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26 09:02:4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食品安全问卷调查报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7月24日——7月29日为此次“三下乡”的时间。本小分队由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老师、团委副书记**老师、辅导员**老师带队，共有来自我院研究生等13名学生队员组成。
24日下午到达驻扎地以后，进行休整活动，铺设床铺等。
26日早上参观了甘肃省康乐县畜牧龙头企业康美集团，并与在此实习的我院07动物医学和07动物科学的80多名同学进行汇合。当天下午，与07动科和07动医的同学一同乘校车前往康乐县龙头企业信康牛业进行参观学习，回来后在苏集小学对在该校进行补习的部分康乐三中高一高二同学进行了“农村食品安全现状”的问卷调查。
27日早上是本次下乡的重头戏。一大早，为了能够圆满地完成本次任务，全体小分队员早早起床，搬桌子，扛旗子，拿图片，提板凳，早上大家在活动比较密集的地方进行了食品图片宣传，食品安全知识讲解，问卷调查，走访附近镇民。当天下午，全体下分队员对住在苏集镇上或者附近的小学生进了假期课业辅导、英语歌曲教唱、食品安全基本常识讲解和菜篮子制作等活动。
28日一整天，继续给小朋友们辅导课程等活动。此间，康乐县县长助理**同志、苏集镇党委书记**同志，我校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麻秀成同志、副院长**同志、**同志，前往康乐县苏集镇慰问我校赴康乐县农村食品安全现状调查小分队，并带去同学们急需的西瓜和桃子等。
29日早上自费游览当地有名的景点——和政县松鸣岩旅游度假区。中午全体小分队员乘车离开本次活动的地点——康乐县苏集镇。
自此，本次活动圆满结束。这是2012年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前中期部分，接下来小分队元还要撰写调查报告和心得体会等后期工作。
由于近来关于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增多，例如：三鹿奶粉含有三聚氰胺，双汇火腿肠包装袋内含有大量霉菌。这些例子使我们不得不对食品安全引起重视。
我们为此对三无食品进行了入选的问卷调查：
1.你在商店曾经买到过三无食品吗？
2.你知道三无食品的危害吗？
3.你会主动去购买三无食品吗？
4.如果你买到三无食品，你会怎么做？
5.你知道三无食品的概念吗？
6.在买到食品后，你会检查食品是否有生产日期等必备的质量合格标记吗？
7.如果你发现是三无食品的话，你会继续食用它吗？
8.如果你发现这是三无食品后，你回去举报生产厂家吗？
9.你觉得三无食品为什么这么受同学们欢迎的原因？
10.你觉得怎么才能防止三无食品继续对同学们造成危害？
为此我们调查了一些大中小型超市，有东方商厦与大润发，佳联超市，和周边一些小商铺。发现了一些情况：
1。东方商厦和大润发等大型超市没有发现任何三无食品，所以大型超市的卫生质量管理还是挺到位的。
2.佳联超市等中型超市基本上情况良好，只发现了少量没有生产日期的（散称食品除外）
3.但是在那些小商铺中，我们发现了许多所谓的三无食品，并且环境卫生不到位。
4.我们在一些学校旁边的小商铺发现每当放学时，有许多小同学拥进那些小商铺，买那些三无食品。
5.我们还发现那些路边一些小摊上不仅占用行车道，还贩卖用类似“地沟油”做的食品，好像还有很多人们在购买这种食品。
我们调查小组为了让大家了解三无食品，我们特意找了一些资料来给大家“补充”一下：“三无”食品有哪些危害：
1、无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的“三无”食品，多数是用有毒、有害、变质或劣质原料制作的食品。“三无”食品是最不安全食品。
2、卡片、玩具与食品混合包装，造成了食品的二次污染。
3、不合格的膨化食品、腌制和油炸食品卫生指标中的菌落数、大肠菌群、过氧化值指标超标，还能产生亚硝胺、铅等致癌物质，食用会导致胃肠不适、腹泻并损害肝脏。
4、果冻、糖精、饮料、巧克力、方便面、罐头和泡泡糖等儿童不宜多吃，在这类小食品中大多加入了防腐剂、色素、甜味剂等添加剂，食用过量会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危害。
5、不合格果脯、蜜饯中甜蜜素超标，不合格烤鱼片、牛肉干等食品中大肠菌群和菌落总数超标。
6.劣质小食品可致血液病
临床调查显示，血液病小患儿中一半以上平时偏好小食品，而且所吃小食品绝大多数是在家及学校附近的小贩处购买的。
我们经过资料调查发现，市场上一些小商店出售大量“三无”或地方小厂生产的小食品和饮料，如话梅、萝卜酸等腌制品和豆浆、豆奶、雪糕等，基本上都大大超标和超范围使用糖精，但在产品的标签上却很少注明含有糖精，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长期食用，健康安全会受到损害。很多消费者对糖精等人工合成甜味剂可能造成的危害，并没有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吃进“甜毒”。
我们研究了那些人为什么要买三无食品的原因有：
1.人们一至认为便宜。
2.口感觉得比较好，味道一辛辣为主
3.在课后肚子饿时还可以填饱肚子。
为此我们还可以推论出厂家为什么要生产这些三无食品：
1.成本价格比较低
2.原料比较简单
3.市场需求高
4.制造速度比较快
我们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一些建议：
1.严厉查处地下加工厂。
2.呼吁广大群众积极举报三无食品加工地点
3.严厉查处对地下加工厂收贿的官员
4.城管部门对街边小摊贩进行管理
5.教育学生们三无食品的危害
关键词：街边小吃 安全卫生 大学生 认知
随着经济发展，人类生活节凑也随之加快，花在吃正餐的时间少了，开始青睐小吃。如今，大学生已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消费群体，因此在各个高校附近聚集了许多街边小吃摊。街边小吃以种类繁多、口味多样、食用方便、价格便宜等优点吸引着学生们。但却往往忽视了它的缺点，如街边小吃存在诸多安全隐患、而且营养不全面，卫生状况不保证，很容易造成食用过量、食物中毒、食源性疾病的概率上升等。
2009年2月28日颁布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表明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食品安全问题[1]。食品安全卫生监督管理体系中还有较多的突出问题需要去调整、去关注[2]。对于大学生这一重要群体，食品卫生安全意识一定要加强，因此，为进一步探讨大学生饮食中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而优化膳食结构，改善饮食习惯，注重饮食卫生和安全，我们针对石河子大学在校大学生进行了食品安全现状问题的调查和分析。
1 调查方法及对象
1.1 调查方法 此次调查针对街边小吃容易出现的一系列不安全因素，拟定《校园内学生对街边小吃安全卫生意识的调查问卷》，在石河子大学校区内随机选取了500名同学作为本次调查的对象，并以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了此项调查。
1.2 调查对象 石河子大学在校大学生。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1 大学生对街边食品的喜爱程度 在调查中，当问及是否喜欢购买街边小吃时，有86%的学生选择喜欢，另外14%的学生选择不喜欢。由此可以看出街边小吃在大学生中是十分受欢迎的。而这些喜爱购买街边小吃的学生中，又各自喜欢不同的街边小吃，调查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大学生对常见街边小吃的喜爱程度
由图1可知：麻辣烫，烤肉、烤串，臭豆腐，烤红薯，油系油饼，煎饼果子都是常见的街边小吃，深受广大大学生的欢迎。而其中的烤肉、烤串受到76%的大学生喜爱，可见烧烤食品很受大学生欢迎。
并且根据调查得出，喜欢购买街边小吃的学生每周购买街边小吃的次数，有78%的大学生在3次以下，20%的大学生每周购买3-5次，2%的大学生一周购买次数超过5次。可见大学生虽然喜欢购买街边小吃，但并不会频繁购买，而是适量而为，他们对于饮食的合理性还是很在意的。
2.2 大学生对于街边小吃卫生条件的认知程度
街边小吃因为设置在各个道路旁边，常常面临着环境卫生差的难题，所以街边小吃的卫生指标成为社会所关注的重要方面，然而街边小吃因为其自身的特点，无法改变所处的环境，卫生条件无法得到改善，而这些大学生是否清楚，调查结果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知，66%的大学生认为街边小吃不卫生，27%的大学生则不能确定，只有7%的大学生认为街边小吃卫生。因此大多数大学生基本能认识到街边小吃卫生条件差这个情况，而街边小吃不卫生的环境又是其存在安全隐患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街边小吃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当然除了街边小吃所在的环境卫生之外，还有小吃原料的卫生和在加工过程中的卫生也十分重要，这就关系到整体卫生标准的评估。因此需要得到相关管理部门和有关食品卫生的法律法规的监督和管理。
2.3 大学生对于常见街边小吃所存在的有害物质的认知 这里所指的常见的街边小吃就是上文提到的麻辣烫，烤肉、烤串，臭豆腐，烤红薯，油系油饼，煎饼果子这六种街边小吃，这些小吃在制作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有害物质，这些物质如表1所示：
表1 大学生对于常见街边小吃所存在的有害物质的认知程度
从表1可看出，大学生对于这些常见的街边小吃可能含有的有害物质是有一定认识的，他们大多通过广播、网络、媒体报道等获得一些相关信息。这些物质添加在食品中不是用来降低成本，就是用来美化小吃的，但那些商家却无暇顾及这些物质都是有毒有害的物质，添加在食品中会直接危害消费者的健康，而且其中有些物质的毒性很强，直接食用有可能造成生命危险。因此，大学生在购买街边小吃时为了自身安全一定要谨慎购买。除此之外，校园应设立监督小组和有关部门共同管理，并定期抽检，让学生放心购买。
2.4 大学生对于街边小吃所含丙烯酰胺与苯并芘的认知程度 街边小吃种类繁多，而其中最常见也最受欢迎的街边小吃一定是油炸食品和烧烤食品。但这两样食品在加工制作过程中都会产生有害化学成分，对人体造成危害。
2005年4月13日我国卫生部发出公告，建议消费者尽可能避免连续长时间或高温烹饪淀粉类食品，改变以油炸和高脂肪食品为主的饮食习惯，因为其中产生的丙烯酰胺可能导致健康危害。同年9月初，我国卫生部正式公布《食品中丙烯酰胺的危险性评估》报告，再次提醒消费者，高温加工的淀粉类食品，如油炸薯片和油炸薯条等食物中丙烯酰胺含量较高，应减少食用，因为丙烯酰胺是已知的人类可能致癌物，其对人体健康存在着潜在危害[3]。
露天烧烤中，肉类脂肪受热后，变成油滴在炙热的炭上，造成不完全燃烧，这些烟雾对人体危害极大。在烤制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叫做苯并芘的致癌物质，人们如果经常食用被苯并芘污染的食品，致癌物质会在体内蓄积，有诱发胃癌、肠癌的危险[4]。调查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大学生对于街边小吃所含丙烯酰胺和苯并芘的认知程度
由图3可知：对于丙烯酰胺和苯并芘这两种有害化学成分，大学生或多或少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对烧烤制品中产生的苯并芘的了解高于油炸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因此，应在校园内多开展一些关于食品中的有害物质的宣传讲座，使大学生们从根本上了解这些物质，增强自我防范意识。
2.5 大学生对于食源性病毒的了解 食源性疾病（Food borne disease，FBD）是指食用受污染的食品引起的感染或中毒，包括感染食源性病毒引起的疾病等[5]。这使得任何食品都能成为潜在的传播媒介，并且大多数病毒污染的食品不能够被提前发现。因而，人类容易低估食源性病毒感染的机会和危害，缺乏足够的预防措施，这一点应引起食品加工、餐饮和疾控中心等企业和卫生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
那么当今大学生对于食源性病毒的危害了解多少呢，调查结果如图4所示。
图4 大学生对食源性病毒的了解程度
由图4可以看出，63%的大学生对食源性病毒不了解，有29%的大学生选择了对食源性病毒了解一点，只有8%的大学生根本就不了解食源性病毒，这表明大学生对于食品安全的源头危害了解的太少了，需要有关部门多开展知识讲座，校园广播也应多多播报相关信息。
2.6 总结 从本次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大学生对街边小吃的安全卫生是有一定认知的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对于食品中的有害物质也有一定的了解，但食品安全卫生意识还需加强。在每次调查结束后有些同学会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结果显示，虽然了解一些街边小吃存在着许多隐患，也见过或听说过一些由于食用街边小吃而引发食物中毒的案例，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杜绝食用街边小吃，因为这些小吃的美味和方便让他们难以抗拒，还有很多人认为安全卫生问题还是可以想办法解决和改善的，不能因为这些问题而否认街边小吃存在的意义。因此我们应该用辩证的态度看待街边小吃，这还需要有关部门认真负责、严格管理，随时检查街边小吃的卫生状况，把好质量关，让大学生们买的放心、吃的安全。
3 建议与期望
本次调查报告针对校园外街边小吃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3.1 针对大学生提高自我保护意识的建议 ①提倡科学饮食，平衡膳食。②多吃新鲜水果、蔬菜，尤其是维生素C或纤维素含量高的食品，因为维生素C和纤维素具有一定的排毒作用，能阻止人体吸收毒素。③多参加体育锻炼，整体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抗病力。④校园内多开展食品营养与卫生、健康安全知识讲座，增强一定的认知辨别能力。
3.2 针对学校和相关管理部门的建议 ①学校应定期组织学生参加食品安全知识教育的宣传普及。相关管理部门应经常检查校园内外食品经营主体的卫生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是否齐全；是否在有效期；有无出借、转让营业执照等违法违规行为，从严取缔无照经营行为。②督促引导经营者遵守校园周边环境管理规定，提高经营主体第一责任人的自律意识。
参考文献：
[1]侯瑜.我国食品安全现状、差距及建议[J].食品研究与开发，2008（1）：149-153.
