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4 22:07:4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启蒙哲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要：卡尔·贝克尔，20世纪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新史学的代丧人。((启蒙时期哲学家的天是贝克尔归纳演绎其新史观的一部巨著，也是研究启蒙运动思想史的经典之作。对生于1873年的贝克尔而言，启蒙的光辉已在历经一个世纪的淘洗后渐次淡去而不至完全磨灭，与启蒙的这段暧昧的距离决定了贝克尔以一个超然的角度来揣想启蒙之功过，从而为我们领会启蒙时期的自然法精神提供一个清晰的认识论基础。
卡尔·贝克尔是美国新史学派的代表人。新史学派以相对论为其历史研究和分析史实的基础，与传统编年史学派分析历史的视角和方法上存在极大的分野。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历史科学采取一种怀疑、否定的态度，并把历史说成是一种可以随研究者的主观喜好而任意加以伸张的东西。《启蒙时期哲学家的天城》是贝克尔的归纳、演绎其新史观的一部巨著，也是研究启蒙运动思想史的经典之作。文中，贝克尔I以幽默、嘲刺的笔调指出那些在启蒙时期唯“理性马首是瞻的哲学家们往往是最不理性的，而他们以现代语词和思路建造的理性大厦与奥古斯丁的神学天城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许是“只缘生在此山中”的缘故，与启蒙同呼吸、共命运的人们难免要被启蒙的荣光所折射，在其澎湃的音浪中消声。对生于1873年的贝克尔而言，启蒙的辉光己在历经一个世纪的淘洗后渐次淡去而不至完全磨灭其时欧美的反启蒙思潮也在抬头，以追问人之意义自命的学者们开始把“启蒙”这一型构欧洲近代历史的舆论气候纳入解构、批判的对象。可以想见的是，与启蒙的这段暧昧的距离决定了贝克尔可以一个超然的角度来揣想启蒙之功过，从而为我们领会启蒙精神提供一个清明的认识论基础。
一、启蒙时期“舆论气候”之内涵阐释
(一)“舆论气候”的概念提出
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启蒙时期向为论者津津乐道。其中，尤以意识形态的研究为滥觞而以意识形态之名发动的法国大革命则将这场争论扩散至全世界。如何看待意识形态在社会变迁中的角色定位，如何评价社会舆论与社会革命的互动关系，贝克尔扬弃传统史学按图索骥的研究方法，独辟蹊径地找到了一个以社会舆论为切入，深入观察启蒙思想内在性格的视角——舆论气候。何谓“舆论气候”，贝克尔没有从学术上进行界定。相反，他借叙述自己和朋友经常面临的观念冲突的例子向我们表明：“舆论气候”是文思表达的逻辑起点，它表征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学术团体在此一历史语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下形成的对周遭人事之共识。在“舆论气候”的鼓噪之下，人类思想在社会各个阶段的发展和变迁不仅为个别历史事件和杰出人物提供一方言说的舞台，也为那些在社会背景下所思所想的人们挺立起一片集体智慧的高地。
(二)启蒙时期‘噢论气候”的内容分析
既然“舆论气候”是每一时期主流思想提出和发展的前提，那么搞清楚启蒙时期的“舆论气候”究竟为何，对理解启蒙时期政治思想的变迁而言，无疑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对启蒙思想稍作提炼，可以发现，对启蒙时期的学者们而言，“理性”是一个被无限放大的关键词。而在这个关键词的背后则是启蒙时期的学者们对研究方法的默契取舍。这份默契，用贝克尔的话说，就是“中世纪的神学、哲学和演绎逻辑已经从它们的高品味之上跌落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历史学、科学和计量的技术。”其中，启发启蒙思想最为显著的又推历史学和科学。
1．启蒙时期历史学的起步
自1949年法国开始入侵意大利，一些法国学者便开始陆陆续续地投身到罗马史的研究和注疏当中。发端于法国的启蒙运动就是此次“发现意大利运动的直接结果在对意大利历史的梳理和对法国本土传统的回顾中，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们比任何时期的学者更乐于举目回望人类有记录以来的历史。而伴随人类日益增长的返古思潮的则是传统神学苦心建构的信仰大厦的式微。历史观念的逐渐形成意味着人们正在尝试把人类社会看成是某种正在形成中的东西。以古为镜的人们相信，借助历史的推演，不仅可以还原出社会传递的脉络，更可以从中摸索出认识世界发展的规律。
2．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另一方面，近代人在逐渐培养起一种历史观念的同时也在积极开拓科学的面向。“正如历史学已经逐步取代了神学，同样地，科学也取代了哲学。”在《文明史纲》中，布罗代尔将欧洲思想史简要划分为三个时期，亚里士多德体系，牛顿——笛卡尔体系和爱因斯坦体系。其中亚里士多德体系是前启蒙时代的思想体系，由一个阿拉伯人在十三世纪时引入欧洲，统治了欧洲思想界长达500年之久。随着亚里士多德体系的重现和注疏的开展，形式逻辑成了欧洲各国大学的主要学科的榜首。以形式逻辑为原点，还发展出了数学逻辑和概率逻辑等等。在亚里士多德的熏陶下，前启蒙时期的思想领域蔚然一片逻辑的天下。
然而这份古老的遗产却在启蒙科学家的惊人发现之下面临严峻的挑战。在近代科学的讨伐之下，人们倾向于将逻辑看成是玩弄一种玄而又玄的游戏，是一种无聊的消遣，逻辑逐渐丧失了自己的领地。近代科学的特征不胜枚举如果要在其中检索出一条最为关键的特征，莫过于其方法论的简单明了。以天文学的发展为例，伽利略的观星学向我们启示了一个最简单易行的方法论，即只要紧紧盯住望远镜的那头可观察到的事物(天体)的自然运行即可。科学家们不无乐观地相信，在这不涉利害的静观中，自然运作的奥秘正在从一片神学的虚象中浮现出来。
二、“舆论气候”影响下的启蒙思想
历史学和科学在启蒙时期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旋即就在启蒙时期刮起了一阵舆论飓风。这阵飓风所到之处既有风卷残云之力也饱含摧枯拉朽之势阿奎那苦心构建的神学大厦在历史学和科学的讨伐之下越显衰微，传统的封建君主制则在人们日益觉醒起来的主体意识前岌岌可危。空虚的哲学亟需新的内容填空，漫漶的社会风气亦求助振作的呼号重整。在此背景之下，科学、历史学与哲学三者间发生了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这场反应的结果直接导致了传统自然法思想在启蒙时期的破土重生。如何评价古典自然法学者在启蒙背景下的心理自觉，如何看待古典自然法学在启蒙时期的战略重整，《天城》的弟二章，贝克尔以心理学和社会学为视角，展开他对启蒙时期自然法思想变迁的原因探索。
(一)启蒙思想形成的心理基础
对于研究自然法思想在启蒙时期的变迁而言，有一点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肩蒙思想家们经由舆论濡染而叙思行文的心理前提尽管主流启蒙学者的研究领域各不相同，价值立场也不尽然一致，但他们进入自然法沦域的礼会身份却可以给我们一些或多或少的启示。对肩蒙时期一些主流学者的身份进行一番统计之后，贝克尔发现：“这些哲学家们并不是哲学家，他们并不是哲学教授……绝大部分的哲学家都足文人，他们写书意不止供人阅读，而是设法传播新观念，或者是对旧观念投射出新的视线。”半道出家的身份为启蒙学者赢得一片叫好，读者们或将这些学者当成是新观念的无私传播者，或赞叹其无所为而为的高尚情操。然而，在这些看似清明无为的偶发小感的背后，实则隐藏哲学家们那一股“摆正一切事物的人道主义的冲动”。以休谟为例(世人皆知休谟性格冷淡低调)，启蒙学者一方面以冷静自持、超然物外白诩，另一方面，却又在为摆正人间万事万物而殚精竭虑。
(二)启蒙思想形成的社会基础
在启蒙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人。他们对现代中国有深远的影响，同时，他们也以各种方式关注过古代中国。其中，对中国关注度最大的也许是伏尔泰。
在启蒙思想家的积极倡导下，欧洲掀起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化热。伏尔泰就对孔子和儒家学说推崇备至，他将《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为每个人都应遵守的座右铭。受到伏尔泰的影响，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中也出现了这一格言。伏尔泰以元代杂剧《赵氏孤儿》故事为蓝本，创作了《中国孤儿》的故事。1755年8月20日，《中国孤儿》在巴黎近郊的枫丹白露宫上演，获得广泛好评。《中国孤儿》的巨大成功使伏尔泰格外兴奋，不仅因为这让他赢得了新的荣誉，巩固了已有名声，更主要的是因为这出悲剧对伏尔泰来说，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它表达的是伏尔泰对他心目中的理想文明，即他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的想象。在伏尔泰看来，对《中国孤儿》的肯定，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肯定，还是对他心爱的中华文明的肯定，进而是对他的启蒙理想的认同。
伏尔泰并未到过中国。他对中国的了解来自传教士。传教士将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法国作为文化中心，自然受益良多。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向中国派遣了六名传教士，其中有李明（原名 Louis Le Comte）。李明在1688年到达中国，三年后离开中国返回法国，于1696年发表《中国近事报告》。这份报告对伏尔泰有深刻的影响。伏尔泰在他的《路易十四时代》《风俗论》《哲学辞典》《哲学通讯》及大量的信札和文学著作中多处提到中国。据统计，他论及中国的著作将近80种、信件200余封。从伏尔泰这个角度看，古代中国的思想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过一定影响，这么说也许并不夸张。
卢梭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则要比其他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大得多。他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杰出的民主政论家和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新爱洛漪丝》《植物学通信》等。
1878年，出使英法两国的清廷特使郭嵩焘于四月初三在巴黎写下的日记中称卢梭为“乐苏”。这是现存最早提及卢梭的中文文献。《社会契约论》在明治时期被日本人中江兆民翻译成日文《民约译解》。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子读到此书后深感震撼。1898年，上海同文书局出版了以中江兆民日译本为底本的《社会契约论》第一个中译本，名为《民约通义》。此书的出版宣告了卢梭学说在晚清传播过程中译本时期的开始，对救亡图存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过巨大影响。1902年，文明书局、开明书局和作新社联合出版发行由留学日本的杨廷栋从日文文本翻译的《路索民约论》。
从1898至1911年，四部卢梭著作的汉译本出版，除《社会契约论》有单行本外，《爱弥儿》《忏悔录》和《论科学与艺术》均发表在杂志上。四部著作都是节译本，但《社会契约论》翻译的部分最多，已接近足本，民约论因而在晚清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黄兴1899年在两湖书院读书时购到《民约通义》，“革命思想遂萌芽脑蒂中矣”。此一时期关于卢梭的专论也出现了。梁启超编译的《卢梭学案》刊载在1901年的《清议报》上。1904年的《教育世界》杂志又刊出了王国维的《法国教育大家卢梭传》，而刘师培用民约论诠释传统典籍的《中国民约精义》也在这一年问世。
由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影响巨大，该书的中文译本之多，在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中是罕见的。1918年马君武根据法文原著与H. J. Tozer的英译本翻译的《足本卢骚民约论》（中华书局），1935年徐百齐、邱瑾璋译述的《社约论》（编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二集），1944年卫惠林的《民约论》译本（重庆作家书屋出版）。1949年后，何兆武将此书重新翻译，1958年以《民约论》为书名由法律出版社出版，1963年更名为《社会契约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79年又对译本作了修订。
卢梭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方面。卢梭是颇有贡献的音乐教育家，写过100多首歌曲，而独幕歌剧《乡村的算命师》演出达400多场。他有音乐作品经贝多芬改编而得到更为广泛的传唱。鉴于“全民音乐”的重要，经过精心研究，他提出一个阿拉伯数字记谱法，并于1742年在法国科学院发表简谱论文，但他的“业余身份”遭到音乐学院教授们的讽刺。很久以来，中国颇为盛行简谱，这是经过德国学者最终改进定型的音乐记谱法，于1904年经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李叔同介绍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推行现代教育，简谱遂得以普及，并流行至今。现在依然在乡村戏台上咿咿呀呀唱响的地方戏，所有的记谱，早就不使用工字谱，而代之以来自外国的简谱。有多少人，能想到地地道道的中国地方戏的音乐与法国人卢梭多少有些关系？
另外一位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是狄德罗。1745年，法国出版商邀请34 岁的狄德罗和哲学家达朗贝将英国百科全书译成法文。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却发现英国的这套百科全书内容支离破碎，观点陈旧，充满了令人窒息的宗教思想，于是，狄德罗提出由他组织人，编写一套更好的百科全书。出版商接受了这个建议。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25年。该书出版后，获得社会广泛好评，对世界包括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世纪，《大英百科全书》等各种国外的百科全书被翻译成中文，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中国也编辑出版了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是世界上规模较大的几部百科全书之一。
论文摘要:本文概括了德国、美国和中国技术哲学的历史发展,揭示了当代技术哲学研究的自觉意识,并进而提出,现阶段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任务有两项:其一,面向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其二,面向社会,进行技术启蒙。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技术哲学”研究起源于德国。1877年,德国哲学家卡普(E.Kapp)发表《技术哲学纲要》一书,这是德国系统地进行技术哲学研究的开端。在这之后,基默扼(E.Zschimmer!和德韶尔(F.Dessauer)分别在1913年和1927出版了各自的《技术哲学》专着。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哲学家胡塞尔(E.Husser1)、舍勒(M.Scheler)和海德格尔(M.Heidegger)从现象学和存在论角度对技术作了大量研究。近30年,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又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德国工程师协会人文与技术委员会的研究。该委员会成立于1956年,会员中有德国当代最杰出的技术哲学家胡宁(A.Huning)、伦克(H.Lenk)、莫瑟(S.Moser)、拉普(F.Rapp)、罗波尔(G.Ropoh1)、萨克塞(H.Sachsse)、塔克尔(K.Tuche1)、兹默理(w.C.Zimmerli)。迄今,该委员会的技术哲学家们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伦克的《技术时代的哲学》(1971)、《论技术的社会哲学》(1982);罗波尔_的《系统技术:基础和应用》(1975)、《有缺点的技术》(1985)、《技术启蒙》(1991);拉普的《分析的技术哲学》(1978)、《现代世界的动力学》(1994);胡宁的《工程师的创造力》(1974);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1978)等等。
从整体上看,经过百余年发展的德国技术哲学,虽在学术界逐渐获得了承认,但仍属于哲学的边缘领域。德国技术哲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其一,该领域的智力结构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和标准化的。大致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其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彼此的界限不甚分明。其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技术哲学研究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
就世界范围看,德国技术哲学首先在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和日本有所呼应。20世纪60—70年代始在美国兴起。1975—1977年,美国哲学与技术学会(sf,r)成立。1978年开始出版技术哲学年鉴,1981年开始了每两年举办一次的SPT国际研讨会,1995年创办学会期刊(Techne)。近30年,美国技术哲学研究发展迅速,出现了一批知名的技术哲学家及其优秀的学术专着。如:米切姆(c.Mitcham)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1994);伊德(D.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1990);费雷(F.Ferre)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1996)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1998);勃格曼(A.Borgmann)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1984)、《坚持实在》(1999);温纳(L.Winner)的《自治的技术》(1977);费恩伯格(A.Feen—berg)的《追问技术》(1999)和《改造技术》(2002);杜尔宾(P.Durbin)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1992)等。
