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8 13:19:5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巴蜀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李氯舜醋鞯娜部以成都为背景反映的长篇历史画卷小说，是对成都世间人情的绝妙评说。他浓墨重彩地绘制出了一幅幅富有成都地方特色的风俗画，对过去成都特有的生活情状、饮食起居、婚丧嫁娶、地方特产等做了历史而又生动的描绘。他以四川方言道四川事、写四川人，体现了他浓浓的巴蜀情结。
李氯司哂凶跃醯那域文化追求，他把市民阶层文化作为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灵魂的栖息地，把自我融入了巴蜀文化，在巴蜀民间天地中寄托自己的现代追求并发现了民间精神价值所在。
一、表现：叙事视角和叙事形式
李氯诵∷稻哂信ㄓ舻陌褪裨衔叮主要表现在叙事视角和叙事形式。在叙事视角方面，李氯瞬捎萌知全能的视角，着眼于典型场景的刻画和传统风俗的描摹。在叙事形式方面，受史传风格影响，李氯瞬捎么ㄎ缎鹗拢展现出不同于宏大叙事的日常生活叙事，关注历史隐秘河流中普通人生活、生存和生命的基本存在方式，昭示历史的人性意蕴和丰厚内涵。
茶馆作为精神文化的载体和社会生活文化心理的缩影，折射出四川的世态人情，为瞥见巴蜀文化提供了切入点。李氯说牟韫莞裢馔赋鲆还擅袼咨彩，是四川乡土风俗画卷上浓墨重彩的一环。李氯嗽凇洞蟛ā防铮将时期丰富复杂的历史画卷置于一个个的茶楼中，从茶客热烈的漫无边际的交谈中可以获取历史的大波[1]。茶馆除了散发出民俗意味之外还分三六九等，李氯嗽凇侗缬昵啊肪椭赋銎胀ㄆ矫窈凸倩律鹗砍鋈氲牟韫蒎囊欤这些大小茶铺按照社会地位、人事关系接纳各自的主顾，这些对权力划分，隐藏的是民众在文化性格上的软弱和惰性。李氯税颜飧鑫幕空间放置在文化视野中考察批判是水到渠成之事。可见，李氯瞬唤鼋茶馆作为人物活动和命运的背景，还把茶馆本身就作为了独立自足的批判对象，集中体现了特定时期的精神风貌，展示了茶馆作为独具特色的巴蜀生活形态的群体悲剧性，别具一种深厚的韵味。正如他在谈到《大波》的创作时这样说到：“必须尽力写出时代的全貌，别人也才能由你的笔，了解到当时历史的真实。”[2]的确，李氯司桶逊缢壮【白魑时代全貌的有机组成部分来予以描写。他作品中更是对颇具四川风味的婚嫁丧礼做了非常详细的描绘。以婚俗为例，在李氯说娜部曲中就写了不少人物的婚礼，如蔡傻子与邓幺姑、蔡大嫂改嫁给顾天成的仪式[3]等。李氯诵吹缴鲜龅幕槔袷保繁简得当，虚实结合，既不重复又互相补充，色调有浓有淡，读来很有兴味，显示出从细微处见时代风貌的深刻，折射出源远流长的社会民俗。
另一方面，史传传统和川味叙事也不容忽视。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分析“中国现代作家的现代叙事文学品格体现了诗骚传统和史传传统的相互融合”[4]。在李氯说拇ㄎ缎鹗轮校史传传统的影响尤为强大。四川治史之风源远流长，尤其是地方志的撰写，经过文化的代代传承、层层积淀，在四川形成了方志意识，较之鲁迅将绍兴作为中国社会的缩影，沈从文将湘西视为人性的净地，李氯烁钟情于突出地方性，即对四川独特乡风民俗的描摹，对家乡特别情况的开掘。如果说鲁迅、萧红等是将故乡的区域资源上升到对整个中国的概括，那么李氯司褪墙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转化为对本乡本土特别情况的关注和思考。
在四川，摆龙门阵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尤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民俗叙事习俗对李氯擞猩钤兜挠跋臁A门阵散点辐射式的叙事样式常常被运用到李氯说淖髌分校它们既是故事的补充又使得故事结构松散灵活，听起来津津有味、韵味无穷。李氯嗽凇端浪微澜》中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说、、光绪皇帝出逃等，差不多都是通过书中各种角色用摆龙门阵的方式这种聊天的方式摆出来的，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消去了原有的重大严肃感。或许正是有了龙门阵文化塑造出来的这种有条不紊逆来顺受的处事风格、悠然闲适的散漫心理，历史的风云充其量才只能在这潭死水中荡起微澜，风过之后迅速沦为无聊的谈资。可见这种川味叙事不仅生动再现了四川民众独具特色的生活姿态，还巧妙地将作家的表达意图和这种叙事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文学表达的深沉性。在川味叙事的过程中，李氯顺3；崾褂靡恍┧拇ǚ窖裕对四川文学传统模式的一次创造性转化，与整个现代中国文人学者发掘民间文化、大众文化的过程是一致的，表现出言近旨远、韵味无穷的审美效果。此外较之于北京方言的谦恭雅正，四川方言显得粗直野性，显示出西僻之乡与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地域文化风格差异。
由此可见李氯说男鹗铝⒊〔皇侵识分子审视历史的精英叙事，而是处于地域民间叙事的平民视角。少有宏大叙事和英雄人物，对人的欲望的大胆书写，真实描绘生活场景，更多地展现出社会底层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的本真和生命的原来面貌。精英文化或主流文化出于启蒙和拯救建设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的需要，对日常生活关注有限。而李氯送ü茶馆、川菜、街道展现出饮食男女、衣食住行等，勾勒出不同于宏大叙事的日常生活叙事。他的这种启蒙并不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谴责他们的愚昧与落后，而是以一种回归民间的情怀去肯定日常民间世界的生命力。
二、探源：巴蜀文化和时代思潮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李氯说男鹗率咏呛托鹗滦问秸凵涑龆捞氐奈幕语境和世态人情，反映出他作为创作主体的文化反思和独特的批判视角，进而呈现出李氯松矸萑贤和文化选择的焦虑。对社会黑暗现实、国民劣根性的清醒认识和幽默的批判是他对民族文化中保守滞后一面的否定和反思，而对民风民俗的刻画描摹又寄托了他对传统文化的保留。这种矛盾源于他对传统的渴望和对现代性的追求所形成的张力。可见，李氯俗髌返陌褪裎幕印记与李氯顺沙さ奈幕背景息息相关，巴蜀文化和时代思潮使李氯说奈幕取向趋于复杂化。
无论是蕴含地域文化的人物形象系列，富含地域文明的风俗场景，还是独具地域特征的艺术表现都展现出了巴蜀地域文化对于他自身创作的影响。巴蜀地处西南，兼有南方文化的绚丽多情和西部文化的雄健坚韧，作为盆地它既阔大又封闭，封闭带来了保守，阔大赋予了它生机勃勃的蛮性和野性，因此偏于西南一隅的巴蜀文化基于这种独特的地理、社会、人文因素呈现出典型的内倾性乡土文化的特色。封闭的自然环境不仅阻隔了封建正统文化的影响和渗入，也使川人较少受到各种新思想、新文化的冲击，具有生命本真的活力。随着一天天长大，李氯吮憬邮芰苏庵值赜蛭幕的塑造，在他的文化心理结构上积淀着巴蜀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保留着巴蜀文化的价值取向、行为模式。李氯说淖髌分芯蜕动地再现了人物保守与叛逆、豪爽与狡黠、蛮野与卑琐的生命特色，表现了在内陆省份闭塞的宗法制社会的关注，对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忧虑。巴蜀一域由于封闭的地理环境，尤其重视对本土文化的修撰和整理，不但有现存最早讲求体例的被誉为“方志之祖”的《华阳国志》，而且两千年来未曾间断，构成了区域视角的治史传统，构成了对地方风土的关注。这种巴蜀人文传统的无意识积淀在李氯松砩嫌凶琶飨缘奶逑郑巴蜀文化的史传传统形成了李氯诵∷档摹敖代《华阳国志》”[5]的特征。如果说巴蜀民间地域文化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影响着李氯恕懊窦淅史观”形成的话，那么平民化的生活经历与民间精神的熏染对李氯苏庵止勰畹男纬捎薪衔直接的影响。他出身于巴蜀民间的一个普通市民家庭，贫困的生活环境使他和大众社会水融，使李氯嗽谛∷抵心芄槐冉险媸档乇泶锍雒窦渖缁嵘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他真实地再现了巴蜀丰富的社会生活，表现出对日常琐碎之事的独特发现与咀嚼，表现出人的生命力和对原始的裸的开掘。
巴蜀地域文化的积淀也体现在李氯嗽谖鞣轿幕的选择与吸收上。作为出川求学的现代作家，巴蜀底层体验的既有视野内在积淀和留学经历给李氯舜来了透视理解社会历史的新眼光，使他形成了观察社会、描写历史的平民视角，在面对众多西方文学思潮时，选择了在当时法国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文学观。在写实主义的思潮下，方志式的实录、龙门阵式的叙事都从求真写实的取向上牵引着李氯说拇醋魉嘉、叙事形式，形成了对巴蜀文化的继承和创化。事实上，西方文化的接受并没有影响他对巴蜀文化的认同，西方文化只是给他提供了一个重新观照巴蜀文化的参照系，使他能够弘扬其优秀的成果。因此，尽管在的影响下，他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并对巴蜀文化持一种批判反省的态度，但是巴蜀文化早已融进了他的血液成为他自身的一部分，他不可能与巴蜀文化决裂。在积累了众多自然风物、人情世态等方面的感性经验后，李氯艘匀国性的或世界性的眼光反观地域性，无论文学叙述的视角、社会生活的提取还是民俗风光的展现、方言土语的着色都实现了以更为广阔视野对四川进行深度的历史反思和区域书写。这种眼光保持着知识分子应有的现代品质，与之富有活力、生机勃勃的文化因素联系在一起，使李氯司神价值立场变得更富有现实意义。
李氯死史小说的地域民间立场是鲜明的。李氯嗽诤艽蟪潭壬隙懒⒂谥髁饕馐痘坝铮保持了个人的独立性，保持了较为开阔的艺术眼界和非凡的创造力，正是由于深深地植根于本土地域文化，并能有机地吸收外来文化，坚持着自我的文学创作品格，李氯瞬旁谏鲜兰30年代的众声喧哗中独树一帜，形成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意义：可以解决李氯讼窒蟮氖樾蠢Ь
至今为止，关于李氯说难芯孔ㄖ只有李士文于1986年出版的《李氯说纳平和创作》，其评价主要的贡献在于他从微观角度，对其生平事迹和思想脉络，文学史意义，代表作及艺术特色等方面作了探究。此后论文集《李氯俗髌返乃枷牒鸵帐酢贰《李氯诵∷档氖肥追求》、《李氯搜芯俊1996年、《李氯说娜似酚胛钠贰贰《李氯搜芯浚2007》、《2011李氯搜芯俊返鹊南嗉坛霭妫各种相关论文和出版物的不断涌现，意味着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转型、文化语境的重构、研究方法的更新，学界对李氯俗髌返难芯扛是进一步拓展，对李氯说募壑悼始重新认同和思辨，但是李氯巳匀幻挥谢竦糜胫成就相对应的文学是地位。
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李氯硕ㄎ挥谒拇ㄏ缤磷骷胰旱拇表人物，认为李氯耸浅啥计皆的大河小说作家，肯定其在白话小说、近代史长篇小说、方志小说方面的艺术成就；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将李氯硕ㄎ晃三十年代独立作家，认为他艺术上保持很大独立性，其小说是史诗性质和世态描写的高度结合；程光炜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将李氯硕ㄎ晃现代长篇历史小说家，从大河小说的创作体式、地方风俗史、法国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进行研究；丁帆的《中国乡土小说史》将李氯硕ㄎ晃川味乡土小说的领军者，强调了他风俗画的艺术特色；朱栋霖、朱晓进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将李氯硕ㄎ晃成熟的长篇小说家，认为李氯说拇醋鹘岷狭酥泄古典小说和法国写实主义小说，博采古今融汇中西。
通过参照重写文学史以来内地的各种文学史版本，梳理文学史对于李氯说牟煌命名可以看出，对李氯舜醋鞯奈难史定位表明对一个作家的文学史认同纠缠着不同的评论，显示出文学话语权的争夺和不同的文化语境的文学趣味。同时，可以看出文学史叙述试图摆脱主流文学集体特征叙述的变化。然而，文学史叙述在处于边缘地位的李氯舜醋魃匣故窃诩榷ǖ募父龇矫嬲箍。文学史对于李氯说亩ㄎ恢饕在历史小说家和四川乡土作家两方面，并且定位侧重于长篇历史小说家，而李氯俗魑四川地域作家的身份居于次位。书写视角主要集中在长篇小说的史诗性质、风土人情、借鉴法国写实主义小说，而书写重心落在史诗性质上。由此可见文学史对于李氯说暮旯鄱ㄎ辉谀持殖潭壬舷拗屏宋难史的书写视角。风俗画的艺术特征没有得到重视，川西风俗世界没有被当作独特的地域文化对待，也因此没能显示出同萧红黑土地世界，沈从文湘西边城世界，老舍北京小市民世界对等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
将李氯硕ㄎ晃长篇历史小说家，看似予以很高的定位，实则让李氯嗽谖难史中无法安放。文学史对于三十年代小说书写，主要是突出作家论结合流派论的书写模式构成。文学史对侧重于李氯思扔械南执长篇历史小说家的定位，忽视川西风俗世界的重要价值，使得李氯四岩怎疑硗怀鲎骷业男辛校很难获得同巴金、老舍、沈从文对等的长篇小说家的地位。他早年留学法兰西，归国后一直偏居于远离话语权力中心的四川，而乡土小说家的身份定位又流于人生派、京派同质。并且，李氯嗣挥胁渭庸声势浩大的文学社团，没有进入文学的权力中心，也很难划归为左翼京派、海派，在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也仅是将其作为受到社会剖析派影响的作家提及。然而，李氯诵∷瞪⒎⒆哦捞氐牡赜蛭幕气息。地域生态风貌、民俗风土人情、众文化心理、个体个性品质形成一个具有巴蜀文化风格的文化空间。李氯私这个空间对全体读者开放，使读者从中品读出在地域文化的影响下个体、群体乃至整个民族的文化意识品格，更加深刻地认识近代历史和四川地域。可以说这是李氯说男∷稻哂杏篮阋帐貅攘Φ墓丶所在。
因此，关注李氯诵∷邓蕴含的巴蜀文化可以解决李氯嗽谖难史书写中的困境，给予他客观公正的评定。还可以将李氯恕⑸惩 艾芜、周文等以区域作家群的角度予以研究，使李氯诵∷档牡赜蚍缢滓蛩匾起更多的注意，扩大阐释空间，丰富现代乡土文学内涵。并且以文学流派的角度，可以借助群体方式增加李氯说挠跋欤将其视为领军人物，凸显他在文学史上重要的大师地位和文学成就。
参考文献：
[1]李氯.大波.李氯搜〖（第二卷中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107.
