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4 17:10:5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原生家庭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要: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在资本利益需求和娱乐文化消费需求的共同作用下,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的和语境化的民族艺术至少在形式上进行了符合消费文化逻辑特征的现代置换。本文首先对民族艺术及其分类进行介绍,其次剖析了当前大众化消费文化的现状,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民族艺术的发展方向进行反思,提出符号化生产的概念,并结合实例进行了详细分析。
一、民族艺术及其分类
1.1民族艺术的涵延
民族艺术主要指与生活生产关系较密切的,直接源于生产实践的,以可见形式保留下来的,包括绘画、雕塑、工艺等。从广义上来说,民族艺术还包括了音乐、文学、曲艺、杂技等在民族发展中形成的共有的和独特的文化现象,广义的民族艺术几乎等同于民族文化的范围。
1.2 民族艺术的分类
民族艺术的分类往往由于对民族艺术的涵延有着不同的理解而不同。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可以简单的分为:绘画、雕塑、建筑、工艺、书法;从应用产生的环境,即民俗的角度,又可以分为礼仪、节令、生产等几个方面。在对民族艺术研究的初期阶段,作为具体调研的依据,可以根据生活习俗,围绕生活生产活动进行简单的分类:
1.衣食住行:日常服饰、日用品、建筑、交通工具、公共设施;
2.生产活动:畜牧、农耕、贸易;
3.庆典仪式:婚姻、丧葬祭祀、歌舞娱乐、节日;
4.社会关系:家法、氏族、游宴、结社、娱乐;
二、大众化消费文化的现状分析
当今中国的“大众文化”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都市消费文化。它集中产生于各大中心城市,通过大众传媒辐射到其他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其突出鲜明的消费特性与欲望特性,给城市的低收入阶层和农村群众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上世纪90年代初,轰轰烈烈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在全国展开。精英们为理想高呼,为人文精神呐喊,面对那些琳琅满目的绚丽商品,面对人们逐渐显现的对欲望的追求,精英们深感忧虑,中国要往何处去?传统的价值坚守还有意义吗?”
2000年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稳步发展和社会财富积累的快速增长,随着国家在精神文明建设上的广泛引导和投入的加大,人们的消费需求也从过去较为单一的、以物的占有和使用为目的的生活必需品消费,逐渐向更具社会性和象征性的、更注重消费过程的多元化消费发生转变。其中,文化消费在人们的日常消费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成为当代社会最突出的消费模式之一。文化消费的崛起带动了民族艺术产业的发展。
三、大众化消费背景下民族艺术的发展反思:符号化生产
作为兴起于大众化消费时代的一种文化现象,民族艺术展演的文化价值和意义是在社会结构变迁、文化观念改变和民族艺术审美范式转型的现实语境中得以彰显的。那些拥有丰富民族文化资源的地区,应广泛利用当地优美的自然景观和奇异的民族风情来打造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产品、发展地方民族文化产业。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民族艺术因其较强的艺术性、表现力和审美价值,而被纳入当代社会的文化消费范畴,成为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文化商品。如果把尚未经过市场化开发的传统民族艺术视为一种民族文化“原生符号”的话,那么,作为文化商品的当代民族艺术的符号化生产,就是对“原生符号”能指层面的形式征用和所指层面的意义改造,并将新的能指与所指进行重新拼接、组合,以形成新的文化“再生符号”。
3.1“想象性审美”
由地方政府主导的符号化生产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崛起,各种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越来越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在许多民族地区,古老的民族传统文化因其形态独特、内涵丰富、底蕴深厚而作为地方性资源优势,被纳入经济建设的轨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的普遍做法。从扩大宣传、提升形象、振兴地方经济的实用功利目的出发,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对于当地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普遍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开发民族工艺品、展示民间歌舞艺术、挖掘特色民俗风情、复兴民族传统节庆、打造民族旅游市场等方面,当地政府往往都会不遗余力地参与、引导,并在政策上、经济上给予强有力的扶持。
3.2 “快餐式表演”
由经营企业运作的符号化生产在当代消费社会,旅游作为一种最具文化消费特征的社会现象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展开。其中,以体验民族地区的自然风光、民族风情、传统习俗、民间艺术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文化旅游更是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在一些民族传统文化保存较好的民族村寨,旅游经营企业不仅利用当地丰富独特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将其开发建设成为“民族文化旅游村”,而且组织村民歌舞表演队,帮助开发民族旅游工艺品,发动村民开办特色家庭旅馆,以充满异域民族风情的旅游服务内容来吸引游客。旅游市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衡量和取舍决定往往来自于投资回报及实际收益,因此,原本就存活于乡土民间,且集观赏性、参与性、娱乐性于一身的民族艺术自然凭借其“投资小,见效快,低成本运作”的特点而成为经营企业开发打造的重点对象。例如,在以壮族歌舞展示和传统村寨风貌为特色的广西龙胜县金竹寨,每当有游客到来,村里的壮族青年歌舞队都会到寨门前敲锣打鼓迎接客人,唱迎客歌、敬酒歌,表演师公舞、扁担舞、板鞋舞、竹梆舞、竹竿舞等,其间还穿插有绣球传情一类的互动游戏活动。
3.3“原生态艺术”
由文化精英实践的符号化生产“原生态”是当下最为流行的词语之一。按照学术上的规范理解,源于自然科学的“原生态”指的是一切在自然状况下生存下来的东西。将“原生态”用于艺术上,即“原生态艺术”通常应当指“在特定的区域(通常是较为封闭的民族聚居地)内流传的、较少受外来文化艺术影响的、风格纯正且没有经过加工和提炼的艺术样式,它是人们在生活和劳动中自然形成并通过本民族世代相传的方式保留下来的”。然而,随着以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为载体的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民族文化赖以生存、延续的传统封闭格局已经被打破,外来的异质文化不断介入和渗透到各民族的物质生活领域及精神文化空间,生长于这种生态环境中的民族文化艺术也必然会不同程度受到现代性因素的影响。
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原汁原味的“原生态艺术”早已随着原初的生态环境的变迁而不复存在,现在所谓的“原生态”更多是指一种运用民族民间的原生艺术元素来集中再现本真性民族文化,进而使之得到保护、传承及发展的艺术观念和艺术态度。
总结
总之,当代民族艺术的符号化生产是一个关涉多种因素、多元力量的市场化、符号化编码过程。这其中无论采取何种编码方式,作为文化商品的民族艺术都被赋予了符号消费的时代意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践着由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当代民族艺术的生产逻辑与符号价值,才能更好地根据自己的日常性需求和意识形态体验来对其进行消费,最终实现个体的精神满足。
参考文献：
[1]欧阳友权柏定国主编.2006年中国文化品牌报告[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年版
论文摘要：本文在调查研究青岛“城中村”家庭结构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分析这些变化对城中村失地农民居住模式和养老模式的影响，有助于充分认识我国城中村的深层结构，为制定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提供参考。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大力推进，中国社会已处于传统向现代变迁的转型时期。在此过程中，城中村失地农民的家庭结构模式发生较大变化，直接影响到失地家庭的居住模式和养老模式。本文以行政村庄为空间边界、以失地农民为主体、以家庭为研究单位，采用实地观察、问卷调查、参与性评估、个案访谈等方法，分析青岛“城中村”失地农民家庭结构变化对居住模式、养老模式的影响。
一、案例分析
东田村是城阳区内整体规模相对较小的城中村之一，村内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民风淳朴。在20世纪90年代，东田村的农地逐渐被征作非农用途，到2000年，全村421户共1 278人完全脱离农业成为纯非农户，村民的收入全部来自非农经济，成为经济、社会结构上以本土村民为主的特殊城市社区。据初步调查，这样的城中村在山东半岛沿海城市各类社区中占有比率较大(普遍存在)，它们具有以下共性：经济结构上，以第三产业的非农经济为基础，农户完全转化为纯非农户；空间形态上，通过旧村改造和相邻村庄的集中，实现就地城镇化；社会保障上，由村委或者社区经济共同体与政府合力，提供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和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因此，东田村是在内力(非农经济)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外力(政府政策)予以推动的城中村模式；是“非农化且非完全城市化”城中村的典型；将其作为研究案例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
二、失地农民家庭户数分布的变化及其对居住模式的影响。
(二)失地农民户主的年龄年轻化趋势及其对居住模式的影响。东田村户主的年轻化趋势导致少人口的家庭和年轻户主家庭数量的迅速增长，造成大家庭内尊老爱幼的家长制度的缺失和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可能性的减小。这就要求增设与新的家庭结构相配套的服务机构和公共空间。如，对院落空间的重视，院落是农村住宅的典型公共空间，是农民生产活动的核心场所。改造前后失地家庭住宅平面布局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较原始住宅，新的安置住宅缺少私密性的交往空间。因此，作为失地农民原生生活方式的过渡，考虑私密性家庭交往空间和完善的配套设施是新居住模式的必然需求。
(三)家庭分裂的普遍现象及其对居住模式的影响。旧村改造为多代家庭分裂创造了条件，本文对东田村改造安置过程中三代和两代家庭的分裂情况作了如下调研。选取这两类家庭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家庭，分析他们安置前后的居住情况，发现这样一些现象：年轻家庭和老年核心家庭都认可各自独立的居住模式，多代家庭分开居住受到了失地农民的欢迎。可见，在近17年的城市化过程中，东田村民的自主意识有了很大的提升，年轻人的独立意识增强，老年人也越来越不希望过分依赖晚辈。这些变化的缘由可归结为深入各个生活层次与领域的个体独立居住模式的社会趋势。因此，创造多元的家庭单位空间组合方式应该在城中村居住空间的改造过程中给予关注。"
三、失地家庭全生命周期过程和居住模式、养老模式的变化
一个家庭的生命周期是从一对青年男女结婚建立家庭开始、然后生育繁衍、抚育儿女成人、到这对夫妻生命结束、家庭解体为止的全部时间过程。家庭全生命周期(family life cycle)的每个阶段都用夫妻年龄和结婚时间的长短来表示。 (二)不同年龄阶层的多种家庭结构出现，每种家庭均体现出不同的居住意愿。对出现的多种家庭类型进行调查得出不同的家庭都有不同的居住需求。年轻家庭追求有生活价值的居住模式，老年家庭则追求人际关系主宰的居住模式；不论是老年人向往的因一定血缘关系而共同生活的大家庭式居住模式，还是中青年人向往的因生活网络关系而共存的追求城市生活价值的居住模式。家庭内部人与人之间正逐渐建立起平等、自立的关系，家庭关系将向“自立的个人有意识选择”和“由于功能生活而共存”的方向发展。
这种复杂状况，也让源于现实生活、并作为中国电影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时期内蒙古电影艺术，从各个角度对之进行了呈现、把脉与反思。据笔者统计，从1978到2015年，37年间涉及到蒙古族两性关系呈现的内蒙古电影共58部。其中上个世纪80年代20部，90年代11部，2000至2009年20部，2010年至今7部。因“蒙古族电影”范围过窄，不能全面呈现蒙古族两性关系的变迁，因此研究对象最终选择了“内蒙古电影”这一概念，也即新时期（1978-2015）37年间，内蒙古所有涉及到蒙古族两性关系的情感电影类型、或有蒙古族两性关系呈现的非情感电影类型的影片。
一
一部人类文明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两性的角色和位置的演变史。两性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敏感地反映着整个社会变迁的深度与广度。在当代西方，两性关系问题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和时代的标志，是排在第一位的重要问题。深受父权制影响的当代中国，对于两性问题的关注，也同样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影视剧中。电影作为一种有力的传播途径和感染力较强的艺术形式，自诞生之日起，便对社会变革中的两性情感和家庭伦理给予不同程度的持续关注和投射。注重“家和万事兴”且女性地位提高显著的中国，同样用影像的形式，及时记录、表现、解读、阐释并指引着不同时期两性情感及其相互地位的微妙变化和未来走势。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中的两性关系，呈现出如下变迁趋势。整个80年代，因对的反思，对于两性关系的探索多与时代主题紧密结合；电影题材得以开拓，出现以黄蜀芹等为代表的女性导演，用女性的视角，思考两性关系，代表电影为《人鬼情》。90年代，因社会转型，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两性情感受到震荡，离婚成为这10年的关键词，表现在电影上，便是大量有关离婚、留守、夫妻“战争”等内容的影片的出现，比如《留守女士》等。而到了新世纪，随着女性在各个方面独立自主能力的提高，男性日渐感觉到压迫和焦虑，男性的情感焦虑和生理焦虑，使得两性在冲突中，一方面坚守新世纪的爱情童话，一方面又在坚守中，呼唤传统忠贞爱情的回归；电影《好奇害死猫》便是这种男性焦虑的集中体现。因此，可以看出，中国电影对两性关系的阐释与呈现，从20世纪80年代的内敛与渐变，到90年代喧嚣中的批判与反思，再到新世纪困惑中的焦虑与呼喊，两性关系伴随着社会的变迁，在不断斗争中，寻求着精神和情感的平等与独立。
二
新时期蒙古族两性关系，同样受到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但因其独特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草原地域特征及宗教心理的影响，在电影中又传递出具有一定差异的两性关系变化。
经笔者简单梳理，发现建国以后到新时期以前的内蒙古电影中，蒙古族男女两性呈现出的虽多是高大全的英雄形象，但在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中，依然保留了男女纯美的爱情影像。比如《内蒙人民的胜利》（1950）中的男性顿得布，对心爱姑娘的热爱；《草原上的人们》（1953）中，高大全的女英雄萨仁高娃，非常真挚地对待着爱情，同时也因擅长歌舞，而比同时期中国其他地域电影中的女性，更具有女性的特质。正是这一点女性特质，和纯美爱情的呈现，使得内蒙古本土电影对于蒙古族两性关系的表达，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与其他地域电影不同的少数民族风情。
