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1 06:00:5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财政支出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一、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的背景与目的
教育能使受教育的人，无论是从思想，学识还是技能方面都得到很大的改善，从而为受教育者提升了人力资本。作为一名财经类院校在校大学生，在享受学校的种种优惠政策的时候，我也常常会思考国家在高等教育上投入的资金以及这些资金是否发挥到了最大的作用。这也就是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
任何组织的运作目标都是要提高绩效，因此“绩效导向”成为了组织管理的核心观念。“绩效”源于英文中的Performance。可见，“绩效”既涉及“执行”和“履行”的过程，同时也包含“表现”和“成绩”等结果。受托经济责任理论认为，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财产所有权与财产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客观上导致了财产委托者对财产受托者进行经济监督的需要，这就直接导致了绩效评价的产生。高等教育绩效评价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能够反映和控制高校作为受托经济主体在受托责任上的具体履行过程，二是反映高校受托经济责任履行的最终结果。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所以，高等教育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即要考虑资金运用的过程，也要考察资金运用的效果。
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现了绩效评价和教育本质属性的统一，即都是旨在提高教育责任和效率。并且它是以国家教育政策为导向，以社会效益为主，经济效益为辅，主要还是对高等教育的一种监督和提升，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从政府支出绩效评价实践中总结出了“3E”原则，即经济性（Economy）、效率性（Efficiency）和有效性（Effectiveness）。高等教育财政支出作为公共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原则也同样适用于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的评价工作。
经济性原则是指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必须首先考虑可操作性。评价的成本不能太高，不能只注重评价的结果而不注重评价的过程，要充分考虑评价的可操作性和可比性。比如在不同高校的评比中，不能只注重最后的那个结果，还要考虑他们各自的成本和效率。
效率性原则是指效率是评价的核心，评价的目的就是要提高资金运用的效率，让资金更充分的利用。如何更大程度的利用资金便是现在高校普遍面临的问题。提高资金运用的效率不仅可以提高学校的收益，还可以对国家财政支出产生正的外部性。
有效性原则是指高校对资金的分配对将来是否会产生有利的影响。比如学校把资金奖励给作出卓越贡献的老师，老师便会更加努力的做科研；学校把资金用于美化校园，学生便会从此受益，学校的口碑自然就会好起来；学校把资金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学校的硬件水平，提高教学质量，这便会提高学校自身的水平。有了“3E”原则，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便有了合理可靠的理论依据。
二、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价体系。目前我国在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上存在的问题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2.1没有相关方面的法律和制度保障。虽然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建设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发展，但目前有关我国高等教育财支出绩效评价的相关法制建设却近乎空白，这极大影响了高等教育财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进一步发展，阻塞了前进的道路。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持，就很难顺利的制定绩效评价的有关政策、制度、办法。没有法律的保障，再高的执行力也体现不出来。
2.2有效的监督机制尚未形成。对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监督也是评价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环，没有合适的监督机制，绩效评价也就不能顺利的得到效果。在监督方面，我们对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评价不能只局限于是否合理合法，而要更多的注重是否有效率，也不能找到问题就算了，还要监督有关部门来整改，分析问题找出原因并得到解决的方法。监督过程直到问题被解决了，才能结束。
2.3高等学校的绩效评价氛围不够浓厚，财政支出绩效意识不够强烈。许多高校都不注重管理和监督，这样导致高等教育财政资金困难与损失浪费并存，效率低下。比如学校申请到了一笔资金，可能把它分配用于建设教学楼，但是学校领导只是重视这笔钱是不是决定用在建教学楼上，而没有重视这笔钱的具体用在了教学楼的哪个地方，这样就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浪费，资金便没有被充分利用。这就是高等学校不重视财政支出绩效的现象，使得高校会盲目的申请经费，不顾国家财力可能性，盲目制定发展计划，浪费国家有限的教育资金。
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引发了诸多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不合理的现象。我看到过很多大学，很是注重学校一些外部建设，总想着把一些“门面”的东西推陈出新。他们申请巨额拨款来改造一些校内设施，用众多资金所换来的一种宏伟壮观来吸引师生的眼球。而很少有人对这种做法提出质疑，这就是不健全的监督机制所带来的弊端。试想一下，用这些资金来扩大师资，引进先进教学设备，搞好学校的内部建设，不是更有意义嘛，外部的装饰不去翻新无关紧要，可内部的建设如果不加强，那么这所学校还能走多远呢？
三、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优化
针对上面列出来的几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进行优化。
3.1在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加强法制建设，尽快建立具体详细的法律法规。法制建设在绩效评价中占着至关重要的位置。所以，要制定合理的法律法规，合理的对绩效评价的有关政策、制度、方法进行规定。并且要统一制定有关高校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规章，对高校的权利和义务作出相应的界定。
3.2在现有的基础上优化经费核算系统，提高估算和预算的准确性。有效的会计信息是高校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基础，会计系统及其预算机制是绩效评价的信息资源平台。优化会计系统，可以加强绩效评价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增强它的权威性。同时也可以优化资金的分配，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增加预算的严肃性。
3.3营造绩效评价的氛围，让高校都参与进来。可以建立一个信息资源库，把高校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信息都放在里面，反馈绩效评价的效果，通过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促使各个高校重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实质上是建立一套完整的高校行为约束机制（包括行政约束和舆论约束），使高校各部门以可操作、可量化的形式注重成本与效益；是财政经济管理由粗放型管理向量化指标体系管理转换的重要一环；有助于增加高校工作与财政资金管理的科学性与公开性，提高理财的民主性与社会参与性。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为评价国家的财政支出的优劣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指标。它反映了国家在高等教育部分投入的资金是否合适，以及分配的是否合理。对于高校来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可以使他们合理的申请资金，并合理的使用资金。这样，国家的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支出变会变得有效率的多，达到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宋友春等.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预算管理与会计.2005.（2）.
2007年底,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更好地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必须大力推进依法理财,加强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在新时期和新形势下,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着力推进公共支出精细化管理、探索适合现阶段公共支出精细化管理的模式具有更加紧迫的现实意义。
一、公共支出精细化管理是公共财政建设的客观要求
作为公共支出的最直接的实施者,公共财政建设要求财政部门首先应该是一个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技术性部门。这里所谓的技术性,主要是指财政部门有责任、有义务把国家各类财政性资金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分配好、使用好,保证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因此,实现公共支出的精细化管理就成为财政工作的基本内容。
1、精细化管理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将会迅速增长,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将是我国今后面临的一项主要任务,也将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政府重要组成部门的财政部门,在这方面应该有所作为。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充分说明了财政部门面临的艰巨任务。为此,财政部门在明晰现阶段我国公共服务的基本现状,采取相应对策的同时,对公共支出实行“精细化”管理是非常必要的。要通过“精细化”管理,准确掌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着力点和着重点,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2、精细化管理是公共支出规范化的基础。公共支出规范化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现阶段,公共支出不论是从支出安排的形式上还是内容上,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规范化管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地方财政部门面临的工作压力很大。没有公共支出的精细化,或者说,对公共支出只是一个简单的分类和安排,是不可能完全实现公共支出规范化管理的。
3、精细化管理是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关键。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是公共财政的最基本要求。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的关键还是在于资金的有效安排,这就必然涉及到公共支出的精细化管理的问题。只有做到了精细化管理,才能使财政资金的安排变得十分清晰,效益的发挥与否十分明了,可能出现的失误能够很及时地得以纠正,财政支出的绩效考核变得具有可操作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精细化管理是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关键。
二、实现公共支出精细化管理的具体要求
财政公共支出的精细化管理对财政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应该包括财政工作的方方面面。但是,结合现阶段财政工作的具体实际,笔者认为,着重在以下三点。
1、完善的财政支出管理体制。从精细化管理要求来看,现行的财政支出管理体制还是属于“粗放型”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只是侧重于解决中央与地方收入分配的问题,却没有很好地解决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和支出范围的问题,省以下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就更显得杂乱。为了解决这类问题,中央从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方面进行了探讨。然而,这种努力带有明显的过渡特征,或者说具有很大的临时性、机动性。非特定情况下的临时性给地方政府带来的是非理性的期望。就中央财政来看,这种临时性的表现就是对地方的财政支出安排是盲目的和方向不明的。不论是按照什么因素安排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在给予地方政府自的同时,也使得财政部的监督显得苍白,这又从另一方面弱化了公共支出的绩效考核,会助长管花钱不管效益的现象。
2、成熟的财政公共支出管理方式。现行的财政公共支出管理方式带有很深的计划经济的烙印,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具体表现是带有很深的部门干预的特征。中央财政所形成的资金分块管理的管理模式,“统一”了各级地方财政的资金管理,也直接导致了地方财政公共支出的分散性。在现实生活中,形成了谁能够安排资金,谁就有发言权的现象,这也是导致财政工作(特别是地方财政工作)成为焦点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年初,在广东省的“两会”上,原广州地铁老总诉苦“节省18亿,反挨财政部门批”,这应该是值得财政部门深思的。
3、规范的财政公共支出管理要求。对财政公共支出的管理,与其说是财政部门的职责,倒不如说是已经衍生为一种政府行为。“公共支出”是姓“民”还是姓“权”的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上一部分有识之士的担忧。当前体制下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在支出管理上是鞭长莫及,同时,由于块块之间所固有的项目特征、行业要求、考核标准等的差异性,也使得地方出现了同样是财政部门出来的资金,其管理的重点和要求却不完全相同的现象,给财政公共支出的规范性管理带来很大的难度。
三、实现财政公共支出精细化管理的基本思路
1、合理设置财政部门支出管理机构。改革财政部门现有的、以资金分块管理为原则的机构设置模式。具体设想是在不弱化部门职能的前提下,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以及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的需要,对现有支出管理机构进行整合,为财政支出“精细化”管理提供组织保证。