[2]李氯.大波.李氯搜〖（第二卷中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953.
[3]李氯.死水微澜.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243.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 更新：2013/10/31 栏目：美术论文 【热点导读】：透视西方现代绘画中的东方情结 尊重孩子的天性 素描教学创新的一些思考
巴蜀书法奇才蔡永成
他热爱书法艺术,书法作品笔触细腻、点划灵动、体态娴雅、率真洒脱,字字美妙绝伦,每笔每线都似乎在跳跃飞动,整幅作品丰姿俊美,令人叫绝。 2003年,蔡永成来到成都市送仙桥艺术城作画,成为在该艺术品市场上作画时间最长的书法家。近十年的磨砺,加上他特有巴蜀人的那份勤奋、直爽、豪迈天性,使他逐渐成为成都市、乃至全
国都有一定影响力的中青年书法家。
蔡永成现为宕渠书画院特聘书法家、北京市九州书画院特聘书法家、当代文人画研究院书法师。作品曾多次应邀参加全国书画大展,并分别获金奖、银奖、铜奖等奖项。 品鉴书法
欣赏蔡永成先生的作品让人赏心悦目,这是多位书法界人士的共识。
作为当代着名书法家蔡永成对书法有何独到见解呢?谈起书法他侃侃而谈:“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具有四维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它体现了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规律反映了人作为主体的精神、气质、学识和修养。所以一幅好的书法,其内涵远远大于作为文字的记录功能这样简单的范畴。”
经过几十年的磨砺和对书法创作的热爱,他对书法艺术的感悟是:多读,读古人**之作,深
领古人的点画使转,形体布置;多写,按古人的面,通过不断揣摩,去“糟”汇“精”转换成自已的体象;多学,学知识,学文化,用理性解读,终识线条,达成和谐。
多年书法创作中,蔡永成先生对南朝书法家王僧虔非常推崇:“王僧虔在《笔意赞》中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比于古人。”他从传统学习入手,历经数十年,从临摹到自成风格,他的作品强调以是以形写神、形神兼备。
蔡永成认为神采本身是指人面部的神气和光采,书法中的神采是指点、画、线条及其结构组合中透出的精神、格调、气质、情趣和意味的统称。
“追求神采,抒写性灵始终是书法家孜孜以求的最高境界,书法中神采的获得,一方面依赖于创作技巧的精熟,这是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只有创作时心态恬淡自如,创作的时候心手双畅,物我两忘,才能写出真情至性,融进自已知识修养和审美趣味的好作品。”蔡永成说。
因此,若要读懂蔡永成的作品,必须了解他的创作背景、创作环境,弄清其作品中所蕴含的独特文化气息和他的人格修养、审美情趣、创作心境、创作目的等等。
【关键词】音色；台上台下；基频；谐波；演奏调整
中图分类号：J6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4-0120-01
音色是一种感官属性，使听者可以根据它判断出两个具有相同的响度和音高的音是不相似的。它受到所含泛音数量及泛音强度的影响。音色是评判钢琴音响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对获得较好的演奏效果至关重要。由于音乐厅反射、衍射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会导致声波在传播过程中音色发生变化，影响演出效果。因此，本文主要聚焦于钢琴音色在音乐厅台上与台下的区别。演奏者可以根据此差别调整自己的演奏方法，进而对演出效果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音乐厅音响变化分析
由于声反射、衍射的存在使声波在传播过程中产生变化，这造成乐音的谐音多少与强弱关系发生改变。音色的异同主要与谐音的数量及强度有关，因而音色也会发生改变。
二、钢琴音色在音乐厅台上与台下特征的实验研究
（一）实验设计
本文以《巴蜀音画》中“晨歌”一曲为音乐片段进行采样分析。实验地点在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小演奏厅，实验钢琴为门德尔松平台琴，笔者将两支录音笔一支放在钢琴谱架右侧的平板上，一支放在台下正中第二排同时录音采样，以此观察钢琴音色台上与台下的频谱特征，并比较其区别。
（二）实验样本采集
对西南大学音乐学院钢琴表演专业的1名硕士研究生进行钢琴音响采样。采样内容为《巴蜀音画》中“晨歌”一曲主题句中右手单音c2五遍。实验仪器采用SONYICD_SX713录音笔、Sonic visualiser-1.9-win32和Audacityportable2.0.0.0音频分析软件。
（三）台上、台下主题句音频中右手c2音的基频与谐波数据分析（代表基频1，代表谐波2）
图1台上右手c2 图2台下右手c2
（四）分析结果
1.台上音色饱满，台下单薄：台上c2音，泛音呈等比变化，与基音形成较多和谐的分谐波，该类音饱满和谐。台下与台上情况相反。
2.台下清晰度低于台上：从谐波图看，台上c2音基音强于所有泛音，该类音纯洁明晰，而台下c2音第一泛音强于基音，此类音纯洁度差。该结果与台下相比于台上听觉感受朦胧相符。
三、演奏方法的调整建议
由实验结果可知，台上音色较之于台下更饱满清晰，为使基音强于泛音，提高清晰度，需音头突出。因而演奏者可多采用指尖触键的方式。正如但昭义[1]曾说：“手指清晰发音关键在于触键有一个清晰的点，需保持指尖的集中。”耶鲁大学音乐系教授鲍利斯・贝尔曼也说：“其实声音的不同取决于是手指肉垫部分触键还是指尖触键。”[2]笔者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演奏调整方法在演奏者身体状态良好、其他演出设施（如灯光、钢琴等）正常的情况下效果最佳，如果其他条件不满足，效果可能会受到影响。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晨歌一曲钢琴音色在西南大学小演奏厅台上与台下的差异研究证实了音乐厅台上音色比台下饱满清晰。笔者根据实验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演奏方法调整建议，即多采用指尖触键的弹奏方式以增加清晰度。希望这能对演奏者改善演出效果起到一定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但昭义.但昭义钢琴教育文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1.126，38.
[2]鲍利斯・贝尔曼.钢琴大师教学笔记[M].汤蓓华译.上海：上海音乐出版，2012.23，24.