[2]唐圣春，乐虹.我国食品卫生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卫生质量管理，2008（4）.
[3]刘文秀.油炸食品中丙烯酰胺的生成与控制[J].粮油食品，2005（5）.
[4]唐向峰.烧烤小吃化学性危害的研究[J].湖北农机化，2009（3）：62-63.
[5]Daniel M M.Benjam in L M Contagious Acute Gastro intestinal Infections[J].N Engl JM ed，2004，351（23）：2417～ 2427.
基金项目：石河子大学“263”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SF08009）。
文|《小康》杂志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鄂璠
中央电视台关于“你幸福吗？”的系列采访引发了关于“幸福”的全民讨论热潮，“我姓曾”这神一样的回复成为公众津津乐道的话题。于是，有人开始反思，为何一些人会给出自嘲式的回答？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公众的幸福感？
2012年9月底至10月初，《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本次调查采用了基于实名制的NetTouch网络调研方法，对东中西部的公众进行调查，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此次调查样本框的确定兼顾性别、年龄段、受教育程度等分布。经过对调查结果和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数据进行加权处理，得出2011～2012年度中国幸福小康指数为80.1，比上年提升0.2个百分点。
中国幸福小康指数的评价主要涉及到身心状况满意度、家庭生活满意度、社会关系满意度、生活质量满意度、社会环境满意度等5个方面，它们在本年度的指数分别为75.7、85.5、82.3、84.0、72.8，均比上年度有所提高。
在影响公众幸福感的因素中，收入、健康和婚姻排在前三位。
六成受访者感觉现在“幸福”
在当今中国，幸福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幸福，才是一切行为的终极价值和目标。从去年各地召开的地方两会开始，多个地区纷纷提出将提升百姓的幸福感作为工作的重要目标。
总体而言，中国人会感觉生活幸福吗？“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显示，过半受访者（50.9%）感觉“比较幸福”，9.7%的受访者感觉“非常幸福”；23.5%的受访者表示“说不好”自己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福；仅有15.9%的受访者明确表示自己“不太幸福”或者“很不幸福”。
六成（60.6%）受访者感觉自己“幸福”，相较于去年高出了0.4个百分点。与此相关联的是，只有13.3%的受访者认为今年“不如去年幸福”。
如果放在全球范围内衡量，中国人的幸福指数算得上高吗？今年上半年，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Gallup）公布的全球幸福感调查报告显示，全球有17个国家超过半数的民众觉得幸福，其中丹麦人民的幸福感最高，74%的民众觉得幸福；还有26个国家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民众觉得幸福；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中国人占比18%，仅在亚洲，幸福感就低于阿联酋、阿曼、韩国、泰国、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等国。
年龄越大，幸福感越高
学历越高，幸福指数越低
《小康》调查显示，幸福感高低与年龄大小密切相关，年龄越大幸福感越高。年龄在18～35岁的年轻人幸福感指数在60以下，56～65岁的老年人幸福感指数为68.6，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幸福感指数则高达70.7。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健全，对城乡老年人在医疗、养老方面的保障力度不断加大，加上老年人主要追求颐养天年，对其他方面要求较低，因此容易产生较高的幸福感。而随着物价，特别是房价的上涨，80后们在工作、生活方面的压力非常大，加之当今社会物欲横流，年轻人相互攀比心理强，这样更容易产生心理落差和不平衡，自然就影响了幸福感。
幸福感指数与文化程度也密切相关，文化程度越低幸福感指数则越高。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幸福指数最高，为67.1；而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幸福感指数最低，为60.6。
婚姻对于“幸福”的影响上升至第三
收入、健康一个都不能少，婚姻地位上升，社交与社会保障退后
“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除了对千余名公众进行问卷调查外，还对近百名不同行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层次的劳动者、学生进行了深度访问，谈到对自己幸福感影响最大的因素时，大多数受访者提到了4个关键词，“收入”、“健康”、“婚姻”和“家庭关系”，而这4项，恰好也在今年“影响公众幸福感的十大因素”排行榜中位居前四位。
“收入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的幸福感。”天津市东丽中学教师魏宪萍的感觉是，收入虽然不是影响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但却对于健康和婚姻都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很重要”。
因为去年母亲的一场重病，易城阳光健身会所操课部经理郑雷雷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健康的重要性，她本身也是一名健身教练，对于生活在充满竞争与压力的现代化社会中而又不注重身体锻炼的一大部分人群，她感到很担忧，“尤其是年轻人，亚健康者所占比例已经非常高了。”在她看来，健康才是影响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上海公务员陈娟娟的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婚恋的影响，她把“和男朋友分手”看作是一件非常不幸福的事情。
而60后学者姚中秋、70后菜市场粮油摊主弓俊红和80后警察田锋等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家人”和“家庭关系”。
此外，住房、社会保障、职业、环境、个人能力和社交，也会对公众幸福感产生较大影响。
与去年的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相比，今年婚姻对于公众幸福感的影响力由第10位上升至第3位；而社交与社会保障对于公众幸福感的影响力则退后了一些，前者由第7位降至第10位，后者由第4位降至第6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公众幸福感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收入”与“健康”中，去年排在首位的是健康，今年则是收入，并且“收入”（59.3%）比“健康”（53.0%）高出了6.3个百分点。
虽然只有53.0%的受访者把健康视为影响自身幸福感的因素之一，但却有63.4%的受访者表示“会为自己的健康感到担忧”。
虽然收入和健康都非常重要，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张西超告诉《小康》记者，“收入并不是影响幸福感的核心因素。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人类处在温饱水平，钱的多少对于幸福感的影响并不大，国外也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一个百万富翁的幸福指数可能会比一个穷光蛋稍微高出一点点，但是不会太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收入并非影响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不妨看看年长者的观点，《小康》调查显示，在影响80后、70后、60后三个年龄层次受访者的幸福感因素中，收入均排在健康之上，并且在80后受访者中，选择“收入”比选择“健康”的高出了14.4个百分点之多；而在50后受访者中，则是选择“健康”的最多。
民众幸福首盼“提高工资”
提升公众幸福感最有效的方式：提高工资水平、提高养老保障水平、提高食品安全水平
《小康》调查显示，居民对社会治安状况、交通条件等方面满意度总体评价值越高的地区，幸福感指数往往越高，反之亦然，这说明幸福指数与民生工程紧密相关。
10月17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表示，四季度将会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酝酿八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终于有眉目了，而这一改革，也被很多人看作是当前“最大的民生工程”。
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日前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显示，部分行业工资上涨过快，除企业高管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最大达4553倍外，企业内部近5年来高管工资增幅明显超过普通职工工资增幅，收入差距不是在逐步缩小而是明显放大，造成社会收入分配不公。而全国总工会在201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两成职工5年间从未涨过工资。
因此，公众对于提高工资水平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幸福感的提升。
《小康》调查显示，近年来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和谐社会的架构及机制逐步建立，民众对此比较满意。但是，城乡居民对当前收入分配制度的满意度却仅为55.5，次于食品药品安全和城市噪音控制的满意度。这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城乡居民的幸福指数。
如何才能有效提升公众的幸福感？排在首位的是“提高工资水平”，其次是“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再次是“提高食品安全水平”，接下来依次是“提高医保水平”、“降低房价”、“改善医疗卫生服务”、“改善城市环境”、“加大教育投入、改善教育服务”、“改善社会治安”和“治理交通拥堵”。
不过，虽然目前中国人的生活中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小烦恼”和“小忧虑”，但是随着近些年民生福祉的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相信“明天会更好”。面对“您是否相信未来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幸福？”这个问题，仅有10%的受访者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感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吕庆喆提供的支持。《小康》特约记者欧阳海燕对本文亦有贡献）
“你的幸福在哪里？”，问卷由《小康》杂志社设计，调查由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执行。
本次调查采用了基于实名制的NetTouch网络调研方法，对东中西部的公众（职业非学生，下岗、待业或无业人员）进行调查，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此次调查样本框的确定兼顾性别、年龄段、受教育程度、职业等分布。
调研报告不同于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是因为发生了某件事(如案件、事故、灾情)才去作调查，然后写出报告。下面就让小编带你去看看大学生社会实践调研报告范文5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社会实践调研报告1一、实践调研背景
文化，是一种高层次的管理软件，就像空气，是看不见但能感觉得到的一种氛围。城市文化是一所城市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是保障城市良好运行的剂，是推动城市大发展、大繁荣的不竭动力，文化的力量，熔铸在民族的创造力和凝聚力中。21世纪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新纪元，也是文化建设举足轻重的时代。天津文化则在建设富有独特魅力和创造活力的城市发展中起着强有力的推进作用。
天津文化的定位是关乎天津这个城市，这个地区未来发展的大事，纵观天津历史和现状，我可以看出：天津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人文资源，为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十一五”期间，天津加大了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提升服务水平，使全市城乡居民享受到更多更好的文化服务，推动天津多项公共服务指标名列全国前列。基本形成与现代化国际港口大都市地位相匹配的文化格局，文化实力明显增强，文化品味越来越好，整个城市的文化氛围更加浓烈。“十二五”期间，将实施天津文化中心建设、“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免费开放计划”等文化惠民工程，在提升市民文化素质的同时建设文化强市。看着收获的如此多可喜可贺的成绩，我不禁会发问一句，究竟"文化"这张牢靠的成绩单会对天津的城市建设又有哪些深远的影响呢?
