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20 04:10:0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羌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教材编排
教师要结合阿坝州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等具体条件来进行教材的编撰。由于茶文化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教学，因此，要结合已有一些教材作为基础,选择具有地方特色文化的资料。教材：以王玲的《中国茶文化》为底本，《茶艺百科知识手册》，和其他茶文化相关教材为资料，学校专职教师根据茶文化的相关资料结合阿坝州的具体情况进行编撰，确保实用。
（二）教学设施
1.教学设施：多媒体演示配套设施、电脑、收录机、舒缓音乐等设备。
2.教学设备器具：茶具10套、玻璃杯若干只、各类茶叶若干、茶叶罐等。
3.教学场地：茶艺学多功能实训室、水磨映秀的羌芽基地、茶园、茶艺馆等。
（三）课程设置
茶文化的课程设置主要从理论讲解和实践操作两个方面来考虑，课时的比例应该是1:1.茶文化理论讲解主要从茶的饮用和厚重的历史文化，茶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融合以及充分利用茶的自然性，结合当地的人文环境和羌族的特定的品茶方式等对茶艺和茶道的重点介绍。比如：客来敬茶，茶与民俗民风，茶与歌舞及楹联，茶会，茶馆与茶艺馆，茶的传说；茶与水，茶之具，茶的山水情结及旅游，品茶与茶艺，茶与茶艺，茶与文学，书画艺术欣赏等；茶性茶德，陆羽《茶经》的哲学思想诠释，茶道与饮茶，名家与茶，中日茶道史实比较；茶文化之当代实践，茶文化和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发展茶文化等。除了理论教学，实践操作也是该课程重要的组成部分。学生毕业后是否能够熟练的掌握基本技能，旅游英语专业的学生是否能够从容流畅的介绍茶文化的相关知识，旅游管理学生是否能够开发茶文化旅游品牌资源等都是重要的考量内容，因此学生在具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的同时需要到茶艺馆进行参观、学习各种茶叶的冲泡方法和茶艺的表演等技巧。学校还可以联系旅游公司让学生到相关场所进行顶岗实习，给学生充分接触社会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师资情况及学分计算
由于该课程的操作性很强，因此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在师生互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活动中，教师根据学生的行为个性及交往中的表现形成对学生的认知，学生接受了教师行为中所暗含的信息，并根据期望的方向表现出相应的行为。在这种互动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相互促进，相互提高。学校安排一个茶道方面专业技能教师与学生互动，教师对茶艺的欣赏水平和茶艺表演的展示会感染、带动学生的创造力，帮助学生创造自己的辉煌。该课程由于是新开设的课程，可以作为旅游专业的学生的选修课，在大二的时候开设，时间为一年，共72个学分。
（五）考核方式的设计
本课程采用的考核方法分两部分，一是理论考试。这部分考核可以从平时的学习状态、课堂展示、学习心得、考勤等方面来进行综合评定；另一部分可以根据期末检测的方式对学生进行综合考核，从茶文化的历史、茶的种类等方向让学生撰写论文或者开展课题研究。为确保论文的质量，提前四周布置论题范围，本人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为学生简要讲授学术论文的写作方法及规范要求，规定完成的论文不能少于五个参考文献。其次是操作考试，这部分的重点放在茶文化讲解和茶道茶艺实际操作的考核上。两种形式的考核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综合评定，以此来判断学生的学习情况。
二、结论
追溯历史渊源，根据汉文史料，藏族的族源可追溯到青藏高原最古老的部族――羌。《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羌)姓之别也”。《新唐书》也记载：“吐蕃本西羌属”。历代汉文史书认为藏族主体是周秦时期从青藏高原东北南迁的唐旄、发羌两大羌人部落。在藏文史书里把这些羌部统称为藏族原始四大或六大姓氏中分化产生的分支部落小邦。也因为如此，当今羌语中有60％的词汇与藏语相同。关于汉族族源，同样与羌有着直接的关系，史书中如“炎帝神农氏，姜(与‘羌’通假)姓之族”等等原始阶段的记载说明。羌为炎黄族炎帝系正宗的说法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因此，汉藏民族同羌的渊源关系不能与其他什么女娲补天或者猕猴罗刹的族源神话传说同日而语。尽管藏族原始史料中不象汉文文献记载的那样称“羌”，但根据早期文献中先民生活的地理位置等等分析，汉藏祖先实属当时散居于青藏高原东部一带的同一部族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
由此可见，汉藏民族在远古社会。最起码在黄帝时代之前的早期历史社会中可能是具有共同渊源的两个不同部落。在后来漫长的岁月当中，由于地域的隔离造的分岔，人文的分岔促使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进而逐渐远离共同的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而使得最初共有的意识形态发生变化，最终导致向各自的方向发展壮大。这两个方向大体可以推理为自黄河流域以东的农业社会文化和以西的牧业社会文化。一方盛兴于平原湿地，而一方繁衍于高原草地。
据考古发现，卡诺文化遗址的陶器文明与黄河文明有不谋而合之处。童恩正先生在其《考古综述》一文中描述“细石器文明与华北地区古代文明具有共同风格”等等现象表明了两地文明的相同特征，相距上万里之间的这种特殊现象也是一种共同祖先的痕迹。关于汉藏姓氏，现在所使用的姓氏看起来五花八门而错综复杂。但是我们分析远古的姓氏状态，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比如在汉族最古老的姓氏与藏族古代主体姓氏中，炎帝姓“姜”与藏族姓氏“spyng锄爸(将)”、周朝国君姓“周”与“vbri伴纯(郅)”、楚国国君姓“芈”与藏族姓氏“dmu拜瘁(弥)”、“赵”与“spr础(扎)”，“穆”与“mon淬稗(门)”等等之间语音上的相似或相同称呼也不能以“巧合”二字说得过去。
汉藏民族的语言，无论从语言发音还是从语词风格，两者之间的共同特征都具有远古性和口语性。因为文字形成前的语言史记录着一个民族最初的历史烙印，因此，汉藏两种语言之间不谋而合的共性不得不说是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倘若我们抛开文字思考语言。汉藏两种语言之间如文言文“乃”与藏语“n1呈”、文言文“然”与藏语“red第拜”、“革”与“ko堡”、“俏”与“mchor扳惨半”等等词语所独有的音义对称性已不加掩饰地在我们面前一览无余。不同民族两种语言之间如此广泛而融洽的共同点足以说明了一个历史真谛，即汉藏语言有着一个共同的语言祖先。藏语言专家瞿霭堂先生在其论著《藏语韵母研究》中称“藏语与汉语相似的语音结构，反映十世纪左右语言面貌的书面语中，五个元音和九个辅音韵尾组成的韵母系统简明而整齐，与汉藏共同语和汉藏语言较古阶段的韵母系统更为接近”。这说明汉藏民族在早期历史社会所使用的语言发音比现在更为接近。后来由于受到社会形态和人文环境系统性异向发展，权力层频繁更迭以及人为语言修正改革的影响使汉藏两种语言远离了原始共同语。
另外，就汉藏服饰而言，古代汉族服饰与当今藏族服饰相比较，只是表现了地域气候的温湿型和高寒型的区别之外，其衽向、款式、袖长、边饰、襟形都非常雷同。从敦煌壁画《维摩诘变》中的赞普画像、唐朝画《步辇图》中的吐蕃大臣禄东赞的画像和敦煌壁画《劳度叉斗圣》以及柴达木地区吐蕃古墓出土板画彩绘中的吐蕃时期大臣、骑士、黎民及仆人等画像中所表现的当时藏族服装款式与唐朝服饰相比几乎没有什么较大的差距。当今社会所表现的差距只是因为藏民族居住偏远内陆、人口极为分散而服装尽管历经沧桑却变化甚微；而汉民族由于生存在异族环绕、交流频繁和较为开放的窗口地区，其服饰受到这些方面的因素自然发生变化的原因所致。
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唐王谴蕃使入蕃拜见赞普时发现当时的吐蕃宫廷音乐中还演奏着与内地晋时代音乐相同的曲目。同样的音乐也表明了汉藏民族之间共同的文化底蕴。
汉藏民族的原始信仰之间自始至终有着密切关系。在原始信仰上的这些共同点，使两种民族在古老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习俗方面具有了不少相似之处，例如原始苯教崇拜天神，认为天神主宰一切，这与汉族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思想观念如出一辙。再如原始苯教和道教的法衣共同为黑色，以致这两种古代宗教教义中的核心内容“bon捶稗(温)和“万”的相似发音，“”与“万”两字的相似造型，还有道教的巫师和苯教巫师相似的职业活动等等，这些无不反映了汉藏两种民族间共同的文化现象和心理特征。也说明了汉藏民族在古代社会中所表现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方面的共同特性和相似伦理。鉴于汉藏民族原始信仰的广泛性和复杂性，这个问题当然可以作为一个专项课题进行专门探究，我想会有更多的谜底在等待世人去解开。
历史的发展转瞬即逝，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式变化。西夏时期的《颂师典》中甚至有这样的记载：“羌(指吐蕃)汉弥人(指党项)同母亲，地域相隔语始异，羌地高高遥西偶，边陲羌地有羌字”。笔者认为这是一首口口相传的歌谣，其中说明了汉藏民族从整体走向分化，从单纯走向复杂的历史沿革。云南有些少数民族民间传说中也有汉藏祖先为卵生同胞兄弟的说法，例如纳西族民间传说《创世纪》中说，“纳西族、白族、藏族、汉族是同一个母亲所生的儿子”。
在藏族民间较为古老的歌谣、谚语等说唱内容中“藏汉”自始至终是一个非常普遍而鲜明的主题，而且这两个主题经常以排比和对偶的形式出现于各类体裁的民间文学中。比如安多民间歌谣中有：“上部藏域有四茹，下部汉地有四柱”、“上部藏域有青稞酒，下部汉地有大米酒”、“上部藏地神龛饰银朱，
下部汉地木桌铺绸缎”、“山羊粗毛能编藏人的帐篷，山羊绒毛能织汉人的帽子”等等为内容的歌词真是不胜牧举。很多研究者在谈及藏族族源时自然与猕猴和罗刹女之说联系在一起。其实我们细心深思这一神话背景，就不难发现这个传说理喻的是一种人类起源的神话而不仅仅是一个种族起源。因此，有些学者认为青藏高原是人类发祥地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实古代大思想家孔夫子所言的“夷不乱华”之观已在早期历史社会中指明了一个开拓性的课题。但由于古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和阶级性质及世俗观念的束缚，此后很长的历史文献当中对于这个话题似乎无人过问。究竟历史上的史学家们是在有意回避还是视而不见，今人不得而知。然而，这个问题在唐太宗李世明的“自古皆贵中华，贱夷荻，朕独爱如一”这样的观点中似乎得出了答案。从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出唐朝之前中央王朝对周边不同民族的片面看法。
当今汉藏民族之间的文化所表现出的巨大不同是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处于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下逐渐形成的。自然因素决定了汉藏民族不同的生活形态和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形态和生产方式又直接决定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因此，自然因素尽管不是分辨文化的唯一标志，但却是导致汉藏民族文化趋于不同走向的直接因素。始祖当初无意中把刚开始分裂时所产生的不同意识形态当作了一个基点。这个形成不同文化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形成各自的意识形态的过程，两个部群在各自的文化领域里形成各自的语言，创建各自的文字，两种文化以各自的方式发展，彼此之间的文化鸿沟越是异向发展就越显互不相容。在走向不同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同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经济类型及审美观念等因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强大作用。尤其是地域对人类社会发展强有力的持久影响，最终导致在语言、观念、习俗等等方面造就为相互截然不同的特征而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民族。
关键词：《西京杂记》；动植物名物词；价值和意义
中图分类号：H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0-0195-01
《西京杂记》一书具有丰富的价值，虽然此书中有些内容的真伪至今未能得到确认，但不可否认，正是书中记载的这些史料为现存的一部分史书中没有记载或者记载不详的内容做了补充。《西京杂记》记载了文人作赋等文化性内容，篇幅有的寥寥数语，有的较长，但都体现着语言凝练、清新的文笔特点，对后世文学影响颇深，具有文学价值。此外，通过所描述的精美的艺术品、华美的服饰等还可以看到科技水平的体现。
我选择研究《西京杂记》中的动植物名物词，因为这个小方向至今还没有人拿来专门研究。田文国的《文化学视野下〈西京杂记〉名物词研究》对动植物名物词的研究是作为一小方面来进行统计，其中有的举例与篇章题目有出入，可能是所参考版本不同或者误写。我以周天游的《西京杂记》校注本为蓝本，保持与他略有不同的观点，从词语构成方面着手来重新分析动植物名物词。
一、动植物名物词的界定和分类
（一）动植物名物词的界定
1.名物与名物词
