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9 15:51:2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五方杂处，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每天下班的路上，我都会听电台的相声广播。一段段相声妙语连珠幽默诙谐，即使堵车也没那么难受，似乎路程也没那么长了。有时听得上瘾，到家了都不舍得上楼。哪怕是听过多少遍的老段子，也得等到包袱抖出来才算完。这就是相声的魅力。
不过，在下班路上听相声唯独有一点最难熬，那就是相声段子里经常离不开各种美食，而且总是描述得绘声绘色。饥肠辘辘的时候听到这些，实在是让人煎熬。相声里的美食太多了，就说最传统的《报菜名》，里面的满汉全席咱是没吃过，也不眼馋。可大饼卷酱肉听着实在馋人。还有《吃元宵》，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买十个，吃完了再喝几碗甜丝丝黏糊糊的元宵汤。每次听到这个，都恨不得立即煮碗元宵吃。还有相声里讲吃烤鸭，除了用薄饼卷着吃，鸭皮蘸白糖，还有一种吃法是用现烤出来的热烧饼夹着吃。这吃法确实新鲜，正如相声里调侃的那样――“听相声长知识呐！”
那么，相声与美食，为什么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呢？我想，这是因为相声与美食一样，都是来源于民间的、集合了群众智慧的、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既然是传统文化，就会有无数的交集，融合在一起。
相声是天津老百姓听不腻离不开的。在这座九河下梢、五方杂处的城市里，相声不仅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习俗，甚至是一种习惯。在天津卫听相声，绝对不是曲高和寡的清高艺术，而是融入平常百姓生活的。在茶馆里喝茶水，嗑瓜子儿，冬天吃青萝卜，夏天吃西瓜，听完之后哈哈一乐，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回家的道上，想起刚才相声里提到的包饺子，突然馋这口儿了，于是买上一斤羊肉一棵白菜，回家包饺子去喽。这就是最普通不过的、爱听相声的天津老百姓的生活。
爱相声的天津人，没人不知道“二伯”的。在天津话里，这个“伯”字不念bó，而念bāi。“二伯”其人，就是一个亲切的邻家叔叔形象，热情、幽默、碎嘴子，还透着那么一股子机灵、善良和热爱生活。“二伯”，主业天津电台相声广播主持人，尊姓张名宸，资深吃货。他的拿手好戏就是在广播里用相声段子里的美食馋人，回家之后做好吃的拍照发到微博上馋人。以后，他又有了馋人的新途径，就是“二伯谈吃”这个栏目。一期栏目，三道美食，希望您看得开心，吃得解馋――那位说了，我看是看见了，怎么吃啊？别着急，二伯不是把做法都告诉您了么？赶紧回家，买点肉和杏鲍菇，做一碗香喷喷热乎乎的“二伯炸酱面”吧！
虽然，在现存史料范围之内，欲求了解此次民族迁徙之概况，其道亦非无由。其道惟何?曰，由于侨州、郡、县之纪载是。良以是时于百姓之南渡者，有因其旧贯，侨置州、郡、县之制。此种侨州、郡、县详载于沈约《宋书·州郡志》，萧子显《南齐书·州郡志》，及唐人所修之《晋书·地理志》中。吾人但须整齐而排比之，考其侨寄之所在地及年代等等，则当时迁徙之迹，不难知其大半也。兹编所述，即为依据是种
纪载，并佐以列传中材料，研究所得者。惟地理参差，于晋江左及南北朝为尤甚，沈约生方其时，犹有“巧历不算”《州郡志》序之叹，何况千数百年后之今人?故疏漏阙略谅所不免，但求能无大疵耳。
本西晋十九州，后分为二十一州。东晋初立，但在荆、扬、交、广、江、湘六州，徐州一半，豫州唯得谯城；司、兖、豫、冀、幽、并、平、雍、凉、秦、青及徐之淮北尽没北族，梁、益、宁则为巴氐李氏所据。东晋治下之地接受移民，北族治下之地输出移民；李氏则颇能与民休息，其民甚少外移，后又为晋所并，遂亦转而接受移民。见于晋、宋、齐《志》者，北方诸州并有输出移民，独平州无①；接受移民只限于江域诸州，宁、交、广三州无②。盖以平州僻阻辽域，所遭兵革之祸较浅，即须播徙，亦多近迁朝鲜，罕有远走江南者；宁、交、广，处荆、扬、江、湘、梁、益之南，北人之南渡者，极少有能越荆、扬诸州而至于此诸州者也。兹先以现行省制划分接受移民区域，分别论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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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志》云：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但遍查诸志，皆无以平州移民所创立之侨郡县。《宋志》盖概括言之，非是实指也。
② 此据侨州、郡、县之纪载而立言。实际其时中原流民之栖止地，自不限于侨州、郡、县之所在。林谞《闽中记》：永嘉之乱，中原仕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客家初次南徙，据近入研究，亦在此时。则中原人有远徙福建、广东者。惟本篇所述，专从大处着想，故未遑及此。
江
苏
江苏省所接受之移民，较之其他各省为特多，以帝都所在故也。见诸《宋志》者，计有侨郡二十三，侨县七十五①。其中来自北方诸省者，以山东占极大多数(十五侨郡、三十九侨县)，河北次之(一侨郡、五侨县)，河南、山西、陕西又次之(河南一郡、二县，山西三县，陕西一郡、一县)，独甘肃无。而本省及安徽省境内淮南、北之人，又多有侨在江南、北者(本省三郡、二十一县，安徽二郡、三县)。至侨民麕集之地，则江南以今之江宁、镇江、武进一带为最，江北以今之江都、淮阴诸县地为最。
兹据《宋志》，表苏省境内之侨州、郡、县如下．并以东晋、宋初及南齐之制之异于是者，列入备考焉。以次各省仿此。表中凡地名不标，见于备考中之侨地标以“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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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志》于晋、宋、齐三志中为最精，且《晋志》纪侨州、郡、县略而不尽，南齐时则已多并省，故兹篇论列，每举《宋志》以为表率。
② 本地侨地在今某省某县，悉据《大清一统志》。凡侨县之无确地可考者，即以其所隶郡之侨地为侨地。例如，承侨在何地不可考，以兰陵郡侨在武进，亦作武进。
《宋志》：“南徐州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南徐州今镇江武进一带)，实查则又有司州之广平郡，后省为县，豫州之南鲁郡，领鲁县，并隶南徐州。五方杂处，无远勿至，盖以此州为最。
安
徽
关键字：武汉 老房子 历史 意义价值 保护措施
中图分类号： TU24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 武汉老房子的相关背景
曾经有人说“一座城市没有历史，就如同一个人没有灵魂。老房子承载着城市的历史，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武汉在建国以来便成为了军事政治要地，这段历史赋予了武汉一个无可替代的灵魂，这座文化古城在经历了百年风霜后，沉淀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回忆。
多少岁月在这百年历史的时光中消逝，而那一座座带有历史痕迹的建筑在这历史的长河里又鉴证了多少或沉重或欣喜的过去。武汉素有“万国建筑博物馆”的美誉，自1861年汉口开埠以后，英，法，德，日等国相继在汉口开辟租界，建立领事馆，设立银行、工厂、教会等，随着西方建筑的兴起武汉建筑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原本由原始的木构架为主体支撑的建筑逐渐转变为融合了各国文化元素的欧式建筑，是欧洲传统文化与武汉特性的完美结合，这些百年建筑彰显着武汉辉煌的过去。
2武汉老房子里份的特色
2.1武汉老房子里份建筑的形式和风格特色
里份型住宅主要采用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对称格局，按其结构形式大体分为普通里份住宅、中档里份住宅和高档的里份建筑三种类型。
为了在夏天缓解武汉这一火炉城市的炎热环境，里份建筑在设计上不仅设计良好的通风，设置遮阴设备，并且将窗户设计为内外两层，内层为玻璃窗，外层为木制百叶窗。当阳光照射住宅时，关上外层百叶窗，既遮荫，又保证室内通风。
里份建筑的局部装饰尤为细致，木制门窗做工精细并结合传统的建筑设计风格。窗户隔栅上多有精美的雕刻，既美观又实用。传统的木制装修为里份民居增添了几分古朴和典雅。二十世纪30年代之后，新式建筑对装饰的讲究延伸到了大门、窗户以及山墙，且装饰更加融入了欧式风格。在总体布置上，更多地考虑朝向、通风、采光等要求。通过这些欧式风格与武汉特色的完美融合，我们可以追溯过去的光景，它们是城市的光辉历史与沧桑岁月最宝贵的见证者，这些汇聚了欧洲元素和本土风格的建筑，成为了街道上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2.2武汉老房子里份建筑的历史文化魅力
国家勘察设计大师崔恺曾说：“建筑之于我是一种审美，一种文化，一种交流。”此话用于优秀的里份建筑同样恰如其分。穿梭于里份民居之中，就如同走进一段仍在延续的历史之中并与历史进行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通过对话，我们可以领悟建筑师独具匠心的建筑构思和对建筑、对美的理解，可以重温对历史的回忆，我们可以从中感悟深层的文化内涵。里份一直被称做“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标本”，那精巧严谨的建筑结构，曲径通幽的宁静生活，以及汉派文化的浓郁厚重，无不令人神往。
里份中邻里关系非常密切，大家长年生活在那里，互帮互助，娱乐休闲，形成了融洽不可分的大家庭。里份的入口处都设有牌楼，牌楼标示着里份的名称，证明了这段历史的真实性。西方学者眼中武汉“五方杂处”的风貌就此形成于里份——“杂处”并不单体现在建筑上，也体现在里份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上。 里份不仅是物质遗产，也是饱含情绪的精神产品，其中蕴藏了深厚的文化意韵。
3武汉老房子的现状问题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也在不断膨胀，住房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那些老房子的处境岌岌可危。近年来，武汉市的旧城改造如火如荼，老城区大多被高楼大厦所取代。处于繁华地段的老里份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被拆除的对象。在发展武汉这个中心大城的同时，人们却忽视了那些赋予武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的历史产物。一些承载着历史沧桑和延续着老武汉文化的老街区、老房子被推倒了，一些很有历史文化韵味的老建筑被铲平了，这无疑是对武汉历史文化的践踏和摧残。有些建筑依旧风貌依旧，得到很好的修葺和保护。可是有些建筑却常年无人问津，有的因为常年失修变得残破不已，有的甚至被限令。
结语
对老房子保护措施要以恢复老街区的活力为宗旨。其中的改造设计与维护工作都是非常复杂而漫长的，不是某个单方挥挥手能够完成的任务。它需要有政府参与、居民义务、专家职责，以及来自社会各方的资金及技术等方面的投入共同协作完成。老街区对于武汉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意义是及其重大的，它让大武汉充满了重重的历史与文化气息，我们真的希望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有朝一日，她能重显风光让现代的武汉变得更有魅力!
老房子的保护它所形成的城市肌理、空间环境、生活形态、文化传统等，应该能够通过梳理、保护和再生，找到它在现代城市发展中可持续性的土壤。老房子的生存抉择并非是单向度的只是为自身寻求生存空间，而是与现代城市建设更健康、更和谐的人居环境的目标之间有着良性互动。
老房子不是城市发展的负担，而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采取怎样的策略，以协调和引导各方利益、规范法制、建立科学有效的政策执行过程，使老街区能在新的城市文脉环境中焕发独特的光彩，使它们与新的城市元素编织、交叠成多元复合的新的城市文脉，这是我们应该紧迫地思考和实践的。
参考文献
[1]. 武汉城市规划局.武汉市城市规划志[M].武汉:武汉出版社, 1999.
