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06 23:36:5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烟草交流发言材料，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通过近半年的实习，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助下，我感觉收获颇多，成长很快，业务不断熟练，综合素质日趋提高，对做好今后的工作信心十足。现将实习情况总结如下。
一是加强对各项业务知识的学习。作为烟草行业的一名新兵，自迈入**烟草大门起，我就把学习业务知识摆在重要的位置。利用工作和业余时间加强学习，虚心请教。实习过程中，我努力学习了《烟草专卖管理规范性文件选编》以及内部的各项制度、文件，学习了烟草行业工作流程及“三员”的工作职责、工作要领。尤其是对《烟草专卖法》及《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我利用晚上时间进行了重点研读。对工作中一些细节问题，及时向同事请教，对市场巡查、客户关系管理、送货收款等事项都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通过对5·19网络案件、6·23网络案件等重大案件的了解，对烟草“破网打源”工作有了深刻认识。这为做好今后的烟草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是努力做好实习岗位的工作。在专卖局实习期间，我每天坚持跟随领导和同事们进行市场巡查，在刘科长及几名中队长的指挥和带领下，积极参与并做好信息维护、日常检查、线索收集、打点破网以及查处无证经营行为等工作，深刻体会到专卖人员不畏困苦、不顾安危的战斗精神。在送货岗位实习期间，我不辞辛苦、任劳任怨，坚持做好配货、搬烟、存款等工作。并善始善终，放弃休探亲假的机会，顺利协助本车同事圆满完成节前的卷烟配送工作。在此期间，我还被市局（有限公司）政工科抽调一个星期，协助进行档案整理工作，圆满完成了领导交付的任务。
三是起草了一批文字材料。在领导和同事的指导和帮助下，克服情况不熟等困难，利用晚上或周末时间，撰写了一批文字材料。其中包括初局长在XX年度**烟草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同心同德 再接再厉 打牢基础 继续推进**烟草又好又快发展》、《XX年专卖工作情况和XX年工作打算报告》、《**区烟草专卖局XX年度依法行政工作自查报告》、《6·23网络案件情况汇报》等。撰写的演讲稿《责任之肩铸辉煌 奉献之手写华章》受到市局（有限公司）领导以及评委们的赞扬。在时间紧、任务重、白天环境嘈杂的情况下，利用晚上时间，连续一周加班至晚10点以后，制定了140页的《**区烟草专卖局（营销部）总体应急预案》。同时，还编制完成了《**区烟草专卖局（营销部）体育事业五年规划》，协助专卖科领导和同事修订完善了各项依法行政规章制度，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四是积极进行信息宣传报道。利用业余时间，利用同事电脑或网吧电脑，积极撰写信息报道，宣传**烟草的工作成就。共撰写了《烟台市**区局（营销部）精耕细作两节卷烟市场》、《烟台市**区局实施“零售客户经营承诺制”》、《烟台市**区局“四大重拳”助推XX年专卖工作迈上新台阶》等14篇报道。不完全统计，这些信息报道被烟草媒体采用或发表10篇。其中，《烟台**着力打造“放心”服务品牌》被 XX年12月3日 出版的《东方烟草报》山东视窗刊登在头版位置。
在实习过程中，我也发现了自身存在的很多缺点和不足。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和领导及同事们的交流少。不能很快克服新环境带来的陌生感。有了工作任务只顾埋头苦干，缺乏团队意识，限制了自身的更大进步。二是工作主动性不够高。虽然能圆满完成领导交付的各项工作，但还不能自己积极主动地去找工作，研究工作，缺乏主人翁精神。三是角色转换不够快。学校生活遗留在身上的书生意气还比较浓，自由散漫的作风还一定程度上存在。知耻而后勇。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尽最大努力，坚决克服以上的缺点和不足。
【关键词】烟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经济转型时期
一、新时期烟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和问题研究
（一）烟草企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不足
目前而言，我国烟草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缺乏威信，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烟草企业自身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陷入了误区。过去数年，烟草企业在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下，从有利方面而言，一部分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再向市场经济转化，竞争意识、经济意识和自我意识日益增强，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政治大局观念被眼前经营利润蒙蔽、企业使命感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却越来越被淡化等一系列问题。烟草企业自身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判断陷入了“迷信市场经济”的误区，在他们眼中，企业的任务有且只有生产经营，思想政治工作没有直接经济效益，当经济转型，企业增长放缓时，思想政治工作“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不良现象不但没有削减，反而有扩大的迹象。
（二）烟草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性不足
近十年来，我国众多烟草企业都经历了一系列变革，经营理念、员工构成等企业的方方面面在改革中都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唯有企业思想政治建设工作依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受到传统模式的局限。很多烟草企业难以建立一套健全的政工队伍，其原因在于不少烟草企业在精兵简政、裁撤冗员的过程中，缩减了本已十分精简的政工机构队伍，导致政工机构普遍存在人手不足的困境。一些烟草企业的政工人员往往身兼数职，整天忙于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和行政工作，无法在思想政治工作上投入全部精力，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素质难以满足转型期复杂社会经济形势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三）烟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机制不完善
