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25 05:09:0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古城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仿生城市生态城市，空间形态
“卧牛城的传说”对于古城邢台人来说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论文格式。从城市规划建设角度看，邢台卧牛古城是一座规划营建较完美、特色鲜明、典型的古代彷生城市和生态城市。它的空间轮廓，恰似一头巨型卧牛，它身长（南北）4.5公里、体宽（东西）1.5公里，周身由护城墙和护城河构成，腿蹄是四个水池（牛市坑、靛市坑、扬市坑、霍市坑），心脏部位是一“心脏”形湖泊（中心坑），牛胃部位是一大一小相连的两个水泊（韩家坑、王冒坑），肠道脉络部位是肠街（南长街、北长街）等，牛头部位是南头村，牛角部位是东牛角村、西牛角村，牛尾部位是牛尾河……等。
它傲踞邢襄大地、历经千年沧桑。它的规划营建理念和寓意丰富而深奥，很是耐人寻味，其空间形态可概括为——“头南尾北，颈扬头抑，脊峰耸立，伟岸高卧”。认真体味其身形神态是否可联想为“座北朝南、含胸拔背、颈直头抑、沉肩垂轴”，正在练就和张扬的中国功夫，彰显着“神牛”威仪向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论文格式。同时，体现着生态城市、彷生城市的思想。
“头南尾北”——古城营建中通过规划手法的正确运用，把城市主要功能和生态要素与城市形态进行了巧妙的整合和组织，将维系城市“生命”、维系城市正常运转的水源水脉、物源物流、风向等要素的流向和功能与“牛”（头南尾北）的新陈代谢、食物消化、吸纳生气的方向和功能取得了完美的统一。比如城区地下水流向恰好是西南向东北流，城区水源补给主要靠南部的七里河、百泉泉区；周流城区的围寨河、护城河等地表河流也基本是南向北流；城区物流方向主要也是南向北，古城的“好南关”历史上一直是最大最繁华的市场，市场是城市的主要物源；城区主导风向是南风和东南风，春夏两季尤为突出（风水势称为“生气”“景气”），水草丰美、空气清新的百泉泉区恰好处在主导上风向等。同时也具有“座北朝南”的含义。
“颈扬头抑”—— 古城规划营建中非常注重城市竖向设计，结合独特的地形，将整个城区规划为有利于雨水排除、防洪防涝的牛背形地势，并且各个部位对应工整。府前南街、北长街南长街和顺德路街区是牛脊（古城东西向分水岭）；北大街（南高北低）是牛颈部位，南头村（北高南低）、东牛角村、西牛角村是牛头部位，地面南北坡向是颈扬头抑。同时，“颈扬头抑”的神态体现着“颈直头抑”“含胸”的寓意，体现着“牛城”威仪向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
“脊峰耸立”——清风楼处是牛脊峰部位,该处地面最高，东部向东坡、西部向西坡、北部向北坡、南部向南坡。古城建筑实体的空间布局，基本与上述地势一致，高大建筑向中部集中，如：清风楼（高23.3米）恰似牛城的脊峰，历史上一直是古城的制高点。规划营建中灵活运用 “对景”“框景”“借景” “比例、尺度、对比”等手法，突出了清风楼的高耸威仪、端庄凝重，形成了古邢台景之一“郡楼远眺”，府前南街区危楼耸立、空间构图丰富美观，构成古城突出的景观轴。同时，“脊峰耸立”的神态也体现着“拔背含胸”、傲骨挺立、神圣刚毅的寓意。
“伟岸高卧”——古城选址、布局极好。论文格式。城池“高亢、近水”，城区地面比周围高出3--9米，1963年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古城也安然无恙。其周围环境可谓“天生丽质”——南部为“百泉”泉区（奥陶系含水层上浮区），西北为“达活泉”泉区（奥陶系含水层上浮区），南为七里河，北为牛尾河，西为“卧龙岗”。四野绿林环抱、泉涌水清、虾跳鱼跃蛙鸣。1950、60年代依然近古。古城布局创造性地运用《周礼考工记》“王宫（府衙北部）踞中、面朝（府衙）后市、左祖（东大寺）右社（文庙）、市朝一夫”“方城”“旁门”等基本形制，引入“仿生城市”思想，营建为比较科学严谨特色突出的“卧牛城”。同时也具有“镇水”的含义。
邢台城的3500年历史基本是在“卧牛城”框架上建设发展的，“卧牛城”是城市的根，它是我国古代营造的较完美典型的“仿生城市”和古典生态城市之一，并且其轮廓、遗迹、地名保存较完整，这在全国是不多见的。它应该是构成邢台市城市特色和申报邢台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个要素，其规划营造思想、方法等很多方面仍然值的当今城市规划建设者们借鉴、学习和研究。我们应该十分珍惜这一先天条件，注重城市文脉延续，注重牛城形态、文物古迹、历史文化的保护利用，注重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卧牛城”必将会在我们手中得到健康的发展壮大和升华，必将大大提高邢台市城市的品位。
论文摘要：分析了传统的建筑文化具有的意义以及加强建筑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要性，从规划性保护、点线面结合的保护、新建筑高度控制三方面介绍了保护城市建筑文化应采取的措施，以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
论文关键词：建筑文化，规划性保护，城市建设
任何城市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都面临建筑历史文化的问题。为了当前经济的发展，将建筑历史文化拆除，还是谨慎对待予以保护，这是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严峻课题。
1传统的建筑文化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有着许多著名的建筑历史文化名城。这些历史文化名城除了城市规划的本身就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城市之中和城市附近还保存了大量的古建筑和文物史迹，有宫殿、坛庙、陵墓、寺、观、衙署、府第、园林、石窟、民居、桥梁、关塞等等。这些古建筑和文物史迹，是中国古老文明的形象化标志，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实物例证，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除此之外，它也是全人类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因为，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都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员，彼此都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和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其建筑历史文化，自然也就是世界历史文化的财富。建筑历史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世界建筑文化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许多著名的建筑在世界建筑界享有很高的盛誉。所以，一定要热爱自己的建筑历史文化，为自己的建筑历史文化而自豪，并且要继承和发展传统的建筑历史文化。我国的建筑历史文化是建筑创作取之不竭的源泉。不反对向国外学习，但学习和借鉴应建立在尊重自己文化的基础上。
2在城市建设中应加强对建筑历史文化的保护
建筑文化是历史文化的第一根支柱，因为它们是历史文化具体的形象标志。有了建筑才有物可看，有史可讲，才能体现出这座城市的本质形象来。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正为世界提供着巨大的建筑商机，现在洋建筑师纷纷抢滩中国，中国建筑师们反而成了打下手的配角。虽然我国有着灿烂辉煌的建筑历史文化和丰富的建筑遗产，但在近半个世纪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建设的进程中，却出现了不少令人遗憾甚至是痛心的问题：一座座花费了大量金钱却毫无个性的建筑拔地而起，一个个面目雷同的新兴城市遍布全国，原有的古建筑群落受到破坏及新建筑的污染，更有以西化建筑风格为“卖点”。据报载，现在很多大城市的房地产项目的名称取的大都是洋名。
在当代人类历史的大转折时期，危机和机遇并存。积极投身于世界文化的洪流，本无可厚非，但是，很多城市在追逐世界洪流的同时，使当代中国的建筑失去了原有的光彩，让前来观赏中国独有的悠久历史文化和独特自然风光和城市风貌的外国友人，所到之处感到和自己国家差不多，这就使人感到痛心。尽可以批评中国建筑师集体失误、崇洋、抄袭模仿造成了城市建设中的“文化流失”，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城市的管理者们，只是看暂时的短浅的利益。没有真正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是区域文化向区域经济延伸的有力推进器。以山西平遥古城为例，自从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以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多元投入的旅游业、博物馆业餐饮业、服务业、特种工艺为数特色的文化产业圈很快形成。2002年游客接待人数就已经达到145万人次，门票收入达到2146万元；2003年尽管受到非典的影响，门票收入还达到2289万元，旅游综合收入2．24亿元。试想，如果平遥古城没有得到有效保护经济的发展决不会象现在这样日新月异，更不会成为世界瞩目的文化聚焦点。
诚然，目前有些城市的管理者似乎意识到了古建筑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于是就投巨资修建虚假的过去，如“仿古建筑群”“文化城”等等(这些建筑无论如何也读不出厚重的历史、看不到鲜活的文化)。但是，在城市建设和开发中，一旦面对暂时短浅的利益，往往就见钱眼开，进而古建筑就面临被拆除的悲惨命运。
现在，很多地方在城市建设和开发中，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一方面复古，一方面毁古，最终使得整座城市无物可看，无史可讲，失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在城市建设和开发中一定要懂得保护城市的“文脉”，不能随意拆除，更不应盲目追求洋建筑，要明白建筑是本土文化的重要载体，越是本土的就越是世界的。
3保护城市建筑文化应采取的具体措施
要保护城市建筑历史文化，就必须加大宣传，使领导者特别是城市管理的领导者对城市建筑历史文化有足够的认识，明白建筑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物质和精神文明的结晶，不能为了暂时的短浅的利益而破坏长远的利益，更不要错误地把保护建筑历史文化与新的城市建设对立起来。除此，在保护建筑历史文化方面还应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3．1规划性保护
由于建筑历史文化名城既是历史的遗存又是在发展中的城市，它既要保护又要发展。在发展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建筑文化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如果改变了，就不能说明当时的历史，进而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因此，对建筑历史文化应采取规划性保护，包括城市的古城格局、街坊、古建筑群、单体古建筑和各种文物古迹、风景名胜的分布、保护范围、古城风貌等等，都纳入其中，使建筑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新的发展相互协调、相得益彰。如平遥县政府为了保护古城，聘请了大批专家、学者出谋划策，精心编制了《平遥县县城总体规划》，在此基础上，着手制订与之相配套的专业详规，使其成为古城保护、城市建设、历史文化传承的法规依据，从而避免因领导的变更和局部利益的冲突而随意变更或调整平遥古城的布局规划。
3．2点、线、面相结合的保护
现在，许多历史文化名城的完整面貌虽然早已改观，但是古城的古街道、古居住区、古建筑、文物古迹等等仍然保存很多，要想办法把它们保存下来，可采取点、线、面的保护措施。点，指的是单独存在的古建筑或文物史迹。如一座寺庙、一个古塔、一座古桥、一所老住宅以及一个石狮、一根石柱、一口古井等等。线指的是相联成线古建筑或文物史迹。如一条古街、古巷、古道等等。面，指的是成片的街坊、街巷、寺庙群、民居群等组成的大型古建筑群。这种措施可使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古建筑、文物史迹得到更多的保护。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在我国很多城市并不鲜见。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1.
