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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启蒙；良好的受教育背景与为解放全人类而工作的崇高理想
马克思从小受到良好的的教育，1830年10月一1835年9月，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读书，1835年10月,马克思进波恩大学法律系。1836年10月,马克思移居柏林,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除法律课程外，他还研究哲学、历史和艺术史。在这里，马克思结识了青年黑格尔分子布·鲍威尔、弗·科本等人，参加了"黑格尔左派"小组。与小组的首领们不同，他重视实践活动，力求使哲学和实际斗争相结合。渊博的知识，为他从事日后的理论创作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中学时代，他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已经有为人类谋幸福的崇高理想。在特利尔中学毕业时马克思写了《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作文。其中写到，"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千万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表明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有伟大的抱负，有着为全人类而工作的伟大理想。
二、阶级立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憎恨，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热爱之情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世界观的创立者之一和他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憎恨和对劳动群众的深厚感情是分不开的。马克思的父亲享利希·马克思是一名犹太律师，很有教养，除精通法律外，对古典文学和伟大事业大哲学家的思想也相当熟悉；其母普雷斯保·罕丽达，出生于荷兰富有的拉比家庭。马克思就是出身在这样一个旧贵族家庭里，，使他有机会了解到社会上层的相关情况，但马克思与工人阶级的接触也使他能够看到下层群众生活的艰辛。在这两者的比较中，马克思强烈地感受到现存制度的不合理。在当时，马克思凭借他的家庭地位、社会关系和本人的才学，完全有可能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但是，马克思却毫不动情的抛弃这一切，宁愿清贫一生，受尽反动统治的迫害，始终和广大劳动群众站在一起。显然，没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极度憎恨，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热爱这一基本立场，马克思是不可能矢志不渝，历经险阻地创立这一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根本利益的革命理论，不可能为建立这一理论而奉献自己一生的精力。
三、实践条件：积极投身于革命的实践，不断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积极投身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是马克思创立这一科学理论的前提条件。纵观马克思一生，他首先是伟大的革命家。从19世纪40年代70年代三十余年中，马克思始终处在国际********运动的斗争前沿。
1847年1月一6月，马克思、恩格斯应邀参加"正义者同盟"，同时努力进行改组同盟的准备工作。在伦敦举行的"正义者同盟"改组大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提议，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者同盟"，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代替原来"人人皆兄弟"的有害口一号。从此，"********者同盟"作为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组织出现了。同年1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到达伦敦参加"********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十多天激烈争论，大会完全确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并委托马克思、恩格斯以宣言形式起草"********者同盟"的纲领，向全世界说明******人的观点、目的和意图。
1848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起草"********者同盟"在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在德国的要求》，一方面号召德国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农民一起，用革命的方式统一德国，取消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一切封建义务:另一方面，又不能把革命停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内，而应该处处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着想，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同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离开巴黎回德国直接参加和领导革命。列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群众革命斗争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
1850年初，以马克思、恩格斯为首的"********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着手改组同盟。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了《中央委员会告********者盟书》。这个文件总结了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经验，尖锐批评了德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并制定了无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策略，阐明了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原理。
1851年8月一11月，在欧洲反动势力日益猖撅和警察迫害加强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伦敦和曼彻斯特两地竭尽全力保护将来的无产阶级组织的基础-"********者同盟"的核心，从思想上锻炼和教育无产阶级革命的干部。
1864年9月28日，马克思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代表会议，大会决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马克思被选入临时委员会。"第一国际"是马克思、恩格斯多年来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活动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是这个协会的灵魂，协会的第一个《宣言》以及许多决议、声明和宣言都出自他的手笔即(列宁语)。
1864年11月1日，"第一国际"临时委员会会议一致通过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这是第一国际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共同章程》强调，"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资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共同章程》还规定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1865年6月20日，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其中一号召工人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1871年3一5月，巴黎工人革命爆发，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仔细研究关于巴黎革命局势和巴黎公社活动的情况，全力支持和帮助这次革命。
马克思派专人同公社保持联系，并向"第一国际各国支部发出几百封信，阐明公社的无产阶级性质和伟大历史意义，号召支持公社。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及时组织各国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支持、保卫巴黎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群众活动。同年5月23日，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上作关于巴黎公社的重要发言，其中说:"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马克思的生平事业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所具有的密切联系，使他有可能创立这一极其彻底而严整的，构成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学说。积极投身于革命的实践,不断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是马克思主义创用的最直接的理论源泉。
四、理论条件：严谨治学――不懈的理论追求
不论在马克思的学生时期，无论他是生活在顺境，还是生活在被流放、被驱逐的困境之中，马克思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真理的追求，对理论的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同
马克思从事的艰苦旧地绝的科学研究是分不开的。
马克思在波恩大学，柏林大学攻读法律专业期间，除法律课程外，他还研究哲学、历史和艺术史。后来，他又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文学、人类学等学科作了深入的研究，还广泛涉猎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些前沿学科。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既使是在被流放，被驱逐的时候他仍然坚定不移地从事着理论研究。马克思正是通过孜孜不倦的科学研究，才可能批判地吸收人类思想史上已有的优秀成果鉴，才可能在已有的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这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创立的优秀成果的继承者，马克思主义无愧于人类思想史上的优秀成果，这都归功于马克思数十年如一日的对真理的不懈追求。
五、辅助条件：巨大支持――与恩格斯的友谊
1844年8月23日,马克思在巴黎与借道而来的思格斯会面,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开始了他们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共同创立科学共产王义理论的伟大事业和战斗友谊。
自从与恩格斯结为挚友以来，这份深厚的友谊使马克思一生受益无穷。在理论上，马克思恩格斯二人不断的交流思想，迸撞智慧的火花，很多著作均是二人共同创作的结果，如1845年2月的《神圣家族》、1846年夏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8年2月的《******宣言》等等；在生活中，思格斯更是尽力地给予马克以帮助，使马克思渡过一个又一个的生活困境。如在流亡英国期间，马克思无安身之处，常常遇到各种生活问题，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也为了接济马克思，恩格斯竟然进入了他自己非常讨厌的"鬼商业"，经商达二十余年之久，从开始时的一英镑到后来的上百英镑的巨款，在物质上源源不断的接济马克思。
与恩格斯的友谊，使马克思在理论上有了更深一层的探讨；在生活上大大地帮助了马克思，使他至少能够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可以保证他有充足的时间来进行理论的创作。
六、精神慰藉：妻子燕妮的全力支持
一、人本学马克思主义的失误
阿尔都塞对人本学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的辨识。在他看来，人本学马克思主义的失误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本学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青年卢卡奇、葛兰西一直到萨特，马克思主义被错误地阐释为各式各样的激进的人本主义，“他们以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为依据，求助于‘现实的’人道主义、‘具体的’人道主义或者‘实证’的人道主义，在他们看来，这种人道主义是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基础。”［6］人本学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缺乏正确的理解和把握，他们不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认识论断裂，把青年马克思的激进的人本主义意识形态哲学和成熟阶段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混同起来，用人本学逻辑宰制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他们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视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制高点，利用其中的“人的本质”、“异化”和“自由”等等抽象的人本学术语来构建所谓的批判理论。这恰恰体现出了他们对待马克思哲学的非批判的理论态度，由此也说明了他们的理论立场并不是真正站在马克思主义一边的。第二，人本学马克思主义是非科学的理论学说。人本主义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而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概念，把人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嫁接在一起，形成的必然是理论怪胎，当然不可能是科学的理论。人本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它所标榜的“自由”、“价值”和、“理想”等等只不过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或伦理的诉求，而不是对于人和人类社会的真正认识，因此它谈不上是一种真正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正是在对人本主义的否定中创立的。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这一变革终结了传统的形而上学，与各种各样的人本主义划清了界线。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已经彻底抛弃了青年时期的人本学概念和观点，他创制了一套新的科学概念，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并以这些科学概念为基础构建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在早年深受意识形态欺瞒之苦，后来他终于识破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本质，从意识形态的层层包裹之中突围出来，重新发现了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对象，他的科学理论正是源于对现实历史的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决不是以抽象的人性去批判社会历史现实，而是从社会生活的现实条件出发，具体透视社会历史本质的科学。第三，人本学马克思主义脱离了工人运动的实际。人本学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曾在所参加的共产党内担任过领导职务，但是由于他们的非科学的理论立场和态度，使得他们不可能去客观地了解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现实，因而他们也不可能提出指导工人运动实践的正确理论和战略。在他们眼里，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哲学范畴，而无产阶级革命则玄秘地表现为所谓的历史主体—客体的辩证运动。因此，他们的理论和工人运动的实践是相脱离的，用他们的这种唯心的思辨的理论来指导工人运动的实践只会给工人运动的发展造成损失。就他们的后继者来讲，大多都是党外人士，与工人运动几乎没有什么关联，其著作也基本上只是在学术圈和知识分子中间有一定的影响。虽然人本学马克思主义是阿尔都塞着力批判的对象，但是阿尔都塞很少专门针对人本学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进行批判，或许他认为这样的批判并不能够给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他的批判主要是是针对人本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来展开的，具体地讲主要是通过对马克思哲学本真面目的澄清，从而以此来否证人本学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据的。这样的批判对人本学马克思主义无异于釜底抽薪。
二、人本学马克思主义的否证
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他的理论工作并不是出于单纯的学术兴趣，而是对于特定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形势的介入和干预。为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倾向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他不得不投身于两条不同但又密切相关的理论战线。第一条战线处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立之处。介入的目的在于厘清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根本异质性，从而驳斥人本学马克思主义诠释对于黑格尔哲学的非法援引。众所周知，早期的人本学马克思主义者青年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都是通过把黑格尔哲学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来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他们的理论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暴露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来源，恢复黑格尔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地位。这在青年卢卡奇身上表现得最为显明。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但同时他们也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唯心的思辨辩证法是根本不同的。但是到了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等人那里，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之一的黑格尔辩证法被当作死狗一样抛弃掉了，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科学理论，辩证法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讲只不过是一种无用的装饰，因而是应该加以弃绝的。考茨基等人的观点受到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批评，特别是列宁更强调指出，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捍卫和坚持在青年卢卡奇和葛兰西等人身上产生了共鸣，在他们看来，“十月革命”的逻辑就是马克思的革命的历史辩证法，只有高扬辩证法的大旗，才能鼓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而推进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但是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和列宁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列宁对于辩证法的理解始终没有脱离唯物主义的基础，但是青年卢卡奇等人对辩证法的理解却产生了严重的理论偏向，他们将马克思的辩证法简单地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等同起来，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冒充马克思的辩证法。