从烟草企业整体看，提升企业内各部门之间的互动交流、联系，对于做好烟草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而言无疑是非常必要的。然而现状是，由于烟草企业各部门度思想政治工作的认知、理解不全面，导致思想政治管理在各部门中处于隐形状态，部门之间互动不足，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与管理得不到重视。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部门来看，同样由于部分烟草企业对思想政治工作缺乏认知，使得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设置不完善、机制不充实，企业内部管理部门中政工部门的地位不高，既没有对企业发展建设的发言权，企业本身也缺乏对政工部门工作的检查、考核以及奖惩机制。
二、对新时期烟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建
（一）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要切合实际
过去烟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往往游离于企业中心工作之外，方式方法也以“开会、学习、发材料”等“老三样”为主，在实践中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烟草企业的转型压力和改革压力都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内容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程度的同时也要避免政工单位走入“清谈馆”的误区。思想政治工作要抓日常生产经营中的主要矛盾、关键问题，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性和指导性，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对企业日常工作的指导和“再加工”，用科学理论不断推进企业改革和员工队伍建设。
（二）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要以人为本
新常态对许多烟草企业的经营效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企业效益则直接影响职工的切身利益，这决定了“以人为本”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性从来不会像今天一般重要。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深入基层职工，只有切实了解职工群众在生活、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才能够有的放矢，急职工之所急。通过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让干部职工感受集体组织的关怀，让他们明白自己受到重视，软化进而化解经济转型期企业与干部职工间的内部矛盾。
（三）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要有的放矢
针对性是一个企业具备长远发展眼光的重要指标，也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要求，任何工作，都必须先确定一个目标。烟草企业肩负国家宏观财政和自身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必须有的放矢。实施差别化、针对性的工作方式对于经济转型期的烟草企业来说非常重要。针对企业内不同人群、不同岗位开展有目的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自身也要加强理论储备和人才储备以应对不同情况和需求，只有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执行起来才会事半功倍。
三、结语
在中国经济转型进入“新常态”和烟草企业自身深化改革的双重背景下，烟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工作任务、方法、主体和客体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烟草企业的政工人员应当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八个字铭记于心，为早日完成“全面增强中国烟草整体竞争实力，努力实现烟草行业上缴财政总额接近万亿”的光荣使命奉献力量。
参考文献：
从央美到央美
“中国到了最好的时代，在国内做事情会比在国际上、在纽约要有更多的空间和更大的舞台。”
2008年初，发生在艺术界和教育界的一个亮点事件便是，艺术家归国并被聘为中央美院副院长。教育界的人们瞪大了眼睛从纽约空调并担任要职，中国的院校领导打破了层级晋升制度，艺术界的人们张大了嘴巴始终走在当代艺术前沿的，要放弃国际知名的独立艺术家的身份回国加入体制变身教育管理者?
18年前离开中央美院，只身踏进美国当起了闯西方的艺术游侠。自1991年的《天书》开始至今，早已成为国际艺术界炙手可热的中国艺术家。此次老东家选中想必也是看重他在当代艺术系统中所作出的成绩。而对此次转型，态度却始终如一的坦诚，我有中央美院情结。我不会当官，但我现在很想为美院的年轻学生做点事。
这种愿望，可能和上世纪70年代想考取中央美院时的心情一样朴实和强烈。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自小就喜欢画画，可刚成年便插队到内蒙古草原，直到1977年回京，才考上梦寐以求的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虽然回忆起同时代的无名画会、星星美展的“弄潮儿”们，自嘲当时有些愚钝。但30年过去了，仍然感慨当年自己在美院度过的关键时光。“我那时的理想就是能考上美院接受正统的学院教育，以后能做专业的艺术家。”在国际上获得荣誉奖项无数，回想起艺术成长路上最幸福的时刻，竟然还是美院做学生的时候。“当时上木刻技法课，年愈60的李华老先生就坐在我桌子对面，他看着我每刻下一刀就跟着点一下头。别说教诲，仅是那种氛围就给我极大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1981年留校任教后，年轻的小徐老师一边忙碌着大量班级的基础素描课，一边开始在课余时间琢磨现代艺术到底是什么?那时美院的“侃协”给了他很大的灵感刺激，易英、钟阿城等经常和大家就当代文化艺术的热点侃上一通，那几年也成了艺术思维极大活跃开拓的一段。到上世纪90年代初，毅然辞掉公职，带着对当代艺术的懵懂设想敲响了西方艺术界的大门。此后，《天书》、《鬼打墙》、《尘埃》、《地书》等一系列作品一步步奠定了他蜚声国际艺术界的地位。
如今，以第三种身份(学生一教师一副院长)回到央美的，分管学校的国际学术交流、艺术创作和科研工作。校园里的徐院长，还是一幅随意、平和的形象，标志性的黑色圆框眼镜、微卷的头发、穿棉布的衬衫，见到年轻学生会点头微笑。对于将在国内发展的下一个十年，认为，“中国到了最好的时代，在国内做事情会比在国际上、在纽约要有更多的空间和更大的舞台。”
《领驭》：任职央美副院长已经8个多月了，最初你总强调“不会当官”，如今这“官”当的感觉怎样?
：这个问题怎么一说起来有点像述职报告似的，呵呵。我确实不会当官，在艺术思维方面我有自己的体系，可在行政能力方面我相对愚讷。现在正在一点点适应，步入正轨。最强烈的感觉就是美院的整体艺术氛围丝毫不亚于我们当年，而且更有朝气、艺术求知欲更强烈。此外就是比以前忙碌多了，我一方面在熟悉美院各个工作环节，一方面也在为下半年的教学工作做筹备。其实很多工作都是长期的规划项目，并没有具体到做了哪几件事情。
《领驭》：要投入到具体的教学了?很多人还以为你可能更多地扮演精神导师的作用，只是做些宏观指导。
：我一定会亲自带学生的。我刚上报了一个研究生招生计划，明年便会开一个版画艺术研究的方向。行政工作和教学工作都会做。
《领驭》：难道不会开设类似“当代艺术”或“观念艺术”的研究方向?
