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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雷州半岛物化形态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内容
基于德育意义的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是指相对于精神形态的文化存在而言，可以用于教育的包含自然地理、人文历史和社会文化内容等的物质形态（包括固化形式）的历史文化存在。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形象性、具体性、鲜活性，是学生开展德育实践活动，进行自主体验、自主发展的优质教育资源。凡有效的德育都是需要学生走进生活、主动体验文化才能实现，因此，如何有效地开发和利用我们身边的物化形态的文化教育资源，让学生在体验实践中探索提高对德育内容的感悟和理解，以增强德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是学校德育的一个重要课题。开发和利用物化形态的历史文化资源在德育实践中有着重要意义。它使德育生活化、形象化，克服把德育当作“符号知识”在教室里空对空传授的缺点，为创设德育情境、开展体验活动提供有效平台。它能让学生走出教材和校内资源的狭隘视野，合理建构课程资源的结构和功能。尤其对于转变和完善德育课程功能、打破德育教育资源结构单一的局面、转变学生的习得方式具有重要作用。基于学校德育的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主要有四大类别：国家重大事件纪念类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民间传统文化类历史文化资源、自然景观类历史文化资源和学校自建的历史文化资源。这四大类别资源在雷州半岛十分丰富，是学校德育常用的题材：
（1）国家重大事件纪念类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如湛江博物馆、各地革命烈士纪念碑等。这类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承载着国家意识、政治观念、理想信念等内容，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对历史的认知和对民族英雄的怀念、对政治生活的信仰和对职业理想的崇敬。其特点是政治性鲜明，意识形态浓厚、思想意义深刻。它属于一种政治资源，呈现出庄严性、历史性特点，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
（2）民间传统文化类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如雷州妈祖庙、雷祖祠、三元塔、石狗等。这类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历史性和民族性，它承载着整个民族对人类生存的体验、对祖先和民族英雄的怀念、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憧憬等内容。其特点是民俗性鲜明，文娱性浓厚。它属于一种文化资源，呈现出传统性、民俗性特点，是进行乡情教育的重要载体。
（3）自然景观类历史文化资源，如雷州半岛的山川水库、公园森林等。这类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承载着爱国意识、家乡观念、审美情感等内容，是生活理想的体现、对自然的认知和美好事物的追求。这类历史文化资源的特点是观赏性强，美育意义深厚。它属于一种自然资源，呈现出审美化、娱乐化特点，是进行审美教育的重要载体。
（4）学校自建的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如校史纪念馆、校园雕塑等。它承载着教育观念、治校意识、学习理念、文化审美等内容，是师生意志的体现、对校本文化的认知、对学习和文化生活的愿景以及成才的追求。它属于一种校本教育资源，呈现出教育性、文化性、独特性及广泛性等特点，是进行校本教育的重要载体。
（二）基于德育意义的雷州半岛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的分布
雷州半岛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特色鲜明的物化的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德育意义的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的分布十分广泛，大致可分为五类：
（1）物化形态的历史文化资源。主要分布在雷州、徐闻和吴川市，如雷州市的雷祖祠、三元塔、靖海宫，徐闻县的灯楼角、大汉三墩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遗址等；
（2）固定形式的民俗文化形式。主要分布在雷州市、吴川市、廉江市和遂溪县，大致可分为：民俗崇拜方式，以傩戏、傩舞等为代表；节庆贺岁模式以吴川飘色、“年例”为代表；民间艺术形式，以雷歌、“白戏”等为代表；民间竞技活动，以赛龙舟、舞雄狮等为代表。
（3）物化形态的“红色文化”资源。主要分布在湛江市区、麻章郊区、吴川市、遂溪县和廉江市，如各地的烈士陵园、梅菉头抗日纪念馆、中山纪念堂，廉江的鹤地水库等，这些“红色文化”资源包括以抗法斗争、抗日斗争为代表反抗侵略历史文化；以革命老区、抗日根据地、解放海南岛战役为代表的红色革命文化；以鹤地水库建设、湛江农垦建设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建设文化；以海洋文化、国际交流文化、现代企业文化为代表的改革开放文化。
（4）物化形态的学校历史文化和校园雕塑。主要分布在湛江各县市主要学校。如各校的校史纪念馆、校园雕塑和廉江一中的“论语广场”等。
（5）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如鹤地水库、东海岛、特呈岛、祖国大陆最南端等。这些物化（固化）形态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大多是学校德育十分珍贵的教育资源。
（三）雷州半岛物化形态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德育意蕴
（1）利于道德教化。雷州半岛物化形态的民俗文化形式是一种原生态的民间社会生活模式，潜存着丰富的道德教化思想，民间礼仪也蕴含着鲜明的道德价值引导。如民间生活习俗文化形式中反映的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开源节流思想；民间信仰文化形式中的尊老爱幼、敬老敬贤、相互帮助、扶困济贫、乐善好施、见义勇为信念等。当地民众自小就熏陶于这些物化形态的民俗文化形式当中，并参与其民俗文化活动，其文化习惯就是他们的习惯，其文化信仰就是他们的信仰，其文化不可能性就是他的不可能性，这说明物化形态的民俗文化形式对个体的教育和塑造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雷州半岛传统民俗文化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品质所在，是永不枯竭的民间德育资源。
（2）利于民族意识培养。雷州半岛物化形态的历史文化形式承载着民族精神，因为物化形态的历史文化形式中蕴含着族群意识，具有唤醒民众民族认同的功能。民族精神的培养离不开物化形态的历史文化形式，通过固化的文化形式强化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有利于培养民众的家乡观念，陶冶民族审美情趣，提升优良的道德境界，培育热爱族群的和谐精神。例如，雷州文化的傩戏、雷歌、传统节庆民俗（如春节团圆年夜饭、清明节扫墓、端午节赛龙舟等），都有特定的固化文化形式，其间蕴含着浓郁的族群意识，是雷州半岛人民千百年所传承积淀下来的丰厚遗产，对塑造民族性格、凝聚民族情感起着重要作用，是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资源。
（3）利于培育和谐精神。“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想之一，雷州文化不讲征服自然，而强调要顺应自然天理，讲求天人感应。如雷祖祠的关于陈文玉、“雷州换鼓”等神话传说，所反映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这与我们现代所提倡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完全吻合的。又如，以吴川飘色为代表的“年例”祭祀文化，它伴生着各种民间艺术表演，以博取和讨得一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表达人们美好的愿望。“年例”对农民的和谐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还增强了农民之间的相互交流，有利于促进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又如，雷州文化的民俗节庆活动是湛江和谐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传承和谐精神的一种重要形式。尤其是在春节、正月十五、端午节、中秋节、七月十四、冬节等这些传统节日里，充满着中华民族的和谐精神，这些流传千古的优良和谐文化正是学校德育的天然教材。
（4）利于弘扬教书育人美德。以雷阳书院为代表的书院文化特具有崇教尚学，修德育才的精神品质，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崇教尚学，传承文化。是雷州半岛文化教育活动的中心，又是学者研究学术和进行艺术创作的胜地，他们的活动使雷州府城成为雷州半岛的文化中心，被称为“天南重地”。书院文化的“崇教尚学，传承文化，培育英才”传统对当代教育影响深远。二是修德育才，甘当人梯。雷州半岛远离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相对中原内地，文化比较落后，为了提携后学，他们发现少年英才不惜代价培育养护。今天湛江的教育成绩斐然，为国家输送了大批精英人才，这与书院文化的传统影响不无关系。
（5）利于建设廉政文化。雷州半岛廉政文化教育基地以陈瑸故居为代表，陈瑸是雷州半岛著名的历史文化名人，著名的清官。他一生宦迹遍布北京、台湾、四川、湖南等地，政绩卓著，留下大量诗歌文章，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廉政思想。陈瑸是按照儒家的政治标准修炼成的清官典范，用他一生艰苦卓绝的努力，实践和诠释了封建社会的“六廉”思想：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从而也为当代的廉政建设留下了良好的廉政文化：陈瑸的“贪一钱，即与百千万金无异”名言成为今天廉政教育的宝贵思想财富；陈瑸的简陋故居成为人们最好的廉政教育基地。
（6）利于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雷州半岛物化的“红色文化”资源是一种宝贵的当代德育资源，这些“红色文化”资源包括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遗留下来的“红色革命遗址”。这种独具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是湛江教育界建设特色德育的重要途径，也是乡土课程建设的重要素材之一，它对于教育学生继承革命传统，培育爱国主义情操，发扬革命前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精神具有亲切而直观的现实性和实效性。
二、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的德育应用意义
雷州半岛物化形态的历史文化资源蕴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更易被学生所体验和接受，更能让学生解决身边和学习生活中的思想道德问题。对于组织学生开展爱国、情感、环保、审美、理想教育活动；开展文化传统教育活动；开展自强意识、自信意识、艰苦奋斗精神、团队精神和奉献精神教育活动等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将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引入德育过程，符合国家教育改革的新要求
开发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引入德育过程，符合国家对德育课程改革的新要求。2001年国家相继颁布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标准》，对传统教学思想、传统课程体系提出了改革要求，要求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领域中，把“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作为课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也指出：加快中小学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的改进和建设，充分利用和整合各种德育资源，深入研究中小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规律和特点，把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和民主法制教育有机统一于教材之中，并保证占有适当分量，努力构建适应21世纪发展需要的中小学德育课程体系。同年4月、教育部也颁布了《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提出“从学生的学习生活实际出发，从学生最关心的问题入手，善于挖掘和利用当地体现民族精神的各种资源，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学生熟悉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教育活动，以情动人、以事感人、以理服人”。可见，把地方历史资源引进德育过程并用以改进德育工作是符合国家有关教育改革的顶层设置要求的。
（二）将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引入德育过程，有利于拓展德育新途径
创新德育途径和方法，须依托一个有效的载体，开发地方爱国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地方校本课程，让学生学有所依，不失为一个良好的载体。地方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属于乡土文化资源的一部分，它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具体性、鲜活性，是学生开展德育实践活动，进行自主体验、自主发展的优质资源，它能使德育生活化、形象化，克服把德育当作“符号知识”在教室里空对空的传授的缺点，为创设德育情境、开展体验活动带来丰富的创新资源，从而实现让学生走出教材和校内资源的狭隘视野，在实践中提高德育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教育目标。利用我们身边的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是拓宽德育途径的有效载体，在德育实践中有着重要意义。雷州半岛有着丰富的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开展爱国、情感、理想和文化传统教育活动，譬如，指导学生参观革命纪念地，让学生体验真实的生活情境，使学生有真切、深刻的感受，这种德育教育的途径不可替代，效果也不言而喻，德育教育的意义十分重大。
（三）将物化形态文化资源引入德育过程，有利于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和正确的人生观
有学者认为：“引导我们的孩子去了解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去发现、领悟、认识其中深厚的地理文化和历史文化，去关心这块土地上的普通人民，和他们一起感受生命的快乐和痛苦，并把这一切融入自己的灵魂与血肉中，成为自我生命的底蕴与存在之根。这将为他们一生的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丰厚的精神底子。”而根植于一方土地上的学校，更要充分认识到育好一方人就要用好一方文化，让本土文化成为打造学校特色德育的重要资源。党的十报告也指出：“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可见爱国主义教育和“三观”教育应始终是学校德育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我们的学校德育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三观教育”方面却大多方法陈旧，流于形式，较多地停留在简单的说教，缺乏生动活泼的德育形式，成效不大。因此，改革学校德育教育方式，将思想教育与当地历史文化及生活联系起来，充分利用地方丰富的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并积极研究和注入地方特色文化和思想内涵以开展学校德育活动，以形成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氛围。
（四）将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引入德育过程，有利于促进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雷州半岛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和知识宝库。可是这些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如果不加以保护和开发，她的历史面貌就会受到破坏，甚至逐渐消亡，她的历史价值就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和体现。保护是开发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的前提，开发是保护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的目的。目前，雷州半岛的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力度还不够，随着人们对历史文化资源利用意识的增强，必将促使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重视当地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虽然目前仍属于初级阶段，但最低限度地保护了历史文物免于遭受破坏，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珍贵的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为人们参观学习提供了真实的历史教材，时刻向人们敲响不忘历史的警钟，成为十分宝贵的德育资源。
三、雷州半岛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引入德育过程的实践探索
现代德育过程理论也认为，现代德育过程是一种实践过程，所谓实践过程，包括两个含义。其一，必须以实践观点审视德育过程；其二，在德育过程中必须遵循实践性原则。基于学校德育所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坚持贴近社会实际、贴近生活、贴近中小学生自身实际的原则取向，从学生的学习生活身边出发，善于开发地方德育资源，开发校本课程，用事实说话，用典型事例说话，用学生熟悉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教育活动，以情动人、以事感人、以理服人，才能进一步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
（一）利用雷州半岛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开展体验性德育活动
道德体验不是教师以权威者的身份对学生实施种种设计和约束，而是从作为体验者学生的生存体验始，通过教师的引导，诱发和唤醒学生的道德体验，使其在体验中领悟道德判断，自主选择，优化行为方式。具体方法有：
（1）让学生在本土德育资源收集实践中受到熏陶，如组织学生收集本地历史名人的事迹故事、风俗、礼仪、民间传说、特色、土特产、摘抄历代赞美家乡的名句佳作等活动，从小培养学生对家乡文化传统的认同感和热爱心；
（2）让学生探究当地革命历史，通过了解革命烈士、人民群众的英雄事迹，感悟到当今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倍加珍惜。
（3）组织学生参观当地人文和自然景观，了解本地的历史文化发展状况，感受到新中国诞生以及改革开放后民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
（二）利用雷州半岛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开展的研究性学习活动
