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29 05:17:3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我国环境侵权法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现行的环境侵权法在环境民事责任制度方面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影响实践中环境损害案件的处理，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尤为不利，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新要求，应借鉴中外不同法系国家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不同架构，力求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新形势下环境保护和损害责任追究探讨一条可操作性强、理论体系完整、归责明晰的环境民事责任体系。
一、国外环保法的民事责任发展及现状
(一)英美环保法中的民事责任
1.英美环保法中民事责任的发展。就环境保护中的民事责任来说，英美法主要是依据“妨害行为”发展起来的。妨害行为是环境法领域最普通的行为，是指由于某人不合理地、非法地使用其财产，使个人或公众的权利受到妨碍或侵害的侵权行为。
2.英美环保法中民事责任的局限环境民事责任本身存在着功能上的缺陷，这种事后救济方法，不能在预防损害的发生或消除致害根源方面发挥作用。英美环境民事责任的缺陷不仅表现在私权法本身功能的缺陷及传统侵权法规则的局限性，还反映在社会价值观念的趋向上。古老的“利益权衡”原则在工业革命之后被功利主义的“利益权衡”原则所取代。它要求将污染环境的产业活动所产生的社会经济价值同污染受害者所蒙受的损失进行利益衡量，如产业活动的社会经济价值超过了污染受害者所受损害的社会效用或社会价值，那么该产业活动被视为合法、合理的行为，法律不得禁止或取缔其存
(二)德国环保法中的民事责任。德国环境侵权法的历史渊源非常久远， 1990年德国《环境责任法》是近年来较重要的法律。德国的环境民事责任的雏形都源于《德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带有浓厚的“加害人本位”色彩，在权衡上，侧重于保护社会经济的发展。只是原适用于上的“损失补偿请求权”概念渐为干扰侵害的民事诉件所适用，形成所谓“私法损失补偿请求权”概念。
(三)日本环保法中的民事资任。日本的环境污染与其现代化过程相伴而生。日本形成了由公系基本法、公害行政管制法、公害行政救济法、环境保、公害民事救济法及公害犯罪法等组成的严密的法律法规，尤其在公害的民事救济方面，立法、实务及理论上均有长足进展，表现在：(l)立法上明文规定了损害赔偿的无责任。(2)依判例发展成“忍受限度”论、“疫学因果关理论，克服了“违法性”及“相当因果关系”等传统理缺陷。(3)在学理上，更有“因果关系推定”及“环境权侵害论”的出现。日本的公害赔偿法并非由过失责任一步跨到无过失责任是经历了从客观过失理论到过失推定，再从过失推定到无过失责任主义的确立这一演进过程。
二、国内对环境保护民事责任的研究
自1979年《环境保护法》颁布后，在环境法学领域，我国学者对环境污染致害的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归责原则、因果关系、免责条件、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环境责任、环境权等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为了适应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的需要，产生了推定因果关系存在的多种学说。一是优势证据说。这种学说认为在环境权民事案件中，法官认为只要原告提出的证据达到了比被告所提出的证据更为优越的程度时，即判定因果关系存在。显然，这种证明方法并不是完全科学的，如果双方提出的证据价值都很低时，则很难确定哪一方占有优势。二是事实推定说。这种学说主张，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关于因果关系的存在与否，无须进行严密的科学论证，只要达到概然性程度即可，也就是说，因果关系的判断须为法官在遵循经验规则的基础上做出确实的新证，以承担败诉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认为有提出反证为必要。这种学说减轻了受害者的举证责任，因此被许多国家广泛采用。
三、我国环境保护民事责任研究中的不足及完善
从环境法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当前的中国环境法学研究已经经历了由多学科、多部门法学对法律规范及其合理性作制度上论述和评价阶段。但是，就环境法学基本理论而言，除了套用传统部门法理论外，以新的方法去探讨和发掘环境法律思想的研究还少。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环境法学研究无论在学术水平、范围广度还是在理论深度上都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问题主要在于：
第一，环境法学研究尚不能全面适应国际、国内环境保护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从国内环境法研究综合考察，许多低水平研究仍在重复进行，一些本属于国家环境立法急需的理论支撑和论证研究尚未开展；从国际环境法看，许多具体涉及全球环境保护法律控制领域的课题中国至今无人问津，导致国家在制定政策对策时得不到有力的论证材料。
第二，环境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陈旧。主要方法还局限于阐释的方法，尤其是学理解释的许多方面拘泥于行政解释和长官意志，或受限于自我认识，没有广泛、系统地运用多学科领域的方法和思想理论说明环境法的原理，理论上没有充分体现出环境法学是学为依托、以环境科学为背景的交叉学科的特色。
因此，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承担上，同质赔偿原则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环境侵权的加害人与受害人地位不平等。其次，受害人获得赔偿的范围狭窄。再次，环境侵权案中，因为受害人生活在环境之中，因此受到侵害是不可避免的。
参考文献
[1]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 [M].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441-486.
[2] [日]加藤一郎.外国的公害法[M].东京：岩波书店，1978：144-189.
(一)环境保护法的概念
环境保护法是一个新兴的处于迅速发展和变化中的法律部门,其称谓在各国立法和理论上的表述上有相当的差异。有称环境法,有称公害法,有称污染控制法,有称自然资源保护法等等。我国在立法上称为环境保护法。
一般认为,环境保护法是指调整因保护和改善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环境保护法的目的是为了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保护人民健康,保障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二)环境保护法的特点
1.综合性
环境保护法保护的对象相当广泛,包括自然环境要素、人为环境要素和整个地球的生物圈;法律关系主体不仅包括一般法律主体的公民、法人及其组织,也包括国家乃至全人类,甚至包括尚未出生的后代人;
运用的手段采取直接“命令——控制”式、市场调节式、行政指导式等多元机制相结合的方式。由于环境保护法调整的范围广泛、涉及的社会关系复杂、运用的手段多样,从而决定了其所采取的法律措施的综合性。它不仅可以适用诸如宪法、行政法、刑法的功能公法于以解决,也可以适用民商法等私法予以救济,甚至还可以适用国际法子以调整,不但包括上述部门法的实体法规范,电包括程序法规范。
2.技术性
由于环境保护法不仅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也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环境保护法必须与环境科学技术相结合,必须体现自然规律特别是生态科学规律的要求,这些要求往往通过一系列技术规范、环境标准、操作规程等形式体现出来。环境保护法的立法中经常大量直接对技术名词和术语赋予法律定义,并将环境技术规范作为环境法律法规的附件,使其具有法律效力。这些大量的环境技术法律规范使环境保护法具有了较强的技术性。
一、将城乡建设类案件纳入环境保护法庭受案范围的必要性
城乡建设类案件纳入环境保护法庭受案范围是城乡建设活动与环境保护之间必然联系的结果。其一，城乡建设，即从事的城市、乡村的各类建设活动的总称。城乡建设一般涉及城乡规划、村镇建设、工程建设、市政公用事业、房地产业、城镇绿化水平、生产生活垃圾处理等方面。所有城乡建设需要通过具体的城乡建设活动来实现，而城乡建设活动的进行，皆须依法在不对周围的环境与自然资源造成危害或破坏的前提下开展。其二，城乡建设活动可能引发诸多环境问题。环境问题有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两种类型，而引起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原因除了自然原因，实际上最主要的是人的活动，当然包括城乡建设活动。如：各类城乡建设都需要占用一定的土地资源、水资源，这样可能会形成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或土地功能下降等环境问题。其三，城乡建设规划科学合理，城乡建设活动规范，有利于实现环境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二条规定“在规划区内的建设活动都要遵守本法”，该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协调城乡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因此，城乡建设的目的是协调城乡空间格局、改善人居环境，与环境保护的目标一致，并行不悖。因此，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有利于实现生态文明，是城乡建设类案件纳入环保法庭受案范围的现实必要性。
二、将城乡建设类案件纳入环境保护法庭受案范围的可行性
(一)理论可行性
从法律部门来看，我国的法律体系划分为宪法、民商法、经济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七个法律部门。城乡建设类法律规范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城乡建设相关行为活动，调整方法综合了民事、刑事与行政、甚至程序法等各部门法的特征，所涉案件的性质既有民事、行政，又有刑事;与环境资源保护法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具有大部分的重叠性、调整方法的一致性及案件性质的相似性。因此，城乡建设类法律规范属于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法律部门的范畴，城乡建设类案件纳入环保法庭受案范围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
(二)经济可行性
由于城乡建设的整个过程都与环境和自然资源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城乡建设类案件的处理过程也将与环境或自然资源产生联系。单纯由民事庭、刑事庭或行政庭处理，需要投入大量的城乡建设、环境资源方面的知识、技术、人员等，否则不能全面解决城乡建设纠纷中的问题;由于城乡建设活动建立在对环境或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之上，必然涉猎环境保护庭职责范围内的工作程序和内容。而将城乡建设类案件纳入环境保护法庭受案范围，对于环境保护法庭的工作人员来说，既熟悉相关法律规范程序和内容，所涉环境与资源方面的问题也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审理程序一致，无需另行补充更多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方面的智力支持和经济支出。因此，从经济的角度看，将城乡建设类案件纳入环境保护法庭受案范围合理可行。
(三)制度兼容性
我国当前环境保护法庭受案范围的研究一般关注的是案件的性质。环境保护法庭的受案范围一般涉及环境资源类民事和行政案件，有一些地方环境保护法庭将环境资源类刑事案件也纳入受案范围。其中，环境资源类的民事案件包括：与自然资源相关的物权保护纠纷;与自然资源相关的合同纠纷;与自然资源相关的侵权责任纠纷;环境侵权责任纠纷;环境公益诉讼纠纷。环境资源类的行政案件包括：涉及环境保护、资源保护类的行政案件;涉及土地征收、确权、规划等土地类的行政案件;涉及环境保护、资源保护的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环境资源类的刑事案件包括：涉及破坏环境保护、资源保护、人文古迹保护的刑事案件;涉及环境污染重大责任事故的刑事案件;环境执法、资源监管执法人员失职渎职的刑事案件。
而城乡建设类案件都是在城乡建设过程中发生的，涉及城乡建设包含城乡规划、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及城乡绿化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在城乡建设纠纷中，既会出现与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关的民事纠纷，也会出现涉及环境与自然资源的行政案件，甚至会有污染或破坏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刑事案件。因此，城乡建设类案件具有与环境资源案件同样的性质、处理程序与难度，放在同一个法庭管辖在制度上是兼容的。
(四)实践可操作性
1、国外环境保护法庭受案范围中包括了城乡建设类案件
在国外环境保护法庭建设中，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土地和环境法院在历史上比较早且具有典型性。该州在1979年《土地和环境法院法案》和《环境规划与评估法案》两个法案，并据此于1980年设立土地和环境法院。该法院由法官和技术专家构成;其中法官主要负责法律方面的问题，专家在地方管理或城镇计划、环境科学、环境保护或环境评估、土地评估、建筑、工程、测量或建筑物构建、自然资源管理等领域具备特殊的知识或有较高的专业水平，主要负责对政府的行政决定进行价值性审查。法院的受案范围包括：涉及环境规划的、涉及地方政府及其它各种不同性质的上诉、涉及强制征用土地的评估及补偿、涉及环境规划和保护、民事执行、对行政决定的诉讼审查、对有关法律、强制令的实施;对轻微环境刑事案件的简易管辖;地方法院己经定罪的刑事上诉案件;包括原告、检察长或其它对公诉负责的人员提起的对地方法官的定罪、颁布的命令及作出的判决的案件。
从法院组成人员的设置上不难看出，法院的专家主要来自土地和环境方面，必须具有《土地和环境法院法案》第 12 条列出的资格之一，如城规、工程、 建筑或类似方面，即城乡建设活动领域的技术精英是法院技术专家的主要成员;从法院受案范围的内容上也可以看出，城乡建设活动中出现的影响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行为都属于土地和环境法院的受案范围。
