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1 02:59:4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学博士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欢迎各位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刚才我一边听几位先生致辞，一边琢磨：到底什么叫“博士后”？回想起来，我参加博士后导师组的工作已经好些年了，自己带博士后也有好几届，几乎每逢博士后开题，尤其是出站答辩，都免不了会问自己这个问题。
之所以问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看到，博士后都是外来的博士，而且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的情况往往就显得过于参差不齐。有的博士后受过严格、正规的学术训练，水平也很高，有的却非如此；有的刚刚开始工作，有的却已经是部级干部；有的法学背景深厚，有的则是社会学、历史学或经济学等学科的博士；有的能够专心致志地做研究，有的却只能主要用业余时间做研究，还有个别人的学风也不够好。这些问题，与近年来我国博士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布局调整有关，也与某些大学博士学科点的门槛降低有关，可以说，对我们的博士后培养工作提出了挑战。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外来的博士却未必。近两年来，在教授委员会和李明德教授的倡导下，法学所博士后流动站进一步从严管理，严进严出，收到好的效果。今年，进站人员的数量更加严格控制，还有几位博士后没能通过出站答辩或推迟出站。按说，博士后管理，只管“后”，不管“前”，但是，既然我们开了这个门，既然各位进了这个门，不论博士后本人，还是所属的导师组和导师，我想，还是应该根据法学研究所“正直精邃”的所训，按照我们秉持的信念和标准，全方位地严格要求。
什么是博士后？博士后当然先是博士。那么，什么是博士？在法律意义上，博士就是获得博士学位证书的人。在文化意义上，博士就不大好讲了。在中国文化传统里，士是一个了不起的概念。古之“士”在字源上与“王”同形或形近，在涵义上原本是男子的大号，后来则指学习道艺、“德能居位”、有一德一艺者，也就是那些用知识技艺为国家做事的人们，特别是那些，按照先生的说法，自道统与政统相分裂后，以师道学统而立身的人们。士君子人格乃是中国文化璀璨中的璀璨。《荀子》“强国”篇说，“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在今人眼里，包括荀子在内的古之士大夫，则是那些在操守上讲究修齐治平，秉持仁、义、礼、智、信，在政治上相信“君轻民贵”，而且能够做到“苟利国家生死与”的人们。那么，今天的“士人”应当是怎样的呢？
我想，既然称“士”，首先就应当学习和承续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然后再结合时代的要求，把传统发扬光大，并让我们的创造沉淀为新的传统。具体到法律领域，士还应该有特殊的要求。记得上一次研究生毕业典礼上，梁慧星先生在致辞时强调，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应当树立“自由、平等、博爱”的信念，树立正义的信念。在这里，我觉得还要特别注意树立法治的信念。我从1978年开始学习法律，真正形成比较正确的法律观念，树立比较健全的法治信念，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社会为什么需要规则，国家为什么需要法律，法律规则背后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如何用法律来保护人，如何通过法治来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来促进社会的稳定、团结与和谐，当代中国为什么必须走向法治，回答好这些问题，无论是研究法理学、法史学、宪法学的，还是研究各部门法学的，都要认真琢磨人，琢磨事，琢磨社会现象，琢磨中国的实际。把这些道理琢磨透了，再反过来贯穿到自己的专门研究中去，的确需要一个过程。
博士是博学之士，按古代的讲法，已经算得上“国子”、“国士”、“大士”。得到了博士学位，就应当懂得以品德和才艺立身，而不是以官位和财富立身，更不能做鄙薄之士，为贩夫计，逞匹夫勇。博士后当然要比博士强。博士后是一个高级研究职位。获得这个职位，就是要继续在学问上下功夫。做好博士后，关键是注意一个“后”字。这里谈几点建议，供各位参考。
第一，在选题上，博士后要注意和博士阶段的连续性。博士后研究是博士论文的“后研究”，所以，在选题的时候，最好不要完全另起炉灶，而要以博士期间的研究为背景，就某一个问题或方面，加以提升和深化。学贵在精专，这样容易出学问，出成果。我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的时候，所在的项目里有一个成员50多岁了，据说此生已经断断续续在几个学校做过好几回“postdoctoral fellow”，而且，每次的题目都变化不大，但导师仍然认为有继续做的价值。现在，我们有些人选择了很好的题目，也做了很好的研究，但一旦毕业了或者发表了就“拉倒”了，这是很大的浪费。
第二，在水准上，博士后必须高于博士。在有的国家，如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的人，不过是某个比较高级的研究项目的成员，有的还不一定获得了博士学位，还有些是一时找不到工作的博士。导师申请到一笔经费，就设立博士后项目，根据课题需要和项目预算来选人。钱花光了，项目就撤了。在我国，博士后制度不仅比较正规，而且“国家化”了。国家人事部设有专门的博士后管理委员会，计划内的博士后还由国家发工资、给房子。博士后出站以后，一些单位给的待遇也高于博士。博士后俨然成了一种头衔，一种级别。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博士后研究报告一定得比博士论文强。从这几年的情况看，有的博士后在站期间做的研究同他们在博士期间做的研究相比，的确达到了新的高度和深度，有的却今不如昔，甚至全面放松了自己，退步了。为了促进博士后研究质量的提高，我们开始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后文丛》，现在出了第一卷，以后每年出一卷。每一位博士后，都要把研究报告的精华部分，以五万字的篇幅，编入文丛，这既是对自己的一个学术交代，也是接受学界的检验，接受社会的监督。
第三，在定位上，博士后是学者，不再是学生。根据国家的有关条例，《法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暂行规定》有一条，把博士后“视为法学研究所科研人员”。什么是“法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刚才，王家福先生在致辞中强调法学研究所是“国家队”，希望大家珍惜这个荣誉。我想，倘若“国家队”的称号立得住，它的成员就应该像体育比赛里的国家队成员那样，至少在某个领域或项目上始终保持在全国的领先地位，至少是前三名吧，否则，在这里就呆不住。因此，各位在法学所做博士后，应当增强作为学者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始终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同时，也希望各位能够把博士阶段所在学校的好校风、导师们的好学识和好学风，带到这里来，和法学所的导师们、同仁们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夏勇
关键词：公共艺术教育 主题式教学 有机整合
一.现行公共艺术课程教学模式的弊端
公共艺术课程作为普通高等学校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在其实施过程中，一直以来延续了美国教育家布鲁纳（J・S・Bruner）以科目基本结构为主旨的教育思想。[1]公共艺术课程教学基于专业艺术课程的主体架构，结合不同方向的教学目标，形成了三个层次的课程结构：第一个层次是基础理论课程，包括“大学生审美修养”、“美育学概论”、“美学原理”等，主要讲授美学、美育学、艺术史、美学史、艺术评论等方面的基本知识;第二个层次是艺术鉴赏课程，包括“音乐鉴赏”、“美术鉴赏”、“影视鉴赏”、“中国传统艺术鉴赏”等;第三个层次是艺术实践课程，包括绘画、合唱等，通过艺术技法的学习，来增强审美感受和表现能力。[2]在传统教学模式中，三个层次的课程，根据其不同的科目特质，理论型课程采取教师讲授式的教学手法，教师以科目教材内容为基准，传授给学生相应的学科知识点;而实践型课程则采取教师示范，学生实操体验的教学方式，教师基于技法学习的要点，对学生进行循序渐进的实操训练。
三个层次的科目共同构建的大学公共艺术教学课程结构，看似各司其职，保障了学生从不同层面进行艺术熏陶，从理论到实践完善了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艺术表现能力。然而具体到实际操作层面，我们了解到在我国现行以专业教学为本位的大学教育体系下，可供公共艺术教学实施的学时非常有限。基于推动公共艺术教学实施的目的，教育部于2006年出台《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其中明确规定：“每个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至少要在艺术限定性选修课程中选修1门并且通过考核。对于实行学分制的高等学校，每个学生至少要通过艺术限定性选修课程的学习取得2个学分。”[3]由此可见，一门课程，2个学分，正是大学开展公共艺术教学的现实基础条件，而这个基础条件，在应对前面所述庞杂的公共艺术课程时，无疑就显得杯水车薪。多层次公共艺术课程体系的构建只是为学生提供了从不同角度进入艺术领域学习的多样选择权，而不代表学生能够通过某一门课程的学习，获得从理论到实践的综合性审美能力的提升。由此可见，基于科目基本结构为主旨构建的公共艺术课程结构体系，不符合我国高校开展公共艺术教育的现实情况，看似丰富的多元化课程结构对于学生的艺术学习来说却只是空中楼阁。那么，面对课程学时较少的客观现实情况，我们应如何来开展大学公共艺术教育，怎么做才能最大程度的实现美育所要求“培养生活的艺术家”[4]这一目标呢？
二.主题式教学模式特征与公共艺术教育目标的互惠性
面对众多的艺术学科知识领域和有限的学时制约这一对显著的矛盾，调整公共艺术课程结构和教学模式，无疑是教育工作者能够去积极应对的唯一良策。主题式教学模式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式方法。那么，何谓主题式教学？主题式教学是指在现代教学方法论核心――有机整合思维方式主导下，以现代教学概念为基础，以主题为枢纽，牵引教学系统内诸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整体协调运行的过程中，在师生彼此适应与互惠发展的过程中，在学生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过程中，形塑身心和谐发展的“完整的人”的整体型教学。[5]它具有整体性、灵动性、超越性与开放性等基本特征。
1.有机整合重塑公共艺术课程知识结构
通过对定义的分析可见，“有机整合思维方式”是开展主题式教学的核心，而这也正是解决传统公共艺术课程知识面过窄、过于专业的弊端的关键。传统公共艺术基于科目基本结构所形成的课程体系，导致学生无论从哪门课程进行艺术教育的学习，都只能偏于一隅，无法构筑整体的艺术审美观，使得学生在进行课程学习时，一时难以形成明确的学习目的，再加之课程学时短，学生浅尝辄止，最终导致整个学习过程既无学习激情也无学习目标，成为了雁过无痕似的所谓艺术审美教育。
以主题式教学模式开展的公共艺术课程，强调任何一门课或一个课程单元，都应该以主题的形式来开展，主题式教学能够整合教学内容，不以某一学科知识体系的获得为目标。这就打破了以科目知识为限的僵局，为教师跳脱出系统化的学科知识点，以美育大教育观为目的进行教学打开了思路。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学校教育“通过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6]传统公共艺术课程教学模式无法跳出专业知识的窠臼，往往是在以艺术的专业知识去应对非专业的学生，这样基于课时限制和授课对象的差异，就导致了教育目标和教学实质的不对称。在此，试以常规公共艺术教育课程“西方美术史”为例来加以说明。在传统授课模式下，西方美术史课程以西方艺术发展的历史为线索构建整个课程体系，从原始美术、两河流域美术一直到印象主义，教师通过讲授呈现史实、风格、艺术家及其作品，对于不以艺术专业学习为目标的学生而言，学习过程较为冗长，教学方式比较枯燥，课程内容难以对学生形成长时间的吸引力，即使完成了课程学习也是学过就丢，无法在学生心目中形成对艺术的亲近感，对审美文化的追求。因此，甩不开的课程知识结构就成为了教师授课的一大限制，也导致了教学模式的单一，而难以达到“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的最基本要求。若采取主题式教学模式，则完全可以跳出系统知识学习的传统思维，在不同课程单元中选取西方美术史中的某一个主题为中心进行课程学习，以该主题为原点，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运用当代社会庞大的信息平台收集该主题所涉及的艺术史上下文背景、社会学知识背景、艺术家个人经历背景等知识结构，这样，学生不劳而获被动听讲的授课模式就变成了主动追寻探究的研究之路，而这个过程也恰恰是教给了学生如何去学习艺术史、研究艺术史的方法论。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主题式教学法也许无法将所有的学科知识点都传授给学生，但却教会了学生如何去看待和理解艺术史，如何去欣赏和品位艺术作品，如何去认知和感悟封存于历史中的一位位艺术家，这不正是公共艺术教育所要达成的目标吗？
2.从时间到空间，实现公共艺术教学形式的多样化
主题式教学的基本设计单位是“主题”，教师与学生围绕主题的内在逻辑而展开交互作用，这一作用过程中必定突破传统教学在空间上以“教室”为主要学习场所和在时间上以“课时”为基本教学单位的有限封闭性，向教学时空的“无限开放”性转化。[7]因此，主题式教学的另一个最大的特质，就是教学形式的灵动性和开放性，而这恰恰是传统公共艺术教学方式所最欠缺的。主题式教学模式将教师课堂讲授、引导与学生课上讨论、课下收集资料的方式结合起来，由于学习任务的牵引，课程的学习时间获得了极大的拓展，学生在下课之后，仍要继续艺术学习，并学会从多元渠道去挖掘艺术资源，为之后的课堂学习形成基础。这无疑就突破了传统授课学时受限的根本问题，解决学生课堂应付听讲，课下抛之脑后的学习方式顽疾。
另一方面，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拘泥于课本中、课堂上的艺术却往往与生活脱节，传统公共艺术教育未能打通学校美育和社会美育之间的隔阂。“知识一旦从它的原初形态、经验形态上升为抽象的概念、理论的逻辑体系之后，便远离生动、鲜活的生活本身，日益演变为枯燥，尤其是构成一个严谨空洞的文字、术语，过程的知识便隐匿乃至消失在结果的知识之中，仅仅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背景资料不必然地内在于知识本身。”[8]由此可见，公共艺术教育教学活动只有实现抽象的艺术理论知识与火热的现实艺术生活相对应的审美体验，才能为学生的书本学习找准现实的根基，完善和培育学生鲜活的生命力。主题式教学，围绕特定主题展开，课程内容跨越了学科知识的时间轴和内容限制，强调多元知识的碰撞和冲突。为了实现主题的深化，在教学过程中就必须走出教室，进入美术馆、博物馆、民间艺术基地、设计文化机构，借力社会美育力量，通过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让学生深化课堂教学所得。应该认识到，学生在学校公共艺术课程学习中所获得的知识，并不是其学习的最终目的。公共艺术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教会学生在生活中去发现美，在生活中去体悟美，成为生活的艺术家。无论是学校美育还是社会美育，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为现代社会塑造能够感受美，进而能够去参与美并创造美的身心和谐发展的完整的社会人。因此，大学教育作为一个人生命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公共艺术教学就理应成为沟通学校美育和社会美育的桥梁，主动引导学生学会运用社会美育平台，帮助学生打开这座能够为之终生艺术审美提供源源不竭艺术资源的宝库。