作者简介：
李琴海，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助教，从事钢琴表演研究。
主持人语：
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热潮中，地域文化研究也引起广泛的关注。此处长江流域的湖湘文化、巴蜀文化均是极有特色的地域文化，故而均列入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规划之中。201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由湖南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湘潭大学四校联合主办“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首届高层论坛”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两地50多位专家学者在此共同探讨湖湘文化、巴蜀文化及两种文化的比较与交流。这次论坛开启了一种很好的地域文化交流模式，本辑论文由此次会议论文选出。
（朱汉民教授）
[摘要] 湘学指湘人或产生于湘地的、有学理意义的学术思想。湘学史经历了产生、成型、发展的过程，在此历史过程之中形成了湘学学统。
[关键词] 湘学；源流；学统
[中图分类号] B2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1—0005—07
湘学即湖湘传统学术，是中国丰富多彩的区域性传统学术形态中的重要一支。湘学经历了一个产生、演变、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并在此历史过程之中形成了湘学学统。
湘学研究的历史也已很久，早在南宋湖湘学术兴盛之时，湘学就开始成为学界思考、讨论和研究的对象与话题，并留下许多的文献与论著。由于湘学历史长，学派、人物和著作众多，研究者较多采取对湘学具体人物及其学派的研究，而较少对湘学作综合性的研究，尤其是将它与中国传统学术关系作总体把握。
本文主要讨论湘学的源流与学统问题，我们首先探讨湘学史的演变发展过程中，在此基础上考察湘学学统的历史建构，并以此开始展开对湘学的综合性研究与思考。一湘学的渊源
湘学是什么？此“湘”是指湘人或产生于湘地的学术，此“学”是指具有学理意义的知识体系与学术思想。所以，学界一般是以两宋时期的周敦颐、胡氏父子作为湘学的开端。他们的学术是湘人之学或产生于湘地之学，同时也是具有学理意义的知识体系与学术思想。
但是，由两宋时期的湘学还可以进一步上溯。晚清一些学者就强调湘学有着更为久远的历史，他们认为可上溯到先秦时期。戴德说：“三闾（屈原）以孤愤沉湘，元公（周敦颐）以伊尹为志，遂开湘学仁侠之大宗”。 戴德诚：《湘学类纂·湖南宜善守旧》他以屈原为湘学的宗主。叶德辉则进一步提出：“湘学肇于鬻熊，成于三闾。宋则濂溪为道学之宗，明则船山抱高蹈之节。” 叶德辉：《郋园书札·答人书》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1期朱汉民：湘学的源流与学统应该说，我们把周敦颐作为湘学的奠基人、宗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宋代一些著名学者早有此观点。但是，把屈原甚至熊鬻作为湘学的“大宗”，则有进一步考究的必要。
首先，叶德辉以湘学“肇于鬻熊”的说法是不太确切的。鬻熊是楚国的开拓者，后来还留传《鬻子》一书，但这部书于何时成书，至今还是个疑问，而且鬻熊只是楚国的创始人，而湖南至战国初才纳入楚国版图，所以鬻熊与湖南并无直接联系。然而，屈原则不相同。他在流放湖南期间，写下了大量的诗歌，其中蕴含十分丰富的历史、哲学、政治、伦理、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与观念，并对以后的湖湘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相继又有贾谊、柳宗元、刘禹锡等大批学者流放或寓居湖南，在此期间他们创作了许多重要的著述，这些著述涉及到政治、历史、哲学等各种学术思想领域。因此，这些学者的学术思想是与“湘学”有关联的。
那么，屈、贾、柳、刘等人的学术思想在“湘学”的脉络中应该如何定位？
一方面，我们应该肯定，屈、贾、柳、刘等士大夫在湖南寓居期间所形成、撰述、传播的各种知识、观念、学问均具有湖湘地区的地方性知识的意义，因而能够纳入到湘学的脉络中来。屈原在沅湘之地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包括《九歌》、《九章》、《天问》、《渔父》、《招魂》等篇章，这些作品大量汲取了沅湘地区文化中的自然观念、宗教思想、社会理念、人生哲学、艺术思想等。当后来的文人学者从屈原的诗歌中考察楚人关于社会、历史、政治、道德、宗教、自然的认知时，这些体现楚人的观念形态无疑具有地方性知识的意义。贾谊的知识学问也是如此，尽管贾谊是中原地区的才子，年少时即“颇通诸子百家之书”，他寓居长沙期间，主要是将中原的知识学问传播到湖南地区来。但是，他在寓居湖南时所形成的思想观念，仍有很突出的地方性知识特点。一方面，他在湖南期间写了《吊屈原赋》、《鹏鸟赋》这些具有鲜明地域性特色的诗赋，尽管诗赋主要是表达主观的情感世界，但其中仍反映出一个中原士大夫流放到湖南这个独特自然、文化环境下的思想观念，包括对自然天道、社会政治、人间善恶的知识与观念，其中的《吊屈原赋》还体现出贾谊在思想上、情感上对屈原的传承，这也是地域性知识观念的特点。另一方面，他在长沙王太傅任内的一些重要上疏，如《谏铸钱疏》以及关于礼貌大臣的《阶级》等文亦反映了一个在湖南这个皇权边缘地区的士大夫对当时社会政治的独特见解。
其次，我们也应该指出，屈、贾所留下的著述，还不是标准的湘学形态，因而就更谈不上湘学学统的开创者。一方面，湘学之“学”首先是指学理化的知识系统，而屈、贾所留下的著述主要是表达主观情感思想的文学作品，而并非学理化的知识体系，即非标准的“学”。另一方面，湘学之“湘”作为一个政区的符号，以及与政区相关的文化区符号，能得到普遍公认也是到较晚之后，屈原的作品向来是被纳入到另一个区域文化——楚文化即楚学系统之中。由于上述原因，屈、贾的作品既然不是标准的学，也就不可能构成地方性知识体系传承的“学统”。
由此可见，在湘学和湘学学统的脉络中，屈、贾等人的著述及思想应该属于“渊源”的性质，而并非湘学之“大宗”或成型的形态（叶德辉认为湘学“成于三闾”）。这样就可以明确屈、贾等人在湘学脉络中的定位，即我们肯定屈原、贾谊等流寓湖湘的文人学者给这块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的湖湘带来了以文字、书籍为载体的各种知识与观念，这些知识、观念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特征，并对后来的文人学者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应该将它们纳入到湘学学统的脉络中来，将其看作是湘学的源头。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屈原等人在湖南地区留下的著述还不是真正学理化的知识体系和学术思想，更没有形成以学术思想为基础的学派、学统，所以不能将屈原、贾谊的著述看作是成型的湘学形态。二湘学的成型
（一）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庄子》、《楚辞》、《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著者认为《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的一个主要兴奋点。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楚辞》的接受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论述文章。如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2002）、《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2002）、《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2005）、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2005）、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2008）、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唐人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对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记》接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视角较独特。此外，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汉乐府、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唐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接受研究。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的著作，对李白诗歌接受进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来，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阶段加以探讨。台湾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对杜诗的唐宋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专注于唐代杜诗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诗接受分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1991）、《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1995）等论文则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探讨了韩愈诗歌在宋元的接受情况，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指出宋代对韩愈文学的接受是在北宋时期，到南宋则渐趋衰弱。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后是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李商隐诗歌在理学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虞山派、娄东诗派、黄任和康雍诗坛、黄仲则及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吴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顺鼎、清代女诗人等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诗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四人的诗歌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2009）、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论文对白居易的宋代接受进行了论述。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陈友康《〈长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论文则对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白爱平《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对贾岛、姚合并称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张朝丽《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2004）、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论文对李贺诗歌接受进行了探讨；李春桃的博士论文《〈二十四诗品〉接受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接受进行了论述。五代时期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花间集》为典型。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花间集》的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范松义《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10）、范松义、刘扬忠《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04）等论文也对《花间集》接受进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宋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变”的立论点，从文体正变、词史流变、词风消长、时运盛衰、才性各异等各个方面，对苏词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对苏词接受情况也进行探讨。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辛词的接受情况，上编从南宋庆元以前到当代各大学通行的词选本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18种选本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以总结归纳历代辛词接受与消费的规律；下编通过自南宋至近代王国维的评论，探讨批评史中的辛词接受情况。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对清代辛弃疾词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宋元时期辛弃疾词接受进行了探讨。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接受情况进行较为详细地的研究。金元时期的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以元好问和《西厢记》接受研究为代表。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把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时期（金元）、曲折发展时期（明代）、时期（清代）。全书主要是梳理各个时期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并辅以选本、集本的效果和传播研究。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从刊刻、选本与曲谱收录、演唱、本文批评、题评考订、改续之作、文学影响等各方面探讨了《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四）小说接受个案研究
古代小说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来研究小说的专著是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1992），但该书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探讨。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水浒传》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把《水浒传》接受史分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现代和当代几个时期。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对明清时期的“水浒”接受进行了探讨，分统治者、文人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论述。宋华伟的博士论文《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聊斋志异》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分古典接受阶段、建国前的现代接受、建国初期的接受阶段、新时期的接受阶段几个时期，并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情况。