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理论僭越。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青年卢卡奇试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阐释和张扬来恢复被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所遮蔽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本质，这当然是一种积极的合理的理论诉求。但是卢卡奇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解为黑格尔意义上的主体—客体同一的辩证法，这显然又是错误的。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其实质在于剥除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而保留其合理内核，在他看来马克思保留下来的合理内核即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所不同的是马克思找到了主体与客体同一的真正的历史基础，这个真正的基础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是无产阶级。但在卢卡奇的主客体辩证法中，无产阶级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具有某种能动作用的精神实体，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则成为了玄秘的主体与客体同一的辩证过程。正是通过这种黑格尔哲学的中介，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实现主体—客体同一性的空谈。也正因此，卢卡奇被视为人本学马克思主义的开山鼻祖。与卢卡奇一样，柯尔施和葛兰西也是从黑格尔哲学的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对于这种片面强调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相互联系，忽视和否定两者之间的根本异质性的做法，阿尔都塞表示坚决反对。在《矛盾与多元决定》和《关于唯物辩证法》等重要文章中，阿尔都塞对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区别作出了明确的界划。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是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断裂，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建立在意识形态的总问题基础之上的，而马克思的辩证法则是建立在科学的总问题基础之上，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关联，不可相提并论。黑格尔辩证法的概念和规律根本不适合于马克思的辩证法，不能把它们非法移植到马克思的辩证法中来。通过这一介入，阿尔都塞凸显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的根本对立，抽掉了人本学马克思主义脚下的踏板———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入侵。第二条战线位于青年马克思著作和《资本论》的对立之处。
介入的目的在于彰显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认识论断裂，揭示青年马克思著作中的意识形态总问题与《资本论》中科学的总问题之间的根本不同，从而揭露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人本学马克思主义解释援引青年马克思著作作为理论依据的非法性。从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马克思哲学被公开贴上了人学的标签，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马尔库塞、弗洛姆、赖希、列斐伏尔、萨特、梅劳•庞蒂等无不高擎人本主义的大旗，以人本学化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展开对资本世界的批判。20世纪30年代初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给人本学马克思主义者们带来了无比的惊喜，他们再也不用担心因把马克思主义人本学化而受到指责了，因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人们，马克思自己就是人本主义者，马克思哲学就是人本学哲学。他们把手稿称之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认为手稿在某种意义上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关节点。甚至有论者提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是“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而马克思的所有著作只有根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才能了解其全部意义。客观地讲，这些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注解，基本上没有偏离文本的内容和意旨，因为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的青年马克思，的确是处在人本学的总体理论框架之中。但问题在于他们没有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发展进程进行科学的考察和分期，而是直接把青年马克思的不成熟的哲学思想指认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哲学，这当然是一种错误的做法。针对这种错误的做法，阿尔都塞在《论青年马克思》中作出了有力的批驳。他要求人们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史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和辨析，而不能够不加区别地把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著作混为一谈。他认为马克思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思想也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因此必须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史作出科学的区分和界划，只有这样才能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事实进行正确的指认，也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及其理论意义。在他看来，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认识论断裂，这一断裂把马克思的思想分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异质阶段;人本学的意识形态阶段和科学阶段。而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都处于断裂前的意识形态阶段，它们都不属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所以，如果从青年马克思的著作出发来理解马克思哲学，就只能是一种非法的理论行为。通过第二重介入，阿尔都塞又一次抽掉了人本学马克思主义仅剩的另一块踏板，使人本学马克思主义彻底踏空。阿尔都塞通过对人本学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致力于使马克思主义从人本学化的危机中摆脱出来，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本质，这无疑是一次艰巨的理论努力。难能可贵的是，在反对人本学对马克思主义的软化和侵袭的同时，阿尔都塞并没有重蹈第二国际的“正统”理论家们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为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纯粹科学理论的覆辙。他对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给予坚决的痛击。诚如今村仁司所言，“阿尔都塞有将传统的马克思的两个类型，用他的话讲是盘踞在马克思主义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两个类型———经济决定论和异化论的主体主义，同时切下来扔掉的痛。
作者：李勇 单位：武汉科技大学
人文精神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体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是对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扬弃，其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是都具有理想性与现实感，围绕人的理想追求和人的现实幸福而展开理论；都关注人的价值诉求，追求人的自由、平等权利；都具有强烈的批评性。但是它们又有区别：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唯心史观，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论视野是单纯个体与个人，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理论视野是社会的统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论属性是具有特殊性的，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理论属性是普遍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理论方法上具有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特点，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则具有超历史性与历史性的特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价值取向上是纯工具理性与工具理性，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在价值取向上是价值理性的统一。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是人类优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的基本精神
人文关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维度之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早期到晚年的一系列著作中，都闪烁着人文精神的光辉：《德法年鉴》里对自由、平等的吁求，对贫困农民的同情和关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非人化的控诉；《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理想社会状态进行了全面性的设计；《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科学的“人”的学说的提出；《资本论》关于人的本质、人性、人的价值、幸福、权利与义务的思想，关于自由时间、发展空间的理想；《人类学笔记》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以及其它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著作中，都体现出丰富的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文精神强调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
（三）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基于唯物史观的“以人为本”
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包括社会治理理念和措施，都必须在根本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从马克思关于********社会应当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思想，到列宁关于保障“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思考，人文关怀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念的基本原则之一。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精神，强调在重建人的精神家园，关心人的生存境况，探讨人类的出路与发展中，重构现代人的精神信仰和终极关怀，要求使人真正地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成为世界的主宰力量。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需要人文精神，提升人生目标和价值需要人文精神，事业的发展与成功也需要人文精神，弘扬人文精神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需要，是时代和现实的选择。马克思从人的实践性和社会性出发，提出理想社会的本质特征是自由人联合体的科学预见；从人的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出发，阐释人的解放及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发展的历史阶段性；明确个性自由的发展目标将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主要内容。以人为本是人文精神的核心，更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
和谐社会的内涵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国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按照一定规范相互联系的一种特殊形态的共同体，社会和谐就是指社会内部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人与社会、人际关系、人与自然、人自身和谐等。社会和谐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是人类永恒追求的目标。
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同志还专门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三个文明建设”的关系作了阐述。他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建设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基础；加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提供重要保证。”可以看出，社会和谐是系统工程，是三个文明的有机统一。
和谐社会构建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必要性分析
物质文明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质文明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例如，一些人只见效率不见公平、只见局部暂时不见全局长远、只见经济增长不见社会效益等，导致了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片面、畸形，导致了经济生活中诸如贫富分化等严重问题，都是社会经济生活不和谐的表现。它导致了民众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动摇。实践证明，物质文明建设不以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为路标，不“以人为本”，就不能很好地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的关系，不能真正维护广大民众的经济利益，不能真正解决国计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无从谈起。
政治文明是和谐社会的关键。历史和现实表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不和谐的表现。实践证明，政治文明建设不以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为指南，不“以人为本”，就不能切实地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不能真正保障民众的各项政治权利，也无法解决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最终落空。
精神文明是和谐社会的灵魂。历史和现实表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社会精神生活不和谐的表现，导致了民众对社会价值体系认可上的混乱和疑虑。实践证明，精神文明建设不以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为导向，不“以人为本”，就不能充分提供民众喜爱的文化产品，不能实实在在地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体现民众的愿望，表达民众的情感，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流于表层。
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指导下的和谐社会构建思路
（一）建设和谐社会的物质文明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建设和谐社会的物质文明，应当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是以人为本，人是社会的人，以人为本就是要研究社会中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规律，并从这个规律出发，再经过社会创建一切制度规范的终极目的推导出科学优良的制度和规范。在这些关系中，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最根本、最基础性的关系。要尊重人性的基本规律，把人性规律当作一切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的根据和出发点，把人性当作治理社会的一切规范性价值的源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既包括人的需要的全面满足，又包括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人的能力的全面发挥。同时强调关心弱势群体的发展，致力于低收入群体的增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最广大群众的最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还要正确处理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正、利益与义务、经济发展与社会效益关系。
（二）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文明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文明，应当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民主与法制是密不可分的，民主是法制的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保障，二者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方向和性质具有决定意义，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保证。同时要正确处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即民主是法制的前提，法制是民主的保障。具体到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要坚定的走人民民主道路；具体到社会主义法制，就是要用法律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三）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应当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精神文明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在主观世界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历史上的精神文明既有历史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它的发展需要物质文明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它的发展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切实从民众的精神需求出发，坚持文化的“双为方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正确处理文化的高雅与通俗、精品与大众，以及主旋律与多样化、继承性与创新性等关系。“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总结了党长期以来领导科学文化的经验教训，符合社会主义社会中科学文化发展客观规律，是创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根本保证，促进了文化事业繁荣发展。而“双为方针”概括了社会主义时代文化艺术发展的根本目的，反映了时代要求，符合文化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双为方针”是贯彻“双百方针”的必要补充，为“双百方针”指导下的文化事业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内容阐述