3.过程型评价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度
评价是任何教学都必须考虑的基本要素之一，在传统教学模式中，评价通常被定位于教学流程的最后一个环节，这是传统教学更多地关注结果评价即终结性评价的应然表现。在主题式教学中，评价不是教学流程中的一个独立的环节，而是作为一个因素贯穿于主题式教学的基本环节之中。[9]对于大学公共艺术教学来说，过程型评价方式无疑是更加恰当的评价学生学习成果和激发学生学习动力的考核手法。对于非专业学生来说，公共艺术教育的最大目的和意义不在于掌握了多少具体的艺术知识。当代心理学和脑科学的发展，强化了人们对新型艺术教育的共识：只要摆脱单纯追求技能的倾向，艺术教育就能开发人的多种智能――不仅激发人的直觉和想象能力，还能开发包括语言智能、空间智能、数学―逻辑智能、音乐智能、身体―动感智能、交际智能、自我认识智能、环境适应智能在内的多元智能。[10]在主题式教学的开展过程中，学生需要运用的智慧和能力是多元的。在前期课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过程中，需要运用文献研究方法，涉及学生的逻辑能力、文字编辑能力等等;在课中的讨论交流中，需要发挥演讲、辩论以及沟通合作的能力;在课堂外，从课本知识到艺术实践的生发过程中，需要具备举一反三、拓展和创意思维的能力……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通过过程型评价方式从不同角度去评价学生的学业成果，无疑就达到了通过课程评价方式来促进学习动力和学习效果的目的，改变传统教学考核模式中，学生学习无目标、考试忙应付，教师教学没激情、考核走形式的弊端。
综上所述，主题式教学模式通过有机整合的思维模式，打破了传统公共艺术课程教学中以学科知识为基础的教学形式，赋予了教师更大的课程知识选择权和教学形式的拓展可能性。主题式教学模式下的公共艺术教育，以不同“主题”为单位，并以“培养生活的艺术家”为总体目标来开展教学，带领学生在艺术背景资料的整理中去学习艺术史、美学概论;在讨论和交流的过程中去进行艺术评论和演讲技巧的学习;在走进艺术机构和进行艺术实践的过程中去开展艺术鉴赏和艺术技法体验。原本三个层次的公共艺术课程，在一个主题的艺术教学活动中从不同阶段、不同方面得到了体现和运用，由于教学过程学生不得不为的互动和参与，保证了教学效果的及时反馈，从而实现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培养了学生感悟艺术的审美能力、认知艺术的研究能力以及参与艺术创造和艺术活动的创意思维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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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袁顶国：从两极取向到有机整合：主题式教学研究[D].西南大学博士论文，2008：161
我国的新闻学自诞生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时间就是改革开放之后。信息时代的到来更是为新闻的传播提供了许多的契机，但新闻学的发展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严重的影响到了新闻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为了解决这一现状，本文将从跨学科进行新闻学研究与真正走入新闻学这两方面入手，让新闻学的研究水平得到提升。
二、“走出”新闻学与“走入”新闻学的含义
“走出”新闻学与“走入”新闻学并不是单纯的走出、走入，它们拥有更深刻的含义。“走出”新闻学其实就是跨学科的进行新闻学研究，指的就是不仅要对新闻学的知识进行深入研究，还进行跨学科的学习，利用更为广阔的知识以及方法，让新闻学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这样才能够让新闻学的研究更深刻，也能够达到让新闻学不断发展的目的。“走入”新闻学其实就是真正的走进新闻学，将新闻学研究领域中的基本概念等学术理论都详细的掌握，将这些知识以新闻学的方式对新闻学的问题进行分析。除了要真正的“走入”新闻学外，还应该将新闻实践也作为重要的内容。
在当今社会中的任何学科可都不可能凭借着单一课的知识来解决社会中的问题，除此之外想要让学科更加的进步就需要与不同的学科知识相结合，因此跨学科的研究新闻学是非常必要的一种态度。但是相比较而言，我国的新闻学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走入”新闻学。新闻学在我国虽然是比较年轻的学科，但是它仍然具备着比较完善的教育、研究系统，新闻学的教育体系甚至随着新闻学的不断发展而逐渐的扩大规模，甚至还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这也让一些新闻学的研究出现不够严谨、偏离学术研究的轨道。
三、“走出”与“走入”新闻学的方法
（一）“走出”新闻学的方法
1.完善人文社会学科基础知识
在进行新闻学研究的时候，跨学科的研究内容十分的多，因此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知识的熟练常握对于进行新闻学研究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假如没有扎实的掌握其他学科的知识，就将会导致无法理解一些复杂的理论以及一些方法，有时候甚至因为掌握知识的不够牢固，无法参考更多的知识，影响思维的发散。掌握浅显的其它学科知识并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们的新闻学研究并不能只停留在这一阶段而不更加深入的进行，只有更加全面的掌握其他學科的知识，才能够让研究更加的深入，还能够对新闻学的深入研究提供创新的思路。
2.对所掌握的知识进行创新
创新可以说是掌握其他学科知识的目的，通过对学科知识的牢固掌握除了能对新闻学的理论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创新之外，学科之间的交叉地带同样也是能够进行创新的。这样才能够让新闻学的研究更加的深入，真正的实现新闻学与其他学科知识的结合。
（二）“走入”新闻学
1.端正态度
在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当对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研究的时候，应该以虚心求教的态度进行学习，因为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以学科知识的掌握为基础的。新闻学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而中国新闻学的历史也并不断，因此在我国的研究领域，已经有了很多新闻学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国外一些经典名著的译本，还有国内学者的研究论文等，这些都是我国新闻界学者的成果，因此在进行这些知识的学习的时候应该端正态度，虚心的进行学习，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做好新闻学研究。
2.结合实际
在进行新闻学研究的时候应该以新闻现象以及新闻活动作为研究的主要问题，这样才能够将研究与实践活动相结合。虽然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但是一旦对新闻学进行研究，就需要针对新闻活动、新闻现象进行研究，不然就无法真正的促进新闻学的发展。新闻学与新闻实践活动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在进行新闻研究时，了解新闻业界的现状，从新闻活动中认真观察，并从这些活动与实践中找出问题所在。这样才能够让新闻学的研究一直沿着新闻活动、新闻实践，促进新新闻学发展、社会进步的发现进步，找到真正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3.与新闻界互动交流
在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独自一人的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可以在研究的过程中加强与学术界的交流，这样既能够了解学术界的最新进展，还可能对自己的研究产生新的启发，让研究进行的更为顺利。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是从其他学科进入到新闻学研究中的，因此对着这些学者来说，新闻学的研究难度更大，只有与学术界加强交流，积极参加学术会议，这样才能够掌握到学术界前沿的知识，研究更为具有新意的问题。这些都能够对新入的研究者提供很大的帮助。
“走出”新闻学与“走入”新闻学是互为表里的两个提升新闻学研究水平的方法，只有真正的深入新闻学的研究，才能够对新闻学的理论等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从中找寻出新闻学的不足，这样才能够在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的时候能够目标明确的进行。但是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新闻学在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的时候，仍然需要保持新闻学的主体性，这样才能够保证新闻学的独立以及新闻学的地位。但是也不能固守新闻学领域，与其他的学科划分界限，忽视其他学科的优势以及新闻学的劣势。只有真正的了解两者的含义，才能够在提升新闻学研究者素质的同时，让新闻学换发新的光彩。在“走出”与“走入”的过程中同时也要保持自觉与警觉的心态，才能够让新闻学研究水平得到真正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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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和老摄影师逗闷子：“我们都老了，可是切总是青年的。”而崔健在《新路上的摇滚》的形象也总是年轻的。
曾经去一位老摄影师家里串门，老摄影师将要动身去古巴的哈瓦那，为老卡斯特罗祝寿。老摄影师在1963年曾经拍得一张卡斯特罗战友切・格瓦拉的抽雪茄烟的照片，半个世纪过来了，这张照片伴着大英雄切・格瓦拉的英魂走南闯北，威风不减。几年前，卡斯特罗和这位老摄影师逗闷子：“我们都老了，可是切总是青年的。”
我在1988年也拍过一张摇滚歌星崔健的照片。那张照片因为被用作《新路上的摇滚》的专辑封面而广为流传，被用作招贴画，印制在汗衫上，印在大旗上，还听说被使用在艺术品上。这张照片的拍摄至今也有18年了，前几天翻了那盘磁带来听听，豪气不减。
认识崔健是在1986年的秋冬之际。那时候正在想着找点题材为STPAPRESSE图片社拍点东西。听说崔健刚在工人体育馆高歌一曲《一无所有》。当时崔健的名气在小圈子里已经被大家传开了。据说那场工人体育馆演出，崔健的登台是临时之约。我也是事后看的录像，记忆之中，崔健手持电吉它登台，因为没有乐队作伴，只是放的录音。一曲唱罢，全场憾动!第一次见到崔健是在北京东边的某个剧团排练厅里，当时的乐队叫ADO乐队，有一个法国人叫作保罗，在北大念书；有一个马达加斯加人：埃迪是驻华外交官的家属；有鼓手仨儿：有刘元；当然还有王迪。记忆中王迪是这批人、包括我在内的撮合者。据说他也是北京最早从录音带上扒披头士之类的曲子的人。当然最早那些录音带也都是由西方留学生带了进来的。
慢慢地走动就多了。记得有一天晚上大家约了去住在德胜门内大街的钟阿城家里，他的《棋王》也是在国内刚刚出版。据说他也能写歌词，所以又是王迪约了大家，钟阿城给崔健一首“川江号子”的歌词，也不知道是阿城自己写的还就是川江里船工们吟唱的传统歌词，总之几天之后崔健已经谱好了曲子，在钟阿城那里抱一把木头吉它将其哼了一遍，“老子就在江上头”之类的。记得大家要崔健唱“ 一无所有”，崔健推让了几次最后调一下木头吉它的弦才唱了一遍，在座皆为之感动。
接下去的时间里，崔健和ADO乐队参加了一些院校组织的晚会演出，也有一些比较正式的演出。这时是崔健的创作高峰期。每每有新歌皆是在晚会里首次演唱。“新路上的摇滚”也是这个时期的作品。首次大型的崔健ADO专场，我的记忆是在中山公园礼堂。
这时的崔健已经很火了，他的专辑也在录制之中，录音棚在东城某一间小学里，进度很慢。大家开始说到摄制封面的事情。也没有什么订单一说。崔健一行人来找我好几次。我的腕子里一直就是披头士几盘磁带的封面印象，有一张是抑拍的，我们就去了天安门前。我用双镜头莱卡相机拍过一次；披头士有一张是他们四个人在街头走路的，我也就请他们在广场上走来走去，用莱卡相机拍来拍去。当时我对他们的感觉是视他们为魔法师，因他们的音乐与时代脉搏相吻合。
和平门当时已经开设了一家朝鲜烤肉店，也是北京的第一家。每每拍完照片崔健都带着大家去吃一顿木炭烤牛肉。
与此同时有另外几位朋友为崔健的专辑设计封面。其中有画制的崔健侧面像，我也觉得是很有才气的设计。我这里也选了几张，在自己家中的卫生间搭建的临时暗房里将照片放大出来。我看见的第一版《新路上的摇滚》是这张照片中的五个人作为封面，背景的天安门被抠掉了。整张照片套成了红色。似乎因为崔健与录像出版方面的权益纠纷。他们要重新出版发行，具体是什么问题，我是一无所知的。几个月之后，我又看见了一个新的版本，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广为流传至今的这个版本。封面上只有崔健本人，其他的四位，也就是刘元、捷克人布拉什，埃迪和鼓儿到了封二的位置了，而崔健本人被加了网纹，底色套红，设计人是梁和平。
我本人也收到一张以盒带封面制成的招贴画，画面上是崔健本人与全部相关人员的签名，以资纪念。几年之后，我太太的社会学博士论文《中国的摇滚乐与礼教》在法国出版，书的封面用的也就是这张照片，崔健在书的封面上与占着主要位置。
“喔，一、二、三、四、五、六、七。”
硅谷地区的华人组成了各种各样的社团。这里不但每个大陆学校的校友会都非常活跃,而且有无数大大小小的专业性协会以及其他兴趣团体。对于这些社会团体有很多人认为数目过多,分散了华人有限的力量,主要功能只是组织大家吃吃喝喝,我却不这么看。我认为这些团体虽然分散,但是提供了很好的“创业网络”孵化。在这里,很多成功的创业者本人就是活跃的社团组织者乃至创立者。
根据网络社会学理论,发达的社团网络体系,往往需要一些中央节点(HUB)来进行网络间的联系和协调。一般来说这些节点的形成更多的通过三种方式:首先是朋友,其次是同学和同事,第三是协会社团等社会网络。我们很荣幸一开始就认识了硅谷华人网络的一些节点:中关村管委会驻硅谷地区办公室主任谈锋先生、亚洲艺术中心的舒建华先生以及谈锋向我们介绍的林衡先生。他们帮我们联络了大量的硅谷地区华人创业者,尤其是林恒先生,他通过硅谷的社团网络能联系到2万多人,给我们介绍了各个校友会和协会的人。这样高效的联络能力,来源于互联网技术以及在硅谷的高效组织和应用方式,主要体现就是电子邮件群发。电子邮件群发在国内则因为更多的成为垃圾邮件的载体而较少为人采用,但是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网络内信息的快速和反馈条件,通过各个协会的邮件群发,林的邮件能很快的发到两万人手里面。国内还没有形成这样发达的群发机制,但是我们可以搞群发短信。中关村在短信领域很强,但是短信群发的应用到现在为止还远不成熟,下步可以从技术上和模式上发掘短信群发,在中关村搞出来声势浩大的网络出来。
硅谷华人网络的一个特点是大陆背景和台湾背景的华人间的合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入和广泛得多。例如,原本是以台湾来的华人为主体的美华半导体的协会负责人马上将由大陆人来担任。事实上一直以来,华人在创业过程中,往往会得到来自两岸华人的风险投资支持,并没有形成闭塞排斥的小圈子。邓峰等人曾经是橡子园的天使投资人,金海平谢青的天使投资人当中,也有着一些台湾企业家的身影。
硅谷地区的华人网络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其理工科背景,工程师色彩浓厚。我们在硅谷遇到的华人大多很淳朴,他们普遍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可能是这里的中国人理工科出身居多,工程师不尚空谈,踏实肯干的作风是主流。因此这里的华人都很热情,很多非常成功的人士都愿意安排至少三个小时的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硅谷创业
