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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养老考察报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3月25日至30日，人保科罗旭萍参加了由XX市人才培训中心组织的赴重庆进行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学习考察。本次考察主要是与XX市人事局事改办、人事争议仲裁处及XX市XX区人事局、XX市卫生局等部门就开展聘用制度、岗位设置、未聘人员分流安置、分配制度、社会保险等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取得较好成效的先进单位座谈交流。
XX市人事局是国家人事部推荐的改革较成功的城市之一，他们在聘用合同制和工资改革方面做得较好，从1999年开始搞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至今，共形成下发了39个配套文件，通过强化行政手段、抓宣传、抓培训，开展试点，带动全市2万多个事业单位，30多万名职工签订了国家人事部统一印发的《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合同》，签合同率达95%，有1.6万名职工分流。他们在推行人员聘用制度时，主要做了以下几点：
一、编制具体岗位设置，明确责、权、利、义，竞聘上岗、签定合同。对不同类型的人按项目管理，按成本、效益分配，对管理人员，实行职员制度，分5个等级按相应岗位管理;对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评聘分开，按工作能力和业绩水平设定岗位工资;工勤人员按岗位等级规范，明确岗位职责和工作权限。改革后实行岗位工资，绩效工作。对全额拨款单位，国家发的部分不改，其它部分与绩效挂钩。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考察报告范文
二、职工的养老保险问题。养老保险解决不了，改革是很难进行的。现XX市对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已基本建立完善了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但对财政核拨的事业单位还不能按养老保险制度执行。
三、改革的优惠政策。为稳定队伍，采取老人老办法，保护老同志。对工龄满三十年的老同志可距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提前5年离岗退养。申请离岗退养的同志可按2年正常晋升一次(最多晋升两级工资)至正常退休年龄计算退休工资。
四、落岗问题。人事制度改革不是人事机构改革，是在管理制度上的转变，原则上不精简人员。对竞聘落岗人员，按原职务保留国家财政给的待遇，给予换岗。待聘人员，一年内单位给予2至3次上岗机会，不上岗的，一年后，交人才市场，由人才市场推荐2至3次上岗机会，仍不上岗的下岗。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考察报告范文
据本次考察带队的XX市人事局工资福利处的潘建明处长说，XX市拟定今年对事业单位进行聘用合同制管理。
附件：
1、XX市人事局关于事业单位在试行人员聘用制度中有关问题的解答意见
2、利用分配的“杠杆”原理寻求事业发展最佳支撑
2004年8月15日至26日，由中国社会保险学会医疗保险分会组织、拜尔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协办的医疗保险考察团，对瑞典的社会保障制度重点是医疗保险制度进行了考察。考察团有医疗保险分会、部社保中心以及吉林、山东、广西、湖南、北京、上海、青岛等省市劳动保障厅和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的有关负责同志共11人组成。考察期间，听取了瑞典国家社会保险局有关官员和专家的情况介绍，并与之进行了座谈和交流。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瑞典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情况
瑞典位于欧洲北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东部，东北毗邻芬兰，西部与挪威接壤，南部与丹麦隔海相望，东邻波罗的海，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人口已超过900万人，是北部欧洲的重要国家。
瑞典的社会保障制度本着为每个公民提供经济“安全网”的指导思想，实行普遍性和统一性的原则，所有公民都有权利获得基本的社会保障，并由国家承担各种风险。社会保障的内容除养老、医疗、失业、伤残、生育保险外，还有儿童津贴、遗属津贴、单亲家庭津贴、住房津贴和接受教育培训的津贴；除现金津贴外，还提供医疗等照料服务，瑞典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广大国民解除了生、老、病、死、伤残、失业等后顾之忧。
在瑞典，政府为支付高昂的社会保障费用，除了要从国家税收中拨款外，还向雇主、雇员征缴社会保障税。一般雇主要按雇员工资收入的31.26%缴纳社会保障税，雇员仅负担1%的失业保险和2.95%的医疗保险税以及1%的年金税。自谋职业者根据收入情况，要缴纳17.69-29.55%的社会保障税。
瑞典社会保障目前采取的是现收现付的基金模式，但专门的社会保险税已不能满足支付，还必须靠政府从国家税收等其它方面给予补充。2001年，瑞典全国用于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的总开支相当于GDP的36%，其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总支出（不含失业保险）约3610亿克朗，相当于GDP的16%。社会保障支出的具体情况是：养老金支出1740亿克朗，占48%；医疗保险1140亿克朗，占32%；家庭和儿童福利支出540亿克朗，占15%；其它保险支出94亿克朗，占2.6%；管理费支出85亿克朗，占2.4%。
瑞典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比较统一，社会保障从立法到各项待遇的支付，涉及国会、卫生和社会事务部、劳动部等部门。国会在瑞典社会保障立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国会中有专门的社会保险立法委员会，社会保障的每一个法案在国会讨论表决之前，先由社会保险立法委员会讨论。委员会的成员由各党派人士、专家组成。由于委员会和议会中执政党占多数席位。所以，一般来讲在委员会中获得通过并取得一致意见的法案，在议会中会获得通过。
瑞典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包括卫生和社会事务部、劳动部。卫生和社会事务部是社会保险的主管部门，它的职责范围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儿童津贴和家庭、遗属补助等项政策的制定。劳动部负责失业保险政策、就业政策和再培训等工作。卫生和社会事务部实行“小部大事业机构”的管理体制。下设15个局，其中之一是国家社会保险局，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它在地方设有21个分支机构，共有230个基层办公室，有工作人员14500多人。这些地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除失业保险以外的缴费、登记和待遇的具体审核发放。
二、瑞典医疗保险（亦称健康保险）的有关情况
瑞典的医疗保险制度始于1955年，经过多年发展日臻完善。1982年瑞典通过卫生立法，规定本国公民在患病（或生育）时均有资格领取由地区社会保险局支付的“医疗费用补助”。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随其父母参加医疗保险。瑞典的医疗事业主要由地方政府举办，私人开业医生只占全国医生人数的5%。公民生病均按规定到相应的医疗单位就医，一家人只要有收入的成员将收入的2.8%交医疗保险税，全家即可享受以下公费医疗待遇：（1）医疗保健费用，包括医生治疗费、住院费、药费、往返医院的路费等，这些费用先由投保人支付，然后到医疗保险机构按规定的标准报销。（2）疾病津贴。投保人生病期间的收入损失，从病后的第4天起可以享受疾病津贴。疾病津贴一般无时间限制，但在3个月后，需要进行检查，以确定能否改做其他工作。如确定可以改做其他工作，则接受再就业的职业培训；如确定不能重新工作，失去劳动能力，疾病津贴便由残疾年金来代替。（3）产妇津贴。产妇除享受一般医疗保健待遇外，还可领取一份产妇津贴。根据1974年的立法，产妇津贴称为父母津贴，按1982-1983年的规定，父母津贴在180天内每天发37克朗，如父母为雇佣人员，这期间可获得一份相当于每天劳动收入的90%的现金津贴。
瑞典医疗保险制度的参加者主要是年收入达到一定标准以上（1995年规定的收入标准为6 000克朗）的在职者或已经登记的失业者，到外国工作不超过1年的瑞典人也可以参加医疗保险制度。在瑞典受雇于外国雇主的外籍人，如果有意在瑞典工作1年以上，同样可以参加医疗保险制度。
瑞典医疗保险基金来源于雇主、雇员和政府三方分担的费用。1995年，雇员缴纳的医疗保险费的标准为其工资的2.95%，自营就业者的缴费标准为个人收入的9.12%；雇主承担费用的标准为雇员工资总额的6.23%；政府承担全部医疗保险所需费用的15%。
医疗保险津贴的支付从被保险人因健康问题失去劳动能力的第15天开始，每周支付7天，有工作收入的养老金领取者，医疗保险津贴的领取天数180天。医疗保险津贴标准存在阶段差别，从患病的第15天到第365天，医疗保险津贴标准为其原来工资的80%，从第366天起，医疗保险津贴标准降为其原来工资的70%。普通患病雇员患病时间为2-3天者，由雇主支付其原来工资的75%作为健康津贴，患病时间为4-14天的雇员，由雇主支付其原来的工资的90%作为健康津贴。自营就业者及其他符合医疗保险领取条件者，患病后的第2-3天，由医疗保险基金为其支付健康津贴，支付津贴的标准为其原来月平均收入的65%，第4-14天的支付标准为其原来月平均收入的70%。医疗保险健康津贴每天最高领取标准不得超过587克朗。
瑞典父母保险制度规定，父母保险津贴的领取者，需要在产前至少已经参加父母保险制度240天。父母保险津贴的具体标准为：自孩子出生日开始计算，出生后前60天的津贴标准为父母原来工资的90%，此后300天的标准为父母原来工资的80%，再往后的90天的标准为每天60克朗。每一子女出生时，领取父母保险津贴的时限至少不能少于450天。
瑞典医疗保险制度和父母保险制度由国家社会保险局统一管理，地方社会保险机构负责实施。瑞典医疗保险和父母保险法令明确规定，所有医疗保险和父母保险津贴都应纳税，医疗保险与父母保险津贴的标准随每年收入基数的调整自动调整。
三、几点思考和启示
瑞典社会保障制度开始于19世纪初，至今已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这百余年的发展中，瑞典社会保障制度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遵循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普遍原则与坚持本国特色相结合。在社会保障财政来源方面，瑞典政府财政资助和雇主缴费所占比例最大，被保险人个人缴费所占比例很小；在社会保障制度管理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瑞典社会保障制度管理的主要机构，主要社会保障项目由中央政府管理，地方政府则在社会救济和社会服务方面发挥作用，一些社会保障项目，如失业保险，实行自愿性保险原则，这些自愿性社会保险项目主要由各种自愿性社会保险组织管理，中央政府相关部门仅对其进行监督。
二是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主动努力与公民的广泛参与相结合。瑞典社会各阶层不仅能积极参与社会保障制度、政策的制定，而且可以参与社会保障措施的实施和管理，使瑞典各项社会保障政策基本上能够为民所谋，为民所知，为民所行，这有利于瑞典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措施更好地贯彻实施。如瑞典上世纪80年代以来颁布的保健法、病假工资法案、提高健康保险津贴标准等法案，都是经过广泛征求国民意见，经国会多次讨论后施行的。
三是在社会保障的责任和权利的关系方面，瑞典经历了一个比较强调政府责任，到逐步强调雇主责任，最后发展到争取实现政府责任、雇主责任与个人责任的协调和平衡的过程。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政府财政补助在瑞典社会保障财政来源中所占比例最大，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障费所占比例居第二位，雇员缴费所占比例处于第三位。这反映出瑞典政府在社会保障中承担主要责任，这种过度的国家责任成为瑞典“福利病”的重要原因。上世纪80年代以后，瑞典开始社会保障改革，政府财政补助在社会保障财政来源中所占比例稳中有降，雇员个人几乎不再缴纳社会保障费，而雇主缴费所占比例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到90年代中期，瑞典试图通过激进的改革措施改变长期以来社会保障制度责权利方面的偏差，通过调整社会保障筹资模式，增加个人缴费比例，谋求政府、雇主和雇员个人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责权关系的基本协调，消除瑞典福利病的根源，收了初步效果。
通过对瑞典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医疗保险制度的考察，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三点：
