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18 14:01:2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海外传播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 孔子学院文化传播的困境与应对 孔子学院的中国文化传播对策分析 境外孔子学院的创建与发展:基于文化视角 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的价值分析及趋势初探 试析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中的障碍 汉语言文化国际推广的收益问题及孔子学院等的运作建议 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发展困境及改进建议 浅论孔子学院的对外推广传播 孔子学院: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文化传播 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技术困境及对策 论“华莱坞”类型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困境及应对策略 孔子学院“躺着中枪”的文化昭示 独立学院建设校园文化的困境与对策 美国孔子学院发展的困境及其消解 孔子学院视角下的中医传播与发展 孔子学院的书法教学和传播活动评析 关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新兴策略之“孔子学院大春晚”的思考 论活动营销的传播效果及文化困境 农村文化发展的困境及对策 孔子学院在线教育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孔子学院遍布全球106个国家，年投入过亿美元”
②DON STARR，“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Europe：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European”Journal of Ed-
ucation，Vol.44，No.1，2009，Part I
③⑥DON STARR，“Chinese Langua-
ge Education in Europe：the Confuci-
us Institutes European”Journal of Education，Vol.44，No.1，2009，Part I
④Guy Healy，“Call to let Conf-
ucius Institutes bid for funding”，Australia，2010 Newspaper Source
⑤⑦Jay Rey，“Confucius Institu-
tes debuts： UB site to become part of worldwide，Chinese-sponsored network” Buffalo News（NY），2010
⑨Carol Bellamy and Adam Weinb*
erg“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
ange to Restore America’s Image” A-
meric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007
⑩⒁，“孔子学院在欧洲生根”
⑾戴蓉，《孔子学院与中国语言文化外交》[J].复旦大学优秀硕士论文，2008
⑿http：///wiki/Fulbright_Program“Fulbright Pro-
gram”
⒀张西平、柳若梅，《研究国外语言推广政策，做好汉语的对外传播》[J]. 《语言文字应用》，2006
【关键词】对外传播 英语播音与主持 课程设置 模式
为适应传播全球化和我国对外传播事业发展的需要，高校承担着培养对外传播人才的重要职责。传媒院校具有媒体技术的传播优势和特色，培养利用外语在媒体开展对外传播的专门人才，如广播电视英语节目主持人、电视英语记者等。媒体对外传播人才要求英语基础扎实，懂新闻并了解媒体技术的基本知识。近几年传媒院校借鉴汉语播音与主持的人才培养模式，开设了旨在培养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英语播音与主持专业方向。办学几年来,在社会上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报考人数逐年增加。本文以英语播音与主持的人才培养为例，探讨媒体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模式。
一、对外传播的内涵
在“对外传播”之前，我们总是在使用“对外宣传”。“宣传”(propaganda)最早在西方是个中性词，不带任何感彩。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英国的宣传谋略而使德国受骗上当直至被打败，从此“宣传”(propaganda)在西方被赋予“欺骗、骗人”的含义。显然，“对外宣传”与“对外传播”有着本质上的差异。郭可认为，对外传播“顾名思义是指一个国家或文化体系针对另一个国家或文化体系所开展的信息交流活动，其目的是要信息接受国了解信息输出国，培养其友善态度和合作欲望，并创造一个有利于信息输出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取得最高程度的国际支持和合作。”①因此，对外传播还是一个国家外交的重要部分，其主要目的是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和打造新型的跨文化传播语境，维护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电视是当今信息传播的主渠道，我国电视英语节目承载着对外传播的主要职责，应实现的自然是对外传播的目的。
二、媒体对外传播人才
CNN、BBC的新闻节目报道及时，涉及面广，对国际社会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国际话语权。为改变美英在世界的话语垄断地位，我国正在加快实施对外传播策略，期望让全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当然，开展对外传播离不开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一般认为，我国外语院校培养的外语专业毕业生就能担当起对外传播的重要职责。其实，仅靠外语能力是不行的。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指出，“合格的对外传播人才首先要具备三个基本技能：新闻写作、语言和文字的操作；用英语思考、采访、写作的能力以及一技之长。”“要做好对外传播，首先要有一批高水平的中文编辑记者，还要有一大批能用英语或其它外语熟练地进行写作和翻译的专门人才。他们既懂政策，又熟悉两种文化和能熟练地运用两种文化和文字。对外传播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不是一般外语院校的毕业生能胜任的，而是经过专门的培训才能担当重任。”②媒体对外传播人才除了外语能力强外，还要求懂新闻业务，并掌握媒体的基本技术。从目前我国广播电台、电视台的管理体制看，新闻播音员、主持人应“一专多能”，应具备新闻“采、编、译”的综合能力，并具有制片和后期节目制作能力。以英语播音与主持人才培养为例，他们“应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表达能力，了解中外文化，具备广播电视学、新闻传播学、语言文学以及艺术、美学等多学科知识和能力，能在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其它传媒机构和单位从事英语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进行涉外采访和新闻编译”③。
三、媒体对外传播人才培养模式
1、课程设置
美国教育学教授Jerrod Kemp （1998:2）指出，课程设计系统中的基本要素是学生、目标、方法和评价。这四个要素相互交叉，相互相成。具体而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1）为什么人设计（学生要素）？ （2）想要学生学到什么或展示什么能力（目标）？（3）怎样才能学到这些东西（方法）？ （4）如何测量学生达到的目标（评价）？ ④ 英语播音与主持是“播音与主持艺术”的专业方向，他们应最终达到的目标能力是集“采、编、译、播”为一体的综合能力，成为记者型的英语节目主持人。因此，除了大学通识教育课程模块、校级平台课程等的学习外，结合目标能力要求，在实践中我们觉得还应有以下几个主要模块构成：
（1）英语语言技能课程。该课程模块主要系统训练学生的英语读、听、说、写、译等基本技能，打好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主要课程有：综合英语、语音、口语等；
（2）新闻播音类课程。该课程模块让学生了解新闻学、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为开展对外传播提供理论指导。主要课程有：新闻学概论、播音概论、新闻采写、现场报道等；
（3）专业课程。该课程模块主要使学生了解英语新闻播音和英语节目主持的基本理论，并在实践中掌握“采、编、译、播”的综合技能。主要课程有：英语播音与节目主持实践、英语采写、英语新闻编译等。
（4）柔性专业方向课程。该课程模块主要考虑专业拓展和学生继续升学的需要，针对他们的专业兴趣和个性发展而设置。主要方向可以有:①国际新闻方向，主要课程有：国际新闻、新闻专业英语等；②英语节目主持方向，主要课程有：汉译英实践、英语采访与报道、英语新闻写作等；③汉语播音与主持方向，主要课程有：播音节目主持作品分析、节目主持人文案写作等。
（5）实践性课程。实践课程围绕培养目标应构成综合实践体系，包括课堂实践教学、第二课堂实践、隐性课程、实践周和寒、署假期实践等。课堂实践教学包括实训和实践两部分。主要课程有：广播电视英语语音语调、英语播音与节目主持、英语采写、新闻编译等；第二课堂通常是课堂实践教学的延伸，主要是组织学生参与校园电台、电视台实践及校园网络新闻的编译实践等；隐性课程是指对学生分类、分层的指导，指导学生读“百部书”“看百部电影”，写出读（观）后感，参与电台、电视台节目编辑或栏目设计等实践任务；实践周和假期实践是为配合课堂实践教学，根据实践教学大纲要求为达到培养目标而设立的综合性实践，要求学生深入媒体。每次实践应有详细的实践大纲，学生应按大纲要求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实践任务，上交实践作品，最后给作品评定成绩和学分等。
（6）媒体技术类课程。该课程模块旨在帮助学生了解电视节目的制作过程，掌握基本的媒体技术。相关的课程有非线性编辑、电视摄像、电视编辑与节目制作等。
（7）选修类课程。选修类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拓宽知识面，提高文化素养，增进跨文化传播意识。为学生提供的选修类课程可以有文学类、艺术类、时事政治类、跨文化交际类、公共关系类和媒介素养类等课程。
以上几个课程模块构成了一个系统的课程体系，即学生应首先打好扎实的英语基础，并具有较强的英语能力。通过学习新闻学、传播学理论，进行英语播音与主持技能的系统训练，熟练掌握英语新闻写作和新闻编译技巧，了解电视摄像、电视编辑与节目制作等媒体技术知识。在课堂实践教学的引导下，在大量的课外实践中，学生掌握“采、编、译、播”的综合能力。英语语言技能课应更具针对性，突出实践方式和手段。如英语语音语调训练采用小班（约15人）的实训教学形式，充分利用录音、录像等教学手段，强化英语播音与主持的语音语调。口语课应与英语专业的口语教学不同，在采用小班化系统训练学生自由表达思想的同时，通过录音、录像等手段，采用模拟现场、分组实践等形式，突出针对英语节目主持、采访、和现场报道的语言组织和口语表达能力的训练。翻译课应突出汉译英训练，英语写作以强化英语新闻写作训练为主。课堂教学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特别在小组实践中，学生正确把握各自的角色，通过完成实践任务，形成探索、反思、追求，与人合作和解决复杂问题种种能力。教师真正成为“引导者”，“助学者”和“帮助者”。校园广播电台、校园电视台、校园网络等应真正成为学生的第二课堂实践场所，并在教师的组织和指导下，通过大量的实践不断增强媒体意识，提高实际操作能力。
2、培养模式
培养模式应能体现培养过程的阶段化、课程设置的模块化、授课形式的小班化、实践性课程的体系化。四年的培养可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一、二年级）的主要教学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德育、文化素质和新闻法规意识，掌握计算机基本技能，进行英语读、听、说、写、译等基本技能的系统训练，打好扎实的英语基础，强化英语应用能力培养。第二阶段 （三、四年级）的主要教学任务是让学生接受英语播音、英语节目主持、英语新闻采写和新闻编译等课程的系统训练；同时针对各自的兴趣和发展方向，学生选择柔性方向课程模块学习，参与大量的媒体综合实践。
课程设置的模块化是指英语语言技能课程、新闻类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实践性课程、柔性方向课程和选修类课程构成复合的课程体系，凸显出“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的人才培养特色。英语语音、英语口语等实行小班化教学，每班不超过15人；新闻采访、编译等分成若干个小组，这样能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推动课外的自主学习和自主实践。
媒体实践由课堂实践、第二课堂实践、综合实践周实践、寒、暑期实践和毕业实践构成完整的综合实践体系。课堂实践可以有语音训练、主持报道训练、新闻编译实践和配音与解说等。第二课堂实践是课堂实践的延伸，学生充分利用校园电视台、校园广播电台等开展的系列实践活动。实践周、寒、暑期实践是为配合教学内容专门安排时间组织学生到媒体一线开展的实践，旨在认识媒体，了解媒体的运作规律及发展动态。毕业实践要求学生在媒体实践中锻炼“采、编、译、播”的综合能力，为寻求理想工作岗位打好基础，并获得论文所需的数据和资料。
人才培养还需解决好的几个问题：
1、人才培养的定位
媒体对外传播人才应加强汉语播音与主持能力的训练，特别应培养学生以跨文化传播的视阈用汉语开展对外传播，这也是目前地方媒体对外传播的发展方向。电视媒体对外传播人才应包含两个发展方向：1）以英语节目主持为主，也能用汉语采写、播报的记者型主持人；2）具有跨文化传播意识，用汉语开展对外传播，并能用英语采写、播报、进行双语配音与解说的记者型主持人。
2、实施分级、分层教育
鉴于学生在媒体创意和在媒体语言表现力上存在的个体差异，课外应建立导师制，对学生进行分类、分层指导，让学生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教师进行具针对性的指导；
3、实践能力的评价
实践能力的系统训练对以电视媒体为主的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实践性课程的考核应制订针对性的评价标准，建立实践性作品的评价体系。对上交完成的实践作品应从策划选题、编辑思想、语言表达和对外传播意识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量化考核指标。对实践作品还应认真组织评讲，实践课程的成绩可以从作品质量、努力程度、调查报告、和笔试等多方面综合考虑。
4、实践基地建设
实践基地是培养对外传播人才的重要场所，应重点抓好校内实践基地建设，同时积极开拓校外实践基地，使校内、校外实践基地有机相联。校内基地应充分发挥校园电视台、校园广播电台、校园网络等的作用，使它们切实成为第二课堂实践的场所；此外，院、系应广泛拓展与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社等的联系，努力建设好学生的校外社会实践基地。
参考文献
①郭可：《当代对外传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②夏纪梅：《现代外语课程设计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2003
③林戊荪，《弱势文化条件下的对外传播》[J].《对外大传播》，2007（2）
④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英汉双语）”人才培养方案，2005
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文化出版产业顺应趋势，稳步推进市场化、集团化建设。期刊业在规模化、专业化、品牌经营上成效显著。规模化是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集团化为期刊实现规模化发展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从我国期刊产业经营情况来看，目前实现集团化经营的期刊基本都发展起来，实力显著增强。《读者》、《知音》、《瑞丽》、《时尚》等品牌刊物都已成功实现集团化，形成了各个领域的期刊群。专业类期刊中华医学会期刊、科学出版集团和北京卓众期刊成为行业中集团化成功的典型。知音集团通过规模化经营做大了传统出版，现已拥有3份发行量超过百万的报刊。此外，他们拓展新领域，在动漫产业、影视产业、新媒体产业亮点纷呈，教育产业等其他服务产业取得新成效。① 现集团总资产达8亿元，2011年实现营业收入5.6亿元，同比增长37%，净利润1亿元。②
转型的动力在“三化”
国内刊社的集团化建设都呈现了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实施集团化过程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实现或正在经历着两种转型，即：机构模式转型和出版形态转型。机构模式转型是指这些刊社由原来的事业单位通过转企改制成为了企业。这一转型对我国期刊业来讲是基础性的也是根本性的，它使文化出版业真正能成为市场的竞争主体，从而使整个产业具备参与市场竞争的资格和能力。第二种转型是出版形态的转型，即由传统出版到现代（包括技术）出版的转型。第二种转型属于期刊界质的飞跃，它决定了期刊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和核心竞争力的转化。
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除去集团化建设本身政府和政策层面的外部推力外，有几个内生力量在模式和业态转型中发挥着作用。它们不但在转企改制和集团化过程中发力，带动整个行业转型升级，还借规模化经营生成“走出去”的力量，将期刊经营扩张到海外。这几个力量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化”即：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
市场化是指在开放的市场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竞争的优胜劣汰为手段，实现资源充分合理配制，效率最大化目标的机制。“市场化”是国内期刊模式转型的首要推力，它源自转企改制，发力于集团化建设，最终使期刊的管理模式和运营模式发生了质的变化。期刊通过市场化取得市场主体地位，又借助市场化实现了专业化和规模化运营。
专业化既是市场化的有效手段，又是实现规模化的途径。市场经济中，只有高度专业化集中的产业才具备比较优势。“国际化”是规模化经营的必然结果，体现为全球化资源配置和产品要素国际化流通。目前，中国期刊随着自身专业化、市场化的羽翼渐趋丰满，国际化步伐正在提速。目前，国际化主要表现为“走出去”，到海外拓展。走出去的形式多样，有的是实物直接输出，有的是版权合作，有的是直接到海外办刊。③ 《中国新闻周刊》、《读者》、《中国国家地理》、《浙江大学学报》，以及外文局所属的几本外宣期刊等都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只是，与国际一流的品牌期刊相比，这些期刊的国际化程度仍然较低。
与规模化密不可分的“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三股力量自始至终参与并推动着期刊的集团化进程，成为国内品牌期刊实现两个转型、做大做强的根本动力。这也是国际跨国出版传媒集团近20年的成长历程反复印证的经验。
他山之石
在西方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中，期刊出版市场是一个自由竞争、高度细分、相当成熟的市场。④市场化有两层含义。首先，期刊资源的配置、期刊编辑的运作、期刊产品的营销完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其次，期刊业与市场经济融为一体，在策划、制作、营销、合同、会计、统计、审计、法制、管理等诸多方面，建立了完整的健全的市场游戏规则，由市场决定效益，决定编辑的内容和出版时机。
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源自专业化。这里讲的专业化主要指出版传媒业自身的专业化分工。按照一般经济规律，在相对狭小的市场环境中，企业业务往往倾向于多元；当处于相对大的市场中，必定趋向专业化。过去近20年的历史表明，越是跨国公司，其核心竞争力越是向更加集中的专业方向壮大。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成为全球性企业的出版传媒集团开始改变多元化经营，越来越趋于专业化。多年前，国际教育和专业出版集团的并购浪潮已经在出版领域揭示出这一产业规律。最近，大众出版品牌企鹅出版集团和兰登书屋的合并再次印证这一世界出版业发展的主流趋势。⑤