[2]刘红婴/王建民.世界遗产概论.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240-250.
[3]卢斌.丽江“评遗”十年遭黄牌古城灵魂正在离开./news，2008-01-28.
[4]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3-5.
[5]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6-7.
[6]顾春.城市CT：古城保护且看“绍兴模式”.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6-05-31（03）
[7]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251-254
桐城——全国闻名的一个历史悠久、意蕴深长的文化古城，它有丰富智慧的“桐城文派”，它有长久的千年的历史文化，它有类似龙眠山那样雄厚挺拔的山脉，它也有类似龙眠水那样清澈宽广的湖泊，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地方的美丽与智慧，我也不得不为我的家乡桐城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而在这里，它当然也是一颗绚烂的熠熠生辉的明珠，它是悠久丰厚的桐城文化的标志，远近闻名的“桐城文派”的象征，它依然是古代的寺庙建筑的经典。它，便是文庙，位于古城桐城市中心的广场北端的一座古庙。
桐城文庙始建于元延佑初年，元末毁于兵乱，而并没有过多久，文庙便被整修一新，里面的布局依旧是那样的古朴、典雅，也含有几分清新，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开始关注它。文庙以大成段为中心，以南北的中心线为对称轴，里面的主要建筑有门楼、宫墙、泮池，状元桥、大成门，崇圣祠、土神祠等等，且总面积为3200平方米，各种各样，各姿各态，主次的建筑，也是错落有致，似乎已经浑然一体，而且，它的门楼里的“文庙”二字是由赵朴初先生所题写。
我曾经听说过，有这样的一句话：天下文章出自桐城。我想那是当然，在这座文庙里，真的是大有文章。这里面有孔子的生平，有“渔樵耕读”、“魏星点斗”“独占鳌头”等故事，它们都逼真传神，也生动、有趣。
要论文庙，它不仅有很多难得的稀世珍宝，也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但是在这个美丽的地方，我最喜爱的应该还是要算数状元桥了。只因这个桥有一个奇怪的规定，只有每次科举考试的状元们，才可以从这个桥的上面走过去。每次停留在桥上，看水下的鱼儿的游动，我总是有一种无法说明的意境。
每年，都有众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及广大游客纷呈踏来，来到这里参观游览，而他们，大多数都会站在这里，缅怀各位硕儒的历史功德，求索着古桐城文化之渊源。我相信，他们都会由衷的赞叹，桐城文庙的悠久历史，以及桐城的美丽、雄伟。
它——桐城文庙，是桐城闻名遐迩的建筑，是元、明、清，祭祀孔子的礼制性的重要建筑群以及文化基地，也是桐城古文学派的一个重要象征，最重要的是，它所弘扬的，是桐城派的文化，也是悠久的桐城文化。
天下文章出桐城，桐城文化出文庙。
宋文京艺术简介
1964年生，河南博爱人，生于西安，曾客居北京，现居青岛。曾任郑州大学教师和《中国图书商报》主编。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青岛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青岛市美学学会副会长、青岛画院理论研究部主任、民建中央画院艺委会副主任、民建山东省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青岛市政协委员。
1987年书学论文入选全国书法新十年论辩会；1988年论文入选全国第三届书学讨论会；1990年获首届国际书法博览会银奖；1991年入选全国第二届篆刻艺术展；1993年入选全国第五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全国第四届书学讨论会；1994年获得全国第一届楹联书法大展银奖；1995年入选全国第六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1996年入选全国第六届书法篆刻展、全国第一届正书大展；1999年入选全国第七届书法篆刻展。
1999年出版《中国画》一书，2002年获得全国新闻出版首届书法大赛金奖；2003年出版《艺术不艺术》一书，入围全国第八届书法篆刻展，书学论文获第三届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奖；2004年获全国第六届书学讨论会提名奖；2005年出版《宋文京书法集》《一念如剑》。
2006年担任韩国国际书法大赛特邀作家；2007年于日本东京、下关和韩国首尔举办展览；2008年于山东青岛、临沂举办个人书法展，参加北京奥运会中国文化艺术展示活动，于青岛举办个人书艺展，赴法国举办书法展；2009年词作获山东泰山文艺奖。
周边的朋友说起宋文京先生，大都知道他是著名的书法家，实际上，他从小就喜欢画画，只是因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他的家乡不兴报考美术学院，才去上了大学中文系。在大学期间，他除了潜心临摹古今法书碑帖、醉心金石篆刻、饱读中外文学名著之外，还一直没断过丹青绘事。大学毕业之后，他留校教书。在此期间，他笔耕不辍，分别写出了两部有关中国画的书。一本是《雅文化・画的世界》（中州古籍出版社），一本是《千秋文化之旅・中国画》（海燕出版社）。1993年，他被作为人才引进奉调“绿树红瓦，碧海蓝天”的青岛，他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写出了大量的美术批评和评论文章，在岛城和全国也曾引起过一些反响。同时，他还为出版社绘制过不少的插画。可以说，宋文京与绘画丝毫不隔。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10月以来，他浸于中国水墨山水画，日夜挥洒，废寝忘食。这几年，他连续到山西、河南、云南、安徽、广西、贵州、四川等地采风写生，深入太行山王莽岭、丽江古城、徽州西递宏村查济古村落、峨眉山、青城山、乐山等名山大川，寻访人文遗迹，画出了几百幅写生作品。他心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古训，亦师造化，亦师古人，不懈探索，初步形成了清新俊逸、象外求象的山水风格。
宋文京先生的书法篆刻起步甚早，在河南时他已是活跃在书坛的一员骁将了。近三十年来，他的书法篆刻作品曾多次入选全国性的展览，例如中国书协举办的全国展、中青展、正书展、篆刻艺术展，并曾获奖。他发表的书学论文超过百万字以上，还曾多次入选全国书学讨论会。《中国书法》《书法报》《书法导报》《中国书画报》《书法家》等专业报刊上曾多次刊发过他的书法篆刻作品和书学论文，《书法》《书法世界》等都曾刊发宋文京专题。宋文京先生的书法面目清晰，笔力遒劲，变化多端，不拘泥于一家一派，而是转益多师、取法乎上、属意新变、注重内心世界和精神提升。他诸体兼擅，在真草隶篆行书魏碑等方面均下过很大的功夫。他特别推崇汉隶的博大深沉，“二王”的妍美高逸，颜真卿的郁勃豪迈，宋四家的意造自然。同时，他又书外求书、印外求印，十分强调书印的精神性表达，“形其哀乐，达其性情”。因此，他的书法受到许多收藏人士的追捧，人们喜欢他书法作品中的书卷气和文化气息。他的厚积薄发，不激不厉，容止若思，心平气和，素有口碑。
宋文京先生正值黄金的壮年时代，他也迎来了各方面创作灵感勃发的高峰期。今年，他正在筹备出版他的书学论文集《书法想法》和散文随笔集《博爱与漫游》。他在《深圳商报》上开设的专栏“一个字”也将在一年后结集为《一字之徒》。今年下半年，他还将在加拿大举办书画展览。同时，他又开始涉事花鸟画的创作，充沛的精力和健壮的体力再加上涌泉般的才思灵感，相信他一定会有更大的艺术成就。
摘 要：丽江旅游经济发展已十分快速，为了使丽江旅游业能达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采取相关措施，使丽江的旅游业能够更好、更快朝着健康发展，在受到外来文化影响时应做到剔除糟粕，取其精华。
关键词：丽江；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丽江的旅游发展状况
丽江作为新兴的旅游城市，按理说它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应远不及其它早期就得以发展的旅游城市，但它却在短短近20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全世界耳熟能详的旅游名镇，这不得不承认它的魅力无人可挡。
二、丽江旅游发展现状及存在缺陷
如今的丽江美虽美，却缺少了以前的那份淳朴之美，丽江旅游经济的飞速发展，虽然给丽江人民带来了丰厚的物质回报，但与此同时，噪音污染加重，交通越发拥挤，环境污染更加严重。丽江旅游开发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本地文化使其不至于消亡。但也是因为文化的特殊性和吸引性，让游客曲解了文化本意。其中摩梭人的走婚习俗尤为突出。在当地人看来这本是及为正式的男女关系，但由导游和投机取巧的商人讲解出来却变了味，丽江“艳遇之都”越发出名。
再让我们来看看丽江的各个风景区如玉龙雪山、古城、虎跳峡、东巴谷等景点，他们为丽江的经济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回报他们的却是各种人为的破坏，过量的二氧化碳使雪山冰川公园近于毁灭，游人的不文明行为更是让各景点伤痕累累。游客大幅度增加使酒店、旅行社随处可见，丽江旅游经济发展现状虽然较好但如果不加以保护，不懂得可持续发展，那50年、100年后丽江这个风靡全球的风景名镇可能就不复存在。
在丽江旅游经济的发展下，丽江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丽江的文化在旅游经济的发展下从多方面得到了弘扬与宣传，更多的人想了解丽江，感受丽江的文化，因此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一契机。丽江旅游经济的发展不仅体现着“需求与供给”间的关系，同时也反映着旅游业发展更深层次的要求，要求人们用更长远的眼光去看待经济的发展与景区的开发，这时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显得尤为重要。
丽江旅游经济需进行调整，防止过快增长，造成旅游超负荷容纳。丽江作为一个旅游重点城市，旅游接待人士的素质也显得尤为重要，应加强酒店业、旅行社服务人员的培训力度。
在注重发展丽江旅游经济的同时，应真正做到保护各个景点，制止恶意扭曲当地民族文化的投机商人，严厉惩治其行为，让当地的民族文化和风情得以实实在在的保护。与此同时还应加强环境管理，尽量杜绝游客随地乱扔垃圾这一不文明行为，游客和当地居民的生活垃圾及各行业的废水、废渣、废气等各种工业垃圾应作出妥善处理，决不能因为经济的发展而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增加城市绿化面积。
三、丽江旅游发展策略
（一）政府
1、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运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进行经济监督。
2、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绿色旅游，实行绿色营销。
3、政府要加强管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二）旅游经营者
1、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不违反规章制度。
2、积极配合政府的管理工作。
3、加强自身的管理。
4、保护当地民族的文化。
（三）旅游者
1、遵守旅游景区的规章制度。