另外，美国也有专门的环境法院。美国的环境法院受理的案件主要有三类：第一类 “官告民”，又称为民事行动(CivilAction)，主要为环境执行机构提起的行政执行案件和其他案件。第二类“民告官”，主要是针对州自然保护局根据《统一环境执法》的行政命令而提起的司法审查诉讼。第三类是对环境行政行为和决定进行“上诉”的诉讼(Appeals)。这里所提出的上诉不同于一般意义上认为地上诉，它是指当事人对于行政决定不服而向法院提起的诉讼，在法院的审级上仍然是一审。1995 年，环境法院的受案范围有所扩大，包括了对大部分市政土地利用决定、自然保护局秘书、委员等做出的行政执法以外的行政决定和行动。2004 年，佛蒙特州的《许可改革法案》将环境法院的受案范围扩大到针对自然资源局所发放的许可而提起的诉讼案件。城乡建设必然涉及市政土地利用、自然资源许可，因此，美国的环境法院实际受理城乡建设类案件。
2、我国环境保护法庭受案范围实践涵盖了城乡建设类案件
我国设立环保法庭的先驱贵阳市对环保法庭的受案范围进行了明确规定：在民事诉讼案件方面，包括贵阳市辖区内所有涉及生态环境、生活环境的排污侵权、损害赔偿案件。如：“‘两湖一库’水资源保护以及环城林带范围内，涉及环境保护而产生的民事案件、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因对水体、大气、环境、噪声、固体废物等污染引起的侵权、损害赔偿案件;因砍伐林木、采掘矿产资源、开垦、养殖、建设等行为破坏环境而引起的损害赔偿案件;因船舶、港口作业污染所产生的损害赔偿案件;因紧急避险所引起的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因相邻关系而引起的涉及到环境污染且影响公共利益的案件;其他涉及环境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在行政诉讼案件方面，主要包括贵阳市辖区内，涉及水土、山林保护而产生的行政案件;涉及两湖一库水资源保护而产生的行政案件;其他涉及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保护而产生的行政案件，主要指：行政不作为、行政管理相对人不服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赔偿等案件。
云南省在2009年5月13号召开了云南省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建设及环保案件审理座谈会并形成《全省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建设及环境保护案件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纪要”中规定环保法庭受理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生活环境的侵权、损害赔偿民事案件;环保法庭在行政案件上受理：涉及水土、山林保护而产生的行政案件;涉及水资源保护而产生的行政案件;行政机关不履行环境保护职责产生的行政案件;其它涉及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而产生的行政案件;环保法庭受理民事、行政环保公益诉讼案件。云南省的规定相比较贵州对环保法庭受案范围的规定进了一步，不但明确了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民事案件，还将环境公益诉讼的范围扩展到了行政案件。
从上述两省对于环保法庭受案范围的明确，可以看出，城乡建设类案件涉及生态环境、生活环境方面、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民事、刑事、行政及公益诉讼被列入环保法庭受案范围。
三、将城乡建设类案件纳入环境保护法庭受案范围的最优性
国家现有司法资源总体量大，但具体分配到地区及特定领域，司法资源较为紧缺。通过调整司法资源，实现司法体系整体功能最优，即达到以最少量的司法资源解决最迫切、最多的法律纠纷的理想状态是当前实现司法资源价值的目标和重要举措。
现行司法体制中，最高院专门设立了环境资源审判庭，全国至少已有16个省(区、市)设立134个环境保护法庭、合议庭或巡回法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015年全国法院审判执行情况》：行政案件中“新收涉及规划、拆迁、房屋登记等城建类行政案件35726件，上升59.45%;涉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纠纷案件上升态势明显”;民事案件中“新收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件1368件，上升20.74%;房屋拆迁合同纠纷案件24871件，上升33.29%”。与此不同的是，环保法庭从成立至今，受案数量很少。以最早成立环保法庭的贵州为例，2013年贵州全省各级法院共审结涉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刑事、行政案件1547件，环境案件仅占同期全省案件总数的0.4%。这些数据显明：环境法庭作为司法资源的价值没有充分发挥。所以，将城乡建设类案件纳入环保法庭受案范围，是充分利用司法资源，实现司法功能的最优选择。
综之，将城乡建设类案件纳入环保法庭受案范围，对于实现生态文明是有现实必要性的，在理论、经济、制度及实践中是具有可行性的，而对于司法资源的价值的充分体现则是最优选择。因此，建议将城乡建设类案件明确纳入环保法庭受案范围。
2015年1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境保护法》正式实施，直指违法成本低、环保意识弱等环境治理顽疾。新《环境保护法》的亮点主要是对违法企业可按日处罚，上不封顶，对违法企业负责人可进行行政拘留，突出强调了政府监督管理责任，以及向社会公开环境信息，为公民参与环境监督提供便利。新《环境保护法》有四个特点：一是定位合理，二是创新理念，三是完善制度，四是强化责任。此次《环境保护法》的修订已最大限度凝聚了各方共识，是现阶段最有力度的一部环保法，为未来统一协调大环保“基本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命题视角】
1.《经济生活》的三个主体――国家（政府）、企业、消费者，历来是高考考查的重点。命题人可能会结合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的相关材料进行考查，要求考生回答保护环境的经济意义和措施。
2.《政治生活》中的政府、公民等相关知识也是高考考查的重点，命题人可能会以政府或公民为命题切入点，考查政府如何落实新《环境保护法》，公民如何参与环境保护，或实施新《环境保护法》体现的政治意义。
【试题猜想】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2015年1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境保护法》正式实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从多个角度体现出前所未有的环境保护、治理力度，法律条款从47条增加到70条，雾霾治理入法、首次设计“按日计罚”制度、明确生态保护红线、扩大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新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直指违法成本低、环保意识弱等环境治理顽疾。
对于公众来说，每一个人都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既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也是制造者。因此，建设生态文明，需要每个公民倡导绿色出行、节能节水等绿色消费理念，珍惜环境资源，规范自身行为。
这样才能构成一个政府负责、企业守法、公众积极参与的环境保护格局。
（1）结合材料，请你从《经济生活》角度出发，为保护环境提出合理化建议。
（2）结合材料，运用《政治生活》知识，谈谈公民应如何参与环境保护。
（3）结合材料，从《生活与哲学》角度，说明为什么要倡导绿色消费理念。
【解题点拨】第（1）问，应从《经济生活》中的国家、企业、个人（消费者）三个角度提出建议。第（3）问，可运用意识的有关知识进行回答。
【参考答案】（1）①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从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积极从事绿色产品的生产，为保护环境做出贡献。②国家要加强宏观调控，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大对环境的保护力度，坚决关停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同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③消费者要坚持保护环境、绿色消费的原则，树立保护环境、绿色消费的理念，倡导绿色生活。
【英文摘要】Preventivesystemsareaseriesofenvironmentlawsystemthatreflectpreventiveprinciple，includingenvironmentalprogramsystem，environmentalimpactassessmentsystem，cleanproductionsystemandenvironmentalstandardsystem……PreventivesystemsarethekeypointofEnvironmentLaw‘samendment.AndwecanlearnsomeexperiencefromTaiwan’sEnvironmentalFundamentalLaw.
【关键词】台湾；《环境基本法》；预防类制度；启示
【英文关键词】EnvironmentalFundamentalLaw；preventivesystems；enlightenment.
【正文】
一、台湾《环境基本法》预防类法律制度研究的意义
大陆现行的《环境保护法》是1989年在原先《环境保护法（试行）》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其立法初衷是作为的环境保护基本法，统筹规定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然而由于其立法时间早，立法理念落后等原因，现行《环境保护法》的许多规定已经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整体性使我们必须对作为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制度和规范予以修改，而预防类制度的完善是修改《环境保护法》的重点，预防类制度在环境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预防类制度是环境保护法中体现预防原则的一系列制度的总称，主要包括环境规划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清洁生产制度和环境标准制度。现今预防原则先已被公认为环境保护基本法的首要原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各国在处理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几乎都是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然而以牺牲环境换来的经济发展却使人类付出了更惨痛的代价。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逐渐将环境政策的重心从末端治理转移到事先预防，并在环境基本法中规定了一系列的预防类制度，落实预防原则。大陆《环境保护法》的修改把重心放在预防类制度上，以体现预防原则。制定于2002年的我国台湾地区的《环境基本法》是人类跨入21世纪后颁布的第一个环境基本法，该法预防类制度的规定对大陆修改《环境保护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原因如下：
首先，台湾的《环境基本法》制定于2002年，该法在制定过程中，吸收了美、德、日等国先进的立法理念与体例，贯彻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顺应了循环经济的浪潮，这使该法的很多规定具有先进性和合理性。大陆的环保法制定于1979年，1989年虽作修订后至今，但均在1992年第二次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之前，其立法理念仍然停留在末端治理的阶段上，已不适应时代的潮流。因此台湾地区《环境基本法》对预防类制度的规定可以为大陆修改《环境保护法》提供借鉴的范本。
其次，大陆和台湾地区本是同根生，同文同种，共为一体，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现在两岸经贸关系十分密切，人员往来也日益增多，大陆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和投资基地，衍生出很多环境保护问题。学习台湾《环境基本法》的立法经验，使两岸的环境保护法律得以沟通和协调，并以此促进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在大陆修改《环境保护法》之际，对台湾地区的《环境基本法》予以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二、环境规划制度
环境规划是指根据国家或地区的环境资源状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一定时期内环境保护目标、基本任务和措施的规定，环境规划制度是环境规划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作为环境保护的预防类制度，环境规划制度是最适当且最能实现预防原则要求的一种制度。环境规划制度标志着国家的环境政策已从消极的“污染防治”跨越至积极的“环境管理”。
台湾《环境基本法》第一章总则第7条对环境规划制度作了总的规定，“‘中央政府’应制定环境保护相关法规，策定环境保护计划，建立永续发展指标，并推动实施之。地方政府得视辖区内自然及社会条件之需要，依据前项法规及环境保护计划，订定自治法规及环境保护计划，并推动实施之。各级‘政府’应定期评估检讨环境保护计划之执行情况，并公布之。”第二章规划及保护对环境规划制度作了具体的规定：第16条“各级‘政府’对于土地之开发利用，应以高品质宁适和谐之环境为目标，并基于环境资源总量管制理念，进行合理规划并推动实施。前项规划，应优先考虑环境保护相关设施。”；第17条“各级‘政府’为维护自然、社会、人文环境，得视自然条件、实际需要及兼顾原住民权益划定区域，采取必要之措施或限制人为活动及使用。各级‘政府’应视土地使用及人为活动限制程度，予以补偿及回馈。”；第18条“各级‘政府’应积极保育野生生物，确保生物多样性；保护森林、湖泊、湿地环境，维护多样化自然环境，并加强水资源保育、水土保持，及植被绿化工作。”
（一）《环境基本法》环境规划制度的特点
从以上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台湾《环境基本法》的环境规划制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环境规划遵循环境优先原则