一是开展地方民俗文化研究性学习。湛江地区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山川秀丽，名胜众多。民俗风情丰富多彩，民俗文化思想内涵丰富，艺术风格独特，是作为学生研究性学习的重要资源。例如：在组织学生开展“湛江文化知多少”的征文比赛；邀请专家进校开展地区文化系列讲座；组织老师编写校本教材，将湛江红土文化引入课堂；在校园内开展红土文化系列活动，激发学生了解湛江红土文化及湛江人精神的兴趣，增强他们热爱家乡的意识等。二是开展学科探索研究性学习。学校可以引导各学科老师结合本学科特点及需要，进行本学科课程的拓展和补充以作为本学科的研究性学习。例如在课堂教学中，利用吴川状元府、雷州天宁寺等名人古迹展开文言文教学的兴趣之旅，学生要了解状元府的人物，要了解当年一代文豪苏轼在雷州的生活，就必须要读懂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文卷，探索的好奇心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课堂内的文言文教学也就不再那么深奥。同时，学生亦在探索的过程中，对我们先人的科举选拔和贬官文化有了更浓厚的兴趣，老师及时引导他们将兴趣转化为行动，这便成了对历史学科和语文学科的延伸研究性学习。三是开展感悟生活的研究性学习。如高一新生的军训，除了要参加军事训练外，还可组织学生参观梅箓头抗日纪念馆、中山纪念堂等，培养学生刻苦耐劳的意志和爱国主义情怀。四是组织学生共同参与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开发课题研究，邀请老师、家长或社会专业人士作为指导，引导学生从地方历史文化领域参与课题研究。
（三）利用雷州半岛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建设校本文化资源
（1）建设校本物化德育资源。把极富地域特色的文化与学校的德育紧密结合，打造校本化的特色德育，形成兼具“本地”和“本校”特色的学校德育文化，这是孕育学校自己的德育品牌的有效途径。例如，建特色广场、校史馆、本土文化长廊，塑本土名人雕像等。以笔者所在学校廉江一中为例，该校站在传承传统文化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高度，规划建设了全国首个中学“论语广场”，这就是建设校本物化德育资源的一大创举。
一、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已在贵州省举办了6次，今年将召开的是第7次年会，这就使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有了更充分的依据
生态文明国际论坛连续在贵州省举办，使得全世界的眼光齐聚贵州，他们以探索和挑剔的目光，开始发现和了解了中国西部贵州这片17万平方公里的山地高原，是一方多彩而又神奇，仍然保持着生态和谐的土地。当七月炙热的酷暑席卷全球，地球村的村民们在热浪中煎熬时，爽爽的贵州却凉风习习，大自然的恩赐，让来自世界各地、齐聚贵州贵阳的代表们，在会期间沐浴着生态文明赋予人类的清爽，体味着大自然和人类和谐相处的惬意，让全体贵州人自豪，让全省17个世居民族兄弟姐妹们从中受到生态文明的启迪，从而开始了贵州人在冲击经济洼地的搏击中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新探索！形成了一种新思路和全新概念，描绘出一幅贵州人心中颇为独特的绿色“中国梦”。而归兰山和水族人则正是其中一颗耀眼的明珠，光彩夺目，绽放异彩，正向推进生态文明和经济建设进程携手迈进！为圆中国梦奉献一片山地高原的青春世界和本民族文化。
二、在贵州省2013年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年会开幕时发来的贺信中，为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指明了方向
在贺信中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中国将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⑴的贺信，成为都匀及水族同胞创建旅游安康，生态经济，有机农业等功能格局的基本要求和奋斗目标，也是都匀及水族同胞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和谐发展的根本保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儿女孜孜以求的“中国梦”，如果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切入口，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则是现阶段贵州乃至都匀及水族同胞的中国梦。
三、2014年10月贵州省省长陈敏尔在会见全国工商联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事叶志光一行时说：“当前贵州正在认真贯彻落实提出的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指示要求，因地制宜发展环境友好型、生态友好型产业
推进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崔之东（贵州都匀市委党校，贵州都匀558000）摘要：归兰山是贵州十大非著名山峰之一，景区内分布着许多奇珍异石及少数瀑布景观，是一处尚待开发的旅游处女地，同时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大家庭水族同胞居住地之一。由于自然、地理、历史等多方面原因，边远贫困的水族同胞经济文化发展仍然相对滞后。随着贵广高铁的开通，推进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发展旅游业，是水族同胞摆脱贫困从而实现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的根本路径。关键词：归兰山景区；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中图分类号：F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035（2015）06-0106-01贵州旅游资源丰富，很多景区景点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随着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加快改善，贵州旅游发展前景广阔，贵州交通‘天亮’了，贵州旅游发展的春天己经到来。”⑵2014年12月26日，贵阳至广州高铁开通，为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提供了新机遇。贵广高铁途经都匀东站，都匀东站正好距归兰山景区及水族村寨较近，如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后，地球村的客人们出站便可乘车50分钟到达，可以更好地去领略那水族历史文化，独享着原生态大山中这无尽的妙趣和大自然那沁入心灵地洗礼。
四、都匀市原三个水族乡（奉合、阳和、基长）于2014年5月合并并取名为归兰水族乡，可以更好地发挥优势，形成归兰山风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和经济发展的合力
归兰山风景及水族文化旅游开发的优势在于它的原生态和悠久的水族历史文化，有一种震撼人心的自然美，当与水族的风情和文化融合在一起，便揉合出人与自然，历史与现在，现在与发展的独特的美丽和憧憬来。而且它潜在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和发展后劲，一但开发成功，不仅给世人奉献了一处旅游胜地，而且将为该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产生有力地推动，改善水族群体的居住环境，承传水族人的独特文化，而且因此将召回长年在外打工的青壮年，归兰水族乡有12000多人可回乡投入建设自己美好家园的劳动中来，走上勤劳致富、实现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
五、水族同胞对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寄予极大的期望，如果能够得到有效地开发，水族同胞将会全力支持
归兰山景区独特的自然资源吸引了不少游客的到来，为当地群众致富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每逢节假日来归兰山景区游玩的旅客络绎不绝，游客的到来为当地群众提供了不少商机，并涌现出了专门为游客提供服务的旅社和饭店，还有为旅客提供扛东西上山和提供其他便利服务的农民。因此，水族同胞期待着对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的开发。在归兰水族乡这样深度“欠发达、欠开发”的边远贫困少数民族，推进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发展旅游业，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又是建设生态文明、加强环境保护、节约资源能源的有效措施，只要合理利用，有机协调，创新思路，整体推进，就能实现“双赢”的目标。
作者：崔之东 单位：贵州都匀市委党校
[摘要] 任何一种历史记录都带有某种程度的主观性,任何人都不具有界定、说明、解释历史事实的终极权力。不同的历史观和历史记录掩藏着不同的旨趣,对历史题材的处理遮蔽着不同的利益。“戏说”历史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戏剧的形式述说历史,一类是以游戏的心态述说历史。一般社会精英易于容忍前者,却难以接受后者;而在普通百姓那里,这种区分没有多少实质意义。并非所有的“戏说历史”都是合理合法或有价值的,但探索总是应该允许的。
近年来历史剧异常火爆。无论是严肃之作还是游戏之笔,历史剧都带来了许多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剧,历史剧究竟以“历史”为核心还是以“剧”为鹄的?这些都不是单纯的理论性、技术性问题,包含着许多特殊的文化涵义。
一般说来,历史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或者某个事物的发展过程、某个人的经历;二是指对自然界、人类社会、某个事物、个人经历的文字记录。虽然自然界、人类社会等的存在、发展变化是不证自明的,但它的处境却甚是尴尬:要么它是不可知的,人类不可能绝对无误地认识、体察它的存在和变化;要么是必定被主观化的,对于历史的观察、记录必定浸染观察者、记录者的主体性因素,受其出身、地位、修养、立场、观点、方法、好恶等因素的影响。
这为历史的阐释和再阐释留下了丰富的想象和创造空间。这个观点可能会逻辑地派生出两个意味深长的结论。第一,任何一种历史记录都可以对已经发生的一切加以取舍剪裁,或浓墨重彩或一笔带过,或以偏概全或以善饰恶,总之都带有某种程度的主体性,虽然在意图上存在着差异——有人刻意扭曲历史,有人刻意追求客观。虽然主观性强弱程度存在差异,但本质上并不存在绝对真实、客观的历史记录。第二,并不存在绝对主义的一元论的“历史”,历史是多元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因为不同的缘故写出来的历史常常大相径庭,无论哪一种历史记录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的“惟一”,因为,即使历史事实是可知的,一旦由人写进历史书籍、演义进历史剧之后,都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任何人都不具有界定、说明、解释历史事实的终极权力。
到目前为止,我们通常只能通过书本了解历史,我们了解到的历史只是别人书写出来的历史,比如我们从司马迁、班固、司马光、欧阳修那里了解我们民族辉煌的过去。但历史的讲法是多种多样的,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当代人根据自己对于历史的理解而编写出来的。历史带有主观性,并不存在一元化的、一体化的历史。如果有,那也是借助于政治强权或文化霸权强制规定出来的。历史有客观性,但它的客观性只是一种社会公认性,而不是物质的客观性,历史的客观性毕竟不同于物质的客观性。西方人玩拆字游戏,把历史(history)理解成“他讲的故事”(his story),充满了看透世事、大彻大悟后的智慧。我们许多人并不这样看。我们认为只有古人、文人、精英们写出来的历史才叫历史,否则就有信口胡诌、胡编乱造的嫌疑,这种“王麻子剪刀”式的历史观(“吾乃正宗王麻子”、“假冒王麻子灭门三代”),到现在还颇有市场。
也就是说,我们似乎应该区分两种不同的“历史”:一种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一种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前者才是客观的,后者则是被主观化了的。在英文中,“the historic”(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与“the historical”(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两者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明确的。前者指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人物或事件,后者是对前者的记载或“反映”。比如说到“古建筑”时必须使用“a historic building”,而非“a historical building”;说到“历史剧”时必须使用“a historical play”,而非“a historic play”——“a historic play”这种说法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
作为朴素的唯实论者,我们相信,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与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之间的关系是“被反映者”和“反映者”的关系。这是不错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我们是通过“反映者”来认识“被反映者”的,我们也只有通过“反映者”才能认识到“被反映者”,这无异于以“反映者”征服“被反映者”。离开了“反映者”,我们就无从认识、理解和把握“被反映者”。我们触及的只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而无从触及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即使我们今天看到的“古建筑”(historic building),也几经风雨,几经粉饰,与原物大异其趣,不再是纯粹的古建筑了。虽然“今月曾经照古人”,毕竟今天的月亮不再是古代的月亮。月亮尚且如何,何况建筑物呢?
在有关历史剧的理论研究中,我们听到最多的是“历史题材”这个概念。“历史题材”这个概念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要经过剧作家的加工和改造,因为它是“题材”,是一种用来写作的“材料”。如果说历史编纂是对历史事实的第一重加工的话,那么处理历史题材则是对历史事实的第二重加工。在历史学家看来,历史是第一性的,历史剧是第二性的,历史对于历史剧具有逻辑优先性。违背这个原则的历史剧,就不配称作历史剧。“历史剧应当是:主要历史人物、事件,均于史有据,真实可信。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虚构的部分只能是细微末节,或可能在历史上发生的情节。郭沫若的《屈原》、吴晗的《海瑞罢官》,都是比较标准的历史剧。离开这个界定,在历史剧中大量戏说、造假、歪曲,根本就不能叫历史剧,只是挂历史的羊头卖狗肉而已。”[1]
即使开明的历史学家,也只能把历史剧视为历史的替充(supplement),即只能成为补遗、补充、附录、增刊之类的东西。他绝不允许剧作家“重写”、“改写”历史。比如编写有关“大禹治水”的电视剧,历史学家能够确定的有关历史史实少而又少,只知道他以疏导的方法治理过洪水,而且三过家门口而不入,其他的就一无所知了。历史剧作家在尊重这一历史的前提下,设想他的音容笑貌、思想感情、人际关系。用郭沫若的话说,便是“在史学家搁笔的地方,便须得史剧家来发展”,因为“古人的心理,史书多缺而不传”[2](P50),需要历史剧作家来补充。“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疑案,如新疆塔里木楼兰古都的米兰壁画,古僚人的悬棺,古夜郎国的神秘灭亡,倘要编成电视剧,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就只好依靠假设了。”[3]至于已经确定的历史,是不容篡改的。
但“历史题材”这个概念本身就暗示出了“戏说历史”成分的存在,也暗示出了“戏说历史”的合理性——当然这里的“戏”一般说来是“戏剧”的“戏”而非“游戏”的“戏”。但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戏说历史”才合情合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这既取决于历史题材的性质,也取决于剧作者的哲学背景、政治立场、艺术观念、创作原则、艺术惯例等复杂问题,还取决于剧作者拥有怎样的“情”、“理”观。
但长期以来绝对主义一元论历史观的存在,使得历史剧作家在处理历史题材时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稍有不慎即有“触雷”的危险。久而久之,历史剧作者成了刚入婆家门的小媳妇,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一个个呆头呆脑、形同弱智。这样的现实顺理成章地造就了许多相当低能的受众。《宰相刘罗锅》在祖国大陆播放时,片头上必须冠以“不是历史”、“民间故事”的提醒,否则必定有人横刀立马、夹缠不清。饶是如此,有些人还是要“鸡蛋里面挑骨头”般地兴师问罪,把“不是历史”视为“就是历史”。《宰相刘罗锅》在香港播放时则去掉了片头的“不是历史”、“民间故事”的提示性字样,也没有 人以此责备这部电视剧,说它与历史不符。
历史剧总是免不了“戏说历史”的成分,这是历史剧之所以为历史剧的“本体论依据”。无论多么严肃的历史题材,一入戏剧总是要纳入文艺的轨道,总是难以避免“戏说历史”的痕迹。《三国演义》之与《三国志》是“戏说历史”,《西游记》之与唐玄奘西域取经也是“戏说历史”,但人们对于《三国演义》和《西游记》表现了非凡的宽容与大度,无非是“从古原则”在作怪罢了——古人是不会有错的,仿佛只有古人才有“戏说历史”的特权。对于今日之“戏说历史”则大不以为然,也是习惯势力使然。《戏说乾隆》在电视台放得最起劲时,也是《三国演义》大红大紫之时,北京地区的观众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无非说明有人喜欢这种“戏说历史”(即“游戏”的“戏”),有人喜欢那种“戏说历史”(即“戏剧”的“戏”)罢了。但不论青红皂白地反对“戏说历史”的人毕竟还有不少。据说,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现在受到的最大威胁是“戏说历史”。《戏说乾隆》为始作俑者,《宰相刘罗锅》则走向了极致,《秦颂》则有气死历史学家的“罪恶企图”。其实一看这些剧目马上就会明白,“戏说历史”自有其存在,只是拿王侯将相开涮,大有“大打死老虎”和“狠烫死猪头”的威风,绝不敢随意拿近现代人物开刀,描写林则徐的电视剧就遇上了法律方面的麻烦。但不管怎样的任意杜撰、歪曲历史,不论社会精英人物如何竭力反对,这些都是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都有相当好的收视率。
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在“戏说历史”的问题上,升斗小民与精英阶层存在着差异、矛盾、龃龉。反对“戏说历史”之人所持的历史观是精英历史观、一元论历史观,它是知识分子的产物;赞成“戏说历史”之人所持的则是民间历史观和多元历史观,它是民间传统的延续。“戏说历史”的冲动本身表明了民间势力的存在,“戏说历史”是民间历史逻辑的一种顽强展示。
关键词:武术;暗器;飞镖武术
暗器文化，是中华武术文化里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篇章。在众多武侠小说与电影等各类作品中，我们经常看到大量特色鲜明的暗器。无论是李寻欢的小李飞刀，还是东方不败的绣花针，亦或是唐门暗器，这些神秘莫测的暗器都颇受人们的青睐。暗器无论对于中国的兵器发展史还是武侠文化的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暗器的历史文化却在如今网络信息时代下，显得有些黯然失色。在现实中与其重要意义不相称的是社会上与暗器文化相关的学术性研究文章以及书籍却乏善可陈。周遭的人们在生活中或许会谈及与武术相关的话题，但是涉及到暗器这一领域，也许我们只能在武侠小说或者武侠电影中才能看见其鬼魅的身影。
一、武术暗器及其文化的起源
