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09 10:04:3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忠孝观念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木兰 后殖民主义 人物形象差异 反思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02-0068-02
美国电影《木兰》取材于中国古代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在美国电影中，这一中国古代女英雄形象被重新按美国的价值观念进行了塑造。事实证明，好莱坞的这部影片是成功的，它以东方文化的包装演绎了一个经典的美国式的英雄故事。对于电影的人物形象，各种文章的评论角度主要有两个：一是就电影的创作本身进行评价；二是用各种不同的理论对木兰的人物形象进行剖析。在这些发表的论文中，毕耕和李冬青发表的《〈花木兰〉：迪士尼演绎的东方传奇》一文从电影创作的角度进行了阐述。封艳梅的《动画片中的木兰形象解读》着重强调了美国文化对于木兰形象的新解读，强调了多元文化融合的可能性。张莉的《后殖民话语与文化霸权――美国电影〈木兰〉解读》则用后殖民主义的观点对美国的文化霸权通过木兰这一形象进行了解读。作者的认识角度可谓不尽相同，综合以上论文的观点，本文认为我们应在对木兰这一人物形象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同时，不能只看到美国文化的强势地位，而且还要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指出我们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的对策。
一 中国木兰和美国木兰的人物形象差异
《木兰诗》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北方的一首长篇叙事民歌，记述了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在唐代，木兰被追封为“孝烈将军”，并设祠纪念。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奇女子，花木兰的故事被千古传唱，从南北朝到今天，从民歌到戏曲到小说，不同时代的中国文人以不同的文体形式对她进行了刻画。他们都以“忠孝”二字作为出发点塑造花木兰这个人物形象。自古以来能做到“忠孝”两全者，即便是如岳飞这样的民族英雄也很难做到，更何况一个弱女子！而木兰在这一点上真可谓“巾帼不让须眉”，她是一个“忠孝两全”的完美人物形象。
电影《木兰》，是迪士尼首次尝试古装动画片的制作，该片获得了巨大成功，花木兰人物形象更是再次掀起巨澜，而这一次是世界性的。作为一部商业片，花木兰的故事和中国人传统中的印象大相径庭，花木兰的人物形象也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她不是代父出征而是冲破父亲的阻拦奔赴战场，她不是为了忠君而战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她更不拘于礼教的束缚而勇敢追求完美的爱情！美国电影中的花木兰是一个完全“西化”了的人物，她个性鲜明，强调个人主义，具有英雄主义情节。一个被用美国价值观包装了的中国故事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它的深层原因本文将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加以解释。
二 美国木兰的时代背景和后殖民主义理论
花木兰人物形象的改变与当今时代背景息息相关。20世纪以来，随着亚非拉广大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西方发达国家发现原来的直接占领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于是转而以经济、文化的侵略为主，即从经济上控制、政治上影响、文化上同化，这就是后殖民主义。美国电影《木兰》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被搬上荧屏的。对于这一点张莉认为：美国弗・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化研究，为后殖民主义的批评注入了新的活力。杰姆逊注意到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木兰的形象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它本身代表了两种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在当今世界的强弱对抗和支配与被支配问题。
三 电影木兰形象所体现的中美价值观念的差异
儒家文化中所宣扬的“孝悌”“仁爱”“忠君”“爱国”“礼让”等价值观念早已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诗中对木兰的描写都折射出了这些价值观念。如木兰为何参军，诗中写得很明白：“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在这种情况下她甘愿替父出征，这体现了木兰的孝道，也体现了木兰的仁爱，因为诗中只说“木兰无长兄”并没有说木兰没有弟弟（后文“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证明她有弟弟，只是年纪尚小，需要爱护），木兰的仁爱之心跃然纸上。而“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可以看出木兰为了国家出生入死，奋战十余载，比起岳飞的“精忠报国”毫不逊色。“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则说明了她不看重高位和利禄。“礼让”之美德表现无遗。花木兰身上既体现出精忠报国、孝顺父母的传统观念又闪耀着仁爱、勇敢的人性光辉，这些正是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精髓。
在美国电影《木兰》中，木兰形象所体现的深层价值观念和这一传统价值观念有很大不同。
花木兰是影片用浓墨重彩所精心塑造的典型人物，无论是她的外貌，还是她的语言行为等，都显示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影片通过描写一系列的生活事件与矛盾冲突，来刻画花木兰的内在形象，揭示出她的性格特长。如当她看到年迈的父亲接下从军书后，为了能保护父亲，她毅然割发从军；尽管作为女性，她却非常勇敢和好强，在军中训练时，虽然她屡次失败，依然能再次顽强面对，终于在爬竿取箭和勇救战士之后，成长为一个女性英雄，同时也得到了同伴的认同，她的聪明与机智也是影片大肆渲染的重要品质。当匈奴大举进犯，我军处于极度危险的时候，她急中生智炮击山顶以致雪崩，最终赢得了胜利。
从上面的描写中，我们看到了木兰形象的深层特点：个性特征鲜明，敢于背叛传统，争强好胜，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浓厚，具有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特征。
四 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念支配地位的获得途径
从人性来说美国和中国固然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但很明显木兰的美国特征明显强于中国特征。而电影《木兰》是成功的，说明美国的文化在打开中国市场方面的强势和支配地位。
从影片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上看，也颇具中国特色。画面上的人物造型以及服饰等，都是以唐朝特色为蓝本加工合成的，兼顾古风而不失现代感。其线条柔和，勾画均匀，情景转换自然流畅，融入了中国水墨画的特色和意蕴，因而能够在广大中国观众的心目中激起强烈的感应和共鸣。
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到，美国的强势文化是与中国的一些文化特征结合在一起的，它把中国文化作为原料，进行再加工，以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念为芯片进行推销，外观看来是中国式的，但却有一颗美国心。而这正是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念从深层次获得支配地位的原因。
五 反思
美国是当今世界超级大国，它在文化、科技、军事等诸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当今世界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望其项背。而美国支配地位的取得，留给我们许多有待思考的地方。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念支配地位的获得与美国的多元文化以及对其他文化的吸收和再加工是分不开的。我们对于该种处于支配地位的文化和价值观念要客观对待，不能盲目地拒绝或接受，更要思考我们如何才能把本国的优秀文化和价值观念推向世界。鲁迅先生说过：“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我们应把自己本民族优秀的东西展现给世界。在我们用后殖民视角对木兰人物形象进行反思时，更要思考我们为什么会处于这样一种地位。而在强势的别国文化吸收我们本民族文化和价值的部分精华后，连带他们原来的东西再推销给我们时，为什么引起了那么多人的共鸣。我们是要等世界来拥抱，还是主动地拥抱世界呢？
参考文献
[1]封艳梅.迪斯尼动画片中的花木兰形象解读[J].电影评介，2007（14）：33～34
[2]刘康、金衡山.后殖民主义批评：从西方到中国[J].文学评论，1998（1）：153
新课程对高中文言文教学有如下要求：阅读浅易的文言文，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掌握常见的文言知识，注重在实践中举一反三；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学会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如此看来，文言文教学要有“文”有“言”。没有“言”，哪来的“文”？没有“言”的积累，弄不通文意，何来对“文”的理解与鉴赏？反之，没有对“文”的赏鉴，言也只不过是“故纸”一堆 。文言文教学有“文”有“言”，方能过得应试关口，上得素质台阶。
那么该如何进行文言文阅读教学呢？应该把握好哪些环节呢？
课程改革后，语文每周只有四节课，那么长的文言文该如何处理？我的做法是：首先以“预习学案”引领学生的自主学习。课前教师精心准备“预习学案”，要求学生充分诵读文章，疏通文意；同时给出重点文言知识点，让学生借助工具书，自行解决问题，掌握知识；如有疑问，可圈画留存，课堂上环节之一就是交流疑难问题，学生老师共同解决；对文本的赏读也有引路的问题，让学生提前思考。曾经观摩过一位老师的教学视频，发现回答问题的学生拿着统一的纸张回答，评点专家质疑是提前备答，我倒觉得那若是老师的学案，学生提前自主作答，有何不可？
“言”的教学，因了课前的充分准备，课堂上老师只需检查补充，巩固提高，这样就节约了时间，有利于鉴赏环节的展开。对于“文”的教学，课堂上最忌面面俱到。像课本上所选《史记》篇目，篇篇经典。人物刻画、细节描写，精到的语言、多彩的手法，一一讲来，几时能尽？ 方智范先生认为备课要有取舍，抓住节要，不计其余，这是极好的意见。比如有些文言作品情感充沛，像《陈情表》、《祭十二郎文》，感情真挚，情感丰富，自然应该引导学生感受作者至真至诚的忠孝之情，血浓于水的亲情。有些作品文学性较强，教学时自然要把重心放在品味作者优美的文采，感受作者真挚的情感上。如《滕王阁序》，辞藻华丽，情感充沛，文采斐然，体现出唐代文人开阔的胸襟，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生命意识，追求功业、积极入世的时代精神，读此文而不引领学生体会篇中此等情味而只汲汲于文字的疏通显然是“取鱼而舍熊掌”。有些文言作品文化意义深远，如《老子》、《庄子》、《论语》、《孟子》，如果在教学中弃孔孟博大精深的思想不讲，置老庄超世旷达的情怀于不顾，那么这类文章就变得索然无味。在教学中可以先从文化的角度入手，激发学生思考和探求的欲望。有些文言作品思辨性较强，如《六国论》、《过秦论》，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充分的思考，突出思维训练。结合议论文的写作，指导学生如何选取论据，如何进行论证。
另外，文言文教学还要关注古文今读，这对于学生思维拓展、写作积淀都极有好处。赵志伟先生谈到《廉颇蔺相如列传》课堂教学时说到：“我觉得要联系现实，弱国无外交，与其讲‘和’，不如讲要发展，国家要强大。”思维引深至此，是文言文教学价值的充分体现。
文言文教学，文与言如何偕行？既要有“言”的厚实积累，又要有“文”的积淀蕴蓄。在“言”的基础上行“文”，在“文”的基础上通“言”，这便是我对文言文阅读教学的一点浅见。
论文摘要：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的伦理性特点、“比德”理论、伦理判断影响审美判断三方面入手简析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伦理性特点，并指出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宗法社会以及儒家思想的促进作用是形成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伦理性特点的原因。
一、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伦理性特点
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悠久博大的文化传承至今没有出现中断，这在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是唯一的奇迹。在这深厚的历史积淀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学特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而审美文化也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这一特征。
(一)以孔予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的伦理性
这一点在艺术还没有完全自觉的时代表现得很突出，尤其是强调伦理纲常的儒家学说更是如此，它既是这一特征的表现，也是推动传统审美伦理性特点形成的思想动力。《论语》中孔子关于美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
在“美”与“善”的关系上，孔子曾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篇》)可见在孔子之时，“美”与“善”还存在着互换使用的现象，又如子张问孑L子“何谓五美”，孔子答日：“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谈，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日篇》)直陈出五种德行。但这并非意味着孔子对“美”和“善”的使用是没有分别的，比如孔子评论《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评论《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篇)，足见二者不同。然而这也不能说明孔子已经具有了独立自觉的美学标准，《韶》或《武》都是古乐舞，以艺术自觉的眼光来看，这当然是属于艺术表演，但在那个艺术没有独立和自觉的时代，同样的欣赏活动就不纯然是审美活动了。故而孔子在对乐舞进行鉴赏评论时，在总体把握上就不会采取单纯的美学尺度。对《韶》、《武》的评价来看，孔子无疑是认为《韶》要优于《武》的，原因就在于“尽善”与否。舜有德，尧把位置禅让给他，《韶》乐和赞美舜有关，而《武》所赞美的武王，是以武力取得了政权，孔子对于这一点不甚认可，认为其“未尽善”，可见伦理标准在孔子对乐舞欣赏的判断中起了多大作用!