1、进一步加深社会保障制度对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重要作用的认识。瑞典的社会保障计划相当庞大，费用支出惊人，纳税比例居世界前茅。尽管各国不少人士对其制度有种种非议，但不管怎么说，近百年来瑞典是世界上最安定的国度之一，总的讲经济发展的速度也是可观的，用瑞典人的话说，把钱花在福利上，比把钱花在监狱上要好得多。相比之下，尽管我国政府近几年来加大了对社会保障的投入，但总的来讲还应继续加大，特别是对医疗保险，中央财政还没有直接进行过补助。从近期看，起码对困难群体的大病医疗救助，包括中央财政在内的各级财政，都应该适当予以补助，以解决困难企业和职工的实际困难，维护社会稳定。
2、社会保障的发展要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瑞典的福利社会以“三高”着称，即：“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水平的维持最终要由全体国民来承担。这个度如果掌握不好，将会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瑞典在这方面是有深刻教训的，在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初，瑞典的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35%迅速增长到60%，从而出现严重的财政赤字，瑞典模式发展成“瑞典病”。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瑞典进行了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才开始逐步摆脱“瑞典病”的困扰。这个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保障水平必须注意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发展，既要稳步推进，使人们充分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又要统筹兼顾，不能由于片面追求社会保障的高水平而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
3、要努力增加公众对社会保障的参与度和认知度。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涉及社会各方面、各阶层的利益，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积极参与。在普遍实行劳资集体协议制度以及社团主义政治和利益集团的政治特征下，瑞典社会各阶层对社会保障的参与和了解程度是比较高的。从我们在瑞典与一般民众，包括司机、导游的接触看，他们对医疗保险费用的筹集、待遇的给付以及医疗卫生服务的情况，大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在这方面我们是有不小差距的，还有不少工作要做，需要进一步加强医疗保险政策的宣传和咨询工作，让广大职工群众进一步了解和掌握相关政策，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银发族；婴儿潮；旅游市场；世界格局；机遇与变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6－0036－07
1 全球化人口结构转型与“银发市场”
1.1 全球化的人口结构转型
世界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人口结构转型。全球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步伐越来越快。2007年3月13日，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到2050年，世界人口总数将从2007年的67亿增至92亿(高于2004年估计的91亿)。报告指出，由于生育率下降和人类寿命的延长，许多国家都将出现人口迅速老龄化的现象。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重要文件《2007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也明确指出，“人口老化不可避免，今后几十年内，全世界所有区域都会发生相当大程度上的人口老化”。
很显然，预期寿命延长和生育率下降，是推动“人口结构转型”的主要因素。基于如此变化，要确保人数日增的老年人在耆老之年得到足够的帮助，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卫生服务，并让那些需要和想要从事经济活动的老人获得待遇合理的就业等，都是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为此，保持全球经济持续增长将是头等重要的事情。
1.2 人口结构转型与“银发市场”
世界各地的老人，虽然受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其消费倾向有所差异；但是，如果从他们生理和心理以及所处环境的总体特点来考察，还是有很多共同或者相似的地方。如许多人在退休时身体仍然比较健康，也比较有活力，并希望做一些自己喜欢又力所能及的事情；一些有着积极生活态度的老人，还希望继续增长见识，以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另一些退休者又因自觉归属感缺失，愿意更多地回归社会与人交往，亲近自然与生命为邻。
现在人们习惯根据老人随着年龄变化而白发渐增的事实，用形象的语言将他们称为“银发一族”。虽然目前全球对“银发族”还没有统一的年龄界定，但是从联合国人口司的文件和我国目前的人口统计指标来看，应该说，“60岁”是一个普遍接受、争议也最少的划分。60岁，是中国退休年龄的一个突出划分点，基于对这一群体的社会职能、社会认知、体质体能，以及群体生活状态的综合分析，将60岁以上的居民称为“银发族”是较适合中国国情和全球多数地区共识的。
在中文里，有关“老人”的称呼，有许多带有不同色彩的表达方式；而在英语里，类似中国化的感彩的词语相对少些，然而“银发族”(senior citizens)却是一个很有内涵的用法。“senior”的字典义，除了“长者”、“年长者(尤其是指退休后的年长者)”、“退休者”之外，还有“父辈”、“资深的”、“高级别的”、“高水平的”等意思。因此英语中的“senior market”用“senior"来描述和修饰“市场”，就不仅含有对高龄消费者(consumers)年龄的关注，而且还包含了对成功、成熟、退休而有闲钱的顾客的尊重。
为此，我们这里不妨将“银发族”再作一次大致的界定：银发族指的是这样一个群体，即他们的主体是退休一族，是年龄大体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
就像在中国又把“银发市场”称作“老年市场”一样，英语中对“银发市场”的称呼也十分多样，除了“senior market”之外，“older market”、“elderly market”、“mature market”，以及内涵扩而大之的“muppiemarket”等等⑧都有较多的使用。对应于seniors、elders、younger senior citizens、older senior citizens等等的使用，国外甚至还有研究者做了更细致的划分；但是，如果从总体上来把握，还是先把“银发市场”视作一个整体，更有益于对“银发市场”的深入研究。
2 战后婴儿潮的市场效应
2.1 战后婴儿潮
在全球关注的老龄化人口中，正在或者将要进入老龄阶段的“婴儿潮”(baby boomers，或baby boom)是一个庞大的人口群体。baby boomers，或者babyboom，如果用其辞源的完整含意来翻译，应该是指“战后婴儿潮”。因为最先在美国使用baby boomers时，主要指的就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664”一族，即1946年至1964年这18年间出生的高达7800万的婴儿潮人口。不过，现在baby boomers的理解与使用，已经遍及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有国家了。
在美国，正在席卷而来的退休“婴儿潮”一代中，每年就将有大约400万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他们在退出就业市场的同时，就加入进了银发消费市场的顾客群。美国总人口中的“战后婴儿潮”一代约为7800万，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3，而其收入总和则超过了全国的1／2。对于这些大都年过半百的人来说，他们大多摆脱了对子女的负担，并且有稳定的事业和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在他们之中，越来越多的人把退休生活看做生命的又一个新起点，因而希望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为此，他们正思考着在离开原有工作或习惯的同时，如何休息和融入新的群体。或重拾当年意趣，或发展新的爱好，以及如何以积极的姿态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健康的挑战等人生的新内容。有资料说，目前他们正处在收入和消费的顶峰。
2.2 战后婴儿潮带来的旅游商机
就在这种新潮涌动的时候，商界发现了自己的莫大的商机。旅游业就是其中之一。正因为如此，在21世纪之初，美国旅游业协会就已经预测，“由于这些人有着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在全球未来的旅游消费中，成熟的消费者将成为领军和增长最快的市场份额。这就是婴儿潮人口逐步进入55岁的年龄，从而将和更高年龄段的人口一起发挥的巨大的作用力”。
据称，日本的战后婴儿潮也是一个极为富有的群体，尽管其中也不乏生活困难者，但就整体而言，其富有程度实在让人惊异。有资料估算，日本60岁上下的人口所拥有的资产，是40至50岁人口的3倍以上。近一时期日本媒体热炒的“团块世代经济”，指的就是日本1947年到1949年之间出生的一 代人，也就是面临退休的日本战后出生的“婴儿潮”。2007年9月路透社的一则消息称，1947―1949年间出生的一代人，约占日本1.27亿人口的6％。他们是日本企业丰厚退休津贴和政府退休金的最后一代“双重”受惠者，等他们到65岁时，即可开始领取这些津贴，估计他们的退休金总额约达50兆(万亿)日元(约合4300亿美元)。这批银发族的大部，月均每人约12万日元(合1000美元)的退俸就足以支应日常生活开销，更何况还有存款及雇主支付的丰厚退休金。据有关公营金融服务资讯机构的数据显示，六七十岁银发族所拥有的资产中约57％为银行存款和储蓄。据日本媒体的调查显示，被调查者退休后想要在国内旅行的人多达68.3％，想要去海外旅行的也达54.7％。
比较之下英国的战后婴儿潮并不都那么富有，但是其出游所占比重也一样不容忽视。据致力于旅游数据与研究的“英国之星”网披露的UKTS(UnitedKingdom Tourism Survey，英国旅游调查)数据，2004年英国居民出游的年龄段分布表显示，在英国，55岁以上的出游者，占到了总人口的1／4。因为各国年龄划分统计的差异，这里就不作更多的比较了。
3 银发族的旅游需求取向
3.1 银发旅游需求与人类旅游总取向的异同
对于“老龄化”的趋势，无疑健康、保障是关键，是实现“老有所养”的核心。但是，如果从生命的价值，从人类生存的价值以及老年人生理、心理的特征来看，“老有所养”便又是其人生价值继续实现的基础。“旅游”不仅是人类休闲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类交流交际的重要依托，而且在与大自然、与异地文化、与同行友人、与目的地居民的接触和交流中，人们不仅由此获得有益的体验，更为情操的陶冶、为思想的活跃、为爱国主义的培养、为老年人一生辛劳的慰藉和余热的发挥都平添了十分丰富的内容。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1943年提出了“人类动机理论”的5个层级，与之对应的是《旅游学》作者美国罗伯特・麦金托什，他把旅游动机分为了“健康动机”、“文化动机”、“社会关系动机”、“地位或声望动机”4类。当然也还存在着不同的分类，如刘易斯等近年的研究，便以旅游动机为基础把银发族的旅游群体分为了“热衷”、“挥霍”、“探索”、“环保”、“放纵”、“澳洲本地”等6个类型。如果暂且抛开哲学范围的冗杂探讨，比较之下，那对应着本文所论的银发族而论，麦金托什的“4个动机”或者兼而有之，或者更有多一些的概括力。
台湾学者陈劲甫、吴剑秋2005年论文《银发族海外旅游动机与市场区隔之研究》所分析的抽样调查，则显示出以“接近大自然，寻求精神上的提升”为目的的选择率最高。而台湾学者黄荣鹏、蔡宪唐此前在《银发族旅游消费行为之研究――以北高两市老人活动中心为例》得出的抽样调查结果，则是以“休闲、度假、散心”为最高选择率。
由此来看，老龄居民旅游需求出现差别是十分正常的，这不仅与其年龄相关，也与其自身环境及经历密不可分。如果再在另一些地方以另一些问题发放问卷，肯定还会有新的答案出来。
3.2 银发族旅游的社会心理与市场
休息的需要和求知的需要，是人类旅游动机中最主要的内容，这在现代旅游活动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其实，这一点在银发一族的旅游中，得到了更充分的显现。如果运用休闲学的理论来衡量，用闲暇时间和闲暇心态作为重要标志，那么老年旅游反映的才真正是离开了工作羁绊和责任的休闲。这才是真正的自我的完全的放松和休息。然而人类的社会性又使得银发族的旅游有了多重性，怀旧和求新仍然在老龄居民的旅游选择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银发族的出游选择，与他们的年龄、经济状况、身体状况、文化水平等都密切相关，越年轻、越富有、越健康、越受过良好教育的老年人，越偏向以发现和自我提高为目的的旅游。关于这点，国外的研究也有类似的证明。