二、实践调研目的
天津市是历史文化名城。天津地区在特有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历史条件下，祖先们创造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形成了天津市特有的津味儿文化特色，而这些都具体的体现于天津的语言，饮食，风俗等各个方面。为了深入了解天津我选择了以天津文化为主线的实践活动。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历史文化博大精。天津是一座文化古城，而小站作为“百年中国看天津”之一，也是历史文化沉淀的代表之一，更对天津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所以想要了解天津的历史文化，我当然要前往该地探寻历史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也包括发生剧烈演变的现代文化。而在如今文化冲突愈演愈烈的时代，文化也在全方位地转换和发展，古文化传承与现代文化融合也成了我关注的焦点，故我选择了参观文化中心，一个有着浓厚现代文化风格，却展示历史文化积淀的地方。
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更具有时代特征。说到现代文化，我很自然的会想到近几年发展迅速的网络文化。网络文化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文化现象，这是一种新兴文化，年轻一代对它都很熟悉，我则想要探寻在老人群体中，这个占到总人口数10%的群体，该文化对他们又产生了什么影响，所以我来到了养老院。
三、实践调研内容
天津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文化也是源远流长，以探索天津文化对城市建设的意义和影响为宗旨，全面开展“追寻天津文化足迹”的社会实践活动。
享受文化大餐，古往今来新体验天津文化中心之旅
(一)资料调查及活动意义
20__年5月，天津文化中心正式对外开放，它是位于天津市河西区的市级行政文化中心。天津市文化中心四至范围为友谊路以东、隆昌路以西、乐园道以南、平江道以北的整个区域，总占地面积约90万平米。天津市文化中心的项目包括天津图书馆、天津博物馆、天津美术馆、天津大剧院、天津青少年活动中心、天津银河购物中心、生态岛等。文化中心已经成为津城百姓获取知识，提升文化品位的好去处。
文化中心博美图三馆试开馆，让津城市民在这个逐渐酷热起来的夏季，有了内心的一份归宿之地。在书的世界，美的海洋里徜徉，与历史对话，和知识共舞，体验一份清新和惬意，而作为当代大学生，我更有责任了解体验全新的文化生活，感受城市的文化脉搏，探求文化发展的踪迹。
(二)前期准备：
针对参观文化中心的市民可能出现的想法以及文化中心在市民心中的影响设计了调查问卷，来了解在不同年龄段的市民对于文化中心的想法及感受，以及文化中心的宣传力度以及对市民不同的吸引之处。与此同时，在网上积极查阅文化中心建设的背景资料，也与天津文化影视局沟通来了解更多文化中心的情况，多角度对于天津文化中心的情况进行了解考察，使实地调研更丰富更全面。
(三)实地调查：
天津文化中心是本市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公共文化设施，集公益文化场馆，城市公园，市民休闲中心，青少年活动场所为一体，是文化展示，交流，休闲，消费最集中地区域，是天津标志性文化建筑群。
通过前期一系列准备工作，为了能全面了解天津文化中心的情况，感受天津文化发展的脉搏，我来到了天津文化中心进行实地调研。
1、先对天津文化中心做了整体了解。
天津文化中心本着文化、人本、生态的宗旨，不仅仅文化中心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的建筑风格很和谐，中央人工湖，生态岛也给人优美的环境和高雅的享受，在整个文化中心也聚集了天津大剧院，天津科技馆，天津自然博物馆，青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等大型文化活动中心。
2、感受了天津图书馆的文化氛围，严格的管理以及热情的服务在优质硬件保障的基础上有了更多的加分，一进图书馆浓浓的书卷气息包围了我，这里全部采用电脑管理，是一个现代化的图书馆。
其中设有29个专门阅览室，坐席2000余个，现有藏书280余万册，还设有两个视听阅览室，装有四路同声翻译系统，可供学术报告会用。安静舒适的环境以及专业化的管理，使人们的阅读更加便捷。
3、其次来到了天津美术馆，这是一座集收藏、展览、征集和研究功能为一体的大型专业美术馆，是本市美术领域的最高艺术殿堂。
这不仅是全市画家期盼已久的一项重大工程，也是面向全市百姓普及艺术、传播先进文化的一项重要民心工程。感受每个艺术品独特的艺术气息以及作者的艺术思想和对于作品的独到见解，对于自己的艺术鉴赏能力也有一定提高。
4、最后来到天津博物馆，它是一座历史艺术类综合性博物馆，其前身可追溯到1918年成立的天津博物院，是国内较早建立的博物馆之一。
其收藏特色是中国历代艺术品和近现代历史文献、地方史料并重，现有古代青铜器、陶瓷器、法书、绘画、玉器、玺印、文房用具、甲骨、货币、邮票、敦煌遗书、竹木牙角器、地方民间工艺品及近现代历史文献等各类藏品近20万件，图书资料20万册。触摸着古文化的脉搏，体会到历朝历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以及人民的生活状况的逐步改变过程，循着先人的脚步来探索未来的发展。
四、实践调研总结
传承给予我力量文化中心对天津的影响。
如果说天津的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是一幅美丽的画卷，文化中心无疑成为了画笔最为坚挺，着色最为绚丽得部分，其为天津得发展更是添上了浓墨重彩得一笔。
文化中心是天津大都市进步的象征，也是天津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体现，反应了天津与时俱进的脉搏和快速发展。文化中心落成体现出天津文化定位的要求、是我市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的迫切需要。突出了天津文化特色，不仅是天津的一种建筑之美，新颖的理念和建筑风格，也是天津文化的一道靓丽风景，展示出天津环境文化的英姿，而且更是天津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完美结合。
就博物馆来说，博物馆收藏20万件文物，有图书资料20万册，展示了天津自战争后至恩一百年间的风雨历程，实现国家富强的历史进程中，在屈辱中奋起斗争，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在津沽大地上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奋斗。从抵御外侮，政治变革，经济发展，文化交融等方面突出了近代天津在中国的历史地位。而其设计以“世纪之窗”的概念为原点，“世纪之窗”作为一个完整的空间序列贯穿整个建筑，既是展览空间也是容纳各种公共活动的“城市殿堂”。运用现在建筑的设计理念，首先在外观上就给了人美的享受，而丰富的馆藏，又让人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是现代文化与历史文化集合的典型代表。文化中心的开放大大丰富和充实了我市居民的业余生活，而其传承历史，发扬现代文化的做法更增添了其参观价值，不断激发我市群众热爱天津、建设天津的热情，增强了市民共同把天津建设好、管理好、发展好的信心与决心。
通过调查问卷我了解到，当地居民对于天津文化中心的开放评价很高。八月三日，尽管天气阴沉，前来图书馆借阅的读者仍然络绎不绝，开馆两个多月，文化中心图书馆已接待读者近五十万人次，其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时尚购物中心。可见图书馆以智慧之窗为理念的设计，实践性相当高，开馆尽管才两个月，对于激发天津市民的读书兴趣相当有成效。而且调查问卷统计中有80%的人表示参观后对图书馆印象最为深刻，相信市民遨游书海的渴望将使天津离文化强市更近一步，满足了当地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更能从自身践行天津文化，做文明市民。问卷结果还表示当地居民通过参观文化中心，对于天津的文化有了一个更宏观的认识，而文化中心对天津文化的整合，是提升市民文化素养的一个有效平台。
社会实践调研报告2大学生活是紧张而又充满期望的日子，学习的闲暇时总是憧憬着背起行囊，远离亲人朋友以及师长护佑，去走真正属于自己的路。然而当我们终于可以像刚刚长满羽毛的雏鹰般离开长者们搭建好的巢穴，独自一人走上社会工作这个大舞台时，却发现人生的道路原来是如此的坎坷不平，任何人的成功都是经历过一番狂风暴雨的。当今社会，无论什么工作，都总是“有经验者优先”。所以，为了拓展自身的知识面，扩大与社会的接触面，以及锻炼与提升自身的能力，在这个暑假我开始了自己的社会实践。
20__年夏天，我的大二暑假，我如愿的参加了学校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重要作用。而学校对每年的假期实践都相当的重视，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与机会，并为我们保驾护航，期待着我们能从中得到锻炼，学到在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与能力。而我们也正是本着对自己负责对社会热心的态度，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参加了这次实践。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重要作用。现代大学生，大多是在书本知识中成长起来的，对我国的国情、民情知之甚少，而社会的复杂程度，远不是仅凭读几本书，听几次讲座，看几条新闻就能了解的，社会实践则为我们打开一扇窗口。它让大学生广泛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不断地参与社会生活，在实践中不断动手、动脑、动嘴，直接和社会各阶层、各部门的人员打交道，培养和锻炼实际的工作能力，并且在工作中发现不足，及时改进和提高，使之更新知识结构，获取新的知识信息，以适应社会的需要。通过社会实践，大学生能以现实主义的眼睛，以人文关怀的深度，去观察、体验这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社会。
而我，作为这次实践队的队长，这项活动亦给了我更多的责任与挑战，同时，我也从中获得了更多的的能力与认识。从课题选定的一开始到组建好我们的团队再到队员一起为活动奔赴往返，到最终完成我们的成果，一步步一天天，我与它同在，牵挂着它，与它一起成长。我明白了要带领大家去做成一件事，首先自己要成竹在胸，有比较成型完整的想法，并且要有一定的自信，这样队员们才有可能信服你，与你一起完成任务。同时，沟通，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队员之间相互交流彼此的看法，我们要的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合作氛围，大家各抒己见，不时的改善我们的活动，使我们的行动向着更有效的方向发展。但在这一点，自己做的就不很好了，没能把男生女生带活跃起来。另外，作为队长，还需要协调好外部与内部的关系带领队员适应不同的新形势。
每天的努力，让我们体会到了学习的重要性，每天我们各自奔波在我们的实践岗位，尽管辛苦，也有不同程度的身体不适，但我们依旧没有放弃，相互鼓励，以一个集体的力量坚持下去。作为一个学生团队，虽然我们缺乏相应的系统性知识，而且并不像政府部门那样具有权威性，但是通过我们大家的努力，紧密的联系，一起讨论，一起做事，一起总结，一起面对困难，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同样能把最真实的成果展现在大众面前，让人们认识到恩施地区烟叶的生长现状、烟农对烟叶评价及以后的发展如何，出现问题能够及时提出并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给自己增长知识，相信通过这个活动大家的团队精神、合作意识以及成果意识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虽然在活动进行时，不可预见的辛劳与看不到的成果让我的一些队员退出了，但我看着我的其他队员，他们依然能不惧艰辛，他们和我一样，不甘放弃，这已是责任，背在肩上，我们年轻，我们不怕输。我们倔强的相信我们能坚持到最后，我们能做出一份成果，这就是回报。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短暂而又充实的实践，我认为对我走向社会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过渡的作用，是人生的一段重要的经历，也是一个重要步骤，对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也有着很大帮助。向他人虚心求教，与人文明交往等一些做人处世的基本原则都要在实际生活中认真的贯彻，好的习惯也要在实际生活中不断培养。这一段时间所学到的经验和知识是我一生中的一笔宝贵财富。这次实践也让我深刻了解到，和团体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做事首先要学做人，要明白做人的道理，如何与人相处是现代社会的做人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对于自己这样一个即将步入社会的人来说，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他们就是最好的老师，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很多知识、道理。
与人交往，关键在与真诚。初到办公室，周围都是些新面孔，一句早上好，就能拉近同事间的距离，都会获得别人的微笑。有时候尽管只是一些细微的东西，比如早晨的一声问候，给同事倒杯水，都会博得大家的关心和重视，因为它表达了对同事尊敬，也让他人感觉到被重视与被关心。我和同事们我相处十分融合，我想，应该是我的真诚，换取了同事的信任。他们相信我，也愿意把工作分配给我。其次就是要善于与他人沟通。沟通是一种重要的技巧和能力，时时都要巧妙运用。认识一个人，首先要记住对方的名字。了解一个人，则需要深入的交流。而这些，都要自己主动去做。做事要保持一种热情和信心。其实，不管在哪个岗位，热情和信心都是不可或缺的。虽然是处理一些日常的小事，热情让我对手上的工作充满激情;耐心又让我认真的对待工作，哪怕是小事，我都想办法把它做好。俗话说：事在人为，成事在心。只要你有心去做，没有做不好的工作。在工作中，要主动出击。当你可以选择的时候，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做杂活”是工作的必需，却无法让我学到什么。份内的工作当然要认真完成，但勇敢的“主动请缨”却能为你赢得更多的机会。要想收获更多，只有勤问、勤学、勤做，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通过这次的的社会实践活动，我们逐步了解了社会，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干，并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认清了自己的位置，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对自身价值能够进行客观评价。这在无形中使我们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增强了自身努力学习知识并将之与社会相结合的信心和毅力。对于即将走上社会的大学生们，更应该提早走进社会、认识社会、适应社会。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是大学生磨练品格、增长才干、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舞台。在这里我们真正的锻炼了自己，为以后踏入社会做了更好的铺垫，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会更加积极的参加这样的活动。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在本次的社会实践中我们还同诸多群众谈心交流，思想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从中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理解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真正涵义，认识到只有到实践中去、到基层去，把个人的命运同社会、同国家的命运的发展联系起来，才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正确之路。
这次实践活动，丰富了我们的实践经验，提高了我们的团队合作能力，使我们通过这次实践更加了解社会，这次实践活动意义深远，对我们的帮助享用一生。作为一个21世纪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是引导我们走出校门、步入社会、并投身社会的良好形式;我们要抓住培养锻炼才干的好机会;提升我们的修身，树立服务社会的思想与意识。同时，我们要树立远大的理想，明确自己的目标，为祖国的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能够参加这次实践活动，我是觉得很荣幸的;能够到贵州去切身地感受它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特色，也是我很难拥有的经历之一。在我们的实践活动开始之前，我们队就开始开会讨论一些相关的事宜，分课题组准备实践中的一些课题预习和研究，分配实践中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做最充分的准备。这些准备工作就做得很好，而且很难得。所以，我是抱着学习的心态加入这支队伍的。那么我就先谈谈自己的收获吧。
首先是团队合作的经验。其实作为一个大学生，自己的团队合作经验非常少，自己安排自己的学习生活，很难跟这么多同学做同一件事情。在这个团队里，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我也有机会接触其他各个院系的同学，学到更多东西;而且，在团队中我们更容易学会尊重别人，尊重集体。在正安县的时候，我们一起完成了课题的调查研究，一起解决了很多问题，一起讨论我们的行程、活动和调研结果，虽然有时候也会有很多争论，但是大家都是本着对集体负责、的态度的。我觉得我们队的同学们在团队合作里表现出来的特色，是很值得我学习的，也是我们的实践能够圆满结束的重要保证。
自信也是在社会立足所必需的。开始放假的时候，知道要打暑假工时，自己就害怕了，这都是自悲的心态在捣蛋。感觉困难挺多的，自己的社会经验缺乏，与别人沟通的技能又不怎样等等原因使自己觉得很渺小。自己怯弱、自悲就这样表露出来。战胜自我，只有征服自己才能征服世界。要对自己的能力做出肯定。这是找工作时舍友给我的忠告。在多次面试中，明白了自信的重要性。没有社会工作经验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我的能力不比别人差。社会工作经验也是积累出来的，有自信才更有活力更有精神。
我们正青春，我们正逐渐走向成熟。我们要用成熟的眼光看问题，用自己年轻的热情去追求，用自己青春的热情去追求，用自己青春的活力去拓展，争取把这次活动做得更好，让年轻不失败，让青春无悔。奉献青春收获明天。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短暂的实践过程中，我深深的感觉到自己所学知识的肤浅和在实际运用中的专业知识的匮乏，无从下手，茫然不知所措，这让我感到非常的难过。在学校总以为自己学的不错，一旦接触到实际，才发现自己知道的是多么少，这时才真正领悟到“学无止境”的含义。
在实践的这段时间里，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体会到了工作中的酸甜苦辣，这时才发现自己是最幸福的。因为我还在学习的阶段，还没能真正地接触事业，没能真正地了解到工作的难处和辛苦。想起来，还是觉得自己现在还是不错的了，能在这么好的环境下读书，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基础，只是，我觉得个别惭愧，都怪自己不够争气，不珍惜这好的时间和机会去好好读书，整天都无所事事，在家里一点事也不会做。是这一次社会实践给了我学习的机会，同时也给了我一次记忆深刻的经历。
在炎炎夏日，我和我的队员们穿着志愿者服装奔走在大街小巷，一起用汗水浇灌青春，用笑容同阳光比灿烂。这是一笔珍贵的财富和一份不可多得的回忆，我们的暑假因为有它而没有虚度，我们的阅历因为有它而更加丰富!
