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3 06:21:4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意识形态工作总原则，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社区网格化管理就是根据属地管理、地理布局、现状管理等原则，把社区划分成若干个网格，并对每个网格实行动态、全方位管理。
一、划分网格，体系科学化
我社区成立于1957年，辖区面积0.86平方公里，管辖6个封闭小区，共有楼房74栋，平方15栋，居民1918户4703人；企事业单位23家；商业网点102家。按照“任务相当、方面管理、界限清新、全面覆盖”的原则，依托便民警务站，根据辖区内居住人口情况、商铺及出租房屋数、机关企事业分布数量、辖区管理工作的难易程度等，将社区划分为五个网格。通过建立网格，为全面摸清社情信息、实施精细的社区服务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组建团队，强化队伍
我社区网格化管理团队由“社区--网格长—网格员”三级管理梯队组成，确保社区网格管理服务运行高效畅通。按照“网中有格、格中有人、人在格上、事在格中”的网格化管理模式，每个网格按照“1+5+X”的原则分派人员，各网格的网格长由社区主要领导担任，网格员由访惠聚工作队队员、社区工作人员、联点单位和居民联户长等人员组成。
三、落实责任，工作规范化
1、每个网格建立基础数据台账，数据包含一张总表80项数据汇总，22张详细表数据。
2、每个网格细化分工，制定网格分工方案，明确责任，压实任务。
3、每个网格建立会议制度，在早派工后，细化当日派工，晚研判时汇总信息，并建立会议记录台账。
4、加强与驻区单位和企业联动，每周召开会议，收集各类问题以及需要协调解决事宜，形成派工单，由第一书记进行派工，在下周的联席会议上汇报完成情况。
5、加强双联户长的培训工作，发挥双联户作用，制定联户长管理制度。
6、建立建强网格党支部，发挥网格内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四、存在问题
1、社区工作人员对惠民政策了解不透彻，给居民回答的模棱两可，政策解释不清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也可能产生一些矛盾。
2、工作作风不实，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工作任务流于形式，日常工作流于纸面，为了留痕而留痕；一套数据能用很久，造成信息情报不准确。
3、居民参与性不高，对联户长的职责不明确，四老人员、楼栋长和联户长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
五、 解决措施
1、由社区各办公室，对所有的惠民政策进行梳理，选选出适合我们社区居民的一些相关政策，如医疗（能报哪些，怎么去报）、养老、大学生创业（如何申请贷款）、流动人口的医疗等，贴近老百姓的政策，真正把政策送到老百姓手里。每周进行集中培训，加强社区干部自身的素质。
2、工作人员要加大意识形态的培训力度，加大素质教育，让大部分人想去干事，想把事干好。每季度进行一次集中的意识形态培训，时间在三天左右，把培训坐实，培训结束后，集体发言，主要针对作风等方面进行讨论，并撰写心得。
3、对于居民存于率不高，在做好我们自身的同时，并积极发掘先进典型案例，加大宣传力度，调动起四老人员的积极性，以点带面的去开展工作。
第二社区居委会
2019年1月24日
[关键词]经济社会；成本；化解
[作者简介]曾永寿，柳州市政协经科委主任，高级经济师，广西柳州545001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11－0069－05
一、问题和意义
本文所说的“成本”，指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不限于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成本。所谓成本化解，指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可以从如下三个角度提出。
(一)实践角度
不难想象，在原始条件下，人们无论怎么勤奋地劳动，其结果最多只能获得简单的生存资料，不可能达到现代的生活水平。这就是说，从原始社会发展到今天，其间存在着巨额经济成本。那么，这一巨额经济成本是怎样化解的?或许有人说，人是高级动物，不仅有体力能劳动，而且还有智慧可以发展科技，人类正是依靠科技不断进步才达到现代的生活水平。的确，科技能够提高劳动效率，因而可以化解经济成本。但是，原始人终日赤身分散劳动，有什么条件和时间研究科技?此外，科技成果并不直接就是生活资料，原始人何来研究科技的动力?须知，人们从终日赤身分散劳作到有科学研究，其间同样存在着巨额经济成本，那么这巨额成本又是怎样化解的?――于是，问题依然存在，只是换了形式。
(二)理论角度
大家知道，亚当・斯密提出了分工经济理论，研究了劳动生产力的改进问题。这实际上就是生产成本化解问题。事隔161年(1776―1937)，科斯在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时发现了交易成本。显然，交易成本是与生产成本不同的另一种经济成本。就此，我们提问：第一，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是事隔161年才相继提出并加以研究的，可见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成本的问题不易，那么，这两种成本是否穷尽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成本?第二，生产成本、交易成本抑或还有其他成本，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由此可能发现怎样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三)比较角度
科学史表明，仅凭人的感官不足以认识事物，理性计算才能发现更深刻的规律。物理学就有一个能量过程的计算问题，物理学家运用于探索原子系统，发现了一系列出乎经典物理学意料的全新过程和规律，创立了量子力学。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核算亦即成本化解过程的研究，相当于物理学的能量过程计算。因此，笔者预言，通过成本化解过程的研究，有望获得与量子力学相媲美的经济学成果。
二、问题视野中的成本分类
经验证明，提问方式决定着对事物的分类方式。本节以“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问题为主线，找出可能解释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化解过程所需要的成本分类。
(一)生产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康芒斯的划分，所谓“生产”，仅指人对自然的活动，亦即人们为谋得物质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物质变换活动；由此，所谓“生产成本”，仅指人们为谋得物质生活资料进行物质变换而投入的劳动。此外，本文的目的是再现以往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由此探索发展规律，因此我们必须也只能从原始人开始。显然，对原始人来说，“进行物质变换而投入的劳动”，只能是赤身而进行的分散劳动，没有分工没有交易，当然更没有物质资本。这就是说，对原始人来说，他们的经济活动只有生产活动，生产成本只是赤身而进行的分散劳动。
如前所述，原始人这种赤身的分散劳动，最多只能谋得最简单的生存资料，不可能达到现代人的生活水平。那么，后来人类的生活水平是如何获得提高的呢?对此，亚当・斯密做了开创性探索，其名著《国富论》开篇就写道：“劳动生产力最大的改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接着，他用大量的事例证明了上述论点，并且在理论上分析了劳动分工其所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原因。关于后者，他写道：“这种由于劳动分工而使同一数量的人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巨大的增长，是由于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劳动分工，使每一个人的业务降为某种简单的操作并成为终生的唯一职业，必然使熟练程度获得提高，从而使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巨大增长。第二，劳动分工，减少了劳动者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所花费的时间，因而同样数量的劳动者在同样多的劳动时间中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量。第三，劳动分工，使劳动者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单一目标上，而不是分散在许多事物上，因而劳动者更有可能发现比较容易和比较迅捷地达到目的的方法，进而发明特定的劳动工具和机器；此外，劳动分工也包括一部分人从简单劳动中分化出来专门从事科学研究，而且科学研究本身也可因分工而获得快速发展；工具、机器的发明和科研的发展，将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劳动生产力。诚然，斯密说的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但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另一面就是成本化解，因此，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可以视为第一个探索成本化解问题的理论。
那么，分工化解生产成本的潜力到底有多大?是否有可能使人类从原始人的生活水平达到现代人的生活水平呢?对此，可作粗略的逻辑演算。
第一步，假设整个社会只有两个人，遵循上述斯密所揭示的规律，如果他们不分工，那么其产出各是1，社会总产出就是l+l=2；如果进行分工，劳动效率可获提高，那么社会总产出就不止是2，而是大于2，即有
1+1>2
第二步，对上述计算进行逻辑推论。如果整个社会有3个人且组成分工生产系统，那么，社会总’产出就不止是3，也不止是>3[既然1+1>2而不是1+l=2，那么(1+1>2)+1也就不能是一(>3)]，而是>>3(可读为“远大于3”)，即有
1+l+1>>3
于是，如果整个社会有m(m是任意自然数)个人且组成分工生产系统，那么，社会总产出就
因为上式中的m可以是任意自然数，因此上式表明：只要社会总人数m足够大且分工的层次可任意深化，那么，分工就可化解任意大的生产成本。诚然，分工层次不可能任意深化。但是，现实是直到今天最发达国家社会分工的深化过程仍未终止。由此证明：劳动分工可能化解巨额生产成本，从而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
(二)交易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前面，我们从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证明劳动分工可能化解巨额生产成本，从而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然而，这一结论只是逻辑上的，现实中并没有那么简单。1937年，科斯发
表了《企业的性质》，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交易成本。后来的学者通过重温康芒斯关于“交易”概念一般化的论述，从而将“交易成本”的概念也一般化了。于是，经济活动就分成两个领域即“生产”和“交易”，而经济活动的普遍成本也分为两大类即“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因分工化解生产成本而生成，这是容易理解的。分工的特征和结果，可用一个字来概括：专(产品专门、资产专用、劳动者专业)。词典解释，“专”，指“集中在一件事上的”。人的活动“集中在一件事上”，就能熟能生巧，增强从事这件事的能力。因此，“专”就是“偏”、“强”，它的“强”是以“偏”(即以放弃“完整”和“独立”)为条件的。产品专门(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消费，资产专用(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使用，劳动者专业(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劳动。这就是说，分工必须以分工之间的协作配合为条件，否则分工不仅无利而且有害。然而，分工之间的协作配合并不是一件易事。因为一种“专”必须与特定的另一(或几)“专”相匹配，而不能随意“拉郎配”，因此要完成特定的“专”与“专”之间的匹配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这成本就是交易成本。
那么，交易成本的量及其变化趋势怎样?显然，分工就是行业分隔。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由此，容易想到，劳动者越多分工越深化，“行”与“行”之间的“山”就越多越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层山叠岭望而生畏。这就是说，随着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行业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行业之间的协作配合越来越难，因而需要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且其增大的趋势近乎无止境。本文第一节已经证明，分工可能化解生产成本，随着分工的深化，其化解生产成本的潜力越来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趋势近乎无止境。通过本节的讨论，我们又获得如下认识：分工所需要的交易将生成交易成本，随着分工的深化，其生成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趋势同样无止境。这正是“没有免费午餐”，人类从分工可能化解的生产成本，又被协作可能生成的交易成本所抵销。正因为这样，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分工是经济，爱你不容易!于是，又有如下结论：即使能够证明劳动分工可以化解生产成本，但仍不足以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
那么，怎么办?天无绝人之路。在分工降低生产成本而协作增大交易成本的两难选择中，人类发明了交易组织。词典解释，“组织”是“按照一定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分工的特征在于“分”，而交易组织的特征则在于“合”。第一，交易组织是交易活动的中介，各成员可通过这一中介和获取分工、交易的信息，从而促成交易；第二，交易组织可压缩交易次数，交易有可能是同类多次，而有了交易组织则同类多次交易可一次进行；第三，交易组织可通过总结交流交易经验，发明简便高效的交易技术，制定交易规则，防范和制止交易欺诈，仲裁交易纠纷，监督交易的实施；第四，有了交易组织，交易本身还可继续分工，从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提高交易效率。如此等等，这一切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交易成本。
(三)管理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管理成本指建立组织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它是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区别的第三种相对独立的成本。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管理成本的内容，即管理成本是建立组织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二是管理成本的性质，即管理成本是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区别的第三种相对独立的成本。前一要点大约无异议，无须多作解释；后一要点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已有理论相悖，需要多说几句。
毋庸置疑，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并将其一般化，拓展了经济学的视野，拉近了理论与现实的距离，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其意义是深远的。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学者们将“交易”与“生产”并列对应，将“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并列对应，有意无意给人以如下信息：交易与生产一样都是原生的经济活动，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一样都是原生的经济成本。这是值得商榷的。从本文前面的分析可知，只有生产活动才是原生的经济活动，而交易则是生产因分工而派生的(有了分工才需要也才有交易)；因此，只有生产成本才是原生的经济成本，而交易成本则是生产成本的转化或替代。其二，学者们认为，交易成本是“利用制度的成本”，“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这给人以如下印象：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这是不正确的。首先，人们建立组织，其目的在于化解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先在性是组织建立的逻辑前提，因此，就不能说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或者说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其次，一般的，组织绩效即被组织化解的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也即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所花费的成本，是两个不相等的量，如果用同一个名词“交易成本”来称呼两个一般不相等的量，必定导致概念混淆，以致对组织过程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无法进行。再者，学者们否定或忽视管理成本的独立地位，其理由可能是：管理成本归根结底是交易成本(因此没有必要确立独立的管理成本)。但是，这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交易成本归根结底也是生产成本，于是，按照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说不存在独立的交易成本，这样交易成本的理论也就成为多余的了。由此可见，否定管理成本相对独立的地位是行不通的。必须强调，认识到“交易成本是生产成本的转化”和“交易成本不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是重要的，由此出发，我们才能发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系列，揭示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化解的完整过程和规律。
那么，管理成本的根源何在?任何组织的建立和维持运行都需要管理成本，即使将来实现社会大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因生产不足而导致的利益矛盾，这种成本依然存在，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成本将十分微小。然而，在现阶段管理成本绝对不可忽略。其原因可概括为三大疑难。其一，一致同意疑难。组织建立和健康运转的关键，是集中组织成员的偏好，确立组织一致同意的目标。然而，在分工协作必须通过交易(利益交换)才能实施的社会发展阶段，确立组织一致同意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组织强制(一部分人强制另一部分人)就不可避免，而组织强制需要大量的成本。其二，搭便车疑难。大家知道，组织运行需要管理制度，这在组织目标不能一致同意，需要采用强制手段实施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当然，如果组织全员自觉参与制度生产，制度生产成本尽管仍然需要，但可降低到最低限度(因为如果全员参与，那么收集制度生产所需要的信息就变得很容易)。但是，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发现，人们为了规避公共品生产中的个人成本，普遍存在“搭便车”现象，这就使得制度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其三，监督疑难。对组织成员实施监督，是落实组织制度实现组织目标从而维持组织运行必不可少的举措。然而，监督的困难在于：监督者也需要监督；于是，可能产生监督系列
无限倒退的逻辑困境――这就是监督疑难。监督疑难将使潜在的管理成本大得无法计量。
那么，管理成本能化解吗?如果能化解，其化解的途径又是什么?回答是肯定的，其化解的途径就是以各种文化(市场文化、企业文化、社会文化)为载体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知识的结晶，因而是组织目标不能一致同意情况下的组织目标孵化器和组织制度生产指示器。意识形态的建立，就如在组织中建立了一个磁场，从而使组织监督和控制变得容易。此外，意识形态的内容具有连续性和积累性，且具有利益外溢性(意识形态的效益不仅惠及意识形态的创立者)和成本内部化(意识形态的成本却仅由意识形态创立者承担)的特征。正因为此，意识形态成为化解管理成本的有效途径。
(四)意识形态成本
然而，意识形态的建立同样要花费成本。首先，意识形态的创造需要花费劳动；其次，经济利益集团化使意识形态的建立和替代过程充斥着矛盾和斗争，甚至需要通过残酷战争和政权更替才能实现；最后，意识形态对组织成员的监督和控制建立在成员自觉基础上，因而效率较低。这一切都可能成为意识形态成本的生成根源。
至此，我们已经知道有四种成本；且本文下面的讨论将证明，仅就成本化解的单一过程(不涉及过程的循环)来说，意识形态成本是最后一类相对独立的成本。因此，我们有结论：在“成本化解”的问题层面，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有且仅有四种，即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确立上述四种成本相对独立的地位是重要的，由此前进，我们将会看到完整甚至是构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统。
三、机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作用、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竞争
完整甚至是构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统，由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及其竞争所构成。在汉语中，“组织”指“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其中的“集体”，可以指人的集体也可以指物的集体(例如机体中的器官)。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也可视为一种组织，机器也可视为一种组织，因为他(它)们都是以物为元素组成的集体。这样，上面所说的“组织生态”中的“组织”，就有两类三种：以人为元素的集体，我们称之为狭义的组织(下称“人类组织”)；加上以物为元素的集体即人和机器，我们称之为广义的组织。
(一)机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作用
要说清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及其竞争，必须先讨论机器及其在成本化解中的作用。机器是人类劳动的物化，它可替代人类体力和脑力劳动，这已经是人们的常识，用不着多说。本文要增加的新内容是：机器不仅可物化人类劳动，而且还可物化人类组织(物化企业，物化市场，甚至物化分工协作的整个社会)；机器物化人类组织，对成本化解具有特殊的即其他组织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机器可物化人类组织，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为说明劳动分工可提高效率，曾经列举了许多分工协作组织，例如，制针业的分工协作组织、打制钉子的分工协作组织。但是，后来这些分工协作组织都被一台相应的机器(制针机和制钉机)所取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416－417页也曾谈到“一台信封制造机”取代“信封手工工场”的情况。显然，如果没有制针业分工协作组织和打制钉子的分工协作组织，就没有后来的相应机器；如果没有“信封手工工场”，就没有后来的“信封制造机”。这就是说，后来的制针机、制钉机是对前在的制针和制钉分工协作组织的物化；后来的“信封制造机”是对前在的“信封手工工场”的物化。历史走到今天，机器不仅可物化简单的分工协作组织，甚至可以物化复杂的局部市场(如电子商务)，物化庞大复杂的分工协作的世界社会(互联网)。可见，机器可以物化人类组织，这是一个日益明显和正在快速推进的事实。
机器物化人类组织，在成本化解问题上会带来什么结果?回答：机器物化组织，保存着组织分工协作对生产成本的节约，但并不继承分工协作所引起的交易成本(例如制针机各部件的配合协作并不需要交易成本)。也就是说，机器保存着人类分工协作的成果(分工协作产生的效率)，而消解分工协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诚然，制造机器也需要成本，但那已经是地地道道的生产成本――于是，成本化解的单一过程有了终端。由此，我们将看到成本从有到无这样一个奇妙的成本化解过程。
(二)成本化解循环链
奇妙的成本化解过程，就是成本化解循环链。
首先，从静态看，成本化解过程是一条链：生产成本一(分工协作化解部分生产成本但生成)交易成本一(交易组织化解部分交易成本但生成)管理成本一(意识形态化解部分管理成本但生成)意识形态成本_÷(机器化解上游过程中所有成本但生成)新的生产成本。诚然，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其“化解”的成本量与“生成”的成本量相比，逻辑上有三种可能，即有：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
然而，这毕竟显示了成本完全消解的可能性。
其次，从动态看，成本化解链是无限循环的。很容易看出，上述从静态角度所给出的成本化解链，其始点和终点都是生产成本。这就表明其动态过程是这条成本化解链的循环周转。在前面，我们已论证过，机器取代人类组织可保存人类分工协作的成果，消解分工协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尽管生产机器仍需成本，但那已经是新的生产成本了――于是，回到了链条的始点，开始了新的循环。这样，每一次循环的结果将生成新的一代机器；继而人们又将在新一代机器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分工协作，因而将生成新的交易组织，生成新的管理模式，以至生成新的意识形态――这一切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已作了深刻的描述。于是，一条无限循环的成本化解链就展现在我们眼前，这条链每循环一次都将一劳永逸地化解一部分成本，这条链无穷次循环周转就将化解无穷大的成本!