在经济学中，国际化是企业有意识地追逐国际市场的行为体现。它既包括产品国际流动，也包括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自上世纪80年代，欧美传统区域市场渐趋饱和，出版传媒集团便开始通过兼并演变为跨国集团，以拓展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国际出版产业间发生的几轮整合和兼并，主要是出于这样一种目的。例如贝塔斯曼和培生集团的兼并行为，就是通过国际化把自己变为一个全球性传媒集团。⑥
经济全球化使得现代社会各个领域的成功都可以归结为“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实现的过程。大凡成功的企业都离不开“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我国期刊集团化改革也正是在借助“三化”实现转型过程。这一经验除了被知名国际传媒集团的成功证明外，也被一般的国际集团（跨国公司）反复验证。
探索外宣期刊转型之路
借助集团化建设，国内品牌期刊通过三化带动模式与业态转型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这为外宣期刊做大做强提供了借鉴。外宣期刊如想发展起来，实现规模化经营并推动两个转型势在必行。因此，在研究转型过程和特点之后弄清转型的动力何来异常重要。这对外宣转型具有现实意义。当前，外宣因所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国际传播环境、国家文化软实力等因素制约，机遇与挑战并存。外宣期刊作为在国家外宣大局中承担重要使命的“国家队”，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应有之义，也是自身做大做强的需要。因此，借助集团化建设推进规模化运营，依靠“三化”内生动力进行转型发展应是外宣期刊做大做强的一条途径。
当然，外宣期刊的转身之路既需要尊重业界转型规律，借助“三化”实施完成，还需根据外宣领域自身的特点，在“三化”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不断破解制约自身转型的许多难题。如果能进行脱胎换骨的转型突破，外宣也许不难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第一，传统的政府机关思维向市场化的思维模式转型。
外宣期刊无论是模式转型还是出版形态转型，都离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经营、品牌经营等相距甚远，必须借助“三化”重新进行系统思考和改造。观念改变是一切改变的基础。外宣转型首先应是思维模式转型。外宣期刊多属于设置在国家部委架构上的参照公务员体系的事业单位。多年来，依靠传统行政权力管理的模式已使外宣人的思维定式固化，很难与市场化和企业化的运营模式相适应。此外，从传播业态规律上讲，观念的提升是参与国际话语权竞争的关键。要在对外传播中达到好的宣传效果，就必须尊重新闻传播和文化出版规律，转变传播理念，坚持国际化视野和专业化至上的原则。⑦ 因此，要用市场化的思维方式和专业化的组织理念、国际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对现有的行政管理系统进行彻底改造，改变固化的、狭隘的行政主导市场的意识，真正树立读者意识、受众导向和市场意识。切实推进期刊企业化改革，建立面向市场的体制和机制，向市场要发展，向市场要活力。
第二，由计划向市场的体制机制及管理模式转型。
按照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应该是市场需要什么就办什么期刊，市场需要到哪里办就到哪里办。根据专业化要求，现代文化传媒首先要按现代出版传媒和出版产业自有规律办事，媒体管媒体，媒体办媒体。然而，我国外宣期刊的布局和分工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目前的出版机构大多是行政促成的，模式比较单一，运行机制缺乏活力。
外宣期刊的模式转型首先是管理体制的改革。由于外宣期刊的转企改制落后于我国出版业的改革步伐，面向市场化、专业化的体制和机制改革显得更为迫切。一是要借助“市场化”将以往传统僵化的政府管理模式向市场为导向的体制机制转型。二是利用专业化从靠行政命令运转的国家“政府出版机构”向外向型、国际化的文化及传播“商战机器”转型。外宣领域的市场化可以分几步走：首先，改革现行办刊体制，转变办刊观念，先从围绕市场入手，逐渐适应市场到完全依靠市场来办刊；二是，需要将介于政府部门与国企之间性质的事业体系进行市场化和专业化改造，使之具备完全适应全球竞争的市场化、专业化的市场主体地位；三是，依托国家支持的对外文化交流合作等形式的市场行为，通过参加国际展览，承办、主办各种国际活动形成常规机制，将外宣与市场紧密结合起来，最终通过国际间的合作交流机制与全球客户建立一种事实上的“市场纽带”。
第三，队伍的专业化、市场化转型。
一个战略规划从设计到实施，成功与否取决于一支能否适应市场并取胜的专业化团队，特别是领导决策团队。立足于市场化、国际化的团队建设和全球化的人才战略是转型的基础。外宣队伍转型首先要从身份上实现转变，外宣国家队作为“政府的人”如何转型为“市场的人”；其次是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团队的组织管理结构和系统思考方式必须转型。此外还涉及到团队的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能力的转型等。国际传播能力体现在能否构建外向型国际化的信息采集网络和全球性覆盖的传播渠道的基础上。只有建立市场化的用人机制，汇聚海内外优秀人才，才能打造一支掌握全球化传播规律的专业化团队。只有将专业化的人才战略与市场化的传播机制嫁接，才能承担起整合全球新闻源，构建国际传播体系的重任。
第四，单一出版向多媒体立体传播转型。
当下，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重构信息传播路径，并重建媒体生态。特别是数字化催生全球传播形式多样化，人们接受信息的习惯被彻底改变。数字化出版和新媒体平台的普及，使传统落后的期刊传播形态难以适应舆论的变化和受众的偏好。据业界分析，数字出版已成为中国出版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方向，是中国出版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代表着中国出版业发展的未来。⑧
外宣出版业态转型来自三方面的压力：一是传播的内容和产品不够丰富，无法满足国际社会对中国信息的极大需求；二是传播的手段和形式单一，难以体现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是数字化、多媒体出版权重小，多数期刊出版形态仍主要是纸质版，数字化程度、技术含量低。
外宣业态转型方向是数字化和多媒体化。转型必须实现两个效果：一是通过以最新信息技术融合传统媒介，打造多媒体立体传播，通过提升内容和形式的吸引力提高外宣针对性。二是探索构建市场化、专业化、数字化、多样化的立体传播体系，通过设计外宣产品线丰富产品组合，提高附加值，延伸市场产业链。以多样的传播形态提供丰富的产品来提高外宣的有效性，最大化地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
第五，国内业务向海外业务转型，国际合作向跨国战略联盟转型。
国际出版集团的经验证明，只有完全掌握并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面向两个市场的企业才是真正称得上国际化的企业。一个企业需从管理体制、流程、供应链、生产、研发、人力资源等方方面面都实现国际化，形成相互配套、相互适应、彼此支撑的国际化体系，才能最终实现市场的全面国际化。
国际化是期刊实现规模化发展的动力，也是外宣期刊的使命所在。全球影响力关键在海外。外宣期刊通过多年实施海外战略，国际化已有一定的基础。外文局所属刊社现在欧美、日本、拉美、中东、俄罗斯等都设立了分支机构，有些期刊的生产和发行已拓展到海外，但是出版结构及经营模式国际化程度仍然不高。借助国际化力量，建立国际化外宣体系是外宣领域转型的方向。外宣国际化至少有三个方向。第一，在现有海外网点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国家支持扩大走出去领域。将政府外宣与市场外宣相结合，调整产品结构，推动转型升级，建设面向两个市场，利用两类资源的运营体制，从生产经营外宣产品到经营外宣品牌。第二，将国内业务向海外业务转型，探索建立包括生产、运营、人力资源管理等流程的国际化体系。第三，与海外华文媒体和国际主流媒体进行战略合作，搭建长期战略联盟，形成牢固的“利益互换”、“渠道捆绑”机制。通过对内升级产品结构，丰富产品内容，对外拓展延伸传播网络，建设传播体系，稳步推进国际化，逐步分割世界传播版图，最终有效影响国际舆论。
「注释
①王国庆：《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获奖期刊综述》第8页，中国论文下载中心http：//检索2012-07-07 11：26：00 。
②《出版传媒企业上市优劣势分析》，《政策研究与产业动态》2012年11月26日，第17期（总第22期）第8页。
③王国庆：《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获奖期刊综述》第10页，中国论文下载中心http：//检索2012-07-07 11：26：00 。
④李杏林、丁丽：《国内外期刊特点分析与我国期刊发展趋势研究》，《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02期。
⑤冯威：《陈昕：专业化是全球书业大趋势》，《出版人》2012年12期，第36页。
⑥冯威：《陈昕：专业化是全球书业大趋势》，《出版人》2012年12期，第35页。
关键词：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国内高校；专业设置；理念创新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4-0049-02
目前，我国的新闻传媒教育已从单一的本科教育向多学科、多专业、多层次方向发展。改革开放前，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几家大学设有新闻系本科专业，发展到今天，全国已有新闻专业和传播学硕士点数十个、新闻博士点十多个，每年培养新闻传播专业学生上万人。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对外交流合作亟需加强，国际传播的作用日益明显，在此背景下，须加大对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力度，而国内部分以培养优秀国际传播人才为重要办学目标的高等院校都对人才培养模式作出不同程度的探索。
一、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主要经验
（一）办学模式的创新
国际新闻传播高端后备人才的培养，需要办学模式的创新。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这五所院校采用了一种新型办学模式，有别于我国现行的新闻教育体制，且不同于西方新闻类院校的人才培养方式。这一人才培养模式是在政府主管部门作为主导的前提下，有效调动各方资源投入来培养国家急需人才。为此，国内的诸多主流媒体都参与其中，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和中新社等6家媒体直接参与培养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从而解决了教育与媒体实际工作相脱节这一长期困扰教育部门的老问题[1]。而这5所院校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和特点，制定并实施具体有效的培养计划。
（二）依托本校资源，发挥“外语”与“新闻”的优势
国内高校依托本校的教学资源，目前已经形成了三种较为特色的教学模式，分别是“外语（新闻）”，“新闻（外语）”，以及“外语新闻”。其中，“外语（新闻）”模式的典型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他们偏重外语教学，学生入学后必须进行2年的基础语言学习，然后采开始接触各类用汉语或者外语开设的新闻实践及新闻理论课。在此培养模式下，学生的语言水平能达到较高水平，借助这一优势，并结合新闻知识，逐渐成长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而厦门大学采用的是“新闻（外语）”这一模式，在优秀的本科教学背景下，厦门大学尤其注重新闻专业课程以及人文学科课程的开展，因此，该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深刻的人文基础，该校国际新闻专业毕业生在国内众多媒体中担当编辑，记者，以及管理人员，在国际传播领域作出巨大贡献。
最后，“外语新闻”模式，即外语与新闻并重，其典型则为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入学后进行一年的外语学习，然后进入新闻相关课程的学习，高年级则加入国际新闻采访、编译、写作等专业课程的学习中去，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语言水平上要比普通的新闻专业学生要高，而新闻素养则比一般的外语专业学生要好，具备这种素质的学生往往深受新华社、国际台、人民日报社等大型媒体的青睐[2]。
（三）课程体系和评估体系的日益优化
众所周知，课程是高校教育的核心，也是高校培养人才的基础。高校必须要积极探索如何设置课程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而在课程体系方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这5所高校针对国际新闻报道的实际需要，在设置国际新闻传播课程的过程中尤其突出英语新闻采编、国际新闻采编和多媒体采编等课程，将新闻理论、采访以及英文写作融于一体，使学生具备从事英语新闻报道的实际动手能力，且掌握一定的基本技能，为将来从事英文采访与报道奠定基础。
媒介融合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传统的媒介界限日益模糊，新的传播手段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传媒迫切需要能熟练使用目标语言，国内外环境，以及融合媒介特征和综合性采编方式的全能新闻人才[3]。为适应这种趋势，国内部分高校如中国人民大学就设置了媒介融合和融合新闻等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旨在培养通晓新闻传播理论和方法，掌握媒介融合规律，知识和技能，能够创造性地解决现实传播问题，适应传媒，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机构需求的高级传播人才，开设《调查性报道》、《人物报道》、《新闻编辑》、《媒介融合与新闻实务》等主干课程。
另外，评估体系的日趋完善是培养国际传播人才的保证。为此，不少国内高校新闻专业学生毕业论文不再限定为纯粹的学术性论文，它的形式也可以是对学生完成的新闻报道和实习实践成果的研究报告。采用“学术型”与“应用型”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样能使学生的理论素养和专业技能得到全面提高。
（四）师资队伍向业内延伸
师资队伍建设是关系教育发展和改革全局的先导性、基础性工作，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是建立在复合型师资队伍之上的。“与业界衔接、与学界衔接、与技术行业和相关专业领域衔接、与国际专业教育机构科研机构衔接”，是新闻专业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途径。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除了培养自身优秀的专业教师以外，聘请具有海外和进修经历、外国专家、资深新闻工作者等为高素质应用型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提供了重要保障。
中国传媒大学称得上是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的典型，聘请新闻业内人士，或有过新闻从业经历，同时具有较高外语素质的教师。此外，还聘请国内外各大新闻机构的主编，优秀记者，制片人，编导等举办各种讲座，让学生真正接触到新闻界的精英，丰富其阅历，为未来的新闻从业道路做好铺垫。
二、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
（一）专业设置较为模糊
目前国内不少院校已开设国际传播专业，而在教育部的培养目录中并不存在这一专业名称，有的在英语语言专业名下，有的挂靠在新闻专业名下，还有的则挂靠在中文专业名下[4]，这一现状并不利于国际传播专业的发展。
（二）课程设置缺乏系统性和专业性
课程设置是复合型人才培养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一些新兴院校如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国际传播类专业，包括播音与主持艺术（英语节目主持）、播音与主持艺术（法语节目主持）、播音与主持艺术（西班牙语节目主持）、英语（国际新闻）等专业，由于专业方向的特殊性，在课程设置上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设置并没有将外语与新闻课程实现融合，充其量只是叠加在一起。由于该专业培养掌握本专业相关理论与语言技能，熟悉对外传播规律，能够熟练运用外语、汉语两种语言从事播音与主持及语言文化交流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因此，学生的外语语言技能培养不能忽视。同时，新闻传播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和实践教学也要加强，但在实际课程设置中，这两大模块并没有有效融合，由于没有统一的专业导向，在实际操作中给“外语+新闻”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带来了难题。
（三）师资力量相对匮乏
师资队伍建设是优化课程体系和专业设置的关键，也是一所大学存在的根基所在。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复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要求其教师队伍具备不同的学科及专业背景。从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所配备的师资队伍上来看，毕业于综合性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或者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或硕士仍占据多数，他们的外语水平高，专业知识扎实，但是缺乏新闻传播理论知识及实践经历，而真正具有媒体工作经验，同时又具备较高外语水平的教师并不多。这不仅导致教育与实践相脱节，国际传播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不能及时充实到课程体系中去，课程的前沿性和实用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
三、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路径
国际传播人才已被国家广电总局《广播影视“十二五”人才发展规划》列为我国未来广电行业第三大紧缺人才，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一）专业设置问题的路径：树立“学科专业一体化发展”的理念，提高专业课程内涵和质量
高校应将学科与专业同步发展，“将专业建设的系统工程纳入学科建设规划，并通过政策、制度创新，形成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互动机制，促进学科建设的优势资源有效地为本科专业建设服务，通过学科建设提升专业水平，构建品牌专业，提升专业的社会声誉与竞争力”（唐纪良，2008）[5]。
（二）课程设置问题的路径：完善课程体系
课程是高校教育的核心，也是高校培养人才的基础。高校必须要积极探索如何设置课程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目前国际传播专业过于杂乱，需要主管部门统一规定教学大纲，培养体系以及培养目标等，以提高该学科的专业性和层次性。
（三）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对学生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培养，以及国际视野的提高
此外，要顺应媒介融合趋势，拓宽专业口径，有效加强课程内容的融合[6]。媒介融合趋势对国际传播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不断提高学生的专业适应性。另外，为顺应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需要，要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
国际传播人才是建立在扎实的中外文语言文字能力基础之上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中英文口语表达与文字组织能力是决定学生是否具备从事国际传播业务能力的基础与根本。同时，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知识、人员的国际流动，教育的国际合作等等都使得如今的高等教育必须树立开放办学的理念。
参考文献
[1] 胡芳，高晓虹.论新时期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应具备的三种基本能力[J].现代传播，2009（5）.