“名物”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天官・庖人》，其中记载“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对于名物的定义，训诂学上并没有给出清晰明确的定义。陆宗达、王宁的《训诂与训诂学》中指出：“所谓名物，早期的狭义说法一般是指草木鸟兽虫鱼等自然界生物名称，后来才扩展为车马、宫室、衣服、星宿、郡国、山川以及人的命名等领域”；可见名物的意义范围是很宽泛的。本篇论文参照刘兴均《“名物”的定义与名物词的确定》中所下的定义：“名物是指上古时代某些特定事类品物的名称。这些名称记录了当时人们对特定事类品物从颜色、性状、形制、等差、功能、质料等诸特征加以辨别的认识。它体现了先民对现实世界的感知以及对事类品物的类别属性的把握。”刘兴均关于“名物”的观点是当下比较科学的。刘兴均在《〈周礼〉名物词研究》中对名物词这样表述：“名物词是表述具体而特定的物的语词，它具有三个语义标准：其一，与物类相关，其二，所指必须是具体而特定的，其三，具有形态（包括颜色）、功能、性质等方面的区别性特征。”
2.动植物名物词的界定
根据刘兴军确定名物的三个语义标准，并参考相关研究《周礼》等古代典籍的名物词的划分的论文，吸收古文字学、文献学等的研究成果，从而形成了本篇论文《西京杂记》动植物名物词的界定规则。
此外，在本篇论文中把《西京杂记》中与动植物密切相关，但不能直接认为是动植物的部分词语，也一并收入，自成一类。并且，书中出现的神兽，麒麟、龙、凤等古人虚构出的动物，即使现实中并不存在，也被收入动物类。值得注意的是，隶属于动植物下某种属类，例如鱼，马，梨，棠等，视之为大类，以用来与其下面所涵盖的各具特征的同类相区别。本篇论文将书中出现的大类下的小类展开，这些数目均统计在内（比如梨树有十种，加上梨，共计11种）。根据对《西京杂记》一书的详细阅读和以上三点判定标准，确定动植物名物词共有242个。
（二）动植物名物词的概貌
《西京杂记》动植物名物词共有242个，其中单音词共63个，复音词共179个（双音节词119个，三音节词58个，多音节字2个）。
动物名物词包含的种类繁多。其中有人们极为熟悉的家禽：鸡鸭鹅豚犬等，有诸如蜘蛛、蜩螗等的昆虫，有骏马、鹿，更多的是宫室园林中的珍禽异兽，还有一些在海洋生存的动物，如玳瑁、香螺、白蜃等。品种繁多的动物，宫室中的珍禽异兽，无不彰显着西汉当时的物产丰富和统治者的奢侈享乐。
《西京杂记》还记载了粮食、果树、药用、香料等效用的植物，充分展现当时西汉社会生活中常见的植物，从中可以窥见西汉人的日常生活以及种植和应用的技术。
二、动植物名物词的构词分类
（一）单纯词
复音节的单纯词主要包括联绵词、叠音词和拟声译音词，《西京杂记》中出现的单纯词主要是联绵词。连绵词又分为双声和叠韵、非双声叠韵。
1. 双声词
蜘蛛 萝勒 蒹葭 枇杷
2.叠韵词
荔枝 茱萸 林檎
3.非双声叠韵
芙蓉 蜩螗 鹈鹕 鹧鸪 鸿 珊瑚 骐 蟠螭 玳瑁 葶苈 梧桐
4.音译词
苜蓿
（二）合成词
合成词的构成主要有有复合式、附加式、重叠式三种。本书中出现的合成词主要是复合式。
1、联合
葭芦 莲藕
2、偏正
雁子 紫龟 绿鳖 白蛇 燕卵 黄鹄 凫雏 香螺 白蜃 茧栗犊 白虎 白鹦鹉 紫鸳鸯青兕 江鸥 海鹤 白鹇 黑鹇 马 乾鹊 鲛鱼 鹿 白燕 野雉 骏狗 猛犬 长鸣鸡 鸟 白狐 玫瑰树 连枝草 紫箨 绿节 离合草 江蓠 丹青树 华盖树 紫梨 青梨 芳梨 大谷梨 细叶梨 缥叶梨 金叶梨 瀚海梨 东王梨 紫条梨 弱枝枣 玉门枣 棠枣 青华枣 枣 赤心枣 西王枣 侯栗 榛栗 瑰栗 峄阳栗 秦桃 桃
缃核桃 金城桃 绮叶桃 紫文桃 霜桃 胡桃 樱桃 含桃 紫李 绿李 黄李 朱李 清绮李 青房李 同心李 车下李 含枝李 金枝李 颜渊李 羌李 燕李 蛮李 侯李 白柰 紫柰 绿柰 蛮查 猴查 羌查 青 赤叶 乌 赤棠 白棠 青棠 沙棠 朱梅 紫叶梅 紫花梅 同心梅 丽枝梅 燕梅 猴梅 文杏 蓬莱杏 椅桐 梧桐 荆桐 安石榴 白银树 黄银树 千年长生树 万年长生树 扶老木 守宫槐 金明树 摇风树 鸣风树 琉璃树 池离树 离娄树 白俞 蜀漆树 木杜 木桂 青木香 沈木香 柞树菊华 松柏树 蔗 蹲鸱 款冬 文木 树 翠羽 象牙 珊瑚树 烽火树 雄麝香 熊罴皮 龙骨 鲛骨 绛足 细柳 兕革 轻丝
小结：《西京杂记》中的动植物名物词，以偏正式结构构词数量最多，几乎占了全部比例。管中窥豹，可见东晋时期最主要的复音词构词方式是偏正式。就词性构成来说，动植物名物词的构成主要有如下方式：
1）名词・名词名词。例子：莲藕 葭芦
2）形容词・名词名词。例子：翠羽 细柳 白蛇
三、动植物名物词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西京杂记》中动植物名物词的大量存在，在数量上使西汉时代的草木鸟兽等自然名物得到极大丰富，生动形象地反映出西汉当时的物质条件和状况，也体现着西汉人对自然万物的熟稔。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农业社会积淀的社会人文精神一直源源不断地通过古代人的物质和精神创造（比如诗歌、政治思想、哲思等）来传达这样一种信息：人类离不开自然界，依赖并改造着自然界。人类进行社会活动与尊重大自然两者之间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在古人的朴素智慧中早就有所体现了。
总之，研究古代典籍，深入书中承载的历史的或者生活的画卷，名物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动植物名物不仅象征着充满活力的自然世界，而且联系着人类的生产生活：鱼跃鸟鸣，草长莺飞，虎狼奔走，万物生长，人类驯服兽类，栽种植物，获得物质生活资料以及审美的体验、陶冶情操……名物是历史与现代沟通的桥梁，研究动植物名物词，为窥见尘封的或辉煌或颓败的时代提供了途径，慢慢揭开逝去朝代的神秘面纱。
参考文献：
[1]（晋）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2]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3]刘兴均.周礼名物词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1.
摘 要 健身健美操日趋在全民的体育健身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随着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提升，健身健美操的发展在强身健体的基础上更是要求有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北川地震、羌民受难，保护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特色是我们当代青年的使命。从羌族的历史背景、文化信仰和风俗习性中挑选出最为代表和典型的民族元素融入健身健美操中，不仅丰腴了健身健美操的种类、提高了人们对健身健美操的兴趣，民族元素的注入更是一种文化的交流与传承。
关键词 羌族 健身健美操 创编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在分析羌族舞蹈和健身健美操本质特征的基础上对羌族舞蹈与健身健美操的融合创编进行研究。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通过CNKI数据库等方式查阅大量与民族舞蹈对健身健美操创编等方面的参考文献资料，并对这些文献进行归类整理，为论文的撰写奠定了理论基础。
2.录像分析法
通过对大量羌族原生态舞蹈视频的分析研究，力图发掘和整理羌族文化，将羌族舞蹈的经典动作元素引入健身健美操的创编之中。
二、羌族健身健美操的创编
（一）羌族舞蹈的特点分析
1.羌族舞蹈简述
羌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 同时也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只要我们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就能使这项独具魅力的民族文化传承下去。为羌民族的文化产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羌族舞蹈的形成与羌文化的延续和遗存、自然环境和生产劳动、宗教艺术和音乐文学、古代的战争和生活都是密切相关紧密相连的。
2.羌族舞蹈的分类及主要表现形式
羌族舞蹈主要分为三类，分别是：自娱性舞蹈、祭祀性舞蹈和集会性舞蹈。主要形式有两种，其一是流行于黑水河一带的萨朗，欢快自如。其二是杂谷脑河下游一带的席步蹴，舞步沉稳。
（二）创编理念
羌族是中国中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羌族舞蹈有着多元的文化特征、深厚的历史沉淀。其古朴优雅又不失豪放的风格，体现了中华民族渊源流长的文化特征。羌族人民，崇尚自由，信奉万物有灵。他们始终坚守与自然融合相处、与万物和谐共生。羌族人民拥有独特乐器――羊皮鼓，其鼓声震天响。羌族人民，善于跳腰带舞，通过腰部和髋关节的前后、左右扭动使其腰带随身飘舞。
羌族舞蹈与健身健美操融合的创编正是迎合了以上对羌文化传承的一个观点，从羌族的历史背景、文化信仰和风俗习性中挑选出最为代表和典型的元素融入健身健美操中。秉承着民族、真实、纯粹的观念，将健身健美操与羌族元素进行完美融合，不仅丰腴了健身健美操的种类以及提高了人们对健身健美操的兴趣，同时，民族元素的注入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交流。
（三）创编原则
1.易学、易练原则
羌元素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较为陌生的。为了让参与者能够初步了解羌族健身健美操，方便不同年龄段的社会各界人士进行普及和推广，创编的动作应简单易学，讲求实用，动作优美，风格突出且具有新颖性。只有这样参与者在学习健身健美操的过程中才不会有负担，练习才会较为轻松随意。这样才能达到陶冶情操、锻炼身体之余塑造良好体态、了解民族文化以及传承民族精神等目的。
2.创新性原则
秉承“具有创新的编排是健身健美操的灵魂和精神”的指引。整套操中应大量引用羌族典型的动作元素（如：羊角手型），充分体现出创新性的原则。同时在音乐的制作中也应以其独特的乐器即羊皮鼓的鼓点为主，再配以健美操的基本律动，充分体现出具有羌族特色的健身健美操的创造性和多变性。
3.全面性原则
全面发展身体是健身健美操的锻炼宗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健身健美操创编时，一方面健美操的动作设计讲究对称，如：右动作对称、左右均衡、有前有后等。这样有助于身体的全面均衡发展。另一方面尽可能充分地动员整个机体参与运动，在头、颈、肩、胸、腰、腹、背、髋和上下肢运动时，应加强髋、腰、腹及上下肢的练习。要通过反复评定使其动作的方向、幅度、频率、速度以及运动量和强度保持一个较为适中的程度。
4.特色元素和科学性相辅相成原则
羌族健身健美操的创编力求挖掘较为纯正的羌族特色以保持其原生态。并进行科学有序的排列和重复。一般根据人体运动的生理规律，动作在创编上遵循由远端至身体中心，由局部到整体，幅度由小到大，强度由弱渐强再渐弱，一套操的完成是在不停地走、动、跑、跳中进行的。
（四）创编方法
1.全面整体法
是对一套完整动作的初步设想，通过对总体框架的构思。来确定整套动作的基调。即对一套健身健美操的动作风格、技术特点、音乐选择、负荷大小以及动作基本内容的构思，
2.过渡法
健身健美操通常分为四段，每一段有八个八拍，（在八个八拍中）四个八拍正方向四个八拍反方向。段与段衔接要自然、舒适。动作与动作之间的过渡衔接应从易至难，由简至繁。动作的累计增加并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要形成形式多样的、独具匠心的、别具特色的合理动作结构。
3.移植法
即将某一项目的技术特点移植到另一项目，并通过主动的改造获取新技术的动作方法。现有的健身健美操已融入多重元素，如：爵士、搏击、街舞、武术等。在创编过程可将两个表面看似毫无关联的项目通过移植的方法使其产生内在联系，创编出独特的羌族健身健美操。
（五）创编结构
在健身健美操的四段中，每一段动作都要遵循渐强渐弱的规律，使参与者逐步进入状态。并根据羌族舞蹈元素以及健身健美操的编排原则由上至下，使身体各个部分参与运动。动作形式、音乐节奏、动作幅度均呈现递进式的变化，每节操中间要过渡自然、衔接恰当。最后一段主要结合羊皮鼓的鼓点以及羌族的髋部摆动动作进行。
（六）羌族典型动作挖掘与健身健美操基础动作结合
经过对羌族的文献和视频资料的大量研究和反复观看，从中挑选典型、简单、易学且民族风格尤为突出的动作。并对其典型动作进行分门别类，从而为与健身健美操的融合奠定夯实的基础。最终将典型羌族动作与健身健美操已有的上肢和步伐结合，组合出即不失健身健美操风格特点又不失民族特色的动作。
1.上肢动作
手型的提取与运用可以用来传承羌族文化。“羊”是羌族的图腾象征，羊头手型的融入为健美操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同时手型的多变可以锻炼人们的思考和反应能力。在如今的健美操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注重向多元化发展，手型也是一样。如：武术的剑指、一指；印度舞的双手合十；还有OK、很棒等手型。
手臂动作的摆动方式与形态使羌特色能具体的体现在健身健美操中又不失其风格特点。在配合肩部及步伐的动作可以锻炼人们的协调能力。对于健身健美操来说加入民族特色更有助于提高人们参与的积极性。
肩部的抖动动作使其羌特色能具体的体现在健身健美操中又不失其风格特点。肩部动作的长期练习还可以使人们在学习过程中活动肩部并达到灵活肩关节、减缓肩部酸痛的作用。对于加入民族特色用以增加健身健美操的吸引力和积极性。
2.步伐
步伐动作融合健身健美操元素较多，充分的锻炼参与者的学习和协调能力。步伐的灵活运用使其羌特色能具体的体现在健身健美操中又不失其风格特点。长期练习腿部可达到锻炼身体、增强腿部灵活度的作用。腿部动作要配合羌民族的手型以及上肢动作才会始民族风味更加浓烈。要再不破坏健美操的基本准则下有效的加入其典型元素。加入民族特色增加吸引力和积极性。但要注意的是，步伐较多较碎，在练习过程中要积极掌握其动作形态。
三、小结
通过对羌族舞蹈和健身健美操的融合创编得出羌族舞蹈与健身健美操存在着共同性和相融性。我们应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并将其优秀、健康具有特色的舞蹈贯穿于整个全民健身的计划当中。将其作为特色项目，因地制宜的开展。充分发掘和提取民族舞蹈之精华，为健身健美操所用。
参考文献：
[1] 秦丹妮，冯春娣.尊吧舞蹈与高校健美操融合教学的研究[J].内蒙古体育科技.2010，（01）.
