国内学者对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的综述
辽宁大学的白钦先教授（2001）是国内最早对金融资源理论深入研究的学者，他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研究导论》一书中开创性地提出了金融持续发展理论是建立在“金融是一种资源”的学说基础之上的，即金融资源学说。崔满红（2001）认为金融资源理论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金融自组织系统各要素之间协调问题即金融自身协调发展问题；二是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问题，三是金融与文化、科技、生态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即金融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在研究金融资源是什么的基础之上，学者们开始普遍关注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与配置目标，并开始把经济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引入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杨涤（2002）围绕金融资源配置的主体、客体、范围、目标、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政府、金融机构和中央银行是金融资源配置的主体，而货币和资本资源、人力资源以及制度资源则是金融资源配置的客体，即配置对象。对金融资源的配置还要追寻时间和空间上配置最优化，并且强调金融资源的配置目标包括宏观和微观目标，杨涤还强调金融资源的配置既要重视效率，也要保持金融稳定。何风隽（2005）对我国在转轨经济时期的金融资源配置现状进行分析，认为通过政府配置、产权配置、价格配置的金融资源混合配置手段是实现我国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王振山教授（1999）以金融效率为主线，首次将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理论引入金融资源的配置范围；系统分析了金融资源配置最优帕累托条件、金融系统内部的运行规律和影响金融配置效率的外部因素并且设置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金融效率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沈军（2006）从二元经济视角下对金融效率进行了理论分析，主要从金融结构和金融功能以及金融效率三方面出发，构建金融效率的理论体系，并对我国金融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金融结构和外部环境共同决定了金融功能和效率；二是金融功能观的基础是系统科学的整体观；三是金融适应效率是金融适应系统的关键；四是实现金融效率由微观向宏观效率的转化，必须需要金融系统的综合，这是最有效方法和手段。安阳（2008）从金融资源配置的微观效率出发，认为影响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认为从1991-2007年东北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是不断改善。关于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上，周立、王子明、胡鞍钢（2002）选取1978―2002各地区金融与经济相关数据，通过线性回归得出：中国各个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一个地区金融的发展有利于该地区经济长期、稳定、高质量的增长。韩廷春、夏金霞（2006）以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作为金融发展指标，并用该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从1992年到2002年这11年间，银行结构的变化和银行效率提高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因，银行体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促进了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发展。因而，认为目前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处于银行体系“供给主导型”与资本市场“需求追随型”的混合阶段，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必经阶段。袁云峰等（2007）利用Battese&Coelli的模型以及中国1978～2004年的跨省份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关系，间接度量我国金融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金融发展只是通过资本积累促进了经济增长，并未促进我国技术效率的全面提升。陈凯笛、龚谊（2009）选取人均金融资源指标，分析我国金融资源分布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得出经济发达省份金融资源对经济的贡献大，在中西部地区，金融资源对经济的促进不明显。薛婷婷（2008）将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西部其他5省比较，并对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甘肃省金融资源配置水平较低，这种低水平的配置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增长，导致金融与经济的协调性欠缺。
在已有的研究中，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资源配置理论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上，其中理论研究的成果主要包括金融资源的概念、属性、以及金融资源配置对象、目标、范围、机制等，在实证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设置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指标评价体系，对国家（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行评价；对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金融与经济的协调性。由此可见，国内学者对金融资源配置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然而在已有的研究上不难看出，国内学者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实证分析主要集中微观金融配置效率方面，而忽视宏观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检验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上，众多学者只单独对金融资源的某一方面的配置水平进行检验，如：银行信贷水平、证券市场发展水平、保险市场发展水平等、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民间金融资产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这样具有片面性。