环境规划是一种协调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合理战略，牵扯的内容十分广泛。环境规划的制定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涉及到各种利益，环境保护规划必须要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相协调。如国土利用规划，其是从宏观角度对一个国家或地区较长时间内国土的综合开发、利用、保护和整治所作的总体安排，涉及到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自然资源的开发规模、布局和步骤；人口、生产、城镇的合理布局；交通、通信、动力和水资源等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的合理安排等等此类。所以环境规划要考量到所涉及的各种利益，不能顾此失彼。制定环境规划的过程也就是衡平各种利益的过程，衡平即分出主次，当各种利益发生冲突时有取舍，有侧重。台湾《环境基本法》第7条和第16条均规定，环境规划的制定必须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相适应，当各种利益发生冲突时，环境生态保护应优先考虑，即环境规划应遵循环境优先原则。过去末端治理环境问题的失败，使许多国家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必须提到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程度上，当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出现矛盾时，环境保护优先。环境优先原则已经成为世界环境保护的发展趋势，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很多国家或地区的已在环境法规中肯定了环境的优先保护地位。台湾《环境基本法》规定环境规划应顺应了持续发展理念，遵循环境优先原则，无疑具有先进性和合理性，符合国际社会的发展潮流。
2、定期评估环境规划的执行状况
《环境基本法》第7条规定各级“政府”推定实施环境规划，并应定期评估检讨环境保护规划的执行情况，把评估的结果作为肯定政府绩效或作为环境规划修改的依据。这一规定就使环境规划具有了法律上的执行力和拘束力，环境规划并不仅仅具有宏观的指导作用和调控作用。环境规划的执行力表现在环境规划制定出来后，各级主管部门要采取积极措施，完成环境规划规定的目标和任务，使环境保护工作落到实处。环境规划的拘束力表现在各级“政府”应定期评估环境规划的执行情况，评估结果是考量政府绩效和环境规划是否应修改的依据。环境规划的执行力和拘束力使环境规划具有了法律上的强制力，这避免了环境规划制定出来后被束之高阁、形同虚文的情况，确保环境规划下达的目标和任务能及时完成，推动环保工作的顺利进展。
3、规定自然资源规划制度
《环境基本法》第16条、17条规定了自然资源规划制度。为了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自然界基因库的完整，并保存社会及人文环境资源及景观，《环境基本法》规定各级“政府”视自然条件及实际需要，分别划定若干自然保护区域，对保护区域内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恢复和管理作总体规划。目前“政府”规划的各类保护区总面积非常之大，约占台湾陆域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为保护自然资源，保护区内限制某些人为活动，这会对原住民的权益带来侵害，因此，《环境基本法》又规定，“政府机关”应对受限制着的权益给予一定的补偿及回馈，以体现公平正义。自然资源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基本法》规定了自然资源规划制度，注重自然资源的保育。这一规定对确保生物多样性，从而维护生态环境的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对大陆修改《环境保护法》的启示
《环境保护法》第4、12、22、23、24条对环境制度的作了规定。《环境保护法》对环境规划制度规定的比较笼统，还停留在宏观阶段，规范性较差。从已有的规定来看，环境规划主要还是针对污染防治，对自然资源的规划并没有提及。环境规划的理念依然是末端治理，没有贯彻了持续发展理念，体现环境优先原则，并且《环境保护法》没有规定环境规划的地位和相应的法律保障措施，导致环境规划的指标每年都无法完成。
建议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借鉴台湾《环境基本法》的规定，环境规划应遵循环境优先原则，增加对自然资源的规划，并建立环境规划的定期评估制度，以保证规划能按时完成。
三、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指在进行开发建设或其他可能对环境有影响的活动前，对实施该活动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调查、预测和评定，提出环境影响及防治方案的报告，供有关审查批准等一系列行为规则的总称。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最早出现在1969年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中，其后被很多国家采用。环境影响评价是运用科技手段对环境影响做出的科学评价，具有预测性和综合性的特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预防新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体现了预防原则，被认为是预防类环境制度的支柱。
台湾《环境基本法》第24条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作了规定：“‘中央政府’应建立环境影响评估制度，预防或减轻‘政府’政策或开发行为对环境造成之不良影响。”同时该法对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共参与制度也作了规定：第11条“各级‘政府’得聘请环境保护有关之机关、团体代表及学者专家备供谘询。各级‘政府’得邀请有关民众与团体共同参与加强推动环境保护工作。”；第29条“‘行政院’应设置‘永续发展委员会’，负责永续发展相关业务之决策，并交由相关部会执行，委员会由‘政府’部门、学者专家及社会团体各三分之一组成。”；第34条“各级‘政府’疏于执行时，人民或公益团体得依法律规定以主管机关为被告，向行政法院提讼。”
（一）《环境基本法》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特点
从以上条文可以看出，台湾《环境基本法》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规定有以下几个特点：
1、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包括开发行为和政府政策
《环境基本法》第24条明确规定的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包括一般的开发行为和政府政策。一般的开发行为是指对环境有影响的工程建设行为，包括工业、交通、水利、农业、旅游等建设行为，这些开发行为在动工之前必须经过主管部门的环境影响评价。很多国家和地区环境法规中都对开发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作了规定。除此之外，台湾《环境基本法》把政府政策也纳入了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从环境的整体性和人类对环境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来说，政府政策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远远高于一般开发行为对环境的影响，重大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事件都很多是由于政府决策的失误所造成的。政府政策不当，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往往是长久性、整体性和难以恢复性的。因此，比起一般的开发行为，把政府政策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更具有实际意义，更能体现环境影响评估制度预防环境破坏的功能。另外《政府政策环境影响评估作业办法》对应当实施环境影响评估的政策作出了具体规定，包括工业政策、矿业开发政策、水利开发政策、土地使用政策、能源政策、畜牧政策、交通政策、废弃物处理政策、放射性核废料之处理政策和其他政策。规定这些政府应当进行评估的标准是政策可能使环境负荷超过当地涵容能力，破坏自然生态系统、危害国民健康或安全，危害自然资源之合理利用，改变水资源体系，影响水质及妨害水体用途，破坏自然景观之和谐性，其他违反国际环境规范之要求，或有碍环境生态之永续发展。
2、注重公共参与在环境影响评价中的作用
公共参与是指公众有权通过一定的程序和途径参与一切与公众环境权益相关的开发决策等活动之中，并有权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和救济，以防止决策的盲目性，使得该决策符合广大公众的切身利益和需要。环境法中的公共参与原则是一国政治活动民主理念在环境管理领域的体现和延伸，得到了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承认，如美国在1969年颁布的《国家环境政策法》中确认了公共参与原则，并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予以落实。台湾《环境基本法》第11条、29条也对公共参与原则作了规定，公共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影响涉及到每个人，公共参与环评保证了环评决策过程的透明，结果的公正。另外《环境基本法》第34条规定了环境诉讼制度，环境诉讼是实现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法律保障。当环境决策机关剥夺了公众参与的权力，或者决策机关没有慎重考虑公众的意见，或公众对环境决策机关的最终结果有异议时，公众可以基于法律的规定向司法机关提讼，要求司法机关对决策机关的行为进行审查。因此，环境诉讼是实现公共参与的重要救济手段，真正使公共参与环境决策落到实处。《环境基本法》对公共参与原则的规定，保证了环境影响评价程序的公开，环评决策结果符合公众的利益。
（二）对大陆修改《环境保护法》的启示
《环境保护法》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13条，从该条规定来看，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只限于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政府的宏观决策和规划并没有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这不能不说是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一大缺憾。很多大规模环境污染事件都是由于政府决策的失误所造成的，如当年政府积极发展十五小企业，即小造纸、小制革、小燃料、小土焦等，造成环境生态的严重破坏。现在我们认识到这些企业污染严重，主张取缔。但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这些污染企业仍屡禁不止，对环境构成极大地威胁。比如近来出现的太湖蓝藻污染事件，就与太湖周边的乡镇企业污染有密切关系。大量的污水排入太湖，致使水中磷氮过量，造成蓝藻暴发。太湖被污染，自来水无法饮用，无锡市上百万居民上街抢购纯净水。只有对政府经济开发政策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才能避免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另外《环境保护法》并没有对公共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作出具体规定，第6条笼统性的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但这条规定远不能满足使公众真正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
因此，建议在《环境保护法》时，借鉴台湾《环境基本法》的规定，首先扩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将政府的宏观决策纳入评价的范围，并具体规定哪些政府政策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其具体标准是什么。对公共参与环境评价作出明确和具体的规定，确实保证公众的参与权，体现环境影响评价的公正性和科学性。
四、清洁生产制度
清洁生产制度是贯彻污染预防原则的又一重要环境管理制度。清洁生产意为“更清洁的生产”，是采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材料，通过清洁工艺技术及无污染或少污染的生产方式，对社会生产和服务的各个环节实行全过程控制，制造出清洁的产品。清洁生产本质为从生产和服务的源头减少资源的浪费，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控制污染的产生，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清洁生产制度是清洁生产在立法上的体现，是清洁生产的法律化和制度化。台湾《环境基本法》第5条对公民个人在生活领域消费绿色产品进行了规定：“人民应秉持环境保护理念，减轻因日常生活造成之环境负荷。消费行为上，以绿色消费为原则；日常生活上，应进行废弃物减量、分类及回收。人民应主动进行环境保护，并负有协助‘政府’实施环境保护相关措施之责任。”；第6条规定了进行事业活动的清洁生产要求：“事业进行活动时，应自规划阶段纳入环境保护理念，以生命周期为基础，促进清洁生产，预防及减少污染、节约资源，回收利用再生资源及其他有益于减低环境负荷之原（材）料及劳务，以达永续发展之目的。事业应有协助‘政府’实施环境保护相关措施之责任。”；第37条规定了从事清洁生产和其他环保事业的鼓励措施：“各级‘政府’为求资源之合理有效利用及因应环境保护之需要，对下列事项，应采适当之优惠、奖励、辅导或补偿措施：
一、从事自然、社会及人文环境之保护。
二、研发清洁生产技术、设备及生产清洁产品。
三、研发资源回收再利用技术。
四、再生能源之推广及应用。
五、研发节约能源技术及设置节约能源产品。
六、制造或设置污染防治设备。
七、为环境保护目的而迁移。
八、提供土地或其他资源作为环境保护之用。
九、从事环境造林绿地。
十、其他环境保护有关事项。”；第38条规定了‘政府’推行清洁生产的责任：“各级‘政府’应采行必要措施，以促进再生资源及其他有益减低环境负荷之原（材）料、制品及劳务之利用。各级‘政府’之采购，应以再生资源制品及环境保护标章产品为原则。”
（一）《环境基本法》清洁生产制度的特点
从以上条文可以看出，台湾《环境基本法》对清洁生产制度的规定有以下几个特点：
1、规定了公民个人的绿色消费责任
《环境基本法》第5条规定了公民的绿色消费责任。公民的消费行为和日常生活，均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环境基本法》规定公民应以绿色消费为原则，对废弃物减量、分类及回收，以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倡导公民绿色消费、购买清洁产品，不仅可以减少日常消费行为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可以促进企业改进生产工艺，生产清洁、对环境污染少的产品。公民消费行为的改变，可以促使企业自觉改进技术，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提高资源利用率，减轻对环境的危害。因此，公民绿色消费可以较低的成本推动企业实行清洁生产。
2、规定了企业的清洁生产责任
《环境基本法》第6条明确规定了企业的清洁生产责任。企业进行活动时，应自规划阶段纳入环境保护理念，以生命周期为基础，促进清洁生产。企业在生产活动中，应优先采用资源利用率高以及污染物产生量少的清洁生产技术、工艺和设备，预防或减少污染的产生，节约与回收可再生资源。清洁生产包括清洁的能源、清洁的生产过程和清洁的产品，对企业清洁生产责任的规定是清洁生产制度的重要内容，贯彻了从生产源头控制或避免污染产生的理念，顺应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改变了过去被动末端控制污染的手段，强调在污染产生之前就要予以避免或减少。清洁生产贯穿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不仅在产品的生产阶段，采用清洁原材料和清洁的生产工艺，同时对可再生资源要回收循环利用。