现在吃的用的讲品牌，老年间也一样，丁少爷的大号就是天津糖堆儿小吃行最响亮、最叫绝的名牌。丁少爷是谁?堂堂大少爷怎么又卖开糖堆儿了?这还得从头说给您听。
北门外富户“大关丁”
天津自明朝永乐年设卫，聚合而众，五方杂处。据丁氏家谱中的《天津大关丁氏支谱》中记载，丁家祖居浙江绍兴。随燕王扫北而至天津，堪称地道的老老天津卫了。丁家人喜好文墨，经常接触官家，一来二去有人就在天津钞关谋得了收税的差事。
钞关又叫常关、大关，在北门外南运河畔。老天津是万商云集的大都市，水陆便捷，舟车熙攘，货物进出无数。钞关就是收税的肥地方。在这里办事的除了丁家，还有胡家、马家、刘家等，俗称“大关户”。钞关设有税房和银房两个机构，税房收上来的银两。大宗的由银房化制成元宝上缴国库，剩下的零碎银子自然进了大关户的腰包。丁家就是这样的殷实门户，丰衣足食，养尊处优。由于大关户持有皇上特发的“龙票”，所以几代世袭，天津人久而久之就称之为“大关丁家”了。清朝末年。丁家少爷丁伯钰继承了这份差使。
丁伯钰的天津之最
丁伯钰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自幼就是锦衣玉食的公子哥，接手钞关那年才16岁。收税的事自不必说。单说两件丁伯钰在天津最牛、最露脸的故事。
那时候外国人刚刚发明了自行车，进口到中国的寥寥无几，价钱不菲。丁少爷有用不完的银子，就喜欢上了如此凤毛麟角的鲜儿，买!他舍下豪华的八抬大轿，骑上自行车在城里城外兜风，没有人不惊羡叫绝的。丁伯钰成为天津城第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春风得意的丁少爷也没忘了老街旧邻们。天津城厢当时没有路灯，丁伯钰每天晚上散差回家虽然是坐轿子，但是深一脚浅一脚很不方便。这哪成。于是丁伯钰自己掏钱买来上好的进口煤油，在他往来的路上安装煤油灯照明，同时方便百姓。李鸿章很快知道了此事。欣喜之余特别奏请朝廷。为丁伯钰赏戴花翎。丁少爷在街道装设路灯的善举一时间佳话如云。
大少爷自立卖糖堆儿
从小就爱对吃食刨根问底有研究的丁少爷也爱吃糖堆儿，串胡同卖的、摆摊卖的，他吃遍了多半拉天津城都觉得不顺口。据丁氏族人丁幼龄回忆，一次偶然的机会，老北京九龙斋的一位姓王的老爷子蘸的糖葫芦让丁伯钰叫了绝，到了几天不吃就夜不能寐的程度。丁伯钰一打听才知道，原来王老爷子曾在御膳房当过差。点心糖果小吃无一不精，蘸出来的糖堆儿当然有名堂了。于是。丁伯钰花大价钱把老爷子请到天津，请进丁家客厅，让老爷子表演蘸糖堆儿的手艺。从选果到最后吃到嘴里咂滋味，所有的一切细节。丁少爷看得一丝不苟，牢记在心，而且自己还尝试着蘸上几串，图个乐子。
话说天有不测风云，1900年庚子战乱，天津钞关被裁撤。丁家被抄，好端端的日子一下子全毁了。几乎穷困潦倒的丁伯钰依旧保持着耿直的脾气秉性，不愿意受人接济，再难也要自食其力，无奈的昔日大少爷想到了蘸糖堆儿的手艺。
虽然丁伯钰是在蜜罐里长大的，但他做事认真。操持这混饭吃的糖堆儿小买卖也有板有眼，他琢磨着要蘸、要卖就得地道、实在，因为卫嘴子们吃过见过，大少爷的身份不能让街坊四邻笑话。
糖堆儿绝活讲究多
丁伯钰的糖堆儿怎么个叫绝法?先说红果。丁伯钰将天津蓟县的北果、河北涿县的东果、山东济南的南果等一一尝个遍，哪的果子好用哪的。不怕贵。他亲自过手挑选果子，伤皮的、有虫的、个小的一概不要。为了给红果剔核，他还专门做了一把刀子。
丁伯钰蘸糖堆儿讲究用冰花糖，而且是从老字号买来的进口糖，熬糖的时候还要加入糖稀。熬糖火候最关键，先旺火后文火，熬的过程中他聚精会神，不许家里人多说话，以免分散精力走神熬过火。这就是一绝，只有这样蘸出来的糖堆儿才有口感、不粘牙。丁伯钰的糖堆儿掉在地上不沾土，放在羊皮袄上不沾毛。如此绝活不是一般卖糖堆儿的能做到的。
丁伯钰所售的夹馅(什锦)糖堆儿也很有特色。煮豆馅用红白小豆，不掺杂豆。馅中一比一加红糖，加玫瑰酱、桂花酱等，不惜成本。红果填上馅后，还要在豆馅上摆上核桃仁、瓜条、京糕，摆成蝴蝶形、花形灯，煞是好看。丁伯钰在什锦糖堆的最后一个红果后还加上一个金橘饼，以丰富口感。另外，丁伯钰做的薰 枣糖堆儿、海棠果糖堆儿、琥珀核桃仁糖等其他品种也相当赢人。
过大年期间，天津人向往红红火火的日子，更讲究吃糖堆儿，尤其讲究给姑奶奶送糖堆儿。这日子。丁伯钰也格外有兴致，蘸些“老虎头”糖堆儿应时景。所谓“老虎头”是把苹果切开，在切面上抹豆馅，再配以瓜条、京糕、核桃仁等小料摆成老虎脸的样子，虎眼是用葡萄点缀的，活灵活现。
买卖不大少爷谱儿
别小看丁伯钰卖糖堆儿，大少爷的架子不倒。定量制作，求精，不接受订货。丁伯钰只在晚间挎提盒走街串卖，后来还雇人提挑子，他在一旁拿着掸子，潇洒自得。他常去的地方是针市街、估衣街、大胡同一带，售完为止。因为是优中选精的真材实料。所以糖堆儿的价格也比一般的要高，爱买不买，从不掉价，这多少也有些大少爷的派儿。
笔者采访一位近百岁老天津卫得知，老人年少的时候在估衣街学买卖，他在那时候的晚间经常见到丁伯钰卖糖堆儿，丁伯钰大高个。长方脸，面色红润，留着漂亮的仁丹胡，穿着始终很讲究，干净飒利，走起路来也矫健，真有一副阔少爷的样子。丁伯钰每天晚上8点前后一准从估衣街西口进来。到了商号门口，把提盒往台阶上一放，只吆喝一声“堆儿――”就得。买卖不强求，如果没人应，丁伯钰接着走下一家，不愁卖。
【论文关键词】庙会 神社 社会意义 经济意义
【论文摘 要】在传统中国，民间信仰始终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些活动对社会民生又有怎样的影响等问题似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即打算以清末民初的苏州地区部分庙会和神社分析，阐述它的积极意义。
一、庙会神社的组织者多为巫婆神道
民间信仰从本质上而言是体现了民众的一种心理需求，一个神灵越能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自然也就越能得到人们的崇奉。那么，神灵如何取得人们的信任呢？这就必然涉及到巫婆神道（这里的道，不定指道士，泛称作法事的人）的群体作用。
在清末民初的时代，苏州地区有着许多巫婆神道。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不仅是神灵的创造者，更是不断强化着人们对神灵的心理认同。早在明初曾任苏州知府的着名文人高启便有《里巫行》一诗，描写本地民众信巫之风：“里人有病不饮药，神君一来疫鬼却，走迎老巫夜降神，白羊赤鲤纵横陈，儿女殷勤案前拜，家贫无肴神勿怪，老巫击鼓舞且歌，纸钱索索阴风多，巫言汝寿当止此，神念汝虔赊汝死，送神上马巫出门，家人登屋啼招魂。”
巫婆神道之作法，其程序一般是去他们指定的某一庙宇，安放筵席、排列神码之后，开始请神、接神、唱书等程序，最后以送神结尾。
再如，《清诗铎》里有清代吴江人袁棠的一首诗，诗里他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地方庙会期间一个女巫的形象及其作法的过程： 男和女，杂沓来。焚香各就座，老巫语琐琐。言未绝，倏僵蹶，面死灰，口流沫，阴风飒然来，灯火翳欲灭。鬼声隐隐人声寂，满堂兀立森毛发，有妇长跪哀老巫，狂夫无知望悯恤，侬愿享神连夜宰猪羊。月米香金不敢缺。
老巫一笑回阳春，我且不爱钱，神岂贪华筵，止因善男子善女人，借此神前结善缘，慈悲安忍相弃捐。
庙会神社之风至清代为最盛，如张紫琳在《红兰逸乘》中介绍嘉道年间的情形时说道： 吴俗敬鬼神而尚巫觋，故庙宇无不崇焕。
苏州城有城隍正神，一年有三出，为清明、中元、及烧衣节。旧规至虎丘祭孤魂，府县官必来成礼。开始仅有府城隍出，后各县城隍也出。未几，各乡土地尽出。
清顾禄《清嘉录》有记载，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为二郎神生日，患疡者拜祷于葑门内之庙，祀之必以白雄鸡。”
有读明人钱希言《狯园》第十二“祀”《二郎庙》一则，记述苏州葑门内二郎庙的风俗：“传六月二十四日是神诞生之辰。先一夕，便往祝厘，行者昼夜不绝，尤多。明日即醵钱为荷荡之游矣。吴城轻薄少年，相挈伴侣，宣言同往二郎庙里结亲。一进庙门，便阑入珠翠丛中，双拜双起，日以为常，神亦不以为异。”也有祖师可拜，真是开了眼界了。
昆山、太仓地区有东岳会、杨老爷、方老爷等庙会，并有男女自愿服务此事。家有红白喜事，亦有请讲“宣卷”的习俗。
二、庙会神社对民生的积极意义
民间赛会活动的举行，不仅仅关乎信仰，其实在另一面更关乎一些人的生计。如此类活动中的轿役、乐工等，他们实际上正是通过赛会活动来谋求其生计。
如常熟的“周孝子出会”，由女乞丐扮装忤逆媳妇，梳牡丹头，穿桃红布高底鞋，插旗背梆，男乞丐出力抬轿喝道。
苏州东山，每年农历六月廿四有“出猛将”庙会。来自新潦、潦里等村的数万民众，分别从陆路及水路进行了“出猛将”等祈福的民俗文化活动，有打船拳、荡荷船、舞龙、扭秧歌。最后，集中于龙头山葑山寺进香，并举办庙会活动。这些“出猛将”活动，一般都有地方富裕大户出钱，由各行工匠打制活动需要之器物，以收取工钱。而庙会活动的差役，也可从中获利。这也许既是他们为求自身福祉，或更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是与其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是相适应的。
清代苏州人袁学澜便认为，民间赛会虽然“繁费无度，作为无益，固非敦本崇模之道。”“顾吴俗华靡，而贫民谋食独易。彼其挥霍纵恣，凡执纤悉之业，待以举炊，而终身无冻馁者比比也。此亦贫富相资之一端，为政者殆不可执迂远之见，以反古而戾俗也”。
顾公燮也说：“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大养济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至失业，且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止也。”事实证明了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如乾隆年间，苏抚陈宏谋曾禁妇女入寺烧香，但在实行不久之后，却因“三春游屐寥寥，舆夫、舟子、肩挑之辈无以谋生”而导致“物议哗然，由是弛禁”。
农历六月廿四既是二郎神的生日，又是苏州人的民俗节日——“观荷节”。苏州人爱花，对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更是情有独钟。农历六月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是日上午，城东乡人必于二郎庙中卖萤灯（细篾为架再糊白绵纸或用牛角薄片相胶内贮萤虫）、荷花、泥婴，游人甚伙。可见，扎灯匠、捏泥人等手工业者都能从中获得生计。
再如，苏州虎丘山塘每年三次的城隍出会。每届出会，山塘一带观者如云。并由此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山塘街上茶楼酒肆林立，而山塘街的舟船业的发展，尤其引人注意。据说每当诸神赛会之前，画船歌舫便已“不可复得，盖一月前多已预订，虽倍许其价，亦不能致至，此外小舟亦皆以受雇辞”。
再又如，昆山胜浦宣卷执业者。“宣卷”起源于唐代僧侣们的“俗讲”。它是采用民间说唱的方式，让听的人为故事里的人物而悲、而喜、而爱、而恨。在苏州的农村庙会和农家的红白喜事、寿诞、新居的落成、婴儿剃头活动当中，一般都喜欢请宣卷人来热闹一下，以求祈福禳灾。宣卷执业者之多，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力的生计。其实也可以讲，庙会神社的活动稳定了社会。
庙会神社的兴旺还带动了其他的商业活动，如苏州城里的纸马香烛铺、锡箔手工业（据统计，刚解放时仅我市区仍有锡箔业者近千人）的发展、乡村的喜乐班，甚至也影响到了民族乐器制造业的发展。
总之，清末民初的庙会、神社活动，在客观上解决了许多人的生计、就业问题，也有利于稳定社会统治，其积极的社会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参考文献:
[1] 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 M ]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
清代农业生产,就粮食产量而言,虽较宋明时期有明显增加,但就小农经济传统经营方式而言,并没有根本改变,而清代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则比宋明时期更加严峻,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人口大增给粮食供应带来的压力。清代统治者虽然采取了一些解决办法,收到一定效果,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长江流域,作为清代重要财富之区,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程度十分严重,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性。本文欲在分析长江流域农业开发问题的基础上,试对清代农业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做一点探讨。
