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10 04:29:3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税收负担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我国的税收收入近年来取得了快速增长，税收收入从2000.年的12661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37636亿元，7年增长了2.97倍，平均年增长率为28.18%，而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7年平均增长为9.21%，即使使用当年价格计算，12.59%的平均增长速度也要远远低于税收收入的平均增长幅度。这引起了关于税收增长合理性以及税收负担增长趋势合理性的讨论。在这同时，美国的《福布斯》杂志将我国列为税收负担较高的国家之一，更加使得这一话题变得突出起来。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我国税收负担的走势情况并通过《福布斯》的评价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我国税收负担的走势及比较
需要注意的是，在西方国家政府收入形式比较规范的情况下，广义的税收负担是用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由于国外的政府收入与财政收入是一个概念，而财政收入中的绝大部分是税收收入，所以一般意义上的税收负担应该是用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衡量。但我国的情况有些特殊，由于我国政府收入形式还不规范，政府收入中除了税收收入之外，还包括相当数量的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因此单纯用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并不能说明我国税收负担内在的实质性问题。基于以上原因，通常情况下，可以把我国的税收负担用不同的口径进行分析：一是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称之为狭义的税收负担。二是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称之为广义的税收负担。这里的“政府收入”，不仅包括税收收入，而且包括财政收入、国债收入、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大量的不纳入财政预算的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费(基金)收入、以及没有纳入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等。具体情况见表1。
从表1和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税收负担水平无论是狭义口径还是广义口径，都明显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走势。按照广义口径计算的税收负担从2002之后已经超过30%，税收负担水平已经处于高位，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还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仅仅把税收负担比率的数字本身和西方国家进行比较，认为发达国家的税收占GDP的比例远高于我们，所以我们的税收比率就不算太高。必须注意我国和西方高税负国家在公民享受政府服务的差别。在发达国家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公民享受的福利水平较高，生老病死、义务教育、失业补助等等使高税负“师出有名”。而这些服务在我们国家是残缺不全的，在部分农村则基本没有。从理论上来看，较高的税收负担水平对经济发展会产生紧缩效应，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有序运行是不利的。如果再考虑到超收税收的使用去向等方面，可能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如此高的税收负担水平说明了我国的税收增长与经济发展还不是很协调。这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二、《福布斯》的“税负痛苦指数”指标及对我国的结论
关于税收负担的考核指标问题，美国《福布斯》杂志中文版从2002年开始，利用税负痛苦指数(TaxMiseryIndex)这一指标对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税负进行排行，引起了我国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关注。《福布斯》的目标是旨在通过一年一度的全球税负调查，为企业及其雇员提供投资和就业指导，用这一指数作为衡量一项政策是否有利于吸引资本和人才的最佳标准，负数表示吸引力增加。该指标又称税负压力指数。该指数通过将一国主体税种的最高边际法定税率直接加总得到。2005年5月26日《福布斯》公布了2004年度各国税负调查表，根据对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的税负进行的比较研究，用税负痛苦指数作为衡量税负轻重的指标，结果法国排名第一，是税负最重的国家，我国的排名是第二位，高于瑞典、意大利、德国和英美等国。
与我国税负有关的基本结论主要有：
1.税负痛苦及变化指数中国排名第二，绝对值为160，变动幅度为零。文中指出：“《福布斯》全球版2005年的税负痛苦及变化指数显示，多数国家延续着5年以来的趋势，正在降低而非提高边际效率，令人惊讶的是，中国的指数是排名第二，中国正准备采用一套受法国启发而建立的税收体制，以便从未来的收入增长中获益。”
2.北京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最高。文中提到：“对于地方性税收较高的国家，我们指定了特定的地区。今年我们开始将中国的这些地方性税收计算在内，尽管逐年的比较不能反映出巨大的变化。但与去年相比，北京却几乎冲到了痛苦指数排行榜的顶端。而在全球大多数地区，地方收入通常是靠财产税征集，因此不会对痛苦指数产生影响。”
3.税负痛苦指数与总体税负变动趋势不一致，多数国家总体税负上升。文中说：“虽然税负痛苦指数及总体税负的排名通常相互吻合，但只有同时观察这两项指标，才能发现一个重要的矛盾——虽然决定痛苦指数的边际税率总体走向趋低，然而自1980年以来，只有8个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降低了税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这说明税收转移正在出现，令起初光明的前景变得黯淡。总体税负表明，政府支出预计将增加，其中包括了公共赤字，还包括国家部门采用各种非税手段消耗掉的资源。”
三、对“税负痛苦指数”指标的评价
《福布斯》关于我国税负痛苦指数“变动幅度为零”的结论较为客观。因我国法定税负在近几年并无显著变化，所以《福布斯》得出这一结论是必然的。但根据这一指标排序，认为这些年来我国一直处于全球税负最高的前几个国家之一，就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税负不可能高到这种程度，显然是被夸大了。
具体来看，《福布斯》所用的指标和计算方法不够合理，表现为：
1.世界各国的税种一般都比较多，由于税制结构不同，各税种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各不相同，没有可比性。《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没有考虑税基比重和税制结构，将不同税种的法定税率作简单加总，忽视了主体税种比重差异和各税在总体税负形成中的分量。占我国税收收入比重7%左右的个人所得税的法定税率与占税收收入近半的增值税的法定税率直接加总，同样会影响结果的可靠性。
2.税负痛苦指数计算使用的是名义税率，不是实际税负，它们之间是有差距的。我国个人所得税税法规定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而实际上纳税人的月薪超过10万元时才适用。据统计，适用25%以上的工薪所得和适用30%以上的各类其他所得产生的个人所得税只占该税种收入的6%左右，占全部税收收入的0.5%，适用45%税率的人和税收收入占比就更少了。但《福布斯》税负指数中，个人所得税是按最高档税率45%计算，占总指数的1/4强。显然，将比重如此微小的个人所得税项目直接扩大，把只有极少数人适用的税率作为普遍适用的税率是不科学的。税负指数必须具有税收负担的内涵才有意义。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是33%、27%和18%三个档次，而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是24%左右，外资企业是14%左右；用33%也虚高计算了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水平。
3.有些数字与实际情况有出入。比如，我国社保基金的征收率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不一样，一般的情况是，企业的征收率为30%，个人为11%，合计为41%。而《福布斯》公布的数字是，企业为44.5%，个人为20.5%，合计为65%，相差24个百分点。
4.没有考虑减免政策和征管因素。我国税法中减免税政策规定条款多，范围宽，数额大，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宏观税负的水平。从世界范围看，各国税收征收管理水平差异较大，发达国家征管水平通常高于发展中国家，但没有哪个国家的征管水平能使实际税负达到法定税率水平。法定税率与实际税负之间征管因素有很大的作用空间，二者不能等而视之。
从这一角度来看，税负痛苦指数的计算本身存在一些问题，与一个国家的实际税负存在一定的差距，完全用这个指标就不能说明痛苦程度，用税负痛苦指数为企业及其雇员提供投资和就业指导的原意也打了折扣。
四、税收痛苦指数的启示与我国税收负担政策的调整
尽管根据《福布斯》的税负痛苦指数似乎无法正确评价我国的实际税负水平，但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这一指标对我国税收负担政策的调整和当前的税制改革还是存在一些借鉴意义的。应该承认，我国主体税种的最高边际税率相对较高，同时，我国主体税种的法定税率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相应税种的税率水平也是不低的。所以，我们应该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
1.流转税方面。目前我国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基本税率为17%，如果换算成国外可比口径，即换算成“消费型”的增值税，则税率超过23%，高于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大多在20%以下)。因此，增值税转型的进程应该加快。营业税名义税率看似不高，但有重复征税的问题，所以营业税的征税范围问题应该加快纳入税制改革的日程。