2011年适逢我国已故著名辽金史、民族史学家陈述先生(1911-1992年)百年诞辰。为缅怀学界前辈，促进我国民族史研究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在院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于2011年10月22日在北京举办了“纪念陈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辽宁社会科学院、吉林社会科学院、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渤海大学、大连民族学院、齐齐哈尔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华书局、民族出版社、《中国民族报》社以及北京、内蒙古、黑龙江等地达斡尔学会等30余个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文化团体80余名学者与会，陈述先生的学生弟子及家属也出席了会议。
陈述先生字玉书，河北省乐亭县人，1911年10月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陈垣先生等，1935年大学毕业后即入“史语所”专门从事辽金史的研究，之后先后任国立东北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校教授。1958年起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其著作《契丹史论证稿》(重版后改称《契丹政治史稿》)、《契丹社会经济史稿》、《金史拾补五种》、《全辽文》、《辽史补注》、《辽史别录五种》等，都是辽金史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另有论文百余篇，几乎涉及了辽金史、契丹女真史研究的各个方面，作了大量填补空白的工作。
大会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黄行研究员主持，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张昌东同志致辞，陈述先生的学生、著名契丹女真史专家刘凤翥研究员作主旨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杜荣坤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研究员讲话。会议分为上午大会发言和下午分组研讨两个阶段。
大会上发言的有宋德金、王曾瑜、景爱、崔文印、罗贤佑、穆鸿利、蔡志纯、姚大力、林荣贵、高路加等专家学者，他们高度评价陈述先生的学术贡献，深情回顾了与陈述先生的交往，对陈述先生的道德文章都敬仰不已。大会还宣读了因故未能赴会的孙进己、方衍等学者的贺信。最后陈述先生的女儿陈正代表家属发言，对会议组织者及与会者表达了深深的感谢之情。
在下午的分组讨论阶段，两个小组以陈述先生的学术贡献、辽金史及民族史研究为主要内容进行了深入研讨。宋德金的《纪念陈述先生百年提高辽金研究水平》、景爱的《陈述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郭康松的《陈述先生整理辽文献的主要成就》、陈志贵的《宗师百年德识永志――纪念陈述先生百年诞辰》等文从方方面面深入探讨了陈述先生的学术贡献。吴刚的《陈述先生对达斡尔族族源研究的贡献》，杨优臣的《达斡尔族族源研究的几个问题――纪念陈述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和卓仁、敖景峰的《辽金元时期的达斡尔人――学习陈述先生的治学精神，探寻达斡尔族历史足迹》等文阐述了陈述先生的论著对达斡尔族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
本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以辽金史、契丹女真史研究为多，论文有着较高的水平。王曾瑜的《也谈辽宰相的南、北与左、右问题》认为辽代“北府宰相”、“北宰相”即是“左丞相”，而“南府宰相”、“南宰相”即是“右丞相”。因为在东向而坐的皇帝面前，北宰相站立北方，即左面，故北宰相就是左宰相，而南宰相站立南方，即右面，故南宰相就是右宰相。曹流的《关于辽朝与五代十国政治关系史研究的两点思考》通过纵向与横向两条线对辽朝与五代十国政治关系史研究进行了梳理，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了两点建议。高福顺的《辽朝科举制度发展演变的基本特征》认为辽朝科举制度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呈现出既要吸收中原儒家文化为己所用，又要保持契丹族固有国俗的整体特征。它不仅是唐宋科举制度的继承与发展，而且也带有明显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民族性特征。其他辽史方面的论文还有张志勇的《辽朝行政伦理文化的特色研究》、杨树森的《辽代后期的政治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政争――兼说辽朝的衰亡》、肖爱民的《试析北宋人对辽朝政治中心的认识》、孙泓的《宫卫部落和契丹民族的发展》、冯永谦的《辽代矿冶采炼和金工的考古学考察――为“纪念陈述先生百年诞辰”而作》等等。程妮娜的《金朝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朝贡关系研究》阐述了金朝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朝贡关系问题，韩志远的《关于金代妇女的几个问题》探讨了金朝统治者对妇女的政策和制度、时人的女性观和表现、女性的风貌特征、妇女运动等几个问题。其他金史论文还有关树东的《金代的“冷岩十俊”――补遗》、周峰的《金代张仲宾墓志铭考释》等等。
民族志文献研究是本次研讨会的另一重要议题。李宇峰的《公主表新补》以新发现的辽代墓志为中心，对《公主表》做了补充；康鹏的《版本源流考》对《松漠记闻》这部重要金源史料的著录情况及其现存版本进行了系统梳理；乌兰的《版本流传考》就目前所知《元朝秘史》诸版本的情况做了重新梳理，对前人的工作有所修正和补充{刘正寅的《波斯文《史集・部族志・乞儿吉思传)研究》将《史集》的“乞儿吉思部”由波斯文直接译为汉文，同时结合其他文献，作了进一步的注释与考订。此类论文还有崔红芬的《再考略》、孙静的《按语初探》等。
本次会议还有一些关于民族史其他研究专题的论文。李大龙的《试论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分期和特点》从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的角度，对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期；孙进己的《“征服王朝”的历史作用》认为“征服王朝”说是建立在割断历史欺骗手法基础上的；陈勇的《三刘、二石与“五胡”称谓探源》认为“五胡”称谓有广、狭义解释，以“五胡”指涉“胡、羯、鲜卑、氐、羌”五族是东晋、十六国后期人们形成的一种观念。提交会议的民族史论文还有李鸿宾的《墓志里吐谷浑王族任职押蕃使问题再探》，彭丰文的《从
通过本次研讨会，学者们缅怀了陈述先生的生平和治学精神，高度评价了陈述先生的学术贡献，并围绕辽金史及契丹女真史研究、民族史文献研究等民族史专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讨论，将对中国民族史研究事业的繁荣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周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关键词：泰国北部；跨境山地舞蹈形态；舞蹈教育；大学课程
一、泰国北部跨境山地民族以及舞蹈概况
泰国山地民族主要分布于北部和东北部山区，包括苗（Miao， Hmong， Meo）、瑶(Yao， Mien)、傈僳(Lisu， Lesu)、拉祜(Lahu， Mussur)、阿卡(Akha， Ekaw)、克伦(Karen， Kariang， Yang)等20多个少数民族及其支系。山地民族寄居的地方，可以说是原始生态舞蹈的海洋，特殊的地理地域特征、气候条件、农耕经济形态等因素造就他们的传统舞蹈具有浓郁的农耕文化特征，以及宗教特征。其舞蹈形态还处于较为原始、古朴的状态，集中体现了山地民族民俗、宗教、生产、生活的状况。
山地民族勤劳、智慧、善良而坚强，在漫长的族群迁徙途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他们用舞蹈的形式，真实、直观地记录了迁徙过程中先辈们用勤劳的汗水甚至是鲜血、生命换取的宝贵的生活、生产、战争等经验，并感召后代子孙以自强不息的顽强的抗争精神来优化生存环境：由于山地民族的聚居地大都远离都市，虽然风景宜人、山清水秀，可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瘟疫、疾病时常在村落里困扰着村民以及村民们赖以生存的家畜，没有现代医疗条件，就用舞蹈来“治病疗伤”、驱除邪恶；很多山地民族处于半山农耕经济状态，生产力水平底下，基本上处于靠山吃山、就地取材、刀耕火种的原始自然经济状态。当年的气候条件决定人们的温饱，降雨量的多寡主宰着村民的衣食住行。为了来年庄稼长势旺盛，获得丰收，人们通过舞蹈来企求风调雨顺、消除虫害。论文 lwkoo.cn 毕业论文
舞蹈，还作为他们与上帝、祖先通灵对话的工具，成为人们生活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心灵的寄托。有了舞蹈，村落头人、巫师、摩批的威严显得神圣不可侵犯，因为他们是村落的守护着，同时也是领舞者。在阿卡、傈僳族等村落，举行仪式前所跳的舞蹈，都必须由头人、巫师或者摩批领舞，在他们家里面先跳过之后方可以全村人参与在特定的场所跳。所以，舞蹈，在人们的意识里是神圣的，他跟想象中的神灵、祖先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赋予舞蹈和祖先、神灵一般无穷的魔力。而人们只要投入到舞蹈中，也就受到了神和上帝的庇护，就会变得健康、强壮从而坚不可摧。由于受到上述各种因素作用，泰国北部山地民族舞蹈形态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一）、舞蹈形态具有较浓郁的原始宗教特征；（二）、不同山地民族舞蹈形态的内涵、风格特征各异、个性特征突出；（三）、舞蹈文化在民俗活动、宗教仪式里占主导。
二、泰国北部跨境山地舞蹈在教学中的运用现状以及走入课堂的必要性
1、让跨境山地舞蹈走入大学课堂，是文明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
舞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说到底，舞蹈就是人体反映心灵动态的艺术，而心灵动态又是社会动态的真实的写照。泰国北部山地民族踏着先祖留下的粗拙足迹，唱着先祖灵魂编织成的单纯而神秘的旋律，创造了灿烂的舞蹈文化，开辟了属于族群的一片净土。
大部分泰国跨境山地民族如苗（Miao， Hmong， Meo）、瑶(Yao， Mien)、傈僳(Lisu， Lesu)、拉祜(Lahu， Mussur)、阿卡(Akha， Ekaw) 等均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历史上曾同属起源于中国甘青高原的氐羌族群。山地民族的先民顺着湄公河流域经过漫长的迁徙过程进入泰国境内。他们的根是在中国，所以，他们的舞蹈形态很大程度上还有很多中国境内山地民族的痕迹，如：以腿部动作为主。从舞蹈形态的文化内涵来说，几乎跟境内的有着惊人的相似甚至是雷同，如：跨境拉祜族舞蹈“拜神树”“风吹谷子倒”“ 跳鹧鸪”“ 藤子上树”等，以及跨境苗族舞蹈“吹芦笙”“送葬”等，其舞蹈名称、步伐套路和境内是一样的，而他们的很多宗教仪式、民俗活动以及在仪式上跳的舞蹈，其风格甚至比境内的还要古朴，换句话说，由于远离都市，村落里的舞蹈形态还没有受到现代文明的“污染”，仍然保留着古朴、原始的风格特征。尤其是宗教舞蹈文化，是散落在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泰国北部地区璀璨的文明碎片之一，撷取泰国北部地区跨境民族原始生态舞蹈这一文明碎片，走进大学课程，拼凑成完整的、美丽的图案，形成具有一定教学训练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教学组合，或者通过对原始素材的提炼、加工，形成舞台艺术作品。在此过程中发现文明传承的密码，为保护、传承人类文化遗产做出贡献。
2、在大学课题里充分发挥其美育教育功能。