清初,由于长期战乱影响,土地大量荒芜,人口稀少。长江流域,经济遭破坏程度很深。就人口与耕地来说,顺治十八年,长江流域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诸省,官方能统计到的仅九百零二万丁口(如按每丁折五口计算,约四千余万口)[1],耕地也只有二百七十余万顷[2]。在农业生产水平不高的社会里,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劳动力投入的多少与可耕地面积的大小。耕地和劳动力太少,严重制约着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从顺治元年起,清政府就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其中较有成效者,便是招抚流亡和鼓励垦荒。清政府要求地方官务必广招流亡,垦荒拓地,并宣称对无资垦荒的贫民予以资助[3];且颁布了地方官劝垦考成法,将地方官的招垦成绩作为其迁降考核标准。在这些政策的促进下,通过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清代农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据统计,从顺治初到康熙末,全国主要省区(不包括边疆地区)共垦荒地四十三万八千余顷,其中属长江流域的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七省,垦荒约二十七万二千余顷,占全国总额的62.3%。由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长期于战争,农村经济破坏严重,直到三藩之乱平定后,长江流域经济才转入全面恢复发展轨道。安徽合肥县,从顺治初即开始逐步垦复抛荒田地,至康熙三十二年,才将“原额荒田俱经垦足”;四川地区,康熙三十一年以前,几乎没有垦荒地亩上报。据郭松义先生依据实录统计,康熙年间四川共垦荒地十万七千三百五十余顷,皆为康熙三十一年以后陆续垦复清理升科的。从康熙三十一年至雍正二年,长江流域九省区耕地增加了近百万顷;同期,人丁增加了约五十五万丁[4]。人口增长,耕地增加,为增加农业劳动力投入和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提供了保证,促进了清前期经济的繁荣。但是,人口增加,耕地扩大,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前提。人口与耕地是否可能同步增长?如果人口与耕地比例失调,会带来怎样的社会问题?虽然顺康雍时期,清政府无男妇统计,只有人丁统计,但我们仍可推算这段时期人丁与耕地增长状况。我们发现,到康熙中后期,人丁增长的速度已现出大于耕地增长速度的端倪。在康熙四十九年,玄烨已感到人口压力。他曾说:历年来,外无兵革师旅饷馈之烦,内无工役兴作之费,但百姓生活却“未尽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户口日蕃;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5]。但他并没有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五十一年颁布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谕令;雍正时又实行“摊丁入亩”。这些政策虽在削弱农民、工匠等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减轻人民负担方面有进步作用,但它刺激人口增长的消极作用亦不可忽视。安徽《无为州志》即称:该州“自续生之赋罢,丁有定数,征乃可摊;均摊之例行,丁有定税,审亦可息。民咸乐生,户口所以日蕃”[6]。雍正帝自己也曾讲到:“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土地所出仅可赡给,倘遇荒欠,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增,何以为业?”那么,该如何来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呢?在雍正帝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垦荒。雍正五年,“准云南、贵州二省广行开垦。凡地方招募开垦及官生捐垦者,按户数多寡议叙”;同时,再定各地人民前往四川垦荒之例,准其入籍、考试。雍正年间,长江流域九省共垦荒约数百万亩。清代农业,到乾隆中叶以后,已呈下降趋势,人民生活越来越艰难。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增长太快。如:乾隆十八年,长江流域九省人口约九千四、五百万口,到乾隆三十年前后,该地区人口已突破一亿;到乾隆五十一至五十六年,人口达到一亿五千六百余万口;嘉庆十七年达到二亿,道光二十至三十年间,人口更猛增至二亿四千余万口。百年之间,人口增加2.5倍以上,同期,该地区耕地则只增加了大约三十分之一[7]。如此悬殊的增长比例,使得长江流域人均耕地占有量从乾隆十八年的3.6亩,下降到道光三十年左右的1.5亩按照当时生产力水平而论,南方地区五口之家,至少需要五、六亩耕地,并“佐以杂作”方可免除凶岁之饥。前述长江流域人均耕地占有量,即便是道光末期,似乎也基本合符这一标准。但这只是就平均数而言,没有考虑各地人口密度不同,以及地主官僚对土地兼并等情况。清初,承战乱之后,人口稀少,不少农民成为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清中叶以后,自耕农大批失去土地,他们或为佃户,或为庸工,有的只好流落他乡,生活日益艰难。乾隆中叶时,江南佃户辛苦一年,“尽所有以供富民之租,犹不能足”,生活十分清苦。乾隆初,湖广地区已是“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8]。土地兼并,加剧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人多地少,农村生活困难,一部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便流入市镇。富余农业劳动力部分流入市镇,从事工商业经营并不就是坏事,从市镇经济方面看,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投入工商业经营,可以促进以工商业为主的市镇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如湖南巴陵县(今岳阳县),乾隆年间“十分其民工商居其四;十分其农而佃种居其六;十分其力而佣力居其五”。四川嘉陵江沿岸,乾隆末以佣力为生,充当工夫水手者不下数万人。湖北汉口镇,地处东西交通要冲,南北交汇枢纽,来此开栈设铺,以庸力为生者颇多。据民国《湖北通志》载:前夕,该镇“居奇贸化之贾,比廛而居,输转搬运者,肩相摩踵”。晏斯盛《清设商社疏》中亦称:“楚北汉口一镇,……(乾隆十年时)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日消米谷不下数千〔石〕”[9]。江苏吴江县盛泽镇,因“地产绸绫,商贩云集,五方杂处,民户繁多”,乾隆初不得不将吴江县迁至此镇,专司安全管理等事务。一部分农民流入城市,促进市镇经济的发展,这是合符历史发展趋势的。但在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解决人口大量增加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却是有限的。在耕地不足,生活日益困难的压力面前,更多的穷民则涌入山区。他们在那里开荒种地,采矿伐木,摘茶种烟。雍正初,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已有大批穷民涌向山区,他们在那里搭棚居住,以种麻、种靛、开矿炼铁、造纸、种烟等维持生计,被称为棚民。川、楚、陕三省交界之地,处于长江中上游,重山峻岭,地形险要,有所谓南山、巴山老林等地,历来是贫苦农民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据点。清初曾下令禁止百姓入此山区。乾隆年间,人口猛增,大批失去耕地的穷民,纷纷“襁负而至,佃山结屋,垦土开荒”。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汉阳六县,“俱是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至嘉庆初,川楚两省“穷民就食前来”者颇多;河南、江西、安徽等省“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致使当地户口“骤增至十数余万”[10]。据《东华续录》(卷九六)载,乾隆四十七年九月,陕甘总督李侍尧奏称:“陕省兴安州地形险要,户口较前增至数十倍”,其中大部分是由外地迁来的。尽管清政府一再禁令百姓进入山区,但“各省生齿日盛,浸有人满之虞,无业穷民势难禁其入山”。为获得更多而又廉价的土地,以满足人们生计需要,内地平原,则出现了毁塘、填沟、截河、围陂的拓地潮流,有的甚至垦种江海沙滩地。长江中游地区地势平坦,湖泊众多,明代以来,人们便大规模围湖造田,清代则更甚于明。仅乾隆初的十一年间,湖广地区就围垦洞庭湖达十万零七千余亩。湖南龙阳一县,乾隆初即先后围垦“滨湖积水荒地”共五万三千七百七十五亩。乾隆五年,清政府颁布准许人们开垦零星边角地政策之后,湖广地区遂有“傍湖居民,招徕四方认垦之人,复以湖滨各处筑堤垦田,号曰‘民围’。数十年来,民围之多,视官围不止加倍。约计公私报册堤塍,不下九万余丈,积八十万步,当千里稍赢。往时受水之区,多为今日筑围之所”[11]。乾隆十年,湖南巡抚杨锡绂在《清严池塘改田之禁疏》中云:由于政府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乃自滋生日繁,荒土尽辟。愚民昧于远计,往往废水利而图田工。不独大江太湖之滨,及数里数顷之湖荡,日渐筑垦,尽失旧迹,即自己输粮管业数亩之塘,亦培田。一清之涧,亦裁流种稻”。乾隆十四年,曾下令“官地民业,凡有关水道之蓄泄者,一概不许报垦。倘有自恃己业,私将塘池波泽改垦为田,有碍他处民田者,察出重惩”。无奈人口太多,人们需要更多的耕地来养活自己,因此这道命令未能阻止人们向江湖要地。乾隆十七年,湖南龙阳县又续垦湖田二万三千九十亩有奇。乾隆二十九年,江西巡抚明德上报该省垦得“官山、田地、洲塘共一千二百九十四顷五十九亩有奇”。安徽合肥县,“高田为多,最须防旱,地既不近大江,全赖陂塘以资蓄泄”,然而嘉庆时却有清明塘、小官塘、大丰塘等近十处塘陂被改造成田。清人汪士铎曾这样讲道:“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这虽然有些悲观,却也道出了清代社会问题的严重性。
人与自然争地,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如川、楚、陕边界地区,乾隆中叶以前,这里山高水秀,古木参天,遮天蔽日,一片原始森林。自从大批穷民涌入该地区后,他们大规模地砍伐森林,刀耕火种,原始森林大面积被毁。严如《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载:涌入这里的穷民,开垦新地,必先伐木,“数十人通力合作,树巅缚长,下缱千钧巨石,就根斧据并施。树既放倒,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枝晒干,纵火焚之成灰”,借作施肥。由宝鸡经草凉驿、黄牛堡,过凤县、古陈仓、留坝厅至褒城县一带五百里山路中,乾隆初仍“古木丛篁,遮蔽天日”,然至乾隆末嘉庆初,“为川楚棚民开垦,路虽崎岖而树木已稀,惟柴关一处,尚有古木数千章”。长江流域山区的森林,就这样一片一片地被砍伐,变成了耕地或童山!有学者认为:“人类生态系统实际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__经济__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如按此见解,则要求人类必须保持与社会、经济、自然的有机统一,即保持这个复合生态系统的内部平衡,如果平衡一旦破坏,人类就必然逃脱不了社会与自然所降临的灾难。清代中后期人口过快地增长,本身就已破坏了这一平衡。作为清统治者,本应从发展生产的角度,一方面控制人口增长,另一方面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去这样做,结果造成人们滥垦滥伐,进而破坏生态环境,使已不平衡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灾难便不可避免。森林被毁,土松易失,大量泥沙被雨水冲入江中,造成水土流失,增大灾害程度。汉水即是有名的“跑沙”河,“当夏秋涨发,(江)中有跑沙突起洪涛之中,出没无常,舟人步步留心。……如不能避,则沙壅船头,顷刻之间,人舟均无踪矣”。江西九江等地,乾隆时期亦聚集了大量棚民,开荒种地,种植薯、麦、菽、粟、高粱等杂粮,至使“林残石出。……因而土壤松浮,山多赤露。每逢一雨,沙土兼流。甚则冲塌奔腾,悬崖立溃,溪港淤滞,则溢上高田。浊流入江,而沙洲暴长”[12]。四川巫山县,仅县城所依之阳台山,历年垦辟,至使水土严重流失,“每因骤雨遂至,水石并行,填街塞巷,有时城门不可启闭”。严重的水土流失,不仅使长江逐步变成“黄河”,而且沙石随水而下,在中下游地区淤积成洲,垫高河床,从而增加了中下游地区洪灾的破坏程度。清人阮元指出:长江每年“夏秋间,挟泥载沙浑流而下,几与黄河无异”;王柏心亦称:“夫江自岷蜀西塞,吞名山数十,所纳山谷溪涧不可胜数。重崖沓嶂,风雨之所摧裂、耕氓之所垦治,沙石杂下,挟涨以行五千里,自彝陵始趋平地”,“十数年来,江心骤高,沙壅为洲,枝分岐出,不可胜数”。同治《枝江县志》(卷三)“堤防”亦载:“上游秦蜀各处垦山民人日众,土石掘松,山水冲御,淄挟沙行”,淤于江河之中,在枝江、石首、监利等地形成众多的洲滩。长江中下游地区,地势相对平坦,地形比较低湿,沿江湖各州县,几乎无县不设堤塍护城捍田,圩田大量存在。安徽无为州,四境之内“圩居强半焉”,仅靠奥龙河及西门附郭圩田即达二千余顷。长江中游之湖广地区则更多。湖南龙阳县,至少有滨湖围田七万六千八百八十五亩;湖北监利县,咸丰九年清丈时,有圩田共四百九十一处,其中“上田三千八百七十一顷三十七亩”有奇。同治时,“南堤之内,有田数千顷,俱作堤塍御水”[13]。这些圩田,一方面需要江水灌田,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洪水溃堤造成破坏。围湖垦田,使湖面缩小,湖泊的抗洪能力减弱;滥伐森林,造成严重水土流失,泥沙俱下,淤于江湖之中,使河床抬高,江面变窄,水流增激。加上大面积森林被毁,气候环境日益恶劣,雨晴不常,暴雨成灾,从而给长江中下游人民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灾难。自宋至清,长江流域出现过四次特大洪灾,清代就占三次,其时间分别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咸丰十年(1860);同治九年(1870)。每次洪灾都给沿江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以乾隆五十三年洪水为例,湖北被淹三十六县,鄂西长阳一带“平地水深八、九尺至丈余不等”;江陵因万城堤溃,城垣倒塌无数,水深一丈七、八尺,城厢内外淹死者达一千七百多人,房屋倒塌四万多间57;武昌“学官水深两丈,二月不退”;“汉川”舟辑入市,民漂溺无数。据《湖北省自然灾害历史资料》、《湖北省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统计,清代江汉平原出现水灾203个年次,旱灾98个年次。其中危害较大者,水灾117个年次,旱灾17个年次。除有一年水旱并存外(康熙五十三年),清代268年间,江汉平原有133年遭灾,平均两年一次。在这些灾害中,水患所占比重明显高于旱灾,占87%,平均2.2年一次。又据雍正《湖广通志》、民国《湖北通志》、《清实录》、《清史稿》等记载,仅武昌、公安、石首、房县、谷城、崇阳、沔阳、荆州、竹溪、枝江、宜城、巴东、通山、黄冈、潜江、麻城、建德、天门、罗田、汉川、京山、钟祥、监利、均州、黄州、松滋等沿长江汉水及其支流沿岸二十七个府、州、县城的粗略统计,顺治至光绪年间,大水入城、城垣被淹或崩坏者,约有五十九次(未入城之大水在外),其中顺治一次、康熙六次、雍正七次,乾隆七次,光绪一次。可见,江汉沿岸,水灾愈来愈多,对农村经济的破坏也愈来愈大。生态环境破坏,自然灾害增加,给长江流域农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困难,制约了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首先,它破坏了当地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据《楚北江汉宣防备览》记载:长江、汉水自“乾隆、嘉庆间,连年溃堤,比岁不登,民困斯极”。