上个世纪80年代，电影中蒙古族的女性意识有所觉醒，但在两性关系中，因蒙古族传统文化依然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女性的婚恋观，所以呈现出来的两性情感状态，依然是以忠贞不渝地对待爱情为主要脉络。如《重归锡尼河》（1982）中，萨茹娜对爱情始终忠贞不渝。《绿野晨星》（1983）中，乌日罕与潮洛蒙这一对年轻人，在相互理解、高尚情操基础上，最终结成幸福的伴侣。《森吉德玛》（1985）虽然是一部古装电影，但在呈现满清王朝时期的女性森吉德玛时，依然是忠于爱情、敢于追求爱情、并誓死捍卫爱情忠贞的女性形象。
90年代以后，内蒙古电影对蒙古族两性关系的呈现，开始发生变化。一直以勇猛、主动、强悍等为特征的男性，在电影中开始出现缺席。同时，女性内心世界变得更为强大，在不如意的现实面前，试图做出抗争，但又最终回归传统母性品格。比如在《悲情布鲁克》（1995）中，女人卓拉与4个男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显示出女性自主抉择爱情意识的增强，同时其中自由奔放的爱情，凸显出蒙古族的两性情感，没有受到过多的道德禁锢的影响。但电影最后女性的殉情，依然将女性导向传统忠贞的形象。在《黑骏马》（1995）索米娅与白音宝力格的情感关系中，观众可以看到女人心性的独立，在被人并生子后，索米娅并未放弃这个生命，而是在者离开，爱人也因为无法面对的痛苦，而远走他乡之后，和勤劳善良纯朴的奶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电影中，索米娅的父亲、奶奶的丈夫、白音宝力格的父亲、者，都是缺席的。男性的逃离、不在场，并未让女性失去力量，而是以更为坚韧的品质，顽强地生活下去。值得关注的是，索米娅最终呈现出与奶奶近乎一致的母性的光辉，她在白音宝力格回来寻找后，显示出的不是对爱情的留恋，而是希望白音宝力格将自己的孩子，交给她抚养，因为她无法忍受怀抱中没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的生活。到此，索米娅完成了向奶奶这一传统蒙古族老额吉的过度，回到奶奶收养白音宝力格的起点。同样的母性的形象设置，也出现在《金色的草原》（1997）和《白骆驼》中，两部电影都以女性抚养南方孤儿为故事核心，如出一辙地用放弃爱情、坚守哺育孤儿等大义，完成对女性作为母性而非仅仅是女性本身的赞美。而其中的男性，也皆因此离开女性。女性用情感的孤独，完成母性的升华。
进入新世纪，随着草原环境的变化，比如草原沙漠化、环境污染、为保护生态而禁牧、个人散养畜牧业失去优势等等现实状况，蒙古族两性关系也发生鲜明变化。在牧民搬离草原定居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两性情感也因此产生微妙波动。在《季风中的马》（2003）中，草政府为保护被破坏的草原，而实施禁止游牧的政策后，给传统游牧蒙古族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牧民不得不卖掉牛羊，甚至是最后一匹相依为命的马，搬至城市生活；而城市给他们带来的，是喧哗、吵闹和不适。代表了传统文化力量的丈夫，和努力学会适应城市生活的妻子之间，产生了分歧和矛盾，并因此，带来了“第三者”，尽管“第三者”并未真正破坏夫妻之间的情感，但却产生了无限的可能性――也即电影中的蒙古族夫妻，最终选择卖掉马，进入城市生活，但是城市带给他们的究竟是安定还是波澜，又会不会因为诱惑的增加，而给两性情感，增加不可知的动荡因素；尽管在此部电影中，最终蒙古族女性在“第三者”面前，很坚决地选择了拒绝。值得一提的是，电影中的“第三者”，选择了一个向往草原生活的汉族男人，这在侧面也折射出蒙汉民族文化的交融，对于蒙古族两性情感的微妙影响。《珠拉的故事》（2000）中，出现了蒙古族离婚和失婚家庭的再结合问题，同时还涉及到孩子在再婚家庭中的位置和对两性情感的影响，这也是新世纪之后，蒙古族两性离婚率较之过去有所增加的现实折射。这一变化，在《图雅的婚事》（2006）中也有所反映，蒙古族女性图雅在草原遭遇破坏后，生活陷入困境，不得不与丈夫离婚，并带丧失劳动能力的前夫再嫁有钱的男人，却因此带来两个男人间的尴尬，和她内心的悲伤。这种纠葛，看似是生活的困境所致，但同样是蒙古族两性情感在现实的诱惑面前，所经受的考验的呈现。而在更具有代表性的《尼玛家的女人》中，母亲和两个女儿都失去了自己的男人，为给母亲庆祝寿辰，城里的大女儿“雇佣”了一个男人作为自己的新婚丈夫，留在草原上的小女儿，则同样谈起了恋爱，只是恋爱的男人家里，还有一个幼小的女儿和成了植物人的妻子。三种两性情感状态，鲜明地呈现出当下蒙古族面对的现实境遇，和情感困境。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在以上几部电影中，都显示出相似的坚强、独立的品性，即便是缺乏男性的力量，同样能够承担起生活的重担；而男人则处于逃避、缺失或者依附的尴尬位置。
通过以上简单的梳理可以看出，新时期内蒙古电影中的蒙古族两性情感变迁，与这一时期整个中国电影中的两性情感变动相比，是缓慢的，但也大致呈现出相似的变化，也即从内敛保守到困惑焦虑，而女性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趋向独立，也即与男性力争着平等的位置。
三
通过对新时期内蒙古电影中，蒙古族两性关系变迁的简单梳理和相关素材的搜集发现，学界对这一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其中少量的研究既无系统，也未将蒙古族两性关系与内蒙古电影艺术结合。收集到的相关研究论文如下：内蒙古大学蒙语硕士论文《电影叙事中的女性――以新时期蒙古族电影为例》，涉及到新时期内蒙古电影中的蒙古族电影研究，及其中的性别研究。内蒙古大学李鸿泉教授1999年主持的国家社科规划中国蒙古族妇女发展研究项目，涉及到对牧区蒙古族女性生存状况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副研究员苏日娜等人在2001年国家教育部研究成果《蒙古族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状况――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为例》中，涉及对蒙古族婚姻的研究。苏德编写的图书《蒙古族传统家庭教育与文化传承》（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涉及对蒙古族传统家庭的概括。宝贵敏所著的《额吉河：17位蒙古族妇女的口述历史》（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涉及对蒙古族女性生存状况的研究。除此之外，学界便很少涉及对蒙古族两性问题现状的研究，及内蒙古电影艺术与此现状的综合研究。
另外，学界的研究还有一个缺陷，即仅仅集中在其中一个层面。比如对《尼玛家的女人》的电影研究，只单纯局限在蒙古族女性生活现状上，而未能与草原变化对两性情感的影响，男性缺失的原因等方面综合考虑。而对《图雅的婚事》的研究，也只是从草原生态变化、蒙古族女性婚姻生活现状等单一的角度考量电影中的问题。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构成要素；蒙古族两性情感的稳定，也离不开以草原为依托的牧业发展。而内蒙古电影创作，更与蒙古族及草原生态等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学界对生态、民族、电影艺术三者之间的关系，却未曾有全面的、跨学科的、多视角的关注。
关键词：民俗；创作主体；作品内容；读者；《结婚十年》
一个作家生活在特定的地域，会把对该地域文化的体验、感受和领悟潜存于心中，在进行创作时，就把特定地域的文化结构、民俗人情等灌注到作品中并恰切地展示出来。苏青的小说《结婚十年》就是借助民俗的魅力，使作品散发出了特有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可以说贯穿于其的整体风俗描写，成了作品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灌注创作主体的个性和风格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地风土一地文”。作家在进行创作时，经常会以他熟悉的生活为依据。这种熟悉的生活灌注了以民俗为核心的人类文化的印记，它影响着创作者的主观世界、情绪情感、思维方式等。不同地域的民俗对于作家特有的个性和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如沈从文钟情于湘西世界，风格明丽，路遥对黄土高原民俗风情的展示，朴实，厚重，可见，由于以所表现的地域文化特色不同，作家的创作个性及风格也各不相同。
苏青的作品《结婚十年》可以说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作家真切地描写了自己十年平凡而实在的婚姻生活，写得非常生活化，里面没有对政治的热衷，只是把平凡人的日常生活呈现出来，平平实实。胡兰成曾说：“苏青的文章正如她之为人，是世俗的，没有禁忌的。”“宁波人是热辣的，……但宁波人是更现实的……她的文章和周作人的有共同之点，就是平实，……她的生活就是平实的，做过媳妇，养过孩子，如今是在干着事业。”确实，宁波的民俗对苏青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苏青的家乡宁波具有浓厚的商业之风，所以在苏青身上渗透着浓厚的“务实”传统农商习俗，她真实地描摹着家庭、社会、人生的状况，“她的作品中，看不到张爱玲所特有的沉郁、贵族气，她的作品是明朗的，她对生活有一种自我满足感，她的愿望不大，追求也不高，只是渴望一种世俗的平凡生活，实在的生活。这种世俗的追求，给了读者一种亲切感。”[1]
从《结婚十年》中对民俗事象的大量运用，我们可总结出：由于苏青对民俗生活的体会及吸收，从而形成了她平实、凡俗的创作个性和风格。
二. 渗入和补充作品的内容描写
民俗内容进入文艺作品，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民俗作为一个内容因子被植入作品的某个局部，成为作品全盘上的一个灵动的棋子。”[2]
1.推动情节发展
民俗作为一种普遍而特殊的社会存在。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它常常成为情节发展的契机，结构安排的中心纽结，《结婚十年》故事情节的发展在民俗事象中层层向前推进，可以说，民俗为矛盾冲突的展开、情节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作品从主人公怀青上轿前夕写起。N城有着许多旧的婚俗习惯，在男宅雇定的花轿没有进女宅之前，新娘不得下床，坐上花轿后，又需坐定不能动，根据习俗的说法便是：动一动便须改嫁一次。怀青不敢动，直到后来小腿被滚烫的铜炉烧得受不了了，才禁不住左挪右挪。不难看出，一个受了高等教育的青年，在旧的习俗的制约下，有着无奈，在无奈中，又透露着对旧习俗的违逆，这为她的婚姻的不幸埋下了伏笔。按照当时的婚俗习惯，在礼堂上，新郎应躲起来，后新娘而入，表示不愿拜堂，同样，尽管新郎崇贤也受过新式教育，但他却不按新式规矩先怀青而入，却是遵循着从前旧式结婚的习俗，这些让怀青感到不快，这又暗示后来夫妻二人感情的不和。在接下来的一系列的婚礼仪式中，怀青的精神备受折磨，可见，有关对婚俗的描写，推动了情节的展开，正如张爱玲所赞赏的“技巧正在那不知不觉中”。到上海组建家庭后，“男人大丈夫，女人小妻子”等古老的民俗风情则又一次引发并逐渐加强了两人的矛盾。丈夫希望怀青做一个彻底的家庭主妇，而怀青则不愿受制于日常家庭生活的羁绊，希通过自己的写作来体现自己的价值，随着符合丈夫心目中理想妻子胡丽英的出现，两人的婚姻彻底结束。
可以说，那些贯穿全文的民俗事象和人物与现实的纠葛，贴近生活，驱使人们向生活的更深处挖掘，引发了读者对男权文化统治下的女性命运的审视和深思。
2.揭示人物性格
人物的性格会随着情节的展开一一呈现出来。在《结婚十年》中，作者写到，按照宁波的地方习俗，女儿出嫁的前一晚上，娘该陪着女儿睡，好在夜里细细地教她做媳妇的道理，可怀青却不理会，在母亲上床时，早已睡熟，可以看出，出嫁时的怀青，单纯、率性、真实。在接下来的一系列繁琐的婚俗仪式中，怀青都大胆的违逆着旧俗，尿急了，她竟用枕头当做尿具，自己走进花轿，结婚后的第三天，她在众目睽睽中入“厨房”，面对丈夫情人的讥笑，她恼怒了，把锅铲丢进锅中央，这些细节描写与民众仪式相结合，把主人公的个性生动地体现出来。
结婚后的女人，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丈夫，家庭。怀青在怀孕期间，受到了特殊待遇，可生下女儿后，遭受冷落，产房被视为禁忌的“红房”，婆婆不再跨进一步，因为女儿生的不是男孩，所以，娘家人感觉到没有面子，甚至遭到冷落，在一系列的风俗人情压抑的的氛围中，怀青对这种重男轻女的思想极度愤怒，她开始自立，认为女性也能创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可以说民俗的描写，为丰富人物的个性特征，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具有可读性
民俗是民众现实生活的组成部分，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民俗，各种民俗事象构成了他们的生活内容。
民俗作为人类社会群体的传承性文化生活和生活文化现象，其中的一个表现是，民俗描写能体现生活的真实性，“因为民俗是一种最具原生态的文化意识团。它是现实的民众生活的模式化写照。”苏青花了大量的笔墨将宁波一带日常的原生形态的民俗呈现出来，例《结婚十年》，在写该地的结婚生子、外婆的催生礼和满月礼时，详细介绍了礼节习俗，作者有意让读者通过她这些仪式在作品中找到“自我”，在读到这些民俗时，读者仿佛也置身于当地的氛围中，与作品的距离更加接近。民俗也是一种通过实际行动传承与传播的文化事象，《结婚十年》中的苏怀青冲出家庭，走向社会，在谋生求职的过程中，她碰到了种种遭遇和白眼。小说通过她的遭遇把江南社会的人生刻画得生动仔细，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思维习惯、民间信仰等社会文化方面的民俗资料。通过这些民俗资料，我们可以熟悉不同地域的文化习俗，“因为人生活在特定的民俗中，长期受到民俗的熏陶，不断得益于民俗的培育，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民俗便汇聚成一种文化情结，这种文化情结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习惯被表达，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3]还有，民俗的描写，能够加强小说的可读性，这是因为民俗具有趣味性和知识性。《结婚十年》中，怀青记述了宋康王泥马渡江获救与花轿的来历等故事，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趣味性，也扩展了读者的知识面。
苏青在创作过程中，能够重视并恰当而巧妙地运用民俗描写，这些民俗描写，使她的创作呈现出了特有的艺术风格和魅力，受到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民俗成就了苏青。（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邱佩莹.区域文化风俗对小说文本风格的影响——论苏青的《结婚十年》[J].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
关键词：艺术教育；舞蹈；教学；中学生
一、引言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体育和艺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引导和鼓励广大中小学生积极参加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健康向上的体育、艺术活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教育部决定在全国中小学课外文体活动工程示范区进行实验并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中小学全面实施“体育、艺术2＋1项目”，即通过学校组织的课内外体育教育和艺术教育活动，让每个学生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能够掌握两项体育运动技能和一项艺术特长，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教体厅函［2004］33 号）。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以漳州市芗城区四所中学的学生为研究对象。
2.研究方法
采用了查阅文献法: 查阅阅读中国期刊网中有关舞蹈、教学的资料，参考有关论文若干篇，为舞蹈引入中学课教学的可行性提供理论依据。问卷调查法：本次调查发放问卷170份(男生80份，女生90份)，回收100%，有效问卷168份(男生78份，女生90份)有效率99%。数理统计法：对所得数据进行各项统计分析，并得出结论。专家咨询法：对漳州市中学的多位校长、专家进行咨询、访问。
3.结果与分析
（1）对中学生是否喜爱舞蹈及其原因调查
大部分学生喜爱舞蹈运动，调查中显示，绝大部分中学生喜欢舞蹈这一项目。而且女生对舞蹈的学习兴趣高于男生。从表1可以看出如果学校开设舞蹈课，54%男生、67%女生愿意参加学习。从调查中还可以看出赞同学校开设舞蹈课的男生占31%、女生占60%（表略）。
为何青少年会对舞蹈有如此强烈的兴趣？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舞蹈所具有的特点。从表2中可以发现中学生对学习舞蹈产生兴趣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可以增强自信心、培养气质。第二，可以促进交流。第三，可以健身娱乐。青少年在青春期的自我意识快速发展并逐渐形成。他们实现自我的需要和欲望不断增长，努力摆脱父母家庭的影响，要求获得人格上的独立。舞蹈最吸引人之处，是以全身的活力带来热情澎湃的感觉。在音乐中，练习者可以尽情发挥，充分展示自己的风格。