对于我国银发族旅游市场或者老年旅游市场，此前国内已经有了一些关注，但是述及国外发展情况的却很少。其实，国外的研究早已多有收获了。不仅世界旅游组织早在1997年就召开了“第二届国际银发旅游大会”(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Senior Tourism)，即使发展中国家，如印度，20世纪的TRR杂志的一期《Senior Tourism》专号就一次推出了8篇专门讨论银发族旅游的论文。虽然目前笔者在Google图书引擎上还没能搜索到senior tourism的单一主题的英文专书，可是引擎显示涉及银发族旅游的实证分析、实操书籍已经达到1300种之多，何况还有mature tourism、older tourism、elderly tourism，等等。Goode图书的PDF页面显示，英文著作中使用较多篇幅对这些内容予以讨论的，如布哈里斯和科斯塔的《旅游产业领域：消费者、产品与产业》(Dimitrios Buhalis，Carlos Costa.Tourism BusinessFrontiers：Consumers，Products and Industry)，塞斯的《旅游业：第二代产品》(Praveen Sethi，Tourism：TheNext Generation)，霍尔和威廉斯的《旅游和移居：生产与消费的新关系》(Colin Michael Hall，Allan M.Williams，Tourism and Migration：New RelationshiPs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等，就分别在不同年代就银发市场、成熟市场和老人出游状况与特征等做了较多的阐释。
就人们研究的进程来看，无论会议文件，还是个人论著，此前仍多停留在对现状的描述与分析，或是强调对银发旅游应有的重视；不能不略有一些遗憾的是目前的理论研究尚不充分，还远未进入学界、业界公认的理论体系阶段。
4 银发族旅游的群体“个性”
4.1 群体“个性”
虽然国外的老龄居民也有不少从来未曾旅游过，更没出过国。但是，在经济发达的部分国家，劳动者退休后大都有十分可观的收入。可自由支配收入和积蓄，更多自由时间，再加上其童心未泯，这些，便成为了银发族旅游产生和发展的充分条件，成为了全球构建银发族旅游的重要基础。
美国的银发旅游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张蔓在《美国银发族旅游的考察报告》介绍：一、虽然美国有许多老年人也是比较封闭的，有人从未离开过自己居住的州，有些从没出过国；而且以前曾经有过的出门消遣，一般也是探亲。但是因为孩子大了，往往又在不同的地方生活工作，于是便利用节假日聚到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在感恩节、圣诞节，或者复活节家人的团聚，自然就成了探亲旅游。二、老年人退休后，在钱的方面大多是不用发愁的，有来自国家的退 休金，有些大公司还另外再提供一笔退休金，有医疗保险金，再加上个人存款，他们可供支配的收入是充裕的；但是老年人旅游理性、不奢侈。三、老年人旅游不像年轻人一样与时间“打仗”，他们可以随意支配时间，于是4―5月、9―10月便成了老年旅游者的黄金季节。
该报告还说，美国的银发旅游者大都喜爱或选择家庭自驾游、亲友结伴游、火车沿途游、乘船舒适游、分时度假游的旅游方式出游。
4.2 群体“个性”的因素解析
其实，美国银发族的这些选择，也与欧洲和大洋洲发达国家相近。比如，澳大利亚的房车旅游就是世界著名的。全澳房车营地多达3000余个，较大的营地可以停泊四五百辆设施比较齐备的大篷车。而现在，房车旅游者中越来越多地充斥银发族。据报道，占澳大利亚总人口1／4的婴儿潮期间出生的老人每人平均拥有资产超过100万澳元(1万澳元约合0.9万美元)。这也许正是澳大利亚银发族被称为幸运一代的原因。
如果需要从更深层次来寻求银发族这些选择的内在因素，那么消费心理学也是应该提起学界和业界更多重视的。
消费心理学认为，在研究消费心理与消费行为方面，对群体行为的分析与预测远比对个人行为的分析与预测更有价值，所以我们这里将继续关注和讨论作为群体的“银发族”的旅游选择的形成因素。
群体的认知和选择，被一些心理学学者称之为“亚文化”现象。其实上述报告所提到的美国银发族喜爱的旅游方式，也不是只用“亚文化”所能够完全包容和解释的。因为这里不能不考虑银发一族的“非文化”的体力和体能。
前面所转述的张蔓女士所说的银发一族对“家庭自驾游”、“亲友结伴游”的热衷，其实就是这个群体在长期生活中所形成的对“家庭”这个消费的“内圈”单元(基础单元)及其“亲友”这个外圈单元的习惯与重视。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告诉他们，在这个“内圈”和周边的“外圈”里的生活和消费，是最随意、舒适和安全的。而“火车沿途游”、“乘船舒适游”和“分时度假游”所能够提供给他们的旅游供给，显然是一组已经安排好了的系列产品，它们不需消费者对此再费更多的心思和劳力，这正好与银发一族的思维倦怠和体能下降的总趋势相符。
严格来说，旅游也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与其惯常生活的不同之处，是离开了常住地而已。而在人们的生活与消费中，“习惯”几乎是不能够摆脱的惯式，老年群体更是如此。所以这个群体的选择，实际上偏重于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环境。对其中的异质文化的追求者而言，那就是：目的地的新颖，旅游日常生活的习惯适应。完全陌生的环境，对多数老年旅游者来说是不合适的。
就旅游要素来看，旅游的供给因素也有着不同的侧面与层面。在人们习惯所称的旅游直接供给要素中，一类是旅游目的类要素(以“游购娱”为主体)，一类是旅游支持类要素(以“食住行”为主体)。当人们离开了自己的常住地去旅游时，旅游的目的地与目的物，是旅游者朝思暮想的追求，因此对于“游购娱”所出现的差异，绝大多数的游客都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而对于实现旅游目标时不得不被动接受的“食住行”的多变(一日一变，乃至一日三变等)，却不是每个人都十分喜欢的。老年人自然更是如此。因此，前面转述的张蔓报告所说的银发族对“火车沿途游”、“乘船舒适游”和“分时度假游”的喜爱，正是银发一族对“食住行”的“相对稳定性”的选择。
这里不能不提一下“消费氛围”。前面所说的银发族对“家庭自驾游”、“亲友结伴游”这种“亲情伴随”的喜爱与选择，正是旅游产品的“生产、消费同时性”的特殊“消费氛围”在银发族旅游中的显现。
如果把握住了老龄居民因其年龄所铸定的体质体能，以及由此产生的群体心理特征，由地位经历所形成的群体“亚文化”，那么，银发一族的思维方式和决策模式，也就不难探寻。从而，银发族旅游选择表现出的群体“个性”，也就有了清晰的来龙去脉。
5 银发旅游发展的制约与变数
5.1 部分“群体”的整体受制
世界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对银发族旅游的发展前景也不能一概而论。
一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二是不同时期发展的不平衡，三是发展相关要素的多变性。
人们的研究已经发现，因人口老化而改变的消费模式，在各国的情况是不尽相同的。这是因为，不同地区的消费水平首先与该地居民收入更为密切相关。因此，老龄居民的生活与消费水平，实际取决于一个国家现有养老金制度，取决于居民个体的储蓄与资产积累，取决于整个国家社会福利的水平。在某些发达国家，有问题的可能仅仅是部分地区或部分特殊的个体；但是在另一部分国家和地区，问题就较为普遍，甚至是令人十分痛心的。
与前面所说发达国家不同，在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年届60的退休一族并不都富裕，虽然他们也为社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或者在他们的国家他也可以算是“成功者”，但是，他们却没有来自政府和服务单位的双份退休金，没有自己的财富积累，他们不是富有者。
在全球的又一些地区，居民进入老年便预示着生活水平下降、收入减少和健康状况恶化，因而变得更穷。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老龄化世界的发展问题综述》，“世界人口中80％的人实际上步入老年时都未能得到充分的保护以便应付保健、失能和收入方面的风险。这种情况意味着，目前单在发展中国家就大约有3.42亿老年人没有足够的收入保障。如果不扩大当前确保老年人收入保障的各种机制，那么，到2050年时，这一数字就会上升到12亿”。
就个体而言，老年人的贫穷程度可能又因职业、性别、子女多寡、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生活安排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上述文件还说，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农村人口(包括小农场主、农村劳工和非正规部门工人)不存在退休一说，他们“没有资格”享受养老金；而如果没有积蓄或足够财产，他们就必须继续靠工作过活。那些非常老的人(80岁和80岁以上者)不能像较年轻些的老人那样健康而尚可工作，对他们来说，这种情况就很危险。特别是那些在壮年工作时就很穷的人，年老时如果不是更穷的话，也会继续很穷。那些处于贫困线以上、但却无法为年老时的花费而预作储蓄的人，到了老年也有受穷的危险，何况还有不少居民早就疾病缠身了。
全球的这些年长者，有的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难以实现，前面所述的银发旅游的发展自然又增添了更多的变数。
5.2 群体特征的自我制约
第一阶段：1986-1992年，为试点阶段。1986年，民政部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在江苏沙洲县召开了“全国农村基层社会保障工作座谈会”。会议根据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决定因地制宜地开农村展社会保障工作。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成为首批试点地区[1]。
第二阶段：1992年—1998年，为推广阶段。1991年6月，原民政部农村养老办公室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以下简称《基本方案》），确定了以县为基本单位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原则，决定1992年1月1日起在全国公布实施[2]。此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在各地推广开来，参保人数不断上升，到1997年底，已有8200万农民投保[3]。
第三阶段：1998年以后进入衰退阶段。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由民政部门移交给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这个阶段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出现了参保人数下降、基金运行难度加大等困难，一些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甚至陷入停顿状态[4]。官方对这项工作的态度也发生了动摇。1999年7月，国务院指出目前我国农村尚不具备普遍实行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决定对已有的业务实行清理整顿，停止接受新业务，有条件的地区应逐步向商业保险过渡[5]。
从以上几个发展阶段来看，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践上是并不成功的。在理论上，这一制度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批评。9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一直是人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全面地反映了各地各时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在目前这一政策面临转折时，对这些研究进行综合分析，能使我们全面地总结这项工作的经验教训，为今后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工作提供参考。本文在大量查阅90年代尤其是1995年以来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发现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现有文献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宏观必要性基本上没有异议。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立对保障老年农民的利益，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保证社会的稳定和进步都有积极意义。另外，它还有助于减轻农民“养儿防老”的思想，从而有利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执行。何承金等人的研究认为，中国西部农村人口控制的主要障碍在于社会保障体系残缺不全，农民养老难以落实[6]。
更多的研究从微观经济个体的养老需求与供给出发进行分析，认为由于农村家庭的小型化，大量青壮年农民流向城市，老年农民社会地位下降等原因造成了近年来农村家庭养老功能的逐步淡化、弱化。而土地、家庭储蓄和农民自身的养老能力都难以担负起老年农民的生活保障[7]。