(1)成立预算编制委员会。合并现有的所有负责资金安排和拨付的内设机构,成立财政部门预算编制委员会。财政部门所有的资金支出,都必须经过预算编制委员会的审核和签批后,再履行相关法律和行政程序。财政部的预算编制委员会由部长直接负责,各级地方财政部门的预算编制委员会由相应财政机构的主要负责人负责。为了保证预算编制委员会的正常工作,还要相应建立专家库,财政部门在确定某一方面的财政预算时,就在专家库里相应地随机确定一定数量的专家进行反复研究确定。这样,就可使财政部门从复杂的既管钱又管事的现状中解脱出来,变为单纯的只管钱的技术部门,以保证资金安排的合规、合理、合法。
(2)保留财政资金支付机构。为了保证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顺利推进,各级财政部门负责资金支付的机构要保留,同时,要突出其规范性的特点。要通过对资金支付情况的分析来检查和落实预算编制是否合规、合理和合法,也为预算编制委员会提供相关意见,为相应机构对资金支出的检查和绩效考核提供初步意见。
(3)强化财政资金支出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考核机构。主要是负责对所有财政资金支出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考核。
摘要：推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对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随着近年来国际社会对绩效评价的普遍重视，我国财政部门在公共财政支出领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实践探索，但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体系尚未有效建立，财政支出未得到有效评价，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有待提高。
关键词：政府,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随着近年来国际社会对绩效评价的普遍重视，我国财政部门在公共财政支出领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实践探索，但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体系尚未有效建立，财政支出未得到有效评价，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有待提高。推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对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1.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现实意义
财政支出绩效，是指财政支出活动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它反映了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资源配置活动与所取得的社会实际效果之间的比较关系，重点研究政府配置资源的合理性和资源使用的有效性。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指按照财政支出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的总体要求，运用科学、规范的绩效评价方法，制定统一的评价标准，对财政支出的行为过程、支出成本及其产生的最终效果进行科学、客观、公正地衡量比较和综合评估，使财政资金得到事前、事中和事后多方面的控制。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贯穿于财政支出安排和实施的全过程，是对财政支出效益、管理水平、投入风险等方面的综合评价；是发挥财政调控功能、提高财政资金安排科学性、促进财政支持社会经济目标实现的重要保证。
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对于规范财政支出，依法理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有利于增加公共支出透明度，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二是有利于重点项目建设，对项目的运行及效率情况提供及时、有价值的信息，促进项目管理，增强项目管理者对项目的责任感；三是有利于正确引导和规范财政资金监督与管理，形成有效的财政执法和监督约束，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四是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通过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获取有效的信息，使政府决策者有效地规避投资风险及短期行为，节约财政资金，缓解供求矛盾，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随着部门预算管理改革、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拥有了现实可行的条件。
2.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不同于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益评价。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不仅要分析计算直接的、有形的、现实的投入和产出，而且还要计算分析间接的、无形的、预期的投入与产出，支出绩效既反映为可用货币衡量的经济效益，又反映为大量的无法用货币衡量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财政支出追求的最终目标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这表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远比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益评价复杂。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应遵循以下原则：
2.1全面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原则。财政支出类别多，内容繁琐，涉及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国防安全、外交事务、行政司法、科教文卫等众多领域。支出对象的广泛性、差异性决定了其绩效的表现具有多样性特征，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整体效益和局部效益等。要对财政支出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就必须对上述因素进行全面衡量，从多种效益的相互结合中得出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综合绩效评价结果。同时，由于不同类别的支出具有特定的功能，所追求的效益也有所侧重，因此，评价时，在全面衡量各种效益的基础上，也要充分考虑不同类别支出所产生的效益的特殊性。
2.2统一性和差别性相结合原则。从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看，对财政支出绩效的评价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常用的有前后对比法、有无对比法、逻辑框架法、成功度法等。但无论何种方法，都有严格的标准、指标、程序和分析框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必须设计一套统一的原则、制度、标准和程序，以此作为开展评价工作的基本规范，否则，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将失去衡量的依据，评价的程序和质量也会失去控制。但考虑到财政支出绩效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对不同类别财政支出的评价，可以在统一规范的平台上，充分考虑其差别性，结合各自的功能特性，选择相应的指标和标准来进行。
3.目前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面临的问题
3.1保障制度缺乏。目前，《预算法》、《审计法》等法律法规对财政支出均侧重于资金投入的管理和监督，而对资金产生的投资效益则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缺乏法律约束和制度保障。
3.2绩效标准难以建立。绩效标准是管理部门或评价人员对实际效果进行衡量或评价的鉴定要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是衡量被评价单位或项目绩效高低的尺度。由于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的缺乏,制约了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诚然，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标准绝非易事。与企业追求财富最大化相比，政府组织追求了太多的公共目标(经济的、政治的、自由的、安全的、环境的、社会的等等)，且其中多数目标都很难衡量。也可说，公共支出目标的多样性和难衡量，是其评价标准难以建立的根本原因。如何从科学角度,突破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手段、认知和主观决策限制,建立一套科学、系统和完整的绩效评价标准，综合评价财政支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以及政府绩效,是财政资金绩效评价的重要目标，也是当前开展绩效评价的难点。
4.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思考及建议
4.1划分评价层次。根据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主体和客体的不同，可以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分为四类：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
4.1.1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的主体通常是财政部门、项目实施单位及其主管部门，评价对象是财政支出项目的效益。由于财政支出项目是部门（单位）财政支出的重要方面之一，而且项目支出内容十分广泛、项目间差异大、项目效益不确定性大，因此，对财政支出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对合理安排财政经费、提高财政资金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4.1.2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主体通常是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评价对象是主管部门所属二级和基层预算单位的财政支出效益。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基础，单位作为财政部门预算管理的基层单位，其支出效益直接反映为财政支出的总体效益，因此是财政部门预算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上述评价工作分类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并且共同构成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上述四类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目的相同，四类评价工作都以提高财政资金效益为目的；二是层次分明，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是部门、单位评价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总和，而综合绩效评价又要以部门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为基础；三是差别显著，项目支出评价是具体财政支出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总体评价，部门、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侧重于财务管理效率评价，综合绩效评价是一种政策评价。
4.2建立评价制度。
4.2.1建立规范统一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制定和完善财政支出绩效的评价办法、工作规则、工作程序、评价指标、评价标准、评价结果运用等一系列制度和规程，并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纳入财政管理制度范畴。
4.2.2要在财政资金运行各环节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在收缴环节，采取集中收缴方式，提高资金入库效率；在分配环节，分类细化预算指标，有助于对财政支出进行监督和评价，还可清晰地衡量预算分配环节的成本与效益；在购买环节，实行政府集中采购制度，可以取得规模效益；在支付环节，采取国库集中支付方式，是提高财政资金绩效的有效途径。因此，财政支出各环节上都存在绩效问题，应该研究在财政资金运行各环节都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
4.4编制绩效预算。绩效预算作为一种公共支出预算模式，是由绩、效和预算三个要素构成的。“绩”是指财政支出所要达到的目标；“效”是指具体考评完成目标情况和取得的成绩；“预算”是指为实现支出目标提供的财政资金数额。绩效预算是绩效评价的前提与基础，绩效评价贯穿于财政支出安排和实施的全过程。在财政支出管理的各个环节中，笔者认为，从绩效预算编制入手开始构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是应用绩效评价理念的一个良好切入点。编制绩效预算，就是要进行事前控制。财政与主管部门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都要进行可行性研究，运用成本——效益法，对重大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行分析审查、组织专家论证、筛选，严把入口关。编制绩效预算可以起到事前监督的预防作用，解决了其他事中和事后环节监督管理上的不足，能够从根本上提高资金的绩效水平，加强预算制度的约束作用。
在具体的绩效预算编制过程中，要结合预算支出管理实际，在绩效预算的各主要环节加强制度约束。如结合部门预算的编制程序，各预算部门首先要进行自我评价，在这个环节需要对各部门明确支出责任，建立奖罚措施和资金追踪返还制度。各部门要对影响财政支出绩效的因素进行定义、识别、衡量和预测，并对要实现的目标进行评价，制定科学、合理的支出计划，在编制本部门支出预算草案时进行科学的项目评价；在各级财政部门的预算审查环节，要建立严格的绩效预算审查制度，通过加强对预算支出绩效的审核、评价及综合平衡，对绩效差、不合法、不合理、不科学的部门预算支出计划予以调整；财政部门要建立预算执行过程的绩效跟踪检查制度，在提出公共预算时要设有与该支出对应的效果指标；在预算执行的中期报告中要对比资金的使用与绩效，在决算时要报告最终的资金绩效情况，并对各部门的财政支出进行横向的成本效益分析，找出不同单位或部门项目间成本效益差异的原因，为以后支出决策提供依据。
5.结束语
放大这个“节约点”的功能和效应，不仅事关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且事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深入持久开展，更事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从这样的高度认识建设“绩效财政”的极端重要性，才能不断增加财政投资评审的客观性、科学性和透明度，用好用足财政投资的每一分钱，获得“好钢用在刀刃上”的财政投资超值回报。在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进程中，虽说节约的着力点是不可再生资源与可再生资源，但财政投资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节约点”。
参考文献
