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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0月，浙江海洋学院海洋文化研究所正式成立，从那时起，浙江海洋学院海洋文化的研究和建设也开启了新的篇章。十多年来，浙江海洋学院充分利用浙江省以及舟山群岛丰富的海洋文化资源，在海洋文化研究、海洋文化教育、海洋文化社会服务等方面展开积极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
广泛开展东海区域岛屿文化研究。浙江海洋学院充分发挥学校地处东海、熟悉舟山群岛的优势，对浙江及舟山海洋文化开发多方面研究，广泛整理东海区域海洋文化资料，准确把握海岛海洋文化特点，尤其是探索浙江海洋文化发展轨迹、深入研究海岛民俗、积极发掘海洋文化资源等，取得了一批成果。柳和勇教授承担了“舟山群岛海洋文化说”及“浙江海洋文化发展轨迹”等省级课题，海洋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地域海洋文化的力作《舟山群岛海洋文化论》和《浙山越水普陀潮》《慈航慧炬化丝路》《吴方言与东海文化》等著作。
海洋文化研究所外聘特约的专家，也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如方长生主编的《海洋文化研究丛书》内容广，影响大；金涛撰写的《舟山龙文化》和《东海岛屿文化与民俗》内容丰富，颇受学界关注；还有《舟山渔业史话》史料丰厚，广受好评。《普陀山史话》和《舟山民俗大观》资料齐全，研究深入。
开展海洋渔、盐文化研究。侧重于对渔歌、渔业和盐业民俗及渔业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承担了“浙江渔业史”“岱山东沙古渔镇史”“浙江盐业民俗研究”和“浙江渔俗文化的语言学研究”等省级课题，并协助浙江省渔业局完成了“浙江省振兴渔文化工程对策研究”报告，发表了《舟山群岛渔渗的语言特色与文化内涵》《东海渔歌语言的韵律美》《浙江盐业民俗初探》和《我国非物质海洋渔捕文化资源的价值研究》等文章，其中不少文章都是我国对某一方面海洋文化研究的开拓之作，有一定影响。
开展海岛历史文化的研究。主要开展海岛历史文化著作整理及研究。张方淌凇⒊碳毯旖淌诤驼惭窃敖淌诘确直鸪械A恕啊端目馊书》中的舟山历史文化研究资源汇编”“黄以周著作整理”“黄式三集”等省级课题，韩伟表教授承担了“金性尧著作整理”省级课题。
侧重海洋文学研究和创作，涌现出一批海洋文学作品。王学渊教授出版了《远去的帆影》诗集，倪浓水教授创作了《蚂蚁荡漾》《开一扇门，望见观音》等海洋小说、散文，其中《蚂蚁荡漾》获2002年全国海洋文学大赛二等奖。李松岳副教授创作《沙器》《大海作证》和《内心的尺度》等海洋诗歌和散文，《内心的尺度》获2007年舟山市“五个一工程奖”。海洋文化研究所还编辑出版了《中国古代海洋文学作品选》，承担了“中国古代海洋小说和文化”和“中国海洋文学研究――以浙江为焦点”等省级课题，发表了《西北和东海：“精卫填海”里的南北文化隐喻》《中国古代海洋小说中“人鱼”叙事的历史变迁和文化蕴涵》和《中国海洋诗歌的审美高度》等海洋文学研究文章。
根据自身特点，积极开展海洋文化教育。培育学生的海洋文化素养，形成具有丰富海洋文化内涵的办学特色，撰写海洋文化教材，开设“海洋文化概论”课题；经常性地举办海洋文化讲座，普及海洋文化知识，提高海洋文化基础理论修养；支持学生办好海洋文化研究会社团，组织学生参与海洋文化田野调查；积极探索海洋文化特色教育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和能力提高的相互促进；鼓励学生开展海洋文学创作和海洋文化研究，支持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参加舟山市系列海洋文化节庆活动，增加海洋文化的具体感受。2002年以来，人文学院学生发表海洋文学题材作品近60篇，撰写海洋文化科研论文30余篇，其中5篇有关渔民画的论文收入《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篇文章收入《第二届中国海洋文化节研讨会论文集》；还撰写了18篇有关海岛海洋文化的调查报告。周凤平等同学创作的海洋文学作品入选《人民文学》主办的中国校园文学新人优秀作品选。徐方成同学毕业后因创办海洋文化旅游企业而被评为“首届浙江省大学生创业之星”。
积极服务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充分发挥海洋文化研究所平台，汇聚海洋文化研究力量，以多种方式参与舟山海洋文化名城建设的社会服务。组织了主题涉及“东亚岛屿文化研究”“浙江海洋文化”和“海洋文化资源开发保护与社会和谐”等方面的全国或国际性海洋文化研讨会；承担舟山新城和岱山竹坊新区街道命名工作；为舟山市海洋文化建筑撰写有海洋文化气息的楹联、碑记；多次为全国海岛市县（区）长联席会议等作海洋文化专题讲座；参与舟山海洋文化节庆活动的筹备；积极探索加快发展海岛海洋文化产业等，为舟山海洋文化名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外，学院还与韩国、日本等国的有关单位展开海洋文化学术交流，并邀请外国专家来舟山群岛进行海洋文化田野调查，共同开展海洋文化研究，取得了良好效果。
海洋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二空间，海洋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海洋是人民生活的重要依托，海洋水深500米以上的深海区是战略争夺的“内太空”，海洋是人类科学和技术创新的重要舞台。
“未来文明的出路在于海洋。”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势必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追求进步和跨越的主要方向。
海洋史学的兴起
海洋世纪的出现，是世界历史演变的结果。但是，重新反思人类从陆地走向海洋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史学论述存在的盲点。
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体系和结构均是以陆地为本位，用欧洲中心论建构起来的。20世纪下半叶以来，它受到广泛的批判和质疑，出现了一些新的世界体系理论。当代历史学研究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桎梏，有了全球的视野，但主流意识和主体叙事仍然是以大陆为中心的。古代世界被分为农耕与游牧两个世界，古代世界史是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及其内部的互相交往，碰撞或冲突，从原始、孤立、分散走向一体的历史。近代世界史则是工业世界征服农、牧世界的过程。人们承认大海影响了世界文明，那是因为海洋成为各个大陆文明间联系的大通道，促进了大陆文明的一体化。
陆地是人类文明的主要载体，陆地文明的发展进程是世界历史的主流，这是真实的。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主要关系，也是正确的。问题是，人类从陆地走向海洋后，海洋究竟只是大陆文明间交往的一条通道，还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一个空间?人类开发利用海洋形成的文化是否只是陆地文明的自然延伸?在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外，是否还存在一个海洋世界?
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新进展告诉我们，人类的海洋活动和陆地活动同样古老，海洋文明有着独特的起源、发展的过程。历史学家发现，不仅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历史是与在地中海中航行的船只和海员的历史同步发展的，古代亚洲、美洲也有“地中海”，也是海上民族的摇篮。在“地理大发现”以前，海上文明早已有了洲际的传播。海洋作为不同陆地文明跨界交流的通道，是各种海上文明先行接触和互动的结果。如果承认这些历史事实的话，我们就应该把海洋世界作为另一种文明形态的存在来对待。
过去占统治地位的海洋史论述，是西方发达海洋国家推行海权扩张的产物。古代海洋的历史就是地中海文明对外扩张史；近代海洋的历史就是大西洋文明强国依靠海上力量，从控制世界海洋进而控制世界陆地的历史。东方国家、亚洲属于大陆，属于大河文明，虽有海洋活动，但“海洋没有影响他们的文化”，无权参与海洋世界的历史创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的非殖民地化和争取200海里海洋权的抗争，恢复了海洋文化创造主体的地位，呼唤把颠倒的海洋历史再颠倒过来，发达海洋国家的海洋观念也起了变化，海洋文化模式从海上掠夺财富向海洋资源开发、保护海洋环境转型，也要求对海洋历史作出新的阐释。这是海洋史学兴起的背景。
海洋史学是海洋视野下一切与海洋相关的自然、社会、人文的历史研究，从理论上说，包括海洋的自然生态变迁的历史和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历史、海洋社会人文发展的历史。它与原有涉海的各种专门史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以海洋为本位的整体史研究；在于它以海洋活动群体为历史的主角，并从海洋看陆地，探讨人与海的互动关系，海洋世界与农耕世界、游牧世界的互动关系。按照我的理解，海洋世界应该包含多层的意义：
海洋世界是人类海洋性实践活动和文化创造的空间。人类开发利用海洋，创造出多种海洋部门、产业和社会系统。海洋性实践活动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开发和利用海洋的活动，舟船是它的主要载体。舟船把它航行的所有起点和终点的陆地的海岸区域相连接，形成海洋区域的社会网络，因此海洋世界的空间结构，是由大陆海岸区域、岛屿、海域组合而成的。我们以往理解的，只是从旧居地越洋到了新大陆，才算开辟新的生存发展空间，忽略了海洋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生存发展空间。事实上没有海上生存能力，就谈不上跨越海洋，谈不上海洋水体和海底资源的开发利用。
海洋世界指海洋人文世界。海洋文化是海岸区域和海域涉海的群体对海洋自然的“人化”。不同海洋环境、不同民族的海洋文化有不同的样式和特色，发展水平也不一致。但其本质特征和共性，是都有漂泊、流动的“船上社会”，如渔民社会、海商社会、海盗社会等，他们的组织制度、行为方式，与陆地社会组织有明显的差别。远航既是一种体能，生理的挑战，又是一种心灵的磨砺，海洋因素渗透在他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当中，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海岸区域间接进行海洋性实践活动的群体，是“船上社会”的支持和后援力量，与“船上社会”构成联动的系统，生产与生活和海洋结下不解之缘，行为方式也深受海洋的影响。西欧通过海洋扩张创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不等于只有资本主义才能产生海洋文化。
海洋世界是人类社会大系统下的一个小系统，与农耕世界，游牧世界相同，也有一个从原始、孤立，分散走向一体的历史进程。海洋文明不等于与陆地文明对立、高于陆地文明的先进形态；海洋世界也不是封闭的社会人文系统，始终和陆地世界发生互动的关系。如果这样的理解可以成立的话，海洋在世界历史体系和结构中应该不只是一个陆地文明之间交往联系的场所，而且还是一个与农耕世界、游牧世界对话、交流、互动的角色。
由此可见，海洋史学的问题意识，在于考问海洋世界在世界历史体系和结构中的地位。它要求历史学家首先要重新发掘海洋的历史资源，观察海洋世界自身的发展和演变，然后在陆海互视中给予准确的定位。在这个意义上，海洋史学是探讨人类社会整体史的一种方法和途径，与海洋代表西方、现代、先进、开放，大陆代表东方、传统、落后、保守的文化霸权论述有着本质的区别。
中国海洋史学的展望
中国既是东亚的大陆国家，又是太平洋西岸的海洋国家，中国的历史发展兼具陆地与海洋两个方向。中国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不只是形成农业民族的共同体，而是包含了游牧民族、海洋民族在内的多元一体。古代环中国海沿岸与东南亚、西亚海域形成海洋经济、文化互动网络，宋元时中国成长为海上强国。郑和下西洋后，明朝从海洋退缩，但明末开放月港，仍主导东亚海洋贸易网络；郑成功拓展东西洋贸易，。遏止了荷兰海洋势力的东进。清代中国失去通过海洋实现社会转型的发展机遇，但海洋传统在沿海地区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与海外的跨国人口、物质、文化的互动从未间断。当代中国改革开放，通过海洋与世界互动，海洋强国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这是历史的继承和发扬，体现了传统与现代变革的连续性。
中国海洋史学要在学术理论和实践上重建海洋世界的小系统，全面总结、继承、利用这笔珍贵的历史遗产，不仅可以改变历史研究中忽视海洋的缺陷、丰富中国历史的内容、完善中国历史体系和结构、促进史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而且可以为我国实施海洋发展战略、维护海洋权益、遏制“”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支持，对改变重陆轻海的传统观念、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海洋发展道路，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海洋意识 海洋社会组织 海洋民间信仰
进入21世纪，“蓝色国土”、“海洋世纪”等词语不绝于耳目，随着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及近年来我国关于“”、“南海”等海洋问题的激化，我国的海洋权益、海洋安全和海洋意识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公民的重视，这一切让我们意识到海洋越来越重要。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海洋的开发利用与海洋权益的争取和维护，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海洋意识状况[1]。
一、 世界海洋强国公民海洋意识的发展历程
从世界历史来看，尤其是在近代史上，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它的海洋战略分不开的，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葡萄牙称得上是海上霸权国家，它的发展崛起，是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的。亨利王子、若昂二世的海洋意识很强，在他们的支持鼓励下，达.伽马、麦哲伦、迪亚士先后进行了航海探究，这些远航探究使葡萄牙的航海事业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也奠定了葡萄牙在海外贸易的主导地位，给葡萄牙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
二战后，美国海洋事业获得较快的发展，为提升公民的海洋意识水平，美国教育、科研、海洋各部门相关代表召开了研讨会议，要求因时因地建立多个海洋教育网络中心，为全国海洋意识教育活动的推广提供平台。为了能让海洋意识教育进入美国中小学课堂并在美国全国范围内普及和发展，美国国会了世纪海洋蓝皮书，该书阐述和强调了海洋意识教育的意义，奠定了学校普及海洋意识教育的坚实基础。美国认为海洋意识是为了增强公民对海洋生态系统的意识和知识，是建立公众和海洋之间的联系，让公众通晓海洋问题，知道和理解海洋在他们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美国大力宣传海洋意识教育，努力让海洋成为国家进步繁荣的法宝。
日本作为一个典型的海岛国，它的公民海洋意识相对比较普及，日本政府特别重视全体公民的海洋意识教育，他们在小学生国情教育的教学资料中写到“我们没有土地和资源，只有阳光、空气和海洋”。韩国很早就开始向幼儿园提供海洋玩具，而且在小学、中学中逐步增加海洋内容，在大学开设海洋专业，海洋意识教育逐步深入[2]。
二、我国公民海洋意识相对薄弱的原因分析
在这个海洋的世纪，相比于以上国家，我国公民的海洋意识相对比较淡薄。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历史原因
虽然秦、汉、唐、宋都是海洋意识得到推崇的时代，但这大都是统治者为了长生之道而开展的。秦始皇时徐福东渡寻找长生不老之药，汉武帝时方士寻找海上长生之地等等，唐朝时鉴真东渡还算是有点意义，但是到了清朝时期，为防倭患昏庸的封建统治者实行了消极保守的海禁政策。这些错误在一定程度上使公民的海洋意识弱化了很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伤痛。
（二）政府及相关部门在海洋意识的宣传教育工作上重视力度不够
1998年进行的 “中国青年蓝色国土意识调查”显示近九成的被调查者竟然不知道除960 万平方千米的国土外，我们还有300 万平方千米的海疆国土。我国对公民海洋意识教育的探索开始的比较晚，且也只是在部分涉海高校领域内，因此在战略规划和教育体系的研究方面比较匮乏，基础教育研究的深度不够，更欠缺全体国民研究的广度，缺少政策理论和经济物力的支撑，与其他涉海国家比起来差距还很大，海洋意识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3]。虽然政府在公民海洋意识教育上也有较多的政策引导，比如出台了《关于提高海洋意识加强海权教育的工作方案》、《全民海洋意识教育指导纲要》等方案纲要，但还没能细化、没能有效地落到实处，更没能形成有效地指导海洋意识培养的相关理论体系。
综上所述，加强国民的海洋意识教育的任务刻不容缓。要提高公民的海洋意识，中国必须量身定制一些海洋意识培养模式，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有计划、有目的的培养公民的海洋意识。
三、我国公民海洋意识培养模式的探讨
随着世界战略格局的转变和海洋战略地位的提高，人们对海洋权益的争夺，已进入白热化的地步。从过去的以军事殖民为目的转变为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由争夺有利的海上通道转变为争夺海洋。当前，我国的海洋权益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岛屿被不良居心的人侵犯、海域被无礼的分割、资源被无情的掠夺，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4]。显而易见，捍卫我国的海洋权益，是不容置疑的事情。但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将目光投入到海洋权益维护的时候，首先必须要改变的是我们的海洋意识，树立一种全新的海洋观。