到了硅谷才能感受到这里弥漫的创业氛围有多么强烈。似乎“创业”这一概念深深的融入到了硅谷人的血液里,不管怎样的教育背景和出身经历的人都有了创业的欲望和意识。我们从访谈、座谈的每个人身上都感受到了这一点,不管什么情况下,大家在一起讨论的话题总也离不开“创业”这一主题。
硅谷的人脉网络实际上是硅谷创业的重要土壤。我原来以为在硅谷创业的过程中,规范专业的风险投资发挥很大作用,这点从不少人的创业经历中也确实得到了体现,但同时发现,更多的投资者在初创过程中首先获得的资金并不是这些专业的风险投资,包括朱敏在内的很多创业者,一方面利用自己之前的“第一桶金”资金积累,另一方面则利用自己的人脉网络进行天使投资融资。这样一个成功的创业者的背后,往往是一个成功的创业网络,最后发展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俱乐部”。他们相互进行天使投资或风险投资,利用彼此的专业能力实现风险收益的最大化。这也是硅谷创业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同时也是中关村最为缺乏薄弱的地方,除去国内机制法律条件的不成熟外,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缺乏这样一种人与人彼此间的信任。
这次去硅谷对于硅谷的创业精神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就是创业的使命感,硅谷的创业者当中,有很多人追求的是要创造一种技术、或一种商业模式来改变世界。有人讲的很好,硅谷不光要改变世界,而且要每3-4年出现一个改变世界的大公司,这样的公司往往是从零开始,变成很大。正是这种创业的使命感,铸就了硅谷最大的成就。
还有些人,并不满足于创立一个公司里面做大做强,而是创办一个公司卖掉然后再创办下一个公司。这是硅谷创业精神的集中体现。因为经营一家公司和创办一家公司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经营一家公司,更多的需要职业经理人和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来管理复杂的公司体系,这对很多有创意的人来说是一种掣肘和消耗,他们更享受不断创新的过程,这是美国创新和开拓精神的最好体现,这些不断创业的人被称作是“系列创业家”,也往往受到风险投资的青睐。国内也有这样的人存在,但是较少受到重视,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都相对不足。
在硅谷遇到大量的创业者来自于浙江,甚至有集中在宁波等几个区域背景的趋势。感觉浙江人的创业精神和欲望比硅谷还厉害,而且他们也很会相互提携和扶持,彼此进行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营造创业的氛围。而且不光是在国外,在国内也是这样子,相比上海和北京来说,杭州在创业的氛围营造和软条件方面确实具有一定的独到之处,这是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发现的。
硅谷VS中关村
中关村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在学习硅谷,在经历20年发展之后,可以从三个方面和硅谷进行比较:(一)企业,中关村的企业和硅谷的创新动力很像,每年都有三千家企业在中关村初创,十来家企业IPO,中关村企业的生命力和创业精神并不落后于硅谷;(二)大学教育方面,中关村的差距是最大的。硅谷地区大学的教育制度和中关村有很大的距离。例如他们的咨询教授制度,其本质是开放式的,某一个人有独特的专长就可以做咨询教授,不是仅仅是课堂式或研究式的。同时大学学生学籍管理制度和教学制度也非常开放,学校通过各种机制鼓励学生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无论是创业的还是兴趣的,并不拿入学时的专业和各种条条框框来束缚学生,有创业欲望的学生中途可以随时中断学业出来创业,如果想继续学业也可以满足一些条件的情况下继续。我们认识的一个企业家在伯克利大学博士论文的题目中断了将近40年,目前已经通过校方的同意着手继续。很多创业者也都是没有写博士论文就来创业的。而国内,比如说清华大学读书的压力相比大很多,这几年反而在鼓励、扶持学生自主创业自主创新的实践方面有一定的倒退;(三)政府,中关村在这方面有可能做的更好,中关村管委会在中关村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反观硅谷,一直缺乏一个区域性的决策机制来统筹开发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这也是在访谈过程中一些本地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
硅谷也有很落后的地方,最落后的地方,是很多地方打不了手机,在硅谷指数会上,非盈利民间组织“硅谷联合投资”总裁拉塞尔・汉考克(Russel Hancock)提出要实现硅谷地区的手机信号全覆盖。这是北京10年前提出来的,现在硅谷还没有解决。
金融危机下的合作趋势
这次到美国最大的感受是金融危机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居民的日常消费例如餐饮、购物都有反映,在汽车、地产等方面更加明显。硅谷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表现在增长速度急剧放缓,部分指标开始出现衰退趋势,风险投资规模开始快速萎缩,投资趋于谨慎,很多企业的业务也开始收缩,甚至开始裁员调整。但是仍然有两个热点趋势,一个热点是清洁环保技术,几乎成为了硅谷的“救命稻草”;另一个热点则是中国大陆,这次采访到的各个华人企业,或者已经在中国大陆设有分支开拓业务,或者将大陆视为金融危机的避风港和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于在大陆创业的兴趣非常高涨。
广东音乐被称为我国最年轻的乐种，是“最后一门产生且被称为中国传统音乐的艺术”①。但学界对广东音乐的文化特征和属性却一直存在争议。如有学者认为，广东音乐虽然使用了“民间音乐”这块金字招牌，但其实质是流行音乐②。学者田青也曾把广东音乐比喻成是“小家碧玉”，认为：“整个20世纪,不管中华大地上的政治风云和经济大潮如何波翻浪卷,广东音乐都摆出一付‘事不关己’的样子，在中国的东南一隅生息发展,走着一条自己的路”；“始终觉得广东音乐太市民化,缺一点文人气”③，而随后，即有另一作者对此作出不同的回应④。
广东省是广东音乐的源地。2002年，广东省提出建设“文化大省”。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东音乐名列其中⑤。2010年，广东再次提出建设“文化强省”，并出台了《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作为“非遗”的广东音乐近年来受到前所未有的瞩目。文化属性自然是一个乐种最重要的本质特征。清晰的定位也是“申遗”首先应达到的目的，传承和保护广东音乐的一个全新的开始，这里是要迈的第一步！如果一个被保护的文化品种的文化属性不了解或尚未厘清争议，则很难谈得上很好地保护，乃至传承和发展！
一、硬弓时期的广东音乐
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初是“广东音乐”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之为“硬弓阶段”或称“硬弓时期”。
硬弓时期的广东音乐经常出现在以下四种活动中?押1．乡村的“八音会”，于婚丧喜庆场合表](或加粤曲、说唱)。2．戏剧中的过场音乐。从事戏曲乐队伴奏的乐工，俗称“棚面”。3．自娱性质的社团。在广府民间广泛存在以自娱自乐为主要目的的曲艺社团――“私伙局”。4．民间艺人在茶楼、街头卖艺，借以为生。这四类活动的主体均为中下层民众。
乔建中认为：“在一般意义上，音乐与民俗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许多民俗（特别是婚、丧、生、祭四大礼俗）离不开音乐，音乐也很少游离于特定的民俗。民俗是孕育音乐的土壤，音乐是民俗的外延，民俗以自身的生命力延续着音乐的传播及其发展。”⑥硬弓时期的广东音乐充分体现了这一规律。
1919年以前的广东音乐作品直接来自对各类民俗音乐的采用。锣鼓柜和八音班是广东流行最早的民间器乐]奏形式，是“广东音乐”在民间形成与普及的重要载体。黄锦培认为，到丘鹤俦1919年出版《琴学新编》为止，没有新创作的广东音乐作品出现⑦。丘鹤俦被认为是“广东音乐的启蒙者和发展者”，其幼年就一直浸润于广东民间传统音乐之中，受民俗音乐的,陶。九岁时丘鹤俦即在家乡台山的“八音班”随八音名师胡德高学艺，13岁始以一名琐呐手的身份参加“八音班”活动。在他编著的音乐出版物中，很多乐曲即来自“八音班”的]出曲目⑧。
解放后，李凌先生根据丘鹤俦、沈允升等人编辑的出版物，重新整理出70首左右的早期广东音乐，将其大致分为四类?押1．地方性民歌?押有山歌、儿歌、民歌、木鱼、龙舟、粤讴、南音等；2．戏曲音乐?押其中有粤剧音乐(二簧、梆子、西皮等)、潮州音乐、琼剧音乐和汉剧音；3．小调及器乐曲：有小调、大调、过场曲、专为乐器]奏的乐曲；4．杂曲：牌子曲、梵音(佛教曲)⑨。
作为在民族文化传统广阔背景上展现的民俗与民间音乐，两者常常是互相融合、互相推动的。综上所述，硬弓时期的广东音乐不仅作品全部源于民间，且与民俗事项紧密相连，而其传承、]奏和享用者的身份也最直接地反映着底层民众的生存方式，忠实地折射了这片土地的民生状况。其音乐活动及传播仅限广府民系粤语方言区内，有明显的地域边界；同时，这种具有农业社会生活的背景的音乐文化保留了较多广府民系传统色彩。因而，硬弓时期的广东音乐是典型的民间音乐，属民间文化类型。
二、软弓时期广东音乐的大众文化特征
（一）“井喷式”发展
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1926―1937年)是广东音乐发展的成熟期，也被称为广东音乐的软弓时期或软弓阶段⑩。这个阶段的乐器组合主要为“高胡(亦称粤胡)、秦琴、扬琴、洞箫、椰胡”五件乐器，亦称“软弓五架头”或“软弓五件头”。此一时期，广东音乐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创新，其发展以完全不同于“硬弓时期”的形式进入了井喷式的发展阶段，主要标志是?押名家辈出、创作繁荣、乐器进行改良、乐队组合进行变革、编著大量出版、唱片大量发行、社团如云、社会基础广泛，广东音乐进入井喷式或曰爆炸式的发展，飞越五岭，远渡重洋，在全国同时在海外迅速传播开来，是全面成熟的黄金时期。
广东音乐软弓时期这种井喷式的发展完全区别于其他类型的传统音乐，其影响之广、传播之快，至今为止仍无其它传统音乐类型可出其右，而与其本身硬弓时期的发展相比，也同样截然不同！这些到底蕴藏了怎样的玄机呢？若能弄清这些问题，恐怕是我们认识广东音乐、正确对待广东音乐的传承和发展的难以回避的前提！
广东音乐井喷式的发展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软弓时期广东音乐曲谱的出版和发行量实属惊人！沈允升在《琴弦乐谱》的《粤乐新声》第二册“篇首言”中言：“以《琴弦乐谱》第1集而论，出版才一个月，销数竟能超过5千；《弦歌风琴合谱》一书，在7年里，销数己达2余万册。”
2．新作品大量涌现。与一般传统民间音乐极为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广东音乐作品都能找到明确的作者。
3．民间广东音乐社团蓬勃发展。上海、沈阳、天津、广西、西安乃至延安诸地都纷纷建立起了广东音乐社团，形成了广州、上海、香港三大中心。
广东音乐井喷式的发展最终使广东音乐成为我国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中国民俗乐种！
（二）文化特征的蜕变
自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软弓时期的广东音乐已呈现大众文化特征，井喷式发展及快速传播，已绝非一般的传统民间音乐可比。所谓大众文化，是在当代大众社会中，以大工业和现代科技为基础，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以文化工业为赢利目的，按照市场机制的运作进行批量生产的，旨在使普通大众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文化形态???。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最早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并于20世纪30年代在欧美发达国家兴盛。
随着新技术的传播，大众文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并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影响中国的上海、广州等地。上海、广州等地的都市经济的发达形成了大众文化产业赖以构建的物质基础，上海市民社会的初步形成则形成了大众文化赖以构建的社会基础。其时，这些城市是一些重大思想和文化论争的发端，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还是市民通俗文化的消费中心，现代传播技术革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成为了广东音乐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基地。广东音乐的大众文化特征表现如下：
1．商品性。
广东音乐推上市场与近代唱片公司的涌现和市场行为密切相关。唱片工业兴起和广播电台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广东音乐”的传播，同时也刺激了社会需求。其时，最为出名的共有百代、胜利、大中华、高亭、蓓开、新月、长城等7家上海唱片公司。以近代上海最为著名的百代唱片公司。据中国征信所的调查报告显示，仅1933年上半年，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预期盈余即可达10万元???。
在这一时期，大众文化有了第一波。商业化操作是大众文化生产的最基本条件，它摆脱了以往以个人自产自销的生产方式，而主要依靠当代大众传媒为主要技术手段，批量生产。广东音乐]奏家余其伟认为，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特别在三四十年代，广东音乐有大量的创作，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商业的推动???。这一时期的广东音乐的]奏者往往既是乐曲改编者，又同时是作曲者。初期，在当时的商业背景下，为了追逐商业利润，电台、唱片公司、出版社等商业机构邀请有一定水平的]奏者录制了大量的唱片,到一定程度之后,没有那么多作品了,各商业机构竞相约稿，并开始了以配合舞厅、茶座等场所，以及唱片发行的音乐创作。有了商业机构的推波助澜，新创作的广东音乐作品便不愁出路。
2．大众传媒的依赖性。
大众传播媒介在塑造大众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功能。离开大众媒介，通俗和流行便不复存在。大众文化与传统农业社会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化的截然不同就在于，无论是大众还是大众媒介都是现代文化的产物，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出现的文化现象”。
我国开始装设无线电台的初期和早期无声电影都大量运用了广东音乐。在当时上海有两个商业电台，他们除播送一些商业性广告外，专播粤曲和广东音乐。为上海唱片公司录制的一批粤乐和粤曲唱片，最早风靡全国，并在海外具有广泛的影响。这个时期的“广东音乐”充分享受到了工业文明成果的好处：①二三十年代，广州电台每周都广播“广东音乐”节目；②在中国电影历史上的“默片阶段”，“广东音乐”是无声电影配乐的主要内容；③那个时期，中小型电影院在电影放映之前或放映过程中，均有]奏“广东音乐”；④当时国内车站、码头、甚至火车轮船上均盛行播放“广东音乐”；⑤当时唱片发行一般都附有乐谱，使得“广东音乐”与一般民间音乐流传方式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一开始就有谱可依；⑥广东音乐在默片中的使用，同时刺激了唱片出版与职业乐队的成立，也带动了乐曲的创作与职业作曲家、]奏家的产生。最早为广东音乐制作唱片的公司是大中华唱片公司，录制了广东音乐《三宝佛》唱片。大量发行“广东音乐”的上海、广州、香港等地著名唱片公司还有?押港的新月、和声、歌林唱片公司，以及上海的胜利、大中华、百代、高亭、壁架、维克多、远东、晶明等唱片公司。仅以上海“百代唱片”为例，从1908年至1949年，其录制的唱片模版就达6357面。上海各唱片公司录制的各类唱片则共达108种之多，而其中广东音乐是最常录的品种???。