湖北天门县,同光时期,“频年水患,不渍则溃,不溃则渍,颗粒无收”。汉川县,滨湖渚垸“苦冲决,兼苦渍涝”。监利县,“人民托命于一堤”,但由于“江身日高,不能溶水”,堤塍常溃。同治时县令徐兆英曾说:“予考监利之害,莫江水为烈矣。竭民财力起堤以御之,十岁中,少者决二、三,多者决至四、五,甚者频年决。悲夫!何斯民之不幸也?今江身日高,不能容水,……堤万万不支也。……嗟呼!可不惧哉?可不虑哉?”堤溃频仍,水患连年,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为了筑堤,几乎耗尽人民血汗。监利县“版筑之费皆派诸田亩,决与筑相循,征与修无已,民力有尽,江患无穷”。大量人力物力被投放到江防筑堤上去了,哪里还顾得上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呢?更不要说抵御水患所带来的灾害。其次,水患造成人民大量流亡,既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又造成新的社会问题。道光以前,江汉平原因水旱而逃亡的现象比较少见,雍正时曾有一例。此后,动辄外逃,“几成习惯”。道光十四年,沔阳州饥民“什佰成群”,逃往顺天府密云、三河等县;道光十五年,沔阳、汉川等洲县“逃亡甚众”[14]。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一至初十日,湖北大雨,汉江涨水一丈七尺余,“以致钟祥、潜江、天门、沔阳、汉川等县晚禾被淹浸”,“被水民人,纷纷逃亡他省”,江夏等州县逃亡在外者达一万五千余户”。光绪八年,监利、沔阳“流民在外者,不下数十万人”。大量劳动力离开土地,反过来必然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三,每次灾害之后,地方必然向清政府请赈告蠲,从而增加政府负担,加重社会矛盾。据清实录统计,江汉平原清代蠲恤共计一百一十二次,所及县份达一千二百七十四县次,总数在千万两以上。由于清初对四川经济的大力开发,使川省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粮食产区,江汉及江南地区,凡遇水旱灾害,大多自四川采办或调拨粮食赈济。雍正七年,江浙水灾,遂遣员赴川采办粮食。乾隆七年,拨川谷二十万石分运江南、湖北备赈;乾隆十八年,拨川谷十八万石于江南备赈;乾隆四十三年,湖北、江南并旱,四川碾米二、三十万石赴江南;乾隆五十年,为济湖北、江南旱灾,四川又一次碾米三十万石以待楚贩。伴随灾害频繁的是粮价不断上涨。雍正年间,湖广地区粮价尚维持在七钱至一两一石之间,乾隆十六年则涨到一两四、五钱至二两一石。尽管此后川粮大量调运该地区,但该地区粮价仍大体维持在一两二、三钱至二两一石之间。粮价上涨,老百姓生活便发生困难,一遇水旱,生活更加困难,于是清政府不得不大量提供钱粮予以赈济。湖广地区本为财富之区,清政府依之颇重,蠲赈增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为了平衡物价,赈济灾民,清政府在各省府州县设有常平仓,并规定了各府州县不同级别的贮粮数量,一般大县一万石,中县八千石,小县六千石。由于水旱时发,长江流域各府州县仓贮粮食常常不能饱和。乾隆三十五年,湖广总督吴达善、湖北巡抚梁国治曾奏称:“湖北省额设常平仓谷一百二十余万石,近来粜赈兼施,缺额谷五十余万石”。[15]此外,长江下游地区在清代受到中上游地区滥垦造成的自然灾害袭击也十分严重,使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亦遭受重大影响。圩田居其强半的安徽无为州,从明嘉靖、万历时起,便逐步长成数洲,清初沙洲迅速增大,至康熙八年止,先后在江边筑了五道长堤以护州城。康熙六十年以后,“江之南岸,洲滩日长,以致江水北扫日甚。至雍正八年,所修筑之堤,旋被江水冲激崩裂”[16]。该县人民不得不常常勒腰筑堤,农村经济受到极大影响。
长江流域,作为清代财富之区,以不足全国一半的耕地,却要养活超过全国半数的人口,其经济压力之大是可以想象的。清政府为缓解人口太多给经济带来的压力,走的是鼓励小农开荒拓地的老路子,结果导致和放纵了人们对土地的滥垦,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增加了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破坏程度,这不但没有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反而成了农村经济进步的障碍。事实证明,这条路子是走不通的。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长江流域应当日益发挥其重要作用。但要注意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地合理开发长江流域的土地、水利、森林等资源,把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与开发放到同等重要地位来考虑,制订出综合开发与综合治理并举的战略,长江流域经济才有可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准备对清代前期的市镇结构和经济特征，市镇与集、市、墟、场、店；与省、府、州、县城的异同，以及市镇概念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 市镇的结构和经济特征
清代前期的一些市镇具备完整城墙。山西省第一大市镇，介休县的张兰镇，“城堞完整，商贾丛集，山右第一富庶之区。”〔1〕 “镇向有城，不知建自何时？”“镇城周五里”。 〔2〕陕西宁羌州大安镇，“旧有城”，“周二百四十七丈，立东西二门，覆以天棚，树以橹楼，为一州巨镇。〔3〕安康县砖坪镇“城建于嘉庆十九年，去旧地西南二里许，城周四百五十丈，高一丈八尺。”〔4〕山西长治县北董、苏店、南董、西火四镇有堡城，其他镇无堡城。〔5〕河南宜阳县韩城镇，“西通山陕，南达吴楚，客商往来不绝，有集两关分日。”〔6〕这里的关不是税关，当是一种关口，估计镇周围可能有城墙。贵州黄平州重安江镇也有城垣。〔7〕广东饶平县黄冈镇、大城所都有城墙。〔8〕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市镇都有城墙，陕西蒲城县“兴市、考同、晋城、高阳四镇，皆有堡垣。荆姚、车渡、常乐、汉底皆大镇，无堡城，若市集。”〔9〕市镇周城的建筑，似乎因地区不同而各异，浙江湖州府乌程县南浔镇，元末建筑城墙，明初拆除，“建东、西、南、北四栅，有吊桥，有城隍，仍然是一派城郭之势。自东棚至西栅三里，南栅至北棚七里，周长近二十里。”〔10〕据有人研究，用四棚替代城墙，在江南市镇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江南市镇大多有四栅：东栅、南栅、西栅、北栅，方志中说某镇东西若干里，南北若干里，就是指从东栅至西栅若干里，从南栅至北栅若干里，也就是各该市镇作为一个行政区域的直辖范围。”〔11〕
市镇所属外围方圆，一般都有许多村庄，辐射面积有大有小。河南嵩县孙店在伏牛山区，“袤延八百余里”， 〔12〕“山境人稀，远近百余里咸集孙店”， 〔13〕宜阳县韩城镇，“附近村庄稠密，兼之西自陕州硖石驿，东至汝州，经由道路绵长三百五十余里，中间并无县治。”〔14〕广西柳州府罗城县通道镇，“地广人稀，丛林叠嶂，鸟道羊肠”，是少数民族居住区，该镇辖三个墟市，〔15〕估计外围面积也有百余里。以上这些省区不仅交通不发达，而且经济比较落后，所以市镇所辖外围面积就大。市镇分布也稀。江南市镇方圆大致有数上里，所辖村庄也比较多。〔16〕佛山镇“周遭三十四里，中分二上四区，区可一里有半，其广不及县之一隅。”〔17〕江南、岭南地区，除了交通因素之外，还由于地区经济卜分发达，商业繁盛，所以布镇密度比较高。有人研究江西市镇的情况指出，平原地区的市镇规模较大，山区的市镇规模较小，平原与山区的市镇密度一样。〔18〕这说明地形、地貌可能对市镇密度没有多大影响。
市镇内有坊、巷、街市。汉口镇“分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当江、汉二水之中，七省要道，五方杂处，山额公嗣至艾家咀长十五里”。汉阳县蔡店镇“为襄汉要道，纵横二街”，是“南、北两乡一大都会”。 〔19〕湖北樊城镇“在郡北门外，隔汉江，宋、元有城废。分驻同知一员。其街市分七：”即西河、华严寺、上中正、晏公庙、中正、下中正、丰乐街。〔20〕安徽桐城县枞阳镇，“宽街并列，为三大街，居中河街，在南后街，在北次上有大街，后街，无河街，下半只有大街，中问街。北大巷二，曰：城隍庙，曰：童家巷。”〔21〕江南乌青镇有巷四上七条：南翔镇大街小弄共四十一条；较小的“璜泾镇，东、西二里，南、北一里；方泰镇，东、西一里，南、北一里。”〔22〕
市镇所聚集的人口，一般都比较多。汉口镇“户口二上余万”， 〔23〕“陆居则蜂房蚁垤，舟居则鱼鳞【？】阵，小门曲苍相聚辄十余家：，〔24〕人们居住之密集可以想见。张兰镇“地当冲要，商贾辐辏，五方杂处，百货云集，烟火万家，素称富庶，为晋省第一大镇。与湖北之汉口无异”。也有千余户的，太谷县范村镇“居民共有三千余户”。 〔25〕湖南黔阳县安江镇，“烟火近千家，栉比鳞次”。〔26〕也有百余户的，煎述的嵩山县孙店，有居民六百余户。当然还有不满百家的市镇，洵阳县六个市镇，俱不湖百家。〔27〕江南市镇的人口一般都比较多，在千户至万户左右。〔28〕
在市镇中，“贾客列肆镇中，毂击肩摩，负贩而喧哗者，严如城郭。”〔29〕商铺的数量也是可观的。“汉镇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30〕佛山镇的行铺有三上多种。〔31〕朱仙镇的行铺有三十二类。〔32〕周家口行铺有二十余类。〔33〕滦州榛子镇，“东、西门三重，市肆民居环列四、五里。”〔34〕一般来说，常驻商铺的多少也可以反映市镇商业的繁荣程度。
除了商铺之外，市镇中还有为商贾服务的货栈、仓储、旅店、茶馆、洒肆、较运设施、税收机构，及其他公共设施。湖南永顺县王村市，“上通川黔，下达辰常诸处，为永郡通衙水陆码头。凡进城货物必于此处雇夫背运。”设有巡检、外委，对岸有干总，“键有仓廒贮谷，并建有公馆一所”。 〔35〕贵州黄平州重安场，有重安江“通小舟，上至平越，下至截洞，换舟以达于楚。”这里设有驿站、公馆、仓廒，建有炮台。〔36〕江南璜泾镇嘉庆时有酒肆四、五十家，茶肆倍之：新塍镇有茶馆八十家；王店镇有茶馆六十五家。〔37〕盛湖镇由镇人建立中丞书院，“规模宏厂，费千余金”。 〔38〕河南武陟县木栾店，在黄河边，有主簿驻镇。道光三年将覃怀书院移此，改名安昌书院。〔39〕象汉口那样的大镇，设施就更齐全备了，“行户数千家，质库十所，大小船千万艘。”〔40〕商人会馆数十处。“马王庙左右有骡马店，以驻陆路往来富商资客也。”〔41〕应该说，只要商贾往来辐辏的地方，为商人服务的各种设施都是齐备的，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市镇都是如此。
市镇市场上的商品种类也是多种多样。“十府一州商贾所需于外部之物，无不取给于汉镇。而外部包需于湖北者，如：山、陕需武昌之茶，苏、湖仰荆、襄之米，桐油、墨烟下资江浙，杉木、烟叶远行北直，亦皆于此取给焉。”〔42〕商品种类多达230多种。〔43〕道光年间，佛山镇市场上的商品达260余种。〔44〕一般来说，商业型大镇的商品种类都是很多的。湖南沅州府芷江县龙溪口市，“临水架楼而列肆者为新街，又蹑坎而上俗呼为老街，市中以贩豆为最，凡稷麦以及烟草、笠、屦、纸、簟之属，产自贵州境之马鞍山、平崖场诸处者，由玉屏朱家场肩货于此。估客以舴艋载运，或收小贩；或买诸囤户，交易日哄焉。他如牛、马、羊、豕之畜，月以三、八日趁墟，亦分市于朱家场者。至于江、浙、闽、粤之货，缯彩什器毕集之中，盖西来廛闬之盛区也。”〔45〕这里虽然只有两条街，但乡村农民、城市居民所需商品也是应有尽有，具有地方商品特色，陕西府谷县麻地沟，乾隆二年设巡检，〔46〕是汉蒙民族的交易市场，“每月逢十日集场，其货则梭布、草缎等物，不以军器。蒙古至者则绒毛皮、牛、羊、兔、盐、木植等物。”〔47〕这里主要是民族商品。山区的市镇，以竹、木、柴、炭、茶、笋等山货为主要商品，如：浙江湖州西部施渚、三桥埠、上柏等市镇。〔48〕而手工业型市镇则以手工业产品，及其原料为主，杂有其他商品。四川开县温汤镇，亦称温汤井，是生产井盐的市镇，“井凿山下，就山坡高下葺屋而居。商民聚处约干家，熬盐、运煤者数千人。人烟稠密，市集喧阗。将至井所，石级连层，直至坡底。渡河往西，又上石磴百余级，两山下皆小街，出街口仍渡河至东岸，沿江而行。山边俱产煤之处，名煤垅。山腰开煤洞、煤槽，取煤用四轮小车，推载坡下，以小舟装运灶所。坡村店数处，为运煤者歇足之所。”〔49〕该镇的商品主要是盐、煤，和其他日用品。直隶河间府景州龙华镇，也是生产布的市镇。“景州之布称龙华，龙华镇所出也，洁白细好，比于吴中。”〔50〕这里的商品则主要是布匹。陕西大荔县羌白镇，“聚各色生皮，熟成，四方商【？贾】多来售者”，“为皮货所萃，每岁春夏之交，万贾云集。”〔51〕是生、熟皮的商品市场。如果是商业、手工业混合型市镇，不仅有该镇生产的手工业产品，而且还有四方运销来的其他商品，如前述的佛山镇即如此。小市镇的商品有限，“亦不过布、帛、菽、粟而已”。 〔52〕 “市镇贸易，花市、农器、粟米、酒脯。”〔53〕也不是所有的市镇都整日列肆贸易，不分集期。前述的麻地沟是十天一集。开平镇、榛子镇都是十天二大集、二小集。而中、小市或十天五集；或十天三集不等。〔54〕
在上述市镇的城墙、四栅，外围方圆的面积，镇中坊、巷、街市的结构，市场规模，商业设施，商品种类等方面，尽管有多少、大小的不同，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市镇脱离了集、场、墟的范畴，有一种趋于城市的倾向。
二 市镇与集、场、墟的比较
市镇与集、场、墟的不同，还是比较明显的，人们能够根据相异之处区别二者，特别是大市镇。这些不同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集、场、墟都没有城墙，或四栅，街市规模比较小。“墟市大小不等，五方聚集，每逢集期，沿集一、二十里，村民摩肩交易”。 〔55〕萍乡县湘东市“临水通舟，东、西有街二里余”；江西市“南、北街二里”；桐木市，“依山，街长里余”；耀村市“市小街一，南、北三百步”；小视市“小街一，南、北二百余步”；桐田市则只半里。〔56〕这些集、场、墟与拥有城墙、四栅，几十条街巷的市镇，是无法比拟的。
其次，有的集场也有店铺，但数量明显比市镇少。贵州思南府属墟市共三十五处，其中有四百户铺民的一处，十四处没有铺民，其他各处均在几十户至百余家左右。安化县共有墟市二十七处，无铺民的七处，四百家铺民的有二处，其他墟市铺民从几十户至百余户。印江县墟市二十处，只有四处有铺民几十户，其他均无铺户。婺川县墟市二十五处，只有一处有铺民八十余户，其他都无铺民。所有这些墟市，集期都是十天二日。〔57〕由于地方志记载简单，不知有关四百户铺民的墟市的详细情况，所以不能进一步分析，但大多数墟市的铺户是不多的，有些还没有商铺。