2.所得税方面。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为33%，而近年来，国际上普遍调低公司所得税率。如果考虑到我国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项目少和企业经济效益低等因素，更显得我国企业的税收负担重了。2007年两会对“两税合一”的讨论将对这一问题有一定程度的缓解，笔者建议其实际进程还应该进一步加快。另外，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发达国家中的英国是40%，日本是37%，美国是35%，俄罗斯则实行13%的比例税率。而我国目前个人收入水平低、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项目也较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税收较高，所以说这一税率水平也明显偏高。因此在调整了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同时，结合分类征收模式向分类与综合征收模式转变的改革过程中，要适当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切实发挥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和公平税收负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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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税国是指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企业和公民在纳税之外没有其他名目繁多的各种收费负担的国家。租税国的概念,系相对于所有权者国家或企业者国家的概念。古代国家以所有权人身份,于其领土之内行使统治权,对于一切经济财具有获取、分配及使用之权,故称为所有权者国家。企业者国家是将生产工具收归国有,独占企业经营权,并以其收入作为财政主要来源。相对的,租税国家则承认:在全世界的一切政府中,公家都是只消费而不生产的。正是个人的剩余,才提供了公家的所需。 学者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行租税国体制,表现为无产国家,意指国家无产、而私人有产,国家藉由征税分享私人之经济收益以为国用。 而这种租税国体制是资本主义法治与自由的基础,被称为宪法国体。
租税国概念最早由着名经济学家熊彼特与奥地利财政学者Rudolf Goldscheid论战中所提出。Rudolf Goldscheid面对一次大战后奥地利的财政困境,提出了是国家资本主义?或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认为:对于战争所带来的财务负担,国家的租税制度已没有能力承担,需改造公共财的秩序,另外寻求一套财政系统,即在公共财政学的领域,必须将公共财 (public property)的理论发挥到极致,进而成为法律秩序的基础,藉以保障、增益公共财,并提高其生产能力。此外,Goldscheid还认为,从财政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将会是国家向人民的需求愈趋减少,而给予人民者,却愈益增加,因此一个规划完善的公经济体系,对于全体社会的所得来源而言,将是必要的。针对以上观点,熊彼特认为,一战后德国的财务危机是战争所引发,并非租税国的危机,租税国的体制,并不会因战争,而暴露它在本质上、结构上的缺陷,顶多只是突显租税国家受到了外在的冲击而已。租税国家在面对危机时的处理方式,自然是透过租税的方式为之。因此,熊彼特力求经济自由度的确保,主张运用租税国家的体制,即足以应付得宜;反之,倘国家欲侵入私经济领域攫取财货,反而可能破坏市场机制,使经济发展趋缓。
依德国学者Isensee的分析,租税国的特征与要件主要包括:(1)租税国国民不负有实物给付之义务。现代国家为信用经济,以货币经济为基础。租税国租税缴纳,以金钱给付为原则;(2)租税国国民不负有劳务给付义务,金钱给付乃以定期、规律性之收入为标准;(3)就现代国家而言,由于国家支出持续增长,为满足不断之国家财政需求,只有租税才能负担之。因此,租税乃成为现性国家之特征;(4)租税乃现代国家主权之表征。租税国乃基于单方、强制、高权之命令。就民主国家而言,租税非仅为政治上现实,而实寓有宪法上理念:租税象征主权,乃确保多数统治与代议意思之形成;(5)租税义务,乃与纳税义务人之对待给付无关;(6)取得财政收入为租税之唯一目的(目的税、规费、受益费为其例外);(7)国家不从事经济活动,而留予社会去开发,国家仅对社会无力进行之经济加以参与。租税不仅系负担,同时也是经济自由和职业自由之保证;(8)租税国家乃以国家社会二元化为前提。国家是具有目的理性的有组织的统治机关,社会是个人或团体向其自我目标自由发展的领域。国家拥有课税权,课税的客体(所得、不动产、营业),其处分权归诸社会,并由法律制度保障。(9)租税自身具有法则,不容违反,否则租税制度与租税国均受危害。其最主要的法则是:课税平等原则及税源保持原则。负担平等原则与租税本是同根生,租税负担须在各国民间公平分配,国民在各种租税法律关系中须受平等待遇,纳税义务应普遍适用各国民,租税客体的选择及税额的裁量均受该原则拘束,平等要求须与社会潮流相配合,并与具体正义相协调;不得过度征收。租税国须仰赖国民经济支付能力供应,故不得摧毁其支付动机,削弱其支付能力。租税国须尊重纳税人之纳税意愿,并保持其经济能力。否则,超过此限制,纳税意愿及纳税能力减退,则租税之源泉,势将枯竭,而租税之基础,势必崩溃。
租税国存在的前提与法治国存在的前提一样,亦为国家与社会的两分。熊彼特认为,现代国家的源起,乃在于现代意义之租税概念,与现代意义之国家概念相结合而成。租税的现代意义在于支应国家的财政基本需求,其产生,以公法与私法的区分为前提。而现代国家,则以国家与社会二元区分为前提。由于社会存在着独立个人以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调和利益冲突,需要有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国家存在。国家社会二元论的意义在于:社会自身无法自行规整调节,而需仰赖国家作为有组织的工具,以保障具体或一般之个人自由。国家公权力虽然得对人民之生活加以合理的干预,但必须先就国家与社会加以区分,作为保障个人自由之基本条件。 基于此,德国学者Vogel认为,公权力介入社会单以公共利益之增进不足以作为其行为正当化之基础,尚须考量比例原则,即使介入是必要的,但介入时所采取的手段亦须采用对人民侵害最小的手段。在现代社会福利国家中,对人民所为的各种管制即应以侵害最小的税收为之,所以现代福利国家应以租税国形态表现方不至损害法治国基础。 因此,从法理上讲,租税国的基础在于租税所具有的共同报偿性(本质)与非营利性(界限),结合了国家的民主正当性而来。 租税国要求国家不得过度侵入社会领域,国家一方面应保障人民对私经济生活的自由性与积极性,另一方面藉由人民在自由的私经济生活中所创造的收益取得税收,并藉由税收推展国家的任务。亦即租税国原则上要求其经济活动尽可能由人民经营,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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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
“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减免税额-抵免税额。”因此，减少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的基本方式有三条，即：利用税率进行纳税筹划、利用税基进行纳税筹划和利用税额进行纳税筹划。
一、运用税率进行纳税筹划
企业所得税所实行的比例税率体现在纳税人的认定和税收优惠上。
税率式纳税筹划是纳税人利用国家税法制定的高低不同的税率，通过制定纳税计划来降低适用税率从而减轻税收负担。我们知道，当税负一定的时候，税率的高低和税额的大小呈正比，因此可选择低税率的筹划方式来减少税收负担。
第一，选择低税率行业投资来进行纳税筹划。国家为了从宏观上调节产业结构，一般通过税收政策来引导纳税人投资，并制定了许多行业税收优惠法规。纳税人利用政府的税收政策，进行纳税筹划，可减少税收负担。例如“企业从事蔬菜、谷物、油料、糖类、薯类、棉花、棉花、麻类、水果、坚果的种植；农作物的新品种选育；中药材种植；林木培育与种植；牲畜和家禽的饲养；林产品采集；灌溉、兽医、农产品初加工、农技推广、农机作业和维修等农林牧渔服务业项目；远洋捕捞项目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
第二，选择低税率地区投资来进行纳税筹划。国家对特定地区制定了许多税收优惠政策，这种区域差异给纳税人提供了进行筹划的空间，这是各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多数的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都出台了许多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我国规定了在上海浦东新区或经济特区范围内，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于2008年1月1日后完成登记注册的，在本辖区内取得的所得，从取得第一笔收入所属纳税年度算起，第1年和第2年的企业所得税可免征，第3年到第5年的企业所得税则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
这种行业性和区域性的税率差异，给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投资选择和利用的机会，纳税人在投资和纳税时可对此进行慎重选择并充分运用，若想要利用好企业所得税在税率方面的优惠，企业应当从自身性质到生产业务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纳税筹划。
二、运用税基进行纳税筹划
企业所得税的税基是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金额-弥补亏损，”纳税企业可通过缩小税基的方式来减轻纳税。 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额是通过应纳税所得额乘以税率得出来的，计税依据是税基，通常在税率不变的条件下，税额和税基的大小成正比，税基越小，纳税人实际缴纳税款就越少。
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是收入总额与成本和费用等支出的差额，因此，缩小计税基础一般都要借助财务会计手段，准予扣除的项目是指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税金（六税一费——营业税、消费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城建税、关税和教育费附加）、损失。”
例如纳税人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可合理地调整会计核算，以达到降低应税收入额、推迟应税收入确认的期间，利用会计核算方法压缩应税收入额，从而减轻企业税收负担的目的。具体方法如下：
（1）企业已发生的销售业务，其销售收入应适时入账。纳税人可依据会计制度的规定，做到：不应入收入类账户则不要入账；能少入收入类账户的则尽可能少入账；能推迟入收入类账户的则尽可能推迟入账。
（2）会计处理中，存在着谨慎性原则，因此，不能预先将企业尚未发生的销售业务入账，即不能单凭合同协议或者口头约定来预计可能形成的收入，这也是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需要。
（3）只要是界于负债、债权与收入间的经济行为，做负债、债权增加而不做收入增加处理；只要是界于对外投资和对外销售间的经济行为，做对外投资而不做对外销售业务处理；只要能找到理由推迟确认的收入，要尽可能地推迟确认。
此外，纳税人还应当注意对免税收入的规定。
三、运用税额进行纳税筹划
税额式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通过直接减少应纳税额的方法来减少自身的税收负担，主要是利用减免税优惠达到减少税收的目的，在纳税筹划时，首先要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充分利用可以适用的税收优惠，其次要注意不同的税收优惠之间的合理搭配，比如减免税期间就不适合采取加速折旧法。
同时，纳税人在业务的安排和纳税筹划项目的选择上要充分考虑税法的要求，对纳税准予扣除的项目进行事先的筹划，以实现准予税前扣除项目金额最大化，从而达到企业所得税的纳税筹划目的。