3．通俗性
以丘鹤俦为代表的早期的广东音乐家表现出南方中下层文化人既矛盾又统一的音乐艺术观?押既持儒家的中和美学思想―――礼乐教化思想?鸦又积极倡导变革,参与民间俗乐的创作活动。丘鹤俦认为?押“人心之服,风俗之移,其必由于音乐。”丘的乐友傅秉常也认为音乐能“移风易俗,其感人深,其入人微……粤乐独具一格……大不抗越,细多幽散”???。这些思想在早期就奠定了广东音乐通俗性的基础。正如一位文化官员所言：众所周知，广东音乐是通俗的音乐，像鱼一刻也不能离开水，广东音乐一刻也离不开老百姓???。高胡表]艺术家余其伟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广东音乐精短、华美流畅而活泼，折射的是南方新兴都市新兴市民阶层及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风采???。吕文成是广东音乐的重要人物。他于20年代中期以后，便一直以广州、香港为主要活动基地，以通俗音乐形式创作大量广东音乐，如体裁短小精巧的乐曲“青梅竹马”“醒狮”等，表达了市民阶层在变革时代愉悦欢乐的情调。灌制大量唱片，成为国内外影响最大的粤乐家之一???。现在喜欢香港粤语流行歌曲的广东人可能并不了解，当时香港“流行粤坛”还是国语歌的天下，而首倡粤语歌曲的正是吕文成。
广东音乐乐种内涵的开放性，使其不断与外界交流，按照自己的兼容能量和外界的输入做出反应和取舍，并由此形成了其地方色彩的善变性。其中关键就是以“大众化”、“普及化”、“通俗化”为基础，往往随地方大众的风俗习惯与审美需求等而做出适应性的改变。
4．娱乐性
上世纪30年代左右，广州荔湾大小茶楼设置不少音乐茶座。音乐茶座又称歌坛，始设于西关十八甫真光公司游乐场，最早仅供失明艺人在那里]唱。后来，歌坛比较集中在长堤一带。长堤一带历来是广州商业繁华的地段，省港和四乡的渡船码头都集中在这里，客流量大，因而娱乐场最多。比较出名的歌坛有：东亚酒店的粤曲茶座、海珠戏院对面的“温拿”、爱群酒店的十一楼、爱群对面的“丽丽”等???。1942年由以吕文成为首的四大天王主持的“中华音乐会”开始在“大东亚”、“丽丽”、“温拿”、“百乐门”等歌坛]奏广东音乐。“四大天王”分别是吕文成、尹自重、何大傻，何浪萍。“中华音乐会”在娱乐场所]奏广东音乐开了风气之先，他们的]奏加进了爵士鼓，由于形式新颖鲜活，节奏明快，被冠之“精神音乐”的称谓。正是由于大众媒介的推介及商业的推动，广东音乐代表人物成为文化大众膜拜和追捧的对象。时至今日，香港流行乐坛仍在沿用“四大天王”称谓，而以谭咏麟为代表的偶像乐队组合“温拿五虎”，其名称渊源最早亦源于此时。
吕文成被当时的“新月”、“和声”、“歌林”唱片公司聘请为固定艺员，长期从事灌制广东音乐、粤曲唱片工作和乐曲创作，并为“高亨”、“百代”、“胜利”等公司录制唱片。据不完全统计，各大唱片公司所灌录的唱片，由他]奏和]唱的乐曲和粤曲就有270多张。尹自重则在胜利唱片公司灌制的唱片最多，并曾担任该公司的制片主任。
1925年，吕文成应香港钟声慈善社邀请到香港义]，乘邮船赴港，香港各界人士派出三艘汽艇出港迎接，当时他乘坐“紫洞艇”，艇上摆满鲜花，沿途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场面十分热闹壮观，而香港华商会还出面为吕文成举行盛大欢迎宴会，据传隆重程度丝毫不亚于女皇访港。这样的欢迎规模在香港可谓“空前绝后”。
1931年8月，美国几家电子公司为打开中国市场，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无线电产品的博览会，这是现代的无线广播、音响器材等产品首次大规模在中国亮相。不少戏院、洋行、大舞厅东主获邀参加，在这次博览会上，吕接触了麦克风和其他录音、扩音设备，并在以后的]出中率先使用。
麦克风的出现使商业]出更为容易，也使“小曲”更容易贴近观众。因为使用了麦克风的关系，他们不但改变了坐着唱粤曲和]奏的习惯，更像60年代的披头士一样，在台上走来走去]出，表]的时候相互照应，在台上走“圆场”――也就是在一个四小节的乐段里，四个人在不同的方向走一圈，刚好在一个乐段结束时相遇。麦克风带来一股新鲜之风，为偶像的制造推波助澜。据说最早使用麦克风的是高升茶楼的歌坛，吕经常获邀参加]出。
上世纪40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吕文成想到可以在粤曲中填上新词，由歌星]唱，灌唱片发行，可能会有更好的销路。于是，他创作了一些时代曲(流行音乐)，还把当时流行的一曲舞曲节奏放进歌曲里，比如“慢三”、“快三”等等，使这些音乐在歌舞厅中能够较快流传。后来流行的有《快乐伴侣》、《莫忘了她》、《星星、月亮、太阳》等，这些粤语歌不少广东人还有印象。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广东音乐对西洋乐器过度引用，形成崇尚西洋乐器的风气更是娱乐化的具体体现。当时人们多称]奏西洋乐器的乐师为“西乐佬”，一个“西乐佬”的酬金要多于]奏民族乐器乐师的酬金数倍。陈德柜在1958年编写的《广东音乐常识讲义》中这样叙述广东音乐当时在创作和]奏乐器方面西化的现象?押“初仅加入一两种，后来越用越多，喧宾夺主，结果便全部以西洋乐器来]奏，更以爵士音乐形式出现，……”???。
软弓时期广东音乐的商品性、大众传媒的依赖性、通俗性和娱乐性充分凸显了其不同于硬弓时期的文化特征和品质。
结 语
文化类型是由适应环境而产生的，表现它的特色的是一些经过了选择的特征,而不是它全部的元素内容???，即这些经过了选择的特征不是该文化的全部特征的总和，而是最能体现其本质属性的元素。同时，一定的文化类型必与特定的历史时期与文化背景相联系。
民间文化（folk culture）指的是在社会基层的人类群体文化，是由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创造的、古往今来就存在于民间传统中的自发的民众俗文化。与民间文化不同是，从社会学角度看，大众文化首先是和大众密切相关的，而大众文化的形成又是现代社会工业化、都市化的必然产物。
通过对广东音乐不同阶段文化类型的比对研究，可以发现：1．硬弓时期的广东音乐是一种来自社会内部底层的，具有农业社会生活的背景、保留了较多传统色彩，属于典型的民间文化类型。2．软弓时期的广东音乐井喷式的发展，则凸显了其大众文化特征，具有商品性、大众传媒的依赖性、通俗性和娱乐性特点。这一时期的广东音乐得益于技术的发展、西风东渐的影响、都市的发展及文化大众的形成，并消解了文化的层阶，得以在各阶层广泛传播。作为传统音乐的广东音乐同时又是我国大众流行文化的最早范本！这种特殊的二重文化属性是由广东音乐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及特殊时代特点所决定的。广东音乐发展和传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具有二重文化属性，是传统音乐中的特殊样本！
①周海宏《危机中的抉择――对改造、发展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再认识》，《人民音乐》1989年第1期，第16页。
②费师逊《星海时代性的文化透析兼及广东音乐问题》，《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100页。
③涵子《世纪末的沉思――田青谈中国民族器乐的“第三种模式”》，《人民音乐》1997年第11期，第15―19页。
④岳志文《广东音乐是“小家碧玉”吗――在世纪末看广东音乐的走向兼与田青商榷》，《人民音乐》1998年第4期，第19―21页。
⑤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国发〔2006〕18号：http?押／／www．gov．cn／zwgk／2006－06／02／content＿297946．htm。
⑥乔建中《浅议民俗音乐研究》，《人民音乐》1991年第7期，第38页。
⑦陶诚《“广东音乐”文化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第74页。
⑧李剑昌《探访广东音乐之乡――台山》，文化部艺术服务中心编著《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与发展初探》，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
⑨李凌《广东小曲的整理》，李凌编著《广东音乐》(上)，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年版，第8―10页。
⑩同⑦，第102页。
惠敏《当代美国大众文化的历史解读》，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24页。
葛涛《“百代”浮沉――近代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盛衰纪》，《史林》2008年第5期，第33页。
吴迪、张曦《俗世感情平民意识―――余其伟谈广东音乐》，《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44页。
同⑩，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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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林《论广东音乐的人文精神》，《人民音乐》2007年第6期，第66页。
余其伟《谈广东音乐》，《广东艺术》2002年第1期，第46页。
余其伟《从阿炳与广东音乐的关系诱发的驰想》，《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第42―44页。
张丹萍《给黑夜“平湖秋月”，给白天“步步高”》，《南方都市报》2003年7月18日。
关键词：有效教学；有效教学策略；研究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基础教育新一轮的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通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基础教育课堂上已经发生了许多积极的变换，新一轮的基础教育改革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然而，现实的课堂教育实践仍然存在许多教学的“有效性”问题。所谓的“新课堂”仍然明显带有师生剧本化情景化的表演法，有些教师只是一味的追求教学的动态生成性，教学内容的“生活化”处理和开展所谓的“研究性学习”而影响了教学的有效性的现象仍大量存在，课堂教学有效性缺失仍然是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由于教学设备匮乏，师资水平较低等原因，有效教学难以在课堂高效率的实现，尤其是在小学课堂，这种教学的有效性更需加强。所以在新一轮的基础教育改革的背景下，人们开始顺势研究如何在小学课堂中进行有效教学。本研究也是根据现实情况对有效教学在小学课堂的应用进行研究，力图促进课堂效率的提高和学生的全面发展。而要想清晰的解释呈现研究的对象，必须了解有效教学产生的背景，发展，及相关研究。
为了使有效教学及其应用的现状得到更好更全面的呈现与分析，笔者通过中国知网（CNKI）检索关键词“有效教学”，时间跨度是1979-2012年，选中数据库为“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全文论文库数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范围是“教育与社会科学”。总共检索结果是3071 条。通过整理分析和筛选，共得到论文25篇，其中优秀博士论文6篇。优秀硕士论文15篇。另外参考了关于有效教学的专著等。
1、有效教学产生的背景及发展
有效教学理论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从教学经验总结，到教学思想成熟再到有效教学理论的形成。这一进程是人们对教学实践活动认识不断深化、不断丰富和不断系统的过程，其中系统化是有效教学理论形成的标志。
有效教学（effective teaching）的理念源于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教学科学化运动，特别是在受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影响的教学效能核定运动之后，这一概念频繁地出现在英语教育文献之中，引起了世界各国同仁的关注。有效教学的提出也是“教学是艺术还是科学”之争的产物。教学是艺术，这是20世纪以前在西方教育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教学观。它倡导教学是一种教师个性化的、没有“公共的方法”的行为，一种“凭良心行事”的“约定俗成”的行为，主张影响教学过程的因素是复杂的，教学结果是丰富的，难以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但是，随着20世纪以来科学思潮的影响，以及心理学特别是行为科学的发展，人们才明确地提出，教学也是科学。也就是说，教学不仅有科学的基础，而且还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于是，人们开始关注教学的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以及如何用观察、实验等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教学问题，如程序教学、课堂观察系统、教师与学生的行为分析。教学效能核定的指标体系以及教学行为——结果变量等。有效教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的核心问题就是教学的效益，即什么样的教学是有效益的？是高效，低效还是无效？
2、 方方面面，丰富多彩的现状研究
（1） 有效教学基本概念的界定
1.定义
欲讨论有效教学的应用，我们便不可忽视核心概念的界定。对这一界定，目前学术界出现了多种视角。先看一下什么是有效再看有效教学的定义。
所谓“有效” ，主要指通过教师在一段时间的教学之后，学生所获得具体的进步或发展。也就是说，学生有无进步或发展是教学有没有效益的唯一指标。教学有没有效益，并不是指教师有没有教完内容或教的认真不认真，而是指学生有没有学到什么或学生学得好不好。如果学生不想学或学了没有收获，即使教师教的很辛苦也是无效教学。同样，如果学生学得很辛苦，但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也是无效或低效教学。
第一，从教师实践的角度看，“有效教学即教师能够有效讲授，有效提问并倾听，有效激励学生的教学”。说来教师是教学的主导，所以这个概念广为接受。
第二，从学生发展的角度看，“有效教学的核心问题是教学效益，而教学是否有效，关键要看学生是否有进步或发展，而不是教师是否教完了教学内容”。学生是教学中的主体，从学生的角度来给有效教学下定义，可以更全面的解释有效教学。
第三，“有效教学是师生遵循教学活动的客观规律，以最优的速度、效益和效率促进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上获得整合、协调、可持续的进步和发展，从而有效地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 满足社会和个人的教育价值需求而组织实施的教学活动”。
第四，从有效教学内在的结构看，“表层上，有效教学是一种教学形态，它兼具了一切好教学的外在特征；中层上，有效教学是一种教学思维，是潜藏在好教学背后的教学逻辑；深层上，有效教学是一种教学理想、境界”。实践有效教学，就是要把有效的“理想”转化成有效的“思维”，再转化为一种有效的“状态”。
有效教学理论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从教学经验总结，到教学思想成熟再到有效教学理论的形成。这一进程是人们对教学实践活动认识不断深化、不断丰富和不断系统的过程，其中系统化是有效教学理论形成的标志。但是对有效教学的界定，学术界目前尚无定论。
2. 特征：仁者见仁
关于有效教学特征，可是众说纷纭。姚利民 教授把有效教学的特征归纳为九个方面。 这九个方面分别是：正确的目标；充分的准备；科学的组织；清晰的讲解；饱满的热情；促进了学生的学习；融洽的师生关系；高效地利用了时间；激励了学生的学习。
宋秋前教授 认为有效教学的特征有五个： 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学目标； 预设与生成的辩证统一；教学有效知识量高；教学生态和谐平衡；学生发展取向的教师教学行为。