从整体上看,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特点是:其一,美国技术哲学研究有了迅速的乃至可说是突飞猛进的发展。近30年中,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发展,与相关的科学哲学和技术社会学研究的发展相比,毫不逊色。l2J这一点主要表现为高水平文献的增长,而研究队伍并没有扩大。SPT的规模始终保持在成立之初的水平,成员不足300人。其二,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范式是多元的。在SPT内部有杜威主义者、埃吕尔主义者、者和海德格尔主义者。其三,美国技术哲学研究中技术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在哲学领域中,技术哲学仍处于边缘。由于许多SPT成员对技术持批判态度,SPT前会长皮特(J.Pit)认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负荷着意识形态框架,其核心是敌视技术。由于不能全面、公正的对待技术的所有方面,皮特认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特别是SPT的研究,存在着“智力诚信危机”的问题。
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在学科建制上已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委员会,已有几个以技术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和硕士点。从研究成果上看,1999年陈昌曙先生出版《技术哲学引论》,这是我国第一部标有“技术哲学”书名的学术着作。从总的看,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还少有人系统地进行,在哲学大家族中也处于边缘地位。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研究虽然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但仍处于无统一范式、无哲学地位的困境中。与此同时,人类社会更急剧地步入技术社会,而技术,特别是当代高技术,更尖锐地激起一系列亟待研究的哲学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认识和进行技术哲学研究,便成为当代技术哲学家们思考的主题,从而产生了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的性质。技术哲学是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研究者们曾进行过争论。拉普认为,技术哲学既不是工程科学的元理论;也不是社会学或历史学等独立学科的一部分;更不能归结为某一个哲学分支。它与认识论、社会哲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哲学和形而上学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从属于它们。鉴于技术的认识论、伦理学、文化、社会和形而上学问题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拉普认为有必要发展一个新的哲学分支——技术哲学统一地加以研究。拉普的这个观点基本上得到了学界的认同:技术哲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分支,米切姆指出,技术哲学就是关于人工制品的制作和使用的哲学反思。
陈昌曙认为,技术哲学大致上可视为自然改造论,主要是对改变自然的穷根究底的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内容。通常认为,技术哲学要研究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社会批判论等等问题。而其中哪一类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哲学家有不同的理解。在我国,张华夏和张志林等先生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把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说只有从认识论问题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应该强调,在讨论技术认识论和技术价值论研究孰重孰轻时,不要忽视了两者的密切关系,特别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两者都是构成一个完整的技术哲学所不可或缺的。或许,洞察在特定情景下技术哲学应研究的特定问题更有实际意义。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方法。由于没有特定的强大的历史传统,技术哲学研究缺少公认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手段。从实际来看,米切姆辨别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或传统,一种是由工程师和技术专家自己创立的工程技术哲学,这种哲学着重研究技术的内在结构;另一种是人文学者创立的人文技术哲学,这种哲学着重研究和阐释技术的意义,对技术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后果进行反思。工程技术哲学倾向于分析的和赞成技术的,而人文技术哲学则更倾向于解释的和批判技术的。从理论上说,技术现象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仅局限于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或仅局限于从思辨的、“纯形而上学的”角度研究技术都是不够的,而应当从多个角度进行综合性研究。如伦克和罗波尔所说:“跨越陈旧的系科和学术边界,尤其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边界,进行富有成效的和现实主义的合作,在今天技术哲学研究中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在技术哲学研究中,处理好理论思辨和经验研究的关系极为重要,“唯理论”或“经验论”的方法都不可取。针对“唯理论”,拉普指出:“不能无视具体的经验证据,只根据对技术的逻辑的、不变的本质的思考,演绎出技术的现实特点。为了防止任意的和不可信的思辨,哲学分析和思考必须以有条件的事实为依据。从这一点出发,才能进行概括。”而针对“经验论”,拉普则指出:“技术哲学解释必须利用并努力整合于哲学传统之中。形象地说,哲学传统是任何哲学解释得以生长的土壤,不利用这个基础,为技术哲学研究重新发明‘轮子’是愚蠢的。”应该说,拉普的这个意见是非常中肯的。
关于技术哲学的研究方法,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取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说过去人们蜷缩在防空洞中,那么现在人们畅游在网络中。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这样的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杜尔宾说,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们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韵行列中来。从根本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讲,技术哲学研究“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
三、技术哲学研究之关键:技术创新研究与技术启蒙
基于上述的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意识”的考察,本文以为,技术哲学研究在走向繁荣之途中至少有两项的关键任务:其一,面向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其二,面向社会,进行技术启蒙。
进行技术创新研究的理由至少有以下三点:其一,从历史实践来看,技术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的轴心,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社会轴心,才能向社会“敞开”,与社会现实相切近。在古代,这个社会轴心是隐含着的,这可以从史前各种传说中窥其踪迹,如《易·系辞》讲中国先王伏羲作八卦、网罟,神农作耜耒,黄帝尧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现代,这个社会轴心是显在的。种种事实显示,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生产率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可以说,技术创新正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第一战斗力,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头等关切的主题。所以,研究技术创新,密切技术哲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从而促进技术哲学的发展和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
其二,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与技术现实相切近。通常认为,技术归根到底是一种实践活动,而技术创新又是一种最基本的技术实践活动,因而,技术哲学研究若要反思技术就必然要首先研究技术创新。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一社会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这个技术产生的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所以,技术哲学也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如何产生、产生什么。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如德绍尔等以技术发明为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如埃吕尔等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因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
技术创新哲学研究至少要包括技术创新实践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内容。技术创新实践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的本质、特性、类型、结构和形态。技术创新本体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的“本原”或“本体”,是寻求技术创新成其所是的“最高原因”。技术创新认识论,是研究技术创新认识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技术创新价值论,是研究技术创新的价值标准、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等问题。显然,这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是相互依赖、融会贯通的,比较而言,技术创新实践论是其它研究的基础,由它们共同组成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实质上可以被视为广义的技术创新实践论。
论文题目：现代语境下自觉消解类人学本质的第一人――论施蒂纳哲学及其重要价值
研究目的及意义：施蒂纳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人物和逻辑终结者，他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一次全面的批判了费尔巴哈甚至是启蒙思想以来的古典人本主义逻辑，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在现代性的语境中第一个自觉地消解形而上学的人，而且他直接地影响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传统的思想史教学中，施蒂纳被贬为一个小丑式的浅薄理论家，虽然国内目前有个别学者深刻地认识到了施蒂纳的重要意义并作了简要的分析，但这种不受理论界重视的情况仍未完全改变。我的研究试图对施蒂纳的代表作的理论特色及其思想对费尔巴哈、马克思等当时各种哲学的巨大影响进行阐述分析以及对其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当代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进行浅要发掘。
研究计划：立足现有资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纳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内容与理论逻辑，同时参照早年和现有学者对施蒂纳的研究成果(如张一兵《回到马克思》中对施蒂纳的研究)，然后进一步寻找分析施蒂纳反对形而上类本质思想的当世影响，以及他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及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
章节目录
一.施蒂纳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绍
(1) 施蒂纳其人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
(2) 施蒂纳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 施蒂纳的理论观点及对其分析。
二. 论施蒂纳的当世影响与冲击
(1) 施蒂纳思想对当时各种哲学(重点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
(2) 施蒂纳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响。
三.施蒂纳思想的后世意义：分析施蒂纳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后现代思想的相似性。
1. 施蒂纳与克尔凯郭尔
2. 施蒂纳与尼采
3. 施蒂纳与阿多诺
4. 施蒂纳与后现代思想
四.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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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培文《唯物主义如何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摘 要：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是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两位唯物主义家的比较研究，也是马克思对“原子论”哲学的初步理论探索。马克思否定了前人认为伊壁鸠鲁抄袭德谟克利特的观点，认为伊壁鸠鲁在愿子运动中引入了偏斜，也因此提供了自由存在的基础。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显示了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唯物主义中和谐内涵的独特解读。
关键词：伊壁鸠鲁；德谟克里特；必然；自由
马克思看到，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对原子理解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直线运动、排斥运动只是产生在原子间的外在的、强制性的运动，但是这样一来，经过无穷递推也无法解释原子自为的运动到底是什么，源于什么的问题。如马克思所言“德谟克利特只是从现象世界的差别的形成这个角度，而不是从原子本身来考察原子的特性的。”更为重要的是，德谟克利特关于原子直线运动和排斥运动的理论，只把原子看成是被一个定在所规定的另一个定在，是单纯由空间规定的彼此外在的关系，这就忽略了原子本身的坚实性、原子的内部矛盾，从而摒弃了原子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就改变了原子王国的整个内部结构，因为通过偏斜，形式规定显现出来了，原子概念中所包含的矛盾也实现了。”