第三，集场的设施比市镇简单。“集场约半里许，各赁坐地，陈货于在右，一切食用所需具各要皆村庄中出也。自辰至未，肩摩毂击，喧填道途，日斜则人影散，乱捆载而归矣。”〔58〕有的“乡场苫草为庐”； 〔59〕或“逢市，听民架木覆茅”。 〔60〕湖南沅州府麻阳县石羊市，”凡兵饷、商货溯西溪而上者，至此雇夫，陆运贮卸，最为繁夥，故店市相望。”〔61〕潮州府海阳县龙湖墟，设有“龙湖书院”。 〔62〕设有书院的墟市是很少的，一般集、场、墟商业设施较少，公共设施就更少了。
第四，参与集场交易的人员，与商贾辐辏的市镇大不一样。集场“届期凡近境者，披星带月，络绎毕至”。 〔63〕”村民摩肩交易”。 〔64〕所谓“人多别满，人少则虚。万【州】市虚时良多”。 〔65〕除了附近村民之外，也有方圆几十里地以外的人。福建诏安县官陂墟“多饶平、平和人，货物辏集。”〔66〕湖南黔阳县新路市，“为通宝庆便道，故设市于此。货物日以繁富，贸迁者多就焉。开夜市灯火贸易，三更始罢。至日中之卖买反少，与别市大不同。盖乡民自龙潭来，朝民夕至，次日即返。故卖买于夜，乃米码头也。”〔67〕山西保德州“近边鄙，富商大贾绝迹不到。然麻缕棉絮之类，日用所必需，东沟立集，农民喜其便。”〔68〕“墟集是以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为主的贸易形式，尽管有流动商贩参与，乃至有少量座商的店铺，它仍然应当属于墟集。市镇则是以商贾为媒介，以商贾贸易为主的场所，尽管市镇还包含有‘日中为市’或‘及辰而散’的墟集，它还是应当属于市镇。”〔69〕市镇是四方商贾凑集之地，但也有本地居民。而集、场、墟则多为本地，或附近几十里的村民，外地的富商大贾一般很少到那里。因此，市镇辐射的面积很大，而集、场、墟则只覆盖周围几个村庄而已。一个州县中只有少数几个市镇，而集、场、墟往往有几十处，这说明市镇的分布密度大，而集、场、墟的分布密度小。
第五，市镇中的商品多，种类齐全，而集场中的商品“不过菽、粟、布缕、鸡、豚、蔬菜，随时贸易，以谋朝夕耳。视都会辐辏之区，百货萃焉者，相去奚啻霄壤。”〔70〕“场市无杂物，无牙行，斗粟匹布，山氓自相易而已。”〔71〕也有的集场是一种商品的生产、集散地。“河间业席帽者织苇，为之聚市。商家林，其织作尤密致，精好者价颇高，过客多买焉。”〔72〕贵州安平县铺陇场出磁碗，“居民以此为业”；大弄场出蒲席，周围村寨“数百户往往种蒲于田”。 〔73〕还有的集、场、墟是山货、副产品的集散地。广东海阳县意溪墟“竹木交易之所”。 〔74〕这类墟市的商品都不能称种类齐全。
第六，市镇中有众多商铺，商民整日交易，无时间、集期的限制。而集场一般都有一定的集期，一定的时间。陕西略阳县碾子坝、南坝、菜子坝“日日易市”，其他二十余处都是十天三日集。〔75〕云南丽江府白沙市，“在村中，……人烟凑集，以盐、酒、蔬、米交易相通。每日申、酉方集，至晚灯火照耀，市声喧*[原字为兀右加豚的右半部] 。”〔76〕山西太平县的集场都是十天五日集。”〔77〕四川威远县、茂州的集场都是十天三日集。〔78〕当然也有的市镇有集期，与集、场、墟一样。四川忠州的拔山寺场为市镇，集期三、六、九日。该州共四十一个集场，其中有二个场“每日赶集，无特期。”其他场均为十天三日集。〔79〕这里的市镇与集场差不多，可能实际上也是如此。
以上从结构、规模、商铺、各种设施、参与交易的人员和集期等方面，对市镇与集、场、墟进行了比较。不过，市镇是在集、场、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市镇与集、场、墟也有许多相同之处。特别是那些小市镇，或正在发展中的集、场、墟，二者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河南涉县原来有五镇三集，嘉庆时又增加了三集，但五镇中，有二镇没有集市，也就是说已经剩下三处市镇了。这三处市镇与集市一样，“凡集镇皆分日市，本处人贸易日用之物。”〔80〕新安是个小县，共有五处市镇，“镇小、则物缺，物缺则行稀”，只有“花布、粮食、牲畜、田产诸行”。 〔81〕这些小市镇的商品种类、参与交易的人员和集期，都与集、场、墟差不多。“粤东会市之大者，皆隶南海，思次毗列，百货骈辏，商贾不以期集。若乡堡墟大市小，服食器用之物求之墟乃备。墟所坐肆之租归于众，则讼不兴。”〔82〕佛冈厅“石角墟，百工之庶物集焉。铺户百数，常市外复期以一、六之日。”〔83〕这些墟市商品百货齐全，有常驻商铺，与市镇商品经济不无两样。江西萍乡县芦溪镇“溪通舟楫，为水陆冲衢，居货殖者二、三百家。”上栗市“依山，南、北有街一里余”，“居货殖者百余家”，巡检司徒此，也相当于市镇。宣风镇“临水东西街三里”，“居货殖者二、三百家。”而湘东市“临水通舟，东、西有街二里余，居货殖者约三百家，通湖广醴陵。”〔84〕以上三市镇与湘东市街市、商铺并无多大区别，难怪地方志的编篡者，常常是市镇集墟场混称，实际上可能也是难以划分的。
三 市镇与城市的比较
城市与市镇有很大不同，城市街巷多，市廛繁盛，商民稠密，各种设施齐备，整体规模都比较大。山西临县城贤良坊“近设市集，多馆铺、旅舍”；厚德坊“略有馆铺”；忠孝坊“南北馆铺鳞次，商贾居多。”〔85〕直隶蔚县城内鼓楼南街，有米市、猪羊市；南街有草市；鼓楼后有炭市；菜市在牌楼。〔86〕湖北长阳县城北门街有米市；南门十字街有柴炭市；东西街都有杂货市；县前街及江边有鱼市；城西关外有油市；仁厚街有莱市。〔87〕四川汉州城正东街有草市、线子市；正西街有布市；粹潼街有蔗市；衣衿街有花木市、猪市；正南街有葫豆市、糠市、鸡市、柴市、煤炭市；正北街有青果市、布市、菜子市；驻防街有炭市；小北街有苕市；广驿街有豆子市、瓜子市、成衣市；麦子市街有杂粮市；城隍庙街有米市。〔88〕四川巴县城亦是重庆府城，“万家烟聚，坊厢廛市，傍壑凌岩，吴、楚、闽、粤、滇、黔、秦、豫之贸迁来者，九门舟集如蚁，陆则受廛，水则结舫，计城关大小街巷二百四十余道，酒楼、茶舍与市闼铺房鳞次，绣错攘攘者，肩摩踵接”。 〔89〕省城的商业市场繁多，商品齐全，来自各地的商贾众多。陕西省城咸宁城内有粮食市、布市、大小菜市糯米市、面市、骡马市、羊市、猪市、鸡鸭鹅市、木头市、方板市、磁器市、鞭子市、竹笆市、草市；东郭有粮食市、果子市；南郭有菁果市。商铺有梭布店、云布店、红店、纸店、壶瓶店、绸缎店、南京摊、书店、金店、椒盐摊；在东关有盐店、药材店、棉花店、糖果店、生姜店、过客店。〔90〕云南省城昆明“凡大商贾多江西、湖广客，其领当帖设质库者，山右人居其大半。”〔91〕象江南苏州这样的大城市，不仅商业、手工业者人数众多，“系五方杂处之地，惟闾门南濠一带，客商辐辏，大半福建人，民几及万有余人。”“又有染坊，踹布工匠，俱系江宁、太平、宁国人民，在苏俱无家室，总计约有二万余人。”〔92〕而且还是重要的金融中心。那里“百货聚集之区，银钱交易全籍商贾流通。向来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处每年来苏办货，约可到银数百万两。……自上年秋冬至今，各省商贾具系汇票往来，并无现钱运到。”〔93〕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是如此。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其县城的经济也不甚发展，街市少且有开放定期。陕西汉南地区，南郑县城也是府城，城内市场只有府治西、县东、丁字街三处。〔94〕褒城县城内无市，全县只有六处集市；西乡县城有十字街、东街、西街、南街、西关五处市场，轮流开集；宁羌州城有太元观、北十字街；略阳县城市场在县治前、县治北，半月轮转。〔95〕
其次，城市是地方政府所在地，有行政机构建置；有官员、绅士居住；有营兵驻扎，是地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区，因此其经济兴衰往往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在直隶的中小城市中，仍具有浓厚的政治或军事特色，缺乏稳定的经济基础，因而其集市的兴衰变迁往往受政治情况的更动所左右。”“康熙以前正定为直隶巡抚驻苑之地，城内贸易繁盛，逐日有集。自康熙初巡抚移至保定，集市之盛，迥异当年矣。清苑县城虽因巡抚迁至于此，集市贸易大为兴旺，但其经济意义远未超过其政治意义。”〔96〕这也是市镇与城市的本质区别。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市镇规模、人口、经济状况都不如城市。萍乡县芦溪镇在康熙时与集市差不多，到道光时期，“水东流入秀江，舟行始此。商旅辐辏如县市。”〔97〕陕西陇州县头镇，“旧吴山县治，为商贾聚集之地，繁盛不减州城。”〔98〕兴安府平利县白士关，“为川楚通衢耍路，商贾往来络绎，居民数倍于县城。”〔99〕直隶束鹿县辛集镇，“绵亘五、六里，货广人稠，坐贾行商往来如织，虽居偏壤不减通都。”〔100〕座落在汉水上的曼川关，原是陕西山阳县的名镇，后划归湖北郧西县。这里是“水旱马【？码】头，铺户三百余家”。 〔101〕 “市集盛于县城，民居多似一、二十年中新创者。土人云：‘吴楚货物，从汉水轮输商洛者皆由此，故列市 日益多云。’”〔102〕湖南石门县津市“为商贾舟楫所会，市 长数里、约万余户。”而石门县城“止上下一街，商贾罕集。”〔103〕另据有人研究：江南“市镇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了县城，——这可以说是长江三免洲经济区的普遍情况。”〔104〕四大名镇汉口，无论从市场规模、商业人口、商品品种、数量，还是方圆辐射面积，都远远超过湖北省城。〔105〕佛山镇不仅与广州省城同是岭南的中心市场，而且经济繁荣超过了广州。〔106〕朱仙镇相当于河南省城升封的港口，开封的商品多从该镇运入，四方商贾也从此转运，其商业繁荣超过了开封，甲于全省。以上事实说明，清代前期全国最大市镇的商品经济，尤其是商业经济，已经都超过了所在省城，一些市镇的商业经济超过了所在府、州、县城。可见，市镇商品经济在清代前期确实有了长足的发展，是此前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的。以往的研究者对此也都作了充分的肯定。
在市镇经济史的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城市的繁华与工商业发展关系不大，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消费意义大于生产意义；其存在不适应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市镇是凭借经济实力形成的，商品经济的产物，因此，其与封建政治、封建经济相抗衡，走着一条与封建城市发展不同的道路。
如果从形成原因来说，市镇与城市不同，“城市是由于政权的力量，政治上的原因，由上而下形成的，消费对象主要为贵族阶级；市镇则主要由于经济的原囚，即乡村与商品经济联系的扩大，由下而上形成的。”〔107〕是无可非议的，城市 经济会受到政治的影响，这也是市镇与城市的不同。然而，这种形成原囚的区别，并不能决定市镇与城市在性质上的相异，因为，作为古代封建城市，到了清化前期，其经济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变化。
清代前期的城市道济，也原来的基础上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主要表现在城市经济向城外的关厢发展，一些城市的商业街市就在关厢。广东程乡县“上市在县城外之西商，中分四路，名为十字街，庐闾相接，商贸萃居，县市之最也。下市在县城外之东南程江驿，左右街列铺店贸易最盛” 〔108〕山西曲沃县布市、棉花市、绒线市、菜市、果市、杂货市、枣市、靛市，俱在古南关厢；油市、柴市、米粮市，俱在古东关厢。〔109〕陕西三原县城南关“东西通衢，市廛店舍，自南门以外，西抵县城，相连百余家。”〔110〕湖北安陆县南城外河街，“北倚濠水，商倚风皇【？凰】台，自东至西，凡三里为商贾贸易之所。”〔111〕四川汉州北门外顺城街、旧名汉阳街，有菜市、花生市；金坪街有线子市。西门外桂花街有线子市。〔112〕由于交通的发达，城市关厢也是两路的咽喉地带，安徽六安州“东门外关厢约二里许，省郡交会，行旅往来，贷物流通。两门外关厢约二里许，英【山】、霍【山】二县通衢。西门外关厢约三里许，通西山诸乡镇大路。北门外关厢约二里许，陆通濠【毫州】梁【开封】，上达京师、山、陕各省，水通正阳关，西抵朱仙镇，东抵淮安。凡豫省客货由水路溯淠而至龙津渡，即于北关登陆，赴孔城南人于江。两淮引盐亦由洪泽湖溯泗人淠至龙津。而桐城、舒城诸邑皆于此运销焉。豫章、东粤客货，由孔城登陆而至北关，即于龙津渡过载顺流以往正阳，故北关尤为要途。此四关者俱有街巷栅栏，作城池外卫。”〔113〕这种情况并非少数，因为当时的驿路由京师直通各省城，各省城又有驿路，或驿路支线达各府城，从谷府城也有铺路、或驿路支线到各州、县城，而且还有数不清的商路、小路，都可以把各地的商贾带到城市。尽管初建这些城市的时候，也许不在交通线上，但到了清代，城市所在地或是水路，或是陆路，已经可以四通八达了。清代前期也有少量城市迁移、移动的原因也许有多种多样，但这类新建城市，一股都在交通要道上。陕西留坝厅新建厅城的商业街市在城外关厢，与栈道相通，交通方便。“城之内太平山居其半，文，武官廨居其半，兵房又居其半，卒鲜隙地以处民，故商、旅皆居南城外焉。”〔114〕城市关厢地带，是城乡的结合部，这一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城市周围 农村的经济有很大影响。因为，到这里来交易的除了外地的商贾之外，还有当地的农民，所以城市与市镇同样，与农村有纵深联系。因此，城市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也具有经济意义。
从城市关厢商业街市出售的商品看，也不尽是日用消费品，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如：前述曲沃县城关有棉花、绒线、靛、杂货等商品。河南开封省城西关有牛马市。〔115〕在城内市场上，也有生产资料出售。陕西省城咸宁跌水河西有骡马市；开元寺东有木头市、方板市；跌水河有草市。〔116〕咸阳县“城内系水陆马【？码】头，商贾云集，气象颇形富庶。其实各铺皆系浮居客商，货物皆从各县驮载至此。由水路运往晋、豫。至粮食、木板，亦由西路车运而来，用舟载至下路，到此纳税给票方准放行。”〔117〕牲畜、木材、草料都是重要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有的从外地运至；有的是城内生产，但购买生产资料的则是城市和农村的手工业生产者；或者是商贩、外地商人购买转运。一些城市中还有丝织业、棉纺织业、制烟业等手工业生产。可见，城市并不只具有消费意义，而且也具有生产意义，从而与周围农村地区建立了一种广泛的经济联系。也正是这种城市经济，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保证了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为再生产提供了必要条件。与此同时，城市还起到聚集腹地商品，扩散外地商品，转输到四面八方的作用；并为往来商贾提供服务。