：开一个当代艺术的方向，实际上就把当代艺术这个概念狭隘化了。实际上，真正具有当代性的东西并不是可以被命名的，也不是在某一个形式中被展示的。我不会写本教材或拿着我的作品一目一行教给学生“什么是当代艺术”。其实这需要在基础的艺术思维训练中去感悟。就像在当今社会进程中探讨版画艺术的可能性，它自然有它的当代性和观念性。
《领驭》：你说这个时候回到美院，是因为中国到了发展的最好时代?
：对，现在不是20年前了，人们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当代艺术知之甚少，渴望和需要去了解国际舞台的情形，走近西方的主流系统。但是现在，中国发展得相当迅速，已经在向国际、向人类社会展示一种新的文明方式和文化价值。纽约的当代文化根基无疑很深厚并且多元，但是它的成熟也注定了它的模式化。中国正处于发展的旺盛阶段，丰富性和可能性都远远超过纽约超过欧洲，这种巨大的弹性空间和未知的可能性就是最难得的大舞台。对于我自己，对于美院，对于中国，对于当代艺术家们，都是一个关键的时机。
《领驭》：但是一个教育管理者的身份和艺术家不会矛盾吗?确实有人在担忧中国会多一位出色的大学院长，却在国际艺术界较少看到艺术家的身影，你怎么能保证在两种身份间合理切换?
：要说完全没有矛盾也不可能，但更多的矛盾是体现在时间冲突上。担任行政管理者的职务必然会分散掉你自己艺术创作的精力。但就看你怎么理解艺术家和艺术创作了，看你认为是否值得。我始终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除了看他的艺术思维，要看他所做的事情是否对社会有意义，反倒不是看你做过多少展览。我现在的身份切换和时间分配还可以，自己的工作室已经建立，很多艺术项目在纽约和北京都会同时进行。其实，这本身也是对学院学生和年轻教员的一种意识上的影响。两种身份应该可以相辅相成的。
《领驭》：你作为一个如此有个人风格的艺术家带领他们。会不会影响出单一的“徐氏艺术新生代”?
：我也听到过这种质疑，其实这是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的。每一个年轻人都有极强的可塑性，也有他们自己的特殊性。我在芝加哥艺术学院时曾经对我的研究生说，根本没有必要按照传统的、学院教授的那套实现现代艺术理想的线索来工作，这是一条很窄的路。你必须要和这个系统有一个距离，找到和这个系统对应的合适位置，你才有可能为主流艺术系统带来一些新的东西。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现在美院的学生，而且他们当中很大部分已经在这样做了。而我在美院，做得更多的可能是一个发现者。我有一个本事就是能够发现年轻人身上潜藏的价值，他们自己可能并不知道，但是这些难得的东西应该被保护和诱发出来。
方法论
“看一个艺术家的一生，是看他到底给人类提示了多少有价值的思维和想法，而不是他在艺术界多热闹。”
有人说，这两年的作品“越来越不”了。说这话的人一定是从的《天书》一路看到了《地书》、《烟草计划》
到《木林森》。对于这种说法，自己都很难回答，他说他从未想过要给自己塑造什么风格，流派，他不知道什么叫式的艺术。虽然，人们看到很多中英混搭书法、四不象式假汉字都会脱口说出，“这是的作品”；虽然，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开设了一门以他的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学”。
坦言，他喜欢不明确的东西，极少考虑“该做什么样的艺术”。只是20余年从未停止过艺术思维和实践，当偶尔回过头体味和观察时，才发现各异的表达形式中确实贯穿着某种共通的东西。将它还原为最朴素的说法：艺术创造性。
在国际艺术界的成名作，便是其花了四年时间完成于1991年的《析世鉴一天书》。这件由四千多个手工刻制的活字版、几百册巨大线装书、巨幅滚轴长卷铺天盖地设置成的“天书”，把和带有中国元素的艺术形式领进了西方博物馆。这些无人认知的方块假汉字扮演了当时最经典的观念艺术角色，其在全球各大洲展出的次数和世界范围的关注度，都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创下了神话。
此后，继续拿文字开刀，并尝试各种方式来探讨文化传递的可能性。1999年，他的《新英文书法》嬉耍英文，拿起毛笔以方块字的架构书写英文单词。该作品被授予了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天才奖。此后，其“文化动物系列”、《蚕》等作品都相继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2004年，他以“9・11”废墟的尘埃为素材的作品《何处惹尘埃》，一举获得了当今世界艺术界最大的奖项――“ArtesMundi奖”。
那时，俨然已经成为国内艺术家眼中知名国际艺术家的符号，大有效仿追随之势。就在国内艺术界活跃起一片以“巨大、壮观、材料杂、看不懂”为标志的艺术形式时，转而投身人人都能读懂的亲民作品。各种公共标识在电脑软件支配下诞生成一种国际通用的“世界语”《地书》。66万支香烟按照特殊的排列组成巨大的“虎皮地毯”，《烟草计划》无形中开始引人思考烟草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可能性。开始在作品中借最普通的东西对社会生活发言，“当代艺术家”们摸不着套路有些傻眼，艺术受众们也开始用“颠覆”、“风格变异”等词语来形容。
却在任何场合泰然自若地袒露着自己的艺术观，艺术家要给人类提示有价值的思维和想法，艺术作品要有独创性、要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艺术为人民的概念永不过时。
《领驭》：有人说你变了，或者说你总在颠覆自己，从《天书》到《地书》真的是艺术表达天翻地覆的变化吗?