对原子理解的不同出发点，形成了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对于原子构成世界的理论差异。马克思通过对卢克莱修对伊壁鸠鲁的评价间接表达了自己原子偏斜创造世界的观点，认为正是由于原子的偏斜，原子间才有了冲击与碰撞，世界才得以形成。世界的多样性在原子偏斜理论中得到了最原初的论证。在这一点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直线下落的结论是无法达到的。“把作为‘本原’即原则的原子同作为‘元素’即基础的原子区别开来，这是伊壁鸠鲁的贡献。”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两位哲学家生活的进一步解读，逐步为我们剥开了他们的唯物主义中人与世界对抗抑或和谐的关系的微妙差别。德谟克利特从世界多样性的现象来界定原子，从外在空间规定和“元素”的意义上来理解原子，看不到原子本身具有的自在自为的矛盾对立统一运动，无法真正把握世界多样性的和谐内涵。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下降只作直线运动，这种思想折射到他对世界的理解中表现为单一、表面。他看到的只是必然性统治了世界，人受到必然性规律的支配无可奈何。伊壁鸠鲁从原子作为本原的角度来理解世界，规定了原子本身在直线运动外还会发生一点点偏斜，原子具有自在自为的矛盾对立统一运动。伊壁鸠鲁的这种思想反映到对世界与人的关系的把握上，即相信世界在原子的偏斜运动中产生必然性的同时也产生着偶然性，人本身是自由的。
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同样是唯物主义者，但是，由于对世界与人的关系上的不同理解而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德谟克利特认为人为必然性所支配，人的感觉妨碍了对必然性规律的认识，感性世界是主观假象，他怀疑所有感觉到的东西。德谟克利特的一生是对世界充满怀疑与探索的一生。他致力于追求超越感性知觉的真实性，一生的足迹走遍半个世界，求学不倦。为了不使感性的目光蒙蔽了理智，他甚至弄瞎了眼睛，最后，带着对知识的绝望离开了人世。伊壁鸠鲁则恰恰相反，他认为人面对世界并非完全是必然性的奴隶，世界充满偶然性，人在世界面前能够获得愉悦。他热爱哲学，热爱思考，相信自己对事物的感觉与思考，致力于从哲学思考中获得快乐，伊壁鸠鲁认为快乐的最终目的“是指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追求肉体与精神的和谐。伊壁鸠鲁寻求生活的自足，一生仅为探望朋友外出了两次，在临终前，他洗了热水澡，喝了葡萄酒，安然而平静地离开了世界。伊壁鸠鲁由于其对快乐的理解与生活的方式被称作为“逍遥学派”。
马克思非常欣赏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马克思认识到，伊壁鸠鲁唯物主义对偶然性的认识直接导致了伊壁鸠鲁不为实在的可能性所局限，更注重对抽象可能性的探索，人与世界的关系由于这种抽象的可能性得到了和解。抽象可能性赋予了人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人能够以自己的尺度来认识、改造世界，人与世界的关系可以是相互融合的、发展与和谐的，体现了主体对世界的能动性。略去伊壁鸠鲁唯物主义中关于感性知觉理解的不足之处，马克思的论文始终关注这种主体能动性，并给予了高度赞扬：“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在这种主体能动性中，伊壁鸠鲁实践着自己的人生快乐哲学，对世界的认识与作用成为他身体无痛苦和灵魂无纷扰的快乐来源，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再是对抗的，世界具有了人的温度，人赋予了世界自己的理解与要求。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伊壁鸠鲁唯物主义和谐内涵的解读贯穿到他之后对唯物主义的探索中。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提出“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表达了他对唯物主义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愿望。在马克思看来，德谟克利特等人的“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为了在自己的领域内克服敌视人的毫无血肉的精神，唯物主义只好抑制自己的，当一个禁欲主义者。马克思一直没有放弃人在唯物主义中的地位，他认同一种具有人的生命与感觉的唯物主义，认同人能获得幸福生活的唯物主义，这就是和谐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追求一种人与世界、人与社会的和谐境界，并将其融入到社会实践与革命中。只有关注人、重视人与世界和谐关系的唯物主义才能使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拥有更强的生命力与更持久的魅力。
一、时代拷问：生态时代的精神与哲学
刘福森教授开门见山独创性地提出，生态哲学的真谛是时代的精神，打破一贯式的“欧洲中心论”哲学观，他将哲学与民族文化、时代特征、现实生活相结合，提出哲学应该是人类思想对那个特殊时代的某种特殊反思方式，而不是形而上的“一般哲W”。结合现实世界生态危机大背景，刘福森教授提出了生态哲学是时代精神的显现。
“欧洲中心论”的哲学观认为，凡是不以西方的知识论、实体论的范式存在的非形而上学的思想或观念都不是哲学，在他们看来，只有一种哲学，那就是欧洲的知识论的、实体论的形而上学的“一般哲学”，其他形式的哲学都不是哲学。针对这种情况，刘福森教授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哲学的民族性、哲学与现实、哲学与时代几个角度深入剖析了哲学并不是大家所认为的只是“一般哲学”，而是有着“特定”立场的、与民族文化紧密相关的、以生活世界为根源的、与时俱进的有个性的“特殊哲学”。刘福森教授强调，没有超越特定时代的“一般哲学”的存在，也没有古今适用的一般“哲学知识”。因此“什么是哲学”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哲学有“立场”，它不是科学、不是知识，哲学的评价尺度更不是现世的。对此，他从哲学与文化的关系入手，提出“哲学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的概念”，科学以具体事物为标准，而社科人文则是以人为中心。哲学是文化价值观的来源，是一个民族文化系统得以形成的原因。从人文与哲学的关系分析中，强调哲学不同于科学，它是不以知识论、实体论的逻辑分析为对象，如中国哲学的“人生境界”的追求，所超越的不是对外部对象的认知，而是对自我人生的终极关怀。即使是哲学的具体社会功能，也应该与时代以及特定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刘福森教授看来，哲学是“特定时代的特殊哲学”，应该与时代相契合。再者，哲学的社会功用评价最终根源于特定时代现实生活世界中人的行动的精神需要。哲学家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的精神代表，并不是因为他们远离现实生活和脱离时代的议题，相反是因为他们以自己的抽象的哲学理解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生存主题。当今时代的哲学需要重新定位“立场”，生态危机的时代议题迫切希望人与自然紧张的关系得到改善。换而言之，人类的观念亟须从物质丰饶中享受凡人幸福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现代社会对前代社会的超越不容置疑。诚如刘福森教授所言，没有脱离现实生活和现时代的“一般哲学”，任何哲学都是在一定时代产生 ，并随着这一时代的消亡而失去其社会功能， 从而被新的哲学所取代 。任何现实的哲学都是仅仅属于它所在时代的有个性的 “特殊哲学 ”，而不能成为超越于时代之上的 “一般哲学”， 因而研究当今时代针对生态问题的“特殊哲学”是与时俱进的。显然，生态哲学不是把“一般哲学”应用于具体生态问题时所产生的一个应用学科，而是生态文明时代的一般世界观，是生态文明时代的新哲学。诚然，当今社会需要一种新的哲学观，它迎合生态危机的需求，同时又是一种突破“一般哲学”的“特殊哲学”观。
时代性是哲学的重要特性之一。刘福森教授分析道，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只有符合时代要求的哲学，并且是思想对时代进行把握了的哲学才是有用的哲学。“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1近代以后的西方工业文明造就了现代性哲学，而在生态文明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生态哲学将是对时代把握的最新哲学。时代文明的变换昭示着哲学思维的进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刘福森教授看来，任何哲学都是思想对时代的把握， 离开具体的时代条件谈论哲学，都是无意义的，因而任何哲学都是时代的产物 ，是思维对时代具体情况的把握，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由此，刘福森教授推演出，生态哲学是未来时代的时代精神，是活生生的能动的精神，与时代问题的处理联系紧密。哲学的研究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 根据时代的发展需要弘扬适合于本时代的新观念 ，批判落后于时代的陈旧的哲学观念。生态哲学就是这种不断变化发展的存在，它是迎合时代的精神；事实上，每个时代的现实问题仍需与其相匹配哲学的指引。现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陷入了空前危机中，表现为生态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而实际上是人类的生存危机，旧时代文明正在呼吁新的时代精神的到来――生态精神的文明。刘福森教授认为：“生态哲学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生态文明，是按照生态文明的价值与逻辑所构想起来的新时代的哲学。它是生态文明的‘活的灵魂’，是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哲学的新哲学。”2他认为，超越西方传统的“进步”观，人类需要第二次启蒙，寻找“生态”和“人道”二者和谐共处之路，迎合新时代的时代精神，生态哲学应然而生。因为，每一个特定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哲学，而这种哲学只属于它所在的时代的精华，只有专属于特定时代的个性哲学，而生态哲学就是对当今时代的把握，就是当今急切需要的时代精神。
哲学是时代的精华，代表着每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传统“欧洲中心主义”的哲学不能一成不变地适用于每个民族、每个时代，刘福森教授甚至从中国哲学的境界论的角度，批判了以这种“一般哲学”代替每个时代每个具体现实生活的“特殊哲学”的方式，提出哲学必须是契合具体的时代和现实条件的时代精神。在当下生态危机的21世纪，生态哲学就是应对的哲学，针对现代性不可持续且充满破坏的哲学而产生。然而，生态哲学不仅是要凸显价值性，而且还要阐发一种不同于现代性哲学的自然观和知识论，刘福森教授的历史主义哲学观，针对现代性哲学而提出生态文明的哲学，具有启发意义，但是将哲学与科学分开对立，似乎预设了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哲学有立场而科学却没有，隐含着科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事实上，正是在现代性哲学与科学分离情况下，间接导致了人类欲望的膨胀，过度依赖科学而不去追逐精神的指导，其结果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破坏、生态危机的日益紧逼。
二、生态文明与生态哲学
卢风教授阐释了一种社会化的整体性思维建构，对现代性哲学提出挑战，结合新世纪的时代精神对整体主义环境哲学进行科学的完善。他认为现代文明是工业的文明，其结果就是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我们的时代亟需要一种新的生态文明来将其取代，而生态文明的时代中所需要的就是生态哲学的指导。
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视域来看，文明是指一个民族或若干民族组成的族群的整体性社会组织和生产――生活方式。它往往包含着三个维度：器物、制度和观念。卢风教授认为，器物代表一个文明的物质基础，何种生产力水平直接关乎文明的发展，制度是一个文明的未来图景，如生活理想、价值追求甚至世界图景。而观念是文明的灵魂。人类与其他动植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有观念或精神，指导人类去实践，观念创新则技术和制度不断创新，任何一种文明都内含着丰富的观念思想，而哲学则是一切观念精神的最高范畴与概括。文明随时代变化而不同，哲学亦如是。“哲学与它的时代是不可分的。……哲学并不是站在它的时代以外，它就是它的时代的实质性的知识。”1可以说，时代性决定了文明与哲学的实际视域，时代问题需要何N哲学，这种哲学就会应然而生。
然而，现代性的哲学是理性泛滥的哲学。关于现代性的批判，卢风教授首先分析了它的指导思想，也就是现代文明的哲学内核。现代文明是一种以理性为内核被统治阶级所信仰的文明，经过启蒙精神的鼓舞，这种理性迫使人不断地向大自然进军，在满足人类自身需求而攫取资源的同时，放纵了人性，无度，使人性变得贪婪。可以不客气地说，现代工业文明的特征就是不可持续，在器物维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方式；而与之相应的现代性指导哲学更是表现出与自然对立分裂的趋势，也就是说，现代文明的哲学是对自然破坏的、不可持续的、展露人望的哲学。
对此，卢风教授具体分析了现代文明的主流意识形态，包括物理主义自然观、独断理性主义知识论（科学观）、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反自然主义价值论、人类中心主义道德观和物质主义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现代性思想貌似周密，其实包含着极端的畸形发展思维。不扬弃现代性哲学思维，就无法揭示现代文明的致命弊端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可持续和潜在危险，更无法为生态文明提供有利的借鉴。如物理主义自然观认为大自然只是物理实在的简单累加，可以用计算主义方式来对待一切，甚至使人认为能够凭借理性去彻底地认知外部世界。现代性文明是以理性为导向，科技万能和物质主义为特征的不可持续的文明；它强调社会物质方面的增长，要求人们大量消费。波德里亚曾将现代性社会指控为消费社会，即从以生产型社会进入到由消费为主导的社会，为了让物品的消费促进生产，不断给人家造成需求的假象，尽管不是生活必须品，但是在舆论和广告的掩饰下，给人们的消费观造成了扭曲，让人们不断地去消费。于是，消费就成了不必要的浪费。“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1
现代性文明，是不平等的文明，人类为了自我的利益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其他大地存在物，如猎杀一部分动物来满足人类的欲望；可以说，人类的这种不平等、局部、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发展方式，潜在地建构了社会的不平等的等级划分。现代文明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的同时，也让人迷失在了物质丰饶之中，导致现代人的狂妄、贪婪，颠倒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科技过分依赖的理念甚至变成了人走向自由的哲学，但实质是与自然对立敌对的哲学。其实，自然（人平等的在其中）是终极的本体，它包容一切，人应该心存敬畏，不应该僭越自称“上帝”，即使在自然的世界中，人类的理性让其拥有了比其他存在物更多的权利，也仅仅只是暗示着人类比其他自然物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显然，我们的时代急切需要出现一种新的可持续的哲学来指引生态文明的发展。
卢风教授认为，生态哲学正是这种新的可持续的哲学，它是生态文明的核心观念，是未来时代的时代精神。只有生态哲学的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人们才会开始去改变器物及其制度方面的追求，不再无限制地去攫取自然资源。对此，卢风教授对生态哲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如果说现代性理论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合理性作了“合法”的辩护，那么生态哲学可以为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可行性进行周密的论证。提倡生成论自然观和谦逊理性主义知识论，人类才会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有了共同体主义政治哲学、自然主义价值论和非人类中心主义道德观，我们才能明白，人类社会是地球生态系统的很小一部分（包括各种系统），无论是经济圈、生物圈、政治圈以及人类的伦理道德方面，人类文明必须与地球的一切协同共生。树立了超越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我们会发现，物质丰饶的享受仅仅只是人生的子部分，对内寻求境界的提升会让我们得到更多的满足感。这些对重构生态哲学为理论指导的生态文明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作用。
对生态哲学的分析告诉我们，生态文明应该是绿色的文明，它呼吁人们适度消费、理性消费。诚如卢风教授所强调，人类理性只能去发现和用以指导有意义的人生规划，用以指导有节制的改造环境、制造产品、创造财富，而不是企图去发现自然奥秘的全部。生态文明呼吁人们适度追求物质财富，鼓励人们对内进行精神方面的追求，即追求非物质方面，让人从中超越出来，以追求德行与境界的方式追求无限，在适度向外用功的同时，对内修身，加强对哲学生态思想的追逐，以此来改善自由放纵的心态，让人类明白，尽管在地球生物圈中，人类享有比其他生物更多的权利，但在此同时却负有更高的责任。在未来的生态文明中，生态哲学定然要求理性为自然而服务，它进步的关键在于抑制人类的物质贪欲。
从社会性整体建构上研究生态哲学，卢风教授深入剖析了现代性哲学及其带来的各种利弊，尝试消解“主体―客体”和“事实―价值”的截然二分，并结合新世纪的时代精神对整体主义环境哲学进行科学的完善，与以往哲学纯形而上的理论研究不同，卢风教授的生态文明及其哲学分析是以现实性的中西方理论比较为切入点，为后来研究者开拓了视野。同时，卢风教授呼吁人类明白，理性应该确保知识进步而不僭越，并在价值观上认识到事实与价值的相互渗透的重要性，厘清科学导向。在实践中，人类对地球上的其他存在者承担相应道德责任，使个人与生态共同体处于有序互动关系之中，同时走出文化贫乏，走出物质财富孤单增长，以一种正确的生活之道去超越物质主义的价值观、生活观和幸福观，如此，生态文明才能为“大地”中的一切事物带来希望和光明。卢风教授的这些观点，无疑是十分具有启发意义的。
三、关于生态哲学本体的思考
曹孟勤教授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试图找寻生态世界本体论的理论支撑，扬弃主奴式的本体论承诺，提出建构人与自然世界一体化的哲学，即哲学本身生态化，从征服自然的自由走向生态自由，实现人与自然主奴关系的终结，是生态哲学的时代使命。