在类似于“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文”“质”关系和“言”“德”关系上，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篇》)，虽然看起来是将“文”“质”同等看待了，但“文质彬彬”所成就的是“君子”，仍然是从伦理学着眼的。又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篇》)，在这一句中，孔子把德行和一个人的言辞用必然关系相联系，结合他“巧言令色，鲜矣仁”、“恶利口之覆家邦者”等等其他语录可以看得出，他真正看重的还是德行。
而在对待《诗》和“乐”上，孔子首先着眼的是它们的道德教化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篇》)都体现了这一点。《阳货篇》有言：“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可见孔子认为“乐”不仅仅只是敲敲钟鼓弄出乐音这么一个简单的形式，而是因为它蕴含的思想能给人熏陶，能陶冶人心，净化风俗。所以孔子说：“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篇》)
(二)将物比人的“比德”思想
将自然万物的美与人的美德相联系，也是传统审美文化的一大伦理性特点。在《诗经》中已有体现，比如《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以“皎皎白驹”比拟隐逸林中的高洁之士。《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以玉的温润比拟君子品格宽和。在《论语·雍也》中则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将山之稳重不迁比仁者宽厚的胸怀安静的性情，将水之灵动不拘比智者敏捷的思维好动的性情。屈原的《离骚》以佩饰香草比喻个人的美德和多才多艺：“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以草木凋零、美人将暮比拟报国的衷情和焦虑：“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而他的《桔颂》则以桔树比拟其高洁的情怀和独立不羁的精神，“后皇嘉树，桔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固深难徙，更壹志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如此发展下去，后世把梅兰竹菊称为“四君子”，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哦赋诗、挥洒作画的经典对象。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是“比德”影响创作的极好例证：“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
(三)伦理判断影响审美判断
传统审美文化的伦理性特点还表现在对艺术作品进行审美判断的时候，往往会受到伦理判断的影响，甚至伦理判断还会起到第一位的决定作用。
典型的例子就是“因人废字”。司马光《治通鉴》有言：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很多人认为把人品低下的书家的书法作品收藏家中，等于收藏了邪恶之气，不仅玷污了家风，也有损于自己的人品。因此，奸臣蔡京、秦桧、严蒿等虽堪称书法大家，但他们的书法作品留传下来的却极少。书法史上有“苏黄米蔡”的“宋四家”之说，前三位均无疑问，唯独“蔡”，有人认为是蔡襄，有人认为是蔡京。最早对宋四家进行解释的应当是明初的王绂，他在《书画传习录》中提到宋四家的“蔡”是指蔡京，而后人因为蔡京是宋徽宗一朝的奸臣，遂以蔡襄代之。
宋徽宗的“瘦金体”，从艺术上来看，横画收笔带钩，竖画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每笔的尾钩都异常锐利、力透纸背，体现出宋徽宗极高的艺术天赋，然而因为徽宗朝奸相辅政，宦官掌兵，徽宗本人又贪恋女色等等原因，竟使得“瘦金体”落有“柔媚轻浮”、“锋芒毕露”的评语。
二．传统审美文化伦理性特点的成因
如果将“美”字进行字源考察，就会发现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从萌芽时期就与实用性有着关联，不论是“羊大为美”还是“羊人为美”，都有着很强的实用性意味。《说文解字》云：“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宋代徐铉补注《说文》日：“羊大则美，故从大。”也就是说羊的体肥毛密不仅体现着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在味觉上给人以肥美味甘的味觉感受。而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美”字都是由上边的“羊”和下边的“人”组成，在甲骨文中，“大”训“人”，汉字的造字是有比类取象原则的，在羊的下部画上“大”象，有一种促进羊繁殖生长的巫术意味。审美最初与实用相联系并不难理解，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又是因何逐步表现出伦理性特点的呢?笔者分析可能与以下两点原因有关：
(一)长期处于宗法社会
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大体上都是由氏族血缘政治向文明地缘政治进化。
(二)儒家伦理思想的熏陶
前边已经提到，一种思想既是其文化土壤特征的反映，又在相当程度上推动文化特征的发展。儒家思想诞生于宗法制的文化背景下，而且又是主张维护这种文化秩序的。由于学说本身的强大生命力，在统治者的扶植下，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主张，“三纲五常”的秩序规则，一步步地形成深厚的文化积淀，最终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现实和忠孝一体的伦理观念。
论文摘要：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富有伦理特色的政治观和追求自我完善的道德观，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对会计的职业道德建设仍有其正面的价值和积极的影响。儒家思想是构建会计伦理不可缺的重要思想资源，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伦理关系到国家财经法规制度能否贯彻执行，经济秩序能否维护，经济发展能否促进的大问题。儒家思想是建立会计诚信道德伦理的基础和建设会计诚信道德的基本原则，因此，挖掘儒家思想的内涵，建设会计行业的职业道德在当今社会尤为重要。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新的《会计法实施，对于规范会计行为，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口强经济管理和财务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会计人员作为财务管理的主要责任人，其职、道德和业务素质，直接影响着单位财务部门工作的质量，因此，建立会计的职业道德尤为重要。建立会计的职业道德不仅仅需要法律法规，还要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寻找其做人立身的根本，因为，儒家思想是理性的世界观，是和谐的社会观。这些都与现代社会的观念是相通的，是具现代性的，有利于人们从思想深处牢固树立高尚的情操。
一、儒家思想有利于会计职业道德的建设
《苟予•哀篇》中写道：“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强调对人们生停的利害关系，也是社会与人的基本关系。职业道德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在其特定工作或劳动中行为规范的总和，也是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良好的职业道德，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宗旨。人与人之问的和谐才能真正落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有其它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人要想很好的生存，必须得到人们对你的信任。对一个国家和政权来说就像《论语•为政》中指出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恪”，对于一个人来说也是这样。现代社会分工的专业化促使从业人员的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技能、职业纪律和职业作风要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是每一个社会公民的基本准则。只有这样，整个社会就像孔子《论语•颜渊》中主张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要君、臣、父、子各行其义务和责任，社会就可以和睦安宁。儒家的诚实守信是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核心价值。
会计职业道德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是诚实守信，因此，会计行业巾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客观公正、坚持准则、提高技能、参与管理、强化服务等八个方面要求中处于重要的位置之一。
《论语•述而》中写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礼，吾亦为之”，只要能发财，无沦从事什么职业。但在论语•里仁中孔子叉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处也”，也就是追求富贵不得损害社会秩序。朱子语类中对此说得更明白：“然须是食期所当食，饮期所当饮，乃不失所谓道心。若饮盗泉之水，食嗟来之食，则人心胜，道心矣”。所以儒家提出的道、德、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学之中的基本概念。讲信用是君子的一种美德，是交友和处世的基本准则。应该说，作为道德规范，诚实守信是人的修养的基本原则，是立身之本。我仃J今天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也是一种道德经济、信用经济。信用不仅体现l在商品交换的表面层面上，而且劳动关系、合同关系、协作关系、知识产权等都要守信。要做到诚实守信，就要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就要按市场规则办事，反对不正当竞争；就要树立信用观念，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要重承诺、讲信誉。
《我国会计法》第39条明确规定“会计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提高业务素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会计人员职—重德建设，对于更好地服务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提高会计工作质量和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我国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会计是诚信行业。诚信是指诚实、守信，即以已之诚实换他人之信任，诚信表达了一个人对社会的一种基本承诺，是人格的基本保证。从事会计工作的人，更应该是具有其职道德喊信的人。但近年来，会计人员执业态度不端正，缺乏敬业精神；执业纪律松弛，在会计职业界违背准则、弄虚作假现象严重。有的会计人员在国家、社会公众利益与单位刊益发生冲突时，小能够坚持原则，丧失立场，违反会计法律制度的规定，参与伪造变造虚假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甚至为违法违纪活动谋划策，这些失范行为致使会计信息严重失真，会计假账大量盛仃，职业道德沦丧。这一系列会计舞弊欺诈案件，使会计业的公信力受到严峻的挑战，会计行、面临一场严重的“诚信危饥”。会计如果不能客观公正的把现实经济活动反映出来，不能为会计信息、使用首们提供准确可靠的会计信息和鉴证，将会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危害国家和投资者的利益。
二．儒家思想与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
儒家思想中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与“礼仪廉耻”其中心精神是强调责任与义务，注重集体与和谐，孔了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儒家思想注重社会的协调，这也是人类必须遵循的共同法则。
自觉原则
论文关键词:民族文化精神环境武侠义精神
1中国武侠电影的文化内涵
1.1中国武侠电影的“载道说”
中国文化，从古以来就有各种学说，但以“载道说”的影响最为深远。中国文化从来就很重视“道”，历朝历代的文献中，不断有人呼吁重道，不少文学典籍都是在捍卫“道”和表达“道”。从《论语》的“朝闻道，夕可死矣”到《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从刘鳃K匆y,"铸扛}掀‘原道、征圣”再到韩愈的“文以载道”、朱熹的“文道合一”，都可见到“道”的影子。什么是“道”?不同的时代，意思还不太一样。笼统地说，那就是孔孟之道，就是仁、义、礼、智、信，就是忠孝节义、三纲五常，就是忠君报国、穷则独善其身与达则兼济天下、为圣贤立言、为生民请命等等封建伦理道德和处世哲学。中国武侠电影继承了中国文化的“载道”传统，且中国武侠电影的载道观，一直绵延不绝。由此看出，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烙印于中国武侠电影的始终。
1.2孺家、道家、.赛家、佛家学说的影响
中国文化从夏商时期的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分化，文化从官方贵族走向了民间和社会，涌现出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等大师.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等一大批学派，奠定了此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
儒家文化源远流长，蔚为大观。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要孝亲，爱人，礼就是克己，克制、约束自己，而且必须使自己依“礼”行事，才能达到“仁”的境界。主张见利思义、杀身成仁、内省内讼的修身方法和以德治国;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提倡仁、义、礼、智和“父子有亲”、“君巨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关系，以及重义轻利和舍生取义;后经董仲舒、朱熹、程颐等人发展，明确了“三纲五常”等行为细则，总的来说，儒家文化是一种勇于人供的人生观。一种重义轻利、兼济天下的价值观，一种牺牲自我、委曲求全的处世观和伦理感化的教育观。在中国武侠电影中，其人物也多以儒家规范来约束自己，体现了一种儒家风范。
道家是战国时期老子和庄子创立的重要学派。他们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无为”并不是真的无为，而是因势利导，清虚自守，谦卑自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灭是非，齐生死，忘物我，合异同，才能逍遥自得。道教是以道家的学术思想作为主要内容，同时综合了中国原始宗教思想、哲学思想、科学理论与科学技术而形成的一种本土宗教，大致来源了黄老学术、老庄思想、隐士思想和方士学术四大方面.追求的不是死后升天，而是成仙得道，长生不死，具有更多的民族文化特色。身挎长剑，腰悬铜镜，成为道十的特殊标志。这两样东西都是道士祛邪除妖的法器，手段神秘复杂，大致有画特念咒、奇门预测、阴阳五行等等，道家和道教文化在武侠电影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墨家学说以功利主义为特色，主张兼爱、非攻，尚力、贵用，“代表了最下层人民的利益，主张以具体的劳作换取财富，取得成果”，‘与我国劳动人民互助互利、热爱和平、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等传统美德是完全一致的。墨家‘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也就是只要有利于人.就不惜代价拼命去做，这种积极进取、乐于奉献、为了他人利益不惜献出一切的高尚品德，正是优秀文化传统的具体体现。”墨家的这种精神境界，在中国武侠电影中的侠客身上，也常有体现。
佛教由印度的释迎牟尼创建。全部经典称为“三藏”，为僧侣制汀的戒律和历代高僧的论述与研究。教义的全部内容是“四谛”:“苦谛”、“因谛”、“灭谛”、“道谛”。佛教认为人生困苦多多，全是贪欲作怪。此说在两汉之际传人中国，逐步地中国化，主张普度众生，因果报应。这种通过个人的力量来解救自己的信念，特别是擅长武功的少林寺、南少林寺的历史故事，成为了中国武侠电影的最爱。
中国的武侠电影，清净无为、顺其自然，往往是侠客们追求的理想生活境界。“中国武侠电影并没有像好莱坞电影那样把宗教的教义直接转变成暴力的旗帜，而是巧妙地将宗教的伦理与其影片的叙事情节交融起来:宗教伦理在为正义提供了合理的道德依据的同时，通过叙事突出了宗教自身的‘出世精神”。
2环境:“天人合一”的美学综合表现
中国武侠电影，取材于民族传统文化，纳为己用，致力于美的综合创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武侠电影，同时又深深浸润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江南的小桥流水、西北粗犷苍茫的沙漠、幽静神秘的荒山古刹、深不可测的悬崖峭谷，这些自然景观在武侠电影中呈现出特有的民族风情。自然景观中的秀美、苍莽、壮观、空旷等环境之美，具有的独立观赏价值、蕴含的深厚文化与侠客及武打场景相结合，呈现出“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
2.1视觉大餐
以千年古老文化作为背景的武侠电影，有着美丽俊秀的自然风光。森林茂盛，水流潺潺，背靠青山，面对平川，山峰奇秀，峭壁耸峙，茂林修竹，古刹珍藏，岚光滴翠，洞奇钟秀，这些本身就对观众产生极强的诱惑力，可以说是武侠电影端给观众的一道视觉大餐。那么，环境因素提供给观众的仅仅是自然主义的视觉奇观吗?对环境来说，视觉奇观只是表面的，真正的魅力在于它是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最终显现的是民族传统文化信息。
2.2侠客、山水融于一体
《少林寺》拍的是正宗的河南篙山少林寺，展示了篙山的雄伟壮丽、少林寺之庄严古老;《南北少林》表现了北方的壮丽风光和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少林小子》的地域背景选在风景秀丽的广西漓江;《木棉袭装》的场景横跨塞北、中原和武当山。此后在武侠电影中，五台山、桂林山水、横店风光以全景镜头向观众展现其秀丽的山姿、荡漾的碧波、青翠欲滴的竹林、野花遍野的绿草地……这些让人心神荡漾的影像宛如一幅民族画卷徐徐展开，肆意地展现着东方风情。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侠客可集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精华，与天地相沟通，与自然相结合，渗透出“天人合一”的民族传统文化气息。
3“武”:中国独特的功夫场.