列宁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主要是人们通常熟知的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就是从认识到实践这个认识过程中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能动飞跃，那么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是从认识到实践。所以认识运动过程是一个无限循环往复的辩证发展的过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二、中国传统知行观的阐述
春秋时期的孔子对知行进行了最早的论述，但是孔子在很大程度上论证的是知与学的关系。孔子通过知识的来源将知识分为天赋的知识和后天学习得到的知识，孔子认为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使人获得更多的知识。荀子认为人的感觉器官在人的认识过程中起着基础的作用，那么这表明了荀子肯定了感性认识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荀子还强调与感觉器官相对应的具有思维功能的“心”对人的感觉器官具有支配的作用。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哲学思想非常强调天意，人们所做的事情对错与否都要看是否符合天意，他认为人认识来自上天的授予，而人的意识又决定了万事万物。唐代佛教的“知行合一”说主要在修身成佛方面进行论述的。在修行中强调“止、观”，大体上说心无杂念并对事物用心去体会与认识，二者相辅相成最终达到涅槃的境界。北宋时期程颐提出知先行后的观点，他认为知是行的根本，人们必须先有认识，之后人们会按照已有的认识去行动。朱熹也曾对“知先行后”的命题进行过系统的论述，他将“知”“行”先后的关系阐述的更加明确化，他认为知在认识过程中是第一位的，而行是第二位的。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提出了“知行相资以为用”的知行统一观。他认为，在人们具体的认识活动中人们通过行从不知到知，从知识的匮乏到知识的渊博而且在认识的过程中知始终伴随着行，而行也始终在知的指导下进行。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指出，人的认识过程是“: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行之而后知之，其终则因已知而更进于行。”这句话大概说人们最开始由于不知才会去“行”而后通过“行”使人们获得知识然后以或得的知识再促进行动从知再回到行。这种行—知—行的认识逻辑显带有辩证的唯物主义思想。
三、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超越性
第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识的来源更具超越性。中国传统知行观对于认识的来源问题即“知”与“行”的先后问题主要有“知先于行，行先于知”两种观点。孔子强调的“生而知之”观点到北宋程朱理学对于“知先行后”思想的论述表明“知”对“行”的决定作用都只是在浅显的论述“知行”的先后顺序而没有更进一步的去探究其来源。荀子则是“行先知后”观点的开创者，他承认客观事物是认识的根源。虽然这种观点较“知先行后”的观点具有了朴素唯物主义的韵味，但它对于客观的事物的理解只是直观的反应，不具有批判性。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实践的理解更具有革命性、批判性、彻底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人的认识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途径是实践。人们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从根本上讲可以说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
第二，马克思主义对于真理标准的检验更具超越性。中国传统哲学中，无论是孔子的“知先于行”还是董仲舒的唯“天意”论再到程朱理学的“知先行后”观，这些思想都强调“知”在知行关系中的重要作用。那么从根本上讲，这些思想不可能对真理标准的检验形成科学的认识，因为他们认为“知”是认识的来源因此必然会以“知”来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在认识的来源问题上就犯了不可扭转的错误。虽然以荀子和王夫之为代表的哲学家认为行先于知，但由于他们受时代的局限和阶级属性的束缚没有从本质上去论证认识来源的跟本。所以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不可能意识到“行”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于主观形成的理论本身以及客观存在的事物不能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根据，而在主观认识和客观世界之间起桥梁作用的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点，直接现实性的特点决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主要依据并且具有绝对的最高的权威。人的实践活动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从而对不断更新的真理进行检验打破了中国的传统哲学只局限于伦理道德作为万事万物标准的僵死境地。
第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识过程更具超越性。对于中国的传统知行观的论述，有一部分哲学家认为人的认识过程是由知到行的过程，一部分哲学家强调人的认识过程是由行到知的过程。这些观点都没有深层次的对认识过程进行剖析，没有形成系统的认识过程。虽然近代的孙中山提出带有辩证思维的“行—知—行”的认识过程的观点，但那也只是从表面上指出了认识过程的几个阶段，并没有对认识过程进行深刻的论证。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运动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经过无限反复是一个辩证的发展的过程。马克思科学性的提出了实践经过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形成正确的认识，并且把认识再回归到实践中去检验之后在形成新的认识去指导新的实践。这种无限循环的辩证发展的认识过程是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形成的认识的过程无法企及的。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要以批判性的态度去借鉴和继承，以科学性的态度学习发展马克思主义，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去指导我们的实践，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作者：王安邦 单位：长春师范大学
一、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起源
后现代主义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科技革命为直接原因。西方思想家以黑格尔为代表崇拜绝对理性，二战的残忍和血腥使西方人对以往的价值认定产生怀疑，科技革命所带来信息产业丰硕成果和技术飞跃的同时又对社会生态和生物伦理造成威胁，电影《阿凡达》表现的就是西方人对科技革命的质疑和悲观。人们不得不反思，理性结果的背后潜藏的是喜悦还是灾难。战争和科技革命带给人更多的是迷茫和恐惧。这一点马克思早已预言到社会发展带来的人与人关系物化以及人本身异化。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在迷茫和寻找中产生的癫狂状态，是物质发展而文化滞后的必然结果。西方的文化与经济发展相差甚远，当经济腾飞于世界强林之中瞭望时，文化却徘徊在上个世纪回眸。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继现代主义之后的一个时间段，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后现代主义是重叠在现代主义之上的，是对现代主义的重新书写。
二、用马克思主义视角看待后现代主义
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来也被不同学者按照不同时期，以不同的价值判断进行内涵阐释。马克思是第一个真正对现代化负面效应进行批判的思想家。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沿着马克思对后现代主义批判的理论成果继续探索，在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和阐释方面，马克思做出了巨大贡献。福柯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揭示了一个“全新的话语实践”,“在现时,写历史而不使用一系列和马克思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相联系的思想,并把自己放在由马克思所定义和描述的思想地平线内,那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凭借其思想高度和深度，在各个领域充当了方法上的前沿角色。马克思主义意在揭示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起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表现得十分深刻。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会不自觉的把马克思主义引用到理论研究过程，主要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是连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思想，在整个的现代社会理论体系中具有独特的价值。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认为马克思对后工业社会有着准确的预见和洞察，首次将马克思与后现代主义研究相关联。在西方思想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正因为它的理论可以阐释诸多社会现象，从历史到现代，从真理到实践，包罗万象，预见未来，这些都源于其把握历史规律，具有超越性和科学性。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也有许多共同点，这正反应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超越性。
三、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
深刻比较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会得出二者关系极为密切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基础，后现代主义发生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透彻分析和实质解构为后来一切理论思潮做了重要铺垫。马克思主义预测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这在后来的历史发展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得到验证，其前瞻性使后现代主义难以超越，更不能脱离。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先驱海德格尔,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利奥塔德、杰姆逊、德里达、福柯等,都对马克思主义极为重视。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资本主义问题的思考都不由的站在马克思这位巨人的肩膀上，究其根本还是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问题，构建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看待人与自然问题上和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上具有一致性。马克思主义果断而坚决的把批判资本主义作为基本精神。从现象与本质解构资本主义社会，防止资本主义的无限异化和扩张。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看来,资本主义与现代性具有重合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批判,也是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以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对现代性的解构，马克思主义侧重的是经济和社会，后现代主义侧重的是文化。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研究人与自然关系和东西方关系时表现出默契。马克思主义认为人通过实践作用于自然，形成社会，后现代主义认为工业化使世界成为人化的世界，而文化是第二自然。马克思主义得出资本主义终将灭亡的结论，而后现代主义认为资本主义造成人的异化，终将造成人的终结。马克思主义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后现代主义也非常看重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站在西方社会而把视线放在世界范畴，洞察东方社会规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的过程中,反对把西方社会的演化模式套在东方社会,认为西方意义上的封建制度在东方社会并非普遍存在。在后现代主义背景中产生的后殖民主义同样关注着东方和西方的关系，将世界用文字和符号解读，用文化的角度来说明差异，认为西方对东方的关系实质上是文化侵略，在文化领域寻找人类社会发展契机。在东方与西方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具有共识,选取不同的角度共同关注西方与东方的关系，以及东方如何抵制西方的霸权侵略，从殖民地走出来。
作者：胡柏林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关键词】“以人为本”/实践/本体论意义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1.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594(2006)04-0047-04
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以人为本”是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而在当前的“以人为本”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倾向，即主要从价值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谈论“以人为本”。从我们党的事业来讲，“以人为本”是我们要贯彻的发展理念和党的执政理念，所以从价值论和方法论意义上谈“以人为本”是必须的。但马克思主义讲“以人为本”，不仅仅是在价值论和方法论意义上来使用，也是在本体论意义上来使用的，“以人为本”中的“本”首先应该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本”，没有本体论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当然也就不会有价值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以人为本”。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很难从理论上说明白为什么要“以人为本”，为什么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尊重人，依靠人，为了人，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什么要把它作为人们处理和解决问题时的态度、方式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范畴的引入，为我们正确理解“以人为本”的本体论意义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一、实践范畴的引入使“以人为本”具有了本体论意义
哲学上的本体论，主要回答世界的本源问题，是一切哲学流派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但传统的本体论思维方式，避开人和人的现实生活抽象地追问世界的本源，它固守旧哲学的思辨传统，幻想达到对世界的绝对完满的解释。实践证明，这种思维方式是不可取的，也不可能对世界的本源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与一切旧哲学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抽象地谈论一般本体论问题，它反对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提出“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1]8。当然，他所要消灭的哲学只是传统的本体论哲学，即思辨哲学，而不是整个哲学或一般意义上的本体论。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只要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1]67“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1]73-74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对世界之本的追寻应该置于人的生活实践中。“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2]598，而人们所能看到的或体验到的，只是一些具体的实物。因此，哲学必须抛弃那种宗教神学式的思辨传统，面对人的现实世界。离开人的虚妄和抽象的世界，讨论这种世界之本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实践范畴的引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相比，在哲学形态、对象、性质、功能和方法上都实现了根本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唯物主义哲学，它内在地包含自然本体论的哲学前提，即承认和坚持自然存在、物质存在的优先性，但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归结于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54在他们看来，对于世界物质性的最终确认只有通过生活实践的不断延续才能够完成，因为“在我们的视野的范围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3]。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不是从思维和存在抽象对立的意义上去总结自己的新哲学与旧哲学的对立，而是从实践的观点来总结这种对立，用它去解决以往哲学中抽象探讨和争论的问题。因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56“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4]127。