2、提高自身的素质修养。
3、注意自己的行为规范。
4、做一个文明的旅游者。
5、做到入乡随俗，尊重当地民族习惯。（作者单位：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1] 宗晓莲.丽江古城民居客栈业的人类学考察[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63―67
[2] 杨春和.丽江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二元化”现象初步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05
“故唐城遗址”探讨
故唐城是远古时期的建筑，“尧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是也……后涿鹿……后又都晋阳……”（见《帝王世纪・五帝纪》），是“尧所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都之所也”（见《元和郡县志・河东道二》），早在1300余年之前的唐代已是遗迹。唐李泰所撰《括地志》有载：“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城记》云‘尧筑也’。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为坊，城墙北半见在’。”故唐城的遗迹至今远隔千年，其城中建筑布局和城垣周回长短已不可稽考，只能从历史文献的记载中窥其大略。
《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志》两书都有“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的记载，所以要想得知故唐城的位置，必须先了解并州城和晋阳县的具体方位。并州城为西晋并州刺史刘琨环绕春秋晋阳古城扩筑而成，又经东魏、北齐、隋、唐诸朝修葺成为唐代北都晋阳的西城（唐代北都晋阳有东、西、中三座外城），唐玄宗李隆基曾于开元十一年（723年）改并州为太原府，并州城遂有西城、府城之谓。历史文献对晋阳府城所载甚明，《元和郡县志・河东道二》云：“府城，故老传晋并州刺史刘琨筑。今按：城高四丈，周回二十七里……”今太原市西南20公里的古城营村是晋阳城遗址的中心，村西1公里处有长约500米的古城墙遗迹，俗称“西坡上”，正是刘琨所筑并州城西城垣中间的一段。从这段城墙往南至南城角村二郎庙、往北至罗城村老爷阁旧址（今太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有城墙痕迹，此为历史学家和所有晋阳城垣研究者们所共识的并州城西城垣。古城营村东的东关村为并州城之东关遗址，该村北面沙河堰上有地名“视汾楼”，传为城墙角楼遗址，顺此往北至罗城村老爷阁旧址，是为并州城之北城垣;北城垣的西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尚有城墙残迹，残墙东端有“城北村”，应是并州城北门遗址。东关村北的视汾楼往南一线分别有“城墙地”“东阳旱地”，应是并州城的东城垣和“东阳门”（《永乐大典・太原府》有载）遗址。南城角村呈“L”形状基座于并州城西南角隅，出村庄之东600余米皆有古城墙痕迹，顺此向东延伸与视汾楼、城墙地、东阳旱地一线汇合之处，当是并州城之南城垣。并州城（府城）遗址四至已明，南北长4公里余，东西宽约2.5公里，周回正好符合史载“二十七里”之数。晋阳县设在并州城中，《元和郡县志・河东道二》云“晋阳县……本汉旧县也……在州南二里。”其大致方位可以确定。
并州城和晋阳县的位置既已明确，那么根据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南半入州城……城墙北半见在”等史载，可以推断出故唐城遗址的“南半”被圈入晋阳城中，“北半”当在古城营村之北风峪沙河再北的罗城、城北二村之间。尧为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的“五帝”之一，朴素节俭与民同甘共苦，自己居住的房屋仅筑有土台阶（素有“尧阶三尺”之说），是古代人民心目中理想的贤君良主，那个时期筑成的故唐城断无后世城池宫苑之豪华奢侈。我们根据《永乐大典・太原府》中“古（故）唐城……存者五百步……南半入州城，中削为坊墙，北半见在”做一个推算：假如南半、北半各为五百步，故唐城的南北长度当是一千步。唐代“五尺为步，三百六十步为里”（见《古代文化常识》，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算下来故唐城的南北长度不会超过1.5公里。其东西宽度无考。
“唐叔虞封地”探讨
唐叔虞姓姬，名虞，乃是西周成王之弟，古时兄称伯、弟称叔，姬虞的封地又在唐国，故称之为唐叔虞。据《左传・定公四年》所载，周成王分封叔虞时“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唐叔虞封地的问题，也就是唐国地理位置所在的问题，历代学者对此都比较关注。明清以前的史学家们多数认为唐叔虞的封地在晋阳，如《史记・晋世家》云：“……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索隐》注曰：“唐有晋水，至子燮改其国号曰晋侯……唐本尧后，封在夏墟，而都于鄂。鄂，今在太原是也。”《汉书・地理志》云：“太原郡晋阳县，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左传・定公四年》杜预注：“夏墟、大夏，在今太原晋阳县也。”《水经注・晋水》云：“县（晋阳），故唐国也。”《括地志》云“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元和郡县志》云：“故唐城，在县（晋阳）北二里，尧所筑。”唐代徐坚《初学记》云：“太原府……又为唐国。”《明一统志》云：“唐城，即太原县治……唐叔虞祠在县（太原）西南十里，悬瓮山麓，晋水发源处。”明末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太原故城……古唐国也，相传帝尧始都此，又夏禹初亦尝都焉。周成王灭唐，而封其弟叔虞，虞子燮以唐有晋水，改国号为晋，亦谓之大卤……盖大夏、太原、大卤、夏墟、晋阳、鄂，凡六名，其实一也。” 时至清初，顾炎武对唐国的地理位置提出异议，认为唐叔虞的封地不在晋阳故唐城，而是在晋南翼城县古唐村。他在《日知录》中说：“按晋之始见春秋，其都在翼。《括地志》：‘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尧裔子所封，成王灭之，而封太叔也。’北距晋阳七百余里，即后世迁都，亦远不相及。况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后始开县邑，而前此不见于传。又《史记・晋世家》曰：‘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东，而晋阳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窃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缗之灭，并在于翼。”自从顾氏得出“唐在翼城”结论后，随即有全祖望、阎若璩等学者持反对意见（见《日知录集解》《潜丘札记》），但也有徐继畲等人赞同（见《晋国初考》，清光绪版《山西通志》）。近代，同意顾炎武观点者大有人在，李孟存、常金仓的《晋国史纲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王志华的《姬虞》（见《三晋一百名人评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李元庆的《三晋古文化源流》（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陶正刚的《晋国早期都城“唐”地考》（见《三晋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专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等都持翼城说;但也有晓山的《唐叔虞封地问题的商讨》（见《山西地方史研究》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张亦彭的《晋祠文物辨证》（见《山西地方史研究》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孟繁仁的《太原史话・序二》（见《太原史话》，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坚持“唐在晋阳”说。笔者在研究地方文化时，反复查阅许多有关资料，认为唐叔虞的封地应在晋阳，理由有七：
一是根据唐代《元和郡县志》以及《宗国都城记》等史载，当时晋阳城的北面确实有故唐城遗迹存在，唐代人写唐代事，自然确凿无疑。晋阳既有故唐城，而且是尧所筑，那就有可能是唐尧、夏禹的初都，更不能排除叔虞封唐国都的可能性，看起来《汉书》《帝王世纪》《水经注》等史载并非无稽之谈。但是也不应该完全排除“唐在翼城”之说，因为《括地志》上同书载有晋阳、翼城两个故唐城。
二是《汉书・地理志》对叔虞封唐和后世子孙徙都记载得比较清楚，“太原郡晋阳县”条下云：“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又在“河东郡闻喜县”条下云：“故曲沃，晋武公（侯）自晋阳徙此。”（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据此可知，唐叔虞的封地先在晋阳，其孙武侯时徙都晋南，辗转于曲沃、翼城等地。这样就把《括地志》中“两个故唐城”之疑迎刃而解了：一个是叔虞初都时的故唐城，另一个是叔虞后世子孙徙都后的故唐城。 晋阳古城遗址发掘文物
三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素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誉称。该书中关于唐国“在河、汾之东”记载，看起来与位置在汾西的晋阳不相符，但也没有说唐叔虞封地不在晋阳。太原晋祠原名唐叔虞祠，在历史上也曾有过“汾东王庙”之称;今叔虞殿廊下有《重修汾东王庙记》碑刻，为元至元四年（1338年）太原路举提学校官弋彀所撰，上有“……王祠之在此其来远矣，自晋天福六年封兴安王，迨至宋天圣后改封汾东王……”之载。若按《重修汾东王庙记》所载，“叔虞封唐于晋阳”与太史公《史记》之说不悖。
四是叔虞封唐时，周成王命以《唐诰》，让叔虞“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见《左传・定公四年》），意思是既维持夏民族的文化传统，又尊重戎狄民族的风俗习惯。山西晋南与太原晋阳相比，前者是“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文化政治中心”（见李元庆《三晋古文化源流》），定然不是诸戎群狄游牧之地，根本就用不着“疆以戎索”;而后者却是“……盖大夏、太原、大卤、夏墟、晋阳、鄂，凡六名，其实一也”（见《读史方舆纪要》）的华夷杂处之地。由此可见唐叔虞封地在晋阳的可能性，要比在晋南大的多。
五是晋阳古城遗址西南有晋祠风景名胜区，北魏郦道元所撰《水经注》即有“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之载，是后人纪念唐叔虞所建祠堂。晋祠再南数里，有一大一小两座古墓，正是《元和郡县志・河东道二》所载“唐叔虞墓，在县（晋阳）西南十六里”的唐叔虞与其子燮父墓。这些都是唐叔虞封地在晋阳的有力佐证。
六是“考古工作者在山西晋南发现8组17座大墓，初步推断，是自晋武侯到晋文侯8位前后相继的晋侯及其夫人之墓。墓中出土文物非常丰富，其中50余件铜器有铭文。特别是1981年出土的饕餮纹方鼎，根据鼎的铭文，证明是商王朝的宗庙之器，于西周初年流落到晋国”（见陶正刚《晋国早期都城“唐”地考》，《三晋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专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晋南的考古发现恰恰没有唐叔虞和其子燮父的墓葬，正说明《汉书・地理志》中“晋武公（侯）自晋阳徙此”的可信与准确。那些出土的“商王朝宗庙之器”均是晋武侯迁都时从晋阳带至晋南，尔后又成为晋侯们的陪葬品。即使晋南发现了叔虞封唐时的“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等物，也不能排除随同唐叔虞后世徙都时一同迁移的可能。