尽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必要建立，可是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能否建立起真正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呢？一些文献对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约束性进行分析后指出，由于我国资金有限，而城市又处于经济改革的中心，在资金的竞争性使用中具有优势；而且福利国家的困境对政府的警示作用使国家不敢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投入太多，因此现阶段我国尚无能力建立真正的全国范围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只能以局部地区的社会保障作为替代[8]。杨翠迎、张晖等人分析了我国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可行性，认为目前建立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不可行的，只有东部和中部一些省份才具备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9]。从世界经验来看，马利敏认为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及大比例的农村人口决定了现在不宜把农业家庭人口纳入帐户养老保险体系[10]。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诸多问题已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11]。这些问题中，有的是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有的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前者主要包括：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缺乏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和福利性。《基本方案》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资金筹集上坚持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这样，由于大多数集体无力或不愿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给予补助，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得不到任何补贴，在这种资金筹集方式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储蓄或鼓励性储蓄[12]，也正因为这一点导致了不可能强制要求农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如果要使这项工作开展下去，常常需要采取强制性的行政命令，这又违背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自愿性原则。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制度设计时就使其执行陷入了两难境地。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制度上的不稳定性。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基本上都是在民政部颁布的《基本方案》的基础上稍作修改形成的，这些办法普遍缺乏法律效力。因此各地对这一政策的建立、撤消，保险金的筹集、运用以及养老金的发放都只是按照地方政府部门，甚至是某些长官的意愿执行的，不是农民与政府的一种持久性契约，因此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实际上，我国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态度也时常发生动摇，导致了本来就心存疑虑的农民更加不愿投保。这也是缺乏法律保障的结果。
3)基金保值增值困难。《基本方案》规定，“基金以县为单位统一管理，主要以购买国家财政发行的高利率债券和存入银行实现保值增值。”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缺乏合适的投资渠道、缺乏投资人才，有关部门一般都采取存入银行的方式。但是1996年下半年以来，银行利率不断下调，再加上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要保值已经相当困难，更不用说增值。这一方面造成政府的包袱加重，现已出现参保的人越多，国家赔得越多的局面。另一方面，为了使资金能够平衡运行，国家原先承诺的养老保险帐户的利率只好下调，造成投保人实际收益明显低于按过去高利率计算出的养老金，使人们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信心更是大打折扣。D·盖尔·约翰逊指出，由于中国1993-1997年的投资收益率为负，负于从1993-1997年每年投入了同等数量保金的个人来说，他们积累的基金实际价值低于他们支付出的保费（D.盖尔·约翰孙1999）。
4)保障水平过低。《基本方案》规定，农民交纳保险费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分2元、4元、6元、8元……20元等10个档次缴费。但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乏信心等原因，大多数地区农民投保时都选择了保费最低的2元／月的投保档次。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情况下，如果农民在缴费10年后开始领取养老金，每月可以领取4.7元，15年后每月可以领取9.9元（王国军2000），这点钱对农民养老来说，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如果每月投保4元、6元甚至是10元，也仍然难以起到养老保障的作用。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包括：
1)基金的管理不够规范与完善[13]。1998年以前全国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收集、保管、运营和发放全是由民政部门一家负责，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而一地的民政部门又直接受制于当地的政府。因此当政府出现资金周转困难或有什么建设项目缺少资金时，有时就会要求动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对这样的要求，民政部门往往难以拒绝。因此各地挤占、挪用和非法占用基金的情况时有发生，基金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给今后的发放工作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2)机构管理费用入不敷出[14]。按照《基本方案》的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机构的经费可以按所收取基金的3%来支取。但是按规定提取的管理费难以满足开展业务的需要。有的市（县）提取的管理费连给职工发工资也不够，加上会议费、宣传费等，空缺更大。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机构的管理费都已明确规定不从保险基金中支取了（何承金等2000），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却仍然要靠这一渠道来解决工作经费。
3)干部群众在享受集体补贴方面差距过大[15]。《基本方案》规定：“同一投保单位，投保对象平等享受集体补助。”但在全国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执行过程中，同一个行政村的干部和群众却不平等享受集体补助。参加投保的绝大多数村和乡镇是补干部，不补群众；少数村都补的，也是干部补得多，群众补得少。群众一般一年仅补助3～5元，而干部补助少则几百元，多则数千元，上万元（彭希哲等1996）。这样大的差距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农村社会不公平，强化了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抵触情绪。
4)多种形式的保险并存，形成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吴云高1998）。在苏南地区，由于农村养老保险开展得较早，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养老保险形式：有民政部门组织实施的，有乡镇合作经济组织办理的，有社会保障局办理的，等等。它们各自为政，操作方法各不相同，导致了原本就“稀薄”的资金更加分散，缺乏规模效应。在其他地区，由民政部门组织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商业保险也产生竞争，虽然竞争本身可以给投保农民带来实惠，但由于政府的不正当干预，商业保险往往受到排挤，打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尽管存在着以上这些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不失为一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解决农村老年经济保障的重要方式。应当在现有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而不应全盘否定其积极作用。但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这一制度持否定态度。有人认为，“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不平衡”（田凯2000）；有人认为，“当前试点中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是一个能够担负起农村跨世纪社会养老责任的制度，需要更有效的制度来取而代之”（马利敏1999）；有的人甚至认为，这项举措“存在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王国军2000）。
三、农村社会化养老的区域研究
从实践情况来看，我国农村养老仍主要依赖于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行范围还十分有限。在众多的相关研究中，有相当部分的文献研究不同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行情况。文献表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域差异。王海江对农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发现农民所在省份对其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有显著的解释性（王海江，1998）。薛兴利等的调查也表明集体经济越发达、农民人均纯收入越高、村领导越强的乡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情况越好（薛兴利等1998）。从全国来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行情况是东部沿海地区显著地好于中西部地区，上海、江苏、山东等地区已达到较高的覆盖率，而在中西部大部分地区，推行这一政策十分困难。
但几个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其对老年农民的保障并非完全依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相反，他们往往是在《基本方案》的做法之外，发展了不同方式、各有特色的社会化养老。
1.苏南模式。苏南农村目前的老年保障模式是一种多形式并存的局面，其基本特征是“以家庭保障为基础，社区保障为核心，商业性保险为补充”（彭希哲等1996），上海市农村也基本上属于这种类型。这种社区保障是社区范围内统筹的制度，社区成员一般都享有类似的保障福利而不受其就业的那个企业的经营状况的直接影响。它在资金上主要依赖于社区公共资金的投入，而社区公共资金又主要来源于乡镇企业的盈利。苏南是我国乡镇企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因此集体有能力对社区成员的养老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彭希哲等1996）。民政部门组织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这里也有较高的覆盖面，但在资金筹集上，苏南模式有其独特之处：一是集体补助所占比例较高；二是基金筹集标准不是按照《基本方案》中的10个等级，而是被大大提高了，以适应当地的生活水平，确实保障老年农民的基本生活。比如上海嘉定区的实际操作中，个人年缴费标准分为3档：240元、180年和120元。企业缴费则按企业不同性质区分不同的缴费标准。农村“三资”企业，按上月农方职工工资总额的25.5%缴费；农村私营企业按上年度计税工资标准的25.5%缴费；农村个体工商户，户主按上年度计税工资标准的10%，为本人和农民帮工缴费。
2.山东模式。整个山东省的农村养老保障仍以家庭保障为主，但它是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几个试点地区之一，也是全国投保绝对人数最多的省区。在资金筹集方面，该地区基本是按照《基本方案》的规定来实行，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的比例很小，只占已交纳保险基金的约15%。而且其中的绝大部分补助给村干部、乡镇企业职工等“特殊职业”的人口。山东省农民的投保标准普遍很低，一般都是2-4元／月的水平（彭希哲等1996），因此未来的养老保障能力也很低。