参考文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
一、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本质和影响
李嘉图等价定理认为，征税和发行公债在逻辑上是相同的，这一原理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假定人口不随时间而变化，政府决定对每个人减少现行税收100元，由此造成的财政收入的减少，通过向每个人发行100元政府债券的形式来弥补（再假定债券期限为一年，年利息率为5%），以保证政府支出规模不会发生变化。减税后的第二年，为偿付国债本息，政府必须向每个人征收105元的税收。而纳税人可以用增加储蓄的方式来应付下一期增加的水手。实际上，完全可以将政府因减税而发行的100远的债券加上5%的利息，作为应付政府为偿付国债本息而征收的105元的支出，这样，纳税人原有的消费方式并不会发生变化。如果政府债券的期限为N年，结果是一样的。因为政府债券的持有者可以一手从政府手中获得债券利息，另一手又将这些债券的本金和利息用以支付为偿还债券本息而征收的更高的税收。在这种情况下，用举债替代水手，不会影响即期和未来的消费，等价原理是成立的。
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意义在与，公众是否将政府发行的债券视为总财富的一部分，关系到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按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含义，即如果人们意识到，手中持有的政府债券要通过将来的税收来偿还，政府债券旧不会被看作总财富的一部分。于是举债同税收一样，不会引起人们消费水平的变化；如果人们并不将手中的政府债券同未来的税收负担联系起来，政府债券就会被全部或部分地看作总财富的一部分。其结果是，公众会因总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当前和未来的消费。总之，如果政府以公债替代税收，公众将增加即期的消费数量。由此可见，面对征税和发行公债，公众是否会采取不同的行为，对政府财政的制定具有重要影响。
二、巴罗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坚持
无论用发行短期还是长期债券的方式来实现当前的减税，等价原理都能成立。然而，等价原理却无法解释下面的现象：假如一些或全部消费者在政府偿还公债之前去世，这些人既享受了政府因举债替代征税而带来的减税的好处，又无须承担由此而发生的未来的税收，那么，他们生前的消费行为同样不会发生变化吗？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对于那些减税期间活着，却在政府偿还公债前已经死去的消费者来说，他们负担税收的现值下降了，由于他们不必用公债去支付政府为偿还公债而增加的税收，他们当前和未来的消费会随其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假如消费者是完全利己的，则上述答案将使李嘉图等价原理失效.而1974年，巴罗在论文《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中，坚持和发展了李嘉图等价原理，他提出了一个独创性的论点：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会将其财产的一部分，以遗产的形式留给他的后代。其原因在于，他不仅从自身的消费中获得效用，而且也从他的后代的消费中获得效用，因而他会像关心自己的消费一样去关心其后代的消费。
巴图认为，代际之间的所有消费者都关心自身及其后代的消费。当政府用发行100元债券来替代100元税收，由此使即期税收负担减少100元时，消费者知道这意味着未来的税收将增加100远，因而面对即期税收负担的减少，他的反应将不再是增加自身的消费，而是将购买的100元政府债券保存起来。如果他在债券到期之前趋势，这100元政府债券将作为遗产留给他的后代，以支付政府因债券本息负担的增加而增加的税收。假设在他的后代的有生之年政府债券仍未到期，便可以继续留给他们的后代，以便用以支付债券到期时的税收。对于任何一个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来说，政府为偿付新发行的国债本息而增加的水手，由他还是他的后代来偿付，是没有区别的.在巴罗看来，消费者是否死于债券到期之前，这对于他的即期消费不会产生影响。购买债券与缴纳税收一样，会减少即期的个人消费。巴罗的见解，使李嘉图等价原理在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即使死于债券到期之前，仍能成立。
三、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反对意见
对于李嘉图等价定理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反对意见：
首先，李嘉图等价定理隐含个人具有完全的预见能力和充分信息。实际上，未来的税收负担和收入都是不确定的。例如，商品税更多的取决于人们的行为。对于个人而言，现在减税增加的收入与未来为偿还公债的本息而向此人征收的税收并不必然相等。
其次，等价定理的成立，不但要求各代消费者具有利他动机，而且还必须保证消费者遗留给后代的财产为正值。而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留后代的财富并不总是正值。比如，虽然消费者关心其后代的效用，但如果后代比他本人更富裕，他便会认为即使从后代那里获得财富，也不会影响后代的效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留给后代的财富就不一定会是正值，而这并不改变消费者的利他属性。实际上，消费者也许并没有遗赠动机，因为可能他们没有子女，或许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他人的福利。因而，当政府采用公债替代征税时，消费者便不会将债券留给后代，让其用于应付未来税收负担的增加。相反，由于偿还公债本息所需增加的税收要在他死后才开征，因而他所要承担的税收负担的现值下降，财富会增加，因而消费者党旗的消费支出完全可能会随之而增加。
第三，支撑等价定理的假设是政府对每个消费者减少税收负担的数额相同，并且每个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没有差异。这一假设很容易就遭到攻击，因为现实生活中一次性总付的人头税并不存在，政府的财政政策常常会造成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对每个消费者来说，税收减少的数额不可能相同，并且消费者之间的边际消费倾向存在差异。假定政府减税政策的受益者为消费人数的一般，受益者当期税收负担减少200元。由于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要保持不变，因此减税而引起的收入减少，政府将通过向所有的消费者发行100元的债券来筹措。假如政府债券利息为5%，人口不变，若政府在第二年偿还本息，采取向每个消费者征收105元的新税来实现。
公债持有者与税收承担者范围的不一致性，以及同为公债持有者，税收承担者，其公债持有比例与税收承担比例的不一致性，使社会资源从税收负担不变的消费者转移到了税收负担减少的消费者手中。其
结果是，减税的受益者将会增加当期消费，受损者将会减少当期消费。消费结构的这一改变，是否会对总需求产生影响，取决于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边际消费倾向的对比。如果二者相等，不会影响社会总需求，如果二者不等，前者大于后者，社会总需求会增加；而前者小于后者，则社会总需求便会减少。消费者之间边际消费倾向存在的差异，使李嘉图等价定理不能成立。
四、从李嘉图等价定理中得到的启示
尽管李嘉图等价定理的严格理论假设和现实生活有相当的距离，并且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但它从国债与税收之间的替代关系出发，将即期的政府债券同未来的税收联系起来，揭示了政府举债的实质。
第一，公债既同于税收又不同于税收。公债不同于税收，是因为公债会引起税收负担在时间上的移动。公债替代税收，政府支出计划所派生的纳税义务被推迟了，消费者的税收负担就会向后推移。消费者就可能因税收现值的下降，当期财富的增加而增加消费。因此，将税收和公债严格加以区别是非常重要的。说税收与公债相同，是因为公债的清偿最终需要增加向公众征收税收才能实现，公债无非是公众未来的税收替代了眼前的税收，消费者的纳税义务并没有消除，只是推迟了而已。
【论文摘要】 笔者通过研究和探讨企业税收筹划的原则、目标和应注重的有关问题,以实现企业在不违反国家税法规定的情况下,合理、有效、持续的节约应缴税费,达到企业收益最大化的目的。
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对生产经营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运筹。而税收筹划是为了企业实现资金、成本、利润的最优效果,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最为一个现代企业,如何在恪守税法和不违背企业发展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好现行的税收政策,以最大限度的控制成本、节约费用。企业税收筹划就是企业获得最大利益的必经途径,是每一个企业管理者必然关心的重要问题。
企业税收筹划是一种增殖性的经济行为,一种“节税”行为。最为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原则性很强。从实践上看,企业税收筹划必须坚持以下几项基本原则:合法性原则(是指纳税主体在其进行的纳税筹划中必须以税收法律为准绳,税收法律是纳税主体和征税主体的税收行为准则)、成本效益原则、筹划性原则和专业性原则。
1 企业税收筹划的目标
税收筹划目标,是指通过税收要达到的在一定税负状态下经济利益的状况。它决定了税收筹的范围和方向。
1.1 减轻纳税主体的税收负担,实现效益更优
作为纳税主体,尽可能的减少应纳税款,是其进行税收筹划的直接目标。减轻纳税主体的税收负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一种理解是在绝对数额上减少应纳税款的数额;另一种理解是相对的减少纳税主体的税收负担。
1.2 降低纳税筹划成本,提高纳税主体的经济效益
根据“成本----效益”的分析法,企业进行纳税的效益应该从两个方面进行比较:一是用纳税筹划后减少的税款与付出的筹划成本进行比较。二是用纳税筹划后的净效益(减少的税款与筹划的成本的差)与筹划成本进行比较。
1.3 争取涉税过程中的零风险,实现涉税过程中的外部经济
这一目标是指纳税人在缴纳税款的过程中,正确的进行税收操作,以避免税务行政的各种处罚。在经济活动中存在着外部经济(外部正效应)和外部不经济(外部负效应)的情况,实现涉税过程中的零风险就是要取得涉税过程中的外部经济。这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纳税筹划实现正确纳税,从而避免不必要的税务行政处罚,节约了费用支出;第二,通过纳税筹划实现正确纳税,从而避免不必要的声誉损失,为自己产品带来正效应,实现销售规模的扩大;第三,通过纳税筹划实现正确纳税,不仅体现了财务会计上的正确核算,而且对企业改善生产经营环境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2 企业税收筹划应注重的问题
2.1 注重筹划的目的性
税收筹划一定要达到预期的经济目的。税收筹划的目的就是取得纳税人的税收利益。这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选择低税负。低税负意味着低的税收成本,低的税收成本意味着高的资本回收率。另一层意思是滞延纳税时间(不是指不按税法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欠税行为)。税款缴纳期的推后,除了可以获得资金时间价值外,还可以减轻税收负担,也许可以降低资本成本,如减少利息支出、减少贷款。不管是哪一样,其结果都是税款支付的节约,即节税。