［1］陈志刚.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趋势［J］.中国审计，2003，（21）
一、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的特点
（一）政策指向性强。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一般都有明确的政策支撑，并且对扶持对象、政策措施、完成目标、实施效果等内容都有相应的规定。
（二）资金量大、覆盖面广，效益影响面大。如北京市“商业流通发展资金”项目，涉及全市18个区县①，包括特色商业街改造、物流配送、连锁经营、商场节能改造、农贸市场升级改造等二十几个领域。
（三）评价层级及涉及主体较多。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由财政部门负责资金审批、主管部门负责资金分配和监管、各区县项目单位进行资金实际执行。按照资金流向，从资金审批部门到项目主管部门，再到实际执行部门，呈现出多层级、多部门、多区县、多执行单位的特点。
（四）公共属性显著，关注程度高。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大多属于民生项目，通常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标，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行为，其公共财政特征比消耗性支出更为显著。而且由于与市民切身利益相关，执行过程中群众较为关注。
二、政策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现状分析
（一）目前开展的绩效评价工作程序和方法
北京市目前开展的绩效评价工作程序和方法见图1。
图1 绩效评价工作流程
首先，在确定评价项目后，由考评机构组织被评价单位、中介机构召开项目绩效评价培训会，组建考评工作组，对评价项目进行前期摸底调研等准备工作。随后，考评工作组入户收集项目相关资料，并对所收集资料进行整理和复核。与此同时，项目单位成立自评小组开展自评工作，在考评工作组指导下完成自评报告。考评工作组根据所收集的资料，参照“项目指标体系范本”，结合项目特点，增设并细化三级、四级指标，编制适合于项目的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确定之后，考评工作组编制专家手册，并针对项目特点遴选管理、财务和业务方面的专家，召开专家预备会对项目资料和指标体系进行讨论，针对专家提出的问题进一步补充资料、修订指标体系。资料补充齐全及指标体系确定后，召开专家考评会对项目进行总体评价。最后，根据专家考评会结果，考评工作组撰写绩效评价报告。
（二）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和问题
1.政策理解不够充分，评价重点不够突出。项目工作组在前期阶段缺少对政策深入了解的过程，也缺少专家对专业性的政策进行分析的环节，导致对绩效评价的内容和重点把握不准确，影响评价的效果。
2.指标体系的适用性不强，评价内容不够全面。现有的指标体系[包括业务指标（下设规划和立项情况、目标完成程度、效益实现情况、组织管理情况4个二级指标）和财务指标（下设预算管理情况、财务（资产）管理状况、会计信息质量3个二级指标）]无法完全适用于政策性项目，如：规划立项情况指标，由于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本身就是由某一项政策支撑立项的，考评重点不在于其规划和立项情况。
3.评价分析方法较为单一，绩效综合评价分析难度较大。目前考评工作对于绩效评价只局限于反映项目实施结果的图片、数据等资料的收集，并进行简单的定性分析。但对于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缺少整体效益实现情况的综合评价分析，未能充分体现绩效评价工作的有效性。另外，由于设立的绩效目标合理性依据不足，项目单位在项目完成后对效益总结不够充分，项目效益涉及面广，对样本量的选择不够科学合理，对绩效综合评价的标准不明确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合理准确地评价分析项目的综合绩效。
三、政策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方法研究
（一）确定评价重点
1.深入分析政策，确定评价重点。首先确定政策所要达成的宏观目标，可提前邀请专家指导分析政策的核心内容，依据政策中明确的绩效目标确定考评重点，并针对政策宏观目标和微观目标确定的产出和效益的考评重点，与被评价项目的主管部门和实际执行部门沟通取得一致意见。
2.结合项目实施内容及具体流程，确定评价重点。向主管部门、执行单位了解项目实施内容和具体流程，从中找出项目流程的关键步骤，结合政策确定的完成目标确定考评重点。
3.依据受益群体的具体受益情况，确定考评重点。深入分析政策和了解项目实施内容后，分析项目受益群体的具体受益情况确定考评重点，具体可以分为直接受益情况和间接受益情况两个方面来评价分析。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及评价方法研究
1.构建指标体系的关键点
（1）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分类体系。第一，可以将财政支出项目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分类，在统一规范的平台上，充分考虑各类项目的差别性，选择相应的指标和标准。第二，分别建立以过程为导向、以管理为导向和以结果为导向的指标体系，依照被评价项目特点选取执行过程、组织管理或实施结果一个方面进行重点评价。
（2）依据政策和项目实际情况建立指标体系。根据相关政策内容和项目实际执行程序，制定具体的指标体系，除对项目执行情况、效益实现情况进行考评外，还可以包含对政策适用性和实施完成后的运营管理情况进行考评。
（3）邀请专家参与制定指标体系。邀请相关管理、业务和财务方面的专家讨论指标制定，从专业角度制定执行、效益等方面指标，着重讨论政策中相关条款对实现预计效益的适用性。
（4）适度设定附加指标。为满足评价工作的要求，还可以根据具体需要，适度增设附加指标。
（5）设置纵向效益评价指标。设置纵向的评价指标，对主管部门、执行部门（各区县或各单位）、终端受益者等各环节分别进行绩效评价。
2.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方法
要结合以上关键点，根据实践发展需求和财政支出功能分类，在满足实际工作需要的基础上，划分层次，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层次明晰、实用可行的指标体系。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按照可计量性，分为定量和定性指标。体系可以是动态的，可扩充的，具体体现在所选用的指标既可从分类指标和备选指标库中选取，也可以根据评价对象的特性设置指标，从而保证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真实性。
当评价对象确定后，将从指标体系中选取基本指标、分类指标中的一种（根据评价对象的财政支出类别确定）和定性指标，构成评价对象的一套完整指标。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见图2。
图2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
第一，定性指标。
（1）定性指标的内容
定性指标指无法通过数量计算分析评价内容，而采取对评价对象进行客观描述和分析来反映评价结果的指标。定性指标是用于评价财政支出项目涉及政治影响、社会稳定、改革与发展、资源配置状况、服务态度和质量等非定量指标因素，是对定量指标的进一步补充。
（2）定性指标的评价方法
对定性指标的评定，可从结合以下分析方法取得判断基础或依据：一是专家经验判断法，二是问卷测试法，三是横向比较法，四是“一票否决”法等。定性指标测定通常是上述四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形成若干个从高到低有档次的评语。
第二，定量指标。
（1）定量指标的内容
定量指标包括基本指标和分类指标。基本指标包括项目建设评价指标、国家（国际）通行指标、公众关注指标等被广泛应用在综合性绩效评价以及公共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的指标。分类指标是在确定具体评价对象后，通过了解、收集相关资料、信息，结合评价对象不同特点和财政支出类别具体设定目标来设置特定的指标。
（2）基本指标
主要评价财政支出效益的共性方面，它是每个评价对象都必须采用的指标。由资金到位率、资金使用率和支出效果率三项指标构成，其公式如下：
（3）分类指标
分类指标是评价财政支出效益的核心指标。按照财政支出分类，可分为经济建设、农业、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以下仅对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涉及较多的几类进行说明。
1）农业事业类支出指标。包括支持农村建设、支持和促进农业发展和农业产业化三类指标，每类指标又分若干子指标。见图3。
图3 分类指标一农业事业类
说明：当农业保护水平>0时，说明财政资源向农业倾斜，农业得到了保护；反之表明政府未对农业进行有效保护。
2）教育事业类支出指标。由投入资金分析、财政资金产出效益、财政资金利用效率和发展潜力四类组成，每一类都包括若干指标。涉及的财政支出科目包括教育事业费等。见图4。
3）社会保障类支出指标。包括国有企业失业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线、财政资金落实情况和社会稳定评估等七类指标。每一类都包括若干指标。涉及的财政支出科目包括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等。见图5。
图4 分类指标一教育事业类
图5 分类指标——社会保障类
第三，备选指标。
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共同构成财政支出对象的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应是动态的，可扩充的。运用时所选用的指标既可从现有的指标体系中选用，同时也可从备选指标库中选取，或者根据评价对象的特性设置指标，从而保证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如教育水平指标：包括劳动者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均教育经费、科技人员比例等。
（三）评价综合测算模型与评价结果
对上述指标体系的每个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分别进行赋值，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后，还要通过综合测算模型，把多个指标对绩效评价系统不同方面的评价值综合在一起，以得到一个整体性的结果。对综合评价的计算可采用线性加权求和计算模型来处理。
根据综合评价总分，按照四级分类进行财政支出绩效考评，即可以根据评价结果落入的评价标准区，判断被评价对象所使用财政资金的优劣情况。
（四）绩效评价工作思路的改进
1.建立全过程的绩效评价体系
完整的绩效评价体系应是包括项目事前评估在内的全过程评价。具体来讲，可以在项目申请立项时由财政部门联合业务主管部门事先设定评价指标，设定分配资金在当年预计实现的效果，并每年对该指标做动态调整，也为事后评价进行分年的效益评价时提供依据。
2.运用层次化、立体化效益分析方法
对于主管部门主要评价项目执行的总体效益，对全市范围内该领域的影响及其政策宏观目标的效益实现情况，资金在各执行部门的分配是否符合效益最大化；对于执行部门（各区县或各单位）主要评价主管部门所分配的资金任务量的局部效益实现情况，资金再分配的效益是否公平合理；对于各终端受益者主要评价资金的实际产生效益情况，如收入增加情况、现状改善情况等。
3.选用适宜的评价标准
经济效益指标都可以表示为成本效益的比例，收益、成本的具体内容视不同效益指标而异；社会效益指标的标准往往由于支出项目涉及不同的经济和社会领域而各不相同，要根据评价的具体目标、组织实施机构、评价对象来确定。
4.加强人才队伍的培养
专业评价人才队伍的培养，包括组织评价的工作人员、参与评价的中介机构人员的专业素质，是提高绩效评价工作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具体可以通过聘请专家进行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定期组织研讨学习等方式。另外，进一步建立和维护各类型专家人才库，也是做好绩效评价工作的一项长期的基础工作。
注释：
①北京市行政区划从2010年7月起由18区县合并为16个区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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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勇。男,广西贺州人,1958年4月出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湖北财政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政府采购研究所副所长。
学术兼职。中国财政学会理事,全国高校财政学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财政学会常务理事,武汉市财政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
学术经历。1981年9月―1987年7月在原中南财经大学财金系就读,先后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毕业后在原中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从事财政学、国家预算管理等课程的教学和研究;1999年考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学博士研究生,2002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2年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财政系主任;2003年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院长;2005年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2004年在加拿大圣马力大学作为期半年的学术研究,近年来先后应邀到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英国卡蒂夫大学、日本京都大学、日本岛根县立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逢甲大学等高校作讲学和访问。
研究领域。主要研究财政理论和财政政策,涉及税收、公债、公共收费、财政支出、预算管理制度、财政管理体制、财政宏观调控、地方财政等方面,并形成了财政收支政策与预算管理制度、财政分权与财政管理体制、区域经济与地方财政三个主要研究方向。
专业业绩。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规划项目、财政部科研项目、湖北省科技攻关项目等各类科研课题20余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和主编教材各三部,领衔讲授的《财政学》课程荣获国家级精品课程。代表作主要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财政政策调控》(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财政学原理》(中国财经出版社,2005)、《国家预算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公债学》(中国财经出版社,2007)、《2007―2008中国地方财政发展报告: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财政研究》,2006.9)、“我国开征物业税的若干思考”(《税务研究》,2007.3)、“税收法定主义与我国课税权法治化建设”(《财政研究》,2007.5)、“公共财政的分析”(《财贸经济》,2007.10)、“财政体制与地方政府财政行为探讨――基于治理‘土地财政’的视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2)、“土地财政:缘由与出路”(《财政研究》,2010.1)。2009年度,学术论文“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获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第六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研究报告“科学发展观下湖北公共财政发展职能研究”获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湖北发展研究奖(2006―2007年)三等奖,研究报告“本科生导师制度研究――基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实践”获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湖北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论文摘要】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于城市公共产品而言，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更容易市场失灵。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城乡公共产品有效均衡模型、借助蒂布特的“以足投票”理论和公共部门改革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进行了深度剖析。