（一）哲学本身生态化――人与自然本质统一的生态本体论探究
曹孟勤教授认为，生态哲学的建构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平等的关系为核心，从人与自然整体上来建构一种对立统一的平等关系，终结主奴关系式哲学（西方哲学的潜在传统思维），就是哲学本身的生态化。
终结主奴关系式哲学，需要建构一种人与自然世界一体的哲学，使哲学本身生态化。为了与当前的生态哲学区别开来，曹孟勤教授将哲学本身的生态化称为哲学生态学。哲学视域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生态化不是指人作为自然界的普通成员与其他生物个体共同构成地球生态系统，而是指人作为自然界的对立面，直接与自然界构成生态系统。这种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不是生态哲学所推崇的消解的整体观，生态哲学虽然强调整体性，但是整体决定个体，整体的价值大于甚至优先于个体的价值，主奴关系结构仍然没有在其哲学中得到消解，或者说又退回到古希腊的自然中心主义哲学之中。曹孟勤教授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自然中心主义，都是属于主奴的自然关系，或者人屈从自然，或者自然被人不断征服，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必须在更高的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中得到升华，那就是人与自然平等对立，这种对立平等的关系是有生态概念作为导向的，其目的是为了终结人与自然分裂的趋势，将人与自然世界建构成一体不分的整体，以此来终结西方传统哲学中所暗含的主奴关系。可以通俗地说，以建立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的哲学来终结传统哲学中的主奴关系哲学，就是哲学本身的生态化。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中得出，迎合现今时代危机的哲学必然与生态问题紧密相关，其关系论也应以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整体关系为中心。整体观是生态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其实，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并不会贬低人类的主体性和尊严，自然本是大全，万物之源，不同于具体的自然物，它具有化生万物的特质，人类只有意识到这点才会心存敬畏，自然永远充满着神秘，永远充满着包容，人类不应以征服的态度去对待自然。再者，地球作为人类甚至一切存在者的共同生活世界，不仅人类有道德伦理上的地位，作为其他动植物也应该与人类等同对待，这和生物中心主义的观点不同，它要求人与自然辨证同一，如曹孟勤教授强调，人即自然，自然即人。显然，作为生态哲学的重大变革，人与自然的这种对立平等的本体论建构给我们提供了生态哲学发展的新思路。
在目前的生态哲学的研究中，无论是主张以人为本体还是强调以自然为本体来进行生态研究，都欠缺整体性观点，是片面的研究方式。超越这种片面的思维的关键就在于将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生态伦理本体。正是由于这种生态本体是人同自然界的本质一体化，人为中心即自然为中心，自然为中心即是人为中心，于是就消解了人类中心论与自然中心论的对立，成为两者之上的新的生态伦理本体。
曹孟勤教授从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结构出发，分析得出人与自然关系的传统内在结构是主奴关系。主奴关系式的哲学视域使人类将自然看作与自身对立的东西，内在包含着一种主奴征服与被征服的异化生态关系，要么人被自然所统治，形成敬畏自然的奴仆心态，要么人类以主人的视角对自然进行任意践踏，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它都不是一种平等互动的良性状态，更不是人与自然的正当合理关系，随之而来的本体也是有所倾向。人类需要终结主奴关系式哲学，建构一种人与自然一体化的哲学，即哲学本身生态化，作为对当代生态危机的回应，消除从古希腊就开始的本体论承诺所带来的潜含的主奴式生态关系，对传统理性工具思维进行人道化的生态超越。从何种向度入手研究，曹孟勤教授提出，重新建构人与自然生态关系不能以“一与多”的思维模式去理解人与自然，这样只会使人类将自然视为取之不尽的资源宝库，无所顾忌地去向自然索取。再者，将自然理解为“一”，而人则是“杂多”中的一员，贬低了人的地位的同时，也异化了自然。而黑格尔的对立统一辩证思维模式给予我们启示，人与自然应该是本质的对立统一关系。换而言之，哲学的生态学认为人与自然是对立平等关系，从整体上建立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人和自然处在平等对立的关系上，但这种整体关系不是说人是主体的普通成员，而是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超越传统以人和以自然为单一本体的片面性，从整体上来进行探究本体，得出人与自然辩证同一，人即自然和自然即人。
（二）生态自由思想的创造性精髓（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是人的生态自由）
关于生态自由思想，曹孟勤教授也有其独特的认识。他认为，生态自由是一种人在其中的整体性自由，我们不能孤立地原子式地进行研究，只有以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方式去探索，才能澄明生态自由的本质。
曹孟勤教授认为，要达到真正的生态自由，必须人自由，物亦自由。人与自然同一就在整体上消解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使人与自然融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与自然同一消解了两者的对立，人也就克服了外物对人的束缚；没有他者的物役，人便能独立自主地安排自身活动，从而达成了自身的自由。“只有没有外在于我的他物和不是我自己本身的对方时，我才能说是自由。”1但仅仅只是祛除人自身的限制，是终究不能克服自然本身或者自然整体与人的对立。在整体的向度上，人不仅在自然面前赢得自由，而且也应该让自然万物获得自由。曹孟勤教授强调，所谓让自然万物获得自由，即是指让自然万物按照其自身的自然本性而存在，在人获得“自由”，对自然无所畏惧、肆意破坏的情况中，改变人类对待自然的工具性态度，做自然忠诚的看护者，找到自然物本身的美和自由，而不是单纯的有用性。
人c自然的统一构成了世界的整体，从中生成的精神也就是生态精神，从中生成的自由亦为生态自由。曹孟勤教授提出，人与自然统一，人只有在生态整体中与他者进行物质交换，并保持人与自然之间平衡才能实现生态自由，那么，自然界所表现的是人生命本质的对象，具有表现和确证人类自我的价值，人表现为自然，自然也就表现为人，保护自然也就是保护人类自己，那么，作为自然的人，也就担负着保护自然的责任，关怀万物，就是这种自由的内在要求。可以说，人的自由在于人对自然的看护，看护好自然才能有人的自由。在生态自由的关系建构中，人在其中是扮演着自然的守护者的角色，为自然界承担着道德责任，事实上，生态自由（人与物都自由）本身就蕴含让万物竞自由的生态道德责任。再者，伦理的原初意义中就包含着人对自然的看护，真正的自由是人与自然一体的自由，人在保护自然的同时也是在看护自己的自由，因为自然界就是人的对象性的存在，毫无疑问，只有在这种人德（人守护自然）与天德（自然关爱万物）相统一的情况下，才可成己成物，在看护自然的同时得到自由。自由在于人对自然的看护，看护好自然就有人的自由，从征服自然的自由走向生态自由，人的自由就是自然的自由，自然的自由就是人的自由，人要真正实现两者的自由，必须对自然进行看护。
曹孟勤教授开辟了一条研究生态哲学的新路径，拨开西方传统的人与自然的主奴关系迷雾，创造性地提出人与自然本质性的统一及哲学生态学，从而实现主奴关系式哲学的终结。在生态哲学的研究中，人的研究是与自然的整体建构息息相关的，曹孟勤教授面对生态整体主义伦理学的局限性，充分利用黑格尔统一理论和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科学论证了人与自然达到 “人即自然，自然即人”的整体融合，从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更高境界中去找寻生态哲学的本体论理论支撑，对生态哲学进行大胆研究尝试，为人类走出现代性以征服自然的自由之境提供了与众不同的理论借鉴。
四、反思“自然”：态势哲学新解
生态哲学是针对现今主导性哲学――现代性哲学而产生的批判哲学，尽管与发展了三个世纪的现代性哲学比起来，生态哲学还尚显稚嫩，但是其强大的兼容性，汇通着中外哲学精华。谢阳举教授就从老子哲学中汲取“自然”，以此来阐发态势哲学的观点，增加生态哲学的理论厚度。“自然”一词首见于老子的《道德经》，尽管只是出现了寥寥五次，但其意义之重大，预示着中华文化开始思考与环境关系问题，寻求与生态系统的高度和谐，考证“自然”有利于丰富生态哲学的理论基点，为哲学生态化、生态哲学中国化提供更实在的理论权威支持。
谢阳举教授认为，老子的“自然”不等于自然界，而是指一种正常、恒定、动态平衡的态势。在老子看来，世界和事物的本质就是事态或态势，“有”、“无”就是其用来表示事物及其状态、动态转变的特点，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存在”与“虚无”，“有”“无”更倾向于事物发展的一体两面，昭显这世界的流动性和事物的不确定性。再者，在老子的哲学话语中，说事物“自然”，等于说事物表现如常态，以合理、健康、稳恒的状态存在着、发展着。“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第16章）王弼注曰：“复命则得性命之常，故曰‘常也’。”将“常”解释为复命，从整体意义上来看，更接近正常、恒常的状态和趋势。可以说，“自然”就是一种如其所是的恒常态势。
从对老子的“自然”的分析，谢阳举教授认为老子的哲学是一种态势哲学，具有存在和事物变化方面的意义，“有、无”描绘了事物运动变化中的两种趋势，表现了事物存在和变化的趋势以及运动发展过程中充满张力的状态。那么，态势哲学的意义是什么？谢阳举教授对此回答：“超越是自然之实践环节的关键。”1由于人类群体的特殊性，在事物交往过程中所体现的复杂性，老子哲学中抽象出“有为”和“无为”这对概念来总括人类的活动行为。然而，“有为”并不绝对地与“无为”对立，老子提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48章），是彻底的无为而有为，可以说，无为中包含着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是自然优先的体现，自然是无为的，同时又是无不为的，“无为而无不为”就成了人和自然的常态。“老子的取向是无为而无不为，在这里，自然是统一‘有为’和‘无为’的理想概念，也是行之有效的实践原则。”1在实践上，“无为而无不为”就成了事物的常态特征。老子哲学内含着对自然友好的意思，无论人还是自然，都是“有无”两面的运动。从“无为无不为”的释义中可以得出，尊重自然的最佳态势的本质就是尊重自然态。占有、自恃、主宰等都是破坏自然所规定的态势与平衡的，皆为外在强加于自然状态之上，事事皆有自己的规律，即“无为而有为”。
谢阳举教授“自然”的“无为而有为”观点，为生态发展观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谢阳举教授认为，我们今天的哲学是人为的哲学，庸俗狭隘的人本主义立场，将自然置于有限中，我们要坚定地站在客观整体的角度上，依赖人内在价值、关注自然世界本身、对自我进行超越、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超越，既不否定人性化，也不过度依赖外在力量，以自然态势的方法来进行反思和超越，将人的有限性融入到大自然的无限中来寻找存在的意义。再者，对于中国传统的境界式的哲学，谢阳举教授的观点无疑是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将道的自然态势哲学引入自然生态中，以境界式的演化方式来分析自然的发展，这与当代刚性的生态哲学理论研究不同，不是一种直接的论断，更多的是用一种开源的方式给当代生态哲学的研究学者进行心灵上的洗涤，我们的世界是否只是工具的泛滥、人的理性的过度发展、科学地位的无限提高，还是在于我们思维态势和行为定势的自然化？这就值得后来者进行下一步的探讨研究。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人的存在所需的自由理性进行探讨,引出博雅教育对塑造人的自由理性的作用,以及博雅教育的自由理性的特点。
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源自拉丁文Liberalitereducatione,其在法语中的对应概念为良好的教育(the belieeducation)。
两千多年前,柏拉图给密友狄翁的支持者们写了一封书信,这就是著名的《第七封信》,柏拉图在书信中指出,有理智的人只有在“自由的教育”(eleutheras paideias)中才能取得自信,“自由”的教育使志同道合者结成友谊,而且是一种高贵的友谊。柏拉图在书信中所说的eleutheras paideias,也即英文中所谓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这是博雅教育概念在西方历史上的首次现身。古希腊是博雅教育的发祥地,希腊人作为自由理性的倡导者把我们带入另一个世界。阿那克里翁的诗歌说:“自然赋予牛以犄角,赋予马以四蹄,赋予野兔以速度,而赋予人以思想。”在柏拉图看来逻辑力量是人之灵魂最高的属性,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派也这样认为。纽曼认为,大学应该提供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又译作自由教育),而博雅教育存在于文化之中。
二十一世纪的美国风行博雅教育,博雅学院的建立。博雅教育的中心原则是它更关注个人的发展而不是为具体的职业做准备。它认为对学习的爱好、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和有效交往在学生的一生中要比某一学科的知识深度更有价值。
不论是对博雅教育课程的探讨,还是多博雅教育制度的探究,本文认为博雅教育中的自由理性是其灵魂所在。那么什么是自由理性?二者之间的联系在哪里?这就是本文主要要探讨的问题。
一、博雅教育之自由
人存在于社会中,作为文化者而存在,必然受到文化的影响,进而反影响文化,创造着文化。人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是自由的,一方面在本能的统治下“获得自由”,另一方面又在趋向创造性地自我决定中“走向自由”。
塞涅卡在否定了几何、天文,音乐等学科可以使人自由后,指出了一条通往真正的自由的道路即对美德的追求。只有对美德的追求才能够使人获得自由,或者可以理解为只有美德的知识才能使人道德上自制,无所畏惧,无所欲求。在塞涅卡看来,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不仅要具有自由的出身,而且,更重要的,要善于控制愤怒、嫉妒等破坏性的激情,成为自己的主人。
纽曼认为,自由是因其自身为目的所致。因此高度肯定了自由教育的价值,虽然排斥专业科学教育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于教育的价值而言,强调教育本身即目的的理论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博雅教育强调人的自由的存在,以及人自由创造,不止是灵魂的思索,还包括所有自然所指出的目标的选择与实现。就像海德格尔要求的,我们“设计”自己。而教育所要实现的不是给我们以模式或者先前的经验框架,还有那些事先给予的事实的限制。如柏拉图所言,教育在于给予人以心灵的转向。
柏格森已经告诫过,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世界因此成为我们思想范畴体系的主要决定因素,我们不能以这个世界上的客体的标准来理解我们自己的心理学,因为这些东西不可改变的受到了限制,它们被衡量和被计算。
倘若我们的灵魂是封闭的,是未被开启的,我们如何避免被限制,我们必然被束缚。所以我们需要教育,需要智慧,需要哲学的力量。博雅教育的自由正是它的光辉所在。知识经济的到来,高科技的层出不穷,使得我们再也无法一劳永逸,知识的陈旧速度变快,我们必须时刻学习。仅仅依靠学校的所得已经无法满足生活工作研究的需要。我们需要的是热爱学习的精神,需要会学习的能力。而传统教育使得我们看似所得颇多却没有太多的力量来迎接未来的生活。没有懂得自由,就无法自由的选择,无法自由的生存。因此我们必须学会自由地决定我们的存在。我们必须像雅斯贝尔斯所要求的那样,不使我们的自我理解客观化,只有那时,我们才能把我们自己看成是开放的、没有偏见的可能性。
二、博雅教育的理性
理性是杰出的人类特征,唯有靠自己的理性生活的人,才是真正有个性的人。对多葛斯派来说,理性——它拥护人的全部内在价值——不仅给人以自主,而且也使人自给自足。生活并非一件“世俗琐事”,而是一个人自己灵魂的事,以及净化灵魂的过程。
我们的认识,并非总是已经拥有了对其对象的所有权,认识的范围和深度才可以增长。认识力求领悟事实。想象却上升到事实之上,并探索非真实。然而正是因为理性,想象才为认识产生出一种丰富性,因为想象通向新的事实。
诺克斯是英国式的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的坚定支持者。诺克斯所理解的博雅教育是对绅士的教育,这种教育既是一种理智的教育,也是一种德性的教育、品格的教育。不存在完全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在德行的高度自制的情况下才拥有的。不存在完全的狂妄不羁的自由,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自由不能称为真正的自由。理性对于自由的宽泛程度具有限制作用,具有较高理性的人,更容易享有更多的自由。
博雅知识是一种哲理性的知识(philosophicalknowledge),博雅教育是一种哲学性的育(philosophicaleducation)。博雅知识是一种“自为目的”的知识,为了最完满地实现这“自为目的”的理念,博雅知识必然采取“哲学”的形式。这里的哲学指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学科,而是指纽曼所说的“理智的完美或德性”,这里的哲学指的并不是启蒙运动之后学科化的哲学学科,而是指哲理性的知识。这里的哲学不是指康德哲学、洛克哲学、黑格尔哲学,等等,而是指对万事万物的一种统摄性的、百科全书式的认识。这种哲学性的知识也是一种“解放性的”、“自由的”知识,“哲学的”知识使我们从“奴性”或“儿童”般的无知状态中解放出来。作为哲学性的知识,博雅知识是一种内在化的知识。由于博雅知识指向心智的培养,因此博雅知识一旦被知识主体掌握。便永远存留在知识主体的心灵深处,不再失去,成为“一种后天获得的启悟,一种个人的拥有,一种内在的禀赋”。任何学习的行为,都应该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学习的目的不是掌握一堆杂乱无章的材料,背诵一些五花八门的事实,学习者必须用整体的、联系的观点去看待知识,使知识成为一种能力。学习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对话,无论是读书,还是听讲座,都应当包括学习者与传授者之间的“对话”。