所谓的武术暗器，是指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能够在暗中实施突袭的兵器。暗器，古人将它称之为“护身符”。暗器及其文化的发展，要追溯它的根源，主要是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捕猎活动。远古时期的人类为了生产生活，制造了大量的武器用以猎杀动物、防身护卫、农业耕作。就目前而言在中国发现的最早期的远古人类元谋人已经可以熟练地制造与使用石器，这也为以后的暗器“飞蝗石”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之后人们又在石器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在石头上加上绳索演化出“绊兽索”，这也是后来索击类暗器最早的雏形。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需要，又出现了弓箭等武器。弓箭类武器的出现大大地提升了生产力与战斗力，这也对原始社会部落间的战斗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后世机射类暗器的出现也是由此而来。随着时代不断地变迁以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升级发展，武器的用途也越来越广，武器的种类也不断地增加。为了提升武器的杀伤力，人类在武器的制作用材、外形等方面更是费尽心思。暗器的出现，远在周代就已经初露锋芒，而它的广泛运用与发展则是在宋元之后。宋代，在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女真族与契丹族经常与宋军发生战争。他们在战争中发现，由于在马背上作战，通常骑兵所使用的武器在战斗中无法离手，使得士兵处境十分不利，于是便发明了诸如流星锤、连弩、钩抓之类的暗器供士兵使用，便于在战斗中掌握战机。元朝时期，成吉思汗的蒙古士兵能够雄霸亚洲远征欧洲，其军队战斗力十分强大。当时蒙古族的士兵们都普遍装备了一种叫乾坤圈的暗器，又名“阴阳刺轮”，其圈一半手握另一半装有猪牙形的尖刺，刺尖弯转，投掷出去便可以在长矛利剑刺不到的地方重伤敌人。武侠作品的作者以及民间传说也将“阴阳刺轮”这种暗器加以丰富，例如神雕侠侣中的金轮法王，他便是不折不扣的蒙古人，其所使用的武器便是“阴阳刺轮”的衍生。明清时期，是中国武术逐步走向成熟并且进入绚烂夺目的巅峰时期。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有文武状元之分。武状元不仅要精通十八般武艺，同时还要掌握各种兵器的使用方法，这大大地推进了武术文化在民间的传播，也使得各种武术流派蓬勃发展。在清代暗器与弓弩、枪炮合称为三大射远器。这一时期暗器的使用效果更加注重打击，往往还带有许多残忍与血腥。例如让人闻风丧胆的“血滴子”，便是将暗器甩出，直接切割掉对手的头颅。清末时期，外国洋人的入侵让西洋火枪、大炮盛行，民国时期的各种战争也是枪炮的对决，这宣告了数千年的冷兵器时代开始终结，同时也加速了暗器的没落。现如今，人们更多地是选择习武来强身健体，武器已经失去了其搏斗杀戮的原始功能。而暗器更是早已失去了它当年的用武之地，纯属强健身心的器械，除在杂技表演中供人欣赏外，民众练习者已经寥寥无几。可以说，现在暗器在武术器械谱中的处境十分尴尬，其相关的文化也正面临濒危的绝境。
二、武术暗器的特点
无论是暗器制作材料、形状构造还是其使用方式，都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特色。暗器的制作材料可以是石头、金属甚至植物。形状构造可以是飞镖、飞刀、梅花针或者毒箭，造型有尖有刃，锋利无比。使用方式可通过手的投、甩、掷、按、弹，脚踏、踢甚至用嘴吹。可以说暗器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由此也造就了暗器文化的发展。1.暗器制作使用材料的特点暗器的类型多种多样，不同种类的暗器，其制作的材料便有所不同。暗器的制作材料可以是石头、金属甚至植物。早期的暗器制作方法比较简单，都是一些唾手可得不需要精加工的物品，比如竹箭、木刃、飞蝗石，更有高手可以用树叶当做飞刀掷出。其后，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兵器功能的需求，更多的暗器选择了用金属来制作，比如飞刀、飞镖、流星锤、梅花针、手里剑等种类繁多的暗器，全部是选择用金属制作，这样更能提高战斗力增加杀伤力。选择金属制作的同时，也增加了暗器的重量，这为暗器的投掷与使用增加了难度与不便，于是便又出现了将金属与自然物品混合起来制作的暗器，比如将飞刀的手柄部位做成木制结构，或者将竹箭的箭头换成金属制作。暗器更多的是在常规战斗势均力敌拖延太久不能战胜对手，或者在战斗中处于劣势，为了打破僵局反败为胜所使出的出其不意的特殊攻击手段。其目的多是一击必杀，能够将对手置于死地，所以暗器的制作一般十分精良，能够符合暗器使用者的习惯与心理。2.暗器制作采用形状的特点暗器的类型多种多样，不同种类的暗器，其制作的形状便有所不同。手掷类的暗器大多数都会有一个手把让投掷者握住，暗器刃部则是尖刃突出状或者呈锯齿状，这样容易给对手造成杀伤。索击类暗器则有尖有钝，这样设计不仅能给对手造成外伤，同时也能给对手造成致命的内伤。机射类暗器一般都会有一个发射器装置，射出的暗器多呈尖刃状，发射器推送出强大的物理力量能给对手造成严重的杀伤。暗器的制作所采用的各种形状与形状之间的搭配十分考究，其制作的形状与结构之间的搭配通常便决定了该暗器的使用功效。不同形状不同搭配的暗器，它的使用效果是不尽相同的。除了这些外部形状的设计，绝大多数暗器的构造都具有体积较小重量轻的特点，所以也可以将暗器说成是袖珍型的武器。这样设计便于携带更多的数量，同时更加方便地投入实战中。3.暗器使用方式的特点暗器的类型多种多样，不同种类的暗器，其使用的方式便有所不同。“出其不意，防不胜防”，通常是用来形容暗器的形容词。当然，暗器的使用方法也正如这些词的形容一样，当对手疏忽大意之时突然掷出暗器，往往当使用者投出暗器的时候都会使对手猝不及防、惊慌失措。在具体的使用方式中，操作方法虽然十分普通简单但是对技巧性的要求相当精湛。手掷类暗器与索击类暗器一般采用甩、投、掷等手法将暗器发出克敌。机射类暗器一般通过按、拉、弹、吹、抖等方式触发弹射机关，弹射机关通过物理力学等方式将暗器弹射出去。当然，各种类型中不同的暗器又有着自己特殊的使用方式，所以在使用过程中对使用者的技巧性要求十分严格，只有经过长时间刻苦严格的训练，才能做到驾轻就熟地使用该暗器，熟练的掌握该种暗器的使用方法、使用时机等等，以达到击杀对手的目的。同时，除了需要掌握使用的要领，还需要使用者有着极其深厚的武功基础作为保障，俗话说高手对决内力取胜，只有拥有深厚的功力，才能将暗器发射得更加快速更加有力更加准确并且还能增加隐蔽性，在造成应有杀伤效果的同时还能恫吓对手，让其他敌人闻风丧胆，从而树立自己的威名。
三、武术暗器的功能
暗器的功能不胜枚举，从远古时期的狩猎耕作，到近代的战争防卫，再到现在的强身健体。暗器最常见的用处自不用说，当然还是其战斗、防身的用途。在战斗中，除了用最常规的武器搏杀外，又出现了暗器的使用，这当然与暗器所创造的特殊功能密不可分。一是隐蔽。最大特殊性，莫过于暗器的隐蔽。常规武器对决，双方厮杀的过程十分激烈，两方精神都高度紧张，如果在这个时候突然向对手掷出一枚暗器，一定会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在掷出暗器那电光石火的一瞬间，就有可能创造有利战机给对手致命一击，也有可能逆转当前不利的战局创造反败为胜的机会。二是灵活。暗器的灵活性也是其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能。暗器的使用不受距离远近的限制，也不受使用方式的限制。第一，常规兵器的攻击范围都有一个限制，短刀短剑只能做到近身攻击，对稍远的敌人很难给予伤害，而长枪长矛攻击距离较大，但是容易折断且攻击近身敌人的时候又显得十分无力。暗器的出现就弥补了这一缺陷，近战可将暗器握于手中同敌人搏斗，远战亦可将暗器甩掷出去击杀对手。第二，常规兵器的使用又无法离手，一旦兵器脱手之后便毫无攻击能力与防卫能力。暗器的出现，又弥补了这一缺陷，不仅可以投射出去伤敌，携带数量多的情况下还可以多次使用，多次给予对手打击也可以同时打击多名敌人。三是攻击防御。另外，暗器除了在攻击性上给以强大的支持外，在防御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暗器不仅有在战斗中防守反击的功能，还有制作暗器机关来防御保护的功能。防御型的暗器机关，可以拖延对手保护己方，也能在对手触发机关后给予打击伤害。
四、武术暗器的分类
暗器飞镖的分类十分细致，根据使用方法的不同可以分为手掷类暗器、索击类暗器、机射类暗器以及药喷类暗器这四大类，四大类型中则罗列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暗器。另外还有一些暗器很难归入以上四类，便将它归类为其他暗器。(1)手掷类暗器。顾名思义，就是指以手握器，通过手、手腕、手臂的甩、投、掷等手法将暗器发射出去的暗器类型。人力有强有弱，暗器也有大有小，其射程的远近也不等。此类暗器使用简便且能大量携带，所以应用最为广泛。其类型南北各地也不尽相同，主要类型有标枪、金钱镖、飞镖、掷箭、飞叉、飞铙、飞刺、飞刀、飞蝗石、铁橄榄(枣核箭)、如意珠、乾坤圈、铁鸳鸯、铁蟾蜍、梅花针等。手掷类暗器最负盛名的代表就是飞镖与飞刀了。镖，主要靠掷射伤人，一般由金属材质做成长短轻重不一的镖形。适用于近距离使用，但是也有武功高强者能够接住对方射出的飞镖并还击对方，这就是有名“接镖还镖”。武林中属于暗器的镖主要有四种:带衣镖、袖镖、简镖和钱镖。飞刀，同样是靠掷射伤人，亦属镖中的一类。一般由金属材质做成刀刃，由木质材料做成刀柄。近战可防身，远战可掷射。古龙先生的武侠小说兵器排行榜中“小李飞刀”位列第二，可以看出飞刀的威力有多强大。飞刀有单刃、双刃之分，其中属柳叶飞刀最为常见。(2)索击类暗器。索击类暗器是指以绳索系住暗器的一段，手握住另一端，用力抛出伤人，同时攻击之后可以迅速回收暗器再次攻击，如此连续不断地使用。鞭法是以圆周运动为主，借助于手臂的摇动和身体各部位的转动，增加惯性动力而改变圆心及其方向。其优点是攻击之后可以再次收回然后再次发动攻击，但缺点是用法较单一且只能携带一个，速度较慢。主要类型有:绳镖、流星锤、狼牙锤、龙须钩、飞爪、软鞭、锦套索、铁莲花等等。索击类暗器大家熟悉的有绳镖、流星锤、飞爪以及软鞭。(3)机射类暗器。机射类暗器是依靠弹力或机关来发射暗器，其射程是各暗器种类中中最远的一种，护身自卫的能力十分强大。著名的诸葛连弩就属于机射类的武器。机射类暗器的最大特点就是时刻都准备好，可以掌握任何时机来发射，可以提前发射也可以视情况推迟发射亦可以用机关预测时机来发射。同时机射类暗器借助物理的力量，提高了暗器射出的速度、力量以及准确性，提高了杀伤力。主要类型有:袖箭、弩箭、弹弓、踏弩、背弩、雷公钻等等。(4)药喷类暗器。药喷类暗器即是在暗器中，装入各种剧毒以及可燃物，让人中毒、燃烧而死。主要类型有:喷筒、袖炮、迷迭香、鸟嘴铳等等。
五、武术暗器文化
中华文化的发展推动着武术文化的发展，武术文化的发展又推动着暗器文化的发展，而暗器文化的发展又回过头来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第一，由暗器所产生的文化现象。暗器所产生的文化现象，在社会生活中十分常见。暗的字面意思是光线不足、黑暗的，其引申的含义则是隐藏不露的、秘密的、不明朗的。对于暗器的使用是在暗中进行的，是令对手在不知不觉中中招，不是光明正大的胜过对手，是一种暗地里使用的阴招。所以，由暗器所产生的这类文化现象也能充分地展现出暗器的这些特点。最有名的一句话莫过于“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暗箭难防，很显然字面上就能得知难以防范的暗箭是暗器中的一种。其次还有“笑里藏刀”，形容对人外表和气，却阴险毒辣。另外诸如“暗藏玄机”、“趁其不备”、“暗箭伤人”等各类的词语、成语、歇后语，都是由暗器所衍生出来的文化现象。暗器在这时早已脱离了一种伤人武器的原始含义，形成了一种影响广泛的文化现象。第二，由暗器所产生的社会生活现象。在暗器里，范围类型最广、使用最多的当属镖。由镖又产生了一种社会生活现象，一种职业，那就是镖师。镖头成立镖局，聘请镖师，镖师们凭借着自己精湛的武艺与团队的配合，护送雇主投保的物品上路，直至目的地。与今日的快递行业颇有几分相似之处。镖局之所以能够出现，除了社会自身的发展需要外，中华武术的存在也是其出现的重要物质条件。没有武功就不能成为镖师，而没有镖师则不能成立镖局。镖局出现在明末，兴盛于清朝。与暗器在明朝走向成熟，在清朝达到巅峰不谋而合。这也在某种程度说明了两者之间所存在的紧密联系。镖局、镖师的出现，推动了民间武术的传承，推动了武术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武术的交流与创新，促进了武德的发扬光大。这也为中华武术文化的发展不断地注入新鲜的活力，使之能够屹立于世界之林，并在这么多年后受到国内外友人的喜爱。当然一些镖局压镖的传奇故事，也在坊间传为佳话。第三，暗器飞镖对于主流武术文化的影响。武术文化流传至今，已经产生了许多流派。但是，所有习武之人都有自己必须具备必须遵循必须信仰的东西，那就是武德。所谓武德，就是从事武术活动的人，在社会活动中所应遵循的的道德规范和所应具有的道德品质。武是停止干戈;德是以仁、义为核心理念，以上、止、正为行为操守的言行举止。主流武术文化虽然在发展，但始终离不开其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习武之人对练，讲究的是点到为止。而古时候的武林中人，决斗也讲究武德，讲究以一敌一、讲究正大光明的对决。暗器的出现却恰恰违反了这些观念，趁其不备趁人之危、暗中偷袭突施冷箭、下手狠毒致残致死。所以暗器会给主流武术文化施以一些黑暗的、不光彩的影响。但事实上，主流武术文化并不排斥暗器的出现，暗器其自身并无好坏是非。暗器的出现只是顺应了社会的需要和生产力的发展，它只是一种使用的器具。重点在于制造使用这些暗器的人们怀着什么样的心理，有着什么样的道德修养。侠客们使用暗器防身救人、劫富济贫，而恶徒们则使用暗器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第四，暗器飞镖与武侠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于刀光剑影中渗透着中国文化精神，这是武侠文化的特殊魅力所在。早在周朝就已经出现了暗器，武侠小说所演绎出的武侠文化具有超越现实的意义和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武侠小说之所以如此吸引读者，就是因为其中总会有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有打动人心的儿女情长，有义薄云天的侠义精神，有让人兴奋的神兵利器，当然也离不开暗器那神秘诡谲的魅影。小说创造的世界神奇、自由、神秘，玄幻而又不失真实。各类人物性格各有特色，各种绝世武功令人眼花缭乱、神兵利器也是五花八门。百余年来，武侠小说的故事思路与打斗场面基本相同，满是杀伐之声，而侠客总是拥有盖世武功绝学持有绝世神兵利器，纵横天下除暴安良赢得江山美人。侠客们打斗的能力则经历了“宝剑宝刀”到“宝剑宝刀加暗器”再到“宝剑宝刀加暗器加内力”的发展过程。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武侠作品创作也加入了新的东西。暗器在作品中的加入，以及暗器在作品中重要的地位，都有其充分的道理。所以回到本质的问题上来，不知道是暗器影响了武侠文化还是武侠文化影响了暗器。亦或者说暗器影响了武侠文化不断的发展，武侠文化也推动着暗器不断的进步。
六、武术暗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暗器及其文化，对于生产生活、文化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出现短暂的鼎盛时期之后，便开始走上了没落的道路。直到如今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暗器及其文化，属于中华武术文化中的一部分，我们有必要加以保护并传承下去，保留中华民族武术文化的完整性。第一，武术暗器文化保护的现实性与紧迫性。武术文化在21世纪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在各种文化融合、全球联系更加紧密的时代，其作用显得越来越单一，越来越得不到重视。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暗器文化更是无人问津。现如今，见过真正暗器的人少之又少，真正在习练暗器之术的武林中人更是寥寥无几，而相关方面的研究性文章更是乏善可陈。可以说，国粹正在逐渐地消失，我国优秀的武术文化将面临消亡的危险，也许再过几代人，这些名词可能就出现字典里了。第二，武术暗器文化保护工作的基本思路。首先要结合我国自身体育文化的特点，合理地制定武术文化的发展模式，同时注重其中各个细节，重视边缘部位的薄弱环节，及时加以修复、弥补、升级，保证其完整性不受缺失。其次要反思武术暗器文化失落的原因，找出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同时对武术文化遗产进行明确的定位，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将丢失掉的东西及时找回。最后则是要重建武术暗器的文化体系，使其能够适应现今的文化氛围和时代节奏，构建一套完整的保护体系。第三，武术暗器文化的传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武术文化的内涵开始逐渐淡化，并且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加速消亡，这对武术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了十分严峻的挑战。虽然暗器已经被岁月淘洗出历史的舞台，但它所留下的文化底蕴却依然存在，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武术暗器文化传承下去。
作者:吴志勇 潘炎 单位:三峡大学
参考文献:
［1］周庆杰．武术暗器文化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9(2)．
［2］汪宝树．暗器琐谈［J］．辽宁体育科技，1989(Z1)．
［3］次春雷．对中国武术文化传承的研究［D］．吉林:东北师范大学，2008．
［4］林建华．论中国武术文化的保护［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5］李翰如．逝去的飞刀［J］．读者，2005(3)．
［6］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
［7］古龙．天涯明月刀［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
［8］古龙．飞刀，又见飞刀［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
［9］刘东波．镖局的生存空间与民间武术的传承与创新［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2)．
［10］于志均．中国武术与传统文化［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0．
［11］邱丕相．武术文化传承与教育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12］吴超．中国武侠电影冷兵器影像及其文化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1．
［13］吴超．中国武侠电影中冷兵器影像的暴力美学［J］．南方电视学刊，2011(4)．
［14］郭玉成．武术传播引论［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6．
摘要：成都历史悠久，文化独特。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具有与中国众多的城市相同的文化内核，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主要表现在和谐包容的文化气度、开拓创新的文化精神、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等方面。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2)04－0121－08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pecialties of Chengdu
HE Yi-min
(Base of Innovation for the Research of Regional History, Phase III of 985 Project,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Key words: Chengdu Local Culture; ancient culture of Su;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Abstract: Chengdu is famous for its long history and unique culture. The several thousand years of development has not only endowed Chengdu with homogeneous cultural kernel possessed by the many other Chinese cities, but also formulated cultural special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ts own, which are demonstrated in its harmonious and broad compatibility, innovative and frontier spirit, and emphasis on education and respect for cultural heritage etc.