由于清代前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也有众多的流动人口，商贾、运输业者就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一些社会闲散人员。这类人口在城市与在市镇一样是流动的。云南丽江府城西“关外大研里，湫隘嚣尘，环市列肆，日中为市，名曰：‘坐街’。午聚酉散，无日不集，四乡男妇偕来。商贾之贩中旬者，必止于此，以便雇脚转运。”〔118〕“云南省城南关外，新城铺、三市街、教场坝等处地方，虽系附郭，但路达三迤，绵亘十有余里，商贾辐辏，烟户稠密，错处五方。且铜局盐仓，以及江、广等省客民会馆咸聚于此，贩夫脚户，暮至早行者，难以数计，奸匪最易溷迹其中，向以附近省城，并未设立专员驻扎”，请将云南府通判移驻南关。〔119〕云南省城关厢的经济，在清代前期得到较快的发展，经济、社会秩序也随之混乱，所以政府设通判进行管理，这与市镇并元二致。
总之，市镇商品经济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只有快慢之别，并无性质不同，城市与市镇一样，都是全国商品流通网络上的结点。通过商品流通的网络城市和市镇与周围农村建立广泛的经济联系，使城市与市镇不仅具有消费意义，也具有生产意义。它们同处于封建社会中，既不干扰封建经济秩序，也不对抗封建政治统治，统统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在地方政府的管理之中，随同历史车轮的大方向，走着一条相同的发展道路。
注释：
〔1〕祁韵士：《万里行程记》，道光。
〔2〕刘尔聪：修张兰城记》康熙五十六年，见嘉庆《介休县志》卷十二，艺文。
〔3〕道光《宁羌州志》卷一，幅员道路。
〔4〕嘉庆《安康县志》卷十，建置考下。
〔5〕乾隆《长治县志》卷四，疆城，市集。
〔6〕康熙、乾隆《宣阳县志》卷之二，逮置，乡镇。
〔7〕道光《黄平州志》卷之二，建置志，城池。
〔8〕康熙《饶平县志》卷之二，公署。
〔9〕乾隆《蒲城县志》卷四，建置，城池。
〔10〕乾隆《乌程县志》卷十一，乡镇。
〔11〕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1～112页。
〔12〕《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乾隆五年七月乙卯。
〔13〕乾隆《嵩县志》卷十二，市镇。
〔14〕乾隆三十年八月二十八日河南巡抚阿思哈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5辑，第832页。
〔15〕道光《罗城县志》卷之一，山川，墟市：卷之四，艺文。
〔16〕参阅樊树志前引书；第112页。
〔17〕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一，乡城志。
〔18〕萧放：《试论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镇发展的特点》，载《九江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
〔19〕乾隆《汉阳县志》卷之六，城池，附街衢镇市。
〔20〕乾隆《襄阳府志》卷之十一，里社，市镇关梁附。
〔21〕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之一，舆地志，乡镇附集场。
〔22〕参阅樊树志前引书，第107～109页。
〔23〕晏斯盛：（请设商社疏），乾隆十年，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户政十五，仓储下。
〔24〕嘉庆《汉阳县志》卷之七，城池，坊市集镇。
〔25〕乾隆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山西巡抚明德奏：四十三年三月初六日山西巡抚觉罗巴延三奏，见《宫中乾隆朝奏折》第15、42辑，第714、293页。
〔26〕乾隆《黔阳县志》卷之九，乡都，市镇。
〔27〕乾隆《洵阳县志》卷之四，建置，市镇。
〔28〕参阅樊树志前引书，第103页。
〔29〕丁永琪：《县北舞渡移兵驻防记》，见乾隆《舞阳县志》卷十，艺文记。
〔30〕范锴：《汉口丛谈》卷二，道光。
〔31〕龙延槐：《初与邱滋畲书》，见《敬学轩文集》始二，转自《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I987年，第341页。
〔32〕乾隆三十二年《重修关帝庙碑记》、同年《本庙全图碑记》，碑存朱仙镇。
〔33〕道光十八年《重修关帝庙岁积厘金记》，碑存河南周口市。
〔34〕嘉庆（滦州志》卷之二，建置志，集市。
〔35〕乾隆《水顺县志》卷一，地舆志，市村。
〔36〕道光《黄平州志》卷之二，建置志，城池。
〔37〕参阅樊树志前引书，第279页。
〔38〕乾降（盛湖志》卷下，建置。
〔39〕道光《武陟县志》卷上五，建置志。
〔40〕嘉庆《汉阳县志》卷之七，城池，坊市集镇。
〔41〕范锴：《汉口丛谈》卷二，道光。
〔42〕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 稿》乾隆末年，见《章氏贵书》卷二十四，食货考。
〔43〕参阅石莹：《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载《武汉大学学报》1989午，第2期。
〔44〕参阅罗一星：《清代前期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载《广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45〕乾隆《沅州府志》卷七，乡都，市镇。
〔46〕《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乾隆二年十一月癸未。
〔47〕乾隆《府谷县志》卷之一，市集。
〔48〕参阅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300～301页。
〔49〕陈明申：《夔行纪程》，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乾隆《开县志》场市、关隘。
〔50〕乾隆《河问府志》卷之四，舆地志，物产。
〔51〕乾降《大荔县志》卷三，建置，镇堡；道光《大荔县志》卷六，土地志，物产。
〔52〕乾隆《氏葛县志》卷之二，建置，镇集。
〔53〕道光《留坝厅志》卷四，土地志，风俗。
〔54〕康熙《陇州志》卷之三，田赋志，市集：乾隆《高平县志》卷之四，市集。
〔55〕道光《思南府续志》卷之一，地理门，疆域。
〔56〕康熙、道光《萍乡县志》卷之二，市镇：卷三，建置，里市。
〔57〕道光《思南府续志》卷之一，地理门，疆域。
〔58〕乾隆《宝坻县志》乡闾卷之六，市集。
〔59〕嘉庆《正安州志》卷之二，风俗。
〔60〕乾隆《湖州府志》卷十四，坡市。
〔61〕乾隆《沅州府志》卷八，乡都，市镇。
〔62〕乾隆《湖州府志》卷上四，墟市。
〔63〕乾隆《宝坻县志》乡闾卷之六，市集。
〔64〕道光《思南府续志》卷之一，地理门，疆域。
〔65〕道光《万州志》卷三，舆地略，形势。
〔66〕康熙《诏安县志》卷之四，建置志，市集。
〔67〕乾隆《黔阳县志》卷之九，乡都，市镇。
〔68〕乾隆《保德州志》卷一，市集。
〔69〕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
〔70〕乾隆《镇安县志》卷二，舆地志下，墟市。
〔71〕道光《宁陕厅志》卷之二，建置志，场市。
〔72〕乾隆《河间府新志》卷之四，舆地志，物产。
〔73〕道光《安平县志》卷四，食货志，土产场市附。
〔74〕乾隆《潮州府志》卷十四，城市。
〔75〕道光《略阳县志》卷之一，舆地部，市集。
〔76〕乾隆《丽江府志略》卷上，建置略，市肆。
〔77〕道光《太平县志》卷三，坊里志，市集。
〔78〕乾隆《威远县志）卷二，建置志，乡镇集场附；道光《茂州志》卷二，建置导，场市。
〔79〕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之二，舆地志，街市坊表。
〔80〕嘉庆《涉县志》卷二，建置类，市镇
〔81〕乾隆《新安县志》卷之六，风土。
〔82〕道光《南海县志》卷十三，建置略五，墟市。
〔83〕道光《佛冈厅志》卷二，建置志，墟市。
〔84〕康熙《萍乡县志》卷之二，市镇。
〔85〕康熙《临县志》卷二，建置志，坊市。
〔86〕乾隆《蔚县志》卷之八，城池，村堡。
〔87〕道光《长阳县志》卷之二，建置志，场市。
〔88〕嘉庆《汉州志》卷八，城池。
〔89〕乾隆《巴县志》卷之二，建置，坊厢。
〔90〕康熙《咸宁县志》卷之二，建置，市镇。
〔91〕道光《昆明县志》卷之二，物产志。
〔92〕雍正六年四月初五日苏州织造李凤奏，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辑，第163页。
〔93〕陶澍：《陶云汀先生奏疏》卷二十二，道光八年。
〔94〕乾隆《南郑县志》卷之三，建置。
〔95〕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七，市集。
〔96〕张岗：《清代直隶商品经济分析》，载《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
〔97〕道光《萍乡县志》卷三，建置，里市。
〔98〕乾隆《陇州续志》卷二，建置志，市镇。
〔99〕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
〔100〕乾隆《束鹿县志》卷二，地理志，市集。
〔101〕嘉庆《山阳县志》卷二，疆域下，市镇。
〔102〕王昶：《商洛行程记》乾隆五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六帙。
〔103〕乾隆《直隶澧州志林》卷之二，舆地志，市镇。
〔104〕樊树志前引书，第121页。
〔105〕参阅石莹前引文。
〔106〕参阅罗一星前引文。
〔107〕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108〕康熙《程乡县志》卷之一，舆地志，市廛。
〔109〕乾隆《新修曲沃县志》卷之七，城池，附市肆村镇。
〔110〕乾隆《三原县志》卷之二，城池。
〔111〕道光《安陆县志》卷四，城池，衢巷。
〔112〕嘉庆《汉州志》卷八，城池。
〔113〕雍正《六安州志》卷之五，城池。
〔114〕道光《留坝厅志》卷一，厅城图。
〔115〕乾隆《祥符县志》卷六，建置，市集。
〔116〕康熙《咸宁县志》卷之二，建置，市镇。
〔117〕卢坤：《秦疆治略》，咸阳县。
〔118〕乾窿《丽江府志略》卷上，建置略，市肆。
关键词：二维码；应用；首创；艺术作品；意义生成
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7-0111-02
一、二维码的由来
（一）二维码是什么
二维码技术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但是真正得到实际的应用和发展还是在近20年间。而国外对二维码技术的研究却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且在二维码符号表示的技术研究方面，国外已经研制出多种码制。什么是二维码？二维码其实就是一种用某一种特定的规则或不规则的一种或几种几何图形按一定的规律性在平面并且是二维方向上分布的一个黑白相间的图形，现在还发展出彩色的二维码，是年轻人所喜爱的个性二维码。二维码整个是一个方块形，大多数人看不懂它的构造和它的分布规律，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方块，却能够把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编码”成一个图像，当用特定软件又称“扫一扫”来拍摄或是扫描这些图像时，二维码包含的信息就显示出来。总而言之，二维码就是通过一个黑白相间的条形码将各种形式的信息例如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储存起来，方便受众随时随地查看。所以在新媒体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二维码的兴起也是必然的。
（二）二维码的应用
我国最早在2006年推出了二维码的应用，但当时的智能手机还未普及，所以二维码的应用并没有推广开来。二维码必须在智能手机上使用，尤其是“微信”诞生以来，其中的“扫一扫”功能更是推进了各种二维码的产生，从饮食到旅游，从旅游到美容，越来越多的商家通过“扫一扫”二维码获得优惠吸引受众。二维码可以承载文字、图片、音乐、视频等各种信息，充分地把复杂的内容通过一个小小的条纹码实现，既阅读方便，又节约纸张。现如今，二维码的应用彻底的普及开来。
通常我们所看到的以及大多数软件生成的二维码都是黑色的，但事实上彩色的二维码生成技术也并不复杂，并且备受年轻人的喜爱，已有一些网站开始提供彩色二维码在线免费生成服务了。基于二维码的纠错功能，即使二维码部分被覆盖或丢失，扫描设备依然能够识别出其记录的完整信息，当前已有不少“个性二维码”的生成工具，把一些个性图案与二维码进行合成，得到个性化并能被扫描设备识别的二维码，这种“个性二维码”也开始流行起来[1]。
现在无论是买票、购物、吃饭都可以使用二维码，买票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订票，购物也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付款，例如支付宝付款现在就可以使用二维码扫描，这样既方便又安全。吃饭时扫描二维码也屡见不鲜，就连去小面馆吃碗面都可以扫描二维码加入会员参与面店打折活动，使得日常生活中的吃饭也变得有趣起来。甚至是名片介绍、婚礼请柬、墓碑上都使用了二维码，有了二维码再也不用担心一张简单的名片无法详细的介绍自己了，婚礼请柬上的二维码使用使得参加婚礼的人不用担心到不了场而错过这场婚礼，可以通过二维码观看婚礼的各个重点环节；既能省时省力，又能方便快捷的知晓各样的信息。
二、二维码“走”近《走街穿巷忆旧事》
二维码在纸媒中的应用最早见于报纸和杂志，在报纸中应用可以让平面新闻瞬间活起来，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随着国内智能手机和 3G 网络普及，2011 年底开始，报纸二维码重振江湖。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钱江晚报、每日商报、南京晨报等国内许多报纸又开始尝试借用二维码，打造全媒体报纸。温州报纸也“高调”加入了报纸二维码的试水队伍。如 2012 年 3 月，温州都市报在封面版隆重推出“若想潮一把，不妨玩玩二维码”；2012 年 5 月，温州商报号召读者“拿起手机，玩转报纸”，等等。[2]”