（一）改变学校教育模式，提升学生的海洋意识
我国海洋意识教育在学生层面暂时还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没有形成一套专门的教育模式理论。但是有一些涉海学校在海洋意识培养模式方面却做出了突出成就，为我国海洋意识培养模式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青岛市39中学在2011年被评为全国第一个海洋意识宣传教育基地。这所学校的做法是，让海洋知识“进学校、进教材、进课堂”，引导学生从小认识海洋、了解海洋、倚重海洋。该校还将海洋教育融入到学校课程中，建立了海洋教育专门人才培养班，在校长白刚勋的带领下，青岛市39中学又被评为全国第一个中学海洋教育课程体系，并创立了全国第一个海洋教育创新人才培养班。舟山市沈家门小学是我国第一所小学海洋意识教育基地，学校定位在海洋特色教育层面，校园内到处都充满着海洋文化气息，无论是海味七彩园和海洋绘画秀秀墙，还是海洋知识长廊和海洋艺术长廊等，都蕴含着对海洋的热爱与崇敬之情。平时学生可以通过电子影像、报告论坛、博客等各种现代媒体手段了解海洋文化、学习海洋知识。他们的海洋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学习海洋和了解一些海洋课本知识，而是为了把海洋教育与素质教育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浙江海洋大学是全国第一所“全国海洋意识教育基地”，也是一所以海洋为特色的大学，近年来学校致力于海洋历史发展战略研究、海洋观教育研究，学校坚持理论与实践齐头并进，采用思想政治教育与海洋观学习有机结合的方式，在深化传统理论研究的同时，开展有关海洋的特色研究。
综上所述，我国已经在小学、中学、大学三个层次上展开了海洋意识培养模式的初步探索，全国开展海洋意识教育可以借鉴他们的模式，但是这些模式还不是很成熟，因此还需要我们的进一步努力和探索。
（二）运用媒体的高效传播特性来提高公民的海洋意识
21世纪也是新媒体的时代，各种媒介不断涌现，像微信、微博、QQ等等。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催生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海洋时代的特征将为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注入新的精神内涵，二者互为补充，互为融合，互为促进，相生相长[5]。要提高我国公民的海洋观念，唤起大众传媒的海洋意识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大众传媒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对社会的发展进步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大众传媒的类型以及优缺点见表1。
大众传媒不仅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助推器，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不二法宝。在国民海洋意识培养教育过程中，大众传媒的独特特点是我们应当充分发挥的，我们要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运用各种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技术手段，大规模地制造、翻印、传播有利于提高公民海洋意识水平的新闻、信息、影视作品及娱乐节目，让 “海洋问题”的关注度在公民中不断提高，使有较高海洋意识的现代公民层出不穷，为海洋强国建设提供智力和精神支持。
（三）借助海洋社会组织的作用强化公民的海洋意识
海洋社会组织，是指一切在海洋社会中活动的群体。海洋社会组织有两种，一种是正式的，另一种是非正式的，两者的内容及功能作用，见表2。
正式的宣传海洋意识的社会组织，这些机构可以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海洋意识的宣传工作，比如开展有关海洋事业成就的宣传教育、组织开展有关海洋文化的论坛等。非正式的宣传海洋意识的社会组织，它是由社会热心人士组建的，不要小瞧这种非正式的组织，它是最有效，也是最接地气的组织，它能很好地宣传海洋意识。
（四）运用海洋民间信仰传承海洋精神
海洋民间信仰是指对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信仰和崇拜，认为有神灵主宰海洋、决定人世命运，它是伴随着海洋社会的发展形成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海洋民俗是指涉海居民依托于海洋，受海洋环境的影响，在日常生产活动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它反映着海洋地区特有的历史文化、地貌、社会形态以及日常心理[6]。二者的特点与作用，见表3。
由于古时候海洋科技的不发达，海洋上的一些现象不容易被人们认清楚，海洋的浩瀚和神秘，让人们对海洋有了的无限假想，久而久之人们就不约而同的形成了对海洋的敬畏之情，进而形成了对海洋的信仰。因此我们可以利用他的积极作用来培养公民的海洋意识，比如可以利用海洋信仰劝人们爱护海洋，维护好海洋社会的秩序，利用海洋信仰博大的文化内涵教化人们，使人们提高文化知识素养，进而增强海洋意识。
四、结论
十三五规划要求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可见海洋对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海洋意识的强弱关乎中国海洋权益的大小和整体利益的得失，中国要想在已经到来的海洋世纪里成为一个海洋强国，就必须根据自己的基本国情，通过有效的方式、方法来稳步的提高国民的海洋意识，使国民树立起一种全新的海洋观，让每个国人都对海洋产生一份信仰之情，让他们在了解认识了海洋后，能更合理的利用和保护海洋，进而较快的实现海洋强国梦。
参考文献
[1] 赵宗金，尹永超.我国海洋意识的历史变迁的类型分析[J].临沂大学学报，2012（4）：65- 69.
[2] 郭景鹏，王雪梅.美国卓越海洋意识教育中心简介[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0（10）：56- 57.
[3] 高建平.论国民海洋观教育体系的建立[J].浙江学刊，2012（1）：184- 189.
[4] 何立居.海洋观教程[M]. 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01.
关键词：民俗文化；海洋性特征；海南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6）03-0088-03
海南省是我国国土面积（陆地面积加海洋面积）第一大省，其中陆地面积3.54万km2、海洋面积200万km2，海洋文化资源极为丰富。海南是我国移民海外历史最早的地区，500万海南籍海外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已成为我国第三大侨乡。华侨文化的血缘、地缘亲情形成了海南独特的民俗文化。黎族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汉族、黎族、苗族、回族是世居民族，各民族的民俗文化极为丰富。海南北部以琼州海峡与广东省为界，西临北部湾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越南相对，东濒南海与台湾省对望，东南和南部与菲律宾、文莱和马来西亚为邻。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海南的区位优势愈发明显。
一、海南民俗文化概说
海南有汉、黎、苗、回等30多个民族，古朴独特的民族风情使海南社会风俗显得更加异彩纷呈。历史上有多次移民海南的高潮，尤以秦朝、西汉、隋唐、五代、元朝、清朝等时期为盛。各民族迁入海南，带来了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汉族文化，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的民俗与文化。各民族的民俗与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形成了“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多元的海南特色民俗文化。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海南的民俗与文化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如王天津等主编的《明珠海南的民俗与旅游》，邢植朝主编的《海南民俗》，焦勇勤、孙海兰合著的《海南民俗概论》，李明天等主编的《海南椰文化民俗三月三》，海南省民族研究所编著的《海南民族研究论集》，王养民、马姿燕合著的《黎族文化初探》，王建成主编的《首届黎族文化论坛文集》，王学萍主编的《中国黎族》等，研究内容包括生产、建筑、饮食、服饰、人生礼仪、、民间艺术、民间语言文学、民间文体娱乐等民俗与文化，但研究重点主要是海南陆地的民俗与文化，极少涉及海南的海洋性特征。
二、海洋民俗文化研究综述
海洋民俗文化是指人类受海洋影响而形成的敬畏海洋和利用海洋的观念意识、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及行为准则。具体而言，就是沿海的人们由于受海洋广阔、宽宏、潮汐、风暴、神秘、流通等特性的影响而衍生的人文特性和精神，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和生活等方面形成的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和处世方式［1］。山东、广东、福建、台湾、浙江、江苏、香港等地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成果丰硕，内容主要包括：（1）区域海洋民俗文化研究。刘芝凤认为，区域民俗源于该区域民众在自然与人文环境中相互磨合、影响及认同，闽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位置形成了特殊的海洋民俗文化，两岸文化的共性较多，为海洋文化共建提供了丰富的对接项目和资源［2］。（2）移民与海洋文化关系研究。曾少聪研究发现，明清以后随着闽南人大批移居海外，在闽南侨乡形成了一些海洋性习俗，使得闽南文化兼具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特征，如国内亲人将客死海外者的灵魂引渡回来的“引水魂”仪式［3］。（3）“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民俗文化相关性研究。杨国桢认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需要海洋文化的理论支撑［4］。（4）海洋民俗文化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的影响研究。徐晓望、徐思远认为，台湾从开始发展海洋经济就受到闽粤海洋文化的影响。漳潮的海盗文化是台湾开发的基础，而闽粤沿海以出口为导向的海洋经济移植是台湾经济能够迅速走在全国前列的根本原因［5］。（5）海洋民俗体育文化研究。黄玲指出，海洋民俗体育是海岛民众在海洋生产生活中开展的、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和海洋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海洋民俗体育活动从娱乐性、随意性转向竞技性、正规性，由娱神、娱己向娱人转变，其活动内容、活动形式和传承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其保护和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急需采取相应的发展策略［6］。（6）海洋民俗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与传承研究。毛海莹指出，海洋民俗文化反映了海岛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情感，表现了当地渔民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应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去解读海洋民俗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内涵，传承与保护海洋民俗，凸显其生存智慧与文化内核［7］。（7）海洋文化比较研究。陈思从历史角度比较了闽台海洋文化发展，认为台湾的海洋文化虽然是闽南海洋文化的移植和延伸，其发展迅速［8］。安成浩从海洋史和海洋文化两个方面考察了中、日、韩三国的海洋文化研究动向，认为需要进一步拓展区域研究、比较研究、生态研究，打破一国史观的界限［9］。（8）海洋民俗文化著作相继出版。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南海民俗风情文化辨》等“中国南海文化研究”丛书由广东经济出版社于2013年6月陆续出版，许桂香主编的《中国海洋风俗文化》等“话说中国海洋系列”丛书也由广东经济出版社于2013年7月出版。海南的海域面积达200万km2，但海南既不是海洋经济大省，也不是海洋文化强省。海南大学海洋学院由水产系演变而来，以海洋自然科学研究为主，海洋人文研究严重匮乏［10］。海南的海洋民俗与文化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1）海洋民俗文化论文仅有9篇，研究成果不多。（2）海洋民俗文化专著仅有1部，专题研究严重不足。陈智勇的《海南海洋文化》从古代海南的海洋文化发展历程、海洋性生活习俗、生产习俗、海洋信仰、海洋文学、海洋文化、海路文化、海洋旅游文化等方面论述了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综上，国内海洋民俗文化研究成果丰硕，但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严重滞后。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系统研究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不仅有利于充实“海洋民俗学科”的内容，完善海洋国土研究中人文资源学科建设［11］，而且有利于促进海南民俗文化的对外传播，增强国际旅游岛的文化软实力［12］，助力“海洋强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三、海南民俗文化的海洋性特征
长期以来，海南坚持以农业为主，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海南的民俗文化“陆地性”特征明显。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与“海洋强省”战略的实施，海南的陆地旅游与海洋旅游协调发展，古朴的海洋民俗文化获得了新生，具有突出的“海洋性”特征。
（一）勇闯南海，耕海民俗文化特色鲜明
海南地处我国最南端，海域面积200万km2，耕海民俗文化源远流长，渗透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1）海洋特色节庆。一是潭门南海的传统文化节内涵极为丰富。自宋朝、元朝开始，潭门、文昌等地的渔民就自编自用了南海航道《更路经》，并于2008年6月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古以来，潭门渔民就有开捕祭海的民俗，其文化内涵非常丰富。2015年8月1日，潭门第6届南海传统文化节暨首届赶海节隆重开幕，既有传统的祭海仪式，也有多项赶海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的8万多名观众。二是传统节日与海洋习俗相融合。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在海南很多地方，农历五月初五既是端午节也是渔家的“平安节”。是日，博鳌渔民先去祭石，然后成群结队去海边“洗龙水”，祈求身体健康、平平安安。（2）黎族船型屋。黎族人普遍认为船型屋是为纪念渡海而来的祖先而建，因其外形酷似船篷而得名。船型屋的建造技艺已于2008年6月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东方市江边乡白查村保存了81间船型屋，被誉为是“黎族最后的精神家园”和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的“活化石”，这些船型屋承载着黎族人诸多的传统文化和原始记忆［13］。（3）海洋特色饮食。一是黎族特有的风味美食“南杀”（黎家酸菜），腌制方法独特，无论是鱼类、肉类，还是野菜、野果类“南杀”，都有一股浓郁的气味，是黎族招待贵客的佳肴。二是回族的美食“酸汤鱼”，以三亚产的天然酸豆、酸杨桃等为配料，精心制作而成，味道极鲜。可见，海南少数民族在征服、利用海洋的过程中，饮食民俗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二）河海情深，民间海神信仰文化浓厚
海南岛上的各民族漂洋过海而来，以海谋生，海洋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同时，岛上有万泉河、南渡江、昌化江、宁远河、松涛水库、南丽湖等河流和湖泊，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使海南具有河海特色的民间信仰独树一帜。一方面海南天后圣母节、二月二“龙抬头”祭海大典、七月半“祭船公”等海洋神灵信仰文化浓厚；另一方面妈祖、水尾圣娘、108兄弟公等河海神灵雕塑或建筑遍布海南。其中，妈祖信俗于2009年9月30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我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遗产。妈祖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航海保护神，早在宋元时代，妈祖文化便随福建或广东商人传到海南，现在每逢妈祖诞辰（三月廿三）和忌日（九月初九），海口各天后宫都要举行妈祖祭典。