2.2 注重整体综合性
在进行一种税收筹划时,要考虑与之有关的其他税种的税负效应,进行整体策划,综合衡量,以求整体税负最轻、长期税负最轻、防止顾此失彼、前轻后重。综合衡量从小的方面说,眼睛不能只盯在个别税种的税负最低上,一种税的税款少缴了,另一种的税款可能要多缴,因而要着眼于整体税负的轻重。税收支付的减少不等于资本总体收益的增加,也就是说,税后筹划要算大帐、算总账,选尤弃劣,弊害取利,这始终是税收筹划设计应注意的重要问题。
2.3 注重风险防范
税收筹划经常在税收法律法规的边缘上进行操作,这就意味着其蕴含着很大的操作风险。因此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必须充分考虑其风险性。首先要防范未能依法纳税的风险。虽说企业日常的纳税核算是按照有关规定去操作,但是由于对相关税收政策缺乏准确的把握,容易造成偷逃税款而受到税务处罚。其次是不能充分把握税收政策的整体性,企业在系统性的税收筹划过程中极易形成税收筹划风险。比如有关企业改制、兼并、分设的税收筹划设计多种税收优惠,如果不能系统的理解运用,很容易发生筹划失败的风险。另外税收筹划之所以有风险,还与国家政策、经济环境及企业自身活动的不断变化有关。比如,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家可能会调整有关税法,开征一些新税种,减少部分税收优惠等。为此企业必须随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采取措施分散风险,争取尽可能大的税收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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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逃税，博弈模型，逃税方式，治理
逃税，是指纳税人在纳税义务发生后，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而逃脱部分或全部纳税义务。逃税行为不仅导致政府税收收入的减少，而且会直接影响到对GDP的统计，也使得资源配置受到扭曲，加大了诚实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出现了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笔者在本文中摒弃了复杂的数学模型，通过建立一个简单明了的博弈模型来分析在不同的环境下，企业与征税机关之间（有地方政府干预的情况）、企业与客户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中介组织之间的几种特殊合谋博弈逃税方式。
一、博弈模型构建
（一）模型假设
模型假设参与人双方既有依存性，又有对立性，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因而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便构成一个既斗争又合作的博弈过程，为了便于分析,首先做出如下假设：
1.双方均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
2.博弈的规则是既定公开的，参与人双方都清楚自己的成本收益；
3.纳税人为风险中性者，即纳税人对于风险没有特殊的爱好或厌恶；
4.国家税收制度不够完善。
（二）模型构建
在这个博弈模型中，我们简单地以参与人甲来表示有逃税动机的企业，而乙表示与企业逃税行为相关的参与人，在既定规则下治理，参与人双方只有“合谋”与“不合谋”两种策略可以选择。为了直观，选择的结果用代表效用的数字来表示，效用表示在既定的条件下，参与人所获得的额外收益，数字越大，表示参与人所获得的效用越大，由于参与人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一次博弈可能出现以下四种结果：一是参与人甲合谋、参与人乙合谋；二是参与人甲合谋、参与人乙不合谋；三是参与人甲不合谋、参与人乙合谋；四是参与人甲不合谋、参与人乙不合谋。现实中参与人双方博弈是多次博弈的结果。甲乙双方之间的博弈效用矩阵可以用下图表示：
参与人乙
参与人甲
合谋
不合谋
合谋
A：10 10
0 3
不合谋
关键词：量能课税；法律原则；法律适用
量能课税原则最初起源于西方的税收思想，其核心在于如何实现税收公平。贫富差距拉大越来越成为我国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税收不仅是实现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同时对于调节国民收入差距也具有重要作用。量能课税便是贯彻税收公平价值的一项重要手段，尤其是在所得税法制度中，量能课税原则更是直接体现着税收公平原则。量能课税对于反映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以及实现实质的公平、平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税收法制及执法也会有指导作用。
一、量能课税原则的基本内涵
量能课税原则首先源于经济领域，即能力赋税原则，随着时代的发展，能力赋税原则不再停留在经济学领域而逐渐为法学界所关注，特别是税法学学者对此有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在法学理论界，学者对量能课税原则的解读不尽相同。尽管不同的学者有着不一样的解读，但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大多数学者都将实质的平等以及公平等价值作为量能课税原则的出发点以及追求。另外，加上对量能课税原则字面含义即“估量能力征收赋税”的解读，我们可以对量能课税原则进行一下释义：量能课税原则以公平为奠基，它指的是税收的征纳不应该仅仅以形式上的依法征税及满足财政需要为目的，而且应在实质上实现税收负担在全体纳税人之间公平分配，使所有纳税人按照其实质纳税能力负担其应缴纳的税收额度，即纳税负担能力相同者负担相同的税收，纳税能力不同者负担不同的税收，也就是能力强者多负担，能力弱者少负担，无能力者不负担。
对于量能课税原则的理解，一个基础的问题就是“能”的解读，即衡量纳税人税收负担能力的标准。这个标准既能够全面衡量不同纳税人的不同纳税能力，又能够用以在税收征收活动中具体操作并能够征得广大纳税人广泛认同和接受。对于此点，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一般可以采用的主要有所得、财产及消费等三个衡量标准，而在其中所得更为合理可取。对于“能”的理解，笔者同样赞成多数学者的观点，以所得为标准，此处的所得应为财产净增加，它应当包含这样一些内容：一是一定时期内从他人处获得的收入，二是同一时期所拥有的财产的增值。另外，我们认为所得不仅包括合法所得也应该包含非法所得，我国法律规定的征税对象仅仅指合法收入我们认为存在局限。
二、量能课税原则的定位
量能课税原则如何定位，近年来，随着法学界尤其是税法学界对量能课税原则的研究不断升温，关于这一原则的定位也越来越称为大家的关注。学者们对此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主要围绕着量能课税究竟是一种财税思想还是法律原则而展开。
尽管学者对量能课税原则的法律定位认识不同，但对量能课税这一原则的指导作用都做出肯定。关于量能课税原则的定位，首先，可以从我国宪法中找到量能课税原则的依据，如宪法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即公平与效率的博弈中更加注重公平也需要确立量能课税的法律原则的地位；我国税收改革的方向一步步朝着纳税人之法也要求确立量能课税称为法律原则。但是考虑到量能课税原则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等的限制以及它本身所体现出的公平价值，笔者认为将量能课税原则置于税收公平之下更为合适。
三、量能课税原则的法律适用
量能课税原则在实践中如何具体适用，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自己
的想法。有的从宏观总体的层面，如量能课税原则对当代中国税法变革的影响，从税法变革的方向以及税法模式究竟应该采取美国式的立法模式还是德国式的司法模式进行了论述，量能课税原则的适用条件以及适用范围应该怎么样界定，量能课税原则在税收立法层面、税法解释和适用层面的运用等等；有的从微观具体的视角来说明自己对该原则的理解，如量能课税原则与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改革与完善，量能课税原则视域下的企业所得税法的不足与完善以及该原则下我国财产税的缺失与改革等等。
无论上述学者从怎样的角度出发，都期望量能课税原则对我国税法的实践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作用，追求公平的美好价值理念。在吸收众多不同观点的基础上，笔者试从量能课税原则的适用范围以及适用条件谈谈自己的一点想法。
众所周知，与商品流通有关的间接税是我国税收收入的主体，所得税等直接税并不占主要部分。很多学者认为，量能课税原则并不适用于间接税，而只是局限于所得税领域。但笔者认为，对于间接税的征收，涉及到对法的社会价值判断问题，即一个原则的适用范围不仅仅受到法律技术上的限制，也受到价值冲突情况下价值选择的限制，而且这种限制并未完全剥夺量能课税原则的适用领域。比如在主要体现税收效率原则的商品税中，亦要选择合适的征收环节以尽量避免重复征税，对于奢侈品的消费征收消费税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对负担能力的考虑，间接税的征收仍然需要考虑纳税义务人的最低生活需求等等，这些都考虑到了量能课税原则这一要素。因此，量能课税原则对于间接税仍然适用。但考虑到量能课税原则中以所得为衡量纳税人的负担能力标注，所以所得税仍然是该原则适用的主要范围。
在所得税领域适用量能课税原则时，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如确立合理的所得范围，对于个人课征综合所得税；建立完善的扣除制度：台湾的所得税扣除制度最引人注目也最值得我们借鉴的是它兼顾纳税人的家庭扶养开支；实现两税合一制度，即学理上所说的设算抵扣法，改变我国所实行的企业所得与个人所得双重征税制度等等。
量能课税原则的充分实现还需要比较理想的制度环境的建立。要想完全实现量能课税的理想，笔者认为，首先需要完善税制结构：税制结构的改进有利于量能课税原则的采行，量能课税原则的主体适用领域为所得税，所以所得税要不断发展强大；其次，需要高水平的税收征管能力：量能课税原则的适用会给税收征管带来一些技术性问题，需要不断提高征管的水平和质量来保障，比如，税务机关应该拥有一套完备的信息系统，将纳税人的信息尽可能地纳入该系统的管理之中，需要建立起合理的纳税申报制度，更便于掌握纳税人的纳税事由；再次，谨慎采取税收特别措施：税收特别措施是基于特定的社会目的或政策性考虑而采取的减轻或加重特定纳税人税收负担而采取的，表现为税收优惠措施和税收重课措施。量能课税原则最容易受到税收特别措施的侵害，因此对于税收特别措施需要设立严格的程序机制加以约束，它不仅要符合税收法定主义的形式合法性的要求，而且在实质上也要符合法治理念的要求，不能超越必要限度和违背实质公平理念。
量能课税原则符合广大纳税人的利益，它对纳税人之法的税法改革以及实现社会公平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不可忽视的是，量能课税原则由一种财税思想发展而来，其由理念走向制度并在具体实践发挥指导作用仍然需要时间和不断的实践加以推进、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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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写作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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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税收，成本管理