3.1虚实相间
虚买相间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创作原则之一，属于中国美学的传统范畴。武侠电影作为中国电影艺术的一个支流，在“武”的设计上也应当遵从这一原则。武侠电影之“武，有两大源头:一是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武术文化;二是对“武”的艺术虚构。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吸取中国其他传统文化艺术形式想象而成。武侠电影之“武”呈现出两极:一边是虚构的神功:一边是真实的武术再现。在武侠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两者相互渗透，使“武”具有虚实相间的审美特性。故武侠电影中的“武”在艺术上形成了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两者兼备。
武侠电影之“武”与中国武术的最大不同是艺术化。武侠电影中“武”也不是完全的虚构，它是以中国传统的武术文化为根基的，以阴阳五行学说、儒道哲学为支点，是与民族文化传统交相融合的产物。翻江倒海的内功、飞花逐叶的内力、凌波微步的轻功、败中求胜的独孤九剑、六脉神剑，舞蹈式打斗、杂耍的戏谑性、棋琴书画的人“武，”“武”有着现实和历史根据，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在深厚的文化基础上进行的合理的审美想象。
3.2武奔艺术
真实的武术是以技击为主，以中国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为基础。武侠电影之“武”是以中国哲学和武侠文学为一极，以中国武术文化为另一极，充分发挥审美想象力，成为虚实相间的武舞艺术。近年来，武侠电影之“武”逐步由“形”上升到“意”的境界。而且“武”的“形”没有被抛弃，继续呼唤人们对中国古老的武术文化的记忆，增浓影片的文化味道;而“武”的“意”境神韵成为武侠电影展示的重点，如道、佛的飘逸出尘、儒家的中和之美等等。
3.3“武”的善恶区分
“武”与场景相结合的环境武打，侠客喜欢在山清水秀之处练武，这样能得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环境与武打的结合折射出了天人合一的民族文化精神。为表现主题、塑造人物服务的武打.对一部电影来说，其中的任一元素都必须为主题服务.“武”也不例外。武打形式、蕴含的情感都应与主题的基调保持一致。
在武侠电影中体现着善恶之分。武打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物的道德归属。胸怀侠义的侠客通常武功高强，所使用的武功出自名门如少林、武当，从不暗下毒手偷袭对手;而恶人或者坏人则与之相反，他们的武功一般来路不正，练功后使人变邪、变恶、下手狠毒，不敌对手时偷施暗器。
3.4“武”美的综合表现
中国武术在演练技巧上要不断认识和创造出各种美的表现形式，尽可能地突出人休的体形线条，以变化、柔和、刚劲、轻快等各种优美的造型动作进行展示，进而通过人们的视觉产生美感。“武术是通过动作的均衡排列以及对比呼应来体现美的艺术特性。在武术套路中，形式美表现为:齐整，参差，主次，均衡.对称，对比，呼应，比例，协调等。武术套路中，通过运用动与静，起与落，快与慢，高与低，刚与柔，进与退，转与折，收与放，挺与含，虚与实，轻与重之间的对比表现变化，从不均衡中求均衡，相反相成，在对比中求统一，增强艺术感染力。”这是邱王相教授对武术形式美的概括。不言而喻，武术这种表现民族气质的独特形式以其神奇巧妙的表现方法显示出这一文化遗产的艺术特征。此外还有人体美和服饰美。自中国武术诞生之日起，就带有舞蹈的风韵，可以说是武舞不分家。武侠电影在此基础上，采用种种视听手段将武打动作“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加以抒情诗的攀写，主要通过对动作姿态和细节的形式化展现，使其往往同时具备‘紧张火爆’、‘情绪饱满’、‘清晰真实’、‘优美漂亮’等方面的特征，并且往往是动作场面从故事情节的流程中凸现出来，具有独立的形式美感”。此外还兼容其他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如舞狮等民俗使舞与武相结合，呈现舞武之美。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是由“形而下”升入“形而上”，艺术上是由形似到神似，“武”亦如此。中国武术精湛的技艺中无不体现出高度的灵巧性和协调性，而灵巧本身就是表现身体动作并使其具有一种精致和准确的“和谐美”。表现武打动作在形式上的优美和质感固然必要.但武打动作的表意内涵和飘逸神韵更让人向往。对“武”之东方神韵的追求，是武侠电影一以贯之的目标，无不在倾心打造武打动作的意境美。同时.中国武术吸取了儒家的“中和”精神，忍让哲学和义利观，道家的与自然和谐共处，佛家的出世情怀，也级取了京剧、书法、中医药等等传统文化要素，散发着东方传统文化气息。
4侠义:中国人的传统品格
侠，是历史现实与文化记忆共同缔造出来的独特的民族文化现象。侠客之所以为侠客的精神核心，乃是“义”。义，是中国传统型伦理文化孕育的奇葩，有着民族性内涵。
【论文摘要】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新国家，没有长期的发展历史，却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美国式文化体系、特征鲜明，主要包括文化的包容性、幽默性、实用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等。文章从动画电影的独特视角分析了隐藏于其背后的文化特征，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式．结合我国动画电影的发展现状 ．进一步阐明了美国文化的核心．借以指导我们反思我国文化传统的优劣，更好地为我国的文化建设服务。
美国是个由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加上本土印第安人建设并发展起来的新国家，没有长期的发展历史，同时又没有所谓单一的民族传统 ，但是具有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当中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经济强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它的经济实力又使它具有相当巨大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因此，形成了美国文化与欧洲其他国家发展所不同的特点，有着自己特有的美国式文化体系。美国文化具有多种特征，包括幽默性 、包容性 、实用性 、个人英雄主义等等。这些特征可以从火热的美国动画电影中窥见～斑。美国动画电影是世界电影当中的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但是又非常独特的组成部分，正越来越强地影响着全球文化的发展。研究美国文化特性有利于指导我们更好地发展我国的文化建设。
一、 美国文化的包容性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包容性、多元化、开放性。从欧洲 、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来的大批移民，带着各自梦想来到美国这个梦幻般的国度，他们把本土的传统思想。宗教习俗、习惯等文化带到美国，成为美国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任何国家的文化在美国这里都能够找到影子，正是因为美国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才能融合各国的文化，从而创造出了让世人瞩目的“新文化”。
同时美国文化随着时展，其文化的包容性 不断地被显示出来。一方面美国具有比较开明的思想和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有能够包容不同国家的文化与习俗。如在影视娱乐业方面，美国动画电影已垄断了世界动画影视业的大半天下，他们的题材来 自世界各国。如动画电影 《埃及王子 》是来 自埃及文化，《小美人鱼》取材于丹麦童话，《花木兰》 《功夫熊猫 》取材于中国等。这些影片无不大获成功。究其原因，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对这些国家以及文化内涵的处理上。美国是一个生机勃勃、富有创新精神的国家。以《功夫熊猫 》为例，影片中处处展现着中国元素，“中国乐曲”“中国功夫”“国宝熊猫”，中国特色的食物如饺子、包子、馒头和阿宝家传的“秘制汤面”等无一不体现着华夏风味，能将中国元素及中国文化这样潜移默化地具体地应用于影片中，把这样传统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武术直观、幽默地展示给世界，捷足先登，做到了中国的艺术家们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情。这种包容、开放的精神实在是令人佩服。但另一面又显现出美国文化的侵略性的一面 ，美国正是通过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资源进行“美国化”，贴上美国的标签之后，再重新推广到世界各地，并为其刨造出巨额利润。不过，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中国电影文化业的现状，过于狭窄，缺乏敏锐的洞察力、创造力、想象力，在本质上缺乏对本国文化的深层次理解。从迪斯尼拍摄《花木兰》到派拉蒙拍摄《功夫熊猫》，10年过去了，我们不能只是“愤怒”地抵制，捶胸顿足，我们更期待中国电影艺术的崛起。
二、美国文化的幽默性
幽默、自由特色是美国文化的另一重要特征，这是 由美国人的活泼、天真 、好动 、非权威化的性格所决定的。 比如动画片 《猫和老鼠》就酣畅淋漓地表现了美国文化的幽默感 。在人们心目中过街喊打的老鼠，是一个恶心反胃的动物，在影片中却几乎成为人们同情怜悯的对象，没有一点令人讨厌的感觉 ，只有无尽的幽默。影片中可爱的小老鼠在老猫的残暴下游刃有余地被变成各种形状； Jerry把T0m提着脚摔来摔去的场景描写；Tom把Jerry舞台的一块锯掉，掉到底下的竟然是周围的舞台时等，深深被这种美国式的夸张幽默所折服；美国式的幽默在《汽车总动员》这部片子里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Guido和Luigi在赛道上仅仅用一瞬间就帮马奎恩换好了四个轮胎，让先前还嘲笑他们的小鸡团队的人吃惊地把自己的挡泥板都掉下来了。该片在细节方面有很多幽默性的表现，非常独到，耐人寻味。
除了动画电影，美国广告设计 的幽默也是世界闻名的 ，他们天性乐观 ，这种性格 自然从各种设计上表现出来，成为他们设计的一个特征 。美国人常常说 ：如果都可以达到功能 目的，为什么要那么严肃?这种民族心态 ，是他们设计风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而我国动画电影则相对严肃的多，无论早期 《骄傲的将军》《小蝌蚪找妈妈》《三个和尚》，还是后来的《宝莲灯》，无不体现强烈的“寓教于乐”的精神，处处透着中国文化的严肃感，说教色彩太浓，可看性不强 ，很少有令人过 目难忘的人物 ，最终人们脑海里记住的也只有原来的神话及故事，而非各种鲜活的人物形象。而美国动画电影中的猫和老鼠、史努比及 《小鸡快跑》中的小鸡等等众多的幽默形象，经久不衰地赢得了世界各国观众，受到不同年龄层次读者的喜爱，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并成为美国通俗文化的一部分，创造动画史上少有的奇迹。
三、美国文化的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一词最早是从希腊文可而来的，含有行动的意思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产生深受欧洲大陆文化影响，黑格尔、笛卡儿等思想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有深刻影响，实用主义存美国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它的表现和作用是不同的作为民族精神，在第一时期主要体现为敢于冒险和开拓，重行动、重实效。第二时期主要体现讲求效益．注重实用。第三时期主要体现为对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寻求妥协协调及解决、法，实用主义在美国仍然存在并发展。今天，在 美国人眼里仍然是有用就是真理，成功豪虻是真理实用主义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人的思想和行动，它造就了美气质，时影响了整个世界。