(三)组织生态及其竞争
一、文化强国的意义
1.文化强国是历史的使命
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历史，五千年历史创造了璀璨中华文化，而璀璨中华文化又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绵延发展，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文化。曾几何时，中华文化在世界上有何等的影响力，作为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华文化是何等灿烂。以后，随着国家的衰败，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日趋下降，直到谷低。先进文化可以救国，先进文化可以启蒙，先进文化可以发展，先进文化更可以带来整个民族的复兴。对中华民族来说，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文化复兴不仅可以重新振兴中华文化，鼓舞民族士气，建立民族自信，更能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与生命活力。因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也是民族昂首走向世界、增强国际影响力的精神资源。
2.文化强国是时代的呼唤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文化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渐渐表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文化是国家实力的象征与体现。文化既是软实力，又是硬实力。当它成为一种科学核心价值观时，它是指导力、精神动力、吸引力和凝聚力，是软实力；当它转变为文化产业时，它又是物质生产力，是硬实力。
3.文化强国是经济发展的必然
随着科学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文化在经济生产与生活中的作用更加明显。从发达国家的状况来看，文化产业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取得飞速发展，2010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明显不协调、不平衡的方面，产业结构急待升级，创造力迫切需要增强，经济后劲急需提高。为此，做好经济与文化的融合，增强文化经济力就是必然选择。另外，从信息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来看，消费引领生产的特点也决定着经济生产必须迫切带入更多的文化元素与文化成分。因为，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与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结构渐渐向精神、文化层面倾斜。一件物品仅仅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显然不够，它更需要有精神内涵、审美情调与思想品味。也就是说，当前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特点就是要加强经济的文化力。
4.文化强国是人民的需要
文化既是人民信念、信仰之源，也是人民丰富生活之源。随着改革开放与人们物质生活的丰富发展，人的精神生活显得越来越重要。就此而言，发展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既是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文化建设也是民生建设，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只有多创造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才是富有活力的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只有来源于百姓需求的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才是有生命力的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只有让百姓亲切可感的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才是有价值的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
二、文化强国的建设
1.文化强国的本质是制度文化建设
从一般意义上看，文化可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在这三种文化形态中，制度文化显然是决定性的。制度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以及日常生活与工作规章制度等。在这些制度中，根本政治制度是最重要、最本质的。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需要营造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更需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中华文化弥足珍贵，西方不少文化也具有很强的先进性，但它们都不能从根本上指导中国社会发展与中华民族复兴，只有才能引领中国发展，中国的根本制度文化必须是与社会主义。这一点丝毫不能动摇。当然，与社会主义作为中国根本制度文化的地位，也不完全是由它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决定的，更是由于它的先进性与群众性决定的。是发展的，它以前是以后还将在跟不同先进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不断发展与丰富。
2.文化强国的核心是建立文化体制
首先，要建立先进文化特别是理论建设制度。先进文化总体上属于文化事业，但它又不同于一般文化事业，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化、政治文化。应该把这类文化放在文化建设的首位。其次，要建立产业文化发展制度。产业文化不同于事业文化，从根本上讲属于经济式的文化。文化产业的性质是：“文化”是中介、路径与形式，“产业”才是实质。产业文化的发展思路基本上是按经济发展思路来进行的，它服从的是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规律。因此，对产业文化的加强可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式来推进。再次，要建立文化事业繁荣制度。文化事业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文化活动，它天生就有抵抗经济引诱的性质，对此不能用经济生产与经济建设的方式对待，应该给予充分政策上的优待与资金上的支持。
3.文化强国的关键是营造文化氛围
文化强国需要人人参与，需要营造尊重文化、爱护文化与利用文化的良好氛围，需要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需要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这样，制定正确的文化政策、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就显得十分关键。只有让每一个人都享受到文化权益与文化资源，做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与规则平等，才可能提升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只有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提高了，文化的创造力才能广泛进发，文化的品味才能普遍提升，高雅文化才不会因鹤立鸡群而受到冷遇。在激发文化向社会不同领域渗透与人民广泛参与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至关重要。意识形态是社会总体指导思想，它可以普遍指导社会与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但它不可能遍及社会与人们生活中的所有细节，因此，提炼不同领域的核心价值观对社会整体发展与个人生活发展就变得十分重要。它可以引领社会各方面进步与人们生活各方面发展，但又不限制社会与个人发展的活力与创造力。十报告在文化建设上有一个重要亮点，就是提炼了国家、社会与个人三个层面的核心价值观，这对文化强国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4.文化强国的步骤是渐渐式推进
动物星球(Animal Planet)频道的节目，谈到生物面临环境变化的应变力，决定了它们未来世代生存的机率，其中印象深刻的有两个例子，一个是胡蜂，一个是乌鸦。
研究人员将胡蜂巢穴的周围铺设一圈松果，由于胡蜂的习性是利用地形地物去定位巢穴的地点，后来在巢穴旁边另外挖一个假洞，把松果移设至假洞，胡蜂回来后只认得有松果的假洞，近在眼前的巢穴，居然一点也不认得。
乌鸦则对人为环境的调适能力很强。乌鸦飞到高速公路内侧分隔树，看见美味的动物尸体躺在路旁，来往的车辆既快又多，但是他逐步实验，慢慢算准了两辆车间隔的频率，一步步啄食他的食物。乌鸦置身人为环境，以创新的技能调适觅食习惯，过程虽惊险，但效果甚好，还吸引同伴的注意，教导了同伴填饱肚子的方法。
传统达尔文“物竞天择”的意识形态，假设竞争是生命进化的基本动力，也是驱动个体与群体，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主要能量。现代组织应用“混沌理论”却改变了这种观点，认为生物从“互助合作”与“共同进化”的过程，更能解释优胜劣败的生命历程，因为胡蜂只能在它习惯的领域生存，乌鸦却能不断创新，让生命因合作而不断进化，因此延续后代的可能性就大增。
努力为何与目的相异？
《乱中求序》一书中提到学者曾经统计，处于渔猎或农耕社会，每人每周平均只需工作18小时，就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但在现代工业社会，多数人每周要花费60至70小时工作，其余大半时间则用来缓解工作压力。
充满竞争的组织环境下，现代人工作会觉得和自己越来越疏离，发现越来越不想和别人合作。为什么上司一直要求加快工作效率但效率却增加不了？为什么把自己的能量全部献给工作，目的是为了使将来生活富裕快乐，让人生更充满活力，但结果呢？
努力的工作往往使人和周遭亲朋好友更加疏离隔绝，过分积极投入到过劳死，赚来的钱又消费在放松上。恶性循环的结果是愈想花钱，花完后又觉得空虚；愈是想休闲度假，愈是不能放下手上的行动电话与笔记本电脑，缓解压力的结果是不减反增。
企业和人一样，对于拼命努力想达到目的却适得其反的现实，古老的部落中有些决策的方式对我们有所启示。北美印第安伊洛克族传统的酋长议会里，发现任何决策必须完全达到全体出席者的同意，不然会议会进行几天或几个礼拜，直到全体同意达成团体协议。这显然违反了现代组织追求效率的原则。但一旦全体同意后，那就是每位出席者“自己的主意”，而且意识到有义务做到，也就是个人的承诺。
现代人开会时，经常受限于习惯的议事规则，或是有效的开会技巧等意识形态的引导，常常持不同意见的双方，只想听到自己的声音，不愿也不想知道对方的用意，但是常常有擅于谈判者容易跳脱既有思维的框架，能够欣赏双方解决方案的优点，但也存疑并非最佳方案，尝试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以帮助争执不下的双方，能够缓和一下情绪，避免仓促间做出不理性的零和决策，因为在和缓气氛中，总有灵光乍现的双赢方案。
因为没有人喜欢在会议中承认失败，或是屈服权力运作下的妥协，因为输赢总带给双方不确定感，赢家或许担心下次会不会翻案，或是输家在另外议事场合中杯葛其它的议题，虽然伊洛克族决议过程拖得时间较长，但是贯彻决策执行的效率却很高。
异中求同的跨文化融合
组织适应环境复杂变化，应该主动拣选、解释和创造自己的环境。卓皮那斯文化报告指出，在组织文化中，即使是跨文化管理的专家，都承认我们的思维、行为习惯都是来自文化的产物，而且拥有自我的习惯领域，组织文化必须超越这些惯性才有机会融合。困难的是如何学习跨越自我模式，而且不惧怕我们长期拥有的确定感会因此崩溃，卓皮那斯提供了几个不错的达成融合的观念：
一、认识文化差异。了解文化就是了解心理状态，包括自己及所遇对手的心理状态。跨文化管理必须跨出自我模式的障碍，不惧怕长期建立的习惯可能因此崩溃。例如日本商社总裁与美国执行长的会面，前者重视交换名片，以名片象征个人身分地位，因为日本商社总喜欢先建立关系，不直接进入谈判；后者并不喜欢日式传统欢迎仪式，不耐烦谈判只是停留在关系上打转。等到执行长手头无意识间揉烂交换来的名片，商社总裁也愤而离席，这些都是源自于文化差异，双方在初次不自觉的情况下，犯了对方禁忌而不自知。
二、尊重文化差异。培养尊重文化差异，可以从生活中找到一些自身行为与外来行为相类似的情境。虽然行为不同，有时只是角度的不同，了解对方意图后，需要表现出已经了解的态度与谅解，才能培养合作默契。因为协调差异、做自己的过程中，才能看出别人观点，并有助于我们拥有正确的观点。例如：德国工程师酬谢南非女佣，发给她圣诞奖金，结果女佣却消失两个月，直到奖金花完后才返回工作岗位，显然双方对于“金钱与责任”文化认知有差异，后来德国工程师了解事件起因来自文化差异，就会调整他对南非女佣的想法。
艾佛德·舒兹指出我们终究会遇上一些非我族类的人们，他们的组织文化早已自我定义、自我决定要如何生活、拥有一套世界观。我们可以为他们贴卷标，但却不能期待他们能了解或接受我们的定义，除非我们的定义可以和他们的定义相通。我们也无法剥夺他们的常识架构，或对日常事务的理解方式，他们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方式，是一套早已定型的意义和理解。我们只能试着去了解，在试着了解的同时，你也会开始以他们的方式建构你的思考。
反省组织迷思
40年来，VISA创始人狄伊·哈克一直问自己3个问题：为什么任何地方的机构，不管是政治性、商业性或社会性的，都越来越难管理好自身的事务？为什么到处都看到个人与所属的机构越来越对立或疏离？为什么社会与生物圈越来越紊乱？他以一个提问来解决上述3个问题：如果梦想都能成真，如果没有任何限制，那么一个理想的组织该有怎样的特质？
狄伊·哈克体会到，组织常常将所有系统价值货币化，但是测量价值本身难免有误差，接着又想透过人为设计的方式消除误差。他认为管理者有极大可能摧毁原本就属有效、但价值无法衡量的系统，反而以一个无效但可以计算效率的系统取代之。
关键词：和谐社会；道德建设；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
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看，和谐社会是以宽容、理解、尊重、祥和为伦理价值的一种社会发展模式和目标。和谐社会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求得协调、有序的社会发展状态。这样一种社会境况的实现需要宽容、理解、尊重的伦理精神支持。这就决定了道德建设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
一、和谐社会道德建设要坚持集体主义原则
道德建设坚持集体主义原则是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道德是为维护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的。道德的存在“有两个前提，一是人的需要和利益，二是人际利害冲突。望无限而资源有限，这必然引起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冲突的一种途径就是约束人们相对过度的欲求，规范、调解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强调道德精神并不是要人们以忍让来对待自己的利益、权利，而是说道德精神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和谐社会道德调节的根本问题是关照自我利益，还是关照他人利益?是优先个人利益还是优先集体、社会利益?“处理个体与群体关系的总原则，是使个体的生存发展适应群体的生存发展，而不是相反。"即道德调节的基本原则是人类的类利益。道德调节的集体原则从最本初的意义上讲是符合人类的类生存和发展的。从道德的产生和发展来看，“道德是人类的道德，是同人本身、人的活动、同人的社会属性的发展变化紧紧联系着的。”口道德作为“人类自我约束、自我调控”的规范，能够“加强内部团结，巩固外部联系，约束和调节个人行为”。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人类的生存、社会的发展，事实上这也保障了人类的生存、社会的发展。在道德发展、变迁和完善的整个过程中，一直以维护人类的类利益为宗旨和目标，只是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道德所维护的‘类”的内涵有所不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道德维护的“类”利益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
和谐社会道德调节的集体原则，首先，是由社会主义道德的本质决定的。社会主义道德调节的目的是处在社会主义形态的人类、社会、国家、集体的整体利益、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宗旨就是维护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的人类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其次，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道德调节必须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公有制为主体客观上要求与之相适应的道德意识形态在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和社会之间关系时，以集体、国家和社会利益为最高最后标准。即“集体利益高于一切”。道德作为一定社会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从根本意义上讲，其调节者是掌握着国家、集体主动权的人(领导者)，道德是操纵在其手中的工具，调节的目的是社会秩序的和谐，是人群关系的融洽，更是统治的长治久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施道德调解时必然要求维护集体、国家、社会利益。
市场经济固有的局限性和弱点，决定了道德调节的集体主义原则的必要性。市场活动有其自身的缺陷，如趋利性、投机性等，如不加以正确引导，就容易诱发各种损人利己的行为和贪污腐化等消极腐败现象，干扰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市场经济的功利性会使不成熟的市场主体，更多的关注个人利益，不惜损害国家社会的利益和他人利益，导致利益主体的短期行为，这就要求发挥道德的调节作用，教育、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树立正确的功利观，立足国家、社会、集体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立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以，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需要道德调节的集体原则，铸造经济组织、社会团体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合力、动力和凝聚力。