1.企业税收直接成本管理措施
1.1企业税收的产生
1.1.1税收是成本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随着物化劳动(原燃材料、动力)和活劳动(劳动力)的消耗，新的价值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而税收就在这些新创造的价值之中。尽管我国不同税种课征对象不一样，但从企业的角度，不管是哪种税，都是需要企业从新增价值中拿出来支付给国家，这就相应减少了企业既得的经济利益。如果没有新增价值而支付税款，那就意味企业的资本金的减少。因此，这种可能性极小，甚至是不可能的。免费论文参考网。至于实务中的税收补缴、加收滞纳金、罚款则不是这里讨论的概念，应另当别论。税收的核算环节和交纳环节前面已述，这里也不再提及。在清楚了税收的产生后，我们对税收直接成本管理的内容就完全明白了。税收来源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从企业组织形式、生产经营运作、原辅材料供应与采购、产品的市场营销、筹融资和投资的方式、出口产品、资产的购置与处置到会计核算方法等。因此，企业税收直接成本的管理就是对上述各环节产生的各种实体税收实行有效管理，在确保遵从税法的前提下，合理缴纳税款，减少无谓的税收支出，降低税收风险，为企业的不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1.1.2 税收在企业增加值中的地位
根据对目前中国零售业的统计数据，企业税收成本是企业增加值分配环节中的第二或第三大支柱。相当或者略次于房屋租金与设备折旧，而数倍于股东的利润回报。因此，股东的投资回报水平对税收成本具有较高的敏锐性。税收负担必然直接影响企业向员工支付报酬的能力，甚至影响投资是否有利可图。
1.2企业税收成本预算及执行情况报告
下面以增值税为例。企业税收成本预算要通过以往年度的税收成本管理，了解影响企业税负水平偏离的主要因素:供应单位能否依法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自身结算应付帐款的额度与产品(商品)销售的不均衡性;对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时间与合同的约定有无不一致;企业内部产品(商品)在部门、核算单位之间的移送;发出产品与购买方约定分期收款时发票的开具与收入的确认;企业发生的非货币交易;企业非正常损失等。预算时，必须对这些因素进行度量，计算出对税负的影响，进而修正税负率预算控制目标。企业一般是通过编制预算主要要素及预算数据来源表和预算工作表来进行税收成本预算的。
企业要在年初根据企业上年纳税情况和企业的生产经营目标，制定科学合理的税收成本预算，并在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为增强税收成本预算的刚性，税收成本预算方案必须在企业决策层形成书面文件，任何变动都必须按原程序获得批准。企业要定期对税收成本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发现异常要及时查找、分析原因，寻找是否存在管理失误以及其他可以改进的地方，针对企业的具体情况，提出改进和完善的措施。对于能弥补纠正的立即进行弥补纠正。无法弥补纠正的，要认真评估损失，追究原因，建立记录档案，并按规定程序进行预算修正。免费论文参考网。形成的企业税收成本预算执行报告，按有关规定要求上报管理层。
1.3税负统计与分析
税负统计表和税负率计算表能够对税收成本管理的成效进行评估，并对改善不足找到合适的途径。同时还可以进行实际税负率的纵向和横向比较，发现实际税负率与理论税负率的差异，从而对关键指标加以重点控制。评税检查表全面复核了纳税申报与会计记帐的一致性、准确性，并对纳税申报的真实性和合规性做出判断。
2.税收遵从成本管理措施
2.1提高自觉纳税意识，降低企业的税收遵从成本
向国家缴纳税收，是每个企业应尽的义务，也是企业在国家法律保障下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税务机关与企业征纳关系是相对稳定，不能随意变更的。因此企业在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努力提高自觉纳税意识，凭借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对税法的全面了解，主动、及时、足额地依法申报和缴纳税款，杜绝各种违法行为的发生，特别是偷逃税等行为，不仅有利于保证国家财政资金的来源，又有利于减少企业因无意或有意违反税法规定而遭受的惩罚。
2.2强化纳税人权利，促进纳税遵从
对于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企业高层和税收成本管理部门的人员要认真理解和掌握，并在实际工作中运用法律手段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降低企业税收成本。我国公民群体无权利意识普遍存在，纳税人缺乏权利意识主要表现在:在税收征管程序中并不重视自己的陈述、申辩权、享受税收优惠、要求保密等程序性权利;在日常涉税中不能合法表达纳税人正当、合理的诉求，如简化报送资料等;在企业合法权利遭受损害的情况下，没有积极地通过税收救济程序维护自己的权利。因此，企业必须强化纳税人权利意识，这是税收遵从成本管理十分重要的内容。
2.3正确应对税收政策变化
税收政策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总是处于调整变化之中，这不仅增加了企业进行税收成本管理的难度，甚至可以使企业税收成本管理的目标招致失败。税收成本管理从某个角度讲，就是利用税收政策与经济实际适应程度的不断变化，寻找企业在税收上的利益增长点，从而达到利益最大化。因此，税收成本管理部门人员要不断研究经济发展的特点，时刻关注税收政策的变化趋势，及时系统地学习税收政策，全面准确把握税收政策及其变动，从而避免和减少因税收政策变化而带来的税收成本风险。
2.4建立税收信息平台
税收信息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企业税收成本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税收成本管理越来越复杂，尤其是在现代税收成本管理又与科技进步紧密相联。免费论文参考网。企业税收成本管理水平能否随经济形势发展而提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对税收成本的信息反馈水平。因此，企业税收成本管理必须适应这一客观要求，不断提高税收信息管理水平。此外，企业还要尽可能地吸收和借鉴中外税收成本管理的成功经验，抓住机遇，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中的强者。
2.5强化内部审计在税收成本管理中的作用
内部税收审计是内部办税工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内部监督体系的进一步扩展。企业必须把纳税审计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把加强企业的纳税核算、申报缴纳和执行国家有关法规、制度和企业有关规定的情况的检查纳入日常工作，完善运行制度。即使在设有内部办税机构的企业，也要进行内部审计。企业的内部审计机构应定期对内部纳税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的重点是偏差。因为这偏差可能说明内部控制程序有问题，或内部控制制度无效。
2.6与中介组织合作
虽然企业的内部办税工作体系应该专业化，但我们不能只依靠企业的内部审计部门来发现内部办税机构工作的风险。毕马威财务税收服务集团2003年的调查报告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因为税收工作的专业性太强，时效性太强，这使得公司内部的审计部门在监督控制税收工作时的局限性是很大的。
2.7与政府部门建立良好税际关系
税际关系是公共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领域，重视税际关系，做好税际关系，对于企业降低税收成本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税收遵从成本具有较强的弹性，类似于产品销售费用，具有较大的运作空间。当然，实现降低企业税收成本的目的需要企业、税务机关及其有关部门相互协作，共同完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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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施工企业主要从事铁路、公路、桥梁、房屋、市政、水利水电等施工生产，由于建筑产品的固定性、多样性、施工周期长等特点，这种生产经营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财税管理活动及税收筹划技巧也呈现出独有的特点。本文拟通过对国家相关税法政策的分析，结合具体的案例，从施工企业投资、筹资、生产经营等不同经济活动出发，结合具体的案例，分析研究了施工企业税收筹划的基本规律与运作技巧。
一、税收筹划的特点
税收筹划是指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在纳税前采取各种合乎法律规定的方法有意减轻或消除税收负担的行为。也就是企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事项的事先筹划,最终使企业获得最大的税收收益。其特点如下：
1．合法性。论文百事通这是税收筹划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区别偷逃税行为的根本所在。税法是国家制定的用以调整国家和纳税人之间在征纳税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税收筹划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当纳税人有多种合法的可选择纳税方案时,可选择低税负方案。因为法定最低限度的纳税权也是纳税人的一种权利，纳税人无需超过法律的规定来承担国家税赋。
2．目的性。税收筹划的目的是降低税收支出。企业要降低税收支出，一是可以选择低税负，二是可以延迟纳税时间，有效降低资金成本。不管使用哪种方法，其结果都是节约税收成本，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这就有助于企业取得成本优势，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到生存与发展，从而实现长期赢利的目标。
3．筹划性。纳税人在进行筹资、投资、利润分配等经营活动之前就必须综合考虑税收负担因素,明确国家的立法意图，设计多种纳税方案，并比较各种纳税方案的不同税负，挑选出能使企业整体效益达到最大的方案来实施。
4.综合性。综合性是指企业税收筹划应着眼于企业整体全局,综合考虑企业的税收负担水平,以及综合经济效益，统筹规划。税收筹划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现在的财务利益，还要考虑纳税人未来的财务利益；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的短期利益，还要考虑纳税人的长期利益；不仅要考虑纳税人所得增加，还要考虑纳税人的资本增值；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的税后财务利益最大化，而且还要尽量使纳税人因此承担的各种风险，如税制变化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信贷风险、汇率风险、通货膨胀风险等降到最低。总之，税收筹划只有从纳税人财务计划、企业计划这些整体利益出发，趋利避害、综合决策才能真正达到目的。
二、税收筹划的技术方法