舞蹈的教育功能，是舞蹈的意义所在，通过舞蹈的审美教育，在道德品质和思想情操上给人以影响。但它不是以某种抽象的道德原则进行说教，而是把道德准则通过审美功能体现出来，使人从情感上受到感染，发自内心地体验到这一原则的崇高性，把它变为自己内在的心理欲求。过去历史上一些有见识的统治者也重视舞蹈教育，原因就是他们也懂得舞蹈教育功能这一特征。如中国古时周代，"设乐师掌国学之政，教国子小舞。凡舞，有恢舞，有羽舞，有皇舞，……"《周礼春宫》，其目的就是利用舞蹈的审美功能，潜移默化地把一整套封建道德礼教观念，输入贵族子弟的思想情感之中。 从美学的角度上说，舞蹈的这三种功能，就是真、善、美这三方面的作用。认识功能是真，教育功能是善，审美功能是美。但三者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辩证统一。在正常的情况下，舞蹈艺术总是作为真善美的统一整体来对人和社会发生作用的。当代大学生，对未来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针对大学校园里的学生，除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及举行一些公益性活动外，笔者认为，以山地民族舞蹈为载体，让博大的民族文化之精髓渗透到学生的心里无疑是一项有着特殊意义的举措。
3、泰国以及中国境内，跨境山地舞蹈纳入舞蹈专业课堂现状简析。
笔者在访问清迈皇家大学艺术系、国家戏剧学院等高校时，曾和这些高校的舞蹈专业老师进行了全方位的交流切磋。我们感到：现在他们的课程设置主要针对泰国的传统舞蹈、孔戏等，而对山地民族的舞蹈仅仅限于了解、适当接触，而没有正式纳入课程教学的建设范围。也就是说，还没有正式进入大学课堂形成必修科目。而在国内，专业舞蹈院校如：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云南艺术学院，或者专州综合艺术院校的民间训练体系，基本上围绕中国四大民族舞蹈来展开，跨境山地民族舞蹈教学仅仅限于限修课，可有可无，甚至一片空白，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在专业的舞蹈院校，更应该让跨境山地舞蹈走入大学课堂，要使舞蹈教育事业真实意义上打造出自己的品牌，实现“国际化”，只有走“民族化”的道路。毕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性的”。
三、泰国北部跨境山地舞蹈形态纳入大学课程的途径、措施。
侧重、健全艺术高校的专业课程设置，把整个湄公河次区域舞蹈文化形成大学必修课程。
1、形成基本功训练体系
基本功是学习其他舞种必须要具备的基础能力，是所有舞蹈课程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为避免生态舞蹈“西洋化”，结合湄公河次区域舞蹈文化特征，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基本功训练课程体系——“民间”基训。而尽量不采用传统芭蕾舞基本功训练体系（当然可以有所吸收，但尽量以经过提炼的“民间”基训为主体）。另外，基本功训练课程里所用的伴奏音乐也尽量采用本民族的音乐素材。
2、形成民间舞蹈组合训练体系
以本土化少数民族民间舞蹈为民间舞课程的主干内容：阿卡族舞蹈、拉祜族舞蹈、花腰傣、佛教舞蹈、泰族舞蹈、缅甸舞等。
这里有两个教学任务必须按步骤完成。民间舞教授的过程也就是动作元素组合提炼的过程；除了在练功房里，面对镜子再现其原始风貌外，更重要的还是在原来基础上进行雕琢、加工，形成既具有训练价值又不失去其原始风格特征的次区域民族民间舞蹈组合。
另外，除了次区域本土舞蹈外，还应该教授一些相互具有历史渊源的舞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所对比与鉴别，这样就可以更正确快速地把握所学主干课程内容的风格特征。
3、形成单一舞种创作排练剧目或者形成能体现湄公河次区域跨境山地民族舞蹈文化历史渊源的舞蹈诗或者舞剧
剧目排练，简单的说，也就是把课堂里面单一的训练内容再经过加工、创作，升华成为能够体现、反映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特征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艺术形态，既有传统之美，又有现代之力的舞台新作。把最原生的原创乡土舞蹈精髓以新锐的艺术构思全新整合重构，创造出独具浓郁湄公河次区域跨境山地民族舞蹈文化特征的民族风情并通过专业舞台进行展示。
四、结论
【摘要】本文通过教学研究、实践探索等几个方面来探讨旅游纪念品设计人才的培养，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和本地的实际旅游产品市场需求，形成一套合适的旅游纪念品设计人才的培养体系。通过成熟的教学体系设计，以“产学研”的方式执行教学体系，以培养学生的设计能力为中心，让学生具备理论知识和坚实的动手实践能力。
【关键词】课程设置；旅游纪念品；设计人才；应用型教学
四川是西部地区一个旅游景点比较集中的地方，成都和绵阳都是旅游城市。四川还有历史文化遗址，如九寨沟、峨眉山、三星堆、卧龙熊猫保护区等景点在世界上都是知名的，每年到川旅游的国内外游客众多，旅游纪念品的产值非常大，长期以来，本地区纪念品设计产业较为落后，景区的纪念品种类比较单一，随着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政策引导，设计行业逐渐得到发展，而本地的高校中纪念品设计专业起步普遍较晚，大量的纪念品设计师需求促使本地高校为地方经济建设需要培养纪念品设计人才。
一、旅游纪念品设计培养目标
本课程的教学培养目标为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以及纪念品设计师的职业道德修养的培养。让学生熟悉纪念品设计的技术和相关的理论知识；熟悉纪念品的基本类型，掌握纪念品设计的程序和方法，然后根据此设计方法来进行旅游纪念品设计，并且能够完整清楚地表达出设计方案。从纪念品设计的理念和风格、结构与材料、造型与色彩、装饰与成本及市场与相关文化等多个方面来进行设计的教学分析，主要分为三大块来讲解：1.旅游景点的文化性与旅游产品相关的理论知识。2. 学生需要掌握手绘草图、效果图、Cad 工程制图以及Photoshop 软件、3Dmax 软件等计算机软件辅助设计来表达设计方案，同时也需要掌握纪念品设计的常见设计方法。3.思想目标。培养学生作为纪念品设计师的职业道德，勤于思考和求知的探索创新精神，以及团队协作能力和表达能力。此外还需要学生了解相关知识产权专利法规，以学生为中心，全面培养学生的理论和实践能力。
二、课程设计环节
旅游纪念品设计主要分三个大的阶段：阶段一为设计基础阶段；阶段二为专业提升阶段；阶段三为专题设计和毕业设计阶段即综合应用阶段。学校在每一个阶段分别设立相应的学分，例如：初选阶段2 个学分，深入阶段6 个学分，毕业设计阶段8 个学分。常见的教学环节如下：
市场调查。我们主要调查本地区几个大的旅游产品市场，如广汉三星堆景区、成都锦里景区、绵阳北川景区等。
设计实训。关于旅游纪念品设计人才的培养通常实训分为三个阶段：一为学校工作室阶段；二为专业的工程实训中心实训阶段；三为纪念品公司和设计公司实训阶段。在工作室阶段需要遵循产品设计流程，在设计过程中让学生按小组搭配，每个学生为一个创意的主动者，分别提交关于纪念品项目的构思方案，然后通过讨论评估每个小组的方案，确定最佳的方案，最后对材料和结构及加工方式进行分析研究及动手制作。每个方案产生之前都需要通过充分的设计调查，只有调查充分才能提出合理的方案，然后绘制草图：电脑设计效果图、工程图、材料工艺说明图等，在项目设计中可以培养同学的综合设计运用能力和团队协助能力，在实际的项目设计中，一个纪念产品的诞生往往是多人合作的结果，团队成员的相互协作可以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会提升产品开发的综合能力。旅游纪念品的专题设计和毕业设计环节。
毕业设计在同学的大学学习阶段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学生毕业前的一次综合演练。学生将运用大学所学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结合设计理论和设计实践的动手能力等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主动地、完整地完成设计项目。项目可以是虚拟的概念项目也可以是旅游景区实际需求的项目，整个毕业设计分为导师组，每个导师都有不同的研究和实践方向，学生毕业设计的选题要与导师的研究方向相一致，也允许以导师的科研课题为导向来选做毕业设计，通过确定选题、设计的完成、毕业设计的答辩、作品的最后展示等环节来最终完成毕业设计。
三、教学及训练体系
（一）参加设计比赛
教学训练体系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在设计专业领域，可以通过参加专业的设计比赛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学习的兴趣，让学生具有成就感，这是一种非常好的锻炼学生设计能力的途径。各种设计比赛在每一年都有，在每一次的设计比赛中，学生都全力以赴，从设计的市场调研、产品的思维导图、设计创意、电脑效果图等参赛的要求来完成，可以是单个也可以是团队的形式参赛。比赛能力的锻炼是一种综合能力锻炼，故此这种比赛不仅仅限定于旅游纪念品设计方面，比如平面类设计比赛也可以适当参加，甚至一些广告类比赛，都可以锻炼同学的思维和完成设计的能力。参赛不可能每次获奖，也不可能一参赛就获奖，但这个参赛的过程却非常的重要，同学在一次次的比赛中能取得成绩，有了经验和积累后，同学就有了进步从而获得信心，进而更主动地参加更高级别的比赛了。从学校比赛开始，然后到市级的比赛，到省级比赛，最后到全国性比赛，甚至是国际比赛。让学生的经验在比赛中逐渐积累，比如在四川省组织的每一年的太阳神鸟天府宝岛杯产品设计大赛、四川的大学生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赛、大学生艺术节等这些都是很好锻炼学生设计能力的平台，在参赛的过程中老师对比赛的了解和比赛方向的把握及设计方案设计思维的导向非常重要。
（二）科研课题及实际项目教学
旅游纪念品设计分为导师组，即把纪念品设计的学生按导师来分区，分成各自的导师组教学区，结合导师组的科研项目来教学，教师组成通常是助教搭配副教授，讲师可以独立成为导师指导学生，每个导师组，都有自己的科研项目，如学校课题、市级课题、省厅项目等。比如国家社科基金汉羌山地村寨课题，在旅游纪念品设计课程中就被导入了导师的教学课堂，同学分成不同小组结合本课题来进行纪念品设计：由于北川离绵阳市区不远，又是唯一的一个羌族自治县城，同学们可以非常方便地到北川进行考察，感受传统的羌族文化，羌族的转山会、羌历年等都是考察的重点，还有羌绣、羌族服装等，从各方面让同学感受和理解羌族文化，从而设计具有羌族特色的旅游纪念品。
四、结语
旅游纪念品设计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成效明显，近两届学生的教学实践效果表明，学生的设计能力、创新能力、动手实践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学生在各类设计比赛中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结合景区的实际项目及科研课题来进行纪念品的设计和教学也是非常好的人才培养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既培养了学生，也利于教师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的进步，利于旅游纪念品设计人才的培养。
注释：
基金项目：本论文属于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汉羌山地村寨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子课题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2EH123）。
参考文献：
［1］中央美院美术史系教研室. 中国美术简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25-95.
［2］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90-115.
［3］［美］唐纳德·A·诺曼. 设计心理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18-32.
［4］田自秉. 中国工艺美术史［M］.梅琼，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25-35.