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短缺已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学界普遍认为，由于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的存在，政府缺位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有其深刻的经济因素。因为相对于城市公共产品或公共设施而言，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更容易导致市场失灵，这是农村公共产品的特性决定的。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城乡公共产品有效均衡模型、借助蒂布特的“以足投票”理论和公共部门改革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进行了深度剖析。
一、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有效均衡模型
本文构建城乡公共产品有效均衡模型来阐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经济原因。图1是我国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有效均衡模型。其中：MRA是农村公共产品的边际收益曲线，MRC是城市公共产品的边际收益曲线，MRA、MCC分别是城乡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QA、QC为供给均衡时城乡公共产品的供给量。由于农村居住分散，单位面积聚集的人口远远少于城市，所以农村公共产品的边际收益要低于城市。图形上表现为MRC曲线在MRA曲线的上方，并且MRC曲线更为陡峭。这是因为，城市人口一般比较集中，交通、通讯等设施比较发达，所以公共产品的辐射范围和受益面积比较大。如动物园、公园、图书馆、博物院等文化活动中心即使建在城市中心，城市周围的居民仍可以以很低的成本享受良好的服务。相应地，增加或减少单位数量的公共产品受益或受损的城市居民也越多，因此，边际收益曲线更为陡峭。
农业生产活动在广阔的天地里进行，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交织。面对自然风险，农民需要农田水利、农村电网、农业信息等基础设施。这类基础设施一般投资额大、投资回报期长，投资经济收益低。农村居民大多数居住分散，使得单位农村公共产品承载或受益的人口比较少，加上农村大多数地处偏远，公共产品的筹建成本更高，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山区，公共产品的建设就更为不便，单位成本更高。所以，农村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曲线在城市公共产品边际成本曲线的上方，也更为陡峭。
按照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理论，在一定的预算约束条件下，城乡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条件是MRA=MCA=MRC=MCC，因此，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量QC远远超过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量QA。
二、蒂布特“以足投票”理论的作用
蒂布特（Charles·M·Tiebout）在其《地方支出纯理论》（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中给出了地方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均衡模型。蒂布特将一个地方的居民看作自由流动的既是消费者又是投票者的个人（consumer-voters），居民（consumer-voters）根据一个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水平和价格（税收）来选择是否在此居住，如果一个地方的公共产品供给难以满足其需求意愿，公民将会选择离开（即“以足投票”）。
Tiebout模型是建立在严格假定基础上：（1）consumer-voters自由流动，选择最适合自己偏好的社区居住，一旦定居，将获得最大满足；（2）consumer-voters有各个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模式的充分信息；（3）有足够多的社区供consumer-voters选择；（4）就业机会限制不在consumer-voters考虑范围之内；（5）社区之间的公共服务不共享；（6）要素固定，各个社区的特征不能复制；（7）社区追求最佳人口规模，并以此决定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简单说来，在Tiebout模型中，consumer-voters会对不同社区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收水平进行对比，以选择最适合自己居住的社区，如果个人不满意社区提供的公共产品，将会选择离开，即consumer-voters将“以脚投票”。这样各个社区在不断的取舍中，达到最优。Tiebout对此作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个人在购买私人产品时，他进入市场，产品价格一定，根据价格他决定购买多少私人产品并达到均衡。在消费者充分流动的前提下，让消费者进入社区，这个社区的公共服务已定，公共服务的价格（税收）也已定，他也难以掩盖自己对公共产品的真实偏好，他是否选择留下就是其判断的结果。”
在公共支出一定的条件下，蒂布特模型为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投向的选择提供了理论基础。虽然满足蒂布特模型的假设前提有很多困难，比如consumer-voters对社区的充分信息、足够的流动性以及不考虑工作和其他社会因素选择居住点都是不现实的。尤其在我国，对大多数居民而言，打算经常搬家或迁居别处的人毕竟是少数。可通常会有足够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或富有冒险和创新精神的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如高校毕业生、有异地投资倾向的企业家等），他们足够给地方政府造成压力，要求各地方政府像其他竞争者那样以合理的成本提供适当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目前，不同规模和水平的城市为了吸引投资和高素质人才的进入，都非常重视当地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高水平公共产品的供给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和高素质的人才进入，导致经济高速增长，经济高速增长积累的大量财富使城市有充足的实力投资于公共产品，形成良性循环。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将公共投资投向城市无疑能带来更大的回报。农村由于农民自身的积累和基层政府经济实力差，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公共产品建设投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的恶化使农村中优秀的人才和资本外流，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农村公共设施相对于城市更加的落后和衰退。
三、公共部门的改革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
由于公共产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公共产品供给存在市场失灵，因而也是政府公共支出的主要内容。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结果表明：公共财政支出随着经济发展有不断增长的趋势。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通过欧洲、日本、美国的公共财政支出记载发现：国家的公共财政支出的绝对数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这种规律被称为“瓦格纳法则”。美国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夫妇（Richard A·Musgrave and Peggy B·Musgrave）也认为，公共财政支出增加的法则应由公共部门份额的提高来说明。即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都会提高。
公共支出的持续增长使世界各国都面临日益沉重的财政压力。主要表现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持续增长，财政赤字严重。如1998年我国实施公共财政政策以来，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和财政收支差额都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见表1）。
巨大的财政支出和财政赤字压力迫使世界各国开始对公共部门进行的改革，将民营化和市场化引入公共部门，以缓解巨大的公共财政支出压力。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我国公共部门的改革也逐渐开始。如城市用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允许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和经营，公路、铁路、民航等领域也逐渐对民间资本开放。
一 问题的提出
财政支出的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欧债危机、世界实体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政府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面对如何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的难题，有必要从全局着眼，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货币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二 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应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由于我国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的收缩期叠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机的作用导致了收缩的时间延长和幅度加大。使得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长期性的;既有总量方面的，又有结构方面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难以独立承担起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着某些矛盾。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1.在储蓄动员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扩张和货币供给扩张是有内在协调性的。财政支出扩张刺激需求，扩张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发债实现储蓄动员;二是向中央银行借款，转而投入实体经济，增加总需求。货币供给扩张刺激需求，扩张也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发基础货币，二是通过降低利率实现储蓄动员，增加派生货币。显然，从结构角度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在储蓄动员方面，在储蓄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两者的效应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实现。同时启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都在“争夺”储蓄资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础货币供给扩张。在增发货币方面，理论上讲，两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问题是谁也无法承受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供给的扩张会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限制作用。贷款增长幅度反映的是间接融资的储蓄动员效应的放大程度。现在我国的储蓄动员由于股票市场低迷、严控企业债券发行，起主导作用且操作简便的就是银行信用扩张。对财政来说，贷款增长会压缩国债发行空间。对高利润追求的本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不会过多持有国债，银行当然也乐于放款。所以，不能认为财政扩张支出时发行国债没有硬障碍。而且，货币供给扩张时，资本市场会被激活，大量资金会流入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另外，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资金来源结构已发生变化，消费信贷成为居民重大支出的资金来源。从今后趋势看，房价如果下调，购房者会借低利率之机介入房市，此时，房贷规模自然膨胀。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储蓄动员，当然会压缩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抬高国债发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启动增长上，货币政策显然有作用空间。货币政策的切入点是直接刺激市场投资需求，而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强化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货币供给扩张过程中，调低利率、放松贷款限制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财政支出扩张。
2.财政政策具有结构特征，货币政策具有总量特征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强调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结构特征。而货币政策的重点是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具有总量特征。只有财政和货币两种手段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调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时兼顾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目标的实现。