1.免税技术。免税技术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利用国家免税政策，使纳税人成为免税人,或使纳税人从事免税活动,或使征税对象成为免税对象而免纳税收的技术。例如《关于青藏铁路建设期间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就减免建设期间的各项税收。
2.减税技术。减税技术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下,利用国家减税政策使纳税人减少计税依据、降低应纳税所得而直接节税的技术。
3.税率差异技术。税率差异技术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利用税率的差异而直接节减税收的技术。这里的税率差异包括税率的地区差异、国别差异、行业差异和企业类型差异等。
4.扣除技术。扣除技术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使扣除额、宽免额、冲抵额等尽量增加而直接节减税收,或调整各个计税期的扣除额而相对节税的技术。如纳税人可以增加费用扣除额以节减企业所得税。
5.抵免技术。抵免技术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使税收抵免额增加而绝对节税的技术。如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
6.退税技术。退税技术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纳税人满足退税条件退还已纳税款而直接节税的技术。
7.延期纳税技术。延期纳税技术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使纳税人通过延期缴纳税款而利用货币的时间价值，降低资金成本相对节税的技术。
8.分割技术。分割技术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使所得财产在两个或多个纳税人之间进行分割而直接节减税收的技术。这种技术对于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的税种尤为重要,因为对于超额累进税率,税基越大,适用的税率层次越高,税率越大,其税收负担就越重。因此,适时进行对象分割,有利于减少绝对税款额。
9.汇总（合并）技术。汇总（合并）技术是指通过兼并经营亏损，降低企业的应纳税所得以及汇总（合并）计算有关费用扣除减少集团企业的计税基数或通过汇总（合并）后达到法定减免界限而降低税负的技术。
三、施工企业税收筹划
（一）投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1、通过直接设立符合减免税条件的新办企业降低税负，利用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规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202号）规定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的内资企业，在2001年至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民族自治地方的内资企业可以定期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因此，在西部及民族自治地区投资设立子公司，进行主要经营业务的转移，一方面可以支持西部地区建设，同时也可以享受到较低的税率优惠。
2、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税收筹划
所谓外商投资企业，是指按照中国法律组成企业法人的“三资企业”。包括按照我国有关企业法在中国境内投资举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以及全部资本均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外资企业。由于外资企业有较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因此可以通过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降低税负。
税法规定如下：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经济特区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和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百分之十五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百分之二十四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因此，通过与外资共同投资设立企业，利用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至少将相应企业所得税税负降低50％以上。
3、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
国家为了鼓励企业加大投资力度，支持企业技术改造，促进产品结构调整和经济稳定发展，对企业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出台了相关抵免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施工企业生产经营的特点决定了固定资产损耗快、更新快，随着我国铁路、公路、房建、市政等建设项目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提出的的“八纵八横”客运专线建设更是需要施工企业必须及时技术改造相应技术设备。因此，施工企业在购置固定资产设备之前就应做好相应统筹规划，取得有关部门的批复手续，合理的降低企业税负。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1999]290号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审核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字〔2000〕13号）文件规定，凡在我国境内投资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的企业,其项目所需国产设备投资的40%可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设备购置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
案例：某施工企业上年应纳税所得额100万元，应纳所得税33万元，本年购置国产设备100万元，取得相关批复，本年应纳税所得额300万元，本年可以抵免企业所得税40万元（300×33％-33＝66，100×40％＝40），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59万元（300×33％-40）。
集团化的大型施工企业可以利用汇总（合并）技术将税负降至更低，税法规定汇总(合并)纳税的总机构(或母公司)将成员企业的年度企业所得税申报表进行汇总(合并),确定汇总(合并)后应纳税所得额,据以计算的应缴企业所得税额,可用于抵免成员企业经税务机关核定的抵免企业所得税额.总机构(或母公司)汇总(合并)后的应缴所得税额不足抵免时,未予抵免的成员企业投资额,可用总机构(或母公司)以后年度汇总(合并)后的应缴所得税额延续抵免,但抵免期限最长不得超过5年。
案例：某集团下辖甲、乙两个子公司，甲子公司2004年应交所得税33万元，2005年购置国产设备200万元，2005年应纳税所得额100万元；乙子公司2004年应交所得税66万元，2005年购置国产设备500万元，2005年应纳税所得额200万元；母公司2004年应交所得税99万元，购置国产设备0万元，2005年应纳税所得额400万元，均取得相关抵免税批复手续。集团2005年汇总（合并）抵免企业所得税33万元（（100+200+400）×33％-（33+66+99）＝33，（200+500+0）×40％＝280）；如果没有汇总（合并）各公司分别计算2005年抵免所得税0万元（100×33％-33＝0，200×40％＝80；200×33％-66＝0，500×40％＝200；400×33％-99＝33；0×40％＝0）。
4、不动产或无形资产投资入股税收筹划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转让有关营业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2]191号规定以无形资产、不动产投资入股，参与接受投资方利润分配，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行为，不征收营业税。对股权转让不征收营业税。因此，纳税人对拟准备销售的不动产或转让的无形资产，可以采取先投资入股，然后再进行股权转让。
案例：A公司拟向B酒店以2000万元出售新开发的一幢大楼，该大楼开发成本1500万元。则A公司自建行为按“建筑业”税目依3％的税率计算缴纳营业税45万元（1500×3％），按“销售不动产”税目依5%的税率计算缴纳营业税100万元（2000×5%）。但是如果经过筹划A公司以这幢大楼作价2000万元股权参与B酒店经营。之后，A公司再把B酒店所拥有的股权以2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B酒店。根据财税字(2002)191号文件规定：以无形资产、不动产投资入股，参与接受投资方利润分配，共同承担风险的行为，不征收营业税；对股权转让不征收营业税。因此，A公司通过投资再转让股权方式，既不发生“建筑业”营业税纳税义务，也不发生“销售不动产”营业税纳税业务。
（二）筹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1、权益性资本与负债性资本筹资。施工企业无论通过债务筹资还是通过权益筹资，都存在着一定的资金成本，筹资决策的目标既要求筹资足额又要求资金成本最低。按照税法规定，负债性资本的利息可以税前扣除，而权益性资本只能作为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因此施工企业在确定资本结构时应尽量考虑债务筹资的利用。一般而言，如果息前税前盈余大于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息前税前盈余时，运用负债筹资可获得较高的每股收益；反之，当销售额低于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销售时，运用权益筹资可获得较高的每股收益。
2、融资租赁的税收筹划。大型工程项目一般需要专业化固定资产设备，如果施工企业直接购置，需要占用大量资金，并且大型设备往往具有专用性，本工程竣工后，其他工程项目的使用价值不大。因此，施工企业可以通过融资租赁，迅速获得所需的施工设备，同时保存企业的举债能力，更重要的是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可以计提折旧，税法允许折旧计入成本费用，减少了企业的纳税基数，而且支付的租金利息也可按规定在所得税前扣除，进一步减少了纳税基数。论文百事通
（三）经营过程的税收筹划
1、签订经济合同税收筹划
施工企业的生产经营具有施工周期长、价值大的特点，经济活动一般需要签订合同。利用经济合同进行税收筹划，可以节减税金支出。由于行业性质决定，建筑施工企业主要涉及建筑劳务及其他服务。因此，在签订经济合同时，通过适用不同的税目，为进行税收筹划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1）工程合同价款的税收筹划
根据《中华人氏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纳税人从事安装工程作业，凡所安装的设备价值作为安装工程产值的，其营业额应包括设备的价款。这就要求建筑安装企业在从事安装工程作业时，合同中应尽量不将设备价值作为安装工程产值，可由建设单位提供机器设备，建筑安装企业只负责安装，取得的只是安装费收入，使其营业额中不包括所安装设备的价款，从而减少税基，达到节税的目的。