博雅教育中心原则是它更关注个人的发展而不是为具体的职业做准备。人的自由与理性的培养对于更好的生存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博雅教育不同于职业教育、传统教育的地方。关注学生对学习的爱好、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交往能力的培养,正是对学生今后自由理性的关注。
博雅教育,或称为自由教育,通才教育,不只是培养学生某方面的知识水平,而是关注学生个体更好的成长,更好的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博雅教育追求自由理性。教育赋予人类以善的理性,从而更好的驾驭自己的情感欲望,发挥自己的能力,不断学习,获取尽可能大的自由。
参考文献
1 [德]M兰德曼,哲学人类学
2 舒志定,论教育与价值教育研究
3 张燕,浅析“博雅教育”
关键词：历史主义；自然历史观；人道
从思想的来源来看，“赫尔德对自然和社会的历史观点，就是在哥尼斯堡哲学家(指康德一笔者按)的天体演化假说的直接影响下形成起来的。”但赫尔德并没有完全遵循康德的道路。我们知道，在理论的总体倾向上，康德仍旧是启蒙哲学的典型产儿，正如黑格尔所说：“康德哲学是在理论方面对启蒙运动的系统阐述。”而就理解历史的方式而言，启蒙精神以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基础，构造出了所谓的“典型历史”，并以此衡量整个人类历史，在此之中，历史的独特性便消解在一种虚构的“共在之中”，因此，启蒙精神恰恰缺乏真正的历史感。虽然康德从先验目的论的视角出发，将理性看作为大自然的计划所“强迫”的一种逐渐完善过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历史感，但就先验目的本身而言，却是一个没有任何现实来源的纯粹理性“预设”，因此，从根本上只能是一个“非历史性”的前提。不仅如此，此种先验批判的路径使得康德与启蒙精神一样，没有关注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布尔就曾指出：“真实的历史过程是处于康德的先验哲学概念体系之外的。”
而身处启蒙时代的赫尔德则已经认识到启蒙精神在历史观上的缺陷，并力图通过摒弃外在于历史的理论视角，将历史本身作为认识的对象来克服启蒙精神的缺陷。这充分地体现在他和康德的论战中。与康德从先验论出发力图推论出整个历史哲学体系根本不同，赫尔德认为一切概念都是在经验材料基础上产生的，而历史认识也应该最终能够从历史自身中引出联系。正如他在《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一书中所说：“历史是关于事实的科学，而不是关于可能性的科学。这种可能性是存在于命运隐蔽的设计之中的。”而抽象的可能性的确是与真正的历史格格不入的，其根源在于，将可能性作为哲学的对象，实际上就是追问整个存在者的根据，而“根据的一般性和必然性是与那构成全部历史的特征、并与全部历史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偶然性和独特性相冲突的。”
实际上，无论是启蒙哲学预设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抑或康德预设的大自然的计划，都是力图为历史提供一种外在于它的必然性，因而其在性质上也只能是一种虚幻的“同一性”，而赫尔德的视角转向正是为了克服此种同一性。正如卡西尔所说：赫尔德“坚决打破了分析性思维和同一性原理的硬壳。历史驱逐了这种同一性幻觉，它不知有任何真正同一的、永远以同一种形式再现的东西。历史不断地产生新创造物，并赋予每一种新创造物以独特的形象和独立的存在方式，从而承认了它的出生权。因此，与历史相比较，所有抽象概括都是苍白无力的，任何一般的、普遍的规范都不能彻底包容历史的丰富性。每一种人生状况都有其特有的价值，历史的每一个别阶段都有其特有的价值，历史的每一个别阶段都有其内在效用和必然性。这些阶段互不分离，它们仅仅在整体中并由于整体而存在。但每一阶段又都是同等地不可或缺的。真正的统一性正是由于这种彻头彻尾的差异性而显现，它只有作为过程的统一性，而不是作为现存事物中的同一，才是可以想象的。因此，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使他的标准符合他的主题，而不是反过来使他的主题符合同一的、既定的模式。”就理论的这一取向而言，赫尔德是贴近马克思的历史思想的，马克思就曾反对通过一些固定的公式来理解历史，在他看来，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
通过承认历史的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性和其自身固有的价值，赫尔德跨入了18世纪在德国已经占重要地位的历史主义思潮。所谓历史主义不仅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而且还是“一种全面的生命哲学——把一切社会现实看作是一条历史河流，其中任何两种情况都是不可比较的，而且假设价值标准和逻辑范畴也是完全处于历史潮流中的。”从其产生来看，历史主义“最初无非是把在从莱布尼茨到歌德逝世的伟大德意志运动中获得的新生活原则运用到历史生活罢了。”而莱辛无疑是第一个将历史主义态度运用到历史研究当中的哲学家，并由此形成了历史主义的宗教观。其要义在于，认为一切过去和现在存在的宗教都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对任何一种宗教都不能说它是与真理相符的或是谬误的。而赫尔德不仅参与缔造了同时代的历史主义，而且他还第一次给予历史主义以全面的说明。正是此种功绩，卡西尔称赞他“迈出了最终的、决定性的一步。就整体而言，他的成就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赫尔德首先在人类语言的产生上采用了历史主义的原则，这使他成为第一个语言的历史理论的创立者。同时，赫尔德还对人的意识进行了历史的说明。近代认识论的转向突出了自我意识的首要地位，但它作为认识的前提却在根本上被抽离了时间性和历史性的维度，而成为一个完全外在于人的现实生活的绝对的理论基点，此种绝对的理论基点是不可能将认识朝向现实世界的。而赫尔德则历史地考察意识，把它看作是一种生物界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的东西、发生了的东西。此种对待意识的历史态度使得赫尔德认识到真正的认识是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正如他所说：“灵魂想不出任何东西，它不能从自身中认识任何东西，而只能认识宇宙从外部和从内部通知它的那种东西。”当然，赫尔德认识不到人借助于实践活动在理论认识中能动性作用，“通知”一词更多地反映了消极接受，而真正的认识乃在于物质的东西在人的头脑中的“改变”。
赫尔德关于历史主义的最为突出的功绩在于他对启蒙时代永恒不变的“人性”的消解上。在他看来，“不存在完满人类的单一理念”，“每一种完美人类之说都是就某一方面而言的，都要受到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并且具有特殊性和个别性。没有什么能够脱离时代、气候、地域、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命运的偶然性而孤立地被设想。”而对完满人性的拒斥使得历史地看待人性成为可能，对此，柯林伍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在“有关人性概念中迈出了重要的新的一步，因为它认为人胜不是一个给定的数据而是一个问题；不是到处都一致的某种东西，它的基本特征不是可以一劳永逸地被人发现，而是可变的某种东西，它的特征要求在特殊的事例中进行单独的调查研究。”师既然承认人性的独特性，那么基于这种人性而形成的民族也就有其独特性和固有的价值，这就为承认过去历史，从而拓宽历史的视野奠定了基础。基于这种认识，赫尔德反对启 蒙时代将历史的过去通通打入无价值的“非理性”之域，这充分地体现在他为中世纪所做的辩护上。赫尔德说道：“对我而言，它仅仅是一种‘世界的特殊状态’，其优点与不足不应该被拿来与接下来的时代相比较：它与这些时代相背离，通过不断地转化和热望而变得独一无二——在一个伟大的意义上。”
二
如果说历史主义的根本要义在于用一种个性化的考察取代对历史和人的力量的一般化考察，那么赫尔德以历史主义为根本原则来考察历史则使得每一个时代都获得了它自身存在的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主义完全排斥对人类生活的普遍合规律性和类型的探索。它甚至必须这样，并且把这与它关于个性的意识融合在一起。”而如果说把握普遍规律和类型是科学的根本使命，那么，赫尔德研究历史的根本目的就是力图建立起能与当时的自然科学相媲美的历史科学。正如赫尔德自己所说：“远在相当早的年代里，我就常常产生这样的思想：由于世界上的一切都有自己的哲学和科学，难道那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事情，即人类的历史，在总体上不应该有一种哲学和科学吗?”
赫尔德对历史进行整体上的哲学思考充分地体现在他关于整个人类历史进步及其根源的学说当中。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在整个大自然当中有其产生的根源，在这一点上他超出了黑格尔仅仅将国家的形成看作历史开端的做法。但是，赫尔德将人类历史追溯到自然状态，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找到包括整个自然和历史在内的世界生成发展之链，此种理论取向使得赫尔德并没有因为坚持历史主义而彻底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他指出：“历史哲学是……真正的人类史，在它之外一切外部的世界事件都仿佛是一些怪影或骇人听闻的怪现象。在革命、永无休止的创举和难以理解的命运转换之后留存下来的废墟的情景，是非常可怕的。只有一个发展的链条从这些废墟中造成一个整体，诚然，在这个整体里个人的形象在消失，但人类的精神却永远活着，永远进步着。”
就赫尔德将历史看作是人类精神或文化的进步史而言，他并没有抓住历史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整个人类历史实质上是人的生产方式不断改变的历史。但他将整个历史看作进步的过程，并且认为历史的每一个阶段对于维持历史的整体演进都有不可或缺的价值，是贴近马克思的。正是此种从自然开始的历史进步观，使得赫尔德从根本上与卢梭区别开来，因为“根据卢梭的理论，人类历史乃是谬误的链条，并且与自然有着尖锐的矛盾，对赫尔德来说，人类的自然发展和它在历史上的发展是完全一样的。”更为突出的是，赫尔德还对历史进步做了辩证的理解，与启蒙时代某些人的肤浅的乐观主义不同，赫尔德预告自己的读者不要幼稚地相信每日都在进步，并力图引导他们去理解社会发展的一定的矛盾性。赫尔德指出：“文化使人发展，同时又把人安置在娇生惯养的条件之中，使之软弱无力，使他的能力受到限制。”
但是，虽然将人类历史看作不断进步的过程，赫尔德并没有找到历史进步的真正原因。在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内容上，赫尔德首先批评了孟德斯鸠的环境万能理论，而企图把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原因。对此，沃尔什指出：“历史对于赫尔德来说，乃是两组力量交相作用的合成，即构成人类环境的外在力量和可以被描述为是人类精神——或者更确切地说，可以被描述为同一的人类物种之分裂为各个民族的精神——的内在力量。”但由于看不到人类实践的作用，赫尔德并没有真正将两种因素有效地结合起来，实际上，他所谓的民族精神最终也变成了被想象出来的生物学力量决定的产物。正如他所认为的，把“摩尔人运到欧洲，他将依然是原来的那个样子的人；但要是使他与白种人结婚，那就会在下一代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阳光充足的气候在几个世纪内无法达到的。”而“一切民族的发展也有同样的情况：环境对这些民族的改变是极其缓慢的。”实际上，这种想象出来的生物学力量就是一种遗传天性，而从这一观点出发，赫尔德将所有古老的民族都比喻为动物，认为“这里是一种动物，那里是另一种动物，各按其本能和天性生活。”很显然，赫尔德的这一观点是在与动物的类比中得出的，正是基于此，康德认为：“他所称之为人类历史哲学的东西，就很可能是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名称全然不同的某种东西；它并不是某种概念规定上的逻辑准确性或者是对原理的绵密分辨和验证，而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包罗万象的观点，一种在类比的发掘方面的丰富智慧；在这方面的运用上，大胆的想象力与巧妙性的结合就通过感觉和感受而在支配着他那经常是被保持在朦胧深处的对象。” 论文 联盟
为了引出历史中的演进规律，赫尔德将历史归结为自然，但正因为如此，他最终走向了严格的决定论。基于自然和历史的同一性，赫尔德要求采用认识自然的方法来认识历史，以求从中把握历史的规律，正如他自己所说：“每个历史学家都会同意我，单纯的奇迹和重复不是历史。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历史的审查者必须尽其所有敏感和细致来考察每一历史事件，就如考察自然现象一般。”赫尔德与康德一样看到了历史的复杂性，在他看来，历史的表象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一个上帝不在场的世界，是一个杂乱无章的混乱世界，“其中我们所见的都是破坏或毁灭，却不见新事物的出现，不见比被毁灭的事物更好的事物。”在历史中我们似乎看不到任何有序性的进步。但赫尔德认为，这仅仅是表象而已，既然上帝将自然法则置放在自然之中，从而使得本身看起来混乱的自然在本质上是一个被自然规律统治的有序整体，那么上帝毫无疑问也将其放置在自然本身的产物历史之中，不仅如此，我们还完全可以认识它。对此，赫尔德明确指出：“人能够认识，并注定要认识每种他应该知道的事物；我们从容自信地从我们描述过的喧闹的场景中走过，发现了统治它们的美丽崇高的自然法则。”赫尔德看不到历史规律的实践来源，最终借用了上帝这一在近代普遍流行的手段，但也正因为如此，赫尔德的所谓上帝“并不是超凡入圣的上帝，不是那以超自然的方式任意干预世界发展的上帝。”正如上帝在斯宾诺莎那里已然是自然规律的代名词，赫尔德的上帝同样如此。“赫尔德不光将人，而且可以说也将人的上帝纳入了世界整体的规律性中。”很显然，在康德那里仅仅只是作为一个认识历史的先验视角的自然必然性，在赫尔德这里则变成了历史本身之中的内在必然性，其结果是，历史的发展变成了一个为机械性的因果关系所控制的过程，与之相随的是人类的能动性的彻底消解。他说道：“人也是受造物的一部分，即使在最粗野放肆的行为中和激情中也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这个规律和支配天体运行的规律一样美丽和出色。”虽然赫尔德自认为人的能动力量是历史的起源，但他所谓的能动力量也无非是人的所谓“本能”，即一种基于遗传等原因塑造的永恒不变的“天性”。正是在这里，赫尔德又从根本上疏离了历史感，正如古希腊的原子论学派通过分割巴门尼德的“存在”来为原子的“运 动”寻得不可或缺的空间，但原子本身却没有任何变化一样，赫尔德消解了永恒不变的人性，却将此种不变置人了每种人性之中。对此，柯林伍德指出，在赫尔德那里，“每个种族的心理特点被看成是固定的和一致的，于是代替了启蒙运动的单一固定的人性的概念的，我们现在就有了好几种固定的人性这一概念。每一种人性都被看作并不是历史的产物，而是历史的前提。这时仍然还没有关于一个民族的性格乃是由于那个民族的历史经验所造成的这一概念；相反地，它的历史经验被看作是它的固定性格的结果。”我们已经指出，赫尔德所谓的固定的性格本身又是被环境和生物学的力量所决定的，如此，赫尔德视野中的历史就不可能真正体现出人的能动性。实际上，基于严格的因果关系，是不可能容纳下人的能动性的，对此，赫尔德已经意识到，他指出：“我们幻想自己独立自足，其实我们依靠所有自然：我们被卷入一系列飘忽不定的事物之中，我们必须追随它的运动规律；它不过是出生、生活与死亡。”面对人类的此种情状。赫尔德感叹人类命运的可悲，但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赫尔德并不是一个历史的悲观主义者，在他看来，人类看似无任何意义的劳作实际上都是上帝的安排，即由自然必然性的规律决定的。而如此安排的最终导向的确是人类最终的幸福。赫尔德坚信，只要弱小的人类——虽然会历经艰辛和磨难——只要听从“命运”的劝告，并按照上帝的永恒法律去行动，最终必然会实现理性和善的最终胜利。
三
如此看来，走向目的论是赫尔德的必然归宿，但与康德的调节性目的或超验性目的不同，赫尔德借助于历史必然性所实现的历史目的已然变成了历史本身的内在性目的。赫尔德极力反对超验的目的，在他看来，对所谓的历史意图的探知总不外乎是纳入所猜测的最终目标，并按照某些设计好的计划研究历史的进程，也就是说，从一种狭隘的、由当时的认识水平所决定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历史。但这并不能产生真正的收益，正如他自己所说：“最终目标的这种哲学并没有给自然史带来好处，而是取代研究，给爱好者以虚幻的满足。人的历史却是千变万化的，盘根错节的。”
通过否定超验的历史目的，赫尔德将视角转向了人本身，在他看来，整个自然史的目的就是人本身。自然历史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由自然设计好了准备下一阶段的，并没有什么东西本身就是目的。但是，到了人类，这个过程就达到了顶峰，因为人本身就是目的。将人本身看作目的，反映了赫尔德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这本身也是与其对哲学的看法相一致的。在他看来，如果哲学想成为对人们有益的哲学，它就应当把人作为自己的中心问题。但人本身作为自然的目的，并不代表自然史在这里结束，因为人自身还有一个继续完善化的过程，历史的最终目的是要体现出人的一切优秀品质，即实现真正的“人道”。而“人道”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完善化的代名词，正如他所说：“我希望，我能把迄今我关于使人具有理性和自由、更精细的感觉和欲望、最纤弱和最强壮的健康、使人布满并且支配地球的高贵教养所说的一切都概括在人道这个词中。”
论文 关键词：“ 经济 决定论”；唯物史观；公共理性；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在 现代 性不断增强而精神伦理家园13渐衰落的严峻形势下，深化当代社会道德建设问题研究具有极为重要而又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探讨了生产力范畴与道德范畴间存在逻辑联系，但并非简单式、机械式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传统威权宣谕式伦理道德教化模式已难以适应现代社会 发展 需要，制度伦理建设在当前道德建设领域中的地位日渐突显；社会道德建设应提升至文化 哲学 批判高度，自觉实现对传统小农意识和市场经济物化与功利意识的理性批判，促进传统美德与现代道德的和谐共生。