3.广东模式。确切地说，这也是一种社区保障模式。它通过股份合作制乡镇企业中的年龄股和集体股来实现对农村老年人口的经济保障[16]。所谓年龄股就是个人所拥有的股份数额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因此老人总能拥有较多的股份。集体股是属集体经济组织或企业所有者所有，集体股的主要用途之一是作为公益金，老年福利支出是公益金十分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改革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对策和建议
针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在执行中出现的上述问题，许多文献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农村养老保障的发展提出了对策和建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应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扶持。不少研究者注意到缺少政府扶持是农民缺乏投保热情的根本原因，因此针对目前集体补助比重过小，国家扶持微乎其微的状况，均提出应适当提高集体补助的比重，加大政府扶持的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真正具有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福利性”，才能调动起农民投保的积极性。
2.应当确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地位，使其具有制度上的稳定性。国家关于农村养老保险的方针政策变化无常，不利于这项工作的开展。全国各地在这方面也没有规范统一的业务、财务及档案管理的规章制度，这都导致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稳定性。而通过立法是达到稳定政策的最好途径。
3.应提高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以解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支付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投资本身就是一门相当复杂的学问，我国这方面的人才非常稀缺；而且目前我国风险较小、回报较高的投资渠道很少，但是许多文献仍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路和改革的方向。比如，①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推行投资制，将部分养老保险基金交由专业投资公司进行投资，以提高积累资金的增值率。②由于农村养老保险以县为覆盖范围，因此基金大多集中在县级保障部门，其保值增值受到人才、信息、投资能力等方面的限制。因此可以规定，不能保证适当增值率的投资主体，要在一定期限内放弃投资权，将养老保险基金全部或部分上缴，由省级部门负责保值增值并承担责任。省级部门不能实现保值增值的，可以将基金交由全国有关机构管理。福建省就是采用的这种办法，效果比较好。
另外，王国军主张完全放弃现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另起炉灶，建立“从城乡‘二元’保障到基本保障、补充保障和附加保障的城乡有机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基本保障中，农业劳动者通过税收的方式，向全国统一社会养老保障机构交纳社会养老保障税，社会养老保障税率应按各地农民的收入水平、物价指数和人口预期寿命而分别制定；在补充保险中，如果农民受雇于人，超过一段时间后，雇主和雇工必须按雇工工资的法定比率向社会保障管理机构交纳社会补充保障费；在附加保障中，农民可以参加商业保险或个人储蓄的方式获得保障（刘书鹤等1998）。
五、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尽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经进行了10多年，也积累了相当多的研究文献，但由于为农民这类非雇佣的独立劳动者建立社会保障本身就是一个难题，而且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实力还不够发达，农村的社会生产力总体而言还比较落后，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因此到目前为止，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仍然有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其中比较关键的是以下几个：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筹资方式
许多研究者都提出应当在农村养老基金筹集时增加政府扶持的力度。但是这个“力度”应当有多大比较合适，即既能充分调动农民投保的积极性，政府又能承担得起？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如何？对于这些问题，都缺乏明确的定量分析，甚至连定量分析的框架的也没有，这样“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便缺乏科学的指导，难以落实。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管理机构设置
按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缴、管理和发放应当遵循三权分立的原则。但是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1998年以前基本上完全由民政部门独立管理，1998年以后移交给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也是一家说了算。权利缺乏监督是基金安全难以保障的关键，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机构设置应当进行改革。但怎样改，怎样体现权利的监督与制衡是目前已有的文献中研究得较少的问题。
3.城乡养老保险的衔接问题
我国现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障制度是完全不同的两套体系，两者不存在可换算的基础，根本无法衔接。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城市化的步伐将会加快，有更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将流向城市，两种不相衔接的养老保险体系将成为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因此，王国军提出了“‘三维’的城乡有机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是非常有益的尝试，但其中有一些关键问题仍无法解决。比如在基本保障中，国家是否给予补贴？如果给，给多少比较合适？如果不给，较富裕的农民是否会感觉“吃亏”而不愿参加？因此关于这个方案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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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局民办教育考察组
×（××年月日）
×为了大力推进“一化两率先”工程，促进我市民办教育健康快速发展，××年月日至月日，市教育局民办教育管理处牵头，组织县区教育局民办教育负责人和全市规模较大的民办学校校长、举办者，由市教育局局长助理欧阳超英带队，对浙江省台州、绍兴两市的民办教育进行了考察学习。通过座谈交流和实地参观，我们深切感受到台州、绍兴两地民办教育的蓬勃生机，获得了许多宝贵经验和有益启示，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我市民办教育的发展。
×一、台州、绍兴基本情况
×台州市位于浙江省沿海中部，全市陆地面积平方千米，浅海面积万平方千米，人口万人。市区由椒江、黄岩、路桥个区组成，辖临海、温岭个县级市和玉环、天台、仙居、三门个县。年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台州地区，设立地级台州市。台州是中国最主要的服装机械生产和出口基地，服装机械产值占全国行业总产值的、世界产值的左右，曲折缝机和裁剪机已占有世界市场约的份额。台州家电工业发达，是国内最大的制冷配件生产基地之一，所产制冷配件国内市场占有率逾，为国内外众多著名空调、冰箱生产企业配套；冷柜产销量连续多年居全国同行前列，市场占有率达以上；空调器出口意大利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厨房系列和卫浴系列，在国内市场占有相当比重，压力锅、不粘锅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和左右。
×绍兴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浙江省中北部杭州、宁波之间，下辖绍兴县、诸暨市、上虞市、嵊州市、新昌县和越城区，面积平方公里，人口万，其中市区面积平方公里，人口万。绍兴历史悠久，名人荟萃，原创：素有水乡、桥乡、酒乡、书法之乡、名士之乡的美誉，是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是长江三角洲南翼重点开发开放城市。绍兴是我国经济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之一，××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亿元，人均超过美元。绍兴经济发展以民营为主，民营经济占经济总量的％左右，第二产业尤为发达，第二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在％左右。绍兴专业市场遍布全市，全市共有商品交易市场家，××年成交额亿元，其中年销售超亿元的有家，超亿元的有家。中国轻纺城年成交额达亿元，是我国最大的轻纺产品专业市场、亚洲最大的布匹集散中心。绍兴历史悠久，地灵人杰，文化底蕴深厚。绍兴以其秀丽山川哺育了众多的志士仁人。如春秋战国“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东汉哲学家王充，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政治家谢安，唐代诗人贺知章，南宋诗人陆游，元朝画家王冕、诗人杨维桢，明代哲学家王阳明、书画家徐渭，清朝画家陈洪绶、任伯年、史学家章学诚等，以及近现代的“三烈士”徐锡麟、秋瑾、陶成章，学界泰斗，文化巨匠鲁迅，开国总理和范文澜、、竺可桢等。
×二、台州、绍兴民办教育发展情况
×深厚的文化底蕴、发达的经济水平和强烈的民营意识，孕育了台州、绍兴快速发展的民办教育。
×台州、绍兴民办教育起步早、发展快，走在浙江省乃至全国前列。台州市到××年底，共有各级各类民办教育机构个，其中幼儿园所，小学所、初中所、普通高中所、职业中学所、专修学院所、成人培训学校所；民办学校在校生万人，教职工总数万人，校园占地面积亩，学校资产总值达亿元，民间办学总投资达亿元。初步形成了学历教育、文化助学、技能培训、艺术体育训练兼容并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齐头并进的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民办教育体系，涌现了一批办学指导思想端正、办学质量较高、管理规范、环境优美的民办学校。
×绍兴市民办教育起步于世纪年代，办学形式多样，有派或工商联等社会团体参与，有企业和个人投资或集资办学，有政府部门与企业或个人联合办学。民办教育成为绍兴教育发展新的增长点，目前全市有学历教育民办学校所（不含幼儿园和培训班），占地面积余亩，在校生多人，教职工名，累计投入资金多亿，投资额在亿元以上的学校有所，优秀民办学校占浙江全省总数的。绍兴诸暨市民办教育发展最快，经教育部门批准的民办学校共有所，其中幼儿园所、普通中小学所、职业学校所，在校生人，占全市在校生总数的。年，海亮外国语学校顺利建成，年，天马实验学校和荣怀中学相继落成。这所高起点、高规格的民办学校的兴起，成了诸暨民办教育发展里程碑上的亮点。
×三、台州、绍兴民办教育发展的特点
×台州、绍兴民办学校起步早、起点高、投入大、质量好，呈现出如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投入主体多元化。台州、绍兴的民办学校投资者呈现多元化特点，有的是企业投资、有的是社会团体投资、有的是自然人投资，有的兼而有之，还有相当一部分学校是混合所有制投资。台州市椒江区的书生中学就是由椒江个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之间，筹集股份资金万元创办的中国第一所教育股份制的民办学校。中国著名教育家魏书生先生任法人代表、校长，区教育局副局长陶仙法兼任常务副校长。如今书生中学已发展成为资产规模逾亿元的书生教育集团，办有书生中学、书生小学和书生幼儿园、通巨幼儿园、成人教育中心、书生素质教育实践基地等教育机构。
×台州市东港双语学校，是全国第一所混合所有制学校的民办学校，在亿元的总投资中，当地民营企业的投资占，椒江区政府作为投资一方占的股份。此外，区政府每年根据招生数额的实际情况，向这所学校下拨万元以内的学生公用经费，连续补助年。
×绍兴诸暨市天马实验学校由该市天马房地产开发公司独家出资亿创办，是一所从幼儿园到高中既相对独立又集中管理的完全学校。学校占地亩，建筑面积万平方，有个教学班。绍兴越秀外国语职业学院则由绍兴新昌合成化工厂、民盟绍兴市委和绍兴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我们参观的学校中，只有台州市路桥区蓬街镇私立中学是个人投资办学。