[2] 张毓强，尚京华，唐艾华.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历史沿革[J].当代传播，2010（4）.
[3] 高钢.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教育四大基础元素的构建[J].国际新闻界，2007（7）.
[4] 刘笑盈，赵卓伦.关于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思考[J].对外传播，2012（2）.
论文内容提要:我国中药产品难以走出国门的原因众多，中西药文化差异是主要原因之一。文章从研究中西药文化差异入手，阐明中药文化传播对解决中西药文化差异和中药产品国际化的决定性作用，并分析我国中药文化对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的具体对策。中药文化传播对中药产品国际化的重要影响目前尚未引起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关注，因此本研究内容具有理论创新性价值和实践意义。
2007年，我国中成药进出口贸易达到3亿美元，但出口和进口各为1.5亿美元。作为拥有几千年中药文化的大国，相对于中药材的大量出口，我国中成药的净出口居然为零，实在令人惊愕。我国中药产品难以走出国门的原因众多，专家学者提出的应对策略也多种多样，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中药文化传播在中药产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中西药文化差异概述
中药产品国际化过程是一种跨文化的经济活动，不同国家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多数受其本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有句古话:“人境而问禁，人国而问俗，人门而问讳。”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中药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之前了解文化差异的重要性。
中西药是在各自不同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们之间的差异很大。
首先，我们现在服用的中药，无论是中成药还是医生开的汤剂，绝大部分都是复方，一种中药往往含有千百个化学成分，而一个化学成分又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这些因素合起来的作用机制十分复杂。若以单一化学成分来说明某一中药的功效，无论是单味还是复方，十分困难。而西药则由单一的或有限的几个化合物单体组成，对于药物的有效成分要求一清二楚。因此，中药趋向于经验治病，而西药则更注重相关数据和实验的支持。
其次，中医药从整体上看问题，重宏观，重归纳，辩证论治。这主要表现在中药“标本兼治”上。中药文化中的治病不仅仅只是消除病症，更多时候重视的是人体的整体调理和平衡，如果阴阳、五行等方面失去了平衡的话就会导致人体各种疾病的产生。相对于中药来说，西药则着手于消除眼见和实在发生病变的人体部位的疾病，具有相当高的选择性和转移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药善于“治标”，因为只是治标，因此西药的疗程相对中药来说比较快。
再次，从哲学体系上说，中医药奉行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朴素辩证唯物论，而西医药则是机械唯物论。如果说西医西药是西方人长期以来的哲学和实践的技术产物的话，那么，中医中药则是中国人长期以来的传统人学的对外仿生思维和实践的技术产物。
最后，中医药讲究药食同源，而西医药学则将药食截然分开。中医药学认为人体不平衡即为病，而西医药仅承认生理、生化、病理等指标的改变才是病。中药用以调理人体平衡，而西药用于改变生理、生化、病理等指标。
通过以上阐述，我们已经明确中西药各自蕴含的文化，那么中药文化究竟有何优势呢?
一是深厚的历史背景。中药从起源到如今，有着五千年的深厚历史文化背景。从夏商西周形成雏形，到秦汉、隋唐，两宋、明清达到发展，一脉相承，绵延数千年且并未曾中断。这样的医药文化及文明，是世界医学史上罕见的。中国传统医药学有着强有力的生命力，它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经过了与近代医药文化的撞击、对抗到结合，也注意从国外先进文化中吸取营养，遂出现了中西汇通合纂的探索。
二是中医以整体恒动观为指导，把“人”、“病”、“症”统一起来;把生物、心理、社会统一起来，这一思想带有方向性意义。近年来，多学科研究的发展越来越深刻地揭示出中医整体恒动观的科学实质，认为中医学含有整体性、相关性、有序性、动态性等原则。
二、中西药文化差异及文化传播对中药产品国际化的影响
为何中药在国外屡遇红灯?除了中药本身存在标准缺乏而导致鱼龙混杂问题外，近年来的重要原因是西方对中药文化的理解存在偏差。这种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和冲突，对中药产品国际化影响很大。
首先，中药和中医一样，都有着极其浓厚的中国传统特色和深厚文化，如中医中就有经络和穴道，而中药中就有着“毒药非毒，只要用法用量合理”等说法。这些都是用现代西方科学无法解释的问题。因为东西方文化不同，中药文化中就蕴含有一定程度的东方宗教文化，多少带有点神秘色彩，但西方文化则注重实证，以可见得到的东西和实验为准。比如经络、穴道、毒药能人药等等，用西方药学观点而言，是根本看不见也行不通的。因此从一开始，西方人就带着“巫医巫药”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中药，多数外国人认为中医药是一种很玄妙并不能用科学解释的东西。
其次，中西药质量标准之间的分歧是中药进人国际市场障碍之一。西方的药品标准都是针对西药的，成分是什么、含量是多少、发生作用的机理是怎样的，都要求有清楚的数据显示，这是因为西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实证、重视实验和数据。但这些要求对中药来说却很难实现，我国一直采用的是传统的中医药方法，主要靠控制品种来源、产地、生长年期、采收加工、炮制、贮存以及外观和一些简单理化鉴定对中药材进行质量评估。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至今仍是质量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不同国家因其医药文化的不同而制定了不同的药物质量标准，我国中药产品因为达不到标准而被拒之门外的事情屡见不鲜。
最后，中西药文化的差异在解说药物成分方面也造成了不利影响。西药受西药文化注重实证与分析的影响，讲究药物有效成分，对于药物中的有效成分一定要有准确的数据说明或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来证明，这些在西药说明书上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而中药讲究的是药物与药物之间的配伍和药物的炮制，一种中药往往含有千百个化学成分，而一个化学成分又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这些因素合起来的作用机制十分复杂。若以单一化学成分来说明某一中药的功效，无论是单味还是复方，显然是不合理的，大多数中药的药性、功效及药理作用，并不能以单体化学成分所代表。如广东著名的地道药何首乌，生何首乌本身含有蕙酿类成分，长期滥服确实对肝肾功能有一定损伤，但我国通过选用其块根，用黑豆汁反复炖蒸，经过炮制，其有毒成分已被去除，成为“制首乌”，能补肾固肝、益精乌须，是一种滋补良药。但这些很难向外国消费者说清楚，并得到他们的认同。
从中药产品出口的角度看，得不到消费者认同的中药产品很难走出国门，因此中西药文化差异带给中药对外贸易的影响是极为严重的。
在了解文化差异对中药产品国际化影响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探讨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
广东中药出口的一大特点是出口市场集中在香港、日本、美国和东盟等国家和地区。2007年上半年对上述4个国家和地区合计出口5787.8万美元，占广东中药出口总值的85.8%;其中，对香港出口4139.2万美元，增长34.3%，占出口总值的61.3%。为什么广东中药出口的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香港等地区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东南亚各国和香港受我国中药文化影响较深，尤其是香港与广东一衣带水，文化同源。香港民众对中药的认知与接受程度丝毫不比广东人差。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医药文化与中国传统的中医药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汉药在这些国家深受欢迎。
由此可见，中药文化对中药产品的对外贸易来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接受了中药文化，那么就等同于接受了中药产品，这样中药产品进人该国家便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对外贸易是跨越文化、种族、国界的经济活动，各国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是由需求决定的，需求是受文化背景制约的。对于中药这一特殊商品来说，因其蕴含着丰富深厚的中国传统医药文化内涵，因此在让国外消费者接受中药之前，首先要让他们接受中药文化。换句话说，实现中药产品国际化，中药文化首先要国际化。这就需要跨越文化障碍，加强中药文化的对外交流和传播。只有通过文化传播，不断地增进文化认同，促进相互理解，才能消除文化差异带给中药产品国际化的消极影响。
三、我国中药文化对外传播的现状及问题
1.我国中药文化的传播现状
从古自今，我国的中药文化传播一直没有停止过，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第一，我国各级政府积极参与中药文化的传播活动。比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卫生部、科技部2006年7月17日了《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规划纲要》，该计划包括6项优先领域和重点内容，其中的第五项内容是“推进中医药知识的传播”。2006年1月，广东省率先在全国提出“建设中医药强省”，2006年3月制定了广东省中医药发展“十一五”规划，其中第五项任务是“推进中医药文化建设”。这为广东省的中药文化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中药文化传播中学术机构和团体(包括大学)的作用明显。比如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宣传中医药特色与优势，促进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广州中医药大学多次派专家参加东南亚地区的亚细安中医药大会，并于1989年发起成立了穗台港澳中医中药界联谊会，是把广州、澳门、香港、台湾的中医药界人联系起来的学术团体。
第三，中药文化传播的主渠道是书籍、刊物、媒体。明代的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编成的《本草纲目》1596年首次刊行，17世纪初就流传中外，曾经多次刻印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对世界医学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现存最早的中医药期刊，是民国11年(1920年)由广东赞育医社出版的《赞育月刊》。1955年创刊的《中国中药杂志》则是我国现存创刊最早的中药学术性刊物，该刊物与其它学术期刊在传播现代中药学术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中医药报》等报刊、《时珍国医国药》等网站则实时传播现代中药文化的最新进展和变化。
第四，中药企业在中药文化传播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我国众多的中药企业在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无论是产品广告的国际宣传、还是国内外企业的合资合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药文化在国际间的传播。企业内部的文化建设也有利于中药文化的有效传播，比如广州的“陈李济药厂中药历史博物馆”和广州白云山和黄中药公司的“神农草堂”等等。
第五，中药文化传播中的中外民间交流源远流长。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和香港的医药文化与中国传统的中医药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中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很受欢迎。
2.我国中药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对中药文化传播的重视程度不够。在发展我国中药产业问题上，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讨论大多从中药产品的技术、质量和标准上做文章，或从绿色贸易壁垒人手，还有的是从中药产品的现代化、国际化角度讨论问题。但唯独中药文化传播问题鲜有人提起，就算是提及，也是在文章中草草带过，没有深人的研究。
第二，中药文化传播过程中欠缺中西药文化的结合。中药是我国的国粹，中国人相信中药是因为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相反，外国消费者、尤其是西方消费者很难接受中药，因为他们接受的是西方文化。我们应该在中西药文化中寻找共同点，或合理地弥合它们的差异。一味地对外宣传中药的优势和西药的劣势，只会使国外消费者对中药更加反感。
第三，中药文化传播过程中缺乏具有影响力的中药品牌。产品的品牌对消费者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因为品牌不仅包含产品的质量和服务，还包括产品的文化内涵，好的中药品牌会在中药文化传播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的中药老字号必须重视塑造强有力的产品品牌，形成具有影响力的中药文化传播氛围，加速我国中药产品的国际化进程。
第四，中药文化传播过程中遇到的技术标准障碍。由于中西文化差异，西方国家要求对中药的药理药性有精确和可信度高的药理药性报告，而目前我国大多数中药企业达不到这一要求。目前我国中药包含植物、动物、矿物等多种成分，企业很难提交精确的药检报告通过欧美等国的审核，进而导致中药不能作为药品进人国际市场并合法销售。
四、推进中药文化传播、加快中药产品国际化的十大措施
1.