3、规定了政府对清洁生产的鼓励措施
《环境基本法》第37条规定了“政府”对清洁生产的鼓励措施。为了有效的推行清洁生产，《环境基本法》规定了对从事研发清洁生产技术、设备及生产清洁产品，研发资源回收再利用技术，再生能源的推广及应用等行为给予一定的优惠、奖励或补偿等措施。政府对从事清洁生产给予鼓励，能有效的促进企事业更加积极的研发和推行清洁生产技术。
4、规定了政府推行清洁生产的责任
《环境基本法》第38条规定了“政府”推行清洁生产的责任，清洁生产不仅仅是对公民个人和企业的要求，政府也要采取各种措施，发挥引导和服务功能，促进可再生资源或其他有益于减低环境负荷原材料的使用。这些措施包括制定有利于清洁生产的政策、为企业提供清洁生产的技术信息和技术支持、优先购买清洁产品等。
（二）对大陆修改《环境保护法》的启示
虽然2002年颁布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对清洁生产制度作了原则性规定，但作为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并没有对这一制度明确规定，因此，建议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借鉴台湾《环境基本法》，对清洁生产制度的有关内容作出规定，包括企业的清洁生产责任、公民个人的绿色消费责任、政府推动清洁生产的责任和对清洁生产的鼓励措施。并引进循环经济条款，使整个生产过程从原料来源到废物回收能形成一个封闭循环的系统，实现无废物理念，提高资源利用率。
五、环境标准制度
环境标准制度是指国家为了维护环境质量、控制污染，保护人群健康、社会财富和生态平衡，在综合考虑本国自然环境特征、社会经济条件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基础上，按照法定程序制定的各种技术规范的总称。其主要内容是技术要求和各种量值规定，是具有法律性质的技术规范。环境标准具有政策的期待性，对于申请环境开发或利用行为，自要超过了环境标准数据的规定，申请者即可清楚的得知其申请行为无法得到许可。预防原则在事务上的体现，就是各种环境标准的设定。
台湾《环境基本法》对环境标准制度的规定集中在第25条：“‘中央政府’应视社会需要及科技水准，订定阶段性环境品质及管制标准。地方‘政府’为达成前项环境品质标准，得视其辖区内自然及社会条件，订定较严之冠之标准，经‘中央政府’备查后，适用于该辖区。各级‘政府’应采必要措施，以达成前两项之标准。”
（一）《环境基本法》环境标准制度的特点
从条文可以看出，台湾《环境基本法》对环境标准制度的规定有以下几个特点：
1、环境标准的制定具有阶段性
《环境基本法》第25条规定“中央政府”应以社会需要及科技水平为依据，订定阶段性的环境品质及管制标准。环境保护及环境品质的提升，非一日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环境标准须分阶段制定。不同阶段依据客观情况，制定不同的环境标准，这样才更能体现环境标准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2、环境标准的制定遵循地区差异性
《环境基本法》第25条规定“地方政府”可以依据辖区内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制定较严格的管制标准，经“中央政府”备查后，适应于该辖区。由于各地区的地形、气候、水文、植被和人口数量等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有些地区这种差别是相当巨大的，因此环境问题与地区关系密切，制定环境标准必须充分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出适合本地区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标准。如果忽视地区差异性，片面追求环境标准的统一，反而会造成严重的负面效果。台湾《环境基本法》环境标准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地区差异性。
3、规定“政府”达成环境标准的责任
《环境基本法》第25条规定各级“政府”应采取必要措施，以达成环境标准。环境标准是法律化的技术规范，环境标准一经颁布，就具有法律强制力，必须严格予以执行。为保证环境标准的实施，各级主管部门应制定一系列实施环境标准的措施，达成环境标准的要求，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
（二）对大陆修改《环境保护法》的启示
《环境保护法》的环境标准制度的规定集中在第9、10条，具体规定了国家环境标准和地方环境标准两个层次，横向上包括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两类。《环境保护法》对环境标准制度的规定已形成一定的体系，并具有合理之处，但台湾《环境基本法》对环境标准制度的规定对《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首先《环境保护法》应明确规定环境标准应分阶段制定，每个阶段有不同的标准。其次环境标准的制定应体现地区差异性，大陆地广辽阔，东南西北差异很大，不同地区应实行不同的环境标准。最后，应规定政府为完成环境标准所采取的措施，以及环境标准未完成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注释】[1]陈慈阳著：《环境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蔡守秋主编：《环境资源法学》，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3]金瑞林、汪劲著：《20世纪环境法学研究评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吕忠梅著：《环境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5]金瑞林著：《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尊敬的各位领导：
感谢您们对我县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关心指导。我县高度重视林业生态建设，成立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推进生态景观林工程建设，大力开展造林绿化、节点绿化、四旁绿化等活动。全力推进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建设，大力发展和培育森林资源，加强生态公益林管护和森林资源保护，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借此机会，就我县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工作情况作简要汇报。
一、县情现状
某县位于xx，全县幅员面积xx平方公里，辖xx县xx乡、xx个村、xx个组，总人口xx万人。是xx生态建设重点县，林地面积xx万亩，森林覆盖率xx%，是全省重点国有林区县，也是天然林资源保护和退耕还林工程实施核心区。原始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AAAAA级景区xx享誉中外，xx特色文化独具魅力。独特的地形地貌以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珍稀野生动植物的生长繁育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空间，县境内有陆生脊椎动物xx余种，其中列为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包括大熊猫、黑熊、牛羚、金丝猴、小熊猫、短尾猴，大灵猫、岩羊、红腹锦鸡等xx种，是全国少有的天然物种基因库。
二、主要工作情况
国家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保护法》）以来，我县坚持“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的方针，把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提高到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列入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采取有力措施，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非法捕猎和经营利用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等违法行为，促进了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氛围。为认真贯彻落实《野生动物保护法》，我县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板报、标语、图册等媒介和载体，大力宣传普及，确保人人皆知。一是广泛宣传。以“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爱鸟周”等时间节点为契机，采取街头咨询、发放宣传资料、悬挂横幅标语和科普挂图、现场讲解等方式，广泛普及保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做法及成效。县人大主席团部分成员和农业中心按照上级文件的要求，坚持“保护资源、惩治非法、规范经营、强化监管”的原则，强化领导，精心组织，多措并举，高密度、广角度地对全县猎捕、运输、经营、收购、出售（加工）野生动物行为进行执法检查，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一）强化领导，落实责任。一是成立了分管班子成员郑丰任组长，县派出所、县综治办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明确了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同时成立了专项行动办公室，设在农业中心。二是加强协调。在工作开展过程中，我县主动与工商、广电、教育等部门协调配合，高效联动，形成了良好的工作合力。三是召开了2019年野生动物保护综合执法专项行动会议，明确了专项行动的内容和重点、实施步骤、措施及要求。
(二)强化宣传，提高意识。为增强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我县采取多种有效形式多层面宣传发动，在全县形成了关心野生动物、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局面。一是制作了部份永久宣传标牌。二是开展集中宣传活动。在全县范围发放宣传册，努力提高广大群众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
(三)突出重点，查处整治。一是全面调查摸底。通过对餐馆酒家、集贸市场等场所的初步摸排，做到家底清，情况明。二是重点查处打击。
（四）强化管理，加强保护。近年来，县、县高度重视林业生态和水资源保护建设，采取有效措施，天然林保护、加快推进水源涵养林、扩容增绿、董寨鸟类乐园绿化等林业工程建设，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优化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同时，加强森林防火、森林资源保护，探索建立野生动物保护的长效机制，逐步把专项整治行动转变为常态化管理工作。
三、贯彻实施《野生动物保护法》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县保护野生动物执法机制缺乏
县人民政府没有执法权，难以及时有效开展打击猎杀野生动物和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保护野生动物基础保障能力薄弱
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监测设施、手段、装备相对落后，很难适应工作的需要，存在缺技术、缺经费和机构问题。
（三）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不强
主要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进农村、餐馆、社区和学校的宣传力度不够。群众了解不多，野生动物保护意识还没有深入人心。部分工作人员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不强。
四、贯彻实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几点建议
（一）宣传力度还需加大
一些群众和经营利用户对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知晓度不够，关心、保护野生动物意识不够，应采取多种形式让《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进农村、进餐馆、进社区、进学校、进市场，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宣传媒体及网络，广泛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定期到学校开办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知识讲座，与酒店、餐馆、农家乐签到禁止经营野生动物协议书。通过宣传，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维持生态平衡，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让保护爱护野生动物逐渐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二）进一步加大违法查处力度
对违法从事经营、利用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单位和个人，要严肃查处。对设套捕兽、张网捕鸟、电鱼等违法行为，开展专项整治，对境内的餐饮行业不定期进行检查，严禁烹饪销售野生动物菜品。对非法贩卖、经营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工商部门要依法从严查处。
[关键词]新修订环境保护法;生态损害;预防机制;展望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1 ― 0046 ― 03
生态损害是对生态系统的安全构成威胁、破坏的重大损害，这种损害侵害了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生态损害的预防主要是指阻断生态污染源，以预控生态损害的发生与危害的加重。在风险越来越突出的当代社会，生态损害无疑成为影响社会持续发展，加剧风险程度的不利因素，严重危及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态损害是一种迥异于传统损害的新型损害。面对生态系统所遭受的损害，我们应尽可能地采取向前看的思路，着眼于未来损害预防。加强事前预防，是环境法应对生态损害必须坚持的理念。2014年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有关生态损害预防机制的构建无疑是对老环境保护法一次重要的突破和创新，其不仅在立法理念而且在具体制度上对生态损害预防机制进行了创新，必将对生态保护起到良好的作用。
一、环境保护法构建生态损害预防机制的原因
（一）生态损害影响的深远性