×（二）政策扶持具体化。从年颁布的《台州地区社会力量办学若干暂行办法》，到后来制定颁发的《关于进一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若干意见》，台州市对民办教育特别是民办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也因此促成了台州民办教育在办学主体、办学体制、经费投入机制上都出现鲜明的多元多样的特征来。
民办教育在土地征用和建设配套等各项税费减免上享受与公办学校同样的优惠政策；在收费上，根据生均培养成本自行确定学费和住宿费标准。在本市缴纳所得税的企业用税后利润在本地投资办学的，与其投资额对应的企业所得税地方所得部分用于办学的，由同级财政全额予以补助。教师在公民办学校间可相互流动。各级各类公办学校的计划外招生，要在保证其同类民办学校完成当年招生计划的前提下进行。同时对办学成绩显著，被评为国家级、省级和市级优秀示范、重点学校的教育机构，每年度分别按应使用教师数的／⒊／和／给予相当于公办教师平均基本工资数额的奖励。
对自建校舍举办学历教育和学前教育的教育机构，在学校规范招生、规范办学的前提下，可采取以奖代补的办法给予鼓励支持，在校生超过人的，每年奖励万元；在校生超过人的，每年奖励万元；在校生超过人的，每年奖励万元。
×对自建校舍举办中、高等职业教育的教育机构，按每一个毕业生奖励元的标准给予奖励。对自建校舍举办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超过人，且管理规范、教育教学质量较好的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当地政府按公办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经费不少于％给予补助。
×绍兴市诸暨市还出台优惠政策，对民办学校招收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收费标准与公办学校相同且单独编班，市财政拨付与公办学校相同标准的公用经费和人员经费；高中阶段按市教育局统一规划招收初中毕业生，在收费标准与公办学校相同的前提下，市财政拨付与公办学校相同标准的人员经费。
×（三）教师流动规范化。台州、绍兴两市在民办学校教师管理上的做法基本相同，教师招聘和流动都统一纳入教育主管部门管理之下，人事关系放在教育局或人才交流中心。本市公办学校教师应聘到民办学校任教，保留公办教师身份不变；离开民办学校愿意回到公办学校的，教育行政部门应予以妥善安排。聘用外地优秀教师，经学校所在地主管部门批准，并且服务期在年以上，男周岁以下、女周岁以下，可由学校主管部门重新建档，在医疗、养老保险等方面享受公办教师的同等待遇。另外教育行政部门还可以派出公办学校领导和教师到民办学校工作，以此来加强民办学校的师资队伍。民办学校教师基本没有后顾之忧，当地政府规定，不管是民办学校教师，还是在公办学校教师，年前参加工作的，养老保险都视为已交，以后继续交纳养老保险可由现学校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办理退休手续。两市都规定，民办学校教师的流动必须在教育行政部门的统一管理下进行，招聘新就业的师范院校毕业生也要纳入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划，聘期不得低于年。由于这些措施的保障，其民办学校教师队伍非常稳定，教师流动非常有序，从而保证了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
×（四）内部管理科学化。台州、绍兴民办学校的管理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台州结合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创造出的新的办学模式——教育股份制，这个概念的具体内涵指：以入股集资取得社会资本的使用权，以持股份额分配股息（不可分红，积累用于办学再投入）和承担有限风险，以招聘校长实行科学管理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一种创新制度。这一模式采用股份制方式融资，分离了资产所有权和学校管理权。影响最大的是台州市椒江区“书生教育实业有限公司”，该教育实体是由台州市第三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等个法人共同发起创办，除了个法人股外，另外以万元一股向社会公开筹集资金，到年月共筹集资金万元，创办了书生中学。以书生教育实业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台州教育股份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双法人的运作结构和公司制管理方法。其模式中管理系统由股东大会、监事会和董事会构成，操作系统则由公司和学校双法人构成。股份公司为资本运行机构，负责筹集、使用和经营资金，致力于为教育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和按比例向股东支付股息；学校为教育运行机构，负责资本管理，致力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教育股份制中，股东大会、监事会、董事会、公司和学校各司其职，投资方、股份公司、学校职权分明，从而确保教育效益与资本效益双丰收。在学校内部管理上，各学校也都按照现代教育制度和企业管理制度，实行科学化、规范化管理，实行教师聘任制、岗位责任制、结构工资制、考核奖惩制，重视人本管理、目标管理、制度管理，使管理工作安全、高效、有序、规范。
×四、台州、绍兴民办教育对我市民办教育发展的启示
×建市以来，特别是年以来，我市民办教育发展很快，学校数量、办学规模和办学档次都有很大提升，民办教育成为我市教育发展新的增长点，在市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对照浙江台州、绍兴两地的民办教育发展，我们明显存在着投资主体单一、资金注入不足、办学规模偏小、扶持力度不够等问题。为了进一步加快我市民办教育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一）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一要切实贯彻落实国家和地方关于民办教育的一系列扶持和奖励政策。《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七章对民办教育规定了条扶持与奖励政策；年市政府出台的《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事业的意见》中也规定了一系列的鼓励扶持政策；建市以来，各县区也相继出台了一些鼓励扶持政策措施。对这些已有政策措施，要进一步落实到位；有些条款笼统、不具体，或者仅仅是原则性的规定，要进一步具体化，给民办学校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二要通过当地党委政府对民办学校在建校用地、贷款、基建规费、教师流动、专项奖励基金等方面制定更加优惠的扶持政策。特别是要真正打通公办教师向民办学校流通的渠道。三要切实解决好教师的养老保险问题。教师在公办学校期间的养老保险要由原来渠道补交到位，或参照浙江的做法视为已交；同时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敦促和支持民办学校按规定办理教职工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险，劳动保障部门要按事业单位性质给民办学校教师办理养老保险，从而彻底解决教职工的后顾之忧。
×（二）提倡和鼓励大型企业、名牌学校创办民办学校。大型企业资金充足，影响力大，具有投资办学的优势，其税后利润在本地投资办学的，与投资额对应的企业所得税地方所得部分可由同级财政予以返还。原创：名校带民校、名校创民校是进一步放大优质教育资源，发挥民办机制活力的有效手段。省、市重点中学、示范初中、省实验小学、省示范性幼儿园，结对带一所民办学校，定期派人到民办学校协助管理，派教师去授课，开展教育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的交流，有利于促进民办学校的健康发展。名校利用自己的优质教育资源创办民校更是一条发展壮大宿迁教育事业的捷径。
为借鉴学习兄弟县市在城市建设中的好经验、好做法,7月6日,我县组团到等地考察了城市建设工作。考察团由县委副书记为团长，县政府副县长为副团长，部分县直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部分重点乡镇的党委负责人等共21人参加。考察团先后学习考察了等地的城市建设，通过学习考察，使大家开阔了眼界，丰富了见识，学习了经验，看到了差距，启迪了思维。现将考察情况汇报如下：
一、学习考察的基本情况
此次学习考察活动主题明确，主要学习考察兄弟县市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通过听、问、看等方式先后听取了城市建设经验介绍，实地察看了城市建设现场，既有理性认识又有亲身感受。县国土面积3000平方公里，人口近30万，辖15个乡镇、181个行政村。近年来，通过实施迎宾大道、公园、公园、出口路改造等项目建设，城市面貌快速改观。县国土面积1641平方公里，辖17个乡镇，总人口31.5万人。近年来，通过创新征地模式，主打了新区和文化艺术中心建设，城市品位迅速提升。县国土面积2878平方公里，辖16个乡镇，260个行政村，人口75万。近年来，通过破解资金、用地、招工等难题，将项目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和“主推手”，有力地促进了县域经济社会跨越发展。市国土面积1722平方公里，辖18个乡镇，总人口82万。近年来，通过主动融入特大城市建设，激活民营经济，形成了家具、矿产品、成衣、食品等县域经济主导产业，被称为“的温州”。他们的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在很多方面能够服水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签。
二、主要体会与感受
这次学习考察，我们深切感受到兄弟县市强劲的发展态势、浓厚的建设氛围和大胆创新的实干精神。他们科学务实的城市规划理念、灵活高效的征地拆迁模式和令人瞩目的城市建设业绩，发人深思、催人奋进，主要感受有五点：
（一）规划起点高。如县20__年通过大力开展“城市规划编制年”活动，实施了历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规划编制工作，是城市规划经费投入最大的一年，是专项规划编制项目最多的一年，是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项目最多、编制面积最大的一年，修编完成了《县城市总体规划（20__-2030）》；编制了《县近期建设规划（20__-2015）》和客家围屋文化旅游城、龙翔片区、新都片区、金华片区及深商产业园、浙商产业园等区域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全年新增控规面积23.4平方公里；市积极策应与大“同城化”发展的要求，进一步明晰的城市发展定位，坚持规划先行，在加强与大相衔接的基础上，突出抓好赣南大道入城节点、大广高速出入口和南出入口节点等城市节点设计，把城市节点作为城市的“展厅”、“门面”和“会客厅”。
（二）征拆模式新。把补偿当作“了断”，把安置限于安居，这是目前许多地方开发建设、征拆补偿较为普遍的作法。征地拆迁往往是一锤子买卖，一次补偿、钱地两清，开发建设主体总是把利益的天平倾向自己一方，把征地拆迁补偿和失地农民安置，作为利益的对立面来看待，很少考虑失地农民的后路，这种利益上的本位主义，使征拆对象和失地农民既伤利更伤心，造成用地方和供地方的情绪对立，导致征拆工作成为“天下第一难”。如何有效化解征拆难题？县以迎宾大道项目为试点，改革传统的拆迁安置方式，全面推行产权调换房安置方式，具体来说就是做到“四个一”：
1、树立了一个好理念。一是拆迁让群众说了算。改变以往拆迁由政府说了算的做法，把决策权交给群众，充分保障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通过走访群众、问卷调查、会议座谈等形式，就项目规划建设、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等重大问题，反复征求群众意见，特别是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补偿安置问题，专门召开听证会，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拆迁户代表的意见建议最终确定征收补偿方案。二是利益让群众最大化。在拆迁补偿标准和安置政策的制定上，找准政府与群众利益的最佳结合点，在确保群众合法利益的前提下，让群众在政策范围内最大限度受益。三是服务让群众最满意。改变以往拆迁工作，政府既当指挥员，又当裁判员的做法，把更多的政府职能转向服务员的角色，通过与拆迁户交朋友，真心实意为群众做实事、办好事、解难事，切实帮助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做到以诚动迁、以情拆迁。
2、制定了一个好政策。一是合理确定补偿标准。在制定征收补偿方案时，改变以往政府与拆迁户相互争利的做法，既考虑到群众的利益，又结合本地市场行情，在多次调研、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合理确定房屋拆迁补偿标准、安置方式、返购价格和市场均价。二是适当出台优惠政策。实行拆迁店面同等面积安置店面，对在限定时间内签订拆迁协议的，除按相关文件规定进行补偿外，按其合法有效建筑面积的25%增加奖励安置面积，产权调换房两年内自愿 转让的，可直接办理到受让人名下等。三是公平公正执行政策。针对以往拆迁工作中存在“早签吃亏、晚签得利”现象，建立了“五公示一监督”新模式，即对政策依据、补偿标准、安置方式、奖励措施等进行公示，成立专项监督审计小组，有效确保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公开、公平和公正，消除了群众对拆迁的疑虑。