少数学生否定舞蹈运动，假如开设专门的舞蹈班，您愿意接触和学习吗？在这一问题的调查中可以看到大约23%的男生不喜欢舞蹈。他们认为舞蹈是属于女孩子的，缺少阳刚气；还有是以前没有接触过，对自己缺乏信心，怕跳出来难看，被人耻笑。舞蹈不值得学习，少数学生认为学习舞蹈浪费时间，会影响学习成绩。
（2）对艺术教育引入舞蹈教学的看法调查
调查中可以看出学生对舞蹈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已有了明确的认识，舞蹈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及文化修养，《辞海》中对舞蹈的作用和意义解释为“既是供人欣赏和娱乐的艺术形式，也具有宣传教育的社会作用。”舞蹈活动可以培养学生的体态美及艺术气质，舞蹈是一种比一般意义上的运动更为高级的艺术运动。当学生在优美的旋律，鲜明的节奏下跳起舞蹈时，不仅能达到一般运动健身的目的，而且还在自娱自乐的同时，进入艺术表现的境界，锻炼人的肌体，愉悦人的身心，塑造美的形象与气质，使身心两个方面都能得到调适和发展。
您喜欢什么样的舞蹈呢？在这一问题的调查中可以看出，男生比较喜欢的舞蹈类型依次是街舞38.46%、原生态舞19.23%、现代舞19.23%、时尚舞11.53%、民族民间舞11.53%；女生比较喜欢的舞蹈类型依次是现代舞46.66%、时尚舞20%、民族民间舞20%、街舞6.66%、原生态舞3.33%。男生还是比较喜欢动率感较强的街舞，粗狂豪放淳朴自然的原生态舞。女生比较喜欢自由地抒发人的真实情感、积极向上的现代舞，激情、浪漫而又富有活力、火热时尚舞。
从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学校学习，师资力量是男生们想学习舞蹈最先考虑的因素，师资的好坏决定着舞蹈教学质量的好坏。女生认为专业的舞蹈工作室、学费是影响考虑舞蹈学习的最重要因素，其次有着很大影响的因素就是舞蹈的学习环境，舞蹈教室环境与设备的好坏影响着教学质量与学生们的心情。
四、结论与建议
1.中学艺术教育课导入舞蹈教学是可行的，必然的
舞蹈是很受学生欢迎的，是中学艺术教育教学很好的内容之一，是值得推广的项目。舞蹈教学以增强学生体质和身心健康为出发点，传授健身技能和科学锻炼身体的原则，提高学生审美修养、丰富精神世界、发展形象思维、激发创新意识，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丰富了校园文化、娱乐生活，增强自信心，培养气质和兴趣爱好、增强社会交往能力和团结合作精神，充分体现其在学校艺术教育教学中开展的可行性。所以中学艺术教育课导入舞蹈教学是必然的。
2.逐步在中学推广舞蹈教学，教师是关键
提倡体育艺术2+1项目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不到十年。高等师范大学、师范院校开设舞蹈专业的很少，较专业的舞蹈人才很匮乏。为适应社会需求，需要大量培养专业的教师，专业教师应不断加强自身能力，在技能、理论、教法等各方面不断完善；加强青年教师的岗前培训和在职教师的再培训力度，使舞蹈教师教育知识多元化，教学方法多样化，教学内容丰富化，科研能力创新化。
3.采用多种教学方式教学
《新课程纲要》明确要求：“教学方法要讲究个性化和多样化，提倡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多边互助活动，努力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积极开发和应用舞蹈的MCAI课件，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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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过程
在中国学术界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文明的开始，大致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那时，郭沫若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研究方法，来探索中国的古代社会，应是这方面研究的先导，后于1930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而20年代后期开始的安阳殷墟发掘，则是从考古学角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起点。在50年代，主持安阳殷墟早期发掘工作的李济，依据殷墟的发掘成果，写出了《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而在50年代初，梁思永发表《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则点明了龙山文化时期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
1959年，在徐旭生倡导下，开始了夏文化的探索，并在豫西发现了二里头文化。在此后的20年里，发表了10多篇文章，或是从二里头遗址探讨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或是探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等问题。
在1978年前后，两个方面的学术探索，对后来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蓬勃开展，有直接的联系。
一是唐兰发表《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一文。
另一个是在探索夏文化的过程中，在中原地区发现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
这两方面探索的进展，分别引发了学术大讨论。李学勤适时地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看法。同时，在中原地区发掘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取得重大收获。
1983年，夏鼐在日本作了“中国文明的起源”的学术演讲。后来，日本和中国分别出版了《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明确了二里头文化至殷墟商文化时期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和特点，并根据当时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指明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范围与大致的地域范围。
至1986年，辽西地区、长江下游地区、江汉地区、海岱地区、中原地区及甘肃东部地区的一系列新发现，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开拓了视野，由此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这些新看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内涵。同时也引发了一场讨论，观点交锋的或不交锋的学术讨论。后来出版的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是那些新观点的主要代表。
近20年来，从考古学上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大体上是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这两本书的内容基础上深入展开的。同时，还引进了现代西方学者对文明、文明起源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在20世纪里，发表的有关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文章约有1000篇。从各个时间段发表的文章数量的角度，也可以了解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情况。
在1978年以前，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论文仅有一二十篇。
1978年至1983年，这方面的探索开始多一点，约有50篇论文。
1984年至1986年，这方面的探索明显地活跃起来，每年发表的有关论文约有20多篇，一些专著、论文集也先后问世。
1987年以后，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异常活跃，每年发表的相关的论文都在四五十篇以上，并且逐年增加。其中1996年有80多篇，1998年、1999年分别达到了近100篇。
这些数字也表明了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活跃情况和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一课题的学术生命力状况。
总的来看，近20年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新时期。
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几种主要取向
在发表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近1000篇论文、一二十部著作中，其研究方法有多种多样，提出的学术观点有许许多多，有些则是对有关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其中，数量比较多的、形成主流的研究取向，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 是对经典著作所确定的“文明”、“国家”等概念的理解，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这种研究取向的论文数量，占有较大的比例。
第二种 是与世界上其他几个文明起源中心的比较研究，或是引进现代西方学者对“文明”、“国家”、“酋邦”等概念的研究成果，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三种 主要根据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自身特点，来探索中国文明形成的时间、地域、模式等，提出了许多术语。
第四种 力图通过文明起源研究，解决夏商周三代之前尤其是解决距今6000年左右至距今4000年左右这一阶段的社会形态与特点等问题。或是通过研究文明的早期发展，解决三代的社会形态与特点等问题。
三、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几种主要途径
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探索的途径有很多，如果要作归纳概括的话，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 通过研究文明因素的产生、形成与发展，如文字、城址、宫殿、礼制建筑、青铜器、玉器、礼乐器、埋葬制度，甚至是王权、神权，以及“王室”文化因素，等等，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二种 着重研究文明的本质特征，如私有制、阶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复杂社会、国家政权机构等，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三种 着重探索中国文明形成的模式和特点，如原生文明、次生文明、文化交流产生文明，多元一统、神权与王权并重、区域文明化进程的特点，等等。
第四种 探索文明形成的动力、机制与背景。如农业发展、环境变化、文化传播、治理洪水、战争、祭祀、对财富的贪欲等对文明形成的作用。
第五种 通过对文献的整理，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尤其是探索传说时代的社会状况，力图将文献研究和考古学研究进行整合。
除了这五种探索途径外，其他的还有很多。不一一介绍。
四、中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的几种主要看法
近20年来，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形成的中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或初级文明社会）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 是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这是因为目前从考古学上能够将中国文明社会形成说得比较清楚的，仍然是二里头文化。
第二种 在龙山文化晚期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这主要是考古发现表明，许多文明因素在各地的龙山文化晚期已经形成。
第三种 在距今四五千年间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这大致是以各个主要区域内龙山文化形成的年代为代表。其中，中原地区的陶寺文化开始出现高层次的文化内涵应是一个重要的界线。
第四种 在距今5000年前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这主要是以红山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早期、仰韶文化晚期等发现的高层次的文化遗存为代表。
第五种 约距今6000年，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持这种观点的文章，数量很少。
五、通过研究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有哪几个方面的收获
应该说，收获是很多的。不过，对有的收获，目前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而下面的这几项收获似可以肯定的。
首先是开阔了视野。通过比较研究，认识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通过讨论，各研究者之间，互相得到启发，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的形成初步的共识。
第二、对一些概念加深了认识，如对“文明”、“国家”等概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第三、发现了一大批距今四五千年或五千多年的高层次的文化遗存，丰富了中国远古文化的内涵，这至少是将中国的一些文化成就向前推进了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如果说过份一点，那就是将中国文明的形成时间向前推进了几百年。
第四、对几个主要区域，即自然地理环境条件比较优越的区域，其文明起源进程，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其中，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也越来越明显，对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龙山时代形成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分布格局，龙山时代中原的陶寺文化及年代晚于它的二里头文化所显示出来的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的作用等，都是不可能被低估的。
第五、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尤其是公元前1万年以来或者是距今6000年以来至秦统一前的社会特征与特点，发展阶段等问题，加深了认识。
第六、确立了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文明。这在18年前，夏鼐已经指明，并得到举世公认。
关键词：农业野生植物 保护点 激励机制
2008年起，农业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GEF的作物野生近缘植物保护与可持续利用（CWRC）项目在广西实施，建立示范点一个，推广点4个。在农业部国家项目办的领导下，经过地方领导的积极参与，当地农友的大力配合，已经取得显著效果。目前，广西野生稻等作物近缘野生植物采用了物理隔离保护方式（SP1）和与生产结合式（SP2）2种保护方式进行原生境保护。为其他农业野生近缘植物保护起到示范、榜样的促进作用，特别是SP2方式更加拉近与农民的距离，和谐了人与自然、生产与保护的关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1、方法
1.1 激励机制方案编制原则