道德建设是
该道德建构模式一方面客观反映了人们在市场 经济 社会中，不再像传统共同体时代那样追求与信奉无私的“崇高”与“美德”，而更关注社会制度本身的伦理性质和个体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也指明了 现代 道德建设的前进方向。这种道德建构模式的逻辑实质在于:从他律性的制度伦理走向自觉性的无私美德。而走向程度如何，是由一定的社会 历史 条件所规定的。如果不顾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在较低的社会历史阶段盲目宣传普及崇高美德，现实中就会出现将美德和崇高视作傻帽、将基本道德吹嘘拔高的不利现象。显然，上述道德建构模式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伦理道德制度化、规范化，在较低的社会历史阶段借助制度规范(如: 法律 、公共伦理规则等)形式，强制推动道德伦理的履行。当然，对于人的存在而言，制度与规范本身并非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的，也不存在引领人们达到完美道德境界的制度与规范。但是道德与制度规范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两个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 发展 和社会关系不断丰富，以及整个国民文化素质的不断改善，将会实现制度规范向道德自觉的反向流动，即外在的、强制性的东西逐渐转化为内在的、自觉遵守的东西，从而不断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准。
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承担起重塑道德权威的重要角色。这是制度伦理建设在目前国情中的客观要求。政府积极引导示范，不仅能够宣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普及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而且能够赋予法律和公共伦理以权威性。18世纪，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者卢梭曾经指出，对道德风尚进行的历史研究使他扩大了眼界，使他看出一切问题在根本上都取决于 政治 ，而且无论人们采取什么方式，任何民族永远都不外是它的政府的性质所使它成为的那种样子。从我国当前国情来看，法律和公共伦理的有效实施需要政府积极推动。由于我国缺乏西方深厚的人文法律底蕴和理性成熟的市民社会，单凭目前利益分化、甚至相互对立的社会公共领域，显然缺乏构建现代伦理道德的自觉性和能力。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对伦理道德建设放任自流，则只能导致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例如，在 农村 人口大量外流情况下，一些基层政府空壳化、科层化，治理和服务能力匾乏低下，部分村庄共同体不断走向涣散解体;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存在不正之风，对社会道德建设产生极大负面影响，导致基层道德建设举步维艰。
必须通过积极改革，加强廉政建设，严明法纪，为重塑道德权威奠定坚实基础。新加坡就是以廉政服务建设来推动社会道德建设的成功典型。20世纪50年代末，人民行动党执政后的严明、清廉、务实，不仅治愈了“东南亚之癌”的腐败毒瘤，而且赋予儒家伦理道德以极大权威性，使一度腐败混乱的新加坡一跃成为东南亚最廉洁、最和谐的国家之一，创造了东南亚国家发展的奇迹。
三、传统美德与现代道德:能否实现和谐共生?
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物。从文化 哲学 的视角看，广义的文化范畴涵盖了道德伦理的重要内涵，其核心是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价值规范体系，并且提供了特定时代公认的、普遍起制约作用的个体行为规范。有的学者指出，面对日益突显的现代性问题，“当代哲学研究从政治革命向文化批判的转向，正是现代性问题背景下哲学主题的转换。要继承、弘扬传统优秀道德文化，以
[摘 要]对后现代主义的看法，一般可分为两种，即阶段说和反省说。两者不能截然分开。阶段说强调：“后现代”是“现代”之后的一个新时代(后工业时代、信息社会等等)，后现代主义是适应新时代的新变化而应运而生的理论。反省说强调：后现代主义根本是为了批判当代西方的发达社会，特别是它的文化状态，以及对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西方的认知范式和理论概念的反省和批判。在众多后现代主义学者中，法国学者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论对历史学的挑战最为明显，因为他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宏大叙述”已失去可信性，出现了“后现代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历史学的“元叙述”发生了危机，亦即有关完整的历史概念的说明、完整的历史知识都发生了危机。历史研究出现了“原子化”、“微观化”等变化。“后现代状态”论以及一般后现代主义的启示之一是，西方长期形成的历史一线进步的普遍观念和西方中心论遭到了极大冲击。西方学界的风向有了变化。
一、后现代主义：阶段说和反省说
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是在西方，逐渐地也到了东方和中国，“后现代主义”成了一个时髦的词。它被用来说明当代许多事物的最新发展，从具体的建筑、电影、美术等到抽象的哲学、学术思想、理论等。历史学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了它强烈的冲击，关于后现代主义，目前国内的中文著作和译作已经很多，对它的解释和说明也五花八门，各种各样。这本不奇怪，因为后现代主义强调的就是多样性、不确定性。我们在这里主要就后现代主义大师之一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观点作些分析，或许它可以从某个角度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
一般来说，可以根据诸多后现代主义学者的观点和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评论，把有关它的看法分为两种：阶段说和反思说。当然两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把“后现代”看成是一个“现代”之后的新的时代，即阶段说。具体分期大体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说法有其一定的道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世界的面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说是后工业时代的，有说是从现代向后现代过渡的，有说是信息社会的、知识社会的，等等。虽众说不一，但都说明社会确实变了，时代确实发展了。而且可以预料，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全面的，不只局限于经济、政治，或文化、意识形态某一个或某几个领域。再有，这个新变化还只是开始。新的社会，不论如何命名，都还在发展中，还会延续很长时间，就像历史上的工业社会和前工业社会那样漫长。今天，虽然我们还不能对它的全貌作出描述和判断，但这个新的复杂的世界必然会要求产生新的理论、新的方法和新的价值观，以适应种种新的变化。传统的、老一套的认识模式、理论、范畴和方法显然已经不够了。因此，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应运而生的理论也未始不可。
新的时代的出现，除了科技、经济等突飞猛进的原因外，还与对现代社会的不满、反抗和批判有关。对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全面的反省和批判正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事实上，这种反思和批判并不是从“后现代主义”才开始的。远的不说，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批判不论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出现了一个。从思想上说，在60年代，福柯(Michel Foucault)等批判家已崭露头角；从行动上说，60年代的政治激进运动和其他方面的运动层出不穷。这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对时代的发展留下极深的印痕。在政治激进运动中，法国巴黎的学生运动，或称五月风暴，特别引人注目。这次风暴并不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参加风暴的学生和工人都没有推翻和夺取政权的纲领，但它对法国和西方社会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学生们强烈反对传统价值，摒弃教授及前贤们的经验，尽管从表层上看显得有些粗糙、绝对，但从深层上却极大地促使社会生活的改变，尤其是思想的解放。五月风暴以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法国形成并不是偶然的。福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利奥塔、鲍德里亚(Jearl Baudrillard，又译布希亚)等后现代主义大师可谓如鱼得水，大显身手。有意思的是，正是在发生五月风暴的1968年，在《Manteia》杂志第5期上，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发表了名为《作者之死》的文章，声称“作者”是属于现代的；随着现代的结束，“作者”就死了。未来的文字的全部多样性集中在一个固定点上：这已不是至今一直认定的“作者”，而是“读者”。
除了法国的学生激进运动外，美国的反战运动也是风起云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兴起的嬉皮士运动。它是对历史形成的社会准则的否定。这时出现的“性解放”和“性时尚”也在社会性别问题上掀起风波。
1968年苏联入侵布拉格则预示着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已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
所有这些变化，虽然从表面上和性质上看，都有许多不同，但它们都反映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一种时代性的变化已经出现，一个新的时代——文明过渡的时代已经开始。这个文明过渡是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过渡，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过渡。
这种深刻的变化自然会引起社会人文科学家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是对上述种种社会变化和政治激进运动等运动作出的反应是有道理的。正因为如此，一些后现代主义学者就主张这种“后现代”阶段说，如美国的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美国的伊哈卜·哈桑(Ihab Hassan)、法国的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尽管各人涉及的领域和各人的理解并不相同。
然而，不同意这种“阶段说”，或者认为，主要不应强调“阶段说”的也大有人在。如有的学者指出，把“现代”和“后现代”视为前后相续的两个历史发展阶段“这种观念本身就受到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重要影响，即把历史的演化视为一种一线发展、不断走向进步的过程，而后现代主义批评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摒弃这种历史观念，将历史的发展视为一种多元的、开放的过程。”因此，“不应该把‘现代’与‘后现代’视为是一种历史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而应该把后现代主义的产生，视为是一种对现代社会的反省”[1]。也有学者认为，不宜把“现代”、“后现代”仅仅理解为先后出现的历史分期，而只需看到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衔接关系，即“后现代”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在“现代”概念之后，是建立在“现代”概念的基础之上[2]。
的确，仅仅把“现代”与“后现代”看作是时间上连续的两个历史阶段是不够的。应该看到，“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提出，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批判当代西方的发达社会，特别是它的文化状态；以及对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西方的认知范式和理论概念进行反省和批判。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传统的认知范式，实际上也就是西方的“现代”概念的基本内容，如普遍理性、科学主义、进步观念、自由理想、实用主义等等。对这些概念的怀疑和质难并不都由后现代主义者发起，如在20世纪60年代时就有不少西方的思想家对“普遍理性”表示怀疑。精神分析学和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加深了这种怀疑。后现代主义可以说是这种种怀疑的集大成者。它的怀疑是全面的，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要对西方“现代”的人文传统进行一次全面的审视和改写。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现代”的那些传统概念已经不能认识、解读当今的世界。对过去的认知范式、已有的文本和话语、原有的知识体系都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重新的审视。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要做的工作。
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主要意味着一种认知范式上的、文化和意识上的转变。这种转变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过去习惯的那种静止的、结构式的、有规律的、线性的、有序的、进步的观念越来越受到质疑，而特别强调的是多样的、随机的、独特的、另类的、相对的、个人的、能动的观念。虽然具体到人文科学各个学科，在这些观念的变化上还有不少争论和程度的不同，但总的趋势应该是清楚的。从总体上说，这种趋势反映出当代的学术思想对传统的实证主义思想的进一步的批判和扬弃。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当代在认知范式和文化意识上发生的一种普遍过程。这是旧的文化范式的被打破，并由此引起的人文知识认知论基础的更新。这样来看待后现代主义及其带来的变化或许可以看得更深入些。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后现代主义，那么从众多的对它的概念的解释和定义中，至少可以认定它是一种思潮，一种学术思潮、文化思潮，或者文化运动。俄国学者尤里·别斯梅尔特内写道：“后现代主义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在文学批评、艺术和哲学中形成的一种思潮。它的形成与一系列法国的和美国的作家和学者(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罗兰·巴尔特、保罗·德·曼、海登·怀特、西利斯·米勒尔)的活动有关。从70年代末起，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开始在民族学、史学理论中显现出来，后来也在历史学中显现出来。”[3]这位学者的概括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比较清晰的大致的轮廓，当然，实际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
以上我们对如何理解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作了一些解释。下面，我们想选择一位有影响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具体分析一下他的观点，作为个案，可以有助于我们获得对后现代主义者的论述的实际感受，看看他们是如何展开阐述的。我们选择的这位学者是法国哲学家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需要首先说明的是，有影响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并不少，他们的观念又各不相同，因此，选择利奥塔并不是因为只有他才具有代表性，而是因为他的观点不仅很有影响，要探讨后现代主义问题是无法绕开他的；并且，他的观点也便于我们说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和冲击这个我们关注的题目。
二、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概念