还有学者认为有效教学的特征可以归纳为六个。分别是关注学生全体；关注教学效益；关注侧性量化；实施反思教学；有效教学核心；有效教学策略。
（2） 影响有效教学的因素
教学的有效性并不是靠采取一些策略或教学技能就可以了，有许许多多的因素影响着有效教学的实施。首先是教师。教师是有效教学的主导，所以教师对有效教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想教学有效性，教师首先要成为一名有效教师。加里D.鲍里奇认为教学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要求执教者具有一些特别的能力，那就是有效性，教师也要成为一名有效教师，具有健全的人格，积极乐观的态度，丰富的经验，较强的能力即教学技能，要很好的与学生互动并对其产生良好的影响。其次是教师的观念。教师成为一名有效教师具备了进行有效教学的条件，要想在课堂中发挥有效教学还必须从思想上催生有效观念，有效观念催生有效教学，这是内因。
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教师苏爱美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人有效教学更多的是一种理念，而不是一种教师可以直接在课堂中加以运用的操作技术。教学的有效性具有高度的情景相关性。有效教学并非要求教师遵循一套死板的行为规则，而是要求教师依据有效的教学理念的指导，运用自己的专业判断在具体的情景中做出专业决策，即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以适当的方式，对适当的人做适当的事。具体来说就是要求教师设计好的教学活动，统筹安排好活动的各个衔接部分，让学生感到有事可做，有事能做，有事想做。只有教师自己内心的观念是有效的才能采取有效的教学方法，让学生感觉的自己是可以通过老师的教学提高的，从而实现教学的有效性。第三，学生也是影响有效教学的一个重要因素，教学不是教师简单的把知识传播给学生，而是师生之间的互动，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所有的内容都是以学生为教育对象的，学生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个体差异，这些差异会影响教师的教学效果。因此要使教学适应这种个体差异，需要教师作出许多有关学习者的决定。充分发挥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第四，外在的设施，如教室的布置，学习资料的准备等等。加里D.鲍里奇认为教室里物质的质地，多样性的视觉效果等都能增加教学的多样性，从而提高有效教学效果。所以在小学课堂进行有效教学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否则再美好的教学技术也实现不了有效教学。
曹霞，姚利民，黄书真三人一起论述的《论教师、学生、学校因素对高校课堂有效教学的影响》揭示了高校课堂有效教学是高校课堂教学最大程度地达到预期教学效果。调查研究证实，它受到教师自身、学生、学校等三个因素的影响。教师的影响通过教师的教学理念、教学责任感、教学投入、教学知识、教学效能感以及学习、实践、反思和研究教学实现;学生的影响通过学生对课堂有效教学配合、鼓励和投入实现;学校的影响通过学校对课堂有效教学重视、鼓励、支持以及学校其他教师对课堂有效教学鼓励、支持与帮助实现。
（3） 有效教学的应用策略
研究有效教学的含义，特征和理念，归根结底就是找寻实施策略，并在课堂中进行应用，提高课堂的效率，促进学生的发展，实现我们教育事业的飞跃。对于有效教学的应用策略，教育界已经提出来很多的方法政策。
崔允漷认为“有效教学”必须关注的四个方面：一，引起意向。即引起学生学习的意向，教师必须首先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教学要在学生“想学”的心理基础上展开。二、明确内容。要指明学生所要达到的目标和所学的内容，教师要让学生知道学到什么程度以及学什么，学生只有知道了自己学什么或学到什么程度，都会有意识地主动参与。三，调适行为。教师要采用易于学生理解的方式，根据课堂上学生的反应采取有效的策略和教学语言，促进学生理解。四，关注结果。需要对教学的目标达成度进行评价。教师要有时间与效益的观念，评价标准在具体可测，以便依据结果及时调适教学行为。
而美国的加里D.鲍里奇 研究认为促成有效教学的有五种关键行为，一，清晰授课。就是使要点易于理解，清晰地解释概念，使学生能按逻辑的顺序逐步理解老师讲课的内容。二，多样化教学。灵活多样地呈现课堂内容，丰富教学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就是提问题。三，任务导向。这是指把多少课堂时间用于教授教学任务规定的学术性学科。教师用于教授特点课堂的时间越多，学生的学习机会就越多。与任务相关的问题，教师必须予以回答的有：（1）我讲课，提问用了多少时间？鼓励学生咨询或独立思考又用了多少时间？（2）我组织教学并使学生做好学习准备用了多少时间？（3）我评估学生行为用了多少时间？四，引导学生投入学习过程。关键在于增加学生学习学术性科目的时间。Evertson （ 1995）& Tauber （ 1990）已经提出了一些有用的意见。制定规则让学生满足个人和程序性的需要，不必每次都得到老师的许可；教师四处走动监督学生课堂作业，并同学生交流表明你注意到他们的进步；确保独立作业是有趣的，值得干的，并且要足够的简单，让每一个学生无需教师的指导就能够完成；在黑板上写出当日的进度表，从而使费时活动尽可能减少，比如发出指令和组织教学；充分利用一些资源和活动，它们或者适合略高于的学生的现有理解水平；避免时间安排的错误，阻止不当行为的发生或恶化，以免影响其他的同学。五，确保学生成功率。就是确保学生理解和准确完成练习的比率，产生较高的成功率的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自尊心，增强学生对学科内容和学校的积极的态度。
除了总体的论述有效教学的策略外，很多教育者也从各种不同的科目来叙述有效教学的应用。根据各自科目的特点来研究采取何种措施，可以实现有效教学，提高课堂效率。官思渡从中学音乐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的角度来阐述有效教学的应用，通过对教师教学实际案例的分析与评价，为教师在如何把握和运用课标版教材，如何制定科学有效的教学目标，如何设计有效的教学活动，如何将课标的理念有效地转变为自己的教学行为等方面提供了指导。薛炳群在常态下对小学的课堂教学实践进行潜心的研究，力求解决教学中的具体问题，包括我们的目标在哪里，探索着的足迹，教学模式的尝试，汉语拼音教学策略，阅读教学，写作与习作，精品教案赏析等。
3、 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1）不足
纵观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和教育现状就会发现：
1．研究的成果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运用，很多都束之高阁。建国以来，尽管我国进行了七次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但是，这七次改革，主要偏重于教学方面的改革，特别是在教学方法上、教学方式上想了不少办法，总结出了不少经验，然而对于课程，对于教材，改革的却不多，触及的太少，力度不大，深度也不够，不少弊端没有根除，甚至没有都受到冲击。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时期，面对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时代对培养目标的新要求，现行基础教育课程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日显突出。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开始第八次基础教育改革，在新一轮的基础教育改革中人们发现，基础课堂仍然是教学耗时多，效率低，“吃力不讨好”的尴尬现象。尽管在课改中要求以学生为本，但是很多学校仍然追求高分，实行题海战术，根本就没有考虑有效教学研究的策略，而是依然采用原先的教学方式。既忽视教师和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多种需要和潜在能力，又忽视师生群体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创造能力。于是有效教学再次引起热议，广大学者教师希望通过有效教学促进知识的传承，发展，创造；提高课堂效率；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以适应日益变化的现代化社会。尽管有效教学的研究已经很是成熟，但是仍然存在诸多的争议与不足。
2.教师思想僵化，教学技术能力不强，缺乏灵活多样性。教师是教学的主导，引领着课堂的发展。而我国教育评价机制的弊端导致教师依然固守原先的教育方法，而且很多老师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教学理论，不愿意接受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改革。由于经济等方面的因素，很多地方的教师素质不高，所以教学能力有限，很难实现有效教学，还有课堂效率的提高。
3．策略很多但缺乏实际操作性。尽管很多的认识多有效教学的应用策略进行了诸多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策略，但是仍然过于理论化。在我国，小学教师较多的是具有实践性技能，理论素养不高，所以要求有限教学的策略要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而且在我们国家这么一个地广的地方，学校之间存在诸多的差异，教师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理论化的策略是不适应硬件设施不够，教师质量不高的学校和地区的，所以应该尽可能的简化有效教学的应用的方法策略，是有效教学方法可以在全国范围的小学得到轻松的请用，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提高课堂效率，促进学生的学习效率，推动我们国家教育的发展。
（2）展望
1．具化有效教学的方法策略。在现状的研究成果中有很多的方法策略忽略了地方教师的差异性，一次很难得到有效的运用，因此，要具化教学的方法策略，使其简单化，形象化，不用担心因种种差异导致有些地方，有些老师无法实行，从而导致课堂效率低下。可以从课堂提问，理解自己的学生，教学策略，课堂管理入手。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些可资借鉴的研究。刘涛川著有《有效方法全集》，还有美国的加里D.鲍里奇构建了自己的有效教学的策略，并从课堂提问，理解自己的学生，直接间接教学从策略，课堂管理等方面入手实现课堂的有效教学。还有美国的荷烈治的《教学策略 有效教学指南》，都非常适合小学教师借鉴。
2．转化教师的思想观念，促成其为有效教师。使教师不再墨守成规，而是要与时俱进，接受有效教学的理念，以这种理念为先导，指导自己的教学。对于小学教师来说最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理论素养，希望社会，教育部门，学校尽可能的对小学教师进行培训，以提高他们的教学理论水平，使其可以更好的理解有效教学的理念，并能自觉地运用。苏爱美在有效观念催生有效教学中指出，有效教学是一整套为促使学生学习、实现教学目标而采用的教学策略。它强调教学效果，教学效果的底线是教学目标的达成。但同时，有效教学更加强调时间合理的、充分的利用，追求有限时间内学生发展的最大化。《科学》新课程规定了三大课程目标领域----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意味着有效教学必须促使学生在这三大目标领域上得到全面的充分的发展，有效教学要求教师将学科的价值定位在完整的人的发展上。有效教学的核心是要求教师具有有效的教学观念，能根据自己学生的实际情况，根据学习内容的不同，精心选择和设计探究活动，科学组织教学过程，并且能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不断找到新的教学方法，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学习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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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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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利民. 有效教学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2004.
关键词：渠道关系 渠道冲突 社会网络 管理流程
渠道关系与渠道冲突
2013年11月11日前夕，居然之家等19家家居企业联合抵制网络零售巨头天猫商城“双11”的活动，爆发了传统营销渠道与网络营销渠道的冲突。事实上不仅线上和线下营销渠道会产生冲突，传统渠道中的销售商与生产商之间的冲突也由来已久。前些年出现的沃尔玛与供应商、格力与国美的冲突都引起了营销领域的“地震”。这些冲突既有厂家和渠道商之间的传统渠道冲突，也有传统渠道与新兴网络渠道之间的及其派生出的新冲突。如果渠道冲突成为常态，经常性爆发会破坏企业渠道战略，损害各渠道成员之间的关系，对渠道绩效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一）渠道关系的含义及内容
渠道关系是指渠道系统中各个成员之间的交往状态和合作深度，包含渠道信息、渠道控制、渠道信任等维度。本文中的关系专指正向的渠道关系，也就是通畅的渠道沟通、有效的渠道控制以及良好的渠道信任等。渠道关系不是市场营销中的注重组织与组织之间联系的关系营销，也不完全是社会中个人与个人之间可能会产生灰色经济的关系（彭茜等，2009），渠道关系应该是组织间联系和个人间关系的综合。
（二）关系视角的渠道冲突
渠道冲突是指某些渠道成员从事的活动阻碍或者不利于本组织实现自身的目标，进而发生的种种矛盾和纠纷。具体表现形式有水平渠道冲突、垂直渠道冲突和多渠道冲突。面对渠道冲突，如果纯粹秉持传统的“零和博弈”的对立思维方式，渠道冲突将会愈演愈烈。随着营销学者对“竞合”思想认可程度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人对“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进行反思，开始寻找解决渠道冲突的新思路。渠道关系为应对渠道冲突提供了一个解决的视角。通过渠道关系的建立，可以利用关系的影响形成渠道控制力，通过关系的沟通消除目标分歧和信息误差，通过渠道关系带来的信任弥合认知期望的差异，从而缓解乃至消除渠道冲突。
渠道关系在渠道冲突管理中的作用机制
（一）渠道关系的长期导向可以减少渠道间的机会主义
渠道冲突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是机会主义。一方面，渠道成员会因为机会主义倾向而选择短视行为。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目标和利益的不一致性等原因，占有优势的渠道成员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可能会损害其他渠道成员利益，从而形成渠道冲突。另一方面，由于资产专用性等原因，为避免市场规制下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一体化的组织成本及“套牢”情况，渠道成员有建立长期关系的意愿。短期的机会主义行为会破坏渠道关系，产生渠道冲突，而长期关系有助于渠道关系的建立与维护。因此长期导向的渠道关系，能够抑制机会主义的短期行为，减少渠道冲突的发生。
（二）营销关系所依存的社会系统制约着渠道冲突行为的发生
营销渠道是企业“嵌入”的环境网络。“嵌入”网络的企业的治理机制超越了传统的基于权力的企业行政官僚管理体制和基于价格的市场调节机制。有关营销渠道冲突的经典理论认为，市场营销渠道是一个社会系统，此系统中的成员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这是渠道冲突产生的根源（钱慧敏，2012）。