七是考古工作者曾于1979年观察、清理晋阳古城遗址附近的唐叔虞墓，其结果是“此二陵均是明清时期堆积而成。特别是燮父墓，在揭完表面浮土后，内中是由土坯堆积在一齐，并出土了明代青花瓷器片等，土冢下均无墓室和棺椁，证明是一处明清时期的土冢”（见陶正刚《晋国早期都城“唐”地考》），似乎肯定了叔虞封地不在晋阳。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同样是考古工作者又于1999年发掘出土了隋代汉白玉浮雕石椁墓葬（墓址在今太原晋源区王郭村），墓主人虞弘的墓志碑上刻有“……薨于并第，以开皇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葬于唐叔虞坟东三里……”字样，难道说隋代开皇年间就存在的唐叔虞墓能埋下“明代青花瓷器片”不成？可见考古工作者尚未找到真正的唐叔虞墓。类似这样的事并不少，1980年文物部门写报告申请发掘东魏丞相斛律金墓，结果却是北齐东安王娄睿的墓葬（墓址在今晋源区王郭村）。目前，晋阳遗址只是没有找到真正的唐叔虞墓，并不能说明晋阳遗址没有唐叔虞墓，更不能说明晋阳不是唐叔虞的初封之地。
太原的“城龄”问题
太原市的“城龄”，一般是从创建于春秋末期的晋阳城算起，至今2500余年;如果要把唐尧时期所筑的故唐城也算上，那就比2500年久远得多了。笔者以为：计算太原的城龄，不应该把故唐城排除于外，因为太原城（今太原市）与晋阳城之间的关系远远不及晋阳城与故唐城之间的关系密切。太原城是晋阳城毁后数年，宋将潘美在故城废墟东北20公里的唐明镇所筑，只能算是异地重建;而晋阳城却与故唐城紧密连接、一脉相承。
在中美夹缝间的蹊径中妄图开辟一方天地的时候，内心被唤醒的还是那座城市，出生并生活了三十年的古城，悠久而破落。城市的点点滴滴，人情的世故世俗，离奇中的平凡，都使得我陷入其中不得自拔。③
开封是七朝古都，其深蕴的历史文化与城市风华曾感荡了无数俯仰其间的文人心怀，历来围绕于开封的各类相关文学不胜枚举。孙彤的感言，乍看似乎并不特殊。然而，若放在新文学发展的历程中看来，却颇有值得注意之处。主要原因在于：相对于上海、北京、南京，新文学中的“开封”书写，实属相对寂寥；即或有之，也大多着眼于其间的农民困厄、战争情事，对于现当代的日常生活、个人成长等主题，着墨不多。再者，就作者性别而言，开封，甚至整个河南作家群，向来以男性居多，女性作家为数甚少，更遑论以女性成长为主题的小说写作。
正是放在此一现当代文学脉络之中，《城市空空如也》遂以其所蕴涵的“女性成长”与“城市／都市小说”两项质素，与当代文学产生有趣的对话。本来，“女性成长小说”乃是近年来颇受学界关注的论题；将“城市文化”与“女性成长”交相映照，以观照女性与现代城市之对话互动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孙彤的小说，恰恰为前述问题提供了可资进一步讨论的切入点。因此，以下将先考察当代女性都市成长小说的研究现况与局限，继而以《城市空空如也》为聚焦点，就“城市”与“女性成长小说”的相关问题进行若干讨论。
一、当代女性都市成长小说的研究现况及其局限
“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的概念源自欧西，当它在19世纪欧洲出现之后，不只是小说形式的改变，也是社会形势的改变。它以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加入中产社会作骨干，缓缓推演出社会价值的律动和时间改变一切的契机，因此，原本具有一定的小说主题与（长篇）形式要件。近年来，中文小说研究虽也着眼于此，但多已脱离欧西的原始语境，所关注的每每是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的遭逢，与随之而来的对于自我、家庭、社会、国族的认识或认同，以及各类价值观的转变等。20世纪80年代以降，女性主义思潮方兴未艾，女性小说的研究如雨后春笋，不断推陈出新{1}。基于对女性主人公的高度关注，“女性成长”遂因此于一般“成长小说”之外独立为一研究课题。与此同时，由于经济起飞与城市转型，观照女性如何在转型中的城市追寻、成长的“都市女性成长小说”，也成为当代研究中的新兴议题{2}。所讨论的对象，大致涵盖大陆女作家王安忆、铁凝、池莉、方方、周茹娟、张抗抗、蒋韵、迟子建、陈染、林白、徐小斌、卫慧、张悦然、陈丹燕，以及台湾方面的李昂、袁琼琼、朱天文、朱天心、苏伟贞，陈雪、钟文音、郝誉翔、成英姝、邱妙津、杜修兰等。
检视既有研究成果，着眼于“女性成长”者，当以高小弘的博士论文《成长如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成长小说研究》最为可观。她首先根据西蒙·波娃《第二性》，为“女性成长小说”定义：
女性成长小说是以生理上或精神上未成熟的女性为成长主人公，表现了处于“他者”境遇中的女性，在服从或抵制父权强塑的性别气质与性别角色的过程中，艰难建构性别自我的成长历程，其价值内涵指向女性的主体性生成，即成长为一个经济与精神独立自主的女人。③
大体而言，“女性成长小说”研究立论的前提，都是基于长期以来，女性的生存、成长，不仅每被惯于描写社会历文化等“大叙述”的作家们所忽视，而且深受传统性别观念制约。因此，如何借由性别视角，重新考察女性对于自身性别的认识，进而建立自我主体、拆解父权神话，自然成为研究重点。
至于“都市女性成长小说”，则意图将“女性成长”放置在新兴的“都市”视域之中，考察都市境遇中的女性成长。任丽杰《追寻自我之歌──新时期以来的都市女性成长小说研究》、吴彦彦《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都市女性成长小说研究》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现代都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都市文化以其庞大难以遏止之势，渗透于个体成长的各个阶段，并在人的主体人格生成的过程中，发生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受到都市文化的渗透的影响，尤为鲜明。从城市文化角度切入，更能体现男权话语对于都市女性成长的偏见，探讨女性成长小说，亦得以参与都市成长书写，并为都市成长小说的研究提供新维度{4}。不过，也正因为其所着眼的“都市”，多集中于它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面向上，因之而观照到的女性成长，遂也偏向于所受到的物欲诱惑以及与之而来的颓靡的一面。
这些既有成果颇为可观，但大体而言，却很可能会面临两项质疑，有待进一步回应。其一是，以“女性主义”或“性别论述”为研究框架，所着重的每每是女性主体的建构、对男性社会文化的解构颠覆、与男性主流话语的颉顽等议题，洞烛幽微的同时，是否不免沦为公式，画地自限？其二是，所论及的“城市”，大都不脱北京、上海、台北等都会区。这些城市虽然各自有其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但若小说作者着眼的只是它们作为现代大都会的一面，那么，即使是不同城市，所催生出的成长经验，是否也将大同小异？若是如此，所谓的“都市”女性成长小说，又将如何凸显其“都市”特色的一面？
而《城市空空如也》恰恰可为前述质诘提供不同面向的思考。本文以为，对它的讨论，至少可由“空空如也──古城成长纪事中的悖论”和“城市特质与小说叙事美学的对话交融”两方面进行。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遗产；价值取向；全面保护；动态保护
论文摘要：历史文化遗产是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其保护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和方法不断完善和发展，保护要以正确的价值取向为原则，坚持全面的、科学的、动态的保护方法；同时，历史文化遗产的再利用要和保护协调统一，正确处理好遗产保护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遗产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文化遗产”是指具有历史学、科学、艺术或文化价值的人类杰作，如文物、建筑群、遗址等；“自然遗产”则指具有地质学、地貌学、生态学、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美学价值的自然地域空间，如九寨沟等；“自然文化遗产”是以具有科学、美学价值的自然景观为基础，自然与文化融为一体的综合体，如黄山、泰山等。本文所研究的“历史文化遗产”，即等同于上面的“文化遗产”。
历史文化遗产是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和方法在逐步发展和完善；并且，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在现代化建设中得到了合理利用，达到了保护与再利用的协调统一。
一、遗产保护的历史发展及现状
从当今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在不断地扩展和深化，内容也在不断地增添和丰富。
首先，从保护对象上看，过去只有杰出的、在历史上或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伟大的建筑作品和艺术品才得到考虑。而现在，许多由于时光的流逝而获得文化意义的建筑物、各历史时期的构造物及能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见证物的对象也被列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
其次，从保护范围上看，作为保护的对象已不再限于建筑本身。从大的方面来说，开始扩大到它周围的建筑环境、自然环境…；从单纯的建筑艺术作品扩大到与历史文化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街区和城市。也就是说，从点的保护扩大到地段乃至城市的“全面保护”。从小的方面说，延伸到环境中的各个组成元素，包括公园和街道的装饰小品和标志物等。
再次，从保护深度上看，文物建筑、历史地段和城市的保护规划，其内容原来都局限于物质方面，保护历史遗存及其环境。但正如《马丘比丘》所指出的，一个城市的个性和特征是其形体结构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因而，除了物质环境以外，现在人们也开始认识到还需要保护具有浓郁地方民俗特色的典型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保护和发掘城市精神文明方面更广泛的内容。也就是说，从单纯建筑实体的保护演进到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文化特色都加以保护的综合概念。
此外，在保护方法及手段上，亦由过去单纯文物考古和建筑修复，演进为多学科共同参与的综合行为，采用各种技术手段，更具有多学科、综合性和多样化的特点。城市传统文化的保护也从建筑师、规划师、文物保护者单方面的参与行为转化为更广泛的社会调查和群众参与(见图1)
二、遗产保护的价值取向原则