财政政策通过变动收入和支出来调节经济结构。由于税负及支出规模的调整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分配关系，并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因此，财政赤字或结余都不能太大，这使得财政政策对需求总量调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财政政策对社会供求结构的调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场机制可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为了减少资源浪费，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干预。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主要表现在：通过扩大或减少对某行业的财政投入，来“鼓励”或“抑制”该行业的发展。即使在支出总量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也可通过差别税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对某行业进行“扶持”或“限制”，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和调节经济结构的效果。
货币政策扩张的优势在于既可充分调动存量货币，又可直接增发基础货币，这对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性。其本质上是把更多的储蓄吸收过来注入到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使货币供应量按乘数效应增加。从总需求扩张诱导的角度看，利率下调对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吸引力最强。我国现行制度基本不允许实施财政贷款，财政对投资的支持，要么是无偿拨款，要么是贴息，但这两者资金额都比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扩张，因为财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产品供给。货币供给扩张恰好打消了人们对财政资金的期望。现在刺激总需求，从引导全社会投资和消费角度看，冲击力最大的还是货币供给扩张。但货币政策调节社会供求结构和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中央银行运用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利率、信贷规模、公开市场业务等各种工具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总需求。可是，因为银行信贷资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带动资源配置方面要体现市场原则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贷资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投入预期收益率低的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产业。如果真有银行信贷资金做到了这一点，则其背后往往有财政的支持。
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和总量矛盾，必须根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的侧重点不同，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
从财政政策调节看，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反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如财政运用税收、贴息和投资政策，引导货币流向新兴产业和瓶颈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以结构调节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投放货币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控制基础货币乘数，以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同时，中央银行在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基础上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
一般来说，运用财政政策启动经济较为直接、迅速，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明显，往往起的立竿见影的效果，适用于公共性和难以取得直接回报的项目。货币政策需要通过商业银行以及整个金融体系间接作用于社会，其效果的显现通常存在着一定的时滞，适用于那些在比较短时间内能够得到直接回报的项目。同时，为提高国际竞争力所需的技术改造和为解决就业所需的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的发展， 主要不能靠财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贷手段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视其回报情况的不同，有的可用财政手段来启动，有的也可吸收非财政性的资金，包括信贷资金来实施。正因为财政手段与货币手段各有长短，所以两者必须紧密配合，在实现社会供需总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会供需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这样才能相互扬长避短，共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稳定发展。
三 结论
中国自1999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趋势要求中国政府扩大公共养老金支出，同时提高个人养老金的平均给付水平，以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其他养老福利需求。但是，在“未富先老”的发展格局下，中国养老财政面临着巨大的支付压力，主要表现为基础养老金支付负担系数大、养老金历史欠债多、养老保险制度转轨的成本压力以及老龄化背景下养老福利服务建设的财政需求增多等问题。
中国财政的中长期规划也应及早考虑养老费用问题，以应对“白潮”带来的挑战。那么在未来数十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会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养老财政的支付水平如何确定，养老金支付应占财政支出多少比例以及如何减轻养老财政负担，这些关于养老财政支出与负担的问题已成为不同领域学者、专家进行人口老龄化研究的重要内容。综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发现，目前有关养老财政支出的研究缺乏系统性、综合性和前瞻性，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养老金支付以及养老金缺口负担、制度转轨负担方面，对于新兴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新农保以及养老福利服务事业的研究较少，关注度较低，而且缺乏对全国范围内老年人养老财政负担的测算研究。因此，加强对中国养老财政支出的预测与评估研究，分析中国的财政支付能力，为可能出现的养老财政危机做好思想及措施准备，以提高中国养老财政支出的科学性和时效性，进而保障全国的老年人能够过上较为体面的晚年生活。
二、中国养老财政支出与负担
综合不同学者针对养老财政支出内容的观点，养老财政支出既包括针对老年人个体的退休金、医疗保险费用的支出，又包括面向全体老年人的养老福利服务与福利设施建设投资。当前，企事业单位的退休金多以养老保险形式体现，国家也在向农村居民、农民工、城市个体职业者或无职业者提供相应的养老保险。同时，国家不断地通过财政拨款的形式加强养老机构建设、推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为老年人提供养老福利服务。养老财政负担主要源自过多的老年人口数与有限的财政供给之间的矛盾以及养老金改革背景下新旧养老金制度转轨的高成本等现实状况。当然，养老财政管理与经营不善，以及养老金支付主体责任不清等问题也会加重养老财政负担。
(一)养老保险的财政支出与负担
中国养老保险主要由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农民工养老保险、新农保组成，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正在进行试点工作。目前对养老保险的财政压力研究主要从养老保险的财政收入与支出情况、不同类型养老保险特征与缺陷以及养老保险财政支出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
1.养老保险的财政收支情况
关于养老保险财政支出的综合研究比较少，学者多从养老金赤字可能达到的金额、影响以及如何扭转养老金收不抵支的发展趋势进行深入研究。马军、翟凡(2001)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保持现行制度、扩大覆盖范围、提高退休年龄等几种情况，基准仿真结果表明，保持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养老金赤字到2020年将达到550亿元，同时覆盖面扩大将会恶化养老金赤字，到2050年养老金赤字高达7660亿元。社会保障课题组(2008)从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的角度出发，建立人口预测模型和养老保险缴费、支出和平衡预测模型，建立价格、生育率、死亡率、工资增长率、城市化水平、劳动力参与率、就业率、投资回报率等相关假设，根据不同的政策目标，即是否适时提高缴费率、降低退休金相对水平，①是否覆盖城乡，是否推迟退休年龄进行分组预测。预测结果表明仅仅覆盖城市地区的养老保险体系不可持续，在2022年支出将大于收入，“基金存量达到峰值16.8万亿元，并在2031年转为负值”。②马军、翟凡和社会保障课题组都考虑到覆盖面以及退休年龄的影响，并进行相关预测，然而在预测结果上有差别，马军、翟凡认为覆盖面扩大造成的养老金赤字恶化情况较为严重，而社会保障课题组则认为其影响不大，只是将收不抵支出现的时间提前两到三年。
曹艳春、路锦非(2010)从制度整合视角，首先提出上海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建议，进而对镇保、农保转化为城保引起的财政收支变化进行分析，指出实现制度整合不会给财政造成太大的压力。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养老保险长期精算模型，在对养老金缴费、领取人口、GDP增长率、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养老保险覆盖率、养老保险缴费和支付比例等变量进行假设基础上指出“不考虑上海已有养老保险基金账户盈余或赤字的前提下，若考虑历年的累积结余，上海市自2046年出现财政赤字，到2050年累积赤字金额达1.39万亿元”。③
2.不同类型养老保险的财政支出与负担情况
学者对养老保险财政支出与负担的分类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基础养老金财政支付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多轨制，公务员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采用不同的标准，其中公务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由政府包揽，企业员工养老金中政府承担着支付基础养老金的责任，这些养老金的支出均属于政府财政支出的内容。周小川(2001)指出从2025年起，政府每年需要拿出5000亿元到14000亿元来维持退休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④一些学者还指出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保险待遇提升，基金负担系数扩大、骗取养老金现象、提前退休等因素将会进一步加重中国的养老保险财政压力(成志刚，2002；郝燕燕，2005)。
做好养老财政预算、对养老金进行科学精算是减轻养老财政压力的重要途径。V. Gopalakrishnan、Timothy F. Sugrue(1995)提出在对养老金进行精算假设时需要考虑折现率、薪金递增率、退休金计划预期回报率等经济变量，而Marilyn Oliver(2009)在进行经济假设的基础上提出需要进行人口假设的观点，认为需要考虑退休率、死亡率等人口因素，此外将通货膨胀也引入到经济假设中。2007年《PWC 2006 Survey of Actuarial Assumptions》一文在对英国养老金制度分析的基础上也明确提出了不同的预期寿命、死亡率以及投资收益的假设会影响养老金的精算分析。国外学者关于养老金精算问题的研究为中国学者展开基础养老金财政支付预算研究提供了经验价值。目前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探讨中国基础养老金的支付能力研究，不同学者的研究争议在于把养老金当成确定性年金还是不确定性年金。邓大松、刘昌平(2001)，贾宏波、温源(2005)等学者把养老金当作确定性年金来研究，通 过比较缴费现值和养老金现值分析中国基础养老金支付能力，其中预期寿命使用人口生命表预测，缴费现值由缴费率、利率、工资求得，而养老金现值则是根据利率和养老金等变量得到。而张勇、陈耕云(2008)则是从养老金不确定性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指出运用人口预期寿命是不准确的，应当把死亡率直接引入模型之中。在此基础上，他们运用缴费率、计发比例、法定退休年龄、养老金增长率、工资及其增长率、起始工作年龄和死亡率等变量制定了精算模型，对缴费、养老金进行预算，指出缴费率、计发比例、法定退休年龄、养老金增长率、工资及其增长率、起始工作年龄、死亡率、性别等对中国养老金支付能力均有影响。
关于如何应对中国的养老金隐性债务以及老龄化问题，一些学者在提出提供财政补贴、延长退休年龄、提高缴费率等具体措施的基础上指出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也是一种政策选择。Noriyuki Takayama(2002)在研究中国养老金改革问题时，认识到养老金财政赤字问题，希望通过更大的鼓励参与即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来解决中期和长期的财政问题。王小春、陈鸿雁(2009)，刘翠霄(2003)认为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可以减轻财政支付压力，因为覆盖面扩大客观上使转轨成本的偿付时间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支付压力时间彼此错开，避免双重财政支付的重叠。但是这些学者仅仅是考虑到了短期内的压力减轻作用，并没有全面认识到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可能带来的问题。一些学者指出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可能造成长期内的养老金支付负担。
(2)农民工养老保险财政支出
中国在2009年公布了《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养老保险模式以扩大养老金制度覆盖面。刘玮玮(2010)对2010-2050年农民工养老保险每年的收支进行了精算分析，综合考虑假定退休年龄、参保年龄、2010年的农民工数量、农民工各年龄段参保的人数、各期农民工新参保人口数、最大存活年龄、农民工的平均缴费工资、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实际工资年增长率、农民工个人账户平均缴费比例等因素，指出2010年到2040年期间差额是逐渐增大的，不会对财政造成太大压力，但是在2050年农民工退休以后会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认为吸收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在短期内能够缓解中国养老金资金缺口的压力，但是从长期来看仍会带来财政负担。⑤其精算没有考虑盈余再投资，预测存在偏差，但是在理论上解释了农民工养老保险可能带来的财政负担与压力。