成都是一座拥有4500年文明史的古老文化名城，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和影响深远的地域文化。今天成都的文化，既是绵远的历史文化的延续，又是现代文化兴起的基点，既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活力，又有闲情逸致的柔性。
成都自然环境优美，物产丰富，经济富庶，几千年来的发展使成都的城市人文积淀深厚，孕育和汇集过大批文学家、诗人、画家、学者、教育家以及各类文化名人。他们留给成都丰富的文化内涵，促进了城市文化的繁荣。成都又是一座移民城市，汇集各方风俗文化，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城市精神。这一切共同造就了成都人恬淡怡然、彬彬有礼、积极进取又悠闲自得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在历史的长河中，成都文化表现出了和谐包容的文化气度、开拓创新的文化精神、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等特质。
一、和谐包容的文化气度
和谐包容作为一种理念、一种文化的体现，产生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同时它又以自身的发展、演进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迈向新的和谐与包容。成都这座有着4500多年文明史的文化名城，几千年来，始终以和谐包容的文化气度营造着优良的城市品格。
1.人与自然的和谐包容
成都和谐包容的文化气度首先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我国古代贤哲们提出的一种宇宙观和哲学思想，它至少应包含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应尊重自然、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等基本思想。“天人合一”观还认为人类应该平等地对待自然界的一切，与之处于一种完美和谐的状态。因而,“天人合一”思想体现的是一种大智慧，一种永恒的自然法则。
以成都为中心的古蜀文化一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重视人对环境的依赖与互动关系。这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发掘出来的若干器物中可以得到印证，如太阳神鸟金箔图案充分展现了古蜀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精神。正是由于蜀文化具有丰富而深刻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内涵，成都才能够成为中国道教的发源地。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的。道教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天人合一成为道教的文化主体。道教认为道、天、地、人是宇宙循环系统的四个子系统，它们相互作用、和谐共生，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人的行为应该符合宇宙的自然法则，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成都是道教发源地,居于其地的人们很早就已经能够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真谛，他们长期遵循“道法自然”、顺应自然的思想，崇尚自然，热爱自然，享受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便是成都深厚的文化传承中蕴含着的和谐基因，也是成都的神韵和魅力所在。
古代成都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正如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在诗中所称赞的那样：“九天开出一成都，千门万户入画图”。成都不仅“水绿天清不染尘”，而且“既崇且丽”，虽为人作，宛如天开。古代成都人把道教朴素的天人合一和谐观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运用自己的智慧修建了许多工程，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其中最具典型性的当属距今2000多年前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它描绘了一幅古代成都人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画卷。公元前236年，战国时期的秦蜀守李冰及其子带领群众治理岷江水患，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水利工程巧妙利用了天然地势和岷江水流，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水利系统，科学地解决了江水的自动分流、自动排沙、自动排水和引水等难题，收到了“行水灌田，泻洪平灾”的功效。2000年11月，这项“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设计最科学、保存最完整、至今发挥作用最好、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大型水利生态工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文化瑰宝。
“道法自然”、“崇尚自然”、“天人合一”，是成都从古至今的文化传统。深入发掘成都文化的内涵并加以传承和弘扬，不仅对于改善现代城市形象，增强成都的吸引力、号召力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也是今天成都建设世界生态田园城市的重要文化基础。
2.人与人的和谐包容
成都不但是一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城市，更是一座人与人之间宽容度与融合度极大的城市。成都文化的这一特性，源于历史上多次移民入蜀的影响。
先秦时期，成都就是一座由移民建立的城市。早在古蜀时期，成都就出现过大量的移民，如楚王族宗支斗氏中的一些支裔就曾移民至蜀国的西鄙，楚昭王的后代也有一些辗转移于蜀境①。秦统一巴蜀后，多次从北方有组织地移民入四川。《华阳国志?蜀志》载：“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②。从东汉末到西晋统一的百余年间，全国发生了多次规模空前的大战争，大量人口或死于战乱，或四处流散。与全国相比，四川境内的大战不多，物阜民安、社会相对稳定的成都，便自然而然成为人们躲避战争的理想之地。大量中原人口向蜀地迁移，进一步造就了成都文化的兼容性和包容性。
隋唐时期，成都地区出现了新的移民潮，成都城市人口达10万户。两宋之际，宋、金之间反复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四川成为南宋抗金的重要战略基地，但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破坏，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没有中断。同时，金军南侵使大量北方居民迁入四川，如南宋初绍兴二年（1132），南下入川的北方将士达15万人③；其余自关陇一带涌入的溃兵、难民、流人更是不可胜数，以致宋廷曾下令在大散关（今宝鸡市南）设置关卡加以限制④。
自元明至清，成都的人口经历了两次低谷和两次大规模移民潮。明朝前期，因元末战争的影响，出现了第一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清初，四川人口大量损失，为了重建四川，清廷“招两湖、两粤、闽黔之民于东西川，耕于野；集江左右、关内外、陕东西、山左右之民，藏于市”⑤。第二次“湖广填四川”改变了四川人的构成，移民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土著，文献对此记载颇多。雍正《四川通志》载：“其民则鲜土著者，率多湖广、陕西、江西等处迁居之人”⑥。
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进程，也改变了人口的分布状况。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使中国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沦陷区的机关、工厂、学校和广大民众纷纷向内地迁徙。1937年12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四川更成为战时中国的大后方和抗战的基地，因此，在中国人口整体下降的情况下，成都人口因各政府机关、工厂、企业、文化团体、学校、军队及难民的内迁而增长。
由上可知，成都从先秦以来，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不同历史时期的大移民不仅促进了成都工商业的繁荣，提高了成都人口素质，使成都长期保持着区域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也为成都这座历史古城带来了新的文化元素（如各地的语言、饮食、风俗习惯以及生产技术、生产经验等），使成都成为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的交流融会之城。这些新的文化因子彼此交汇激荡，推动成都城市多次出现文化发展的高峰期。如川剧五种声腔昆、高、胡、弹、灯的形成，正是移民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当代的四川话也是以湖北话为基础，经过长期演变而形成；川菜更是融合南、北菜系之长而成为了独具特色的菜系。“移民特征”构成了各个历史时期成都人生活方式的主要特点，成都文化也成为以蜀文化为主，又兼容南北文化的多元文化综合体。这种集南北为一体的多元文化特征，构成了农业时代成都文化的重要特质，不仅促进了成都人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发展，也使成都人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思想特征。成都文化则在不断汲取外来文化营养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和谐文化，并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既不排斥外来文化，也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各种文化不断地碰撞融合的发展过程。从数千年前的三星堆、金沙时期，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成都文化无不体现出巨大的包容性，可以说成都是一个多元文化元素汇聚的城市。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成都人都较少有排外意识。这种包容谦逊的特点，与某些也是移民城市的特大城市形成鲜明对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地人都认同成都人的热情友好、乐于助人以及包容性和亲和力。
时至今日，成都依然延续了和谐包容、开明开放的文化传统。这一文化传统使成都人天性乐观，幽默风趣，即使相互之间有些摩擦，有些矛盾，也大都能以一种幽默和大度化解。于是，成都给外地人的第一感觉往往都是随和热情，很容易让南来北往的人产生好感并融入其中。可以说，在现代中国的特大中心城市里，成都对来自中小城镇和落后地区以及异国他乡的“外来人口”最为宽容，特别大度，既不排外，也不自以为是。外地人在成都居家生活、求学创业，都能很快融入到这个城市〔1〕。随着成都向宜居、宜业城市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成都购房定居，不仅有四川省内各市县的人群，还有来自、新疆、北京、上海等地的人们。据统计，成都的商品房买卖中有接近四成的购房者来自外地⑦。不少外地人举家搬迁至成都，他们选择成都作为定居城市，不仅是因为成都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有着美景、美食、美酒，还因为成都人具有不排外、易融合的文化个性。在2007年所公布的中国城市包容性排行榜中，成都以排名第二荣登前列⑧。因此，成都正如同一个巨大的磁场，以和谐包容、海纳百川的胸怀，不仅吸引了世界500强等工商业巨头，也吸引了无数的海内外英才纷纷“孔雀西南飞”。成都正在成为创业者和居住者的天堂。
二、开拓创新的文化精神
成都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几千年来历经风雨兴衰，发展曲折复杂，波澜起伏，既有辉煌和繁荣，又曾多次遭到了破坏，甚至遭受了两次毁灭性的破坏。但每次在破坏之后，都能很快得到恢复，并始终保持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城址始终不变，城名一直未改，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这是成都城市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在全国的大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它不仅体现出成都城市顽强的生命力，也展示了成都人民不畏艰难困苦、自强不息、奋发图强、开拓创新的精神。
成都的城市发展史本身就是成都人开拓创新的历史，就是一部艰苦创业史。早在距今数万年的旧石器时期，成都地区就有群居的原始人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平原已发现多处旧石器时期的遗址，至于经科学发掘的从新石器时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更是多达数十处，著名的有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方池街遗址、岷山饭店遗址、十二桥遗址、指挥街遗址、抚琴小区遗址等。这些遗址的科学发掘为我们展现了从原始社会末期至春秋战国时期成都地区人类活动的整体发展轨迹。将这些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结合起来看，可以证明至迟在4500多年前，就有数量较为庞大的人群在成都平原过着定居生活，并利用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湿润、水源充足等有利条件来从事农业生产。商周时期成都的手工业已比较发达，形成了铸铜业、制陶业、玉石加工业、酿酒业、漆器业等若干手工业生产部门，各部门内部又分成了若干专业，有的甚至在工序上也有了分工并形成了专门技术，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金器的制作技术更是达到了当时的世界一流水平。春秋战国时期，成都造产品已经远销长江中下游和中原地区。
成都人开拓创新的文化气韵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之一就是突破封闭的地理环境，走向更广阔的外部世界。成都位于四川盆地西部，四川盆地西依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北近秦岭，与黄土高原相望，东接湘鄂西山地，南连云贵高原，盆地北缘米仓山，南缘大娄山，东缘巫山，西缘邛崃山，西北边缘龙门山，东北边缘大巴山，西南边缘大凉山，东南边缘武陵山，故而古代蜀地是有名的“四塞之国”，对外交通极为不便。唐代大诗人李白所写“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成为古蜀对外交通的形象写照。四川盆地封闭的地形对古蜀与外部的经济、文化联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古蜀先民具有顽强的开拓精神，越是艰难越向前，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开辟了多条蜀地对外通道。远古时期就开辟有自三峡溯江而上的水道，由云南入蜀的樊道，自甘肃入蜀的阴平道，由关中通往汉中的褒斜道、子午道、故道、傥骆道（堂光道），以及由汉中通往四川的金牛道、米仓道等，汉代则开辟了通向南中的五尺道；到近代又修建川陕公路、川湘公路、宝成铁路、成昆铁路、川黔铁路，当代则逐渐形成了以成都为中心的立体交通网络体系，包括32条高速公路和10条铁路（已建、在建和计划修建）在内的出川通道和出海通道⑨以及密布的航空线路，反映出蜀人以顽强的精神、不懈的努力走向外部、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和开拓精神。
成都人的开拓创新精神还集中表现在大规模治水上面。成都平原是一个冲积平原，在远古时期经常发生水患，洪水横流，沼泽遍地。为了生存与发展，一代又一代的成都先民不懈地与洪水作斗争。据文献记载，中华民族的治水英雄大禹就出生在岷山，由此形成了蜀地的治水传统。古蜀人的领袖杜宇、鳖灵，蜀太守李冰等先后带领成都人引水导河，兴修都江堰及成都平原系列水利灌溉工程，疏通了岷江水流，并把湔堰分为内外江两大支流，使得“穿二江（检江、郫江）成都之中，引渠皆可行舟，有余，则有溉浸，百姓飨其利”⑩。水是生命的源泉，任何一个大城市都必须靠近水源丰富的江河，世界上多数大城市都是建立在江河湖泊之旁，水文条件不仅是城市选址的重要条件，也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穿二江成都之中”，改变了成都城市之侧没有大江河的状况，对成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成都这座城市有了充足的水源，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由于不断的治理和改造，成都平原的水利系统日臻完善，农业生产条件随之改变，农业经济出现了较大发展，从而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农业生产区，水旱不饥，号称“天府之国”。
从古蜀时代开始，开拓创新的文化精神就一直贯穿于成都历史文化的发展之中。三星堆文化的世界性影响，不仅在于它灿烂的青铜文明，还在于它所蕴含的具有世界文明特点的丰富内涵以及由它首开先河的巴蜀文化的开放精神和走向世界的开拓意识，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流行的所谓巴蜀文化自来就故步自封的“盆地意识”偏见，展现了蜀人敢为天下先的博怀和豪迈气势。例如，三星堆遗址最引人注目的纵目人面像造型，都是突眼、阔嘴、宽耳。古蜀先民塑造这样的形象，除宗教含义之外，主要就是为了突出表现人物的视听等功能：突眼代表传说中的“千里眼”，宽耳表示“顺风耳”，而阔嘴就是渴望言谈、善于交流的象征。这样的造型，充分表达了古蜀先民虽处于四川盆地闭塞的自然环境中，却希望看得远、听得远，渴望走出盆地、走向世界，与外部世界交流的强烈愿望。三星堆文化还创造了诸多“世界之最”，如世界上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高384公分，三簇树枝，每簇三枝、共九枝，上有27只鸟，树侧有一龙缘树逶迤而下），世界上最早的金杖（长142公分，直径2．3公分，重700多克，上有刻画的人头、鱼鸟纹饰），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青铜大立人像（通高262公分，重逾180公斤，被称为铜像之王），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纵目人像（高64．5公分，两耳间相距138．5公分），世界上一次性出土最多的青铜人头像和面具（达50多件）。