[关键词]奇台县；石城子；疏勒城
[中图分类号]K87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8-0035-04
1972年，新疆奇台县开展了文物普查活动，根据奇台县半截沟麻沟梁出土的文物，将石城子定为东汉永平十八年（75）耿恭引兵进驻的疏勒城。1973年，奇台县举办了出土文物展览会，把石城子定为疏勒城的消息公布于众，从此挑起了40多年的疏勒城之争。此后奇台县进行了C-14检测，搞了许多名不符实的宣传造势活动，并在江布拉克入口处不远建立了一座高塔，高塔顶端塑了一尊身着盔甲、跨着战马的英雄雕像，还在石城子路口制作了“汉疏勒”广告牌。2009年12月，奇台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第一版《奇台县志》中把奇台石城子作为疏勒城记载。2011年3月，奇台县又策划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西域文化专家杨镰到奇台拍电影《疏勒城保卫战》，并且在中国市县招商网（）公布计划斥资1800万元修建耿恭纪念馆、旅游接待中心、服务中心等旅游设施。
2015年9月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奇台石城子遗址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13年5月3日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城子遗址”碑。为回答石城子遗址碑后铭文内提出“学术界专家根据地理位置、地形、器物及文献记载认定此城为《后汉书》中戊己校尉耿恭抗击匈奴的汉代疏勒城”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考辩意见，以求抛砖引玉，诚望贤达、同仁不吝赐教，提出宝贵意见。
一、东汉耿恭守卫的疏勒城（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地
《后汉书》清楚记载，永平十七年（74）冬，窦固率一万四千骑，出敦煌昆仑塞（今甘肃省安西县），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西北巴里坤湖）大败匈奴白山部，乘胜攻占车师前后部，复置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命陈睦为都护，命耿恭为戊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县泉子街小西沟古城），命关宠为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新疆鄯善县鲁克沁） ，各屯置军均数百人。
永平十八年（75）春二月，窦固奉诏罢兵回京师雒阳。就在窦固大军离西域后，北单于蒲奴立即遣左鹿蠡王率二万骑争夺车师。耿恭派司马将兵300人救援，道逢匈奴骑兵众多，全军覆没。匈奴破杀后王安得，进攻金蒲城。耿恭以毒药涂箭传语：“汉家箭神奇，中箭必有异”。发强弩攻击。虏兵中箭后，肌肉崩裂、溃烂，惊恐撤离。五月，因金蒲城缺水，《后汉书》记载：“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入可固，五月乃引兵据。”迁疏勒城。“七月匈奴复来攻，恭募先数千人驰之，胡骑散走，遂于城下拥绝入城的涧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笮马粪汁而饮之……恭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恭乃令吏士扬水以示虏，虏出不意以为神明遂引去。”
十一月，焉耆、龟兹联合进攻车师，都护陈睦战殁。示围关宠于柳中城，次年（建初元年，即公元76年），章帝即位，诏公卿会议，决定派兵救援戊己校尉。东汉救援大军于建初元年（76）正月会柳中、击车师、攻交河。北虏惊走，车师复降，这时关宠已逝世，王蒙闻之，欲引兵还。先是耿恭派遣军吏范羌至敦煌迎领士兵寒服，随王蒙出塞，正在大营，范羌固请迎恭，诸将不敢前。《后汉书・耿恭传》清楚记载：“乃分兵二千人与羌，从山北迎恭。”
交河城山北迎恭，通往车师后王部的山路只有一条，这条道民间称车师道，它从吉木萨尔县泉子街镇南，越天山至吐鲁番市交河城，是汉代连接车师前后部的捷径，故称车师古道，也称金岭道，唐时又称他地道。这条道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员薛宗正先生在《新疆历史词典》中注释：“（他地道）唐交通干线之一，出于交河县北80里之龙泉馆，北入柳谷120里，经柳谷度金砂岭160里经石会汉戌（汉金蒲城）至北庭都护府，全长225公里，足水草，通人马。”范羌接受西征救援大军迎救耿恭的使命后，毅然北上，路途大雪不止，地面积雪1丈有余，2000人艰苦跋行，终于勉强抵达交河城北端山口，即位于吉木萨尔县泉子街的大龙沟沟口的疏勒城。
《中国新疆名胜古迹》一书载：“大龙口又称吉木萨沟，今称长山渠，由此南行，至天山山口，东汉称疏勒山，今称卡子湾，为通往吐鲁番的第一道山口。”耿恭守卫的疏勒城就在此处。范羌抵达疏勒山下的疏勒城时正是深夜，城中听到人喊马嘶，以为北匈奴来犯，惊慌失措。范羌遥呼：“我是范羌，汉遣军来迎校尉耳。”城中惊喜若狂，高呼万岁，开门相拥涕哭。天明向南班师，虏兵尾随，汉军且战且行，吏士素肌困乏。
《后汉书・耿恭传》记载：“恭以疏勒城有涧水入可固，五月乃引兵据之。”说明耿恭引兵在永平十八年（75）五月进驻的是有涧水入的疏勒城，到次年（建初元年）正月，范羌率兵迎救耿恭，离开大龙口古城疏勒城时，《后汉书》又有“癸疏勒尚有二十六人”之载。说明耿恭永平十八年（75）五月从金蒲城进驻吉木萨尔泉子街大龙口疏勒城后，至次年（东汉建初元年）正月退出疏勒城回玉门关，这一进一出记载清楚，耿恭一直坚守在大龙口疏勒城，并未去奇台石城子和其他任何地方。疏勒城在哪里，《后汉书》记载清楚，就在交河城山北，怎么能到奇台石城子呢？时至今日，大龙口古城一直静如处子，安如泰山坐落在交河城山北、天山山口的吉木萨尔疏勒山下的大龙口，并不在奇台石城子。这一活生生的现实例证，摆在吉木萨尔县泉子街大龙口古城，事实清楚，说明至今两地仍隔山隔水，彼此相距100多公里。①再查阅历史文献，奇台石城子历史上并未出现疏勒城的命名。
二、奇台石城子出土文物（器物）考辩
一个地方的地名，与当地的地理环境、自然面貌和历史渊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蕴含着一个地方的传统基因和文化密码，不因朝代和政权的变更而割裂。奇台石城子从东汉至今为什么会称石城子，因为其地理环境、自然面貌与这个城的特征有相似之处。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员薛宗正先生在《北庭春秋》中论述：“麻沟梁山丘上石城子临山而建，四周有许多露出表面的岩石，故称石城子。”薛宗正先生还在《北庭春秋》中论述：《汉语―波斯语词典》1531页有“solb”一词，意为硬石、坚硬的力量……其硬石亦与“石城子之名含意相吻合”。奇台魏大林先生在1987年第3期《西部学坛》刊出的《疏勒城考辩》中论述：“汉军建城山顶石质坚硬，故有石城子之称，下为砂岩层，地下水位在四五百米以下。”2015年9月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立的国务院公布的石城遗址碑背面铭文也镌刻“因城东侧山涧边有大量巨石，故称作石城子”，以上对石城子的命名与自然面貌论述非常相似。
查阅历史资料，东汉历史文献中就有“石城”的命名。如新疆大学出版的《二十四史两汉时期西域史料校注》中就记载，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市西南）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熹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破之。王尚在其山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收秋]毕，复发兵攻车师王于石城，王闻汉兵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发兵”。从以上记载可知“石城子”与匈奴白山部腹地“蒲类海”（新疆巴里坤县西北巴里坤湖）接近。今奇台石城子就接近巴里坤县，说明汉代山北石城，就是今麻沟梁的石城子。
汉代车师至今吐鲁番山北称“石城子”的地方只有奇台半截沟麻沟梁石城子一地，再无他处，奇台半截沟麻沟梁山丘上的石城不称石城子还能称什么。
因为在东汉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早已有了“石城”的命名，100多年后至永平十八年（75），耿恭如果引兵从金蒲城进驻“石城”，历史文献应该将石城记载为耿恭引兵据守的地方。可事实是文献如此记载：“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入可固，五月引兵据之。”说明耿恭引兵进驻的是交河城山北的疏勒山下的疏勒城，而不是车师柳中城山北、萨捍道麻沟梁的石城子。这一事例可以证实从古至今，汉代“石城”就是今奇台县的石城子，历史文献《后汉书》并无耿恭引兵去石城子的记载，耿恭从永平十八年（75）进驻“有涧水可固的疏勒城”至次年建初元年（76）离开疏勒城回京师雒阳，一直坚守在泉子街大龙口古城疏勒城，并未去奇台石城子，石城子出土文物应归属石城子，它与大龙口古城疏勒城没有任何纠葛缠绕关系。
三、奇台的地理环境、自然面貌（地形）与疏勒城不符
《后汉书》记载：“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五月引兵据之。”说明耿恭引兵进驻的是有涧水入的疏勒城。可是奇台石城子建在山顶，水渠在山下，水渠离山顶数十米，无法引水上山。中国著名的西域考古学家、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炳华先生所作透辟分析指出：“石城子终汉之世已经废弃，揆其原委，建危城于山梁之上，水源则在山下溪涧之中，在军事防御上是有很大弱点的，一旦敌军切断水源，即可能置守军于死地。”麻沟梁石城子没有入城的涧水，七月匈奴复来攻，耿恭先募数千人直驰之，胡骑散走，匈奴还去哪里拥绝入城的涧水。这与《后汉书》记载的历史环境不相符。
与麻沟梁没有入城的涧水的自然环境相反，吉木萨尔疏勒山下的疏勒城却有涧水。这与《后汉书》记载相吻合。吉木萨尔疏勒山下的疏勒城，东、西二面都有水相临。东边距疏勒城不远的牛圈子沟，有一渠冬不结冰、夏不干涸、四季长流的泉水。化时，太平大队四队就用这水浇灌疏勒城旁的打麦场。现在这渠水用于山下农民饮水的自来水工程，仅剩部分水，已改建渠道，仍在流淌。这与《后汉书》记载的“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入可固”相吻合。
《后汉书》记载，七月匈奴拥绝入城的涧水，守城汉军榨马粪汁解乏解渴。耿恭率吏士亲挽盛土竹笼掘井，不久泉水涌出。耿恭令士兵用水和泥涂墙，将水向城墙外泼出，北匈奴大出意外。奇台石城子无入城的涧水，地下水位四五百米以下又打不出井来，在匈奴围攻下，守城吏士就无法在石城子生存，坚守石城子。由此可知，石城子与《后汉书》记载的疏勒城自然环境不相符。
疏勒山下的疏勒城，不但东边临牛圈子沟大渠，西边又紧靠疏勒城梁坡下的大龙口河谷。河底距梁顶坡长50米，有很好的蓄水层，所以耿恭在疏勒城穿井15丈，飞泉涌出……符合历史文献记载的事实。
参加1972年奇台文物普查的作者在其著作《北庭春秋》中载：“奇台石城子南倚天山、东临悬崖，西、北两面有土墙垣，北墙长280米，西墙155米，城墙残高3米，墙基宽约10米，其东段最高处约3米，马面角堡依稀可辨。”据此论述，城北、城西有城墙，城东依悬崖没城墙，城南依天山没城墙，城东最高处虽有马面角堡，不可能太大。没有形成四周围绕的城池，起不到掩护防御作用，尤其西墙南段还有一片较为平坦开阔地，并无壕沟。这明显可为两万匈奴长驱直入留下方便，两万匈奴可从此冲锋陷阵，冲向北墙、西墙前后空旷地带，守城汉军无有退路，被逼上城头。守城汉军如何下城掘井取水，如何收捡木柴、秸秆生火煮饭，匈奴派使劝降，言“耿恭如归附可封白屋王，妻以女子”。耿恭诱使上城斩杀，自己在城头炙烤匈奴使者尸体，所需木柴、秸秆从何而来。
2015年2月15日，疆内媒体消息称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在发掘中发现石城子城内依托北面和西面建了一个子城，城东城南临深涧证明城东城南没有城墙。即或有子城，也不可能太大。古代战争攻城有水攻、土攻、火攻，如用水攻，石城子无进城的水源。如用火攻，两万匈奴兵每人背一捆柴草，从城北、城西攀上城头，投向子城点燃，顿时烟火四起，东汉守城吏士不死也会受伤，从而失去战斗力。如用土攻，两万匈奴每人抱一块大石，提一筐土，居高临下，从城头投掷石块，扬撒沙土，顷刻可从城头铺垫出直通城底的坡路，匈奴就可横冲直撞扑到城中，数十名东汉守城吏士，就难逃全军覆灭之灾，怎能等到次年（建初元年）东汉救援大军来救。更令人惊奇诧异的是，《后汉书》记载“癸疏勒时尚有二十六人”。这“二十六人”在无遮挡的石城子，早就在两万匈奴的包围下，如同羊落虎群，怎能活着离开石城子回玉门关。
四、西征救援大军会柳中城后没有去石城子
《北庭春秋》载文：“耿恭移驻山北最后一个据点疏勒城所在的石城子，南隔天山与鄯善柳中城相望，山中且有谷道相通，时有汉军关宠驻守，参稽《西州图经》十一道中的移摩道、萨捍道、突波道、乌骨道、花谷道皆可通奇台。”
何谓“西州”，《辞海》1831页“西州条”解释：“贞观十四年（640）灭L氏高昌以其地置，治所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贞元七年（791）地属吐蕃，史称西州回鹘。”《西州图经》十一道中的移摩道、萨捍道、突波道、乌骨道、花谷道等是敦煌出土的唐代地志残卷中的西州碛滩路道，②这些道即使存在，也是汉代后曾经历了蜀、汉、魏、晋、南齐、梁、陈、北魏，随、唐数百年的更朝换代，经人踩马踏后逐渐形成了贞观，贞元年间的人径马道，并列入《西州图经》，东汉永平十七年（74）始设西域都护府时，以上通道所在的山崖峡谷是否形成人踪马迹未见史籍记载。我们总不能把相隔几个朝代，相距700多年的不同时期的问题前拉后扯搅和在一起。查阅历史文籍，东汉永平十七年（74）并未出现《西州图经》和《西州图经》所列的各道称呼名谓，《后汉书》也未记载范羌和东汉西征救援大军从柳中道、萨捍道、移摩道等去石城子的记载。《北庭春秋》怎么能说石城子是耿恭移驻山北最后一个据点疏勒城呢。