提高对中药文化传播、中药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是推进中药文化传播的首要措施。目前，专家学者、政府部门、企业单位等等都没有认识到中药文化传播对中药产品国际化的重要作用。如果说中药产品国际化需要软硬两种条件的话，那么中药文化的海外传播就是中药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软条件，缺少这一条件支撑的硬条件本身(如产品质量、成分确定、疗效稳定、产品成本等等)很难有所作为。
2.发挥中药自身优势，强化中药文化建设，扩大中药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中药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是除了治病之外，还能起到保健和养生的功效，这与国际上刮起的草药保健热不谋而合。既然如此，何不借此机遇强化中药文化建设呢?我们应该以中药文化为载体，结合中药的特点和优势，挖掘中药几千年来的文化精髓，培育国际知名中药品牌，不断地传播和演绎中药文化，为中药产品国际化铺路搭桥。
3.组织中药和语言学科领域的专家联合攻关，消除中药文化传播的语言障碍。语言是彼此沟通的桥梁，中药有很多专业名词如阴阳平衡、归经等等较难理解。如何用外文通俗易懂地阐释中药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对此，可以组织中医药专家学者统一进行整理、编写，然后再让研究外文的专家们来翻译，英译名的选择应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强调规范、通俗，适合西方思维习惯，以便于交流。
4.合理利用传媒力最传播中药文化。在利用各种媒介(图书、报刊、杂志、广播、影视、网络等)传播中药文化时，要注重适度、合理、可信的原则，做好受众定位、受众调查和市场预测，了解目标人群的需求，合理使用中外文，力争中药文化进人西方主流社会。比如对名药、名方、名医、成功的治疗病例进行系列介绍等等。
5.建立、发展和完善我国的中医药文化信息网，借助网络技术大力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中药文化。传统文化大多处于封闭状态而独立发展起来，与外界文化信息较少交流。而有生命力的文化应该是开放的文化。当今互联网已成为“第四媒体”。作为开放性的媒体，它使全球成为一个共时性的超越国界的整体，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传播面对的是整个世界。
6.积极发挥政府部门在中药文化传播中的主导作用。首先，政府主管部门对中药文化传播工作要进行总体的策划、组织和安排。其次，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利用一切机会向各国政府有关机构宣传介绍我国的中药管理、生产、中医考核等各种制度以及各种标准。再次，建立中外政府相关部门定期会话、交流、协商机制。最后，政府还可以成立专项基金，借助国内外的捐助，加速中药文化的对外传播。
7.积极开展中药领域的国际科技合作，推进中药文化对外传播。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合作研究、共同开发等多种形式的合作，一方面有利于宣传我国中药传统理论，普及中药知识，为中药走向国际市场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可借鉴国外药物研究成功经验，掌握国际社会对天然药物的规定和要求及发展变化趋势，进一步丰富中药文化的科技含量。
8.联手港澳，构建中药文化传播平台。广东、香港、澳门一衣带水，文化同源。广东与香港不仅在血缘上、历史文化上有较深的渊源，而且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经济合作格局，经济上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为两地在更深层次上的中药文化传播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香港是国际金融、会议、展览、旅游中心，市场体系健全，法治完善，资讯发达，经济国际化程度高且熟悉西方文化，为中药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9.积极推进中西药文化的结合，提高国外消费者对中药的认同感。中西药各有相应的药学理论体系和各自蕴含的文化，就文化本身而言，并没有谁对谁错，有的只是相对的优势和劣势。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外消费者尤其是西方消费者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他们看到的多是中药文化劣势的一面。因此，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中西药文化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尽量做好弥合两者差异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实现中药文化传播的目的。
1利用科技新闻促进科学知识的传播
科技新闻传播在前沿科学技术的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学术期刊与新闻媒体之间的融合已经成为了科技期刊发挥自身作用的重要方式。对于科技期刊的编辑人员而言，他们除了要对一些拟在本刊发表的高质量科技论文进行关注的同时，也需要在科普知识的传播过程中发挥自身的作用。自2007年1月起，中国科协启动了“科技期刊与大众媒体见面”的制度。从科技新闻的选题、组织和撰写等方面入手，对科技新闻编辑体系进行完善，可以让科技期刊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1.1在坚持自主创新的基础上突出科学价值
自主创新是科技期刊在科学知识传播过程中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朱倩蓉等[1]以《中国药理学报》杂志为例，介绍了该刊所采取的创新模式，他们针对中药领域所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从中药现代化、天然药物的研究开发和模仿性药物的研究开发工作等多个方面入手，推荐了一批具有研发性的新闻。标准化问题是中药研究领域的一大关键问题。《中国药理学报》与其他医学期刊所共同推出的与丹参制剂有关的新闻稿，就在对淡粉酸盐化合物活性研究问题进行阐释的基础上，构建了一种规模化、产业化的丹参多酚酸盐制备技术。该刊倡导自主创新、突出科学价值的举措十分值得我们科技期刊编辑同行们借鉴。
1.2与知名科研工作者保持良好沟通
对于中国科学家来说，科研有助于研究生毕业、晋升、基金申报与结题，这些不需要过多考虑公众的因素，因此科学家缺乏向公众沟通科研成果的意识和动力[1]。同行评议制度是科技期刊新闻素材的原创性、科学性和真实性的保障因素。在对科学新闻的作者进行选择的过程中，相关人员首先需要对科研论文经由中外同行评审以后所得到的评审结果进行关注，并要对作者相关领域所进行的研究进行关注，科研工作者在科技新闻的传播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借助科技新闻对科技期刊的传播能力进行提升，科技新闻的编辑、出版人员也需要对一些有影响力的科研工作人员在中外期刊中发表的论文的数量进行关注。
2对我国学术期刊的传播体系进行完善
随着我国科技的不断发展，国际社会对中国科技期刊的需求也表现出了上升的趋势。在“十二五”至“十三五”时期，我国科技期刊领域始终把握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进行强化的基础上，我国科技期刊的编辑出版行业需要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的基础上，对人民群众的多样化、多方面的报刊需求进行满足。在对主流刊物的舆论引导能力进行强化的基础上，我国科技期刊业还需要借助以下手段对我国科技期刊的传播体系进行完善。
2.1对从业人员的核心竞争力进行强化
作为传媒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期刊编辑出版领域在未来一段时间需要对高级采编人才、管理经营策划人才很多专业化技术人才的培训工作进行强化。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是学术期刊编辑出版团队所要具备的一项重要能力。从市场需求对科技期刊的影响来看，如果编辑人员在论文出版过程中未对市场需求进行充分调查，学术刊物就会出现不符合市场需求、刊物积压和发行量降低的问题。在对学术刊物的受众群体进行关注的基础上，对市场信息和读者的反馈信息进行有效收集，可以在论文作者、期刊编辑和读者之间构建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因而科技期刊的编辑人员在日常工作中也需要对潜在的市场需求和读者需求进行充分关注，进而在对科技期刊的对外传播吸引力进行强化的基础上，对期刊的科学传播能力进行强化。科技期刊的编辑出版部门也需要构建一种以“编辑”“策划”和“经营”为核心的工作模式。
2.2对行业期刊联盟的运作机制进行完善
中国期刊业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离不开中国近些年以来在文化出版，当然也包括期刊出版方面所开展的国际国内合作[2]。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构建，为出版集团与科技期刊编辑单位之间的战略合作提供了一定的帮助。集团化建设是出版行业在新时期的主要发展趋势。科技期刊的科学传播能力与出版行业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在未来一段时间，集团化的发展趋势也会成为科技期刊出版、发行机构的主要发展模式。目前中华医学会已经在对一些医学学术期刊进行整合的基础上，构建了一种以协同作战为主要特点的出版联合体[3]。科技期刊出版联合体可以在出版、印刷和广告发行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这就可以为不同科技期刊品牌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出版集团与期刊联盟之间的资源整合，可以让二者之间在产品生产、物资供应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协同性得到强化。二者之间的融合，可以在对科技期刊的经营成本进行降低的基础上，对它们的传播能力进行强化。
2.3利用国际合作加快传播能力建设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科技期刊也成为了中国向世界展示我国科研成果的载体。中国科技期刊等国际化可以让中国学术界的国际地位得到有效的提升。目前我国的学术市场具有相对良好的发展潜力，在一些国外出版商对我国学术市场表示关注以后，我国科技期刊可以在与外国出版商进行合作的基础上，提升自身的传播能力。由于目前我国在期刊出版方面的法律制度尚未得到完善，因而我国的科技期刊在未来阶段仍然需要坚持自主发展的路线。在此基础上，我国科技期刊可以与外国出版商进行合作，对海外期刊的办刊经验进行吸收借鉴，进而在对自身的办刊理念进行提升的基础上，对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发行量进行提升。
3对科技期刊的网络传播能力进行优化
3.1对科技期刊的网络增值服务进行优化
科技期刊网站的构建，是科技期刊经营机构提升期刊传播能力的重要措施。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期刊的受众群体的信息需求也表现出了多层次性、定制性和差异性的特点。科技期刊所提供的以科研文献的目次、摘要（关键词）、全文等信息为主的基本服务形式已经难以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以期刊论文为核心，对服务项目进行拓展，是我国科技期刊网站所面对的一大重要问题。现阶段科技期刊的出版发行单位可以在设置用户交流社区、内容推介区和文献资料计量分析统计等模块进行建构的基础上，对信息内容的学术性进行强化。在对内容服务的高容量性、新颖性和实效性等特征进行强化的基础上，科技期刊网站的经营者也可以在对用户跟踪学科前沿信息的积极性进行调动，以便在增加用户体验的基础上，对科技期刊的传播能力进行提升。针对知网、万方等常用的期刊数据库，相关机构可以对数据库的使用费用进行降低，也可以为用户提供一些出论文下载以外的科学化的情报分析信息。
3.2对期刊网站的管理运营能力进行强化
科技期刊的网络传播涉及网络科技新闻的传播、科技论文在社交网络中的传播、移动终端在电子期刊的传播等各种传播途径[4]。对于系统的运营管理人员而言，自身的管理能力的强化，也成为了促进科技期刊传播能力提升的有效方式。在期刊网站的管理工作的开展过程中，科技期刊的编辑人员需要积极参与到网站的内容组织工作之中，也需要对一些重点论文进行点评。在多样化的文章体裁和多指向性的超链接的影响下，科技期刊的编辑人员需要对相关的层级结构关系进行有效处理，并要借助契合的动静图像组合对科技期刊的生动性和活泼性进行提升。在相关网页构建以后，期刊发行机构需要对系统维护、数据维护和网页维护等问题进行关注。网站服务器和系统程序是系统维护工作中的关键内容。对网站服务器和系统程序等内容进行检查和更新，可以让这一系统处于安全的工作状态之中。数据维护涉及到了数据信息的导入、导出和数据信息的后台维护等多个问题。全面化的数据备份体系和数据恢复计划的构建，可以为期刊网站在突况下的运转提供保障。
4对数字化出版模式进行优化
4.1对科技期刊的数字化建设的自觉意识进行强化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期刊的出版模式也成为了期刊自身传播能力的影响因素。数字化出版对传统出版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它引领着科技期刊的发展方向，并成为了科技期刊的发展主流[5]。科技期刊与多媒体资源的整合，可以在对传统的出版方式进行转变的基础上，对科技期刊的传播能力进行提升。针对数字化出版模式给科技期刊编辑出版工作带来的影响。科技期刊的编辑出版人员需要在对自身视野进行拓展的基础上，对利用数字化建设加强科技期刊建设的意识进行提升，以便在对最优化的数字化的传播模式进行应用的基础上，对期刊的出版运营方式进行优化。为了让科技期刊的网络投稿平台和编辑交流平台得到优化，科技期刊的运营机构可以通过与政府部门进行协调的方式，对行业之间和单位之间的合作机制进行强化。随着数字化出版技术的不断发展，远程出版、按需出版和数据库出版等数字化出版模式会在科技期刊的出版领域得到应用。
4.2构建统一化的科技期刊数字出版平台
科技期刊出版业务在我国出版业务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经营规模小、产品结构单一和同质化现象严重的问题是现阶段我国科技期刊出版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现阶段是我国科技文化领域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期，在争取政府的专项资金扶持的基础上加快资源整合，成为了提升科技期刊传播能力的重要措施。根据前文论述，对多家科技期刊在资源、设备、技术和人才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进行整合，可以让相关单位对科技领域的专业化内容进行系统化的挖掘，进而在对出版服务体系进行优化的基础上，对科技期刊的产业规模进行扩展。在统一化的在线数字产品编辑出版营销平台构建以后，科技期刊的发行者可以对期刊的受众群体进行有效整合，也可以让文献资源的使用效率得到有效提升。统一化的公共服务平台的构建，可以让科技期刊发行单位的整体实力得到强化。
4.3对多种形式的产品服务进行完善
在统一化的科技期刊数字平台构建以后，产品内容和服务形式已经成为了科技期刊发行机构所关注的一大重要问题。特色服务体系和延伸服务体系的构建，可以让期刊发行机构从更多的渠道入手，为用户提供帮助，以便让读者借助计算机和数字电视等媒体对一些前沿技术进行了解。
5利用移动传播对科技期刊的信息服务能力进行强化
5.1利用公众号增强科技期刊的传播能力
从科技期刊的发展实践来看，只有不断提升期刊信息化基础平台的服务水平，才能更好地发挥信息化在推动期刊转型和创新管理与服务模式转换中的积极作用[6]。科技期刊与自媒体平台之间的结合，可以让移动平台在信息的持续传播过程中发挥持久效应，从而可以让科技期刊的传播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一些公众号中所推送的一些科研论文往往可以表现出阅读量大的特点。从公众号的合作形式来看，杂志社、专家与期刊发行机构的微信平台之间可以发挥出资源共享的作用。在一些实体学术会议中，微信平台可以通过现场互动、现场直播等方式，对学术会议中的新成果进行展示。
【关键词】文化图式 中医 翻译策略
一、引言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厚重的人文因素，作为医学院校的英语教师，学习研究中医及其翻译策略，主动衔接基础专业教学，对于丰富自身知识结构、提升国学文化素养、拉近师生心理距离，更加生动深入的阐释文化图示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实践，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化图式理论简要
“图式”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哲学家康德中提出。英国心理学家巴特勒特发展了图式理论，1932年他出版了著名的著作《Remembering：a case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从此，“图式”成为一个心理学术语。
三、几种翻译策略
兰凤利认为，“如果一味强调中医翻译理所当然地应是科技翻译，强调译文要摆脱中医语言中的文、史、哲影响，那么，在中医对外传播和交流的过程中，无疑人为地摒弃了中医学深厚的文化底蕴。笔者认同此观点。
中医包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图式，对西方来说是外来文化，文化图式缺失和文化图式冲突在中医文化传播过程中显现的尤为突出。在文化图示理论指导下，选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对中医文化图式的进行精确解码和重新编码，帮助目的语读者新建文化图式，使其纠正理解偏差，克服文化图式的缺失，最大程度的理解中医，促进中医文化与西方医学文化交流和共生。