一旦理论视角转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人作为世界之本的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57。正因为马克思所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类世界”，所以哲学就要“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5]161-162，就要“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6]443。当然，我们承认“以人为本”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并不等于说“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这与我们说实践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也不是实践一样。对于现实世界来说，人及其实践活动是本，没有实践就不会生成人，反之，没有人也就没有实践，因而也就不会生成现实的世界，无论是自然界或社会历史都是如此。当马克思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1]77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道出了一个最深刻的道理，即人及其实践活动乃是世界之本。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人本思潮并不乏见，费尔巴哈就是一个著名的人本主义者。费尔巴哈重视人，把人和自然视为哲学的最高对象，但是他不理解自然，不理解人，更不理解人和自然的真实关系。他用生物学的自然主义眼光来看人，和18世纪旧唯物主义者一样，局限于对自然界的直观而缺乏能动的原则，把人仅仅看成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不理解人的实践和感性活动在自然和人的生成中的本体地位。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说：“诚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观念化了的爱与友情之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爱的关系。可见，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1]77-78。可见，被费尔巴哈当做出发点的人，仅仅是一种具有抽象的理性和欲望而又为宗教感情所笼罩的人，这种人一被放进历史，他的局限性就立刻暴露出来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7]240要克服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就必须把能动的原则归之于物质的自然界和人，这在历史领域中体现为人的实践，即人的感性的物质活动。
与费尔巴哈不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视野中，“现实的人”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而唯物史观这个科学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7]241。“现实的个人”就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把现实的人作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也就是把人的物质实践活动作为出发点。可见，马克思“现实的个人”的观点与他的实践观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唯物史观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这种前提既不是任意想出的，也不是教条，而是“一些现实的个人”，“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1]73当然，作为历史前提的人也是自己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和结果。马克思说：“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且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8]545“现实的个人”的生成要受到客观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而这些客观物质生活条件本身就是人类实践的结果。马克思说：“人使自身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实际表现出来……只有通过人类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4]163。“现实的个人”的生成同样也离不开人的实践，正是由于“现实的个人”的实践活动，“以人为本”的本体论意义才得以展现。
二、“以人为本”的本体论意义，体现在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上，体现在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解决上
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所关注的应该是社会实践意义上的现实的自然，而不是逻辑思辨意义上的抽象的自然，“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4]131马克思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完全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在他看来，“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4]92。但是，与费尔巴哈的抽象自然观相比，马克思在自然观上实现的哲学变革绝不是为了指出自然界的外在独立性，他要倡导的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化自然观。
由于费尔巴哈离开实践去考察自然界，以至于“从来不谈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1]97，所以他所把握到的自然界仍然是“抽象的自然界”，是“自然界的思想物”[4]179。对此，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抽象自然观时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76。至于“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那个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1]77可见，马克思哲学世界观视野中的“自然界”，不是与人的活动彼此分离的自然界，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对此，马克思作出了明确的表述：“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4]178这个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本质上即人化的自然界，它是人的实践改造活动的结果。
人化自然观的提出，使得马克思始终是从人类社会历史的角度去理解自然。在他看来，包括人类史和自然史在内的整个世界历史，是在劳动实践中交互产生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4]128自然史与人类史是不可分割的，撇开二者的联系，孤立地研究自然史是错误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旧唯物主义者把人类历史与自然割裂开来的错误观点，指出，“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1]93“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66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对立才真正地被消除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本身，既是一部自然向人生成的历史，同时又是人类社会产生的历史。
人作为一种对象性存在，意味着人以实际的、感性的对象作为他存在的确证，作为他生命表现的确证，并且，他只能借助实际的、感性的对象来表现自己的生命，证实自己的存在。现实对人来说不仅仅是对象性的纯粹客体、直观的现实，而且是人的对象化着的现实，是人的本质的力量的表现。“一切对象对他说来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是说，对象成了他自身。”[1]125“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4]168人在自然界中的存在，其实就是人通过自然界而实现的自我确证的活动。“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这种关系通过感性的形式，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现出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为自然界，或者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具有的人的本质。”[4]119这样，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生成与现实自然界的生成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即历史。从历史作为人的产生过程来看，“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做准备的发展史。”[4]128“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地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应的。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产生一样，人也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即历史，但历史是在人的意识中反映出来的，因而它作为产生活动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产生活动。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4]169从历史作为现实的自然界的生成过程看，“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4]128。这样，人化自然观的提出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解决，既克服了脱离人类实践而谈论自然的抽象自然观，又凸现了人对自然的本体地位。
三、“以人为本”的本体论意义，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历史观上，体现在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追求上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社会”或“历史”不是与人和人的实践活动无关的抽象的外在实体，而是人的活动过程及其结果。马克思说，“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118-119“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4]131。
在唯物史观看来，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历史发展动力。然而社会结构的形成、社会历史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人。马克思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1]71社会结构的形成与社会关系是密切相关的，它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社会关系的形成当然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正像社会和社会关系创造人一样，人也创造社会和社会关系。马克思明确指出，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和关系“来自自觉个人的相互作用”[9]145。“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1]80。列宁也指出：“我在研究实际的社会关系及其实际的发展时，也正是研究活的个人活动的产物。”[1]370就历史发展的动力而言，人的活动更是历史规律发生作用的关键因素，没有人的参与，也就不会有历史的发展。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7]247而所谓历史规律，不是什么外在于人的活动的规律，它就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3]634。
既然人在历史发展中具有本体地位，那么人的发展的程度势必会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没有个人的发展，社会也不可能得到发展。马克思说，“人本身是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11]300，“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12]226。马克思之所以要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因为在他看来，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失；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共产主义所倡导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共产主义得以建立的前提条件，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要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扬弃私有财产，使劳动者能够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力量。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可以看做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占有，也就意味着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占有，个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也就是全面地占有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人的发展取决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不仅如此，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还是人的发展的题中之义。马克思说：“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12]219。由此看来，就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而言，它们并不仅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制约力量，更是一种主体的能动的因素。
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社会，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力量发展的真正源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个人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机器体系的使用和生产的自动化，使生产越来越不依赖于原先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劳动者日益从直接的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而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发生关系。“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而“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12]218。“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12]225“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12]222。这样，“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305-306
以往学术界对人的发展问题的研究，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常常是把人的发展包含于社会发展之中，以为社会发展了，每个人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发展，把个人的发展消解在集体、社会的发展中，而没有看到人的发展本身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不能从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联系上来考察人的发展。这种状况实际上是对“人”的本体地位的漠视，没有把人的发展提到应有的高度，结果只能是忽视人的发展。以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把人的全面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13]179“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就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13]180在这里，强调指出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关系。因而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必须将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充分协调起来，不能只见物而不见人，也不能只见人而不见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真正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不仅是对“以人为本”价值论和方法论意义的全面落实，更是对“以人为本”本体论意义的全面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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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各种“割裂论”及其危害
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及其历史展现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1](P52)而且正是由于它“完整而严密”，才给我们提供了战胜一切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的世界观”[2]。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严整性是固步自封的、僵化封闭的，还是永恒发展的、与时俱进的?对此，应从两方面回答：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不是固定的、自足的，而是在实践中完成的，是在与时代的互动中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推动原则和建构原则”的辩证本性所决定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品格的内在要求。因为，它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不断地倾听来自时代和实践的呼声，并自觉的转化为改造现实的力量、接受实践的检验、汲取实践的智慧，才能不断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也“远不是完备的”[3](P642)体系，那种“包罗万象、最终完成”的体系是与“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4]”。作为反映在“思想中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步显现出来的；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彻底性和一元性，也是通过与时代的互动并在这种互动中建构中恰当的时代表现形式而得以表征和确定的。可见，它的严整性既凝聚了原创者及其同时代战友、学生们的心血和成果，也凝聚了以后历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者、发展者及其战友和学生们的辛勤劳动成果，更凝聚了当代中国三代领导集体的突出贡献。从马恩的原理初创到列宁的重大发展而形成的列宁主义阶段，从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进一步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这几座伟大的理论丰碑是一脉相承的、内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表明，它是“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5](P341)科学体系，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的真理性、科学性和形式上的严密性、完整性有机统一的集中表现。对此，任何肢解和割裂的做法都是极其有害的。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就要与种种类型的“割裂论”划清界线，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历史、与现实、与实践、与科学割裂开来的错误做法。