网络在形成潜在冲突可能的同时，也在孕育冲突的解决机制。社会网络中关系的建立和加强，可以形成一种社会资本，企业通过社会资本获得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声誉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大收益，进而形成企业对渠道关系所处的社会网络的依赖。而渠道冲突会对社会资本形成损害，使企业付出更大的成本。因此，企业会慎重采取产生渠道冲突的行为，渠道关系形成一种制约渠道冲突的机制。
（三）渠道关系的信息沟通可以消除目标分歧和信息误差引起的渠道冲突
信息沟通是渠道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渠道关系的必要手段。信息沟通可以减少因目标不同和信息传播误差引发的冲突。首先，渠道中企业间的正式信息沟通机制可以减少因企业目标不同形成的冲突。渠道中的不同企业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因目标的不同，会引发渠道冲突。而通过谈判、磋商等信息沟通机制，可以增强目标的一致性，引导企业调整各自的期望，从而减少渠道冲突的发生。其次，多层次的信息沟通可以使渠道冲突在发生前或发生之初就得到发现和控制。企业及其成员之间有意愿也有能力对渠道中的问题及时进行信息交换，消除因信息传播误差带来的渠道冲突。渠道成员的信息交换，对渠道冲突的缓解起着重要的作用（王璐，2012）。最后，高效信息沟通增进渠道关系的同时，又能增加渠道转换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渠道成员产生冲突的机会成本增加，最终减少渠道冲突。
（四）渠道关系是一种非强制性的权力且可以控制渠道冲突
渠道关系也是一种权利，但这种权利是隐性的、非强制性的，通过某个渠道成员对其他渠道成员的行为与决策实施影响。庄贵军等（2007）认为渠道关系通过利诱方式而不是强制方式改变渠道伙伴行为或态度，从而减少渠道冲突。良好的渠道关系可以控制渠道伙伴的期望和态度，引导渠道成员采取的行动符合自己的期望，使其他渠道成员依赖于自身，从而避免渠道冲突的发生。
（五）渠道关系可以增加渠道信任且降低渠道冲突
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渠道关系，人们认为信任是渠道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渠道信任和渠道冲突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渠道信任可以促进沟通、协作、满意与购买意图的实现，减少渠道间冲突的发生。渠道信任按主体可以分为人际信任与企业间的信任，又称为个人信任和组织信任（范等，2007）。人际间的信任可以减少渠道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误差和摩擦产生的负面影响，减少冲突的发生。渠道企业间的信任更容易让渠道产生良好的运行机制，降低冲突的发生。即使发生冲突，也会很快找出产生冲突的问题和根源，消除渠道冲突的影响。
基于关系视角的渠道冲突管理对策
（一）突破“零和博弈”的思维惯式
企业进行渠道构建时，突破“零和博弈”的思维惯式，从“渠道生态”和“协同共生”的思想，树立进行渠道关系管理的意识，认同关系与合作的价值，建立渠道关系管理机制，寻求渠道关系建立和维护的有效方法。实现制造商与分销商以及分销商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充分合作，提升为最终客户的服务水平，扩大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占有率，进而创造新价值，变传统的对立与冲突关系为双方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从单赢变成多赢。
（二）构建新型渠道关系的社会网络
渠道成员间的冲突大部分是目标一致前提下的“竞合”现象，因此需要注重渠道关系建设的全方位、多层次性。这就需要将渠道关系链条升级为关系网络，即构建新型渠道关系社会网络。渠道成员形成利益统一体，从渠道大系统的角度进行科学的设计、规划和执行，利用社会网络优势，发挥渠道关系在应对渠道冲突方面的积极作用。构建新型渠道关系社会网络，需要充分发挥渠道建设中的核心企业的主导作用，与各渠道成员一起，从整体上规划、设计渠道关系网络，加强组织、协调、控制和激励，将渠道关系网络的建设上升战略高度。注重渠道关系建设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从长期效益而非短期得失开展渠道关系社会网络的建设。
（三）设计科学的渠道冲突管理流程
渠道成员之间的差异性会引发渠道冲突。因此需要建立一整套科学、合理的渠道冲突管理流程，加强关系型渠道成员之间的信息沟通，建立成员间的信任关系，减少冲突，提高渠道绩效。
1.查找成员差异，寻找渠道冲突的根源。詹志方、王辉（2006）认为分销渠道冲突的根源包括成员的相互依赖性和彼此间的差异性。渠道成员间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目标、认识、信息、能力、角色、领域等方面的差异。相互依赖性是渠道冲突形成的现实基础也是渠道存在的基础，无法改变，差异性是形成渠道冲突的直接原因，所以寻找渠道冲突的根源的第一步是查找成员间差异。查找成员差异需要在充分掌握渠道信息和成员信息的基础上定期或不定期的查找他们的差异，通过差异找到冲突产生的根源，为有针对性地进行渠道冲突管理提供基础。
2.选择适当的渠道冲突管理手段。关系型分销渠道冲突管理与传统分销渠道冲突管理相比较更多地使用非强制性手段，使用非强制手段比使用强制手段更容易达成良好的渠道关系，有利于渠道冲突的顺利解决。非强制性手段很多，如采用奖励权力解决目标分歧；采用专家权力和即时性沟通解决认知差异；强调团体利益的整合性谈判，在消除或减少领域差异和能力差异方面效果显著。借助渠道成员多层次的信息沟通机制，共享信息，增进渠道成员互信，以诚信和合作的态度来解决由于信息差异、认识差异、角色差异引发的冲突。通过建立成员间松散型的契约式的战略联盟，将分销渠道成员的目标合为一个目标，通过成员之间的技术、资金、信息、管理和市场资源的重新组合形成协同优势，可以解决目标差异冲突（董林，2012），通过引导和激励解决领域差异等。
3.制定、选择、执行渠道冲突管理方案。制定、选择、执行渠道冲突管理方案是渠道冲突管理中最关键的环节。冲突管理方案包含管理计划、工作流程、工作制度、资源配备、具体实施的细节，以及评估效果和检测标准方面的内容。一般会同时制定多个方案，然后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能合理的与渠道现有资源实现对接的可行性方案。优选的渠道冲突管理方案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执行才能发挥作用。在方案执行阶段，通过具备较强执行力的人员，将各种软硬件资源进行合理配置，采取相应的激励和控制措施，推行和落实管理方案。
4.评估渠道冲突管理效果。渠道冲突管理效果评估工作在方案执行的过程中就已经展开，如果执行效果与预期目标之间出现偏差，需要及时地对方案进行适当修正。一般来讲需要评估以下几方面：渠道冲突产生的原因掌握得是否准确；渠道冲突管理目标是不是合理、明确；手段选择是否适当；冲突管理的结果与目标是否有偏差，分析产生偏差的原因，是方案的制定、选择不科学，还是方案的执行不力等等（谢慧，2007）。渠道冲突管理效果评估工作还可以为下一次的冲突管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总之，渠道冲突已经成为渠道管理中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在面对渠道冲突时，不同的指导思想将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企业要摈弃传统的“零和博弈”的对立思维方式，从关系的视角着手，通过运用关系的信息机制、信任机制等，建立科学、合理的渠道冲突管理流程，进行积极的冲突管理，提升渠道管理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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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家庭了。片中的徐铮忙于工作，无暇打理夫妻、父女关系，找借口推托了女儿七次去海洋馆的要求，当然我们更不用怀疑他对妻子的付出有多“少”。不管结局多么美好，现实中的家庭状况可谓是上加。前些天花店老板闲聊告诉我，他有个年近六旬的老客人，昨天冒着瑟瑟寒风给她女儿订婚礼用花。老太的女儿在公司做高管，收入不菲，备受老板器重，老板让她休三天蜜月假就得回公司，加上公司繁忙的事务，操办婚礼这等琐事只能由父母“捉刀”，她的任务就是穿上婚纱出席一下酒席。
现代人的家庭事务层层外包，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更加缺乏安全感，仰仗自己的智慧打拼赚钱才是实打实的，这已经成为打工族的共识。在“事业”挂帅旗的今天，“家庭”早已被置之度外。在心灵鸡汤浇灌的土壤上，“家庭”成了依附“事业”大树的牵牛花，一开一合只为“秀恩爱”。
一方面，男性们为了成为“高富帅”苦苦打拼；另一方面，女性也感受到了巨大压力。新《婚姻法》对于离婚后房产的分配让女性们惴惴不安。80后、90后因家务琐事而导致的离婚案比比皆是，更有甚者还是“被离婚”。流动人口的家庭更不容乐观。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极易受到城市花花世界的诱惑，一方动辄抛妻（夫）弃子，或因一言不合而拳脚相向。生活在父母身边的年轻人也没能如鱼得水。代沟成了年沟。文化产品的使用差异、大众媒介尤其是网络的接近度都成为家庭关系发展的掣肘。国民床单还未平息，元芳体、十动然拒体以及航母style又纷至沓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产品、潮流的生命周期被大大缩短，一个人可能在一年内就经历了过去几十年的变化，我们成了“文化老人”，年轻的我们却早已在内心变成了一滩阅尽繁华的死水，自私的心态剥夺了曾一息尚存、与父母沟通的欲望。
没有和睦的家庭环境，我们注定要经历精神世界的兵荒马乱，文化道德的无所适从；没有温馨的家庭港湾，老无所依的可能不仅仅是我们的躯体，更可能是我们的灵魂。
被消费的家庭
眼花缭乱的商品带来了丰富的物质生活，我们的生活堪比古代帝王。“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那些由于古代生产力低下、交通不便而罕见的“荔枝”如今应有尽有。在这样的消费时代下，家庭也被急不可耐地摆上了货架，成为消费的商品之一。家庭的“被消费”才是造成我们家庭“泰囧”的根源。
情歌王子姜育恒曾唱着：“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可是经济全球化的消费浪潮如海啸一样淹没了这样一个平平淡淡的愿望和理想。无论是幸福的家庭还是糟糕的家庭，要么被置于闪光灯下，要么出现在华丽的酱油味精广告中；在屏幕上观众总能找到自己想要的菜。老娘舅节目让为了琐事和拆迁款争吵的上海家庭扎堆去调解，家人反目、爱人出轨的宣传语总是那么的吸引眼球，而结尾的家庭大团圆又是那么的富有温情、含情脉脉。在一些“为爱冲冲冲”的节目中，一对家庭的幸福与否就在于能否通过层层PK，最终得到欧洲旅游的大奖。在霓虹灯闪闪发光、礼花洋洋洒洒的那一刻，似乎没有人否认这句话：平平淡淡不算幸福，炫耀夺目才是风采。
其次，对家庭权力的消费更让家庭价值观患上了炎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家庭本应是人们在喧嚣的世俗中获得恬静的“南山”港，如今却成了一些家庭成员获得特权的参天大树，试图借一人得道之仙气而获“鸡犬升天”之荣耀。某女将与男友的甜蜜“公务警车”之旅晾在微博上炫耀，瞬间引来围观。虽然当事人火速删除微博，可警察男友的警号和相貌早已昭告天下，为海南纪委的调查提供了重要线索。她也被人们戏称“立功了”。
一人曝光，全家遭殃。公众对于公权力的不满瞬间引爆人肉搜索，个人家庭信息不仅暴露无遗，更是在网络遭受骂声一阵。用道德自律来管住家庭已是有些苍白，“房叔”、“房妹”等一系列事件促使更严厉的财产公开制度“箭在弦上”。消费是家庭权力，可摧毁家庭的力量也正源于这种权力。
再次，建构于消费土壤之上的家庭和谐必定要通过消费来维持。消费似乎成了家庭的生机导管，一拔就成了问题。当国际知名的Vera Wang婚纱店登陆上海之际，上海的男青年们心中顿时抽筋。没人知道价格的高低和爱情的程度是何时成等比关系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昂贵的婚纱注定要列入“爱她就请她吃哈根达斯”的礼物清单中。当2013年1月4日化为“爱你一生一世”的谐音后，这一天也就成了世纪佳节。电影、购物、旅游都打着一生一世的金字招牌，民政局登记结婚领证的情侣更是让真爱爆棚。家庭和谐的愿景正是通过一个个消费合力扶持。没有人会记得一个多星期前，末日谣言才刚刚席卷电商网站，在网站的口号上还残留着“都末日了还不快给家人买点什么”标语的些许鱼饵味。
毫无疑问，消费家庭的这种现状蚕食、撕裂着青年生活，这必定要通过改革来清除。
创造性重塑家庭文化
清华大学教授刘东曾说：“激进革命在登峰造极的浩劫时期曾无情地碾碎了家庭这个传统文化的最后细胞。骨肉反目、父子成仇、夫妻离间被当作先进事迹大肆鼓励和高调宣扬。可是改革开放时期，家庭在原始积累时代仍然起到了基本的经济纽带作用。在这个血缘关系单位里，交易成本最低，相互信赖最大”。
纵观商界大佬，凭借家庭的权力与资本扶摇直上者不在少数。家庭因为局部强化的利益而发展成复杂的形态——家族。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的博士论文《中县干部》中，描述了一个政治家族的错综复杂的门第关系，直指大家族给地方政治生态带来的负面效应。
目前，官方与学界已就“后改革时代”达成共识：中国进入了改革深水区，一些综合配套改革因涉及深层利益格局调整而面临阻力。刘东认为，“整个社会肌体的萎靡实则是从家庭细胞开始衰弱的”。改革的阻力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来源于牵涉深层利益格局的大家族。但是另一方面，“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千百万个家庭汇集成中国千百年来革命、战争、工业以及改革的欲望，“激荡三十年”只是一个总爆发而已，流动人口开启的是城市化、工业化，而最终一个个“西式外表、儒教核心”的家庭却要成为终结者，终结的正是由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漂泊感和失根感。落叶归根与尘埃落定是上层与下层家庭共同的选择，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无论是金字塔上层的大富大贵还是普通人的小康之路，两者都与国运息息相关，写满了奋斗、坎坷与感动。正如安徒生所言，上升的道路总是一条“布满荆棘的光荣路”。但是一个家庭尽管重要，却同样是微小的，它的权力不能无限膨胀。一姓独大的“家天下”不是这样一个多元化社会所期待的九九归一。只有家庭、家庭间的关系达到和谐，一个社会的文明肌体才会再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场景。
中国人的奋斗动机单纯、目标明确，就是为了家，为了爱。家是心灵的呼唤，是现实中人们前进的动力和行为准则。一个心里没有家的人，会活得浮躁没有方向；而一个家庭利益至上而全无社会责任的人只会走向利己的极端。
一、学生社会化
当人们彼此互动、相互交往在一定的社会当中，并形成各自的思想观念，对自己的行为或目标作出决定时，社会化就在进行着。人们不仅仅是社会化过程的被动学习者，相反，他们积极参与，对所见所闻作出自己的解释，对影响自己的人施加影响。因此，社会化不是一个社会塑造人的单向过程，而是人们积极与他人接触，塑造自己的生活与生活在其中的社会互动的过程。
学生社会化指学生和社会的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按照社会的价值观来塑造自己，而且还积极和其他人接触，并与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相交融。体育运动中的学生社会化就是研究体育运动对学生身体、生活、性格、道德、智力、职业、价值观念等产生的影响。
二、学生体育运动的特点
竞技运动是一种制度化的竞技活动，它包括个体体能活力的发挥与相对复杂的身体技巧运用。个体参与运动受自身愉悦和外部回报两方面因素的激励。当前学生开展的主流体育活动是以竞技运动项目为蓝本，因此，学生主流体育运动呈现出竞技体育的特点：参加需要付出一定的体力；竞争成为运行的动力机制；开展时遵循特定的规则，体现出制度化特征；参与运动受两种动机的联合作用，一种以内在的满足为基础，主要与身心的感受、体验参与快乐和自由活动愿望相关；另一种以外部满足为基础，主要与在公众面前呈现身体机能，并因表现良好而获得赞誉、地位或物质报酬相关。当前大部分学生参与运动受内部满足的支配，部分学生运动员的参与受外部满足的支配[1]。