3、组建了一支好队伍。一是党政领导勇于担当。成立了以党政主要领导任总指挥，部分人大、政协副职任副总指挥的项目指挥部，把整个拆迁战线分成若干个责任段，分别由指挥部副总指挥分段负责，并成立综合协调、规划编制、征地拆迁和工程协调等若干个工作组，负责协调解决拆迁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二是抽调人员集中攻坚。从27个责任单位抽调了84名素质高、能力强、具有拆迁工作经验的干部充实到拆迁一线，所有抽调人员与原单位脱钩，统一接受指挥部办公室管理，实行集中办公、统一签到，一边倒开展工作。三是责任单位包干负责。对所有拆迁户分别落实包干县领导、包干单位和相关乡镇，由包干单位与指挥部签订《征地拆迁包干责任状》，实行“六包”，即包政策宣传、包安全稳定、包协议签订、包弃房、包拆除、包后续工作。
4、建立了一套好机制。一是建立定期例会制。每周三、周五定期召开指挥部副总指挥、工作组组长、办公室成员单位参加的专题调度会，听取工作进展情况，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二是建立定期通报制。每天对各单位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汇总，每周按完成工作任务量，对各责任单位进行排名，并将排名情况，以手机信息的方式通报给县四套班子领导和单位主要负责人。三是建立考核奖惩制。出台了《县在急难险重工作一线锻炼考察选拔干部暂行办法》，对拆迁任务完成好的单位给予通报表彰，对表现优秀的干部给予优先提拔重用。同时，对未完成任务且排名后3名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对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四是建立倒计时推进制。对各项工作限定完成时限，制定倒计时时间表，明确目标、量化任务和落实责任，实行倒计时推进。五是建立以拆违促拆迁制。集中精力、人力和物力，对金塘返迁安置区77户违章建房户进行了，彻底扭转了拆迁拆违工作的被动局面，促进了拆迁工作的开展。六是建立一户一策制。由包干责任单位负责，对全部拆迁户建立工作台账，全面摸清拆迁户的家庭基本情况、社会关系、主要诉求，采取“一户一策”的办法，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
（三）项目投入大。如市近两年共安排各类建设项目100个，投资总额达380亿元，其中城建项目66个，计划投资228亿元，实际完成投资116亿元。在保障房方面，完成了3600套公租房、1252套经济适用房和800套廉租房、400户棚户区改造建设任务。在民生项目方面，建成了文化艺术中心、百家和谐城等工程。在园区市场建设方面，加快推进了1000亩泓泰家具市场和5000亩家具产业园建设，规划和启动了占地500亩的灯饰照明市场、占地3000亩的龙华循环经济产业基地（一期）、占地5000亩的镜坝节能照明产业基地（一期）；县在县城南部主打新区建设，新区规划总面积3795亩，基础设施计划总投资达4亿多元。并以一条长3.8公里、占地1207.5亩的渥江生态景观带为依托，规划建设了高品质景观绿化植物园。同时，在县城新区投资建设了占地面积95.5亩、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总投资达3.4亿元的国内一流文化艺术中心，成为该县集休闲、娱乐、文化、体育、商贸和行政办公等功能于一体的高品位城市公共服务综合区。
（四）融资渠道活。如市为破解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资金“瓶颈”制约，20__年组建了城市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城市建设投融资平台，将收储土地和其他国有资产打包作公司资本金，以项目为依托向银行融资投入城市建设，实现融资、投资、资产管理和资本的市场化运作，为城市建设的资金投入提供可持续的来源。同时，还积极经营城市无形资产，采取BT、BOT、TOT和PPP等方式筹措建设资金。目前相关模式已成功运用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县在采取BT模式运作新区开发中，要求项目投资方在项目建设中，首先建设好新区的绿化景观及部分基础施设，前期投入资金待新区开发用地拍卖后支付，有效地解决了政府投入资金紧缺的难题。
（五）推进机制实。如县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成立重大项目推进办，并下发了《县2013年重大项目建设推进工作意见》。坚持一周一督查。各项目责任乡（镇）、单位及时调度项目进展情况、困难、问题，并于每月初将情况报县推进办。坚持半月一小结。每半个月县分管领导召开阶段小结会，总结项目推进情况。坚持一月一推进。原则上由县政府主要领导每月召集县推进指挥部召开联席会议，研究部署、协调解决重大项目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坚持一季一调度。由县委常委会每季度对重大项目的实施推进情况进行分析通报，重大问题不定期向县委县政府专报，并将有关信息向社会公布。坚持一年一考核。每年组织一次项目建设考核工作，并进行全县排名。年内组织一次全县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巡回观摩，在年底前组织一次“看特色、看变化”活动。实行一项目一档案。逐个建立重大项目台帐，确保项目情况的真 实度；市为加强重点建设项目的管理，专门出台了《市重点建设项目管理办法》，从部门职责、项目确定、开工准备、项目实施、工程验收、资金管理、责任追究等方面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有力地推动了项目建设和管理。
三、几点启示和建议
兄弟县市城市建设的实践证明，要在更高起点上推动我县的城市建设工作，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不移的做美城市，坚定不移地改善民生，坚定不移地加大投入，全面掀起上项目、兴产业、促发展的，切实加大重大项目推进力度，有力促进全县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质、提速、提效。
（一）坚持先谋后动，规划引领。坚持规划先行，要在加强与瑞金都市区规划融入与对接的基础上，高起点展开规划编制，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操作性。加快“东进南扩”战略，走组团式、片区化的路子，打造月亮湾新区、城南、城北等城市综合体，快速拉开城市框架，合理优化城市结构，科学布局城市功能。待市人民政府批复后尽快实施好县城第四轮总体规划，并在第四轮总体规划的指引下，尽快完成各项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各类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
（二）坚持突出重点，项目带动。2013年，我县计划实施178个项目，总投资约354亿元，年内完成投资约175亿元，其中城建项目75个，总投资约129亿元，年内投资约72亿元。下一步，就是要进一步突出项目建设重点，做到以点串线，以线带面。一是要着力主攻月亮湾。在确保整个新区项目齐头并进的基础上，重点突出安置区、新区路网、河道防洪堤、三个中心、公园绿化、第四小学、第四中学、出让地块等关键环节、关键节点建设，以月亮湾新区的建设速度来带动全县各个项目建设的进度。二是要着力打通“主动脉”。全面加快会杉线升级改造、环城南路、城区三个出入口升级改造、206国道东移、百里湘长绿色生态长廊建设，使对外交通更加便利。三是要着力梳理“微循环”，在全力推进城区路网畅通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好同济大道拓宽、清平乐大道、文园路、沿河南路、教育大道北段、湘贡路、贡滨东路、林岗三路、湘南四路、翠竹路建设，打通城市“断头路”，增强城市道路的衔接性和通畅性。四是要着力做强工业园。必须把台商、九二等园区当作承接产业转移、加速产业集聚、培育产业集群的主要平台来抓，当作做大城市规模的重要途径来抓。进一步完善园区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特别要加快排污、供水、变电站等设施建设，提升园区功能。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投入机制，鼓励和吸引多种投资主体以多种方式参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回顾整个危机由爆发到发展至今的局面，可以看到，这一由次级抵押债券而引发的危机，并非一次偶然的事故，而是有着深层次的根源，而这一根源就在于美国扭曲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不平衡的经济结构。
为了揭示这一原因，先来了解次级抵押债券及其涉及到的一系列证券化产品的风险结构问题。次级抵押贷款是美国为了向较高风险的借贷者(主要是相对贫穷的少数人群，如西班牙裔及非洲裔)提供住房所有权机会而设计的一种金融产品。与优级贷款相比，次级贷款的借款人平均信用评分较低，而“贷款价值比”和“债务收入比”较高。次级贷款以浮动利率贷款(ARM)为主，大多数是“2/28”或“3/27”这类的复式结构。这类复式结构的抵押贷款通常是在30年期内分期偿还，在前2(或3)年中采用固定利率，而之后则采用在Libor基础上加上一定的溢价调整利率。由于这种浮动的结构，借款人对于利率和房屋价格的波动十分敏感。因此，次级抵押贷款具有相对更高的信用风险。次级贷款发放机构大多数不能吸收公共存款，而是以信贷资产证券化作为主要的融资方式。通常情况下，次级贷款金融机构将借款者的个人住房抵押债权转给(或卖给)特殊目的机构(sPV)，这些住房抵押品汇聚成资产池，SPV就将这些资产打包，以债券的形式出售，即所谓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RMBS)。与传统的证券化不同，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subprimeRMBS)一般具有XS/OC结构，这种结构具有对房价十分敏感的特征。为了获得更高的资产收益，金融机构在RMBS的基础上，进行了新一轮的证券化。证券化链条的这一环节即所谓的“担保债务凭证”(cDO)。CDO是以中间段的RMBS和其他债券，如其他资产支持证券(ABS)和各种公司债作为资产池发行的证券化产品。而CDO的中间段又可以不断注入另一个CDO资产组合中去，形成所谓CDO平方、CDO立方等衍生品。这样，通过一系列的证券化产品及其衍生品，使得次级抵押贷款的风险在整个金融部门分摊开。证券化中的MBS、ABS、CBO等产品，最终都是以次级抵押贷款作为基础资产，因此，次级贷款的运行状况直接或间接地决定这些产品的市场运行。但是由于过度衍生导致证券化产品的复杂性，而形成信息极度不对称的市场，购买者看不到违约的风险，即使坏账发生，在二级市场中的传导也很缓慢，因此过多的金融产品被购买，使得次级贷市场更加膨胀。
尽管次级贷在风险结构上存在着天生的缺陷，但令其演变成一场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联储长期的低利率政策。2001年以来，为了弥补IT泡沫破灭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经过13次降息，到2003年6月25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到1％，创45年来最低水平。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直接导致市场中流动性过多，多余的流动性注入房市，从而使房地产价格被拉升，作为次级贷抵押品的住房不断升值。这样，信用评级很低的借款人，也可以凭借不断升值的房地产，获取新的贷款，来偿还旧债，并且可以用富余的贷款来支付超额的消费开支。在低利率、高房价的情况下，次级贷的信用级别不断被调高。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养老金等机构也将多余的流动性投资于住房抵押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住房抵押贷款市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而次级贷市场也迅速扩张。2003－2005年，是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发展最为迅速的阶段，美国次级贷款余额从2003年的4000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14000亿美元，占房屋抵押贷款的比重也从2003年的5.4％左右上升到2005年的接近14％。但是房价不可能永远持续地增长，必然会回落。2003年，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为防止通货膨胀反弹，从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美联储连续17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美联储不断升息导致住房贷款市场利息率的上升和房价的下跌。这样，在房市上涨阶段进入的借款者，多数并不具备偿债能力，而在利率升高、房价下降时，抵押品也随之贬值，从而信用级别也不断调低，违约率提高，信贷的链条开始出现断裂，从而引起危机爆发。