社会实践调研报告3经过两年的学习，我越来越意识到到大学是一个特殊的人生阶段，需要掌握更多、更专业的知识，但同时也要逐步学习校园向社会的过渡，也要了解生活，学会生活。
社会实践是我们迈向社会的第一堂课。校园与社会环境的不同，接触的人与事也不大相同，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我们可以从社会实践中学到许多在校园里学不到的知识。这就形成了从实践中学习，从学习中实践的良性循环。作为一名大学生，应当时刻铭记前辈们的教诲：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但是要服务社会、服务人民，首先要了解和认识社会。20几岁的年纪，正是朝气蓬勃、充满好奇、乐于探索的时候，我应将自己的一腔热情挥洒在社会实践中，用自己的眼睛发现、了解生活，并努力为他人的幸福，整个社会的繁荣安定而奋斗，我想这就是我参加社会实践的动力。
当今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内外经济不断变化，在机会越来越多的同时，也出现了更多的问题，有了更多更艰巨的挑战，这也就对人才各个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我们不仅要学好课本里的知识，还要主动走进社会，积极在实践中学会发现问题，学习如何解决问题，学会运用自己的知识为我国的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最近，有关食品安全的问题不断涌现，双汇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墨汁粉条、毒豆芽等食品安全事故相继发生。这些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品似乎都已经不再安全。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问题的不断涌现对社会到底产生了多大的负面影响，需要我们去探究;食品的安全问题也必须给以充分的保障。为此，我利用暑期社会实践的时间做了一次相关的调研活动，主动调查民众意见，以增加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的了解，向社会提供食品安全的建议，不断提高百姓的生活质量，减轻居民买菜负担，切实使食品的安全水平得以提高。
俗话说，病从口入。食品的安全问题，直接影响到人的健康，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食品的生产、销售等环节都会影响到食品的质量。从广义上来说食品生产者应包括食品原料的生产者和食品的制造或加工者。例如，作为农产品的生产者农民由于缺少环保知识，施用农药的技术不过关或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有些菜农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氧化乐果、甲胺磷等高毒、高残留类农药，造成农药事故屡有发生。经销商也对食品问题负有很重要的责任。食品是一类易腐性商品，只有极少数食品的保质期在一年以上，大多数食品的保质期只有3～6个月，不少食品保质期只有几天。因此，由于营销管理不善、不了解各类食品保鲜贮藏的知识，常出现产品过期的现象，使很多人成为食品危险性因素的受害者。近年来注水猪肉、矿物油、地沟油、抛光粮食、生猪饲料添加瘦肉精、石蜡制火锅调料、敌敌畏浸泡金华火腿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看上去食品安全问题离我们很远，实际上食品安全问题离我们很近。我通过调查我家乡的各个大小菜市场及超市，对家乡的食品安全情况进行调查，了解了菜市场及超市对食品安全的管理方式及重视程度，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诟病。通过这次实践活动，让我明白了食品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判别食品，蔬菜是否优质的一些小技巧，让我感悟到生活无小事，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也有可能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我对家乡的大小菜市场进行调查，发现很多菜市场都没有进行安全检测，只要菜商支付相应的摊位费，就可以在该菜市场进行销售。这样的营业模式必然是存在着极大的风险，百姓的食品安全只能仅仅卖家的道德建设的高低来决定了;如果卖家将已经腐烂或者以及过期的食品混在在优质的食品中，鱼龙混杂的卖给卖家，轻者只是是买家感到常委不舒服，重者可能对买家的身体造成不可磨灭的危害。
在7月4号到7月13号这10天时间，我先后走访了温馨花园小区旁的菜市场，火车站旁的菜市场，六队旁的菜市场，水晶路上的农贸批发市场，七队居民区的菜市场，金桥超市，民家超市，乐多超市等近十几个菜市场和超市。通过对询问交流的方式随即采访市场里的菜农与消费者，向他们了解食品安全的相关问题。
刚开始的时候，我走在菜市场的人群中，屡次想拦下一个阿姨想问一下她关于在买菜是所遇到的一些不良现象。可是，却发现自己似乎有些张不开口，不知道是因为自己从来没有这样子过，还是因为和陌生人交谈有些胆怯。想着想着我不由得一愣，突然间明白了这次社会实践的意义所在，从小到大，我们几乎所有的时间不是在学校里学习，就是在家里些作业，我们身边都是同龄人，我们基本上拥有着同样的爱好，同样的梦想，我们之间有聊不完的话题。可是，我们不曾或者很少接触过那些比我们大几十岁，可以当我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人，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相同点极少极少，在他们眼中我们是单纯的，幼稚的，应该被保护的。再过两年我们就要毕业了，我们必需去面对那些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人和事，我们会面对许许多多我们不曾面对的事情，面对许许多多和我们不一样的人。而这次社会实践恰恰是给我们提供一次机会，让我慢慢的去学习和不同的人交流，从他人身上学习他人的优点，不断的纠正自己身上所存在的不足。这样想着想着，我也不再胆怯，或许会拒绝，或许会被忽略;但是成功的开始总是失败了，有了失败，从中吸取教训，才能成功。
为了不妨碍在他人，我尽量去问一些不在购买的人，只是问一些在随便看看的行人，这些人有阿姨，有叔叔，有爷爷奶奶，甚至还有小孩。通过对不同年龄段得人群进行分析，我发现：爸爸妈妈这个年龄段人对买菜一般都是在家或者下班回家的路上去买些菜，对买菜这种事情也不是很精通，只是觉得看着还不错就买一些，价格方面也不是太计较;其中有一位阿姨说她其实也想买些新鲜，价格适宜的菜，可是自己也不会挑，价格方面每次想砍些价，菜农总是说这已经是批发价了，不能再低了，她也不好再说些什么。爷爷奶奶这个年龄段的人一般都会去一些比较的市场去买，他们买的菜普遍都比较新鲜，价格相对比较低;但他们都表示由于老人家吃的比较少，因此每次买的菜经常会坏掉，觉得怪浪费的。小孩子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大都是帮父母去买菜，不大怎么关系价格，只要觉得看着好看一般都会买。通过对这些消费者得分析，我发现大部分不知道怎么买到安全，新鲜的蔬菜，只要看着可以就行了。
在本次社会实践中，我采访了形形的人。但其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好在大多数人都很热心，愿意抽出一定时间和交谈，分享他们对食品安全的观点与看法。让我记忆比较深刻的是在温馨花园菜市场时遇到的一位失去右手的残疾人，他向我们分析了菜市场的一些最基本的规律，以及规律背后蕴藏的道理。他还说，关系到大家直接生命安全的这些问题，都是大问题，对于那些损害大家利益挣黑心钱的人，大家一定要共同监督，并且要促进法律的进步，跟上时代的步伐，增加对这些热能的打击力度，保护大家。听了他的话，也让增强了我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也略微体会到这个社会并不是总是会像我们想的那样好，我们不仅要学着保护自己，更要努力保护他人、保护弱势群体，还要打击社会的一些恶势力。我们肩上的负担真的很重。这次实践活动也让我了解到自己的义务所在，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个体，我们与这个社会是分不开的，自己的幸福与生命安全也是建立在整个社会的安定和和谐上的，食品问题不解决，又何谈社会安定呢。
我不仅仅是去实地进行调查，我还做了问卷，再网上发起问卷调查，研究人们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以及人们在生活中所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这次问卷调查，有13.2%的人年龄段在20~30岁,60.8%的人在30~50岁,26%的人在50岁以上。82.7%的人都会在超市购买食品，这充分表明人们比较信赖超市中食品的安全度，72.9%的人都会去刻意的关注食品安全方面新闻报道，这表明了人们对食品安全有极高的重视度;并且78.5%的人都认为政府部门的监管对食品安全有很大的作用。由此我发现，食品安全对的重要性，对生活的重要性。要向每个人都生活的健康，首先就应该从我所食用的产品开始注意。
这次暑假社会实践活动给我带来的是欣喜，是得到成果的喜悦。在实践活动中，我锻炼了自己的能力，在实践中成长，在实践中学习，充实了自我，增强了口头表述能力，与人交流，真正地走出课堂，有时会很累，但更多的感觉是我在成长，我在有意义地成长，虽然我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改变一些东西，但如果整个社会共同努力，这才是动力之根本，动力之源泉，使国家繁荣富强的途径，提高国民素质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我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没有经验，没有与人交流交往的能力，有些东西以前没有尝试过，难免会出差错，如果我还这样的话，以后很有可能在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现在的社会不仅要有知识，还要拥有一些应辨能力等综合素质,只靠在学校汲取知识，远远不够，从现在开始，就要培养自己的能力。
然这次活动时间很短，但是社会实践活动提高了我们的社会实践能力。引导了我们接触、了解社会，增强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适应能力。而学校组织的活动，更让我们明白了学会适应社会的重要性。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对于我们这些出生牛犊的大学生们，独立的培养和社会的洗礼是多么的重要。真理来源于实践，实践出真知我们只有在不断参加社会实践中才能将我们在学校所学的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社会才是学习和受教育的大课堂，在那片广阔的天地里，我们的人生价值得到了体现，为将来更加激烈的竞争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社会实践调研报告4当前学术界在讨论村民自治或村级治理时，大都忽视了对村级治理类型的区分。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因为面对制度环境的不同，而具备相当不同的效果和表现，不能理解村民自治所面对的特殊环境，也就难以理解村民自治这样一种民主化村级治理制度的实践后果。村民自治制度是国家强制实施的一项制度，依据村民自治制度实施场域的村庄状况的不同，这一制度安排的实践后果会有不同。本文试图依据村集体掌握经济资源的多少，将作为强制实施的村民自治制度实践后果的民主化村级治理区分为动员型村级治理和分配型村级治理。这两种村级治理类型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多少的不同，而在具体表现中具有相当的不同。当然，将民主化村级治理分为动员型和分配型两种类型，还是一种理想类型的分类方法，实践中两种村级治理类型交叉重合之处甚多，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不同。
当前学术界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包含着两种十分不同的视角，一种视角主要从民主的方面来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的状况及其后果，这种视角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村民自治制度作为一种民主制度，在当前村庄社会中的实施状况及其对村民民主意识、民主观念乃至民主技术的训练程度，这种视角的研究是当前学术界村民自治研究的主流;另一种视角是从治理的方面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状况及后果，特别是研究村民自治的实践可能性，其关注的焦点是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的具体过程、运作基础及其主要特征，这种视角的研究近年逐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成为村民自治研究由政策性解释学术研究向政策基础性学术研究过渡的重要标志。从治理的视角来研究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制度安排就变成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这种制度既不同于传统的村庄自治，也不同于政权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用“村民自治”而不是“村自治”这一概念，表达了前一种治理的含义[1]，村民自治是一种社会民主而非政治民主，则表达了后一种治理的含义。
从治理的角度来研究村民自治，正好与村民自治制度的缘起相关。村民自治制度在广西一些山区自发产生的时候，就是为了应对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出现的社会失序现象[2]，自发产生的村委会引起国家的重视，既与当时民主化的语境有关，也与当时农村治理面临的困境有关。而在实践中和《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来看，村民自治在村庄(行政村)秩序保持中可以起到的作用，应是村民自治的核心要义。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关键即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村庄内生秩序状态，这种状态是通过四种民主办法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来达到的。从治理角度研究村民自治，实质上就是研究以民主的办法来形成村庄内生秩序，这些秩序包括经济的合作(如公共工程建设)，抵御上级过度的提取，抗御地痞对村庄的骚扰，以及监督村干部的行为等等，这样，治理视角所关注的问题就是用民主的办法来形成内生村庄秩序时的过程、可能及特征。而正是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状况的不同，造成了用民主的办法来形成村庄秩序时的过程、可能、特征及其侧重点上的不同，这种不同就是我们本文将要重点讨论的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分配型和动员型类型。我们将以村民代表会议的民主决策过程及村民代表能力来展开讨论。
若理想化，民主化村级治理可以划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一个部分是用民主的办法来决策村务，其内容包括选举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召开村民会议表决，以村民代表会议的形式进行村务决策和监督;一个部分是用集中的办法来办理村务，即由村干部这些具体的村民推选出来的人将村民决策的村务办理下去。
展开以上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实质就是形成村务决策和推选出执行这些村务决策的人员，从理想状态来讲，村民可以随时罢免自己选出来的村干部及村民代表，实际上则因为罢免需要成本，就为村干部以及村民代表的行为相对脱离村民意愿提供了可能。村干部及村民代表这种相对脱离村民的状态，必然带来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第二个部分即用集中的办法来办理村务的后果。相对的脱离既为村干部创造了发挥个人才干的空间，也为村干部提供了谋求私利的机会。