：其实要分开来看。这两件都是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作品，从形式上看，《天书》比较宏大，意义也相当严肃，看上去很知识分子，但是却没人能看的懂。而《地书》则细致亲切很多，看上去像一种语言系统游戏，纷繁复杂的标志符号，却让任何人心领神会。其实，这两件作品都是对人类文字系统的探索，都在表达一个观点：无论你讲什么语言，也不管你受何等教育，它们平等地对待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只不过，《天书》是在很荒诞地表达我对现存文字的遗憾，《地书》则很直接很真诚地表达了我一直在寻找的普天同文的理想。如果硬要说变化，应该是我从表达形式的强烈、刺激、郑重其事，变得平和、安静、平易近人。
《领驭》：是跟年龄阶段有关，还是你对艺术表现形式做了重新解读?
：都有吧，但应该是不自觉的。一个是生理年龄到了不同的阶段，理解和思考事务问题的侧重点都会不同。到了我这个阶段，可能会发现自己回到最开始的心理背景和文化背景，特别是社会背景。再者，我见证当代艺术发展那么久，从无知到熟知，对于它的表现形式的变化有种下意识的自觉。比如现在，我就不会再做那种带着一幅严肃的面孔、观念性特强但看后很有可能不知所云的艺术。不自觉地和符合现代艺术概念的作品保持了距离，我的作品可能逐渐没有明确和正式的艺术样式。但是，它一定有着艺术创造性，并且会开启人们的某种思维。
《领驭》：这么说艺术家更像是一个思想家?
：没错，绝对是这样。一个好的艺术家首先就要是一个思想家，艺术作品的形式感固然重要，但是没有思想绝对称不上艺术。看一个艺术家的一生，是看他到底给人类提示了多少有价值的思维和想法，而不是他在艺术界多热闹。
《领驭》：那你怎么看现在国内热闹的当代艺术呢?
：整体来说，中国的当代艺术发展的很迅速，从零到有十几年间已经被世界各国关注。但是从当代艺术系统来看， 还只是一个初级阶段。毕竟存在很多浮躁的现象，对当代艺术无意或刻意的误读。你看看现在很多展厅里的展览，各种奇怪的装置，为了制造效果把作品做的特别大，如果做大还不够，就给它做一千个拷贝，如果一千个拷贝还不行，你就把它都涂成红颜色的，这些东西还不行，你就把灯光弄得特别强。最后过两天展览结束又全部拆了，大家也不知道他想表现什么。这是一种遗憾，这些当代艺术又浪费材料又浪费智慧。好的作品不是这样玩弄艺术的。
《领驭》：突然间你的作品老百姓都能看懂了，不怕别人说你在讨好大众吗?
：以前的作品大家看不懂时，有人会说你是在讨好西方，现在大多数人能看懂了，也会说你讨好大众。其实这本身挺有意思的，我从来不会考虑艺术表现形式的风格、材料、特征等，包括当时跌跌撞撞闯进了西方艺术界大门。我只是喜欢一种不确定性，始终随着我对艺术的感觉和认知在创作，这是我作为艺术家在艺术发展道路上不自觉的成长变化。至于是否讨好大众，其实就是大众喜欢不喜欢，有些大众喜欢、能接受的东西，大家就会觉得讨好大众。这么看来，我的作品确实比较平易近人了。
《领驭》：从《地书》、《烟草计划》、《9・11的尘埃》到你最新的《木林森》，越来越明显地看出你在贴近公众，在向公众向社会对话，并且你在今天仍然坚持“艺术为人民”的概念?
：徐悲鸿当年提出的“艺术为人民服务”在今天以及将来都绝不会过时。不管在什么时代，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当代艺术和前卫艺术、最时髦的艺术、最街头的艺术，包括街头的剪纸、面人等等这些艺术，不管什么样的，艺术为人民的概念是不会过时的，都是应该倡导的。所有的艺术其实都是讨好观众的。任何领域的运作和发展都是由这么一个核心带动起来的。你怎么能用一个让别人讨厌的东西来带动这个社会?不可能。“为人民服务”其实带有核心性。
女儿与木林森
“就《木林森》本身来说，只要它的思维含量和带给人的启示并不比纯艺术或那些装置艺术低，它就是好的作品。至于它附加的其他东西而让它显得暧昧完全没有关系，无所谓!”