二、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反思
无庸置疑，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借鉴外来的接受美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方面，经过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广泛地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当中，不仅使外来理论得到了本土化转换和运用，而且开拓了从读者接受视角研究文学的新视野，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这既充分体现了“经典”的艺术价值、艺术魅力和艺术影响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对于“经典”研究对象选择的学术锐敏性，有助于几千年的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当代重估和转化，有助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和繁荣。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接受理论的进一步转化和深化问题
接受研究强调从读者视角来研究文学的传播问题，而读者接受往往是与文本传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区分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现实难题。如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虽题为接受史，但一些章节内容涉及到传播的问题，如元好问诗文集编定、刊刻显然是属于传播范畴。而有些问题的讨论则很难区分是传播还是接受。像元好问诗歌的选录研究，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它是传播范畴；从诗歌选录者来看，它又是接受范畴。再如清代元好问诗歌的评点与笺注，从评点与笺注者来看，属于接受范畴；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又属于传播范畴。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文学接受的理论作过一些探讨，并且有过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反思，但这些理论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圆满解决研究中的难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接受与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本质区别，这样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开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决传播与接受的区分，突出文学接受，还是应该抓住“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因为文学传播本质上是离不开读者接受的，没有读者接受就没有文学传播，在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下，既可以厘清传播与接受的区分，也可以对传播材料作接受解读，从而深入探讨文学接受之于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接受研究实践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问题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以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宏观上的接受研究。其中，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庄子》、《楚辞》、《史记》、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无疑这些个案研究突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性，特别是唐诗和宋词的经典性。但无论是时代的分布上，还是研究对象的数量上，个案研究中经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广泛性，采集面显得较为狭窄。因此，突破唐诗宋词的视阈局限，进一步拓展经典作家作品对象采集是个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观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综述所论，其研究也在存较大问题。宏观研究一方面要从时间视阈出发进行通代或断代接受梳理，探讨中国文学的通代或断代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也要从空间视阈出发进行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情况，探讨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或被接受情况。同时，宏观研究还可从作家群体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学家族接受等方面来创新。宏观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学与次流文学、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之间关系处理，否则宏观的接受研究就容易变成为个案研究的拼盘，而显示不出宏观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三是接受研究的文化视阈问题
【关 键 词】20世纪/《山海经》/研究/回顾
【 正 文】
《山海经》堪称天下奇书。它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中华古代典籍，从此书内容涉及之广泛，文化沉积之深厚，历代学者研究成果之丰硕，以及当今《山海经》影响之不断扩大等方面进行考察，可以说，把《山海经》称之为世界文化宝库中之瑰玉是当之无愧的。
一
20年纪以来，从事《山海经》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成果迭出。据不完全统计，本世纪（截至各正式学刊发表论题含有“山海经”或其篇目名的学术论文就有172篇，其中外国学者6篇。至于论题未直接标明书名而涉及《山海经》研究的则更多。
专著的推出标志着《山海经》研究的深化。1980年和1985年，袁珂《山海经校注》、《山海经校译》先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90年代出版的《山海经》研究专著则有徐显之《山海经探原》（武汉出版社1991年出版）和扶永发《神州的发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山海经校注》包括《山海经山经柬释》和《山海经海经新释》两部份，后附“《山海经》叙录”，全录汉刘歆（秀）《上〈山海经〉表》、晋敦璞《注〈山海经〉叙》、旧本《山海经》目录和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叙》，另附“所据版本及诸家旧经书目”与“引用书目”，书后另有《山海经》索引，由张明华编。袁珂《山海经校注》的主体部分是《山经柬释》和《海经新释》，后者完成于1963年，“着重对神话传说部分的注释，蒐罗丰富，征引详博，颇有发明，其它部分也作了诠解和校勘”（注：《〈山海经〉校注》出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山经柬释》完成于80年代。袁氏在序中指出的“《山海经》匪特史地之权舆，乃亦神话之渊府”（注：《〈山海经〉校注》序。）是对《山海经》一书内容的概括，很有见地。
《山海经校译》的最大成果在于校勘方面。作者认为“须首先整理出一个《山海经》的新校本来”（注：《〈山海经〉校译》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该书校勘是从十个方面着手的，即错、脱、衍、倒、经文入注、注入经文、脱简和错简、它书窜入、篡改、其它。在校勘的基础上，此书按郭璞注《山海经》18卷顺序作了全译。
《山海经》研究的地理学派、历史学派和文学神话派发端甚早。地理学派认为《山海经》是一部主要记述地理事物的著作，历史学派认为《山海经》是反映中国上古时代的史籍，文学神话派认为此书是神话汇集。本世纪中，由于不同学者对《山海经》性质的认定和研究侧面各有不同，各学派的流派特征逐渐明朗。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从事自然科技史研究的学者也参加治《山海经》学人队伍，他们的研究侧重于《山海经》科学价值和经文破译。近年来，各学派已在一些研究领域取得共识，形成了研究合力。
为适应《山海经》研究发展形势，1983年12月在成都举办了“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有10多个省区的60多位学者参加。这是第一次《山海经》专题研究会议，标志着《山海经》研究队伍已经形成。
“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后，1986年1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山海经新探》，该论文集共收论文27篇，“大致依照地理、民族、神话、科技、综论的顺序进行编排”，“各篇论文均从不同角度对《山海经》及其所反映的中国古史诸问题进行了探索，对于研究和了解我国上古的社会和自然状况均有参考意义”（注：《〈山海经〉新探》前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二
20世纪以来，《山海经》研究在本书性质、篇目、作者和成书年代、地理范围等传统论题上取得很大进展。
关于《山海经》的性质，学者的论点很不一致。30年代前，几个主要论点先后提出。廖平《〈山海经〉为〈诗经〉旧传考》（载《地学杂志》14卷第3期、第4期，1923年）认为《山海经》是《诗经》之传注，这大概是本世纪最早涉足《山海经》性质讨论的论文。著名的《山海经》研究日本学者小川琢治重提史地书说，他在《〈山海经〉的考证及补遗》（《支那历史地理研究》，1928年）一文中指出：“《山海经》一书远比一向认为金科玉律之地理书《禹贡》为可靠，其于中国历史及地理之研究为唯一重要之典籍”。鲁迅则提出巫书说，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
80年代以后，《山海经》性质的讨论更为活跃。从历史学角度研究《山海经》的学者主张《山海经》是一部“侧重反映上古历史的珍贵古籍，虽有许多神话传说，但应与史实区分开来，通过此书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由原始蒙昧向高级阶段渐次前进的发展总过程”（注：段瑜：《中国〈山海经〉讨论会争议的问题》，《新华文摘》1985年第4期。）。胡钦甫《从〈山海经〉的神话中所得到的古史观》（《中国文学季刊》1928年8月）、朱希祖《〈山海经〉内大荒海内二经古代帝世系传说》（《民俗》第116期—118期，1933年5月）、邓慕维《〈山海经〉古史考》（《励学（山东大学）》第4期，1934年）和80年表的《〈山海经〉及其史料价值》（《北京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等文都倾向于认定《山海经》为历史书。
侧重于探讨《山海经》地理价值或认定其为地理书的学者仍占多数。主要论文有顾颉刚《〈五藏山经〉试探》（《史学论丛》第1期，1934年）、徐旭生《〈山海经〉的地理意义》（《地理知识》1955年第8期）、曹婉如《〈五藏山经〉和〈禹贡〉中的地理知识》（《科学史集刊》1958年第1期）、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1978年）等。刘起釪认为，“保存了丰富的地理素材而附丽以高度神话的《山海经》，它开了幻想的一派”，但“不能把这一派这些著作认真当作严肃的地理书看待”（注：《〈禹贡〉作者》，《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近年一些探讨《山海经》地域范围的学者大多也主张地理书说。
支持《山海经》巫书说的学者也不少，在1983年成都学术会议上，有些学者又提出了这一主张。仅1985年一年就发表了三篇明确主张巫书说的论文：翁银陶《〈山海经〉性质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袁珂《〈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试探》（《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6期）、孙致中《〈山海经〉的性质》（《贵州文史丛刊》，1985年第3期）。
关于《山海经》篇目与版本讨论的论文也很多，主要有蒋经三《〈山海经〉篇目考》（《语历所周刊百期纪念号》，1929年）、贺次君《〈山海经〉之版本及关于〈山海经〉之著述》（《禹贡》第1卷第10期，1934年）、周士琦《论元代曹善抄本〈山海经〉》（《历史文献集刊》第1集，1980年9月）等文，袁珂《〈山海经〉产生地域及篇目考》（《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1978年）也讨论了《山海经》篇目。通过讨论，目前对《山海经》篇目的认定已接近取得共识，至于《山海经》版本学探讨尚处于初始阶段。
关于《山海经》作者，论者的分歧很大。何观洲主张邹衍县《山海经》的作者（《〈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载《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顾颉刚等主张非一人之所作，作者为秦人（如顾颉刚《禹贡全文注释》：“《禹贡》作者的籍贯同《山经》作者一样，可能是秦国人。”）袁珂等主张《山海经》作者为楚人或楚地人（如袁珂《〈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吕子方、蒙文通等认为有巴蜀人的手笔（如吕子方《山海经杂记》等）。另外，卫聚贤主张“战国中年”的“楚以南人所著”，并进而推演为墨子弟子随巢子写定；李行之认为《山海经》作者是楚国南部一位少数民族士人，其籍贯之地望为今湖南省常宁县（《〈山海经〉作者考》，《求索》1989年第6期）；还有人主张《山海经》有北方齐国、燕国人的手笔。
讨论《山海经》成书时代的论文很多，主要有何定生《〈山海经〉成书时代》（《语历所周刊》第2卷第20期，1928年）、陆侃如《论〈山海经〉著作年代》（《新月》第1卷第5期，1928年）、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翁银陶《〈山海经〉作于楚怀王末年考》（《求索》1987年第5期）。通过论讨，大多数学者认定的《山海经》成书时间在东周至汉代之间。不过，也有人认为“本书成书年代可上溯至夏商。”有的认为“《山海经》的相对年代以儒家所说尧舜时期较为准确，即夏代建立以前，约在公元前21世纪”（注：段瑜：《中国〈山海经〉讨论会争议的问题》，《新华文摘》1985年第4期。）。
《山海经》地理范围的讨论十分活跃，众说迭起且相差惊人。大致说来，本世纪发表的论点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传统的华夏说，二是局部小区说，三是世界圈说。
传统的华夏说认为，《五藏山经》的地理范围，“从所提到的山名来看，东边达到东海之滨的会稽山，西边提到了新疆的天山；从所描述的地理环境来看，北边似乎越过了蒙古高原，到了西伯利亚，南边似乎到了江南”（注：赫维人：《浅谈〈五藏山经〉》，《云南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海经》描述的地理范围则可远及朝鲜、日本、中南半岛和阿富汗、俄罗斯等邻国。持传统观点的学者对《山海经》的地理内容作了详细的考订，如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卫挺生《南山经地理考释》等五篇（载《东方杂志》1969年至1973年）等就是如此。
有些学者认为《山海经》描述的地域范围很小，只及中国境内某一局部地域。何幼琦《海经新探》（《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认为《海经》的山川疆域只在今山东省中南部以泰山为中心的地域。扶永发《神州的发现》一书认为，《山海经》记述的是云南西部东经101度以西，北纬23度以北纵谷地区的地理，书中的古昆仑山即今云南纳溪河和毗雄河——苴力河以西、云县县城以北、高黎贡山以东、金沙江以南横断山脉地区。作者还利用地图比例，换算出《山海经》里距为今日华里的3.4%左右（注：扶永发：《神州的发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和局部小区说相反，有些学者认为《山海经》描述的地理事物远及非洲、欧洲、大洋洲和美洲，不少国外学者也持这一观点。