详细阅读《后汉书》便可得知：西征救援大军出征前，明帝刘庄已于八月十六日驾崩，永平十七年（74）十一月，焉耆、龟兹联合进攻车师，西域都护陈睦战殁，关宠被包围在柳中城，他上书求救，东汉在国丧期间，无法派兵，关宠战殁。次年（75）正月，西征大军会柳中时，救援关宠的任务已不复存在。耿恭如果在奇台石城子，西征大军可从柳中城直奔石城子，但《后汉书》载，会柳中后，西征大军击车师，攻交河，并未去石城子。因为西征大军知道，肃宗皇帝降旨迎救耿恭的城，在交河城山北的疏勒城，并不在石城子，要迎救耿恭必须攻交河。当攻交河获胜，匈奴惊走，王蒙闻关宠战殁，欲引兵回。耿恭派军吏范羌去敦煌迎士兵寒服，随王蒙出塞，正在大营，坚决请求迎救耿恭，诸将不敢阻拦，乃分兵二千与羌，山北迎恭。至此，范羌从永平十七年（74）冬随窦固出敦煌昆仑塞已在车师古道往返走了三次：第一次出敦煌昆仑塞大败匈奴，第二次赴敦煌取寒衣，第三次随王蒙救耿恭。范羌对车师古道并不陌生而是熟路轻辙，耿恭在哪里，他心知肚明，所以在会柳中时他没有提出固请耿恭的请求，也未从柳中城向北去石城子。以上事例表明，《北庭春秋》提出的耿恭移驻山北最后一个据点石城子，过于牵强附会。
五、“石城子遗址”碑背面铭文考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2015年9月3日在奇台半截沟麻沟梁石城子立了一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城子遗址”碑。从正面看这块碑国务院以石城子出土文物将石城子定为“石城子遗址”，符合石城子历史定位，可是碑背面铭文却如此记载：“学术界专家根据地理位置、地形、器物及文献记载，认定此城为《后汉书》戊己校尉耿恭抗击匈奴的汉代疏勒城。”
为澄清事实，我们不妨对“石城子遗址”碑背面铭文提出的问题进行考辩，将1972年奇台文物普查的简要过程及学术界专家的认定作以介绍。
据参加奇台文物普查的学者，在《北庭春秋》中自述：“我认为疏勒城就是1972年奇台文物普查时所发现的石城子古城。当时我在奇台工作，与当地文物专干徐文治一起主持了这次文物普查，以马、驴代步深入南山，发现了这座古城。1973年举办了奇台文物展览，在解说词中提及此城就是汉疏勒城。1979年将这一观点以《耿恭驻守的疏勒城在哪里》为题公开发表。大约同时已在奇台看过文物展览的自治区博物馆柳用能也发表了《耿恭所守的疏勒城考》，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此后我又将这次发现，整理成论文陆续发表。”1988年，这位参加奇台文物普查的学者在《新疆文物》第2期发表了《务涂谷、金蒲、疏勒考》的文中论述：“耿恭于金蒲城初挫匈奴之后，不南投交河与陈睦会师，而是东退疏勒、凭险固守，原因是陈睦败殁，南路已被切断。”“耿恭东退唯一指望，只能是同驻守柳中城的关宠会师。则此，疏勒城必与柳中城相望，相距不远。”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结合历史文献《后汉书》记载略谈一些看法。《后汉书・耿恭传》记载：“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入可固，五月乃引兵据之。”到次年（建初元年）正月，肃宗皇帝降旨组成的西征迎救戊己校尉的大军，会柳中、击车师、攻交河匈奴警走，车师复降……“范羌固请耿恭诸将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与羌，山北迎恭。”次日天明，耿恭吏士遂范羌启程回京师雒阳。《后汉书》又载“癸疏勒时尚有二十六人”。《后汉书》的载文清楚说明耿恭吏士上年五月进驻疏勒城，至次年正月一直坚守在交河城山北，吉木萨尔大龙沟口的疏勒山下的疏勒城，并未南投交河与陈睦会师，也未东退石城子或柳中的关宠会师。疏勒城就在交河城山北，距离金蒲城仅8公里，并不在100多公里的石城子。
不言而喻，奇台文物普查将石城子定为疏勒城，是由参加文物普查的学者把《后汉书》记载的“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入可固”五月进驻的交河城山北的疏勒城，错判为“陈睦战殁，南路已被切断，耿恭只能东退石城子” 。所以，将石城子误判为疏勒城，造成了时至今日疏勒城之争之大错。今天孰是孰非的是非玄虚，已浮出水面呈现在大家面前，疏勒城之争还有必要僵持下去吗？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40多年的疏勒城之争，给社会带来伤害、经济造成损失、民众受到蛊惑。疏勒城之争该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了，我们怎么能把今代造成的疏勒城争论，留待下代去解决呢！
我们的祖先自古以来就有修史立传的优良传统，把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翔实公正的载入史册，给我们留下了宝贵财富。我们应该珍惜历史、尊重历史，对疏勒城之争的问题追根溯源，从历史事实中寻找答案，做好毗邻两县的与邻为善、和睦相处工作。
[注 释]
家纺行业的品牌盛宴
国内家纺行业的知名品牌在本届展会悉数登场,给观众带来一场品牌盛宴。强大的阵容涵盖了床品、毛巾、家具用装饰布和窗帘用布等各个领域,例如床品类的水星、恐龙、富安娜、雅芳婷、博洋、维科、梦兰、罗莱、愉悦、莎鲨等;毛巾类的洁丽雅、棉田、孚日、亚光、喜盈门、豪盛、康乃馨、双灯等;窗帘布艺类的达利、众华、吕华、华尔泰、东立、裕隆等。
随着家纺行业品牌意识的日益增强,尤其是在特定区域内形成的具有浓郁特色的家纺产业集群,近年来迸发出了更加蓬勃向上、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在本届展会上南通、绍兴、余杭、海宁、高阳、桐乡、建德、浦江、洲泉等家纺产业集群,以组团的形式展示了中国家纺集群的雄厚实力与独特魅力。
如今家纺展已成为亚洲规模最大及全球第二大的家纺贸易平台,自然引起了海外参展企业的极大关注。本届展会上奥地利的Lenzing(兰精)、英国的Diane Harrison设计公司、印度领先的装饰布生产商Dicitex Decor Exports、丹麦的DyKon A/S、美国的Richloom等国际知名品牌的到来,为展会带来了来自国际的最新看点。此外,展会的“设计师沙龙专区”展示了来自法国、意大利、英国、日本、韩国等地的 23家设计公司带来的最新家纺设计、印花和图案。该专区的意大利Antonio Alois&Figli公司代表Michele Alois先生说:“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而这展会就是进入该地区最适合的贸易平台。欧洲设计在中国消费者中广受欢迎,我们希望通过展会能与更多中国买家建立合作关系”。
彰显中国传统文化
2009年家纺展首次推出了中国家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区,引起了热烈反响。今年家纺展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区,更加强调了文化与产业的结合,在去年 14 家参展品类的基础上,优化和精选出云锦、蓝印花布、侗锦、沈绣、手工土布、鲁绣等品类以更好地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展会主办方帮助参展商在产品展示、设计开发、市场开拓等方面寻求突破,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向产业化、商业化转化。
以“中国新纹饰,从敦煌飞天”为主题的敦煌纹饰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区的一个亮点。由敦煌文化基金会组织挑选出 10 款敦煌原纹样,进行二度设计后,评选出 10 个最美纹饰,在展会现场展出。展会主办方专门从众多敦煌石窟中搜寻与家纺文化有关的元素,致力于长期的研究和挖掘,力图使传统元素与产业化结合起来,希望能够借此让观众了解到中国文化在家纺业中的传承和发展。
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会长杨兆华谈到:“这次在展位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我们依然拿出 200 多平方米免费提供给有关方面做文化概念,就是想引导中国的家纺设计逐渐向着民族特色设计的方向发展,形成自主的中国风格的家纺设计。哪怕需要几年的时间,我们也有足够的耐心去坚持,因为这是未来中国家纺屹立于国际市场的根基所在。我们这代人要打牢这个根基。”
绿色低碳大行其道
针对近些年来展位装修追求高大、攀比奢华而造成的环境污染和材料浪费现象,今年展会主办方向各位参展商发出了“绿色环保装修倡议”,提倡创意务实的展示风格,突出产品内涵与品牌文化,尽可能循环利用展台搭建材料;提倡使用绿色建材、环保型涂料及辅料,采用环保轻型材料装饰、装修。
在环保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的社会大背景下,各个家纺品牌企业纷纷响应号召,在展台装修上以创意设计为重点,采用简约环保的设计方案,在绿色低碳方面做足文章。同时众多品牌和公司推出了体现绿色低碳理念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例如棉田的“无印工坊”产品、莎鲨的“魅惑”系列产品、兰精的“天丝地毯”等等。
在江苏梦兰的展台上,“兰若汀香”系列纯天然亚麻面料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吸湿性,以高端织造技术与手工兰花绘绣,呈现出健康与时尚、传统与现代的和谐统一,“煦沐蓝湾”系列以 100% 桑蚕丝缔造出光泽柔润的完美手感;“欧风咖韵”、“甜蜜花园”系列及立体网纱式羽绒被等多种产品、芯类、面料的展示,将自然环保的健康家居理念演绎得淋漓尽致。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会长杜钰洲在参观了梦兰展台后,对产品注重引领环保低碳给予了高度评价。
跨界合作:深度诠释“大家纺”
今年的家纺展不但规模扩大了,参展的企业和品类也更加齐全,从床品、巾类制品、装饰布、地毯等传统家纺产品到非纺织窗帘配件及五金件、墙纸、各种室内配件等家具家饰产品,“大家纺”的概念得到了更好的诠释与延伸。
家纺与家具、家饰的无缝对接,软装饰与硬装潢的完美融合,对于深化“大家纺”概念、丰富家纺产品设计风格、拓宽家纺行业营销渠道、整合行业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观众呈现了一种新型的家居生活理念,这种理念打破了以往家纺与家具分开销售的形式,它将家纺、家饰、家具汇聚在一起,实现生活场景的再现,使消费者在购买家居用品时,可以根据个人的风格喜好和房间的大小格局,将一整套的家居产品搬回家。
活动精彩纷呈
展会期间,在产品展示和商贸洽谈的同时,中国家用纺织品发展论坛、2010 ― 2011年国际/国内家用纺织品流行趋势、中国家用纺织品设计大赛、中外销售渠道买家见面会等相关系列活动精彩纷呈,继续引领中国家用纺织品产业的发展。
8月24日,展会主办方在“2010年中国国际家用纺织设计大赛新闻会”上揭晓了“张謇”杯・2010年中国国际家用纺织产品设计大赛,2010年中国国际家用纺织品创意设计、论文大赛以及2010年中国国际家用纺织品网上设计大赛的获奖名单。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潘辽洲和宋苑源作品“羌魂”获得产品设计奖金奖,江苏蓝丝羽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作品“凯撒王朝”获得品牌产品设计风格金奖,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蔡雅霜、朱丹的作品“烟花泠”和“醉花阴”获得创意设计金奖,南京御祥云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罗茜尹的《相见相识 ―― 文化遗产保护之愿望》获得论文大赛金奖。国际流行趋势应用设计奖金奖空缺,银奖由南通三威家纺科技有限公司的“回”味、张家港市大唐纺织制品有限公司的“魅力东方”和来自韩国的拼布作品“十二棵树的故事”获得。
王永生是我的好朋友，早在前些年，就看过他有关新疆货币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永生每有创见，其观点在钱币学界引起了相当的重视。2007年9月在宁夏银川参加“宁夏钱币与丝绸之路货币学术研讨会”期间，永生送给我他刚出版的《新疆历史货币――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历史考察》一书。拜读之后，除了感叹他在繁杂的秘书处工作之余仍坚韧地固守学术研究的精神之外，更赞叹其新疆钱币的研究水平。
《新疆历史货币》一书由绪论、早期自铸货币、清政府在新疆发行的货币、清代地方势力及外来入侵者发行的货币、民国时期新疆省发行的货币、民国时期地方势力及分裂组织发行的货币、中央政府在新疆发行的货币及附录等八部分组成，书后还附有《新疆地区货币铸行大事年表》和参考文献等。此书就体系角度而言相当完整，在历史发展的大框架下采取专题的形式研讨各时期发行和流通的货币，使读者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上都能从中受益，显示出作者驾驭史料的能力和对新疆历史货币熟悉的程度。
绪论通过对新疆历史货币文化形成背景分析和新疆各历史时期货币铸行概要性的阐述，提纲挈领地归纳出了新疆历史货币发展和演变的特点，使人们对新疆货币文化能够有一个明晰的总体印象。