（三）内外交融，海洋民俗文化异彩纷呈
海南是个移民岛，岛内、外各民族交流频繁。一方面黎族是海南最早的居民，汉族、苗族、回族亦是海南的世居民族，与彝、侗、瑶、壮等少数民族交往密切，为海南的区域特色民俗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海南与东南亚诸国交往频繁，为海南民俗的多样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14］。据统计，海外的琼籍华人华侨有320万之多，尤以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较多。独具地方特色的海南“临高渔歌”，充满神秘色彩的海口“天后祀奉”，别具一格的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祭船公”，孕育渔民智慧的“南海航道更路经”，具有热带海岛特色的“椰子节”，初现活力的海南“赶海文化节”，延续至今的农历五月初五渔家“平安节”，规模越来越大的“二月二龙抬头”祭典仪式，蔚为壮观的端午节海边“洗龙水”，人气越来越旺的海南“欢乐节”等，为岛内、外民众的交往打造了平台，既促进了国内各民族的交往，也促进了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形成了海南多元一体的海洋民俗文化。
（四）内容与功能，由单一向复合化演变
民俗的形成与地理环境、天文历法、科技水平、等密切相关。随着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科技繁荣和各民族交往频繁，民俗活动逐渐集信仰、经济、社交、教育、娱乐等多重功能于一体，成为节庆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5］。琼海至今仍然保存着一条商埠古道———溪仔古道，其西连溪仔码头，是嘉积的通商发源地。古时，很多大陆商船行经琼海的嘉积万泉河，为求妈祖保佑，便在河畔筹资修建了“南天圣娘庙”。1969年，因修建嘉积水电站使万泉河的海河通道被阻断，但码头右边的“南天圣娘庙”得以保存。现在该庙不仅是单纯的海上保护神形象，而且成为了附近居民求子、求财、求平安和求姻缘之地，妈祖信俗的内容及功能由单一向复合化演变。
四、结语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向纵深发展，“海洋强省”“海洋强国”战略逐步实施，以及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交往进一步频繁，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将得到改观。加强海南民俗文化与海洋民俗文化的相关性研究，强化海南与其他省市和南海诸国的海洋民俗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推进“海洋强国”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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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洋管理 海洋实践活动 海洋行政管理
一、引言
在当今社会，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多，陆地资源的短缺，人类开始寻找新的资源，而远比陆地面积广博的海洋资源进入人类的视线，这造成了对海洋管理工作的难度和增大了海洋管理者的压力，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海洋管理方式已经被各国政府列为重点关注问题。海洋综合管理的发展具有突出的战略地位，因此，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海洋管理方式是我国当前海洋管理工作科学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重大课题，而通过对海洋行政管理这一学术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加强对海洋管理的关注。
二、 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分析
（一）对海洋管理的分析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高。因此，对海洋资源的利用越来越重要，海洋利益的各种矛盾也日益突出，一些沿海国家和政府为了争取更多的海洋资源的利用，不考虑海洋资源的综合发展，不顾后果恶性破坏、抢夺资源。为了管理这些诸多无序的行为，针对海洋资源与海洋利益的分配，在管理中将涉及到海洋的活动都称为海洋管理。在各类管理活动中，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不同性质的管理在理论和实践中也是不同的，其中一些是为了科学有效的利用和保护海洋资源，还有一些是为了增加经济效益。
（二）对海洋行政管理的分析
海洋管理的概念并不局限在对相应海域进行管理，从广义上来说，海洋管理主要是基于政府层面对所辖海域进行政治、经济以及环境开发等项目的综合性管理，当前海洋资源管理的主要方向是经济开发方面，管理人类的海洋实践。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区别意义不大。在现实中很多时候政府不进行对海洋的经验和管理，在社会关系中人和人的活动是政府特有的管理对象，而在海洋行政管理中，政府管理不是对以自然存在的海洋为对象，而是以人在各种海洋实践活动为其核心研究内容。从另一方面来看，自然海洋的管理也是需要通过对人的海洋实践活动来进行的，这就需要提高人的实践能力和活动的效率；海洋行政管理也需要在对人的活动管理和海洋资源的利用效益方面同步提高。 在内容方面来说，自然海洋的管理与对人的海洋实践活动的管理是相同的，但是，与海洋管理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即海洋利益的经济活动不是政府海洋行政管理直接的追求目标，而其主要目标是管理人的各种海洋实践活动。
三、 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基础
所谓海洋行政管理主要是各地区根据划分的海域界限，对海洋空间资源进行合理利用的管理模式，对于海洋资产的经营目的在于维护本国海洋资源的利益，实现海域价值的最大利用。海洋资产管理与国家利益、国际社会准则有直接联系，可以说，海洋资产管理是一种轨迹合作与公共道德准则相适应的开发性活动。明确与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知识和理论，让海洋行政管理得到迅速发展。建立有效地海洋行政管理学，推动海洋行政管理公正、科学、高效地发展，促进健康海洋事业的发展，丰富行政管理学的内容。
行政管理学在海洋行政管理实践中的科学合理的运用，并在实践活动经验总结中进一步完善海洋行政管理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基础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根据海洋行政管理，遵从行政管理的根本规律；二是分析总结海洋实践活动的规律，海洋行政管理是对海洋实践活动的管理，应当适应海洋实践的特点。
（一）行政管理理论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把行政管理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行政管理学关系到多种学科的知识内容，如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及行为科学等。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畴根据行政管理学的学科结构可以概括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基础、海洋行政管理的主体运行、海洋行政管理基本职责的落实。
（二）海洋实践活动的规律
从事海洋活动要根据行政管理的对象及其活动特点实施有效地行政管理，海洋行政活动有的要在海上进行，如监测海洋环境的变化、监查各类海洋实践活动、以及管理相关海洋公益活动，这些都是要求海洋行政管理的主体必需具有一定的海洋知识和海上活动技能。因此在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前提下总结了海洋实践活动的规律。一是要针对海洋行政管理的特定对象提出管理的目标和任务，二是根据海洋活动的具体实践环节，要求管理者具备相应的海洋知识，把握人类在海洋实践活动的规律。
（三）归纳海洋行政管理的历史经验
海洋管理要充分发挥出科学性，才能有效提高海洋行政管理的水平，对海洋行政管理经验要不断创新与改进，实现海洋管理的科学化发展，主要目的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海洋管理的方法应当向多元化目标发展，人类经济的发展必定带动活动空间的扩大，海洋资源的利用与管理必须以多元化方式进行发展，而政府对于海洋管理的职能也需要进一步扩大，从而实现海洋行政最优化管理。
2、管理方式方法的改变。海洋行政管理朝着现代化科学的发展，管理方式发生了以下几个革命性的变化：一是法制化管理，二是资产化管理，三是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来提高海洋的管理，四是为海洋活动提供公益服务。
3、海洋行政管理体制的完善。如今在社会影响中日益增大海洋事业的发展，海洋行政管理的任务也在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建立健全完善的海洋行政管理体制日益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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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键词：沿海；大学；海洋观；海洋文化
一、高校学生海洋观培养与塑造之背景
中国在地理位置上濒临海洋，有着广阔的陆地面积和海域面积，同时也有着悠久的航海历史，人们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中逐渐形成了许多先进的航海技术，促进了海洋文化的发展，并形成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向海而兴、背海而衰”的思维。
近年来，有关中国海洋边界的问题日益突出，东海、南海与他国的摩擦也不断升级。在这种国际形势下，对高校学生海洋观的培养就更为重要。举国上下十分注重该问题的研究与处理。从主席的有关表态和外交国务活动，可以看出其中的几个核心要义：一是中国一贯致力于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二是主张同直接当事国友好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议，反对国际化和进行外部干涉。三是主张在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原则基础上维护海洋法律秩序。四是希望美方恪守在有关领土争议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承诺。五是坚定维护在南海的和相关权利。对于领土问题，主席在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进行了论述――“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中国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嫉妒他国发展，但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这是就海洋国土问题的发声，而作为大学生，培养正确的海洋观十分必要。
二、海洋观内涵与价值分析
我国全面、系统、具体地对外公开阐述中国的海洋观及海洋外交政策，始于2014年总理对希腊正式访问期间。在中希海洋合作论坛上全面阐释了“中国海洋观”。就海洋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发展海洋交通和海洋安全、解决海洋争端和维护海上和平秩序以及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反对海洋霸权等问题，向世界提出了中国的看法。
海洋为人类增添福祉，开发利用海洋空间、海上资源已成为沿海国家发展的重要依托。我们在坚持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探索海洋奥秘，善待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环境。同时，中国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应积极参与在联合国框架下全球海洋新秩序的建立和完善，为维护公约宗旨原则作出积极的努力。
早在远古时期，我国辛勤的劳动人民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利用中国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开始对我国周边辽阔的水域进行探索。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海上航行的日趋活跃，航海知识与技术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并奠定了初步基础。汉代，我国航海技术日趋成熟，并于唐宋时期进入了成熟时期，逐渐达到我国古代航海史上的第二个高峰。至明代郑和下西洋时，运用水密隔舱、罗盘、计程法、牵星板以及线路的记载与海图的绘制等先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证明中国航海技术已经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的巅峰水平。
从隋唐五代到宋元时期，中国航海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海上丝绸之路便可以将足迹延伸至红海以及东非之滨。中国的航海技术日益完备，罗盘导航成为标志性技术，中国领先西方大步进入“定量航海”的时期。在明代永乐至宣德年间，中国航海家郑和整装出发，亲率两百多艘海船以及2.7万航海专业人士，先后七次远航抵达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总计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大学生的海洋观不光应该包括对全世界海洋整体的认识，还应该包括对海域的认识，海洋国土意识以及熟知中国海洋的变迁历史，这些都应该成为大学生正确海洋观的组成部分。
三、沿海高校学生海洋观培养可行性分析
1.沿海高校自然地理上的海洋特质
海洋从自然地理意义上讲，是具象的，所以直观意义上的海洋特质十分重要。中国有众多的沿海城市，有的城市市区就是临海，比如青岛、厦门、威海、烟台、大连、宁波等，也有城市中心区并不临海，主要是一些淤泥质海岸地区，比如江苏沿海的盐城、南通等地。对于市区临海的沿海高校，高校学生距离海岸线距离很近，可以直观地体验到海洋的壮阔与美丽。而对于校区不直接临海的高校来讲，海洋性气候亦可影响到学生的日常生活。
2.沿海高校学生在海洋观的认知原始性差异
由于学生的籍贯、成长条件不同，对于海洋的认识自入学起便存在差异，部分学生出生于沿海地区，熟悉大海，并且很多学生表现出对海洋的亲近。而部分学生来自于内陆地区，所居或是平原地带，或是丘陵地带，或是其他地形区，他们对大海的认知存在两极差异：一种是对大海的极度向往，对于大海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而另一种是对大海的恐惧，由于生活在非沿海区域，对于海洋，过多看重其不可知性，对于这样的学生正确塑造其海洋观十分必要。
3.沿海高校学生海洋观的教育经济优势
沿海高校的校区多地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高层次人才聚集，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很多城市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沿海港口，自古至今都是中国重要的经济中转站。对高校学生进行海洋观教育的优势十分突出，沿海城市在城市文化的宣传中也会渗透海洋观的教育与培养。
四、高校学生海洋观培养与塑造之途径
1.建立海洋观教育基地
目前全国沿海城市众多学校已经开始培养学生的海洋意识及海洋观。典型事例是中国海洋大学全国海洋观教育基地于2000年3月由中国海洋大学与国家海洋局共同协商建立起来的，并于2000年7月在中国海洋大学正式挂牌。自2000年7月基地挂牌以来，举办了大型海洋观教育系列展览，在本科生中开设了“海洋与中国未来”海洋海权教育选修课程。2001年，正式出版教材《海洋与中国未来》，举办了“纪念全国海洋观教育基地成立一周年暨两岸海洋观著名学者论坛”。2004年基地举办了“世界华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暨海洋观论坛”，有来自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4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2005年举办并组织了“国家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邮票发行仪式暨增强全民族海洋意识、重塑郑和辉煌大型海洋观教育展览”。2007年7月11日，应中国航海日组委会、青岛市航海日组委会的邀请，基地参与了一系列庆祝活动之外，同时独立承办了国家航海日海洋观教育大型展览，并在青岛市五四广场组织展出。
海洋观教育基地的建立为海洋观教育提供了一个载体，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现了海洋的科学人文魅力。
2.开设涉海素质教育选修课程
涉海素质教育选修课程可以是“海洋文化”“海洋人文地理”“中国海洋历史”以及“世界海洋历史”等，这些课程大都是交叉学科，融合了历史学、地质学、海洋学、社会学、气象学、水文学、艺术学等多种学科，其中多种学术思想交汇贯通。对于高校学生来说， 可以立体化学习到关于海洋的知识，也能在课程中对海洋观进行塑造。
3.举办涉海教育系列展览