我国的文物保护法规规定，文物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三大价值，但这些价值指的都是文物自身固有的特征，基本上都属于历史的价值。而当文物特别是不可移动的文物日渐融人到现代生活之中，它们的社会价值便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世界潮流也是如此，早在1964年，国际文物保护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简称ICOMOS，我国为成员国)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简称《威尼斯》)规定的保护宗旨是“把它们既作为历史见证，又作为艺术品予以保护”，因此特别强调保护与修缮的目的是保存文物的历史真实性，即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的“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但30年来的实践，对何谓“真实性”，何谓“原状”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理解，有的甚至截然相反。例如，《威尼斯》规定：“对任何重建都应事先予以制止”，“任何添加均不允许”。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但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许多国家就把残毁的原始草棚泥屋重建起来作为文物保存。我国在江西、福建也重建了不少被毁的革命纪念建筑，并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俄罗斯把古迹的重建视为保护的最高标准，莫斯科、圣彼得堡重建了大量的宫殿、教堂。日本甚至把掩埋地下一千多年的奈良时期宫殿寺庙遗址发掘出来加以重建。这就说明，各个国家、民族对文物保护都存在各自的价值取向。因此，1994年11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日本奈良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制定了一份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关于真实性的奈良文件》。这份文件的主要理念是：首先要承认并尊重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其次要尊重所有国家、民族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并用以检验各种文化遗产的真实性；第三，确定文化遗产价值的信息必须是真实的。总之，“不可能按固定的标准来判断价值和真实性”；“真实性判断取决于文化遗产的性质、文化遗产的背景及它的时代演变，可以同多种多样信息来源的价值联系起来”。我国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及相关法规也规定，“因特殊情况”，经过必要的审批，文物建筑也可以重建、迁建。
根据上述的实践和认识，当前应当明确一些新的保护理念：第一，保护文物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其文化价值，这种价值既有自身存在的历史价值，也有可能发挥的社会价值；第二，保护措施取决于价值取向，只要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社会价值，只要历史价值与社会价值可以相容，无论加固、防护、修复、迁建、重建，都是合理的选择；第三，价值的取向来源于价值判断的信息。文物的真实性或文物的原状主要体现在其信息的真实性，并由此决定了价值取向的合理性。
三、从大树到森林——全面保护观
文化遗产保护专家谢辰生先生曾提出：“以往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关注点总放在一座庙、塔等文物保护单位上，但文化遗产并不仅仅是这些，需要保护得更多的是历史文化环境风貌，这些往往是历史文化遗产完整性和真实性的集中体现。”文化遗产的保护如果只停留在一个个具体的物质形态上，那么，在改造后的新城市中，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就被割断，沦为“文化孤岛”。散布在新城市中的这些“孤岛”，在常人看来就只能是一个被“崭新的”混凝土、森林包围着的古建筑或旧房子，那么渺小，那么不协调。在新一轮的城市建设中，这些渺小又不协调的“孤岛”，又将成为绊脚石、拦路虎。因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必须遵循保护历史真实载体、保护历史环境，合理利用、永续利用的原则，确保文物古迹、历史文化街区的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历史环境风貌，保存历史原址、原物、原状。
此前不久在绍兴举行的“全国名人故居保护和利用论坛”上，绍兴在古城保护中将名人故居保护发展为名人故里保护，从保护“文物大树”发展到营造“文物的森林”，恢复文物的原生态，专家称此为“绍兴模式”，此模式值得全国各地学习。
1．“文物孤岛”现象
绍兴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古城，历史上曾是越国和南宋小朝廷的国都。在历史的演化中，绍兴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城市个性、清晰的历史文脉。但是，自半个多世纪以来，绍兴古城已受到严重破坏，仅1952年至1978年间就填掉河道17条，拆除桥梁百余座，许多文保单位也曾成为文物孤岛。即便是鲁迅故居，周边的环境也惨遭破坏。1972年将周家新台门拆除，建鲁迅纪念馆，一座现代建筑极不协调地矗立在鲁迅故居旁。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路拓宽工程，宽仅6米、两边屋檐隔窗相望的鲁迅路被拓展成25米宽的大马路；咸亨酒店南新建了百草园公园，公园旁挺拔的小区楼群俯瞰着鲁迅故居。
建设性破坏现象在古城中普遍存在，一个个文物孤岛在现代化建设中岌岌可危。“绍兴模式”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2．从“故居”到“故里”
本世纪初，绍兴开始做鲁迅故居保护规划。此后有专家建议，扩大保护范围，将鲁迅少年时代生活的环境也保护起来，恢复鲁迅当年生活的原貌，建议将鲁迅故居保护扩大成为鲁迅故里保护，并进而保护整个历史街区。2002年8月，由清华大学和绍兴市设计院共同完成的规划方案终于通过了评审。在这个方案中，保护范围已从故居扩展到故里，保护面积从14公顷扩增到51．57公顷。
鲁迅故里2003年9月25日对外开放后，马上引来好评如潮。保护名人故里并不仅仅是保护一两幢建筑，还需要保护建筑周围的环境，营造出历史人物的成长生活环境。
3．从大树到森林
绍兴模式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从保护“文物大树”到营造“文物森林”，以恢复文物的原生态。“森林说”源于著名学者吴良镛教授提出的保护历史街区的概念。
绍兴是一座没有围墙的露天博物馆，市区有74处国家和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79处文物保护点。绍兴古城是个整体，是一片森林，鲁迅、秋瑾、等名人故居都是一棵棵大树。但是这些大树如果孤立地存在，那就成不了森林，要营造大树周边的环境，恢复其历史风貌，把文物的大树连成森林，产生森林的生态效应，恢复文物的原生态。绍兴历史街区的修复把一棵棵文物大树连成文物的森林。鲁迅故里、仓桥直街等历史街区，以粉墙黛瓦、竹丝台门、乌黑柱廊、棕色油漆为基调的绍兴传统民居和谐淡雅，江南历史文化古城的原生态气息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四、科学、动态的保护观
1．现代科学的保护观
科学地保护文化遗产是通过对具体保护对象的分析研究，探索符合客观规律的保护方法的过程。古建筑、石窟寺、近现代建筑等借助于物质的实体传达了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生存的信息，保护即是现代人对这些物质实体实施的干预，其目的是延缓物质实体的蜕变从而使历史文化信息更真实完整、更长久地传递下去。
各学科的综合、分化、再综合体现了科学技术进步的轨迹。新的科学突破和学科生长点往往发生在学科交叉点上。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样需要科学技术的手段和多学科的合作。
但是，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界仍然存在着学科割裂现象，参与遗产保护的学科门类较少，且多是单兵作战，这种现象制约了保护技术的提高和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在许多人眼里，历史学、考古学是文物保护行业的正宗，其他学科即便参与，往往只在局部的项目上。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其生存环境的多样性使得保护工作的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多学科的参与合作(见图1)。因此将现代科学“聚散共生”的概念引入文物保护领域，孕育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学是十分必要的。
2．动态保护观与“可逆性”原则
人类对客观世界和科学的认识始终在进步和发展中。即将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后继续公布的第七批、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逐年扩大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不断公布的历史文化名村名镇，日渐丰富的考古发掘成果……都说明文化遗产判定标准是一个动态的认识过程。同样，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和保护技术的提高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认为今天所实施的保护措施可以使文化遗产一劳永逸的留存下去，就可能产生过度的行为。动态保护观即是肯定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用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为发展留下余地。
“可逆性”原则是动态保护观的最好体现。即在还不能够肯定现今所实施的保护方法和所采取的保护措施是最科学最有效的时侯，应当采用最少干预与最简单的加固措施，以为今后的发展留有余地。例如，对考古发掘后的遗址，如果没有恰当的保护措施，就应当尽少地发掘和展示。
五、历史文化遗产的合理再利用
1．遗产保护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
如何处理好城市现代化建设和文物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也是遗产地面临的普遍问题。现在很多地方出现了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还有一些地方把世界遗产当作发展经济的“金矿”，进行掠夺性开采和利用，结果使“遗产”受到伤害，甚至导致不可修复的破坏。不少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等以“现代化”建设等名义，大兴土木，大毁古建，甚至置国家文物保护法律于不顾，将已明确划定的文物保护单位夷为平地。还有的只是象征性地保护一部分，拆毁或改建大部分。有的则将文物古迹拆毁后在异地重建，实行所谓的“异地保护”。
文物保护与城市现代化建设之间，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关键在于如何科学合理地布局。据英国文物建筑学会的统计，20世纪70年代旧区改造所破坏的具有文物性质的建筑竟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炮火摧毁的还要多。中国文物保护界也有类似说法，即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以建设的名义对旧城的破坏超过了以往100年。