2008年9月，当代艺术展、画廊空间中，越来越多风格强烈、感官刺激的艺术作品展出时。却从非洲肯尼亚带着最天真素朴、最平易近人的作品再回到国内。这是一个花了三年时间，和肯尼亚的少年，以及世界各地爱艺术的环保人士共同参与的卷入式作品。这一次，艺术家
似乎当起了植树造林匠，一切的作品都源于他远在非洲种植下的大片树林。下一步，还将在中国孩子中推广这个计划。
在《西成东就》的展览现场，《木林森》的展出部分，看上去就像现在带着圆框眼镜的，安静、亲和，讷于言词却还带点童真。一幅幅充满童趣又带有“徐式字母符号的”涂鸦作品亮相在展厅内，笔触稚嫩却生动热情，品读进去还会意外发现很多来自孩子世界的原初想像力。
解释到，这次计划始于2005年，源于美国4家美术馆共同发起，是一个以艺术家提高保护自然文化遗产意识的项目。选择了肯尼亚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地，很纯粹的想法――他要用艺术品募集资金改变肯尼亚绿化带荒漠化的现状。当然，这样一个宏大的项目不可能艺术家独立完成。首选的合作对象，便是肯尼亚的小学生们。他让孩子们根据他编写的教材，用人类祖先发明的各种文字符号，组合成有关树的图画。然后通过网上画廊展出并被世界各地热爱艺术、关心环保的人们，通过网上购物、拍卖和转账系统，竞拍或购藏。每幅画最低20美元。“要知道，2美元在美国可以买一张地铁票，在肯尼亚就可以种10棵树!这样一来，孩子们的绘画作品将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或藏家手中，收藏画作的资金也会一轮轮的变成山上的树。系统最后呈现的结果是，会有一块很大的电子显示板(LED)，出现在不同国家的公共场所，是肯尼亚山顶的树木现状地图，24小时都会变化。随着购画资金的增多，LED上数字慢慢聚合成一个不断生长的‘木’字。”
当听完眼前的激动又真诚地讲述他的设想时，你很难不被这种情绪打动。是的，这个作品听起来不太像艺术家搞的，展厅里孩子们的画也很难跟艺术市场上大肆炒作的“名作”相提并论。但是，当你理解了从未变过的艺术观时，你会恍悟“这一次他又超越了自己。”他总是出其不意，总是看似漫不经心地远远跑到所有人前面。
《领驭》：我现在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说出“越来越不了”。你的《木林森》确实让当代艺术圈再次瞪大眼睛质疑，“这种圈地种树能算艺术吗”?
：其实这跟我一直坚持的艺术观念是一致的。当然从这个项目发起者的初衷看，考虑的重点似乎并不是艺术，而是更加关注环境。 这跟我认同的好的艺术活动、艺术作品要对社会、对人类，对公益有利益的观点契合，而且参与这个项目也体现中国艺术家深入生活的态度。在最初，我没有考虑它是否是艺术，我做任何作品时也从不考虑艺术这回事，向来不主张艺术家为了艺术而艺术。一件艺术品有没有价值，主要还是看它有没有表达出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全新的艺术表达形式。
《领驭》：那你就不怕身份暧昧吗?到底是艺术家还是环保大师?
：这才不是我要考虑的事情呢。其实现在整个时代就是身份暧昧的时代，任何现有的概念都应该从新考虑，就像我回到美院受到触动很大，也是因为人们现成既定概念太顽固了。就《木林森》本身来说，只要它的思维含量和带给人的启示并不比纯艺术或那些装置艺术低，它就是好的作品。至于它附加的其他东西而让它显得暧昧这完全没有关系，无所谓!
《领驭》：我们回到作品本身，为何你的目标合作群会是6-12岁的孩子?
：6-12岁主要针对小学生，这是一个合适的年龄层。你要知道孩子们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太难得了!他们能赋予作品、赋予这个项目、赋予我的艺术创作思维太多有价值的灵感。最初我确实没考虑过艺术性该怎么体现这回事，但是项目进行到最后，当我发现孩子们在作品里肆意释放的那种艺术悟性和独特的想象与认知，太有意思了。而且这些画本身就成为涉及儿童心理学、教育、文化等很多方面的有益材料。其实这就触及到一个艺术最本质的问题，艺术的形态，以及艺术到底是什么，和艺术创造性的来源到底在哪儿。甚至会对前卫的当代艺术怎样往前走和如何摆脱困境提出问题。这是成人艺术家的成熟作品所看不到的。
《领驭》：据说你的女儿也刚好7岁，你跟她的感情非常深厚。女儿在这个《木林森》计划中，或者在你此前的作品中，会不会也为你提供一些灵感来源?
：其实主要就是孩子的质朴和天真会唤起艺术家的某种原初的想象力。他们不会直接影响你的创作，但是会激发你的某种情绪。女儿从小就爱画画，但是小时候精力比较难集中。我就给他讲故事，她一听故事就非常专心。慢慢的，她会试着根据我编的故事画一些简单但很有意思的图画。我从那些毫无章法的“作品”里又会发现一些激发我想象力的东西。这可能就是成人和孩子之间的灵感交流。当然，《木林森》项目中那些孩子们，以及所有这个年龄的孩子都会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领驭》：我听说当年你那个获得天才奖的《9・11何处有尘埃》，能够世界巡展还多亏了女儿?