三、体育运动对学生社会化的影响
1.对学生身体机能的影响
国内外实验研究证明，合理的身体运动可以提高人体呼吸系统和心血管机能水平，促进少年儿童骨骼和肌肉的生长发育，保持身心健康。当前，各级各类学校开设体育课的源动力就是通过体育锻炼提高学生身体机能水平，保持他们的身心健康，这也是体育运动对学生社会化的最大作用。体育运动能对学生身体机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如果学生运动不足则出现身体机能水平下降，目前中国学生体质下降已是社会共识。
学生体质下降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它的主因是科技进步导致的”文明病”。因为从前很多需要人类付出体力的工作和日常活动都被机器替代，人类的体力消耗渐显不足。而且生活水平的提高也给人类带来过剩的营养，运动不足与营养过剩使人类体质整体下降。但是，我国学生的体质下降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应试教育的升学压力使学生不得不牺牲身体锻炼时间进行文化课学习。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强制开设体育课，这对学生社会化显得特别必要。因此，学校应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来应对学生体质下降的不良趋势，提高学生社会化的整体水平。
2.对学生性格塑造的影响
参与竞争性的体育活动可以塑造良好性格已被社会广泛接受，这也是学校开设体育课和开展体育竞赛的主因之一。从上世纪50年代起，国内外就有大批学者对体育运动可以塑造性格的观点进行研究论证。这是因为，在竞争性很强的体育比赛中，如果运动员想获取成功，他们往往表现出自信、勇敢、不良困难、坚韧不屈等优良品质，这种品质的培养对学生的终身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3.对学生道德情操的影响
体育竞赛要求每个参与者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竞赛规则，这是竞赛得以正常开展的基础。这种尊重规则的习惯如果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就使每个人潜移默化地养成遵纪守法的道德品质。因此，学生参加体育运动，有利于他们成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而且，体育活动千差万别，这些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给学生提供了不同的道德体验场景，学生会根据与之相联系的文化信息赋予它们社会化意义。
由此可见，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为学生提供强烈的、多样化的和值得记忆的道德体验，这种道德体验有助于学生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
4.对学生智能发展的影响
体育竞赛中攻防情形瞬息万变，这难免有很多突发问题需要参与者快速、高效地解决。因此，体育竞赛中出现的问题情境，可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将对他们的智能产生积极影响。如学生在乒乓球比赛中第一次接对手的左侧旋转球下网或者飞了，下次再接这种球时，学生就会调整思路，以相反的方式接这种球，如果他成功了，这种方式将使他在以后的工作或学习中，当用正向思维不能解决问题时，学会用逆向思维来解决问题，可能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逆向思维是摆脱常规思维羁绊的一种方法，是创造性思维的核心。由此可见，体育中的问题情境，确有益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5.对学生价值观念的影响
体育运动由人所创造，它的开展就必然围绕着一些特定的价值观念来展开。因此，学生将根据体育活动中倡导的价值伦理对生活中形成重要观念，这种观念告诉学生如何看待和评价自己，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评价观。
6.对学生运动员的影响
一些学生由于运动天赋走上了职业运动员的道路。学生参加运动队可能影响他们在学校的生活，影响到老师和同学对待他的方式，也影响着他在周围社区中的声望、自我形象和自尊，甚至还会影响到他将来受教育和工作的关系及机会。美国心理学家汤姆·豪斯（Tom·House）在研究中发现，在职业化运动环境中呆的时间越长，运动员就越难获得理解和面对现实世界的能力。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运动员的过度“角色投入”有关，它使运动员进行自我牺牲般的超强身体控制训练，关注运动项目本身需要的身体上的、视角上的和精神上的要求，时间久了会造成他们“社会化”的路径依赖，影响他们在其他领域的发展，不利于其退役后在其他领域工作，进而可能造成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困境。
四、结论
合理的体育运动可提高学生的身体机能水平，进而保持他们的身心健康，这是体育运动对学生社会化最重要的贡献。体育运动为学生的性格特征提供舞台，并给予学生各方面的体验，这种体验对学生良好性格的养成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参与体育运动有助于学生养成遵守规则的好习惯，而且，千差万别的体育活动给学生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道德体验场景，学生根据与之相联系的文化信息赋予它们社会化意义。同时体育比赛中的问题情境可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对他们智能的提高产生积极的影响。体育中的一些积极向上的事例会给学生提供学习的榜样，学生可选择某种特定的行为方式来塑造自己，影响他们周围的人和生活于其中的社会。
总之，体育作为学生社会化的一种运动形式，它能给学生提供值得记忆的和具有影响力的个体身心经历，这种经历将对学生的身体机能、性格特征、道德水平、智力发展、价值观念和职业选择产生不同的影响。
在学生体质日益下降的今天，建议社会各界督促学校开展各式各样的体育活动，以提高学生的社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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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艺术学理论”，我们无法绕过它建立的初衷。张道一先生从南京艺术学院调到东南大学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艺术学”这门学科。他认为“我国的艺术研究一直停留在分类地进行，缺乏整体的宏构。”无论是从学科，还是现实艺术研究的状况，都缺乏一个统摄艺术的理论体系和专门探讨、研究这门学问的学科。基于这个现状和认识，张道一先生提出了“应该建立艺术学”的构想策略。诚如张道一先生指出：“对于艺术的宏观考察，整体研究，综合地探讨它的共性和规律，作为人文科学的一部分进行配列设施，在艺术教学中则一直阙如。在这种情况下，高等院校的专业目录和国家学科目录，就成了一个缺门。譬如说，在学科目录中‘艺术学’属于‘文学类’，但只是作为‘一级学科’的总名，用来概括音乐、美术、戏剧、电影、舞蹈等‘二级学科’（专业），而缺少实在的‘二级学科’的‘艺术学’。这样，对艺术进行宏观的、综合的、整体的研究，就无法定位。”这里张道一先生已经把构建“艺术学”的目的讲得非常明确了，并率先于1996年在东南大学开始招收全国首届“艺术学”博士生。这就是“艺术学”建立的目的和意义，是构建“艺术学”的初衷。2011年升级为大门类的艺术学，把原来的二级学科“艺术学”更名为今天大家称谓的“艺术学理论”，避免了与大学科门类“艺术学”名称重复，并升为一级学科。名称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它的性质。原来的二级学科“艺术学”，与今日的“艺术学理论”本质上完全一致，科学目的、任务没有任何改变。
但是自从艺术学理论成为“大蛋糕”以后，全国各高校纷纷申报艺术学理论硕士点和博士点。就目前高校申报成功的博士点情况来看，艺术学理论的博士点申报成功数为18个点，居艺术学下的一级学博士点最多。为何一下增加了这么多的艺术学理论博士点，这是非常怪异的事情。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就明白其中的“奥秘”了：其他一级学科都有艺术创作实践学科支撑，也有本学科的史论支撑。艺术实践需要很多的优秀艺术作品，如国家级别的奖、大展、演出等艺术作品，来支撑申报硕、博学科点。这些艺术作品一时半会是弄不出来的。譬如五年一度的全国美展，谁也没有本事马上得一个金奖，就是早期一年一度后又改为一年二度的“梅花奖”，也不是谁想评就评得上的。这需要“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磨砺。这些有艺术实践要求的科学，艺术作品支撑学位点的申报很重要，没有艺术作品的支撑，学科点是拿不下来的。当然本学科的艺术史论也是很重要的理论部分。那么，唯独不需要艺术作品而全凭艺术理论支撑申报的“艺术学理论”硕、博点，就有很大的问题了。即申报的成果材料是否属于艺术学范围内的理论研究成果，非常值得质疑。因为一些申报硕、博点的成果，多是文艺学和美学的研究成果。有的高校甚至就是以文学院的名义申报“艺术学理论”的博士点，居然也成功了。这种乱象就给“艺术学理论”的学科方向和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麻烦和混乱。从学理上讲，文学属于艺术的范畴。但是从当前的学科上讲，文学与艺术学各属于两大门类科学。而且从学科内部范畴的确认中，艺术学下属的是美术、音乐、舞蹈、戏曲、戏剧、电影、电视、曲艺等等视听感觉系统的艺术种类，并不把文学包含在其中。艺术学理论也是对这些“艺术种类”进行综合、宏观、整体的理论研究，讨论艺术规律和原理性的问题。张道一先生把艺术的理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艺术的技法理论；第二层次是艺术的创作理论；第三层次是艺术的原理性理论。
最后一个层次当属我们今天说的“艺术学理论”了，但前面两个理论层次才是它的基础。没有艺术技法理论和艺术创作理论为基础理论，艺术的原理性理论就无法进行展开和研究。艺术技法和艺术创作直接与艺术作品关联，艺术学理论的研究首先也要面对它的研究对象。艺术学理论不能简单地从理论到理论，它需要自己的研究对象———艺术作品作为底层基础。脱离艺术作品的理论，只能是空洞的乌托邦似的理论，也不可能把问题讨论清楚，把理论说透。因此，从事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应该首先是熟悉各艺术种类的艺术，知道它们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艺术家运用的什么技法，艺术家如何运用的技法，作品的结构如何，布局如何，怎样呈现主题或母题。如果再具体一点，绘画艺术的笔墨生成、技法与艺术原理是一种什么关系，如何去理解中国画论中所探讨的笔墨问题，什么是皴法，为什么说皴法的出现是中国山水画成熟的重大标志。怎样解读范宽《溪山行旅图》中的皴法与线条的关系问题，怎样理解皴法与树木山石的结构关系问题，李成、郭熙又是如何推进山水画的进程，他们使用的蟹爪树枝造型和卷云山石造型，对中国山水画造成的是什么影响，又怎样分析《清明上河图》中出现的蟹爪树枝的形态与李郭之间存在的关系。再譬如西方绘画。威尼斯画派、荷兰画派对“光”是如何理解和表现的，他们与印象画对“光”的理解和表现的差异是什么，印象派的环境色是依赖什么关系构成的，环境色在画面中是怎样呈现的，如何看待印象画派的写实性质，他们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写实是何种关系的写实，与写实主义又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些不从技法和创作上探讨是说不清楚的。《蒙娜丽莎》画面的焦点在什么位置，为何要出现这个焦点，面部的明暗关系和人物结构形成的是何种对位的关系，如此等等。没有这样的艺术技法理论和艺术创作理论为基础，又如何做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呢，又怎么上升到理论高度呢。这里我们还仅仅是以绘画为例———而且是顺便提出几个问题。艺术学理论是要把所有艺术种类全部打通，来探讨艺术的原理性问题和艺术的规律等问题的，而所研究出来的成果，又能揭示所有不同种类艺术共性的本质特征，而不是某一艺术种类的本质特征（否则就是门类理论），还能解释艺术总体规律，又是具有宏观的、综合的和整体的高度的艺术理论。试想，当下这种混乱的现象，如何做艺术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
我们这里提出一个行之有效的简单方法，就是从事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者，首先要真的懂得艺术，了解艺术。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者，具有一定的艺术创作实践经验。学习一些美术、音乐、舞蹈的基础知识。很多的人在探讨中国山水画时，常爱用“散点透视”来理解中国的所谓“透视”问题，而且还有一些研究者，非得把郭熙、郭思父子提出的“三远”当成西方的透视对待。这些都是常识性的错误。为什么我们这里把美术、音乐和舞蹈作为艺术学理论研究者需要具备艺术实践的对象，主要在于这样几个方面：美术是视觉的、空间的艺术，音乐是听觉的、时间艺术。就是说从美术和音乐各自包含了艺术存在方式和感受方式两个方面，人类感受艺术的两大主管精神层面的高级器官———视觉和听觉，被美术和音乐全囊括尽了。舞蹈的载体非常特殊，它是我们人类自身，情感直接宣泄的载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大序》）从这个层面讲，舞蹈与人类关系最直接。其他的艺术形态诸如戏曲、影视、设计、曲艺等等，都有我们说的美术、音乐和舞蹈的基本要素。除了设计外，但设计与美术相关，其他均是“时空艺术”“视听艺术”或“综合艺术”。
如果能够打通美术、音乐、舞蹈这三门艺术种类，基本上就有艺术学理论的视野了。我们把艺术学理论要求打通的核心三门种类美术、音乐和舞蹈，称为“三原色”打通论。我们这里形容的“三原色”来自绘画色彩理论。从色彩的关系上讲，拥有了红黄蓝三原色，就可以调出任何颜色来。从事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者，如果拥有美术、音乐和舞蹈这“三原色”，就有综合的学术能力，有宏观的学术视野和整体的驾驭能力。但是，一个从未学过绘画的人，没有艺术实践经验，他哪里会知道这里“形容”的含义。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何种颜色调在一起，变成的又是一种什么颜色来。如果是一位学过绘画的人，这个形容对他来讲，艺术学理论的困惑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知道为什么要打通各种门类艺术关系的含义，知道艺术学理论是做什么的了。很多“看热闹”的群体，最多知道一些类似这样的概念，仅仅是文字表层的概念而已，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我们倡导从事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者，需要掌握美术、音乐和舞蹈的一些基本技法，亲自参与一点艺术实践创作活动，并将这些实践经验综合之，作为自己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基础知识。
二、形下至形上归纳普遍性