在校内开设展览馆、博物馆。如无实际条件，也可以利用图片、声音、动画方式展示海洋的全貌，也可以与校外的海洋世界联合举办，直观、立体、形象地进行涉海教育。这种方式也是高校学生喜闻乐见的，能够起到非常直接的效果。
4.注重海洋观教育传媒途径宣传
海洋观教育的传媒宣传途径有许多，比如海洋题材的纪录片的开播，比较突出的是由青岛市委宣传部、青岛市旅游局、青岛广电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策划的纪录片《我在海边等你》，以海洋文化为基调，对青岛独具特色的海派文化和开放交融的城市性格进行了全方位展示。
生物纪录片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宣传途径。雅克贝汉和雅克・克鲁奥德联合执导的《海洋》生态纪录片，该片聚焦于生活在海洋里的动物们，讲述了海洋生命群体物竞天择以及弱肉强食的生存状态，同时展示了动物们和谐相处的美好一面。
5.开展面向海洋的社会实践和专业见习
充分利用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有效形式，不断引领学生直面海洋，亲近海洋，感受海洋的气息，学习海洋科学知识和海洋文化，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海洋。另外，通过面向海洋的专业见习与社会实践，实地参观沿海湿地、沿海港口等，这种途径也可以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海洋观。
五、结语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全民族树立正确海洋观是重要的任务，大学生作为中华民族未来的接班人，树立好正确的海洋观对于整个民族的复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培养高校学生树立正确的海洋观，使其从科学和人文的角度观察与对待海洋。沿海高校的学生应当亲近海洋、探索海洋，树立向海洋进军的精神，不断开拓进取，为我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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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洋文化；海洋意识；文化
0 引言
海洋文化包罗万象，人类缘于海洋，因由海洋而生成和创造的文化都属于海洋文化；人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如人们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都属于海洋文化的范畴。海洋文化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仅包括涉及海洋的宗教、信仰、神话、喜剧、文学、艺术等；广义上除包含狭义的内容外，还包括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海洋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它又包括三个相对独立而又紧密相连的微系统：海洋物质文化、海洋制度文化和海洋观念文化。
1 海洋与文化
1.1 海洋文化与文化的概念
文化作为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其定义种类繁多。截至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对文化的定义仍未达成一致。通常而言，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传统习俗、文学艺术、价值观念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是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中最重要的范畴，是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我国对文化的研究似乎一开始就与文明存续、文明图存等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1]。
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出现了诸如齐鲁文化研究、吴越文化研究、岭南文化研究等地域文化研究，随着沿海地区的文化研究，海洋文化也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海洋文化才开始较为系统的研究，比如曲金良教授认为，海洋文化就是人类认识、研究、开发和利用海洋，它是构成人类文化的重要部分之一。人类需要重视人与海洋的关系，应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海洋文化作为海洋资源的一部分，我国海洋文化的研究应当发掘和弘扬我国海洋文化的精髓，促进民族海洋意识的提高，进而为我国有关海洋政策的研究和完善提供一定理论支持。
1.2 海洋文化的特征
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文化包含了相互包容而又独立的三个方面，即物质、制度和观念。海洋文化也是如此：海洋物质文化、海洋制度文化和海洋观文化。海洋物质文化，可以直接感知的表层次文化，比如船帆、桨橹、盐田以及渔具等。其中海洋物质文化和海洋观念文化的发展水平决定了海洋制度文化，但海洋物质文化和海洋观念文化的组成部分不包括海洋制度文化，海洋制度文化也不是被动反应海洋物质文化和海洋观念文化，而是能动地反作用于海洋制度文化和海洋观念文化，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常年致力于海洋历史文化研究的杨国枢教授认为：中国走向海洋，需要对我国海洋历史文化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需要有中国海洋历史文化传统的自觉，才能正确把握其今后的发展趋向，进而取得适应新的历史挑战的自主地位[1]。没有海洋历史文化传统的自觉，便没有当代海洋发展的行动自觉[3]。由于不同地区或国家所制定的相关制度有所差别，所以关于我国海洋制度文化需要单独地进行分析和研究。
当前我们在对海洋文化研究的意义和定位的同时，必须重视制度层面的海洋文化研究。例如西方地区或国家因其悠久的海洋文化传统、积极的海洋扩展政策，率先开启现代化历程。尽管我国海洋文化发展缓慢，但是并非航海实力逊于西方，而是由于政策和价值取向不同，比如封建时期的闭关锁国，施行海禁政策和“重症轻技、重道轻器”等落后思想观念和政策措施。历史研究表明，只有主动地进行制度上的变革，实施采用合理的海洋政策，顺势而为，才能成为海洋强国。简单的说，不同的海洋制度文化导致不同的海洋文化差异。
2 海洋文化研究的新视角
单一的研究海洋文化的观点和方法不适合复杂的海洋文化。笔者认为只有结合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的角度和文化哲学这三方面研究海洋文化是可取且科学的。海洋文化并非“海洋”与“文化”两词的简单叠加或组成。海洋文化从属于文化，而又非我们传统意识中文化。因此从海洋这一方面来解释文化，为我们探索海上活动和海洋文化对我国的哲学思想或文化艺术起源的影响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从海上活动和地理环境的不同诠释了中西方数千年来发展历程的不同，认为海上经商对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1]。
从文化传统与海洋活动的互动关系出发，解释一个民族或国家海洋活动的方式、特征和海上活动的兴衰，即是文化解释海洋。我们转化角度，若依据海洋所特有的性质来解释文化，那就是海洋解释文化。海洋给予人类的不仅仅是无偿的物质资源，更多的是内在的哲学、哲理，比如海洋接纳所有河流水源，其象征胸怀之大，才可容下更多，简单的说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可以说是从海洋解释文化的经典名句。近几年有不少学者从海洋解释文化的角度探究其方向，开拓了新视野。
3 总结
21世纪为海洋世纪，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陆地可供开发资源的减少，世界各海洋大国之间在海洋经济、科技、资源、海权等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各国对海洋文化的理解和发展决定着这场竞争的格局与态势。可见海洋先进意识文化关系着中国海洋安全，海洋经济，海洋强国建设与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关系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富强的重要目标实现。中国海洋文化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全社会更新观念，提高对海洋文化发展重要性的认识，营造关心、支持、投入海洋文化发展的氛围中，迎接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科技和海洋文化的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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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综合实验；海洋科学；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107（2014）04-0073-02
当今世界，人口激增，耕地锐减，资源匮乏，环境恶化，在如此严峻的现实面前，各个国家都想方设法谋求出路，其中不少国家将目光投向海洋，我国也不例外。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迫切需要开发海洋资源，繁荣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以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建设海洋强国必须把海洋科学人才培养放在首要地位。笔者认为综合实验是典型的、个性特征明显的智力创新活动，它可以通过多种科研方法和思维方式，使受教育者形成创新思想、产生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因此，综合实验是海洋教育的重要平台，是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
一、海洋科学研究的内容与特点
（一）海洋科学研究的内容
海洋科学是研究地球上海洋的自然现象、性质及其变化规律，以及和开发与利用海洋相关的知识体系。它的研究对象，既有占地球表面近71%的海洋，其中包括海洋中的水以及海水中溶解或悬浮的物质，生存于海洋中的生物；也有海洋底边界――海洋沉积和海底岩石圈，以及海洋侧边界――河口、海岸带，还有海洋的上边界――海面上的大气边界层等等。它的研究内容，既有海水的运动规律、海洋中的物理、化学、生物、地质过程，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理论，也包括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以及海洋军事活动的应用研究。这些研究，不但涉及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大气科学以及水文科学，还涉及环境科学、管理科学和法学等。因此，海洋科学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科学体系[1]。
（二）海洋科学研究的特点
海洋科学研究有其显著的特点。第一，依赖于直接观测。直接观测的资料既为实验和数学研究提供借鉴，又对实验和数学方法研究的结果予以验证。第二，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方法在海洋科学研究中的作用越来越突显。直接的海洋观测获取到大量的信息资料，但这些信息资料是局部和片断的，只有借助于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加工，通过系统功能模拟模型进行研究，才能取得良好效果。第三，学科分支越来越细且相互交叉与渗透，趋于综合与整体化研究[2]。
二、海洋科学人才培养现状
十几年来，我国非常重视海洋科学人才培养，海洋科学人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技术水平上都有了很大提高，但跟社会整体科技水平和国际海洋科学整体水平相比还存在显著差距。我国在海洋科学人才培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1）国民海洋意识淡薄：“重陆轻海”思想根深蒂固；（2）学历结构不合理：海洋从业人员中，低学历人员比例太大 ，高学历人才缺乏；（3）年龄结构不合理：海洋高端人才老化现象严重，中青年高端人才匮乏；（4）专业技术结构不合理：海洋高新技术专业、应用型专业、特色专业以及品牌专业开设较少，专业技术人员比例远远低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5）人才流动渠道不畅通：人才引进困难，流失和浪费现象严重，用人机制不合理[3]。
三、综合实验在海洋科学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一）注重海洋科学基础教育
海洋化学综合实验，应该在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学生为主体，融合现代最新科学、科技知识，选取时代前沿课题，这既能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又能解决现实问题。教师应纵观全局，宏观把控学生思想动态，正确引导学生手脑并用，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展开实验项目。综合实验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查阅文献能力、分析综合能力、实验动手能力、数据处理能力、应对困难与挑战能力、创新能力和奉献精神等[4-6]。
（二）综合实验开展现状
海洋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已经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和重大经济损失（有时是毁灭性的），进而恶化了全球生态环境。天津科技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海洋科学系在实践教学环节，在大四第一学期开设海洋化学综合实验和海洋生物综合实验，对天津近岸海域进行每年一次的环境调查与监测，让学生了解附近海域的状况，分析海域环境是否异常，进而分析异常原因，科学拟定解决对策。指导教师立足于学院现有实验室条件和仪器设备资源，立足于学生对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宏观把控学生的选题。现以海洋化学综合实验为例，谈谈综合实验在海洋科学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海洋化学综合实验主要涉及四类实验项目，见表1。
表1海洋化学综合实验的项目名称及内容
（三）综合实验开展的意义
通过海洋化学综合实验，使学生经历一次海上实习训练，在整个出海过程中学生受到了课堂里无法感受的教育：（1）加强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2）相互关心与协作精神。（3）采样需要注意的要领，分为海水和沉积物样品以及生物样品，如何进行前期准备及预处理等。（4）精心设计采样点的分布，使采集到的样品既有一定的代表性（表层、水深5米、底层或其他），又覆盖一定的海域范围，使所得数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5）数据处理。用不同的方法处理数据，再通过不同的方式加以表达，看结果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分析哪种处理方法更合理，哪种表达形式更确切、更直观等。（6）结果讨论。对测得的数据进行汇总，看同一站位不同水深的同一检测要素之间的关系，再看不同站位相同水深的同一检测要素之间的关系，最后系统分析各种检测要素的分布特征及其存在形态，并用所学理论知识加以解释，简要探讨其机理。（7）提出应对措施。通过测定数据分析环境因子是否异常，导致异常原因，并进一步拟定应对措施。（8）撰写实验报告的过程，使学生学会系统分析实验数据，探讨实验中遇到的各种现象，提高撰写科研论文的能力等。
更重要的是，海上实习训练，使学生对海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激发了他们探索海洋、开发海洋、利用海洋的兴致和信心，奠定了服务海洋事业的基础。通过海洋化学综合实验的开展，我们清楚地看到，学生的学习习惯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整体能力有了显著提高[7]。
实践教学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综合实验在平台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海洋科学综合实验要把握时代精神和现实需要，适时进行更新与完善。通过综合实验的训练，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加强他们对海洋科学专业的理解与热爱，开阔视野，增强应对困难与挑战的能力，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培养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为其今后的工作学习奠定良好基础。培养优秀的海洋人才，编写机制灵活、内容新颖、绿色环保、体现时代精神与创新精神的综合实验教材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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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朱志彪，高山.设置综合设计性实验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0，（7）.