“后现代性”一词并不是利奥塔首先提出的，但他赋予了这个词以独特的含义。在他著名的论文《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4]，利奥塔对此作了系统的阐释。这篇论文是利奥塔在1976年应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的一次有关后现代的学术研讨会上作的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前面已经说过，后现代主义的主要含义是指对现代以来西方社会的认知范式的反省和批判。那么，人类的认识活动是如何体现的呢?认知范式和基本概念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可以说，人类的认识世界的活动的最基本的体现，认知范式和基本概念的形成途径，都离不开“知识”(knowledge)，即人类在每个时期所掌握的全部知识。可见，要分析人类的认识活动和认知范式，都离不开对“知识”的剖析。因此，一些后现代主义学者从“知识”切人对西方社会和西方文明进行解剖就不是偶然的了。例如福柯就是这样做的。他对“知识”解剖的结果是，揭示了在“知识”背后存在的“权力”活动的秘密。利奥塔的上述论文也是“关于知识的报告”。他同样从“知识”切人进行分析。《后现代状态》一书开宗明义便说：“此书的研究对象是最发达社会中的知识状态。我们决定用‘后现代’命名这种状态。”[5]
利奥塔对“知识”的理解很宽泛。他指出：“一般地说，知识并不限于科学，甚至不限于认识。”[5]它还包括“能力”、“诀窍”这些方面。我们没有必要去详细介绍利奥塔对“知识”的界定，但有必要简略地说明他所用的几个概念以及他的有关观点，否则就无法了解他的思想了。
第一个是知识的“合理性”(legitimacy)问题。所谓“知识的合理性”是指知识是否被认可为是“知识”，如果它被认可是“知识”，那它就有了“合理性”，它的存在的理由就得到了确认。而这个知识获得“合理性”的过程就被称为“合理化”(1egitimation)。这个“合理化”过程是长期的、不易发现的。长期以来，知识的“合理性”问题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知识”就是“知识”，似乎自然就是如此，不成问题。利奥塔却大不以为然。他认为，知识的“合理性”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只有了解“知识”“合理化”的过程，了解知识之所以成为知识的程序，才能知道这种“知识”获得“合理性”的原因、它目前的状态和今后可能发生的变化。
第二：个是“知识”与“叙述”(narrative)的关系问题。利奥塔认为，知识的“合理性”问题还需要从知识内部来进行考察。这就牵涉到“叙述”问题。因为，“叙述”是“知识”使别人和自己认识到它确是“知识”的必要手段，而且，“知识”在“合理化”过程中对“叙述”的依赖越来越明显。现在的问题是，“知识”需要依赖“叙述”来表明自己是一回事，“叙述”能不能使“知识”“合理化”是另一回事；或者说，“叙述”本身有没有“合理性”以致可以成为“知识”“合理化”的根据。利奥塔认为，这正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区别所在。
在利奥塔看来，各类“知识”都是遵循一定“游戏规则”的话语(discourse)活动。在20世纪以前，这些话语活动都是依仗某些“宏大叙述”(grand narrative)而进行的，并构建起一套“元话语”(meta-narrative)。这时，“知识”是凭借某种“宏大叙述”使自己获得“合理性”的。“宏大叙述”是“知识”“合理性”的标准。利奧塔把这一时代称之为“现代”、“现代性”或“现代状态”。他写道：“当这种元话语明确地求助于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主体或劳动主体的解放、财富的增长等某个宏大叙述时，我们便用‘现代’一词指称这种依靠元话语使自身合理化的科学”[5]。也就是说，“现代”就是指这个时代的“知识”可以从它所属体系或所依赖的体系本身获得“合理化”的根据。
与此相反，当20世纪发生利奥塔所谓的“叙述危机”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后现代”就是对这种新状态的表征。因此，“后现代状态”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对“元叙述”(meta-narrative)或“宏大叙述”的怀疑。利奥塔写道：“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述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5]。所谓“元叙述”可以理解为形而上学本体论性质的叙述。从西方哲学史上可以看出，“元”也就是“形而上”的意思，也就是建立在惟一的起源、基础和出发点之上的叙述。“元话语”也是这个意思。“元叙述”发生了危机，这就是利奥塔所谓的“后现代状态”。而对“元叙述”、“元话语”的怀疑便导致建立在“元叙述”、“元话语”基础上的整个知识大厦发生了时代性的危机。
利奥塔强调，所有启蒙运动以来的“宏大叙述”已统统失去了原有的可信性(credibility)。利奥塔把这种叙述的衰败称之为“合理性的解体”(delegitimation)。
在西方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宏大叙述”，可以启蒙运动的“宏大叙述”(或“元叙述”)以及黑格尔的“宏大叙述”(“元叙述”)为例。黑格尔的“宏大叙述”主要以观念系统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体现在他的《哲学全书》中。至于启蒙运动的“元叙述”主要是启蒙理性。它朝向一个美好的空想世界。启蒙运动以来的哲学就是以这种理性的“元话语”来作为衡量“合理性”的标准的。
至于在“宏大叙述”衰败的“后现代状态”下“知识”的特点，以及利奥塔与其他学者的争辩等等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三、“后现代状态”与历史学
既然“后现代状态”的特征是所有“元叙述”的危机，那么联系到历史学又有哪些影响呢?具体到历史学，除了有启蒙理性或黑格尔的“宏大叙述”的影响外，历史学中的“元叙述”还指对完整的历史概念的说明，这套说明可以是科学的，也可以是不科学的。也就是说，“元叙述”实际是指历史学家提出的那套完整的历史知识。要说明的是，“元叙述”比起历史理论来要更为广泛。历史理论是指对历史过程的反省。这种反省是完整的，经过思索的，是以科学原则为基础的。“元叙述”概念比历史过程理论要广泛。也就是说，任何历史理论都是“元叙述”，但不是任何“元叙述”都有理论的特性。总起来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元叙述”是对历史(主要是历史过程)的一套完整的说明，它常常带有理论性。
那么，在“后现代状态”下，历史学的“元叙述”发生危机意味着什么呢?这种危机的表现何在?所谓“元叙述”危机的表现，一是在“后现代状态”下，历史学失去了“元叙述”的功能。在这点上，在学者们中间存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这种功能是完全失去了，或基本失去了。有的则认为，只是部分地失去了。但总的说来，强调“元叙述”功能的丧失或削弱，都是指那种构建完整的或宏大的历史过程解释的努力已经不时兴了。这就涉及“元叙述”危机的另一表现，即历史知识的个别化，历史知识的个人的—心理的功能和社会的—整合的(或分解的)功能的强化。顺便说一句，早在19世纪末，尼采(Friedrich NietzsChC)就预见到了这种变化。总之，“元叙述”危机导致历史知识的社会文化功能的变化，导致历史学的重心从社会—政治任务向个人的—心理的任务的转移。这就使得社会中分解的倾向得到强化。问题是这种历史知识的“原子化”是否意味着方法论的退化，有没有克服危机的方法?由于“后现代状态”下的历史学是一个新的问题，又由于“后现代”原本就反对绝对化、明确化，因此，在这种状态下的历史学究竟应该如何发展，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很难提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讨论若干有关的问题。
我们先要看一看在近代形成的群众性历史意识与职业历史学相互关系的机制此时是否还起作用?答案是：它们还在起作用。但是它们在“后现代状态”下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然，这些变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有个过程的。下面简要分析一下这些变化。
首先，历史学提供劝谕性榜样的功能。这是历史学最稳定的功能。在“后现代状态”下，它能否还保存下来?按理说，当“元叙述”失去其可信性时，历史学即使还保存某些知识，也很难是科学的。自然，历史学会作各种努力来适应新的形势，以图继续发挥自己的功能。一个明显的例证是近段时间热门的“微观史学”流派和“微观史学”与“宏观史学”的冲突。微观史学家在实践微观史学的同时，总是强调宏大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必要性。本来，说明语境的技能是正常的职业历史学家的特征之一。对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来说，它的最主要的原则虽是区分过去和现在，但同时必须构建历史语境。这些都是正常的历史研究的要求。至于微观史学，当它把研究对象确定为微观事物、“突发事件”时，如何说明宏观的历史语境呢?有什么具体可行的方法和成功的范例呢?很遗憾，虽然“微观史学”确实取得了不少的成功，也有许多杰出的作品，但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能说已经完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微观史学”是不可能的[6]。
其次，历史学的认同功能。“历史”的概念里包含有一定的寻找“认同”的手段，或者说，“历史学”负有认同的任务。这种寻找“认同”的手段是与“记忆”的一定的“书写形式”的历史类型有关。在“后现代状态”下，这种“认同”功能有了很大的变化。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历史记忆已不再成为“认同”的基础[7]。这位学者认为。在“后现代状态”下，每个人是在同一的文化空间形成自己的认同的。在这个实质上：是同一的文化空间中，不仅有西方古代的圣贤，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而且同样有东方古代的圣贤，如老子、孔子。因此，近代形成的基本上以民族—国家边界为界的历史记忆就不起多大的作用。总之，可以认为，在“后现代状态”下，记忆的类型确实发生了变化。它从原有的历史类型向新的类型转变。前者是为社会在历史空间的集体认同服务的，后者则为在所有文化空间内的个人的认同服务的。总之，在科学知识“原子化”倾向发展的情况下，不能很好地解决宏观语境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也有学者对利奥塔关于“元叙述”不可信的观点提出质疑。如有学者认为，历史学需要某种整合材料、编织情节的叙事前提。“这就是说，虽然元叙述在本性中有可疑之处，元叙述仍是历史编纂必不可少的认识整合力量。而且，元叙述本身也具有历史性，新的历史经验需要新的解释根据和理由，人们可以不断寻找更好的叙述形式。”[8]这位学者还引用雷迪(W．Rcddy)的话指出，宣布一切元叙述的彻底终结，这本身就是“一种特别霸道的历史叙述”。结论是：后现代主义者不是不要元叙述，而是采取了虚无主义的元叙述[8]。
关于“元叙述”的问题自然还可以讨论，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后现代状态”和后现代主义这类命题并不只是对一些具体问题的阐述，在这些具体问题上，即使在后现代主义学者之间也是争议不断的。重要的是，正如前面强调的，后现代主义是对旧的认知范式的反省、批判和对新的人文知识认识论基础的更新与探讨。对于这种大的变化，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那么，对利奥塔关于“后现代状态”、“宏大叙述”的危机等论述应该如何看呢?它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首先，应该明确，利奥塔的论述只是整个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部分，不能以偏赅全，但在许多重要特征和趋势上，它又与整个后现代主义相通。其次，不论是利奥塔，还是后现代主义说的都是西方国家的情况，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我们绝不能简单地套用到我国或其他任何非西方国家。但我们又不能以为这是身外事，可以置之不理。我们所以要研究利奥塔和后现代主义，不仅是为了在全球化趋势发展迅速的今天，及时了解西方文化学术和社会思潮的发展变化，而且也是为了使我们自己的文化发展可以更好地对应新的环境，开展更多的交流和对话，从而获得更全面、更有成效的发展。
利奥塔对“宏大叙述”的怀疑有一点是很值得重视的。可以说，这点也反映了后现代主义的精神。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西方的“宏大叙述”，从启蒙运动的“普遍理性”到黑格尔和兰克的“历史主义”具有两个主要的特征：即历史一线进步的普遍观念和西方中心论。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启蒙运动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的崛起，历史进步的观念和科学理性的观念已被视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历史学也被视为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9]。自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西方文明广泛渗入非西方国家。现代主义的历史思维与西方中心论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越来越具有全球的性质。对西方现代主义历史思维的质疑并不是从后现代主义开始的，但后者的冲击具有颠覆性质。既然现代主义历史思维注重理性，注重西方，注重中心和精英，注重线性发展和进步，它就忽视了历史的许多重要方面：非理性、非西方、边缘、“它者”、“另类”、弱势群体、底层群众、日常生活、微观事物、突发事件、妇女、个人、枝节等等。而这些也就成了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的方面。尽管现代主义的历史思维和西方中心论在西方学术界可谓根深蒂固，即使在后现代主义的某些著作中仍可看出它们的某些影响，但后现代主义能够直面这些问题，尖锐地提出质难，高呼“宏大叙述”的衰败，还是很有意义的。这标志着西方学术界的风向有了大的变化：以西方的“元叙述”为准，以西方为中心的时代已经遭到重大的质疑；重新认识非西方文化的价值，以平等、认真的态度进行交流和对话，促进全球文化的丰富多彩和多样化，这样的方向已被提了出来，尽管距离目标还十分遥远。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启示是：认识和发扬非西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主要应该是国人的责任。我们需要了解和研究包括西方在内的一切海外文化，借鉴所有有益的养分，但着眼点只能是继承和发展我国的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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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M]．北京：三联书店，1997．27．
[3]Ю．Л．ВессмертныЙ，“некоwорые соображенияоб нзучении феномена власти и о концеп-циях лостм одернизма имикроистрии”／／Одиссей·1995，М．“НауКа”，1995，стр．6．
[4]Jean—Francois Lyotard，The Postmodem Conditi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
[5]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车槿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1，40，1—2，2．
[6]См．н．Е．Колосов，О невоэможности мнкро-истории／／Казус-2．
[7]См．м．Ф．Румяндева，Теория истории．М．，2002，стр．22．
存在 主客二分 在世之在 境域化格式 知行合一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与经济的迅猛发展，现代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巨大变革对教育产生了猛烈的冲击，教育在适应社会变革需求和保持文化传承、培育新人的独立性之间产生矛盾，陷入重重危机。从培育内容上来看，学生道德信仰缺失，人文修养弱化；从教育目标来看，教[专业提供写作论文和毕业论文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学机构偏重技术技能教育，忽略人文精神培养；从学校和社会的关系来看，教育过分注重市场经济效益的导向，导致学术体制功利化，学术呼唤自由之声不绝于耳。由此可以看出，在科学技术占主导因素、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社会大背景下，教育逐渐迷失了自身的方向。海德格尔对“命运”和“存在”的思索，不仅对当代教育的走向有根本性引领的作用，更于重重矛盾中予以当代教育深刻的启示。
一、现代教育立足的哲学基础及海德格尔“存在”思想的深刻性
传统西方哲学认为主体和客体二分，从认识论上讲就是主体认识世界。现代教育沿袭这一程序，将学生定位为“认知主体”，将知识定位为客观对象，使认知主体研究客体对象、获取学科知识就是最主要的教学活动。
海德格尔一反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传统，寻求回到苏格拉底以前主客尚未二分的思想，认为存在并非主客二元分明，而是以某种方式深刻地包含着二者。海德格尔用“Dasein”一词来表示“存在”，“Da”的含义是“这里”（此）、“那里”（彼）、“那时”、“这时”，sein一般理解为“存在”，因此存在又称之为此在或缘在，与世界的关系是“在世之在”，也即在世界中存在。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人和世界从根本上是连在一起的，人从根本上是卷入到“在世界中存在”的存在者。人的“在世”实际上是人和世界的相互维持，人以一种完全投入的方式没入这个世界里，与这个世界相互牵连。
在科学技术成为当今社会生活主流的大环境下，立足于“主客二分”的教育采取流程化的教学方式和易于评估的考核模式，显然受到科学实验思路和经验的深刻影响。但对于教育来说，关键部分不仅在于“教”，而更在于“育”，如果忽略了人文、道德、艺术等精神的滋润，只以科学的名义将知识灌输给主体，就会出现只注重建构知识体系，忽视树立理想、陶冶情操和完善人格等问题。这种做法实质上是把学生和知识从“在世之中”剥离出来，形成一种人为的、强制的主客关系。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从思想根源处为现今的教育问题把脉问诊，给予当代教育深刻启示。