村民代表也是相对脱离于村民的，但一般来讲，村民代表较村干部离村民更近，一是因为村民代表是更小范围村民推选出来的，更重要的是，村民代表并不掌握着村干部一样办理村务的权力，而只是决策和监督村务的权力。因此，也可以将村民代表当作村民的一个部分，而单独将村干部作村务的办理人，即集中的主体。
从村务决策的形成即村民意愿的角度，村级治理面对的首要问题当然是村集体公益的维护，或说如何在村庄范围内获得公益，减少外部性，这种村民意愿的典型是修路架桥和维护治安等具有强烈外部性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在不能依靠外部的国家和村内个人提供的情况下，村集体办理这些事业成为最佳选择，这时候，村民都会有让村集体来兴建这些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愿望和要求，村民也很容易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的形式形成具体的村务决策。问题是，虽然每个村民都希望获得公益的好处，但每个村民也会尽可能减少自己为获益所付出的成本。每一项公共工程和每一件公益事业的受益者或受益者的受益程度都是不平衡的，一些人受益很多，一些人受益无多甚至反受其害，这样，虽然村民都期待村中公益，却因为受益不可能均衡，而鲜有在每一件具体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决策中一致同意的情况。少数人服从多数人正是实践中运行的民主制度的规则，大多数村民或村民代表可以作出村务的决策，但村务的办理却难以跨越这些具体村务决策中的少数反对派。
在办理村务时，村干部缺乏制度上和组织上对付反对派的办法，虽然这些反对派只是村中的少数派甚至只是个别村民，这时候，村干部可以调用两种资源，一是村庄舆论压力，一是个人魅力。当反对大多数村民的少数村民在村庄中处处感受到来自乡邻以道德评价为特征的舆论压力时，他们不得不随大流，忍受自己的“苦难”。舆论压力正是传统社会的特征，涂尔干的“机械关联”就是这个意思。当前中国农村因为经受巨大变革，“机械关联”大都解体，村庄舆论压力难以阻止少数人对自身利益的寻求。个人魅力是村干部可以调用的另一种资源。一个善于说理的人往往可以说服那些不能忍受暂时受到利益损害村民去期待不久的利益回报，一个道德高尚的村干部可以让村民提高对利益受损的忍受度，一个社会关系多的村干部可以带来反对者的压力，而一个性情暴燥、身体强健的村干部，则可以构成对反对者的身体威胁。总而言之，在村庄舆论不能对村中少数反对派构成压力时，办理村务的村干部的个人魅力和能力，就成为一种可能的替代手段，现实中这种情况到处可见。
除以上两种办法以外，村集体经济成为村干部可以调用的另一种资源。拥有丰富村集体经济资源的村庄，大多数村民可以不顾少数人的反对而决定资源如何分配与使用，村干部也可以利用村集体资源来建立对村民的奖罚机制，少数村民若反对大多数村民的愿望和决策，他们虽然可以不顾村庄的舆论压力，却不得不考虑经济利益上可能受到的损害，从而不得不照应多数人的愿望。况且村集体经济资源的丰富，使得村干部可以不从村民那里抽取资源，就可以办理好村中公益事业。
麻烦出在村集体经济较少的村庄。较少的村集体经济决定了办理村中公益事业，需要从村民手中抽取资源，所谓“村民事业村民办”这一可以套用在任何具体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上面标语所表达的。而这种提取因为缺乏强制手段(村级民主不是国家民主的一个部分，不具有暴力工具的后盾)，而在少数反对派拒绝出钱出力时，村干部无计可施。较少的村集体资源也减少了村干部强制村民顺应村中大多数人意愿或村中公益事业的能力。这样一来，在一些村集体资源较少的村庄，在既缺乏村庄舆论压力，又缺少村庄能人的情况下，村庄中公益事业就可能成为每个村民都期待，但每一件公共工程或公益事业都应该做好。
因为受到少数村民的反对，而办不下去的状况，这种状况会大大损害村民本来可能得到的好处，或为了得到这种好处，而不得不让每个村民花费更大代价(比如集体建供水设施和每户打井)。办理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村民意愿是不成问题，通过村民大会或代表会议形成村务决策也不成问题，但在办理村务时，村干部却往往面对着无法逾越的少数反对者的反对，最终致使民主化的村级治理效果不佳。
这就是说，从理论上看，决定民主化村级治理状况的关键是村中可能出现的少数反对派能否被说服成为合作者，或直接说被压服。如前所述，这取决于村干部的个人能力，村庄舆论压力以及集体经济资源的多少。
村干部个人能力和村庄舆论与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的互动关系，我们已分别讨论[3]，本文中，我们重点讨论村集体经济资源对于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影响。
如前所述，村集体经济资源在两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民主化的村级治理，丰富的村集体经济资源增加了村干部说服或压服少数反对派的能力，同时，丰富的村集体资源使得民主化村级治理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经济资源的提取，而是集体资源的分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化村级治理可以依据村集体资源的多少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动员型村级治理和分配型村级治理。
在村集体经济贫乏的村庄，民主化村级治理包括以下两个具体过程，一是相对容易达成的关于村庄秩序的决策，特别是修路架桥等公共工程和维护治安等公益事业的决策。
社会实践调研报告5一、调研背景
在现今的中国社会，80后与90后已经逐渐占据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随着年轻思维方式的注入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的社会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也发生了急剧变革与更新。同时，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和现代交通和通讯的日益便捷，传统的“养儿防老”、“父母在，不远游”等一系列思想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受到高度关注与重视，与此同时，医疗水平的不断发展使得人民平均寿命普遍提高，老年人口比例的不断上升，使得我国社会的老龄化问题也在不断加剧。
目前中国已步入老年型年龄结构国家行列，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初步汇总的情况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0__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20__年10月29日，首届全国智能化养老战略研讨会介绍，空巢老人比例很大，截至20__年底，“空巢”老年人占49.3%，城镇“空巢”老年人占54.0%，农村“空巢”老年人占45.6%。到20__年，我国临终无子女的老年人将达到7900万左右，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将占54%以上，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也再次引发关注。
在空巢老人这个群体中，农村地区的空巢老人是格外值得我们关注的。随着农村外出创业、务工人员与日俱增，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流导致留守在家的老人群体也在不断膨胀，他们的生活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困难，而且有边缘化的危险，大多数留守老人还要承担一定的劳动，单身留守老人的情况更差。而国家的各种养老保障制度还在完善中，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
二、调研意义
随着大批农民工外出务工，农村空巢老人正成为日益庞大的群体，这些老人的生存状况受到社会关注。早在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在社会老龄化程度加剧，家庭模式日趋小型化的今天，有关“空巢老人”的报道也频频见于报端，作为一个日益庞大的社会群体，“空巢老人”已经引起社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也意识到农村“留守老人”(即空巢老人)问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沉重话题，是农村改革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难点。因此，我们必须切实关爱“空巢老人”，真正使“空巢老人”能够安享晚年，这既是促进农村和谐稳定的具体要求，又是加快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
三、调研内容：
(一)调研形式与方法：
先向被调研地区负责人了解该村人口年龄结构的有关数据，然后根据所提出的问题先拟好问卷，将问卷打印，到村里抽取有代表性的家庭进行调查采访，最终汇总资料撰写报告。
(二)调研基本情况
生活水平低下是空巢老人最基本的一个特征，空巢老人由于子女不在身边且收入水平较低，农村的空巢老人主要生活来源就是家中的土地，基本生活和基本医疗缺乏保障，疾病、伤残、照料问题日益突出，大部分空巢老人特别是独居老人需要长期的照顾和医疗护理。生活困难与当前社会竞争的加剧造成子女的“远游”,这些年来，许多年轻人或外出经商或外出工作，造成许多老年人留守家中，无人照顾。这样，就导致了空巢家庭的出现，虽然大部分年轻人有赡养老人的意愿，但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就业机会，不得不外出务工和学习，这是空巢家庭出现的最主要原因。特别是城乡之间的差距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前往沿海及大中城市务工，以期望获得更高的收入，同时，许多家庭为了孩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举家前往城镇，这就使得农村地区空巢老人现象愈发严重，在这次调查中发现，大部分的空巢老人是由于子女在外工作和外出务工造成的。
(三)调研问卷分析：
1.缺乏子女关爱、精神生活单调
随着子女纷纷外出务工，一旦家庭“空巢化”后，家庭养老功能就被弱化，老年人需要亲情的慰藉和生活照料。子女外出后，电话成了老人与子女的交流沟通的主要方式和精神慰藉。有时甚至连这些基本的精神慰藉都没有，留守老人大多过着“出门一孤影，进门一盏灯”的寂寞生活。
2.留守老人仍需要劳动，但经济收入低、生活质量差
通过我们对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大部分的留守老人从事体力劳动，仍然要承担农业生产的重担。由于目前绝大部分农村老年人没有社会养老保障。农村留守老人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自己劳动所得和子女微薄的补贴。老人的劳动主要是种地，由于子女不在身边，许多农活要请人，成本高，收入低.，一般子女在外一年中也挣钱不多，还要承担自己的家庭开支，能给予老人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
3.生活缺乏照顾、孙辈抚养负担重
由于子女不在身边，日常生活的一些小事，诸如提个水，有些农村留守老人而言都比较困难。尤其是老人生病，需要子女陪同上医院治疗时，子女不在身边，更显得孤独无助。例如,我们团队调查的一对老夫妻沈爷爷和周奶奶，有一次周奶奶去厕所，摔倒在厕所中，差点丧命，多亏沈爷爷及时发现，才挽救了周奶奶的生命。在农村留守老人中，诸如此类的情况经常发生，老人们没有子女在身边，只有靠老两口互相扶持。而如果老人丧偶，日子就过得更加艰难。
4.隔代教育存在问题
通过我们对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我们发现现在外来务工人员由于经济上的问题，他们中绝大多数人还把自己的子女留在老人的身边。我们问及他们把自己的儿女放在老人身边是否放心时，有70%以上的人表现出自己的忧虑。
5.就医难、医疗费用不足问题突出
目前留守老人的健康状况整体较差，目前我国针对农村人口的医疗保障制度主要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是由于现阶段我国财政投入水平的限制、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以及基层实施环节中人为因素的影响，使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由于合作医疗按比例报销和封顶制度的制约，使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患大病的老年人的实质帮助非常有限。
6.女性和丧偶留守老人的生活处境更为艰难
我们在调研中还发现，留守老人中更加弱势的群体往往是女性和丧偶的群体。女性留守老人由于身体特质的原因，劳动能力相比男性来说，相对较弱，导致她们的经济收入较低，生活质量较差。而丧偶的老人，由于缺少两人之间的相互扶持，生活照料上会更差，精神上更加寂寞。
四、调研总结：
(一)政策方面
1.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台相应的政策，加大政策的执行力度，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的工资待遇，敦促各企事业单位必须按时按量发放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保证外出务工人员的合法利益。
只有这样，农民工才更有能力去赡养老人，尽量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
2.根据当地情况，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的各种资源，制定相应政策，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
例如，减免税收，创业初期给于经济上的补贴等等。形成本地特色的农业或工业经济产业链，使农村青壮年就近就业，减少外出的数量。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1.政府需加大财政投入，仿效现在城市居民的养老方式，农民在青壮年时期，按时交纳与农民收入相匹配的养老保险金，真正实现农村居民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的过度。
2.政府制定政策，加大农村医疗制度的改革。
例如加大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做好宣传工作，扩大覆盖面;更加切实地解决农民“就医难、费用高”的问题。
3.通过我们对城镇居民的调查问卷，分析得出：大约有90%城镇居民对农村留守老人不关注，因此必须增强社会尊老爱老的意识，政府制定政策定期向社会大众宣传尊老爱老，例如:每年评选出尊老爱老模范家庭，给于该家庭经济上帮助，给于该家庭子女就业就学上的优先选择权利等等。
(三)经济供养
2.增强子女支付养老费用的能力。
“赡养老人”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目前子女供养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保证，所以如果子女不在身边，就应该增加对老人的供养的费用，尤其对于那种身体状况不佳，要照看子孙，帮子女料理红白事的老人。这当然在大的方面需要国家的良好政策，加快和谐社会的进程。
3.加大对社区的经济支持。
以雄厚的集体经济为基础的社区对农民养老的经济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农村各行政村应从社区的资源(并非仅指自然资源)状况出发，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村办企业和集体经济。这样，不能下地从事重体力劳动及经济来源较少、较单一的留守老人们就可以发挥自己所长，在村办企业中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使老年人有自我保障。