收稿日期：2013-09-25
[关键词]海洋亚洲 川胜平太 海洋环境史 海洋亚洲环境合作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115-10
海洋亚洲(Maritime Asia)是在国际历史学界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个概念，日本学者尤其喜欢使用。在这一概念背后，蕴涵着不同的历史认识观。即使在日本国内，也存在着由川胜平太和滨下武志等提出的不同的海洋亚洲概念。本文大体上同意滨下先生的概念，并试图为海洋亚洲研究领域增添一个新的、环境史的维度。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希望倡导和帮助建立海洋亚洲的环境史研究新领域，而不是要描述出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准确面貌。不过，通过转换思考的视角和提出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大体研究线索，可以为思考海洋亚洲的未来提供一些独特的启示。
一、中国和日本的海洋亚洲研究
传统的历史学大多只注重研究陆地上人类的活动。环境史兴起后，历史学研究被推进到了陆地上人与环境的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尽管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海洋仍然游离在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视野之外。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有远见的学者相继把目光投向了海洋，历史学研究开始从陆地走向海洋。
中国研究环太平洋历史发展和海洋史的代表是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何芳川教授领导的亚太区域史项目和厦门大学历史系杨国桢教授领导的中国海洋史课题组。何教授在1985年突破以陆地上的民族国家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的束缚，开始研究亚太区域史，相继出版了《崛起的太平洋》和《太平洋贸易网500年》等著作。我们现在尚不能确定这种转向是否受到了布罗代尔关于地中海研究和查杜利关于印度洋研究的影响，① 但他的研究确实与前面两位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注重对海上交通和贸易及其对当地文明影响的研究。1990年代初，杨国桢教授开始带领他的博士生探讨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希冀形成中国的海洋史学，相继出版了《海洋与中国》和《海洋中国与世界》两套系列丛书。按照杨教授的设想，第一套丛书（8本）主要探讨了中国海洋观、海港城市、渔业经济和渔民社会、海上市场、海外移民的演变发展等。第二套丛书（12本）除了继续深化前面的研究领域之外，还相继开拓出海洋社会史、海洋灾害史、海洋文化史、航海技术史等研究领域，把中国海洋史研究推向了新高度。
日本学者在海洋史研究方面也进行了相当深入和颇具理论意义的探索。因为，第一，日本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群岛国家的特性使之特别重视对海洋史的研究，但这个研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从“岛国”到“海洋国家”这样的认识转变过程。较早反映这一转变的是高坂正尧出版的《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一书。1998年，日本政府的智囊机构“日本国际论坛”启动了为期4年的项目――“海洋国家日本：其文明和战略”研讨会。其中，1999年度共举行了4次研讨，其成果汇编成论文集《21世纪日本的大战略――从岛国走向海洋国家》。第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一直存在着国家归属感的问题。日本到底是亚洲国家还是欧洲国家？它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在认识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东亚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殖民主义和西方现代性主导的年代，东亚被西方人认为是被动的“他者”，东亚学者也有意无意地接受了这种说法。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东亚的崛起，特别是日本的第二次腾飞，东亚学者开始尝试突破“西方中心论”的藩篱，开创多元化的世界历史认识和编撰的新局面。日本人类学家梅棹忠夫提出了最具影响力的“文明的生态史观”。[1] 梅棹认为，日本和西欧一样具有良好的生态条件，在欧亚大陆发展农业文明以及出现农业与游牧民族的周期性冲突的时候，日本的森林生态基础得以保护。但当大陆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历史出现大转折的时候，日本与西欧则平行发展，因此，日本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现代文明传播的结果，也与中国文化没有什么关系，是在江户时代的锁国条件下自己孕育出来的。梅棹1957年发表的《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一文被《中央公论》在1964年列为“创造战后日本的代表性论文”而重新发表。《文明的生态史观》单行本出版后，多次再版。“文明的生态史观”被誉为是“给予迄今为止的世界史理论以冲击的崭新的世界史理论”，是“战后提出的关于世界史理论的最重要的模式之一”。[2] 该理论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对后辈学者产生了深刻影响。
川胜平太在承认梅棹从环境角度对日本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进行解释的合理性的同时，认为他的理论仍然是陆地历史观，需要从全球史的视角进行调整。川胜认为，原有的世界史是以陆地为基础的欧洲中心论思想，但自从宇航员登月成功以后，我们可以形成从月球观察地球的全球史。转换观察视角后，就会发现在我们生存的地球上70%的表面被水覆盖，其余30%的陆地充其量只能被看成是中的一些群岛。现代文明并不是在西方内部自发兴起的，而是东洋文化通过海洋亚洲的海路传到西方促成了现代文明的产生。因此，海洋亚洲是现代文明产生的温床。在日本现代文明建立的过程中，海洋亚洲比西方发挥了更为决定性的作用。总之，在西方和日本发生的现代文明都是在应对海洋亚洲的影响过程中形成的，这就是“文明的海洋史观”。① 川胜并没有就此止步，作为小渊惠三内阁的高级顾问，他进一步提出了“海洋连邦论”，勾画出了“21世纪日本国土的构想”。[3] [4] 这一理论虽然在日本有很大市场，但也引起了周边国家学者的口诛笔伐，因为这个理论和构想透露出来的是“日本文明优越论”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气息。
与川胜平太的提法一样，滨下武志也使用海洋亚洲的概念，但是，他提出这个概念的学术路径以及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与川胜大不相同。滨下出于对“冲击与回应”理论和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传统历史解释模式的怀疑，提出了要从亚洲区域内部的国际秩序和地域经济圈来理解亚洲近代史的新理论。这一理论对我们重新认识世界历史的发展以及亚洲在其中的地位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他的“从亚洲进行的思考”是东亚自主意识在世界历史认识中的反映，在世界历史学界独树一帜。[5] 贡德・弗兰克就是在滨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世界如何进入近代的新解释。[6] 滨下在研究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近代经济圈的时候，很自然也要涉及东亚贸易网络的问题。研究贸易网络有两种思路，一是把它看成是以大陆为中心的贸易关系的附庸或延伸，另一种是从海洋来看亚洲。滨下采用了后一种思路，提出了自己的海洋亚洲的概念。这不仅有利于突破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研究单位的束缚，而且为我们从整体上完整认识亚洲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海洋亚洲指沿欧亚大陆东海岸、从鄂霍次克海到塔斯曼海的广大地区。把它连成一个整体的主要纽带是建立在海洋通道上的贸易网络。[7] （P20-60） 与川胜把中国看成是与海洋亚洲对立的大陆亚洲的代表不同，滨下的海洋亚洲不但包括日本等海洋国家，也包括中国等滨海国家。在滨下的思想体系中，中国和日本都在作为整体的海洋亚洲中各得其所。虽然滨下并没有指出他的理论对于认识东亚的现实和未来有何意义，但是，我们从他的历史智慧中可以获得一种历史与现实交汇的感觉，可以对东亚的复兴和亚洲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进行理性的分析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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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富有远见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研究视野转向海洋，这不是偶然的，也不只是他们要寻找新的研究领域的学术冲动所致，战后东亚经济的崛起是促使这个转变发生的最主要动力。而东亚经济主要是通过海洋来发展的，即使是传统上被简单化地认为是大陆国家的中国，它的经济起飞也是从东南沿海地区开始的。但是，海洋是个与陆地大不相同的生态系统，前所未有的频繁的人类活动必然引起海洋生态的巨大变化。研究海洋亚洲就不能不研究它的环境史。但是，中日学者却都尚未进行深入探讨。海洋只是被当成人类文明发生的另一个舞台或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来对待，人并没有被看成是海洋生态系统、甚至更大的全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原因大概在于学者们的知识结构缺陷。接受传统历史学训练的学者无力解读环境资料，更难改变业已形成的传统历史思维。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三年前，滨下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召开的“延续与断裂：从古希腊到现代世界”国际研讨会上提出，在研究历史时，不但要有国家视野和全球视野，还要有区域视野。区域史研究要超越民族国家的束缚，要发现新的课题，尤其是海洋问题和环境问题。何芳川教授不但意识到了海洋环境史的重要性，还在更广的范围、从基本理论上进行了初步探索，发表了《环境保护与人文关怀》一文。① 杨国桢先生在推进中国海洋史研究的时候，也呼吁要研究海洋环境，并做出了非常可贵的初步尝试，出版了《东溟水土：东南中国的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不过，对海洋环境的初步研究仍然局限在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范围内，海洋环境史还没有被作为主体来认识。
不过，原来的环境史研究也不注重对海洋环境的研究，只是到了最近，海洋才成为环境史研究的新领域。促使环境史学家关注海洋的是海洋生态学家，他们在研究海洋生态变化时发现和积累了大量数据资料。但和保护生物学家一样，海洋生态学家也不能对占其中99%以上的、可以上溯到1500年的资料进行历史分析，因此他们呼吁要建立一个得到广泛支持的海洋环境史学科。[8] 率先对此做出回应并进行海洋环境史探索的当数北欧的环境史学家，其代表人物是丹麦历史学家Peter Holm。他曾任欧洲环境史学会的主席，主要研究自中世纪以来的、北海和波罗的海环境变迁以及丹麦的渔业发展。但是，由于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都是用丹麦语发表，加之他注重实证研究，所以并没有发展出海洋环境史的新范式，或者说没有能够推动海洋环境史的迅速发展。1999年秋天，丹麦、英国和美国的大学相互合作，设立了“海洋动物数量变化史研究项目”，旨在“通过使用把历史学和生态学融为一炉的方法来改进我们对生态系统长时段演进的理解，尤其要关注人的影响，进而建立起培养海洋环境史学家和海洋历史生态学家的制度框架”。② 随着该项目的顺利推进，海洋环境史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随着海洋环境危机的加深，可以预见，海洋环境史研究将会有更大的发展。但是，与对大西洋、地中海、波罗的海等海域的环境史研究相比，东亚海域的环境史研究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二、海洋亚洲环境史的主要内容
如前所述，海洋亚洲环境史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相反，关于这一范围的不同部分的研究为我们建构这一研究领域提供了基础。
海洋亚洲研究和环境史研究都是新兴的研究领域，要找出把海洋亚洲环境史连成一个整体的相互关联的因素，需要采用历史学分期和分类研究的方法。从纵向来看，海洋亚洲环境史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500年以前。海洋亚洲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海洋环境的利用和海洋环境文化的交流在郑和远航时达到了高峰。第二阶段是15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获得独立。在这一时期的前期，亚洲以外的力量主导了海洋环境的利用；但在后期，日本的崛起给海洋亚洲环境打上了深刻的日本烙印。第三阶段是独立之后。海洋亚洲的崛起对海洋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海洋环境保护运动开始启动。从横向扩展来看，海洋环境史主要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历史上海洋环境的变迁；二是海洋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史；三是海洋环境与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关系史；四是历史上海洋环境文化的演变。
要谈1500年以前的海洋亚洲的环境变迁，就不得不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地质年代。在四大冰川和间冰期，太平洋水位发生超过100米的升降，中国沿海地区沧海变桑田。这不但有利于人类的进化，也有利于人类的迁徙。在距今1.8万年前后，海平面下降150米，黄海完全干涸成陆地。朝鲜海峡和对马海峡干枯，把日本列岛和大陆连接起来。大量陆生动物和中华先民的细石器文化传到了日本。但在距今6000年前后，气候转暖，发生“黄骅海侵”，尽管中日之间不再有陆桥相连，但先民已经发明了航海技术。[9]（P18-19） 海洋亚洲处于欧亚大陆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交汇之地，地质状况极不稳定，多火山和地震。板块漂移和火山活动在这里形成了许多岛屿和群岛。星罗棋布的岛屿为古人航海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火山灰和来自欧亚大陆主要河流的冲积物给这一海域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进而形成了许多大渔场，这是古代近海渔业发展的基础。造山运动的巨大压力也改变了物质的化学构造，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丰富的矿藏，为近代采矿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10] 另一个地质活动是厄尔尼诺或南方涛动现象。周期性出现但又难以预测其强度的、活动在赤道太平洋地区的这种气候现象会造成大陆地区和海岛地区截然不同的气候异动。
环境禀赋对海洋亚洲古代的经济政治发展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东亚大陆地区，尤其是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以锄耕和犁耕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黄河流域是粟作农业，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中国海洋民族充分利用了海洋提供的营养源。在分布广泛的贝丘文化遗址中，经常可以发现蚶、牡蛎、蛤蜊等20多种海洋软体动物，海贝不但成为先民喜爱的饰品，还是中国货币史上最早的“硬通货”之一。相反，在海岛地区，直到殖民主义东来之前，很多地方仍然处于刀耕火种的生产力发展阶段，难以形成庞大的中央集权国家。[11] 不过，海洋地质环境并不仅仅制造差异，它还给不同区域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海通大道。早在远古时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就形成了滨海民族夷和越。距今5000年以前，莱夷人就制造了独木舟。在距今4000年前，他们就会制造大木船，利用洋流远航至朝鲜半岛和日本，给他们带去了龙山文化的成果。同北方的夷一样，南方的越人在河姆渡时期就会造船。到春秋战国之交，越人已能建造大型戈船和楼船，不但可以北上日本，还可以经过台湾深入南洋，把中华文化传播到菲律宾、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12] 此后，这些地区的航船不仅会劈刺往来游弋，还会航行至中国。这些民族在进行捕渔等生产活动的同时，也开始进行海上贸易。中国国内的华夷秩序也随着海上联系的增多而逐渐扩展到整个海洋亚洲地区。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耕作技术、制度文化等经海路向朝鲜、日本和南洋诸国传播，同时朝鲜的金、银、铜等金属，牛黄、人参等药品，马、狗、海豹皮等物，以及日本的折扇、水晶制品、香盒等精美手工艺品也输入中国。明朝建国不久，倭寇开始横行，严重影响了中国与日本和朝鲜的朝贡贸易。但是，中国和南洋的贸易因郑和航海而进入一个鼎盛时期。
1500年左右发生的世界三大航海活动改变了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内容。这一区域不再是和平之海，而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掠夺、剥削的平台。原来形成的华夷秩序逐渐被条约体系所取代，在一定限度内利用海洋资源的经济逐渐被过度向海洋索取的经济所取代。日本崛起以后，为了形成自己的霸权，企图独霸整个海洋亚洲，进而控制整个太平洋，成为世界的霸主。而在前一时期主导海洋亚洲秩序的中国却沦为了任人宰割的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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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季风洋流依旧，但大风帆、蒸汽机等装备的现代舰船和现代航海知识武装的海军在原有的海洋亚洲贸易网络基础上，用资本把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各国的沿海港口都变成了殖民主义国家输出商品和掠取原料的集散地。为了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中国沿海地区出现过度种植和过量开垦的情况，生态遭受严重破坏。[13] 东南亚地区香料、稻米的大量种植，不但没有满足当地人的生活需要，而且过度的单一种植损坏了当地业已形成的生态平衡。[14] [15]