2.“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表现
(1)有人借口马克思本人也拒绝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6]，或者借口马克思年轻时期手稿的被发现而制造两个马克思的对立，即作为人道的马克思与作为阶级斗争理论的马克思的对立，将马克思本人的完整的哲学体系被分割开来。(2)有人借口恩格斯在撰写《＜法兰西内战＞导言》和《＜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的前后两个时期理论观点的重大转变，即从“暴力论”到“和平转变论”的转化，而制造两个恩格斯的对立，使恩格斯统一的思想被分化。(3)有人借口列宁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后的理论变化，而将列宁主义截为两段，并以维护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新列宁主义”为幌子，而批判此前所谓“旧的列宁主义”。(4)有人要么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起来，认为前者重视历史唯物主义，后者则停留于一般的唯物主义；要么将马恩与列宁对立起来，认为前者主张“多国同时胜利论”和“兴社灭资论”，而后者则主张“一国胜利论”和“以资兴社论”等等。(5)更有甚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体系肢解为：“农民的马克思主义”、“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人道的马克思主义”、“职业的马克思主义”、“穷汉的马克思主义”、“富国的马克思主义”等等[7]。
3.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割裂论”的表现
(1)有人将改良家的马克思、现实主义的马克思与革命家的马克思对立起来，把马克思修正为它们自己所需要的、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历史论证的人道主义者。(2)有人将马克思的原本与对这一原本的理解对立起来，将列宁与斯大林对立起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头上堆砌了许多非法性建筑。(3)有人在所谓“新思维”中，宣扬民主的马克思主义与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在理论上有力的配合了西方大国对前苏联“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4)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经验主义、实践主义、唯科学主义对立起来，并以主观主义或者急功近利的纯经验主义替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把实践家与理论家对立起来，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等等[8]。国际上的各种“割裂论”，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跪着造反”，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9]。
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上的“割裂论”表现
(1)有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实际，在山沟沟里是产生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是化不出什么结果的。(2)有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思想对立起来，认为“‘老三篇’就代表了思想”，邓小平同志认为这种把马列主义与思想割裂开来的做法，“是对思想的严重歪曲”，极不利于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10]。(3)有人将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思想割裂开来，认为马列主义、思想只是革命的理论，而非建设的理论，我们处于建设时期，因而只提邓小平理论就可以了。这实际上是以邓小平理论替代了马克思主义。(4)还有人将“三个代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它理论形态割裂开来，曲解同志提出的“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论断，认为实际上是要丢掉“老祖宗”仅用“三个代表”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等等。上述“割裂论”的种种表现，本质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性和实践性的扭曲，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品质的曲解。不懂得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元本性与时代表现之间内在关系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将诱导重大的错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不统一，历来是造成组织上分裂、政治上瓦解的直接原因。
二、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研究中的各种“割裂论”及其危害
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内对各种问题的研究，即内在研究，这种研究对夯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彰显它的当代价值，表征它的科学性、真理性意蕴以及激活它的现代生命机能，从而确保它的完整性，可谓功不可没。然而值得警觉的是内在研究中出现了许多裂痕，直接威胁并消解着它的严整性。这种“裂痕”在理论上主要表现为：
1.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论与方法割裂开来。有人依据马恩的观点：如果结论不能得以发展，“就毫不足取”，如果它再变成“固步自封”的东西，则“毫无用处”，[3](P642)从而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方法永远大于结论，如果结论是金子，那么它的方法才是点石成金的手指头，因而结论是死的东西，方法才是活的灵魂。我们认为，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方法论的重要性，这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智慧窄化为方法，并使方法论与世界观相脱离，这不能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而只能说是对它的一种巧妙地解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内在统一的，有什么样的观点、结论，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方法不会孤立存在，任何方法都存在于对某种结论的谋取和表征之中，将二者割裂开来，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意义仅仅在于它的方法”[11]，这将直接危机到它的生存。
2.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策略割裂开来。有人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因其抽象性程度很高，因而不能以纯然的、直接的形式发挥作用，从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具体实践中的作用很有限；相反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任何一个理论都密切联系着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项具体工作的政策和策略，并与之融为一体，成为实践性、可操作性很强的政策性论说。因而在当代中国，只强调邓小平理论或“三个代表”的指导地位就足够了。这是巧妙地解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严整性的又一歪理。因为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内在统一的一样，它的实践理性(策略理性)与理论理性也是内在统一的。列宁对此曾有过经典的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体现在各个方面，在理论与策略的关系上尤为如此。认为它的理论观点“总起来就构成作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1](P52)
3.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功能与政治功能割裂开来。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功能高于政治功能，它的科学性、真理性大于实践性、价值性、政治性，它具有自动征服人心的内在魅力，在实践中学不学、学多少都无所谓；另一种观点则恰恰相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政治功能大于、高于理论功能，尤其对于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来说，这仅仅是一种政治需要，甚至认为其理性内涵较少，因而只要政治上重视就行了，勿须深入细致地学习。可见，这两种观点殊途同归，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功能截为两段，实际上则是将理论理性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割裂开来，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观上的统一性。
4.将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起来。有人认为带有“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被意识形态化、政治化了，其理论品位不高，哲学含量比较贫乏，在研究中应将二者明确区分开来。这种观点无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学脉渊承的一贯性，将马克思本人的观点与继承者、发展者的观点对立起来，实质上是否定贬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地位和旗帜作用，怀疑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与时俱进的内在活力。
5.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典诠释与现代旨趣割裂开来。有人依据我们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体系，是沿袭于前苏联三十年代的模式，强烈地打上了极“左”的政治烙印，是对前苏联单一计划体制的政治性迎合，已严重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义，因而只有回到原典的马克思才能消除传统框架的先在性强制，才能敞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动态历史原象。但是，正如俞吾金所指出的那样“回归从来就不是现在向过去的归属”[2](P36)，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味对现代旨趣和重大时代课题无动于衷，而只是说着只有少数业内人士才听得懂的话，它究竟怎样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呢?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返本与开新，应有机地统一于现代语境中。
6.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两大组成部分割裂开来。历史上曾有人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任何哲学，而应将它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观。而当代学界也有人主张马克思主义没有自己的哲学观，有的只是某些经济观点和某些策略思想以及为了装饰这些观点和思想的某些个别的哲学点缀；而且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等同于三个组成部分，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拼盘，它的严整性应受到质疑。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核和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严整性最集中地体现于它的哲学理论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组成部分割裂开来，实质上是从理论核心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
7.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立起来。与前苏联的哲学家所主张的“推广论”不同，在我国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是辩证唯物主义。不存在在它之外的什么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不能将之傍置或分割出去，而现行教科书中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列，只是为了凸现历史观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独创地位；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而辩证唯物主义与一般的唯物主义没有实质的差别，马克思向来对之持批判立场，而我国现行教科书上的辩证唯物主义不过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别称而已，保留它不过是为了延伸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名称本身已没有特定的内涵[12](P75)。这两种观点实际上都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的严整性，大大贬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所具有的划时代变革的伟大意义。
8.外在细节问题上，还有将本体论与认识论、生存观与发展观、真理观与价值观、辩证法与历史观等等割裂开来的做法。这些内部的“割裂论”，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在其内部是通过各个部分、各个层次与环节的浑然一体、内在关联而体现出来的，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对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行“多方面认识的历史性总和”。这种“割裂式”研究不是什么创新，更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而只能弄断或挖空它存在的内在根基，使它退化与僵化。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在研究中的各种“割裂论”及其危害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研究与外在研究也是统一的，其统一的根据就在于它自身的批判性。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中丰富它的严整性的，这既立足于它对自己不断提供的理论前提和内在结构进行批判性反思和审视并在这种批判中重构或重建，也立足于它对各种分支学科、部门学科、具体的实证科学和具体的实践活动的批判性反思和审视，并在这种批判审视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深层实现互补、互动与互渗。然而，与体系内部的研究已出现了诸多裂痕不同，它的外部研究中已有的裂痕正在扩张，严重危及着它的生存。这在理论上也有许多表现，主要有：
1.撇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世界各国哲学形态的关系，只重视内在研究。在学界，有一种纯学术化的理论格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作“精神贵族”，囿于象牙塔内而孤芳自赏，断绝与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仔细地品味着“高级精神奢侈品”——哲学概念。这种研究格调不懂得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哲学都处在相互影响、相互砥砺之中，“因为每个国家都不是与世隔绝的，它们相互之间在进行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中，哲学思想也必然互相影响”[13]的道理，既背离了人类理性认识发展的互动性规律，也不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度研究提供一个宽泛的世界性哲学背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处在一个封闭性、内耗性的小圈子里，因负熵流不断减少而丧失生机活力。
2.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有人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基本上属于老到成熟的、封建的、落后的文明形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属于现代文明形态，二者不论在研究模式、理论旨趣上抑或在文明风格、内在本质上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注入中国传统理念将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退化。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抹煞了中国传统哲学以特定方式映现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生活准则、生存智慧、处世方略的积极贡献，也抹杀了其具有现代性的、跨越时空间距的内在精神因子向现代文明跃迁、对接、融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也从根本上怀疑和否定传统哲学理念在剔除其历史附着的负面性之后，完全可能提炼、转化、活化其合理因子，并渗透到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作为健康的精神元素参与现代化建设进程，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14]。
3.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属于西方哲学传统，有人却将马克思对西方近代哲学传统的批判视作对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全盘抛弃，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因缺乏西方哲学的整体性背景或视域，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性取向一再逸出当代研究者的视野，严重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性价值。实际上列宁对此早就做过透彻的说明，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5](P341)。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确无论在阶级属性、理论实质抑或在发展形态、社会作用上都有实质性差别，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除了靠实践的推动外，它离不开西方哲学所提供的精神营养，也更需要从西方哲学的错误教训那里得到有益启示。因而，无论是捍卫或者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不能与西方哲学割裂开来。
4.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在当代学界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大量引介，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现代性范畴，而后现代主义属于后现代性范畴，二者既有时代之差又有民族之异，因而后现代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是一种异质性话语；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后现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未来走向和根本出路，并致力于早日建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割裂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哲学关系，没有弄清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不期而遇的历史必然性[15]，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活在后现代语境中的真实意义：既彰显了在传统框架中被忽略、抑制乃至遗忘的部分，又使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性意蕴得以敞亮。这样，一方面，由于后现代性实际上是对现代性的一种重振或重写，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应保持内在的关系；另一方面，又由于后现代主义哲学本身是一种崩溃的逻辑、精神自杀行为，因而，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时空上或者在实质上都有着太大的间距[16]。