案例：某施工企业承包某单位设备的安装工程，合同约定由施工企业提供设备并负责安装，工程总造价为500万元，在施工企业经过税收筹划后，签订建筑安装合同约定决定改为只负责安装业务，收取安装费100万，设备由单位自行采购提供。则该企业可节税12万元（500×3％－100×3％）。
（2）施工企业总分包合同税收筹划
税法规定建筑业的总承包人将工程分包或转包给他人的，以工程的全部承包额减去付给分包人或转包人价款后的余额为营业额。工程承包公司承包建筑安装工程业务，如果工程承包公司与施工单位签订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无论其是否参与施工，均应按“建筑业”税目3％的税率征收营业税。如果工程承包公司不与施工单位签订承包建筑安装工程合同，只是负责工程的组织协调业务，对工程承包公司的此项业务则按“服务业”税目5％的税率征收营业税。
案例：某建设单位B有一项工程,工程承包公司A只负责工程的组织协调业务，施工单位C最后中标。建设单位B与施工单位C签订了金额为5000万元工程承包合同。另外，建设单位B支付给A企业100万元的服务费用。此时，A应纳营业税（适用服务业税率）为：100万元×5％＝50000元。
如果A企业进行筹划，与建设单位B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为5100万元。然后，A企业再与施工单位C.签订金额为5000万元的工程分包合同。A应缴纳营业税（适用建筑业税率）：（5100万元-5000万元）×3％＝30000元。于是，通过筹划，A可少缴20000元的营业税款。
2、纳税义务地点的税收筹划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增值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的通知：基本建设单位和从事建筑安装业务的企业附设的工厂、车间，用于本单位或本企业的建筑工程的，应在移送使用时征收增值税。但对其在制造的预制构件，凡直接用于本单位或本企业建筑工程的，不征收增值税。因此，建筑施工企业生产水泥预制构件、其他构件或建筑材料的工厂、车间应尽可能的设在建筑现场，以适用于税率较低的营业税（建筑业3％）。
3、通过内部非独立核算的施工单位进行税收筹划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一条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160号）的规定，“负有营业税纳税义务的单位为发生应税行为并向对方收取货币、货物或其他经济利益的单位，包括独立核算的单位和不独立核算的单位”中的“向对方收取货币、货物或其他经济利益”，是指发生应税行为的独立核算单位或者独立核算单位内部非独立核算单位向本独立核算单位以外单位和个人收取货币、货物或其他经济利益，不包括独立核算单位内部非独立核算单位从本独立核算单位内部收取货币、货物或其他经济利益。因此单位内部非独立核算的施工单位为本单位承担建筑安装业务，不征收营业税。
案例：某施工企业需要建造一栋1000万元自用办公楼，如由本企业独立核算的单位承建，需要负担营业税30万元（1000×3％），改由单位内部非独立核算单位承建则不用负担营业税金。
4、通过合作建房进行税收筹划
所谓合作建房，就是指一方提供土地使用权，另一方提供资金，双方合作，建造房屋。根据《营业税问题解答（之一）的通知》（国税函发[1995]156号）的规定，合作建房有两种方式，即纯粹“以物易物”方式和成立“合营企业”方式，两种方式中又因具体情况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纳税义务。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人只要认真筹划，就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案例：甲、乙两企业合作建房，甲提供土地使用权作价1000万元，乙提供资金1000万元。甲、乙企业约定，房屋建好后，双方均分。完工后，该建筑物造价2000万元，于是，甲、乙各分得1000万元的房屋。
根据《通知》的规定，甲企业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拥有了部分新房屋的所有权，从而产生了转让无形资产应缴纳营业税的义务。此时其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营业税为1000万元，甲应纳的营业税为1000万元×5%=50万元。
若甲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则可以不缴纳营业税。具体操作过程如下：甲企业以土地使用权、乙企业以货币资金合股成立合营企业，合作建房，房屋建成后双方采取风险共担、利润共享的分配方式。现行营业税法的规定：以无形资产投资入股，参与接受投资方的利润分配、共同承当投资风险的行为，不征收营业税。由于甲向企业投入的土地使用权是无形资产，因此，无须缴纳营业税。仅此一项，甲企业就少缴了50万元的营业税款，从而取得了很好的筹划效果。
5、施工企业会计处理的涉税筹划：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了可以根据职业判断采用不同的会计方法，不同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又会导致企业会计利润实现时间上的前后移，由于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使得企业应纳所得税的现值出现差异，故施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可通过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来进行税收筹划。例如，当物价呈持续上涨趋势时，施工企业宜采用后进先出法，这样摊入工程成本的存货价值较高，期未结存成本较低，可以将利润和纳税递延到以后年度，进而达到延缓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目的；
成功的税收筹划意味着纳税人对国家制定的税收法律、法规的全面理解和运用，对国家税收政策意图的准确把握。合理的纳税筹划还是纳税人纳税意识提高到一定阶段的表现，税收筹划与纳税意识的增强一般具有客观一致性和同步性的关系，进行税收筹划或税收筹划搞得好的企业，其纳税意识往往也比较强。成功的税收筹划体现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和产业政策，通过合理的税收筹划还能促进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和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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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2006（4）
[3]全国注册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教材编写组税法（1）2006（1）
（一）韩国个人所得税调节机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的个人所得税率不断下降，税制结构相对得到了简化。韩国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综合分类所得税率，综合所得税是将劳务所得（即工薪所得）、利息所得、股息所得、不动产租赁所得、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加总按照累进税率征税。韩国分类所得税制主要对三种税目征税，即：资本收益、退休收入及山林所得。
韩国的综合所得税是以家庭为计税单位的征收的。国际上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个人为计税单位的征收方式；另一种是以家庭为计税单位的征收方式。各国实践证明，仅以个人为计税单位缺乏科学性，而以家庭为计税单位的征收方式更为合理，也更为经济，因为它不仅充分地照顾到纳税人的纳税能力，而且还能有效地减少纳税人数，提高征管效率。制定费用扣除标准的初衷在于维护低收入者的利益，因此在扣除标准的制定上增加了照顾纳税人特殊情况的生计特别扣除项目。将赡养费、抚养费、教育费等纳入固定扣除部分。特别扣除主要是为保证中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对弱势群体的扶持照顾进行的。
（二）韩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分析
韩国的个人所得税制与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按应税项目分类征收不同，实行的是综合分类征收。综合征收部分要对纳税人全年各项应税所得综合计算征税，可以体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的基本原则，可以对高收入者实施有效调节；对不同收入来源采取相同的税率和扣除办法，不容易造成纳税人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相对不存在较多的逃税避税漏洞，强化了个人所得税的调控功能。本论文从纵向方面来论证，从两个方面对韩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情况进行分析，其一是不同收入者纳税比例来分析，以一亿万韩元为标准，分为高收入和低收入两部分，通过分析两部分人群的纳税比例，来论证是不是高收入的人多纳税了，税制是不是体现了公平分配的功能；另一方面主要从工资薪金所得来考证，即相同性质的工资薪金所得的税负是不是公平。
为了进一步分析韩国的个人所得税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按照年纳税收入，分为年收入一亿万元以上的和年收入一亿万元以下的两部分进行分析，一亿元以上的部分作为高收入的人群，一亿元以下的部分作为低收入的人群，看看高收入的人群是不是承担了较高的税收负担，而低收入的人群比较多，是不是承担了较少的税收负担？如果是，就可以认为个人所得税是具有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的。从资料可以看出，收入占一亿万元以上的人数占4%，可是实纳税额却占65%，收入占年收入一亿万元以下的人数占96%，可是实纳税额却占35%，真正体现了收入多的多纳税，收入少的少纳税。由于韩国社会财富和个人所得分配日趋不均，税收作为矫正收入分配悬殊差距的作用也日趋重要，这些数据表明，韩国的个人所得税发挥了税收的调节纵向公平的作用了。对调节意大利经济学家巴雷特提出的“关键少数（20%的人占有80%的财富）与次要的无所谓的多数（80%的人占有20%的财富）”的财富分配规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下面本人根据2003―2006年的韩国个人所得税纳税资料，分析这一时间段年收入一亿万元以上的人群实纳税额趋势，以此来判断韩国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走向。年收入一亿万元以上的人群的纳税额趋于增长，说明了相对富有的人群趋于多纳税，韩国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的作用正得到加强。
综上所述，确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各种收入既定的情况下，收入分配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所得税制的设计情况。韩国的个人所得税采取的综合征收的方法，这种模式，可以全面反映纳税人的纳税能力，能够体现税负公平、合理负担的原则。
二、中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存在的问题
（一）税制模式落后，税收负担不公平