在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后，海洋亚洲出现了大规模的物种和病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物种和疾病经过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从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方向传入海洋亚洲。梅毒最早出现于1494年的意大利战争期间，1498年由达・伽马的水手带到印度，1505年传到中国和日本。腺鼠疫随着殖民扩张传入中国的香港和云南之后，迅速向北方和南方传播。厦门和福州于1894年和1901年分别被传染，并经水路进入内地，1899年流传到满州通商口岸牛庄。霍乱也在英缅战争中被英军带到缅甸，然后从曼谷到广州，进入中国内地，或传至宁波，进入清帝国内陆，1821年传到北京；进而越过长城，横扫蒙古，最后达到莫斯科。从1820-1932年，中国共经历了46次霍乱。外来流行病肆虐，使中国、日本的人口发展在17、18世纪几乎停滞。[16] 与此同时，外来物种的到来不但改变了海洋亚洲的景观，还改变了亚洲人的饮食结构。玉米的故乡是墨西哥和秘鲁。哥伦布从古巴带回欧洲，后传至东南亚，16世纪中期经缅甸传入云南，经南洋群岛传入福建等沿海地区。到清朝乾嘉年间，玉米开始大面积在中国播种。甘薯原产南美热带地区，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从吕宋(菲律宾)引种福建，万历八年从安南(越南)引入广东，然后从这些地区向内地推广。这两种作物的引进改变了中国的粮食生产布局和食物结构，半干旱地区粮食产量增加，绝大多数劳动者北以玉米为主，南以番薯为生。花生和辣椒的传入促进了中国的烹调发展。烟草来自美洲，哥伦布1492年从古巴带回欧洲，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从吕宋、越南传入闽广；明崇祯十年(1637年)从日本经朝鲜传入中国东北。[17] 不过，疾病和物种的传播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来自中国的柳橙及柑橘属水果引入欧洲，可以帮助治疗航海中的坏血病。19世纪末，蒸汽铁甲船广泛应用于海洋亚洲航线，压仓水的使用也就意味着各港口之间会进行频繁的海洋生物交流，形成了所谓“港口生物区系”。它有时会破坏渔业，有时还会引发赤潮。
在资本主义时代，海洋资源成为各国争夺的重要对象。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远洋捕鱼能力大大增强，加之近海渔业资源逐渐减少，于是在1920年代闯入中国黄海和东海海域，尤其是在舟山渔场捕鱼，引起中日1924-1932年的捕鱼之争。中国政府援引国际海洋法，在保护国民捕鱼权的同时宣示自己的海洋国土。但是，由于过度捕捞引发了严重的渔场退化，三英里限制严重妨碍了中国渔民的捕鱼权。更何况由于技术先进，日本捕鱼船在舟山渔场退化后已经转向了南海。[18] 这说明，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强权时代，有限的国际海洋法并不能保证弱国的海洋和经济安全。对渔业资源的争夺不但是经济扩张主义的表现，同时也是对领土的侵犯。
对矿产资源的开发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这方面的典型是日本的足尾铜矿污染。足尾铜矿位于群马县境内，从1600年开始开发，1871年民营后，产量大增，1884年达2886吨，占全国铜产量的26%。随着产量的增加，环境污染和破坏也大幅增加。足尾铜矿石大约含有30-40%的硫黄，精炼时产生大量二氧化硫和重金属粉尘。其中的微量元素砷、镉、锌、铅等会对人和其他生物产生各种危害。二氧化硫会造成矿山周围树叶漂白，树木枯死。加上炼铜需燃料，乱砍滥伐导致森林消失，水土难以保持，岩石，河水混浊，鱼类大批死亡。即使1973年足尾铜矿被关闭，但污染的影响仍在继续。[19] 类似事件在海洋亚洲的其他国家也都有发生。
在日本推行“大东亚共荣圈”政策的时候，它从中国、朝鲜半岛和南洋各国获取了大量物资，但送给他们的是“三光政策”和细菌战。日本侵入朝鲜后，首先进行土地、森林、矿产资源的调查，然后颁布和实施《朝鲜矿业令》、《朝鲜渔业令》、《森林法》以及《大米增产计划》。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掠夺朝鲜的资源，支撑日本的畸形工业化，特别是军需工业。[20] （P104-155） 在中国，日本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保障军需资源为出发点，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的资源。除了重点开发日本缺乏的煤、铁、油页岩、菱镁矿等矿产外，还运走了大量大豆、高粱、面粉等粮食，棉线、丝绸等纺织品和建筑材料。[21] 在东南亚，日本感兴趣的仅仅是石油、镍、锡、矾土等矿产物资。由于海洋亚洲的经济被日本纳入了战时经济的轨道，致使当地生产完全是为了殖民统治的需要，发生了多起饥荒，天花、霍乱、腺鼠疫、鼠疫也重新开始流行。[22] （P920-935）
和古代相比，近代的海洋亚洲环境史呈现出不同特点。一是海洋资源被当成商品和财富大量开发利用，尤其是渔业和矿业资源。二是为了争夺资源不惜进行战争。三是外海洋亚洲的力量和物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本地区的景观和资源构成。海洋亚洲的环境被前所未有地改变了。
二战以后，海洋亚洲的环境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海洋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海洋对经济的贡献急剧增加，海洋资源的纠纷日益严重，海洋环境保护的合作更显重要。
在海洋亚洲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海洋环境的贡献越来越大。大致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衡量：一是海洋自然资源开发的实物产量占同类产品全国总产量的比重；二是海洋开发产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三是海洋开发的就业人数及其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四是对外经济联系对海洋的依赖程度。海洋亚洲国家和地区比较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完全的海岛国家，以日本为典型；另一类是海陆并举的国家，以中国为典型。日本全国人口和产业的50%以上分布在海岸带地区的小平原上。日本人饮食中一个主要动物蛋白质来源是海产品。日本的贸易主要靠它最现代化的远洋船队来完成，还建立了世界性的运输网络。日本经济对海上贸易的依存度超过90%。日本陆地资源贫乏，经济建设所需资源主要靠进口和从海洋获得。早在1980年，海洋产值就占到日本国民总产值的2.8%，如果加上原料和产品1/2以上靠海洋运输的临海产业的产值，海洋产值就占到国民总产值的10.6%以上，海洋开发对劳动就业的贡献为9.8%。[23] （P145-165）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约1．8万公里的海岸线，6500多个500平方米以上的大小岛屿和大约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根据《2006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中国海洋生产总值达20958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0.01%，比2005年增长13.97%，高出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3.3个百分点。全国涉海就业人员达2960.3万人，比上年增加180万个就业岗位。海洋还是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石油等重要战略资源进口的主要通道。2003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8512亿美元，占GDP的60％，原油进口高达9112万吨，占总消费量的36％，其中的90％以上依赖海上运输。这充分说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海洋在中国经济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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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亚洲国家对海上资源越来越重视，自然也存在许多争议，影响比较大的有中日东海油气资源争议和南中国海油气之争。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海南部发现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颁布后，中日双方在东海海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日渐突出。日本主张适用等距离中间线以及距离标准；中方则主张适用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随着中国在东海开采油气田的成功，中日间围绕东海能源开发和划界问题的争端骤然升温。2004年，日本舆论惊呼中国正在开采的“春晓”天然油气田群会像吸管一样，把原属日本的油气资源吸走挖空。于是，中日双方自2004年10月25日开始就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进行谈判。到今年，经过7轮司长级磋商，中日双方都认为，最好的选择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两国在如何界定可能进行的共同开发的海域方面分歧依旧，南中国海的油气资源之争更为复杂。在南沙群岛的南部区域，马来西亚从1970年代开始就深入中国断续国界线范围内进行大规模油气资源勘探和开发。在南沙群岛的东部，菲律宾也深入中国海域进行大规模油气开采。在南沙群岛西部，越南划分了上百个油气招标区进行合作开发。目前，南沙海域已经发现含油气构造200多个和油气田180个，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周边国家都在南海开采石油，已经钻井1000多口，年采石油量超过5000万吨，其中马来西亚的开采量最多。越南近几年来还不断同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签订勘探开采石油、天然气的合同，大有使南沙问题国际化的趋势。①
海洋亚洲还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海洋领土争端。从北到南相继有：日本和俄国的北方四岛问题；日本和韩国的独岛（竹岛）之争以及“日本海”正名之争；中日之争；中国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在南海的领土之争；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在泰国湾的争端；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在阿拉弗拉海的争端等。② 这些争端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因为不但涉及，还隐含着巨大的资源利益之争。但是，南海各方鉴于共同的利益，在2002年达成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承诺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根据这些原则，中国和越南之间成功地划定了北部湾的边界，并签署了渔业协定。北部湾划界是中越双方适应新的海洋法秩序，公平解决海洋划界的成功实践。
在海洋开发越来越深入的同时，海洋污染和生态破坏也越来越严重。来自陆地的废水等造成近海的富营养化，形成赤潮。1993年，中国近海发生了19次赤潮，2006年增加到93次。从河流带入海洋的淤积物威胁着海洋生物的安全。频繁的海上运输和大规模的海上养殖也带来了大量的外来物种，破坏着亚洲海洋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更为可怕的是海上石油泄露。据说，东亚海域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海洋运输和近海石油开发引起的石油污染。而油膜覆盖最厚的除了石油运输沿线之外，就是泰国湾和南中国海的越南一侧。另外，围海造田和从海滩、海底采沙也大大强化了对海底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海岸的侵蚀，导致部分海滨浴场、海港、养殖设施遭到破坏，沿岸农田和居民区受到威胁。
海洋亚洲的环境问题不但引起本区域内各国的重视，也引起了国际环境保护组织的重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自1974年建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建设地区性的国际海洋保护合作体系，仅涉及海洋亚洲海域的就有“东亚海行动计划”、“南太平洋行动计划”、“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等。“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保护的海域是日本海和黄海，参加的国家有中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自1994年设立该计划以来，先后召开了多次政府间会议和专家研讨会，希望能建成共同的海洋环境数据库，交流各国海洋法研究成果，设立海洋环境监测计划。1981年，东盟五国启动了“东亚海洋和沿海地区保护和开发行动计划”，并颁布了“东盟环境马尼拉宣言”，开始进行海洋环境评价（包括资料收集、技术人员培训、海洋环境退化原因分析等）和管理（包括管理人员培训和能力建设、联合环保执法、环境友好型管理等）。随着政治外交形势的好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这个计划中又接纳了韩国、中国、澳大利亚、柬埔寨和越南，并推出了1994年版的东亚海行动计划，把关注重点从先前的石油污染转向了包括海洋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等方面的生态系统状况，强调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对海洋环境进行综合管理，进而促成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发展。200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东亚海行动计划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和全球环境基金合作共同推出了“南中国海计划”。该计划是多边政府间合作项目，旨在改变南中国海环境退化的趋势，希望保护海草、红树林、珊瑚礁、湿地和鱼类，防止来自陆地的各种污染。同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把参与国扩大到14国，开始实施建立“东亚海域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重点探索跨行政管理边界的海洋区域环境的综合管理方法，并于2003年12月在马来西亚召开的第一次东亚海大会和部长论坛上通过并签署了《东亚海可持续发展战略》。[24] 2006年12月12日，第二次东亚海大会及部长会议在中国海南省海口市举行，签署了《实施东亚海可持续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宣言》（即《海口伙伴关系宣言》）。如同这次大会的主题“共同的海洋，共同的人类，共同的愿景”所昭示的，海洋亚洲环境问题作为本地区共同的问题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
从当代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发展可以看出，海洋亚洲国家对海洋国土资源前所未有地重视，产生了许多争议和冲突，但是都能在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前提下把冲突控制在可以进行和平谈判的范围内，这就为共同利用和最终和平解决打下了基础。另外，随着东亚经济的迅速崛起，海洋亚洲环境呈现出全方位退化的趋势，要达到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利用的目标就必须进行合作，就必须形成开放的区域主义，这才是生活在同一区域的人们应该追求的共同愿景。
三、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启示
尽管前述内容只是对海洋亚洲环境史勾画出了一个基本轮廓，但是因为转换了观察海洋亚洲的视角，我们大致上从中可以得出一些新的启示。