国人《山海经》地理范围世界圈说可能发端于梁启超、苏雪林的中亚西亚说，本世纪70年代一些国外学者认定《山海经》某些部分相当准确地描写了北美大陆，以及近年来在南美洲等地发现中华古文化遗物从而推论中国人最早到达美洲，这些事实支持并推动了世界圈说的提出。
梁启超很早就曾提出“此经盖我族在中亚细亚时相传之神话，至战国秦汉间始写以华言”（注：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佛教与中国文学》，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版。）。苏雪林认为《山海经》所述海内外的海实际指黑海、里海、阿拉伯海、印度海、地中海，《山海经》“是两河流域的地理书”，在战国时由波斯学者携来中国（注：《屈原与〈九歌〉》，《屈原评传》1978年版第107页。）。国外有的学者也主张世界圈说，如法国学者维宁认为《海外东经》、《大荒东经》所写“好象都是围绕着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地区，但没有计算里程”，“第四卷《东山经》的记述与北美洲、中美洲及墨西哥湾地区有关，有明确里数”（注：《无名的哥伦布或慧深与阿富汗族之佛教团于五世纪发见美洲之证据》。）。为世界圈说注入活力的还有考古发现。近几年，在美洲发现了反映轩辕氏的虎皮画和殷商文化遗迹乃至写有汉字的实物。
《山海经》地理范围世界圈说推出了不少论著。宫玉海《谈谈如何揭开〈山海经〉奥秘》（《长白论坛》1994年第3期）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作，该文对《山海经》一些地名作了阐释，地域涉及今欧洲、非洲、大洋洲、美洲等地。该文还认为，“整个世界只有一个大陆时，就是《海内经》时代”。此外，胡远鹏《〈山海经〉揭开中国及世界文化之谜》（《淮阴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朱兆明《〈山海经〉和中华文化圈》（《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等文也表达了与宫文相同的观点。焦国标《〈山海经〉空间之谜解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一文为《山海经》蕴涵的国外地理信息作出解释，认为《山海经》是“我们民族自其初始至书成所有时代中保留于记忆里的经历（历史、地理、闻见、见解等）的残存者，漫长时代中繁复的经历代代相传至《山海经》成书时的‘记忆’，必然有久远和错杂两大特点”，该文认为《山海经》中的包括地理事物在内的“记忆”材料是先民东迁时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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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除了上述《山海经》性质、篇目、作者和成书时代、《山海经》的地理范围等传统论题外，本世纪《山海经》全方位研究还涉及到天文学、气象学、气候学、历学、医药学、生物学、古人类学、考古学乃至音乐学等方面的新论题。
1905年，刘光汉在《〈山海经〉不可疑》（《国粹学报》第1卷第10期）一文中就指出此书的科学性。30年代，学者已开始探讨《山海经》的科学价值。何观洲《〈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6月）、郑德坤（《〈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书后》（《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6月）等文涉及了《山海经》一书某些科学解释问题，钟敬文《〈山海经〉的医药学》则是从医药学角度探讨《山海经》科学价值的论文。到了60年代，又有张贻侠《〈山海经〉——世界上最古老的矿产地质文献》（《光明日报》1961年3月29日）和伊藜清司《〈山海经〉与铁》（《社会经济史的诸问题》，《森嘉兵卫教授退官纪念论文集》1969年6月）等。
80年代以后，探讨《山海经》科学价值的论文题材逐渐广阔，学者的注意力已涉及到天文学、气象学、气候学、历学、生物学、古人类学、考古学、音乐学等各个方面。孙培良《〈山海经〉拾证》（《文史集林》1985年第4期）、尚志钧《〈山海经〉荣草释》（《中华文史论丛》第15辑，1980年3月）、盖山林《阴山岩画与〈山海经〉》（《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全祖孟《〈山海经〉中的浑天说》（《历史地理》第8辑，1990年）、陈国生、黄荫歧《〈五藏山经〉记载的植物地理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期）、刘恭德《试论〈山海经〉与远古气候史关系的若干问题》（《大自然探索》1993年第4期）、谢因《〈山海经〉与现代科学》（《读书》1981年第8期）、吉联杭《〈山海经〉远古音乐材料初探》（《中国音乐》1981年第2期）、王守春《〈山海经〉与古代新疆历史地理相关问题的研究》（《西域研究》1997年第3期）等是这一类论文的代表。
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长达10余万言，堪称《山海经》全方位研究论著，该著除了讨论传统论题以外，还探讨了一些新论题。吕氏的新论点涉及到《山海经》按南西北东的顺序与距今三、四千年前北斗星类似顺时针方向旋转有关，日月运行二十八宿与岁星（行星，一般指木星）运行，太阳黑子及假日，季风的认识，日出日落云霓以及反影的观测，流星与雷暴等异常天象，测天量地，极光和极昼极夜等等。
明代冯梦龙《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与明末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三言二拍”。“三言二拍”是明代著名的白话小说集，语言浅近易懂，基本反映了明代口语的实际面貌，是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要资料，近二十年来成为语言学研究比较重要的领域之一。据张玉萍《近代汉语研究索引1987～2007》统计显示，自1987～2007年，研究“三言二拍”语言学问题的论文共有58篇，专著1部。根据《全国报刊索引》①的统计结果，2008～2011年研究“三言二拍”语言学的论文共有20余篇。总体上看，上述成果主要集中在词汇和语法方面，语音、文字方面的成果相对很少。本文拟依据上述成果讨论“三言二拍”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情况。
一、“三言二拍”词汇研究的主要领域
（一）词语考释
“三言两拍”虽然整体上比较通俗，但仍存在不少俗语词、疑难字词，所以不少论文把重点放在词语考证方面。如：汪维辉的《<两拍>词语札记》选取《二拍》中有特殊意义、特殊用法以及辞书未收的词语二十余条，通过排比材料、遍检辞书并证以现代方言的方法对其进行考释，弥补了大型辞书释义和引例上的不足，但遗憾的是未做进一步的溯源、达变工作。其他考释类论文还有周志锋《<三言>词语札记》等。另外，日本学者香坂顺一《白话语汇研究》（中华书局，1997）中有很多地方谈到了《二拍》中的词汇语法问题，谭耀炬《三言二拍语言研究》（巴蜀书社，2005）虽然着重讨论的是语法、语言特征等问题，但是其中的词语研究部分也集中考证了一些难度较大的俗字和俗语词。
（二）方言词语研究
“三言二拍”的语言基础是官话，同时也带有一定的方言色彩，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郭芹纳《〈三言〉中所见的陕西方言词语》结合现代陕西方言中的口语用法，对“三言二拍”中部分方言词语追根溯源，并研究了这些词语与近代汉语词汇的关系。晏均平《〈拍案惊奇〉与遵义方言》、石晓博《<警世通言>中关中方言词语举隅解析》等，从语气、词汇方面推论《拍案惊奇》与遵义方言、关中方言的关系，大体遵循了同样的思路。从方言角度对“三言二拍”语言学的探讨或者侧重方言词语的共时描写和本文由收集整理时比较研究，或者考证某地方言词语，或者探讨方言背后的影响因素，学者们选取了不同的视角，丰富了“三言二拍”的方言研究。
（三）“三言二拍”词汇与现代汉语词汇的比较
“三言二拍”反映的明末口语，正处在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发展的过渡阶段，因此，不少学者致力于探讨“三言二拍”词汇与现代汉语词汇的关系。如：匡鹏飞《<拍案惊奇>与现代汉语词汇比较研究》从“词语的消失、词形的变化、词义的演变、短语的词化、同形异实词”五个方面对《拍案惊奇》和现代汉语的词汇进行了比较研究，找出差异并分析原因，从而揭示了明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在词汇面貌上的不同之处。章一鸣等人采用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方法，大致勾勒出三百年前的汉语词汇向现代汉语演变的轨迹。略感不足的是，尚未有学者对“三言二拍”中与现代汉语有关的词汇进行穷尽性的分析。
（四）多科性的词汇专题研究，包括商业词汇、经济词汇、法律词汇等
词汇具有百科性，各学科都有自身的专业词汇，有些词汇专业性固然强，但在语言交际领域共现性也相当突出。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视线投入到“三言二拍”专业词汇的研究中，如：刘敏芝的《“二拍”商业词汇研究》运用“语义场”“义素分析法”等现代语义学理论，把“二拍”中的商业词汇作为一个大语义场，再下分若干子级语义场，对每个语义场进行词义分析，全面研究了“二拍”的商业词汇，把词汇的本体研究与社会文化研究较好地融合在一起，为“三言二拍”词汇的多科性专项研究开了先河。之后，有学者研究了“三言二拍”中的经济词汇、法律词汇等。
总之，在词汇研究方面，近年来词汇系统、词汇发展规律等方面的研究在逐步推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许多不足：偏重于词语考释，而忽略了“三言二拍”中的常用词及其构词法；词义的发展和词义系统研究几乎未涉及；专类词语研究，涉及到成语、俗谚语，但对同义词、反义词、偏义词、外来词等未涉及；词汇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较少。
二、“三言二拍”语法研究的主要领域
（一）词类研究
不同词类在形态、意义和功能等方面有不同的特点，对词类的讨论是说明语言构造规则的方法之一。词类研究是学位论文的研究热点，“三言二拍”中的动词、副词、数词、量词、助词、介词等都有所涉及。名词、动词、形容词是汉语中包含成员数量最多的词类，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于相风《<拍案惊奇>双音动词研究》；对副词、量词、介词、助词的研究较充分，系统性强的作品，主要有徐晶晶《<三言>量词研究》等。
个体虚词方面。虚词指不能充当语法成分的词，它是汉语表现语法关系、语法范畴的主要手段。许多文章讨论了“三言二拍”中个体虚词的用法，如董为光《从<初刻拍案惊奇>看概数词“把”的来源》认为《初刻拍案惊奇》可以反映概数词“把”的来源，文章还分析了“x把”的历时演变层次和数量评价色彩。其他论文则侧重于对个体虚词的用法进行分类分析，揭示来源，进行比较，揭示演变轨迹，将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相结合，揭示近代汉语的语法面貌，如：鲜丽霞的系列论文②对助词“得、将”用“三个平面”理论进行分析描写，并从历史角度与现代汉语普通话作比较。典型虚词“得、将、更、将、把”等之外的其他虚词，则很少有人论及。
（二）构词法研究
复音词是汉语词汇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节构成的词。汉语总的趋势是由单音词变为复音词，这种复音化的情况如何，考察汉语的构词法是研究其词汇结构特点的简捷方法。有学者对“三言二拍”中复音词的构词法进行了分析，如倪永泽《关于<喻世明言>中复合型复音词的研究》通过考察认为，该书复合复音词的特点是“以联合式和偏正式为主”，验证了汉语词汇的复音化及其速度加快的趋势，揭示了近代汉语词汇演变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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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句式研究
句式是按照句子的局部特征划分出来的句子类型，它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现代汉语句子的结构特点以及语义表达上的特色。学者们的研究热点是“三言二拍”中一些特殊句式，如“把”字句、“被”动句、否定句、“比”字句、存在句等。
学者们对“三言二拍”中的被动式研究较多，对于其类型，学者们看法不尽相同：王敏红认为有八种，重点探讨了“于”字式、“见”字式、“为”字式和“……所”式这些上古汉语传统模式的衰微、“被”字式在近代汉语中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教”字式、“与”字式、“吃”字式这些近代汉语才产生的被动式的特点，从而揭示了被动句式在近代汉语中的发展概貌。刘媛媛认为“三言”被动式的基本类型共十种，在王敏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蒙”字式，颇具创新思想，但“蒙”字是否有被动义还有待商榷。该文对“三言”中出现的被动式进行穷尽式的调查，深入分析了每种被动式的特点，研究的深入全面，且有独到的见解。
（四）结构研究
结构是指实词和实词的非结构组合以及实词与虚词的组合，“三言二拍”结构研究主要涉及“动+将”结构、述补结构、动结式结构等。如王仕平《<初刻拍案惊奇>带助词的述补结构》、董海茹《<警世通言>动结式初探》等。
总之，语法研究逐步推进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若干不足：研究虚词的论著较多，而实词的分类性论著则少见；近代汉语新兴的代词、语气词、构词方式等在“三言二拍”中的体现还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句类研究仅涉及到疑问句、复句、特殊句式的研究。
总体上看，近二十年的“三言二拍”研究呈现若干特点：第一，研究理论不断拓展。学者们引入不少新的语言理论，如三个平面理论、语义特征分析法等。第二，研究方法有新拓展。学者们更多地注意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注重研究的系统性。第三，研究不平衡。语音、文字方面的研究几乎为空白，词汇、语法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多。“三言二拍”语言学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然而该课题仍存在许多空白有待我们填补。值得注意的是，“三言二拍”专书研究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这必将推动断代研究和汉语史研究。随着研究理论的日益丰富、研究方法的日益革新，相信它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更大的发展。
注 释：
①《全国报刊索引》上海市图书馆，月刊（至2011年12月止）。
论文摘要: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在所属民族、地域的不同各种文化发展又各有差异，其中以汉族的文化为发展的主流方向，这里我就以汉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下，所产生的一种典型居住文化“四合院”的发展历史为主，来说明民族文化对于环境设施的影响。
中国民居由于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建造，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征。以汉族为例，最典型的建筑就是——四合院。
我国最早的四合院建筑形式出现于西周时期。其典型特征是外观规矩，中线对称，用法极为灵活，四合院的大体分布为大门、第一进院、大堂、第二进院、书屋、住宅等，两侧有厢房。各房有走廊，隔扇门相连接。四合院是封闭式的住宅，对外只有一个街门，关起门来自成天地，具有很强的私密性非常适合独家居住。
自四合院问世以来，因其外封内敞的空间正符合中国传统的宗法观念，所以在各地普及开来。在漫长的历史中，其自身不论是从建筑外观还是到室内地格局分布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形式和内容，体现了中国建筑文化传统的深厚美学意蕴。其中以山西、陕西、北京、河北等地的四合院最具代表性。