几千年来，成都人开拓进取、务实创新的文化个性令世界惊叹。成都人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和中国第一，如成都在世界上最早大规模开采井盐和最早开采并使用天然气，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丝织品——蜀锦，铸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年号钱——汉兴钱，印制并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设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银行——交子务；创作了迄今尚未解读的最神秘的“天书”——巴蜀图语，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官办地方学校——文翁石室，撰写了中国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皇家画院——翰林图画院，编译了中国最早有注文的石经——孟蜀石经，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领先，扬名海内外。此外汉代的漆器、蜀锦，唐代的“西川印子”、宋代的“蜀藏”等，都展现了成都文化的创造性。几千年来，聪慧的成都人善于学习，善于创新，正是由于他们的拼搏努力，才使成都在多次遭到破坏后不断再生，始终充满活力。从汉代的“五都”，到唐代的“扬一益二”，再到今天的西南大都会，成都一直保持着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这正是成都人不断学习、进步、创新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成都人不断解放思想，突破盆地意识，坚持全方位推进改革开放，以大开放促大发展，超越盆地，走向世界。成都开拓创新的文化品质不断引起世人瞩目，改革开放以来，又出现了许多“全国第一”：1979年，打出全国第一个商业广告；1980年，发行了全国第一张股票——蜀都股票；1986年，全国第一家股份制合作银行——成都市汇通城市合作银行成立；1987年，新中国第一家典当商行——华茂典当服务商行在成都开业；1994年，西南地区首家金融租赁公司——四川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在成都开业；1996年，全国第一个国家级生态示范区——温江郫县都江堰生态示范区正式启动。可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个大舞台上，成都经常是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之上，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近年来，成都分别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和教科文组织授予“中国最佳旅游城市”和“世界美食之都”称号。在盖洛普咨询公司进行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主观调查中，成都排名第三，被世界银行评为中国内陆投资环境标杆城市，2011年又被《财富》杂志评为15座全球最佳新兴商务城市之一。
三、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
“天府之国”的地域环境使农业时代的蜀人长期享受农耕社会温饱安逸的舒适生活，也由此滋生出蜀人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和风气，并最终形成一种独特、绮丽的浪漫主义文化。灿烂的文化、发达的教育是贯穿整个成都历史文脉中最典型的文化特征之一。由于成都城市魅力独特，所以强烈吸引着历代众多的诗人墨客、名士大家来这里求学、生活或交流、游览。他们利用成都优越的自然、人文环境，创造了光辉的历史文化，同时也对成都崇文重教文化传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好文雅”、“颇慕文学”的文化风尚
成都人“好文雅”、“颇慕文学”的文化风尚始于秦代文翁化蜀，所谓“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B11。在此后的2000多年间，成都人文荟萃、名人雅士云集，故在历史上有着“以文辞显于世”、“巴蜀自古出文宗”的美誉。唐人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说：“自划天地，天地之气艮于西南。剑门上断，横江下绝，岷、峨之曲，别为锦川。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扬雄，降有陈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蜀中度过了20多个春秋，对巴山蜀水可谓一往情深，其《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云：“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2〕，《峨眉山月歌》云：“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2〕。他的诗歌得自然之助，想象雄奇，诗风飘逸放恣，语言自然流畅，音律和谐多变，余味深远，皆成天趣，极富浪漫主义色彩。
“自古诗人皆入蜀”，“初唐四杰”中的王勃和卢照邻也曾客居蜀中。王勃在四川漫游了两年，离开四川时，他写下了“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复高风晚，山山红叶飞”〔3〕的诗句，以此抒发漫游蜀地的心境。祖籍幽州范阳(今北京地区)的卢照邻也在蜀中生活了十多年，曾担任新都县县尉，并留下若干著名诗篇。边塞诗人高适在安史之乱后入蜀出任彭州、蜀州刺史，之后转升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为蜀中局势的稳定作出了贡献。与高适齐名的边塞诗人岑参，晚年也入蜀出任嘉州(今乐山)刺史，蜀中山水、人物给诗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遂写下了《先主武侯庙》、《扬雄草玄台》、《司马相如琴台》、《万里桥》、《早春陪崔中丞同泛浣花溪宴》等诸多诗词B12。唐代大诗人杜甫避乱入蜀，在成都生活了8年，创作诗词900余首。“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杜甫的故居草堂更成为当今中国文化遗址的圣地之一，也是成都独具魅力的标志性文化遗产。唐代汇聚于蜀地的文人还有很多，诗人元稹于元和十年(815)被贬为通州(今达州)司马，在通州“残灯无焰影憧憧，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4〕。一生中以“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5〕著称的苦吟诗人贾岛，也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来蜀，出任长江县(今蓬溪)主簿，后调任普州(今安岳)司仓参军，并病死于普州。他一生潦倒，但“位卑终蜀土，诗绝占唐朝”。大诗人李商隐也曾两度入蜀，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描绘巴蜀胜境的诗篇，如《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6〕。唐代词人韦庄于唐昭宗乾宁四年（897）奉使入蜀，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王建的掌书记；唐亡，王建称帝，韦庄为宰相。韦庄在成都生活了近10年，留下了不少描绘锦里风光的佳作，脍炙人口者如：“春晚，风暖，锦城花满，狂杀游人”〔7〕；“锦里，蚕市，满街珠翠，千万红妆”〔8〕。作此二诗时，韦庄已经是花甲老人，但成都的富丽繁华和妙如仙境的娱乐文化，竟惹得他春心大发，宛如青春少年般热情奔放。
“自古蜀中多才女”，唐代成都出现了若干著名才女。如著名女诗人薛涛不仅通音律，擅诗词，多文采，还发明了薛涛笺，被称作古今绝艺，极负盛名，在今天的成都仍有望江楼、吟诗楼、薛涛坟、薛涛井等遗址供人们参观凭吊。后蜀主孟昶之妃花蕊夫人也是才艺双绝的女诗人，幼能文，尤长于宫词，所写《宫词》描绘蜀地宫廷文化，用语以浓艳为主，也有个别词风格清新自然，犹如“清水芙蓉”一般。
宋代，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著名文人也曾入蜀，对蜀地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黄庭坚祖籍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在北宋新旧党争中，两次被贬，贬后入蜀为涪州(今涪陵)别驾，后又转戌州(今宜宾)安置。他以被“安置”的身份在蜀地生活了6年，深受四川官民的礼遇和崇敬。在成都杜甫草堂的工部祠内，人们将他与陆游并列，一起配飨杜甫，被誉为“异代升堂宋两贤”B13。陆游原籍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被任命为夔州(今奉节)通判，次年入蜀，先后辗转于成都、蜀州、嘉州、荣州等地为官。在蜀中生活了8年，写下了“有花即入门，莫问主人谁”，“曾为梅花醉似泥”，“放翁五十犹豪纵，锦城一觉繁华梦”，“风雨春残杜鹃哭，夜夜寒衾梦还蜀”等大量咏赞巴蜀风光的诗句。
巴山蜀水的秀美风光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魅力，吸引无数文化名人入蜀，并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财富，令成都这座城市流光溢彩，成为了蜀文化的中心，进而推动了成都文化的繁荣和尚文风气的兴盛，“好文雅”、“颇慕文学”的文化风尚也由此成为成都文化的特质之一。
2．尊崇教育的文化传统
成都尊崇教育的文化传统，始于汉代蜀郡太守——文翁(前156～前101)。汉景帝末年，文翁为蜀郡守时，兴教育、举贤能、修水利，政绩卓著。他在成都兴“石室”，办地方“官学”，招下县子弟入学，入学者免除徭役，以成绩优良者补郡县吏，促进了蜀地文化教育的发展，“其学比于齐鲁”。班固在《汉书》中评论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宋代李焘《新修四斋记》载：“后之为成都者，于学宫不敢不致力”B14。韩绛也称：“成都之学，郡国莫先焉，士人之众，四方鲜拟者”B15。由此，成都形成了尊崇教育的社会风尚。
唐宋时期，成都先后创设多所学校和书院，成都教育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明清时期，尽管成都先后遭受了两次空前破坏，城市文化也出现衰落，但是随着成都城市的重建与经济的恢复，成都文化又逐渐显露出繁荣的景象，“文学之士”也开始“彬彬辈出”，如明代有杨廷和、杨慎父子，清代则有李调元等人。清代，成都所创办的各类书院也在省会城市中居于前列，并涌现出一批著名书院，如潜溪书院、锦江书院、墨池书院、芙蓉书院、尊经书院等。
光绪元年（1875），在四川学政张之洞主持下，高悬“石室重开”匾额的尊经书院在成都南校场建成开学。尊经书院在其后28年间成为巴蜀人才的摇篮，对四川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清季实施教育改革，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新式教育体系开始初步形成，成都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随时代的变迁也发生了质的转变，不仅出现了新式的教育机构，也涌现出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与文学巨匠，如巴金、李劼人等。抗战军兴，成都的教育得到较大发展，不仅中小学教育十分兴盛，高等教育也居于全国前列，成都成了大学之城，大师云集。陈寅恪、吴宓、李方桂、萧公权、钱穆、顾颉刚、徐中舒等诸位大师先后入蜀，高坛讲学，新旧兼容，中西并举，旧学得承，新学大光，造就了近代成都文化教育事业鼎盛和人才辈出的局面。
新中国建立后，成都在承袭崇文重教文化传统的同时，更增添了现代文化教育的多种新元素，发展成为中国西部重要的教育中心之一。据统计,2007年，成都有普通高等院校40所，在校学生54.1万人，专任教师3.4万人；普通中小学校1026所，在校学生138.88万人，专任教师7.76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96％；幼儿园1660所，在园幼儿24.91万人，专任教师1.14万人B16。与此同时，成都的文化事业蒸蒸日上，不仅成功地协办了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文化产业、文化事业也发展迅猛，8个市属专业表演团体共演出1978场，观众达193.3万人次；至2007年年末，全市有群众艺术馆3个，公办博物馆14个，文化馆17个，公共图书馆21个，馆藏图书达915.1万册B16。
正是由于成都具有“颇慕文学”的风尚，造就了成都“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出现了“巴蜀自古出文宗”，“诗人自古例到蜀”，“自古蜀中多才女”的三大文化现象B15。而正是这种崇文重教文化传统的传承与积淀，才使得今日之成都依旧充满了浪漫与文雅的气韵。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成都历史文化经过几千年的传承与积淀，塑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特质，和谐包容的文化气度、开拓创新的文化精神、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成都历史文化的主旋律。
此外，成都历史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了张弛有道的文化特征。成都是一座开拓创新的城市，同时也是以懂得生活艺术并善于享受生活而著称的城市，正如时人所感叹的那样：“成都人的生活始终是勤劳中伴随着永恒的优哉游哉”B18。成都人所具有的独特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天府之国优越的自然环境与和谐包容的人文环境长期协调发展的结果。成都人自古以来就养成了辛勤劳动与闲适游乐可以兼得的文化心理，因而他们一方面努力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也珍惜时光，尽情地享受美好的生活，形成了特有的生活习俗和生活情趣以及张弛有道的文化心理。
当代成都城市生活具有休闲、时尚、包容、大众化等基本特征，这些基本特征的形成，与历史上“天府之国”的自然地理环境、移民社会的历史渊源、长期作为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功能、城市市民社会对工作与生活关系的特殊深刻理解等一系列原因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地域因素的作用，成都才形成一些独特的城市生活方式，如茶馆文化兴盛发达，美食文化独步天下，麻将扑克等益智博弈文化流行，这些都充分展现了成都文化的个性特征。成都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使成都人不断地与时俱进，不断地开拓创新，善于吸取国内外其他城市良好的生活方式，并将其纳入到成都生活方式中，与自身的文化相融合，因而成都人的生活既传统又时尚，既地方也世界，而且越来越丰富多彩，越来越讲究品位，越来越多层次、多元化，充满了阳光和智慧。尽管成都人的生活中也存在个别不健康的因素，但并不是主流，因而不应简单地加以指责，不应在整体上对成都人的生活方式予以否定，关键在于引导大众，使其生活方式更加健康，并提供更多的娱乐方式，使其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成都文化历经数千年传承与嬗变，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新的发展，尤其是在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后，成都文化的优点得到进一步彰显。在巨大灾难面前，成都人众志成城，临危不惧，表现出勇敢坚毅、自强不息、乐观豁达、奋进奉献的精神，这些正是成都人用生命与激情对成都历史文化所做出的最新诠释。
注释：
①见吕不韦《吕氏春秋?贵卒》，收入《四部丛刊初编》七十二，上海书店1989年出版。
②见晋代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3《蜀志》，巴蜀书社1984年出版。
③见宋代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3，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印。
④见脱脱《宋史?高宗纪》，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
⑤见《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一），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⑥见清代黄廷贵等修，张晋生等纂雍正《四川通志》，清乾隆元年（1723）补版增刻本。
⑦见成都市房管局“房地产行业信用信息平台”，网址：省略。
⑧见零点集团《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2006年度报告》，刊于《天府早报》2007年4月25日。
⑨见《四川党的建设》编辑部《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刊于《四川党的建设》（城市版）2008年第2期。
⑩见《史记?河渠志》，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B11见班固《汉书?循吏传》59《文翁》，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B12见刘开扬选注《岑参诗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
B13成都杜甫草堂中对联为：荒江结屋公千古，异代升堂宋两贤。
B14见宋代李焘《新修四斋记》。
B15见宋代韩绛《讲堂箴并序》。
B16见《成都社会发展（2007）》，《中国?成都》，chengdu.省略，2008年3月17日。
B17见谭继和《神奇、神秘、神妙的巴蜀文化》（下），刊于《四川党的建设》（城市版）2007年第9期。
B18见陈锦《市井成都》，刊于2006年11月的《华夏地理》。
参考文献：
〔1〕朱冬梅，张 丹，郭云梅.成都流动人口的文化认同与社会适应性研究〔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70-75.
〔2〕李 白.李白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210，9.
〔3〕王 勃.山中〔C〕∥聂文郁.王勃诗解.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163.
〔4〕白居易.闻乐天授江州司马〔C〕∥吴大奎，马秀娟.元稹白居易诗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2：37.
〔5〕黄 鹏.贾岛诗集笺注〔M〕.成都：巴蜀书社，2002：384.
〔6〕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李商隐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45.