环境灾害的频发给人类社会造成重大损失。2005年的黑龙江石化爆炸事件造成松花江水跨国污染，旷日持久的湘黔渝“锰三角”重金属污染事件、2011年康菲渤海漏油事件等无不给当地的环境及居民带来混灭性的灾难。尤其是近年来，各地关于“毒地”潜伏和暴露的报道也引起社会的关注和热议。今年发生的兰州市及江苏自来水由于水源污染造成全市哄抢超市矿泉水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地球上绝大多数环境灾害的诱发，都是人类对生态环境长时间、持续性损害的结果。人类活动的最明显结果之一，就是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同时，有意或无意中破坏了生态环境，改变了宏观生态调控体系，最终导致多种大规模环境灾害的发生。加强生态损害的预防，是减轻生态损害的灾难性后果，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
（二）生态损害的不可逆转性
生态损害的不可逆转是指生态损害一旦发生，则往往难以或不可能真正回复原状，即此类损害的发生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在此意义上亦可称之为无法回复的、不可弥补的或无可挽回的损害。如物种的灭失、臭氧层空洞的出现等都是不可逆转的生态损害，重金属造成的污染以及地下水的污染等也都是难以消除和恢复的。〔1〕对于不可逆转生态的损害，这种长期才会显现的、牵累人类子孙后代的损害，事后赔偿并无真正意义，因为那种赔偿实际上是不可实现的。因此，加强生态损害的预防，减少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是应对生态损害的不可逆转性，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需要。
（三）传统生态损害赔偿责任局限性
传统侵权法中赔偿责任难以解决日益突出的生态损害。在传统私法中，不得损害公共利益更多的是作为民法中的一个基本原则，违反该原则的民事行为是无效的行为，鲜有通过侵权责任法对公益直接予以救济。虽然在某些情况下，通过私益的救济能间接达到救济公益的目的，但私益救济最终是个人获得了补偿，公共利益的损害难以得到补偿。我国传统环境侵权损害赔偿法主要着眼于对因生（环境）危害行为而导致的财产损失、人身伤害和精神损害的赔偿救济，从本质上分析，其仍然属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法的范畴。〔2〕可见，传统损害赔偿责任具有消极、滞后的根本缺陷，冀望通过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私法救济方式恢复生态利益，具有不现实性。应对生态损害问题的治本之策是预防。采取全面、有效的措施防范生态风险、维护生态安全，预防生态损害发生，是法律应对生态损害的基本思路与重点。
二、新修订环境法构建生态损害预防制度的基本情况
在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以前，作为环境法体系的基本法《环境保护法》尚未明确规定“生态损害”概念。目前仅有个别法律、法规对自然资源生态损害作了规定。如1999 年修订后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90 条第 3款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但该法自实行以来，大多数海上溢油事故的索赔情况并不理想。即使个别索赔成功了，也只是对清污费及渔业资源损失进行赔偿，很少考虑到对海洋生态损害的赔偿。更没有规定有效的预防生态损害的途径和方式。2014年新修订的环境法相对于原来的老环境法就生态保护而言一个重大突破。该法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了生态损害这个概念，但是却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并围绕生态文明进行了损害损害预防制度建设。此外，其他环境单行法规也没有对所保护的自然要素的损害赔偿问题作系统全面的规定。2014年新环境法将进一步促进生态损害预防机制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战略实施。笔者就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有关生态损害预防机制的基本情况做如下分析。
（一）理念创新
1.原环境保护法尚未明确规定“生态损害”这个概念，该新法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围绕生态文明进行制度建设和构建严格的生态损害防控法律制度。这将使对于加强生态保护更为明确，更能有法可循。
2.与原环境保护法经济优先，促进经济发展”的立法宗旨相比，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在立法理念上坚持生态效益优先，更能对生态损害预防起到更好的作用。
3.新环境保护法在监管理念也有创新。原环境保护法环境监管是以点源为基准，一个个企业去监管，针对环境污染的区域性、流域性、面源型新特点，新法增加对流域、区域的调整方法，增加了对农业面源污染，如农药化肥施用、屠宰、养殖等方面的法律规定，增加了水和大气的联防联控机制，同时对水资源的节约利用也作出了相关调整。新法还首次引入了许可管理，并作出了综合性的规定，涵盖了水、大气、固体、噪声等。
（二）制度设计
环境法修订以前的环境规划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环境标准制度、环境监测制度是生态损害预防机制的主要内容。新修订的环境法新增的生态损害预防机制具体制度设计重点集中在以下方面：
1.将生态红线控制制度写入法律。红线生态控制制度是基于环境承载力的管理。红线生态控制区域是指为维护国家或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据生态系统完整性和连通性的保护需求，划定的需实施特殊保护的区域。能较好地预防和控制污染。
2.设置了建立跨行政区域的重点区域、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协调机制、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和区域限批制度。区域性环境防控机制的构建，切合了生态环境整体性、协同性特征，有利于从根本上提高环境保护的效果。
3.构建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检测预警机制将对源头上进行保护，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和海洋资源超载区域实行限制性措施。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落实用途管制。
4.新增了环境影响评决策评价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环境法损害预防原则和风险预防原则的要求和体现。事先预防政府决策、立法行为和其他组织的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破坏，已经成为各国预防生态损害，保障生态安全的关键措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就是其法律保障。然而，就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运行的情况来看，大多停留在对工程项目的评估上，而对环境规划及环境决策评估甚少。甚至于有些出现决策后评价现象，即通常只是提出建议，很少影响环境决策。新法增设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决策环评，这一大的突破必将对生态损害的预防起到良好的作用。
5.建立了生态损害预防问责制度。建立起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这是重大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现实中，一些地方领导为了在短期内获得政治资本，不惜牺牲当地的自然资本，在以“漂亮”的政绩得到重用、提拔后心安理得地离开，留下的却是难解的生态环境问题，最终受害的是当地百姓。〔3〕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就是要发挥该制度的引导效应，使各级官员坚守生态底线，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区域的良性发展。要实行细化到每一项指标的量化考核，确立生态效绩离任审计与后评价制度，将官员的责任与环境保护牢牢捆绑在一起。
三、新修订的环境法构建生态损害预防制度的评价与展望
（一）评价
新修订的环境法无疑是有始以来对生态保护的预防机制的最大创新。然而，环境保护法作为一部基础性的法律，需要具体专项立法的配合以及相关领域立法的配合。譬如：跨行政区域的生态损害联防联控机制。尽管新修订的环境法已经明确提出了该制度，然而由于跨区域的污染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是单单依靠一步基本法就能很好运行的。典型的跨区域流域性生态损害预防等问题需要多区域、多个部门联防、联控。从目前的新修订的环境法基本规定来看，重点区域实行统一的管理，其他问题是地方之间的协商或者由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协调处理。在诉讼上，如何和这些方面的规定对接起来，新修订的环境法也没有做出规定。
（二）展望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坚持生态效益优先原则，构建了我国生态预防法律机的基本框架，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从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制度发展层面来看，我国生态损害预防法律机制可从以下方面加强制度建设：
1.明确界定生态损害概念与范围。生态损害无法被财产损害、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所组成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法的现有救济范围所涵盖。〔4〕就新修订的环境法而言，尽管在立法理念及具体制度创新上都已经涉及到了生态损害，但是遗憾的未能在立法上明确。要在法律上对调整与生态损害有关的社会关系提供依据，必须将传统法律所说的“损害”，即对“人”的利益的损害扩大到对“生态环境”的损害。〔5〕法律对生态损害及其范围的规定，对于完善法律制度构建与促进实施意义十分重要。
2.强化政府生态损害预防性责任。笔者认为，强化政府生态预防责任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1）推动建立完善的生态预防法律制度实施体系。一方面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应该积极倡导“预防优先”理念，积极推动新环境法实施细则的制定，强化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对于地方政府和地方环境行政机关而言，应根据本地区的发展和实际情况积极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体现预防性的行政立法和实施条例。（2）建立区域政府联动生态损害预防机制。生态损害风险是具有跨区域特点的，这使得风险预防超越了某一个地方的能力，仅仅依靠某一地方政府治理往往不能打达到防范风险出现的目标，即使某一地方政府实行了风险防范，常常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因此，这种跨区域的、多主体共同形成共同的集体行动，只有合作才能形成共同的集体行动，克服突破时空的风险。只有广泛的合作形成了，区域内每一个责任者都受到制约，整体区域的生态风险才能实现预防，否则，仅有局部的预防措施是无法弥补整个区域的生态破坏的。
3.优化公众参与预防机制。2006年，国家环保部（原国家环保总局）着手制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办法》，开始对公众参与环保保护进行立法保护。近年来，我国环保管理中的公众参与意识逐渐强烈起来。然而，从2004年的怒江“争坝”事件到2008年的也是未经环评而被迫取消的厦门px项目，可以看出，我国的公众参与环保大多都是以事后参与为主，事前参与不足。而且有很多是属于事后的抗议性监督。而事前的决策性监督参与极少。很多环境问题都是“不小心”暴露了出来后，政府有关部门出于无奈才补程序的。此外，我国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尽管纷纷在各地开展环保活动，但是同国外环保组织相比，在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方面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就我国目前的公众参与机制的立法现状及运行机制而言，对生态损害的预防机制尚未完善。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机制是一项多元化的机制.政府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它主体的作用也不可或缺。正是官方的治理形式与非官方的治理形式之间的合作、正式次序与非正式次序的合作，软法与硬法的合作，才成就了社会的有序化。优化公众参与生态损害预防机制首要是法律明确各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同时，由于公众参与预防机制有赖于各主体的平等协商合作，法律必须保障各非政府主体的权利行使和运用不受其他主体非法限制与剥夺。
4.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境公益诉讼是20世纪70年代源于美国的一种新的诉讼形式。〔6〕环境公益诉讼具有显著的预防性作用。与私益诉讼相比，公益诉讼的提起及最终裁决并不要求一定有损害事实发生，只要能根据有关情况合理判断有社会公益侵害的潜在可能，亦可提讼由违法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不受违法侵害行为的侵害，把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这种预防功能尤为明显，因为环境一旦遭受破坏就难以恢复原状，所以法律有必要在环境侵害尚未发生或尚未完全发生时就容许公民适用司法手段加以排除，从而阻止环境公益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或危害。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为环境公益诉讼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但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极为不完善。首先是对于环境公益诉讼提起主体规定不明确。目前仅有《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代表国家行使海洋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其次是环境公益诉讼利益归结与激励机制等缺乏规定。完善环境公益诉讼机制是环境侵权范围拓展的重要保障。因此，我国新环境法等应该从进一步明确诉讼提起主体，规定国家检察机关、环境保护组织及一定范围内的公民具有提起公益诉讼资格。其次，明确公诉诉讼活动利益主要用来环境保护事务，以及一定比例用来作为环境公益诉讼提起者的奖励基金。
〔参 考 文 献〕
〔1〕 刘卫先.从生态损害的特点看我国生态损害刑事责任的设置〔J〕.环境保护，2008，（06）：44.
〔2〕 竺效.用生态损害综合预防补救机制化解环境违法罚款上限的尴尬〔J〕.绿叶，2010，（09）：101.
〔3〕 梅凤乔.让生态损害者“无路可逃” 〔N〕.人民日报，2014-01-15.005.
〔4〕 诸江.生态损害：生态损害的社会化救济研究〔J〕.社会主义研究，2010，（03）：126.