5.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失败”，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17]。而国内也有人认为既然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应该用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这种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独创的理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实践已失去了理论价值。在我们看来，这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实践的有机统一关系，不懂得我们虽然进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然而这种建设的每一步，我们所选择的各种路线、方针、政策等一切内容，都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指导，相反，却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内在灵魂和精神支柱的。而且，二十多年来的中外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正是由于我们致力于从理论上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正确的说明，建构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等才使得我们的建设顺利进行；相反，正是由于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重大理论问题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致使引导苏联的社会主义走向了歧途，最终断送了社会主义事业。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命运休戚相关。
6.在理论上还存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技革命割裂开来，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界性背景割裂开来，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剧烈竞争的新动势割裂开来，与国内外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的文化大背景割裂开来，与国内改革向深层推动所产生的正负影响割裂开来，与资本主义和其它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割裂开来，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我党的执政规律割裂开来等等，由于这些“割裂论”的存在，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外源因子的严重缺席，不能充分地激活其内源因子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也严重限制了它的先进性、科学性、真理性程度的发挥和强大生命力的展现。
四、小结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以及在我国当代学界内外研究视域中所存在的三类“割裂论”，既相互区别又有相通之处。一方面，其区别在于：
1.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及其中国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割裂论”，尽管产生的原因和具体表现各不相同，但大都主要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时代性、世界性互相对立起来所导致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它具有民族性，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理论形态；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又能够超越特定民族文化的限制从而具有时代性(共时性)；作为“世界的一般文学”，它又能凌驾于特定的民族和时代之上，并在不同的民族之间和时代之间进行“公共商谈”，形成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能范导一切民族和时代的世界性哲学(历时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世界性是辩证统一的，它虽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但它的功能和价值早已超出特定的德国疆域和时代局限，而成为一种活在各个时代和民族的开放性学说。在历史上，正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历史意义、永恒的历史价值和总体的精神指向功能的曲解，才兹生了各种各样的“割裂论”。
2.与前者不同，在学界的内在研究中，之所以会产生各种“割裂论”，主要是由于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阵营内部的激烈论争和相互碰撞所导致的。这种论争和碰撞主要产生于学院派别之间(如实践哲学、价值哲学、人学、历史哲学等等)、学院派与实践派之间、讲坛哲学与论坛哲学之间。与前者企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腌割、歪曲、附加和解构不同，内在研究中的种种“割裂论”，在学理上主要表现为学派或学人之间理论旨趣、研究论域、思维方式与方法、学术传统与个体知识储备等等方面的互异与疏离。应该说，这种局面对激活学界精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层推进并发挥建设性作用，是必要的、正常的。但又要看到在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并对之培根固本的重要性，否则就会割断或挖空它的理论根基，从而从内部它。
3.在外在研究中的“割裂论”，既与谱系学或学脉渊承上的对立有别，也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内部的内容、体系、结构与方法等方面的论争不同，而是在中西马之间、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这在学理上直接牵涉到能否及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与当代人类实践的合理化的辩证统一，也从根本上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趋向和前途命运。
另一方面，其相通之处在于：它们都是这样那样的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元本性与时代表现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之所以如此，关键则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与发展的“内在本源处”——科学的实践观的曲解或误解。只要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实践、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理论功能与实践功能对立起来，或者是抓住其中一个方面而将另一个方面抹煞掉，或者将一种片面性融入到另一种片面性中，总之，只要偏离了科学的实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进展。而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推动它向深层开掘，就要首先正确的诠释和运用科学的实践观；而要正确的诠释和运用科学的实践观，就必须清除对实践及其本质和功能的上述种种“割裂论”。科学的实践观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性、时代性、世界性相统一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与体系、功能与方法相统一的基础，还是中西马以及各种意识形式取得辩证统一的基础，实践作为各种统一的串线，既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全过程，也贯穿于当代学界内外研究的各个层面的中。因而，只有站在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制高点上，才能打通并整合各种研究视域，消除种种“割裂论”的瓦解效应，以确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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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索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并赋予鲜明的中国民族形式。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突出了下列几方面。
一、理论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各个领域。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各阶级状况和时代特点的分析,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建设人民军队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等战略思想和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战略等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提出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表现。
二、方法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把科学的世界观转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突出表现。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正确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鲜明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日益紧密的结合。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结合起来并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许多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
三、群众化
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广大劳动群众争取彻底解放的思想武器,然而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抽象的理论真正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为他们的思想武器,需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通俗化和群众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群众化的大师。他善于运用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去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用生动朴实的语言去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道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浓郁的中国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不但身体力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还大力培育了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而大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表现形式。
四、实践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其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为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解放的锐利思想武器。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一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和最高表现形式。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大力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加强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哲学思想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推进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着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压力和西方社会思潮的挑战，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体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必须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即“文本解读”与“时代解读”相结合，真正做到“回归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的统一。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理论品质，这种理论品质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并非提供一劳永逸的答案，而是给人们提供进一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共产党宣言》问世150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正反两个方面，生动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发挥了强大威力，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同时，创新了的理论又推动了实践的发展。1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时代呼唤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其历史价值表现在是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先导，能够引发思想或观念上的变革；在量上丰富了人类的理论宝库；在质上使人类的理论水平实现跃迁三个方面。其现实价值表现在现代化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全面创新的基础三个方面。2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理论创新。党的十六大强调指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3曾强调，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
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
二、作为创新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理论创新从根本上取决于人民群众在物质领域、精神领域的伟大实践。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三大条件归结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思想条件；社会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管理是社会条件；理论家队伍是主体条件，应努力培养一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4同志在多次讲话中，都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一）加强文本研究，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关于如何衡量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某一理论或思想是否属于重大创新，杨凤城教授提出了几条标准，其中一条是其“异端”(龚育之先生语)特征，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至少没有明确讲过，或者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读不可能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来甚至可能被视为大逆不道。5
要明确了解一种理论或思想是否具有“异端”特征，必须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进行深入研究和阐释，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否则，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和“批判”就是很难站得住脚的。例如，关于劳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的讨论，这是一个争论了几个世纪之久的话题，如果认真看看这些东西，也许不难发现，他们关于要素价值论的种种议论，没有一点是新的，要否定劳动价值论，决非易事。6
（二）认真总结理论创新的规律
德国哲学家谢林提出,正如无意识的、必然的自然界中存在着意识和自由一样,在有意识的、自由的社会历史的创造性活动中,也存在着无意识的、必然的东西，尽管它和自然界的必然性不同。
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在于总结理论创新的规律，并在社会实践和理论工作中予以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有以下几条基本规律：首先，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精神的有机互动；再次，领袖和人民群众的互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全球普适性与中国国情特征性的和谐匹配。7
（三）不断改进研究方法
对理论工作者来说，要实现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按这是从一般指导思想层次说的，具体到操作层次，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勇于追求真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真正饯行马克思最欣赏的名言—“怀疑一切”；其次，用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研究作为底色，不能用理论来剪裁生活，常青的永远是生活，而不是理论，即所谓的理论联系实际；第三，要改进研究方法，重视定量研究，借助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如社会调查、社会实验、事理分析、系统分析、数学模型、回归分析等。8
（四）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把马克思主义与大众生活联系起来，不是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品位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是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落到实处的客观要求，是使人民大众真信、真学、真用的前提。列宁说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
要写好一本深受欢迎的马克思主义普及读物是非常不易的，要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紧密相关，用群众熟悉的语言，谈群众关心的问题，把深刻的道理用浅显生动的语言讲出来。使马克思主义与民众生活发生联系，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才会越来越牢固。9