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是文化遗产大国，其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欧洲城市大多规划设计科学，布局合理，古代建筑、文物古迹与现代化建筑浑然天成，整个城市既是美丽的花园，又是一个别致的“大博物馆”。这自然与其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大环境密不可分，也与文物保护的理念息息相关。法国普罗万小城位于巴黎以东80公里处，11—13世纪曾是欧洲商旅往来于北海与地中海城市间的必经之地。如今，这座小城从整体布局到每个建筑的风格，都保持着中世纪欧洲古城的浓厚韵味。所以说，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并不矛盾。
2．正确发挥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1)历史例证。这是作为文化遗产首先要发挥的作用。文化遗产不仅可以证明历史，而且可以补充历史、修正历史，甚至可以成为一部实物的历史，包括各种历史的例证，如社会发展史、科学技术史、文化艺术史和各门专史。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文物保存门类丰富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文化遗产在这方面能起很大的作用。
(2)科学研究参考。我国许多文化遗产蕴藏着许多科学技术的成果，有些东西今天还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如天文、冶炼、化学、水利等，都是值得研究并加以应用的。
(3)实物教材。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而又富有革命传统的民族，在许多文化遗产中凝聚着先辈们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精神和聪明智慧。这些文化遗产正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科普教育等的生动教材]。由于文化遗产是实物例证，借此进行形象化教学，收效更大。
(4)创新借鉴。改革创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从历代留存的文化遗产上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凭空的创新也是没有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的。文化遗产在这方面可以为改革创新提供实物的、形象的借鉴。
(5)文娱欣赏。有许多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能给人们以美的享受，陶冶精神情操，提高文化素质。
(6)旅游参观。文物古迹是旅游参观的重要对象，是发展中国式旅游的优势。万里长城、故宫、十三陵、云冈、龙门、敦煌、秦始皇兵马俑等都是旅游的热点。
在此以名人故居的保护与利用为例，其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从目前我国名人故居的规模、建筑风格等因素看，一些规模较大或建筑形式非常独特的名人故居适合开发成旅游景观。如杭州清代巨商胡雪岩故居，占地面积0．67公顷，故居建筑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修复开放两年来游人如织，成为当地的一大新景观。一些濒临风景名胜区的故居，也可以修复作为景区的一处景点对外开放。但大多数名人故居坐落于老城区的街巷民里，建筑形式与其所生活时代的民居并无大异，曲径通幽，交通不便，游人难免稀少，这时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一些在国内、国际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名人故居可以改建为纪念馆、纪念地、研究学会等，举办与名人有关的展览、学术讲座等活动，吸引一批研究学者群体；一些位于居民小区内的名人故居，可以结合社区文化建设，将其建成针对不同层面读者的图书馆、阅览室等，为社区居民提供文化服务，也可供游人参观、休息、阅读；一些位于老城观光旅游区的故居，可以在室内进行适当改造供居民居住，居民可以搞一些经营活动。如云南丽江古城、安徽宏村古民居村落，游人自由出入，参观游览与居民生活两不误。或者，将一些名人故居进行修缮后由原住户居住，政府给予适当补助，住户不得随意改变故居的外貌、内部结构等，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保护办法。又如，为使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得到有效保护，山西平遥县将在四年内从古城迁出两万多居民，古城内所有单位将搬迁出城，城内人口减少到两万人，生活中心区也移至城外。有关专家指出，和其他地方的移民不同，这是我国为保护世界遗产首次大规模迁移城镇居民。目前，仅有2．25平方公里的平遥古城虽历经沧桑却保存完好，向人们展示出一幅明清时期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同时，长期以来困扰着人们的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公民生存发展权之间的各种复杂而尖锐的矛盾，从中得到了解决。类似的例子还有丽江古城的保护，同样采取了“保护古城、另辟新城”的模式，今日的丽江已经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地的一个标牌，在中国所有的历史文化名城里，它的保护和发展是做得最好的，我们更希望它通过自我完善，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一个经典之作。
【关键词】保定地域文化；核心；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1-0271-01
一、保定地域文化发展现状
2006年，保定市颁布了《保定市建设文化大市规划纲要》《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建设特色地域文化的战略。在经历近十年的建设发展中，保定市在地域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具体而言，保定的地域文化建设立足如下几个方面：丰富城乡文化生活；推进创作发展，丰富艺术文化；重塑古城形象；红色资源开发；发展文化产业；完善公共服务，创造特色文化发展的配套环境。
根据《保定文化资源概览》的相关内容，结合保定市文化资源的利用情况来看，相当一部分文化资源没有有效利用，已经利用的文化资源尚未实现可持续发展。具体表现在：古都建设资源过度开发；红色文化资源开发模式单一；曲艺与工艺文化特色传承困难；特色地方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失衡；校园文化资源开发的专业性有待加强；广场文化资源经济开发与文化传承失衡。
二、保定地域文化的核心及其作用
保定市是我国文化古城之一，拥有戏剧之乡、民间音乐之乡、民间特色艺术之乡等美称。同时，保定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保定市兼具燕赵文明，更富明清及抗战文化。同时，保定市古建虽以明清为主，但丰富的曲艺文化则覆盖更多的历史，因此，以上特色文化资源作为地域文化的核心要素应该做到全面协调、一体性综合开发。从文化的传承来看，保定地域文化丰富广博，是燕赵文化的源流、载体，是红色文化的摇篮、支撑。对于保定市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地域文化是窗口，是名片，是动力，也是目标。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挖掘、研究、弘扬、开发利用地域文化已经成为保定增强地域竞争力的有力措施。
三、保定地域文化传承的路径及对策
（一）构建特色文化符号。保定市在地域文化建设中必须立足保定的地方文化资源情况，甄选具备保定地域特色、能够被受众所接受的特色文化定位，设计鲜明的特色文化符号，提升保定特色文化与城市形象的鲜明性。
（二）整合地域优势文化资源，深入保护性开发。保定文化旅游的发展必须采取经济、社会、历史、文化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模式，必须注重合理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提升文化资源开发高度，进行品牌开发的模式，配合现代化博物馆和会展等方式对短暂性、季节性文化旅游资源产品进行大力宣传，并逐渐形成文化旅游资源的产业化模式，将社会经济和文化效益联系起来，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实现京津冀文化产业联动。促进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发展，是合理配置文化资源并提升文化产业经济创造力的必然选择。京文化体现了皇城文化、政治文化、工业文化、科技文化；津文化体现了沿海文化；保定则是直隶传统文化，且更为丰富、多元、厚重。保定文化与京津文化同根同脉，将具备延展性的文化资源作为支点和粘合剂，弥补保定文化产业的弱势地位，促进京津冀文化协调发展。培养保定文化产业的龙头企业和名优品牌，进而依托文化产业化发展战略，来全面整合文化资源，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强文化空间规划与建设。
（四）全面构建地域文化建设的配套环境。保定市地域文化建设离不开完善的配套环境，尤其是政府必须增加对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资源开发的政策引导、扶持与保护，为其发展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等，才能够更好的促进保定区域文化建设发展。
（五）提升文化建设中的社会参与。在本专题保定市居民问卷调查中，数据显示提升城市文化的宣传途径有：媒体加大宣传力度占40.05%；政府及相关部门加强管理占31.30%；学校加强基础教育占15.92%；加大资金投入占11.14%。因此，要充分的发挥社会媒体的作用，加强区域文化建设宣传。围绕地域文化定位及文化内涵，制作特色文化宣传片，通过各种传播媒体进行宣传，着重强调保定的历史人文、城市形象、投资环境、发展空间等，提升保定特色文化在全国甚至在世界的知名度。保定是省内高校最多的城市，要加强高校文化活动参与度，发挥大学生群体力量，促进大学生活动与社区文化活动联动，提升特色城市文化活动频率，实现活动内容、形式多样化。
参考文献：
[1]赵世林.论民族文化传承的本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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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标志设计；原则；方法；市场应用；案例
标志的大小仅在方寸之间，却要传达出一个企业、团体的形象、理念与精神，让人过目不忘，又不能与其他标志雷同，令设计者真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这次第，怎一个‘难‘字了得!”本文从近年作者设计的部分标志设计入手，通过粗浅分析，起到以小见大的作用，让我们今后的标志设计具有更独特的个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本文将从本人参与并设计的丽江企事业单位的标志设计举例评述，浅析一个好的标志设计将给受众带来怎样的感官享受。
一、标志的设计原则