此他们的动画业也反映了本民族的这一性格特点：只要能多赚钱，无论何种题材的动画片他们都做一各种动画角色的颠覆他们部勇于尝试并乐在其中。而中国人则讲究责任和良心，此不会随意篡改老祖宗留下的精神食粮?所以中围传统动画片总也不能跳开条条框框的束缚。在保守思想以及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中闰动画人不可能去颠覆神圣的原著中的角色和题材。而美国则不然，如动画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人物的服装造型儿乎包揽了各个朝代的特点．色彩样式典雅和绚丽，但依照故事发生的区域背景和人文色彩来分析．角色的服饰没汁缺乏我国吴越文化的鲜明特色，片中渚多角色设计缺乏原刨性，止观众感觉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角色不是中阚的，而是美国人在好莱坞和迪斯尼里炮制出来的、他们脑袋里的形象。从文化的角度看．作品显得有些粗糙、肤浅，用美国的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影视观来诠释东方传统爱情故事，除“莫名其妙地娱乐”外别无其他，但这正是美国实用主义文化的体现 ，讲求效益，注重实用一美国实用主义的另一表现就是文化的产业化．文化产业已成为美国最富于活力的产业之～一文化产业兴盛的背后 ，是美国动画产业的生机勃勃 ．
典型特征是从文化产品到文化产业的市场营销．将文化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票房收入以及主题商品：玩具 、音乐唱片 、主题乐园等一系列文化产业链。如沃尔特 ·迪斯尼在一群志 道合伙伴的参与下，成立了一家专业的动画制作公司，从 “创意内容”出发，逐步扩大到 “产业基地”．用现代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方式 ，大批量地制作动画片并把它们销往世界各地； 时．又为米老鼠、唐老鸭等卡通形象中清了专利 ．在法律的保护下进行特许经营开发。到一g2o世纪4f1年代后期．迪斯尼公司又与丹麦的艾 蒙公司合作．于1948年9出版了 《米老鼠》杂志，后又建立迪斯尼乐同等 ，从纯粹的文化产品到利润惊人的文化产业，实现了美国入的实用主义的梦想 、而我国的动画人由于受中围传统文化影响至深，停留在对动画艺术用情专一的阶段 。 对动画事业片面的执著追求．不利于在新世纪建立文化的中国、文化产业的中国和文化发达的中国的文化产业的 目标 ．这值得我们从业人员反思。
四、美国文化的个人英雄主义
在美国动画轻松愉快的内容背后都隐藏着美国民族的英雄主义及个人主义，并且在他们看来，这种英雄不仅仅是美国本土的英雄，更是全世界全人类的英雄，他担负着保卫全人类拯救全人类的思想观念。这与美国今日在全球所自封的 “国际警察”形象是不谋而合的。
其实 ，个人主义思想并非是今天的新面孔，它最早萌芽于l4世纪意大利文化复兴运动 ．后来经过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 论证与传播，在美国结出果实。加利福尼亚大学社 会学家罗伯特认为 “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真正核心。”个人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一方面美国在思想 上继承了欧洲移民带来的思想，特别是希腊的重商主义文化及希腊的政治管理体制 ．希腊当时建立的文明对美国社会有积极影响 ；另一方面个人主义产生有着较早的历史背景 ．并付诸于实践且在实践中完善与发展。美国人早期的移民其团体是由私人或公司组织临时凑合而成 ．这里没有血缘纽带．也没有政府干预．除了上帝 “天国”的抽象观念和到新边疆发财外 ，没有共同别的理想 毋庸置疑，每 个人都要做自己的英雄，为了集体利益放弃或牺牲个人利 益 ．对于那些开拓新大陆的移民来i兑是不可言喻的。于是 出现了崇尚个人主义现场，同时也衍生出了个人英雄主 义。《花木兰》就是一典型角色，在片中中国 “花木兰”的忠孝理念被西方 “个人英雄主义”的完美表演彻底替代。在全球循环放映，不仅为人家赚到了3亿美元，而且让 “个人英雄主义”流行全球、渐成时尚。再如动画片《汽车总动员》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即每个人要表现自己且尽自己所能展现自己另外，《沙漠骑兵》等也是迪斯尼奉献的典型的美国个人英雄主义大片，其中不难发现美国文化的个人英雄主义观。
五 、结语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她虽没有悠久的历史，但 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并且随着时展美国文化越 来越显示出其生命力，研究美国文化特性对于我国建没与繁荣我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性。比尔·盖茨有句名言：“在凶特网时代，准买下了文化 ，准就控制了时代。”诸如 “花木兰”式的中国传奇故事被跨国公司西方化和全球 化的过程 ，也是美国文化为实现 自身利益而改造其他文 化 、蚕食其他文化、主导世界文化，并据为己有、创造巨额利润的过程。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美国式电影文化的发展已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发展的道路：我们期待贴有 中国标签的中国文化早 日走下文化圣坛 ，走入民众 日常生 活、走向世界每个角落。
[参考文献]
[1]李怀亮，刘悦笛当代美国文化产业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OO5．
[2]梁捷，赵达．王逸吟．“《功夫熊猫}热”引发的文化思考光明 日报，2008-07-31(5)
关键词：古民居，布局，建筑风格，传统文化
1999 年在北京召开的主题为“21世纪的建筑”的UIA 大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北京》明确指出:“建筑是地区的产物，其形式的意义来源于地方文脉，并使地方文脉发扬光大”[1]。国际建协也将跨世纪的建筑设计的主导思想确定为重视建筑文化的地域性，由此可见地域性建筑在建筑文化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建筑文化的地域性文化特征最主要的载体便是传统民居。本文所述的培田古民居在建筑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方面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对于传统建筑文化的挖掘、研究、开发等系列工作的开展都有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积极作用。
1 背景
培田村位于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西南向约20公里处。坐落于一个闽西的客家山区里。相传，他们的祖先吴八四郎，于元朝末年为躲避战乱而迁移到这里，繁衍至今已历34世，时近700年。迄今，全村300余户人家、1400多口人，清一色为吴姓同宗，培田故在民间被称为“吴家坊”。此地居民在明清时期先后修建的50多座宗祠、民居、书院，构成了一个连片成群、规模宏大、布局讲究、设计精美的古民居建筑群村落，是目前中国保存较为完整的明清时期客家古民居建筑群。
2 方位与布局
培田坐落在宣和乡境内，冠豸山、笔架山、武夷山余脉三道绿色屏障,自北向南,直落培田,如三龙怀抱，抵挡了寒流霜害、夏秋台风的侵袭；村外的五个山头，则似五虎踞护,护佑着培田的安宁。一条官道擦村而过,通往长汀、连城，培田便是长汀连城两县官道上的驿站。一条河溪环绕着以“九厅十八井”为代表的古建筑群，既供村边农田灌溉之用，又保村内生活所需。从建筑的外部空间和环境模式来分析，客家建筑的选址也受到风水理论的影响。客家人在选择理想的宅基时，首先要观山势。这是因为，在风水理论中，山就是“龙”。山势的高与低、起伏与蜿蜒，就是“龙”的形态变化，“山脉”即“龙脉”，起伏、蜿蜒、运动的“龙”被认为可以“藏风聚气”[2]。其次是察水流，水流缓慢、平稳、弯曲、环绕，即是理想之水。
九厅十八井是我国南方客家乡土建筑三大典型代表之一。这类形态的建筑在闽西培田最为常见，因其院落重重、天井众多而得名。这种建筑模式是客家人结合北方庭院建筑及南方自然地理条件特征，采用中轴对称布局，厅与庭院相结合而构建的大型民居。免费论文参考网。九厅是指门楼、下、中、上、楼上、楼下、左花、右花等九个正向大厅；十八井包括五进厅的五井、横屋两直各五井、楼背厅三井。其厅、井布局合理，各有功用。上厅供祭祀、族长议事，中厅接官议政，偏厅会客接友，楼厅藏书课子，厢房横屋起居饮沐。它集政、经、居、教于一体。九厅十八井的空间形态特点是：主厅堂面东，横屋南北朝向。朝向好、光线足、空间大，又采用一厅两房平面布局，使用起来十分方便。从这里反映出客家人的精明，他们既考虑到主厅堂华丽高大，满足礼仪的要求，又照顾到平时居家过日子的使用方便，可谓匠心独具[3 ] 。
3 建筑与设计
培田古民居建筑群由30余幢高堂华屋、21座古祠、6个古书院、2座跨街古牌坊和一条千米古街组成。其中以“大夫第”“衍庆堂”、“官厅”等为代表，占地面积均在6900平方米以上，是著名的“九厅十八井”。
“大夫第”因主人吴昌同荣膺奉直大夫、昭武大夫之位而得名。厅高堂阔，宴请120张桌客可不出户。正厅偏厅厢房间均有厅门相通，开则连成一体，闭则自成一隅，通风采光，均为上乘。其设计构思，秉承“先后有序，主次有别”的传统观念，纵主横次，厅、厢配套，主体、附房分离。通风、采风、排水、卫生，连同子孙的发展都纳入规划之中。雕刻工匠，三代相传。挑梁式梁桎结构以其“墙倒屋不塌”特点被中外专家称为世界一流的防震建筑。科学的布局规划，舒适安逸的功能，精湛的工艺，使法国一位建筑博士临此考察，称赞它是“建筑工艺与科技的完美结合”。
“衍庆堂”为明代建筑。其建筑结构与“大夫第”大体相同，但门外荷塘曲径，门前石狮威镇。一对门当户对，与北京四合院门前设置相差无异，体现了中原文化的传承。
“官厅”原称“大屋”，为吴氏接待过往官员所设，故称“官厅”。相传该厅为吴纯熙挖八窝金窖而建。“官厅”高墙耸立，四围封闭，墙内特开宽约三尺水圳，专供妇女洗涤之用。这里布局为前塘后阁式五进厅。前设月塘，一取水克火之意；二取“九厅十八井，井井水归塘”之缘；三寓肥水不流外人田，“不尽财源滚滚来”。“官厅”布局独特，设计精巧。正厅设置“泰阶”，对不同级别的官员有不同的约束和规定，体现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中厅隔扇均为九重鎏金透雕。挑梁则为鎏金浮雕。梁柱间、桎枋间的雕花，全为双面对称镂空雕。其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后厅为宗放议事厅。左右花厅则专供主人休闲会友。楼下厅为学馆，楼上厅为藏书阁。
培田村以千米古街为界，西侧并列着二十几座祠堂。尽管客家先人屡经漂泊，不断迁徙，却从不曾忘记“敬祖不敬神”的古训。免费论文参考网。所以，大凡客家聚居地必有家庙，即祠堂。在客家民居中，客家人总是倾其所有装饰祀奉祖堂或祠堂，祖堂敞亮而庄重,，培田祖祠的重要建筑特征是十分注重门庐构造，有“三分厅堂七分门庐”之说。斗拱垒撑立石柱雕梁，架飞檐翘角，安红门画彩栋，悬金字牌匾，绘木壁漆画，极为富丽堂皇。正中设置的祖龛金碧辉煌，祖龛上题堂号，两侧贴堂联，多点出发祥地或望族的郡号,或炫耀祖公功绩及劝勉后代[4] 。它反映了客家人的一种精神追求。
4建筑与文化。
客家先祖本是中原世族，深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儒风影响，重视文化教育。所以，崇尚教育就成为客家人文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5 ] 。这种特征也融入了客家的建筑之中，从而成为培田古民居不可或缺的建筑文化因素。这主要表现在培田古民居体系中的书院建筑与“容膝居”等具有特定功能的建筑上。
首先是书院。据载，明清时期培田有书院20多所，这显然与培田客家先祖崇尚“文章移造化，忠孝作良图”的理念是分不开的。明朝成化年间，七世祖吴祖宽在培田创办“石头丘草堂”并逐步扩大，到清末，则发展为文有“南山书院”，武有“般若堂”为代表的文武兼修的教育局面。“南山书院”从顺治七年到乾隆三十年，培养出191位秀才，其中官位最高者达到三品。村里很多门楼和厅堂里悬挂着对联和扁额，文彩非凡，意境深邃。纪晓岚曾被官厅“来继治平”“斗山并峙”等气贯长虹的楹联牌匾以及培田客家人殷实的文化涵养所震撼。参观书院时，挥毫题下“渤水蜚英”题匾，成为培田千块名人名匾之一。
另外，培田先祖没有忽视对妇女的文化教育和民间实际技艺的承传。他们又建了“容膝居”和“修竹楼”。“容膝居”成为三朝宗族妇女学校。在容膝居内，不但学习文化，而且“可谈风月”。“修竹楼”以交流技艺为主，培田先祖精湛的泥、木、雕、塑、剪技艺大都源传于此。可以说，明清时期培田学校之多，功能之全，制度之严，全国罕见。
5 结语
培田的古民居建筑正因为科学的布局，精巧的设计，精湛的工艺，被专家誉称为“民间故宫”“中国客家建筑奇葩”。它是客家先祖客旅生涯中的精神家园，是中国近几百年人文的活文库，更是中华民族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免费论文参考网。为此，我们应以更高的角度和更长远的眼光对这些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和传统民居加以保护。也就是说，在新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影响下，保护和发展传统文化，保存和再生成“新”的地方识别性，延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现代文化结合形成新的文脉，并使之得到延续，是进行城镇规划和建设时值得深思的课题。
参考文献
[1]窦以德. 北京，曙光.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2]陈李冬.闽西客家土楼建筑与文化.温州大学学报.2005.6
[3 ]戴志坚. 闽台民居建筑的渊源与形态.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9.