1.音译。在目的语文化图式缺失的情况下，往往采用音译策略。方梦之认为，音译是不同文字系统中的文字符号的转写。1991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针灸穴位名词的国际标准化方案，将针灸穴位名称统一采取汉语拼音，并全部进行编注了国际代码。这是中医音译的典型范例。同时，中医中的一些承载文化厚重的基础理论术语如：气、阴、阳等用汉语拼音直接音译。音译策略简洁明了，可以维护中医的民族性，促使“中国英语”融入英语当中，但是，其表意性差，极易影响外籍人士学习中医的热情，所以，在我们的外语教学实践中，除了约定俗成的音译英语外，不宜自己“创造”音译词汇。
国内中医研究者也反对对音译法的滥用，较多的意见是应尽量控制其数量，只适用于其他译法难以表达的术语。
2.直译。陈宏薇认为，直译是指在合乎英语文化的基础上，在译文中完全保留汉语词语的指称意义，使得内容与形式完全相符的策略。
如：“提壶揭盖”（lifting the lid to pour off water
in the pots“热结旁流”（fecal inpaction due to heat with watery discharge）“风寒束肺”（wind-cold tightening the lung“风热犯肺”（invasion of the lung by wind-heat），“热胜则肿”（excessive heat bringing about swelling）等都是很好的例子。直译既保留了中医语言特色，忠实传达了原文含义，又具有较强的回译性，可以更加有效地促进文化交流。但是，直译容易引起歧义，造成误译。比如将“贼风”直译为“thief wind”，将“木舌”直译为“wood tongue”，都是不可取的。
3.意译。意译是指在不得不舍弃字面意义的情况下，通过释义、添加、还原等方式，以求译文与原文传达的含义相似或者相符的翻译策略。
如将“贼风”意译为“pathogenic factors-wind”，将“木舌”“stiff tongue”，兰凤利将“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四气调神大论）译为：The yin and yang and the four seasons are the root of every thing. The sages cultivate yang in spring and summer and conserve yin in autumn and winter in order to follow the basic principle of preserving health，thus according with the universal law“engendering in spring，growing in summer，reaping in autumn，and storing in winter。译文将“生长”暗含信息详细的解释出来，使得译文更加生动易懂，语境效果更加逼真，充分调动了读者的已有图式，很好的传递了原文信息。
但是，意译也有不足：一是回译性差；二是若无对应词汇，则造成译句冗长；三是受译者主体性影响大，不利于标准化。
4.借用。一是借用等值词翻译。中医术语一般多义，寓意深厚，根据语境，同一中医词汇借用不同等值词汇翻译。如中医中“痰”包括有形之痰、无形之痰两种含义，若是有形之痰，就译为sputum，若是无形之痰，就可借用西医phlegm来译。“恶露”等同于西医“产褥排泄物”，用lochia翻译，“无物移睛”等同于西医“玻璃体混浊”，用vitreous opacity翻译。二是借用西医术语中丰富的词根词缀，按照其排列组合方式来翻译中医词汇。如“风秘”翻译成“anemo/genous constipation”，“湿泄”翻译成“hygro/genous diarrhea”，“外感胃脘痛”翻译成“exo/genous stomachache”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笔者认为，采取借用策略进行翻译，不但表意准确，而且简便易行，值得推广，但是，对于没有医学专业词汇词根知识的受众则不便传播。
5.加注。即通过添加注释的方式详细解释。如《素问.生气通天论》“其生五，其气三”译为“Life has（the number） five，breath has（the number） three”。此处括号中添加了（the nunber），使译句通顺。结合语境，“五”易理解为五行，而“三”却不易理解，故又在脚注中注明：“According to the author―Wang Bing the three factors are：the heavenly climate，the subtle spirit of the earth， and good fortune”.又如“虚”“实”在中医中具有深奥含义，在英文总很难找到与其文化图式完全对应的词汇，所以，暂且将其分别对应“asthenia”和“sthenia”，然后，进一步添加脚注，对意译归化为英语中的“asthenia”和“sthenia”，然后以脚注的形式将“asthenia”解释为：symptoms shaving deficiency of vital energy and resistance of disease，将“sthenia” 解释为：symptoms of high fever or disorders as stasis of blood， constipation，etc.suffered by patients who are physically strong as a result of combating of resistance against evils in the body.
四、结语
我国经过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东学西渐，中医翻译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中医的文化概念和认知体系不同于西方文化，其语言的模糊性更是增添了理解的困难，中医翻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我国经济日益繁荣、软实力逐步提升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医学院校的语言工作者应当有所作为，为中医的对外交流和传播尽心尽力。
参考文献：
[1]王柳.图式理论观照下文化负载词的汉英口译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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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欣贤.中医基本理论名词术语英译探讨（四）[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1993，13（4）：240-241.
[4]代建军.文化图式理论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中的作用[J].课程教育研究，2013，17：90-91.
关键词： 文化自觉 创造性叛逆 《牡丹亭》译本 汪榕培
一、 引言
谢天振认为：“创造性叛逆并不为文学翻译所特有，实际上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基本规律。可以说，如果没有创造性叛逆，也就没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谢天振，2000：141-142） 在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翻译实践中，创造性叛逆的最终目的是巧妙灵活地对原文进行阐释，最终达到一种更深程度上对原作的忠实，更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与目的语文化达到互通互融最大限度的情感和文化的共鸣。这种操作又是建立在充分“文化自觉和自信”的基础上的。因为文化清洗及随之而来的令人厌恶的爽快无味，是阻止英语世界了解中国文学作品的主要症结所在。由此可见， 翻译过程中，对文化元素的尊重首先源于自觉、自省和自信，只有对传统文化的自觉、自省和自信才能游刃有余地进行创造性叛逆。
《牡丹亭》创作的根基具有深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所以语言运用更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具有浓重的传统文化气质。作品中大段唱词、诗文大量运用了文化典故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图腾，让具有同样文化背景和预设的本族语读者能最大限度地与作者产生共鸣。对于处于不同语系的读者来说，想要理解作品中的精髓，仰仗的不仅是译者的语言功底，更重要的还是从文化底蕴出发的基于文化自觉自信的灵活叛逆。 在Daniel S. Burt2008年出版的《100部戏剧：世界最著名戏剧排行榜》（The Drama 100： A Ranking of the Greatest Plays of All Time）一书中，《牡丹亭》是中国唯一一部入选的作品，排名第32;而其作家汤显祖，连同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将在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被隆重纪念。可以说，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 《牡丹亭》发挥着全方位多模块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牡丹亭》和汪氏译本中的文化自觉
提出了文化自觉概念：“文化自觉指特定文化群体对其文化生态环境要具有自知之明，要充分发挥认知文化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清晰认知文化的起源、发生、发展、交流等过程，明晰文化在不同生态环境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文化自觉并不是实行文化割据或者文化霸权，而是要增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掌控文化发展方向。” （，2007 ：216）也就是说，文化自觉要求译者进行翻译实践时做到深度的“知己知彼”才能“下笔如有神”。 他还指出：“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他将文化自觉的历程归结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007：250）这与十以来提出的“文化自信”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多个场合谈到中国传统文化，表达自己对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认同与尊崇。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及一个正当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生命力持有坚定的信心。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久。特别经过文化自觉而后的文化自信完全不是空穴来风、系之苇苕;向世界推介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价值体系不能以牺牲、消解和清洗本身独特的文化特质和文化现象为代价。英国著名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东西方之歌》中曾写道：“啊，东便是东，西便是西，这两者永不会相遇，直到在上帝最后审判的宝座前，地和天都静静侯立。”（ Rudyard Kipling，1993：75.）由此看出东西方文化差异之显著，而在翻译实践中坚守独特的文化符号、典故、理念、价值观，不仅是对自身文化的尊崇和忠实，更是对世界文化的补充和丰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不仅仅是彼此文化间交汇重叠的部分;更重要的是把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浸润于心的独特的文化图腾和基因进行忠实传递。
显祖的《牡丹亭》、王实甫的《西厢记》、孔尚任的《桃花扇》和洪N的《长生殿》一起被誉为“四大古典名剧”。它们体现了我国古代戏剧作品的最高成就，具有极大的文学艺术欣赏价值。 其中《牡丹亭》是被誉为中国“莎士比亚”的汤显祖本人最得意的作品，也是中国戏曲史上浪漫主义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作者曾说“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 《牡丹亭》以文词典丽著称，宾白饶有机趣，曲词兼用北曲泼辣动荡及南词宛转精丽的长处。明吕天成称之为“惊心动魄，且巧妙迭出，无境不新，真堪千古矣”。
中国古典戏剧虽然源于古代歌舞、宗教祭祀，民间文化，特别说唱艺术曾给予过它充分的滋养，但元朝以后大量失意落魄却颇具文才士人的加入，使戏剧慢慢游离勾栏瓦市，具有强烈的案头化特征。从艺术分类学角度来看，戏剧是与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并列的文学体裁，但它也被称为“剧诗”――戏剧性的诗，是诗与剧的结合，曲与戏的统一（张庚、郭汉城，1989： 237）。因此，汤显祖认为 “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子模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即戏剧作品的意旨、风趣、神情、声色高于音律。（余秋雨， 1983： 117）此外，古典戏剧也兼容诗、词、赋、骈、散文、小说等文学体裁中的艺术成分，这些文学艺术手段的综合运用常常被原作者使用来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或制造跌宕起伏的戏剧冲突。这些元素和特质都给译者提出了挑战，汪先生谈及《牡丹亭》的翻译时说：“《牡丹亭》唱词比整部《诗经》还要多！直译的话往往会使读者不知所云，只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再创作。如果说翻译是‘戴着镣铐跳舞’，那么翻译《牡丹亭》时还穿上了‘紧身衣’（要把唐诗跟剧情结合起来）和戴上了‘紧箍咒’（韵译）。”（汪榕培，2012：3）
例1：他倚太湖石，立著咱玉禅娟。待把俺玉山推倒，便日暖玉生烟。握过雕阑，转过秋千，肯着裙花展。
汪译：He leaned against the rocks and stones：/1 stood beside him with faint groans.
He Pulled me softly to the ground，/Permeated with spring time warmth around.
Above the fence， /Across the swing， /My skirt spread out from hence.
这段唱词出自第十二出《寻梦》，汪先生的译文在音韵上充分维护了原文的和谐押韵，原作中的“娟”、“烟”、“千”、“展”都在译文中分别用stones与 groans;ground和around;fence和hence押韵，进而在音效节奏上保持与原文忠实;后面用了两个同声开头的介词above， across将“雕栏”和“秋千”两个突出杜丽娘和柳梦梅在梦中欢会的典型传统意象词巧妙地连贯起来，流畅连贯的读音涵盖了主人公心情的畅快、欢愉。这样巧妙的翻译正是源自对本族文化的“自知之明”，从而使译者掌握主动权，可以在展示传统文化魅力上施展拳脚。
例2：俺不似赵飞卿旧有瑕，也不似卓文君新守寡。
汪译：I’m not Zhao Feiyan who had a bad fate/Nor Zhuo wenjun who lost her mate.
此段出自《幽睛》一出，其中赵飞卿旧有瑕，出自《赵飞燕外传》，指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相传贫贱时，曾和射鸟者私通。卓文君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17岁守寡在家。汪先生的译文中将赵飞卿直接译成赵燕飞，简洁之中不失典故信息，而其典故中涉及的“私通”、“守寡”等背景故事则用“a bad fate”、“lost her mate”诠释，明了之中又兼顾委婉含蓄，在和谐韵律的同时将杜丽娘清白之身用赵燕飞和卓文君两则典故完美呈现。
汪氏的《牡丹亭》译本无论是在文化意象、诗韵节奏、典故传说还是在唱词宾白的翻译中都做到了以自知之明为基础而最终达到美美与共。
三、汪氏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这一术语是1961 年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在著作《文学社会学》中提出的。乐黛云在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中说译者和读者的理解总是一种再创造，原作必须经历这种“创造性叛逆”才能延伸其生命力，扩大被阅读与接受的范围。英汉分属不同的语系，有各自截然不同的语言传统、表达惯例、思维模式、社会风俗、文化背景和宗教因素。两种语言基础下的文学作品翻译绝不仅仅是一项简单机械的文字转换或者语言符号的简单替换工作，所以简单的符号之间的所谓“形义”的相似和对等并不能满足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某种文化有的文化元素传达、传播和交流的目的。 因为翻译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对原著创造性的“再生“和“重塑”之过程。帕维斯认为译文应该是两种文化的向导，“既能处理文化亲近，又能调和文化疏远”。（ Patrice Pavis 1989：， 37-39.）目标语文化范式和语言习惯可能会影响戏剧译本的生产，但在多文化戏剧中，不同的语言、期待、表演风格与传统交合在一起形成崭新的整体，观众可以积极参与解码过程，但不能完全领悟。“此时的译者占据了两种文化阀限空间，扮演了促进不同文化戏剧传统以某种形式接触的色”。（ Sussan Bassnett 2001： 106.）这里就需要译者以原文雕塑者和创造者的身份出现.