关键词：环境保护法；完善；循环经济；科学发展观
2009年3月28日晚上8点半，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起的“熄灯一小时”活动在全世界64个国家和地区1189个城市举行，其中包括中国的一些城市，这是近来人们关注地球环境保护的又一次大型活动。进入到21世纪，环境保护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生活的一部分。从英国工业革命到今天，200多年过去了，人类不断从自然界中大量索取资源，同时破坏和污染环境，特别是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加速发展，环境破坏和污染的速度和程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随之而来的是环境对人类的破坏性反馈，极端自然灾害频频发生，损失越来越大，中国是受环境破坏和污染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每年因为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是天文数字。人们渐渐从人类造成的自然灾害中醒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大大加快和加强了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立法，以及国际合作，环境保护走向了现代意义上的法制化。
一、完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变暖是近几十年来地球气候最突出的特点。世界2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同时地球环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和污染。仅仅从大气来说，温室气体越来越多地排向大气层，今天人类甚至改变了65万年来大气的组成，二氧化碳现在达到了387PPM,比工业化前高了38%，地球气温一年比一年高，极端天气频频出现，南北极冰川融化超出预计，许多物种因为气候变化而灭绝，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认为到2050年，全球变暖每年将造成3000亿美元的损失。气候是没有国界的，污染也常常是没有国界的。据相关机构预计，我国70%左右的能源是煤炭，加上石油等，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耗的绝大部分，2009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同样在2009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将取代美国成为第一。环境保护的责任不言自明。
再回到国内，我国现已查明的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人均矿产资源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草地资源约为1/3，人均水资源约为1/4，人均森林资源约为1/5，人均能源占有量约为1/7，其中人均石油占有量仅为1/10。资源利用效率方面，目前我国钢铁、电力、水泥等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平均高20%左右；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5%至25%左右；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木材综合利用率为6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严重，当前，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27.9%；废水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占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长期居高不下，使得一些地区环境质量长期得不到改善，环境污染事故进入高发期。世界银行2001年发展报告中例举的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就有16个。近年来，资源环境因素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绿色壁垒”成为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这也成为我国扩大出口面临最多、最难突破的问题，有的已对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造成了严重影响。这甚至关系到国家竞争力及国家安全问题。
但是，祸兮福之所倚，笔者认为，环境问题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2009年3月28日，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副司长刘志全在清华大学和中国水网联合举办的2009城市水业战略论坛上表示，2008年我国环保产业产值已达到7000多亿元，预计到2010年，该产业产值将达到11000亿元。根据国家推出的4万亿拉动内需投资的战略安排，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大约将分到2100亿元。未来十年环保产业平均增长率将在20%左右，大大高于国家经济增长率，并且是长期的。根据200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称,世界各国需在2030年前每年投入5150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投资。联合国一份最新报告说，对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源的投资将成为"新的金矿"。预计，到2012年，世界对新能源发展的投资将达到4500亿美元，到2020年将达到6000亿美元。中国、印度和巴西2007年新能源方面吸引了260亿美元的投资，而2004年时却只有14亿美元。另外，中国再生资源利用协会统计，我国工业及家庭废弃物每年可回收利用但没有回收利用的金属、塑料、纸、木材、能源等等价值至少350亿美元，除去这些浪费，其污染造成的损失同样是巨大的。今后，毫无疑问环保产业各种投资、回收利用、规划治理、技术交易等等数额是极其巨大的。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一套相关的完善的法律制度，来促进环境的改善及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
二、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局限性和存在的缺陷
在我国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古已有之，《周易》有“井泥不食，旧井无源”，注重对水源的保护;商代法律中规定“弃灰于道者，断其手”;秦国的法律更为严格，《田律》中规定：“从春季二月开始到夏季七月期间，不得进山伐林木、堵塞林间水道、不准烧草木灰，不准诱捕鸟兽”等等。但是环境保护真正走向现代法制化还是近几十年的事，我国1989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去年9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至此，我国已经颁布国家级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6部，与环境有关的资源法9部，环境保护行政法规29项，制定环境标准364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制定起步比较晚，立法水平有限，而且我国历史以来环境破坏比较严重，再加上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环境污染和破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环境相关灾害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环境保护相关法律跟不上社会需求甚至落后于社会的现实越来越突出，急待完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制度。
1、从立法目的上看,我国传统的环保立法观念多是重利用轻保护。《环境保护法》第1条将“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作为一项立法目的。《森林公园管理办法》第一条：“为了加强森林公园管理，合理利用森林风景资源，发展森林旅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规都过分注重对资源的利用，而轻保护，且体现不出对下一代利益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原则，这是不符合现代环境立法趋势的。概括和比较分析世界各国环境立法关于目的性的规定，不难发现以美、日等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环境立法目的上的规定体现了当代环境理念的基本要求，在立法目的的理念上逐步树立了生态利益优先的现代环境价值观，将保护目标已扩大到保护未来时代人类的利益以及生态环境的安全[1]。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规缺少正确价值理念的支撑，从而难以从整体上自始至终的贯彻好保护。因为在一系列立法的过程中，目的的设定才是第一重要的，它是立法者将一定社会的价值观在成文法上所作出的表现和反映。而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则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制定的。因此，价值观是制定和实施法律、解释和适用法律的指导原理和理论基础[2]。
2、从颁布的时间上看，我国大多数环境保护相关法规都是在国家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思想之前颁布的，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我国环境立法大多是应急立法，所以很多法规有着浓重的工具性意味。《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颁布于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于1988年，《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颁布于1985年，这些都是在1992年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后颁布的，未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贯彻其中。更不用说科学发展观思想了。有些像《自然保护区条例》1994颁布，，《森林公园管理办法》1994颁布，虽然在1992年之后颁布但是也未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贯彻其中。而且这些法规本身存在着大量不适应保护资源的诸多有待进一步修改之处。
3、我国许多环境保护相关法规还存在着规定不全面不完善的特点。比如去年刚刚颁布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关于回收方面只有第十五条有相关规定，而且规定比较笼统，但欧、美、日等国家早已经颁布了专门的回收法，如日本《家庭电器回用法》、《建筑材料回用法》，美国《资源保护和回收法》、《固体废物管理和回用计划》、《饮料容器回收法》。再比如《海洋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保护海洋环境的单行法律。由于《海洋环境保护法》实施几年来，一直没有一部相关的实施细则及法规出台，一些重要的海洋环境标准仍是空白。由于渤海具有区域性与综合性并存的特点，而现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没有具体规定一些可操作性条款，专家们认为，还应制定专门的《渤海法》，使排放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问题实现从原则规定到具体实施的转化，
4、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规在制定上各地立法水平和步伐参差不齐。目前由于缺乏国家性法律的指导和规范，各地立法水平和步伐参差不齐：有的省市有些法规早已经制订而且根据需要都进行了多次修改，比如海南省的旅游条例在1995年制订，1998年、2002年、2004年分别进行了修改，但是有的地方却尚未颁布第一部，如青海省。这些地方立法只在本行政区域内具有拘束力，对其它地方没有强制力。而且各地出台的环境保护相关条例指导原则和内容也不尽相同，处罚尺度不一。再例举旅游业，各地出台的旅游管理条例指导原则和内容及处罚尺度不同，这些都与当前旅游业跨区域、跨行业联动发展的形势不相适应。2004年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第一个产业特征，是全国区域旅游合作蓬勃发展。不仅全国区域旅游合作出现了新的，而且区域旅游合作的力度、深度和广度都有了进一步拓展——合作主体更加积极，合作层次更加丰富，合作内容更加全面。在此形势下，现行各地旅游法规的统一就尤为重要。
5、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规原则规定多，缺乏可操作性。比如《环境保护法》仅规定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礼道歉等责任承担方式。笔者认为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赔偿损失和恢复原状这两种责任承担方式是有问题的。赔偿损失以赔偿当事人遭受的全部损害为原则，既包括直接损失又包括间接损失，事实上没有几个环境侵害者能承受如此大的赔偿数额，而且环境问题上对间接损失的认定也是很困难的；另外，在环境问题上，对恢复原状也是也是令人怀疑的，以民法上恢复恢复是指当时双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回复到物理状态下的原判或者回复到价值层面上的原状的含义。试想对河流的污染多是众多污染者造成的，由谁负责恢复原状？如何才能恢复原状呢？再比如《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1条规定，对造成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海洋工程条例第50条、第52条也分别规定，对围填海工程中使用非环保填充材料和海洋油气矿产资源勘探开发中违法排放从而造成海洋环境污染事故，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在实践中，何为“重大事故”、“重大损失”、“严重后果”？这些模糊的、不具有现实操作性的犯罪构成量化标准，主观性强，在目前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中都缺乏切实明确的内容，使得执法者在实际办案中无法参照。
6、当代社会出现的新环境问题无法可依，未恰当及时修改和补充。
中国自2001年正式成为WTO成员后，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就环境方面而言，中国面临着来自于他国单边环境措施对中国产品市场准入的潜在或现实的威胁。据国家环保总局透露，全世界数量惊人的电子垃圾中，有70%进入中国，但是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却没相关规定来约束“洋垃圾”的侵入。2005年11月22日哈尔滨市因为石油吉化公司双苯厂胺苯国间发生爆炸导致江水污染停止供水4天。虽然现行《环境保护法》对环境污染的防治作出了相关规定，如第二十九条：“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事业单位，限期治理。”但是这种“出现一个，治理一个”的方法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法的修改和补充，既要及时，又要慎重。及时才能使法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保证法的体系的协调一致，消除法的弊端，有益于执法、司法、守法的进行；慎重，才能维护法具有稳定性、连续性[3]。另外，现行地方环境保护法规中有应当及时修改或补充而长时间得不到修改或补充的：比如：现行法规本身是暂行的和试行的，经过一定阶段的实践，有必要加以变动，以便从暂行和试行的形式过度到正式的形式。还有，由于立法时考虑不周，现行法律中有不科学之处，随着实践的发展已带来明显的甚至较大的弊端，如难以执行、适用、遵守，因而有必要修改、补充；还要注意法制统一原则，一个重要的新法出现了，或一个重要的法修改了，地方法规及时随之法修改或补充。与宪法，国家保护法律和行政法规保持一致。较大的市的地方法规要与省级地方性法规保持一致。地方性法规之间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其他的地方性法规也要注意协调一致[4]。
上面例举的是笔者认为比较突出的几个问题。此外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规还存在着一些别的问题，比如很多环保相关的规定只停留在政策上还未法律化，还有法规中权责不明确、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缺少衔接、法规中逻辑结构很不完整有行为无后果等等不一而足，在此不再做一一深入探讨。
三、完善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中国需要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法
尽快修改完善《环境保护法》使其上升为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很大程度上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了，法律界也存在激烈的修废之争。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的修改完善，进一步使其上升为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笔者以为，应从如下方面进行制度完善：（1）明确宣示可持续发展战略，将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基本法的立法宗旨，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地位。（2）按照法治政府建设的原则，确立处理环境保护中的政府与市场、公权与私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原则，明确国家环境管理权力与公民环境权利的配置方式。（3）确立国家环境管理的基本体制，打破行政区划，按照生态规律设置生态区域管理为主的新型管理体制。规定环境管理的权力分配、协调、运行、监督的基本规则。（4）确立公民环境权，规定环境权与民事权利、行政权力的关系与协调原则。（5）完善环境责任制度，明确规定责任的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规定环境法律责任的社会性、公益性判断标准。（6）建立专门的环境程序制度，根据环境权运行的特殊性，确立环境司法救济以及其他救济的方式与程序。（7）完善《环境保护法》的监督管理制度，根据风险预防、代际公平、全过程控制、公众参与等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重新构建环境管理的基本制度。在充分认识市场规律与环境保护关系的基础上，引进市场化的管理手段与措施。
（二）提高立法质量