三、促进理论创新的现实路径
加强理论工作者队伍建设，就是要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
（一）理论联系实际
正如曾经指出的，一个人如果只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也不能算是理论家。理论应用的意义还在于，只有在理论应用中，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10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必须在对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对时代进行解读，深入到群众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二）跨学科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也是一座挖不完的理论宝藏。加强跨学科的研究，鼓励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加强合作与交流，从不同角度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有助于促进理论创新。
（三）建立鼓励理论创新的评价机制
理论创新是一个系统性的活动，评价机制是理论创新的匡正引导因素。11一支高素质的理论工作者队伍建设，需要在社会范围内建立理论创新评价机制，营造创新氛围，强化对理论工作者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对于博士研究生这个群体而言，尤为如此，因为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将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在强化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能力的基础上，更要提倡理论创新。
注释：
1杨海英：《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3年第6期。
2胡海波、杨宝忠：《论理论创新的社会价值》，《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单行本）》
4梁树发：《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三个条件--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5杨凤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理论创新的标准与重大创新成果》，《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4期。
6王建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看待》
7周光讯，徐献军：《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基本规律》，《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8孔寒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理论学刊》，2007年第7期。
9张博颖，“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溯源归位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任何的教条主义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从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解放纲领《共产党宣言》诞生，到同志“三个代表”理论[1]的问世，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革命历程。同志“三个代表”理论思想的析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历史溯源是最好的举证。
一、《共产党宣言》的历史溯源
我们说，《共产党宣言》是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一个光辉起点。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伦敦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诞生。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一切社会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论述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最终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和未来社会创造者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从到邓小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中代代相承。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2]在《共产党宣言》的指导下，无产阶级经历了“巴梨公社”、“十月革命”战与火的洗礼，一天天成长壮大起来。1921年7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高举起了马克思主义旗帜，从此，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引，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按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所述“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3]在实践中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作风。针对《宣言》，两位伟人曾说过“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4]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是用发展的态度来认证自己的理论，溯源到《共产党宣言》这里，我们会明白一个至高无上的道理，即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诞生，到理论实践中的偏差与修正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
二、重新认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
理论实践中的偏差与修正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这就是说，我们要重新认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普列汉诺夫是第一个系统地将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俄国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至少要以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为前提：（一）生产力（所谓技术）高度发展；（二）国内劳动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在不具备这两个必要条件的地方，根本谈不上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5]他担心即使依靠强权实现了社会主义“将导致一种像古代中国或秘鲁帝国一样的专制怪胎，即导致一种以共产主义做装饰的更新了的沙皇专制制度”。[6]按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是不能跨越马克思的历史不能跳跃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根据经典著作，社会主义是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必须在资本主义充分发育乃至衰亡之后才能建立。[7]列宁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革命与经济建设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早在革命前，列宁就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开放”与“创新”方面给予了发展与修正。列宁曾说过“如果社会主义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8]后来，根据时局的变化，他进一步修正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9]实践证明，结合实际国情，允许私人资本发展，保持商品经济生产，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另一条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国革命成功理论重新认识的结果。
三、布哈林、斯大林理论与实践给历史的证明
我们没有办法重演历史，但我们有能力恢复历史的记忆，在不带有任何感彩的理性分析中，去求证事实的谬误。对于哈布林，我们不能否认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革命家的正确地位，但他只能算是个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主要表现在他对经典理论教条化的态度上。十月革命后，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影响了很大一批人，并带动起一股取消政治经济学的思潮。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政治经济学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针对商品经济的。在“战时共产主义”这个问题上，力主彻底消灭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用最坚决的社会化来组织生产，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事实证明，“战时共产主义”加剧了国家的经济困难与社会动荡。后来在列宁逝世前，布哈林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理论观点，从狭隘的教条主义中挣脱出来，同列宁一道走上了“创新”之路，成为“新经济政策”的捍卫者。这一时期，布哈林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市场与计划相结合观点这一重大理论突破之上。[10]
斯大林一直徘徊在“创新”与“教条”之间。在整个三十年代，苏联一直完全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要在短期内改变大锤式的工业和木犁式的农业生产局面，没有“创新”，没有“赶超战略”，苏联是难以跑步进入发达的机器大工业社会的。完整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斯大林模式”就是在这种非常的历史背景之下形成的。列宁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创始人，而斯大林的“创新”则在于1936年宣布开始讲授与系统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而一举突破了以论证经济政策为主的方法论，使得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工作能循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当然，斯大林的“创新”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由于他一方面看到了年青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国情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寻找答案，这就使他常常处于一种矛盾之中。如，他既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又认为它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既承认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的存在，又将这种商品生产限定在了个人消费品这个狭小的范围内。[11]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一直没有能摆脱商品经济属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属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是对立、格格不入的这种观念的束缚。从而在方法论上陷入形而上学的牢笼。斯大林的“创新”与“教条”，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既使苏联经济走上了兴盛，又使“斯大林模式”最终走向了衰亡。[12]四、、邓小平和：特色理论与社会主义的重生
马克思讲过：“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3]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理论思想得以丰富与发展，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进行，中国并没有经验，只能学习苏联经验和办法，好的经验是有益的，但不好的经验只能起反面影响作用，必须反对教条主义，要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14]这样，就为他的继承者们后来的大胆进取与“创新”开辟了更广泛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他的关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思想对经济理论“创新”的贡献，使中国有了后来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和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定。[15]到邓小平这里，可以说是产生了一次飞跃。照辩证法办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邓小平经济理论思想方法的真实写照。[16]所以说，从改革开放，到南巡讲话，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无一不体现出其伟大的“创新”之处。[17]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领袖第三代领导人的杰出代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充分体现了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三个代表”思想绵延不断的生命之源，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确定。
结束语综上所述，“三个代表”理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背景渊远，这并非为同志一人所凭空杜撰，而是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体经验教训与智慧的结晶。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倡导的思想，这种思想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普遍接受并给以丰富和发展。而只是在这里才被归纳总结，被升华。所以说“三个代表”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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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248-307页。
[5]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M]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21页。
[6]《普列汉诺夫全集》第2卷，[M]莫斯科1927年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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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列宁全集》[M]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卷，第218页。
[9]《列宁全集》[M]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卷，第370—372页。
[10]《布哈林选集》，[M]莫斯科，1988年俄文版，第50—64页。
[11]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M]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页—57页。
[12]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2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3页。
[14]《选集》[M]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一卷（袖珍本）第1357-1371页
[14]《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卷第322页—340页
[15]马文奇、李洁明、江洋：《当代中国经济理论的演变》，[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
论文摘要：从思维性质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反思思维，具有强烈的反思一批判理性特征，是对思维本身的再思考。亦即思维的思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系列思维的具体运行方式：实践思维、矛后思维、系统思维。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最终目标却是提供一种思想方法，而非具体的知识。
哲学具有自己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说：“哲学运思即是对异乎寻常之事的追问”I‘】I¨。这说明哲学之思是对异乎寻常之事去经验、去看、去听、去怀疑、去希望和梦想。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性质又如何呢?从思维性质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反思思维，具有强烈的反思一批判理性特征，它思考事物的本质，而非事物的现象，它敢于对一切不合理的事物和行为进行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是对思维本身的再思考，亦即思维的思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系列思维的具体运行方式：分析与综合思维、’矛盾思维、系统思维、实践思维。并根据实践的需要呼唤新的思维方式的产生。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最终目标却是提供一种思想方法，而非具体的知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阶段都体现着哲学思维性质的这一特点。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性质的起点：反思一批判性思维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反思—批判性思维。
哲学的任务是发现真理，纠正错误。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反思一批判性的思考。马克思在探讨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时曾经说过，他奉行的原则既不是那种永恒正义的要求，也不是什么终极的道德命令，他只是希望从批评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的哲学，在批判中发展，是发展的哲学，是对一切不合理的现实事物进行批判，同时在批判中找到1．‘物真理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批判黑格尔、费尔巴哈、杜林哲学中阐发自己哲学观点的，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批判的哲学，批判一切旧哲学，并吸收它们的合理之处。马克思主义还在批判自身中前进，例如，青年马克思较多的使用“异化”概念，以后减尘使用。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苏联的革命证明列宁的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一种批判的继承：“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成功。正是对列宁主义的一种批评继承，也是一种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澳门、，就是面对现实，对思想中解放台j|『等思想的一种批判继承。在批判中发展，这也正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对自身批判的生命力。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思维的思维