道德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和影响因素，其自身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道德原则也是如此。我国建设和谐社会，为了真正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囚从道德原则的一般性、普遍性、共识性和导向性出发，我们应该深人丰富、充实、发展、更新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内涵，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第一，和谐社会集体利益重于一切，这是道德调节集体原则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由道德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有制性质决定的。道德的最初和最终意义在于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因为削弱了群体，个体也无法发展，甚至无法生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治国方略，道德调节利益关系的立足点必然是国家利益，是国家的全局、整体和长远利益。“集体利益重于一切”明确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道德的性质，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说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性质，佐证了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符合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也说明了以集体主义作为道德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对我国和谐社会发展是起着推动和促进作用的;在实践中，“集体利益重于一切”为人们实施道德行为提供了出发点和立足点，由于和谐社会个人利益与集体、国家、社会利益的根本一致性，公民在实施道德行为时，更多的情况是集体、国家、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双燕，“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都有增长”;在当前多种所有制经济、多种市场主体，多种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并存的情况下，社会上也必然存在多种道德规范、道德评价标准，处于主导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道德明确“集体利益重于一切”，为和谐社会的人们提供了正确的道德选择标准和正确的价值取向，有利于人们做出正确的(符合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行为选择。
论文摘要:文章论述了图书馆管理道德价值的特性,即社会性、创造性、审美性、二重性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性;论述了管理道德价值的导向作用。
图书馆管理道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但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归结为两大部分:一是管理道德的价值理论;二是管理道德的实践结果。前者是图书馆管理活动中的思维准则,它指导管理活动的实践;后者是管理活动的行为结果。管理道德的价值蕴藏在管理活动的过程中,并通过管理活动表现出来。图书馆管理道德的价值,从作为价值学和哲学的一般范畴来看,是人们在图书馆的管理活动中,将各种普遍现象和内容进行了本质的概括,将各种具体的、特殊的价值形态进行了全面的抽象和总结。说到底,图书馆管理道德的价值在于满足读者对知识、信息无限追求的需要,满足馆员自我存在和管理活动的需要。当然,图书馆管理道德价值有其自身的特点,并有巨大的导向作用。
1图书馆管理道德价值的特点
1.1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管理道德的价值和特定的文化氛围相联系,任何一个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因此,他们的活动行为总是带有时代文化的烙印。每一个管理者的思想理念都深深受到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影响。管理作为人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整个管理过程,从决策到组织人员配备、计划、控制、信息沟通直至各个具体的管理环节,每一项职能无不受到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社会意识形态,直接影响和制约图书馆管理道德的价值和实践。我们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不仅指一般政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更主要的是指民族、阶级、专业、职业、教派、政治团体等群体的观念、信仰、思维方式等。这些意识形态是受其各自群体的地理环境、气候、生活习俗、文化活动等环境所制约和决定的。因此,图书馆的管理者有必要了解价值观的演变,以便理解管理道德价值发展的基本力量,从而有效地控制管理道德的实践活动。而我们管理者的动机和行为都受到自己所处的社会价值系统的影响。所以,图书馆管理道德价值服务于不同的社会阶层。
1.2图书馆管理道德价值具有社会性
在现代社会中,人总是属于一定的管理系统。现代化管理实践中的主客体关系,在一个确定的管理系统中,都具有交互主体性。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它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在图书馆,馆长、馆员、读者这三者之间是交互主体。管理道德的交互主体性要求把对方看作与自己平等地位,有着相同作用的主体或客体。尊重对方、尊重他人,从而互相承认,互相协作,形成一个理性的、和谐的公共生活秩序。图书馆管理活动的主体和客体交互作用的过程是:馆员管理读者,读者以馆员工作条例或职业道德规范来监督馆员;馆长管理馆员,馆员以行政管理规范监督馆长;馆长同样也要抽时间管理读者,读者以人性化管理和管理条例不完善、不合理为由,要求修改管理条例,改善服务环境等,同样也督促着馆长改变工作作风,改善服务环境。图书馆的这种主客体交互作用的过程,本身就是社会群体的活动。可见,图书馆管理道德价值,绝非某一主体或个人所能创造的,而需要馆长、馆员、读者乃至社会的共同努力、参与。这就是图书馆管理道德价值的社会性。
1.3管理道德价值的二重性
现代社会的管理活动要求将伦理道德作为一种扩展意义上的管理秩序,并形成为调整管理行为规范体系。管理道德价值是管理实践活动指导思想的准则,而管理活动作为社会实践是管理主体,即图书馆管理者的工作内容。管理的目的是为社会服务、为读者服务。也就是说,为满足社会的需要、读者的需要而获得社会效益。否则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这种为满足社会客体的需要,也就是对社会、对读者具有价值性。可见,管理道德的价值是以对社会、对他人有价值的价值。只有实现了价值的社会性,进而才能实现馆员的自身价值。这就是图书馆管理道德的二重性。没有第一个对他人(读者)、对社会有价值,也就没有第二个对自身有价值。其实,在图书馆的管理活动中,管理道德价值的社会性与馆员的自身价值是同时实现的,二者不分先后,不能分离。
1.4图书馆管理道德价值的创造性
图书馆管理道德价值是一种创新活动,它既不是现成的东西,也不能立即见效,而是通过管理活动过程中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馆内各种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条件进行变革、调整、重新组合,获得新的管理绩效,实践管理道德的新价值。可见,只有经过一系列的过程,管理活动才能创造出新的价值,满足读者和社会的需求,达到社会效益。所谓创造性,是对过去的改变和超越,即改变过去的原貌原样,使管理活动出现新的气象、新的局面,从而创造出新的价值。在管理活动中,馆员的个人奋斗目标和爱好,决定了管理道德发展的内容和方向。如果馆员对电脑及其自动化等方面很感兴趣,那么,他在工作中就会自觉地利用网络、多媒体等工具进行管理活动的改革与创新,为读者服务。从而实现了管理活动的目标:在服务管理中创造了管理道德的价值。也就是说,在管理活动中实现了图书馆管理道德价值的创造。
1.5图书馆管理道德价值的审美性
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管理活动,无非是管人、管物这两大类。图书馆的管理活动包含着这两大类,既管人,又管物。所以,就需要有高超的管理艺术。既然是艺术,就存在着“美”的管理道德价值。“美”作为一种道德价值的评判标准,是指主体运用内在尺度在观念上去评判客体,它既有物质的价值,也有精神的价值,是物质和精神的综合境界。“美”的对立面是“丑”,而美的东西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美好的,为人们共同欣赏和赞美。
图书馆的管理活动与一般的管理活动一样,它不仅是一种单纯地追求绩效的活动,而且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多个层面的意义。无论是管理的主体——馆员,还是被管理的客体——读者,都受到特定社会的浸染和熏陶。图书馆的管理活动是一种社会的集体行为,这种行为是要用审美的道德价值观来衡量的。馆员在管理活动中,既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创造了精神财富。更重要的是,管理活动本身也有助于提高馆员和读者的思想文化修养,陶冶着人们的情操。我们认为,文化心理是管理活动的灵魂,人才是管理活动的主体,因此,决定图书馆管理效率和发展趋向的是具有各种各样的感情、欲望、思想所支配的无数个馆员的合力,只有激发和调动他们的各种潜能才是发挥了图书馆管理活动的艺术精华。这也是图书馆管理道德美的所在之处。
2图书馆管理道德价值的导向作用
图书馆管理道德的价值观要求馆员在日常管理活动中,树立起服务观念,做好本职工作,改进和创新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使馆员的服务得到读者的认可,从而在服务中实现馆员的自身价值。可见,管理道德的价值观具有导向作用,它可以引导馆员不断地努力工作,在管理中实现其自身价值,从而得到社会的认可
管理道德价值的导向作用不是用行政手段强制实行的,而是靠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的作用,通过内心信念的转变、调整来实现的。所以,我们要加强宣传引导,借助于社会舆论的力量,在读者和馆员中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用良好的道德习惯来约束、调整、引导每一位馆员的职业管理行为,在服务中实现其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
2.1引导馆员成为知识信息的导航员
馆员不仅要充分了解馆藏,还要充分了解读者的心理、思维、阅读需求与倾向,并针对读者的实际需求进行知识、信息、情报资源的收集和整理,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读者提供相对应的服务。馆员要对馆藏、信息资源进行搜集、加工、整理、排序,使杂乱无章的信息变成有序的知识体系,并使信息资源在馆员的加工、整理下不断地增值。馆员要方便读者,并引导读者进入知识的殿堂,利用各种形式为读者咨询,宣传网络资源及各种类型数据库的检索,开展课题查全、查新业务,编制二、三次文献等,以此来引导并服务于读者。
2.2引导馆员进行创新服务
2.2.1服务技术及其设备的创造与更新
服务技术与设备的创新是其他方面创新的前提与基础。管理道德的价值导向性引导馆员利用图书馆的优势及资源进行设备的开发研究与技术的创新。充分利用多媒体、计算机、网络等技术手段对信息资料、馆藏载体、借阅设备、场所设施等进行优化、更新、改造。
2.2.2服务观念的创造与更新
服务要创新,观念必须先行。现代社会人们对知识、信息质量本身和与此相对应的服务要求越来越高。现代图书馆管理道德的价值导向作用使得馆员必须改变传统办馆观念和服务观念,改变传统的“借借还还”、“重藏轻用”的老观念、老意识。树立起“开放办馆”的新意识,以及“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新观念。
2.2.3服务方式及其手段的创新与更新
服务方式及其服务手段的创新是提高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志。图书馆管理道德价值的导向作用要求馆员的服务方式必须多样性,服务手段必须现代化。除了传统的借还、复印方式之外,还要利用数字、网络技术为读者服务,实现服务手段、方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2.2.4服务内容的创造与更新
现代社会是知识、信息爆炸式时代。知识更新飞快,信息瞬息万变。这样,管理道德的价值就要求馆员进行“快”、“新”、“准”的服务。于是,馆员必须深化服务内容,充分挖掘馆藏资源和虚拟网络资源的内在价值,充分实现服务内容的创新。
2.3引导馆员作为教育者
图书馆是没有围墙的大学,是读者终身学习的场所。无论什么样的图书馆,其教育功能都非常突出。因此,馆员不仅仅是服务者,而且是一个教育者。在解答读者的提问过程中;在服务读者、引导读者阅读过程中,都默默地体现了服务育人、管理育人这一社会理念。馆员对知识信息具有批评、审美、净化、整理的责任。在有声有色的导读活动中,能够促进读者文化素养的提高,接受健康思想的熏陶。馆员良好的管理道德形象、丰富的管理知识、有效的管理手段,都在潜移默化地引导读者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不断探索、提高。因此,馆员在读者中的教育作用是图书馆道德的价值观所决定的。
图书馆管理道德的价值指导图书馆各种具体的管理活动,使图书馆的管理活动具有合理性、科学性和人本性。图书馆管理道德价值指导读者的管理思维是一种看不见的隐性网络,它把读者联系起来,把馆员统一起来,以一种共性的思维指导图书馆的管理活动。现代社会中的伦理观念是多元化的。因此,作为现代化图书馆的管理者绝对不能用一元化的管理道德价值观来指导自己的管理活动,而应该自觉主动地应用多元化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来指导图书馆的管理活动,并把这种多元化的管理道德价值作为图书馆管理活动的总指导原则。
参考文献:
[1]万君宝等.管理伦理[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2]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关键词： 新闻编辑； 媒体融合； 文化变迁； 知识结构； 能力结构
中图分类号：G214
文献标识码：A
“2006清华传媒产业论坛暨《2006传媒蓝皮书》会”上，不少传媒学者和专家在报告里提到2005年报业经营处于向下的“拐点”，文化的变迁和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导致了媒体产业结构的整合变化，媒体正在结构性再造，媒体的间隔正在被突破，媒体将在经营、业务、产品、服务等方面走向融合，传播将向方便快捷、互动个性的全时空存在的方向发展，媒介产业已走入融合创新时代［1］。
媒介领域的风云变幻，使得编辑人才成为媒体竞争的中心。为了赢得竞争，绝大多数媒体摈弃了长期实行的“采编合一”或“大记者、小编辑”体制，而采用了西方盛行的编辑中心制。“西方新闻学认为，一支出色的记者队伍，缺乏有力的编辑队伍做后盾，只能编出一张凑凑合合的报纸；而一支平庸的记者队伍，配上一支能干的编辑队伍，却可能产生一张颇受人欢迎的报纸。” ［2］
但是，中国媒体的编辑人才储备，目前大大不能满足编辑中心制的需求。真正合格的编辑非常缺乏，于是不少缺乏工作经验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被安排在编辑岗位，而他们的专业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却不能适应传媒文化形态变迁和文化产业重构对编辑的职业要求。因此，优化新闻编辑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显得十分重要。
（一）图像时代
新闻编辑应该认识到我们的文化范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象形文字―图像―动态图像―三维图像―虚拟现实，这是传播方式巨大革新的线路图。在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每一次传播方式的更迭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都是深刻的。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讯息”［3］。媒介会改变一切，不管你是否愿意，它会消灭一种文化，引进另一种文化。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文化越来越依赖于视觉，万花筒般的视觉符号构成了我们的生活空间，视觉传播日益成为人类传播中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
正如美国哈佛大学学者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那样，“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4］显然，这里他所宣称的“视觉文化”是与印刷文化相对而言的，是大众传媒的视觉化转型导致了整个社会“视觉文化”的出现。可见与不可见，在形形的图像背后隐藏着的是种种不可见的文化、思想和意义，继20世纪哲学和许多社会科学中的“语言的转向”之后，又发生了“视觉转向”。
视觉转向是由通过语言把握世界到通过图像把握世界，其实质是从语言范式向图像范式的转变，其核心是视觉化。哲学家海德格尔说：“世界被构想和把握为图像了……根本上世界变成了图像。”［5］ 媒体进入“读图时代”。
媒体进入“读图时代”，其含义的凸显可通过一个媒体报道事件来深刻理解。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媒体和国际媒体早就开始报道有关美国军方调查伊拉克战俘被虐事件，但是都没有将它作为报道伊拉克局势的主要内容。由于官方做出了军方“正认真对待此事”并进行“非常职业”的调查的承诺，许多媒体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直到2004年1月16日，美国CBS“60分钟II”和《纽约客》 杂志刊登了照片，虐俘事件的严重性和它所产生的国际影响才开始变得清楚起来。这一媒体事件真实地显示了“概念无直观则空”的含义：人们如果没有看见媒体对事件报道的真实还原影像（照片），那么公众就可能对语言建构的报道真实“视而不见”，这一现象表明图像僭越了文字。因为，人们已没有过去那种相对余裕的时间去细细咀嚼、推敲和寻索那些潜藏在语词和概念背后的意蕴以及那些隐喻性、象征性的东西。
另外，人们使用媒介的图像化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文化变迁。在“语言文化”时代，以“语言”为中心媒介，“图像”只是起到辅助理解的作用。由于语言具有抽象性、符号性的特点，对语言的掌握、理解要求具有相应的文化水准，文化水准的差异又导致文化标准的存在，即产生了对文化的多种范畴的划分：雅文化／俗文化、经典／流行、精英／大众等等。在“语言文化”世界里，掌握语言程度较高的文化精英们自然占据了领导地位，他们的话语成为“元话语”，直接导致“话语霸权”的确立。而“视觉文化”以“影像”、“形象”为媒介，“文字”只是起了辅助作用，形象具有“直观性”，不需要多深厚的文化底蕴即可进行“观看”，导致语言文化时期建立的文化标准崩溃。既然文化标准崩溃了，关于雅文化／俗文化、经典／流行、精英／大众等的界限也就自然消失进入“零距离”的时代，原先处于霸权地位的精英“元话语”走向衰落，以“市民阶层”为依托的“大众”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无法忽视的文化主体。因此编辑素质与能力的一个要求――研究了解受众，即大众传播的“受众中心”意识确立起来了。
（二）消费文化
优化新闻编辑素质与能力，其动因还包括我们身处的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既是大众媒介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也是消费主义原则起主导作用的社会。消费社会的缘起首先是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人们被鼓励消费，甚至挥霍浪费。其次，图像符号的技术支撑和丰富变化为商品的推销建构了一个个“神话”平台。当许多西方学者纷纷用“后”来命名当前的社会形态时（如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等等），法国著名思想家让•鲍德里亚创造性地提出了“消费社会”的概念。在消费社会中，由于消费主义的盛行，社会中的大众文化此时也被打上了深刻的消费主义的烙印，一些学者将之称为消费文化［6］。
有学者对消费主义与消费文化概念做了辨析，认为“消费主义往往是一个贬义词，指的是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它煽动人们的消费激情，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望。与之相较，消费文化则是一中性词，指的是表达某种意义或价值系统的符号系统，这种符号既可以是消费品，也可是消费品的选择、使用或消费方式，还可以是传统的消费习俗。我们可以说‘消费主义’是一种消费文化，但不能反过来说消费文化也是消费主义。”［7］