激励机制是农业野生近缘植物保护项目采用与生产结合方式进行原生境保护的主要工作，是调动农民参与原生境野生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主要手段。因此在项目经费许可的框架内，编制激励机制极其重要。而编制激励机制的指导思想就是调动一切社会资源为项目服务，充分调动农民保护农业野生近缘植物。因此，我们制定了“民主协商、农民决策、技术支撑、领导参与、三方评估”的激励机制方案编制和实施原则。
1.1.1 民主协商原则
首先，项目领导说明项目实施的意义和目标要求；其次，由专家提出保护技术方法的要求；再之，在项目主持和实施部门的领导的发动下，由农民充分讨论，提出与保护目标物种最密切的建设性项目，解决他们最想解决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1.1.2 农民决策
经过认真的讨论，提出激励项目初步设想，在经过项目和地方领导研究其可行性，并与农友说明实施的资金、时间要求等的可能性，由他们做出最终的决定。
1.1.3 技术支撑
激励机制设计方案项目选定过程科学家始终参与，并由科学家负责执笔编写，制定出激励机制方案。把与保护目标物种最密切的建设性项目，解决他们最想解决和急需解决的问题编入方案中，并在以后的项目实施过程中提供技术支撑。
1.1.4 领导参与
首先，地方领导根据项目实施的可能性，提出建议和完善意见。主要是结合地方建设项目进行协调，保障项目的完成。其次，项目领导则从整体安排上考量可行性，作出资金安排。
1.1.5 三方评估
CWRC项目是由联合国计划开发署/GEF联合实施的项目，项目实施效果由他们招聘国际专家，组成第三方联合评估团进行独立评估。
1.2 编制方法
激励机制编制程序，首先，农民提出的最想解决和急需解决的问题，项目科学家、技术人员记录和充分理解问题的实质。接着科学家对问题进行分析和提炼，设计出激励机制建设项目。其次，根据项目实施的经费可能，编制激励机制设计方案初稿。最后，再拿初稿与农民座谈、协商，由他们决定最能解决急需问题的项目。在整个编制过程，地方领导也参与其中，充分考虑激励机制建设项目实施的可行性，保障激励机制项目的完成，进而保障整个保护项目预期目标的完成。
1.3 技术培训
激励机制中的项目都是与生产相结合的建设性项目，需要地方实施部门，分类实施，基础建设项目采用招标方式进行招标建设。与农业生产结合的项目需要进行技术培训，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提高产量、质量和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进而提高保护农业野生近缘植物（野生稻、野生荔枝）的积极性。培训方法采用农民田间学校的田头现场培训和农民自己说教的办法，请专家、技术能人讲课，再让有经验的农民以切身经历交流学习体会，更快地掌握新技术新方法。同时教育培训农民以及当地的中小学生掌握野生稻等野生近缘植物保护的技术和方法，提高保护效果。
1.4 基线调查方法
广西野生稻的原生地多数分布点在山沟中，野生荔枝是高大乔木，零星分布在大范围的地方，树龄长短不等，树龄长的树树冠覆盖0.1-0.2亩地无法用小样方进行调查，也无法采用平原或大草原的十字等距离定样方的办法进行调查。因此，我们制定了新的方法。
1.4.1 野生稻种质资源调查方法
用GPS仪沿保护小区周边走一圈计算出面积。采用沿着山沟走向，在有野生稻分布的自然群落（居群）和没有野生稻的地方随机确定样地10-15个，每个样地1m2，设空样地2-3个，用GPS仪测出每一个样地的面积、经纬度、海拔高度，记录在调查本里。同时，在项目实施第一年起就进行每个样方的目标物种及伴生植物种类和株数进行基线数据调查，记录目标物种和伴生植物的数量。此后，每年均在相同月份内进行跟踪调查，统计其数量变化状况，证明保护效果。
按以下公式统计出目标物种的密度，即：目标物种密度=∑yl…15（20）/15（20）×10000。按公式统计出目标物种丰富度，即：目标物种丰富度=∑yl…15（20）/∑yl…15（20）+∑bl…15（20）。yl…15（20）表示目标物种在1至15个或20个样地的数值；bl…15（20）表示伴生植物在1至15个或20个样地的数值。
1.4.2 野生荔枝种质资源调查方法
用GPS仪沿保护小区周边走一圈计算出面积。在保护山地中点向四面定出十字线，沿线等距离选出10-15个样地，设空样地2-3个，每个样地100m2面积。调查目标物种和伴生植物数量时在每个样地的4个角和中央各划定1m2，进行调查，记录目标物种和伴生植物数量。用此公式算出每个样地的的数量，公式：∑yl…10（15）/5×100。然后，参照野生稻调查的计算方法，统计出整个野生荔枝保护小区的目标物种的密度和丰富度。以后每年定期跟踪调查，监测保护效果。
同时，找出该保护小区的主要威胁因素，以及威胁因素降低的安全标准，以后每年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威胁因素变化的评估。进一步说明保护的作用。
1.5 生态环境监测方法
野生稻等农作物野生近缘植物原生境保护效果往往受到生态环境因素变化的影响，因此，必须设定保护小区的生态环境监测因素和方法，每年定期进行监测，采集数据，评估生态环境变化对保护目标物种的影响作用。本项目的生态环境监测范围定在保护小区外1000米的范围，对其生产方式、工程建设、污染源、人为破坏、自然因子等5方面进行调查和数据采集。
2、结果与分析
在农业部国家项目办的领导下，在经过2008-2012年的实施，以及第三方的实地检查评估证明广西农业野生近缘植物保护点激励机制成效显著，从而有力推动示范点和推广点的野生稻和野生荔枝种质资源的有效保护。
2.1 保护政策法规机制
保护政策法规机制建设是作物野生近缘植物保护和可继续利用项目产出成果之一，是项目在当地实施必须确立的保障措施和关键所在。各保护点所在县（区）政府通过成立作物野生近缘植物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并保护通知，修订乡（镇）规民约、村规民约（公约），完善农业野生近缘植物资源保护政策法规机制，见表1。从而强化了政府及农业主管部门在作物野生近缘植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主导地位，引导群众自觉保护作物野生近缘植物种质资源，取得良好效果。
2.2 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是激励机制的重点内容。“要致富先修路”也是商品化社会的特点，是各保护点的所在县（区）政府积极参加保护小区建设最容易结合的切入点。通过“村村通硬化公路”、“一事一议”、新农村建设、水利维修等计划项目，撬动配套经费，保证激励机制建设项目的完成。通过激励机制项目建设有效提高了生产能力和增加农民收入。例如01保护示范点项目实施前，2007年该村人均收入1650元属于贫困村，到2012年人均收入达到2690元，收入明显增加，保护野生稻的积极性有了显著提升。
2.3 生计替代技术培训
由于长期以来，保护小区地处边远山区，其交通运输、生产基础设施、生活条件相对落后，农民整日为了生活而忙碌。他们对现代化生产知识和技能接触滞后，虽然，改革开放有许多年轻人进城打工开阔眼界，但是，保护项目任务的完成，激励机制的实施，生计替代技术培训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通过生计替代技术培训能够迅速地把先进的农业、加工业、第三产业的的技能教授给他们，提高他们知识和技术水平，增加经济收入，从而减少对野生植物原生地的开垦依赖，达到保护的目的。例如：02点联合县阳光工程项目办一起对原生地所在村民进行家政服务、酒店餐饮服务、服装加工、安全保卫知识和技术培训；其他各个保护点联合地方和基础的农业、水产畜牧等专家和技术能手在农民田间学校中进行具有很强针对性的栽培、养殖技术培训，取得很好的效果。
2.4 保护知识培训
建立原生境保护小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提高当地农友的保护知识和技术水平，保护好目标物种的种质资源。因此，保护知识培训必不可少。国家、地方项目办和专家成员在各个保护小区都花大力进行保护知识培训，特别是在激励机制方案中设立中小学生的奖学金，使保护小区所在的乡镇中学、村小学的每一个学生都受到作物野生近缘植物种质资源保护知识和技能教育。普遍提高当地农友和中小学生的保护知识技能和保护意识，整体提高保护工作的水平，有效保护目标物种的种质资源。
2.5 资源保护结果
基线跟踪调查结果表明：广西各个保护点的目标物种得到很好的保护，种群数量增加，密度增加。例如01保护示范点的结果说明，项目实施以来种群密度得到增长，种群丰富度有了改变，目标物种生长向良好方向变化。资源状况指数为105。2012年调查发现，原来定位样地的居群面积普遍比2008年增加2.0-3.1倍，长势十分旺盛。2010年把示范点的经验向推广点进行推广，跟踪调查结果表明，各个推广点的情况也是有了明显好转，目标物种得到有效保护。详见表5。
2.6 生态保护结果
生态环境跟踪监测结果表明，广西各个作物野生近缘植物保护小区的生态环境状况在项目实施前人为破坏较严重，存在开垦、偷牧、砍伐现象。项目实施后，没有开垦、乱砍乱伐，以及工矿企业“三废”、畜舍和其他污染现象，降低了偷牧现象，生态环境保护效果很好。
2.6.1 生产方式对目标物种保护的影响
1）种植业的影响。调查结果发现每个保护点的主栽作物相同，每年的生产方式也相同，对目标物种保护评价为中性或友好型。见表6。生产对原生地保护的影响主要在于开垦，项目实施后没有发生开垦现象，因此，影响的评价结果就改变了。
2）养殖业的影响。调查监测结果表明，广西各个保护点养猪基本上是圈养，对原生地影响不大。养牛、养鸡、养鸭在野生稻原生地上养殖很容易造成过度放牧，破坏是毁灭性的。养牛和林下养鸡业会造成放牧过度。各保护点的具体情况与评价，有一定的差异。见表7。
3）工程设施请况。广西各个保护小区除了原有村庄的房屋建设外，就是项目实施的基本建设，主要是道路设施、水利设施等。见表2。它们对作物野生近缘植物种质资源保护没有负作用，反而提高农民生产效率，降低了对资源过度开发和掠夺性利用的依赖，提高保护积极性。
4）自然因子情况。几年来的监测记录表明。各个保护小区的降雨、积温等自然因子都有所变化，但是都在正常变化范围，对作物野生近缘植物保护没有形成灾害影响。见表8。
2.7 项目亮点
2.7.1 制定了作物野生近缘植物保护政策
项目所有保护小区均制定了县（区）、乡镇和村委保护作物野生近缘植物资源的相关政策和保护措施，建立了运行机制，确定政府部门在作物野生近缘植物资源保护上的主导地位。并广泛宣传，提高了干部群众保护意识，鼓励他们自觉参与保护作物野生近缘植物资源。同时也为其它部门支持项目点经济建设提供政策基础。
2.7.2 加强农作物野生近缘植物种质资源原生境保护队伍建设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各个保护小区均成立了省、县（区）、乡镇、村4级作物野生近缘植物种质资源保护协作网，组成了包括中小学生在内的一支稳定的野生植物保护技术队伍。并且在激励机制项目实施、生计替代与保护知识培训、宣传活动，全面系统地培训了基层的县乡村干部、原生地的村民，以及中小学生，使他们比较全面地了解农业野生近缘植物保护知识和保护技术，全面提高了他们的保护意识和保护技能，以及生计替代技能。提高了经济建设和资源保护技术水平，确保了野生植物资源的可持续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2.7.3 经济建设和资源保护协调发展
社会经济调查结果表明，项目实施前后对比就可以看到，保护小区村民的人均收入有了明显增加。例如01保护示范点，在项目实施前的2007年人均收入为1650元，到2011年增加到2670元，增长61.81%。其他各个保护推广点的情况也有明显的增长，见表9。由于激励机制促进生产发展，减少了村民开垦野生植物的原生地，减少乱砍乱伐现象，有效地保护了野生植物种质资源。见表5。因而，取得经济建设和保护种质资源双丰收。
2.7.4 增强保护意识和自觉行动
通过几年来的宣传、培训，特别是保护法律知识宣传和生计替代技术的培训，保护点农民的野生近缘植物资源保护意识有了明显的提高，人人都知道“谁破坏野生稻谁坐牢”，“谁破坏野生荔枝谁进监狱”的法律知识，保护作物野生近缘植物资源的积极性普遍提高。同时经济意识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在作物种植模式和畜禽养殖得以突破，多种作物的轮种、套种、种养加一条龙的产业化模式也在不断发展。
3、讨论
农作物野生近缘植物资源原生境保护与生产结合具有明显的特点，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原位保护途径。
3.1 激励机制方法切实可行
经过5年来的示范点和推广点的实践，以及在药用野生稻、普通野生稻以及野生荔枝等不同植物种质资源的保护实践，证明激励机制这种与生产紧密结合的保护方式（SP2）是一种十分切实可行新模式。它能够弥补政府出钱进行物理隔离方式（SP1）保护的不足。SP1方式主要是政府的积极性起作用，农民处于被动的应付式的开展保护，消极因素相对较多。SP2能有效提高农民的生产能力，增加经济收入，发挥农民保护野生植物种质资源的积极性，使他们明白，只有保护好野生植物种质资源，政府和世界各阶层的人们才支持他们，保护得越好越有贡献，越能得到回报。从而，在内心发出自觉的保护意识和自觉行动。SP2方式能够同时调动政府和农民两头的积极性，并由于加强中小学生的保护知识培训，可持续性较好。因此，通过激励机制的扶持，促进原生境保护的方法是切实可行的方法。
3.2 培训十分必要
在项目实施前，许多村民甚至县乡镇领导都不知道野生稻和野生荔枝是什么东西，样子怎样？项目实施时，首先对县乡镇各部门的领导进行实施项目的目的、意义以及保护野生稻、野生荔枝的重要性、保护意义和保护法律法规知识和保护技术培训，接着对村干部和村民进行培训。还对中小学生进行培训，带他们到现场做实习课，开展保护知识竞赛，对“双优”学生进行奖励，建立奖学金制度。这就有效地提高各级领导和村民的保护意识、保护技能和自觉性，促进保护工作开展，提高保护效果。
在此同时，还进行生计替代项目技术培训，把现代化的种植、养殖，以及第三产业的服务技术教授给村民，提高他们的知识和技术水平，提高生产水平，增加经济收益。让他们感到项目对他们的真心帮助，只有做好作物野生近缘植物资源保护工作才得到国际和国内的资助，才能有效提高家庭的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
3.3 宣传很重要
宣传是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也是现代文明的体现。对农作物野生近缘植物种质资源原位保护项目来说，宣传很重要。由于这类项目太基础，基层领导和群众多数人不知道，不了解，工作起来会存在误解，增加工作的困难。本项目实施时就请中央电视台有关记者组进行宣传片的制作和电视播出，从一开始就传播保护的正能量。使得社会各界都知道保护野生稻等野生近缘植物种质资源的重要性，项目实施县也把项目实施作为一种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重大政绩开展工作，专业技术人员也作为出业绩的平台努力工作，从而充分调动社会资源为项目实施服务，保障项目的高质量完成任务。
致谢：国家种质南宁野生稻圃的梁世春、曾华忠、徐志健、张烨同志，以及各个保护点的县区领导和有关局委办，特别是农业局的同志都做了很多野生稻保护工作，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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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教学近年来倡导“绿色”，旨在让学生写出无矫揉造作之态，无扭捏空谈之腔的“绿色作文”。基于绿色作文的理念，语文教师在作文教学中要顺应学生的自然天性，让学生以本色的姿态进入作文场域，获得话语的纤细、生动，赢得文字的朴素自然，从而自如的驾驭语言，自由的抒发感情，让作文教学绿树葱茏，惠及万千学子。
一、以课前序列作文为龙头
追寻绿色的本源，学生作文应是情不可遏泻于笔端的心绪流露，应是感情积淀浓缩而成的智慧结晶，是流淌着青春音符的生命活水。为此我十分赞赏台湾和国外写作训练中的口号：“写你自己”。理由是：除了你以外，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写记叙文，由于是用第一人称，学生感到有东西可写。可以增强学生的作文兴趣。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锻炼完善自己的体态语。让他们能够围绕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全身心的投入到作文写作中去；因而文章写的形象生动，读的声情并茂。基于这样的理念，每当秋季新的学期开始时，一群花季、雨季的阳光男孩和阳光女孩，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走进高中，开始他们的学习之旅。为了激发学生的作文兴趣，张扬个性，表现自我，我便在一学年安排了以自叙文为源头的序列作文训练体系。围绕我——我的亲人——我的家庭——我的家乡；我的同学——我的老师——我的班集体——我的学校两个序列，进行课前5分钟的自叙文训练。每堂语文课，掌声簇拥着这些花季雨季的阳光男孩和阳光女孩，走上讲台，诉说心曲，抒发真情，使课堂气氛一下子进入到舒悦状态。例如：王晓玲同学在第一轮《我》这篇作文中，写自己离家求学，初次住宿舍时的慌乱、无奈，语言幽默生动，赢得全班同学的阵阵掌声；李菲菲同学在《我的家庭》这篇作文中写自己虽生长在农村，却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母亲常把大姐比作大棉袄，我是小棉袄，弟弟则是母亲的暖心炉”……梁裕婷同学的《我的同学》，则抓住班集体中每一位同学的个体特征，把二十三名女生比作二十三朵不同品种的花，把二十七名男生比作二十七种树木，构思别具一格。通过课前序列作文，加深了同学之间的了解，增进了同学之间的友谊，活跃了课堂气氛，融洽了师生感情，尤其锻炼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增强了学生的自觉意识和自信心。使学生学会了自我评价和自我教育，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也日渐浓厚，同时也意外收获到学生对语文课的一片“痴情”和“挚情”。