例3：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乐事谁家院！
汪译：The flowers glitter brightly in the air ，Around the wells and walls deserted here and there. Where is the“pleasant day and pretty sight”？ Who can enjoy “contentment and delight”？
此段出自第十出《惊梦》，首先，原文中汤显祖一韵到底，摹氨椤薄 “垣” 、“天”和“院”充分押韵，而这在英语中很难做到，汪先生在此创造性地采用了英文诗歌中更常用的aabb的韵式，在深刻了解中国古代诗歌擅用文字制造回环往复的音效特点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其与英美语系中诗歌中的音系习惯相融合、原文与译文在译者创造性叛逆的运用下交相辉映。其次， 原文中汤显祖为了抒发少女杜丽娘感叹自己的一腔春愁，用姹紫嫣红和断井颓垣的强烈对比，睹物思人，暗喻自己春光大好但难觅知音。而译文中又一次在句式设置上一改原文的感叹，创造性地使用了以“where”和“who”开头的两个特殊疑问句构成排比回应原文中的语气强烈的“奈何”和“谁”，不但在语气上与原文产生共振，而且无可奈何的意味跃然纸上。
例4：春心只在眉间锁，春山翠拖，春烟淡和。
汪译：Her virgin love is locked between her brows， which curve like verdant hills/ With mists of hair from rills.
此段出自《玩真》一出。 原文中连用三个“春”构词， “春心”、“春山”和“春烟”独立并存，原文中的“春山”和“春烟”都是描写杜丽娘画像中眉毛的词语，和物质形态的“山”和“烟”并没有直接联系。 而从译文中的从句中可以有更清晰的理解。这种用同一个字开头构词表达不同意义的语言特点在其他语系中难得一见， 而汪先生的译文则创造性地将句首整齐划一位移到了句尾，用“brows”、“hills”和“rills” 创造出同样的诗文整齐的空间感。修复了由于语系构词差别造成的寓意损失，更通过对原文文化元素的充分阐释让目标语读者一目了然又浮想联翩。
由此可见，创造性叛逆并不是毫无原则的奔放叛逆，相反，它是在翻译走向对原文更高层次忠实的一种适度的坚持和尝试。 这种忠实可以体现在文本的各个层次中间，从而向目标语读者全方位地呈现中国传统戏剧的精妙之处。
四、结语
英文版《牡丹亭》作为中国古代戏剧的经典代表在对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多元作用;翻译过程中，汪先生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上的创造性叛逆常常是其翻译实践成功的关键因素，二者相互依存、互惠互利。 文化自觉原则保证了创造性叛逆以更深层次的忠实面貌展现原作之美，在中国传统文化向世界推介的过程中不过分迁就也不过分割据，不全盘他化，不完全批判，进而确立无限接近自身的成熟的、复杂化的独立地位，重新走上“文化自信”的道路。
参考文献：
[1].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2]乐黛云.中西比较文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172.
[3]罗贝尔・埃斯卡皮.王美华，于沛，译.文学社会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137.
[4]汪榕培.我和中国典籍英译[J].当代外语研究，2012 （5）：3.
[5]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41-142.
[6]余秋雨.戏剧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117.
[7]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237.
[8]Rudyard Kipling，Barrack-room Ballads[C]Oxford and New York：Wordstock Books，1993：75.
[9]Patrice Pavis，“Problems of Translation for the Stage：Intercultural and Post-modern Theatre，”[C]in The Play Out of Context：Transferring Plays from Culture to Culture，eds.H.Scolnicov & P.Hol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37-39.
【论文摘要】： 08年5月12日，在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级的强烈地震，地震的波及面之广破坏力之大举世震惊。地震发生之后，全国各地纷纷出现地震的谣言和地震后次生灾害的谣言，相比之前的谣言，在当今时代谣言又具有了新的特点。自然的恣肆我们无法抗衡只能承受，然而研究人类社会中谣言的产生、传播、平息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今夏，中国的大地被撕开了一个个口子，这血盆大口口吞噬了近七万条生命。大地的暴怒让经历过的人心有余悸，然而之后的种种谣言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地震过后，水污染的谣言使成都人集中的抢购瓶装水，蓄水；全国各地多处出现了地震谣言，造成了广大人民的恐慌——“广东省地震局澄清广州近日将发生大地震谣言 ；省地震局：鸡西市近期将发生地震纯属谣言； 青岛地震局辟谣：全市未发现地震前兆异常 ；对于网上流传的重庆今晚将发生地震的说法，纯属谣言；地震谣言最早起于5月28日、29日的陕西省地震局网站被黑客攻击事件，其后陕西省地震局通过省政府网站辟谣；北京市地震局分析认为，近期北京地区不会发生破坏性（5级以上）地震，请广大市民保持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 有关北京地区今晚将发生地震的说法，纯属谣言……”
1. 地震谣言的几个基本问题
1.1 地震谣言的定义
根据《地震预报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定义“地震谣言是指来自没有地震预报权的单位或个人，带有地震预报内容(发震时间、震中和震级)，并在社会上较大范围内传播，造成居民的心理和行为恐慌，影响社会正常秩序的信息。”
1.2 地震谣言的分类
此次汶川地震之后，我对地震谣言产生的客观原因进行了梳理。之所以按照原因分类是为了理清原因后，才能在应对策略上“对症下药”。在社会上传播的地震谣言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 防震减灾工作被误解引起的地震谣言。上世纪八十年代，江苏省连云港市，由于当地成立抗震机构和对地震知识的集中宣传，造成群众的惶恐。
(2) 个人地震预测意见泄漏引起的地震谣言。1981年广东省海丰县，因内部预报意见外泄，人们纷纷出航避震，大吃大喝，影响到当时渔业生产。
(3) 地震预报意见、地震预报意见评审结果被泄漏引起的地震谣言。1986年5月，陕西省西安市就因为正常的地震工作会议，使得群众人心惶惶，抢购物资。
(4) 对自然现象误解引起的地震谣言。深圳、重庆彭水、青岛等地出现大量蟾蜍过街，水井混浊引起民众担心，认为这些现象都是地震的前兆。奇特天象出现时，比如地球、月亮、太阳在一条直线上潮汐最大将有地震。
(5) 异地或海外传闻引起的地震谣言。中国网上最近也流传所谓巴西“预言家”朱瑟里诺的“惊天大预言”：“2008年9月13日中国将发生9.1级巨大地震，震源在南宁和海南之间，并引发30米高的海啸，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并可能冲击到日本”。
(6) 这次比较特殊的是，黑客利用网络技术侵入到官方的信息网站，恶意散步地震谣言。汶川地震后，有黑客多次入侵了陕西省地震信息网，并在网站上了“23点左右，陕西将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这一“官方消息”引起了部分民众的恐慌。
2. 地震谣言的传播方式
从汶川地震发生后产生的谣言来看，谣言的传播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树状传播，比如通过电话、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一个人听到“地震消息”后通过打电话和发短信的方式把消息散播给自己的认识的人。二是放射状传播，比如在网络论坛上，QQ群里散步地震谣言，这样信息容易地同时被无数人接收，达到极高的传播效率。此次尤为特殊的是，某黑客攻入陕西省地震局的网站，篡改消息，以“官方”的名义散步将有强震的谣言，给社会造成了一定混乱。三是“漩涡”型复式传播，现在通常在一场完整的谣言传播过程中，往往既有人际间的口头传播和其他媒体的组合，也有大众媒体与网络之间的交叉。这种媒介的交叉组合容易形成谣言信息的“漩涡”型传播而积累更大的能量。这些方式都是以传统的链状传播模式为基础的，但是链状传播现在已经很少能看到了，一般都是口口相传。[1]
3. 地震谣言的发展过程与对应的心理状态
当前，有人提出一个关于谣言传播的传播学方式： 在新旧媒体并行的时代，从众多的谣言传播看，其传播模式大致为：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当一个谣言冲破把关人的监管，越过群体传播到大众传播后，一旦造成恶劣影响，势必通过组织传播内控，再以有组织的大众传播而终结。
地震谣言的传播有其特殊性，时效性，因为地震谣言不可能是无限期的，预报地震在精确的时间发生或不久后发生。所以在不辟谣的情况下，谣言也会不攻自破。研究平息谣言，是指在谣言发生后的短时间内主动平息。纵向的研究一个地震谣言是经过制造谣言传播谣言平息谣言三个阶段。
在传播的过程中，始终存在三类人：信谣的，半信半疑的和不信谣言的。在关心震情阶段，地震谣言开始在社会上流传，半信半疑的群众并多方求证，包括电话咨询，亲自到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同事、亲戚、朋友之间互相询问等。这期间地震专业人员以及各级地震部门是群众求证的焦点。因此，地震专业人员和地震部门在这段时间做出明确的、负责任的和合理的解释将会有效地消除群众的恐惧和不安心理，起到稳定民心的作用。
如果群众的恐惧和不安心理得不到解除，反而不断被强化，到一定阶段就会相信谣言而采取避震行为以消除恐惧，使地震谣言的发展进入第二阶段。该阶段的产生可能有进一步的诱因，比如，谣传的地震发生时间将要临近或者有新的谣传产生，使群众的恐震心理进一步加剧等。该阶段避震行为的发生具有扩散效应，有时在短时间内会有大量的跟随者。可能采取的避震行为包括户外避震、人员外流、抢购物品、停工停产等，以及因为仓促“逃生”而造成的跳楼与恶性拥挤事故等。[2]
4. 地震谣言的控制
俗话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很多事例表明，较严重的地震谣言事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社会恐慌，不亚于一次中强地震。从这次地震中，谣言的控制与以下几方面有关：
第一，谣言止于透明。透明包括政府工作的透明、媒体的透明、群体的透明和个体的透明。这种透明使大家增强了信心，找到了依靠。“非典”疫情之后，国务院各部门加快了建立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步伐，地震新闻发言人制度应运而生。此次汶川地震后，地震新闻发言人则成为舆论的引导者和意见控制者，他会促使全社会达成共识，以形成最佳的方案，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强大的号召力和解决突发震情危机的公众凝聚力，对抑制谣言、避免恐慌发挥了积极作用。[3]
在Barabasi和Albert提出的BA无标度(scale-free)网络模型中，聚类系数的增大可以抑制谣言的传播，聚类系数的提高对应于网络中三角形的数量增加。三角形结构在实际社会网中代表了一种完全透明的社会关系：我，你和他三个人之间完全互相认识，互相了解。 换句话说，聚类系数增大，网络中信息的透明度肯定会增强，人与人之间加强了了解和互信，从而使得欺骗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总之，人与人之间的公开、坦诚和互信，有利于抵御各种虚伪和欺骗。[4]
第二，谣言止于法治和监管。社会谣言往往是社会挤压的非体制产物，但这并不是说，社会权威机关对谣言就听之任之。权威机关要追谣、查谣，要对恶意传播谣言者予以惩治。但这种惩治必须以体现理性的法律为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1项之规定，对“散步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当然，执法也要体现理性，要把谣言的一般传播与恶意制造和传播区分开来。5月12日17时左右，在国内知名网站百度“贴吧”上，网名为“来生还比你快”和“一水间501”的网民了大量关于四川省汶川县“5·12”地震的有害虚假信息。短时间内，这个名为《具（据）说这次地震是认（人）为的，和美国有关系》的帖子，在后访问量猛增。获知情况后，公安部门立即对这一线索展开调查。13日6时，嫌疑人所在地被锁定在山西省运城市。14日，网上散布地震谣言的嫌疑人张某被公安部门抓获。网络，手机等出现的新媒体更要加强监管力度，手机短信的平台供应商即移动、联通等运营商，手机的内容服务商即SP，网站论坛版主，都有责任和义务，过滤危害社会经济正常发展和稳定的非法信息。
第三，谣言止于科学。古人云：“谣言止于智者”。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是对付谣言的有效武器。及时科学地开展应急宣传对稳定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具有重要作用，媒体应当加大力度进行地震，防震的科学知识普及工作，用科学的眼光看待地震；学校和一些机构应该针对性的对各自群体防震和逃生演习，用科学的方法面对灾难。
第四，谣言止于“对症下药”。反谣言的最有效办法是解决谣言对象所涉及的社会问题，使社会评价活动的方向和内容发生变化。同时，也需要针锋相对地进行辟谣的斗争。比如，去年“湛江大暴雨要引发大地震”的谣言在湛江不胫而走，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当天上午，市民开始陆续收到广东省气象局和地震局联合的辟谣短信，3个多小时内，280万条短信使谣言迅速平息，制止了因谣言儿引起的混乱。[5]
就具体的某一则社会谣言而言，既然有产生，也必然有终结。社会谣言的终结是结构性的，是从其一开始产生就注定了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震后，地震权威机构直接与社会公众对话，介绍当前地震趋势概况和谣传的识别方法，揭穿谣传的虚假性，分析起因和危害，直接回答公众提出的有关地震问题，也可将地震新闻会通过电视与社会公众见面，消除群众的恐震心理，提高公众对地震谣言与误传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尽快平息谣传，及时根除这类事件造成的不良影响。由于地震谣言与误传产生的原因和背景复杂，其类型和传播形式多样性，且影响广，危害大，因此，对这类事件应予足够重视，平息地段谣言与误传总的要求是：计划周密、决策果断、措施得力、口径一致、行动迅速，宜尽快平息地震谣言与误传事态的发展，切不可稍事怠慢，丧失时机，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参考文献
[1] 潘相国. 网络谣言与新闻真实[D]. 华中师范大学， 2002.
[2] 孙振凯， 苗崇钢. 近年来我国地震谣言的起因及对策[J]. 国际地震动态，2001，(01).
[3] 傅敏婷. 论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地震工作中的作用[J]. 山西地震，2007，1：42～44.