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写道：“使用‘消费文化’这个词是为了强调，商品世界及其结构化原则对理解当代社会来说具有核心地位。这里有双层涵义：首先，就经济的文化维度而言，符号化过程与物质产品的使用，体现的不仅是实用价值，而且还扮演着‘沟通者’的角色；其次，在文化产品的经济方面，文化产品与商品的供给、需求、资本积累、竞争及垄断市场等原则一起，动作于生活方式领域之中。”［8］
消费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媒介则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媒介产品（文字、声音、影像）不是符号的任意组合，而是媒介根据一定的观点和意识形态进行加工整理后具有完整意义的系统。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即“意识形态把个体召唤成为主体”。［9］
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召唤大众成为消费主体主要是通过“神话”和“涵化”两种途径。
所谓“神话”概念来自法国著名学者罗兰•巴特，指的是广告总是把商品和个人的价值、感情等联系在一起创造“神话”。例如有一则钻石广告说：“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在这里，广告商想让人们认为钻石是永恒爱情的一个象征符号，也就是说想让受众认为钻石与永恒爱情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拥有这种钻石，就能获得永恒爱情的保证。这样的话，只要人们想要表达坚贞的爱情，就会自然地想到购买这种钻石送给爱人，以表达自己的心意。而实际上，不管任何品牌的钻石都和爱情没有必然的联系。独具匠心的广告总是能够做到这样，利用神话功能，将罗曼蒂克、珍贵、欲望、美丽、成功、科学进步与舒适生活等等各种意象附着于化妆品、服装、汽车、肥皂、洗衣粉、吸尘器、酒精饮品等消费品上。商品一旦承担了这种文化联系与幻觉的功能，销售的局面就非常容易打开。
涵化理论是由美国传播学家格伯纳等人提出的，他们认为，传播媒介的涵化效果主要表现在形成当代社会观和现实观的“主流”方面，而媒介在“主流化”过程中尤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它可以超越不同的社会属性，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培养人们关于社会的共同印象。在当今社会，人们大部分时光都消磨在电视、电影、网络、杂志、报纸等大众传媒上，电影电视剧中不断出现的名车、豪宅、靓衫、一掷千金，报纸上为贵族婚礼而激动不已的头版头条等，这些内容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受众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与传媒相伴长大，他们长时间浸濡其中，往往会失去对现实的准确把握，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就会受到消费主义的涵化。
是什么因素在推动传媒形态加速演变？人们不断提到技术进步的影响，其实除了技术进步之外，更为深层的因素，正如前已述及的生活方式的演变，是人们进行物质消费的同时更加依赖信息消费 ［10］ 。信息消费的特点以及媒体对信息提供的方式导致媒体整合互动。
（一）信息消费的特征
第一，信息环境已经从区域传播转向全球流动。在今天，几乎所有人都在传媒的覆盖范围内，都暴露在传媒的信息环境下，但是这样的传媒环境已经不是人们习惯的区域传播环境，而是在信息全球流动背景下的多层次、多种类传播的传媒环境。
第二，信息消费模式从接受选择到选择接受。所谓选择接受，简单说是新媒体催生的受众媒体关系模式，新媒体已经不仅仅包括互联网，还更应该包括从手机短信到手机电视的完整的产品链，还应该包括分类整合、实时更新的在线数据库。这些新媒体给公众提供了更丰富、便捷的信息来源，提供更直接有利的对媒体和传播本身的影响，人们与传媒的关系也变得双向、复杂而紧密，人们对媒体的依赖度更高。
第三，信息消费需求从特定时空存在转向全时空存在。在传统的印刷传媒占主要地位的时代，人们的信息需求主要集中在一天的特定时段，比如早晨或者晚上，但电子媒介登上传媒舞台后，人们的信息需求已经从特定时段存在转向全时空存在，这里的时间段包括人们的睡眠时间，空间既包括固定空间，也包括移动空间。
以数字媒体观的眼光看，广播、电视、互联网、报纸、杂志等等都不过是基于数字技术内核分享为基础的不同传播形式而已，它们只是数字媒体的不同传播手段，有共同的分享基础技术规则。近3年来，一些门户网站的无线增值业务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对其总利润贡献率越来越大。这说明，如果抓住人们全时空的信息需求，就可以带来新生，网络媒体与无线应用的结合正符合人们信息需求特点。
（二）媒体的整合互动
视觉文化―“读图时代”―消费文化―信息需求―传播新技术的运用，无疑使大众传播媒介竞争风起云涌，媒介格局和媒介权力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播内容也走向融合。
1．不同介质媒介竞争格局发生变化，传统的印刷传媒面临的竞争变得空前激烈。因为当图像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越过传统的文字媒介开始逐渐决定性地主宰人类的传媒空间时，当信息消费从特定时空转向全时空存在时，以传播文字信息为习惯的、且在特定时空进行传播的传统印刷媒体无疑就是一种在网络、电视等媒体的挤压下退居边缘的媒体。2005年是传统报业的一个“拐点”，传统报纸停下了持续多年的上升脚步，进入一个抛物线般的下滑轨道。广告增长率从持续了20年的高位跌落下来，同时伴随着的是年轻读者的流失和发行市场的萎缩 ［11］ 。新兴媒体网络虽然目前没有撼动电视，但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媒体报纸的强势地位。互联网已全面融入了当代人的工作、学习、生活、娱乐、人际交往等所有领域，加速了不同媒体间影响力和市场份额的消长。在新兴媒体面前，所有报纸都显得脆弱，各家报纸都热衷于借助网络显示自己的存在，毫无保留地向网络供奉所有内容资源。一张综合性报纸的采编经费一年需要几千万元，但全部新闻信息交给门户网站，得到的报酬不过象征性的区区几万元，等于是无偿奉送。网络正是靠报纸的内容资源巩固了地位，报纸反而沦落为网络的廉价打工者。这种情况真实地反映出报纸必须整合求变：一是集团化多种经营，二是建立网络报纸信息平台。报业联手与网络门户网站讨价还价，提高网络转载门槛，建构报网联动的融合媒体［12］ 。
2．媒介传播新主体闪亮登场，使媒介权力格局也发生了变化。随着数码照相机、数码摄像机、被称为“自媒体”、“私媒体”的博客，如图片博客（Fotolog）、音频博客（Alog）以及播客（Podcast）、网络电台主持人（NJ）、视频博客（Vlog）、移动博客（Moblog，或称手机博客）、移动电话、短信、图像电话等传播科技进入寻常百姓家，使得人们获取新闻信息、浏览新闻信息、以及对新闻信息反馈的方式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使任何一个想成为编辑或记者的人可以随时将自己在突发事件现场所获取的新闻传播出去。这使新闻传播主体的传统格局和垄断局面面临危机和趋于重组，过去一直站在局外的普通人正以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传播姿态出现在数字时代和媒介社会。市民主动参与新闻传播的需求和欲望空前高涨，新闻报料人应运而生，使专业新闻记者、新闻编辑的地位受到了挑战。“每个人都是一名记者”，“每个人都是一名编辑”，似乎在暗示市民新闻学的诞生，具有颠覆传统、动摇中心、蔑视权威、重新建构媒介权力的动向。
3．随着技术的发展，媒体和媒体的边缘正在淡化，传媒业与信息业等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目前跨媒体是一个趋势，媒介的融合促进了新闻传播业务的变革，产生了“融合新闻”。融合新闻不是媒介之间在新闻报道上的合作和联动，而是根据不同媒介的需要，将同一内容的新闻素材制成不同类型的新闻产品。融合媒介与融合新闻可以根据不同受众对新闻内容和形式的偏好，制成不同类型的产品供他们选择，有效地避免传统媒体的同质化现象，以满足受众对新闻个性化的需求。
传播学家罗杰•菲德勒在其著名的《媒介形态变化》一书中这样描述了媒介形态的变化过程，“新媒介并不是自发的和独立的产生的――它们从旧媒介的形态变化中逐渐产生。当比较新的媒介形式出现时，比较旧的形式通常不会死亡，它们会继续演进和适应。”［13］
可见，文化和传媒产业的巨大变化，非专业传播主体的闪亮登场，这所有的变化都导致新闻编辑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必须优化。
所谓知识，按照大百科全书的解释就是人类认识的成果。所谓结构，是指事物系统的诸要素所固有的相对稳定的组织方式或联接方式。两个以上的要素按照一定方式结合起来，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诸要素之间确定的构成关系，就是结构。新闻编辑的知识结构由理论核心知识和专业核心知识、传媒文化相关知识等构成。
所谓能力，通常是指智力、知识、技能、科学方法等因素在一个人身上所产生的综合效应，它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多层次、多系列、互相联系而又相互制约、作用各异的能力系统。在人的能力系统中，由于构成要素不同、层次不同，人的能力呈多种样态，如认识能力、行为能力、创造能力等［14］。
无论是人的知识结构还是能力结构，都具有动态调节特征。
人是文化中人，既然连接编辑和编辑客体、编辑受体的实践活动发生了巨大变化，优化新闻编辑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势在必然。新闻编辑系统中信息控制的最显著特点是以人为控制主体，编辑系统最优化必须以人的最佳化为先决条件。编辑的最佳化就是知识与能力的最优化。
未来的新闻编辑部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各种媒体融合的大本营，在突发性新闻爆发之后，新闻编辑既要会做报纸头版的版面，又能制作一个5分钟的电视新闻，同时又要作上网新闻；不仅会编辑文字、图片，还要会面对摄影机说话；不仅用语言建构新闻，还能用画面建构新闻；不仅给予受众信息，还要给予受众需要的信息等等。
因为编辑是媒体的总把关、总策划、总指挥、总串联和总合成，竞争需要时必须开拓媒体市场进行新闻传播产品的策划与创新。
（一）优化知识结构
1.提高理论知识
新闻编辑必须具有理论深度，才能预见、反映和应对世界风云之变幻。编辑理论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的好坏。因为新闻传播如何策划与组织往往受制于编辑对世界的认识程度和对事物的认知态度。因此，一个合格的新闻编辑必须具有丰富的理论水平，才能在当今社会符号和欲望构成的海洋中稳舵航行，乘风破浪。一般而言，理论可分为三个层面：一为认识理论，二为政策理论，三为专业理论。
认识理论层面，要求新闻编辑掌握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现实中的事物非常复杂，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在扑朔迷离的表象中认清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使新闻传播符合事物发展的原貌，避免错误的传播和不良的影响。
政策理论层面，要求新闻编辑在思想上能深刻地认识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使之体现在传播的新闻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舆论服务，推动各项方针、政策得以贯彻执行。
专业理论层面，要求新闻编辑经常运用理论思维探求对编辑工作规律性的认识，才可能高质量、创造性地从事编辑工作。
2.调整相关知识
新闻编辑是媒介产品与新闻报道活动的设计师，媒介竞争的日趋加剧对媒介产品及其新闻传播的要求不断提高，编辑要做好产品设计与报道策划工作，就要深刻地了解与把握新闻传播规律，要进行专业性的研究。编辑除了应懂得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文学、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管理学、历史地理、美学以及自然科学知识之外，还应做到：
第一，要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因为正是它们共同构建了资源的生产、分配与消费。在消费社会，传播政治经济学日益关注传播的商品化，它不但包括内容的商品化，还包括受众的商品化。著名学者斯密塞认为，“大众媒介的构成过程，就是媒介公司生产受众，然后将他们移交给广告商的过程。媒介的节目编排是用来吸引受众的；这与以前小酒店为了吸引顾客饮酒而提供的‘免费午餐’没有太大的差别。”［15］
第二，要研究文化，如前已述及的视觉文化和消费文化。文化研究学派主将霍尔认为媒介是表意的工具。媒介通过表意过程建构现实，给受众提供一个世界的图景。面对媒介所提供的情景定义的信息，受众不会照单全收，他们往往根据自己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不同位置来解读媒介所制定的情景定义。霍尔把受众的解码分成三种立场：主流霸权的，协商的和对抗的。
第三，要研究受众，如前已述及的消费社会受众对媒介的使用与满足情况。大众传播使用与满足理论将受众看作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当今社会，消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励，人们的消费欲望不断高涨，对于各种消费信息的需求也日益增多。媒介为了满足受众的这种需求，势必要增加许多消费类的版面和节目。另外，现代生活的节奏非常快，压力也很大，人们在为工作与生活烦心之余，往往希望媒介的版面和节目可以提供消遣和娱乐，能够帮助他们“逃避”日常生活的压力和负担，带来情绪上的解放。另外，新技术还为受众积极参与信息传播提供可能。
第四，要研究数字传媒和网络传媒，前已述及网络的发展就带来了传媒格局的变化。因为数字传媒最本质的特点是开放、兼容、共享，沟通了以往泾渭分明的信息（计算机）业、电信业、大众传媒业三大领域，不仅出现了以往业务的相互交叉及“三网融合”的新趋势，而且出现了跨领域企业间的并购与整合。数字传媒改变了以往大众传播的特点，使“分众”、“小众”的特点得以发扬光大，更加适应受众需求的多样化和受众市场的细分化。数字传媒改变了传统大众传媒单向传播的特点，具有了双向互动的功能，信息接收的主动权越来越多地向受众方面转移。数字传媒改变了以往受众收听收看广播电视必须同步性的特点，实现了异步性，即受众在任意选定的时间进行收听收看。数字传媒改变了传统大众传媒信息受控严格的局面，使信息的传播流通更为自由。数字传媒不仅使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发生极大变化，而且使新闻传媒机构在新闻和信息的采集、处理、存储、发送等各个环节上发生重大变化，新的运作机制和工作流程在数字化进程中建立和完善起来。数字传媒在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会产生负面作用和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假新闻及不良信息泛滥、公民隐私权更易遭到侵犯、知识产权保护更加困难等等，这些都需要编辑加以认识并认真对待。
（二）优化能力结构
新闻编辑只有优化能力结构，才能具有超强的竞争水平。新闻编辑能力结构主要包括鉴别能力、信息整合能力、传通能力、创新能力、数据库使用和视觉鉴赏。
鉴别能力指的是新闻编辑迅速、准确地判断新闻线索和新闻事实的报道价值的能力。鉴别能力是编辑基本修养与工作经验的综合体现。一般说来，理论修养、知识修养和职业道德修养越高的编辑，越具备对新闻信息的鉴别能力。
信息整合能力指的是编辑不仅要为受众提供更多的信息，还要将信息烹饪成受众喜欢的“美食佳肴”。人们接受传播的时候，真正受到约束的是人的时间，大家最稀缺的已经不是信息的多少，而是时间是有限的，而且受众对信息问题分析的时间更是有限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编辑应该做到怎么样使它提供的内容是消费者最需要的，而且是最可信的。如有一万个人在说同一件事情，消费者要知道的是哪些人表达的观点是对自己最有价值的。
传通能力指的是新闻编辑组织报道和组织管理新闻人才的能力。这是编辑中心制应有之义。从新闻实践来看，新闻编辑不仅是新闻报道活动的策划者，还应是新闻报道活动的组织者。首先，新闻编辑只有通过对记者采访的部署、组织和调度、协调，将稿件约来，才能将策划落到实处。其次，传通能力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则还包括为事业发展网罗人才、组建队伍，形成相对稳定的合作群体。
创造能力指的是新闻编辑突破传统思维、创新编辑业务的能力。新闻编辑面对的新闻稿件，一般都是对千变万化的事物的最新状态的反映。因此要制作好新闻，必须要善于识新、求新，善于突破常规。编辑工作的每一项业务，从媒介产品策划、报道策划到编稿、组版，都是创造性的劳动。一张报纸、一个节目的水平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辑人员的创造性。
学会使用数据库。在今天，在线的实时更新的数据库，已经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传媒形态，数据库通过它提供的行情信息、财经信息以及其他方面的信息，已经深深地左右着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生活的运作。在今天，世界上最主要的两个信息供应商是路透和布隆博格。仅以路透为例，它有42.7万个公司客户，共有5.29万个个人客户，有1.55万个各类专业人士的雇员，包括软件工程师、金融专家、经济分析师等等，还另外有2400个记者编辑，它提供的产品既包括媒体产品，也包括新闻产品和企业产品。虽然媒体产品对有150多年的老牌新闻机构来说仅占5%左右，但是依然是它的基础。这样一个信息提供的机构每年营业额是110亿到150亿英镑，大约相当于中国GDP的十分之一。路透在中国一共提供5种产品，包括财经资讯系统，这样一个财经资讯系统每秒钟要变化8 000～23 000次，既包括行情报价也包括财经信息。还有一个交易平台，一个外汇交易管理系统，一个市场数据库，一个自动交易系统，每天大概可以提供30 000条财经新闻和信息。所以数据库是不可或缺的信息资源，也是人们的思想源，这样一些东西将成为人们在未来的生活特别是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依托。
提高视觉水平。“影像生存”是图像时代媒体的生存法则。因为翻览国内外林林总总的报纸、杂志、网页，人们总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新闻图片作为一种主要的新闻手段受到了媒体空前的重视。从近几年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的报道来看，新闻图片已经担当起新闻报道的主角。富含新闻性、信息量、冲击力的图片，占据了版面、界面的重要位置。可见，大量、适宜、高效运用新闻图片是媒体进行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这涉及新闻编辑的视觉能力。
视觉系指人类通过观看，同时整合其他感觉经验，发展出一组视觉鉴赏能力。视觉鉴赏能力对正常的学习过程来说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并据以理解和区分其环境中的可视动作、物体、符号，无论它们是自然的还是人工创造的。
因此，新闻编辑要大量、适宜、高效运用图片，还应该了解视觉文化有着“语言”逻辑。首先，视觉化依赖对语言的理解，视觉化按照语言指引的方向进行。比如，要对爱国主义视觉化，必然要能够理解什么是爱国主义，以及爱国主义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要以影像表现幸福，首先要理解幸福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比如健康、富裕、自由等。其次，自然语言无法完全还原为影像。最后，对影像的理解仍然以语言为背景。正如康德所说“概念无直观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16］。
另外视觉鉴赏还包含许多内容，如图像比语言更具有直观性和诱惑性，看什么与怎么看的方式与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图像背后有着怎样的媒介权力，虚拟现实怎样进入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受众进行着怎样的感观消费和形象消费等，只有了解这些，编辑才能拍摄、选择和复制满足受众需要的图像而不逾矩（法律、道德），才能在不同介质媒体中自由穿梭工作而不感到窒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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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王荣,汪波. 数字时代的媒体新形态――媒体未来走向断想［EB/OL］.［2006-03-20］. chinesejournalist.省略/html/200602/0221.htm.