(四)生活照顾
1.建立老年公寓、敬老院、托老所等。
建由于打工子女家庭收入的增加，有些子女更愿意将花部分钱保证老人的生活。政府可对此进行引导，建立老年公寓、敬老院、托老所等，对于老人特别是独立生活能力较差的老人进行照顾。
2.委托或雇佣亲人或邻居对老人进行照顾。
在与老人及其邻居的交流中我们发现，很多农村人都是本姓氏的居住在一起，老人的邻居大部分都是自己的亲戚、家族。由此我们考虑到，在外打工的子女可以将老人委托给邻居、亲戚照顾，并给以一定的报酬。这样，既方便照顾老人，也可联系双方的情谊，而且老人也更易接受。
(五)精神慰藉
首先，电话是留守老人与子女联系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留守老人精神慰藉的主要途径，除此就是子女逢年过节回乡探家。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和校本课程都是新课程改革的创新点，共同反映了我国课程设置、课程结构方面的新变化。两者虽然在课程范畴、课程目标、内容、实施等方面存在着差别，但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若把两者整合起来开发与实施，有利于体现地方、学校特色，实现资源共享，实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本研究尝试在实践中探索出综合实践活动和校本课程整合开发与实施的常态范式。
关键词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校本课程 整合开发
一、研究背景
综合实践活动是基于学生的直接经验、密切联系学生自身生活和社会生活、体现对知识的综合运用的实践性课程，包括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劳动与技术教育、信息技术教育四大指定领域。它与学科课程一样，属于国家课程，是国家规定学校必须开设的一门必修课程。校本课程是以学校为课程编制主体，自主开发与实施的一种课程，是相对于国家课程与地方课程的一种课程[1]。两者虽然在课程范畴、课程目标、内容、实施等方面存在着差别，但均是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创新点，是为实现基础教育改革总体目标而采取的新策略。
实际操作中，由于综合实践活动是三无课程，即一无教材、二无指定教师、三无固定时间，实施起来困难重重，需要利用校本开发的理念与技术，故综合实践活动校本化是形势所趋。而大多数学校现在所开设的校本课程，多数是学科教学的拓展与延伸，少部分体现地区、学校特色。实际操作中，若要积极有效地开发校本课程，避免学科化，单一化，也必然需要吸纳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形态。因此，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与校本课程两者整合开发是符合现实要求的。
本研究尝试利用校本开发的理念与技术，以苏州市立达中学校本课程“开心菜园”的课程资源为载体，整合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形态、目标、结构设计、实施方式、评价等，创新地整合这两种不同的课程，使两者彼此渗透、彼此交融，达到理想的整合状态[2]。
二、“开心菜园”的课程设计
1.“开心菜园”的课程目标设计
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新课程的培养目标应体现时代要求，要培养学生成为“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具有健壮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3]。江苏省教育厅最新颁布的《江苏省义务教育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纲要（试行）》，其中也明确指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开发与实施基于如下基本理念：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主动发展;面向学生完整的生活世界，为学生提供开放的个性发展空间;注重学生的亲身体验和积极实践，发展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4]。
鉴于以上新课改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纲要的教育目标和教育目的，“开心菜园”课程目标的设置以此作为纲领，并更加具体化，从知识、能力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提出实现目标的操作途径，以进一步促进初中阶段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具体目标如下：
（1）知识目标：了解蔬菜种植的基本事实、原理、规律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2）能力与方法目标：具有一定的农耕实践操作能力;能够运用科学探究方法进行合作探究;熟练运用各种媒体，具备收集资料、处理信息的能力;能够掌握调查、访谈、实验等研究方法。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增强吃苦耐劳的精神;树立勇于创新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关注农业、食品安全方面的社会热点问题，树立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观点;更好地融于集体，提升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2.“开心菜园”的课程内容设计
作为经验性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宗旨在于满足学生发展的内在需要，面向学生的整个生活世界，它随着学生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其课程内容具有自主性、开放性等特点。所以本研究在设计活动主题前，进行了需求分析，针对苏州立达中学初一年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经由学生的自主选择确定活动的方向和活动主题，且课程内容的选择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注重内容综合性，加强与学科间的联系性;（2）注重内容实践性，提高学生亲身体验的有效性;（3）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提升内容选择的自主性和开放性。
由于“开心菜园”受季节性约束很强，再者顾及初中学生学情，“开心菜园”的课程主要安排在初一，供一年研究实践所用，总共60课时。每学期安排30个课时，完成2-3个大主题。每个主题下的系列活动，主要分为两大板块：“实践性学习”和“研究性学习”。为突出活动课程的自主性和生成性，在研究性学习的具体内容选择中，留有一定程度的空白，以此来解决学生主题动态生成与课程规划之间的矛盾。
三、“开心菜园”的课程实施
1.课程实施的组织与管理
为了确保课程能够有序、有效地进行，学校构建了高效的组织机制，采取相应的课程管理措施，提供强有力的行政支持。课程具体实施方式如下。
（1）课程申报与审核
新学期开学初，学校根据国家、地方教育部门有关精神，进行总体规划，教务处统筹安排制定本学期的教学工作安排，规定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开设时间和课时，并向各教研组传达。各教研组充分分析学生实际，了解学生学习需求和兴趣，确定开设主题和负责教师。教研组落实编写课程计划、目标、内容等，交由教务处审核。内容审核合格后，批准开设。
（2）学生选班
学生自主选择学校开设的综合实践活动各类主题课程，人数一般在20-35人之间。课程班成立后，由教务处统一安排上课地点与时间。
（3）参加活动
学生按照安排好的时间、地点来参与课程的学习，每周保证2课时的综合实践活动时间。教学过程中，教师灵活掌握和调节教学方法与进度。
（4）师生评价
实施过程中和学期期末要进行教学评价。对指导教师以积分形式进行评价，包括出勤、小结、成果展示、学生问卷等;对学生进行过程性和结果性评价，包括考勤情况、学生作业、成果展示、总结、小组评议等，学生课程成绩记入学生学习档案。
2.课程的教学操作流程
课程的教学模式，按照综合实践活动展开的三个阶段来推进：进入问题情境阶段、实践体验阶段和总结表达交流阶段，并在各阶段形成相应典型课型。在学习进行的过程中这三个阶段是相互交叉和交互推进的。主要操作流程如下。
（1）进入问题情境阶段
学生要在教师指导下，学习从多个角度去发现问题和分析思考问题，建立合作小组，积极探索，搜寻相关的资料，进入探究问题的状态，并归纳出准备研究的具体题目，形成最基本的目标和思路。本阶段相关的课型有：开题指导课，方案设计课。
（2）实践体验、解决问题阶段
在确定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以后，学生进入具体的解决问题过程，通过实践体验，形成一定的观念、态度，掌握一定的方法。学生具体实践、体验的内容包括：开放空间的亲身体验与实践，主动搜集和加工处理信息，小组合作、人际交往、沟通，用科学态度解决实际问题等。本阶段相关的课型有：实践体验课、问卷设计方法指导课、访谈指导课、实验指导课、中期汇报课等。
（3）总结、表达和交流阶段
在这一阶段，学生要将自己或小组经过实践、体验所取得的收获进行整理、加工，形成书面材料和口头报告材料。成果的表达方式要多样化，除了按一定要求撰写实验报告、调查报告以外，还可以通过开辩论会、做展览、视频展示等方式加以表达。本阶段相关的课型有：资料整理指导课、成果展示指导课、结题课等。
四、课程评价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以过程性评价为主，评价方式上倡导“多元评价”，突出对学生学习过程的体验、情感、态度、价值观和综合能力的评价，是一种以自我为参照的评价。
对于学生的评价，主要采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式进行，综合了以下几项内容：（1）学生在活动过程中具体的表现与成果，比如学生档案袋、实验报告、调查报告、学生作品、研究成果，心得体会;（2）日常观察即时评价、学生自评、组内、组间评价、学生访谈等;（3）前期能力小测试与后期测试的对比等等。
五、实践成果
1.促进了学生的发展
经过两个学期课程的实施，通过对学生的综合评价，spass数据分析等，显示学生较好地完成了课程目标。其别突出的进步是：加深了对蔬菜栽培方面知识的了解;提高了动手实践能力，科学探究能力，增强了学生间交流合作的能力，掌握了对各种信息媒体的处理，掌握了调查、访谈、实验等研究方法;增强了吃苦耐劳、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提升了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显然，这样的课程确实能够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实际需要，体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更能培养学生创造精神与实践能力，从而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学生的潜能。
2.促进了教师的发展
在课程开发和实施中，教师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有了新的提高，特别是教师课程意识方面，如课程内涵、课程理念、课程开发、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方面都加深了理解，提高了专业素养。部分骨干教师，通过对活动的总结和提升，编制出了《开心菜园》的主题活动材料。此外，教师在教学中，也注意改变传统的接受式学习，发展成以学生为本的主动性学习模式;对于学生评价，由原先的单一评价发展到多元化评价;并在实践中，努力成为学生的指引者、学生的合作者这些多样化的关系。教师在这样不断地学习、交流、进修中，也提高了反思能力和科研能力。
3.促进了学校的发展
特色课程的构建是实现学校办学特色的重要载体，综合实践活动与校本有机整合有利于特色学校的形成。这种因地制宜的课程创新，已成为宣传学校特色的一个阵地。如在课程主题上，设计了状元“小菜农”、绿色蔬果爱心义卖、绿色烹饪大会等，体现了苏州市立达中学重视“实践”、“爱心教育”的学校特色。这样特色的课程既形成了学校独特的校园文化，又作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一部分，有利于学校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
六、反思
在整合开发课程的过程中，笔者也根据实际遇到的一些问题，不断地进行反思，产生了一些思考，希望在今后能不断地改善和进步。
1.课程整合需进一步考虑顶层设计
本研究，主要尝试对“开心菜园”这一领域进行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和校本课程的整合，而一所学校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应该包含各领域的主题，且应围绕学校特色或者地方资源等形成一个系统。今后，学校还需要系统地思考课程内容的开发，基于学生的需要，学生的能力水平，结合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个维度对课程建构进行顶层设计。此外，综合实践活动还包括非指定领域的团队活动，学校传统节日等，都可以在主题统领下进行有机整合。这样才能更大限度的体现学校特色，并使资源达到最优化整合。
2.课程的组织和内容上可以进一步完善
由于综合实践活动与校本整合是根据学生的兴趣、学校特色而进行的，课程组织上缺乏严密性，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在课程主题的设计上，虽然针对课程目标不断地进行了考量，但部分内容可能在开设上仍然存在一定操作困难。此外，实地进行播种，定植，施肥等实践活动，也要考虑如何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学生能够理解，并易于操作。安全方面的保证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3.教师的指导能力须进一步提升
由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特殊性，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对指导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在最初的这一年，“开心菜园”课程的开发与实践是指导老师、外聘指导员、学生共同学习、共同尝试的过程。在今后，要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定期进行校本研修，对课程的性质、价值、目标、实施的基本原则、管理评价等进行系统的全员培训，以提高教师在课程实施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水平，从而提高活动指导的有效性。
4.课程评价体系科学性、操作性须进一步提高
在课程整合开发中，课程评价体系虽然注重了多元化的评价，但是是否科学、客观，还需进一步研究。此外受教学时间、教师人数等局限，在实际操作中，评价的有效性也须进一步提高。例如，“开心菜园”的实践活动非常多，对学生实践活动表现的评价，由于学生人数较多，教师无法一一细致观察;学生组内互评，由于学生年龄较小，往往会因亲疏关系、性别关系等影响评价的公正性。所以在今后，对于课程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操作性还须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 [3]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Z]，2001.
[2] 马玉琪.建立校本课程与综合实践活动交融互摄的新模式[J].中小学管理，2013（8）.