[4]黄联辉,戴志坚.闽西客家民居的形态成因浅析.福建建筑2009 年第3 期
[5 ]谢重光，李玉祥. 闽西客家. 北京: 三联书店,2002. 9.
关键词：《史记》；《后汉书》；奇；诞
中图分类号：K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4）02-0054-05
中国史学渊源悠久而史著特多，《世本》等皆言黄帝始立史官仓颉。黄帝之世，渺茫难征，然《尚书》所录虞、夏诸书，虽或出于后世之追记，而必有所据。殷、周以降，史学日益发达。经孔子删定之《春秋》，为现存最早之编年史著，但编年体之诞生，实在孔子之前。《国语》等著作的出现，也标志国别体的较早成熟。《尚书》、《春秋》、《国语》等先秦史著，体例虽有不同，皆秉承载言记事的古史传统。史著自先秦时代的侧重载言记事发展到汉代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堪称中国史学的飞跃。而纵观先秦以来史著，无论记事写人，虽崇尚实录，却又具有普遍的好奇倾向，《史记》无疑堪称好奇的典型。但先秦两汉的史传虽好奇而少有夸诞内容，至陈寿撰《三国志》，始专辟《方技传》等载录方术奇诞之事，范晔《后汉书》则后来居上，大量著录怪诞内容，并对后世史著产生相当影响。对史传文学趣尚由奇到诞的变化及其缘由，学界关注尚少。本文试对此略作探讨，聊作引玉。
一、从《史记》到《后汉书》：史传的由奇到诞
司马迁的《史记》体现了作者巨大的创造力，同时也是对前代历史文化的全面总结与继承，被公认为史传文学的巅峰。
司马迁向以好奇著称，但更“好学深思”，故怪诞离奇之事往往又舍而不用，虽然有时也舍弃不尽。《史记》首著黄帝，内容虽多取自百家传说，但司马迁对“其文不雅驯”者，则自称“未敢言”。而纵览《史记》，其内容记载表现对奇人奇事的偏爱又甚为显明。
试看三十“世家”中，吴太伯是让位之奇人，齐太公是虎变之奇人，勾践是忍辱之奇人，张良是运筹帷幄之奇人，陈平是阴谋之奇人；……七十列传中，伯夷是隐逸之奇人，管仲是建功之奇人，老子是官隐之奇人，孙子是军谋之奇人，伍子胥是复仇之奇人，扁鹊是医药之奇人，李广是善射之奇人，更有奇人群体之刺客、游侠等等。至于奇事，如周成王之桐叶封弟，齐太公之垂钓渭滨，吴季札之挂剑冢树，勾践之卧薪尝胆，程婴之舍己救孤，戚夫人之因宠得祸，窦太后之因祸得福，张良遇圯上老人，陈平娶张负之女，子胥复杀父之仇，韩信报漂母之恩，甘罗十二为上卿（此事或为夸诞），冯唐九十举贤良，蔺相如完璧归赵（此事亦有可疑），鲁仲连义不帝秦，吕不韦善居奇货，赵养卒谈笑解围，郦生之连下齐城，陆贾之惊蹶尉佗，……更是令人目不暇接。难怪扬雄有言：“多爱不忍，子长也。……子长多爱，爱奇也。”[1]
《汉书》堪称一部严谨的史著，但绝非一味典正，而同样时常有好奇以至浪漫内容。如《王章传》载王章落魄时的牛衣对泣，《陈万年传》载陈万年夜半教子，《李广苏建传》载李陵、苏武的奇崛人生，《霍光传》载霍光妻、子作恶后的恶梦连连，至于《游侠传》载汉文帝为陈遂偿博进一事，虽或不为班固所称道，但作者显然对其谐趣盎然的内容颇有兴致并津津乐道，使当时情景宛然如在目前。乾隆帝《读前汉书汲黯传》有“兰台语过夸，马迁之同途”之论，不无道理。
三国乱世，英雄、奇士辈出，《三国志》诞生于西晋，陈寿记事以精简著称，对诸葛亮之奇谋巧技，也多略叙。但《三国志》也有“好奇”之表现，如《程昱传》首叙程昱奇计保东阿，《典韦传》载典韦勇力绝人，至于《张昭传》载张昭力谏孙权遣使辽东，因“忿言之不用，称疾不朝”，孙权则“恨之，土塞其门”，张昭“又于内以土封之”，最终，遣辽使者被杀，孙权立即认错，“数慰谢昭，昭固不起，权因出过其门呼昭，昭辞疾笃。权烧其门，欲以恐之，昭更闭户。权使人灭火，住门良久，昭诸子共扶昭起，权载以还宫，深自克责。昭不得已，然后朝会”。整个事件可谓充满波澜与奇趣。
另一方面，《三国志》又表现出对怪诞内容的兴趣。如《魏书・方技传》载华佗、杜夔、管辂等诸多方技奇人奇事，多属夸诞；《吴书・吴范刘赵达传》载吴范等种种占验，更为虚无不实之词。
《后汉书》著于南朝刘宋时期，范晔本着严肃的著史态度，力图弘扬忠孝节义之儒学大道，以正一代之得失。但因作者有意驰骋翰藻、显扬文才，且深受时风影响，使《后汉书》不但与《史记》一样具有明显“好奇”倾向，而且显现较突出的夸诞色彩。
《后汉书・方术传》不仅所记人物较《三国志・魏书・方技传》增加数倍，而且所载事迹也更加夸诞。如王乔有神仙之术，“每月朔望，常自县诣台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但得一只舄焉。”徐登、赵炳巫术奇绝，“登乃禁溪水，水为不流；炳复次禁枯树，树即生荑。”费长房能与卖药翁同隐壶（即葫芦）中，且能死而复生。蓟子训有神异之道，“尝抱邻家婴儿，故失手地而死，其父母惊号怨痛，不可忍闻，而子训唯谢以过误，终无它说，遂埋藏之。后月余，子训乃抱儿归焉。父母大恐，……儿识父母，轩渠笑悦，欲往就之，母不觉揽取，乃实儿也。虽大喜庆，心犹有疑。乃窃发视死儿，但见衣被，方乃信焉。于是子训流名京师，士大夫皆承风向慕之。”所谓士大夫向慕之语，显然为增加此事的可信。刘根颇能令人见鬼，颍川太守史祈以为妖妄，将其收执并欲加害，“根于是左顾而啸，有顷，祈之亡父祖近亲数十人，皆反缚在前，向根叩头曰：‘小儿无状，分当万坐。’顾而叱祈曰：‘汝为子孙，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灵！可叩头为吾陈谢。’祈惊惧悲哀，顿首流血，请自甘罪坐。根嘿而不应，忽然俱去，不知在所。”章帝时寿光侯者同样能“劾百鬼众魅，令自缚见形”。对左慈的神道幻术，《后汉书》更是津津乐道：
尝在司空曹操坐，操从容顾众宾曰：“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吴松江鲈鱼耳。”放（左慈字元放）于下坐应曰：“此可得也。”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操大拊掌笑，会者皆惊。操曰：“一鱼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饵钩沉之，须臾复引出，皆长三尺余，生鲜可爱。操使目前之，周浃会者。操又谓曰：“既已得鱼，恨无蜀中生姜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买锦，可过敕使者，增市二端。”语顷，即得姜还，并获操使报命。后操使蜀反，验问增锦之状及时日早晚，若符契焉。后操出近郊，士大夫从者百许人，慈乃为赍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饱。操怪之，使寻其故，行视诸垆，悉亡其酒脯矣。操怀不喜，因坐上收，欲杀之，慈乃却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
不但如此，《后汉书》于其他传记中也表现了对奇诞内容的兴趣。如《独行・李善传》为突出李善对主人的忠孝，写其抚养主人嗷嗷待哺之幼子，竟然“乳为生（乳汁）”。《独行・范式传》所载范式、张劭交谊被传为千古佳话，但其中所叙张劭卒后为待范式而柩不肯前等内容明显夸诞。《独行・王传》显王义行而感动鬼神也过于神奇。他如杨震冤死，顺帝下诏为之改葬，“先葬十余日，有大鸟高丈余，集震丧前，俯仰悲鸣，泪下沾地，葬毕，乃飞去”（《杨震传》），“平帝时，天下大蝗，河南二十余县皆被其灾，独不入密县界” （《卓茂传》），“建初七年，郡国螟伤稼，犬牙缘界，不入中牟”（《鲁恭传》），“（江陵）县连年火灾，昆辄向火叩头，多能降雨止风”（《儒林・刘昆传》），广汉郡大旱，太守求雨不应，“（谅）辅乃自暴庭中，……积薪柴聚茭茅以自环，构火其旁，将自焚焉。未及日中时，而天云晦合，须臾澍雨，一郡沾润”（《独行・谅辅传》），宋均任九江太守，大行仁政，“其后传言虎相与东游度江”（《宋均传》），“（蔡顺）尝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顺不还，乃噬其指，顺即心动，……母年九十，以寿终。未及得葬，里中灾，火将逼其舍，顺抱伏棺柩，号哭叫天，火遂越烧它室，顺独得免”（《周磐传》附《蔡顺传》）……诸种神奇怪异之事，几乎不胜枚举。
二、史传奇诞趣尚转变之由
中国史著从一开始就不乏好奇，《春秋・僖公十六年》特载：“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退飞过宋都。”后事尤为奇特。但因孔子推崇“中和”之美，“不语怪力乱神”，经其修订的《春秋》虽偶载奇事而无怪诞内容。
至《左传》，不但颇为好奇，而且对于鬼神怪诞之事时有留意。晋代范宁批评《左传》“其失也巫”[2]，并非妄论。《左传》开篇《隐公元年》记载郑庄公打败其弟共叔段后，掘地与其母在黄泉相见并赋诗和好，就显然带有滑稽与传奇色彩。另如《庄公十四年》：“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庄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邑名）。”《宣公二年》载翳桑之饿人等。同样富于传奇色彩的还有刺杀赵盾事，受晋灵公之命前往刺杀赵盾，结果却自触槐树而亡，为使事情合理入情，作者竟用“”――以未死之时的身份表白其复杂两难的内心，这已不止于一般的虚构悬想。至于各种神奇怪异之梦，更是充斥于全书而无烦枚举。
以记言为主的《国语》，对奇事也未尝忘怀。如《周语下》载宾孟适郊见雄鸡自断其尾事，《鲁语上》载夏父弗忌既葬而焚事，《晋语一》载晋献公卜伐骊戎及骊姬夜半而泣事，《晋语四》载晋人将烹叔詹，叔詹对晋文公语，《晋语八》记载“平公射不死”事等。《晋语九》载董叔拒听叔向谏言而娶范氏，竟遭范献子吊于槐树，奇趣的情节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一般认为出于战国之时的《逸周书》，已有开启《战国策》文风的倾向，其《太子晋解》篇记述师旷见太子，聆其声而知其不寿，太子亦自知“后三年当宾于帝所”，叙事具有相当的传奇性，鲁迅先生称：“今本《逸周书》中惟《克殷》《世俘》《王会》《太子晋》四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又汲县有晋立《吕望表》，亦引《周记》，皆记梦验，甚似小说。”[3]
至先秦末期出现的《战国策》，更以语言夸饰著称。《战国策》虽因此而有别于严肃的史著，但对其所载奇谋异事，严谨的学者刘向也说：“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4]
先秦早期社会，本是万物有灵、信鬼崇神思想主宰人们脑海的时代。然而随着自恃“有命在天”的商纣的灭亡，西周统治者进一步认清人事对历史的决定意义，变得空前理性。作为肩负重要文化使命的史官，对历史兴衰之由无疑具有清醒的认识。孔子是先秦理性士人的代表，其对流传的怪异神话如“黄帝四面”、“夔一足”的刻意回避与改造，虽有损于上古神话的传播，但无疑表现了深刻的理性思考；而经其所修订的《春秋》，更将丰富复杂的历史批判寓于严谨简约的叙述之中。《左传》作者借史之口道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庄公三十二年》），其理性精神可见一斑。但另一方面，史官毕竟源自巫官，自夏历商而至西周，经历了史、巫合一到史、巫分离的漫长过程。春秋时期，史官文化已占据主流，但不可忽视的是，史官文化未能尽脱巫文化的影响。《左传》颇多神奇怪异内容，不仅显示作者“好奇”的倾向，亦是先秦巫文化影响下人们对天（神）、人关系等认识的复杂性的体现。细究之，更有作者要借此寓含规诫，体现道德内涵的目的。然也不排除作者或仅为补充情节，使叙事保持连贯性之需要。《国语》之“好奇”，也可大致作如是观。战国世风浸润之下，产生了风格更加夸诞的《战国策》，因其文风夸肆兼思想悖儒，已被排除于严肃史著之外。但《战国策》乃为给后来策士们提供游说的经验与范本，其创作仍然体现一定的史学意旨。
司马迁生当西汉大一统盛世，立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整合前代历史文化而著成亘古未有之通史。秉持史家的理性与责任，司马迁排斥了大量“不雅驯”的材料，但爱奇的性格与激情所驱，使《史记》不但钟情于奇人奇事，而且也时有夸饰性的描述。尤可注意者，司马迁常因悲惜历史人物之命运和寄托自身之理想而有意改造历史，对孔子的重新塑造即是显例。相对于司马迁，深受经学思想浸润的班固更有一种严肃的著史态度，其对司马迁的疏漏多有意予以订正。但作为一代文章大家和有思想的史家，班固不但未排斥文笔，而且同样展现了好奇与浪漫的性格。
随着汉末魏晋社会政治的动荡，士人思想的复杂性和独立性愈加呈现。经学的衰微，玄风的弥漫，促进了士人放达奇诞风格的形成；离乱的社会现实，孕育了人们超脱痛苦不幸的种种幻想。玄风弥漫的同时，佛学也渐趋流行，清谈、饮酒、服药的士人，言行放达的同时，往往也受有神论的浸染。尽管六朝时期不乏倡导无神论的斗士，但有神论思潮无疑占据了主流。一般热衷于玄、佛的士人多如此，深通儒学和史学者也不例外。干宝既是著名的史学家和儒家学者，其《晋纪》更被誉为“良史”，而其又颇热衷于搜罗神仙鬼怪之事，其所作（多数为其辑录加工）《搜神记》，自序云：“今之所集，……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5]虽然作者于诸多神怪故事中寓含了丰富的道德内含以至社会批判。这种往往为史学前贤拒绝的有神论思想，却为魏晋南北朝士人普遍接受。