反思，在其最直接的意义上，就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进行思考，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对思想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思想本身为对象来思考问题。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人们总是总结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自然科学的各种成就，概栝、抽象出具有一般特征的哲学命题。也说：哲学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栝和总结。思格斯曾经在谈到哲学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时指出，l8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这是和那时的自然科学的状况相适应的。因为，那时在所有自然科学中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固体力学达到了某种完善的地步。而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是辩证的。这种现代的辩证思维，是从康德的“星云假说”给“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r"l”开始的。哲学是对我们周围一切|．【物的观点、看法的再思考。回答为什么、怎么会?要找出我们所要了解的1．【物的内在规律性，总得从我们所看到过的无数1．【物的现象或表象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产生的理论条件来看。它继承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并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经济现象进行思考，这说明它是一种|．【后的把思维作为对象的认识。从社会条件来看，是从对工人运动的分析思考，得出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社会革命就要到来的结论。马克思对l848年革命的总结，得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国家、阶级、意识形态等理论：对l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总结，使国家的本质得到进一步阐述，得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形态等，这都是对前人思想成果的继承。生物进化论的发现，哲学从中总结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能量守衡定理的提出，解决了人死后物质不灭，以及灵魂等问题。细胞学说的创立，说明生命也是物质的。科学哲学、经济哲学、网络哲学等也是对一种思想本身的思考而产生的边缘性学科，这也是对前人成果的继承。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性质的运行方式：实践的辩证思维方式
1．实践思维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哲学思维，不是非此即彼的思维，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实践中思维的思维方式，即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去反思全部理论问题。主张从实践的高度来理解人、人的世界和人与世界关系及其时代特点，要求在理论和实践上开展双向批判和双向建构。所谓实践的思维方式，就是从人的思维的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实践出发，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去揭示思维与存在、人(主体)与世界(客体)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而达到对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否定性统一的辩证理解。
首先，实践的思维方式，是基于人的存在的反思方式。人依赖于自然又超越于自然，人创造自己的历史又不能随心所欲，人是现实的存在又总是以自己的理想去改变现实，因而人总是处在矛盾之中。实践思维正是以人的实践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为基础，不断地揭示人的超越性存在，从而深化了人对自身存在方式的理解。
其次实践思维方式，是基于“为我关系”的反思方式。人的生活是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化，人的生产是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的生产。
再次，实践思维方式，是基于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的“从后思索”的方法。马克思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以及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后开始的，是一种从发展了的形态去思索整体发展过程的方式。
最后，实践思维方式，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批判的彻底的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实践思维的辩证法，就是要在对|．【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它的否定的理解，也就是从历史的暂时性去看待现存的一切。因此，实践思维方式也就是辩证的思维方式。
2．矛盾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充满矛盾，矛盾就是对立统一。
哲学是在对立统一中的思维，总是从对立面去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矛盾规律作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首，其它两个规律都可以从矛盾规律中得到解释。辩证思维的实质，就是按照|．【物的矛盾本性思考问题，就是要在对立统一中思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矛盾着的两个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统一性和对立性是矛盾的基本属性，|．【物是联系的，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构成了矛盾，但又是互相转化的：统一性和对立性互相转化，质变和量变互相转化，普遍性和特殊性互相转化，真理与谬误互相转化，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互相转化。有|．【物就有矛盾，在对立统一中思维，在对立统一中认识|．【物。肯定中包含否定，否定又引起新的肯定。否定是|．【物联系的环节，否定是|．【物发展的环节，否定是||【物的自我否定，否定的实质是扬弃。具体分析|．【物的各种矛盾，然后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整理，得出所要的结论。
3．系统思维方式
20世纪中叶，随着贝塔朗菲系统论的产生而形成了系统思维方法。所谓系统，就是指由|．【物内部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各个要素、部分组成的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开放性等特征。系统思维则是整体与要素相结合，注重整体，从整体的高度看问题，要求我们观察和思考问题时，着眼于事物的整体，树立识大体、顾大局的整体观念。某些|．【情，从局部看是可行的，但从全局看未必可行。因此，要自觉使局部需要和利益服从全局的需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要重视研究系统结构的优化问题，使系统能够发挥最优整体功能。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在优化结构问题上大有文章可做。同时，分清研究系统的不同层次，分层管理，在实际工作中抓关键层次，发挥系统的层次功能。从开放性看，任何系统都是开放的，都要与外界发生物质和能量的交流，要走出去，请进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避免盲目性，避免夜郎自大，只有通过开放，使系统与外部环境发生物质和能量的交流，才能更好地促进事物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性质的终极目标：提供思想方法，寻找新的思维方式
1．哲学思维的目标主要是提供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提供具体的知识
知识与思想方法彼此相通，但并不相同。知识是对象的认知和把握，思想方法是对对象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人既需要知识，也需要思想方法，而且思想方法对于人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入是由于思想方法的引导，才可能不断提升自我，超越现存生活，进入更高生存境界的。
思想方法的本性就在于超越、出新，也就是要去“标新立异”，甚至“异想天开”，不如此它就不能把人带入更高境界、发挥对人的启迪作用和引导作用。这就是哲学为什么会与各门具体科学不同。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创新的思维、发展的思维
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炮声，西方列强开始疯狂地侵略中国，源源不断地输入鸦片，掠夺了大量财富，同时输出以宗教、科技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以麻痹中国人民的斗志。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陷入了沉重的民族危机。中国人开始反思自身文化，逐渐认识到西方文化的优点，从此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真理的征程。“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经历了器质文化到制度文化，再到观念文化的历程。1915年，先进的中国人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发起了一场反专制、反迷信的新文化运动，这不但宣传了西方进步文化，唤醒了人们的民主意识，也促进了中国科学的发展。陈独秀、和等大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学习了一部分西方文化思想。在延安回忆当时的状况时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护法战争时的董必武面对五光十色的西方文化有点茫然，他同陈潭秋一起讨论各种思想学说。他回忆说，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即新村）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可以看出，西方文化的传播及其对中国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先进的中国人发现西方这个“老师”总是欺负“学生”，以及一战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危机和西方文明的弊端，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根本不可能解决中国救亡图存的问题，于是，“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一齐破了产。”此时，苦闷彷徨中的中国人听到了“阿夫乐尔”号巡洋舰的隆隆炮声，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这是一种高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新文化，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的中国人随之放弃了西方文化，转向“以俄为师”。据此，有些学者以放弃西方资产主义文化为由，断然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西方文化背景，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认知规律的。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逐渐地从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发展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其阵营发生了明显分化，其中影响较大的一部分人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说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由先接受西方文化的中国人转变而来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润，对传统文化有所依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接受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是其思想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和无法绕开的通道。所以，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对接纳马克思主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有学者指出：清末西方进化论、实证论以及其它社会科学学说的传入，引起中国哲学的近代变革，中国哲学在近代开始合流，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背景。可见，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通过西方文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这样，西方文化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背景。
马克思主义汲取了西方文化的精华，是在批判和继承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吸收着优秀文化的养分。列宁曾说：“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而产生的一种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决定“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可见，马克思主义吸收了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但绝不是全面的继承，而是对西方文化的辩证否定即扬弃，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必然包含着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所以，经西方文化接受马克思主义是符合认知规律的。近代中国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从无政府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从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这完全合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法，也是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20世纪初，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社会主义学说被不加分析地笼统地介绍过来，“在起初各派的社会主义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先进的中国人并没有搞清楚这些学说之间的差别，相当一部分人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甚至将其当作自己的信仰。后来的研究证明，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57名党员中，“至少有22人信仰过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曾是一个真诚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受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响，撰写了《工读》，提倡过工读主义，支持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成立。陈独秀、、恽代英等均是无政府主义的热烈追随者，有的还进行过试验，成立过类似工读互助团的组织，如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恽代英发起的利群书社。在延安向斯诺谈到：“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这些主张具有积极的、革命的因素，如反对封建专制和反对私有财产等，极大地迎合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革命要求，鼓舞着一批批热血青年奔向革命的道路。同时无政府主义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也为新文化的传播和精神解放起着积极的作用。无政府主义的这些主张与马克思主义具有相同之处，因此，通过无政府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新文化运动时期，先进的中国人是在清除无政府主义的消极影响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可以说，经无政府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当时先进中国人共同的思想历程。
自由主义是一种影响较大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说，是被当作观察国家命运、考虑社会问题的工具引入的。先进的中国人对自由主义有着深厚的兴趣，他们热情讴歌自由主义精神，反抗封建专制和封建束缚，自由主义倾向明显。如陈独秀强烈呼唤“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更是提出“不自由毋宁死”，“人之于世，不自由而不生存可也，生存而不自由不能忍也。”这些主张为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其主张包括自由是人类的本性，批判封建专制，提倡民主精神；反对思想控制，拥护思想自由；主张平等正义，建设民主社会等。这既与反帝、反封和争取民族独立的需要相适应，又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民主思想相一致。因此，自由主义就成为先进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阶梯。经过问题与主义之争，自由主义经历了一次分化，一部分从自由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可见，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些是从自由主义中分化来的。先进的中国人大多信奉进化论，但进化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某种程度上相通，这样，先进的中国人通过进化论去接受唯物史观就不会遇到什么障碍，可以顺利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总之，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大都学习了西方文化，是在发现其弊端后才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但不能否认西方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及其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汲取了西方文化的精华，经西方文化接受马克思主义是符合认知规律的，也是当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特点。所以，从当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来看，西方文化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文化背景。
作者：黎丽萍单位：新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