【关键词】互联网;数码沟;媒介使用;媒体评价;媒介公信力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
中国已经迅速成为世界网络大国。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0)的统计,截止2009年12月底,中国已有网民3.84亿,人口普及率达28.9%。各项指标都显示,我们正在进入网络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媒体的生态环境正发生急剧的变化,人们的媒介使用行为也可能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是,网络媒介的兴起正在如何冲击传统媒介?对此,学者们已经做了严肃的思考。但是,从普通百姓媒介使用行为和对媒介评价的角度,以实证的数据来展开的考察还为数不多。本文试图充实这个方面的研究。具体来说,本文通过分析2009年在上海居民中所展开的问卷调查数据,从媒介使用和评价这两个角度比较网民与非网民,以试图呈现网络对传统媒介所形成的可能的冲击。
如此展开对网络和传统媒介之间关系的分析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启示作用。首先,历史地看,任何一种新媒介的广泛使用,都重塑了社会的媒介生态――包括信息生产与扩散的基础设施以及传播与呈现的形态(阿什德,2003);而互联网的出现更是还形成以此为依托的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运作方式(卡斯特,2006)。因此,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是对网络时代社会形塑如何发生的考察之一个构成部分。
其次,一种新媒介的出现,可能引起不同类型的媒介在市场上的相互消长,激发民众对媒介的不同评价,甚至产生新的评判标准,这不仅影响媒介整体的公信力之变化,而且会影响不同类型的媒介相对公信力的演变。不同的媒介组织如何应对这变化着的生态环境、一个社会如何调整制度格局以容纳这样的变化,就不仅仅是象牙塔内的纯理论问题,也是关涉产业发展策略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实践问题。
第三,媒介生态的变化绝非仅限于产业和体制的层面,也绝非仅牵涉到传播技术的演变,这个变化,通过人们――构成市场和公众的媒介使用者――的使用行为和与之相应的关于媒介的观念而实质性地展开,成为现实的构成部分。也就是说,理解媒介生态的演变,以及伴随它而发生的社会形塑过程的变迁,必须建立在对大众与各种媒介相互关系考察的基础上。大众的媒介使用行为和观念及其在不同媒介之间的分布,构成媒介生态的基本微观要素。
网络媒体兴起的挑战:宏观与微观层面的关联
网络媒体的兴起如何重构我们的媒介生态已经引起了众多的讨论。比如,西班牙裔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对网络社会的论述,包括网络作为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形态、社会过程的时空流动和互动多维等观点,因为他的《信息时代三部曲》在中国的出版,而为大家所熟知。在传媒业界,这样的讨论更集中关注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比如,2009年网易和《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主办了以“透视互联网时代的挑战:传媒的未来”为主题的“媒体高峰论坛”,并在网易刊发了《互联网时代的传统媒体研究报告》。
这些宏观层面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包含了一个微观层面的课题,即网民与非网民在传媒使用和评价方面有何差异?我们又如何解读这样的差异?这一课题的提出预设了以下的逻辑起点:人们对传媒内容的关注和消费,构成了传媒生存所必需的资源;这个资源在不同类型的媒体间的分布,至少部分地取决于人们的传媒使用行为和他们对传媒及其内容的评判。
一、媒体间的相互替换与补充
美国学者约翰•迪弥克(Dimmick, 2003)就是延此思路提出了“满足-效用生态位”(gratification-utility niche)的理论,以解释媒体之间可能的相互竞争或互补关系。根据该理论,构成传媒市场的受众有各种需求(gratifications),对传媒的特性也有一定的了解,对具有不同特性的传媒是否能够并如何满足他们不同的需求持有一定的认知和期待;他们根据自己的需求、认知和期待而选择使用不同的传媒。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传媒得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这些要素与使用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成为传媒在多种媒体并存的条件下开拓市场、提高竞争力所必须遵循的逻辑。
这个理论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假设。第一个是“时间替代”(time displacement),即在时间总量有限的前提下,人们遵循“零-和”的逻辑以分配在各类传媒间所花费的时间,即增加使用一个传媒的时间,对应的是减少使用其它传媒的时间。第二个是“功能性替代”(functional displacement),即媒介使用时间分配上的“零-和”逻辑,落实在可满足相同需求(即具有对等功能)的不同媒体之间,而满足不同需求(即具有非对等功能)的媒体之间则存在互补的关系。
遵循这个理论的逻辑,迪弥克和他的学生(Dimmick, Chen, & Li, 2004)分析了一项在美国俄亥俄州展开的问卷调查的数据,以考察互联网和传统媒体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针对获取新闻信息这个需求,互联网与报纸和电视有显著的“生态位”相互重叠(或称对等的功能),互联网因此对这两种传统媒体有替代影响。同时,在被访者看来,互联网能够满足比报纸和电视更加宽广的需求,因此成为他们媒介生态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传媒种类。
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李少南和梁永炽(Lee & Leung, 2008)对这两个假设做了更直接的检验。他们分析了2002年在香港展开的一项问卷调查的数据,研究发现,使用互联网的时间花费与使用其它传统媒体的时间花费之间有微弱正相关或零相关。但是,互联网的使用时间降低了在媒体使用的时间总量中使用其它传统媒体所占的份额,而且这个替代的效应发生在每一个对等功能的范畴内(如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时间取代了使用传统媒体获取信息的时间)。
类似的发现和解读在国内的传播研究文献中也有体现。比如,在一项名为“上海市民和媒介生态”的问卷调查中,张国良带领他的团队考察了网络的兴起对传统传媒的影响(张国良、廖圣清,2000;张国良、江潇,2000;张国良、李本乾,2000)。他们观察到,从1997年到2000年,随着网络媒体在上海的普及,市民接触四大媒体(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的时间都下降了,而且17-26%的网民们自认为接触广播、电视和报纸的时间因为使用网络而下降了。这个结果在社科院社会发展中心(郭良,2007)展开的“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的调查中得到了部分验证。比较2003、2005、2007三年在全国数个城市获得的数据,郭良发现,随着家庭和工作单位宽带联网的普及,网民们消耗在网上的时间逐年增加,到2007年,网民平均上网时间达每天5.43个小时;从使用频率和强度看,网络已上升为仅次于电视和报纸的第三大媒体。更进一步,网民收看电视时间显著少于非网民,但读书和读杂志时间多于非网民。尽管客观的时间分配结果显示网络使用对其它传统媒体的替代效应并不显著,但很多网民们自己认为由于上网,他们看电视时间减少了很多(22.5%)或有点减少(32.5%),35%的网民认为他们读杂志的时间减少了。
二、前因后果的考量
以上这些数据及其解读至少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网民与非网民的区别不仅在于是否使用网络,而且在于他们的基本社会特征,以及由此决定的他们接入(access)网络媒体的机会和运用(utilize)网络媒体的技能、动因等方面的差异。也就是说,网民与非网民的传媒使用格局――包括使用什么媒体、不同媒体的使用程度、使用不同媒体以满足特定需求的能力和习惯等,受制于造成所谓“数码沟”(digital divide)的结构性因素,是社会结构不平等的一个表征(丁未、张国良,2001)。事实上,很多研究资料显示(祝建华、何舟,2002;柯惠新、王锡苓,2005;郭良,2007;Rice & Katz, 2003),各国在网络媒体的采用(adoption)过程中,先行采用并深度使用网络的人更多为男性、年轻人、高教育程度的人和从事技术管理和专业职业的人。这也就是说,考虑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可能冲击,必须首先要考虑这个冲击在什么人群中发生。因此,本文要在实证的层面首先回答如下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一、在特定时期,先行采用网络的人具有哪些人口和社会结构的特征?
其次,我们需要考察的是,在此条件下,排除了人口和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后,网络媒体的使用与传统媒体使用之间如何相关?从已有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媒体的使用频率和在它们之间的时间分配,可能反映两个不同倾向的轨迹。第一个是相互刺激,即对那些兴趣和需求广泛、与社会在心理和交往两方面联系紧密的人,使用网络媒体与使用传统媒体相互刺激,造成他们传媒使用总量的增加。对于这些人来说,新的传媒手段和平台只是发掘了他们对传媒的总使用量。这个倾向导致的因此不是不同媒体间的相互竞争(市场量不变条件下占有份额的消长),而是媒介市场总规模的扩大和在此条件下不同媒体市场占有“生态位”的调配。第二个是在传媒使用总量不变的前提条件下,“生态位”理论(Dimmick, 2003)所提出的人们对不同传媒的使用频率和时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也即不同传媒相互间的市场竞争。
具体到互联网,这两种倾向都可能发生。如不少学者指出的,传媒满足人们需求的潜力和人们对此的期待,也取决于传媒的技术特征(media attributes,参见Daft & Lengel, 1984; Suh, 1999; Trevino, Lengel, & Daft, 1987)。问题在于,互联网的信息制作、呈现和流通特征都在不断发展丰富的过程当中(Walther, Gay, & Hancock, 2005),并未成为一个特征已经“定格”的媒体,与之相对应的是人们对互联网的使用也因之在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当中(Livingstone & Helsper, 2007),因此,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相互关系的上述两个倾向究竟哪个会出现或更突出是个需要经验考察的现实问题。不仅如此,而且这个考察不能依赖人们主观的自我判断,而必须考察人们报告的实际使用频率、时间和方式,原因在于使用者的主观判断往往会混淆绝对量和相对量这两个不同的衡量标准。据此,本文通过分析人们使用不同传媒的频率和时间来回答如下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二、在人口和社会结构特征相当的条件下,网民与非网民在传媒使用总量、不同传媒的使用频率和时间消耗方面有什么差异?
再次,不同类型传媒间的使用行为分布和时间分布,并不能充分体现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所形成的冲击。原因至少来自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已有的文献显示,人们的需求、对不同媒体满足这个需求的期待、使用不同媒体以满足特定需求的技能和自我效能(self efficacy)等(e.g., Dimmick, 2003; LaRose & Eastin, 2004),都发生于具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场景之中。这一方面说明,这些因素本身是需要解释的“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s),另一方面也说明,要验证根据“生态位”、“使用与满足”和“社会认知”等理论观点而推导出的理论假设,就必须实证地呈现网民与非网民在这些方面的差异。
第二,不少学者认为,互联网激发了人们在各个领域创造并实施新型的社会实践,它们涉及信息的交流、社会关系的展开、社会参与的行为、组织的形态、集体行动的方式等各个方面(e.g., Shklovski, Kraut, & Rainie, 2004;卡斯特,2006)。具体到与传统媒介的比较,运用互联网的信息及娱乐内容的生产、流通和使用方式,代表了新型的社会实践,也携带着正当化这些社会实践的信念体系,包括展开社会评判所依赖的价值(参见Chan, Lee, & Pan, 2006),并因此催生社会的变迁(Cavanagh, 2007)。
这种社会和历史的思考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实证问题,即使用互联网的经验是否影响人们对传统媒介的评价,并影响人们对媒介公信力的评判?这就形成了本文将试图回答的第三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三、在人口和社会结构特征相当的条件下,网民与非网民对传媒的评价上有什么区别?
提出并试图实证地回答这个问题也是为了从“公信力”的角度探讨互联网如何影响传统媒体。学界和业界公认,媒介的公信力,即公众对传媒及其传递的信息的信任,是传媒的正当性的基础,也是其市场生存和增长的基础。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者一直试图在建立“媒介公信力”的指标(如Gaziano & McGrath, 1986; Meyer, 1988),并以此比较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及其所传递的信息的可信度(如Bucy, 2003; Kiousis, 2001)。虽然我们目前尚没有可靠的媒介公信力指标,但学者们意识到,对传媒公信力的考量,是公众对传媒服务公共利益或体现公共性方面的表现的一个综合评价(McQuail, 2009)。
国内学者喻国明等人(见喻国明、张洪忠、靳一,2007)指出,传媒公信力包括了对传媒专业和权力两个取向的判断,前者包括了客观、公平、准确、可靠的标准,后者包括了权威性、有用性和真实性的标准。这些传媒评判的考虑,最终都以传媒或它所传载的信息的可信度(believability)体现出来。廖圣清等人(廖圣清、李晓静、张国良,2005)更早的一项研究体现了同样的思路。他们分析了2002年在全国9个省(市)展开的问卷调查的数据,发现电视的公信力高于报纸和广播;传媒接触的频率、时间和需求得到满足的经验都与传媒公信力评价相关。运用类似的方法,这个研究团队(廖圣清、李晓静、张国良,2007)通过分析2005年在上海居民当中展开的问卷调查的数据发现,传媒新闻的平均可信度评分排序为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和网络,与此相伴的是可信度评分的标准差,即被访者群体的可信度评价的异质性,与这个排序正好相反。换句话说,在2005年,对网络新闻的可信度,上海市居民给予了各媒体中最低的平均分,但居民们对网络新闻的看法差异也最大。在考察可信度评分与其它传媒公信力的考虑因素之间的关系时,他们发现,人们在评价不同媒介的可信度时很可能采用了不同的标准。
最后这点观察与我们前面的一个论点相吻合,即网络媒体的运用可能孕育不同的传媒评判标准和考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网民们使用网络的经验会与他们评判网络信息的可信度相关。张明新(2005)在武汉市区展开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虽然网络信息的可信度低于电视、报纸和广播,但是,网民们的网络使用时间和经验都与网络信息的可信度呈显著的正相关。虽然这个调查的数据有限,但其结果不仅验证了我们这里提出的预测,而且进一步说明,考察网民与非网民对传媒及其信息的评价的差异,并以之探讨网络如何影响人们对传媒公信力的考量,是我们理解网络媒体如何冲击传统媒体的一个重要方面。
数据和测量
为回答上述三个研究问题,本文分析了《上海市城市居民与媒体使用调查》的数据。这个分析包括了采用A卷和B卷的所有被访者(n=2,910)。分析中涉及的有关媒体评价的问题,只出现在A卷中,因此,那部分的分析限于采用A卷的被访者(加权后n=1,488)。