在改革所涉及的各个领域中，个人所得税税收政策变化应当是改变初次收入分配调节机制非常重要的一环。一直以来，我国采用的是分类所得的税制方式，对于工薪、劳务报酬、资本利得等分科目分别核定收入额和所得税率进行征收。这种征收方式的好处在于其计算简便，在核定单项收入总额及其扣除基数方面不存在太大的难度，减轻了税务机关的工作量，但其弊端也很明显。就是无法考量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结构在必要生活支出上的不同，从而导致在高低收入阶层收入来源结构存在明显不同的情况下，税收政策无法做到事实上的公平对待。容易造成综合收入高、所得来源多的人通过分计等手段逃税，而收入集中、所得来源少的人反而要多缴税。高收入的富人中，工薪收入占很小的比重；低收入的人中，却靠工资薪金维持生存。我国的个税对非工资薪金收入适用比例税率，却对工资薪金适用累进税率，导致税负不公平。
（二）费用扣除标准低，规定简单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对 “工资、薪金所得”项目采用“定额扣除法”，计算纳税人的生计费用。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比较简单，征纳双方都易于掌握。但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缺点。首先，这种扣除方法未能与物价指数挂钩，也没有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其次，理论上讲，个人所得税应根据纳税人的赡养人口、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年龄大小等具体情况进行扣除。但现行税制对所有纳税人一律实行定额（定率）扣除弊端很明显，难以体现量能负担原则。
三、完善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基本思路
（一）依据我国国情，选择税制模式
从世界各国对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的选择上看，一般不外乎三种模式：一是分类所得税制。二是综合所得税制。三是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其中，综合所得税制模式是指同一纳税人的各种所得，不管其来源于何处，都作为一个所得总体来对待，并按一个税率计算纳税。
（二）改革扣除方法，调整扣除标准
对于综合征收的扣除，应该与实际费用负担联系起来，否则就会削弱调节作用。税收的重点应着眼于中高收入者，因此在指定税收政策上应适当照顾社会弱势群体。在扣除项目中，除了基本扣除外，还有其他一些扣除也应考虑，如养老金、医疗保险金、住房保险金。向政府、公益、慈善事业捐赠的部分可以继续扣除。同时，还要增强个人所得税的弹性，扣除额应随物价等因素做适当的调整。
（三）逐步建立以家庭为基本纳税单位的混合所得税制度
关键词：增值税转型 交通物流业 增值税 营业税
我国正处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时期，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现在服务业对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具有重要意义。“营业税改征为增值税”有利于完善税制，消除重复征税，为第三产业发展减轻税收负担，降低企业税收成本，增强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和发展能力；有利于社会专业化分工，促进三大产业的融合，优化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从2012年1月1日起开展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1]增值税改革作为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经济社会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营业税及增值税概述
（一）营业税的概念
营业税是以在我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所取得的营业额为课税对象而征收的一种商品劳务税。
营业税属传统商品劳务税，实行普遍征收，计税依据为营业额全额，税额不受成本、费用高低影响。由于企业各营业盈利水平高低不同，因此在实际税收负担设计中通常采取按不同经营业务、不同行业设计不同的税目和税率的方法，实行同一行业同税率，不同行业不同税率。
（二）增值税的概念
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按照我国增值税法的规定，增值税是对在我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企业单位和个人就其货物销售或提供劳务的增值额和货物进口金额为计税依据而课征的一种流转税。
增值税的征税范围规定一般包括：销售或进口的货物；提供的加工、修理修配劳务。除上述的一般规定外，对于实务中某些特殊项目或者行为是否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还需做出具体确定。
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交通运输业的影响
（一）交通运输业的定义
交通运输业包括陆路运输、水上运输、航空运输、管道运输和装卸搬运等五类。
陆路运输是指通过陆路（地上或地下）运输旅客或运送货物的运输业务，包括公路运输、索道运输、铁路运输、缆车运输及其他陆路运输。
水上运输是指运输业务通过江、河、湖泊等人造或者海洋航道运送旅客或货物。
航空运输是通过空中航线运送旅客或货物的业务。
管道运输是固体、液体或气体供应通过管道运输业务设施的运输。
装卸搬运是指使用装卸搬运工具或畜力、人力将货物在运送工具之间、装卸现场之间或运输工具和装卸现场之间进行搬运和装卸的业务。
（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交通运输业的影响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提高了流转税制度。运输过程作为在生产过程中的中间环节，不仅是货物在空间位置的转移过程，也是货物本身价值增值的过程，但是之前的流转税税制将实质上应当属于生产过程中的交通运输业，即该位移增值过程并不需要缴纳增值税，造成增值税抵扣链条中断。史玉光（2012）[2]根据财政部的税收征改规定，对其法规进行了解释，分析“营改增”对相关企业的影响并解释了增值税差额征收政策；还对“营改增”之后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并初步介绍了交通运输业的税收处理和其他业务的处理。刘丰榕（2012）[3]认为应该根据试点情况及时调整增值税税率并考虑给予过渡期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其及时调整生产结构，并且提出将交通运输劳务等营业税征税项目纳入增值税应税项目，必须要考虑中央地方之间的税收分配，否则将严重影响各级财政收支平衡、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以及地区间均衡发展。笔者认为，这其实可以通过计算，因为各地区提供公共服务的费用不同，分配率也应该有所不同，所以可以根据往年的数据进行分配率计算使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时不影响财政收支和公共服务水平。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促进交通运输企业规范其会计核算，深化体制改革需要。增值税税法明确规定对不能正确核算进、销项税额或不能按税法规定进行纳税申报、提供纳税资料的纳税人，税务机关有权取消其进项税额抵扣，并按销售收入全额征税。通过了明确规定，交通运输企业必将认真地建立账本、设立账户，对会计制度的管理高度重视，进而形成较为完善的会计核算制度，并有利于税务机关的监督。实行增值税同时也可以使购买双方由交增值税税额进行审计，相互制衡，减少了运输企业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加强市场秩序趋于良好状态。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发展我国公交系统行业及民航运输业的需要。目前，我国居民私家车保有量增长迅速，城市交通拥堵却日益严重，大力发展公交系统行业成为我国解决交通拥堵问题的必然选择。由于燃油价格日益攀升，交通运输行业成本压力越来越大，面临亏损，改征增值税后，只要税率设置得当，交通运输企业就可以抵扣其购进燃油的成本及新增固定资产中包含的已纳增值税的税额，进而减轻税收负担。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促进交通运输设备更新和运输能力改造，控制污染、减少能耗的需要。交通运输业作为一个资金集中型产业，在企业的资产中固定资产占据较高的比例，消费型增值税制度使得企业在其新购入的资产计算中扣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降低资金集中型产业的税收负担，有利于进行交通运输业设备更新和运输能力改造，控制能源排放污染、减少环境污染，提高我国交通运输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交通运输业的建议
“营业税改征为增值税”后，如果公司申请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则税率相比“营业税改征为增值税”前会有大幅度增长，而与增长的税率相抵消的就是大量营业成本所带来的进项税额的抵扣，因此对于交通运输企业而言，如果进项较多且可抵扣金额与营业收入的比例超过了47.65%，可以申请认定一般纳税人以减轻税收负担。相反，对于进项较少的企业，申请认定一般纳税人则是会增加企业较多的税收负担。
“营业税改征为增值税”从2013年8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对于交通运输企业而言，应当注重对财务人员的培训，按要求学习“营业税改征为增值税”的相关政策，同时掌握“营业税改征为增值税”后的会计核算，并且应该重新对企业进行新的财务管理和税收筹划。只有学习“营业税改征为增值税”的相关政策才能知道企业的部分业务是否符合税收优惠的标准，只有会计核算体制健全，才能使得企业正常运行；做好财务管理和税收筹划可以增加企业未来的营业利润，使企业稳步发展。
对国家而言，“营业税改征为增值税”后，税务机关要加强实物监管，实地进行检查。交通运输业本身具有经营方式灵活，流动性强的特点，因此税务机关在对其监管过程中就容易出现征、管、查相互脱节问题。同时，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交通运输业已实现全面快速发展，形成以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为主的综合运输网络，运输量和港口的吞吐量大幅增长，交通运输设施和装备水平显著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提升明显，经营管理也趋于现代化。新的交通运输业运营模式必然为税收征管提出了新的挑战，所以在加强实物监管、进行实地检查方面已是非常重要了。
注释：
（Endnotes）
[1] 财务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37号）
[2] 史玉光.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法规解释与实务操作[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
[3] 刘丰榕.从交通运输业入手谈增值税扩围问题[J].时代金融，2012（12）：42
参考文献：
[1]喻均林.对我国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思考[J].财会月刊，2008（19）
[2]王秀菊.关于物流行业改征增值税的分析与对策[J].中国总会计师，201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