佛学之流行，不仅促进有神论的泛滥，也给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带来巨大影响。佛经的大量翻译极大影响了传统语言，佛教理念及佛经故事尤其是神怪故事广为流传，不仅深刻影响了志怪小说，甚或于魏晋时代即漫入史著。陈寅恪先生曾以《三国志》载曹冲称象和华佗断肠破腹故事为例，论证《三国志》中已往往有佛教故事杂糅附益于其间，不独裴松之注解颇采佛教小说故事而已[6]。
《三国志》中夸诞内容，向来鲜为人们关注；而对《后汉书》的奇诞内容，后世论者又多以为“不足书”，然其所开之风却为后来史著如《晋书》、《南史》、《北史》等所效尤。刘知几《史通・书事》论曰：“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录王乔、左慈、廪君、盘瓠，言唯迂诞，事多诡越。可谓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无是可也。又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7]从严肃的史学观念看，荒诞不实的内容固然要受到批判，以至被拒于正史门外；但从另一面看，任何史著不但无法完全排斥合理的想象与虚构，而且自史著诞生之初就呈现好奇的倾向，早期史著已偶涉虚诞内容。如《左传・庄公八年》记齐襄公“田于贝丘”，见大豕“人立而啼”。而《史记・扁鹊列传》载：“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馀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扁鹊饮上池之水后，能透视人五脏六腑，尽见人体内症结。前者体现了先秦人们的神灵观念，后者或属于战国以来流行的方术一类。自战国晚期至两汉，神仙方术思想渐趋流行，广泛渗入秦汉社会思想，随着时代的演进，习尚的浸染，自《三国志》始为方技人物立传，广摄奇诞之事，至《后汉书》更后来居上，实非偶然。
古人论文有“踵事增华”之说，文学的发展，文章的流变，总体遵循由简趋繁的路径。由汉魏到南朝，诗赋文章均渐有驰骋翰藻之势，史著也未能完全免除其影响。现代以来，论者普遍认为《史记》之后史著文采不足，或称自《汉书》开始即呈现正史的史学与文学分途。实际《汉书》较之《史记》，固然逊其生动与风神，却又有明显的斟酌文辞、追求整饬的美学倾向。而这种典雅与整饬在魏晋六朝的文学中正得到了普遍推许并被发扬光大。至于范晔，论其所作《后汉书》，更自逞且自负其文采，《宋书》本传录其《狱中与诸甥侄书》称：“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8]要之，史传之作，自两汉至南朝，某种意义上同样呈现出踵事增华的发展轨迹。范晔生活于儒学日衰的南朝，继承深厚的家学传统，自觉以“正一代得失”和挽救衰微的儒学为己任，试图通过重写后汉一代历史，使统治者见盛观衰，更要通过描写东汉一代众多可歌可泣的士人宣扬忠孝节义之主题。范晔一生，仕途多艰，结局更加不幸。其坎坷的经历使他如司马迁一样孕育了澎湃的激情，化成了奇宕的风格。时风的浸染，宣扬主旨的需要，加之文士自身的爱好，使其于史著中对奇诞之事往往兴趣颇浓而屡屡采摘入史，如其《方术传》中王乔、刘根等事迹均从《搜神记》演化而来。其对需要颂美的历史人物，更是不惜涂抹以神奇色彩以强化人物的道德感染力。
对《史记》之好奇，古代往往褒贬参半，现代以来则一致称颂，认为是《史记》高度个性化和文学性的重要因素。《汉书》总体平实的风格几乎掩盖了其中好奇的表现。《三国志》简洁的风格也使人们忽略了其中奇趣以至夸诞的内容。《后汉书》大量夸饰以至虚诞的内容，一定程度上确实影响了史著的严肃性，但另一方面无疑也增加了其叙事写人的生动性，使《后汉书》的文学色彩进一步凸现，因而仍然堪称一部史学兼文学名著，且与《史记》一道对后世史著产生重要影响。现代以来，因充分肯定《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出现了低评《汉书》文学成就的明显倾向，以致出现所谓自《汉书》开始而呈现正史史学与文学分途的观点。考察《汉书》至《后汉书》的实际，这一说法似乎并不确切。实际上，由于中国历代作史者几乎没有纯粹的历史家，且往往都以文学见长，所以即便严肃的正史传记中，也多数都呈现出史笔与文笔、严肃史料与逸闻趣事的交错，更无论杂史、野史著作。沈约撰《宋书》，大量取材《搜神记》；房玄龄等修《晋书》，则《搜神记》和《世说新语》素材兼取并用，均是显例。要之，一方面，久远而强大的史学与史官文化传统影响下，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小说往往具有明显的历史要素与历史品格，另一方面，文学要素与文学品格又几乎是史著与生俱来的内质。中国自古即有“六经皆史”之论，钱书先生则又提出“史有诗心、文心”[9]之说，可谓别具只眼。纵观中国古代文、史著作，长期呈现的正是史文诗赋相互融通的局面。
参考文献
[1]汪荣宝.法言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507.
[2]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2361.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9.
[4]高诱.战国策[M].上海：上海书店，1987：3.
[5]上海古籍出版社.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77.
[6]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M]//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57-161.
[7]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书店，1988：55.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著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著《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著《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著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著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著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著《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著《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著《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著《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著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著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参考文献：
[1][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3．
[2]杜石然．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3]金秋鹏．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4]晋书•虞喜传[A]．中华书局本．
[5]宋书•何承天传[A]．中华书局本．
[6]南史•祖冲之传[A]．中华书局本．
[7][清]阮元．畴人传•李锐[A]．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
[8][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本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宋]黎靖德．朱子语类[Z]．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49．
[11][晋]刘徽．九章算术注•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杜石然．朱世杰研究[A]．宋元数学史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66．
[13]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2．
[14]乐爱国．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学中源说的形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0）．
[15]钱宝琮．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与哲学思想的关系[A]．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16]新唐书•历志三上[A]．中华书局本．
关键词：中国形象；欧美市场；中国功夫片
中图分类号：{D0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12-0075-03
与报纸、电视、网络一样，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也在跨文化传播中承担着生产和输出国家形象的重要任务。而作为向欧美市场输出量领先的中国功夫片，也是在国际语境中表现中国文化，建构“中国形象”最具代表性的影片样态。
一、电影传播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地位
1.国家形象。学术界对于国家形象的一般定义是指“在一个交流传播愈益频繁的时代，一个国家的外部公众、国际舆论和内部公众对国家各个方面（如历史文化、现实政治、经济实力、国家地位、伦理价值导向等）的主观印象和总体评价”[1]。“内部公众”涉及国家民对于自身现实的整体性认知，而“外部公众”以及“国际舆论”则是国家的自身样态在国际化的语境中的呈现。可以说，国家形象并不局限于认识主体对国家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反映。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视域下的整体印象以及得到的总体评价更包含了“主观”化选择、设计、构建、传播和塑造的过程。可以说，国家形象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完成的。
2.电影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作为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国家文化形象是一个国家经济和政治形象的有力支撑，对国家的形象具有巨大的提升作用和重要价值。而在影视文化产业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最具群众基础的影视文化无疑也负担起了塑造和确立国家文化形象，推动国民精神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相较于传播过程更为大众化、平民化和商业化的电视艺术，电影作为一个独立的媒介在国际传播交流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电影诉诸视听语言符号的特性摆脱了传统媒介如报纸、书籍乃至广播对于单一符码（文字或者声音）的依赖。各国的电影创作者利用电影多重的符号结构承载了本民族的文化内涵，将电影作为媒介向世界展示本民族独有的文化特色，从而在国际范围塑造出本民族和国家的形象。“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凭借跨越语言文字不同所引起的‘传播阻隔’与交流困难的优势，成为当今社会最受欢迎的大众文化娱乐形式，在全世界拥有为数众多的观众群体。[1]”在20世纪60、70年代，一批带有强烈东方文化特色的中国功夫片、武侠片迅速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中蔓延开来，随之影响了欧美电影市场对于中国的形象认知。