从发源地陕西到荆楚的汉阳长沙；从巴蜀到燕赵故地，四合院的院落式住宅，几乎成为各地住宅的基本模式。只不过因环境，气候，生活习惯的差异而略有不同。如：东北四合院的常用单扇门，而不是我们常见的中国传统的双扇门、堂屋背后设“倒闸”作为贮物间。华北地区民用住宅中的一种组合建筑形式，是一种四四方方或者是长方形的院落。北京的胡同一般是东西走向的，主要以走人为主。四合院的院门，大都采用木板大门。四合院中，有正房，即北房。这是院中的主房，符合中国传统建筑学中做北朝南的说法 ，而且，一般四合院的走向也是坐北向南的。东西两侧，为东西厢房，一般都比较对称，建筑格式也大体相同。它的主要用途是来宾客或家中辈分较小的人用来居住。南面建有南房，与北房相对应。整个四合院，大都按照中国传统的习惯，采用对称的办法建筑成。当然，在南北、东西房形成的角落中，也有耳房。这种耳房，有的用来储存粮食，在北方还常常用来饲养牲畜，也有用来做厨房的，还有一个角落，一般是西南角为厕所，而东南角，则大都是院子的大门。
有些地方，为了使院落更加美丽大方，还专门点缀一番——在院落一进门处的正对面，修建一个“影壁”。在正对大门的这一面，一般都会有一些植物图案或者大幅的书法字样醒目地放置影壁正面，上书“福”、“禄”、“寿”等象征吉祥的字样，以达到装饰的目的。也有一部分影壁，上面绘上各种吉祥的图案，如“松鹤延年”、“喜鹊登梅”、“麒麟送子”等等，给四合院内制造了一种轻松写意的文化气氛。如果是在农村则多采用“五谷丰登”、“吉祥如意”的字样或图画。这种影壁，设在大门之内的迎门处。四合院院内，有用石板铺的，也有砖铺地的和鹅卵石铺地的。无论是怎样铺，院内总要留出几块地方做种树，栽花之用，以作为庭院的点缀装饰，这也正是四合院结构的一大特点 。
四合院内宅居住的分配是非常严格的，各个房间的的坐向决定了它们在宅中的地位。内宅中位置优越显赫的正房，都要给老一带的长辈们居住。 北房一般习惯建三间，其中仅中间一间向外开门，称为堂屋。两侧两间仅向堂屋开门，形成套间，成为一明两暗的格局。 堂屋是家人起居、招待亲戚或重大节日时设供祭祖的地方，每到此时总会在堂屋摆案起香，而另外两侧多做卧室。在封建社会的一夫多妻制度下，东侧为尊，是正室居住的地方，西侧为卑，则由偏房居住。 东西耳房--可单开门，也可与正房相通，一般用做卧室或书房。东西厢房则由晚辈居住，厢房也是一明两暗，正中一间为起居室，两侧为卧室。后罩房——中型以上的四合院还常建有后军房或后罩楼，主要供未出阁的女子或女佣居住。 这种后罩房的格局在古代的封建家庭中是常见的，但四合院这种居住形式发展到现在，后罩房这种分割已经被取代。
以北京的四合院来说，自从元朝正式建都于北京，元朝统治者开始了对都城的大规模规划和改造，可以说北京的四合院就从那时起与北京的宫殿、衙署、街区、坊巷和胡同同时出现了，并且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胡同文化”。据元末熊梦祥所著《析津志》载：“大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街通”，这里所谓的街通就是老北京常见的胡同。从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四合院在当时的规模和基本形态。明清以来，北京四合院虽历经沧桑，但这种基本的居住形式不断完善且适合居住要求，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四合院形式。
一般的四合院都有二进院落，大型的有三四进院落和花院，这种大型院落一般是有些身份的人才可以住，一般的人大多是二进院落。二进院落一般是在东西厢房之间建一道隔墙，有内外宅之分。内外宅之间一般建豪华的垂花门，垂花门内有影壁，只在有重大活动时才打开，旧时人们常说的大户人家的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道门就是指的此门。大型四合院最后一排正房为后罩房。
在四合院的建造和居住当中，对于风水是极为讲究的，风水学说，实际是中国古代的建筑环境学。其中还包含着“五行相生相克”的迷信色彩。除去风水学说对四合院的影响外，四合院的装修、雕饰、彩绘，甚至主偏房的布局也处处体现着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表现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幸福生活、美好事物、富裕、吉祥的追求。如以蝙蝠、寿字组成的图案，寓意“福寿双全”，以花瓶内安插月季花的图案寓意“四季平安”，而置于门管、门头上的吉词祥语，附在檐柱上的抱柱楹联，以及悬挂在室内的书画作品，即是主人性格，抱负的表现，又使得整个庭院充满了文化气息。
四合院作为一种早期的住宅，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形式，它有其自身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底蕴，是民族文化与建筑艺术结合的最好考证。
参考文献如下：
[1]庄裕光.古建春秋.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1
[2]王其钧 中国古建筑语言.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1-1
[3]萧默编著 《建筑意》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1
20世纪80年代末，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一书指出：“中国文学一个时期地域性相当突出，另一个时期地域性又淡化下去而融入文学的民族特色之中，并为民族特色增加新的成分，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3］42应该说，这是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明确提出文学的地域性命题并加以学术性探讨的开始。在这之后，学界也出现了诸多探讨地域和文艺关系的著作，但大多数集中在古代文学领域。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此问题带有明确的方法意识进行研究的则寥寥无几，只有在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流派研究中，会涉及到地域文化对于文学的部分影响，比如严家炎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一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论者对地域文化和现当代文学之间关系的初步思考。20世纪90年代中期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从书”是地域文化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严家炎在该从书的《总序》中，对过去的地域文化研究作出了精辟的总结后指出，过去人们“对于地域的理解，注意力似乎过分集中在山川、气候、物产之类自然条件上，而对形环境的诸般因素则相对忽视”，在他看来：“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确切地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起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结，透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4］2与以往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地域文学研究多关注的是地域文化对于文学相对静态和封闭的影响力，文化地理学则更多强调文学发展的动态性及其文化生态、文化景观、文化扩散等对作家创作的渗透性。此后不久，王富仁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这些观点实际上将“地域文化”扩大到了文化地理学的层面上，并将之和“20世纪中国文学”联系起来，为“地域与文艺”这一古老命题注入了新的学科内涵和时代意义，而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本身也是一种思路和方法上的超越与突破。文化地理学与文学的研究在2000年末前后抵达最活跃的时期，出现了大量有关文化地理学与文学的评论文章、著作。
中国文学研究———文化地理学的视域
（一）文化地理学对文学史发展的建构。文学史的研究一般都与历史发展研究是紧密相连的，但文学的构成并不只是与时间与关，其产生的空间对文学的发展也有着不容忽略的巨大作用。因为文学并不是纵向单时态发展的，还有横向的因素如环境的变迁、文化、宗教等等都影响、生发了文学的发展，所以从纵横的双时态去研究才能反映文学史的全貌。如文学的中心转移而造成文学版图的改变。纵观中国文学史，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文学版图的形态是不同的。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一书中论述中国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时说：“在某个时期、同一地区集中出现一批文学家，使这个地区成为人才荟萃之地；在某个时期文学家们集中活动于某一地区，使这里成为文学的中心区。”［3］43最明显的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解放区延安文学现象，众多的文人作家在陕北丛聚创作，形成当时解放区特有的文化心理、文化性格。
（二）作家的地理分布研究。即通过对作家出生地与分布地的分析，研究各地的文学人才的分布规律。文学人才群体的形成与特定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有密切联系。如我国文学史上山水田园诗的作者多生活在山清水秀的江南水乡。曾大兴认为：“中国历代文学家分布重心的形成，与京畿之地、富庶之区、文明之邦、开放之域等地域环境有密切关系。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分布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经济、文化这三者都以地理环境为依托。但真正对文学家地理分布格局起决定作用的、最直接与最稳定的因素是文化。文化重心在哪里，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在哪里，文化重心向哪里移动，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向哪里移动。”［5］501－505由此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海派、京派作家的出现都与文化重心有关，而西部自古以来作家作品数量就少，整体区域创作水平偏低的现状也与其所处文化边缘地区有关。
（三）文化地理对文学风格形成的作用。文学创作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产生与发展均不可避免地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时间意义上讲，不同时代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社会秩序的稳定程度，主流话语的价值取向，风俗民情的演变状况等因素均在不同层面上构成了个体生存的特定环境与创作背景，且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制约、影响着作家的观照视角与创作取向。从空间意义而言，作家的创作总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进行的，地域界限直接决定或间接影响着作家写作的空间范围，尤其在地域环境造成的文化隔离现象之后，个体的创作因为显示了地域文化的性质与特征从而成为该文化系统的表征［6］2。在中国文学多元共存的发展格局中，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学创作总是彰显着风格各异的艺术魅力。（四）研究作品的空间特征。文学作品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在一定时空内对自然、社会的现实反映。作品是作家头脑中对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认识，作家营造的空间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当地文化地理的烙印，也是作家寄托思想情感的一种地方意象。从作家笔下的空间描绘中，读者可以认识到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语言特色，风土人情，习俗等等。不仅如此，研究者还可以透过作品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等有一定的体察。研究作家笔下展示和建构的空间意象，可以发现作家的创作心理历程及其空间的美学意境，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研究角度。
文化地理学视域下中国文学研究的关键词———空间
“空间”是文化地理学研究范畴中的关键词，一切物质的存在都离不开时间与空间的范畴，文学的存在也是如此，离不开时间与空间这两个维度。文学研究介入空间维度，关注民族、家庭、信仰、风俗、制度在地域间的流动和相互关系，从而展示更立体、更全面的文学脉络。中国文学以文化地理学作为研究文学的原点，将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相交融，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解释体系，其独到的解释能力，能从文学的文本及文学现象中解释出更深层的意义，探索和揭示出人与地理之间充满感情的关系，诠释出原创性的文学价值。文学与文化地理的结合，使空间成为文学研究的重心。空间的地理因素是产生文学的条件之一，所谓地理因素包括气候、土壤、河流、海洋、山地、交通、地理位置、森林植被、自然风景等。这些地理因素以“人”作为中介，构成了文学直接描写的内容与对象，使地理因素与文学产生了十分密切的关系。王瑶在论述东晋的玄言、山水和田园诗歌的流变时曾谈到地理因素对文学的深刻作用：“当文化中心和名士生活还滞留在北方黄土平原的时候，外间风景没有那么多美丽的刺激性，能够使他们终日在‘荒丘积水’畔逗留徘徊……中国诗从三百篇到太康永嘉，写景的成分是那样少，地理的原因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楚辞诗篇之所以华美，沅澧江水与芳洲杜若的背景，也不能不说有很大的帮助。永嘉乱后，名士东渡，美丽的自然环境和他们追求的自然心境结合起来，于是山水美的发现便成了东晋这个时代对中国艺术文学的绝大贡献。”［7］261可见自然地理是影响文学风格乃至思潮的一大原因。“地理要素是文学想象力的源泉，是文学风俗画的远景，或者是价值世界的地理象征和认同的隐喻，具有精神地理的意义；它也可能是真正塑造文学地域风格的无形之手，赋予了文学以独特的地方色彩，使之成为某种文学风格的‘注册商标’。”［8］176－177在谈及自然地理条件对文学的影响的时候，人们对“人化的自然”或人文地理因素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更为关注，自然地理的因素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结合而作用于文学生产，自然透过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气质性情影响了文学。因此，在空间中的文学，并不是单一的自然地理因素形成的，而是受其人文环境的诸多因素所制约的，如空间维度下丰富的文化层面对文学的影响。
（一）文化区。齐鲁文化、楚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岭南文化和江河源文化、塞外文化、文化等众多的文化区域源流多异、风貌互殊，由此生成的文学也千姿百态。这种地域文化因素长久地影响着文学的素质和气质。如樊星在《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一书中精辟地概括了我国当代文学的地域特色：“齐鲁的悲怆，秦晋的悲凉，东北的神奇，西北的雄奇，中原的奇异，楚地的绚丽，吴越的逍遥，巴蜀的灵气”等。他在该书中还分析说明了当代城市文学的地域差异，论述了当代京味文学、津味文学、汉味文学、海味文学、苏味文学风格上的地域差异，认为地域文化小说是当代文坛最富于民族文化意味的一大景观［9］。
（二）文化扩散。通过家族的联姻、分支和迁徙，并带着家族文化的基因在文学领域承传和旅行，最后涉及到作家的人生轨迹、作家文学群体的形成和文化中心转移等等，也即为文化整合。地理空间的维度是我们考察文学的发生和变异重要的因素：“如文学发达程度的地区差异（以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多寡为主要指标），各类文体的区域异同及受地理环境影响的深入浅出，文学题材与风格的地域特色，个别地区的文学背景，地理环境对文人灵感的培育与文人创作的影响，形成文学地域差异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与人文地理环境因素等等。”［10］174这些对于我们解释文学的深层文化意义，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依据和智慧源泉。