一、媒体使用频率和时间
针对这部分的测量,A、B卷采用了完全相同的问题。针对报纸、电视、广播和网络, 被访者先分别回答“每天有几天使用(阅读、收看或收听)”该媒体(0-7),然后回答在使用的那些天内,平均每天花多长时间(分钟)。针对杂志,频率的问题是“每月有几天阅读”。
除此之外,针对电视、报纸和广播,被访者还分别回答了收看/阅读/收听国际、国内和上海本地新闻的频率(1=极少,5=经常)。在每一媒体内,我们将三个新闻接触的题项以取均值的方式分别合并为电视新闻、报纸新闻和广播新闻接触的频率(Cronbach’s alpha分别为0.74, 0.71和0.81)。
运用每周上网天数的问题,我们将“从不上网”的人编码为网络“非网民”,每周上网至少一天的为“网民”。如表一显示的,加权后的样本中有48.4%的网民。
二、媒体评价
本文采用了A卷中三组有关媒介评价的问题。第一组问题是对每一类型的媒体(电视、报纸、广播、杂志、互联网)的可信度的总体评价,被访者用10分制对每一类型的媒体打分(1=极低,10=极高)。
第二组问题针对反映“各级党政活动(比如两会、外交)和方针政策”、“民生议题(比如医疗服务、食品安全、物价、住房等)”及“老百姓的情绪和意见”的内容,被访者分别比较“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的相关内容的真实性、全面和生动程度,采用5点量表(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表达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互联网的表现超过了传统媒体。这组9个题项分别以内容或标准组合,形成6个相互重叠但又在理念上相区别的综合指标。这些指标的信度(Cronbach’s alpha 系数)在0.71至0.87之间。
第三组问题针对“充分体现普通民众的利益”、“准确反映党和政府的精神”以及“表达民众真实的心声”的每一方面,被访者采用5点量表(1=做得非常差,5=做得非常好)分别评价传统媒体、门户或新闻网站、网络论坛或博客的表现。本文的分析将这组9个题项作为单题项测量使用。
三、人口和社会结构地位特征
本文运用了根据A、B卷完全相同的问题以相同方式处理而设立的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编码为是否单身、是否在婚这么两个二分变量)、教育程度(综合了正式在校年数和最高学历两个测量,并转换为在校年数的量表)、当前是否有工作、职业声望的社会经济指标(SEI,参考李春玲,2005)、个人月收入、家庭月收入、是否为党员、是否有干部级别、家庭人口总数、是否拥有自己的住房等。此外,我们增加了年龄的平方作为新的变量,以反映年龄对互联网使用概率等的非线型影响。
在A卷中,我们还设计了一组问题,测量被访者个人或家庭的媒体资源拥有量,包括电视机、电脑、家庭影院、MP3或MP4、有线电视、订阅或定期购买报纸等20件。这个测量的分布为0-20,样本均值为10.44,标准差为4.08。
四、统计分析
为集中回答上述三个研究问题,本文数据的呈现将集中体现网民和非网民之间的比较。但在这些比较中,人口和社会结构地位变量都被用作控制变量,以排除它们的影响,并估测网络使用的“净”效应。
分析结果
一、网民的特征与“数码沟”
表一直观地呈现了网民和非网民差异最大的几个特征,并部分地回答了第一个研究问题。结果显示,男性被访者中网民所占比重比女性中网民所占比重高出4%,单身被访者中网民高出已婚或鳏寡者51%,有工作的人群高出无工作者28%。网民比非网民平均年轻18岁,多在校就读近4年半,个人月收入高出1,687元,家庭月收入――受网民中有少数极高收入住户的影响――高出8.4万元,媒体资源拥有量(仅限采用A卷的被访者)多出3件。
这些结果,一方面表明“数码沟”与性别、年龄和社会经济水平的密切关系,但这些直观显示也存在严重的问题,例如“收入”在网民们当中的极度非正态分布;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些变量相互间密切相关,因此这些差异并非反映了各自对采用网络的独特影响。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用了logistic多元回归的模式,以估测各变量对一个人是否使用网络的概率的独特影响。在这个回归模式中,我们用了上述所有人口和社会结构地位特征为自变量。考虑到年龄对使用网络之概率可能有的非线型影响,我们还加入了年龄的平方(将年龄减去其样本均值后再平方)作为自变量。这个回归方程所得虚拟R2为59.5%,可正确归类80.8%的样本。结果显示,年龄、年龄的平方、教育程度、职业的SEI、个人月收入、家庭月收入、是否为干部、是否拥有自己的住房、是否为单身都对使用网络的概率有显著的独特影响,其中,年龄及年龄的平方所产生的影响是负的,即年龄的增长与成为网络的使用者的概率之间呈非线型、强度逐渐减缓的负相关。其余预测变量的显著影响都是正面的。这也就是说,作为传播的资源的网络首先为社会上拥有经济和技术资源并有能力获取这些资源的部分人所优先利用,而且年轻人在利用网络资源方面占有在教育程度和经济资源等之外的独特优势。
这些结果也充分显示,在考虑网民和非网民在其它方面的差异时,我们必须将这些影响人们采用网络的概率的因素也纳入进来。因此,在本文的其它各项分析中,我们将这些人口和社会结构地位变量都作为协变量(covariates,或控制、调节变量)包括在统计模式中。
二、网民与非网民传统媒体使用频率与时间比较
表二显示的是网民和非网民在传统媒体使用频率和时间上的差异。表格第一组数据显示,就四大传统媒体每周(或月)平均使用天数来看,网民阅读报纸、收听广播和阅读杂志的频率显著高于非网民,但他们收看电视的频率低于非网民。
表格第二组数据显示了网民与非网民在使用四大传统传媒上每天花费时间的差异。在解读这些结果之前,有必要指出,平均每天使用四大传媒的时间的样本均值为4.84小时(SD=2.41),这个数字包括了网民和非网民。如果加上网民使用网络的时间,平均媒体使用时间的样本均值达6.27小时(SD=3.54)。网民们平均上网时间为3.39小时(SD=2.77)。再换个角度看,网民平均每天花5.08个小时使用四大传统媒体,非网民平均每天花4.68个小时使用这些媒体,两者之差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p
根据这些结果所设定的经验条件,我们有必要以考察网民与非网民在使用不同传统媒体所花时间上的差异来判断使用网络是否有可能替代了网民们使用传统媒体的部分时间。表二的结果显示,网民与非网民在收看电视所花的时间上没有差异,但在阅读报纸、收听广播和阅读杂志方面,网民所花的时间显著高于非网民。这也就是说,从使用量来看,网络使用并非替代了对传统媒体的使用,而是与更多地使用传统媒体相关联。
再看表二中的第三组数据,即网民与非网民接触三大传统媒体之新闻的频率。这些数据显示,网民与非网民在收看电视新闻的频率方面没有差异,但网民比非网民更经常地阅读报纸新闻、收听广播新闻。这从另一个角度再次显示,网络使用并非替代了对传统媒体的使用,而是与传统媒体的使用相互刺激。
三、网民与非网民媒体评价比较
表三和表四分别陈列了网民与非网民对媒体的评价。这些数据来自使用A卷的被访者。
表三显示的是网民与非网民对各媒体可信度的评价,其中第一栏的数据表明,被访者对各媒体可信度的评价由高至低排序为电视、报纸、广播、杂志和网络,虽然,杂志和网络的可信度评价的均值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同时,所有这些均值皆显著高于量表的中值,显示了被访者对各媒体总体倾向信任。表三还显示,网民对报纸可信度的评价显著高于非网民,对网络可信度的评价也显著高于非网民,但他们之间对电视、广播和杂志的可信度评价则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表四显示的是第二、三组媒体评价的测量。首先,第一栏呈现了样本总体对媒体评价的各项测量的均值。所有这些均值皆显著高于量表中值,其中前两组数据显示,被访者总体倾向于赞同网络媒体比传统媒体在政治和政策报道、民生议题的报道和反映民意方面更真实、全面和生动;后两组的数据说明,被访者总体倾向于对传统媒体、门户或新闻网站、网络论坛或博客的各方面的内容予以正面的评价。但值得指出的是,在“体现普通民众的利益”和“反映党和政府的精神”方面,被访者给传统媒体以更高的正面评价。与此同时,在“体现普通民众的利益”和“表达民众真实心声”方面,被访者对网络论坛或博客的评价显著高于传统媒体和门户或新闻网站。
其次,再比较网民与非网民的均值。表四的前两组数据显示,网民比非网民更倾向于认为互联网比传统媒体在三大领域的报道和反映方面更真实、全面、生动。所有这些测量的网民与非网民的均值都具有统计上显著的差异。表四后两组数据显示,当对网络和传统媒体分别予以评价时,结果有些不同。网民比非网民更倾向于认为网络论坛或博客在“体现普通民众的利益方面”做得比较好,门户或新闻网站在“反映党和政府的精神”和“表达民众真实心声”方面做得比较好。网民与非网民对传统媒体在这三个方面的表现的评价没有显著差异。
结论和讨论
对研究者来说,要通过比较网民与非网民的媒体使用和评价两个方面来考察网络对传统媒体的冲击,2009年是一个良好机遇。与此前的问卷调查相比(如丁未、张国良,2001;郭良,2007;张国良、廖圣清,2000;张明新,2005),这个时机的宝贵在于,截止到目前,互联网在全国的普及率已经超过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0),而在上海这样的都市,普及率已经接近人口的一半。参考创新之扩散的基本轨迹(罗杰斯,2002),我们可以看到,在此状态下,互联网的影响得以在人们的媒介使用行为和观念上比较充分地体现出来,而在互联网扩散的更早时期(祝建华、何舟,2002),这个影响可能比较微弱或欠稳定,因此较难观测到。
另外,网络媒介已为大都市近一半左右的居民所采用这个状况也创造了一个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的条件,使得我们可以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访问到数量相当的网民与非网民。如果我们将网络使用的经验作为“实验的治疗”(experimental treatment),那么网民就构成了“实验组”而非网民为“控制组”。这个逻辑结构使得我们可以通过对两组人的比较来推导网络媒介对传统媒介在市场格局和社会评价体系中可能产生的冲击。
本文的结果验证并补充了文献中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首先,互联网资源的采用(adoption)的分布,受制于已有的社会结构和资源分布的不平等:具有更多经济资源和更高教育程度的人有着显著的首先采用的优势;年轻人,即便在排除了资源优势之后,也依然有着比中、老年人更显著的优势(参见丁未、张国良,2001;祝建华、何舟,2002;郭良,2007),而这是各国在新媒体扩散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柯惠新、王锡苓,2005;Rice & Katz, 2003)。如果互联网对传统媒体有可能的冲击,那么它首先或主要在这些群体当中发生。了解这一点具有双重意义:第一,我们都知道,因为具有这些特征的人群的消费能力,他们往往构成最吸引广告商的“优质”市场,这显然是媒体的市场开拓的有利条件;第二,社会学家们认识到,具有这些特征的人群往往在接受新观念、展开新实践方面更活跃,与其他人群相比,更可能身处社会变革的前沿,成为变革的更有力的推动者。因此,互联网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力和对传统媒体的可能冲击力都因为该媒体首先为这些人群所采用而超出纯粹统计聚集(statistical aggregation)所能估测到的程度。
其次,本文的结果显示,至少从均值所代表的一般状态来考虑,互联网的使用,无论在频率还是在时间层面,都没有显出替代传统媒体使用的倾向。互联网的使用增加了人们使用媒体的总量,人们不仅在没有减少传统媒体使用频率和时间的状况下经常花时间上网,而且他们对传统媒体和网络使用的频率和时间有微弱但统计上显著的相互刺激影响。这也就是说,与其只关注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间的“此消彼长”,以为这不可避免,不如更多地关注新传媒生态下人们“媒介储备”(media repertoire, 参见Hasebrink & Popp, 2006)的增大和人们选择余地的拓展,并以此来考察人们如何为实现更加丰富的生活目的而同时选用不同类型的媒体。当然,零-和的结构逻辑极有可能使得一些网络重度使用者丧失了部分使用传统媒体的时间资源。
再次,使用网络的经验显然对人们如何评价各类媒体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可能跟很多因素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文的结果带来一些令人“欣喜”的信息:上海居民对媒体――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普遍倾向信任,而且对传统三大媒体――电视、报纸和广播――的信任度还比较高:如果用百分制,这三大媒体的可信度得分在70%以上。如喻国明(2005)所报告的,我国民众绝大多数对媒介的评价的基调是基本信任。更进一步,网民与非网民对传统媒体的可信度评价差异很小。这说明,尽管有关于“媒体公信力”和“社会信任”下降的担忧,我们也不可忽略人们对媒体――包括网络媒体――的有保留的信任。这种偏于信任的倾向构成了我们考察使用网络媒体如何影响人们对传统媒体评价的一个基数。
本文的结果还显示,使用网络的经验会增强人们对网络媒体的正面评价,无论从表三显示的可信度数据,还是从表四显示的对内容和报道特征的评价来看,这个结论都得到了数据的验证。这些结果也验证了此前他人的研究成果(如廖圣清、李晓静、张国良,2007)。郭良(2007)所报告的7城市调查结果也显示,84.4%的网民认为网络上有一半或以上的信息可信,比非网民高出8%。但郭良的数据也验证了我们前面关于信任作为基调的结论:74%的网民和非网民认为网络上的信息至少有一半可信。
本文的结果进一步表明,当具体到报道内容时,网民与非网民对传统媒体的评价并无显著差异,他们都认为,传统媒体在“反映党和政府的精神”方面比在“体现普通民众的利益”和“表达民众真实心声”方面做得好。这也就是说,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的差异与党对媒体控制的直接程度相交叉,而后者使得人们对媒体评价与他们对党和政府以及政治体制的评价相交叉。正如喻国明等人(喻国明、张洪忠、靳一,2007)指出的,在“喉舌”体制仍然主导的情况下,“公众对于媒介的信任其实是透过媒介对政府的一种信任,是出于对媒介政治身份的信任”(p. 14)。与此结论相对应的另外一面是,由于党对网络媒体――尤其是网络上的论坛和博客――的体制性直接控制最弱,因此,网民基于他们使用网络的经验,会对网络论坛或博客“表达民众心声”和“体现普通民众利益”评价不仅高于非网民所作的评价,而且高于他们对传统媒体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的评价。
综合上述这些经验观察,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网络使用的经验正在影响他们对媒体的评价,造成这些影响的因素反映了网络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场景:一方面,网络使用如何影响人们对媒体的评价,部分地取决于网络媒体自身表现的现状;另一方面,网络使用也在生发人们评判媒体所需要考虑的新的要素,这些要素反映了网络媒体的开放、互动、在一定程度远离体制性控制等特征。因此,传统媒体如何应对网络媒体的冲击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应当是网络使用普及后人们对媒体的评价体系所可能发生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网络媒体的普及,也许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的再现(representation)和交往(communication)的形态、人们的媒介资源配置的格局,以及人们从事媒介评判、形成对媒介的期待所运用的常识元素。
参考文献:
[1]阿什德(2003)。《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邵志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丁未,张国良(2001)。〈网络传播中的“知沟”现象研究〉。《现代传播》第6期(总第113期),第11-16页。
[3]郭良(2007)。《2007年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3月29日下载于 .
[34]Suh, K.S. (1999). Impact of communication medium on task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An examination of media-richness theory.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35, 295-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