基于以上的艺术实践经验角度，艺术学理论的研究方法需要“形下至形上”，然后归纳艺术的普遍性和原理性。张道一先生指出：“艺术学则是研究艺术实践、艺术现象和艺术规律的专门学问，它是带有理论性和学术性的，成为系统知识的人文学科。”不懂得艺术实践或没有艺术实践的经验，如何去研究艺术实践，如何研究艺术现象，当然也就无法研究艺术规律了。对艺术规律的探究，首先是来自于对艺术本身诸问题研究所得出的结果。艺术理论研究如果不是针对艺术作品去研究问题，而是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一种理论到另一种理论是没有意义的。张道一先生曾借用陈之佛教诲说，“搞史论不要离开实践，一旦与实践脱离，许多问题不但看不出，也吃不透。”的确如此，没有艺术实践的人，做出来的东西，多是在被抽空的概念中绕圈子，抓不住艺术的本质性问题。中国文化思想一直强调的是“道”与“器”的关系问题，“道”与“器”的关系正好说明了“艺”与“术”的关系问题。“道”与“艺”对应，“器”与“术”对应。中国的“艺术”这个概念就是“道器”概念的物质化具体的呈现。没有形而下的“器”，就不可能产生形而上的“道”。艺术同样如此，没有形而下的“术”，就没有形而上的“艺”。
由“器”进“道”是中国文化的基本逻辑。这里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艺术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就是以艺术作品为研究对象和起点，再上升到艺术的理论高度，即由形而下至形而上的研究方法。脱离艺术作品这个研究对象的理论研究，终究是伪艺术学理论。这种伪理论的确有。有人提出艺术学理论二级学设立“应用艺术学理论”，这就是本身脱离了艺术作品和艺术实践的人，才会提出这种奇怪的“理论”来。艺术理论不是抽象理论，不是从概念到概念。它本身就是具体的并且对艺术创作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这就是艺术学理论的“用”。怎么会再“整”一个古怪的“应用艺术学理论”来。提出这样“理论”的研究者，估计是哲学或美学学术背景出身。因为在美学中提出了“实践美学”，便借用这个概念略微改动，用到了艺术学的学科里来了。我们都知道，哲学和美学在西方来讲本是一家。都是以逻辑的方法，用概念推演概念，概念实证概念的学科。黑格尔就是用他的绝对理念来证明他的美的概念，最终实证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结论。所以，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绝对精神和他的美是一致的，美也是抽象的概念。即使黑格尔在他的《美学》著作中谈到了艺术，也是作为论证“美”的概念的，而不是以艺术为研究对象探讨具体的美的本质问题。因此，西方美学中的“美”是抽象的“美”。
实质是把“美”作为一个哲学的概念，探讨的依然是哲学问题。哲学的思维方式就是逻辑推论，从概念到概念的推论，不是去解决实际问题的，是解决思维本身的问题。故此，随着西方美学发展，美学家们认识到“美”要解决实际问题，要用到社会生活实践中去，提出了“实践美学”，近年来也有直接提“实用美学”的。艺术学则与美学不同，艺术学的建立就是要解决艺术的问题，西方同样如此。所以，一旦美学解决不了艺术的问题，德国的德索（1867－1947）和乌提兹（1883－1965）等西方美学家，将艺术学从美学中分离出来。中国艺术学的建立没有遭遇西方这种“分离”情况，一开始就是针对艺术进行研究的，要解决艺术的问题。中国古代画论、书论、乐论、舞论、曲论，甚至诗论、文论，都是直接以作品为研究对象，并直接解决艺术（也包括文学）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艺术学研究是从形而下开始的，然后才提出了形而上的艺术理论来解决艺术问题。诸如气韵论、意象论、意境论、写神论、逸品论、一画论，立象尽意，得意忘象，中得心源，澄怀味象，以形媚道，神与物游，大象无形……这些形而上的艺术理论，就是解决中国艺术问题的艺术理论。再提一个“实用艺术学理论”，不但缺乏起码常识，逻辑也不通。这就是跟着西方文化逻辑跑的结果。
最近看到钱乘旦的《中国学术不能再唯“外”是从了》，我们很赞同他的观点：现在，中国人头脑里装满了“进步”“发展”“先进”“落后”“规律”“必然性”这一类西方文化特有的概念，为了不“落后”，因袭照搬西方话语，也就成了中国学术“进步”的一个标志。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越来越“欧化”“美化”，其原因就在这里。这不是说，中国学者不是在做中国学术，而是说，有更多的中国学术变成了西方学术的传声器：套用西方方法、论证西方结论、用西方语言说话，甚至直接重复西方话语……学术要求思考，思考是批评的第一步。中国学术不能再人云亦云，不能再唯“外”是从了。现在缺少的正是思考，是在思考基础上的分析与批判，这是当前中国学术最大的障碍。现在的中国学术不是无知，而是没有自信，中国学术应当构筑自己的话语了。这里对“唯外”的这种现象，批评得非常有道理。艺术学界这种现象也是非常突出。总以为西方人的著作、理论、概念以及表述方式，都是先进的，不用几个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就显得自己落后。西方美学中提出了“实践美学”，故此改头换面地跟风，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应用艺术学理论”。为此，艺术学理论学科主要创始人之一，张道一先生批评到：“艺术学研究艺术理论，指导艺术实践，它虽然也带有思辨的成分，但不是思辨型的学科，也不可能将艺术分为理论艺术学和应用艺术学。”
艺术学理论研究方法，除了我们指出的从形而下的作品作为切入点外，还有就是最普通的一种研究方法，即归纳法。前面我们用了“三原色”原理来形容艺术学理论需要打通美术、音乐和舞蹈这三门艺术种类的道理。就是说，至少我们应该把美术、音乐和舞蹈的共性探讨、研究和分析出来，从这些种类的艺术创作中，寻找到它们的规律和共同的原理。张道一先生曾经反复做过这样的比喻，他说艺术学（即现在称“艺术学理论”）就像水果，水果是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存在着，经常提到它。我们常说“吃水果”。这句话对，也不对。抽象的水果怎么吃，只能吃具体的苹果或香蕉。这就如同其他艺术的门类，如美术、音乐、舞蹈、戏曲戏剧、影视等，是具体的艺术种类。就像苹果、香蕉、梨子、葡萄等，是具体的水果种类，它们为何叫水果，因为它们有“水果”的共性特征。艺术学理论就是要通过这些具体的艺术种类，找出它们共性的东西。为什么美术可以称为艺术，音乐可以称为艺术，舞蹈可以称为艺术，戏曲戏剧、电影电视、设计等都可以称为艺术。说明它们有共同的原理性的东西，才能被称为“艺术”。归纳出共性的东西，研究原理性的特征，这就是艺术学理论的方法。一旦我们掌握了艺术规律和原理，就可以用这些原理性的和规律性的艺术学理论指导艺术创作实践了。往往有的研究者，过去的学术背景可能是某一种类的艺术，如美术、音乐、设计、舞蹈、影视、戏剧或戏曲等等。在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过程中，如果只限于自己的专业背景，就可能会成为门类艺术的理论研究。局限在美术中，就可能成为美术学的理论研究；局在音乐中，就是音乐学的理论研究，以此类推。这些都不是艺术学理论的研究。简单地讲，毕竟还有一个学科的问题。从学理上讲，如果没有打通艺术的种类，缺乏归纳的方法，没有整体的宏观学识视野，就做成其他的门类学科研究了。目前艺术学理论博士论文的开题，都会遭遇这个问题。有的艺术学理论博士生论文，不符合学术要求，开题报告跑到别的学科去了，做成了诸如美术学、设计学或戏剧戏曲学等等。
从这个角度讲，艺术学理论对研究者来说，必然有学科的学术要求。既然是用综合的、宏观的和整体的学术研究方法，行之于艺术的分析、揭示和诠释中，就要求从事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者，“打通”艺术学的各个门类的一级学科，使研究者的思维来回贯穿于各门类艺术创作实践中，及其各自的历史中和现象中。中国有句俗语，叫做“隔行如隔山”，意思就是一行不同一行，差异很大。譬如美术和音乐，表面上看，二者根本不搭边。但同时，中国还有一句俗语，叫做“隔行不隔理”，意思就是说尽管各行不同，不搭边，但是道理是相通的。某种程度上讲，艺术学理论探讨、研究、分析和诠释的就是这个“隔行不隔理”中的这个“理”。研究者能够基于几个艺术种类，再打通这个“理”，基本上就能够有“一通百通”的学术能力了。只有“通”了，才能归纳出“理”来。由此可知研究方法，需要看研究者的学术能力之所及。也由此而知，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研究者的要求较高。
三、对象、材料和理论结构
艺术学理论的对象、材料和理论结构问题，是研究艺术学理论研究运用方法的问题。绘画、雕塑、设计、音乐、舞蹈、戏剧、戏曲、影视、曲艺等等，从整体、宏观和综合的方面说，它们是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从具体研究的角度讲，它们是艺术学理论研究运用的“材料”。一定要注意，我们这里对“对象”和“材料”用法和区分的描述。我们可以说，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就是艺术，因为我们在研究雕塑或乐曲作品时，我们可以笼统地说这个研究对象是艺术。但是，当雕塑或乐曲作为具体运用的“材料”时，即在具体地如何运用这些“材料”时，却关系到是否属于艺术学理论的研究。换句话说，当我们运用和选取这些“材料”时的不同方法，不同用途，不同目的，是区别其是“艺术学理论”研究，还是“美术学”研究、“音乐学与舞蹈学”研究、“设计学”研究，或“戏剧戏曲影视学”研究的重要标志。有的学者认为，所用的“材料”探讨的是艺术原理性的问题，规律性的问题，即使用的一个门类的“材料”，都属于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这种观念大体是正确的。说大体是正确，是因为在认识艺术学理论的学理方面是正确的。但是不完整，有缺陷，关键点还是“材料”单一，缺乏说服力。譬如仅仅使用书法作品作为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材料，某种程度上可能只会解决书法方面的一些问题，即所探讨书法艺术的规律并不具有普遍性。
如果仅仅用绘画艺术作为材料，研究的结果，同样只能说明绘画的问题，可能连雕塑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也很难得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来。以此类推，同理可证。虽然说研究者的主观愿望是基于艺术学理论的宏观、综合和整体的把握艺术本质和规律问题，但是受其所使用的“材料”局限，很难得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结论来。而且，单一的“材料”也容易被人质疑，或被理解为某个种类的如音乐学或美术学的理论研究。因此，对“材料”的占有、分布和运用，关系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成果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能研究出原理性的问题来。同时也可以以此印证，是否是艺术学理论这门学科的研究。材料的全面性和典型性便是决定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基础。艺术学理论的研究材料，尽可能涵盖所有的艺术种类，至少要涵盖美术、音乐和舞蹈这三方面的作品，用这三方面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同时作为材料，归纳和印证出所研究的实质性问题。在所有被运用的材料中，为了围绕研究的问题，研究者就不能再按照艺术的“分类”来组织材料，而是依据研究的问题“重新”组织材料。从这个角度讲，美术、音乐和舞蹈的作品———材料，就是被打“乱”的，不是按艺术种类组织材料。研究者必须明白，这里没有“种类”（“门类”）之分，唯有总体的艺术作品或艺术材料。
这里就涉及一个材料和理论结构先后的问题。即使不涉及先后问题，也涉及材料与理论结构的关系问题。应该注重的是首先掌握大量的材料，只有拥有了大量材料，才能做研究工作。但是，一些研究者却先框定一个所谓的理论体系，然后根据需要再来补充材料。这样“先入为主”的做法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忽视或遮蔽另一些材料的存在，或者选取材料时为我所用，容易走向片面或极端。前面我们就讲到“形而下至形而上”的方法过程，这个逻辑发展下来就是以材料和对象为依据，即依据艺术创作和艺术现象，去发现和研究问题，研究艺术的规律和原理，研究艺术与人的关系，研究艺术与思想的关系等等。因为只有艺术发生了，我们才有可研究的对象和材料。所以，艺术学理论的理论结构是从艺术创作、艺术现象中去发现问题，探讨艺术的规律和本质，研究艺术与社会、艺术与人的问题。同时，我们要看到的是，从事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者，对材料的掌握和运用本身是一种学术能力的表现。对于没有艺术实践经验的人来讲，面对研究的对象———艺术，是麻木的，掌握起来要困难一些，运用起来会吃力一些。没有良好的艺术感受能力，对艺术材料也就没有什么感觉。艺术作品的精奥也会因没感觉而遮蔽，驾驭不了丰富的艺术材料。因此，我们反复强调从事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者，自身需要懂得艺术，最好具有一定的艺术实践经验。
四、结语
任何理论的有效性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者使用的方法正确，得出有效性的结论，并能有效地解决艺术问题；二是任何研究出来的新理论，本质上又是一种理论的方法，在于有效地对未知领域的研究运用。当然，前提是前者的有效性，再向前推，就是一个正确的研究方法。正确的研究方法来自于正确的思考。我们在探讨艺术学理论的研究方法时，也涉及其他相关问题的探讨。譬如学科问题，分类问题。学科的分类在于明晰制定教育方针策略和教育措施的践行，也在于确定研究方向和研究范围，更形而上一点，也在于教育制度的确立。“艺术学”为什么要从原来的“文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大的门类学科，下设5个一级学科（当然5个一级学科是否合理，还可以再探讨），说明了这是中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方针的进步，也是在学理上把“乱辈”的现象梳理了一下。从学理上讲，文学应该属于艺术的范畴之中。尽管“乱辈”现象还没有彻底被清理，但比起“儿子”成为“老子”要好得多。既然我们已经确立了艺术学的科学范围和对象，在学科的建立中，就需要遵守这个学科的基本要求和规范。但是，大家在分蛋糕———申报硕、博点的时候，规矩方圆被任意切割。蛋糕是拿到了，可是接下来研究的时候，成了各唱各的戏，想怎样做就怎样做。我们不反对交叉学科的研究，反而鼓励交叉学科的研究。学科交叉会成为一些新的研究方向，甚至出现一些新的学科。为此，张道一在建立“艺术学”时，早就思考到了这个问题：
（一）艺术思维学———这是艺术学与思维学交叉结合的学科。
（二）艺术辩证法———这是艺术学与唯物主义辩证法交叉结合的学科。
（三）艺术伦理学———伦理学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也称“道德学”，是研究人的道德义务的科学。艺术伦理学的建立，既为艺术理论增添了道德哲学的支柱，也充实了艺术的内容。
（四）艺术社会学———社会学是以社会为统一体而进行研究的一门科学，主要研究人类的社会生活及其发展、社会的本质、社会进化的过程及其原理……艺术社会学是将艺术学当做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来研究，有于在不同的社会中对艺术进行定位，从而发挥艺术的功能。
（五）艺术心理学———心理学是研究心理规律的科学。艺术心理学从艺术的角度研究各种心理活动。
（六）艺术文化学———文化是一个大概念，不论是广义的解释还是狭义的解释，它所包括的内容都很广。艺术是文化的一部分。艺术文化学是在文化的大背景、大范畴内通过比较研究，展示艺术的特点和作用的。
（七）艺术考古学———艺术考古学是艺术学和考古学的结合，它不仅为艺术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使艺术史更加充实丰富，并且也有助于考古学的发展。
（八）宗教艺术学———宗教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一种社会艺术形态，它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成为一种信仰。宗教艺术学是解释这种历史的现象，阐明艺术以宗教为载体、宗教利用艺术形式的社会影响及其自身的发展的科学。
（九）艺术市场学———市场学的基本概念与基础知识，市场经济，信息，经营与策略；票房价值与经纪人，附加价值。
（十）工业艺术学———在现代社会中，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工业艺术学既带有综合的性质，又是一个新兴的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