在地区研究方面，很少有人对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关键词：银行信贷；房地产泡沫；关系自1998年进行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我国房地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同时，商品房销售平均价格也一路攀升，已由2002年的2092元/平方米，上涨到2012年的5791元/平方米，年均增长率达10.7%。针对飞涨的房价，多数人认为，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着泡沫化的风险。目前我国的房地产金融市场发展尚不完善，房地产业融资渠道过于单一，使得房地产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银行贷款。基于此现状，研究银行信贷与房地产泡沫内在关系对于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缓解国内“房地产泡沫”现象，推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迄今为止，经济学界对于银行信贷与房地产泡沫关系进行了持续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有必要在此进行回顾，这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此问题。
一、国外银行信贷与房地产泡沫关系的研究
西方发达国家多次遭受泡沫经济破灭的影响，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些经济危机的发生多是由房地产泡沫破灭引起，由于金融业与房地产业存在密切联系，银行信贷与房地产泡沫关系逐渐成为学术探讨的热点。
（一）国外银行信贷与房地产泡沫关系的理论研究
关于银行信贷与房地产泡沫关系的问题大都是从房地产行业的特点出发的。Panl Hilbers（2001）指出房地产的特点包括：供给缺乏弹性；交易不频繁且成本较高；房屋可以当作贷款抵押品。正是这些特殊属性，使得银行信贷更易集中于房地产市场，银行信贷与房地产泡沫的关系呈现出日趋紧密的事态。Minsky（1982）从金融自由化角度阐述银行信贷与房地产泡沫关系，提出“金融不稳定假说”，认为：在经济繁荣时期，资产价格上涨会使得银行过于乐观而放松贷款条件。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的同时，银行信贷规模随之扩张。但是，当房地产泡沫破裂，房地产价格就会迅速下降，银行产生大量不良资产，给银行等金融行业带来危机。
（二）国外银行信贷与房地产泡沫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实证分析方面，国外大部分学者是从银行信贷与房地产价格关系入手对银行信贷与房地产泡沫关系进行分析。Goodhart（2008）为了研究货币、银行房地产信贷和房地产价格之间的关系，通过VAR模型，利用17个工业国家的1970-2006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指出，房地产价格和银行房地产信贷之间存在明显的双向联系，进而认为银行信贷与房地产泡沫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
二、国内银行信贷与房地产泡沫关系的研究
与国外相比，我国对房地产泡沫的研究起步较晚。1998年住房改革以后，国内学者对房地产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并且对银行信贷与房地产泡沫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丰盛成果。
（一）国内银行信贷与房地产泡沫关系的理论研究
房地产业与银行业存在紧密的联系：土地开发商、房地产开发商、个人买房等可在银行取得贷款。陈梦璇（2010）认为，我国房地产企业融资来源单一，银行贷款在整个融资中占有很大比例，因而银行贷款与房地产泡沫存在紧密联系。
多数学者从房地产泡沫形成原因的角度探讨了银行信贷与房地产泡沫的关系。葛杨等（2008）分析了我国信贷环境对房地产泡沫关系，指出我国宽松的信贷环境对房地产价格泡沫化的推动表现尤为突出。曹景林等（2011）指出我国目前确实存在房地产泡沫现象，其主要原因是土地价格上涨引起的成本推动的房地产泡沫、居民购房贷款增加引起的需求拉动的房地产泡沫和投机心理导致的房地产泡沫。
（二）国内银行信贷与房地产泡沫关系的实证研究
国内关于银行信贷与房地产泡沫关系问题的研究大多引用国外的研究方法来探讨。
一部分学者认为房价高必然导致房地产泡沫的产生，因而从银行信贷与房地产价格关系层面间接推断出银行信贷与房地产泡沫关系。魏文轩（2013）利用1997-2011年银行信贷与房地产价格相关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实证分析出银行信贷与房地产价格波动间存在着较显著的正相关性，并给出抑制房地产泡沫继续膨胀的建议。
另有学者直接对银行信贷与房地产泡沫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李成等（2009）发展了Allen-Gale 模型，并将其应用于对美国次贷危机生产机理的理论分析，实证检验得出银行房地产信贷非理性扩张激励投资者投资风险资产，并引发房地产泡沫，一旦经济放缓或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使得泡沫破裂，就会通过连锁反应引发大范围的金融危机。
总结
纵观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从总体来看，国外学者对于银行信贷与房地产泡沫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早。近年来，我国学者通过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结合国内实际情况，逐步从理论研究及实践应用上进行了探索。但是，还存在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现有的实证研究大多是从银行信贷与房地产价格关系间接分析银行信贷与房地产泡沫关系，然而房地产价格并不能代表房地产泡沫，房价上涨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引发房地产泡沫；二是很多学者在对我国房地产市场进行实证分析时，往往采用国家层面数据作为样本，但国家平均房价往往会被小城市房价拉低，从而掩盖了大中城市房价中可能存在的泡沫。
参考文献：
[1]Minsky H P，Minsky H P.Can“it” happen again？：essays on instability and finance[M].Armonk，NY：ME Sharpe，1984.
[2]Goodhart Hofmann.Asset Prices and the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University of warwick，2001，(03)：141-150.
[3]Goodhart C，Hofmann B.House prices，money，credit，and the macroeconomy[J].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2008，24(1)：180-205.