［14］ 周毅．传媒人才学概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91
期刊业 期刊人 期刊的未来
石峰，中国期刊协会会长。
当前，我国期刊业的发展处于困难时期，但又是关键时期，期刊业向何处去？期刊人何去何从？就此我想谈4点看法：
一、敢担当才会有信心
什么是担当，担当就是接受现实并负起责任。
眼下期刊业的各种悲观论调很多：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忧郁，有“如一片落叶，好像在飞翔，毕竟在坠落”的无奈，也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叹。
发出这样哀叹并不是完全无病，当前期刊业面临的一个严酷现实是：新兴媒体冲击、经济下滑的大环境，致使大多数期刊发行量普遍下降、广告量严重下滑；市场经济逐步完善，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期刊业面临体制转型、媒体转型叠加的压力，业界感到困难重重；从业者思想观念滞后，改革步履维艰。由此，一些人对期刊业的未来产生迷茫。
这里有一个对待困难的态度和思想方法问题，我认为面对困境我们应该直面现实、沉着应对，辩证思维、保持定力，坚持改革、开拓进取。
客观现实必须面对。在直面现实的基础上，我们要进行理性分析：据统计，2012年全国期刊总印数33.48亿册，已经连续8年持续小幅增长。从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期刊总印数统计看，这是连续增长最长的一个时期，而且都是达到历史的高点。这说明大多数期刊印数在下滑的同时，还有一部分期刊的印数在上升，下滑不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另外，中国梦、小康社会、文化强国战略，对包括期刊业在内的文化需求是一种强大的刚性需求，有需求就有市场空间。因此，悲观者只是看到了困难的一面，而忽略了发展的有利条件。
对面临困难的期刊来说，首先要有一种辩证的思维，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有起伏，不可能一帆风顺，出现一点困难不可怕，怕的是失去信心；其次要分析为什么会出现困难、客观因素是什么、主观因素是什么，同一类刊物在同一时期，为什么别人做好了，我却没有做好。
还有一个对当前阅读趋势的判断问题。很多人说现在年轻人都不看纸质书刊了，而中央电视台今年五一阅读大数据调查显示，闲暇时人们最爱做的事，阅读排在第二位。在阅读人群中，20～39岁的年轻人占72%。从阅读渠道看，纸质书阅读占62.6%，手机阅读占17.2%，网络阅读占17.1%。以上数据说明两点：年轻人爱阅读，纸质阅读仍占有优势。英国《每日邮报》网站4月29日发表文章称，我们生活在数字时代，但印刷文字依然举足轻重。一份学术研究报告显示，报刊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信息来源之一。曼彻斯特大学的社会学家通过研究发现，报刊灭亡论言过其实，并认为低估报刊的影响力是错误的。2014年4月初，三联韬奋书店创办24小时不打烊书店，吸引了很多读者，而深夜在这里看书买书的几乎全是年轻人。总理称赞：“这很有创意，是对全民阅读的生动践行，喻示在快速变革的时代仍需一种内在的定力和沉静的品格……希望你们把24小时不打烊书店打造成为城市的精神地标，让不眠灯火陪护守夜读者潜心前行。”[1]让我们细细去体味总理的语重心长的嘱托，感受我们出版人的使命、责任和担当。
湖北知音传媒集团的胡勋璧同志在的座谈会上说：很多人都羡慕网络媒体的发展，你有没有了解做网络媒体的人那种没有白天没有黑夜的工作精神，那种不断求新求变的渴望，我们做传统媒体的如果也有那样一种精神、一种激情，就不可能做不好。我很赞成他的话。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敢拼才能赢，不付出极大努力要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
二、敢担当才会有未来
期刊业有没有未来？未来向何处去？这取决于当代中国期刊人的担当精神。
期刊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使在传播思想文化、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引导社会舆论、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尽管今天的传播媒介多了，但期刊的这种独特作用并没有褪色，仍然是主流舆论阵地，期刊人对此不但要有自信，更要有自觉。当代中国期刊人的担当，就是要在新的媒体格局中把期刊的独特社会功能和作用进一步发挥好。因此，期刊业未来的命运其实就掌握在自己手中。
当下有一个“互联网思维”概念，就是基于互联网的特征，把自身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在当前的媒体格局下，传统媒体要继续前行，更好地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不妨借鉴“互联网思维”。网络媒体的强势兴起，对传统媒体形成了强大的挑战，甚至是生死的考验。当从网上获取信息成为许多人的首选、网络阅读成为一种时尚，包括期刊在内的传统媒体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又该如何发挥其独特优势？
传统媒体相对于网络媒体，首先要知己知彼。
网络媒体的优势：传播速度快捷，可以即时传播；内容十分广泛，可以说什么都有；互动性很强，可以进行实时交流评论；受众面很广，我国已经成为网络应用大国，有数以亿计的人在使用互联网。
但是它也有劣势：传播速度快，但准确性不强；内容多但很杂，缺乏整理加工，甚至信息虚假；互动性强，但主流意识较弱；受众面广，但真正用于阅读的人还没有成为主流。有人说，20年后，现在的“80后”“90后”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时，他们对使用媒体的习惯和偏好将宣告传统媒体的终结。如果整个一代人完全依赖网络生活，凭网络判断、处事，社会将会变成怎样？至少在今天还有许多不确定性。因此，在网络给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深刻变革的今天，从事物发展的两面性角度看问题，对其负面影响，也应该引起社会有识之士和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媒体人对此也要有一种担当。
再说传统媒体，在这里单就期刊来说，有没有网络媒体不可替代的优势和价值呢？回答是肯定的。
期刊媒体的优势：中文期刊经过200年的发展，已比较成熟，有明确的专业分工，便于读者有目的地选择；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采编队伍，善于做内容，并能确保质量；有一整套严格的规章制度，为信息的真实性保驾护航；期刊善于进行信息整合加工，作深度报道，在学术研究、理论探讨、公共政策阐释等方面可以发挥独特作用；期刊的阅读质感也是网络媒体不可比拟的。
期刊媒体的劣势：传播速度和方式不如网络，经营理念和模式陈旧，应变能力和机制滞后等等。这种劣势在与网络媒体的竞争中更加相形见绌。其实这并非什么坏事，正好迫使期刊业进行变革与创新。
在过往期刊媒体与网络媒体的竞争中，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就是有的期刊为了适应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与网络拼所谓的时效性，不断缩短刊期，追求所谓信息量，导致内容碎片化，实践证明其效果并不好。
我们从网络媒体与期刊媒体两相比较中得到启示：在今天多元社会结构中，网络媒体与期刊媒体各有自己的生存发展的理由和空间，应各自扬长避短，相互取长补短，各尽所能，共同营造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环境。
从“互联网思维”出发，我们又面临一个问题，即媒体的本质是什么？我的理解，媒体是一种介质，是传播信息的载体，它不可能是单一的，肯定是多样化的，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媒体的介质肯定会愈来愈丰富多彩。所以媒体人思考问题，不但要关注媒体形式，还要关注你的媒体与其他媒体的区别在哪里，更要关注媒体传播对象的真实需求，做任何一种媒体都不能在那儿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特别是传统媒体要在目前的媒体格局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更应抓住自身独特价值点，把它发挥到极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价值就能产生价格。这是一个朴素的价值理论。我们从上面的分析中看到，既然传统期刊今天还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那么，不管媒体格局如何变化，期刊就仍有一席之地。对此期刊人要有自信，在困难和挑战面前要保持一种定力。广西师大报刊传媒集团（前身是广西师范大学杂志社，成立于1993年6月）目前有7种期刊，除《作文大王》外，其他都不是所谓的热门刊物，有《教育观察》《新营销》《规划师》《英语大王》《数学大王》《广西物理》。但作为全国高校改革试点单位之一，广西师范大学杂志社率先完成转企改制，并陆续将各杂志改制为市场经营主体。他们积极开拓市场，不断提高管理水平，经营业绩取得突破性发展：2010年期刊销售额为2200万元，2013年达到5600万元，实现利润400多万元；员工人均收入由2010年的3.2万元提高到2013年的8.6万元。目前他们正在规划未来5～10年的发展目标，并正在组织实施国家新闻出版改革项目库项目“转企改制背景下区域性期刊集团建设”，已得到中央文化产业发展基金首期1000万元的资助。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要力争在3年内实现期刊年销售额突破亿元大关。
他们的多种经营，他们的经营策略，他们的企业文化，他们的人才战略暂且不论，值得强调的一点，就是当代中国期刊人要有一种担当，做媒体不应忘却自己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不要轻言放弃，别让困难消融你的担当。怨天尤人无济于事，行动起来才是走出困境的唯一选择。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困难就像一座山，翻过这座山，也许风光无限。
实施品牌战略是实现期刊媒体价值的重要而有效的措施之一。品牌是核心价值的外在表现，是行业的领头羊。品牌之所以能成为品牌，是因为它的价值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受到消费者的追捧。我国期刊业在市场的锤炼中已形成了一批品牌，在同样的市场环境下，它们的竞争力、它们的抗风险能力比一般期刊要强得多。但是，目前我国的品牌期刊还没有形成一个强势阵容，大多在孤军作战，大多面临发展瓶颈，有的甚至面临消亡的危险。实施品牌战略，最现实、最见效的是首先促使现有品牌期刊做强做大，以发挥其更大的引领作用。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遴选，确定一个品牌期刊名单，向社会公示，由政府部门协调出台含金量高的相关政策，为其发展提供更多便利条件，这也会大大提振期刊从业者的信心。
三、敢担当才会与时俱进
在新媒体不可逆转的崛起面前，传统媒体人的心态十分复杂，应对的办法也迥然不同。有两个真实的故事可以说明。
美国的知名杂志《新闻周刊》创办于1933年，最大全球期发行量曾达到400万册，是全美第二大发行量的时政刊物。然而面对新媒体的强势挑战，其经营陷入困境，并在经过一番兼并重组后，于2012年12月决定停止出版纸质版，改出电子版《全球新闻周刊》，震动了世界传媒界，很多人把它作为传统媒体走向消亡的例证。该刊纸质版停止出版时，期发行量还有130万册。电子版出版1年3个月以后，今年3月该刊又重新恢复出版纸质版，可谓“劫后重生”，但发行量只有7万册了，未来的预期目标是20万册，目前是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时出版。未来命运如何，令业界关注。
第二个故事是《中国激光》杂志社。2014年5月底我去上海参加一个活动，刘建生局长提议我与他一起到《中国激光》杂志社去看看，果然让我开眼界。《中国激光》杂志创办于1964年，已经有50年历史。2009年从原属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编辑部转制为独立法人，按照国际化、精品化、数字化、集群化的发展理念，进行了彻底的重组，杂志社的出版能力得到极大提升。现拥有7刊1网，年营收1000多万元。中国光学期刊网和中国光电数据库日均浏览30万人次，全球3000家科研单位、每天5000名科研人员使用他们提供的文献。2013年获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中国政府出版奖、先进出版单位奖、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中国激光》被评为国家百强科技期刊。我们走进这个杂志社，其给人的感觉可以用生气勃勃来形容。在办公楼最显著的位置，贴着中外著名光学专家组成的审稿团队照片，楼道两侧是杂志社开展各类活动的图片，专设有“评刊专栏”，还有人情味十足的员工生活照。与他们座谈，听不到抱怨、叫苦、迷茫，听到的是信心、激情、梦想。杂志社的总经理杨蕾满怀信心地说：我们正在建设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光学出版集群，并已成雏形。他们将全国48种知名光学期刊的后期出版业务进行优化整合，以“共享资源、共享经验，抱团取暖、做大做强”为宗旨，开展联合征订、联合广告，共建光电论文数据库，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数字服务平台。
《中国激光》杂志社成功转型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办刊理念的与时俱进，杂志社一班人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敢于担当的精神。
从这两个故事中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1）新媒体的崛起势不可挡，对传统媒体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机遇大于挑战；（2）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有一个竞争与竞合的过程，目前新媒体还不可能替代传统媒体；（3）如果传统媒体善于借力新媒体，传统媒体就还会有一个较大的上升空间；（4）关键在人，在于人的精神状态，在于你对所从事的职业的担当精神，有梦想就会有明天。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经过几年的博弈，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合作发展、融合发展、和谐发展，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存共荣。至于如何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留给传统媒体的创新空间很大。
金盾出版社的《科学种养》杂志，2006年1月创办，目前发行量10万册。2013年金盾出版社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批准，创办了金盾网络电视台，并于去年8月正式开播。《科学种养》杂志与网络电视台进行了资源整合，开办“三农”频道，不但扩大了杂志社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极大地提高了为三农服务的时效，而且为杂志社带来可观的收益。
知音传媒集团对发展数字出版业务高度重视，先后建立了知音网、漫客网、中国女网、第1生活网、漫客栈、漫客商城、知音缘等网站，将集团的纸质刊物内容资源数字化，并逐步发展相对独立的付费阅读及互联网广告业务，在不同媒体之间建立了交叉和协同的宣传经营机制。同时在上述网络平台上构建了读者与编辑、作者的互动平台及书刊零售平台，开展期刊、图书、动漫等周边产品的网络销售业务。还通过多种方式与国内移动、电信、联通等三大运营商合作开展手机报、手机阅读、移动客户端等无线媒体业务，逐步向网络媒体、无线媒体、动画及网页游戏制作等方向发展，形成了跨媒体经营发展的格局。网络媒体已逐渐成为集团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对接的平台，通过广告、付费阅读、网络销售等方式取得收入。2013年集团实现移动数字平台相关业务收入910万元，其中网站广告收入达到105.91万元。集团陆续推出了知音网移动客户端、中国女网移动客户端及漫客栈手机版移动客户端，截至2013年年底，仅漫客栈动漫数字出版平台注册用户就达到350万。
由此可见，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融合发展的空间很大，前景很广阔，只要观念转变了，办法多得很。
前不久，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联合《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要用3年时间，支持一批新闻出版企业、实施一批转型升级项目，带动和加快新闻出版业整体转型升级步伐。[2]期刊业要乘势而上，锐意进取，尽早实现转型升级，为期刊业开辟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敢担当才会勇于改革
深化期刊业的改革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要不要改革、改什么、怎么改、改革的目标是什么，都需要我们作出清晰的回答。
有人认为，当前期刊业面临空前困难，改革的时机不好。其实，正因为面临困难才必须深化改革。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中央很明确，向改革要动力，在改革中破解经济下行难题。因此改革的力度空前加大，涉及许多所谓“深水区”的问题，如引导民营资本进入垄断行业、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连续出台政府简政放权措施等等。实践证明，改革的效果正在显现，经济稳中向好，内生动力明显增强，而且对未来是可以期待的。
期刊业也只有深化改革才能破解当前的发展困局。当前期刊业的改革，关键是要激发市场活力，围绕这个问题需要改革的方面很多，包括深化行政管理改革，向企业放权释放活力；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审批制约释放活力；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激发职工积极性释放活力；深化发行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形成公平竞争环境释放活力等等。这些方面的改革可以说是决定期刊业未来命运的关键。因此，当前期刊业改革要在行政管理改革上下工夫。正如刘奇葆部长指出的：“管理方面，一是要支持发展，二是要创新管理。”
当前期刊业推进改革难在哪里？至少有个三方面：一是对意识形态属性的担心，二是部门之间的利益格局平衡，三是涉及个人利益的安排。这三个方面都是既大又实际的难题，必须处理好。
意识形态属性当然是媒体的头等重要问题，通过改革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是原则。企图淡化媒体意识形态属性的人，就不配做媒体。西方的媒体标榜新闻自由，其实他们的媒体意识形态要求很明确，登什么、不登什么、怎么登，无不彰显他们的制度意识、政治要求、文化主张和他们的价值观。因此，我国期刊业的改革是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前提下的改革，是坚持党管媒体前提下的改革，这一点不能动摇。通过改革要进一步发挥期刊舆论主阵地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能成为难以进行改革的理由，而是为改革确定了一个方向。目前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的行政管理、审批制度等措施，由于观念保守、手段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抑制了期刊媒体意识形态功能的更好发挥，这也正是需要推进行政管理和审批制度改革的原因所在。