中国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逐渐呈现产业化趋势
有人说，“中国智库已进入‘春天’”
但王文说，真正的中国智库热还没有到来
中国智库“智”少“库”多
这是为何？
中国智库还存在哪些问题，又应该在哪些方面改进？
本期“名著访谈”栏目，为您推荐王文新作：《伐谋：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
古今延承：
来自中国智库发展史的启示
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迎来了最好的时代。中国“智库热”是中国政治民主化、决策透明化的产物，也是国家实力需要更多智力支持的必然结果。中国古代没有“智库”或“思想库”特点的组织团体、制度安排也不断涌现。此前，有学者对中国智库的历史渊源进行初步阐述，我希望更为系统地对中国历史上传统智囊进行考察，剖析传统智库制度演变，分析现代智库发展进程，将传统智库与现代智库进行比较研究，提出对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几点启示。
古代传统智囊的历史考察
智囊，亦称为“谋士”、“智士”、“策士”、“计臣”、“门客”、“幕僚”、“幕友”、“师爷”、“权变之士”等，特指富有谋略专门出谋划策的人。智囊一词在古籍中早有记在，例如战国时秦国樗里子、西汉时的晁错、三国时期曹魏的桓范均被当世或后人称为“智囊”。《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记在：“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有言：“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南朝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引用的干宝《晋书》中也有“桓范出赴爽，宣王谓蒋济曰：‘智囊往矣’！”的记载。唐朝的颜师古注释道：“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囊之盛物也。”这些著述都说明了智囊的内在含义和特点，即“以智辅政、以智启民”。
在中国历朝历代，贤明的帝王身边总是站着名扬后世的智囊谋士，尤其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动荡和变革之时，统治者们更加重视发挥智囊的作用。这些辅佐君王、匡时济世之贤才，活跃在社会变革、军事斗争乃至政权更迭之中，为维护国家统治、推动社会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孔子的八世孔鲋曾如此评价：“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地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孔丛子・居卫》）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国优秀智囊的此起披伏、代际相传，是中华民族能够长期抵御外敌入侵，并使文化在本土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司马迁曾在《史记》中数次高度评价智囊：“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史记・管晏列传》）;“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史记・伍子胥列传》）。随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和中央集团制度的不断加强，“作为决策者‘外脑’的智囊集团以不可阻遏的势头，日益发展和兴盛起来”，而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然，君主选择辅助自己治理国家的智囊也是有标准的。《曾子》有云：“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师者，学无前后，达者为师，意指比自己能力强的人;友者，人以群分，能力相当;徒者，从师学艺，能力弱于师。统治者们往往选用在某些方面比自己能力强的智囊。例如，汉高祖刘邦曾问群臣：“吾何以得天下？”群臣回答皆不得要领。刘邦遂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史记・高祖本纪》）
另外，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类特殊的“智囊”，他们几乎很少依附于或从属于任何组织机构，而是以个人形式，或坚持“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的宗旨，最具代表性的是孟子、墨子等人，以宣传自身的政治社会理想或主张为目的，想让决策者依据自己的理念进行决策;或秉承“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刘向《战国策・秦策一》）的信念，“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刘勰《文心雕龙》），参与或者影响决策者的重大决策。最知名的莫过于各个时代的纵横家，比如，战国的苏秦、张仪、公孙衍、鲁仲连，秦汉之交的蒯通，清末民初的王]、杨度。据《孟子・滕文公》的记载，孟子的弟子景春就曾感叹：“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除了古代君王决策者广泛招募智囊任务组件智囊集团外，许多负担重大任务的政府要员把试图组建幕僚群体。清人黄潜有言：“古人凡当一方面者，无不妙选幕僚，其作用有二，一则如今所谓专家治事;一则罗致有声名气节能力之才，资其见识以救匡疏失，丰其俸养，勿使去而为患。即论历代开府用人，其意义何莫非如是。”（《花随人圣庵摭忆》）在治世兴邦之际，智囊辅佐主官提供参谋咨询，弥补了主官治理经验和个人才干的不足;在乱世危难之时，智囊发挥出谋划策、匡时济世的作用，成为危难之后治理国家官员的重要来源。典型例子如战国四公子的门客和晚清名臣的幕府。
中古代智囊凭借自身才干，在群雄争霸、政权更迭、稳定时局、变法改革之时，为少数统治者以及各级决策者出谋划策，以实现治国安邦，强兵富民的目的。然而，传统智囊有其时代局限性，要依附于帝王或延请自己的朝廷要员。古人尤其是读书人、士大夫都有着“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观念，这也导致古代智囊具有极强的依附性，具有较少的独立性。同时，汇聚在统治者周围的智囊，往往不能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智囊团，只是根据个人生活经验和推理提供建议，而且影响决策的能力也受到专制制度、决策者素质、个人素质以及与决策者关系的制约。此外，古代“智囊”所参与决策分析的范围较为局限，通常集中于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政治军事领域。
……
《财经界》：我们看到，您的书名为《伐谋》，“伐谋”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最终定为《伐谋》？
王文：坦率地讲，这本书原来我打算将它命名为《智库秘籍》，当时出版社也很支持，但是我特别感谢一个朋友。他对我说，“这其实还是一个严肃读物，还是不要太追求发行和销量”。
《孙子兵法・谋攻篇》言：“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如同我在这本《伐谋：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中第二章写道，人大重阳在四个方面发力，一是咨政，每年我们都会得到大量高层决策者的批示与反馈;二是启民，我们平均每天在公开媒体发表3-5篇评论，每年出版20本著作;三是伐谋，在国际社会广交朋友，开展人文外交，为形塑全球对中国的积极认识作出智库贡献;四是孕才，推荐年轻人借调到政府部门工作，为国家与社会培养可用之才。不过，相比咨政、启民、孕才，中国智库的“伐谋”能力是相对最弱的，却又是人大重阳相对领先于多数中国同行的。这正是此书得名的重要原因。
当前，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一流智库既要从事社会政策研究，还应广泛介入到全球事务中，如价值传播、结交国外精英等公共外交事务，在全球层面研究、设计与推动本国对外战略，将本国利益链条纵深延展至全球各个角落。美国智库大多具有强大的战略传播能力，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对内影响决策与舆论，对外传播美国价值。美国智库的这种战略传播能力是其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构成，为美国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在冷战中胜出立下“汗马功劳”，也为美国软力量长期领衔于全球提供智慧源泉。这种“伐谋”能力非常值得中国智库学习。
《财经界》：近年来，中国智库发展迅速，被认为进入了“春天”。目前，中国智库发展的现状究竟如何？为何您认为当前有“智”少“库”多的现象？
王文：自2013年春季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重要批示的三年来，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各省领导均就“智库建设”陆续提出落实要求，中央各部委、省区及各大教育机构、研究部门在原有基础上整合或新创建的智库数以百计，一些民间组织和社会企业也参与到智库建设的大潮中。
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年中国智库的增量已超过英、法、德三国的智库总量。从“量”上看，的确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也已被公认为“逐渐进入了春天”。但是，“春天”偶尔也有倒春寒。
智库行业不像GDP或军力，不能只关注总量。国际之间的单个智库比拼，不是比大小，也不是比人员多少，而是比研究团队的生产效率、思想产品的质量高低、日常运营的执行能力和优秀学者的长期培养。
这三四年来，我们很强调智库的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要向政府负责。从过去三年多的情况看，多数新创建的智库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整合，改革方案的讨论者、管理者往往要比改革践行者、研究者多，对机构设置的重视（如设立理事会、学术委员会等）程度也远大于对研究力量的扶持。从长远看，这虽是一种奠定智库基础的必要过程，但一些著名智库机构往往会出现“挂名理事”、“委员”过多的现象。其结果是，智库机构负责人通常把大量精力花在各类迎来送往的高层行政沟通上，真正执笔干活的往往是经验不足的年轻人。一位著名智库负责人曾感叹道：“现在的名家都忙着开会，讨论怎么做，真正去做事的人却是少数。”
所谓“开会”，就是出席各类研讨会、论坛和峰会。有位40岁出头的著名学者向笔者透露，忙的时候，一天竟要跑六七场活动。更糟糕的是，当下的各类会议很多都是因为参会者的“跑场”，使得会议流于形式，质量大打折扣。参会者做PPT的寥寥无几，递交论文的更是少之又少。多数演讲者泛泛而谈，观点与例证相互转述，从这个会场流入那个会场，很难见到像传统学者那样注重实地调研、数理统计、文字总结的扎实学风。久而久之，智库圈里变得有混浊不清，甚至鱼龙混杂。在会场通常能看到许多“院长”、“主任”、“首席专家”等新人物现身，有的甚至还是“没发表过正式论文，没有研究偏好，没有学术专长”的“新三无人员”。还有来自许多猎头公司、新注册企业、海外某机构的人士也常在各类会议上勤换名片，积攒人脉，混个脸熟。原本属于“高大上”的智库业变得门槛过低。
越来越多“非主流”、“非传统”研究人员的假如本应对原有智库界产生有益的补充，并加快传统智库机制的改革。然而，“新智库人”水平的参差不齐，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传统智库的改革保守花。无论是官方智库的改革，还是高校智库的整合，都没有呈现开放式、包容式的改革成效，既没有大范围吸纳社会上真正的“高人”，也未能出现在财务、人事、行政、国际交流上的实质性制度变革。
《财经界》：中国智库存在哪些不足之处？
王文：主要有三个方面，即问题意识不足、传播意识不足、运营能力不足。
问题意识不足。过多重复性建设，对新问题以及特点问题的关注不够。原因在于研究路径不恰当。传统的学术研究，是遵循“文献综述-文献梳理-问题形成”的方式来进行，但这一方式的问题在于，问题的发现是建立于前人的研究，而非基于显示出现的问题。当前，很多现实出现的问题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如果拘泥于前人的文献，那么很多研究就不具有前瞻性。我每天都会翻看学术刊物，一来是为汲取营养，二来在于看看现在已经研究的议题有哪些，我会避免重复研究。
传播意识不足。对比来看，国际交流中，很多美国学者都是带着文章去参与交流和会议，他们积极传播个人观点;外国文章的可阅读性强，通过造词来促进传播，如soft power。当前，中国学者很少在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文章，很少有畅销国际的学术著作。中国智库对话与塑造能力还存在不足，因此，首先要重视文章的标题，让文章更易于传播。此外，要有底气让更多读者看到自己的观点。
运营能力不足。在美国的智库中，只有60%的人员是研究人员，另外40%是运营人员，负责会务财务、宣传、媒体、资金、营销、排版、网站、联络等。我认为，博士学位不是进入智库的唯一标准。在人大重阳，负责国际智库网络的是一位专科生，他只要负责录入Email，定期发动智库动态。因此，这样的工作不需要博士来做。中国智库至少存在三方面的运营能力不足：第一，专业化能力不足。智库里没有专业的人员去负责筹款、媒w、会务、传播、政府关系等工作，因此很多行政工作要研究员去兼任，导致研究员不专业。一般500-600人的会议，人大重阳只需要5个人来执行。第二，不够职业化。在欧美，智库都是采用聘用制，没有终身制度。他们年薪很高，但如果做得不好，随时解聘。可在中国，很多学者的待遇都是与官职挂钩。我遇到一些智库学者，他的名片上写着某某智库机构，括号正局待遇，括号主持工作……为什么智库学者要以行政级别来划分？学者为什么要级别？第三，智库产业运营能力不足。单从科研经费规模来看，美国排名前二十的智库每年的运营费用大约是4000万美元，其中兰德公司每年约3亿美元，布鲁金斯大约1亿美元。但在中国，中国社科院的运营费用（三公经费）是23亿人民币，大约是4亿美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每年只有3000万美元。中国第二大的智库，从科研经费运营能力来看，连美国的前二十都排不进。
《财经界》：您对中国智库的发展有哪些建议？
王文：首先要立足全球。站在全球领域来看，要少一些内部掐架，少一些文人相轻，多一些捧举。我们要有自信与国际顶尖智库比拼，要站在全球视野看待智库的发展。
其次，改进文风。加强自身产品的可传播率。智库内参，要避免学术报告把结论放在最后的模式，建议把精华结论放在开头。我们要在英文世界里争夺话语权，提高国际传播意识，下一批顶尖智库学者，一定是能够在国际上与别人平等对话的学者，现在国内外智库学者都处于更新换代的r期，但是新一代学者的代表作还比较少。
再次，自我改革。我们的智库学者需要有家国情怀，不要立足于做大官，要立足于做大事。当看到现实的不足时，应该想着去改变，而非抱怨。相信站在时代的前沿，只要努力，一定会有所回报。
《财经界》：在您的书中这样写到：“智库的‘伐谋’更像一种‘阳谋’，而不是‘阴谋’。”如何理解？
王文：智库“伐谋”比拼的是谁的思想更有说服力、解释力与传播力。它不是刀光剑影似的肉搏，却比刺刀更加残酷、更加具有破坏力，因为一旦一国智库的思想占上风，被“伐谋”的对象就会情不自禁地跟随、听从、模仿，甚至效忠，令伐谋者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实现征服。
冷战结束以后，整个世界都沉溺在智库学者佛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思想倡导中无法自拔，都深信本国的体制改革会沿着西方尤其是美国模式为样本的“华盛顿共识”的方向发展，纷纷推行经济私有化、政治选举化和治理市场化的国家转型，结果，大多数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家转型之路并不那么顺利，甚至出现社会秩序失控，经济增长动荡，政局更替频仍等现象，原因就在于受到西方智库思想的误导。
摘 要 运用文献研究、对比研究和实证研究等方法，探讨中国武术近一个世纪与奥林匹克的渊源，作为世界独有的民族传统文化曾一度傲立世界文化的巅峰，而今天面对世界体育的现代格局，我们的中国武术奥林匹克面前该如何抉择是我们民族必须深重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 武术 奥运 奥林匹克 国际化
中国武术历经历史沧桑随中华文化的坎坷沐风沥雨，曾经的豪迈早已被中国文化的传统厚厚包裹，面对今日之日趋盛行的世界体坛，这项承载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文化却尴尬的苦涩，特别是近一个世纪中两度与世界巅峰盛会奥品匹克的擦肩让国人心痛，虽然今天中国武术的国际化道路在逐渐拓宽，而融入奥运是十几亿人的文化梦想。
近代奥林匹克的崛起也不过百余年的时间，但依据欧美经济的特性随着西方强势经济的全球性扩张而不断得以提升和扩张，尤是近几十年随着以文化为载体的现代科技的发展，地球的时空仿佛在不断浓缩、人类的生存体系在不断融合――文化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军事联盟化。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运动文化也随之而动：奥林匹克越来越成为全球不可回避的运动盛会，并毫无疑问的高居于现代人类运动形式之榜首，成为各民族竞相展示自己运动魅力与天赋的舞台，同时，也为各国家和地区显示其竞技实力创造了最好的机会。
一、中国武术的国际化进程
奥林匹克非某一国家、地区，某一种族、民族的运动专利。他在促进和平、友好、庆祝农业丰收反对侵略战争等之诞生渊源及近几十年来完善与发展的情况均昭示其属于世界各族人民，是全民族运动大集合、是世界各民族运动文化大集会、是世界民族文化大融合。因此他没有理由将任何一项达其标准的民族运动拒之门外，武术融入奥运也是理所当然。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文化的融合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中国武术在1932年美国洛杉矶十届奥运会与奥林匹克的第一次接触直到现在2008的再次擦肩也正是对这一点的证实，跆拳道与柔道虽已入奥但也是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磨合。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武术这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已取得了国际化和世界性的显著成就，诞生于1984年的全国武术比赛应算是较早的全国规模的比赛，而随之13年后中国武术由国内进军国际――1987年第一届亚洲武术锦标赛之锣在日本横滨敲响，此后中国武术一系列的国际化组织逐步建立、国际化赛式逐步展开：