：其实是当时去英国展览的时候，过海关是个大问题。因为涉及到9・11的灰尘，就找来女儿的一个小的娃娃，然后把它翻了一个模子，再用灰尘作为石膏粉把它铸成一个小雕塑。那我就是艺术家了，带着我的作品就可以顺利过海关了。
由中国植物保护学会杂草学分会、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生物安全分会、南京农业大学杂草研究室共同主办,SyngentaCompany协办,杂草科学与农业生产安全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4月7～9日在南京农业大学翰苑大厦顺利召开。
杂草科学的发展特别是除草剂的应用引领了20世纪的农业绿色革命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在世纪之交,以转基因作物特别是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大面积种植为标志的农业技术革命,已经对农业生产产生深远的影响。杂草科学的研究和杂草防除的方法将以生物学为核心,生物科学研究引领杂草科学的发展,影响杂草防除的方式和状态,进而可能完全改变杂草防除的方法,杂草科学的生物科学时代已经来临。杂草科学正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回顾我国杂草科学发展历程,特别是近30年的研究,我国已取得不少成果,建立了以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为主体的科研体系,形成了杂草科学专门人才的培养体系;基本明确了中国杂草的发生分布规律,构建了以化学除草为主体的杂草控制技术体系;在生物除草剂、化感与杂草控制、外来入侵植物的入侵机制研究、转基因作物环境安全评价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同时,我们也面临着诸多难题,杂草抗药性越来越严重;除草剂药害特别是残留药害普遍而严重;长期化学除草剂使用导致农田杂草群落发生演替,新的难防杂草不断发生;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外来植物的入侵也愈演愈烈;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也亟待更科学的环境安全性评价。本次研讨会的主要目的是以科学发展观思想为指导,以研讨会为平台,根据杂草科学领域发展趋势,深入研讨我国杂草科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十一五”杂草科学研究的方向和战略,及杂草科学研究协作,并向有关主管部门在杂草科学研究领域的管理决策提出建议。
此次会议成立了由17人组成的组委会,主席为强胜教授,负责会议组织和筹划。学术委员会由34人组成,分别由盖钧镒院士任学术顾问委员会主席,杨永华教授任学术委员会主席。会议还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南京农业大学以及教育部“111”项目、德国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江苏省苏科农化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助。
会议还邀请到了国际杂草学会主席、丹麦Copenhagen大学BernalE.Valverde教授,国际著名杂草抗药性研究专家,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大学植物生物学系主任StephenB.Powles教授,国际著名生物除草剂专家,加拿大Mcgill大学AlanK.Watson教授,国际著名杂草科学专家、韩国首尔国立大学YongWoongKwon教授,生物除草剂专家、加拿大农业部Saskaton研究中心GaryPeng研究员,先正达公司Jean-LouisAlard博士和WintenRowley博士等,分别就杂草抗药性及其管理、杂草稻、生物除草剂、稻田杂草综合管理等方面作了特邀报告。另有36位国内专家分别就杂草稻及转基因作物安全性、杂草生物防除、外来杂草、杂草抗药性、杂草综合防除等方面作了主题报告。这些报告反映了杂草科学近年来的最新研究动向和进展,使大家受益匪浅。
2会议学术内容
出席了这次研讨会。由于各位与会者积极投稿,会议论文集共收录了57篇论文。除上述7位国外嘉宾作了特邀报告外,有36位中国代表也作了主题报告。此次研讨会的学术气氛浓厚,除正式大会外,还利用晚间时间召开了3个小会,专家们分别就除草剂药害、杂草抗药性、杂草稻、生物除草剂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交流,形成了一系列共识,特别是表达了加强合作的意向,并决定在会后立即着手构建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的合作研究框架。
本次会议共在6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1)杂草稻及转基因安全。
丹麦Copenhagen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农业科学系的BernalE.Valverda教授作了题为“HerbicideResistantRiceinLatinAmericaPracticalImplicationsforWeedyRiceandHerbicide-resistantWeedsManagement”(拉丁美洲的抗除草剂水稻:杂草稻和抗除草剂杂草的管理理念)的特邀报告。报告介绍了拉丁美洲抗除草剂转基因水稻的研究开发、杂草稻的发生和危害等情况,强调了转基因水稻种植可能引起的生态风险,特别强调了对杂草稻之间的基因漂移应给予更多的研究和关注。该报告获得国内外同行的一致认同。上海复旦大学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卢宝荣教授作了题为《水稻转基因向野生近缘种逃逸及其生态后果》的主题报告。卢教授根据所在实验室多年的研究结果,介绍了水稻的近缘种,并分析了转基因水稻基因和它们之间基因逃逸的风险的大小,其中对杂草稻也作了重点介绍,让参会者对杂草稻以及和转基因水稻的风险有了深入了解。南京农业大学杂草研究室的宋小玲博士作了题为《杂草稻在我国的发生危害及其与转基因水稻基因流动的风险》的报告。报告中着重介绍了近年来杂草稻在我国的分布、发生情况,分析了杂草稻在我国发生量上升的原因,认为随着水稻轻型栽培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免、少耕技术的推广应用,造成了有利于杂草稻(Oryza.sativaf.spontanea)萌发生长的农田生态环境,致使杂草稻在我国水稻田的发生和危害逐年加重。