第一， 环境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为地把亚洲分为大陆亚洲和海洋亚洲是不合适的。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的思维不同于自启蒙运动以来主宰历史学的现代思维。历史学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强调理性、进步、二元论、还原论、机械论，认为历史总是在人的理性的作用下不断向高级发展的，对立的因素通过机械的作用促成历史事件的发生，前面的变化总是成为之后发生变化的原因和动力。这种因果关系看似相当严谨，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纷繁复杂的历史真相。川胜平太的研究就是这种历史思维的结果。他从日本后来独特的发展追溯到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并与地球上的海陆分布结合，提出海洋国家和海洋亚洲的观点；再利用二分法把海洋亚洲与大陆亚洲对立起来，进而提出建立海洋亚洲连邦，以孤立和排斥中国。滨下先生的海洋亚洲概念是从整体出发提出来的，与从环境史角度来看亚洲特别是东亚有许多共通之处。也正因为如此，从他的海洋亚洲概念出发，他自然会提出研究海洋亚洲环境的设想。环境是由不同生境组成的，各生境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机械联系，而是有机联系，其相互作用会产生“蝴蝶效应”。另外，环境质量的好坏也不是由最好的生境或各生境的平均值来决定，而是由最差的那一部分决定，这就是“木桶效应”。① 就海洋环境而言，它的质量不光取决于人类在海洋活动造成的损害，还取决于陆地的人类活动和陆源的污染。即使是海洋经济活动也完全是与大陆经济活动整合在一起的。把海洋与大陆截然分开，从环境整体性来看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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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历史思维认为中国是大陆国家，是面向内陆的。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如前所述，中华先民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在海边和海上活动，发展出自己的海洋文化，并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后来，随着对海洋认识的加深，中华民族以海为田，从事海外贸易，甚至移民海外。当然，这些地域性的海洋意识由于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并没有成为主流或官方意识，[25] （P89-104） 但据此就否定中国的海洋特性肯定是不对的。建立在这种历史思维之上的政策建言也是大有疑问的。川胜的“海洋连邦论”对日本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与“大陆亚洲”对抗不仅不利于日本的长远发展，也影响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只有把所谓“大陆亚洲”与海洋亚洲整合起来思考，才能有效解决现在出现的一系列诸如环境污染、海底资源争端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只有陆海和合才能实现互利共赢。
第二，在目前政治历史纠纷严重的情况下，海洋环境合作是最容易突破的领域。中日之间虽然存在着历史认识问题、政冷经热现象、日本军事化和国家关系正常化等复杂问题，但是，环境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中性的，又是带有整体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例如，东亚海域的污染因为大气环流和洋流的作用，会对处在这个海域的所有国家产生影响，民族国家的海上疆域并不能阻止污染的跨界移动。另外，陆上的污染也会越过海洋传到海上国家。从中亚起源的沙尘在中国境内加强后会飘向日本。海上的污染也会通过食物链传到陆上，给食用者造成危害。但是，由于这些问题大多不是政治直接作用的结果，是不易政治化的、比较纯粹的、但直接危害人类生命安全的问题，因此，解决起来不但快速而且相对比较容易。① 不过，环境问题又不是绝对的技术问题，它的解决也会产生连锁效应。因为环境治理不但需要政府付出努力，也需要公众广泛有效的参与；不但需要行政积极干预，也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不但需要所在国付出努力，也需要国际社会给予积极帮助和协作。因此，率先解决海洋环境问题必然会造成海洋亚洲的共同进步，为其他问题，如最为敏感的领土之争的解决创造良好条件；反过来，敏感问题的解决一定会加快区域海洋环境问题的改善。
第三，推动有效的海洋环境合作一定会促成海洋亚洲各方的共赢。尽管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之后，部分海域具有了民族国家国土和的性质，但是，从环境史的视角来看，海洋是人类共同的海洋，它的未来也是人类共同的愿景。既然海洋具有公共财富的性质，如果沿海各国仅仅从自己的一己私利出发加以利用，必然会重演“公地的悲剧”并产生“零和效应”，这是任何一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惟有各方从共同利益出发，综合考虑，采取彼此互相照应的措施，才能保持海洋环境的健康稳定。为争夺环境资源进行战争更是不可取的，海洋亚洲环境史已经提供了这方面的教训。但是，保护并不意味着不利用海洋资源。海洋亚洲是全球经济发展最为强劲的地区，对海洋资源的利用力度也在不断提升，海洋资源争端不但数量增多，强度也在危险地升高。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如果从海洋环境史的视角来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如果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就能破除在思考亚洲未来时只注重某个民族国家的利益，而忽视区域和全球环境系统整体利益的狭隘性，进而有利于形成既兼顾国家、区域和全球利益，又兼顾人的需求和生态系统平衡的负责任的国家战略。只有这样，有争议的海域才能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但是，共同开发并不意味着竭泽而渔，开发必须保持在可持续和最适宜的限度(Sustainable yield, Optimum yield)之内，而不是不顾海洋环境的承载力竞相追求产量的最大化(Maximum economic yield)。[26] 只有这样，海洋亚洲才能在连续保持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和谐共赢，创造出既能保护海洋亚洲环境又能实现亚洲复兴的可持续的新型文明。这种东亚文明一定能在世界文明转型的过程中率先提供新的范式，东亚的复兴也就因此而具有了新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②
第四，海洋亚洲的和谐是这一区域所有国家和学者共同的愿望，实现这一构想需要学术界做出更多的努力。海洋环境史研究是一个新兴的但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它的开拓和发展需要所有国家对此感兴趣的学者共同努力，需要把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形成合力。在这一方面，东北亚国家的学者已经开始行动了。在日本学术振兴会亚洲研究教育事业事务局资助下，日本的学习院大学联合韩国的庆北大学和中国的复旦大学共同研究“东亚海文明的历史与环境”。三国学者综合历史、考古、地理资料和卫星图像处理、海洋科学、气象学等的资料和方法，共同研究历史上东亚海文明和环境的互动关系，尤其是长江和黄河的变迁对东亚海文明的影响。③ 这个项目的持续时间是2005到2010年。该项目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其规模和影响比较有限。应该说，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各有优势，也都各有自己的局限。如果海洋亚洲各国的相关学者能够团结起来，共同组建一个区域性的研究学会，就可以动员国际学术力量，整合国际学术资源，全面推进海洋亚洲环境史的研究，在环境史向海洋拓展中迎头赶上，并为海洋亚洲在国际环境史研究中赢得一席之地。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持续推进，不但可以帮助化解海洋亚洲遇到的资源领土争端，还必然为建设和谐繁荣的海洋亚洲提供新的动力。环境史的批判和警世功能也会在促进海洋亚洲的持续发展中得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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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机制;演化博弈论
引言
自2003年全国海洋产业总产值首次突破一万亿元(10077.71亿元)大关以来,我国海洋经济迅猛发展,2003年—2008年海洋生产总值增长率基本稳定在8%-10%的水平上,且每年均高于同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海洋经济作为一个复杂的经济体,其管理体制的健全与否直接影响到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建国以来,海洋经济曲折中前进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海洋经济管理体制也几经变迁而日趋完善。由建国初期分散的行业管理体制,逐步走上统一管理的轨道,最终形成现今以“条块”结合为特色的海洋经济综合管理体制。深入分析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历程,不难发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策的规划与指导积极推动着海洋经济的体制优化。但究其本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演化是受自身发展规律约束的,政策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的整个过程中只是起到加速或减缓的作用。
国内外学者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研究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1)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类型。自然条件、政治制度以及经济水平的差异,导致各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类型的不同。国内外学者基本将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分为三种类型:分散型、集中型以及分散与集中结合型。(2)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发展历程及现状研究。一类学者从整体出发,将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行业分散管理阶段——初步统一阶段——以“条块”为特征的综合管理阶段。另一类学者则从具体产业出发,分门别类地研究各海洋产业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与现状。(3)深化改革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路径措施研究。诸多学者从管理学、生态学、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多个角度出发提出深化改革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路径与措施,认为我国海洋经济必须走综合管理的道路,行业管理与区域管理二者缺一不可。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时,着力点多集中其历史沿革、现行体制的“好坏”以及改良的路径与措施等方面,尽管也有少数学者试图从历史学的角度探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历程,但分析结果多停留理论层面,并未从体制形成的根源出发探讨体制变迁的内在机制。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突破方法上的单一性,从演化博弈论的角度出发,找出影响其变迁的主要因素,深层次剖析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变迁的机理,探索其演化的内在规律。
一、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博弈模型
(一)演化博弈模型
演化博弈论是建立在传统博弈论基础之上,假设参与人是有限理性的条件下,将动态的重复的策略调整融入到传统的博弈理论之中而发展起来的,用来分析生物、社会、经济等一系列活动变迁行为的一套新的理论。演化博弈论的思想最早起源于19世纪30年代,理论渊源来自于两个方面:演化理论与博弈理论。它突破了传统博弈论关于参与者完全理性的假设,认为参与者是有限理性的,参与者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来决定下一步的策略。演化博弈论虽然是建立在传统博弈的基础上,但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演化”。演化博弈论包含两个基本概念:演化稳定策略(ESS)和复制者动态(RD)。这一对基本概念共同构成了演化博弈理论的两大基石。
(二)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博弈模型
海洋经济管理中有众多的参与者,根据具体实施主体,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中央、地方政府以及各海洋产业。其中,海洋产业是海洋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海洋经济管理工作实施的基本单位。海洋产业发展需要合适的海洋经济管理体制作为支撑,海洋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可协调的矛盾也推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本文中将各海洋产业作为演化博弈模型的主要参与者,旨在通过分析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博弈来透视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机制。
1、模型假设
(1)海洋经济活动中的参与者是有限理性的。
(2)每个参与者都有两个选择策略:“独立”、“联合”。
模型中参数设置如下:A、B分别为海洋经济中任意两个有关联关系的海洋产业;S为可能的策略集,S={“独立”,“联合”};p、q分别为参与者A、B选择“独立”策略的概率;λ为海洋产业选择独立发展导致产业间矛盾产生的损失值;α为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后由于法律法规、活动空间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导致自身能力无法尽情施展而导致的损失率;β为该海洋产业与相关产业组的关联度,关联度越高,协同效应越高;这里假定α、β值为既定的。
2、模型构建
下面我们对博弈双方的收益情况进行分析:(1)当A、B都采取“独立”策略时,两部门获得正常收益的同时,承担由于活动交叉导致矛盾产生而造成的损失值λ;(2)当A、B都采取“联合”策略时,两部门在避免了矛盾产生所造成的损失值λ的同时,获取由于协同作用而产生的额外收益,A、B获取的额外收益分别为βL、βL,但同时也会由于自身发展受限而遭受一部分损失,损失值与本产业的发展水平有关;(3)当A、B两个参与者,一个采用“独立”策略,另一个采用“联合”策略时,采用“独立”策略的一方由于对方采用了“联合”策略而免受矛盾产生所带来的损失,同时也不能获得额外收益;采用“联合”策略的一方由于加入关联产业组而获取一定的额外收益,同时也由于自身发展受限而遭受一部分损失。
根据以上分析,A、B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由表2知,当时,即一个海洋产业加入与其相关的产业组后获得的额外收益高于加入产业组时的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通过观察、学习和模仿会不断调整自己的选择策略,逐步向产业“联合”方式发展。此时,(联合,联合)是演化稳定策略。
(2)若各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如表3:
由表3知,当时,海洋产业在加入产业组时会考虑加入前后收益或成本的大小,由于,即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后总体损失值降低了,但是出于显性利润的驱使,参与者选择“联合”策略的动机并不强烈。此时海洋产业会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加入或不加入相关产业组。此种情况下,演化博弈模型没有演化稳定策略。
(3)若(其中,i=1,2),各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如表4:
由表4知,当时,海洋产业在加入产业组时会考虑加入前后收益或成本的大小,由于,即产业加入产业组后总体损失值升高了。此时明智的海洋产业会选择“独立”策略。此时,(独立,独立)是演化稳定策略。
二、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机制分析
通过模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影响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变迁的关键是海洋经济中“成本与收益①孰大孰小”,表象上表现为α、β、λ、L等值的大小。
(一)参数变动对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变迁的作用
1、α值的大小。α为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后由于法律法规、活动空间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导致自身能力无法尽情施展而导致的损失率。若α值偏大,相对于固定的产业规模,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时的损失值则大;反之,则小。α值的大小是与海洋产业的技术水平、海洋资源的多寡紧密相关的,技术水平高、海洋资源匮乏时α值较高。较高的α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独立”发展策略。
2、β值的大小。β为该产业与相关产业组的关联度,β值越大,加入相关产业组获得的额外收益也就越大;反之,越小。较高的β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联合”发展策略。
3、λ值的大小。λ为海洋产业选择独立发展导致产业间矛盾产生的损失值。λ值越大,海洋产业越有动力与其他产业联合;反之,则反是。λ的大小与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各海洋产业各得其所,相安无事,λ值较小;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新增的海洋产业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均会导致矛盾的增多。较高的λ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联合”发展策略。
4、L为相关产业组的发展水平,相关产业组发展水平越高,海洋产业加入进去获得的额外收益越高;反之,越少。较高的L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联合”发展策略。
(二)我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演化机制
1、建国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行业分散管理阶段
建国初期,我国在海洋领域的主要政策是恢复和发展传统海洋产业。在开发利用海洋技术水平有限的前提下,海洋产业进行联合发展的协同效益很小。同时,如海洋产业选择“联合”策略则意味着要出让活动领域、遵守法律法规等,对于具有一定规模经济的海洋产业来说,这些成本将是巨大的。因此,联合发展获得的额外效益远远小于出让活动领域等造成的损失,即。同时,由于海洋开发与利用水平低下,各海洋产业独立发展,矛盾并不突出,这意味着λ值也很小,即—1。此时,海洋产业之间没有联合的动力,各海洋产业独立发展,与此相适应,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呈现一种分散管理的特征。