然而究其本质，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扭曲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不平衡的经济结构。一方面，美国经济增长依赖于其过度的消费。美国GDP中占比最大的是消费支出，约占GDP的70％，而生产部门所占比重不大。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消费逐渐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特别是2000年以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在八成左右。200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至达到120％。至2008年底，消费贡献率较80年代初期提高了近20％。在以消费驱动增长的经济中，政府必然会鼓励消费，扩大信贷的规模。根据美联储的统计数据，美国的全民负债总额相对于GDP的比例已从1997年的255.3％，上升至2007年的352.6％；这其中，房地产和金融产品的比例分别从1997年的66.1％和63.8％上升至99.9％和113.8％。这期间，就导致了次级贷市场膨胀，产生了泡沫。然而过度的消费，使得储蓄不足，最终导致贸易逆差过大，经常账户赤字增加。而不断增加的经常账户赤字最终又会导致美国汇率的下降，从而使进口商品价格升高，产生通货膨胀压力。为了平稳物价，货币当局必然会提高联邦利率，进而导致金融市场泡沫破裂。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结构不平衡，虚拟经济过大，而实体经济则相对较小。根据国际清算银行保守估计，2006年底美国境内的股票、债券、外汇、大宗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值约为400万亿美元，为美国13万亿GDP的30倍左右。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最终导致经济泡沫化，金融部门过度杠杆化。而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对不平衡，难以支撑虚拟经济的发展。这样，资本价格不断被拉高，最终导致泡沫破灭、信贷链条断裂。而银行等信贷部门，为了应对危机，则开始去杠杆化过程，原先支持金融市场的大量复杂的组合、杠杆放大的投资工具被解散。衍生品市场萎缩、相关行业受创，市场流动性因此大幅缩减，并导致经济遭遇衰退。
2、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首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金融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金融危机给抵押贷款发行机构、次级贷债券市场及其他金融衍生品市场均造成了直接的损失。华尔街的金融机构面临着严俊的风险考验，承受着直接的财务损失和间接的市场损失，多家金融机构受金融危机所累而濒临破产。其次，受金融系统动荡的影响，股票指数急剧下跌；同时，由于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担忧、对当前危机的恐慌以及对未来市场的悲观情绪，也使得股指加剧了下跌。从2007年11月到2008年10月一年的时间内，道琼斯指数由13370余点下滑到了9330余点，跌幅达4000余点；纳斯达克指数由2660余点跌至1720余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也由1480余点跌至960余点。第三，由于信贷收缩导致对房地产需求下降；但是大批无法偿还贷款的借款人却只能被迫出售房屋，这又导致供给增加。大量的房屋卖不出去，使得原本不景气的房地产市场增加了价格进一步下跌的压力。而金融危机对于美国消费市场的负面影响也十分显著。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借款人的债务状况恶化，而直接影响其消费能力，特别是部分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弹性较高，而受到的影响较大；抵押品权益赎回金额占消费比重开始下降，这部分通过再融资创造的消费被挤出；资产价格下跌，使得财富缩水，从而影响支出；对于可能失业的担忧也会促使消费者削减开支。第四，由于对消费及虚拟经济依赖较大，美国实体经济也遭受了负面影响，开始下滑。数据显示，2008年第三季度美国GDP负增长0.1％，消费者支出大幅削减，导致美国经济折合成年率收缩0.3％。而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一项劳工失业率统计月报显示，2008年10月份，全美失业率达到6.5％，新增失业人口24万，总失业人口达到1010万。
金融危机对全球其他国家的经济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一方面，金融部门直接承担损失。由于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其他国家的银行等金融部门购买了美国的公司债或金融衍生产品，而这些产品可能直接或间接与次级贷款相关，而导致坏账。银行为避免风险，收紧信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升高，货币市场动荡加剧。金融部门的恐慌，造成信贷危机，从而影响投资与消费，进而影响各国的经济。另一方面，美国消费的下滑直接影响全球的消费需求。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近年来，美国消费占全球GDP的比重持续上升。2007年，美国消费占全球GDP的18.2％。美国消费缩减直接影响其他国家的出口贸易，特别是很多以出口导向型增长为主的新兴国家，受到的影响更为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经济都面临着强烈的下滑风险。欧洲经济前景黯淡，2008年第三季度欧元区15国GDP萎缩0.2％，而第二季度也同样负增长0.2％。特别是以金融业为主的英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实体经济陷入萎缩，第三季度GDP负增长O.5％。英国工业联合会(cBI)的一项调查显示，英国工业订单已跌至5年来最低水平，商业信心指数跌至上世纪80年代初工业大调整以来的最低点。新兴市场国家纷纷告急，冰岛面临国家破产，匈牙利和乌克兰也因股市暴跌和通货膨胀，只能求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使本国经济免遭崩溃。而亚洲也未能幸免，日本经济陷入泥沼，第三季度GDP较前一季度下降0.1％，折合成年率下降0.4％。第二季度修正后较前一季度下降0.9％，折合成年率下降3.7％。韩国经济危机四伏，韩元币值2008年下跌了三分之一，并促使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韩国7家银行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四、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第一，金融危机对我国最为直接的影响在于我国持有的大量美国债券承受的损失。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9月末，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达到5850亿美元，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而中国持有的美国机构债也高达3700亿美元。中国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的70％左右是美元资产。一方面，部分债券受金融危机影响，存在违约的风险，会对中国造成直接的损失。另一方面，对于占我国持有债券比重较大的风险较低的美国国债，尽管在短期内可能会由于全球信贷危机，吸引大批投资者，而使其收益率走高，但是从长期来看，受美国资产价格暴跌、消费缩减、经济前景看淡的影响，美元及美国国债都面临着贬值的风险。
第二，我国资本市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发生剧烈震荡。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对市场的负面预期，对未来经济增长信心下滑，在我国股市由高点向下调整的过程中，更加加剧了下跌的幅度，并可能通过资本市场的“羊群效应”进一步放大。另外，尽管我国在资本账户上有所控制，但由于全球股市动荡，也会对我国股市产生消极的传导作用，加剧了动荡。上证指数从2007年11月份最高的6124.04点下跌到2009年3月份的不到2400点。股市下跌可能对实体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一方面，股市价格下跌使得投资者的资金流动性变差，因此消费者会缩减耐用品支出；而股票贬值也会使得投资者的预期财富下降，会通过财富效应，对消费产生消极影响，而消费下降对产出有直接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根据托宾的q理论，股票价格下跌时，托宾q值，即企业的市场价值与资本的重置价值之比会减小，企业倾向于减少投资，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消极影响。
第三，房地产市场也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主要通过资金层面和心理预期层面发生影响。在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前，中国的房地产业就已经开始了向下调整。而危机爆发之后，一方面，由于境外投资机构流动性紧缩，为了周转资金，可能会从中国的房地产中撤资，造成资金层面断流；另一方面，由于对市场不景气的预期，使得房地产商对于项目投资更加谨慎，而消费者受未来预期不确定性的影响，也会推迟购买，房地产市场进入观望状态。由于近年来房地产增长一直是GDP的主要增长点之一，房地产投资占总投资的1/4左右，如果房地产市场快速下滑，势必在短期内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而房地产相关的行业，如建筑行业、钢铁行业等也将受到直接的冲击。
第四，金融危机对我国产生的最为强烈的影响在于对出口的不利影响。出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中国经济中占据的地位十分重要。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流向国家，美国经济放缓、信贷收缩而导致的消费下降，将直接影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商品总量。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10月份我国出口额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9.2％，增速低于9月份的21.5％和2007年全年的25.7％；而最新的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1月份和2月份，我国的出口增长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了17.5％和25.7％，形势非常严峻。若剔除价格上涨等因素，我国出口增速下滑会更严重。出口下滑一方面会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例如，2008年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长仅6.8％；另一方面，出口导向型企业投资减缓，也会通过产业链条，最终作用于整个宏观经济。
第五，金融危机对我国产生的最为明显的影响体现在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统计，2009年我国将有1000万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挑战，其中包括610万应届毕业生和400万往届毕业生。另据2009年2月2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非正式估算，目前，失业和返乡农民工达2000万人之多。这不仅会对农民收入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还会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因此，当下解决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促进就业的重中之重。
3、我国的相应对策
金融危机爆发，我国面临的最主要的压力在于出口。这也暴露出我国过于依赖出口，而内需不足，在经济结构上存在的缺陷。面对危机，我国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一方面避免经济过快下滑；另一方面，也应适时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国内消费。
财政政策需在政策调整中起重要作用。政府应增加资本性支出，特别是对基础设施的投人，从而直接提升国内需求，刺激经济。同时，政府投资建设，增加了就业的机会，也将缓解由于房地产市场低迷而造成的的失业压力。另外，应增加社会保障、医疗及教育开支，使居民减少预防性储蓄，从而增加消费；税收政策方面也可适度放宽，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刺激消费；进一步改革增值税，降低企业税负，促进投资；调高出口退税率，缓解出口型企业的压力，以免出口过快下降。
货币政策应保证相对稳健、适度宽松。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面临严重下滑的风险和对潜在通货紧缩的忧虑，以及全球低利率政策的影响，因此利率可能进一步调低，信贷政策也有可能进一步松动。但是，应该看到，当前通胀压力虽然有所缓解，但是这主要是受短期内由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信心因素影响，及人民币贸易加权汇率升值而使进口产品价格下降而引起的，未来通胀压力仍有可能浮现。在通胀压力与通缩压力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应保持货币政策的相对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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