新疆早期自铸货币，是指汉代到明代在新疆地区建立的各地方政权自行铸造的不同货币。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我们知道新疆从汉代到明代曾先后铸行过汉怯两体钱、龟兹五铢、高昌吉利、日月光金、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高昌回鹘钱、突骑施钱、粟特青铜方孔钱、喀喇汗朝钱、察合台汗国钱、叶尔羌汗国钱和准噶尔普尔钱等。这些货币的铸行，不仅促进了古代新疆地区货币经济的发展，而且形成了新疆地区独有的货币文化。对这些货币的研究，永生在出版这本书之前就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比如通过对出土情况的分析，并结合史料，提出了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是当时主要用来供驻军使用的一种军用货币，流通范围仅限于当时安西守军主要控制范围即库车及其附近地区的观点；运用语言学，考证“高昌吉利”钱中的“吉利”两字为古突厥语ilik或ilig的汉语音译，即中原文献中所译的“颉利发”或“颉利”，汉语意思为“王”，认为这种“高昌吉利”钱是麴文泰为纪念被统叶护可汗按突厥习惯授予颉利发称号而铸造的一种用于赏赐或馈赠的吉语钱。经过用力爬梳，永生通过这本书使得自己对新疆早期自铸货币的研究，更加系统和完整了。
清政府从乾隆年问开始一直到光绪年间，都利用新疆地区出产的红铜铸行货币。由于铸行时间的长久，留传到今天，新疆红钱不仅版式极其复杂，其中所涉及到的大量问题更是有待于人们进一步探讨和解读。我们从《新疆历史货币》这本著作中可以看到，永生从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等角度对很多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揭示出许多以前并不为人们所知的史实。比如宝伊局虽然有铁钱发现，但因长期以来一直找不到史料印证而无法断定真伪，对此，永生通过查找文献，终于在《伊江汇览》一书中找到了相应的记载，从而解决了宝伊局铸造铁钱的问题。比如，一般我们都认为新疆以湘平作为记重单位的银币出现于清政府之际，但永生独具慧眼，在参观广西钱币博物馆时发现了一枚湖南官局一钱天罡银币，这枚银币的发现印证了左宗棠在的过程中曾铸造过天罡银币的史实，为进一步研究新疆货币铸造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实物资料。又如，本来我们只知道新疆饷金金币惟有一钱和二钱两种，可事实上还有五钱金币一种。在《新疆历史货币》一书中，永生对饷金金币及其五钱金币的铸造时间进行了重新考证，提出了饷金金币开始机制于光绪三十四年的新观点，并认为五钱金币机制于宣统二年十月新任巡抚袁大化上任以后。诸如这些新的发现和研究，在《新疆历史货币》一书中可以说有许多。永生对每一新发现和提出的新看法，都条理清晰，阐述精微，力求考古和文献双重证据，所以，显得很有份量，对人们继续研究新疆历史货币大有裨益。
虽然清代新疆地方势力及外来入侵者铸行的货币不多，但作为新疆历史货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新疆历史上依然占有着比较重要的地位。永生对热西丁红钱、哈比布拉天罡银币、阿古柏钱币、以及俄帖、俄元、俄普和华俄道胜银行的新疆金币券，也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探讨。
民国时期新疆省货币发行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不仅地方政府继续铸造铜元、银元和发行纸币，商业银行和地方私家商号也发行各种面额不等的纸币。《新疆历史货币》一书对此作了分门别类的论述，不仅使我们对新疆铜元和银元的铸行，而且对新疆大龙票、狗娃子票、油布帖、阿尔泰通用银券、殖边银行新疆专用红钱票、省票和新疆商业银行纸币、新疆省银行纸币、以及新疆私家商号发行的纸币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比如通过对新疆商业银行建立和发展的表述，不但将其纸币发行分为三个发行阶段，而且对每一阶段纸币发行的种类和版式都作以详细的介绍，使人们对新疆商业银行纸币发行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民国时期地方势力及分裂组织也发行过各种不同质地的货币，人们对这些货币一般都不很重视。而《新疆历史货币》一书却专门辟为一章，可见作者对其的关注程度，他所做的论述，有助于我们对这些货币的了解和认识。
除了新疆地方政府发行货币外，1949年前后的中央政府在新疆地区同样发行过货币。中央银行发行的是新疆省流通券，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是背印有维吾尔文的人民币。这两种纸币对统一新疆、乃至全国的货币制度，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新疆历史货币》一书对此都有述及。
综观《新疆历史货币》一书，可以说是近年来少见的有关新疆历史货币的钱币学力著，其对新疆历史上曾发行过或流通过的货币所作的探讨，必将引起人们的高度兴趣和重视。由于这本书含有比较丰富的史料，对各种货币版式的研究相当到位，图文并茂，也将成为人们了解、收藏和研究新疆历史货币必备的一本重要参考工具书。
关键词：特色数据库；张謇职教思想；数据库建设
自教育部在“十五”期间，CALIS项目资助的26个特色数据库以来，高校特色数据库的建设日新月异，到2012年底，95所211高校共建设263个特色数据库[1]。高校特色数据库的建设，不仅能支持高校重点学科的建设，服务学校的教学和科研以及社区，而且还能实现资源共享，将新的教学理念、独特的信息资源提供给各个高校，丰富高校特色数据库的资源，推动整个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
一、张謇职教思想的内涵与启迪
张謇是清末状元，是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是职业教育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百年之前，他对职业教育的理论和思想有着独特的理解，并应用于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至今还影响着职业教育的创新和发展。他在职业教育方面的巨大成就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1.职业教育是谋生教育
张謇在近代中国民不聊生的情况下，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并不是旧中国发展的根本道路，职业教育才是国计民生的唯一出路。为此，张謇弃官还乡以后，即通过办职业教育来培养实业所需要人才。在“农工商皆资学问”思想的指导下，他倡导和创办了各类职业学校。1920年前后，创办了20个左右不同的专业职业学校，如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中国纺织工学院、上海纺织工业专科学校等。他不仅在经济发展的多个领域开展职业教育，设立专门学校，而且还开展各种社会培训，培养学生职业意识和职业能力。他还提出，“以生计为先”[2]247是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
2.“父实业、母教育”是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
张謇主张“父实业、母教育”，并将二者的关系解释为“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3]，即教育是自强之本，但办教育必须要有实业支撑。在近代张謇的家乡南通是我国的重要产棉地区，生产的棉花经常出口日本，特别是1895年以后，更是如此，对此张謇心痛不已。1895年他开始创办“大生纱厂”，1899年正式投产[4]。从此办教育有了经济保障，他的实业教育思想也开始逐步得到实现。1921年他创办了我国最早的纺织高等职业教育“南通纺织染传习所”，学校附属于“大生纱厂”，实行厂校融合。张謇这种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对于今天的校企合作极具指导意义。“苟欲兴工，必先兴学”，办教育培养实业所需人才，办实业又为教育提供很好的实训基地，促进教育更好地发展，互为前提、互为发展，“实业教育迭相为用”。
3.“知行并进”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
职业教育具有鲜明的特色，培养的学生是社会实践者。张謇提出“良知之学，重在知行并进”[2]57，他认为“学问兼理论并阅历乃成，一面研究、一面践履，正求学问补不足之法”[5]。他的旨意就在于将知与行、学与做、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在职业教育的办学过程中，张謇把实践教学看得很重要，主张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操作和实践同样重要，学习应该从应用出发、实践出发，学习是为了毕业后的应用。张謇的“知行并进”的教育思想，不仅适用于学生的成长，对于教学同样具有指导意义。职业院校教学的特点是专业性，每一位教师都必须不断提升专业能力、教学中反思知识、打破传统的思维定格，创造性地教学。
二、张謇职教思想特色数据库建设的意义
近年来，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越来越重视，从1991年10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以来，又先后多次颁布了相关的职业教育政策和法规，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在不断地变化，这是根据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水平作出的相应调整。
张謇是职业教育的集大成者，百年过去了，他的职教思想对今天的职业教育仍然具有深刻的启迪和指导作用。职业教育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及其发展轨迹，张謇最早创办职业教育学校并探索职业教育规律，而且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和成功的实践经验。为此，建设张謇职教思想特色数据库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1）为人们创立一个学习、研究、探讨先人职业教育思想、探索有中国特色之路的平台，从而推动我国的职业教育。（2）丰富高职数字图书馆的电子资源，为高职图书馆提供一个新服务平台，为扩大职业教育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特色资源。（3）通过张謇职教思想特色数据库的建设，积累建设特色数据库的经验。
三、数据库的构建
1.数据库建设的根本原则
特色数据库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用户，为用户服务，为用户提供独具特色的信息服务，因此，要遵循以下几点：（1）有一个良好的运行界面，便于读者方便检索。（2）软件平台具有通用性，最好是经过CALIS认证，有利于资源的整合和共享。（3）数据加工和数据标引严格要求符合CALIS的标准格式，做到“分散建设、统一检索、资源共享”。（4）数据库建成以后要积极宣传、充分发挥数据库的利用率。
2.张謇职教思想数据库的构建与框架内容
张謇职教思想特色数据库的建设，要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选用管理特色资源的智能软件，对数字资源进行加工、处理、上传，利用网络技术进行，提供WEB检索。目前数据资源有两大类：原生数据资源和非原生数据资源，原生数据资源即网络上可以直接使用的资源，非原生数据资源，必须要进行数据化加工的资源：没有数字化的著作、论文、报纸、老照片、图片等。张謇职教思想特色数据库的建设，首先要以张謇职教思想为主题，广泛收集资源，大力收集古今中外有关张謇职教思想的原生数据和非原生数据，并将资料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分类，然后再对数据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和存储，以创建数据库，丰富数据库。数据库的框架内容将包括：电子图书、电子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图片、视频资源和网络资源等。
电子图书包括张謇的原著和有关研究张謇的著作，同时包括职业教育方面的研究著作；电子期刊里包括的内容有：研究张謇职教思想的研究论文、职业教育方面的研究论文、此方面的硕博论文等；会议记录、会议论文，收集百年来张謇有关职业教育和研究张謇职业教育方面的会议记录和论文；图片方面，南通纺院张謇职教思想成立馆的大量图片进行分类、整理、扫描、上传。视频资料像张謇创办的大生集团110周年庆典“世纪对话”、历史人物传记——张謇上、下部、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张謇职教思想”成立馆揭牌仪式等视频资料。网络导航，网络上有关张謇职教思想的资源整合以后，进行链接。页面上建立一个论坛模块，提供讨论交流。所有资源规范化著录、加工、格式转换，以便检索和共享。
张謇特色数据库建设，以时代为线索，将著作、论文、图片、视频等，借助于数字化平台，有组织地分类、编排在一起，将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的起点，研究和发展的一个新的平台，供广大职业教育者学习、探索，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黄立新，桂慕.高校图书馆地方文化专题数据库规划建设探析——以天津商业大学图书馆“近代天津商业文
化”数据库为例[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3，（3）：40-43.