海洋文化是与海洋有关的文化,是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海洋而创造出来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曲金良,1999)。换言之,海洋文化是一种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文化,其本质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即人类在接触、认识、利用海洋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比如航海文化。
受海洋文化的影响,英汉语言中出现了数目众多的与海洋相关的习语。根据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of American English(1988)及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1998)的定义,习语通常是一种具有隐含义,并且必须建立在实践经验基础之上,已经约定俗成的语言。习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习语仅指成语,而广义的习语包括成语、谚语、俚语、俗语等(李建军,2004)。本文采用广义的习语分类,在“萨丕尔-沃尔夫假说(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的基础上,以sea(海)、fish(鱼)为例,通过比较英汉语言中受海洋文化影响的习语,阐释两个民族在文化思维上的相似性及差异性。
二、背景介绍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的主要观点是语言塑造思维模式。迄今,国内外语言学家(Carroll J.,1956;Brown,1967;Carroll D.W.,2008;高一虹,2000;胡壮麟,2002;刘润清,2002;姚小平,2002;卢植,2006;陈运香,2007)对该假说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将其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强势形式,称为语言决定论;另一种是弱势形式,即语言相对论,主张语言、文化和思维相互联系。
基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本文将主要从文化对语言的影响展开论述,认为语言离不开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对其语言有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三、英汉海洋文化影响下的习语对比研究
英汉语中具有很多与海洋相关的习语表达,本文将基于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1988),《现代汉语词典》(2005)及搜索引擎对英汉语言中与海洋有关的习语进行对比研究。
(一)海洋文化与英语习语
1.关于sea(海)的习语
由于英国是个岛屿国家,四面环海,所以英语常用“a sea of something”表示“大量,茫茫一片”,如:a sea of clouds(云海),a sea of faces(人山人海)。经常在海上作业的水手们也创造了许多关于sea的习语:all at sea(茫然不知所措),go to sea/follow the sea(当水手),the sea refuses no river(大海不拘江流,海纳百川)。
2.关于fish(鱼)的习语
海洋生物中,鱼最普遍。英语有很多与fish搭配的习语,既指鱼这一概念,如catch fish with a silver hook(钓鱼),strike a fish(猛拉钩线把鱼钩住);又可指人,尤其指被认为在某方面有缺陷的人,如:a big fish(大人物),a cool fish(冷静而大胆的家伙),a dull fish(头脑迟钝的家伙)。下列习语,既体现了鱼的特征,又展现了英国人民的智慧,如:All is fish that comes to his net(挖到篮子里便是菜,来者不拒);Don't cry stinking fish(不要喊鱼腥,卖瓜不说瓜苦);Never fry a fish till it’s caught(鱼未捉到不要忙着煎鱼,引申为勿操之过急);Never offer to teach fish to swim(不要班门弄斧);The best fish smell when they are three days old(最好的鱼三天也要变臭);The best fish swim near the bottom(好鱼常在水底游,珍贵的东西不会轻易得到);The great fish eat up the small(弱肉强食)。
(二)海洋文化与汉语习语
中国传统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化,但毫无疑问,海洋文化也深深影响着中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从河姆渡人的原始捕捞,到夏商周的祭海活动,再到郑和下西洋及现如今发展海洋经济,无不与海洋有关。受海洋文化的影响,习语中也出现了不少涉及“海”和“鱼”的习语。
1.关于“海”的习语
因为海面幅员辽阔,英语有“a sea of something”,汉语有“沧海一粟”“海纳百川”“海水不可斗量”等。又因灾难伴随着台风及暴风雨来袭而到来,所以,我们的祖先认为大海非常强大,产生了“翻江倒海”“海沸山裂”“山崩海啸”等习语。
2.关于“鱼”的习语
汉语中与鱼有关的习语既有指鱼这一概念,如:白鱼登舟;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小虾吃虾米;放鱼入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常伴随着其他意思,有的引申指人,如: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鲍鱼之肆;鲤鱼跳龙门。有的指信函,如:鱼传尺素;鱼封雁帖。有的指富裕的地方,如:“鱼米之乡”。
(三)英汉民族文化在习语中的体现
根据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语言、思维与文化相互影响。由上文可知,英汉语言中都有很多跟海洋有关的习语,有的习语表达中英汉语使用同一意象,而有的则不是,这表明英汉民族思维既具有共同点,又具有差异性。本文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文化差异而引起的。
一方面,英汉两个民族都受到海洋文化的影响,因此在习语中有一些相似的表达,都可以借助海洋事物来实现,体现了思维的共同点。如:“The best fish smell when they are three days old(最好的鱼三天也要变臭);The best fish swim near the bottom(好鱼常在水底游,珍贵的东西不会轻易得到);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小虾吃虾米;海纳百川”。另一方面,因为英国人民主要受海洋文化的影响,而汉民族主要受农耕文化影响,所以英语常借助与海洋相关的事物来实现意义的表达,汉语习语则更多地借助农耕文化中的相关事物来表达意义,如:英语习语“All is fish that comes to his net”,汉语对应“挖到篮子里便是菜”;英语习语“Don't cry stinking fish”,汉语对应“卖瓜不说瓜苦”。
四、结语
本文在“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基础上,以sea(海)、fish(鱼)为例,比较分析了海洋文化影响下的英汉习语,发现两种语言表达中所用的意象有些一致,有些不一致,体现了英汉民族间思维的共同点及差异性,这主要是由于受文化影响所致。因此,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我们既要关注文化间的差异性,也要寻求其相似性,趋同存异、异中求同,以促进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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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高校海洋科学人才培养钦州学院
21世纪不仅是人类全面认识、开发和保护海洋的世纪，更是培养海洋科学人才的世纪，这已成为各国发展的根本性战略[1]。海洋科学专业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对于海洋中的物理、化学、生物和地质过程的基础研究和面向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以及海上军事活动等的应用研究[2]。目前，地方高校要想更好地服务于地方海洋经济建设，就必须准确定位，确定目标，构建平台，打好基础，合理设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制定科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创新人才培养途径，改革人才培养运行机制，改进教学组织形式，提高海洋人才培养质量。基于这几个方面, 本文对海洋科学专业人才培养进行初步探讨。
一、海洋科学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
海洋科学本科教育应以培养“综合型”人才为目标，注重加强基础、拓展知识面，让学生在获得较强专业基础的同时，也尽可能全面发展[3]。各地方高校针对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符合海洋经济和科技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目标。广东海洋大学提出以“培养富有社会责任感, 基础理论扎实, 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较强, 热爱海洋事业, 具有人文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4]。浙江海洋学院提出的人才培养目标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具有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创新精神以及海洋科技文化背景的复合型应用人才”[5]。钦州学院海洋学院作为广西唯一的海洋学院承担起了为广西海洋科技人才培养的重任[6]。学校根据自身办学条件和办学层次，着力培养具备掌握坚实海洋科学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具备从事海洋调查研究基本能力，能够在海洋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和涉海类企业等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教学与管理工作的海洋科学复合型人才。
二、海洋科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方案
制定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是培养海洋科学类人才的重要前提。钦州学院在借鉴中国海洋大学、厦门大学、广东海洋大学等多所高校办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建设对人才的需求状况和自身的办学条件，将海洋科学专业定位为海洋化学和海洋生物制药两个方向，前者偏重海洋环境监测和海洋环境调查，基于北部湾海洋污染灾害防治方面；后者偏重于海洋生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基于北部湾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方面。
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和我国高等学校海洋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提出的《面向21世纪海洋科学教学改革与研究》指导性文件，考虑我校的海洋科学专业建设的实际情况及地方经济发展对海洋类专业人才知识结构的需要，我校对海洋科学专业的教学计划进行了反复多次的研讨，优化设计适应21世纪海洋科技发展要求的知识结构和以海洋科学专业基础必修课为根基、海洋科学专业方向模块课为主干、基础选修课和专业任选课为枝叶的树状课程体系。从而避免了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主观盲目性，保证了人才培养方案的科学合理性。修订后的教学计划，更加重视专业基础课的教育，同时调整了部分专业课和实验课，加强了实践环节，使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方向更加明确，注重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例如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了《海洋美学》专业任选课程，以发展和丰富学生的海洋审美意识，海洋化学方向增加《海洋生物学》专业课程，使该方向的学生也要具备海洋生物学方面的知识。考虑到专业课的课程实验，学时数少，不同课程间重复实验多的情况，为提高实验教学的效率和质量，在教学计划中将几门专业课的实验独立出来，与理论教学分开，形成一门综合的专业实验课程，不断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三、海洋科学专业人才的培养途径
地方高校要培养和发展海洋科学人才就必须立足地方服务，以满足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学校紧紧围绕服务地方经济这个中心，重视引进社会资源，做到资源共享、互利双赢的目的，同时有针对性地进行分类培养，以提高学生就业率。一是要坚持走出校门，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例如我校充分发挥北部湾海洋保护开发利用省重点建设实验室的优势科研群体作用与广西海洋局和钦州、北海、防城港地方海洋局等单位在北部湾海洋重大污染监测预警及防灾应急技术、北部湾海洋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北部湾海洋环境监测等方面建立了广泛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实现了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社会的互动和有效对接。教育部周济部长曾提出：“以产学研结合为切入点，大力推动高等学校的办学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7]。实践证明，产学研结合，是地方高校推动创新型海洋科技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二是要有针对性地进行优秀本科生的分类培养。我校根据因材施教的教育观点，将优秀本科生分为学术型和应用型培养。对于有志向继续深造的学生，要帮其夯实科学理论基础，加强学术思想和素质训练，走学术型道路；对于动手能力强，且本科毕业后计划工作的学生，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为其配备有实践经验的导师，促进其走应用型的发展道路。学校强化优秀本科生导师制，每人每年精心指导一到两名优秀本科生，定期进行交流和讨论，做到精英培养，重点培养，已获得了较好的成效，优秀本科生的就业去向主要在各高校和企事业单位部门，学生就业率得到很大提升。
四、海洋科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机制
构建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是实现创新型海洋科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根本。培养高素质、有作为的海洋科技人才积极服务于地方和国家的海洋事业，是地方高校最基本的职能。我校从自身特点出发，审时度势，构建海洋人才培养的柔性机制和激励机制。学校通过制定相关文件，将“创新训练”规定为必修环节，以及开设第二专业教育等方式，逐步建立有利于一专多能海洋人才培养教学体系，使海洋类专业教育拓展为综合素质教育；逐步实行弹性学制，不断完善学年学分制[8]。为避免传统评价体系采用简单划一的方式对培养创新人才的弊端，学校通过考试方式多样化、考试时间自主化、让学生写实验专题、撰写学术文章或参与科研项目等多种形式进行评学，建立对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创新成果的激励机制，即对学生的各种创新行为和成果给予正面的激励和奖励，以推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五、海洋科学专业人才的教学组织形式
良好的教学组织形式是地方高校实现海洋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我校针对海洋科学本科专业性质和地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在课堂教学手段上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启发式、互动式、案例式、情景式和双语教学等形式, 使教学方法多样化和灵活化, 以促进海洋科技人才的培养，教学效果反映良好。海洋科学专业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它不同于一般的理科专业，必须重视实践教学环节，要注重对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才能适应海洋学科的发展。学校每年自筹经费设立各类科研基金项目，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这不仅较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还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学生的专业素养和科研素质逐步提升、科研方法逐步掌握，树立了他们敢于批判，敢于探索，敢于冒险的精神，逐渐积累从事各类创新工作的能力，同时也为学生进行毕业论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学校通过对学生海上现场调查实践证明：不仅提高了学生应对突发事件的反应和处理能力，也加强了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更增强了学生现场调查的实践技能。总之，多样式的教学组织形式为学生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获得了较强的实践能力，为地方海洋科学综合创新应用型本科人才的输送提供了质量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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