二维码在纸媒的应用中很广泛，但是在图书行业甚至是传统的艺术作品上使用确很少见到，此次92岁的贺有直老先生紧跟时代潮流，将自己的连环画作品与二维码结合起来，创造了艺术作品使用二维码的先河。在2013年8月14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的“2013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上吸引了大量的读者，而老先生的作品《走街穿巷忆旧事》也成为此次书展的亮点。这是艺术家的传统艺术作品首次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被不少人评价为图书史上的海派首创。
《走街穿巷忆旧事》主要是以54幅连环画构成的一部回忆上海描述百年上海市井生态的传统艺术作品。贺有直老先生通过一幅幅连环画向大家讲述老上海的故事，所以这本书也可以称为“贺有直画说老上海”，但光通过图画描述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于是，老先生紧跟潮流，将其的连环画和时下流行的二维码结合起来，人们通过扫描书中的二维码，便可以跟随贺老先生走街串巷欣赏上海的大街小巷，并听着贺老先生讲各种生动有趣的故事。在书展上，人们只要用手机扫一扫书上的二维码，便可以做到“读、视、听”相结合，让人一扫仅仅只能读书的乏味，更能听书、看“活起来”的书。
在画面中，贺友直先生以独有的“贺氏白描”重游往事，回味人生，54 幅洋洋大观的《走街穿巷忆旧事》，以小见大而气象万千，尺幅虽小而矩度雍容。当年的上海老城厢，可谓“十里洋场”，“街衢弄巷、纵横交错”，“五方杂处、客土杂居”，老先生将一切尽收眼底，又将一切放诸笔端。传统阅读方式之外，又得益于最新的数字交互技术，读者扫一扫书上的二维码通过手机便可以看到贺友直老先生的自说自画。影像中，贺老先生绘声绘色讲述起老上海的点点滴滴，配合旁逸斜出的各种相关历史图文资料，全方位地带领观众走街穿巷忆旧事，在寻踪追迹中钩沉画面背后的典故和轶闻旧事，将上海各地昨天与今天的风情变化展现给大众[3]。
我们不难想象，在一幅幅简单的平面漫画中，我们可以听到音乐，听到各种各样的讲解，看到视频，这样的视觉和听觉的享受在以前的漫画里我们无从获得。而今通过二维码，我们将一幅幅的漫画拓展成了一部部短小精悍带有解说和文化历史意义的动画，这样既保留了漫画的价值，也让读者更好的拓展了阅读量和知识储备量。
三、二维码在传统艺术作品中的意义生成
（一）信息量延伸拓展幅度大
二维码具有储存信息量大、体积小的特点，所以运用到纸媒中，可以通过最小的体积最大的限度将纸媒的信息量无限延伸拓展出去。运用到图书中更是可以提高图书的性价比，而运用到传统的艺术作品中，不仅可以让受众了解到艺术作品的内容，更可以通过音频、视频影像来了解创作背景、内涵深意、作者思想等与艺术作品相关的信息，既可以加深读者的印象提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又可以方便读者欣赏艺术作品理解作者更深层的作品内涵含义，一举两得。
（二）传播范围广，不受距离限制
二维码制作成本低，方便制作。并且使用的时候只要有网络就可以使用，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二维码了解信息。在这个新媒体普及信息化的时代里，科学技术让传统艺术作品更具活力也更具影响力。所以二维码运用在传统艺术作品中，任何人在何时何地都可以通过网络来扫描二维码知晓作品内容，增加了作品的传播范围，并且不受距离的限制，所以贺有直的这部连环画伴随着老上海的影像可以通过小小的二维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三）传播速度快，自主性强
3G网络的普及与4G网络的诞生更是为二维码的发展创造了更大的空间。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便可以使用二维码，轻轻地扫一扫就可以知晓各种内容信息，所以作品的内容传播速度非常快，瞬间可以传遍世界，甚至可以在同一时刻不同地点进行传播。在获取信息内容时是受众自主选择扫一扫，自主性强，所以受众一旦选择扫一扫便说明他愿意接受该传播信息，即避免了强制传播、受众被迫接受等以往传播手段带来的负面效应又增加了受众的参与度和兴趣。
（四）易于版权保护和保存流传
二维码的抗损性和保密性程度也比较高，所以运用在传统的艺术作品里，既可以保护作者的版权，拥有自己独有的二维码，也容易打击盗版的出现，人们可以通过扫描书中的二维码来验证真伪，进入二维码中的出版社网站，不仅可以查看真伪，也可以了解出版社其他书目的信息，这样增加了信息量也方便读者购买其他书目。艺术家们可以放心大胆的进行艺术创作，也不用担心作品能否保存下去。二维码体积小、方便制作等特点都易于保存艺术作品的价值，让艺术作品更好的发展与传播。
四、总 结
2013年1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手机网民数量为4.2亿。此外，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也继续提升，由69.3%上升至74.5%，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稳固[4]。从这组数据中可以看出，未来的手机上网越来越普及，也就是说二维码的市场前景将无限广阔。此次《走街穿巷忆旧事》与二维码的首次成功运用不仅给图书行业带来了新的希望，未来的图书市场应该着重将二维码用于书中；也将一件艺术作品成功的推向世界，给新老艺术家们也建立起了一个新媒体传播艺术作品的平台。总而言之，科技在发展，网络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二维码将会越来越普及，也越来越便捷。
参考文献：
邢平立，白惠艳.二维码概述及应用[J].网印工业，2013（8）.
吕云方.二维码是纸媒转型的有效途径吗[J].青年记者，2013（25）.
关键词 《申报》服饰 传播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
素有“十里洋场，衣冠世界”之称的上海，早在光绪末年，“奇装异服”已开始出现，“上海繁华甲于全国，一衣一服，莫不矜奇斗巧，日出心裁。其间由朴素而趋于奢侈，固足证世风之日下，然亦有由繁琐而趋于简便者，亦足见文化之日进也。”到了宣统年间(1909-1911)已开始领导着中国服装的新潮流了。在芸芸沿海城市中。它脱颖而出，变成最时髦的大都会。“而上海装饰已稍稍露头角，且以上海扼全国之中心，并交通上之便利，其装饰颇足以风靡全国，虽北之京津，西之川汉，南至闽粤，傍及苏杭，亦莫不以为最及时之标准。”如今非常流行的“时髦”一词亦是在晚清上海叫起的。最早见于1897年《申报》，到民国年间愈叫愈响，初时只应用于服装新潮流上，后来，“时髦二字之名词，出自上海，不仅指服装而言，举凡事物莫不有时髦”，但凡标新立异、变换花样的事物和生活方式，上海人便都唤之为时髦了。
近代上海人之所以会执着于时髦，乐正著《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年)》有所分析，“上海是一个五方杂处、中西并存的城市，社会开放，人员流动，生活节奏也较内地快，容易产生一种多元化的消费动感，这是其一；上海人打破了尊卑等级消费观念，受传统模式束缚较小，人们可以任意选择自己的消费式样，这是其二；上海商业发达，商人们以制造时髦款式、迎合时髦心理为推销之术，不断鼓动人们加入新的消费潮流，这是其三；上海人心灵手巧，制作精细，一件平常的东西经他们加工改造，就成为一件时新而精美的物品，这是其四。”而正是这些原因，也造就了上海作为中国乃至远东服饰的时尚之都。
作为上海本埠最早创办发型的华文报纸，《申报》自创刊历经清、民国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终刊，历经八十多年的风雨，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始终对上海的华人社会深具影响。在近代中国的传媒领域，具有其他报刊不可取代的地位。《申报》发行量大、影响范围广、流通时间长，具有普遍性；《申报》几乎从未发生过中断现象，具有历史的连续性，被称为“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申报》接近真实地记录了中国，特别是上海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申报》“一部近代上海报刊史，等于是近代中国报刊史的缩影。”。《申报》所特的这些特点，使其作为研究近现代女性服饰传播有着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
所以，本文选取中国时尚之都上海，选择近代报纸这一媒介，从艺术传播学的角度审视中国女性服饰艺术与现代报纸传媒之间的关系，上海重要的新闻媒体《申报》是最佳取样。在本文中，我们截取《申报》1911-1935年对女性服饰的记载作为一个样本，来剖析一下《申报》作为媒体对女性传播的作用和意义。
《申报》中女性服饰讯息的形态主要有：服饰新闻、服饰广告和服饰评论是服饰讯息的常见载体。其中服饰新闻和广告是对服饰发展的客观记录，而服饰评论则反映了传媒与风尚的互动。
一、服饰新闻
“报纸是信息的媒介，新闻是报纸的支柱。读者对报纸的需要，主要是对新闻的需要，抓住新闻就等于抓住读者。”
《申报》刊载了有关女性服饰的很多新闻，特别是在民国初，女性走向社会，开始关注自身服饰的社会性而又无所适从时，在1912-1913年间，《参议院讨论服制问题》、《会议女服式纪要》、《国货维持会第二十五次宣讲记》相继刊出，详细记录了会议有关女性服饰的规定，包括款式和色彩，对于女性服饰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二、服饰广告
广告，是以语言文字、图像和其他途径向大众进行传达资讯的一种传播方式。其目的是把欲出卖的商品信息传播出去，以便引起需求者的注意，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实现商品出售的商业动机。当时的上海，倾销外国产品的洋行林立，黄浦江吴淞口的货船往来如梭，繁华的“南北二市”销售洋货土产的店铺不断出现，金融、保险业随之兴旺。在这里潜藏了很多广告客户和读者群体。《申报》刊登广告，一方面。满足了商业信息的需求，进而扩大了读者群体；另一方面，广告的收入为《申报》的壮大发展筹集了相当的资金。
有关女性服饰的广告在《申报》中时有刊载，而且多数伴有图片说明，1912年8月4日的《申报》有这样一则广告：“趋时妇女竞新妆，荷叶边兮滚满裳。梳得时新元宝髻，夜间权作枕何方。”这是一则有关元宝髻的广告，带有劝诫的意味；1915年2月3日的《申报》中刊载了有关东洋髻的广告，带有赞赏之意。关于女性服饰亦有广告刊出：“广告时装的影响：广告画里的服装与真人所着的服装出现于同一版画报上，互相映衬，互相模仿。”(《申报图画周刊》，1935年3月14日)这则旗袍广告形象地道出了服饰的快速传播途径。
三、服饰评论
报纸的评论文章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以报纸为载体，现代服饰批评开始迅猛崛起，对服饰艺术的繁荣无疑会起到促进作用。《申报》有关服饰评论的内容较多，特别是社评，1926年12月16日和18日出版的《申报衣服号》和《申报修饰号》专刊，是两份较为系统、全面的服饰研究方面专门论著汇集。《申报衣服号》中包括有《中华丝织物之进步》、《将来欧美服装之推测》、《美丽衣服的发源地各国的巴黎，中国的上海》、《制西装之选择》、《妇女御用围巾之要旨》、《冬令的皮货》、《服装与国货》、《改良中国男子服装谈》、《改进我们服装应有的条件》、《服装的调和》等文论；《申报修饰号》中包括有《时装展览会之鸟瞰》、《指甲美》、《女子剪发》、《修饰概论》、《点樱小识》等文论，两份专刊都配有若干幅精美插图。
此外，对于一份有着广大受众群体的本埠报纸，对于服饰的发展和变革，《申报》的各类评论文章都始终关注，譬如对于之后的中国本土服装的走向就是一个相当严肃的话题。
上海《申报》在1911年11月19日率先讨论未来国民应该穿着什么，发表《服饰刍议》，除道出服装将造成身份混乱――是否抱残守缺，“应复汉式，束发于顶，卧领长袍”，抑或“断其发，短其衣，则变蛮夷矣”，更强调如果国家处理不当，服装将会造成政治社会经济混乱。也道出易服的困惑：“自古帝王易姓受命，必改朔易服，所以示革新之象也。今者大汉光复，发辫之物。在所必去，衣服之制，亦宜定式。国人深于习惯，本其旧见，每谓吾侪汉民，应复汉式，束发于顶，卧领长袍，是其固制。若断其发，短其衣，则变夷矣。”
当然，更多的评论还是针对女性服饰和女性服饰所展示的社会学根源。譬如：同年8月11日上海《申报》又指出：“效女学生妆饰，意在博欢新人物，而女学生效妆饰，胡为者。”“从前衣服暗分等级，非真贵家豪族，鲜有通身裘帛者。今上海龟奴鸨子无不以裘帛为常服，而一般学生更非舶来品不御。做上海人安得不穷。曹聚仁甚至认为妇女解放已沦陷于享乐主义，“所谓妇女运动。提倡了差不多一二十年，其结果资本主义的一切光明幸福全未得到，资本主义的一应黑暗灾祸，都已来临。上海小市民中，所谓学校皇后，所谓交际明星，所谓摩登女郎，所谓美丽花瓶，彻头彻尾都是一种享乐主义者。”
除了社论，有关服饰本身的艺术评论也有很多，有涉及服饰款式的“时下女子新装，领高四五寸，用荷叶边镶成喇叭口式，袖短仅及半臂，亦用荷叶边镶成喇叭口式，其他衫之周围，裙之底下皆用荷叶边镶成喇叭口式，吾不解女子身上何用如许喇叭口之多也”；有涉及鞋子的：“迨天足会起。六寸肤圆，不须迫抹，妇女皆用皮鞋，履声橐橐”。过去布鞋走路悄无声息，“昔日女子多柔顺之气，今日女子多英爽之气，昔日女子谨守闺中羞不见客，今日女子靴声橐橐马路中疾行如飞”。似乎这鞋子的响声也在象征着妇女地位的转变；有涉及发式的：“又见乌云黑髻，忽又变成元宝形状，凸出小脑后，何其不雅观”，时人机之：“或者夜间睡时可以不用枕头，将此元宝权作枕头，倒也便利。”这些评论，对当时女性服饰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山地；区域特征；贵州小说
一
新世纪以来，无论省内外，从人类学、民俗学、旅游文化等层面挖掘贵州文化资源的研究日渐趋热，相比之下贵州文学的研究似乎一直没有突破，甚至有沉落寂寞的状态。原因自然是复杂的，比如从大背景来说，在大众文化消费的时代、读图的时代，文学整体相对边缘化。不过对贵州文学研究而言，更有其自身的瓶颈。以20世纪文学的中心文体小说为例，一直以来我们的研究都是以全国文学主流话语为重要参照，我们一直欣喜地去发掘偏远之地的贵州小说如何在积极回应中心的呼唤。到上个世纪末，这一模式的研究有一批可观的收获。贵州新文学大系的小说卷、何光渝先生的力作《20世纪贵州小说史》等都将贵州小说发展及成就放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空间里进行叙述，特别是后面这部专著，“作者在论述20世纪贵州各个时期的小说时，并非孤立地就事论事，而是把它放在全国小说发展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并与同时期省外小说家的作品进行横向比较。”[1]此后的小说研究在这种模式下已难超越这部专著的成绩。这是新时期以来贵州小说研究相对沉寂的一个重要原因。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相反促进了地方文化研究的兴起，对多元的地方文化的关注，应该说也能给贵州小说研究带来一些新思路。贵州小说有没有值得去发掘和总结的独特现象，有没有自我的个性特点，带着这样的问题重新审视贵州小说的发展史是颇有意思的一件事。