部门利益问题，主要表现在期刊发行体制改革上。部门利益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按说政府与企业脱钩以后，不应该再存在部门利益。国务院各部门都要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当然实际情况远没有达到这种状态。诚然，这里也不排除各部门管理系统的实际问题，这就需要部门之间沟通和综合部门的统筹协调。在我国目前的政府管理体制格局下，这是一个难题，也是今后一个时期政府组织机构改革的重要课题之一。
改革所涉及的个人利益问题，确实需要有切实的保障，比如部分期刊编辑部转制后的职工身份问题，在设计改革方案时要充分加以考虑。凡是不顾及多数人的切身利益的改革是难以推进的。但是，作为个人，又不能因为我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就不愿意改革。毕竟改革是大势所趋，改革关系国家的整体利益，改革是国家的大局，孰重孰轻，这个份量应该是掂得出来的。其实改革承载着我们大家的切身利益，我们从事一个行业，只有这个行业不断发展了，大家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所以，我们要以满腔热情支持改革，投身改革。
关键词：劳动性别分工；职业性别隔离；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12-50 -03
一、问题的提出
职业性别隔离是女性在职业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瓶颈之一，该词最早由Edward Gross提出，指男女由于性别不同而在职位、声望和薪金段聚集程度失调的社会现象 ，表现为横向隔离、垂直隔离和性别工资差异。1949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意识形态、行政力量以及资本和市场都在不同程度的发挥作用，这为考察劳动性别分工与职业性别隔离提供了宏观的制度性背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在于：制度变迁是如何影响劳动的性别分工，并由这种分工所维持？职业性别隔离如何作为制度和劳动性别分工互动的产物而随社会大环境变迁的？
二、再分配时代：“铁姑娘”的劳动体验
1949年以来，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度显著提高，妇女就业经历了从计划就业机制向市场就业机制转换阶段。总体上看，20世纪下半叶的前30年是一个“去性别化”的过程，即女性不断扩大其职业领域，与男性劳动相互融汇混合。城乡二元结构的分割使得城市和农村经历着不同的劳动性别分工：农村是妇女由村一级行政组织安排集体劳动的模式，她们既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还从事着集体生产劳动。城市妇女则由国家和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安排，在“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和“高就业、低工资、低效益、低素质”的就业局势下，城镇妇女就业一直也没有成为经济问题 。
这种劳动性别分工模式首先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性别平等理论的贯彻。马克思和恩格斯150年前就指出：“……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有她们极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 。此外，中国传统家庭结构也是促成“低工资、高就业”的必然条件。从家庭或个体的角度看，“解放妇女的政治”和“低工资”，使夫妻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参加有酬劳动 。调查表明，构成妇女就业的强制性因素是家庭经济因素、医疗生育养老保障因素和工作成本因素，其次才是政治动机和社会性动机，即主体意识、自我实现的成分 。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两性分工的内容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其等级化的实质并没有改变，职业性别隔离依然存在，行业上的“去性别化”和职业性别分层并行。一方面，女性职业结构的低层化是一以贯之的，女性参加劳动的起点就是辅的、边缘化的，如女性在重工业部门多从事后勤服务和辅工作，被视为技术性强的工作基本上仍然由男性执掌 。“银赛花”运动折射出女性的参与不过是“性别化职业”选择的结果，女性“适合”棉田管理的特质使其在劳动分配中处于劣势 。另一方面，无论“男人生活”和“女人生活”怎样变换都是受某种利益原则支配的，即比较利益驱动着男人与女人调整他们之间的分工 。这种比较利益最明显的表现是性别工资差异，以农村集体劳动为例，原则上是男性一天10个工分，而妇女是6-8个工分，而农业劳动主要建立在体力劳动基础上，妇女体力上的弱势决定了其收入普遍低于男性 ，这反过来又促使女性在经济上更加依附男性。
从这个角度看，尽管计划经济时期的劳动性别分工模式广泛促进了妇女的劳动参与，性别总体差异缩小，职业性别隔离也不同程度被打破，但是传统的“男主女从”的性别分工模式和分配逻辑并未改变，职业的纵向隔离以及性别工资差异依然在声势浩大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旗帜下普遍存在。而面对这些不利因素，拥有一定的自主性与能动性的女性劳动者，会进行积极的调整与适应，如 “铁姑娘”们利用现存矛盾的缓冲带（意识形态对女性家庭角色的贬抑）和自我激励（要劳动、要进步）来缓解潜在的冲突，或者通过痛楚的身体来表达自身的反抗 ，但这种自我调适未必有显著效果。女性劳动者微弱的声音湮没在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和妇女解放运动之中。
三、市场经济时代： 市场主导下的“性别分化”
再分配时代行政力量的推动使男女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同时也压抑了社会成员的多样性选择和创造性。而市场条件下，由于行政力量的减弱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分化”。在农村，随着的实行和男性劳动力的外出转移，农业呈现出女性化特征。这种分工模式给女性带来了更重的劳动负担，且弱化了女性的家庭地位，因为她们只是替代性的行使土地管理权且农业收益很低，而男性外出却为家庭带来更多的资源与机会 。在城市，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下岗最多的通常是女性，她们要为维持家庭而从事各种风险极大的生存劳动 ；外资的引进使大量女性聚集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廉价劳动力被使用。该时期的城乡性别分工模式使男女两性在发展机会、待遇上拉开了差距，职业性别隔离趋势上升，对女性的不平等在加深 。
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的职业性别隔离广泛存在于不同产业、职业乃至单位体制中。从产业上看，第一产业总体职业隔离状况相对稳定且水平较低，二、三产业分别呈现上升和下降趋势。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产业间的隔离程度会增大，但总体可能会保持稳定，因而性别职业隔离主要体现在不同产业内部 。从职业类型来看，女性在白领职业领域隔离指数下降，蓝领和半蓝领职业却在持续 。从单位类型看，既有研究存在一定分歧。一方认为，体制内组织由于会遭遇国家政策制约和男女平等意识形态的抵抗，性别隔离并不显著，而体制外组织则在市场作用下将这种隔离深化 ，表现在性别的收入差异上，国有部门小于非国有部门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市场化部门和再分配部门中的职位升迁都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升迁机会总小于男性，且在再分配部门中的差异要大于市场化部门中的差异，随着就业部门市场化程度的加大，职位升迁的性别差异先增大后减小，呈倒U模式 。
与计划经济时期行政力量占主导地位不同，市场经济时期的职业性别隔离主要靠市场来发挥调节作用。理性选择理论认为，职业性别隔离是雇主和女性各自理性选择的结果，雇主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往往倾向于选择那些人力资本积累（如教育、工作经验等）较多的雇员 ，通常为男性，而女性因为要兼顾家庭，也会“主动”去选择那些人力资本投资较小的职业 ，二者的“理性选择”共同造成了职业性别隔离的产生。再比如，雇主的“统计歧视”理论就认为雇主难以在短时间内判断求职者的能力，往往依赖于统计资料，而统计数据则显示女性劳动者由于婚姻、生育和家庭责任，较男性更容易离职从而增加雇佣成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职业性别隔离的原因 。
当然，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文化和制度层面的变迁将使得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从而大大削弱父权观念和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教育投资的均等化也将明显缩小性别的不平等。以及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效应，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参与就业 等等，都有望使得劳动性别分化缩小、职业性别隔离程度降低。
四、从再分配经济到市场经济：父权制、资本与国家的互动
从以上分析我们能够看出，再分配时代由于国家行政力量的参与，劳动性别分工总体上呈“去性别化”特征，但职业性别隔离依然存在，表现为女性就业的低层化、边缘化以及报酬的不对等。市场经济时代则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分化”，职业性别隔离状况显著。这充分体现出不同经济制度下的劳动性别分工模式的差异，以及二者互动之下的职业性别隔离状况的复杂性。笔者认为，从再分配时代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劳动性别分工模式和职业性别隔离状况，并不是制度调整之下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有着更深层的解释框架。
首先，资本与父权制进行了充分互动。一方面，资本利用父权制，使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劣势地位。她们的工作领域被局限于日常性劳动而无法进入较高层次，这不仅带来了低工资的劳动报酬进而导致对男性的经济依赖 ；而且女性在劳动分工中的低层位置，直接保证了男性劳动者很少会向下流动，反而促成了男性劳动者与资本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工作和家务劳动的双重负担更使得女性劳动者身心俱疲，强化了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主导地位，等级制的家庭劳动分工就这样被劳动力市场永久化，使妇女的从属地位成为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父权制为资本塑造出了“合适”的劳动力。“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观念，造就了妇女灵巧的双手、敏锐的视觉、快捷的反应等适宜于从事流水线操作的身体条件和吃苦耐劳、安于寂寞的气质以及温顺驯服、鲜有反抗的性格，更符合投资者的需要 。不仅这种性别化气质，女性的情感也被资本所利用，通过“情感性劳动”来获利。情感劳动是一种需要人们设法调动自己的情绪、创造一种大家能够察觉并被接受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的劳动 。它通常也是父权文化所塑造出来的女性特质，表现为女性被要求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微笑、热情、美好的姿态礼仪等。这种职业要求忽略了女性的主观感受和情境化反应，充分反映出资本的获利本质。
其次，国家的角色也不容忽视。制度和法律对妇女保护的缺失为投资者利用，以将女工收入减到最低从而获益更多。典型的是资本为压低工资成本而采用的宿舍劳动体制，它使得工人处于工厂的全面控制下，其劳动时间被任意支配和延长，劳动力剩余价值被榨取、劳动生涯被浓缩 。而雇佣于这些资本的廉价劳动力，通常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打工妹，这些女工完全没有“政治经济发言权”，工作性质决定了她们工作群体的同质性，造成其在资源和机会上相对于男工的匮乏 。她们在男性主导的职场中，根本无力抵抗，生存境遇日益恶化。而国家为了吸引投资促进经济发展，也为了逃避劳动力再生产的责任，往往对此采取默许的态度，成为职业性别隔离的无形助力。
总之，从再分配时代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职业性别隔离在各种力量互动之下，呈多样化态势发展。职业性别隔离作为性别歧视的一种表现形式，投射到主体身上，很容易产生性别的不平等意识，如私下或半公开的抱怨、责备、怨恨等情绪反应。它直接关系到女性的收入和职业发展、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能力的实现乃至自我定位，进而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因而需采取有效措施来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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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保文化;措施对策;合理化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成为一个难以遏制的附加条件，因此，保护环境和污染防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如何控制环境污染，做好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国家及地方政府自上而下不断出台各种政策和制定措施。但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时期，企业环境保护意识形态的转变和管理水平的提升，在适应当下环保高标准、严要求略显能量不足和滞后，特别是环保文化建设方面的缺失和漏洞，明显突出。
1企业环保文化的含义
企业环保文化意义广泛，其不仅包含生产建设过程中原辅材料的高效利用，生产环节污染物的严格管控，产品的绿色安全推行等，也包含了企业注重环境安全、人类健康和节能降耗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环保文化建设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部分，是把员工教育培训、制度制定、设备配置、岗位设置、环保观点与人本思想相整合，构成一个相互渗透、相互关联、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文化体系。通过整体的作用，多渠道整合，规范化操作和协作化管理，从而达到环境安全的目的。企业环保文化建设是一项庞大而负责的系统性工程。它在环境保护管理方面发挥的作用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使企业领导及员工的环保意识观念从被动要求逐渐转变为自觉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积累，其成果价值就会显现出来。
2企业环保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2.1加大竞争力
落实环保文化在企业发展中可以形成有效的竞争力。环保文化不仅强调企业污染管控力度和员工环保意识提升，更强调环保管理体系在企业的具体应用，即强调节能降耗、资源的循环再利用。经网上调查，有关资料表明，当今许多从事产品制造的企业都具备副产品制造的能力和设备，并且副产品的盈利水平占企业全年总盈利中的10%~15%。这些企业共同的特点，就是都遵循节能环保的发展理念，通过对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废物废料进行回收再加工成产副产品，达到减排增效，在降低成本的同时，赢得额外利润，从而有效地提升了企业在同行业中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
2.2提高市场需求
由于人们物质生活水品的不断提高，消费者对消费物品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从最初追求产品质量逐渐发展到如今的“绿色环保”要求。因此，为了满足市场环境需求，许多企业争相引入环保文化的概念。生产制造绿色纯天然食品；无污染、无辐射生活日用品；低消耗、低排放的交通工具等等，其归根结底均属于环保文化理念的范畴。由此可见，企业提倡推行环保文化建设，并在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生活工作中积极运用，已经成为当今企业适应市场需求的必要手段。
2.3决定企业生存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只是倡导环保理念，环保实践基本是自觉行为，但是对于企业来说，国家及地方市政府要出台一系列强制性的政策、制度和标准，限定限制企业对环境造成严重不利影响，特别是高耗能、高污染及生产工艺技术落后的生产企业，以及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生产企业。例如石化，火电，化肥加工，食品生产等，如果企业无法达到环保方面相关规定和硬性指标，必将面临限期停产整顿、高额经济处罚、追究刑事责任的环保风险，甚至于倒闭。因此企业是否重视环保文化建设，以及环保文化建设工作的好坏，将会直接关乎到企业的生死存亡
2.4增强凝聚力
企业是社会单元的一个组织，企业员工属于组织中的一份子。企业通过引领环保文化建设，设计环保文化概念，使广大员工树立环保意识，践行环保自我行为，促进企业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将会得到不断提升。企业在承担这份责任的同时，同样能受益于环保文化的积极作用。因为对于员工来说，企业环境保护的对象终归是“人”，最直接受益者即是员工自己，员工感受到企业环境保护的使命感和荣誉感，会自觉产生建设企业、奉献企业的巨大凝聚力。因此企业环保文化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双赢创举，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力工具。
3企业环保文化建设的措施的合理化分析