（三）文化景观。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对作家的生命感觉和写作形态起了不同的模塑作用。这种作用体现为：第一，可以提供作品的创作素材；第二，激发作者的创作灵感；第三，文化地理环境特有的地域民风、民俗、语言影响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与风格；第四，作为生活条件的地理环境塑造着作家的心理素质（如气质、性格、性情等）与审美情趣，尤其是对作家心理素质与审美情趣的作用最为重要。由于地形地貌乃至整个自然地理、人文环境的差异，造成不同地区人群的体貌、性情乃至趣味习尚的不同。如我国南方人和北方人的自然环境不同而形成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审美心理素质的差异。不同的文化景观形成了作家各异的美学风格和文化精神。对作家而言，自身所处的文化地理环境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对其个性气质与审美心理进行刺激，形成了作家在审美风格方面固有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如汪曾祺生长于苏北的下河流域，此地归属吴文化圈，虞友谦先生在《吴文化传统之政治解读》一文中认为：吴地自古的政治弱势，形成了吴文化心态产生疏离、逃避政治的倾向，或自处于政治边缘地位，或将政治追求深埋于潜意识之中，而把现实的目光和心智投入非政治的其他层面，促成吴人从尚武向崇文的转向，也造成吴地经济、学术、科技、教育、宗教以及偏于世俗、享受生活的各种艺术形式的繁荣［11］。置于吴文化圈内的汪曾祺的作品中有着浓厚的吴文化特质，形成与吴文化内核同构的精神气质、审美观念和人生价值取向。在文化精神方面，“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同样涵盖了对地区生活经历的分析，文学作品中充满想像的描述使地理学者认识到了一个地方独特的风情，一个地区特有的‘精神’，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家深深感动并在作品中描写了对地区大吃一惊的理解［12］41。文化地理塑造了作家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是一地区文学所独有的内核。从文化地理的视角下对文学精神进行分析，对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作家所处地理人文环境，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等，这些文化因素决定人的生命意识、生存意识、人生意识，并构成了作家综合性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意识的核心，由此决定了作家的文化精神特征。如西部文学是在特定的西部地理人文条件下产生，体现典型的西部特征。西部精神中体现着西部文化结构：广阔的地域空间与严酷的自然条件，虔诚的，独特的边疆意识，高度的英雄意识、积淀深厚的孤独意识。这种西部文化在西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西部独有的文化精神，如对民族自信心的张扬、对人性的发掘、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对英雄主义的呼唤［13］。
摘要：国内外及历史上的科学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科学的文化研究；科学文化学研究；科学与人文。西方科学文化研究的问题又可精分为三大方面：1）科学知识的内容与其文化情景的统一性问题；2）实在论反实在论二者关系调和问题；3）科学认识论与政治学的内在一致性问题。人类文化经历了四个时期，而人文与科学关系在历史上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关键词：科学文化科学人文
讨论科学与文化不外乎从三个视角：科学的文化研究,在文化背景下去反思科学或者是用科学的视角去观察文化,从而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科学文化学研究,科学的文化意义及科学本身如何体现人类的文化本性；科学与人文,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研究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一、科学、文化概念
什么是科学?广义的科学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思维科学三大领域及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三大层面的总和。而狭义的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即人类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上以逻辑和实证为工具所获得的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体系，其客观真理性，可检验性，系统性，主体性是其主要特征。以下探讨的科学多指狭义的科学。
什么是文化？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中精神财富既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也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由人创造为人特有，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在文化学研究中，文化的定义很多,曾有人作过统计:自1871——1951年80年里关于文化的定义有164条之多。本文所指的文化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其语境不同意义也略有不同。①文化的分类也是多维度的：从现象和本质上可分为表层文化与深层文化，表层文化是指表现于现实生活中的直接的现实的感性文化现象相当于物质文化。这些表层文化内在所孕育的深层的本质性的、隐藏在人们表面生活背后的深层精神理念诸如哲学观念和宗教观念等这些被称为深层文化。不能把两者绝对分开和对立起来，它们都是人的一种动态的现实的生存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以文化的方式存在的，从人的生存方式中不难看出其中所体现的表层和深层文化；从历史的维度上可分为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对当代和传统的界定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东西方也有各自的习惯划分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人文地理维度上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可分为四块：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为主的儒家文化圈；以印度为核心的南亚国家为主的佛教思想文化圈；以西亚为核心的伊斯兰文化圈；以澳洲、美洲、欧洲为主的基督教文化圈。在一个国家或民族范围内又可分为许多地方性的亚文化圈，比如中国的中原文化、秦陇文化、闽越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和齐鲁文化等。
二、科学的文化研究
科学的文化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严格意义上它属于一种思潮和研究方向而不能算作一个领域。它的萌芽状态早在20世纪初就出现了，主要表现在历史研究领域探讨西方文化如何促使西方近代科学兴起，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近代科学等问题。比如，冯友兰先生撰写的《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以及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与人生》是这方面的代表。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著作当属默顿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他的这篇博士论文开启了当代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先河，被称为科学文化研究的开斧力作。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默顿命题即两个假说：1）新教（尤其是清教）伦理精神的潜功能促进了科学的兴起；2）经济、军事和技术的需要促进了科学的发展。默顿认为英格兰在十七世纪出现科技革命的重要原因是新教的改革废除了本来繁琐的仪式，强调个体的劳动、勤俭，强调了个人对自然的探索是对上帝的证明。清教的这种全新的价值体系暗合了当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资本主义精神，由此为资本主义和大工业时代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障。同时，默顿明确揭示了科学发展不纯粹是自己的发展，它与社会具有莫大的关系，在这一方面库恩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在1962年的《科学的革命》中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科学观，即把科学看作一定的科学共同体按照一套共有的“范式”所进行的专业活动，并描绘了一种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相互交替的科学发展模式。他系统论述了科学作为一种人的社会活动及其历史发展过程这个侧面，把科学从认识论范畴扩大到社会历史范畴，从而补充了科学哲学中传统逻辑主义的不足。库恩不仅强调对科学发展的外史研究，更强调文化意义的研究，将科学社会学发展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即用社会文化的过程来描述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与科学知识的发生过程，包括科学范式的转变、科学共同体成员观念思维方式在内都要受到文化的影响。
于是，在后库恩时代，顺理成章地出现了科学的文化研究（culture study of science简称CSS）。科学的文化研究开始强调在科学诞生、知识产生过程中要求凸显出处于弱势或边缘文化群体的文化立场。也有人将这种思路纳入到后现代主义的范围过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体现在劳斯的《参与科学：如何从哲学上理解其实践》中，劳斯强调科学的产生不是一个纯粹的知识产生而是人类的社会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意义显得十分重要。
与库恩持相似观点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华勒斯坦，他在《开放的社会中心》中大致表述如下思想：（1）强调性别研究以及各种非欧洲中心主义的研究对处于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系统研究有重要意义；（2）强调地方性的情景化历史分析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3）参照其他价值观来评价科学技术的成就，不论科学还是文化都要突破男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文化的多元性对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现代化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西方的现代化或者说就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抹杀了文化的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西方科学文化研究的问题可分为三大方面：（1）寻求科学知识的内容与其文化情景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因为科学知识内容本身也有文化因素）；（2）科学文化内容如何面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研究。实在论强调物质世界是客观实在的，强调人们用理性可以把握事物背后的实在、本质，科学大多是在实在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它更多体现了科学主义的精神。而反实在论强调世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只能研究表面的、不能确定、值得怀疑的并且不能用理性把握的现象，于是就面临着如何调和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关系的问题；（3）如何认识和寻找科学认识论与政治学的内在一致性。科学知识（认识）发展到现在与国家政治的介入有莫大的关系，特别是二战以来科学的研究已经与个人的意义无太大关联，政治已介入到科学研究中，科学的军事、政治、经济意义在此也体现出来。
关键词：山地；历史城镇；交通；文化；保护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4）-08-64（4）
西南地区山地历史城市（镇）近30个，包括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重庆、拉萨等省会城市，阆中、宜宾、自贡、泸州、乐山、镇远、遵义、日喀则等大中城市，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宜宾李庄、阆中老观、邛崃平乐（四川）、合川涞滩、石柱西沱、潼南双江、渝北龙兴、酉阳龙潭、铜梁安居、江津中山（重庆）、习水土城、贵阳青岩（贵州）等。这些城镇是我国历史文化的杰出代表，不仅拥有独具特色的城镇风貌、建筑环境及装饰艺术，在交通文化方面也具有保护和传承的价值。
1 西南山地历史城镇交通文化的构成
交通文化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差异，并和交通在各个地区的发展阶段有直接关系[1]。西南地区的山水自然地理环境及适应这种环境的交通运输方式，孕育了具有地域特征的交通文化，包括文化线路、街巷空间、桥梁建筑等，是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1.1 文化线路
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新型文化遗产，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它是一种陆地道路、水道或者混合类型的通道，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内部或者国家和地区之间民众的交往，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2]6月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时，我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跨国项目丝绸之路也通过审议，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就西南地区而言，特殊的自然山水环境及区位特征，一些古代交通要道在社会经济中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成就了陆路交通伟业，形成华夏文明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文化，如三峡文化、蜀道文化、茶马古道文化，还是沿线历史城镇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催化剂，驿站、古道、古桥和古遗址融汇了建筑、文化与艺术，与沿线的历史城镇相得益彰。
1.1.1 长江三峡
长江三峡西起重庆奉节白帝城，东至湖北宜昌三峡大坝，两岸奇峰陡立、峭壁对峙，曾以瞿塘雄、巫峡秀、西陵险而天下驰名，高峡平湖是三峡成库后又一特色景观。沿线古城、栈道、碑刻等人文资源丰富，汇集了白鹤梁、丰都鬼城、石宝寨、 张飞庙、白帝城等历史文化景观。
1.1.2 蜀道
古蜀道是保存至今、人类最早的大型交通文化遗存，有关研究表明其历史比欧洲古罗马大道还早。四川盆地群山环绕，古时对外交通，除东向的长江三峡水道及栈道外，还包括由云南入蜀的道，自甘肃入蜀的阴平道和自汉中入蜀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等。 一般而言，蜀道指中国古代连接西安和成都，翻越秦岭和大巴山的道路，具体指的是由关中通往汉中的褒斜道、子午道、傥骆道以及由汉中通往四川的金牛道、米仓道等。蜀道沿线的城市，如成都、西安、汉中等，都是历史文化名城，且沿线交通文化资源丰富，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