标志的本质是信息传播，这是现代标志设计的核心。标志的设计创意应该从信息传播入手，从功能需要出发，明确设计的标志要表达的内涵是什么，告诉接受者的是什么，而不是把形式作为设计的唯一出发点。要把握标志所要传播的信息要点，就要通过最佳视觉元素的编排，达到传播信息的目的，是接受者在视觉心理是哪个产生特低昂的感受与联想。这是标志设计的内容与任务。在标志设计中应该遵循哪些原则，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识别性
标志的形式法则和特殊性就是要具备各自独特的个性，不允许有丝毫雷同，使人联想到其他的品牌。这使标志的设计必须做到独特、别致、简明突出、追求与众不同的视觉感受，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只有富于创造性的、具备自身特色的标志才有生命力。个性特色越鲜明的标志，视觉表现的感染力就越强。
(二)注目性
注目性是标志所应达到的视觉效果。优秀的标志应该吸引人，给人以较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在标志设计中，注重对比，强调视觉形象的鲜明与生动，是产生注目性的重要形式要素。特别是公共性标志设计，不仅要求在常规环境中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而且还要求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都能保持较强的视觉冲击力。
(三)引导性
标志的引导主要包括：引导消费、引导安全、引导人文化观念。
消费者购买商品除了看价格以外，更重要的是看商品的商标，，根据商标认牌购货。在商品市场里，同类、同品种的产品数量繁多，其质量、等级、规格、特点是大不相同的，但只要众多的产品都有自己的商标也就不难辨认了。因为商标把商品的质量、价格和厂家都包括进去了，对消费者来说，看牌购货比看价格购货更为重要。尤其在超市里，众多的同类产品放在同排货架上，又没有售货员的推荐和介绍，消费者完全凭借商标来寻找自己所需要品牌商品。吃麦当劳、肯德基，喝可口可乐，穿耐克、阿迪，坐奔驰、宝马，难道仅仅是为了解决吃饭、喝水、御寒、走路吗?当然不是!要不那么多的企业家就无需为了自己的品牌而绞尽脑汁，寝食难安了。因此商标的作用在这里显得特别重要。
除了商业方面的标志以外，公共服务方面的标志具有指导行为的功能。在交通、建筑、生产部rj，直意、清晰的标志可以有效地“保护”不熟悉环境者的安全。其他如注意防火、紧急出口、防滑、急转弯等警示性的标志、标识可能在关键时刻起到安垒引导作用。在交通标识中，它的安全重要性更是举足轻重。这些标志、标识对于文字识别能力较弱的人群来讲，具有比文字更直接的作用。
科学以人为本，设计更要以人为本。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生存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自然资源的匮乏和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所要求的资源之间的矛盾，因此，人文化的设计对缓解人类心理压力，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关系起到重要作用。人文化观念的特征是通过标志作品中蕴涵的人因素与倡导的人文精神。如99世博会的标志就体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
(四)艺术性
艺术性是标志设计给人是否有美的享受的关键。标志的艺术性事通过巧妙的构思和技法，讲标志的寓意与优美的形式有机结合时体现出来的。艺术性强的标志，具有地恭维准确、构思不落俗套，造型新颖、大方：节奏清晰、明快：统一中有变化，富有装饰性等特点。
在具体的标志设计是出了要求必须有较强的个性特征以外，对于标志的其他要求。则应依据现有同类标志的现状为背景，以具体标志所要传达的主要信息为侧重，进行灵活调节、不必苛求对各项具体要求面面俱到。总之，凡是标志设计中的佳作，必然具有内容与形式相统一，个性突出、形象鲜明、注目性强、便于识别和记忆、给人以美的享受等基本特征。
(五)广泛性
标志对广泛性的要求，是有标志的功能和需要在不同的载体和环境中展示、宣传标志的特点所决定的。它可大致分为4个方面：
1.从对标志的识别性角度，要求标志能够通过放大或缩小，通用在不同北京和环境中展示，通用在不同媒体中展示。也就是说，一个成功的标志无论是被放大或缩小，无论是在空旷的空间里、还是在静态中、还是在动态时，都应该保证能使观看者较快地识别。
2.任何一枚标志在设计出来之后都要应用到包装设计，企业形象设计等领域中，这就要求标志要和产品性质和企业性质相和谐。
3.从对标志再复制和制作的角度来说，要求标志不仅能适应于制版印刷，还需能适应各种材料和各种工艺的制作。
4.一枚标志代表了一个品牌、一个企业，标志一旦确定以后，在短时间内很少更改。
二、案例分析
每个标志都无法脱离标志的识别性、注目性、引导性、艺术性以及广泛性这五个方面。作者将选取经典案例进行分析。
(一)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标志设计的创意
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记忆遗产怀抱中的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的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拥有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和世界记忆遗产三项桂冠的历史文化名城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以丽江厚重的文化底蕴为依托，招收来自云南省及省外十八个省市的学生。2010年6月我校面临着云南省教育厅对我校办学资格的评估，校领导对我校的形象引起高度的重视，由学校党委宣传部牵头组织了面向全国“丽江师专校徽征集活动”，本人也参与了征集活动，共递交了8幅作品。在征集到的作品中经过全校师生投票，专家投票最后确定采用本人的作品为“丽江师专校徽”。
校徽备选方案：
标志释义：
标志创意来源于丽江师专校训“德高业实，丽泽三江”，“雪山”和“书本”，翻开书本，雪山，巧妙地把学校的职能特征表现出来；雪山体现高、实的含义，书本体现知识，书本底下的三条线，体现“三江”，与我校的校训巧妙的结合，也与丽江的历史文化背景相融合。在视觉构成上使用了阴阳、重复、特异、虚实、对比、渐变的法则，添加了民族元素，使标志整体视觉既符合东方文化特征，民族文化特征，又不失现代学府精神面貌；标志图形识别性强，寓意深刻，标志整体造型具有动感，寓 示丽江师专美好前景和对未来的憧憬。
说实在，为丽江师专设计校徽这一想法一直是我的梦想，2004年从云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就来我校工作，作为从事艺术设计专业教学的老师，为自己学校设计校徽应该说是份内的事，平时一直思考着这一命题，所以也曾经把这一命题做为2004级美术教育专业的毕业创作，自己也不知画了多少的稿子，一直得不到满意的设计稿，直到2010年3月份，学校把这一事项提到工作的议程上来时，自己琢磨着的稿子全都不能代表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想法要么困在“丽江”，要么困在“师范”，为了打破思维的局限性，与同事、学生、领导也交流过自己对这一命题的理解，都没得到理想的效果。修修改改，就这样纠结着。记得2010年5月25日，在系办公室上班时无意之间见到书桌上摆放的书时才梦中惊醒，那一刻我终于体会到古人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一句话所内涵的寓意，围绕这一主题一发不可收拾，一口气就设计出五个方案，经过修整学校最终决定采用我的设计稿。
(二)丽江古城区一中校徽的创意
丽江市古城区第一中学坐落在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丽江古城之北的金虹山麓。金虹山俗称北门坡，坡下有玉河，秀水蜿蜒，流经古城。前人联云：“一名石上一名阁，万卷山头万卷楼”。“万卷山”亦即金虹山”，“一名阁”为校园内的“玄天阁”。学校依山而建，整个校园因山取势，依坡造型，一步一台阶，一层一天地。居高望远，大研古城、丽江风光尽收眼底；放飞情思，“金沙江水来天地，玉岳浮云变古今”。古城区第一中学建校40年，学校四更其名：1969年称丽江县大研镇“五・七”中学，1970年升格为丽江县“五・七”一中，1975年改称丽江县第一中学，2003年至今为古城区第一中学。经过几代一中人的艰苦奋斗和辛勤耕耘，学校实现了从“初级中学”“完全中学”到“高级中学”的历史性跨越。学校先后获得“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云南省文明学校…云南省文明单位”“云南省德育工作先进集体”等数十项(次)殊荣。
标志释义：
标志设计突出了该学校的独特特性、地域性、文化性是本标志的个性与特征，标志由屋檐、印章、书法构成，充分体现了丽江古城区一中的特性，标志图形和谐统一，体现了丽江古城区一中的教学理念：教书育人，社会和谐统一的服务宗旨；飞檐象征着具有丽江特色的校园建筑，藏书阁、玄天阁、天雨楼等，印章、书法和数字象征着学校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建校历史，同时屋檐的造型酷似盛开的花朵，象征着古城区一中所取得的成就与美好的前景。标志整体设计充分考虑了丽江，让人一目了然，过目不忘。
(三)云南三益文化安全基金会
云南三益文化国防建设基金会，2009~12月经云南省民政厅批准注册。基金会是由原文山军区政委刘志和大校发起，一批具有“忠爱祖国，献身国防”的军队老同志共同响应并积极参与的民间组织。“文化国防”源于刘志和《论文化形态国防》一文，即软实力国防；“三益”之意是指：精神文化效益、国防安全效益、社会公益效益。“三益”是基金会一切工作的检验标准。坚持科学发展观指导，着眼国防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文化国防建设为己任，致力于国防软实力的提升。动员和聚集社会力量，围绕“安忠魂、唤民魂、铸国魂”不懈追求，一切工作以“精神文化效益、国防安全效益、社会公益效益”为标准，加强文化国防理论研究和资源开发，积极推进国防教育和实际问题的解决。当好党和政府职能部门的助手，为实现国防软实力与硬实力全面协调发展而努力奋斗。
标志释义：
标志的创意来源于中国汉字“文”，通过变形手法构成人、爱心、花朵的造型；手牵手的人代表广大的人民群众，说明国防建设的动力源泉，需要广大的人民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铸成钢铁般的城墙；同时说明力量的传递；通过手牵手而同构出的五角星图形说明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国防建设的拥护，以及坚定的信念；爱心代表基金会的宗旨与理念，构建和谐社会；花朵代表儿童，说明国防建设理念需从新一代抓起，同时寓意美好的未来；橄榄枝代表和平，寓意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标志整体使用军绿色，代表基金会的成立是为了文化的安全、着眼国防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使具有“忠爱祖国，献身国防”的军队老同志倍感亲切。标志整体简洁大方，寓意明确，涵义深刻，具有识别性。
三、广阔的市场前景
论文摘要:西方名城对历史文化保护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特别是经历了二战后大规模改造的教训，才焕发出时历史文化遗产的珍视之情。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国际上兴起一股历史文化保护的新潮流。为保护历史文化和缓解旧城压力，西方名城普遍采取了避免向旧城聚焦、在旧城之外建新城或新区的规划方法，以便做到保护与发展两不误，同时利用历史文化遗产的优势，使旧城复兴。西方名城历史文化保护的经验，值得北京借鉴.