企业环保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就是企业从文化建设的角度设计规范企业的环境保护工作，以达到提升企业环境保护管理的力度。对一个企业来说，企业环保文化的“好与坏、强与弱”，其决定因素在于企业文化的重视程度和建设力度。从管理者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环保文化建设管理的实质就是企业对环保文化执行力度的管理。企业环保文化的管理主要由决策者、管理者和执行者三部分组成的。企业决策者在企业环保文化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决定着企业环保行为规范和准则的制定与实施，决策者是否具备一定水平的环保文化素养，是企业环保文化建设水平高低的决定性因素。管理者是企业环保行为规范和准则贯彻实施的管理者和监督者，他们的环保文化素养直接关系到企业环保行为和准则的正确上传下达。执行者要自觉遵守企业环保行为规范和准则，不断提高环保文化素养，是企业环保文化水平稳步提升的基础。决策者、管理者和执行者在企业环保文化建设当中，责任和作用不同，但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3.1保证决策者具备一定的环保文化素养
打造良好的企业环保文化环境，创建良好的企业环保文化氛围，起决定性作用的在于企业决策者的环保文化素养，他是企业环保文化形象的塑造者。只有具备优秀的环保思想素养和高尚的环保道德素养的企业决策者，才能真正重视环境保护的社会价值，尊重人的生命价值，才能树立起强烈的环保事业心和责任感，全心全意地关心企业环境保护和员工身心健康，才能把环境保护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首要价值取向。
3.2提高管理者环保文化素养，规范管理者的行为准则
1）认真学习国家环境保护方针政策，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企业环保管理者要不断学习党和国家与企业相关的环境保护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并建立健全企业各项环保制度办法，以保证国家环保相关规章政策的正确贯彻和落实。2）加强业务知识学习，提高环保管理水平。环保管理者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对企业环境保护管理的实质工作懂得“管什么，怎么管”。因此，需要管理者不断地自觉学习相关专业知识，了解当前环保新形势、新动向，掌握一定的企业管理技能，才能保证企业文化建设正确发展。3）工作踏踏实实，认真负责。环保管理者对待工作要尽职尽责，一丝不苟。本着“摸清底数、依法合规、不弄虚作假”的原则，搞好企业环境保护常态化管理工作。4）建立健全各项环保管理制度，充分利用其约束力规范企业环保行为，落实环保责任。随着企业发展的调整和转型，环境因素也在不断新增，企业现有制度内容容易出现漏洞，需要环保管理者对各项制度查漏补缺，及时补充完善，保证各项制度的时效性和可操作性。
3.3加强执行者环保文化素养的宣教
员工作为企业文化的执行者，其环保文化素养是企业环保文化建设的基础，只有提高全体员工的环保文化素养，才能整体提高企业环保管理水平。1）提高员工文化素养工作常抓不懈，使企业员工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加，形成自觉的环保行为和观念。2）强化环保制度约束力，以达到提高企业员工的环保文化素养的目的。通过采取对环保制度的培训考核方式，保证企业员工将自身行为放在制度的笼子里，自觉遵守，自我约束，践行环保。3）开展宣传教育，营造环保文化。经常性地对企业员工开展“环保主题”的宣传教育，使他们正确认识环保与健康、环保与生产、环保与效益的辩证关系，从思想上提高环保觉悟，牢固树立环保责任，形成自觉环保行为。
4结语
环保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它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始终。在企业生产经营全部过程中，环保文化具有特殊作用和重要地位，环保文化能深层次地影响着人的行为观念、思想道德、情感品行等等。因此，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高企业员工环保文化素养，对提升企业环保管理水平，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者:张辛忻 单位:神华准能集团公司环境保护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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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馆是群众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是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总枢纽、总阵地，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支撑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阵地。
然而，由于受诸多条件制约，文化馆的主动性发挥还不够，很多时候仅仅起着“上传下达”的功能，在社区文化和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文化馆处于“被动”工作的局面，存在发展上的诸多困难和问题，大概总结有以下几点：一是经费不足；二是编制不足；三是设施设备不足；四是人才匮乏；五是与基层文化团队和文化骨干的沟通协作没有形成机制；六是上级领导重视程度不够。
文化馆上承意识形态起着政治宣传的导向作用，下承百姓起着凝聚民众，培养基层骨干，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等作用，既是群众文化活动的平台，又是联结百姓的文化纽带，在构建和谐社会，在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认为，在文化传媒多样化、文化内容多样化、群众文化需求多样性的情况下，为适应新形势、新发展、新要求，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文化馆的建设：
1．强阵地、筑载体、搭建发展舞台，坚持公益原则，加大投入，软硬件建设齐头并进。文化馆是公益性事业单位，要坚持“转换机制、增加投入、改善服务、增强活力”的改革方针。目前文化馆的性质已经毋庸质疑，但如何高扬公益性旗帜，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办馆方向则是今后长期的任务。加大投入，建设和完善公益性设施，重点是“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和“业务经费”的投入，这些是保障文化馆开展公益服务的基本前提。
2．抓骨干，带队伍，营造干事创业氛围。近几年，文化馆文化站的决策者们面对专业人才青黄不接，文化馆干部队伍素质偏低、知识结构不合理，管理人才、专业艺术人才都很欠缺，掌握现代化高科技信息化知识的人才更为欠缺的现实，清醒地认识到，要想使文化馆文化站职能得到充分发挥，作用得到社会承认，首先必须应具有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干部职工队伍。在队伍建设上，文化馆文化站成员在加强自身政治素质提高的同时，应不断加强业务技能的提高，班子成员得掌握有1―2门专业技能。实行目标化管理，并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对每年组织举办多少次活动，创作多少件作品，开展多少次辅导活动等都有明确的目标任务。文化馆文化站将这些任务分解到每位同志，使个个肩上有担子，人人身上有压力。这样，机制的改革与创新有效地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激活队伍，增强单位内部活力。在抓队伍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的提高的方式上，坚持每周一次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理论学习，建立健全管理体制。艺术管理实行垂直领导，以行政管理分块管理为主，采取艺术管理和行政管理适度分开的方式。这种做法有三大优势：一是有利于艺术发展和成长；二是有利于从较大的范围整合人才资源；三是有利于发挥馆站内人员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其次，必须着重解决艺术人才缺乏的问题。文化馆应实行既严谨又灵活的人才编制和使用机制。一是要提高高级艺术馆员名额制。二是对出众的群众文化人才的使用不能囿于学历的束缚，可以破格使用。三是对引进的艺术人才应给予优惠政策照顾。四是编制应按人口比例规划，另外补充人员可根据地方财力，给文化馆编制给予财力支持。
3．夯基础、筑网络、构建基层文化新格局。文化馆在抓好自身建设的同时，始终应把基层文化网络建设作为工作重点常抓不懈。深入基层乡镇、村落、社区、企业、学校，立足实际，因地制宜辅导基层搞好文化设施建设。必须解决长期以来文化站机构不健全，责任不明确的实质问题。形成以县乡文化建设为龙头，以文化专业户为补充的多层次、全方位的文化网络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兴办文化事业的新格局。
4．抓精品、搞活动，活跃社会文化大舞台。组织开展社会文化活动是文化馆的重要职能之一。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高品位的文化生活需求日渐迫切。文化馆在经常举办“阵地”活动的同时，充分发挥文化馆文化活动的导向作用，与乡文化站形成合力，不断扩大文化活动的范围，提升艺术品位。
5．抓基层，搞辅导，服务“三农”，服务基层。开展群众文化辅导活动是文化馆和文化站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让县文化活动向社会辐射，向基层延伸。
总之，只有文化馆的外部硬件条件建设和内部业务建设协调发展，文化馆才能担起建设和谐文化的重任。
[关键词] 教育技术； 以人为本； 价值负荷； 技术化倾向； 教育技术范畴
[中图分类号] G40-057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汪基德（1962—），男，河南固始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技术基本理论研究。E-mail：。
近年来，关于教育技术“人文关怀”类研究日渐增多。如周宗伟指出，科技给教育技术带来一系列弊端的根源在于人文精神的缺失，崇尚科技与人文的融合，实现科技与人文的平衡发展是教育技术的时代命题。[1]李政涛博士呼吁“教育技术学的视野中不能只有技术，没有人。”[2]李芒教授指出，作为“主体技术”的教育技术应遵循“一切从人出发的基本原则”。[3]南国农先生亦指出，在构建电化教育（信息化教育）新体系时要“以人为本”，[4]等等。不难看出，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正逐渐成为教育技术人的一种共识。然而，教育技术应该“以人为本”并不是一个不辩自明的命题，本文将从历史与逻辑、内因与外因等多个维度对其进行系统探讨。
一、教育技术姓“教”的学科定位
是其应以人为本的逻辑依据
定位问题包括教育技术的定位和教育技术学的定位。教育技术作为教育实践活动的一个要素，其定位问题的实质是其实践的领域或范围。教育技术学是研究教育技术的一门学科，教育技术学的定位主要是指学科归属问题，即教育技术这个学科定位在教育学类，还是电子技术学类。本处所讨论的主要是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定位。关于教育技术学学科定位的问题，尽管学者们的观点不尽一致，但从总体上来讲，已取得了基本共识，即教育技术学（电化教育学）是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属于教育学的分门，是教育科学这个大系统的子系统，它姓“教”不姓“技”。
既然教育技术学学科定位于教育，那么教育的终极追求是什么？为此，我们需从教育的本质入手。关于教育本质的观点有“生产力说”、[5]“上层建筑说”、[6]“培养人说”、[7]“传递说”、[8]“社会实践活动说”、[9]“多重本质说”[10]等多种，近年来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发展，甚至还出现“反本质说”。[11]在诸多有关教育本质的论述中，“仅仅站在社会的视角，容易忽视教育对个体的成长和人生发展的意义，从而不能把握教育的整个质的规定性”。[12]因而，“生产力说”、“上层建筑说”等仅强调教育的社会属性而忽视“个体”的观点逐渐受到质疑。而对于“反本质说”，也有学者指出“教育毕竟不等同于政治、经济或文化，它自有其特殊规定性。教育自身具有的这种特殊规定性使教育成为教育。因此，教育还是有本质的。”[13]对于教育的本质，胡德海先生以关于人的本质和文化作用的基本理论为指导，认为“教育的本质是通过传承文化使个体社会化的活动，并促进个体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14]此定义兼顾人的个体属性和社会属性，是对教育本质较为科学的概括。把作为“个体”的人的解放、发展和完善看作教育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在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使作为“个体”的人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才是教育的本质所在。
由此可知，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并且这种培养人的活动建立在个体生命的基础之上。离开了学生个体的生命，教育将是无根的、片面的、脱离实际的，将会成为一种抽象的东西，进而失去它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教育必须把自己的根基建立在学生的个体生命的基础之上。“教育关注个体、关注人，意味着要去关注个体作为生命体的存在，关注其外显的活生生的生命展露，关注其内隐的、活泼的、流动的生命情感的化育。”[15]只有这样，它才能找到自己的本源，体现自己的功能和价值，实现自己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使命。因此，“以人为本”是由教育的本质所规定的，是教育的必然追求。
教育技术学学科定位于“教”而不是“技”，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归属是教育学而不是技术学，教育技术学要面对和解决的是教育中的相关问题。因此，遵循教育的规律、以教育为最终旨归，是教育技术的必然逻辑。“以人为本”是教育的必然追求，那么教育技术呢？必然应该遵循教育的逻辑，也应该“以人为本”，应该以人的发展为根本旨归。正如南国农先生所言：“办电教必须使用设备，但电教姓教，以人为本，机是为人所用，为人服务的。电化教育追求的不是教育机械化，而是教育的最优化。”[16]对此，李政涛亦开宗明义地指出：“对于教育技术的思考和实践，其起点、焦点和重点，应该是定位于师生在技术世界中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对于日渐喧嚣的信息技术的思考不能只有技术，没有人。”“设计教育技术，就是设计教育存在，就是设计和促进人的生命成长。教育技术学首要的工作是为在技术世界中的人的生命立法。”[17]也正是基于此认识，杨开城把教育技术的本质视为“育人的技术”。[18]因循教育技术的学科定位，“以人为本”是教育技术应然的价值取向。
二、教育技术实践中的主客体
关系决定了其应“以人为本”
现代教育技术对教育带来的变革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变革包括教学程序和方法的改进，教学信息传播通道的革新，教学时空的跨越，乃至学习形态的嬗变。同时，教学系统的组成也由原来的“教师、学生、教学内容”三要素变为 “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媒体”[19]四要素。诸多变革直接导致传统教学向信息化教学的演变。当从主体客体关系审视技术参与的信息化教学时，则发现其与一般性技术活动的差异，而此种差异则为教育技术为何应“以人为本”觅得新的证据。
（一）一般性技术实践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
一般性技术实践活动是指主体借助技术认识客体、改造客体的实践活动，其实践模式为“主体—中介—客体”，此时主体是“生产活动的承担者”，是处于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的、从事着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人；客体则是“进入主体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范围的客观事物”，它常常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也可能是其他的“技术工具产品”，如借助技术生产的飞机、计算机等。“中介”是指主体和客体在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一切条件，包括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物质条件一般是指认识工具，即主体借以认识客体的手段和方式的总和。而精神条件则是指“主体认识客体过程中所运用的背景知识和理论因素，一般表现为思维的知识框架和理论范畴”。[20]在技术性实践活动中，“技术手段”更多地充当“中介”中的“物质条件”，即充当主体认识客体的工具。当然在某些“借助技术生产技术”的技术实践中，“技术”也可能是“客体”的一部分，限于研究旨趣，在此不再赘述。对于一般性技术活动中的“技术”，有学者称其为“客体技术”，并将其界定为“通过制造工具、使用工具来改造自然客体的技术，这种被制造和使用的工具本身也是客体。”客体技术关注的是“生产产品”或“产出实在物”。[21]因而，在一般性技术实践活动中，主体通过技术手段认识、生产客体，追求的是“产品”的产出。
（二）信息化教学中的主客体关系
教育是促进人发展的实践活动。教育活动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桑新民教授称其为“信息型实践”。[22]在该实践活动中，实践主体是人，实践对象也是人，实践目的则是改变人的信息状态。因此，与一般性技术活动的“主体—中介—客体”实践模式不同，教育实践是典型的“主体—中介—主体”模式。[23]为了论述方便，我们将该模式中前面的主体称为第一主体，后面的主体称为第二主体，此处的第一、第二并没有重要性上的差别，仅表征位置上的差异。在信息化教学中，现代教育技术的参与使得“主体—中介—主体”模式具化为“教师—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教学内容—学生”。
现代教育技术促使教学系统的组成由“三要素”向“四要素”嬗变，教育技术学者们运用“模式方法”，提出了多种表征信息化教学元素之间关系的教学模式，如王琴提出“学科本位型课程模式、学科辅助型课程模式、学科研究型课程模式”，[24]李克东教授提出“learn about IT、learn from IT、learn with IT”模式，[25]何克抗教授提出“课内整合模式、课外整合模式”等。[26]诸多信息化教学模式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传递—接受教学模式”和“探究性教学模式”。在“传递—接受教学模式”中，第一主体是实施教学的“教师”，教师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的“技术手段”，将教学内容有效地传递至“第二主体”——学生处，从而改变学生的信息状态，进而改变学生的整体状态。“探究性教学模式”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教师主导下的学生探究，此类探究活动是在教师主导、监督下，主要由学生自主或合作完成；另一类则是在没有教师的情况下，学生自主或合作完成的探究活动。无论有无教师的监导，“探究性教学模式”的第一主体都是学生，学生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在自主活动或主体间活动中，完成自身信息状态的改变，达到自我的提升。在这两类教学模式中，现代信息技术只能是中介，是手段，是作为教学实践的必要中间环节出现的，不是“客体”，更不是“主体”，“教师”和“学生”才是此类教学活动的“主体”。正是这个原因，有学者将教育技术称之为“主体技术”。所谓“主体技术”是指与“客体技术”相对应的技术，它不是用来制造客体化工具，也不是用来改造客体，而是用于改变人，是“改造人自身”的技术。当然广义的“主体技术”既可改变人的精神也可改变人的肉体，如医学技术、生物学技术等是改造肉体的主体技术，但在教育的语境中所谈的“主体技术”主要是指改变人的精神层面的技术，“是可以改变人的思想、知识、道德和能力等方面的技术。”[27]作为“主体技术”的教育技术，其“根本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学习，主要解决怎样教与学的问题，主要面对的是学习者”，其本质上“不是制造工具的技术，而是为学生和教师提供经验世界的技术，解决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制造工具，而是如何更好地使用工具。”教育技术与生产物质产品的“客体技术”不同，它是帮助学习主体得到发展的技术，是对人的技术。教育技术的最终作用点是人而不是物。[28]简言之，教育技术是“主体技术”，但在信息化教学中并不是“主体”，是受“主体”操作、又为“主体”服务的技术。