1.1.3 茶马古道
古代西南地区以茶叶贸易为主的交通线，地跨川、滇、青、藏区，外达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茶马古道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 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本身就是交通文化的杰出代表[3]。茶马古道沿线串集了众多的历史城镇，四川雅安、康定、泸定、雅江、理塘、巴塘、芒康，拉萨、昌都，云南大理、丽江、迪庆及青海西宁等，茶马古道对这些历史城镇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1.4 川黔盐茶古道
古代贵州、云南从四川运进盐、布等生活必需品，同时向四川输出茶叶，川黔盐茶古道成为重庆乃至整个四川的对外交通要道，纵贯四川、重庆、贵州和云南。重庆市郊的黄桷垭、老厂、鹿角、古剑、东溪等地，以及贵州桐梓、遵义及云南昭通等地，曾经均是川黔盐茶古道上的重要节点。
1.2 街巷空间
一定时期形成的城市道路系统适应于那个时期的交通模式，除建筑环境外，旧城历史环境（历史格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旧城的道路街巷系统。[4]山水自然环境与地形地貌，孕育了西南山地城市依山就势的街巷空间，自由式路网布局、鱼骨型及带形街道走廊、梯街等，是西南山地历史城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依托，特有的街巷空间是交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2.1 自由式路网布局
西南山地城市地形复杂，作为城市骨架的道路网络，其布局依山就势，灵活自由、起伏自如。如重庆旧城）、涪陵旧城等，其自由式路网布局，不仅适应古代步行及马车时代交通的需要，在近现代机动交通背景下，道路交通仍运行有序，狭窄的街道、起伏的坡度、多变的线形，客观上对小汽车交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作为城市的根、城市的骨架，保护这些城市的传统街道网络与保护历史建筑一样重要。
1.2.2 鱼骨型及带型街道走廊
西南地区许多山地历史小城市（镇），沿江河及谷地形成和发展，主街狭长，形成街市，有些达数公里，如重庆中山古镇、龚滩古镇、宁厂古镇等，并有通向河岸的横街（巷），形成典型的鱼骨状街巷空间，特色鲜明，满足集市、聚会等活动的需要。
1.2.3 梯街
既是交通要道又是街市的梯街，在山地城市中承继了交通、集市与文化交流的功能。梯街有交通联系的作用，如重庆十八梯、万州鸽子沟；梯街的另外一个作用是服务于临近的建筑，两旁布满鳞次栉比的商业铺面，形成商业通道，如三峡库区石柱县的西沱云梯街。
2 交通建筑
以桥梁、码头为代表的交通建筑是山地历史城镇的构成要素和重要组成部分。
2.1 桥梁
2.1.1 索桥
索桥，古称“笮”，多见于西南山地的岷江、金沙江、大宁河上的城乡交通要道上。岷江上无数索桥和著名的都江堰索桥，凝结着各族人民高超的建桥技术，是古代交通文化的杰出代表。横跨岷江与杂谷脑河交叉点上的威州竹索桥始建于唐代，长100多米，在不断维修中，一直使用到现代才换为钢索。史载，四川茂县古称绳州，据《太平寰宇记》卷87载：“梁普通三年（522年）置绳州，取桃关支路以绳为桥，因做州称” [5] 。笔者2004年参加巫溪宁厂古镇保护规划工作，溯大宁河而上，沿线城乡约见10来座简易吊桥，仅宁厂古镇长约2公里的河道上就有3座吊桥。
2.1.2 砖、石拱桥
西南地区山高地陡，在一些城乡交通要道，多利用当地材料建设砖石拱桥，虽无河北赵州桥历史之悠久、尺度之宏大，但就山区而言，无疑是宝贵的交通文化遗产。如重庆万州的陆安桥，系单孔圆弧石拱桥，在造型和建造工艺上堪称一绝，其桥跨约32米，宽9.4米，高12.5米，总长55米，建于清代同治年间，是万州城区西向跨越苎溪河的重要交通要道，2004年三峡工程清库时被拆除异地重建于青龙瀑布景区。三峡地区另外一座古石桥，涪陵蔺市龙门桥，建于清代中期，系多孔石拱桥，桥长近100米，2005年因三峡工程建设，异地复建，是三峡工程建设为数不多保留下来的古石桥之一。
2.1.3 风雨廊桥
在我国山地城镇中，融汇建筑艺术与交通功能的风雨廊桥是桥梁艺术的代表，也是当地民众日常活动的重要场所。目前西南山地城镇中保存较好的风雨廊桥，较著名的有贵州镇远廊桥、西江千户苗寨桥、重庆酉阳清溪风雨桥、龙潭梭子桥等。
2.2 码头
西南地区河道发达，水运在20世纪前在许多城市一直主要对外交通联系方式，码头在城市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成就了城市的水运交通文化。如重庆主城东水门码头，包含了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城门、码头等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庆朝天门码头也一直是城市形象的象征。其他一些历史城镇，如宜宾东门长江码头、大昌古镇大宁河码头、酉阳龙潭古镇码头等，均体现了交通文化与建筑艺术的有机结合。
3 西南山地历史城镇交通文化保护存在的问题
西南地区历史城镇的交通文化资源丰富，但认识不足、重视不够，长期以来游离于历史文化保护工作之外，文化保护部门人力、财力不足，关注重点限于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对处于核心保护区的交通文化遗产，尤其是文化线路保护，鞭长莫及。
3.1 重建设、轻保护
在快速城市化时期，随着城市用地规模的不断扩大及城市更新改造，一些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传统街道、桥梁等交通建筑，由于不能适应机动交通通行要求而被迫拆除，十分遗憾。以重庆市为例，重庆旧城原有城门17处，九开八闭，多数与码头相连，如今仅存东水门、通远门等，著名的朝天门码头也已今非昔比；重庆临江门客运索道，自1980年代建成以来，作为新重庆交通文化的象征之一，前几年因储奇门大桥建设也被拆除；在东水门及湖广会馆历史街区一侧，一座跨江大桥拔地而起，虽未直接破坏东水门及周边历史街区，但景观上的不协调显而易见。近年来，重庆对交通遗产逐步重视，渝中区山城步道建设、十八梯改造、大坪古道石牌坊公园、南滨路龙门皓月景观节点、川黔古道黄桷垭登山步道，均与交通文化保护与利用息息相关。
3.2 重节点、轻整体
桥梁等交通历史建筑由于有文物保护单位具体负责，多数得到有效保护。但对交通文化线路（如传统街道、古道等）、交通文化区块（驿站、铺递、码头片区等）而言，由于线路长、范围大、涉及单位多，常因缺乏协调或管辖权限制而保护不力。以茶马古道为例，线路多条、长达数千公里，涉及四川、云南、等省区，目前除一些重要节点得到有效保护外，整体保护工作任重道远。一些山地城市的码头区，如重庆朝天门码头区、贵州思南县乌江码头区，文化资源丰富，但由于水运交通功能逐渐衰微，被列为旧城重点改造区。如何保护其中的交通文化遗产，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3.3 重物质、轻文化
目前，交通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渐受到重视，但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传统交通工具、航运歌谣等，基本上处于民间保护状态。以“川江号子”为例，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传人寥寥。川江古木船，如麻秧子、翘尾巴船等，在江河上已几无踪影，仅在少数博物馆有复制品。不知道若干年后，子孙后代是否还能理解“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之文化内涵（表1）。
4 西南山地历史城镇交通文化保护对策
4.1 借鉴“名木古树”保护策略，实行交通文化遗产登录制度，明确交通文化建筑保护对象
“名木”是指那些树种稀有、名贵或具有历史价值、纪念意义的树木，“古树”是指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对城市街道、桥梁等也可以参照这一标准，对一些超过100年的街巷、桥梁，进行遗产登录制度，不能随意拆除。美国纽约、芝加哥150年前所建的地铁，旧金山百年以前的“叮当车”至今仍在运行，或作为城市交通干线，或作为旅游观光，不仅是一个城市历史与文化的象征，对建设经济及可持续发展也有深远意义。欧洲名城莫斯科、巴黎、伦敦的桥梁建筑，是其历史文化的象征，长期得到有效保护，上海外白渡大桥2010年世博会期间也得到有效保护。就西南山地城市而言，重庆主城的缆车、索道等，虽建设历史只有数十年时间，但极富山地文化特色，不应轻易拆除；而山地城市的古代及近代砖石桥梁，建设不易，也不宜轻易拆除，尤其是百年以上的桥梁，保护、维修是交通文化建设中的基础工作。
4.2 加强交通文化保护宣传与研究工作
交通历史文化保护工作需要在政府主导下，汇集各方力量全民参与。文物保护部门、研究院所、高等学校应通力合作，一方面加强交通文化保护的基础工作，如资源分布调查、价值评判研究等，另一方面培养青年学者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及保护意识。应加强交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指导和宣传，并与文物保护部门协调，通过重点交通文化保护建设项目的示范，推进这项工作的展开，扩大影响。
4.3 拓展交通文化研究视野，加强文化线路遗产保护
当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是名城（镇、村）的整体格局、历史街区及文物建筑。近20年来，文化线路作为文化遗产的重点内容，在国际上逐渐受到重视，但在我国仍未深入，文化线路与名城（镇、村）及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体系脱节。西南三省一市一区（云贵川渝藏）国土面积25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4，山区地广人稀，文化线路遗产资源丰富、建造坚固且保存完整，是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文物保护地位及旅游开发价值。应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对西南山地文化线路价值进行系统研究，以促进山地文化线路的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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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霁翔 保护千年古道、传承中华文明[J].四川文物，2012，（1）：66-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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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中小学学生学习压力大，家长望子成龙，早早将孩子送入各种专业班学习，学生又要完成正规学业，实在难以承受。论文试图通过校园举办一些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来减轻学生心理负担，以提高孩子们的学习质量，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来证明文体活动与学生减压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群众文体活动；中小学生；减负作用
群众文化体育活动对中小学生来说，具有积极的减负作用。近几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教育部门都再三强调，要切实减轻学生的负担，以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怎样才能从根本上去减轻学生的负担？这是目前面临着的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笔者认为：必须从各个方面去分析和入手，采取许多因地制宜的切实可行的措施，运用多种手段和办法去逐一解决。在这些措施、手段和办法中，组织、开展经常性的丰富多彩的校园群众文化体育活动对减轻学生的思想负担、精神负担、心理负担等都能起到较好的作用，能够收到立竿见影的良好效果。
那么，何谓校园文化体育活动呢？校园文化体育活动是指在学校境内组织、举办、开展实施的群体性的学生文化体育活动。其具体内容十分广泛，名目繁多，它既囊括了唱歌、跳舞、说相声、乐器演奏等各类表现形式的文艺节目演出，又包括了体育活动项目中的跑、跳、打篮球、打乒乓球、踢足球、做体操等体育运动。学生们在集中精力听老师授课、完成作业的时候，注意力都十分高度集中，神经及大脑细胞这根弦都是绷得紧紧的。如果一直处于这种极度紧张的状态，学生们不但不能学好功课，而且还有损于身心健康，更谈不上他们要掌握应该掌握的知识及收获优秀的学习成绩了。所以，我们的教育先辈们很早就悟出了其中的奥秘，较为科学地提出了用不同的教学内容来“换脑”，安排四、五十分钟为一节课时，转换另外一种学习内容，为大脑腾出一定的活动空间和休息空间，使学生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那么，我们何尝不用文化体育活动这种形式和内容去调节和改善学生们的大脑休息质量呢？
就当前的现状而言，学生由于出自各种不同因素所造成的负担依然十分沉重，影响了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其中最突出的原因是，学生家长们有史以来以致于长时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望子成龙的思想意识，象一把沉重的枷锁，紧紧地套在学生们的脖子上，@得不少学生踹不过气来。虽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陆续制定出台了一些取消诸如各类体育运动项目优胜者、各学科奥林匹克竞赛获奖者等高考加分的政策，然而许多学生家长望子成龙的思想意识丝毫不减，仍然“涛声依旧”。在当今歌唱界、演艺圈、体坛等明星享受着优厚待遇条件这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有些学生家长又萌动着另一种希望，那就是希望带领自己的孩子往那些非常难过的独木桥上去挤。有的小孩从三、四岁开始就学习演奏中阮、柳琴这些冷门乐器，从一年级开始，每天放学后就到业余艺术学校去学习一、两个小时，双休日也要去学习半天，还要以"钉子精神"抽时间补习文化课，有时晚上还要加班加点，把时间安排得满上加满。与此同时，孩子同样要完成家庭作业。有的孩子经常对妈妈说："哎呀，妈妈，我好累哟！"以致于孩子上了初中三年级，都由此一如既往，周而复始。我有一位同事，他的儿子在学习下围棋已有四、五年了，他经常利用放学后的课余时间去业余体校学习下围棋，孩子有时还要到外地去参加区县举办的许多竞赛或“升级”、“升段”考试。这些活动大多是利用双休日进行的。特别是去参加“升段”考试，在星期五下午放学后就得马不停蹄地去乘车，要耗去两三个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搞得孩子是筋疲力尽、有苦难言。此类情形何止是一个两个，可以说是举不胜举。虽然学生家长企图通过某一“音、体、美”的特长追求高考加分的梦想已经破灭，但通过某一“音、体、美”的特长谋求进入条件较好的学校，象重庆一中、三中、八中、巴蜀中学、育才中学等名校去学习的想法依然是现实的。鉴于上述种种因素，无疑是给学生们的思想上、精神上及体力上等等都格外添加了一些压力，增加了负担。
所以，为了能让学生们健康地成长，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同时得到全面发展，就必须要给学生们名符其实地减负。
怎样才能为学生们真正减负，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这些方面去作手。
班主任老师要经常与学生家长联系、沟通，交换学生在学校，在家里的有关信息，使学生家长淡化追求明星、谋求进入名校就读的意识，在学校要利用课余时间多安排、组织学生们进行一些因地制宜、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因为文体娱乐活动能消除大脑等器官肌能的疲劳，恢复体力，陶冶情操，与人愉悦，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学生经过几十分钟的紧张学习后，在精力、体力等方面都有所消耗。此时，让学生们终端精力、体力的消耗，减轻其负担，使之得到很快的恢复，对于学生的学习和健康均大有益处。因此，建议学校多组织一些学生喜欢的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的各类课外文体娱乐活动，以利于起到减轻学生负担的作用，使学生们健康、快乐、幸福、全面地茁壮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