一、对永州名城历史文化价值与特色的思考
（一）城池建设永州历史上人文与自然的紧密结合首先表现在其城池建设上。事实上，中国古代尤其长江以南的城市中，人工建设与自然形势的紧密结合是非常普遍的，例如温州、福州、常熟、绍兴等都是城建史上的经典案例。但若论其天然形势于人居环境建设之便利，永州却是颇为突出的！永州古城的选址——此处不论在大尺度区域地理格局中基于军事、交通等原则的战略性选择，而仅论在下一尺度上对城市基址（天然条件）的选择——是非常讲究的：首先，潇水绕城几乎环其三面，形成天然的防御屏障、便利的水源和交通运输条件。其次，在潇水环抱的东岸台地上恰恰有一座南北向狭长的东山，与潇水一起限定出一个适宜聚居的范围，并构成东部的天然防御屏障。第三，在潇水与东山之间，又恰恰有一北、一南两座山丘，成为历代城市建设的重要坐标（或“生长点”）。此两座山丘，北为万石山，南为千秋岭，在柳宗元的文章中都已有明确记载，其残存地形今日也仍清晰可见。但以往研究中对这两座小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永州古城基址上最早兴建的汉代侯国城，虽然目前尚缺乏准确的考古发掘证据，但根据文献记载，大约就在万石山一带。唐代永州有“子城”，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和地形推测，也约略就在东山、万石山、千秋岭与潇水形成的天然围抱之中，甚至可能就是依山而建。宋代城池扩展，向东沿着东山山脊筑城，向西沿着潇水筑城，因为地形狭长而南北收束呈枣核型，这正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天然地形优势，减少人工修筑成本。因此宋人吴之道的文章中早有总结：称永州是“不墉而高，不池而深，不关而固”①——说的正是这一天然地形是多么不可多得。再看城内建设对天然地形的利用。汉代资料太少姑且不论。从唐代开始，文献记载中可以确定位置的所有最早的公共建筑（包括衙署、寺庙等）都选址在这三座山丘之上或山麓地带，依山势而建，以利防御和水患；后来用地不足才逐渐向山下平地发展。宋代以后形成的城中道路格局，主要有二纵五横（或七横）。横向（即潇水与东山之间方向）街巷多，正是充分利用潇水岸线和滨水界面的表现。历史上临水城门曾多达5座，现存之清代格局中也有4座；这也说明了古代永州城内的生活与潇水的关系是多么密切。因此我们可以总结，永州城规划建设的特点正是“随形就势”、“依险设防”、“因山为城”、“凭溪为阻”。之所以称其巧，就是因为它以最少的财力、最少的人力，充分利用自然环境的禀赋与优势，来实现最大的效果。这种巧，是因为人们充分认识到自然环境的特点和价值；也是因为在规划营建过程中，人们巧妙地选择自然、充分地利用自然、适度地改造和修补自然；虽朴实无华，却真可谓大智慧也。而事实上不仅仅是零陵古城，宋代以后永州地区下属诸县城——如祁阳、宁远、江华、道县、新田等——的规划建设也都遵循着这样的原则。
（二）文化环境建设永州历史上人文与自然紧密结合的第二个特色，是在当地的文化环境建设与道德人文追求。这也形成了永州历史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即古人是通过“自然”来“作文章”的。这一特色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一，在永州“悟道”的先贤皆从这片广阔丰美的自然之中获得灵感。不论远古的舜帝、唐宋的元结、柳宗元、周敦颐、以及后来众多的明清名士，无不如此。他们的文学和哲学思想，皆从对自然的观察和感悟中生发出来；他们的成就离不开永州的自然，也恰恰得益于永州的自然。以唐宋两代永州的大量贬官为例，贬谪对他们的人生而言乃莫大之不幸，但这里丰厚美好的自然山水却又抚慰了他们，陶冶了他们，成就了他们；而他们也为永州创造了深远的文化。其二，文化的传播在永州也是通过“自然”。永州以“天然碑林”闻名，被称为“石头上的文学史”②。何以会形成这样的特色？正是因为古代的文人墨客以其石奇石多而愿将他们的道德理想、人文追求以石刻的形式永远留在自然之中，永不磨灭。因此“自然”也成为一种精神、文化的传播媒介。后人慕名而来，看到前人的印记，读到他们的思想，有感而发，撰文刻石；后人再来，再读，再刻。如此往复，精神一点一点流传，文化一点一点累积和创造。因此可以说，永州的文化、精神与道德，不仅仅是用书本传播，更是通过自然——准确地说是千百年来不断被“人文化”的自然——来传播的。其三，历史上永州的文教设施建设也充分表现出与自然环境的紧密结合；这也说明文化教育事业在当地极受重视的历史传统。永州古代的学宫、书院数量巨大，笔者曾专门论述这些文教设施的选址和建设是如何苛刻地追求理想的地势、水形，以及对周围自然环境要素的充分利用与契合③。其中，清代邑人樊名世对在一风景极为美好之地——东溪——兴建书院的阐述令人印象极深。他说：“其形胜如此，匪惟于禅居宜，而于吾儒之游亦宜。……旷与奥与，于吾儒心性之学实有所裨。……旷与奥与，于吾儒技艺之学，更非无补。后之学者游于斯，必于斯有起不徙。形胜娱观己，此所以为最也，所以难已叠葺也。”④用今天的话来说即：风景如此美丽之地，不仅适宜建设寺庙，当然也适宜建设学校。美好的风景对儒生的心性之学有益，对技艺之学也有益。后人在这里学习，如何会没有所得、没有成就？这么美好的地方，如何能不建学校呢？事实上，类似的文章在永州地区明清府县方志中比比皆是，这恰恰说明永州前人深谙优越的山水环境对于教育人、教化人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也说明他们懂得应该把最好的地方用来兴修学校、进行文化建设。这次调研中我们看到，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将原来萍岛上的萍洲书院整修重建，作为永州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场所，算是对这种文化传统的延续，值得提倡。综上，永州的文化传统是与它的自然环境不可分割的；我们必须从这个层面上来认识，才能体会永州的文化特色。然而在近几十年来的城市规划建设中，全国很多地方政府和规划设计从业者忽视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文化环境建设，造成了许多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文化传统的断裂、城市环境缺乏整体的精神文化追求等问题。当然这也更突显出永州历史文化传统的珍贵。尤其在本届中央政府大力倡导传统文化继承与创新的形势下，永州更应该充分地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创造性地继承与发扬。
（三）风景发掘建设永州历史上人文与自然紧密结合的第三个特色是在风景的发掘与建设。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两个事件，乃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与宋代的《潇湘八景》。前者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山水游记的经典之作，也是柳宗元在永州从事风景开发与设计的完整记录。如果说是《永州八记》使永州之名终为天下人所知，那么这“名声”正在于当地奇异之山水、及柳子的慧眼识珠、非凡发掘之功。后者乃明清风靡全国的“八景”文化之源头。为何“潇湘八景”会有如此广博深远的影响？以前不甚理解，但当第一次亲临潇水之上，耳边回荡起北宋欧阳修“画图曾识零陵郡，今日方知画不如”①、南宋陆游“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②的感叹，则略有所懂。“潇湘八景”，开启了后世地方以“八景”形式整合当地风景资源、并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模式。上述的事实足以说明永州在中国古代风景开发史上的重要地位。永州的风景发掘历史中又蕴藏着怎样的人文精神？从元、柳的文章里，我们可以读到他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去发掘风景的：这是一种“不忍”——不忍心美好的自然无名地淹没在荒野中，所以“不能不”将其发掘，为其命名，施其建设。这一方面因为永州的自然风景资源实在太美好、太丰富；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儒家思想中“人与天地参”、“赞天地之化育”的伟大精神，即人有责任及能力帮助自然之化育，发现其美，点化其神。元、柳的行为后来在永州地区也形成了相当深刻的风景发掘传统，历宋元明清，大量的风景地被发掘和建设，并伴随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③。因此，今天我们不能单纯只看到永州的自然环境如何之美好，而更要看到它们如何吸引诸多名士将他们的情感、思想、信念都一点一滴融入到这个自然之中。这个“人文化”的自然、丰富厚重的自然，才是永州自然独有的魅力与特色。综合上述三个层面的分析，笔者认为永州传统人居环境营建的精彩之处正在于其人文与自然恰到好处的结合。因“巧”而“妙”。从现实的角度看，这正是古人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财富。今天永州的城市建设如能继续巧妙地选择自然，充分地利用自然，适度地修补和加强自然，那么其文化传统之精髓即得以传承和发扬；反之如果今天忽视对自然环境应有的尊重与协调，一心只想高楼大厦的现代都市景观，那么永州的历史文化特色将被弱化甚至消失。
二、名城申报不是终点，未来城市建设更应侧重文化环境创造
今天永州能珍视自我的历史文化价值，积极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并作了许多相关的研究与保护工作，非常值得赞许。但名城申报绝不是一个终点，而是未来城市规划建设的新基点、新起点。如何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今天需要慎思而笃行。在2007年中国文化遗产日由国家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举办的“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吴良镛院士针对历史文化城市保护与发展问题提出了“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的八字原则④。这一观点针对过去的单纯保护而言，强调应将遗产保护与建设发展统一起来：不仅保护遗产和文物建筑本身，更要维护历史文化环境的整体秩序，使新建设尊重所处环境的历史文脉，并加强原有文化环境特色。技术方法上，整体创造并非复旧，而鼓励在尊重历史、尊重整体秩序的前提下适度创新。吴氏常常谈到绍兴“兰亭”与武昌“黄鹤楼”的案例。兰亭因王羲之而久负盛名，然而今日兰亭早不在东晋旧基，而是明嘉靖十七年在原天章寺北择地重建；本是“伪古董”，然“经康熙乾隆之游幸与题记，今日已成地地道道之真古董矣”⑤。武昌黄鹤楼历史上更是九毁九建，每次设计均依当时之审美与创造有所不同，但并不损伤其作为重要文化地标之真实性与深厚价值。此二例旨在说明，文化环境不仅是前人创造的，更需要后人的继续创新。所欲“整体创造”的正是一个既延续历史文脉又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化环境。这也正是永州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过程中及申报成功之后，需要不断思考与着力之处。并且，必须把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与文化环境的创造统筹考虑，放到城市发展的战略高度来思考。因为文化经营与文化环境营造不仅是永州历史上的宝贵传统和突出特色，必须继承；也是永州未来城市经营与发展的巨大优势。
三、对名城申报相关工作的其它建议
此外，强烈建议尽快开展永州古城相关的考古发掘及论证工作，为其城建史研究提供佐证。尤其是对历史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汉、唐、宋、明清等几个重要城建时期形成的城池范围及主要公建的基址范围。考古发掘是城市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目前对永州城市营建史的相关研究仍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而苦于考古证据的缺乏。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和深化，对永州古城的历史价值极有可能产生新的认识与提升。以“子城”为例，唐宋地理志及柳宗元文章中都曾提到当时永州筑有“子城”；而唐宋州军子城也是城市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如果永州古城的考古发掘中能有所发现，将是非常重要的成果。此外，目前古代永州城建史研究中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也需要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一一落实。
作者：孙诗萌单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化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化学作为一种实用的技术，早在史前时期就得到了具体的应用，如用火烧制陶器等。化学的发展经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等不同的时期。铜、铁等金属以及合金的冶炼、酒的酿造等都是化学的早期成就。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开采和利用、造纸术的发明和发展等，对人类社会的进步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药物化学的兴起和冶金化学的广泛探究，则为近代化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原子分子学说的建立，是近代化学发展的里程碑。在近代化学发展的历程中，人们相继发现了大量的元素，同时也揭示了物质世界的一项根本性的规律——元素周期律。在原子的核模型的建立、高度准确的光谱实验数据的获得、辐射实验现象，以及光电效应的发现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物质结构理论，使人们能够深入地、科学地认识物质内部的奥秘，以及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这将使对物质的研究深入到了原子、分子水平的微观领域。同时，化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使化学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扫描隧道显微镜的研制成功，使人们能够清楚地观察到原子的图像和动态的化学变化。交叉分子束实验则可以使人们详细地研究化学反应的微观机理。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已能通过先进的科学仪器观察一些物质的原子排列状况。1990年前后，美国等少数国家首先在-269℃的低温下移动了原子。1993年，中国科学院北京真空物理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在常温下以超真空扫描隧道显微镜为手段，通过用探针拨出硅晶体表面的硅原子的方法，在硅晶体的表面形成了一定规整的图形。这种在晶体表面开展的操纵原子的研究，达到了世界水平。图中的“中国”两字就是这样形成，并经放大约180万倍在计算机屏幕上显示出来的。这两个字的“笔画”宽度约2nm，是目前已知的最小的汉字。
化学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也是高科技、新材料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化学多门类、多学科，它与人类社会、人类自身与人类生活及环境息息相关。但在人类社会的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对化学工业及其产品产生了许多误解，甚至在舆论宣传中也出现了一些有关化学与人类健康的错误信息。为了使广大群众正确认识化学与人类生存和健康的重要作用，了解化学与人类自身的相互关系，广东省化工学会组织了中山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学府的教授、博士编写了本书。本书特点是以人体自身的生命为本，以化学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为中心，着重介绍化学元素在组成宇宙世界、地球和人体中的作用与地位，科学地阐述了食品及其添加剂、水、日用化学品、农药、农膜、化肥、医药化学品等各个领域中的许多天然或合成化学品是人体生命要素，也是人体健康的物质基础，从理论到实践详细地叙述了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在与自然界、生产、生活和人类疾病
的斗争中，人类利用化学品为自身健康服务的知识、经验和正确的使用方法，从发展的角度描述了在知识经济和高新尖化学品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未来化学品更好服务人类健康的前景，特别是基因工程产品的研制与生产将是社会发展、人类健康的福音。全书文字畅顺、简洁、内容丰富、充实、深入浅出，体现了科普书的科学性、知识性、实用性和趣味性，有较强的前瞻性。相信《环境?化学与人类健康》一书对宣传化学科普知识、正确使用化学品，服务社会，提高人类自身生活素质，增强人类健康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北京一位中学生问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英国化学家克罗托教授：“人们都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的世纪，您能否告诉我化学有什么用，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化学呢?”克罗托回答说：“正是因为21世纪是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的世纪，所以化学才更为重要。”化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已经与各相邻学科交叉综合，出现了生命化学、农业化学、环境化学、能源化学、地球化学、材料化学、计算化学、医药化学等，化学又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它已渗入到现代社会的工业、农业、国防、医药、卫生、交通、能源、环境、材料以及正在蓬勃发展的一切高科技领。
今日化学学科正积极向一些与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关系密切的材料、能源、环境、生命等学科渗透，使化学的作用与地位日益显著。反过来，这种学科间的渗透，对化学学科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人类很早就开始使用材料，从石器时代到现代，人类所使用的材料不断地发生变化，材料的种类越来越多，用途也越来越广。我们对于材料的认识，应该包括为人类社会所需要并能用于制造有用器物的物质这两层涵义。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物质都可以称为材料。材料按其化学组成或状态、性质、效应、用途等可以分为若干类。例如，按化学组成分类，陶瓷属于非金属材料；合金属于金属材料；橡胶、化纤等属于有机高分子材料。历史的发展表明：没有新材料的出现，就没有工业的进步和大量新产品的涌现。因此，许多科学家都认为新材料是高技术的突破口，只有更好地开发和应用具有特殊性能的新材料，才能拥有更强大的经济优势和技术潜力。化学不仅在一般材料的研究、生产和应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研制具有特殊性能的新材料方面也会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优势。总起来讲，适应科技迅猛发展所需的诸如耐腐蚀、耐高温、耐辐射、耐磨损的结构材料，以及敏感、记录、半导体、光导纤维、液晶高分子等信息材料和超导体、离子交换树脂与交换膜等高功能材料，它们的制取都是需要化学进一步参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位于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遗址中的炭层，表明人类使用能源的历史已非常久远。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能源消费的增长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现在使用的能源主要来自化石燃料——煤、石油和天然气等，但化石燃料是一种不可再生，并且储藏量有限的能源，而且在开采和燃烧过程中还会对自然环境造成污染。为了更好地解决能源问题，人们一方面在研究如何提高燃料的燃烧效率，另一方面也在寻找新的能源。这些都离不开化学工作者的努力。例如，核能和太阳能的发电装置离不开特殊材料的研制；用氢作为能源需要考虑贮氢材料和如何廉价得到氢，等等。
环境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在世界人口不断增长、生产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环境与生产发展的关系认识不够，以及对废弃物处理不当，使环境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如土地的沙漠化、水资源危机、酸雨、臭氧层的破坏、有毒化学品造成的污染等。因此，保护环境已成为当前和未来的一项全球性的重大课题之一，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环境问题中，化学工作者是大有作为的。因为污染问题的解决主要还得靠化学等方法。有的专家提出，如果对燃烧产物如CO2、H2O、N2等利用太阳能使它们重新组合，使之变成CH4、CH3OH、NH3等的构想(图5)能够成为现实，那么，不仅可以消除对大气的污染，还可以节约燃料，缓解能源危机。
本文作者：林建峰 单位：福建农林大学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同志阐释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而它应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以谋求社会进步的有力武器。再次，新民主义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同志指出它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三大基本特征特征：所谓民族性，即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所谓科学性，即它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要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所谓大众性，即它是为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此外，同志还提出了科学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方法，即应该汲取其精华而抛弃其糟粕。对待传统文化，要运用批判的眼观进行继承和弘扬，反对割裂历史，抛弃传统；对待外来文化，要用辩证的思维进行吸收和借鉴，反对盲目崇拜，全盘吸收。
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
十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文化亦历经着巨大的浩劫。邓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文化对于政治经济建设的作用，强调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作为邓小平同志文化思想的核心，源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对同志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而且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征程。关于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同志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在他看来，在实行改革开放和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东西文化相互交融碰撞，多种社会思潮激荡杂陈，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不会迷失方向，丢失灵魂。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位有机统一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于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邓小平同志认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向，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评判标准，以满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繁荣进步，据此，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等著名论断。关于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强调精神文明建设要加强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以保证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重申文化建设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以推动科技进步，促进文艺发展，满足精神需求，实现社会进步。
同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同志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继承同志、邓小平文化理论的基础上，立足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根据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科学地阐述并强调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并将文化建设提升到体现综合国力重要标志的新境界。同志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强调“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精辟的论述，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1991年7月，在庆祝党成立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同志创造性地使用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阐述，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雏形。此后，他多次论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问题，不断丰富和完善其科学内涵，并对其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做了精确的定位，制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阶段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和根本任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成为一个丰满的理论体系。2000年2月，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和深刻分析当前形势任务，首次提出并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年5月，他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强调“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首次将“中国先进文化”提高到党的性质的高度，重点突出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战略地位和历史作用。2001年7月，在庆祝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同志对先进文化的科学内涵和战略地位等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先进文化理论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和时代精神的总结，它的提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体现了时代进步的特征，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意识的理性自觉以及复兴中华文化的强烈使命感，标志着党的治党、执政思想的成熟。