(3)新农保财政支出
中国自2009年开始实行新农保的试点工作，并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农保制度打破了传统的政府财力不足论，建立政府补贴机制，加大各级政府对新农保的财政投入。多数学者认为目前政府的财政补贴是有必要也是可行的：从公共财政理论角度看，新农保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要求公共财政给予支持(何春玲，2009)；根据社会扣除理论，“社会保障基金需要在社会产品分配给个人之前做储备性的扣除，这是中国财政分配的理论基础”(陈淑君，2009)；⑥从现实角度看，中国政府具备充足的财力来推动新农保(刘昌平、谢婷，2009；曹文献、文先明，2009)。《Economic Survey of China 2010：Providing Greater Old-age Security》一文认识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新农保中的责任分担问题，在主张政府财政支持的基础上指出现行的新农保更多的由地方财政负担可能造成新农保的不可持续性，主张由中央政府转移更多的新农保费用。
学者在主张新农保政府财政补贴政策的基础上对新农保的财政支出进行了研究，目前对新农保财政支出的研究有以下几个出发点：其一，确定新农保的各级政府财政分担。米红、王鹏(2010)对新农保制度模式与财政投入进行实证研究，引入政府有限财政的观点，在认可财政分担责任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财政承担的责任是有限且适度的，提出省、市、县三级财政制度的资金分担与优化模式，同时运用仿真技术预算出中西部20个省新农保制度财政补贴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值，估计将会在2029年达到预测峰值；其二，确定新农保采取何种补贴方式。刘昌平、殷宝明(2010)建立年度平衡的现收现付制财政补贴模型以及阶段式平衡的现收现付制财政补贴模型，在模型基础上设计出三种评估方案，即年度平衡的财政补贴模式加待遇补贴、阶段式平衡的财政补贴模式加待遇补贴、阶段式平衡的财政补贴模式加缴费补贴。假定现收现付制养老金财务平衡周期、平均缴费期、平均给付期、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纯收入增长率、投资收益率、利率等变量，对三种方案进行评估，得出补贴缴费的现收现付制阶段式财政补贴机制更适合于财政补贴型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纵观上述研究可以发现，目前很少有学者以预测新农保带来的财政支出与压力为目的进行研究，新农保的财政支出预测还是一个空白的领域，还没有被纳入养老财政支出与负担研究体系中。同时，学者的研究重点放在了地方财政上，忽略了对中央财政应承担的新农保财政责任进行研究。
(4)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财政支出
中国城镇无业居民的养老问题至今没有全国性的制度保障，仅仅有北京、成都等几个发达地区依靠地方财政建立了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政策。赵湘平(2010)指出不解决这些居民的养老问题，中国政府将会面临严重的社会压力。张时飞(2009)提出了建立城乡无社会保障老年居民养老保障的建议，对基本实现养老保障制度全覆盖所需财政支持进行了静态估计，他假定保障人数为1亿老年人，其中农村老年人为7000万，城市养老待遇为每人每月200元，农村养老待遇为每人每月100元，估算出在全国普遍建立城乡无社会保障老年居民养老保障制度，年需资金1420亿元。⑦但是其采用的估计方法过于笼统，没有考虑到区域差异、人口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忽略了这一制度建立是一个动态过程，其待遇补贴、老年人口数均是可变的，因此城乡无社会保障老年居民养老保障制度建立的财政预算也就相对复杂。
3.隐性债务支付与转轨压力是养老财政的主要问题
隐性债务和转轨成本是研究养老金支付与制度接续问题时出现频率很高的名词。隐性债务存在于代际之间，即在职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不足以支出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所造成的欠债；转轨压力来自新旧养老金制度整合与接续时所需支付的改革成本。当前学者研究主要对养老金支付能力进行预测，从提高投资收益率、缴费率、延长退休年龄 、调整计发比例和养老金增长率等角度提出增强支付能力的措施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在企业养老金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养老金隐性债务问题。那么应当由谁来承担养老金隐性债务的责任呢？一些学者认为政府是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责任主体，应当承担隐性债务支付责任，因此需要加大政府对养老保险资金的财政投入力度(刘翠霄，2003；王利军，2006)。然而卢驰文(2008)认为并不是所有的隐性债务都是政府的责任，统筹账户基金的隐性债务可以通过代际转移实现，只有个人账户的隐性债务才是政府的财政责任。⑧黎民、曾永泉(2004)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出发，认为政府和企业在隐性债务问题方面存在博弈行为，政府把自身责任转嫁给企业，一些企业不愿承担责任，逃避缴费，迫使政府以一次性转移支付的方式解决隐性债务，增加财政支出负担与压力。⑨总体来看，多数学者认为由政府承担隐性债务责任的思想是一致的。在明确了政府是养老金隐性债务责任主体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开始对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进行预算模型研究。
国外关于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的精算研究主要是由世界银行进行的。隐性债务概念理解歧义导致学者对隐性债务预测方法手段的区别，世界银行主张运用终止法⑩计算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隐性债务。世界银行(1997)对中国的养老金老人债务与中人债务进行预测，选取中国1995-2050年的人口、劳动力、劳动生产、工资增长和GDP作为研究对象，对适龄劳动人口、人口抚养率、退休年龄、工资增长率、实际回报率等变量进行适当假设，指出老人隐性债务为6813亿元，在职职工隐性债务为12363亿元。(11)此后，在2000年，世界银行采用精算法对中国城镇劳动人口和退休人口的隐性债务进行预算，认为中国的隐性债务规模为74780亿元。Robert Holzmann、Robert Palacios、Asta Zviniene(2004)虽然没有单独对中国的隐性债务进行研究，但是提供了一些思想支持。他们分析了隐性债务的替代定义，为目前养老金隐性债务概念不清的现状指明方向；同时在研究模型预算隐性债务时指出工资增长差异以及替代贴现率是重要影响因素。
除了对企业养老金制度改革带来的隐性债务压力进行研究外，也有学者开始对其制度转轨带来的财政压力进行预测。近年来中国事业单位和公务员机关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逐渐提上日程，卢驰文(2008)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转轨的财政压力进行了分析，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5)》的相关数据，运用机关事业单位就业人数和平均工资计算出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总额，并且将基本养老保险费与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费用总额进行比较，估算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转轨时的财政压力。杨燕绥、胡乃军(2010)在财政支出比较视角下对公务员制度改革提出发展建议，即实行公务员养老金的三元组合，他们指出政府财政在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中承担着支付基础养老金、部分职业养老金、廉政奖励养老金的责任。以2007年为分界点，制定出新旧制度比较模型，运用公务员工资、工资增长率、公务员人数等变量对新旧制度下的财政支出进行预算并比较分析，认为最初新制度支出高于旧制度，但随着时间推移会逐渐小于旧制度并保持此优势。
(二)老年福利服务的财政支出与负担
在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基本养老保险尚未全面普及，老年人养老问题突出的背景下，养老福利服务逐渐成为应对养老问题的必要举措。发展养老福利服务需要政府的财力支持。桂世勋(2004)针对上海市提出整合社区为老服务的财力资源，主张市级、区级公共财政投入社区为老服务建设中，以年人均标准以及社区内老人人数为标准确定投入规模。(12)2005年，民政部开展养老服务社会化示范活动，主张“建立以国家、集体投入为主导，以社会力量投入为新的增长点，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以社区老年福利服务为依托，以老年福利服务机构为主干的老年福利服务体系，将发展老年福利服务的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并对社会力量兴办的老年福利服务机构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13)财政投入于老年福利服务事业发展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
1.社会福利机构
中国社会福利机构的发展方向是民办公助，在积极促进民办养老机构发展的同时，政府需要对养老机构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目前中国还没有统一的补贴原则及标准。民政部主张“对于处在建设阶段的社会福利机构可以按规模、投资额等给予相应的资助；对于已经建成的社会福利机构，可以按床位数和实际收养人数给予一定的运营补贴”。(14)毕素华、陈如勇(2005)在《发展民办养老机构的若干思考》一文中指出政府对养老机构的补助应当以社会需求和解决养老问题的实际效果为依据，而不应以机构的性质为依据，实现养老机构的公平竞争。(15)目前，学者对于中国社会福利机构财政投入的研究较少，张时飞(2009)在研究中曾经探讨过中国新增养老床位的财政需求，以单床位一万元左右的政府财政补贴为标准，估算政府所需财政投入为245亿元。
2.养老服务基础设施
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养老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主张加大老年福利服务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做到在公共服务方面努力增加资金投入，建设好与老年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卫生、社区服务等公共设施。在社区为老服务设施建设方面，要“考虑老年人的需求差异，建设一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福利服务设施，缓解城市街道和农村乡镇老年人福利服务设施严重匮乏的矛盾，为居家养老提供支持，为老年人活动提供场所。”(16)李芳凡、廖成丽(2009)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出发，把养老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重点放在农村地区，主张考虑农村的特殊性，给予财政投资的倾斜。以前学者仅是在理论上主张要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力度，并没有明确其供给主体，这两位学者进一步思考，主张应该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财政责任，根据城乡差别确定相对承担比例。
总体来讲，养老福利服务事业在中国发展不完善，因此学者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如何促进中国养老福利服务事业的快速发展，忽略了发展养老福利服务事业财政支出与负担的研究。
三、研究评述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国内外学者对养老财政支出与压力的研究愈加深入细致，研究视野也更为开阔。多数学者能够立足中国现有的多元养老保障制度，围绕老龄化对财 政的支付需求及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描述性研究，围绕养老金预算和养老财政支出规模建立模型，预测老龄化和养老财政需求的数额，从扩大覆盖面、推迟退休年龄等方面提出减轻养老财政负担的措施。在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仍将持续，因此，在养老财政支出领域的研究现状仍有可完善的空间、研究方向仍有可开拓之处。
(一)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1.隐性债务与转轨成本概念混乱
隐性债务与转轨成本的内涵并不相同。隐性债务是“采取受益基准制原则(DB)的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向制度覆盖职工做出的养老保险受益承诺，而转制成本则是从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向基金积累制养老保险制度转轨后隐性养老保险债务显性化的成本。”(17)目前中国学者对养老财政支出的研究多集中在转制成本，即狭义的隐性债务上，忽略了保留下来的现收现付制度的隐性债务问题研究，客观上缩小了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规模。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对中国的养老财政支出进行研究时要正确认识隐性债务与转轨成本，对转轨成本进行研究时也要注意对尚未显性化的隐性债务进行研究。
2.养老财政支出的研究范围较狭窄
养老财政支出不仅只是成本付出，更应添加投资规划的元素。目前学者普遍认可各种形式的养老保险是养老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而对日渐兴起的养老福利服务投入较为忽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对晚年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仅凭养老保险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势必无法满足老年人对高品质晚年生活的需求。老年福利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能够尽最大可能的惠及更多的老人，是提高老年人福利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中国政府逐步推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投资养老服务建设。但是在学术领域，学者多在阐述发展养老福利服务事业的必要性以及福利项目的如何提供，而对养老福利服务财政投资鲜有涉足，在现实生活中，当前政府对养老服务的投资也缺乏规划性。因此，在未来，学者应加强对老年福利服务事业财政支出的研究，科学规划养老福利服务的投资，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3.理论研究有待加强
学者关于中国养老财政压力与负担的研究大多采用的是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的方法，具备科学性与说服力。但是在重视模型与实证研究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了文章的理论基础研究，目前学者的研究较少进行理论分析，缺乏理论基础。笔者认为在对养老财政支出进行实证研究前需要首先搞清楚财政为什么要增加对某方面的财政支出，分析财政与养老支出的内在联系，这时就需要把其关系的研究置于一定的理论框架内，例如用公共财政理论、公共产品理论、马克思社会主义扣除理论等。在财政与养老支出的关系有充足的理论支撑的基础上再对养老财政支出进行实证分析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实证分析存在的必要性，使文章结构更加清晰完善。
(二)未来可深入研究的方向与内容