二、利用周记为园圃
如果说课前序列作文是龙头的话，我还努力为学生营造尽情书写心灵感悟的园圃——就是周记。学生在自己的周记中可以不受题材、体裁的限制，使用归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语言，进行自我审视、自我解读、自我提高、自我升华，真实、真切、真诚的关注、体验生活。依据教材中写作部分的编排体系，我还为学生依次设计了如下文题：用心感受生活的：开学第一天；深入思考生活的：我对高中生活的理解；善于想象和联想的：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再现客观事物的：家乡的冬天；表现主观情意的：想家的时候……自由写作实践，则让学生就当前生活中最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尽情抒写。由于这些作文题目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所以学生能够畅所欲言，写起来得心应手。正如女作家陈丹燕所说：“一旦给他们一个自由的空间习作，他们还会迅速的洗尽铅华。表现出一个原生的自己，纤细的伤感，那些富有含义的、幽暗的多愁善感的细节，那些欲说还休的情致，甚至那些与作文训练格格不入的词库，他们在作文的覆盖下，还有一个秘密的写作世界。”能够让学生从心灵体验出发，尽情敞露心扉才是作文教学的新思维。例如：以元旦佳节为话题，让学生拟机短信贺辞，学生写道：
“岁月更迭，时序交替，金龙引吭高歌，骏马一跃而至。伴着新年的钟声，欢声笑语簇拥着我们一同迈进2014年的门槛！
——柴旭
“走进九班，女生聪慧，男生儒雅；走进九班，群英荟萃，群星璀璨。欢乐的爆竹在星空下燃放，缤纷的心情在教室里放飞！”
——古华
除此之外，我还在家长会前，利用语文课让学生给父母发短信。例如下面一组短信：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九班的学子发给父母的心灵短信
一声呵护胜过千两黄金，一缕温暖抵过万里霜寒，一句问候送来甜蜜温馨，一封短信捎去万般心意。亲爱的爸爸妈妈：忙碌的日子照顾好自己，女儿永远祝福你们快乐到永远！
——朱鸿
锅碗瓢盆，叮叮当当，油盐酱醋，百味可尝。针针线线，操持一方。唠唠叨叨，母爱无偿。平凡的母亲，却成就着孩子不平凡的梦想！
——杨磊
我还尝试指导学生作诗填词，他们的作品得到市诗词协会领导的高度赞赏，许多精美的作品被刊登在《海兰诗苑》上，例如：
蝶恋花·贺神九飞天
李 皓
黎明梦醒待神舟。翘首遥望，飞船太空游。繁星闪烁缀银河，朝夕轮回绕梦悠。
欢歌高唱遍神州。豪情满怀，齐把凯歌奏。炎黄欢腾屹东方，神龙传人壮志酬。
相见欢·雪
邹帅
雪花飘舞漫天，洒满园，满目苍松映衬显傲然。
柳絮飞，枝头旋。梨花绽，无限冬趣萦怀尽欢颜。
菩萨蛮·游长白
崔英实
峰回路转清流急，延边儿女多豪情。
放眼眺长白，青山遮不住。
天池存碧水，山间飞瀑布。
这些在周记练笔中的尝试，虽谈不上格律严谨，却源于学生的真情实感、流泻笔端，在写作园圃中散发出独特的芬芳。
三、贴近高考优秀作文
学生在经过了一段自由写作的训练之后，其写作兴趣被充分调动起来，就应该及时趁热打铁，合理遵循文体特征，引导学生进入规范化的文体写作。无论是记叙文、议论文还是散文，都应该符合文体要求，千万不要写成四不像，逐渐向高考优秀作文靠近。从近年高考作文命题趋势来看：作文越来越贴近社会生活、表现学生自我、张扬学生个性、鼓励学生创新。为此高中的作文教学，就不能把学生们的眼光锁定在狭小的学业天地之中，而应引导学生用独特的视角审视生活，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大舞台。作文就应该体现自己独到的东西，选材要新，立意要新，手法要新，文章才会有新意。
此外，近年来高考作文尤其倡导学生讲究文采，为此要求语文教师在指导学生学习写作时，注重美文的写作训练。只要为学生营造一个恣意表达的空间，学生的内心感受就会自然流淌出来！此时的写作，不再是无病，装腔拿调，戴着镣铐跳舞，而成为学生抒写个性与灵性的一方天地，一种毫无顾忌的情感倾诉。这种美文的写作训练，源于生活，发自心灵，非常有助于学生的写作水准的提高。
纵观近年来的高考作文题，跳出了猜题押题跟风逐流的怪圈，把目光投向多姿多彩的生活，以考察学生叙事说理、辩证思维、构思作文的能力，其命题立意中蕴涵的价值取向，从内在的自我品德修养转向了对外在社会的评说。作文价值取向真正实现了考生思维的开放和思想的自由，引导他们直面社会和人生。所以作为语文教师，应该引导考生不断从自我封闭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以自己的文化视野关照多元的社会生活，对世间万物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让学生的思维方式由内而外、呈发散式的辐射状态横向联结，鼓励学生以开阔的视野，谈古论今，纵横捭阖；以青年人特有的血气方刚，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译者：李兴安
（李兴安系内蒙古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专著《英国刑法总论讲义》、《中国刑法导论》、论文集《现代社会的犯罪与刑罚》、《现代社会的犯罪与司法》、译著《净灵》均於2003年在芬兰出版发行。业余担任芬兰出版发行的《亚洲与比较法学》（英文为主体，中、英、日、俄、德、法等多语种刊物）杂志中、英文稿特约编辑。）
休谟对于正义起源的解释，就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提出的问题多于答案，很少有人同意导致正义公约确立的详细动因和情境，而多数认为休谟关于正义的效用的观念既是独一无二的，又是戏剧性的：正义公约不仅是由于人们害怕惩罚而勉强遵守的规则；而且，公约的创设代表着人们意向上的戏剧性的转变。本文拟探讨正义公约的一个基本上未被人们所认识的心理效用——使人们形成有理有据的自豪特别是声望上的自豪的能力。我认为，声望上的自豪一贯遵循正义的规则而获得，因此正义公约使之成为可能。我首先认为由于自豪产生于对他人的尊重，因此它不能完全先于社会而存在。特别地，声望上的自豪在正义公约之前肯定不能产生。接着我认为，由于正义公约使自豪产生所必备的社会互动成为可能，在社会上，人们形成获得独一无二的、声望基础上的自豪的欲望，只有通过巴正义公约当作不可违反而达成。获得声望基础上的自豪的欲望产生于自然发生的自豪的本能，但是依赖于公约，为人公所设定，其实现依赖于正义观念。
自豪：依赖于社会的情感
在休谟看来，自豪显然是依赖于社会的情感，其在行为人种的存在依赖于两种外部渊源。首要的和初始的原因在于行为人对于许多不同事物，包括声誉、声望、品德、美丽、财富的反映。休谟认为这些初始的渊源时自豪产生的重要成分，但是这些东西“在没有被他人的舆论和观点所赞成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T,316）。 这些渊源必须存在以便使行为人从某种东西获得有理有据的自豪。如果缺少一种渊源，行为人经历的情感就是自豪之外的东西。比如，当其他人不赞成行为人对其设想的自豪的渊源的最初反映时，它就会陷入变成休谟称之为“对我们自己的优点过分傲慢的自负”的危险（T,596），这就是在我们对并不真正值得自豪的东西而自豪的时候出现的。
我称这种过分傲慢的自负为“误导的自豪”，因为它产生于行为人对自己不应该自豪的时候。“误导的自豪”——休谟也称之为“无理无据的自负”（T,596），可能产生于两个条件：首先，行为人最初对没有合理根据的事情感到自豪。这些事情于他无关，或者不是真正值得自豪的渊源。其次，不管处于什么原因，行为人未能具有他人赞成的这种原生反映。这种失败很重要，既是因为缺乏对他人的尊重，而缺乏产生自豪的必要成分，也因为他未能具有受他人赞成的原生反映，因此他未能认识到他在原生反映中所犯的错误。结果，他的反应产生了误导的自豪，即过分傲慢的自负，“恶劣而讨厌”（T,596），在那些考虑他的声望的人们中间引起了仇恨。
在前正义社会，财产是不稳定而稀少的，它们“暴露于他人的暴力，可能不经任何损失损失或者变更而被让渡；同时，有没有足够数量的财产满足每个人的欲望和需要”（T,488）.同时，情感也是不完全的，人们只有有限的仁慈意识；在我们观念的最初框架中，我们最强大的注意力陷于自己；次强的注意力延伸到我们的亲属和熟人；“只有最弱的注意力及于陌生人和无关的人”（T,488）。我认为，综合休谟描述的自然状态的这些特征，个人在自然状态中形成的所谓“自豪”将是误导的自豪。
在正义公约存在之前，财产是不安全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所有物”（T,50），因为没有规则规定和保护物品和物主之间的关系。因为物品的状态被标记为“极易改变”，在产生自豪时必备的关系中，没有什么财产于个人有关。特别地，行为人不能宣称什么财产属于他自己。没有正义公约，这样的所有观念简直是不存在的。因此，物质财富，在所有权产生之前，被排除在自豪的可能的渊源之外。当然，有其他渊源的自豪，比如品德和声望。然后，这些可能的渊源在前正义社会并不能产生，有至少两个原因。首先，这些基于声望的特点在前正义社会并不受到很高的重视，而最重要的事情是获得物质财富。而在前正义社会物质财富并不产生自豪，但是人们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保障这些财富的安全。自然残酷地给予我们“无休无止的欲望和需要”，但是获得我们所欲求所需要的方式却匮乏（T,484）。我们受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亲朋好友获得物品和财产”的欲望的驱使，这种欲望“贪得无厌，无休无止，普遍存在，对社会具有直接破坏性”（T,494）。休谟认为，只要我们在前正义社会，我们就不能满足我们的物质欲望和需要；但是我们会努力。主要考虑的将是获得物质财富而不是的性和声望。
声望特征不可能在前正义社会产生的第二个原因在于我们的情感具有自然和不完全的倾向，这种片面性导致我们与他人发生冲突，阻止我们在获得产生自豪的必备尊重的层面上与人们产生互动。
当他人赞成我们对自身价值的原生反映时，我们获得他人的尊重。这种“赞成”及其形成的尊重，是在一个个体与另外一个个体调和时产生的，感到与他观察到的人同样的快乐。但是，如下文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尊重在一个人的自豪是被误导的情况下，不会产生：
当我们认为优缺点的一个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如果我们观察到他有任何特别的自豪和自负时；他具有自己的优点的强烈认识，控制了想象力，在我们自己的视野里也减弱了，以同样的方式，仿佛他真的具有所有美好的品质，他自由地归功于自己。我们的观点恰好在中间，为使之通过比较影响我们所必需。“如果他伴有信仰，并且这个人表现为具有同等优点，他对自己如此设想，它将会于在该人的优点似乎低于其自诩的场合发生矛盾”（T,595-596）。
似乎很清楚，休谟的观点是我们将只尊重那些产生的自豪感与产生自豪的原因相称的行为人。因此如果行为人对于只值得小的赞扬的特点感到强烈的自豪，那么，我们不是尊重行为人，而是责备他怀有误导的自豪和过分傲慢的自负。然而，当行为人的自豪有理有据时，他在其财产中得到的快乐会传导给来赞扬和尊重行为了的另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有理有据的自豪是品质，因为“没有什么比我们自己有价值更值得称赞，这种情况下我们才真正具有有价值的品质”（T,596）。另一方面，如果当行为人不具有有价值的品质而自己感到自豪时，会发生一些事情。他自己得到的快乐对别人而言，产生更多的痛苦，而不是快乐。发现他过分自负，“恶劣而讨厌”（T,596）。在误导的自豪的场合，比较的心理过程，而不是同情，引起注意，颠倒传达的感觉。从那些被他考虑的这个人所感觉到的当中，比较在旁观者产生矛盾的情感。
显然，无理无据的自豪产生对比，因此不能产生对那些考虑痛苦的行为人的尊重。应当认为，在前正义社会，行为人对其价值的原生反映最常产生对比，即使他的自豪感时有理有据的，因此，不能产生正确的自豪，建基于他人的尊重之上。休谟认为同情和对比效用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观察者自己的观念促成感觉的传达成为参照点的程度。
直接考察他人的快乐自然给我们快乐；因此当与我们自己的加以对比时，却产生痛苦。他的痛苦，本身考虑就是痛苦的；但是扩大我们自己的快乐的观念，就给我们带来快乐。（T,594）
无论什么时候，观察着自己的观念在其意识的前沿时，对比似乎就起作用。比如，当行为人经常考虑自己的物质地位时，当面对另一个人对他的物质地位的自豪感时，他自然地对他人感到否定，因为他不由得用他人的地位与自己的进行对比。
现在反观休谟前正义社会的第三个特性：人们有有限的仁慈和相应的自私。人们的情感天生时不完全的。一个人关心自己和接近他的人；他不关心那些在他家庭和朋友圈外的人们。平常经验和休谟的理论一样告诉我们，什么场合情感是不完全的，我们是从我们的局部观念而不是从全局观念看问题，对比在起作用。由于前正义社会我们的情感都是局部的，我们的任何经过对比布自然认同的人所获得的快乐都使观察者产生痛苦，而不是产生自豪的必要的尊重。
自豪，无论何种形式，都很少能在前正义社会完全产生。占有基础上的自豪，作为自豪的最普通和最明显的渊源，很少能恰当地讲自豪置于财产布安全的前正义社会。此外，人们对于物质财富的欲望和需要既会遮蔽也会干涉主要基于声望的可能的渊源的发展。因此自豪的明显渊源在自然状态严重减弱，使人难以保证对其价值的任何有理有据的原生反映的安全。更为严重的是，史前社会中，人们的情感是不完全的，因此一个人在其自己价值中发现的快乐将使他人产生不悦，而不是使他人产生尊重，他就永远不能真正保有自豪。然而，经由限制他的物质利益，并意识到他人赞成的需要，行为人可以满足其对自豪的渴望。我认为，这正是正义公约所能为的：通过缓解资源的匮乏，稳定所有物，把人门偏私的情感转化为公平无私的，正义公约使自豪的产生成为可能。还有，正义公约使人们可以聚焦于物质财富之外的事情，以发展稳定的声望特点，产生一种新的，依赖公约，基于声望的自豪的形式。
正义公约如何是自豪成为可能
正义公约的主要有形效果就是就是占有物的稳定化。但是，一旦财产被稳定化，就产生了额外的效果：人们开始生活于和谐之中，并体验这种存在的心理恩泽。人们以前偏私的情感“被限制于他们偏私和矛盾的动机”（T,489）。他们不只关心自己和那些接近他们的人；他们看到调节的需要，以及调节无私的观点的优势。他们首次经历了道德赞扬的情操，“只有当一般地考察声望，不考虑我们的特殊利益的时候，它才引起称之为伦理上善或者恶这样的感觉或者情操”（T,472）。这不大有形的结果——损害我们偏私的利益，发展一种对他人真正的尊重和关心——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使人们一起工作，克服物质匮乏。它迫使人们检讨他们的偏私，因此经由采用一种无私的观念寻求和维持与他人的心理和谐。
作为这些影响的结果，自豪的产社更为可能。首先，因为财产的存在和物质占有的稳定，人们现在对其财富保持着恰当的关系，而这是其成为自豪的渊源所必备的。其次，因为 人们不再被迫聚焦于获得物质财富，在一个新的层面意识到与他人互动的重要意义，意识到自豪的其他渊源的重要意义，发现声望的特点，具有完全的效果。最后，因为人们从偏私的观念转向无私的观念，对比不再频繁妨碍他们对别人的判断。当别人感到他的自豪是真正有价值的成就时，他人会赞成他的意见并尊重他—既是这个人是个敌人。 对比偶然也可能显露，但是，在这种公约统治的社会，它不再是规范。
由于正义公约的创设，人们抑制偏私，意识到他们对他人的依赖和他人的意见对他们自己的心理的影响。这个意识使他们在新的视野上看待他们与他人的关系：他们彼此在新的信任和尊重的层面上互动。他们开始互相依存，遵守诺言，保持信用。重要的是，每个人都与他人保持在这个层面上：它成了声望和原则的问题。在此层面上产生影响，把正义规则当作不可违背，他们对自己的声望感到自豪——这是一种由周围的他人产生的回应。
正常人受其声望上的自豪的驱使，结果产生了“一种无论从任何利益或者经济优势的观点来看都太过强大而被抵消的对于背信和欺骗行为的反感”（E,283）。他要遵守诺言，不管这么做是多么的不便。他要偿还秘密借贷，哪怕是还给守财奴。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他既获得基于声望的自豪，也获得快乐：“心理的内在平和，正直的意识，对自己品德的圆满反省，这些都是快乐必备的条件，将受到每一个感到他们自己的重要意义的正直的人的爱护和追捧”（E,283）。他人赞同这种自豪，引为按照正义规则诚信行事也保障了他人将尊重我们：
没有比我们的名誉更接近我们，没有比我们与他人的财产有关的行为更能成为名誉的基础。因此，每个人，重视其声望，或者打算与人类和睦相处，必须为他自己规定不可违背的法，决不因任何诱惑而违反这些原则，这些对于一个正直和体面的人是至关重要的（T,501）。
关键词：中国；民族村寨旅游；原住民部落观光
中图分类号：F5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1-0118-11
A Review of Ethnic-college Tourism in China
LU Hong
( Business and Tourism Management School of Yunnan University，Kunming，Yunnan650091，China )
Abstract: Ethnic-collegetourism is named as aboriginal-tribe tourism in Taiwan.This paper summarizes,contrasts and comments on ethnic-collegetourism in Chinese mainland and aboriginal-tribe tourism in Taiwan fromtwo aspects-development and research,and puts forward the author’s own viewpoint about the basic trend of ethnic-college tourism’s development and study in China.