目前,该现象在辽宁、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发生严重,危害巨大;在黑龙江、吉林、河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省也普遍发生。但是,由于杂草稻在外形上与栽培水稻极为相似,并没有引起当地植保部门和农民的足够重视。报告指出,由于杂草稻与栽培水稻对除草剂的反应一致,能选择性地防除杂草稻的特效除草剂很少;且转基因水稻向杂草稻基因流动的风险较大,不同基因型转基因水稻向不同杂草稻种群发生基因流动的风险不同,因此在我国开展杂草稻的相关研究非常必要和迫切。报告人和参会者就杂草稻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后,达成了开展杂草稻合作研究的共同意向。此外中国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卢长明研究员作了题为《转基因抗除草剂油菜的培育及其安全性研究》的主题报告,东北农业大学农学院陶波教授作了题为《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生态安全》的主题报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魏伟副教授作了题为《抗虫转基因适合度的研究进展:以Bt油菜为例》的主题报告。报告均对转基因作物的生态风险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生态风险评价的方法和防范措施。这些报告对今后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2)杂草抗药性。
随着化学除草剂的大量和重复使用以及种植制度的单一化,在世界范围内普遍产生了抗除草剂杂草,抗性杂草的发生已经对世界粮食安全生产造成了严重危害,杂草抗药性已成为世界杂草科学工作者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次会议上,西澳大利亚大学植物生物学学院教授、国际著名杂草抗药性专家StephenB.Powles作了题为“ChinaCanLearnfromAustraliaandAvoidAustralia’sMajorHerbicideResistantWeedProblem”(中国可以借鉴澳大利亚防止主要抗药性杂草种群发生的经验)的特邀报告。Powles教授用幽默风趣的语言使与会者深刻体会到重复使用单一除草剂以及种植制度单一化所造成的后果,也使中国的杂草科学家更加认识到了我国杂草抗性问题的严峻性和面临的挑战。SyngentaCompany的Jean-LouisAlard博士和WintenRowley博士也分别作了题为“ContributionofSyngentaCompanyonHerbicide-resistantWeedsResearchintheWorld”(先正达公司对全球除草剂抗性研究的贡献)和“PracticeonManagementofHerbicide-resistantWeedsinAustrilia”(澳大利亚杂草抗性治理实践)的特邀报告,报告为各国杂草科学家从事抗性杂草的管理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所张朝贤研究员对我国抗药性杂草发生种类、分布状况以及防治对策进行了综述。中国农业大学农业和生物技术学院李召虎教授则对他领导的课题组长期进行的野燕麦抗药性监测、检测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德国拜耳公司的由振国博士报告了他们在用除草剂来管理相关杂草产生抗药性的经验。此外,山东农业大学植保学院王金信教授、沈阳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魏松红副教授、山东省除草剂新技术开发推广中心蒋仁棠研究员等专家作了烟草愈伤组织对苯磺隆的抗性诱导及抗性植株筛选、抗除草剂作物的诱变筛选和苯磺隆对杂草的抗药性及残留药害对后茬作物的安全性研究的报告,展示了我国杂草抗药性方面的研究进展和主要成果。
(3)生物除草剂。
随着抗药性杂草的普遍发生和化学除草剂大量使用带来的污染,生物除草剂在杂草防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本次会议邀请了加拿大Mcgill大学、国际著名生物除草剂专家AlanK.Waston教授作了题为“ImprovingBioherbicidePerformance”(提高生物除草剂药效的途径)的特邀报告。Waston教授把自己多年从事生物除草剂研究的经验和如何提高生物除草剂药效的途径作了详细介绍。加拿大农业部Saskaton研究中心、国际著名生物除草剂专家PengGary研究员作了题为“HowCanWeAddressSafetyandEconomicIssuesduringDevelopmentofMycoherbicidesLACaseStudyforColletorichumtruncatumonScentlessChamomile(利用Colleto-richumtruncatum生物控制母菊的安全性研究)的特邀报告,对我国开发和研制生物除草剂有重要参考价值。南京农业大学杂草研究室强胜教授作了题为《一种微生物源除草剂的作用机制、靶标及其除草潜力》的主题报告。
强胜教授报告了南京农业大学杂草研究室10多年来从事生物除草剂的研究历史和成果,介绍了一种新的真菌毒素的抑制光合作用系统II靶标,该物质具有活性较高、杀草谱广、作用速度快等优点。根据作用靶标,模拟该化合物的功能基团,人工合成了有活性的系列化合物,由此证明了该物质骨架是全新的光合作用系统II的抑制剂,有望对其进一步深入研究并实现产业化,此项研究是我国乃至国内研究生物除草剂的重要进展。该成果为首次进行会议学术交流,部分内容已经发表在国际著名杂志Biochemia&BiophysicaActa-Bioe-nergetics。报告对生物除草剂的开发和研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此外,沈阳农业大学的谷祖敏讲师作了相关报告。
(4)外来杂草。
外来杂草已成为严重危害我国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重要因子,因此外来杂草也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有9位代表作了相关的主题发言。主要报告内容包括入侵植物的入侵和扩散机理、入侵植物在我国的分布和危害、入侵植物的防治和利用等。复旦大学的李博教授对我国植物入侵的格局和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昆明分部的冯玉龙教授对入侵植物和同属本地种氮分配、资源捕获和利用能力的差异进行了比较;江苏省植保站刁春友站长还介绍了加拿大一枝黄花在江苏的发生、危害和防治情况。这些报告引起了国内外嘉宾的高度重视,为我国深入开展外来入侵植物的研究提供很好的研究思路,并为防治入侵杂草提供了很好的方法。