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制度在立法上由于指导思想、观念，立法水平等方面的原因出现了诸多问题，为了从根本上克服环境立法的“缺陷”，切实提高环境立法质量，笔者认为在立法中重点要全面贯彻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思想，坚持法制统一，坚持环境与经济发展综合决策，充分发扬环境立法民主，法律法规完整和可行，对于中央立法而言，就要本着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全面统筹兼顾的原则，遵循法制统一，确立环境管理体制，建立高效的组织机构即环境管理机构来承担指导和协调任务，通过立法明确有关机构的设置、分工、职责和权限以及行使职权的程序，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并进步确定有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违法责任。地方环境立法要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出发，坚持为保护环境服务，强化环境管理，突出重点，兼顾其它的指导思想，以环境的保护为环境保护立法的重点，具体说来要坚持现实性与超前性相结合原则，在科学预见基础上超前立法，以弥补国家立法的滞后性；强化污染责任制原则，进一步明确和加强污染者的法律责任，地方立法应将国家立法中污染者与责任具体化明确化。
（三）执法与司法需要改进
行政主导是我国环境保护的一大特点，环境保护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近几年环保行政主导还呈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行政主导固然有其优势，如具有较高的效率，能适应我国生态环境复杂的特点，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首先，它主要适用于污染防治，而对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则另当别论；其次，行政主导具有严格的隶属关系，很容易出现部门分割，条块分割，不能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造成体制上的混乱；再者，行政主导的方式降低了环境司法的地位和功能，也降低了环境执法的功能，因此，要实现环境法治，必须改进执法与司法。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污染防治要向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相融合的行政刑法方向发展，将现行大量的行政处罚上升为具有刑事责任性质的处罚，检察机关应积极参与其中。其次，生态保育要逐步扩大民事保护的范围而缩小刑事责任的范围，这要取决于民法物权的完善，与取决于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关系的正确处理以及大众环境意识的提高等各种因素。再次，建立起以检察院为主体的公益诉讼制度，检察院代表环境公害的受害者提讼。现行环境侵权诉讼是由民法通则规定的，由于环境侵权的受害民众较广，在诉讼中容易出现“搭便车”现象，不利于共同诉讼人的共同求偿，而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能够克服此弊端，并且在当今我国公众法律意识普遍淡薄的情况下实施此举不失为良策。最后，要正确理解和掌握加大环境执法力度。笔者认为，在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系统工程中，执法是末端环节，前面的问题不解决而仅靠末端一刀切，无异于以堵口子治洪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会激化矛盾，为环境法治的发展埋下隐患。
（四）完善环境保护中公益诉讼
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的必要性毋庸质疑的，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律实践和近几年理论界的研究，环境公益诉讼法的立法是可行的。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相关的组织和个人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在环境受到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形下，为维护环境公益不受损害，对行为人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诉讼活动[5]。笔者认为，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详细规定公益诉讼内容，以保障诉权的行使。同时，也要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责任承担方式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笔者建议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赔偿损失应置换为承担损失，且以承担直接损失为限；恢复原状应置换为恢复原态且以恢复到破坏前的初步生态为限，这并不意味着损害者的责任将会减轻，因为各种承担方式是可以合并适用。
（五）引入和完善市场机制
我国在环境保护立法时可以更多的引入市场机制，具体体现为一系列经济手段的利用。但这里的经济手段并非指经济学领域中所有手段，而是指那些符合环境成本内部化要求的，能够体现有效利用环境资源，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手段。（重点如产业升级、落后生产设备淘汰、节能产品销售、废物回收）。此处介绍的是在OECD国家广泛运用的税收、收费、排污权交易、押金等方式。首先，税收是指政府征收一定的环境税，又称绿色税收，主要可分为排污税和产品税两种。前者，主要是针对污染企业，从污染源头、污染行为进行控制。这些污染企业主要是那些“夕阳产业”，如造纸、化工、冶炼等等。产品税主要针对那些可能造成污染的产品，如塑料制品、一次性电池、石油、天然气、碳、煤等。其次，收费主要是对企业排污进行收费，通常是拟定“三废”排放标准，超过一定标准则收取一定费用。近年来，收费项目除了传统的“三废”以外，还有危险废物处置、畜禽牧场污染排放、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等。再次，排污权交易主要是通过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并允许这种权利象商品那样买入和卖出来进行污染排放控制。政府先要设定某区域内的总量调控，对该地域或空间内可容纳的最大污染物总量面向企业进行分配，在初始分配后允许企业进行交易排污权，这样通过市场手段将排污权从治理成本低的企业流向治理成本高的企业，最终实现社会以最低成本减排污染物，从而使环境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 最后，押金制度是指通过强制性的措施，使消费者在玻璃或塑料等容器（包装物）上存款或押金，以促进消费者退回或循环使用这些容器或包装物。一般作法是；在消费者购买饮料等商品的同时，为包装或装有这些饮料或商品的容器或包装物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如果消费者将使用过的这些容器或包装物退回给原销售者，则销售者根据其退回的容器或包装物的数量，退还消费者预先为这些容器或包装物所支付的押金。如果消费者不退回其已经付过押金的容器或包装物，则其所支付的押金将不能退还。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市场机制。 除了上述这些手段之外，还有其他诸如建立环保基金、环境损害保险金等经济手段。在这一领域内，西方发达国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经验。
（六）完善环境影响评价机制
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环境有影响的人类活动进行预先评估，或者对拟议中的人类活动可能产生的环境后果进行分析，即对于拟议中可能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或环境后果包括对各种环境因素或环境介质的影响、对动植物和人类健康的影响，有时还涉及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是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法定化、制度化和程序化，是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机制。环境影响评价成为各国环境法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是环境法的科技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当代决策方法的重大发展，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基础之一，是综合决策的根据和前提。健全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对于环境影响评价活动的顺利推广和有效开展，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法律保障作用。[6]
（七）对环境构成物的物权归属思考
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水面资源等自然资源是构成环境的主要方面，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在我国这些财产所有权都属于国家或者集体的也就是共有制度，这种所有制在一定时期内使用权和所有权是相分离的，尽管法律明确规定使用人“有管理，保护，合理利用的义务”[7]但使用人往往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而逃避这种义务。当然，当前我国存在多种因素影响，但外部性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外部性是指行为人私人成本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一致或不一致的情况。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行为人的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的行为。由于此时行为人的贡献多而获益少，其产生的动力就会不足。相反，负外部性就会导致个人的收益大于社会收益，而导致将成本的转嫁社会或他人，例如通过损人利已或损公肥私等手段。 正因为这种外部性对行为人的影响。实际中行为人往往会置社会利益于不顾而追求个人利益。例如我国为了保护环境而实行的“退耕还林”政策与“封山育林政策”这显然会减少农民与林木工人的收入，而政府却没有有效的措施去补偿他们的损失。所以，许多地方盗伐、乱伐现象就屡禁不止。 但是，如给与私人更长的承包期，更大的支配权，“私人的物品往往受到最大可能的保护”[8]。从这种观点出发，中国人往往有珍惜自己财产的传统，相信人们会从自身的长远利益出发，做到最大的保护。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政府再加以宏观调控，效果应该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改革我国目前的自然资源所有权的模式就是很值得思考了。
另外，笔者建议还应该增加各级政府和管理机构在环保工作上“作为”和“不作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完善环境保护相关监督机制，加大法律监督力度。
论文关键词：环境权 法理基础 独立性
国际上对环境权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的一位医生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向北海倾倒放射性废弃物是侵犯人权的行为。由此，环境权是否应当是公民基本权利成为各国研究的重要问题。美国和日本的发达国家先后肯定了公民的环境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应当在法律上予以确认和保护。这种观点，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中得以确认。在我国，环境法作为经济法体系中的重要的部门，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源于随着环境问题的恶化，民法等传统的法律在保护环境上的不力。经笔者统计，至2009年6月中国现行的各类各级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多达7500多个。另外国家环保总局计划在“十一五”期间就将修订100余项重要的国家环境保护技术法规。从基础性的《环境保护法》到大量单行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资源保护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水土保持法》、《防沙治沙法》、《环境评估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等，法律规范和标准不可谓不多。然而当前中国的环境问题依然形势严峻。究其根源，在于我国环境保护的立法理念和立法技术缺乏先进性。从宏观上，虽然学界对环境伦理价值观念的研究已有了较大突破，从对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的反思，到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提出，再到当前主流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中国已有了构建先进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新的逻辑起点。然而，对构建具体的环境法律制度具有重大意义的核心理论——环境权的研究，仍然存在较大争议。我国经由蔡守秋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引入环境权概念，蔡先生、吕忠梅先生、唐澍敏先生以及陈泉生先生等对环境权的性质的认识各不相同，在环境权具体内容体系上也有各自看法。甚至有部分学者对环境权作为环境法基础概念的地位提出质疑，认为“环境权作为环境法体系的基础概念地位也正被逐渐淡化。”还有学者“从‘权利——法益’的关系”的角度进行追问，认为环境权并非权利，而只是法益。
然而否认环境权，缺乏环境法律保护的基础性权利的理论架构，必然使得目前我国保护环境的各法律规定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甚至存在出现制度上的冲突。因此环境权何以存在、如何存在是必须证明的问题。
一、环境权存在的法理基础
现代法治国家宪法中权利体系的建立深受自然法思想的影响。自然法学思想从产生之初就包含了道德因素。自然法作为一种正义观，为环境权的建立提供了支持。自然法学家认为自然法反映自然存在的秩序，是人类世界主义思想的根据。自然法把一切人联系起来。环境秩序作为自然秩序具体表现的一种，也必然体现自然法上的正义。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观念、代际原则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发展的观念无一不是自然法上正义理念的体现。当这种环境秩序的正义需要有具体制度加以维护时，在环境问题上人与人之间的公正、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公正必然产生对一种权利的渴求，即环境权。
有学者批评环境权其实是一种抽象的政治口号，难以冠以真正的权利之称。对于这种观点笔者不认同。我国宪法第九条、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植物；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宪法权利的丰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体现。第九条和第二十六条，便是宪法为保护环境提供的制度基础。宪法作为法治国家的根本大法，各法律部门所保护的具体权利，应当从中找到根据。但必须明确，宪法性的权利与各部门法对具体权利的规定是有区别的。例如人权是受宪法保护的权利，但人权不只是宣言，对人权的具体保护却是通过诸多部门法的制定和实施得以实现。如果没有宪法的规定，对人权进行保护的法律规范之间就可能失去内在的统一。同样，将环境权作为宪法性权利予以规定，并非只是一种政治口号，而是为环境法律体系的建立提供宪法的制度基础。因此，正如吕忠梅先生认为环境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对于这样一种被部分学者认为只属于自然法正义观，过于抽象而无法实现，进而否认其存在的权利，在当今发达国家是如何进行具体化保护的呢？“欧洲发达国家公民环境权的发展趋势是：通过一系列程序性权利作为工具手段以加强道德性的集体共享权和限制财产性的个人权利。”例如《阿尔胡斯条约（1998）》中规定的公众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参与决策与获得司法救济权是环境问题上的特殊程序权利。且美国对环境程序权利的确认与保护，为我国对环境权的保护提供了积极的参考。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72年审结的塞拉俱乐部诉莫顿（SierraClubv.Morton）案到联邦最高法院2000年对地球之友有限公司诉兰得洛环境服务公司（Friends of the Earth，Inc，v.Laidlaw Environmental Services，Inc）案，逐渐放宽对环境诉讼的起诉资格的要求，从而实现对环境权的保护。这种变化，从根本上看，是自然法理念下的环境权向以义务为本位的环境法作出的挑战。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将对环境的保护通过对法律义务强调来进行，而对检举和控告的具体司法操作程序并未作更细致的规定，主要通过政府管理权来实现对环境的保护，这无疑是一种以义务为主的立法模式。我国目前在环境保护上存在的诸多困难，正是由于缺乏以自然法理念为基础的环境权。这恰恰是我国环境问题在法律保护方面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独立的环境权
批评环境权独立性的观点，主要有将环境权划归为人权，或者认为环境上的秩序和利益可以通过其他权利得以保护。对此，笔者也不认同。
环境权的确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相关，与人权产生了联系。但是因为环境权比人权更加具体，其对各种具体法益的保护，使得其享有了独立于广泛意义上人权的独立地位。不能仅仅因为其具有人权的某些特点就将其局限于人权的一种。因为所有的法律权利，从最根本的意义上看，均具有保护人权的意义。“人权并不是处在高于其他权利的效力地位之上的一种权利”“包括环境权在内的所有种类的法律权利在很大的范围内丰富着人权”。此外，即便有学者认为环境权是人权，如李艳芳先生在90年代初期对环境权与人权的关系进行的研究，那么即使从功利的角度，将具有独特现实意义的环境权利从广泛意义的人权中剥离出来，建立新的权利体系，是有利于实现建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并且从人权的角度看，人权不是抽象的，是实践的具体的，那么它必然通过实践中的权利加以保护。对环境权的保护便如同民法中对物权的保护一样都是人权的具体实践。
环境法律关系涉及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并且通过人与人的关系得以实现，而最终又表达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环境利益，作为一种公共利益，通过私人间利益的分配体现出来。有学者对公民环境权的独立性提出质疑，认为公民环境权论者所述的环境使用权都可以归入财产权和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及相关侵权理论尽管在发展，但并不能满足对环境的全面保护。因为自然环境的破坏、动植物资源浪费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后果，并不直接体现在某个公民的具体财产权上。例如：气候变暖、酸雨、物种减少、臭氧层破坏。但是这些变化对公民利益的侵害是无可否认的。若根据财产权却难以获得有效保护。这正是环境权的社会性的一面。正如有学者提出，环境权具有公共意义的性质。社会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传统的民法是以保护私权为目的，强调意思自治。但是，民法作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体系，从未放弃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了公序良俗原则：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建立环境权概念，并未冲击民法的权利体系，其与民法的关系是协调的。