Key words: China； ethnic-college tourism； aboriginal-tribe tourism
我国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利用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民族文化，选择民族村寨旅游作为当地发展旅游业的重要形式。同时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主题公园式民族文化村寨，如深圳的中华民俗文化村、昆明的云南民族村、台湾南投的九族文化村等，为民族村寨旅游增添了另一种形式。近年来，我国的民族村寨旅游发展迅速，并且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热点。
民族村寨旅游是我国大陆的一种称呼，而在宝岛台湾省则称之为原住民部落观光。因此本文包括祖国大陆的民族村寨旅游和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的发展概述和研究评述，以期读者对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和研究进展有一个总体认识，并希望两岸学术界加强交流，促进民族村寨旅游和原住民部落观光的共同发展。
一、概念分析
（一）民族村寨旅游相关概念
大陆学者在研究民族村寨旅游的相关问题时，出现过“乡村民俗旅游”、“乡村民族旅游”、“民族文化村寨旅游”、“民族村寨旅游”等提法，它们含义相似，略有不同。在各种提法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民族村寨旅游，这说明已被众多学者接受。本文标题使用“民族村寨旅游”这一概念，把台湾的“原住民部落观光”也包含其中。
国外文献中关于民族村寨旅游方面的研究，或在民族旅游、乡村旅游或文化旅游的背景下展开，或对原住民旅游或部落旅游进行专门研究。近几年国内大陆学术界对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对民族村寨旅游的定义并不多见，其中罗永常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罗永常(2003) 认为民族村寨旅游是指以少数民族乡村社区为旅游目的地，以目的地人文事象和自然风光为旅游吸引物，以体验异质文化，追求淳朴洁净，满足“求新、求异、求乐、求知”心理动机的旅游活动。从该定义及进一步分析可知，民族村寨旅游的活动场所在少数民族乡村社区，主要目标市场应定位为异族游客，民族文化性和乡村性是民族村寨旅游的两大本质属性，并且前者应是其首要属性。民族村寨旅游不等于在民族村寨的旅游，而必须以体验民族文化为主要目的。从类型上看，严格意义的民族村寨旅游属于乡村旅游和民族旅游的交叉型旅游方式。
（二）原住民部落观光相关概念
在台湾的土著民族过去被称为“番”，1994年起都将他们称之为“原住民”。台湾原住民，在学术分类上属于“南岛民族”，是指外来政权进入台湾以前，最早抵达台湾定居的族群。具有原住民族被征服的殖民意味，但他们都愿意被称为原住民。台湾原住民包括部落原住民和都会区原住民。这里的都会区是指原住民行政区外所有汉人居住的区域。原住民部落是指原住民的传统生活领域。
“原住民部落观光”也常称为“原住民观光”，在国外，有许多学者对“aboriginal ／indigenous tourism”（原住民观光）给出了定义，台湾的不少学者也定义了“原住民观光”，并将其在研究类型上归属于“异族观光”（ethnic tourism，大陆称“民族旅游”）。以下是台湾学者对“原住民观光”所下的几种定义。
谢世忠（1994）认为原住民观光系指游憩据点的居民及工艺品（包括衣服、建筑、戏院、音乐、舞蹈及一些造形艺术）是异于现代潮流之文化情调，特别是以吸引游客为主要策略。该定义强调了原住民观光的文化差异性。
张玲玲（2004）将原住民观光界定为：“原住民部落自主运用其周边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作为观光游憩资源，观光客透过部落文化巡礼、参观文物、歌舞展演、生活体验、导览解说等经营行销方式，观察并了解原住民文化特质”。该定义内涵较为全面，包括观光主体和经营主体、营销方式、观光空间和内容等要素。
另外，东海大学景观研究所（1998）、蓝淑琪（2004）分别从突出自主经营的角度和资源与观光内容的角度解释了原住民观光的含义。
台湾学者从不同侧重点解释了原住民观光的含义，但都将原住民文化视为原住民观光的重要属性。
以上有关民族村寨旅游和原住民观光的定义多指狭义的原生型，而本文综述时把广义的民族村寨旅游和原住民部落观光亦包括在内，即还包括异地主题公园型，主要意欲较全面反映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情况。虽然有的学者将少数民族和原住民不加区别，但本文认为民族村寨旅游和原住民部落观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原住民部落观光是民族村寨旅游在特定地区的称谓，民族村寨旅游的外延更广。
二、我国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综述
（一）大陆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综述
1．发展历程
大陆民族村寨旅游是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旅游形式，总体来看，目前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大致又可分为以下三个发展时期：
1980年代：起步阶段。随着现代意义的乡村旅游的出现和不断发展，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尝试民族村寨旅游的开发。20世纪80年代初，贵州省旅游局首先选择了安顺的布依族石头寨、黔东南的上朗德、青曼、西江苗寨、麻塘革家寨等8个村寨对游客开放。我国民族村寨旅游随之在贵州、云南、广西、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陆续开展。这一阶段的发展规模不大，层次也较低。
1990年代初期至后期：稳步发展阶段。1991年，贵州省率先在全国提出了“旅游扶贫”的理念，而民族村寨旅游又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旅游的突破口。很多民族省区纷纷跟进，民族村寨旅游进入了稳步发展阶段。1991年深圳创建了有“露天民俗博物馆”之称的中华民俗文化村，随后在全国掀起了建设主题公园式民族村寨的热潮。
1990年代后期至今：快速发展和转型阶段。1998年，中国与挪威联合在贵州省创建的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是中国也是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我国民族村寨旅游开始探索生态旅游的发展模式。由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项目组提出的建立若干民族文化生态村以有效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构想，经过多年实践在云南取得了明显成效。许多省区纷纷仿效，开始探索民族文化村的生态旅游发展。
2．发展现状
目前在我国大陆,民族旅游村寨的开发有民族农家乐、民族文化生态村、生态博物馆、异地集锦仿制型村寨等形式。地域分布上，贵州的民族村寨旅游发展最早，发展体系较为完善，云南、四川、广西、湖南、黑龙江、新疆等省区也发展迅速。
从相关政策支持方面讲，国家关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自由等法律、法规和发展政策，是民族地区开展旅游业的法律和政策保障。近年来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行的周末双休日和“五一”、“十一”黄金周，以及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推动和刺激了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同时，如何使民族村寨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地发展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在旅游政策方面，2006年8月，国家旅游局出台了“关于促进农村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2007年3月16日，国家旅游局、农业部联合了“关于大力推进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的通知”，2007年3月23日国家旅游局与农业部签署了“关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合作协议”，双方决定在“十一五”期间共同组织实施乡村旅游“百千万”工程。这些有关乡村旅游的发展政策是当前开展民族村寨旅游的指导性纲领。在地方政策上，2002年2月，贵州省旅游局出台了“贵州省旅游村寨定点管理暂行办法”，成为直接指导贵州民族村寨旅游的政策性文件。
（二）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发展综述
1．发展历程
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950～1960年代，原住民观光萌芽和发展。1950年代，台湾接受美援，驻台美军的假日旅游促成了台湾国际观光事业的萌芽，乌来因温泉成为台湾早期的旅游地；原住民开始将保留地使用权转让给平地人，观光资源沦入平地资本家手中。
1970年代，原住民观光的快速发展和负面冲击加剧。1970年代台湾外交受到挫折和大陆开放观光，国际观光事业面临困顿阶段而国内休闲需求相对剧增，开发者、经营者和旅游者对山地展开侵蚀。原住民被卷入劳动力市场，山地部落人口外流，社会结构出现断层，加速了弱势文化的瓦解。
1980年代，国家公园与原住民文化村相继成立并引发抗争。1983年，“国家公园法”及其施行细则公布实施。各国家公园的陆续建立却没有保障到原住民的权益，反而侵夺到他们的生存空间，造成原住民的反感和多次抗议。1986年10月台湾第一个以原住民为主题的游乐区――九族文化村在南投成立开放，开始了游客对原住民观光的另一番旅游形式。但这种抽离了环境生活的文化展示却引发了大家的争议。
1990年代至今，原住民部落观光转型。1990年，颁布实施“新山村建设计画－山地聚落环境改善之村落”。达娜依谷、布农文教基金会园区、司马库斯、阿里山乡茶山村等原住民部落开始尝试发展生态旅游，强调部落自主、排斥财团介入、要求经济利益留在当地。2002年为国际生态旅游年，生态旅游观念逐渐被国人认识。2004年，行政院永续发展委员会发表生态旅游白皮书。2006年原住民部落永续发展计画说明。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逐步迈向永续发展的道路。
2．发展现状
台湾原住民包括高山族和平埔族（已高度汉化）两大类12族群，目前有45万人，占台湾总人口的2%左右。原住民分布地区包括五十五个乡镇、四百四十六村里，范围遍及高山地区、东海岸地区及兰屿等地。
随着国民旅游的盛行,原住民部落地区因拥有游客最喜欢的组合―优美的自然景色、丰富的生态与独特的文化，特别是原住民的祭典、仪式、歌舞与竞技等民族文化形式，极具观光价值，遂成为游客最佳去处之一。加之1993年的国际原住民年，2000年的国际原住民观光年以及2001年起全面实施周休二日，带动了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的迅猛发展。
根据余文德(2003)之调查，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产业有以下类别：（1）饮食方面：农特产品、原住民风味餐饮、其他。（2）住宿方面：民宿、度假山庄、观光饭店、露营。（3）育乐方面：文物展示馆、生态展示馆、休闲农场、游乐区、主题乐园。（4）传统工艺方面：传统手工艺品。（5）自然资源方面：温泉、瀑布、花季、神木群、矿产。（6）产业/文化活动方面：产业活动、原住民文化活动、生态旅游。
2002年,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拟定了“国内旅游发展方案”，其中原住民委员会规划了六大重点项目，成为台湾推动原住民地区观光事业的指导纲领。
三、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研究综述
我国两岸学者对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从学科取向看，主要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旅游资源与开发学、消费者行为学、旅游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生态学与景观生态学等；从研究内容看，主要包括基础性理论、产业发展、旅游供给、旅游需求、社区参与、旅游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从研究案例的地域分布看，大陆集中于贵州、云南、四川、广西等少数民族众多且旅游业发展迅速的省区，台湾集中在中、东部的高山部落；从研究方法看，有文献分析法、调查法、统计分析法、对比分析法与综合分析法等。本文的资料来源主要包括专著、论文集、期刊、报告与硕博论文，资料选择原则是文献的代表性和观点的差异性，能反映两岸学术研究水平和研究者的不同观点。下面主要以研究内容为线索，对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进行简要回顾与评述。
（一）基础性理论研究
前面已经对概念作了简要的分析，基础性理论研究还包括民族村寨旅游的特征、资源性质、类型等方面的研究。
罗永常(2005)指出民族村寨旅游有典型的乡村性、鲜明的民间性和地方性、强烈的文化交融性、广泛的参与性、突出的层次性、鲜明的环保性六大基本特征。这对以后研究民族村寨旅游特征和本质属性有一定的启迪。
金颖若(2002)认为民族文化村寨是民族文化旅游最好的物质载体,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它是全面、系统、集中、原生态的民俗展示,是活生生的正在运行、发展着的民俗。其研究在性质上对民族村寨的旅游资源进行初步探讨,具有一定的新意。
在产品或市场类型方面，台湾学者的研究较为深入。
钟洁（2006）将民族村寨旅游分为原生村寨型和主题公园型两类。
罗永常（2004）根据开发历史和开发现状的不同,将民族村寨分为盛名热点型、重点文物型、新兴热点型和待开发型四种。
台湾学者中，谢世忠（1994）将原住民观光分为四种类型：都市情境的山胞观光、生活区的山胞观光、社区动员的山胞观光、集中展现的山胞观光。
吴宗琼,吴敏惠(2000)将台湾原住民观光发展进程分为几个重点型态:纯表演型、传统祭典型、主题乐园型以及社区发展型。
另外，东海景观所(1998)、侯锦雄、李素馨(1999)也分别对原住民观光的发展型态和市场类型进行了分类。
从总体看，我国学者对民族村寨旅游的基础理论研究还不全面、完善和深入，有待今后拓展和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二）产业发展研究
主要体现在旅游可持续发展及其有关的各方面。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如徐永志(2006)认为民俗风情是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蒋丽芹(2005) ，王雯雯(2006)分别提出了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体系和对策。台湾学者吴宗琼（2003）认为透过生态资源（Ecological）、经济利益（Economical）、游客体验（Experiencing）的3E平衡发展使原住民部落达到永续经营的最大整体效益。
在发展模式及策略方面，黄亮，陆林，丁雨莲(2006)阐述了西双版纳傣族园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及相应发展战略。台湾学者中，钟任荣(2005) ，郭训德等(2005)利用SWOT矩阵分析法，分别提出了台湾和花莲县丰滨乡丰富部落发展原住民观光产业的策略。林光浩(2007)以屏东县春日乡部落为例,了解受访者(居民与游客)对于部落发展生态旅游的认知与态度，两者作为研究生态旅游发展潜力主轴，并提出策略拟作为生态旅游的发展蓝图与建议。上述台湾学者的分析研究方法值得借鉴。
另外，两岸学者还在村寨保护和发展的具体对策等方面展开了研究。在其他相关研究中，如张河清，方世敏（2003）提出实施区域协作，使湘西民族旅游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卢世菊（2006）探讨了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问题。刘晓辉（2006）探讨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贵州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些可对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带来有益的启迪。
（三）旅游供给研究
1．旅游资源开发研究方面
罗永常（2006）针对贵州实际，提出了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目标和原则。对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开发模式上，大陆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例如丁健，彭华（2002）从空间角度将民族旅游的开发模式分为原地开发模式（包括原生自然式、原地浓缩式）和异地开发模式两种。这实际也符合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开发实情。张华明，滕健(2006)提出一种以保护(Conservancy)开发为前提、公司(Company)起主导作用、有鲜明特色主题(Topic)、村民(Villager)普遍受益的多赢发展模式,即CCTV模式。杨兴洪（2005）通过天龙、郎德与中洞三种开发模式的分析,对贵州乡村民族旅游实现科学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生态旅游开发上，聂泽龙等(1999)以云南曼么哈尼族村寨为例,分析了秀丽的热带风光和多样的民族文化对于生态旅游开发的价值。邓永进，郭山（2001），陶犁(2002)，江晓云(2004)，蒋丽芹(2005)分别以不同的案例，对少数民族村寨如何开发生态旅游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另外，我国学者还在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变迁、培育民族文化旅游品牌、民族节日符号运用、旅游景观系统构建与开发、旅游策划和规划等方面展开了研究。