可以说，功夫片对于中国形象在欧美文化时域中的建构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欧美市场占据了最大市场份额的中国功夫片，则以由邵氏影业出品的一系列武侠电影和由李小龙主演的动作影片为代表。
二、邵氏武侠功夫片：“文化中国”的形象自塑
邵氏影业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后因历史原因迁移至香港。可以说，邵氏出品的一系列影片都潜移默化收到了海派文化的浸。邵氏影片发行所面对的主要观众群体是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等地区的华侨华人。历史上与大陆的文化渊源和华人为主的受众群体特质决定了邵氏影片的“大中华”属性。邵氏出品的电影作品注重对民族性的深层挖掘以及对中国传统的道德与精神理念的弘扬。“‘中国梦、民族情’是邵氏影片的核心内容。[2]”在艺术创作理念上，邵氏的功夫武侠片继承并发展了中国早期武侠电影传统， 同时借鉴了国际化的好莱坞式戏剧元素，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功夫片艺术体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邵氏的武侠功夫电影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邵氏最为成功的电影类型。影片中所承载的“文化中国”的核心思想，在凸显影片民族气质，向世界展示东方传统武侠文化的同时，也对于构建中国形象起到了决定性的地位。
1.文人气度与暴力美学的缔造。作为邵氏新武侠类型电影的开创者，胡金铨的电影作品在追求视觉美感的同时也着力展现了中国文化中儒雅、冷静的一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胡金铨在电影中融入了舞蹈、音乐、戏剧的美学特质，并在营造符合民族传统的美学意境的同时学习了日本武士电影和美国西部片中制造紧张气氛的的创作精髓。从胡金铨的代表作《大醉侠》、《龙门客栈》和《侠女》中我们不难看出，胡金铨作品中的武打场面既包含了舞蹈的飘渺写意，也融合了京剧的利落真实。正如台湾影评家黄建业所言：“正是通过胡金铨的努力独创，‘原本粗糙’的中国武侠电影在《大醉侠》和《龙门客栈》中，让人目睹‘热血刚强的侠客鹰扬飞舞的身影后有着血汗熔铸的真情烈性’， 从此，武侠电影有了它‘在文化艺术视野中的深度和广度’。[3]”胡金铨的武侠电影中不仅有江湖儿女的刀光剑影，也不缺乏书卷气和文学底蕴。电影中侠士的身份，多半不是江湖草莽，而是文武兼修的人物。无论是外表扮相，还是言谈举止，都流露出儒雅的文人气质，使得影片的风格乐而不摇，文采风流，韵味十足。
与胡金铨强调文人化的艺术品格所不同的是，在另一位武侠导演张彻的电影中，草莽英雄的豪迈义气是影片所极力展现的重点。张彻的作品着力于强调男儿情谊，、男性豪气。这种“血气方刚”的气质直接地体现在影片激情浪漫、酣畅淋漓的暴力美学之中。在外形塑造上，赤膊上阵是张彻电影中英雄在决斗时的最大特征，古铜色的肌肤，结实的肌肉极大地彰显了主人公的男性魅力与个人力量。在动作设计上，为了塑造男主人公健康硬朗的形象，影片中的武打动作充满硬桥硬马的写实感，注重营造血脉喷张的暴力效果和紧张气氛的营造。在剧情设置上，张彻突破性地摆脱传统华人电影中“大团圆”结局式的故事架构，正面突出地表现以往电影所禁忌的惨烈打斗，强调死亡的震撼。影片中的桀骜的主人公在暴力的杀戮之后往往是以悲剧收场，这种独具特色的“暴力美学”开创了武侠影片故事架构的新纪元，并深刻影响了90年代以吴宇森为代表的香港导演的动作破案创作。除了张彻与胡金铨，而另一位武侠片导演楚原着力于将武侠文学大师古龙的文学作品搬上银幕。利用绚丽的光影视觉效果复原古龙文字中所描写的奇崛意境。楚原自觉地将唯美情趣与文艺气氛融入电影中，以个人化浪漫唯美的特点自成一格。
2.道德理想与现实功利的交织。胡金铨电影中的侠客代表了他所推崇的儒家文化中“仁”的特质。影片中的主要人物使用武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完成自身保家卫国的崇高理想或是忠孝节义的道德诉求。影片中渗透着胡金铨本人对于武侠精与“以暴制暴”行为的个人反思。与张彻在电影中极力渲染暴力的主张不同，胡金铨的武侠电影中重视的不是力量的大力宣泄，而是技巧的写意化展示，打斗的场面多是点到为止，兼有舞蹈轻盈的美感。胡金铨塑造的侠客从容淡定的文人风范也是导演自身气质和人格理想在影片中的投射。而《侠女》作为胡金铨武侠作品的巅峰，使胡金铨的创作主题从对如儒道精神的宣扬逐渐走入对禅意的解读，使其作品在文学意味、历史积淀之外又具有了佛家的哲理。而对于香港武侠电影来说，除了拍摄技巧和艺术上的成就，胡金栓也是第一位将女性从充满阳刚的武侠世界中凸显出来的导演。在胡金铨的影片中出现的多个具有现代独立品格的女侠形象，是对以男性为主导的传统武侠模式的全新挑战。在同时期张彻的电影作品中，铁骨铮铮的江湖硬汉一改过去黄飞鸿电影中的正直保守的封建家长形象。在弘扬传统家国观念的同时，张彻影片中的主人公更注重对个人价值和自身尊严的维护。他们孤傲愤世，重视兄弟情义，“士为知己者死”是贯穿张彻影片的强烈感情，“以暴制暴”则是他们反抗世界，对抗所有不公的手段。张彻一扫之前香港电影的阴柔之气，呈现给世界观众一个纯“男性化”的江湖，女性在张彻的电影中多是以被保护的形象出现。而不同于胡金铨影片中所塑造的充满传统古典韵味的文人侠客形象，张彻塑造更多的是年轻气盛、快意恩仇，带有现实的功利主义色彩的现代英雄。
3.复杂人性与黑暗社会的呈现。在胡金铨和张彻电影作品中，人物角色模式是典型的正邪二元对立。而另一位武侠片导演楚原则注重利用影片挖掘社会的阴暗面与人性的复杂性。因此，影片中的人物多是正邪难分、亦正亦邪的人物形象。而这种打破了传统脸谱化范式的人物创作深刻地影响了香港后期以《无间道》为代表的黑帮片。楚原影片多翻拍自古龙的武侠小说，与原著中那些失望于人性却又坚守人性孤独侠客一样，楚原影片中的侠客无论行事多么乖张，仍然保留一份赤子之心、侠义之情。楚原影片中的江湖充满了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这其实就是现实社会的缩影。脱胎于古龙原著的楚留香、陆小凤等带有传奇色彩的侠客更多的寄托了当代人的人格与理想，更蕴含着楚原本人对深陷时代困境的现代人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与思考。邵氏电影中的英雄侠客虽然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但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那就是他们只能够凭借个人力量与邪恶势力抗衡。政府要么是无能不作为， 要么是作为英雄侠客的敌对面出现。影片主人公多是“漂泊”于江湖的英雄的孤单侠客，而过客对家国的眷恋，也成为了以胡金铨为代表的邵氏“新功夫—武侠”影片的精神内核，以此来表现华人对于“文化寻根”的焦虑与渴望。
三、李小龙：“中华大丈夫”的形象颠覆
除了邵氏的武侠功夫片之外，20世纪60、70年代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轰动效应的就是由李小龙主演的一系列功夫动作电影。李小龙的电影作品跨越了种族、国家、地域的界限，不仅成为世界电影史上不能被忽视的一笔，更成为了值得被深层讨论和研究的跨文化传播现象。由李小龙塑造的“中华大丈夫”的形象，颠覆了以欧美国家为主的国际上对于中华民族的认知，塑造出勇武、坚韧的中国人形象。
1.阳刚肌肉男形象：对阴柔气质的颠覆。在李小龙的一系列动作影片中，首先给观众带来视觉冲击的，是他充满男性魅力的健美身体。在李小龙之前的好莱坞影片中，以陈查理和傅满楚为代表的华人形象，尤其是华人男性通常都被塑造成为了懦弱、瘦小，手无缚鸡之力的“病态者”形象，或是没有被赋予明显的男性特质。而李小龙在影片中对于肌肉线条的刻意展示，以及对于拳脚功夫的大力表现，其最终目的就是在塑造符合好莱坞审美观念的男性角色的同时，向西方文化中对于华人男性的刻板印象宣战。从中国传统的文学、戏剧类作品中可以总结出，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审美里，“面如中秋之月”，玉树临风的公子形象更为符合大众对于“侠客”、“君子”的定义。早期的武侠电影中也着力塑造风度翩翩的侠士形象。而直到20世纪60、70年代，邵氏银幕肌肉男的出现才表明了邵氏影片从重视阴柔美到凸显阳刚的艺术创作转型。而“不同于张彻、刘家良等人展示男性身体的目的回复中国的阳刚传统以修正自身审美倾向的需要”[4]。李小龙对身体的刻意展示在一方面迎合以美国好莱坞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中袒胸露膊显示肌肉的男性审美趋向的同时，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反击以往好莱坞对于华人男性“被”形象的偏见，以带有传统东方气质的“肌肉男”形象提高华人男性的民族气质，并使得“中国英雄”的形象得到西方文化的认同。曾筱霞和翁君怡在《消解与重构——李小龙自塑形象的传播学意义》中提到，“李小龙将体魄问题提升到民族尊严的高度，将躯体与个人命运及民族荣誉联系起来，通过画面强有力地回击了好莱坞对华人男性懦弱无能的偏见，同时也重建了中华民族阳刚自信心。”
2.国际化现代英雄：对封建传统的颠覆。李小龙有长期赴美留学的经历，因此他所塑造的中华大丈夫形象，不再单纯是武侠电影中“家国天下”的侠客，而是在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被注入了现代文明的气息。李小龙的电影角色虽然身怀绝技，但从来不会主动出手。李小龙的每次出手不是个人技能的一种炫耀，而是使用暴力的方式维护正义与和平，以个人行为维护国家和名族的尊严——在这一方面，李小龙继承了以邵氏为代表的武侠功夫片中对于“武德”的极力推崇。在另一方面，电影中孤军奋战，以一敌十的李小龙被明显地赋予了好莱坞式“孤胆英雄”的特质。李小龙的影片背景多为现代社会，而李小龙个人所塑造的英雄形象也不再是“黄飞鸿”式的道德楷模，而具备的现代社会青年人追求个性解放的张扬色彩。好莱坞式个人英雄主义与传统民族精神的双重体现，使李小龙不仅被视为华人世界的精神象征，更成为国际化的世界英雄。
四、结 语
20世纪60、70年代，以邵氏、李小龙为代表的影片在向好莱坞展示了华丽多元的东方功夫奇观的同时，更突破了好莱坞以往对于中国形象的刻板化塑造。这一时期欧美市场的中国功夫片为“功夫”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元素进入好莱坞影片奠定了基础。并向世界传达出中国以“忠、义、勇”为核心的武术思想。第一次大范围全球化地树立了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正面英雄形象。这一时期的华语功夫片在打破了好莱坞对于中国人偏见的同时，为随后以徐克为代表的香港“新武侠”导演提供了借鉴的参考范本，更为21世纪好莱坞的整体中国元素呈现以及以成龙、李连杰、甄子丹为代表的中国动作片明星走向国际影坛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包燕.当代华语功夫电影“中国想象”之嬗变——从《精武门》、《黄飞鸿》到《叶问》[M].百年中国文学与“中国形象”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省：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2010.
翁君怡.邵氏开启的海外中国功夫热[J].电影文学，2011（5）.
陈飞宝.胡金铨的武侠电影美学及其对中国电影的贡献[J].当代电影，2011（8）.
曾筱霞，翁君怡.消解与重构——李小龙自塑形象的传播学意义[J].东南传播，2011（6）.
高翔.浅论西方视野下中国形象的变迁[J].南昌高专学报，2011（3）.
张燕.刀光剑影三英雄——张彻、胡金铨和楚原[J].电影新作，2003（5）.
杨磊.共享意义的构建——中华功夫电影传播与中国形象塑造[D].成都理工大学硕士生毕业论文，2011.