[4]陈梦璇．我国房地产泡沫与银行信贷扩张关联分析[J]．中国商界2010(3)：201．
[5]葛扬，陈孝强．经济转型条件下银行信贷与房地产价格泡沫化互动机理分析[J]．金融与保险，2008(03)：23-26．
[6]曹景林，都妙春，马飞．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原因分析[A]．新规划•新视野•新发展――天津市社会科学界第七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集《天津学术文库》（下）[C]，2011．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会计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会计教育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养的人才不但要有扎实的会计理论知识，还应具备会计职业判断和解决会计实际问题能力。因此必须适应新形势，从根本上理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摆正实践教学在会计教学中的位置，建立与完善实践教学体系，提高会计人才的实际操作技能与技巧。
一、会计实践性教学的必要性
就目前我国会计职业学校生源的现状看，存在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文化层次差异较大，二是年龄结构悬殊，三是会计阅历复杂。近年来，新的会计法规和制度不断出现，在会计教学过程中，一旦涉及到理论知识就感到抽象，涉及到技能操作又感到无处下手，即使老师反复讲授，学员也只能被动接受。这种情况的出现，抑制了学生学习会计知识的兴趣和积极性，给教师的教学也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了从根本上扭转这种状况，提高学生专业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教师在教学组织上应当注重课堂的实践教学，重点讲清基本理论与方法，采用实际仿真业务。
同时，会计专业教学要向学生全面、系统地传授基本会计理论和方法，而且培养学生应用会计理论和解决会计实践问题的能力也是适应市场竞争需要。在目前会计人才供给相对过剩的环境下，用人单位对会计专业毕业生的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注重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培养出适合市场需要的专业人才，注重并加强专业实践教学就显得十分重要。
二、加强会计实践性教学的措施
(一)创新教学内容
实践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为此，必须紧紧抓住创新人才的特点，加强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开设自主性实验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一个好途径。自主性实验是在学生掌握了一定的实验技能后，让学生独立完成的一个只给出实验题目，由学生自己设计实验方案，在教师指导下进行实验研究的实验。它将学习的主动权交给了学生，让学生成为实验的主体。没有了详细的实验讲义，学生要利用综合知识并查阅资料，设计出几个方案，最终确定出最佳的实验方案，直到得出实验结果和结论，并写出小论文式的实验报告。这种创造性的工作，给学生提供了一个自由想象和大胆创造的空间，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欲望，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
(二)建设仿真会计实验室
目前，大部分学校的实践教学手段都停留在手工阶段，为了增强学生的适应性，会计实践教学的手段应更新，采用手工、电算化，仿真等相结合的手段。会计手工模拟实践是基础，它可以帮助学生全面认识和理解会计活动的全过程及其规律，而会计电算化和仿真会计的模拟实践是对手工模拟实验的升华，它是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和手段进行全面系统的会计电算化处理。比如会计模拟实验通过会计模拟教学系统、会计岗位模拟系统，会计业务模拟系统，仿真银行税务系统等把各个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学生提供一个会计实训场所。系统模拟的是当前企业或公司真实的会计业务处理模式，学生可以分别以会计，供应商、采购商、生产车间、仓库、经理、财政、银行、税务、股东、审计、系统管理员、数据库管理员、录入员等不同的身份、角色去进行实战性的反复练习。聘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会计人员指导模拟实务，如邀请模拟实习样本单位在职会计人员指导实习，会增加会计模拟实习现场的真实感。
(三)改革实践教学体系
要构建课程实训，阶段实训、综合实训三位一体的实践教学体系。(1)设置阶段性实训课程。结合课程特点并经过认真筛选，对基础会计、工业会计，商业会计，统计学原理，珠算与点钞、会计电算化、税收基础、财政与金融等专业课还必须完成相应的阶段性实训。(2)设置岗位模块实训课程。根据手工会计和会计电算化的岗位设置的差异分别划分各自的岗位模块，并设置相应的实训课程。(3)综合实训。在毕业前的一个学期，可以利用4―5周的时间在校内综合模拟实训室进行综合实训，内容涵盖整个财务工作流程。在教学计划安排上，会计专业课程应合理分配理论课与实践课的比例。高职高专院校实践教学的总学时不应少于全部课程学时的40％。
(四)注重实践教学环节的衔接和协调
首先，各教学环节要安排适当的顺序，由浅入深，从简到繁，循序渐进。从核心课程内容来看，基础会计和财务会计的实践教学在先，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和审计的实践教学在后；从实验性质来看，专业性实验在前，综合性实验在后，手工实验在先，电子化实验在后。其次，各实践活动在内容上要前后衔接，并避免重复。整个实践教学体系非常繁杂，如不进行统筹安排，内容上的重复很难避免。不同课程也可采用共同的案例素材，不仅节约教学资源，还有利于建立学生的复合知识结构和综合能力。另外，采用教师集体备课制度，同一课程不同层次的授课教师相互沟通、课件共享是协调实践教学体系的重要举措。
(五)精心组织校外实习
校外实习是检验校内实践教学环节的最好途径之一。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应做好跟踪调查工作，让学生及时反馈信息，不断促进实践教学方法体系的改善。同时，针对校外实习组织管理工作难度大、实习单位难于落实等困难，建议成立实习指导小组，由系里主管教学的领导和会计教研室主任及专业教师组成，由系领导亲自负责，制定实习计划，共同落实实习单位。其次，在实习前，要宣讲实习要求，让学生明确实习目的，精心指导学生论文方向，并安排一定时间让学生查阅有关资料。学生到各单位后和专业指导教师始终保持联系，以便教师了解学生实习任务的完成情况，并通过电话，信函方式解答学生实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最后，在实习结束后，组织学生进行实习交流总结，由指导教师逐个验收实习任务，完成毕业论文，然后组织学生进行论文答辩，检查实习结果，严格评定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