[2] 曹丛坡.张謇全集（第4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3] 马斌.张謇职业教育思想概略[J].江海纵横，2010，（8）：48-51.
九寨沟旅游在国家政策、各级政府、地方社区等的大力支持下飞速发展，带动了地区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增加了国家税收、提高了当地人的收入、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但是，旅游在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当地的自然环境、宗教信仰、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产生活等多方面带来了影响，值得思考，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基于初步的文献阅读，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兴趣，本文从民族文化旅游的角度试着分析九寨沟旅游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短板。本文首先谈对“民族文化旅游”概念的认识；然后就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九寨沟民族文化旅游相关研究进行概述；最后总结作为自然遗产地九寨沟民族文化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民族文化旅游概念
什么是民族文化旅游,中文文献中不同的学者用了 “民族村寨旅游”、“民族旅游”、“民族地区旅游”等相关概念来表述。罗永常(罗永常 2003)用了民族村寨旅游，认为以少数民族乡村社区为旅游目的地，以目的地的人文事象和自然风光为旅游吸引物，以体验异质文化,追求纯朴洁净,满足 “求新、求异、求乐、求知”心理动机的旅游活动称为民族文化旅游。李天翼(李天翼 2011)也用了民族村寨旅游，认为民族文化旅游是对民族村寨社区进行自然与文化参观访问的活动。他强调异文化体验是民族文化旅游的核心。2012年，李忠斌和文晓国(李忠斌，文晓国 2012)从理论上梳理和分析了国内外的相关文献,提出对民族文化旅游概念的新认识。他们认为，民族文化旅游是不同的民族旅游者以某一民族聚居区域为旅游目的地，以该民族文化为内核，以经济、社会生活为主线，以全面了解该民族文化特质及生产、生活状况为目的一种参与、体验活动。在界定“民族旅游”的概念和内涵时，两位学者强调：民族文化旅游不应该理解为是主体民族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旅游，这个概念偏窄并具有误导性；不能解释多民族国家内不同民族间或国与国之间不同民族间的旅游性；容易给人一种主题民族和其他民族是从属关系的错觉。
以上学者对民族文化旅游概念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民族文化旅游是一种以体验为主的旅游活动；吸引旅游者前往旅游目的地的是当地的自然风光及与自身文化有差异的地方特色人文事象；体验地方的特色文化是整个旅游活动的核心。
从概念理解上来说，九寨沟的旅游就是一种民族文化旅游。九寨沟地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境内，景区内因有九个藏族村寨而得名为“九寨沟”。景区内及周边主要生活的是安多藏族、白马藏族，同时还有汉族、羌族、回族等其他民族。旅游者在欣赏九寨沟独特自然风光的同时，体验当地特色的民族文化是旅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九寨沟在近40年的旅游发展历程中，就景区管理、保护、科研、营销、信息化等诸多领域与国际接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走在其他自然遗产地或景区的前列，但从民族文化旅游的角度来看，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如何看待九寨沟民族文化旅游发展？
二、九寨沟民族文化旅游发展概述
在以九寨沟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中，学者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情况、旅游带来的文化变迁、当地人和游客对民族文化原真性感知和满意度调查等方面。
1、关于社区参与民族文化旅游的研究
田世政和杨桂华(田世政，杨桂华 2012)较全面细致地总结和分析了九寨沟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演进过程。把九寨沟30年发展历程中，社区参与旅游的经历分成了四个阶段：自发式参与（1984-1991）、合作式参与（1992-1998）、依附式参与（1999-2005）到融入式参与（2006至今）。他们分析到，在这个演进过程中，作为文化载体和景区主人的社区没有因景区成立而被迁移或隔离; 社区的资源权益以集体林权参与门票收益分配的形式得以实现；景区与社区以股份制公司的形式实现经营项目合作；就业机会同享；最后形成了“景社一体”的社区参与模式。在这种参与模式下，社区居民的总收入水平比以前提高，参与面得以扩大，受益更趋公平，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增强，下一代的教育程度明显提高，最终也促进了景区环境资源的保护。
但是，“景社一体”的社区参与模式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目前社区参与主要停留在经济参与层面，参与建议和决策的比例低；社区经济收益分配与景区发展不同步；社区经济参与缺乏有效保障机制，社区权益缺乏法律法规的保障(田世政，杨桂华 2012)。随着九寨沟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这种参与模式已表现出不能满足当前发展的需要(李刚 2012)。
尽管有不足之处，从管理学或经济学的角度，有学者认为九寨沟社区参与旅游的经验在实践上有创新、理论上有突破[2]，是一种有效而成功的案例[3]。因此，结合九寨沟的经验，也给其他类似的遗产型景区发展提出了一些参考建议：留驻与外迁结合，社区外迁遵循引导与自愿原则; 将景区内社区的行政管辖权授予景区管理机构; 保障社区林权参与景区资源性收益分配; 培育社区企业参与景区特许经营权竞争; 推动社区参与景区管理与决策(田世政，杨桂华 2012)。
2、旅游者和当地人对九寨沟民族文化旅游的认知
1998年，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的张捷(张捷 1998)教授，对九寨沟和江苏吴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了比较，基于游客态度调查结果分析指出，由于九寨沟自然风光优异品位吸引住了游客的大部分注意力及当地旅游发展忽视了对人文旅游资源的开发,尽管九寨沟藏族民俗风情比吴文化有特色，整体上游客认为九寨沟自然风景比藏族风情更为重要。而江苏无锡的吴文化虽然不如九寨沟的民族文化有特色，而且与主流文化差异性小，但是江苏吴文化的历史传统及民俗等文化旅游资源得到了充分的挖掘和系统的开发和利用，当然效果也就更明显。
十多年后，匡翼云(匡翼云 2011)也就国内游客对九寨沟民族文化旅游满意度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得出的结论也是：旅游者对九寨沟民族文化旅游整体满意度均值不高，为51.82；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作者分析原因可能是：1）九寨沟长期在对外营销的时候重自然风光宣传，而忽略了民族特色文化的宣传；2）景区利益相关者满足于当前以自然观光为主的游客的量，缺乏长远利益考虑，放松了对民族文化建设的投入，导致游客满意度低。
2004年，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刘婕等(刘婕 2004)就景区住房样式、语言、文字、饮食、服饰、宗教、经济等代表九寨沟文化多样性的7个方面对九寨沟的当地居民、管理者和游客进行了问卷调查，分析指出旅游对九寨沟的文化多样性影响很大。建议通过保护九寨沟藏文化的生存环境、鼓励当地居民参与旅游、建设民族风情区为途径保护九寨沟的文化多样性，从而实现九寨沟旅游的真正可持续发展。他们强调，九寨沟文化多样性保护应该采取保护与发展相结合的办法，把旅游开发对当地文化多样性的消极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
李娜等(李娜，许从宝，梁玥琳 2011)以九寨沟的树正寨为案列，用问卷和实地访谈的方式，分析了居民和游客对藏寨建筑景观特色变迁的感知，发现居民和游客对村寨建筑景观特色都没有清晰的认识。他们认为民居的变迁本身离不开作为主人的少数民族社区居民的主观认识和客观改造。建议民族旅游地传统文化的保护，首先认清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精华所在，并让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规划和管理来增强居民的自我认同和主人意识，从而才能激发当地居民对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自觉性。
3、针对游客体验最多的九寨沟民族歌舞表演的研究
卢天玲(卢天玲 2007)就当地人对九寨沟民族歌舞演艺的真实性感知进行了调查，发现在经济因素和文化认同两个关键因素的影响下，当地居民对歌舞表演真实性认知表现出明显的年龄差异。中青年受旅游经济的影响，将经济因素作为真实性评判的首要依据，而文化认同次之；老年人超越了利益关系，将他们对九寨沟传统文化的认同作为了判定表演真实性的标准。
杜娟(杜娟 2011)运用了人类学的文化自觉和“他者”构建理论，研究了九寨沟民族歌舞表演的变迁。认为在外来文化力量的影响下,特定区域的人们不会被动、消极地接受一种文化，而是做出了主动的适应和调整，不断地与不同的文化相互交融、渗透，形成新的文化，在这个文化变迁的过程中，政治和经济因素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阳宁东(阳宁东 2012)也以九寨沟藏羌文艺演出为例，研究民族文化与旅游发展演进的互动关系：认为旅游发展演进为民族文化的复制、再造、建构、消解等现象提供了平台；民族文化在旅游发展演进过程中重新生成，同时被价值化、功能转移，促进了地方旅游的发展和演进。在两者互动的过程中，民族文化实现了传承与变迁。
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从不同的视角讨论和分析了九寨沟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现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
三、九寨沟民族文化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九寨沟是世界自然遗产地，拥有优质的自然风光，九寨沟的民族文化旅游发展却任重而道远。随着旅游快速发展，九寨沟管理局协同景区社区居民，意识到了在外来文化冲击下和旅游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本土文化正在发生着变化。但是，面对着大众观光型旅游带来的压力，大量的精力、才力和物力必须投入到景区管理、生态环境保护、旅游接待和旅游设施完善等方面，相对来说，对民族文化资源的挖掘、开发利用和保护传承方面投入较少，也缺乏经验和专业团队。这就导致了学者们分析的九寨沟的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
总的来说九寨沟民族文化旅游发展还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切入点，分析了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具体建议。归纳来说，九寨沟的民族文化旅游发展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一、由于九寨沟旅游发展过程中重自然、轻人文，本土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没有得到深度挖掘和系统开发利用，导致旅游者对九寨沟目前的民族文化体验活动满意度不高。因此，学者提出深度挖掘本土民族文化资源及本土知识，对丰富和提升九寨沟民族文化旅游内涵、有效解决景区生态环境压力，实现九寨沟旅游的真正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4]。二、虽然九寨沟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方面有自己成功的做法，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景区旅游的飞速发展，目前的参与模式表现出不能满足当前社区发展的需要；提高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和参与的形式多样化，都是目前需要解决的紧迫的问题。三、在推动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同时如何权衡文化保护与开发利用问题，如何让旅游发展与文化保护良性互动，在发展的过程中实现文化的传承，是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四、面对旅游外来文化冲击和旅游经济利益的驱动，如何正确引导作为文化主体的社区居民意识到本土文化重要性，并主动担起传承和保护本土文化的责任，是实现九寨沟民族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课题。
参考文献：
杜娟 (2011). "论“文化自觉”与“他者”的构建—以九寨沟藏族歌舞的嬗变过程为例."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82-84.
匡翼云 (2011). "民族文化旅游国内游客满意度实证研究—以九寨沟为例."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34(2): 279-284.
李刚 (2012). 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与社区参与互动模式研究, 四川农业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李娜，许从宝，梁玥琳 (2011). "旅游驱动的少数民族建筑景观变迁研究---以九寨沟为例." 华中建筑 11: 129-131.
李天翼 (2011). "镇山村“家庭主导型”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模式成因分析 " 安徽农业科学 39: 10539-10541.
李忠斌，文晓国 (2012). "对民族旅游概念的再认识." 广西民族研究(4): 177-184.
刘婕, 曾. 蔡红霞,郭海燕,李正洁,曾宗永 (2004). "九寨沟旅游开发对安多藏民族文化的影响." 资源科学 26: 57-64.
刘志扬，更登磋 (2012). "民族旅游及其麦当劳化：白马藏族村寨旅游的个案研究." 文化遗产 4: 53-61.
卢天玲 (2007). "社区居民对九寨沟民族歌舞表演的真实性认知." 旅游学刊22(10): 89-94.
罗永常 (2003). "民族村寨旅游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贵州民族研究23: 102-107.
田世政，杨桂华 (2012). "社区参与的自然遗产型景区旅游发展模式—以九寨沟为案例的研究及建议." 经济管理34: 107-117.
阳宁东 (2012). "民族文化与旅游发展演进互动研究—以九寨沟旅游表演为例."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4: 141-144.
张捷 ( 1998). "区域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定量评价研究—九寨沟藏族民俗文化与江苏吴文化民俗旅游资源比较研究之二." 人文地理13: 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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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黎永泰:《关于九寨沟文化构成及文化开发的几点看法》九寨沟民俗文化研讨会论文，2006年5月。
[2]任啸：《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参与管理模式探索—以九寨沟自然保护区为例》，《旅游科学》，20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