严峰.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研究[D].西北大学硕士生毕业论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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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田古村落位于福建闽西连城县宣和乡境内，从连城县城出发，驱车上高速路，向西北方向行驶约30分钟后，这片古民居建筑群就呈现在我眼前。沿着石板小道走进村口，老水车把我们带进这有八百年历史的吴姓古村落。一座巍峨的牌坊屹立道口，石牌楼上光绪皇帝御赐的“恩荣”二字，似乎在昭示着这座古村落曾经“不论文官武将至此，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一律步行”的荣耀。 1. 曲曲折折的巷道里转悠，走着走着便会怀疑自己是否走在江南水乡的哪个古镇上。 2. 培田古戏台后厅墙上写着“忠孝廉节”四个黑色大字，古村的村民不忘祖训也受益于祖训，千年血脉生生不息。3。恩荣牌坊是光绪皇帝御赐的，是光绪皇帝为表彰御前侍卫、武将军吴拔祯而建的一座忠正牌坊。
培田古村落有着冠豸山、笔架山、武夷山南脉三道绿色屏障，自北向南直落培田，如三龙环抱，抵挡了寒流霜害、夏秋台风的侵袭。村外五个山头，又似五虎踞护，护佑着古村的一方安宁。一条官道擦村而过，通往长汀、连城，这个村庄就是古时官道上的一个驿站。一条河源溪绕村而去，既供村边农田灌溉之用，又保村内生活所需。村落南边水口处，古梅、香枫茂密掩映，似巨人把口，“保端避邪”。
这是我第二次探访培田古民居，前后虽然间距了十年时间，但所看到的一切都还保持着十年前的原样，可见客家人对老祖宗遗留下的文化古迹的保护有强烈的意识。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农耕制度的反映和产物。它视“耕田读书”为人生第一要义。因此，“耕读传家”的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培田原名赖屋，吴氏三世祖吴文贵深得耕读文化的真传，取培育和耕作之意，把赖屋改名为培田。培者，益也，养也；田者，耕作也。“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春下一粒粟，秋收万斛粮”。从此，培田拥有了一个书香味十足的面孔。 恪守规格
这个面积仅13.4平方公里、住户300多家，村民仅1000多人的培田村里却保存着30幢清时建的高堂华屋、21座祠堂、6处书院、1条千米古街、2座跨街牌坊、4处庵庙道观，它们组成一个连片成群、规模宏大、布局讲究、设计精美的古民居建筑群村落。我在曲曲折折的巷道里悠转，走着走着便会怀疑自己是否走在江南水乡的哪个古镇上，但又不全是，因为满眼的古建都是布局完整的壮观和谐明清民居的风格。
“九厅十八井”是客家人结合北方庭院建筑，适应南方多雨潮湿气候及自然地理特征，采用中轴对称布局，厅与庭院结合构造的大型民居建筑。“九厅十八井”建筑群与土楼、围龙屋、吊脚楼、徽派民居齐名，有着“辉煌的客家庄园”之称。村中间有一座高堂大屋为“九厅十八井”的建筑──官厅，又称侍卫府。村东南角是一座比官厅更大的九厅十八井建筑──大夫第，又称继述堂。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这座“大夫第”的宅院，这座大宅坐西向东，占地7200余平方米，是士绅吴昌同的家。从1884年开始，他携四个儿子经过11年的时间建造而成。族谱记载：“集十余家之基业，萃十余山之树木，费二、三万之巨金，成百余间之广厦，举先人之有志而未逮者成于一旦”。吴昌同号一亭，以乐善好施而声名远扬，得朝廷封赠，享奉直大夫、昭武大夫之殊荣，因此其宅院尊号大夫第。这“聚族而居，五代同堂”的大屋，迄今仍是培田保存最完美、最大的宅院。老建筑古董“大夫第”在整体的建筑上，还科学地运用了梁柱式框架结构，使得这座大院在经历了十余次4.5～6.9级的地震后，至今仍安然无恙。
细品这座老宅子，“三台拱瑞”横书在飞檐雕拱的大门门楣上，分明在告诉我们此处乃吉星高照的所在。门联为：“水如环带山如笔，家有藏书垅有田”，内大门楣横书“大夫第”，更显此处人杰地灵，儒雅富贵，怎能不走进细观。
迈入“三台拱瑞”门楼，一个四四方方的大雨坪展示在眼前，雨坪后方就是正房大屋。正房大屋位居中央，是待客吃饭的场所，主墙上悬挂着宗族的名号和先祖们的牌位。其他的房间以此为中轴对称布局，厅与庭院结合构建。此屋不似衍庆堂、官厅、双灼堂、敦朴堂等培田建筑那样严格对称，它多了两列横屋（厢房），形成了五列四进结构，但它仍然符合中国古代建筑群体布局的特征：以院子为中心，有显著的中轴线，在线上布置主要的建筑物，院子四面布置建筑物，每个建筑物的正面都面向院子，并在这一面设门窗。这样的设计，既遵循了祖宗“先后有序，主次有别”的建制要求，又具有时代的延展性和尺度的科学性，形成了丰富的空间序列。 易学建村
培田古村落的选址建造与周易风水学说中的村落选址原则极为一致。它西倚松毛岭，东仰笔架山，北踞太平岭、平峰山、雷公岽三座大山，其间蜿蜒流出三条溪水，分别自西北至东北汇聚到村东，然后环绕到村南向邻村流去。村内古民居群均以西边山体为后龙，主厅面迎东山旭日，大门稍与溪流相逆水，以此得“纳财得福，北朝天子”之灵气。
每一座古建筑都有暗沟，用来排泄家家户户的天井雨水、生活污水。天井将民居屋面流下的雨水汇聚一处，顺沟而出，流入石砌水池，满足“四水归堂，财源攘滚而来”的聚财心理。排水路径讲究宜暗藏，不宜显露；宜弯曲而去，不宜直泻而出，乃因“水为气之母，逆则聚而不散；水又属财，曲则留而不去也”。 庭中兰蕙秀 1. 今天的培田依然有村规，昭示着这是一个有优良传统的古老村子。2. 古村的三岔口，是村子里最繁华热闹的地方。
有水的流过让培田古村落显得更加灵动起来，这里对水的管理很严格，走在巷道里时不时会看见老妈妈蹲在路旁的沟渠里汲水洗衣，有人不明就里就问村民，这个圳水也能用来洗衣吗？有人回答说过去圳水清澈见底，村里人就靠屋旁流动的圳水作为生活用水，洗菜淘米。问个明白才知道源头有闸，自古以来每天都有放水的时间，严格规定什么时候该淘米做饭，什么时候可以洗衣，就连用水都讲究科学。村中还有一口口水塘、古井，见于房前屋后。
论文关键词：《晋书·载记》,异族君主,文学
西晋灭亡以后，司马氏在江南重建政权，史称东晋（317-420年）。在北方，从刘渊建国到北魏统一北方（304-439年）的130多年时间内，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和汉族官僚地主，在混战割据中纷纷建立政权，历史上叫做五胡十六国时期。这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第二次民族融合。
一
在学界有这样一种看法，把五胡十六国的入主与欧洲史上蛮族南下灭亡罗马帝国的事件相比，认为后者造成了欧洲的“中世纪”，五胡入主则为魏晋的“封建化”一锤定音。对此，阎步克先生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化，几乎全是以全盘抛弃罗马的帝国体制和古典时代的文化为代价的，故有“黑暗时代”之称；而十六国对汉制和汉文化，却表现了相当不同的态度。【1】尽管十六国是个战火不断、人民惨遭痛苦、生产严重破坏的时代，但事实上五胡十六国时期，各民族政权在文化、政治制度以及社会经济等方面都在逐步汉化，而且此时的统治者并没有遗弃文教同时也加强了自身的文学修养。赵翼先生也曾说到“晋《载记》记“诸僭伪之君，虽非中国人，亦多文学。”【2】笔者对《晋书·载记》中有文学之才的君主做了个初步的统计，现整理如下：
首先看匈奴：刘元海（渊）。《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云：“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
刘聪。同书卷一二《刘聪载记》云：“幼而聪悟好学，博士朱纪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
刘曜。同书卷一三《刘曜载记》云：“幼而聪慧……读书志於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
赫连勃勃。同书卷一三《赫连勃勃载记》记，赫连勃勃闻刘裕遣使来，预命皇甫徽为答书，默诵之，召裕使至前，口授舍人为书，裕观其文曰：“吾不如也。”由此可知，其文学水平应该也不错。
从以上可以看出匈奴君主不仅好学，还喜读经史。刘渊以他的汉文化程度，在起兵之后，冒充汉后，以相号召。赫连勃勃，大夏的建立者，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后，刘元海之族。
羯族：
石勒。石勒是个不识字的君主，但却很喜欢文学，常让人给他读史书。悟性极高，战略眼光非凡，往往一语中的。在《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中记载：“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其天资英达如此。”
羯族文学水平较匈奴要低些，石勒自己虽大字不识，但仍然爱好文学，这是深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
鲜卑：鲜卑有慕容鲜卑、河西鲜卑以及陇西鲜卑等部族。首先来看慕容部。
慕容皝。《晋书》卷一九《慕容皝载记》云：“尚经学，善天文。……皝雅好文籍，勤於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五十篇，以教胄子。”
慕容儁。同书卷一一《慕容儁载记》云：“博观图书，有文武干略。”“儁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讲论不倦，览政之暇，唯与侍臣错综义理，凡所著述四十余篇。”
慕容宝。同书卷一二四《慕容宝载记》云：“及为太子，砥砺自修，敦崇儒学，工谈论，善属文。”
慕容德。同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云：“博观群书，性清慎，多才艺。”
河西鲜卑：
秃发傉檀。同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云：“少机警，有才略。”韦宗赞其曰“明世大才、经论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
鲜卑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少数民族，在十六国政权中建立了前燕、后燕、西秦、南凉、南燕，北燕。他们都爱好儒学，博览群书。汉文化水平也较高，建立的国家，比匈奴、羯人所建国家，汉化色彩更浓。
氐族：
苻坚。《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云：“八岁，请师就家学。……性至孝，博学多才艺。”“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整理称举，学校渐兴。”苻坚在推行汉文化这方面，在少数君主当中是比较全面和成功的。
苻丕。同书卷一一五《苻丕载记》云：“少而聪慧好学，博综经史。”
苻登。同书同卷《苻登载记》云：“长而折节谨厚，颇览书传。”
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就曾指出:“氐人不仅学儒，而且学玄，汉文化水准之高，在五胡中鲜能与比。”【3】氐族对吸收汉族先进文明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其中尤以苻氏集团为最。后人对苻坚在推行汉化以及在民族融合方面的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蒋福亚先生在《前秦史》中说道：“像苻坚这样振兴儒学,重视文教的统治主,非但在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统治主中,就是在我国历史上,亦不多见。”
羌族：
姚襄。《晋书》卷一一六《姚襄载记》云：“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学博通，雅善谈论。”
姚兴。《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云：“与其中舍人梁喜、洗马范勖等讲论经籍，不以兵难废业。……时姜龛、淳于岐等，皆耆儒德，门徒各数百人，兴听政之暇，辄引龛等讲论。”
姚泓。同书卷一一九《姚泓载记》云：“博学善谈论，尤好诗咏。……泓受经於博士淳于岐。”
应该说这时的羌人汉文化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有些甚至可以与氐人苻氏相伯仲。从史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姚兴时期汉文化事业是发展比较兴盛的。
巴人：
李流。《晋书》卷一二《李流载记》云：“少好学。”
李雄。同书卷一二一《李雄载记》云：“雄乃兴学校，置史官，听览之暇，手不释卷。”
李期。同书同卷《李期载记》云：“聪慧好学，弱冠能属文。”
李寿。同书同卷《李寿载记》云：“敏而好学，雅量豁然，少尚礼容，异於李氏诸子。”
卢水胡：
沮渠蒙逊：《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云：“蒙逊博涉群史，颇晓天文。”
赵翼先生曾评说：“此皆生於戎羌，以用武为急，而仍兼文学如此，人亦何可轻量哉。”【4】确实如此。
二
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统治者都不同程度的加强自身汉文化修养，同时在国内也不遗余力的发展文教事业，是与当时的环境以及君主自身素质密切相关的。
一、深受当时的历史环境影响。魏晋南北朝时北方陷入了大混战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士人流徙。原来一直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各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权，不断吸收汉民族文化，大批汉族豪门士族和俊杰之士进入政权，如张宾、王猛等都成为了这些君主们的左膀右臂，推行儒家思想及汉族政治制度，汉族文化和意识形态逐渐占住了主导地位。正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5】他们懂得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任用士人，认同汉族封建文化。各统治者纷纷推广汉文化，设置专门机构，教授生徒学习汉文经典，并从学生中选拔官吏，从而逐渐提高全统治区的汉文化水平，从先进的中原地区传播到偏远地区。“将中华民族古老而成熟的文化，从典章制度、礼乐教化到生产技术都传播给少数民族”，由此“促进了北部中国的教育普及，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准，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进一步融合。”【6】
二、儒家思想及正统意识的强大吸引力。儒家学说在历朝政治生活中都占有着重要地位，在西汉武帝时甚至确立了正统地位。在十六国时期，其影响力仍是不可估量的。这一优良传统便为此时的少数民族君主所承袭，并加以创新，融入草原文化。苻坚推行以儒家宽怀仁义、忠孝恩信为准则的民族政策，虽说这一政策给前秦王朝带来了致命的伤害，但不能不说儒家“仁”思想的结果。正统意识，一直是少数民族所追逐的。在这一方面表现出对汉文化的认同就是强烈的“大一统”观念。匈奴刘渊起兵反晋就自称“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以汉朝继承者的身份“绍修三祖之业”。后赵皇帝石勒曾说：“朕若遇汉高祖,当北面事之，与韩、彭比肩；若遇光武，当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仍然是一统天下的口气。前秦伐晋也是如此。纵观《载记》发现各少数民族君主无一不是都以“正统”所在自称。
三、各少数民族君主自身对汉文化的尊崇。异族君主不仅自身有着很强的文学修养，同时对文化教育事业也是尽心尽力。石勒、苻坚、慕容皝、姚兴、慕容德等异族君主，都有亲临考校、躬亲奖励、黜陟任用的记录。前赵、后赵、前秦、前燕、南燕等都有学校，其学生从数百到上千人不等。后秦之主姚兴，让儒生在首都长安立学教授，诸生自远方而来的成千上万。而在同时间的东晋，国家学校不过百十人，而且时有时无，管理散漫。虽说东晋文化是十六国无法比拟的，但异族君主在对文化教育所做的努力却是东晋王朝统治者望尘莫及的。清人李慈铭曾十分感慨：十六国“虽旦夕小朝，兵戈云扰，而文教之盛，转盛江东，岂非盗亦有道者欤？！”
三
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使政权得到巩固，以控制文化素质较高的汉民族，因此加强自身文学修养，学习经史，发展文教，以团结和拉拢汉族士人。这是北方少数民族在历史进程上的重大进步。十六国时期的各少数民族政权，他们开创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先例，给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其不同程度的汉化措施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同时也为以后北魏孝文的改制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1】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08页.
【2】【4】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2005.第164页.
【3】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合肥:黄山书社, 1999.第104页.
【5】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70页.
【6】宋大川,王建军.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卷二)[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