2．民族村寨旅游各产品类型的研究方面
杨家娣、叶文（2003），杨兆文、徐乃瑞（2004）均以云南民族村为例，前者进行了问题和对策分析，后者探讨了民族文化村产业化发展道路。这是侧重于异地主题公园式民族村寨方面的研究。
马晓京（2002）提出建立“民族生态旅游村”是民族旅游保护性开发的新思路。黄萍，王元珑（2005）认为建立“文化生态村”是实现四川民族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有效模式。沙爱霞（2004）提出了宁夏纳家户民族生态旅游村开发的原则和措施。这是对属原生型民族村寨类型之一的民族文化生态村旅游开发展开的研究。
周真刚（2002）、杜倩萍（2001）、周真刚和唐兴萍（2004）、黄萍和游建西（2004）、刘沛林等(2005)、刘旭玲，杨兆萍，谢婷（2005）等人论述了生态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建设、保护、在少数民族社区景观保护的作用以及生态博物馆理念在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的应用等方面的内容。这是对原生型民族村寨的另一种类型―生态博物馆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我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成为研究热点。
3．家庭旅馆研究方面
大陆学者对民族家庭旅馆的研究较注重经营管理对策，如鄢杰（2003）提出西部民族地区民居接待产业化“两会（村委会和行业协会）+农户”、“公司+农户”、“政府+公司+移民工程”三种主要的经营管理模式。陈国兰（2006）对沪沽湖落水村家庭旅馆进行了个案分析，提出“政府十行业协会+接待户”的多层次管理模式。
在台湾，家庭旅馆被称为民宿。从论文研究方向来看，有从民宿建筑法令或民宿功能方面探讨，有从游客需求与评价着手，经营管理方面的研究，多注重区域性、原则性的论述。
另外，在对旅游线路、旅游商品开发的研究方面，大陆学界多在民族旅游的框架下进行。一方面很多都适用于民族村寨旅游，另一方面也可从中获得很多启示，尤其是对民族村寨旅游线路设计方面。今后可针对民族村寨旅游并结合案例进行相关研究。
（四）旅游需求研究
旅游需求研究主要是针对游客的研究，包括旅游动机、认知、态度、需求、消费行为及满意度等方面。大陆学者如吴忠军，唐晓云（2004）以广西龙胜为例对民族旅游地国内游客行为进行研究，重点分析了龙胜国内游客的人口统计学特征、需求与消费行为、游客的时空分布，探讨了游客行为研究在市场导向型旅游规划产品设计中的应用。为民族村寨旅游游客行为分析提供了方法借鉴。钟洁（2006）以云南民族村和西双版纳傣族园为例，对民族村寨旅游的游客体验度进行了对比研究。
台湾学者中，如蓝淑琪(2004)以新竹县尖石乡司马库斯为例，分析了部落生态旅游游客的环境识觉与行为。掌庆琳,洪雅芳,吴淑铃(2006)探讨了原住民地区民宿游客於原住民节庆活动期间的参与动机与选择民宿的动机。游钦忠(2006)探讨了太鲁阁国家公园原住民特色产品的产品属性与游客购买意愿之间的关系。吴佳霖等(2003)进行了游客对原住民族文化园区满意度的研究。
（五）社区参与研究
社区参与是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话题，大陆学者如黄华（2004）总结了社区参与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类型、阶段、层次以及参与方式，分析了社区参与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制约因子和现存问题，提出了社区参与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原则、发展机制和利益保障措施。
台湾较注重对社区参与的研究，如蔡志坚（1996）提出建构玉山国家公园与当地原住民共同合作经营之模式。纪骏杰(2001)提出资源共同管理的理念。黄跃雯(2001)指出原住民部落要发展生态旅游，首需获得部落居民的支持、参与，提升服务品质。
（六）旅游影响及影响认知研究
大陆学者对旅游影响的研究多从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方面分析，对民族村寨旅游的影响分析偏重社会文化影响。
如良警宇（2005）从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上探讨了旅游开发对民族村寨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唐雪琼，车震宇（2004）从村寨面貌、经济状况、消费观念、思想意识、人际关系、女性地位等方面分析了旅游开发给村寨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付保红，徐旌（2002）对曼春满村寨民族旅游中村民社会角色变化进行了调查研究。
钟洁，陈飙，杨桂华（2005）对我国民族村寨旅游效应研究进行了评述和展望。
李志飞（2006）以柴埠溪国家森林公园为例，研究了少数民族山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针对民族村寨居民对当地旅游业影响认知的研究在大陆还不太多。
台湾有关观光发展影响的研究，目前普遍认为观光开发对当地影响之研究应涵盖经济影响、社会文化影响及实质环境影响三个层面，且正负影响兼具。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关于当地原住民或游客对于部落发展观光可能带来的正负面冲击的认知和态度的研究也甚多。如黄宗成等(2001)、陈锦鸿(2006)、 吴宗琼(2002)分别研究了原住民对观光、民宿业、观光庆典活动冲击的认知与态度。在居民对观光冲击影响认知因素的研究方面，根据欧圣荣与颜宏旭(1994)、黄宗成等(2001)、欧圣荣与陈明川(2003)等人的研究归纳有年龄、教育程度、职业、个人月收入、住家离观光据点距离、居住时间长短、与游客接触程度、参与游憩活动机会等因素。
（七）其它视角下的研究
两岸学者还从其他视角进行了研究，有助于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这里举几个例子，如：
徐新建（2000）以较独到的见解论述了我国“民族旅游”与”旅游民族”的形成与影响。对民族村寨旅游的健康发展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张明（2005）以落水村为例，从人类学角度，探讨了旅游目的地文化真实性问题。
张义平（2001）构建了旅游环境承载力测度模型，并对云南民族村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了测度、分析和研究。这对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有着理论和现实意义。
梁炳琨(台湾，2004)从新区域地理学研究取向，以地方文化与观光地景生产为研究对象，探究近年台湾原住民族地区在全球文化经济环境中，如何以地方文化，透过文化经济运作的策略，进行观光地景的生产，回应市场经济与国家政策，并且在观光发展中，如何进行地方建构。
王亚欣（2006）从借鉴的视角，以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营造为借鉴，对大陆民族社区旅游开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目前深入研究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的文章在大陆不多见。
四、总结和展望
（一）大陆和台湾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和研究对比
从所在区域看，大陆的少数民族和台湾的原住民大多分布在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山区；从旅游影响看，发展民族村寨旅游对两岸村寨社区都存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正负面影响；从发展阶段看，都大致经历了萌芽时期、探索发展时期和转型发展时期，发展过程类似；从发展类型看，大陆和台湾都存在原生型与异地仿制型民族村寨；在产业发展方面，大陆和台湾都很关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以上是海峡两岸民族村寨旅游在发展方面的主要相似之处。在研究方面，两岸学者都很重视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旅游发展策略的制定与旅游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除了文献分析法、综合与对比分析等常规方法外，两岸学者也逐渐重视调查法和案例分析法的应用，并引入统计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
大陆和台湾民族村寨旅游在发展和研究方面又存在以下不同：
1．现代意义的民族村寨旅游是台湾发展早于大陆，台湾当局有专门关于原住民观光的政策，大陆的国家旅游局还未出台有关民族村寨旅游或民族旅游的政策，目前大陆的民族村寨旅游是在乡村旅游政策的指导下发展的。另一方面，台湾学者对原住民部落观光的研究也较早，在很多方面研究也较深入。
2．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的发展较早，一方面积累了多方面经验，另一方面在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很多问题。大陆的民族村寨旅游在发展中也出现了发展的非持续性现象，但可发挥后发优势，使发展方向及时转型。例如在1998年，贵州省创建了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开创了内地民族村寨旅游的生态发展之路。
3．在研究内容上，内地学者较注重开发和经营管理模式的研究，台湾学者较注重社区参与和旅游影响认知的研究。特别地，内地学者对民族村寨旅游影响的客观分析较多，但专门进行民族村寨旅游目的地居民或游客对旅游影响的主观认知研究还不太多。
4．在研究方法上，内地学者采用定量分析的不多，即使采用，方法也较单一。台湾学者在这方面做得较好，无论是旅游需求分析、旅游影响认知分析，还是发展策略的制定，均喜引入不同的定量分析方法。不过这一差异在逐步改观。
（二）启示
这里的启示应是双向的，大陆和台湾应相互借鉴，从对方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中得到有益的启迪。如大陆生态博物馆的发展理念，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的社区营造理念，均可为对方借鉴。在政策制定方面，大陆国家旅游局可出台民族旅游或民族村寨旅游的相关政策，以指导其健康发展。另外，海峡两岸学术界可在民族村寨旅游方面召开研讨会，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促进大陆民族村寨旅游和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的共同发展。
（三）问题和展望
1．应建立清晰的概念体系和当前阶段相对规范的产品分类体系，来规范民族村寨旅游的相关研究，并注意利用多学科视角下的研究成果。
2．加强游客对民族村寨旅游的需求研究,把游客的需求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走一条切合市场的科学发展之路。
3．旅行社可从区域旅游的视角，根据各种民族文化主题，进行民族村寨旅游的专项线路设计，也可将有特色的民族旅游村寨纳入到各种旅游线路之中。
4．在研究层面，应注意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结合，增强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或可借鉴性；在管理层面，应选拔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强调多方参与决策，重视专家的建议，实现科学管理。因为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主管领导一般文化素质有待提高，因此要特别注意旅游管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注意专家研究成果和管理的有效结合。
5．无论是民族文化生态村还是民族生态博物馆，是否真正走上了生态发展的道路？民族村寨旅游还有没有其它的发展形式？如何在旅游发展中面对开发和民族文化保护问题?如何处理村寨保护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关系？如何促使民族村寨旅游和新农村建设的协调发展？旅游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层面和程度到底怎样？另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民族村寨旅游中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那么游客、当地村民和当地政府等方面对社区参与的态度如何？社区参与理念是如何运作的？社区居民从社区旅游中得到了哪些好处？上述问题实际上都是动态发展的问题，也许我们现在能够做出回答，但也许我们将来能给出更满意的答案，又也许将来我们提出的问题会更多。一切都在发展，相信我国海峡两岸民族村寨旅游业的前景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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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梁炳琨(台湾)．原住民族地区观光文化经济与地方建构之研究――邹族山美社区之个案[D]．台湾大学地理环境资源学研究所．2005．
[67]余文德，余世仑，曾伯元(台湾)．原住民观光休憩产业永续经营之研究――以雪霸国家公园雪见地区为例[R]．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2003年度研究报告期中报告书． 2003：23-66．
关键词：乡村旅游 视觉设计 体验
检 索：.cn
旅游交通，是以旅游为目的的整个出行过程，它以旅游者为主要运送对象，使与旅游密切相关的客货在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旅游目的地内各旅游活动场所之间产生空间位移，从而实现正常的旅游活动。[1]随着旅游交通工具、旅游路线开发、旅游服务设施的不断发展，关于“行”概念的乡村旅游不再只是强调简单意义上的交通线路，它既包含了景观路、生态路、文化路、交通路的四路合一，也包含了旅游路线设计的多样化。[2]研究以“行”概念的乡村旅游项目的开发视觉设计，传递与受众的信息不仅仅只是传递，而需要更加充分调动、分析识别空间的感知交流。根据包豪斯的设计理念“设计是为了解决问题”，设计出符合游客心理认知习惯的多元化导视系统，才能让“行”概念的乡村旅游项目开发视觉设计更加人性化。
相对旅游交通较匮乏的贵州省黔东南地区，大肆兴修高科技交通设施吸引游客实为不当之举。当务之急，应是根据自身特色对景区进行合理的再规划与开发，打造出具有自身品牌优势的精品旅游线路。以合适的形象定位、美学设计、视觉冲击为依据，扩展自己独立的旅游市场份额，使黔东南地区成为贵州省重点旅游品牌以及西南旅游市场的热点。打造精品“行”概念的视觉设计规划应坚持有聚有散，有紧有松，有重有轻的统一发展，明确贵州省“行”概念的乡村旅游项目开发视觉设计是基于贵州省现有的基础交通设施与当地自然条件、文化资源相互整合并因地制宜发展的资源因素。
一、公共交通设施的导视系统一体化视觉设计
由于近年来政府的政策优惠与支持，贵州省的基础交通建设还是取得了相对性进展。基本成就包括：公路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铁路网络形成并不断完善；内河航道发展迅速；民用航空快速发展。[3]随着贵州省黔东南地区交通发展的逐步完善，原来的单一局面已逐步发展为有主干道、一般道路、高架桥、隧道等多样化形式。基于黔东南地区旅游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前景，合理、科学的统一发展，促进视觉导向系统的一体化是首要。公共交通是旅游交通组织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实现交通方式、交通形式、交通导视等系统上的设计统一，对公共交通系统的完整性不可或缺。由于硬通设施的基本识别性，因此导视系统在视觉设计中应以快速识别为首，特殊效果为辅。
第一，具体航空、公路、大型交通等视觉导向系统应遵循国家标准规定，在其字体、色彩、双文、位置、大小的运用上，尽可能的统一全省的硬通视觉设计。第二，加强完善公共类交通的完整性，易于游客快速识别认知。第三，信息口地方，如进出站口、购票处、询问台、休息区、洗手间等公共服务设施处要有明确的识别符合或文字标示。具体设计可以以颜色、字体、图形的变化来依次呈现空间下的布局，注意公共设施要以人的认知习惯为前提设计。第四，公共交通导视系统化设计的最大特点，是以大量的信息转换为简单明了的有效信息并传达出来。因此有效进行层级设计是公共交通视觉导向系统的关键。第五，由于黔东南地区大部分以隧道、山路为主，因此公共交通视觉设计方面要注意足够的照明系统与危险信息指示。第六，公共交通设施导视系统的视觉设计中，指示牌应放置有利于人们视线所处的位置。其信息不用繁复设计，要做到简洁明了，视觉层次要鲜明的展示观点内容达到有效传递。
二、视觉为主，辅以多元化导向视觉设计
（一）精品走廊
随着汽车进入家庭的普及，自驾游逐渐成为交通旅游出行的新增长点。黔东南地区独有的生态景致、特色的人文民族风情都可成为宣传热点。其独具特色的山水格局与丰富的生态景观，更是为自驾游市场的开发提供了充分的前提条件。“车在画中行，人在画中游”的“步步不同景”更有着独特的视觉魅力。