蹇先艾堪称贵州小说第一人，也是贵州乡土小说的先驱。然而探究贵州之于蹇先艾的意义，绝不同于湘西之于沈从文、川北之于沙汀、山西农村之于赵树理那样深刻和饱满。14岁，蹇先艾就被父亲送到北京读书，得以进入到新文学的中心地。从童年的人生体验是很难看到蹇先艾与贵州的深度联系的。被鲁迅选入《新文学大系》的《水葬》被评价为“最能代表他的贵州乡土题材特色”[2]的作品，然而这部作品乡土的内容并不厚实，对水葬这一习俗的关注度也不如王鲁彦对浙东民俗的细致，这篇作品之受重视，不过是因为作品表现了当时代表中国的乡土的落后、闭塞和人性的冷酷。正好符合了五四在现代文明和西方文明立场下对中国乡村（传统）文明的反思与批判，这部作品无论创作者还是接受者都并没有把“贵州”作为一个独有的元素。无论从主题取向上还是从语言风格上《水葬》明显的可以看出《阿Q正传》的影子。五四之后，中国文学随着社会变革潮流主流话语几经转向，在阶级斗争、民族矛盾的背景下，小说的批判风向，而中国小说也走向繁复和发展，而有意思的是贵州小说却出现了长时期的空白。抗战时期，蹇先艾返黔，文化重心向西南方向转移，贵州的文学创作活动与文学出版物出现从未有过的活跃，但是此期无论是贵州作家的创作还是以贵州为题材的创作，也未见新的起色。相反蹇先艾在抗战时期的作品，“中心话语”成为全部述说的内容，所谓的“贵州”符号只非常表层的停留在对方言的零星运用上。沙汀的返乡让他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题材，有了《在其香居茶馆》这样充满地域风情的作品的出现，何以蹇先艾真正回归到这块土地之后却丧失了对这块土地的述说呢？
建国后，1950年代贵州涌现了一批本地作家和作品，这是贵州小说第一次显示出自己的规模，一方面可以说是抗战时期的文化活动的积淀，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建国后与国家意识形态相扣合的农村小说成为小说的主脉之一，农村和社会改造给贵州带来了很多变化，为作家们提供了可以回应的文学材料。如较有代表性的石果的《风波》《铁马乡跃进曲》。此后贵州小说几乎是以一种更加自觉地服从地姿态追求“中心”话语。1980年代初，贵州小说迎来了再次辉煌。1980年代初，何士光的两部小说《乡场上》《种包谷的老人》相继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这是贵州文坛又一次在全国舞台的绽放。贵州是新时期的的先行者，作家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巨大的历史变革。人们便都在这样的背景下解读其中人物的意义——“展现农村更多的新人物”[3]。但随后在思想解放的大洪流裹挟下，全国文学迅速恢复元气，贵州文学很快又鸦雀无声了。
从中国20世纪小说的文化批判气质、城乡对立格局、政治文化的书写等方面审视，贵州体验提供给作家的写作资源显得似乎并不丰厚。其实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重角度来看，贵州都是一块资源宝贵丰富的地方，故有“民族文化千岛”之美誉，但是，“我们发现，贵州作家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和挖掘，远不如人类学家们来得深入和地道。”“他们几乎都是从乡土文学民间叙事中走出来的，遗憾的是这种民间叙事几乎都不是本土化的叙事”。[4]原因何在？
二
何光渝先生在《20世纪贵州小说史·导言》中呼吁“就20世纪的贵州文学特别是小说而言，除地貌、气候等自然因素外，贵州建省以来近600年历史，因这历史而形成的人文环境、特别是文化生态环境，不仅影响了贵州人民的性格、气质、审美趣味和艺术思维方式，而且也深刻的影响着贵州作家作品特别是小说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5]。这是期待贵州文学研究能有一个更开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但是我认为贵州文化及文学的特点的地域根性依然是在自然地理条件上。一个区域概念，不外乎指涉这样几个因素：政治、经济、文化、自然。而其中自然地理的因素是最根本的。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正如列宁曾经指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在看来，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而生产力的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这种地理环境的特性……”[6]。对于文化而言，自然地理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自然生境与文化有着密切的互为影响的关系，自然生境对人的影响尤其大，这些影响会渗透到人的精神和性格中，从而构成不同区域的人在性格上的异同，这些异同就展现了不同的丰富多样的文化模式。”[7]虽然丹纳的环境决定论被后人不断修正，但作为地域文学或文化的研究，他的思想仍然具有启示意义。“贵州”是一个行政区域概念，我们的研究自然要关注到贵州建省600年来政治文化的因素，但也要明白，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和阻隔，历史上贵州政治一直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贵州几百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更倚赖于贵州作为一个地理区位的特点。
贵州最突出的地理特征就是“山地”。贵州地处中国西南，是云贵高原的组成部分，地形上处于从青藏高原向江南丘陵、平原过渡的地带，在贵州境内，山地面积占据了87%，丘陵占据10%，剩下的平地仅占3%。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像这样一个几乎完全由山地和丘陵组成的地理观景在国内绝无仅有，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瑞士与之相似。云贵高原的另一组成部分云南也没有贵州如此密集的山地。明朝正德年间，王阳明贬谪贵州，途径黄平，惊叹“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极”，当年一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也是对娄山关的真实感受。大山的阻隔把贵州掩藏在历史的褶皱里，与中原一带的较大的沟通在元、明、清三代才逐渐实现。大山的封闭使贵州长期处于政治经济发展的落后，也产生安足凝滞的民族性格。
有学者这样描述巴蜀之地：“‘阔大’与‘封闭’也是一组有趣的矛盾，封闭带来了它的保守，造成了它与中原地区的某些差异，但腹地的阔大和千里沃野又赋予它勃勃的生机”[8]。这千里腹地成就了巴蜀之地的盆地文明与天赋气质。相比之下，贵州地理空间的特点应该是“封闭”与“破碎”。贵州在群山围困之中，腹地则由于喀斯特发育过程造成地形破碎，地貌复杂，呈现出“立体多样，纵横分割”的特点，“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也十里不同俗，这些立体排列的狭促而复杂多样的山地生态环境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或“又杂居又聚居”等复杂的碎片似的民族聚落结构，与中原的交流困难，长期以来处于自在的发展状态，在内部，彼此间有交融却同样由于地势的阻隔而保持民族文化、聚落文化相对的独立性。碎片似的的空间布局，形成了贵州文化杂的特点，因杂而无法更进一步整合成既有内部凝聚力又有辐射度的文化体系，因杂而现个性模糊，因个性模糊而带来文化自信心的不足。贵州既有文化孤岛，又有五方杂处的包容之地，前者是由于地理的先天屏障，后者的包容里则显示了自身文化的柔弱性，所以包容多于创造，追寻他者多于自我的创新。在这种地域文化心态下，我们自然理解了为什么贵州小说对自身文化资源利用不足的问题。这里为贵州文学的创新力度的不足找到隐约的依据可以说，贵州小说环环相扣的地域特征起始于贵州独特的山地自然生境。
首先，贵州作家的区域布局是非常不平衡的，很多作家出身于遵义。这块黔北土地以喀斯特丘陵和盆地为主体，是贵州境内最为平坦、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地方，是由黔入川的咽喉，也是贵州接受中原儒家文化以及巴蜀文化最深厚的地方。这些相对的开放的丘陵坝子，有着主动向外获取的积极性，向往远方、追逐“中心”的文化姿态，远远强过对本土的关注和理解。
翻阅贵州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还能发现，他们对自身民族文化历史民俗的关注是较表层的。作家对自身民族身份的认同不是非常强烈或者说自觉。当下创作用力最深的作家王华的经历很有代表性。“虽说我是仡佬族，但在很小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区别。后来，人家听说我是仡佬族作家，总是问我有关仡佬族的问题，我却答不上来，总觉得很不好意思。从那时起，我开始有了追溯民族根的欲望。”[9]这才有了她的带有仡佬族符号的《傩赐》。这种身份追认在贵州作家身上比较突出的，这同样是贵州喀斯特自然生境在贵州小说创作中打下的印记由于身份认同的距离感，贵州乡土小说最常见的是外来者叙述视角，由外来者拨开大山的迷雾，审视山间人的生存现状。开创这种叙述的便是蹇先艾。
《盐巴客》和《贵州道上》是蹇先艾两部重要的“归乡”模式的叙述，正是多年以后的归乡使蹇先艾发现一个实体的贵州，这种发现里有以往的研究者已经多次书写过的对贵州兵匪成灾的社会现状的揭示，还有不容忽视的对贵州地理环境与人的生存及性格的关系的新奇发现。这两部作品的第一重发现就是贵州险峻的地势。“多年不回贵州，这次还乡才知道川黔道上的形势的险恶，真够得上崎岖鸟道，悬崖绝壁。”[10]正是在这难于蜀道的黔道上，才有了盐巴客、轿夫的粗粝与。到1980年代，在寻根小说纷纷问世之时，贵州小说依然在延续这样的叙述。如陈学书的《山国女子》《远山》及以叶辛的《蹉跎岁月》为代表的知青小说。这些外视点的叙述都是从自然空间的发现开始的。
由地理空间而及人使贵州小说有了与20世纪中国小说文化批评性格中略有不同的述说。反思批判封闭保守的民族惰性是自鲁迅以降中国小说的主流话题，但鲁迅们的反思核心指向历史文化。于贵州而言，儒家形成的历史惰性不如大山的包围造成的压抑更为触目。对于贵州的地理环境与人物精神气质的关系，清人陈法有过精当的描述：“黔处天末，崇山复岭，鸟道羊肠，舟车不通，地狭民贫，无论仕宦者视为畏途，即生长于黔而仕宦于外者，习见中土之广大繁富，亦多不愿归乡里。吾以为黔人有五病，而居黔有八便。何谓五病？曰陋、曰隘、曰傲、曰暗、曰呆。”[11]而贵州小说对此作了更为丰富的诠释。类似的描写随时可见，如蹇先艾《山城的风波》：“全县是一座圆湖似的小城，被四围笔锋似的的高山环抱着，俨然是被所谓大时代遗弃下的古老镇市。因为重峦天堑的恩惠，造成一种风气的闭塞，人们的眼光渺小得喂雏鸡的黄米。大多数的人是老死也没有跨出过这古城的长垣”[12]。苗族作家伍略的《麻栗沟》小说的背景是深陷在黔西北大山中的一个小小的村庄。“沿沟而上，两岸偏坡，满眼是巴茅和蕨草，灌木丛丛，间或也有一些青冈，更多的则是那麻栗树。越进沟里，越显得荒僻、冷落……”[13]这是作家追问人性晦暗的起点，作家展示了山沟中的令人战栗的贫穷而来的蛮荒与孱弱。
何士光的《种包谷的老人》是一部值得重新品味的小说。青山屏障下的坝子，依然是偏远寂静，但作家并不峻急，而以少有的悠缓述说人与自然的那份和谐宁静，述说种包谷老人那份久远的日子。《种包谷的老人》花费了大量笔墨描写的却是一个孤寂的老人和一片孤寂的包谷林的故事，人与自然的既和谐又对峙的复杂关系，这部作品颇有些《边城》笔法。但这种书写在贵州这块土地上难成气候。
险峻的群山、坚硬的岩石、隐藏在大山深处的矿区、山间的犄角旮旯地构成了贵州言说的主体空间，传递出与江南的温润、塞外的苍凉完全不同的粗粝、滞重感，并成为作家感知世界、理解人物、发掘主题的起点，从山地文化出发重新审视贵州小说创作特点，挖掘贵州小说独特的文学话语，是可以拓展贵州小说研究新的话语空间的。同时我们也期待这样的研究能给贵州小说创作带来更多当代自信。
地域、文化、经济发展都相对边缘化的贵州，在追随时代共时性话语中，其文学资源是相对匮乏的。贵州文学要真正有所发展，必须要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话语，体现自身文化个性的创作。就这点而眼，贵州文学资源不是说匮乏，而应该是相当丰富。1980年代《中国青年报》记者罗强烈曾撰文展望：“贵州高原从文学的角度看，那里有众多的民族，美丽的山川河流，诗歌如海，传说如山，揿动几代历史沉淀的时代变化……这些，都决定了贵州的生活和文学是迷人的。有如地理条件类似的美国南部，只要出现了自己的‘福克纳’，便会在高原上开出文学的奇葩。这一点，许多人和我都是坚信的。”[14]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1]顾朴光：《一部厚积薄发的力作——评何光渝》,《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年5期。
[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顾敏：《展现农村更多的新人物》，《人民文学》1983,03期。
[4]《坚守与创新——贵州小说创作研讨会散记》，《贵州日报》2010年8月11日。
[5]何光渝：《20世纪贵州小说史·序》，2页，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6]列宁：《列宁选集》第38卷459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7]游建西：《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8]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7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9]周静：《固守在故土与乡情里》，《贵州日报》09年1月16日
[10][12]蹇先艾：《贵州道上》《山城的风波》，《蹇先艾文集一·小说卷》，134页，17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
[11]陈法：《黔论》，转引自钱理群、戴明贤、封孝伦主编《贵州读本》493页，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3]伍略：《麻栗沟》，《民族文学》1982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