【关键词】循环经济；资源节约；低碳环保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任务很重，路还很长。近30 年成功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我国沿着新型工业道路不断前进，急需用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取代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覆盖生产、流通、消费领域的经济模式，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只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有可能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中，逐步克服和改变基本国情中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各种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为经济社会继续发展创造条件，形成生态文明的良性发展。这是实践科学发展观根本用意所在。
一、循环经济与环保制度概述
（一） 循环经济概述循环经济相对于传统经济，是一种新型的低能耗、高质量、低排放的经济形式。它实现了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以生态学规律作为经济活动的指导，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加强了不同产业之间的联系进而达到资源的共享，使上游产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和废料等，流通到下游产业，并成为下游产业生产的原材料，实现自然资源的重复和循环利用，达到一定区域内物质和能源的充分利用和有效节能。这与传统经济中的单向性的线性经济“资源产品废物”方式有本质的区别。传统经济主要是以粗放型经营和高消耗的生产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而循环经济是以产品清洁生产和资源循环利用的环境和谐经济模式。循环经济过程主要遵循“低排放、再利用、再循环”。循环经济的运行模式如下图。
（二） 循环经济与环保制度的关系一方面，循环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催生并加快了环保制度的产生和完善。传统经济下的环境管理制度主张的是“谁污染、谁治理”，主要是集中处理经济生产的末端，加强对生产废物和废料的合理排放的管理，以及废物废料造成环境污染后的治理和恢复工作。这样的环境管理制度是不能满足循环经济关于“再利用、再循环”的要求，循环经济主要着力于生产过程中对废物和废料的重复和循环使用，减少排放，杜绝污染，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了环保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另一方面，环保制度的建设有利于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环保制度的建设明确了生产企业的“环保”社会责任，深化了行政管理部门的环境保护监督和管理职责，强化了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方面的管理职能。环保制度体系对企业、政府、国家的环境保护意识和行动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也很大程度上鼓励了公众参与环保的行动。
二、循环经济中的环保制度的建设
（一） 建立和健全国家环保法律法规体系1、 完善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完善现有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是建设循环经济中的环保制度的首要工作。我国现有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主要有《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矿产资源法》等，为了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在坚持“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下，要加快对现行法律法规的改革和健全，在法律中体现循环经济的思想，促使环保法律成为循环经济建立的有力保障。把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污染控制有机结合起来，以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例如在《环境保护法中》的分则中单列清洁生产和资源的回收、再用、再生利用的有关规定，或将其分散到污染防治、资源与生态保护的章节之中，这样的修改方式将现有的环保法规与循环经济的发展相结合。
2、加快制定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专项法规特别是针对废物管理和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等法律法规，也可将循环经济的专项法规与环境保护的资金、企业排污管理、环境税收等法律相结合，此外，加快对社会公众的环保行为也可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特别是针对环保商品的购买及税收等方面。
3、建立和健全行政主管部门的环保管理制度首先、加强宣传工作，帮助企业和个人树立环保意识。推进循环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大工程。要通过宣传，讲清楚发展循环经济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讲清楚什么是循环经济。首先要解决我们的认识问题，要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氛围，为我们发展循环经济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其次、加强绿色生产管理的试点工作，通过试点企业向产业推广。企业试点，是全面落实循环经济下的环保制度的切入点。试点工作要在深入、提高上下功夫，为制定循环经济方面的政策和法律提供实际经验。要从企业层面，从工业园区层面，从城市、区域和行业层面来大力推行循环经济试点。
最后、将环保管理工作与政府的财政、信贷、采购管理等行为相结合。主要可通过税收减免、补贴的方式来鼓励生产企业引进废物回收设备和科技技术，也可通过合理调控银行贷款，优先照顾绿色生产企业的贷款活动等，来促进企业从传统生产方式向绿色生产方式的过渡。行政部分将环保管理工作与其他方面的管理工作的结合，可以更好地刺激企业做好绿色生产和环境保护工作，实现循环经济的全面发展。
（二） 建立和健全企业绿色生产管理制度企业作为循环经济的主要参与着，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完善自身的绿色生产管理制度：
首先，实施绿色设计，降低废料的回收处理成本。生产或进口者应当对列入强制回收目录的产品和包装物承担回收利用的责任，产品销售者应当按照产销合同承担回收废旧物品和包装物的连带责任。行业协会可以组织建立本行业的废弃产品及其包装物回收、处置服务体系。
在过去的一年里，县消费者协会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相关部门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围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的七大职能，积极开展“消费和谐”年主题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据统计，20*年县消费者协会共接待消费者2000人次，受理投诉169件，解决169件，投诉解决率达100％，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51.75万元。
目前，我县消费环境虽然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还时有发生，一些公共服务行业利用市场垄断地位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假冒伪劣食品、农资坑害农民等行为仍然存在，消费生活中一些不健康、不文明、消费资源浪费、破坏环境等问题也比较突出。因此，进一步加强消费维权，改善我县消费环境，意义重大。
20*年，中国消费者协会根据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结合近年来消费维权工作的实际状况，把年主题确定为“消费与责任”，其涵义在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做好消费维权工作，改善消费环境，促进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其内容是：企业是市场的经营主体，是消费维权的第一责任人，应诚信经营，守法经营，承担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义务与责任，在创造企业利润的同时，要自觉维护好消费者的利益。政府及有关部门是市场监管的主体，应认真履行市场监管的职责，加大监管力度，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者是市场消费的主要主体，要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积极参与对商品和服务的社会监督，同时要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树立先进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方式，科学、合理、文明消费。
党的十七大报告：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主要由依靠投资和出口推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拉动转变，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组织开展“消费与责任”年主题活动正是为了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信心、拉动内需、扩大消费、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把“责任”放在首位，不但要经营者履行好责任，也要各职能部门认真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赋予的责任，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有效保护。
同志们，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直接关系到全县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我们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以“消费与责任”为主题，深入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宣传，逐步提高广大消费者依法维权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识假辨假能力，进一步加大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力度，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市场环境和投资环境。
谢谢大家！
【关键词】农村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创新研究
一、可持续发展对农村环境保护的意义
可持续发展为我们全面审视已有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一）可持续发展对于主客体关系的重构为突破传统的法律二元结构进行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提供了认识论基础。
（二）可持续发展所体现的多元化视角为农村环境保护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二、农村环境可持续发展概况
（一）农村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理念综述
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其发展理念已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在可持续发展的行动层面上也有着明显的进展和成绩。在可持续发展的地域层次上，农村在我国占有重要的地位，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和优先领域。自1994年我国政府颁布《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以来，农村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农村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广泛的领域，涉及面非常广，而且内容复杂、系统庞大，村镇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任重而道远。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农村环境立法，就要对现行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进行更新和完善，实现社会、经济、环境三方面的协调关系。
（二）农村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理念三原则
农村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应贯彻平衡性、持续性和协调性三项原则，平衡性原则是指城市环境的发展不能建立在牺牲农村环境利益的基础上，环境保护不仅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更要保护好农村居民的环境利益，作到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持续性原则就是指在人口与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下，必须运用环境经济学原理，在经济、社会与环境、资源之间，寻求合理的动态平衡的临界点；协调性原则是指为使可持续发展这个系统达到整体功能的最优，必须协调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使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
三、农村环境可持续发展立法对策
（一）修改现有法律法规
构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制体系，首先要将相关现有法律法规进行清理、修改，以求协调一致，第一，修改宪法，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环境权，作为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立法依据；第二，继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作为综合性环境基本法，但要淡化污染防治色彩，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理念，增加有关农村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规定，增加综合性的农村环境保护条款，以完善农村环境和资源保护基本法，使《环境保护法》真正成为关于污染防治、自然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的综合性基本法律；第三，修改环境与资源保护单行法，如《水污染防治法》中的排污费的规定，《农药管理条例》中对于农药使用造成污染法律责任的条款，《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法》等法律法规中不适合农村环境要求的规定，使之与农村环境保护相结合。
（二）填补农村环境立法空白
第一，弥补现有农村环保法原则性强、不易操作的缺陷，逐步制定和完善有关农村化肥、农药、农膜污染防治，规模化养殖污染防治，固体废弃物处理以及小城镇开发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建立相配套的农村环境单行法律规范；第二，抓紧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产业发展等滞后领域的立法，抓紧制定资源有偿使用、生态环境补偿和公共环保工程设旅布拌服务等方面法规，通过法律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第三，根据国内外情况，制定出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农村环保接轨的环境标准，最后，借鉴国外环保法制经验，将农业环境法制与国际环境立法接轨，重点应对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搞好农产食品安全的法律保护。
（三）构建体现农村特点的环境制度
除了继续完善、落实三同时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许可证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等环境法的基本制度外，还应构建体现农村环境保护特点的法律制度。
1. 确立农民参与制度。作为农民环境权表现之一的农民参与制度，是指在农村环境保护领域里，农民作为权利主体有权通过一定的程序和途径参与环境管理和环境决策等活动，使得管理和决策符合农民的切身利益，在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中，农民对于农村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治理中必须享有参与的权利，并且在参与过程中合理的利用农村的环境资源，通过农民的参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可行性，降低发展成本，从而更好的提高经济效率。
2. 建立农村生态补偿制度。目前，农村环境遭受外来侵害严重，而我国的环境政策的原则和制度中，对于城市和农村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异向转移不公平现象有所补偿的政策就是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和排污收费制度，但上述原则和制度，实质上并没能对这一不公平现象予以补偿，现实中，城市整体上并没有付给农村一定的补偿费用，建立农村生态补偿制度，成为新农村环境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在农村，生态补偿主要停留在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上，这仅仅是生态补偿制度在农村实践得比较成功的一部分，重点应继续扩大生态补偿的适用范围，建立与生态补偿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补偿主体、受偿主体、补偿标准以及补偿资金来源等，以确保补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3. 完善农村环境产权制度。经济学领域有名的公地悲剧案例从法学角度讲，环境资源产权关系的不明晰，是导致农民权益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受到侵害的一个重要因素，环境资源的消耗者、生态平衡的破坏者以及良好环境的侵害者的外部不能内化，以及环境作为一个公共性的权益问题而致使环境保护行为存在严重的搭便车现象，这些都是需要明确农村中的产权主体方有可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完善农村产权制度是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又一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