1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认识走过的曲折历程
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很长时间里，西方城市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到了19世纪，由于工业革命在西欧的普遍开展，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才引起西欧城市急剧的发展变化。城市出现拥挤不堪、交通堵塞和居住条件恶化等问题，即所谓的“城市病”。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急切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尽快解决“城市病”，而极少考虑如何保护历史文化。
许多建筑师和规划师就解决“城市病”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其中奥斯曼的“巴黎改建”在当时被誉为欧洲城市建设的经典，而后人却讽刺他为“拆房大师”。19世纪中叶，以近代建筑大师柯布西埃为代表的国际现代建筑学派应运而生。该学派试图以金钱和技术的力量以及规划师的技巧，通过对城市的大拆、大改、大建，解决“城市病”问题，实现建设宏伟城市的理想该学派反对当时建筑上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蔑视因袭传统。这在当时虽有一定进步意义，但是，他们对历史文化遗产采取的虚无主义态度，却助长了轻率破坏历史文物的风气，以致造成严重后果。二战后，西方国家面对满目疮痰的城市，都雄心勃勃地制定了重建城市的宏伟规划，似乎在城市建设上大干一场的机会已经来临。国际现代建筑学派的规划思想正好适应了这一需要。于是，从二战后至60年代，西方城市普遍进行了一场以大拆、大改、大建为主要特征的大规模改造运动。政府官员和建筑师们都沉浸在建设宏伟城市的狂热中，极少考虑如何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问题、结果，这场大规模改造使不少城市损失了一批有价值的历史建筑，也破坏了城市独特的历史风貌。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西方城市的大规模改造运动遭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学者的激烈批判与否定，政府官员和建筑师们才从大拆大建的狂热中猛醒，认识到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对一批历史建筑的拆毁有了“切肤之痛”，开始从心底焕发出一种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珍爱之情。在这种背景下，60年代末至70年代，国际上兴起了一股历史文化保护的新潮流，相应的国际文件频频出台。
1964年5月，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在意大利威尼斯召开国际会议，通过了《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简称《威尼斯》。认为，文物建筑是历史文化传统的物证，是人类共同的遗产，必须予以保护。它还指出，文物古迹的概念，不仅包括单个的建筑物，还包括与之有联系的历史地段、城市或乡村的环境。
1972年，欧洲各国外长会议决定把1975年作为欧洲建筑遗产年。
1972年11月，联合国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与天然遗产公约》，并成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到2003年，被列人《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已达754处。
1975年9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欧洲理事会部长会议上通过了《欧洲建筑遗产》。该确认了在当代欧洲历史文化保护的深远意义，意味着欧洲各国政府承担起保护历史文化的责任。
197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罗毕通过了《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简称《内罗毕建议》。该文件肯定了历史街区的保护价值，要求对历史街区要有相应的保护措施。
1976年，欧洲议会在西柏林召开了题为《欧洲大城市及其变化—它的旧城区的未来》的会议。该会议正式否定了大规模改造运动，肯定了19世纪的旧城区旧建筑的历史价值。
1978年10月，召开了全美洲“保存艺术遗产讨论会”。这次会议提出要保存民间建筑和半农村的村镇。
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简称《华盛顿》。该阐述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的意义、原则、目标和方法，强调保护工作应作为城镇社会发展的政策和各项计划的组成部分。
可以看出，这时国际上对历史文化保护有了格外的关切和热情。人们对历史文化保护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即从开始不认识到仅认识到保护可供人们欣赏的建筑艺术品，继而保护各种能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见证物，再进而保护与人们当前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街区以致整个城市。当然，西方国家为认识到这一步已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作为中国首都的北京城，迟至20世纪90年代，却居然轰轰烈烈地掀起一场以大拆、大建为主要特征的大规模改造运动，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是北京消息闭塞，不了解70年代国际上兴起的这股历史文化保护的潮流呢，还是对这股国际潮流不屑一顾?或许有人认为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太多了，毁掉一些何必大呼小叫北京的这种作法只能被西方国家视为愚昧无知。
2避免向旧城聚焦，采取保护与发展两不误的规划措施
围绕城市中心聚集越来越多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即“向心性”，几乎是一切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城市拥挤不堪和居住环境恶化就成为城市发展的普遍问题。二战后，为了改善城市环境，西方城市一方面错误地使用大规模改造手段大拆大建，以图使城市旧貌换新颜;另一方面也采取了一些疏散城市人口、缓解城市中心压力的战略性规划和措施。实践证明，这些战略性规划和措施为保护旧城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开辟了道路。这里略举几例。
二战后，英国首都伦敦基本执行了英国著名规划师艾伯格隆比于1944年主持制定的“大伦敦规划”。该规划提出了“控制中心区，通过开发城市远郊地区的新城，分散中心城市压力”的模式规划在伦敦城外圈建立8个新的卫星城，并扩建原有的20多座旧城镇，用于疏散内城的工业企业和过剩人口。从内城向外圈疏散人口的规划是否能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卫星城是否有吸引力。为此，1946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新镇法”。该法规定，新城镇应为它的居民提供商店、学校、娱乐场所和公共交通等一切必要设施，还要提供相当数量的就业机会，保证新镇居民就地生活和就地工作。到70年代，英国的新城运动取得极大成功，一些大城市甚至出现了内城荒废现象。
法国首都巴黎采用了保尔·德鲁弗里于1965年主持制定的“巴黎区域指导性规划”，它提出“保护旧城区，建设副中心，发展新城镇，爱护自然村的方针，以建设副中心来缓解城市中心区的矛盾，改变原来聚焦式向心发展的城市模式。具体作法是，沿旧城区外围圆周切线方向构建两条由东南向西北平行的发展轴，在发展轴上建设5个新城用以疏散旧城人口和经济活动。新城是巴黎本身的一部分，用高速公路和地铁把旧城与新城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位于巴黎西部的拉·德方斯作为巴黎的一个副中心已于70年代建成。这里摩天大楼林立，成为国内外大型企业、财团、跨国公司、托拉斯的集中办公区。世界上100家最大企业中已有1/5在这里设立了办事处。法国人把拉·德方斯称为“巴黎的曼哈顿”。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采用了1971年制定的莫斯科总体规划，改革传统的单一中心的城市结构，选择了“多中心片”的规划结构(7l( Naz)。每一片都要求做到居住、工作、休息三方面平衡，自成体系，相对独立。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的老城区为核心区，是重点保护的历史文化区，其余7个片区环绕在核心区四周，呈“星光放射”状的多中心体系。通过主要干道和地铁将片区连接为一体。交通网的发达，使莫斯科人到达市内任何一点的交通时间不超过40分钟。
日本首都东京也是典型的单核中心结构。为缓解城市中心的压力，逐步实施1960年丹下健三工作小组制定的“东京规划一1960。该规划提出了类似动物脊椎的平行放射的.“城市轴结构”、叫。城市轴以现在的城市中心为起点，东南方向从东京湾延伸到梗津市，在西北方向到达大宫、朝霞方面。城市轴上构建链状交通系统，以环为基本单元，类似脊椎的环，每一环的交通可自成体系，环环相连构成城市轴上的交通大动脉。这样在城市轴沿线都可发展新的居民点和经济区，使城市保持着向多种方向发展的可能，是一个开放型的城市结构。
罗马是意大利的首都，古代罗马帝国的起源地，又是中世纪教皇的辖地，文物古迹比比皆是。几乎任何一项大规模工程建设，都会碰到是否要拆毁古迹的问题。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和争论，罗马人终于决定，新的经济建设必须避开罗马古城。二战后，罗马人开始在罗马古城的南郊进行新城建设。这使得罗马古城这座“露天博物馆”得到很好的保护。
魁北克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的首府，是法国人在北美建立的第一个殖民点，是一座具有法兰西情调的城市，也是北美洲独一无二拥有城墙的城市。为了保护古城，他们在古城的“上城”西南建立了新城。新城拥有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古城则保留着17世纪的风貌，马车与汽车并行。
总之，“在城市总体规划上，划分新旧地区，各以不同方式进行规划，这已是较为普遍的作法。世界上许多城市为了保护旧城和解决“城市病”问题，都采取了有效的措施。这些措施的共同点就是，避免向旧城聚焦，在旧城以外建设卫星城或新区，使保护与发展两不误。这样，旧城的历史文化遗产能得到很好的保护，新城的规划又能为所欲为。像北京今天这样非要在城内“挖金”不可，为建新就大肆拆旧，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3对旧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在经历了大规模改造的教训以后，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认识到，新建筑再雄伟，也替代不了那些蕴涵着历史文化魅力的老建筑。因此，西方人普遍焕发出一种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珍爱之情。西方名城在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方面也有许多作法值得北京学习。
3.1在旧城历史中心区增添新建筑极懊，且注意新老建筑的协调
西方名城现在一般都禁止在历史中心区大动干戈。如果新建筑属于非建不可之列，也极其注意新老建筑的协调，以老建筑的基调为主设计新建筑。
卢浮宫地处巴黎市中心，是法国建筑艺术的珍品，始建于12世纪。它原来是王宫，1793年成为博物馆‘随着藏品和游人的增多，卢浮宫日益不能适应现代博物馆的需要，馆内缺乏必要的服务设施。
卢浮宫的整治与扩建势在必行，但卢浮宫是法国人眼中的国宝，神圣不可侵犯。如何既保持卢浮宫原貌又达到扩建呢?这个难题被美籍华人设计师贝幸铭先生解决了。他将休息室、图书馆、电影厅、咖啡馆等所有的服务设施都建在地下，在卢浮宫前的广场中央地面上建了一座高20米、80%透明的大玻璃金字塔。它既是地下设施的出人口，也是通向卢浮宫各展馆的“交通枢纽”。又在广场的东、南、北三面各建一座高5米的小玻璃金字塔，分别通往主要展馆。1989年扩建工程完工。原来卢浮宫每年接待280万人参观已是不堪重负，现在它每年能接纳600万游人。古老的卢浮宫与玻璃金字塔交相辉映，成为新老建筑完美结合的优秀范例。
德国本斯贝格市政府大楼建在中世纪一座古城堡旁边。大楼建筑摹仿古城堡的塔楼，弯弯曲曲，层次有高有低，给人以崎岖峻峭之感，楼内有现代化的办公室、会议室、礼堂等。大楼外表与古城堡的风格极其协调。
卡斯鲁厄是德国西南部建于18世纪初的一座巴洛克风格的城市，在城市历史中心有一个“市场广场”，就因为广场中要不要种一些树、加一点廊之类的问题，争议了10年，后来对各种方案作了同比例模型，拍成电影，广泛征求意见，最后决定还是原样不动。足见他们对历史中心区改造的慎重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