乡村自驾游旅游项目开发的视觉导向系统设计中，有效运用多种导向信息的展示，并与周边环境的和谐统一是首要前提。第一，导视牌展示过程中，除常见的悬挂式外可利用周边环境特色形成特色摆放式：如立柱式、依附周边环境的附着式等。材料、尺度、色彩等方面可加入当地环境特色，使用统一化管理带来更好的视觉印象，起到对当地旅游风景的宣传和加深印象的作用。第二，自驾游需求的基本接待设施还有待加强，如公共区、休息区、功能区、停车场、汽车旅馆、加油站等设施需形成统一的导视系统。第三，政府因加强完善自驾游相关信息内服务，如媒体广告宣传。合理美观的自驾游视觉导视系统的开发，正确传递导向信息的同时又丰富了自驾游空间下的艺术视觉。同时也可利用自驾游机动性较强的特点引导部分游客向一些温冷或开放不完善的景点游览并增加宣传范围。
可开发地区：肇兴侗寨、凯里―黄平―施秉一线到镇远、隆里古镇等。
适合人群：精品走廊是围绕自驾旅游而开发的项目，其限制条件适合于有着丰富自驾经验的个人、家庭以及成员。
（二）步行者的时代
黔西南旅游部分景区由于地质原因以及基础交通设施的不完善制约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反过来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如何将其劣势转换为优势？当前，“绿色”“环保”“低碳”以成为全球旅游产业关注的一大焦点。相较于其他旅游方式，徒步旅游体验模式的污染无疑是最低碳环保。值得探讨的是徒步旅游发展区域大部分集中于乡村、山区地段，由于道路标识不清晰，造成游客迷失现象不断。正因如此，设置醒目的当地地面标识，通过夸张、鲜艳的色彩和材料应用于指示系统、警告标识等可为徒步旅游提供有力的实际需要。
第一，徒步探访、深林便道、山间小道等设计中可以独特的指示文字吸引游客眼球并传达正确有效信息。第二，徒步旅游中重要的景点信息需及时更新与修正。第三，除了官方标注公路的景点示意图，一些有文化代表性的山寨等地缺乏统一设计。因此发掘当地民俗下的特色风情的设计，可加大徒步旅游对游客的影响范围。第四，深层挖掘特色的同时完善基础设施，如沿路配备必要的排污系统及回收系统，对环境污染有着专门的监管也是很有必要。第五，徒步旅游对于多食少动、工作应酬繁忙的肥胖中青年人以及老年旅游者，都有着极大的好处。它可以促进体内多余脂肪的消耗，更好的实现减脂的效果也可以改善心脏营养，降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4]因此，徒步旅游形式的视觉设计宣传点以“运动”“健康”为启发。
可开发地区：梵净山、徒步八寨一山、肇兴―唐安徒步穿越、加榜梯田等。适合人群：独步旅游其简单、自由的开放形式较适合于以独立并敢于接受挑战的旅游爱好者们。
（三）水上旅游
人们追求旅游的过程除了舒适感还有娱乐感。旅程中人与自然地互动体验、征服或融入，都会构成游客对旅游点满足与否的直观感受。只有集观光、游乐、参与、体验、互动为一体的休闲旅游才能更好地让传统观光景区重新散发生命力。
随着越来越多大坝的建成，贵州省很快就会拥有大量的湖泊，成为群山、河流、湖泊聚集之地。这些湖泊的四周风景精美怡人，具有开发旅游的巨大潜力。第一，以原生态为导向标识系统与现代化交通娱乐设施项目进行融合。经过分析、设计形成整体的原生态视觉导向符号、导向标志，必定给游客带来独特的引导性信息，如水幕标识。第二，将自然风光的险、奇、秀、游融为一体，以系统化、人性化为原则构建统一的视觉硬件设施。第三，大力发展形象广告与标语，可发展山水相间的视觉设计既满足游客的观光需求，也满足了游客对当地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历史文化信息的了解。
可开发地区：舞阳河、杉木河、野洞河等。
适合人群：水上旅游项目属于安全系数较高并轻松的娱乐形式，因此较为适合以休闲为主的个人、家庭与团体。
三、保持本地特点，塑造特色的视觉系统
随着全球户外运动的蓬勃发展，户外旅游开始成为当下最热门的旅游方式。贵州省黔东南地区优越的自然地势与无严寒、无酷暑的爽爽气候都是大力发展山地户外运动的理想条件。
根据黔东南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可开展的户外极限项目包括：宿营、探洞、野营、丛林探险等。针对此类旅游交通项目如何在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呈现特色。这就要求对于极限营销项目的视觉设计开发从广告、标识、服务区、咨询区等都应从定位、设计、包装中突出个性。第一，认真分析市场潜力，准确地进行视觉定位包装，最好的方法是以点代面，以概括、夸张的设计先突出一部分极限主体发展，这样在二次推广中有较大的设计空间发挥余地。第二，可根据不用特色项目的开发需要，打出符合形象的文字、广告语、标识等，运用得体的编排方式达到最醒目个性的视觉表现力，以不同的设计标语具有不同的个性获得宣传变化。第三，部分森林、草场及饲养基地适合较为轻松的视觉系统表达，可以自由为主题设计，突出个性化却不失变化的可能。通常情况下，虽然会要求项目视觉设计满足现下项目的要求，但是小地区与总地区之间的统一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地区之间的视觉系统不一致，甚至各自独立发展，则会显得杂乱无章，反而影响整体的发展。
可开发地区：梵净山原始森林、黔东南环线行走户外探险、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等。
适合人群：极限运动属于刺激并富有挑战的运动，安全第一的前提局限于它的适合人群大部分为身体素质较高的成年男女。
结语
“行”概念的乡村旅游项目开发视觉设计的发展是旅游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优化特色交通与旅游体验的融合，实现项目开发视觉设计的统筹有助于实现贵州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目前来看，以黔东南地区为例分析的贵州省“行”概念的乡村旅游项目开发视觉设计的发展前景是有一定的可观性。只有系统的改善贵州省地区旅游项目中视觉设计的不足，明确本地区独有的特色，建立新颖的视觉导视系统，才能更好的适应于旅游市场的需求，打造独属于自己的旅游交通品牌。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硕士点项目“黔东南乡村文化旅游‘色彩规划’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2SSD019）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1] 卞显红：《交通系统在旅游目的地的发展的作用探析》，《安徽大学学报》，2003。
[2] 王勃：《重庆市公共交通导识系统视觉识别设计研究――以市区公交车视觉导识系统为例》，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译者：李兴安
（李兴安系内蒙古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专著《英国刑法总论讲义》、《中国刑法导论》、论文集《现代社会的犯罪与刑罚》、《现代社会的犯罪与司法》、译著《净灵》均於2003年在芬兰出版发行。业余担任芬兰出版发行的《亚洲与比较法学》（英文为主体，中、英、日、俄、德、法等多语种刊物）杂志中、英文稿特约编辑。xinganli@sohu.com）
休谟对于正义起源的解释，就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提出的问题多于答案，很少有人同意导致正义公约确立的详细动因和情境，而多数认为休谟关于正义的效用的观念既是独一无二的，又是戏剧性的：正义公约不仅是由于人们害怕惩罚而勉强遵守的规则；而且，公约的创设代表着人们意向上的戏剧性的转变。本文拟探讨正义公约的一个基本上未被人们所认识的心理效用——使人们形成有理有据的自豪特别是声望上的自豪的能力。我认为，声望上的自豪一贯遵循正义的规则而获得，因此正义公约使之成为可能。我首先认为由于自豪产生于对他人的尊重，因此它不能完全先于社会而存在。特别地，声望上的自豪在正义公约之前肯定不能产生。接着我认为，由于正义公约使自豪产生所必备的社会互动成为可能，在社会上，人们形成获得独一无二的、声望基础上的自豪的欲望，只有通过巴正义公约当作不可违反而达成。获得声望基础上的自豪的欲望产生于自然发生的自豪的本能，但是依赖于公约，为人公所设定，其实现依赖于正义观念。
自豪：依赖于社会的情感
在休谟看来，自豪显然是依赖于社会的情感，其在行为人种的存在依赖于两种外部渊源。首要的和初始的原因在于行为人对于许多不同事物，包括声誉、声望、品德、美丽、财富的反映。休谟认为这些初始的渊源时自豪产生的重要成分，但是这些东西“在没有被他人的舆论和观点所赞成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T,316）。 这些渊源必须存在以便使行为人从某种东西获得有理有据的自豪。如果缺少一种渊源，行为人经历的情感就是自豪之外的东西。比如，当其他人不赞成行为人对其设想的自豪的渊源的最初反映时，它就会陷入变成休谟称之为“对我们自己的优点过分傲慢的自负”的危险（T,596），这就是在我们对并不真正值得自豪的东西而自豪的时候出现的。
我称这种过分傲慢的自负为“误导的自豪”，因为它产生于行为人对自己不应该自豪的时候。“误导的自豪”——休谟也称之为“无理无据的自负”（T,596），可能产生于两个条件：首先，行为人最初对没有合理根据的事情感到自豪。这些事情于他无关，或者不是真正值得自豪的渊源。其次，不管处于什么原因，行为人未能具有他人赞成的这种原生反映。这种失败很重要，既是因为缺乏对他人的尊重，而缺乏产生自豪的必要成分，也因为他未能具有受他人赞成的原生反映，因此他未能认识到他在原生反映中所犯的错误。结果，他的反应产生了误导的自豪，即过分傲慢的自负，“恶劣而讨厌”（T,596），在那些考虑他的声望的人们中间引起了仇恨。
在前正义社会，财产是不稳定而稀少的，它们“暴露于他人的暴力，可能不经任何损失损失或者变更而被让渡；同时，有没有足够数量的财产满足每个人的欲望和需要”（T,488）.同时，情感也是不完全的，人们只有有限的仁慈意识；在我们观念的最初框架中，我们最强大的注意力陷于自己；次强的注意力延伸到我们的亲属和熟人；“只有最弱的注意力及于陌生人和无关的人”（T,488）。我认为，综合休谟描述的自然状态的这些特征，个人在自然状态中形成的所谓“自豪”将是误导的自豪。
在正义公约存在之前，财产是不安全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所有物”（T,50），因为没有规则规定和保护物品和物主之间的关系。因为物品的状态被标记为“极易改变”，在产生自豪时必备的关系中，没有什么财产于个人有关。特别地，行为人不能宣称什么财产属于他自己。没有正义公约，这样的所有观念简直是不存在的。因此，物质财富，在所有权产生之前，被排除在自豪的可能的渊源之外。当然，有其他渊源的自豪，比如品德和声望。然后，这些可能的渊源在前正义社会并不能产生，有至少两个原因。首先，这些基于声望的特点在前正义社会并不受到很高的重视，而最重要的事情是获得物质财富。而在前正义社会物质财富并不产生自豪，但是人们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保障这些财富的安全。自然残酷地给予我们“无休无止的欲望和需要”，但是获得我们所欲求所需要的方式却匮乏（T,484）。我们受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亲朋好友获得物品和财产”的欲望的驱使，这种欲望“贪得无厌，无休无止，普遍存在，对社会具有直接破坏性”（T,494）。休谟认为，只要我们在前正义社会，我们就不能满足我们的物质欲望和需要；但是我们会努力。主要考虑的将是获得物质财富而不是的性和声望。
声望特征不可能在前正义社会产生的第二个原因在于我们的情感具有自然和不完全的倾向，这种片面性导致我们与他人发生冲突，阻止我们在获得产生自豪的必备尊重的层面上与人们产生互动。
当他人赞成我们对自身价值的原生反映时，我们获得他人的尊重。这种“赞成”及其形成的尊重，是在一个个体与另外一个个体调和时产生的，感到与他观察到的人同样的快乐。但是，如下文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尊重在一个人的自豪是被误导的情况下，不会产生：
当我们认为优缺点的一个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如果我们观察到他有任何特别的自豪和自负时；他具有自己的优点的强烈认识，控制了想象力，在我们自己的视野里也减弱了，以同样的方式，仿佛他真的具有所有美好的品质，他自由地归功于自己。我们的观点恰好在中间，为使之通过比较影响我们所必需。“如果他伴有信仰，并且这个人表现为具有同等优点，他对自己如此设想，它将会于在该人的优点似乎低于其自诩的场合发生矛盾”（T,595-596）。
似乎很清楚，休谟的观点是我们将只尊重那些产生的自豪感与产生自豪的原因相称的行为人。因此如果行为人对于只值得小的赞扬的特点感到强烈的自豪，那么，我们不是尊重行为人，而是责备他怀有误导的自豪和过分傲慢的自负。然而，当行为人的自豪有理有据时，他在其财产中得到的快乐会传导给来赞扬和尊重行为了的另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有理有据的自豪是品质，因为“没有什么比我们自己有价值更值得称赞，这种情况下我们才真正具有有价值的品质”（T,596）。另一方面，如果当行为人不具有有价值的品质而自己感到自豪时，会发生一些事情。他自己得到的快乐对别人而言，产生更多的痛苦，而不是快乐。发现他过分自负，“恶劣而讨厌”（T,596）。在误导的自豪的场合，比较的心理过程，而不是同情，引起注意，颠倒传达的感觉。从那些被他考虑的这个人所感觉到的当中，比较在旁观者产生矛盾的情感。
显然，无理无据的自豪产生对比，因此不能产生对那些考虑痛苦的行为人的尊重。应当认为，在前正义社会，行为人对其价值的原生反映最常产生对比，即使他的自豪感时有理有据的，因此，不能产生正确的自豪，建基于他人的尊重之上。休谟认为同情和对比效用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观察者自己的观念促成感觉的传达成为参照点的程度。
直接考察他人的快乐自然给我们快乐；因此当与我们自己的加以对比时，却产生痛苦。他的痛苦，本身考虑就是痛苦的；但是扩大我们自己的快乐的观念，就给我们带来快乐。（T,594）
无论什么时候，观察着自己的观念在其意识的前沿时，对比似乎就起作用。比如，当行为人经常考虑自己的物质地位时，当面对另一个人对他的物质地位的自豪感时，他自然地对他人感到否定，因为他不由得用他人的地位与自己的进行对比。
现在反观休谟前正义社会的第三个特性：人们有有限的仁慈和相应的自私。人们的情感天生时不完全的。一个人关心自己和接近他的人；他不关心那些在他家庭和朋友圈外的人们。平常经验和休谟的理论一样告诉我们，什么场合情感是不完全的，我们是从我们的局部观念而不是从全局观念看问题，对比在起作用。由于前正义社会我们的情感都是局部的，我们的任何经过对比布自然认同的人所获得的快乐都使观察者产生痛苦，而不是产生自豪的必要的尊重。
自豪，无论何种形式，都很少能在前正义社会完全产生。占有基础上的自豪，作为自豪的最普通和最明显的渊源，很少能恰当地讲自豪置于财产布安全的前正义社会。此外，人们对于物质财富的欲望和需要既会遮蔽也会干涉主要基于声望的可能的渊源的发展。因此自豪的明显渊源在自然状态严重减弱，使人难以保证对其价值的任何有理有据的原生反映的安全。更为严重的是，史前社会中，人们的情感是不完全的，因此一个人在其自己价值中发现的快乐将使他人产生不悦，而不是使他人产生尊重，他就永远不能真正保有自豪。然而，经由限制他的物质利益，并意识到他人赞成的需要，行为人可以满足其对自豪的渴望。我认为，这正是正义公约所能为的：通过缓解资源的匮乏，稳定所有物，把人门偏私的情感转化为公平无私的，正义公约使自豪的产生成为可能。还有，正义公约使人们可以聚焦于物质财富之外的事情，以发展稳定的声望特点，产生一种新的，依赖公约，基于声望的自豪的形式。
正义公约如何是自豪成为可能
正义公约的主要有形效果就是就是占有物的稳定化。但是，一旦财产被稳定化，就产生了额外的效果：人们开始生活于和谐之中，并体验这种存在的心理恩泽。人们以前偏私的情感“被限制于他们偏私和矛盾的动机”（T,489）。他们不只关心自己和那些接近他们的人；他们看到调节的需要，以及调节无私的观点的优势。他们首次经历了道德赞扬的情操，“只有当一般地考察声望，不考虑我们的特殊利益的时候，它才引起称之为伦理上善或者恶这样的感觉或者情操”（T,472）。这不大有形的结果——损害我们偏私的利益，发展一种对他人真正的尊重和关心——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使人们一起工作，克服物质匮乏。它迫使人们检讨他们的偏私，因此经由采用一种无私的观念寻求和维持与他人的心理和谐。
作为这些影响的结果，自豪的产社更为可能。首先，因为财产的存在和物质占有的稳定，人们现在对其财富保持着恰当的关系，而这是其成为自豪的渊源所必备的。其次，因为 人们不再被迫聚焦于获得物质财富，在一个新的层面意识到与他人互动的重要意义，意识到自豪的其他渊源的重要意义，发现声望的特点，具有完全的效果。最后，因为人们从偏私的观念转向无私的观念，对比不再频繁妨碍他们对别人的判断。当别人感到他的自豪是真正有价值的成就时，他人会赞成他的意见并尊重他—既是这个人是个敌人。 对比偶然也可能显露，但是，在这种公约统治的社会，它不再是规范。
由于正义公约的创设，人们抑制偏私，意识到他们对他人的依赖和他人的意见对他们自己的心理的影响。这个意识使他们在新的视野上看待他们与他人的关系：他们彼此在新的信任和尊重的层面上互动。他们开始互相依存，遵守诺言，保持信用。重要的是，每个人都与他人保持在这个层面上：它成了声望和原则的问题。在此层面上产生影响，把正义规则当作不可违背，他们对自己的声望感到自豪——这是一种由周围的他人产生的回应。
正常人受其声望上的自豪的驱使，结果产生了“一种无论从任何利益或者经济优势的观点来看都太过强大而被抵消的对于背信和欺骗行为的反感”（E,283）。他要遵守诺言，不管这么做是多么的不便。他要偿还秘密借贷，哪怕是还给守财奴。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他既获得基于声望的自豪，也获得快乐：“心理的内在平和，正直的意识，对自己品德的圆满反省，这些都是快乐必备的条件，将受到每一个感到他们自己的重要意义的正直的人的爱护和追捧”（E,283）。他人赞同这种自豪，引为按照正义规则诚信行事也保障了他人将尊重我们：
没有比我们的名誉更接近我们，没有比我们与他人的财产有关的行为更能成为名誉的基础。因此，每个人，重视其声望，或者打算与人类和睦相处，必须为他自己规定不可违背的法，决不因任何诱惑而违反这些原则，这些对于一个正直和体面的人是至关重要的（T,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