二、海德格尔之“天地神人四方关联域”观念启示教育应该培养“在世界中存在”的人
当代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然而现今社会对“人”这一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有着偏颇性的理解。近代以来人们对“人”或多或少存在“祛魅”或“加魅”的两极化趋势。“祛魅”是指人类在利用科技手段成功摆脱对自然的恐惧和对“神”的迷信中逐渐迷恋技术手段，直至人本身也成为技术的手段和目标；一切事物都以可考核、可计算和可量化为基准，知识也不例外。“加魅”则源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人的解放”的理念，人类自此逐渐取代自然和神圣成为世界的“中心”和“万物之灵长”，自认可以掌控一切。人们开始藐视自然、宇宙，缺乏信仰。在海德格尔看来，理想中的生存关系应是“天地人神自由关联”，这里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神圣、人与他人（社会）三个最基本的生存关系。在这四方自由关联的境域里，正当的生存关系应没有人为强制的“中心”，人不是自然神圣的奴隶，但也不能以万事万物的主宰者自居。
这启示当代教育应当培养“在世界中存在”的人，意即应当引导学生回归原发的生存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自然、神圣、社会和人应该自由地相关联。从远古社会到现在，人类面对自然，从恐惧害怕，到逐渐认识，到利用开发，再到征服破坏，一步步走向了自然的对立面，然而不管人类再怎么迷信科技可以造福自身，都是自然提供了可供造福的资源和可能性，没有自然，人类就不可能生存。因此，人和自然应是相互维持、相互依恋的关系。人与神圣的关系也即人有无信仰的问题，信仰体现着人生价值、人生意义的可靠落实，并带有情感体验色彩，苏格拉底云：“未经审视的生命不值得活”，人类就是在这种体验中，意向性、自动的与外界发生关联，并经过内在回应，形成信仰。没有信仰的人意味着对外界冷漠，对自身也无要求。教育培养“在世之人”，培养有信仰的人应是必有之义。至于社会，也不仅仅是人类利益的源头而必须要加以掠夺的资源，社会与人的非强制关系才是正当的。人与他人在各自的生存方式、获取生存意义上没有本质区别，因此也不应当存在控制和支配的关系，当今校园内发生的多起枪击、投毒、刺杀事件即是对这种平等关系的颠覆，我们的教育应当引导学生明白，任何人的任何诉求都不应该凌驾于别人的生命之上。只有引导学生首先回归这种原发的生存状态，教育中获取其他学科知识才有意义。
三、海德格尔关于“存在论上的境域格式”启示教育应当注重营造“整体氛围”
从人的“在世”之在这种存在本质，海德格尔很自然推出了“境域格式”的概念。海德格尔把&ldqu o;境域”理解为日常实践行为的前提，境域格式包括存在论上的境域格式和时间层次上的境域格式。海德格尔认为境域格[专业提供写作论文和毕业论文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式指的是“事先”关联“格式”（综合规则）的整体性。整体性的结构以“为何之故”（Worumwillen）为核心，依次把“为了作”“所用”、“何所缘”、“何所因”等综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彭立群，2010）。现在的教育有一个通病，就是仅为“所用”而教而学，忽略其他相关因素，因此走向功利化是必然的趋势。真正的教育应当把“为了作”“所用”、“何所缘”、“何所因”有机结合统一成一个整体，使得教育一方面要善于朝向这个整体，另一方面也要善于不断使得具体的教学与这个整体相适应。落实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应是引导学生明白为何学、学什么、怎样学，而且还要让学生将所学之识运用到实践中，在世界之中把握上手之物。这样就把教学活动置于整体性的境域中来开展，教育者和学生才能获得统一性，回归原发性，避免学校培养出高分低能、动手能力不强或是缺乏人文素养的学生。
存在论上的境域格式还有一个含义：即单纯的直观行为也发生在一个背景或者整体性中。世界境域化是指人的一切行为举止都要从“境域的格式”（先天的整体性）的角度来得到理解以及得到具体的展开（海德格尔）。当代教育重视知识传输的效率，采用信息源—通道—接受者这种现代信息交流模式，用快速、有效等科学指标考核教育效果，一切都以学生机械接受、识记、认知所教的东西为界限，多少忽略了现象学意义上境域环境的营造。这样纯粹的信息“发出—接收”渠道同样也剥离了学生的在世之在，容易导致学生只接受专业知识，而难以接受道德、信仰等精神熏陶，这样的教育当然会产生很多问题。因此，海德格尔关于生存论上境域格式的观念启示教育应当在一个整体性的范围内展开，应当在传统主体教学之外注重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和采取潜移默化的渗透方式，更好地体现教育之中的“育”人功效。这种氛围应是人文、环境、学术和谐统一的氛围，中国古代教育对此有着良好的认识和传统，理应由当今教育传承和发扬。
四、海德格尔关于“时间层次上的境域格式”概念启示应当树立面向将来的教育
境域格式既包含存在论上的境域格式又包含时间层次上的境域格式。在海德格尔看来，现象学的存在论时间与传统时间的内涵是不一致的。传统时间观认为现在源于过去，将来源于现在，构成一个线性结构，而在存在论时间中，将来、曾在、当前一同在场，形成一个统一体。现在、过去和未来共同组成了一个共同的境域，各个“意识原子”都要以这条“流动的河流”为背景才能呈现（彭立群，2010）。而且“将来”是生存论时间的“源始现象”，是曾在和当前的根源，过去，现在和将来皆统一于未来。海德格尔时间观中的“将来”对应于此在的存在方式是“理解”，理解是对自己未来的前途、对现在的处境加以抉择，对过去的事情加以解释。理解又分为本真和非本真之分，本真的理解是“设计”，是一种主动与世界互动，并自身计划加诸世界，让世界适应的自己；非本真的理解表现为等待和观望等，是一种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赵敦华，2005）。
这就要求我们以“将来”为向导，树立面向将来的教育。当前教育在流俗时间的背景里教育学生，只注重此情此景下教育当下的学生，学生自身也不能以“将来”为导向进行本真筹划，这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方面，学科教育已经形成一种技术范式，对学生采取的是批量化、程序化和相对固定化的教学流程。但是每一个学生的此在都裹挟着他的过去和将来，不了解他的过去，又不能用面向将来的规划来引导，只用统一模式来塑造当下的学生此在，教育的不合时性是必然可见的。二是学生自身方面，学生对自身的将来没有洞见，对现行的学习又是随波逐流。因此面向将来的教育，应是教育本身以“将来”为导向展开，摒除固定化、程序化的教学模式，引导学生主动触及先行于自身的本真状态的存在，分析自我，结合自身状态和外在环境建立指向将来的本真筹划，反之又用这种指向将来的本真筹划引导当下的存在状态，积极行动，从而建立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
五、境域化要求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毫无疑问是当代教育的育人目标之一，然而事实上却多有知与行不合一者，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世人都知“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但能按此标准行事者却少之又少。
出现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主客二分使现象与本体分离，道德本体只能停留在抽象的“应当”层面上，而无向“行”过渡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知”和“行”的统一。它一方面把人与世界原本的状态经[专业提供写作论文和毕业论文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验对象化、“事实化”；一方面又把原发的生活境域“之中”的天然势态、在原本情绪（恻隐等等）中隐含着的“应当”现成化为“外在”的命令、“超验”的价值（林丹，2009）。事实上这种先分开，再结合的模式已不是原发的“知行合一”状态，它必然会造成“知”为先，行为后的后果。在学校里较为常见的是，教师只将“知”当成理论对象来研究，当成教学资料来整理，当成学科知识来教授，却不能引导学生将之内化为行为标准并将之付诸实践。而在海德格尔看来，知行合一本质上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人的“在世界之中存在”就是根本的存在方式，与“世界”的技艺式的“打交道”而非“理论认识”才是人与世界的最原本的关系。知本就是对实际生活经验的形式显示，他是不依据现成的“什么”而只是通过实现着的“怎么”来表明实际生活经验，表达的解释绝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所以要达到“知行合一 ”的状态，仅靠“理论思辨”或“知识传递”是无法实现的，而应揭示出存在中原本的知行状态，即“行”总有“知”的引导，“知”总要时刻处于“行”之中。这就要求教育首先破除把知识对象化、理论化的做法，引导学生把所学之知与生活境域相打通，在行动中实践“学、问、思、辩”，让学问和行动时时处于动态的关联构成之中，所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就是此意。
综上所述，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思考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其“存在之思”既是对传统主客二分哲学的有力跃出，同时也是对思想素之根的返回（余虹，2005）。正是这一深邃思考对传统思维模式的跃出和对“实际生活经验”的返回，给予了现代世界诸多启示。在当代教育面临重重危机时，海德格尔的思想无异于一剂良药，用其高屋建瓴的哲学含义引领教育回归“本真”状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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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陈宝.时间之思—论流俗时间观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时间观.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6（3）.
[2] 杜松石.作为源始时间性的“未来”.北方论丛，2011（2）.
[3] 林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现象学分析.http：//cnphenomenology.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257/c0.
[4] 彭立群.海德格尔的“境域格式”概念解析.复旦学报，2010（6）.
[5] 肖朗.回归原初的精神世界——海德格尔的伦理之思.湖北大学学报，2013（2）.
[6] 余虹.艺术与归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7] 张祥龙.现象学导论七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8]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论文摘要】鉴于当前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教学存在课时少、内容多、教学方法落后等问题，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努力转变教学观念和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方法。笔者从文史结合、文论结合、讲读结合、中英结合四个角度，阐析了英美文学课教学策略。
高校英语专业除了培养学生的英文基本功之外，应当把提高学生基本的人文素质放在首位，以此为基础发展专业技能。因此，文学课程的设置，不管是中国文学还是英美文学，在教学大纲中都处于必修课程的首选。但是，在当前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许多英语专业的学生在高年级选择专业方向的时候，大多对实用性较强的翻译或商务英语情有独钟，而对立身之本的英美文学敬而远之。英语专业的学生步入社会，居然会屡屡出现被问及英美文学代表人物而不知所云的尴尬场景。
我们首先探求英语专业学生的学习心态。是什么使得他们对文学课程不屑一顾呢？一方面，商业社会下的“文学无用论”造成部分学生心态浮躁。另一方面，文学本身的深奥枯燥也使部分学生望而却步。学生普遍认为文学课没意思而且脱离实际，就这样，英美文学课逐渐被丢弃在一个无人问津的角落里。
究其根本，还是我们文学课程的教学出了问题。在英语专业英美文学的教学中历来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主张以史为主，认为让学生了解文学史的发生、发展是文学课的宗旨，零散文本的阅读不利于学生对系统知识的掌握；另一种则认为文学贵在文本的分析和欣赏，提倡侧重具体的作品选读。就这样，第一种倾向造成一种局面，一学期下来，学生只知有史，未知有文；第二种则相当于给学生多开了一门高级阅读，结果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这样，两种倾向导致了两个极端。
而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的恰当与否也同样影响着教学效果。传统的教学方法过于老套，难以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改革后的多媒体教学极大提高了学生的活跃气氛，但却转移了文学课教学的根本。如何才能获取二者的平衡，成功地进行英美文学课的教学成为教师们应该深思的问题。
1文史结合
2000年颁发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强调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并且指出“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26）。英美文学课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学生获得必要的文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力和审美能力，以及对生活的敏锐感受能力和认知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对文学基本知识的介绍和个别作品的独立分析都是不可缺少的。以史为主的文学教师大多是中国教师，在课堂讲授中往往拿起一个作品便将作者的社会背景、生活经历甚至一些与作品毫无关联的逸事旁征博引。以文为主的文学教师则大都是外籍教师，他们更多注重的是作品本身传达信息的分析。在课堂教学中，他们大多随心所欲，或根据历史顺序，或完全抛开历史，凭个人喜好选择作品布置学生课下阅读，然后进行课堂讨论。两者皆有利弊。历史背景个人经历对作品的创作固然有很大影响，然而抛开作品本身谈背景则毫无意义；作品分析虽是文学研究必需的过程，但历史背景的缺乏也势必会对文本分析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笔者认为，鉴于英美文学课的独特性，教学中应该首先使学生从宏观上了解和把握文学经纬。在理清了文学史的线索，获得一个整体的文学发展观念和整体态势后，再加以文学精品的赏析，通过细读的方法加强对学生的文学鉴赏、审美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从而使他们更加透彻地理解和欣赏每一部文学作品。
2文论结合
要深入理解英美文学作品，必须了解一些基本的文学批评理论，包括一些哲学理论和心理学观点。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和意识流。没有基本文学理论的支持，简单的文本分析就会流于肤浅，难以深刻揭示人物性格、角色冲突、社会矛盾，进而更深层次的了解作品内涵。而由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影响了劳伦斯和乔伊斯等许多作家。在教学中如果不介绍这些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的理论，学生就不能更好的了解原文和分析作品。
但是，英语专业本科教学作为文学研究的初级阶段，绝不能把文学理论凌驾于文本之上而去作专门研究，毕竟文学理论的根本还是用来分析文学作品。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处理好文与论的关系。毕竟本科生处在学习语言的阶段，英美文学的教学目的依然还是语言教学，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只应处在一个初步的启蒙时期。
3讲读结合
英美文学教学课堂上，传统的教师主讲学生记笔记的方法早已落伍。文学作品浩如烟海而文学课的课时却少之又少。在有限的时间内，就算是想讲完课本上的选读材料亦不可能。教师除了讲授文学史料和作品创作背景外，还要充分传达对于文学阅读、欣赏和分析的各方面的技巧，文学、哲学和美学的基本常识以及初步的文学批评理论，引导学生进行主动思考和课后阅读。
学生自主进行课外阅读并非毫无组织。教师除了指定一些必读书目，定期检查之外，每堂课还要请几名学生介绍自己一周来的读书心得体会，通过互相交流以起到互相促进的效果。指导，阅读实践，讨论相结合，形成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4中英结合
文学和语言一样是相通的，不分国界。学习英美文学首先要求我们具备基本的文学素质和修养，而这些基本则是我们的中文基本功。如果连本国的文学都一无所知，没有任何文学底蕴，又如何去学习其他国家的文学呢？
我们要积极帮助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树立重视本国文学的意识，引导他们去了解并热爱中国文学。在教学过程中不妨采用中英结合和对比，生动的教学方式会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通过中英结合的学习方法，学生会对英美文学作品本身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从而实现以培养学生语言能力提高文学修养为出发点的根本目的，真正提高英美文学课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程爱民等.关于我国高校英美文学教学现状的调查报告（ii）[j].外语研究，2002，（6）：12—14.
[2]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 [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