目前国际武联已拥有100多个会员协会，并且协会的成员国和地区正在逐步增多，武术的国际赛式也逐步趋向更加规范和市场化。
1932年的第十届奥运会中国武术与奥林匹克首次接触，而后历史的战乱与建国后经济复苏的艰难使得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交流与传播遭遇了极大的冷漠，武术更是毫不例外。政治、经济、文化在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是三位一体的：文化的传播以经济为载体受政治左右，同时文化对政治的提升和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在建国初期的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政治经济处于混沌状态，在那种情况下政治方面国家对武术无暇顾及，虽然期间在1960年和1974年曾先后以出访的形式走出国门，但真正把武术向世界推广是在80年代后期。在80年代后期如上所述一系列的国际组织的建立尤是国际武联的建立使国家以政府的形式把中国武术向全球推广、使中国功夫的魅力向世界各族人民展现。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通过类似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赛式的展开使中国武术的国际化地位提升，并使国际武联逐步得到了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承认。期间，民间传统武术的传播也对武术的全球化传播注入了生机和活力，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赛事活动及研讨活动使得各家门派竞相发展，如山西传统太极拳国际邀请赛、永年国际太极拳年会、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这一系列活动对武术的推广与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一些有条件的人远赴海外传拳授艺对中国武术海外的推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价值。
就在这种官方与民间共同努力下通过二十多年的时间使中国武术向全球迅速推广、在国际上的影响与日俱增。然而，尽管如此中国武术与奥林匹克的亲密融合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二、中国武术本身国际化面临的文化转型
千百年来武术的传承一直沿袭技击的核心地位，不管其派系如何发展技法如何提高，质的本性未曾动摇。历代大家没有谁去追求其外形的漂亮、也没有那派宗师注重其动作的洒脱。而今天这一切都不同了，中国武术正在经历着文化转型，或说文化变迁问题。正如大家所见及所思，现在武术亦非昔日之“国术”，更非历史之“武艺”与“手搏”。渐进取代的是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其实这也不难解释――任何文化的产生与存在必须是以一定得社会条件为基础，社会环境的变化必须使相应条件下的文化存在发生变化，如笔者上述所提中国上个世纪初期的社会转型带动了一场巨大的文化变革。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广域国家，这也是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多样性的构架基础，无论哪种民族传统文化都在社会变迁的带动下悄然的发生着变化，如昔日最便捷的交通方式也只能是快马加鞭，而今天他早已被现代的交通方式冲淡的无影无踪，服饰方面，面对西装革履的流行也没有谁为失去昔日的宽袍大袖而伤感。从物质到精神各方面的传统文化都在或都早已发生了变化，并脱胎转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武术不能脱离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范畴，更不能拒绝文化转型的结构重建。其实，无论今天的竞技武术、大众武术的区别，还是套路与散手的分类也正在说明武术本身正经历着新的文化变迁。武术文化的变迁包括以下几方面（或历程）；一、传统武术的转型，二、新型武术形态的创建，三、新型武术的完善与发展。
文化转型问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其转型的原因具有一定的社会必然性，而其转型的过程不可操之过急、急功近利注入过多的人为因素。如武术入奥问题其条件不成熟也在于武术的文化转型条件不充分。急功近利的做法会很容易导致中国武术的失范与浑沌，像武术入奥的形态问题上就反应这一点，武术以何种形式入奥曾是争论无果的问题，其原因就在于武术的文化转型条件不成熟。如果武术的转型条件成熟相应的新的武术形态自然会出现，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发展与完善后会以顺理成章的形式入奥，而再不会为以其何种形式入奥大费脑筋。
三、武术文化转型的国际化接轨
中国武术的文化转型已是必然，不可禁、不可挡。而我们所需要慎重的是其转型的形态的创建与构架，是选择散手是唯一的出路、还是套路才能体现中国武术的传统特点，竞技武术和大众武术哪种更有利于武术的发展、我们究竟应不应该借用西方体育的先进发展模式来规范武术的发展、面对西方体育文化对中国武术之传统的冲击将如何做出合理的选择。
作为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我们要尽快融入到现代化的国际性文化中，学习西方文明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的文化，把其合理的可吸取的文化因素导入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为我们传统文化的转型注入生机和活力，如引用西方的对运动研究的先进科技成果到武术中，使武术的运用能更大发挥人体潜能、武术技击能出现节能化的理想效果。在面临武术的文化转型时期、在对待武术的文化结构重建问题上我们对西方体育文化所做的是学习、引进、借鉴。中国文化不能甘当西方文化的复制品，武术不管做怎样的重构与转型一定不能抛弃原生性的文化之根。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注意外部的物质世界还要注意人的内心灵魂，灵魂的荒芜比自然的荒芜可怕得多，尤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荒芜。
参考文献：
[1] 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352.
[2] 张耀庭.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
一、日本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工作的组织构架
为了推进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日本专门成立了知识产权战略总部,由首相担任战略总部的部长,战略总部的成员为内阁所有的大臣,此外还专门聘请10位著名的企业家、大学教授和律师作为战略总部的成员。
知识产权战略总部下设知识产权战略事务局。知识产权事务局由25名成员组成,其中17名来自各部门,6名来自产业部门,2名来自大学,主要工作是制定年度“知识产权推进计划”。事务局还设有研究小组,对“推进计划”提出咨询意见。知识产权事务局每年6月出台当年的“推进计划”,各相关部门按“推进计划”的要求落实本部门的相关工作。其中经济产业省负责落实《专利法》和《商标法》的相关工作;文部科学省负责《著作权法》的相关工作:农林水产省负责《种苗法》的相关工作。企业和大学也按照“推进计划”开展各自的工作。
知识产权事务局下设3个专门调查会,负责对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并根据调查的情况提出新的课题,为制定下一年度的推进计划提出对策建议。其中知识产权强化竞争力专门调查会负责调查研究有关知识产权强化竞争力的课题;日本品牌调查会负责调查研究有关日本品牌振兴的课题;数字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制度专门调查会负责调查研究针对近年来数字技术发展和网络化普及的知识产权制度的课题和对策。
二、日本知识产权战略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
日本在制定年度知识产权推进计划的同时还制定中长期推进计划,提出阶段性目标、工作方针和主要措施。从2003年起至2009年,先后推出了三期知识产权推进计划。
2003年制定的第一期知识产权推进计划,首次提出了实现知识产权立国的目标,并提出知识创造循环活性化的工作方针。主要措施有:设置知识产权高等法院;设置大学知识产权本部;制定专利审查加速法,修改职务发明的规定;新设关于泄露商业秘密的处罚规定;制定数字内容产业促进法;制定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综合战略。
2006年制定的第二期知识产权推进计划,提出的目标是实现世界最先端的知识产权立国。重点项目是:深入各地支援中小风险企业;推动大学内部的知识产权创造和产学协作;改革申请制度,加速专利审查;振兴日本品牌;确保和培养知识产权人才。主要措施是:启动“专利审查高速公路”;制定国际标准综合战略;引入地区团体商标制度;设置“知识产权避难所”;启动专利论文信息检索系统:5年内录用490名任期制审查官;着手修改著作权法。
2009年制定的第三期知识产权推进计划,与前两期知识产权推进计划突出“知识产权保护”不同,突出的是“扩大和推进运用知识创造的循环”,并正式引进政策评估循环制度。目标是强化知识产权的国际竞争力。基本方针是强化和促进创新的知识产权战略:强化全球性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软实力产业的成长战略;确保知识产权的安定性和可预见性;构建针对用户需求的知识产权体系。主要措施有:综合评估专利制度的未来方向;大学知识产权本部和TLO的清理和专业化;解决权力滥用的问题:强化知识产权的高层外交;完成防止仿冒盗版商品扩散条约;完善数字内容的交易环境;研究审查运用外部智力资源的方法。
三、日本推进知识产权战略的最新动态
2009年,推进知识产权战略外部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随着技术创新、市场变化、规模的飞跃性扩大,以及数字化、网络化技术运用的快速发展,促使获得革新的基本专利迅速有效地实用化,并投入世界市场的做法在世界上日益普遍。与此同时,二战后最大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这些都给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新的课题。
根据2009年制定的第三期知识产权推进计划,近期要重点研究解决的有三个课题:一是获得革新的基本专利运用开放型创新迅速实用化的能力还比较薄弱。与欧洲的一些国家相比,日本来自国外的创新开发经费所占比重相对较低,英国国外来源的创新开发经费所占比重为17.2%,法国为8.83%,德国为2.47%,而日本仅为0.32%;其中大学自国外来源的创新开发经费所占比重英国为8.15%,法国为2.67%,德国为3.18%,日本为0.02%。二是在海外的知识产权保护活动落后。与美国和欧洲相比,日本在国外申请专利的比重较低。2007年,日本专利申请人中,在国内申请的占总数的76%,向国外申请(全球申请的)占24%;该两项数据美国为49%和51%:欧洲为38%和62%。三是尚未发挥软实力产业的潜在成长力。与美国相比这方面的差距也比较大,2008年日本国内数字内容市场收入约为14万亿日元,美国约为50万亿日元;海外收入日本约为6010亿日元,美国约为8.5万亿日元;日本的海外收入约为国内数字内容市场收入的4.3%,美国该数据约为17%。
针对这三个课题,近期要重点做好的工作:一是促进创新。修改先端医疗领域的专利对象,将显著减轻副作用的新用法、用量的医药追加为专利对象。强化综合制作的机能,完善产业革新机构的制度,改善加速大学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革新的知识产权创造基础和后援机制。完善针对开放型创新的知识产权环境,处理权利滥用问题,采取促进专利使用许可的措施。二是强化全球化知识产权战略。加强构建世界知识产权体系的工作,积极扩大专利申请高速公路的网络;强化仿冒品和盗版对策,尽早缔结防止仿冒品和盗版扩散条约,强化对发生侵害的国家、地区的推动工作;强化对中小企业海外业务的支援,强化从获得权利到开拓销售渠道及仿冒品对策的一系列支援。三是将软实力产业作为战略产业推动其发展。振兴软实力产业,构建数字网络的交易支援系统,为文化资源建立档案、建立媒体艺术的国际传播中心、完善年轻创作人才的创作环境。强化对海外开拓的支援,创设数字网络的海外开拓基金,强化数字网络节等向海外传播的活动。强化对数字网络时代的对应,迅速增加限制权利的一般性规定,通过合同规定等促进流通,强化对网络上侵权产品流通的对策。
四、日本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经验及启示
日本虽然与我国的国情不同,但其在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方面的一些做法和成功经验对我们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一)高度重视法律的修订和完善
在推进知识产权战略过程中,日本政府高度重视相
关法律的修订和完善。为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日本建立了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目前,日本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以《知识产权基本法》为基础,辅之以《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版权法》、《实用新型法》、《外观设计法》以及《不正当竞争防止法》、《反垄断法》等多部法律,形成了日本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体系。其中《商标法》、《专利法》等专门性法律与《不正当竞争防止法》、《反垄断法》互为补充,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两道防线。此外还重视研究新问题、新动向,及时修改和完善法律,日本知识产权相关法律修改非常频繁,有的法律甚至每年都进行修改,从而提高了法律的应用性、时效性和操作性。日本及时修订完善法律的做法,对于我国法律修改滞后的问题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大力推进世界知识产权战略
面对日益增加的国际知识产权纠纷,日本坚持把推进世界知识产权战略摆在重要地位。一是重视知识产权法律与国际相关法律接轨,力求知识产权立法与国际条约规定的一致性。当国内法律与国际条约出现矛盾时。日本的法院也会运用判例尽量使其与国际条约相一致。二是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一方面大力加强国际标准化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化规则。三是大力支持企业在海外的专利申请,近年来日本企业在海外的专利申请量大幅度提高。四是探索寻求通过缔结国际条约的方式推进国际间对假冒产品和盗版的打击。目前日本正寻求与美国、欧盟等对知识产权保护关注程度较高的国家开展讨论,并争取在2010年内缔结《防止仿冒品・盗版扩散条约》(ACTA)。日本的这些做法将会对我国的相关工作产生影响。加强对外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将是我们急需研究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服务作用
日本的知识产权与中国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和执法有着较大区别,日本侧重于引导和服务。例如,经济产业省在推进知识产权战略实施过程中,经过调查研究,制定《保护商业秘密指南》、《中小企业知识资产经营手册》、《中小企业知识资产经营实践指南》等文件,对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保护和运用进行指导和服务。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许多企业都设置知识产权保护的专门机构或配备专业人员,将保护知识产权工作贯穿于产品研发和营销的全过程,以加强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政府这种服务的理念和做法与我们推行的行政指导有着相似之处,在我们建设服务型政府,推动企业提高知识产权运用、管理、保护能力时可供参考。
(四)注重工作措施的实效性
为了解决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实际问题,政府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其特点是:针对性强,力度大,特别是在必要的情况下,集中财力和人力,解决突出问题,取得明显的成效。为了改变专利审查周期过长的局面,采取了专门措施,充实力量,增加400多名专利审查人员;加大投入,加强专利信息数据库建设;在此基础上还设定了专利审查目标。预计到2013年专利审查周期将由目前的26个月缩短为11个月。为了适应知识产权争端专业性强、科技含量高的特点,建立知识产权争端快速解决机制,2005年设立了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为加速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取得了明显成效。从日本推进知识产权战略的实践看,必要的投入就会有相应的产出。不久前,国家工商总局通过增加商标审查和评审辅助人员的办法,解决商标审查、评审积压取得了显著成绩。由此可见,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的难点问题。积极有力的措施是很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