(5)杂草综合防治和除草剂药害。
韩国汉城国立大学植物科学学院的KwonYongWoong教授作了题为《基于经济和安全的水稻田杂草管理方法》的报告。报告介绍了韩国水稻田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对我国水稻安全生产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农科院张泽溥研究员作了题为《加强综合治理及生物技术应用研究,改进杂草治理》的主题报告,呼吁我国的杂草科学家应重视综合治理和生物技术的研究,为我国农业生产做出贡献。报告得到了参会者的一致响应。之外还有利用覆盖植物防除经济林杂草的报告。
除草剂是现代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能对目标杂草起到防除和控制作用,同时还可能对作物造成某种伤害或不利影响。针对近年来我国除草剂药害的发生较为频繁的情况,农业部全国农技推广中心的梁桂梅高级农艺师作了题为《除草剂药害及杂草可持续性管理》的主题报告。报告介绍了近年来除草剂药害的主要发生特点,结合引起除草剂药害增加的原因分析,进而提出了有效加强除草剂药害防控的对策建议,报告对今后除草剂药害发生的预防有很好的促进作用。黑龙江省农科院黄春艳研究员介绍了常见除草剂药害的诊断技术,为药害的鉴别提供了科学依据。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张宏军高级农艺师对我国新登记的除草剂活性进行了评价,为今后除草剂的科学应用提供了最新信息。
(6)野外考察加拿大一枝黄花。
会后来自加拿大的两位外宾AlanK.Waston教授和PengGary研究员与江苏省植保站及南京农业大学杂草研究室的科研人员一起考察了加拿大一枝黄花在江苏省苏州市和盐城的发生、危害和防治情况。考察人员听取了太仓植保植检站和大丰市植保植检站的工作人员关于加拿大一枝黄花的介绍,外宾也向我国工作人员介绍了加拿大一枝黄花在加拿大的分布和危害情况。双方人员一同考察了加拿大一枝黄花在厂区、河边、荒地的发生情况,重点考察了其防治情况。之后中外专家交换了加拿大一枝黄花在我国蔓延原因的意见,并提出了今后有关加拿大一枝黄花生物防治的合作意向。
(1)评价转基因水稻的抗性基因向杂草稻流动的风险。
杂草稻(WeedyRice)是栽培水稻自然野化的一种特殊水稻材料,又称杂草型稻或水稻杂草种系。目前对其起源有两种观点,栽培稻与野生稻或籼、粳稻自然串粉杂交产生的。杂草稻和栽培水稻同属于稻属和稻种,亲缘关系极为密切。因此,杂草稻往往与栽培稻相伴生。目前,世界上主要水稻种植国家和地区均发现有杂草稻,在东南亚一带已经成为最普遍的水稻田杂草。由于杂草稻变异类型非常丰富,且抗逆性较强,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甚至已成为限制拉丁美洲、东南亚国家水稻产量提高的最主要的杂草因素。早在20世纪50,60年代,杂草稻在我国安徽省巢湖、江苏连云港、海南、广东等部分稻区就已经有报道,不过随着管理水平的提高,70年代后期已很少发生。但是,近年来随着水稻轻型栽培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免、少耕技术的推广应用,造成了有利于杂草稻萌发生长的农田生态环境,导致杂草稻在我国水稻田的发生和危害逐年加重,给水稻生产带来的损失越来越大。此外,杂草稻和栽培水稻对除草剂的反应一致,且杂草稻具有极强的杂草性,从而使其能在稻田中不断繁衍。鉴于杂草稻在我国广泛分布并有蔓延趋势,并存在转基因水稻抗性基因向杂草稻流动的可能性(对某些杂草稻的品种,潜在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在我国目前形势下,迫切需要全面深入评价转基因水稻的抗性基因向杂草稻流动的风险,为转基因水稻在我国的安全释放和产业化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2)开展抗药性杂草调查。
已有研究表明,日本看麦娘(Alopecurusjaponicus)、菵草(Bachmanniasyzigachne)和稗(Echinochloacrusgalli)分别对绿麦隆、丁草胺、杀草丹产生了抗药性。稻田的稗、雨久花(Monochoriakorsakowii)、矮慈姑(Sagittariapygmaea)、扁秆藨草(Scirpusplaniculmis),特别是稗对不同除草剂产生了抗性。麦田的日本看麦娘对氯磺隆、甲磺隆、绿麦隆产生了抗性;菵草对氯磺隆、绿麦隆产生了抗性;猪殃殃(Galiumaparine)、播娘蒿(Descurainiasophia)和麦家公(Lithospermumarvense)对2,4-D和苯磺隆产生了抗性。大豆田的早熟禾(PoaAnnua)对喹禾灵、氟吡甲禾灵产生了抗药性。棉田的牛筋草(Eleusineindica)对氟乐灵具有抗性。玉米田的稗对阿特拉津的抗性越来越高。其他作物田的通泉草(Mazuspumilus)、打碗花(Calystegiahederacea)对灭生性除草剂百草枯、草甘膦的抗性也越来越强。我国近几年才开始研究杂草抗药性问题。目前,我国的抗药性杂草越来越多、抗性越来越强,迫切要求我们加大力量尽快开展全国性的抗药性杂草调查、研究抗性机理、监测和管理抗性杂草。
(3)开发农作物药害防控技术。
除草剂是现代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能对目标杂草起到防除和控制作用,也可能对作物造成某种伤害或不利影响,即除草剂药害。除草剂药害产生的原因很多,如除草剂使用不科学、不合理,施药时期或施药方法不适当,施药技术或施药器械有欠缺,气候条件异常等。近年来,我国除草剂药害的发生呈现如下主要特点:致害除草剂种类多;药害发生范围广;大型药害事故突增;药害造成的影响巨大。
据研究,近年来,有19类、140多个除草剂品种在我国的一些地区时常对农作物造成药害;各地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药害,华北、东北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比较突出;受害作物不仅有玉米、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还有蔬菜、果树、油料等经济作物;进入21世纪后,除草剂引起的药害事故突增,涉及面积可达数公顷甚至数百公顷以上,损失数万元乃至数百万元;大型农作物药害事件不仅造成经济损失,还影响地方经济发展政策、生态环境安全、群众身体健康等多个方面,并可能诱发和激化农村社会矛盾,造成不安定因素,这使农作物药害事件由单纯的自然科学事件演化为复杂的社会事件。因此,我们建议对农作物药害防控技术的开发研究尽快进行立项,组织一些科研、教学单位的专家重点针对药害产生机理、药害症状快速诊断与补救方法、喷雾防飘技术研究和药害补救新产品等方面进行技术攻关,为药害的诊断和防控提供技术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