1.对中央与地方养老财政责任分担的研究
“财政分权是建立在政府职能或事权基础上，符合经济效率与公平，体现民主精神，采取民主方式并有法律保障，各级政府有相对独立的lwxz8.com 北京写作论文财政收入与支出范围，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各政府间关系等的一种财政体制”。(18)关于养老问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有一定的财政支出义务，且各级政府之间存在责任差别。而目前中国一些学者对养老财政支出的研究忽略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责任差别，忽视对中央政府财政责任的研究，仅依靠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进行养老投入，则会造成养老福利的非均等性，有失社会公平；忽视对地方政府财政责任的分析，则会掩盖当地特有的养老问题，养老财政投入缺乏针对性。
2.对养老财政支出的预算体系的研究
养老财政支出的预算问题即对养老财政支出进行预算时需要对哪些方面的养老财政支出进行研究。目前，中国养老财政支出预算没有统一的标准，多数学者是对养老某一特定方面的支出进行研究的，例如基础养老金预算、养老金缺口评估预测、养老保险制度转轨财政负担研究、新农保财政负担能力研究等，以上研究内容均属于养老财政支出的组成部分。对中国养老财政支出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笔者认为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对中国的养老财政压力进行分析需要综合考虑，将中国的城乡养老保险财政支出问题综合起来进行预算分析，同时不能忽略老年福利服务事业发展的财政支出研究，最终应将所有的关于养老财政支出的预算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建立中国养老财政支出预算体系。
3.对人口老龄化预测模型及财政支出预测模型构建的研究
目前，虽然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的人口老龄化预测模型以及财政支出相关模型的试探性构建，但要保证具有预测性的虚拟模型切实可行，则需要综合考虑多维度的影响因素，例如在建立人口老龄化预测模型时需要综合考虑人口基数、各年龄段人口数量、死亡率、人口存活率、平均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人口政策、性别因素、区域因素以及迁移等因素的影响，根据具体情况建立的模型选择恰当变量，进行合理的变量假定，对人口老龄化做出较为科学的预测。关于养老财政支出预测模型以及隐性债务预测模型，学者采用的测算基点、测算范围、建设条件以及依据的资料不同，(19)需要考虑领取人口、GDP增长率、养老保险覆盖率、养老保险缴费和支付比例、养老金增长率、工资及其增长率、起始工作年龄、死亡率、性别、存活的最大年龄、年退休给付、利率折现值、退休前存活的概率等因素，选取适当的变量进行模型设计。
4.对养老财政支出效果评估的研究
建立模型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养老政策的制订，而科学的公共政策在实施之前需要进行事前评估，因此建立衡量养老财政支出效果的评估指标体系尤为重要。围绕财政与养老金，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开发出全球老龄化准备状态(GAP)指数，GAP指数又分为两个子指数，分别是财政可持续性指数和收入充足指数，前者包括公共负担、财政空间和福利依赖3个指标，后者又包含老年人的总收入、收入脆弱性和家庭养老3个指标。这是一个关于财政偿付能力和老年人口赡养的新分析工具，为评估世界各国应对全球老龄化的准备进展情况提供了评估途径。(20)中国的学者也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国情，加强对中国养老财政支出的评估指标体系研究，科学测算人口老龄化对财政的影响以及进行财政支出对老龄社会可能产生的效益分析 。
注释：
①“适度降低退休金相对水平”指使退休金增长慢于工资增长。
②社会保障课题组.中国养老保险覆盖面扩大及可持续性分析[J].统计研究，2008，25(12)：11—14.
③曹艳春，路锦非.长期精算模型下上海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合的财政压力测试[J].华东经济管理，2010，24(5)：153—157.
④周小川.中国社会保障模式的演变与现状[EB/OL].macrochina.com.cn/zhzt/000028/006/20010418000716.shtml，2001-04-18.
⑤刘玮玮.农民工养老保险收支与中国养老金缺口精算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0，(5)：109—112.
⑥陈淑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财政支持研究[J].学术交流，2009，(7)：83—86.
⑦张时飞.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J].社会福利.2009，(8)：18—19.
⑧卢驰文.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转轨的财政压力分析[J].理论探索.2008，(1)：78—81.
⑨黎民，曾永泉.政府与企业在社会养老保险中的博弈[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4，(4)：56—60.
⑩“终止法”得到的隐性债务是老人和中人的隐性债务。
(11)World Bank. Old Age Security: Pension Reform in China[M].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7: 28—33.
(12)桂世勋.中国人老龄化和老年保障60年回顾及探讨[R/OL].npc.gov.cn/delegate Center/proscenium/2010/2010-01/27/content_1542558.htm，2010-01-27.
(13)(14)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中国民政事业发展报告[R/OL].china.com.cn/info/0506mz/txt/2006-08/07/content7043500.htm，2010-11-15.
(15)毕素华，陈如勇.发展民办养老机构的若干思考[J].苏州大学学报，2005，(5)：125—128.
(16)全国老龄委.关于印发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通知[EB/OL].china.com.cn/policy/txt/2006-12/12/content7493018.htm，2010-11-16.
(17)刘昌平.做大社保基金事关养老制度改革成败[EB/OL].finance.sina.com.cn/money/insuran/bxsd/20051117/00052125621.shtlm，2005-11-17.
(18)王远委，黎华亮.中国财政分权问题[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9，(12)：126—127.
关键词：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公共品； 财政支出； 实证分析
一、引言
近年来，三农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日益突出的问题，至取消农业税以来，国家在对农村财政支出也越来越多，已安徽省为例，2006年，安徽省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非农户投资总额为188.3亿元，2010年安徽省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非农户投资总额达到654.5亿元。近年来，安徽省政府也加大了对农村投资的力度，扶持了一些有关安徽省农业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和工程的建设。尽管如此，但安徽省的农业基础相对比较薄弱、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和农民持续增收困难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1]因此，研究安徽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村经济增长增长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巴罗模型为基础，分析安徽省非农户固定投资也就可以说是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安徽省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建立模型的理论基础
（1）农村公共支出和农村经济增长内涵的确定。 公共支出又称为财政支出，是指政府为了履行其职责而支出的费用。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也即是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长。本文以安徽省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作为具体的度量指标。
（2）计量模型的选择及其相关变量的含义。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研究的是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是通过分析各种要素贡献来解释经济增长问题。在实证分析中大家广泛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本文也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生产形势，基于巴罗的模型的基础上。则包含农业财政支出要素的农业生产函数随即回归方程就为如公式1-1所示。
Yt=AtLαtKβtGλt（1-1）
其中，At表示第t时期的技术进步的作用，一般情况下，是用常数和时间的函数关系来表示技术进步。Yt表示第t时期的农业生产总值，Lt，Kt，Gt分别表示第t时期的劳动投入量、农业资金投入量和安徽省农业财政支出量，α，β，λ为待估参数，α表示就业的产出弹性，β表示农业资本的产出弹性，λ表示财政农业支出的产出弹性，本文是通过估计这些参数，考察农业劳动投入量、农业资金投入、政府农业支出量对农业生产总值的影响。
本文采用双对数模型来建立安徽省非农户财政农业支出总量与安徽省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计量模型，在先不考虑技术进步影响的情况下，公示如1-2所示。
lnYt=C+αlnLt+βlnKt+λlnGt+ε（1-2）
若令MPG=YG表示安徽省非农户固定投资G的边际生产率，根据巴罗的理论，当MPG=1时，非农户投资的生产达到最优水平，也就是政府投资达到最优水平。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最优的政府边际收益也为1，若MPG>1，则会出现财政支出不足，若MPG
本文的数据样本以安徽省2006-2010的数据位样本区间，数据来源于2007-2011的《安徽统计年鉴》，以安徽生产总值中的第一产业值代表Y，以乡村从业人员数代表L，以安徽地区农村固定资产代表K（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安徽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代表安徽省财政农业支出总量G，如下表3-1所示。
注：安徽第一产业值Y数据，乡村从业人员数L数据，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G数据来源于2006-2010年《安徽统计年鉴》；农村固定资产总量K的数据来源于2006-2010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
现在运用表3-1所示数据，运用EVIEWS计量软件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数据分析。降分析结果写成标准形式如下公式1-3所示。
分析以上回归方程的详细结果，我们发现由于D.W=2.29，接近于2，所以，我们断定其中三个自变量基本上不存在自相关。拟合优度R2=0.999，说明这三个解释变量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解释程度达到99%，解释能力较强。F=15203，因此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回归模型从整体上是显著的。三个变量的T值均比较大，可知这些值都是显著的。此外，我们还可发现：
（1）农村从业人员即农业劳动投入量的产出弹性α==19.235，这表明农业劳动投入量的变动对农业生产总值的变动的影响为负，也就是说，在当前农业资本投入量（农村固定资产）和农业财政投入（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一定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美增加1%，农业生产总值将会降低19.235%。这可以反映出两种情况：一种是当前安徽农村劳动力人均资本和人均政府财政投入过低；另一种是安徽省农村劳动力剩余太多，其实这两种情况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可以判断有两种方式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一种是增加投入资本以改善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另一种也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从而提高劳动力过剩带来的对生产率的影响。
（2）农业资本即安徽农村固定资产投入量的产出弹性β=1.009，表明安徽农村固定资产投入量对农业生产总值的变动的影响为正向的，并且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农村固定资产每增加1%，农业生产总值将会增长1.009%。因此，增加农村固定资产的投资对农业生产总值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3）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的产出弹性λ=0.088，表明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生产总值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每增加1%，农业生产总值就平均增长0.088%。由前文讨论的MPG=YG，且我们知道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的产出弹性λ=YG·GY，所以可以得知λ=MPG·GY，我们可以令S=GY，即S为非农户固定投资量占安徽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此，我们可以得到MPG=λS，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表3-1中的数据计算得到MPG的值，根据巴罗的理论，MPG=1时财政农业支出达到最优规模，所以此时λ=S，固定λ=0.088，我们可以得到理论上财政农业支出（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的最优规模，并将MPG的值列在下表4-1。
由表4-1所示，我们能够得到理论上理想的财政农业支出规模，从理论上可以得知安徽省非农户固定资产投入量还不够，在不考虑农村公共产品提供的刚性约束和其他财政等约束的情况下得到的理想值。但我们应该尽量向理想值靠拢，设定目标，逐步实现。
四、结论
本文以安徽省为例，采用2006-2010年农村从业人员人数、固定资产投资、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安徽省农村经济等数据，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对安徽省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运用eviews回归的实证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并得出了如下结论：