由教育技术实践中的主客体关系可知，教育技术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主体操作和改变主体上，而这刚好吻合教育技术“以人为本”的具体要求。宏观上讲，在教育技术实践过程中，处理好“人”与“物”的辩证关系，摒弃“见物不见人”的偏颇理念，关注人的存在，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具体来讲，在不同的学习情景中充分发挥操作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以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为最终旨归。在教师主导的“传递—接受教学模式”中，综合考虑学生的认知特点，充分调动教师的智慧，恰当、适度运用现代教育媒体，避免追求“认知”向度的单一发展，一切为了学生正向、全面的发展；在“探究式教学模式中”，要求教师设计好适切的任务、项目，并在学生探究的过程中提供及时、高效的帮助和指导，而学生在自主探究的过程中，树立主体意识，发挥自身优势及同侪优势，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发展。
通过对教育技术实践主客体关系的分析，我们更加明白“技术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这句话的内涵，在处理技术性问题时，一切无视人的做法将无法触及技术问题的本质，诚如胡塞尔所言，“主体性之谜乃是一切谜的谜中之谜。”[29]因此，在教育技术实践中，我们应树立起“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将“人”从纷繁芜杂、日新月异的各种技术中凸显出来，关照和尊重鲜活的教育技术“主体”——教师和学生，让教育技术实践闪耀生命的光辉。
三、技术的价值负荷特性为教育技
术“以人为本”提供可能性前提
“以人为本”属于意识形态，而教育技术具有显著的物化、技术化特性。因此，教育技术应以人为本有一个研究前提——即“以人为本”的思想能否渗透到极具技术特性的教育技术中？为此，我们先从技术的价值负荷说起。
（一）技术的价值负荷
从教育技术的构成结构来看，其中心词是“技术”，“教育”是其限定词。因此，完整理解技术的内涵是准确把握教育技术本质的前提。从词源上来说，技术在希腊语中意指“技能”、“技艺”。然而，何谓“技术”却始终未有统一的结果。如H.贝克认为，技术是“人按照自己的目的，根据对自然规律的理解，改造和变革无机界、有机界和人本身的心理和智慧的特性（或相应的自然过程）”。艾斯认为，“技术是赋予人的意志以物质形式的一切东西。”汤德尔认为，“技术是作为主体的人为了改变世界的某些特征以便达到一定目标而置于自己同客观世界之间的东西”。埃吕尔认为，“技术是在一切人类活动领域中通过理性得到的，具有绝对有效性的各种方法的整体。”[30]由上述定义可知，技术的全面概念应包括有形的东西（硬件）和无形的东西（软件）这两个方面。同时，技术是人的创造力的表现，是人为了达到目的而在客观规律的无数可能性中所作出的创造性选择，是为了特定目的的实践活动。
合目的性的技术无疑是具有价值的。技术的价值可分为两个层面：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技术的外在价值即技术的使用价值，主要指由于技术的使用所产生的效果。由于技术的应用受人的意识指导，总是为了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或达到某种目的，因此技术的使用价值负荷是公认的。技术的内在价值主要指技术作为物质手段、知识体系及活动过程的总和所蕴含的价值。对于技术的内在价值，存在两类截然不同的观点——技术价值中立和技术价值负荷。持价值中立观者认为技术本身只是一种达到目的工具和手段，它与价值无关，没有好坏、善恶及对错之分，技术与伦理、政治无涉，技术的全部领域都是价值中立的，没有好坏之别，它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中性手段或工具体系。[31]技术价值中立学说曾流行一时。但由于技术中立者把技术看作脱离社会现实的一种超社会、超历史的东西，忘记了技术的社会属性，也忘记了技术是人的创造，而人又是理性的产物、文化的产物，抛开“人”去封闭地谈论技术，有“机械论”之嫌。因此，近年来技术价值中立论开始受到质疑，技术价值负荷论则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技术的价值负荷论者认为，“技术并不是一种中性的方法和手段，而是特定社会中人的价值的一种载体，因而其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体现着政治、文化和伦理的丰富内涵，体现着当时社会的价值观”。技术不仅是具体的工具、设备，“发明者的价值观、意志、信仰、思维习惯在技术的设计、发明等一系列环节中必然渗入其中，使根源于社会的普遍标准被纳入其中”。如邦格所言，“技术在伦理上绝不是中性的（像纯科学那样），它涉及伦理学，并且游移在善恶之间。”[32]法兰克福学派主张“技术与科学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其代表人物马尔库塞认为，“技术总是一种社会的设计，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对人和事物所做的一切都在其中设计着。……这种价值的存在并不以是否实现和怎样实现为依据。一旦投入使用，技术的内在价值就会在特定条件下转换为现实价值。”尽管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将对技术的批判作为其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但无可否认，其对技术蕴含设计者的意识形态的描述是细致而到位的。技术哲学家温纳指出，技术在一开始设计时就有专门的意图，特定的技术设施或系统的技术发明、设计和组织特性都有确定的价值取向。我国学者许良在分析技术文化层次时也指出，技术文化包含三个层次，最表层是技术器物层，中间层是技术制度或体制层，最深层是技术意识形态层。[33]马克思看待技术时保持其一贯的“历史视野、现实视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明确指出：“技术作为人的有目的的活动，承载着人的价值观、人的利益要求和欲望，是人追求更合理的生活和更有意义的存在的最基本的方式和方法，从而使技术集中鲜明地体现着人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赋予”。由此可见，作为对技术价值中立论的反对与超越，技术价值负荷论者从人、社会、关系的视角考查技术，将技术与人性、与复杂的现实的社会活动结合起来，无疑更能把握技术这一人造物的本质。正因为如此，技术的内在价值负荷的观点已逐渐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二）教育技术的“价值负荷”是其“以人为本”的可行性前提
教育技术的价值亦可分为外在价值（使用价值）和内在价值。教育技术的外在价值由使用主体在教育理论的指导下完成价值实现，和技术的外在价值一样具有价值负荷特性。那么教育技术的内在价值呢？它是否也具有价值负荷呢？我们从教育技术的内涵入手，对此进行讨论。
从构词的角度来看，教育技术是指“教育的技术”或“教育中的技术”，由于“技术”通常被视为“手段和方法的总和”，因此很多学者依据此种思路给教育技术作出符合逻辑的定义。如尹俊华认为：“从广义上说，教育技术指的就是教育中的技术，指人类在教育活动中所采取的一切技术手段和方法的总和。”[34]李龙认为：“教育技术是人类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所采用的手段和方法的总称。”[35]美国学者埃林顿也明确指出，教育技术就是“教育的技术”，是有形技术与无形技术的综合体。[36]上述定义是广义教育技术学派的代表。广义教育技术学派将教育技术研究范围指向“全部物化形态+部分智能形态”或“全部物化形态+全部智能形态”。“全部物化形态”的技术是指所有用于教育教学的物质工具，“部分智能形态”的技术是指在解决教育教学问题时所采用的系统方法和媒体技术；“全部智能形态”的技术是教育教学的技能与方法。[37]当然，由于中国教育技术特殊的发展土壤，在分析教育技术内涵时，狭义教育技术学派或电化教育学派是不可回避的一环。狭义的教育技术学派特别强调“现代教育媒体”的核心地位，是一种“部分物化形态+部分智能形态”的教育技术观，“部分的物化形态”主要是指现代教育媒体，“部分智能形态”指的是与现代教育媒体运用相关的教育教学技能与方法。[38]
通过分析可知，无论广义的教育技术观还是狭义的教育技术观，其视野中的教育技术要素都包含“物化形态的技术”和“智能形态的技术”两部分，广义与狭义的区别在于包含二者的多少。在教育技术的组成要素中，“智能形态”的技术指“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方法和手段”，是“系统方法”和“设计理念”，是在教育教学理论指导下的“软技术”，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特性。故在“智能形态”类技术中渗透“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属于观念层面的融合，是同质物间的重组，是可行的。而对于“物化形态”的技术，指的是“教育教学的物质工具”，而技术的价值负荷理论有足够的理由让我们相信，物化形态的教育技术也具有价值渗透，即教育技术中蕴含着设计者的教育教学观念、教学组织策略、评价策略等。如多媒体教学软件中的一个超链接、一个动画、一个按钮、一个提示，以及色彩的运用、布局的设计，无不渗透着设计者的教育教学理念。另外，当教师运用别人制作的课件时，总感觉有些地方不符合自己的教学习惯，总是想着修改调整成适合自己适用的课件，这本质上是课件中蕴含的教育教学理念与使用者自身的价值观念相冲突的表现，也从侧面证明了“物化形态的”教育技术也是具有价值负荷的。
由此可知，无论是教育技术的外在价值，还是内在价值（物化形态技术的价值、智能形态技术的价值），都非价值中立，而是融合了使用者、设计者、开发者的教育教学理念，即在教育技术中融合了主体的意识形态。因此，教育技术中渗透“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并非跟风般的“东施效颦”，教育技术的价值负荷特性决定其是切实可行的。可以说，教育技术的“价值负荷”特性为本研究提供可行性前提，是关乎本命题成立与否的基础。
四、技术化倾向带来的负面
影响迫切需要“人”的回归
在教育技术的语境中，与“以人为本”相对应的是“以技术为本”。“以技术为本”将教育技术单纯地视为媒体或技术，将教育技术学科视为纯技术学科，夸大技术的教育功能，忽略主体在技术活动的主观能动作用，缺乏对主体的关照等。技术化倾向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众所周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促进教育教学（学习）、达到教育最优化”是教育技术的核心追求，也是其安身立命的关键所在。然而长期以来，对教育技术能否真正提升教育教学效果的怀疑却一直存在着。在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中，一个个新媒体被满怀信心地引入到课堂教学，一个个失望也接踵而至。对幻灯片、无线广播、教育电影、教学电视、计算机等教学媒体教学效果的质疑，笔者曾在《偏离与回归：马克思人学视域中的教育技术》一文中，引用McChuskey、Cuban、Clark等学者的观点进行了阐述，[39]在此不再赘述。
对教学媒体效果的质疑不仅来自领域内的专家学者，也来自基层的教育技术实践主体。一名接受笔者访谈的学习者这样说：“每次上分析化学课，老师不停地翻动幻灯片，我则不停地记笔记，根本没有时间理解消化课堂内容；如果想理解老师讲解的内容，又记不成笔记。我感觉用多媒体的效果还没有不用的时候好。”笔者在一次调查中亦发现，在使用频率高达90%多的多媒体教学中，“学生对多媒体教学效果的满意度却只有28.6%”，而对该校网络教学平台的满意度更不理想，“仅有8.7%的教师和9.4%的学生满意其教学效果。”[40]多媒体教学效果由此可窥见一斑。
现代教育技术引入课堂本为改变传统课堂单一呆板的教学模式，旨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果，但技术化取向指导下的教学活动过多地关注了“技术”的“表”，忽视了“教学”的“里”，缺乏对“人”这一教育主体的关照，技术非但没能发挥自身的优势，反而成了束缚教学的桎梏。众所周知，多媒体课件中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程序多已事先设计完成，如是，完全基于多媒体课件的教学将可能变成“流水作业”，而这种“程式化”和“固定化”的设计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束缚教学过程，教师无法根据教学实际情况及时改变、调整、增删内容。[41]教师或将被多媒体课件所“限制”，教师的教学智慧、个体经验、应变能力将得不到应有发挥，久而久之，课堂或“僵化”而死气沉沉，或花哨而肤浅，教师的教学基本技能亦可能退化。技术束缚还表现在对教师肢体的束缚上。肢体语言作为一种有效的信息传递工具，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得当可达到“无声胜有声”的良好效果。美国心理学家艾伯特·梅拉宾通过实验得出这样的结论：信息的效果=7%的文字+38%的声调+55%的表情及动作，[42]肢体语言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但在多媒体课堂教学中，原本在讲台上“谈笑风生”“颦笑自如”，善用眼神、手势、表情等肢体语言交流的教师，却常常被束缚在教室角落的“多媒体控制台”前，学生常常只能看到教师的脸，有的甚至只能看到教师的头顶。笔者在一项调查中发现，对于“教学过程中，您是否会离开控制台？”一题，63%的教师“从不离开控制台”或者“偶尔离开”。不难看出，运用不当的多媒体教学变师生交流的多重渠道为单一渠道，多媒体反成了横亘在师生之间的交流屏障。
技术化倾向致使教育技术应用中出现“人的空场”，无法达成教育技术“促进教学”的根本追求，教育技术的功能受到质疑，自身公信力降低，进而影响到自身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发展。由技术化倾向引发的诸多后果呼唤“人”的回归，呼唤在强势的技术环境中关注到人，呼唤“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确立，这是教育技术发展的现实诉求。
综上所述，教育技术的学科归属是教育技术“以人为本”的逻辑依据，信息化教学中的主客体结构揭示了教育技术“以人为本”的内在规定性，教育技术的价值负荷特性使得“以人为本”理念与教育技术的融合成为一种可能，再加上技术化倾向引发的负面影响为教育技术“以人为本”提出了来自现实世界的诉求，进而证明本文致力于确立的 “以人为本”的教育技术价值取向植根于切实可行的现实土壤，体现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着内在与外在的统一。
五、关于教育技术如何
实现“以人为本”的思考
马克思告诉我们，“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则在于改变世界。” [43]因此，当我们从学理层面分析教育技术为什么应以人为本之后，必须为该意识形态寻找现实路径，即寻找“改变世界”的途径和方法。
众所周知，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ECT）致力于教育技术定义研究，AECT在其定义体系中提出了范畴这一核心概念。范畴是AECT为了本领域交流、合作、共同理解之便而提供的本领域所必需的“术语和概念框架”。[44]范畴在提供“共同的概念框架和统一的术语”后，更为教育技术工作者指明了实践领域，具有明显的实践属性。AECT’94定义体系包含“设计、开发、利用、管理、评价”五个范畴，这五个范畴是对教育技术实践较为清晰、合理的抽象和分类。笔者认为，AECT’94定义中的五个范畴为教育技术渗透以人为本思想提供了切入点，在实践中从五个维度渗透以人为本思想是较为合理的路径。当然，在现实实践中，每个范畴又有其独特的内涵与方式。
“设计”是对设计目标进行构思、计划并把设计目标变为现实的实践活动。教育技术内在价值之所以能渗透主体的意识形态，就是因为“设计”范畴的存在。“设计”范畴在教育技术的五个范畴中有着“起始范畴”的意义，因为它往往是教育技术实践活动的起始点，设计方案是开发的蓝本，设计直接影响着数字资源的开发，影响着信息化教学方案的开发，进而又影响着教育技术的使用效果。可以说，设计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体效果。以人为本的“设计”要求设计者树立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将现代教育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硬件设计时遵循人体工程学——既能提高工作效率，又能降低人体危害；软件设计时，依据媒体特性、学习者特征对资源的交互、界面、色彩、导航等进行精心设计，以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率，减少学习者的认知负荷。同时还应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视角，关注技术场域中学习者的身体健康、情感发展、道德教育等方面，将与之相关的内容设计到数字学习资源与信息化教学方案中。
“开发”是把设计方案转变为物理形式的过程。以人为本的“开发”要求设计者充分理解设计方案中的设计意图，通过技术手段将其完整地体现在教育技术产品中。同时，开发者应抛弃“炫技”思维，选择最合适的技术承载教育信息，以教育性为教育技术产品的首要追求。再者，教育技术产品开发过程中需加强用户的“试用”环节，以获取产品修改、完善的有效信息，增强产品的适用性。
“利用”范畴是教育技术定义体系中的核心范畴。“利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利用将学习者与教学材料系统地联系起来，而能被学习者使用也是教学材料存在的唯一理由。[45]以人为本的“利用”提出如下要求。首先，以人为本的“利用”要求主体树立“育人为本”的技术使用观，认识到教育技术的使用不是为了单纯追求知识传播效率，不是为了替代主体的劳动，更不是为了职称、评优等功利性原因，它追求的是教学效果的最优化，追求的是“育人”效果的最优化。其次，以人为本的“利用”要求使用者坚守“适度使用”原则，即使用多媒体教学时要以学习者特征为依据，以学习者发展为根本旨归，抛开功利心理，抛开懒惰思想，在合适的时间、结合合适的内容、选择合适的媒体，以适当的频率使用。提倡适度使用，反对毫无原则的满堂用，反对不顾学习内容、不顾学习者而炫技般的滥用，反对不能带来良好学习效果的盲目使用，提倡适度运用，追求低投入、高产出的有效应用。再者，以人为本的“应用”还应该关注学习者的使用体验，关注教育技术使用过程中学习者建立起来的心理感受，并及时调整技术应用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