同志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理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东西文化交融碰撞以及社会群体的利益格局不断分化促使整个社会思潮纷乱复杂和人们价值观念多元多变，文化失范和道德危机的突显呼吁着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和谐文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2005年5月，同志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要树立共同理想,打牢共同思想基础,特别是要宣传和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促进和谐文化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道德力量。”首次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的战略思想并对其重大意义进行了深刻地阐述。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和阐述了建设和谐文化的问题，为和谐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强调“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时隔不久，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阐明了建设和谐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相互关系。2007年10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同志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提高综合国力以及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揭示了和谐文化建设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的重大任务，强调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和谐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它既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和传承性，又借鉴了人类有益文化成果，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所谓和谐文化，就是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理想信仰、社会风尚、行为规范、制度体制于一体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既包含对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和理想追求，也包括对社会发展的总体认知和评价，还包括对社会发展的实践取向和制度构建。”和谐文化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需要应运而生，它既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重要内容，又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动力。不仅如此，和谐文化尊重文化多样性，包容价值多元化，善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优质成分，融合不同文明的异质冲突，在坚守民族特质中寻求世界共性，为解决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和碰撞，推动人类文明走向和谐新境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方向和发展前景。可以说，和谐文化理论的形成体现了党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又一次理论创新。#p#分页标题#e#
结论
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启了对文化建设的孜孜探索和对文化繁荣的不懈追求，党在长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过程中，针对不同时代特征和文化发展规律对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地回应，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理论阐述，而这些关于文化的理论阐述又是一脉相承，不断发展的，体现了党对于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逐步走向深入，逐步走向自觉，逐步走向成熟。和谐文化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创新和文化战略调整，建设和谐文化，既是对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针对性的文化提升，也是对全球化背景下多种文明交融、多元价值碰撞以及多样文化诉求的积极回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本文作者：马轶男 王欣 单位：张家口教育学院
大境门是张家口的形象之门
自从大境门开筑的那一天起，它便与张家口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大境门的外在建筑形式看，它不够雄伟粗犷，缺乏威严肃穆，更没有边关要塞的森森傲气和腾腾杀气。可它却以朴实无华、和蔼可亲的形象，展示了长城独有温情的一面：“内外统一”是它的宣言，“大好河山”是它的呼唤。张家口是一座长城拱卫下的城市，故称张垣。所谓垣者，城墙也。古典说，“单堵为墙，周之为垣”。长城巍峨，拱卫山城，张垣之名由此而来。大概从20世纪20年代初起，“张垣”就成为张家口的简称或别称并广为应用了。1925年9月至11月期间，上海的《民间日报》和《申报》发表新闻和报道时，其中多次称呼张家口为“张垣”。1933年5月26日，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的贺电中称张家口为“张垣”。之后许多电文中称张家口为“张垣”。1945年8月27日，张家口创刊了《张垣日报》，同年9月12日停刊，改为《晋察冀日报》。张家口是全国唯一一座万里长城拱卫下的城市。而这座城市的门户就是大境门。长城沿线叫口的边堡大约近千，为什么只有张家口成为了一座城市呢？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大境门的修筑和开通。正是因为大境门的修筑和开通，才使得张库恰国际商道日渐繁荣，促使來远堡和张家口堡相向发展形成了市区。因为张库商道贸易的繁荣，促使清王朝修筑了我国第一条实用铁路———京张铁路。因为张库商道贸易的繁荣，促使国民政府修筑了第一条国有公路———张库公路。由于大境门的开通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张家口这座城市应运而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大境门成就了张家口。换言之，如果没有开通大境门，就不会有今天的张家口。大境门昔日作为交流互通之门而存在，经过历史的沉淀已凝结、演化、升华为境门文化。大境门不仅是张家口这座城市的地标性建筑，更是张家口的形象之门，而且将永是张家口的象征和标志。
大境门是万里长城线上的和平之门
1644年，清王朝的军队打开山海关，继而攻占北京入住中原。同年夏秋之交，新帝的一道圣旨从紫禁城急匆匆送往西北的咽喉之地张家口。圣旨很简单，大概就是“开豁建门”这么几个字。大境门开启了，它在不经意间改写了万里长城的历史。目前学界认为，“长城是古代中国在不同时期为抵御塞北游牧部落联盟侵袭而修筑的规模浩大的军事工程的统称”；“长城就是用于战争的规模浩大的防御工程”。总之，提到长城自然会联想到战火硝烟、血泪情仇。可是，大境门的开启却为长城添写了和平的页章。大境门的修筑是一个结束，也是一个开始。它是万里长城修建史上最后开筑的一个关门，是万里长城线上最年轻的门。它结束了历代封建王朝利用万里长城进行封建割据的历史，用和平为万里长城修筑史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长城为什么总在北纬41度线左右游走？因为长城分农耕和游牧。它不辞辛苦地蜿蜒曲折，为的就是更精确、更科学地划分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的界限。所以，长城不但是封建集团间的地域分界线，更是自然的分界线、经济的分界线。由于不同的地域文化和民族习俗，不同的经济板块之间必定存在着矛盾、竞争和争夺，自然也就少不了战争，但是，更多的是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欲望，而大境门恰恰就是万里长城线上的这样一座张扬着和平旗帜的门。回顾大境门的历史，尽管它的开筑是清王朝实现内外一统、构建大中华的政治宣言，是摄政王多尔衮和辅政大臣们政治棋盘中的一枚重要棋子，是打通西北大通道的伟大战略决策，但它的文化精髓就是昭示和平、促进交流，它的运行轨迹也实践着和平，大境门为长城文化谱写了独具特色的和平乐章。所以说，大境门是万里长城线上的和平之门。
大境门是民族战争的胜利之门
近代史中，无论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大境门一带都曾是时代政治的焦点。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何孟雄等就在大境门内外展开了革命活动，1925年在大境门外东湾子建立了第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现讲习所的遗址保存完好。1927年，蒙古族早期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之一、中共察哈尔特别区工委书记多松年同志受党组织派遣，在察哈尔地区开展工作时不慎被捕入狱。多松年同志被捕后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英勇牺牲在大境门下。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联合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发出通电，宣告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同年六月，抗日同盟军就是由大境门出关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察哈尔失地的。1937年，大境门沦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大境门在敌人的铁蹄下。大境门沦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后，中国共产党派出许多年轻的革命干部从大境门出发，沿张库恰国际商道奔向了世界革命的圣地苏联，又沿张库恰国际商道把国际共产主义的火种播向长城内外……1945年8月23日，我党领导的八路军从日寇手中夺回了大境门，解放了山城。张家口是我党领导的八路军从敌人手中夺回的第一个大城市，八路军将士扛枪进入大境门的珍贵历史照片，是二战期间东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标志。大境门是我国民族主义革命的胜利之门。
大境门是张家口的希望之门
张家口是长城拱卫下的城市，大境门不但是社会先进文化弘扬、承传的载体，也是张家口经济发展的独特资源、资本。大境门对张家口的形成、发展起到过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大境门造就了张家口曾经的辉煌。展望未来，大境门也必将再续辉煌。大境门是山城之希望，是张家口的希望之门。长城专家董耀会先生说：“大境门独特的气质来自于民族交融中亲情流淌和相连的血脉，来自于口商们探踏欧亚大陆桥的坚强意志和举世开创，来自于大好河山激发出的豪情壮志和民族气概。”大境门限而不拘的特色，为长城文化描绘了精彩的页章，在长城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大境门城关是万里长城线上最后修建的一个关门，是万里长城线上最早开放的一个关门，是万里长城线上所有关门中最宽的一个关门，是万里长城线上所有关门中最具有和谐文化的一个关门。大境门的两扇大门是万里长城线上所有关门中最具有历史原味的门，大境门城关的题字是万里长城线上所有关门中规格最高的题字，大境门是万里长城文化中极其精彩的页章，不愧为万里长城第一门。境门文化是长城文化的独特页章，失去了境门文化的长城文化，不是完整的长城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境门不是张家口上堡的门，不是桥西的门，也不是张家口的门，它是长城的门，是开放的门，是发展的门。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大境门也应该是与山海关、嘉峪关、居庸关齐名的四大名关之一。张家口是万里长城第一门，其表现形式是以粗犷、悲壮、豪放、质朴为底色的长城文化，是以民族融合、兼收并蓄为特色的边塞融合文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大境门是千百年来长城文化积淀中独具特色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张家口人的精神财富，是张家口这座城市的魂魄之所在，是强市名城再续辉煌的根本。#p#分页标题#e#
论文关键词：城市建设，历史文化保护，误区
历史文化的保护和研究对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又可作为增强民族(或国家与地区)自省自爱、自尊的重要宣传教育阵地。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时段，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往往破坏较大，这就有必要从认识上加以提高．重点防范，在城市建设上明确予以保护，从法律上给以保证。但现在对历史文化的保护，特别是在建筑及其环境的保护中往往存在多种误区。
1)往往在想毁掉先人的东西时，就有人打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们可以创造新的历史”的招牌。历史确实是大家创造的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枉自独尊，不过更赞成“让每个人都占有历史一页”的提法。据说在英国古城墙要修复，砖可以不用古砖这是基于这种理论的做法之一。有的城市在旧城墙遗址处修的街道广场上还特意标明原城墙的位置走向。历史不能像割韭菜长一茬割一茬，城市建筑更不能几年就拆一茬。
2)“保护历史文化妨碍了经济发展”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一方面在破坏历史文化，一方面又在大谈自己城市的历史；在旧城拆了古建筑，又到新区去搞明清一条街。这种做法既破坏了很好的旅游资源，又不能形成新的经济热点。有时在历史遗迹、风景区地方挖洞搞个鬼怪神妖的人文景观，这不仅亵渎了古文明，还使人反胃。
3)“旧的建筑不适用，需要改造”的说法。这一改就是大拆大建，面貌全非。倘若西安也把城墙拆掉修成环路，其古都风貌及旅游价值效果就要逊色不知多少：还有的地方为了突出自己的城市特点，在任何建筑上都要搞地区、民族、历史的特征，以示“文脉”的延续。在一个城市里应有不同历史的建筑及风貌区，但绝没有必要在每个建筑上看其上下五千年。只要对历史做了大胆的保护，就可以毫无顾及地对现代化大胆追求。这样，文脉就得到了自然延续并且通畅。
4)“要用一种统一的理论指导全盘”。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特征千姿百态，文化底蕴各不相同，处于转型期的经济发展也参差不齐，城市形态与结构各自不同，需要也不同。用一种理论指导全盘．显然不实际。中国有自己的城市文化传统，盲目套用西方理论，只会牺牲自己的城市特色。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北京城借用功能主义系统的大拆大建、内外环道路、超尺度街廓使北京传统城市特色几近灭绝，便是前车之鉴。然而中国的现代城市建设教育、思想、方法又一直在承袭西方的城建体系，无法摆脱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影响，当然借鉴承袭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借鉴、套用的过程中研究西方城市建设理论对中国城市快速发展的适应性，逐步建构适应自己城市的地域特点、地方风貌、文化韵味、经济规律，又具备时代印迹的促动性城市建设理论，是当今亟待解决的课题。
还有，人们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往往忽略对古树名木的保护，为了建筑可以任意砍伐。树是历史的活的见证，是无法仿造假造的文物，难道不应该更加重视吗?城市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载体，又是历史文化的象征。这是任何一个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者都不应忘记或偏颇的两个方面。
1)保护对象应该是各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历史遗迹和风景名胜。包括：国家省、市、县各级文物部门已定的历史文物和名胜点；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但具有较高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古迹；业已损毁但具有重修、重建价值的文物古迹等。
但在城市改建中，有时会对古旧建筑是否是历史文物古迹、是否保留等问题提出质疑。我们可以参考英国“公民信托社”提出的五条标准：是一件艺术品，能丰富环境；是某一特殊建筑风格或某一时期的建筑代表；在社会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与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在历史上有联系；能使周围环境具有一种时间上的连续感。
2)历史文化的保护方法是根据各保护对象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经济意义来确定其保存、发展与利用办法。为此，应首先弄清各保护对象的历史年代、文化等级、性质特点、功能内容、容量、交通条件、空间特征与经济利用价值等。并尽量从社会、文化、经济、精神、习俗以及心理情感上去完善和发展它。
保护的一般方法有保养、维修、改造等几种。通过保持和恢复文物古迹的本来面貌，来示明当时的历史陈迹。对古旧建筑加以改造，使其外形不变，而内部更添现代化的设备和装修，以充实它们的使用价值，使其得以新生。
继承发扬古文物意境，提取传统的特色和符号。罗伯特·文丘里1972年设计的美国费城弗兰克林纪念庭院，没有把旧建筑修复，而是将19世纪典型的美国坡顶简化成开敞的不锈钢构架，其地面用白色大理石在红砖地上标志出旧房屋的平面。文氏认为：旧建筑灵魂已显出来，人们步入庭院透过层层空架，由衷地感到故人已逝，精神犹存。创造了一种宁静安详的纪念气氛。
还可以通过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达到保护的目的。如日本横滨步行道公园设计中，设计者认识到由于横滨经济的发展，随之也产生了大城市所具有的一系列弊病——“绿”在消失，“水”被疏远，自然生态遭到破坏，造成城市中自然的匮乏。因此，在整个设计中构思了三个相关联的主题段，来追念与城市文脉有关的历史。设计者创造了：绿化步道——这里绿树葱郁，鸟语花香，一派自然景象，成为人工环境中的一块绿洲；“水”的广场——运用喷泉、瀑布、跌水、滚水和漩涡等水的表现来赋予广场自然的气息，使人摆脱城市的喧闹，获得片刻的宁静；“石”的广场——是供纪念、演出等集体活动使用的露天广场，并制作了几十种有历史性代表的图样方案制作的陶块，铺砌在步道或嵌于指示牌上，给长者以历史的回忆，给少者以乡土教育，给客人介绍了城市发展的历史而留下特殊印象。
3)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范围常根据不同保护对象的需要，划分为严格控制区、环境协调区和视线走廊区，现分述如下：
严格控制区：指文物古迹自身占有的地域。在此区内严格保护文物古迹及其环境的历史原貌。一般除维修外不得有任意拆迁和改造，更不能新建。
环境协调区：指文物古迹所处的周围环境区，它介于严格控制区与非保护区之间。在此区内允许新建房屋等，但必须与文物古迹相协调，并服从于文物古迹。在此区内除应控制建筑的高度外，还应对其体量、结构、韵律、色彩、风格和使用等方面有所规定，以使其与文物古迹取得协调和均衡，和谐一致。此外，应考虑与街路、绿地等的协调内容。
关键词：益阳；历史文化；城市建设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1
益阳是湖南省建城最早的城市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据益阳县志记载，益阳市最早在秦代置县，时间是公元前221年，县址在江北白马山。今年5月份，中央党史研究室李忠杰来益阳调研，他对益阳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表现出浓厚兴趣，并要求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努力做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增强历史文化底蕴。充分发掘与利用益阳的历史文化资源，对于提升城市品位、培育和弘扬城市人文精神，塑造城市经济文化亮点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益阳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状况
我市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在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上，近年我市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市委市政府领导先后多次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开展研究，对益阳的屈原文化、三国古城、三周故园建设、陶澍文化、汉传佛教文化以及梅山文化等进行了一系列专题研究、完成了《益阳生态文化旅游调查报告汇编》一书。
虽已取得一些成绩，但与其他一些先进地区相比，益阳的历史文化资源利用状况还有值得借鉴的地方，笔者认为目前还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1.资源整合没有形成合力
对益阳历史文化资源的研究还比较分散，研究成果的利用率也比较低。另外，现在的基本情况还是个人研究，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团队，也缺乏与其他城市的交流沟通。
2.投入力度不够
宣传方面，我们的历史文化资源建设还没有形成一支成熟的宣传策划队伍，不能很好地走出去，形成品牌，扩大影响力。资金方面，虽然政府相关部门已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机制，因此，资源投入没有形成较强的合力。目前研究城市文化的主要力量集中在湖南城市学院文学院，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城市文化研究所，如能加大对该机构的投入，相信丰富的研究成果必能加快益阳的文化城市建设。
二、关于进一步发掘与利用的建议
历史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标志，充分挖掘并利用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历史文物及其周边环境，是树立城市文化个性、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的重要途径。
1.开展历史文化资源普查
首先，全面系统地掌握益阳地区的历史文化遗存，建立完善的历史文化资源数据库。立足当前，放眼未来，明确今后几年的工作重点、目标、措施等，在充分了解、掌握地域历史文化资源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工作内容。同时，要建立长效工作机制。组建一支研究团队，具体负责有关研究工作的落实，通过不断的研究与挖掘，取得新的学术成果，也为益阳历史文化资源的推介提供坚实的基础资料。在适当的时候将所取得的学术成果结集出版，并与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其他专家进行交流沟通，不断充实已有的成果，使之更为科学、合理，并具有现实可行性。接下来，再设法将学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县（市）旅游、建设等有关单位开展旅游景点、旅游纪念品的建设生产以及对外宣传，提供实施建议、意见和相关的文史资料。
2.调整开发思路，引入社会投资，打造历史文化旅游景点。
益阳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工作要转变为以社会投资为主，着力点也要从单纯的文物保护转为综合开发文物资源上来，这样既可以有效地解决开发工作中存在的资金缺乏、开发理念落后和经营手段匮乏等一系列难题，又能为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注入新的文化经济元素。与此同时，政府要注重发挥引导功能，确保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
3.加大宣传推介力度
品牌的形成离不开宣传。如何让益阳的特色历史文化“走出去”，形成影响力，一方面固然要加强自身建设，但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宣传的作用。具体说来，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开展历史文化知识普及宣传。利用多种形式，在全市开展乡土历史知识宣传教育，如在报纸杂志开设专栏，广播电视开设专题，录制电视纪录片，建立益阳历史文化微博、微信平台，举办具有益阳地方特色的节日活动、知识竞赛等，向公众传播有关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学术发现等内容，展示我市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二是与地方高校合作，举办地域历史文化专题讲座。邀请有关专家，运用市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扩大）会的形式主办专题讲座。编辑完善益阳乡土历史教材，推动乡土历史知识进课堂。三是建设文化街。益阳市金山北路有一条商业样板街，位于会龙山入口处，但这条街道目前还没有形成规模，文化特色还不够浓郁，可以在专家学者的指导下，开展文化建设工作，将地域历史文化元素融入街道建设之中，以点带面，逐渐形成规模。
4.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旅游
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结合，无疑会大大推动益阳旅游业的发展。如桃江的浮丘山，游客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因远古浮丘子在此栖居而闻名，如果能加大这方面的宣传力度，相信会吸引更多的游客前往。另外，跟常德比起来，笔者认为益阳在旅游这一块还缺乏整体规划与构架，如能将益阳地区的一些历史文化景点联合起来，统一规划，形成系列，使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则也许可以打响益阳旅游业的特色招牌。
参考文献：
[1]刘中顼.城市文化发展概论.第1版.海南：南方出版社，2011，3.