1、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的产出弹性λ=0.088，表明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生产总值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每增加1%，农业生产总值就平均增长0.088%。
2、我们能够得到理论上理想的财政农业支出规模，从理论上可以得知安徽省非农户固定资产投入量还不够，如表4-1所示，所以政府应该增加财政支农规模。（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
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林毅夫.现代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伴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人，教育教学论文课题研究日益完善，教师素质也今非昔比。大多数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积累了丰富经验，需把自己的探索、体会、经验写成教育论文，因此撰写教育论文已是时展的要求。
但在具体的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很多老师只是停留在实践阶段，不善于总结的占多数。那么，在写教育教学毕业论文的时候，选题定题如何把握度呢？分享以下信息。
第一，题目难易要适当。
题目的难易程度要适当，如果急于求成，选择的题目过大，那么即使勉强定题，也不知从何下笔，不但力不从心，往往举步维艰，久攻不下，则常常是半途而废。
第二，题目大小要适中。
初学写作的老师在选题上最易犯的毛病是贪大求全，以为题目越大越有分量，其实论文的分量与题目的大小并不一定成正比。题目太大，反而由于自己学术不足，导致研究深度不够，问题解决不清。
因此，若能抓住本学科领域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使是小问题，深人展开，从各方面把它说深说透，有独到的见解，把问题解决了，那么论文就很有分量。所以我们选择课题，应尽量具体一些，范围小一些，宁可小题大做.也不要大题小做。
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些金融专业的毕业论文研究题目：
1.促进新农村建设的财税政策分析
2.粮食安全与财政支持政策研究
3.地方政府财政公开与信息透明的研究
4.促进区域现代农业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5.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模式探析
6.支持发展循环经济的财政政策与措施研究
7.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8.公共财政构建过程中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与优化研究
9.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10.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探讨
11.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12.国内外财政理论与政策比较研究
13.社会保障税研究
14.农村社会保障研究
15.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管理研究
16.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和运营研究
17.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责任研究
18.农村医疗保障研究
1.政府支出结构。
在研究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文献中，普遍的结论是地区间标尺竞争和官员晋升激励竞赛成为产生地方政府支出偏向的主要原因。尹恒和朱虹（2011）通过比较县级财政可支配转移支付作“增量收入”和“既有收入”的用途，分析了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制度，使地方政府官员获得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激励，证明了县级财政存在生产性支出偏向。乔宝云等（2005）利用1979年~2001年的省级数据，发现地区间财政竞争导致政府存在对资本投资的偏好，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不足，地方居民的经济福利被忽视了。平新乔和白洁（2006）运用1999年~2002年省级数据研究发现，预算内支出主要用于教育等公共品，而预算外支出则主要用于满足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傅勇、张晏（2007）运用1994年~2004年的省级数据同样发现政府支出结构存在“重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倾向。
2.政府教育支出结构。
Su（2004）认为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教育资源配置政策对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分配的效果，文章利用两阶段人力资本积累模型，证明基础教育的支出偏向会有利于贫困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公平，实证部分探讨了公共教育支出的经济效应。廖楚辉（2003）利用Logistic模型验证了政府在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支出偏向以及带来的效益增长之间的关系，强调政府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力度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初期的重要作用。李贞（2012）从教育支出的地域结构角度，借鉴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收敛概念，提出政府应该缩小教育投入的地区差距，向贫困地区、农村地区以及人口大省有所倾斜。王蓉、杨建芳（2008）认为财政分权对省级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具有显著影响。郑磊（2008）研究认为地方政府之间的标尺竞争、财政分权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等对地方政府教育支出比重产生显著的负影响，而财政自给度具有正效应。上述研究有助于澄清政府教育支出在三个层级教育以及区域之间分配偏向的原因，但很明显，目前国内学术界在对于本科教育以及高等职业教育这两类高等教育类型的拨款划分比例研究上尚存在空白。2014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家已经将职业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重点工作来推进，但从基层实践的情况来看，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要迎合我国经济发展、产业转型以及劳动力市场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还有很大差距。
3.职业教育投资回报。
DanielaGlocker、JohannaStorck（2014）利用夏普指数（Sharpe-ratio）研究了不同类型不同专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与风险，发现应用学科和职业教育的收益/风险比值要高于大学教育。JonathanMeer（2005）研究发现，职业教育不仅有助于降低辍学率，而且提高了弱势群体的收入。综上，目前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矛盾使得高等教育需要被重新审视和定位，高等职业教育在调节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技术技能型人才供给不足的矛盾中应该发挥作用，但是我国高职高专的发展现状并不乐观，因此本文试图对地方政府职业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以及进行分析。
二、实证分析
1.计量模型、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31省、自治区、直辖市2005年~2012年的面板数据，探讨地区经济特征，劳动力市场特征，教育发展水平以及政府因素等与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支出偏向的关系。以地方政府对其所属普通本科学校和高职高专的拨款比值作为度量衡量高等教育支出结构的指标，建立以下回归模型：Yit=β0+βTXitT+ai+uit其中，Yit为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支出偏向变量，本文使用高等职业教育地方财政支出与高等本科教育地方财政支出比作为衡量；XitT为各影响因素向量；β0为截距项；βT为各影响因素的系数；ai不随时间变化的其他因素；uit为因时而变的其他影响因素。我们将可能影响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支出结构的因素分为以下四类：具体描述如下：（1）地区经济特征。地区生产总值，来描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由于地区生产总值不平稳，进行回归时会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对其取自然对数然后进行差分；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地区的产业结构；城镇人口（或非农业人口）比例，来度量地区的城市化程度。（2）劳动力市场特征。由于部分用人单位招聘设有学历门槛，为了反映本科学历和高职高专学历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择业差异，我们采用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占地区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来反映毕业生就业灵活度；分别用就业人员中大专、本科及研究生以上学历来表示地区的劳动力素质或地区对技能型以及理论型人才的需求程度。（3）政府行为。由于考虑到目前我国本科高校具有层次划分，其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也不同。在本科大学中，国家重点建设的中央部委直属重点本科的经费由中央直接划拨，而普通本科和高职高专由省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拨款筹建。因此，为了研究地方政府在普通本科和高职高专间的支出偏差，需要剔除中央政府直接划拨给重点本科的经费，表示为各地区本科院校中中央政府给重点本科的拨款比例，但由于我国有11省（自治区）没有中央直属本科学校，因此采用地方属本科学校政府经费与所有本科学校政府经费比值来代替；其次，用地区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中教育支出所占比例衡量地方政府对教育重视程度；分别用央地财政收入比值（收入分权度）、财政支出比值（支出分权度）、地方财政收入支出比值（财政自给率）作为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4）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支出偏向也会受到该地区对高等职业教育的供给能力，或者学生对该地区高等职业教育需求的影响，我们用各地区本科和专科的学生规模作为指标。但考虑到本科学生规模的统计口径并未区分重点本科和普通本科，这样国家直属重点本科的人数未能剔除，因此以各地区本科院校中中央政府给重点本科的拨款比值作为普通本科学生规模的权重。各变量度量指标的数据来源如下：地方属普通高等本科学校、高职高专学校、中央属普通高等本科学校、普通本科学校经费收入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各地区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教育经费收入情况”；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央及地方财政收入、支出、地方教育支出均来自于《中国财政年鉴》；各地区本专科在校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大专学历占就业人数的比重、城镇化程度（城镇户口人数比例），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2.实证结果。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为了避免伪回归出现，要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分别采用基于同根假设的LLC检验方法和基于不同跟假设的ADF检验方法，结果显示，地方支付教育支出结构（y）、地区生产总值对数差分值（ggdp）、城镇化水平（city）、人才需求度（xl）、教育资源差异（dedu）、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hedu）、地方支出偏好（dexp）、财政分权各指标（czzj、srfq、zcfq）为平稳数据，国有企业从业人员比例（gyrs）一阶差分后平稳，故后续分析中采用国有企业从业人员比例（gyrs）的一阶差分（dgy）作为回归分析变量。在进行面板数据回归时，采用Huasman检验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或者随机效应模型，根据结果，论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模型1中加入了国有单位员工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这一指标，结果显示其并不显著，同时与模型2进行比较发现，出去这个变量对回归结果影响很小，进一步更换财政分权变量发现，国有单位员工人数指标始终不显著，且去除后对回归结果影响较小，因此，本文认为国有单位员工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对地方政府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结果影响不显著。模型2、模型3、模型4选取了不同的财政分权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各回归变量都显著，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化水平、地区学历需求、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财政分权等指标的系数为正，而教育资源差异和地方支出差异两个指标的系数为负，各变量的系数变化不大，与预期结果相似，因此认为本文的回归分析具有可信性。
三、主要结论
分别来看各项因素对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支出结构的影响：
1.财力充沛的省份有职业教育支出偏向。
从回归结果来看，地区GDP、城镇化水平、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财政分权指标的回归系数都为正，且地区GDP、财政分权和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三个指标的系数较大，对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支出结构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初步结论：财力充沛的省份有职业教育支出偏向，经济发展水平越强、财政收入越高的省份更倾向于缩小职业教育和本科教育的差距。
2.高等教育资源差距大的省份倾向于缩小职业教育与本科教育支出差距。
从教育资源差距这个指标的回归系数来看，各模型回归系数都显著，且为负数，系数较大，影响显著。地方高等职业教育和地方本科教育在校学生数反应了当地高等教育固有的发展状态和规模，这个指标的意义在于，地方政府高等职业教育与本科教育资源差距越大，地方政府越倾向于在财政支出方面进行弥补，缩小这种差距。
3.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学历需求结构对财政支出结构有引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