[2]杨丽萍.城市文化手稿.第1版.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11.
一、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早期发展阶段
18世纪至19世纪，伴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出现，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社会思想逐渐形成。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的提出，在观念和理论上为文化进化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资产阶级学者对世界各国文化进行比较和排队，并按进化阶段的时间序列，将资本主义文化排列在发展的顶点，认为人类文化是不断进化的，在进化链条中，欧美国家已经发展到最先进、最文明的阶段，而其他国家和民族，特别是那些土著部落，仍处在进化过程的初始阶段，即最粗野、最野蛮的阶段。在这一时期，西方中心主义和优越感甚嚣尘上。
进化论学派主要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认为人类的社会文化与生物进化一样，也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逐渐地发展，这种循序渐进的进化过程是全世界所有文化的普遍发展规律，造成这种普遍性的原因在于人类心理的一致性。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纳特•泰勒于1871年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中心概念提了出来，指出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①这是学术界第一次给文化下的一个整体性定义，其影响重大而深远，它为后来众多的社会科学家表述文化现象、界定文化概念勾画出了一个基本的范围和轮廓。以爱德华•伯纳特•泰勒为代表的进化论学派认为，同样的心理和精神活动必然产生同样的文化发展规律，人类本质的一致性决定了文化发展的单一性。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都将遵循同一路线向前发展，各国、各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同程度，实际上代表了这条路线的各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产物，并对将来的进程起着相当大的决定作用。人类文化史是自然历史的一部分，整个自然界是不断发展、逐步进化的，而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社会当然也不例外。
19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帝国主义者是不愿意继续进步的，因为再进步，资本主义制度便不能永世长存了。帝国主义者也不允许殖民地国家独立地进步，而只让其借用资本主义文化，即把资本主义文化传播或移植到殖民地国家，使殖民地国家借用，而后得到发展和进步，以适应帝国主义者进一步统治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需要寻找新的理论依据，并出于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需要，出现了反对进化论、另立新论的思潮，其中，传播论学派成为反进化论的先锋。②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的文化传播学派反对进化论学派的理论，认为文化传播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主要内容，人类文化史归根结底是文化传播、借用的历史。该学派主张从空间上研究文化，认为人类文化的相似性可以用文化传播的概念来解释，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在某一个地点一次产生，一旦产生后，便开始向各个地方传播，各民族的文化并不都是自己发明的，而主要是从其他文化发明中心向外传播着的文化现象中借用来的。以德国人类学家弗里茨•格雷布纳为代表的文化传播学派，反对用进化的眼光看待人类的社会文化现象，认为文化理论研究应主要关注文化现象的传播和借用，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地区的较优秀民族才能创造和发明文化，而其他民族都要从这些优秀民族中借用。
二、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成熟阶段
19世纪末，整个西方社会充斥着“欧美中心论”、“白人种族优越论”等种族主义思想。在这种形势下，于20世纪初在美国产生的历史特殊论学派，以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主张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详细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不主张过早地作理论概括。该学派既反对进化论学派“单线进化”、“心理一致”的观点，又反对文化传播学派所坚持的文化传播和借用的主张。历史特殊论学派认为，每个社会和每种文化各有其独特经历，经历不同，社会文化的性质就不同，其代表人物美国人类学家弗郎兹•博厄斯主张文化相对论和历史特殊论。他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各民族文化没有优劣、高低之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一切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形成的，并通过学习过程逐代传承，文化主宰着人们如何感知外部世界，并进而提出以文化相对论为原则构建各民族和族群的文化史，反对欧美中心论和种族偏见，力主对有限范围内的具体文化做详细、精确的描述和记录;只有具体的事物，才是历史的;只有历史的事物，才是可靠的。弗郎兹•博厄斯深信科学的工作就是观察现象和收集资料，只要资料完备，一个个文化的整体机制就能得到显现。
同一历史时期，在法国出现了社会学年刊派，其代表人物法国社会学家D．E．涂尔干基本赞同文化进化论思想，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逐渐发展的，但他反对用人类心理一致性作为解释人类社会文化发展阶段共同性的原因。主张社会决定论，认为社会事实自成其类，只能用先在的其他社会事实来解释而不能化简到心理层次和生物层次。社会是由若干个人组成的，社会现象产生于个体之间的互动，但社会现象不能还原到组成社会或生成社会互动的个体上去，不能通过个体状况来理解社会，社会不是个体的简单总和，而是他们结合的一种体系，它是具有自己特征的一种特殊现实，应当严格用科学的、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学年刊派将社会定义为个人外部的一切行动、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人们对自然界的分类依据社会文化分类，社会文化分类则依据两元对立原理。③该学派认为，集体观念是同一社会中所具有的共同信仰和情感，有别于个体观念，集体观念不是从个人自身的生活经验中汲取的，而是通过社会环境，即教育、社会舆论、习俗灌输到人的意识中的。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的残酷统治，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殖民统治受到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剧烈冲击，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陷入危机，急需寻找一种新的统治方法挽救危局。人类学家从功能观点出发，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主张人类学研究应集中在对现存文化或社会的分析和说明上，认为任何一种社会文化对其社会都是有功能的，提出一种实地研究的方法论，而对殖民地社会的分析研究，便有助于殖民者对殖民地的了解，从而能进一步地进行统治并避免危机的发生。④
因此，文化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适应了殖民地管理的需要。文化功能主义学派于20世纪20年代产生于英国，该学派对进化论学派、文化传播学派和历史特殊论学派都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都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研究文化，并且在缺乏可靠的历史文献的情况下，试图臆测或构拟无法知道的以往历史。文化功能主义学者主张把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来考察，弄清楚这个有机统一体中各个组成部分对整体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将每一种文化都作为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的系统，并力图找出作为整体人类社会的功能的一般法则。其代表人物英国社会人类学家B．马凌诺夫斯基认为，文化实际上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手段，是一种物体、态度和活动的体系;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其各个组成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文化在满足人类需要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促使新的文化手段的出现，这正是人类进步的关键所在。该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英国社会人类学家A．R．拉德克利夫－布朗除了研究文化的功能外，还特别注重对社会结构的研究，他将社会结构定义为，在由制度即社会上已确立的行为规范或模式规定或支配关系中，人的不断配置组合。⑤并且指出只有明确了社会的结构，才能真正找到构成这一结构各部分所起的功能作用。A．R．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阶级在与他人的接触来往中习得的思想、感觉和活动方式，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中获得知识、技能、体验、观念、信仰和情操的过程，文化只有在社会结构发挥功能时才能显现出来，如果离开社会结构体系就观察不到文化。
20世纪30年代初，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影响下，美国一部分人类学家转向文化与个人关系的研究，形成美国心理学派，该学派强调文化因素与个人因素或由个人产生的心理事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认为文化塑造了各民族的“基本人格”，同一民族的人，童年的经历都差不多，所以由文化造成的童年人格也都差不多，这种大体相同的人格便是这个民族的“基本人格”，而“基本人格”又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命运，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正是由“基本人格”的差异造成的。他们重点研究个人是如何必然受到特定社会或文化要素的影响，如何在该文化的范围内构筑自己的人格的，强调人格是由文化决定的。
三、当代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二战后，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从注重实地调查转向理论分析，结构主义研究成为风行一时的哲学思潮，对社会科学各学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结构主义方法被许多学科采用，欧美学术界卷入了这一浪潮之中。结构主义学派产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该学派认为，在人类社会文化的表面结构之后，隐藏着一种真正的社会结构，人类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用建立模式的方法去分析、说明和揭示这种真正的结构，并揭示人类的思维结构。通过考察社会结构的无意识基础，经过人们经常意识到的层次，越来越深入地达到无意识层，即发现社会的深层结构，在纷乱的规矩和习俗背后发现存在于不同空间和时间中的真正起作用的结构系统。其代表人物是法国人类学家克劳特•列维－施特劳斯，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不同经验背后存在着一种基本的一致性，并且人类的思维在各方面也是基本相同的，人类学家的分析主要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潜意识成分。克劳特•列维－施特劳斯的理论学说要揭示人类心理结构，建立关于人类心理的普遍真理，找到对人类心理普遍有效的思维构成原则，认为文化主要指的是人类的心智结构。
同一时期，在美国出现了新进化论学派，提出了与19世纪古典进化论学派不同的学说。美国人类学家L．A．怀特首提文化学与能量进化学说，他认为，文化是一种独特的事物，是超有机体的、时间上持续的事物，有自身的组织原则和运动规律。只能用文化来解释文化，而不能用生物学的或者个人心理的事实来解释文化。在衡量文化进化的尺度上，L．A．怀特主张，技术和工艺的进步是文化进化的根本原因，而技术和工艺本身实际上就是利用能量来为人类服务的，因此，能量因素是测量所有文化进化的尺码，人类文化能利用的能量总量越高，文化发展的阶段也就越高。为科学衡量文化的发展水平，L．A．怀特提出了文化发展公式C=ET(即C等于E乘以T)，C代表文化(Culture)，E代表人均年利用能量(Energy)，T代表开发能源的工具与技术的效率(Technology)。⑥美国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主张多线进化论，他认为，不同的自然环境下产生了不同的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不同的社会由于受到周围不同的环境和地形的影响，就会使人们采用不同的技术手段、组成不同的社会组织;尽管人类的社会文化可能会达到大致相同的发展水平，但各社会文化仍会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各民族社会文化是多线平行发展着的。
J．H．斯图尔德同时也是生态人类学派的代表人物，主张文化是适应环境的体系。文化差异基本上被看作是适应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可以根据它们所处环境的差异来解释，文化的变化基本上是一个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J．H．斯图尔德强调文化与环境的关系，而不是文化与历史的关系，文化上的相似性可以产生于具有不同传统的、独立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化相同既不是因为所处的文化发展阶段相同，也不是由文化传播造成的，而是适应相同环境的结果。特定的环境因素形成特殊的文化特征，文化中有一部分文化特征受环境因素的直接影响大于另外一些特征所受的影响，有些环境因素对于某些文化特征具有决定性影响，而对另外一些文化特征则影响较小。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结构主义风行一时，但存在主义仍然是西方资本主义最流行的哲学。二战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和危机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加重了，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现象无法解释，存在主义的存在概念，即认为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依据的理论仍然迎合人们的苦闷心理的需要，⑦存在主义对社会科学研究影响颇深。这一时期，一些人类学研究者开始研究人的认知过程，形成了认知人类学学派。该学派提出要以文化负荷者的观点去了解文化和记录文化，研究者们寻求新的方法论，力图从调查对象那里得到更正确的反映，通过被调查对象自己的观点来认识他们心中的世界。美国人类学家W．H．古德纳夫从认知人类学的观点出发，提出文化是察知、联系或解释事物的模式，或所遵循的文法。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象征文化研究成为一种思潮，象征人类学学派应运而生。该学派把文化看成是通过象征形式表现的意义模式，人们将它一代代地传承下去。礼仪、神话、戏剧、会面行为、打趣、诙谐和俏皮话等语言表现是象征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象征人类学学派认为，文化是作为经历而存在的，它仅出现在它被实践的时候，所以，人类学家要关注的应该是人们的实践、行动、表现或表演，而不是所谓的社会结构。象征人类学学派主张，只有将意义和象征作为人类的特征来进行研究才有真正的意义，将文化看成是象征系统，这个象征系统提供了建构和重构实体的基础。美国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C．K．M．克拉克洪等人认为，文化包括外显的或内隐的，通过象征符号习得并传递的行为模式或规定行为的模式，它构成了人类群体的特有成就，其中包括体现这些象征的器物。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传统的(即由历史衍生并选择的)思想，尤其是附在这些思想上的价值观念，文化体系一方面可认为是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可视为左右行动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