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3 03:41:3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人际关系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不等价交换—围绕财富的劳动与消费
劳动交换背后的“意义”生产与文化批评。“文化批评”在本文中主要是从批评与反思这一意义上来说的。原著《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书中“文化批评”主要是针对“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后整个知识体系所面临的挑战而言。即当学者研究他文化之后针对本文化的一种批评性反思，或称“批评中自我成长”的理解过程。它的主要作用在于“科学地验证”之后所进行的“验证科学”。本文中的“文化批评”意指生活者运用所处社会的知识与经验来批评和评价人的行为过程。正如本文中所涉及的那样，在“文化批评”中，“自我”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个人，而是被认知的客体，而且它同样具备“文化批评”的反思能力。围绕财富的交换过程也是实现其批评价值的过程，人的社会价值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文化所定义，那在杨家沟村民中，这种劳动交换背后会涉及什么样的人情和回报，又会怎样形成文化批评，并由此建立人际关系网络呢？我们来具体的分析一下。
“伙种”以劳动和生产资料为交换内容，不以实际意义上的土地合并为条件且平分劳动成果，使“伙种”容易从家庭经济中向外延发展，建立在相好的伙伴、两个家庭之间的信赖关系之上。但向外延发展的条件是人际关系和人文条件，这样一来，用人是否得当往往又是这种交换关系的重要变数。如果从积极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它除了互惠意义上的关系以外，还多了一层提供来源者的希望和承受者的责任的含义，因此它又为双方的感情积累提供了可能；换言之，劳动的过程，同时又是生产意义的过程。由此可见，在这种利益平分交易的背后存在着家族纽带和朋友之间在情感上的积累。它的成败不但影响着双方的互惠关系，而且还给双方的信赖程度带来影响。“伙栈”在家庭成员内部是表现为义务的非经济现象，在外部是表现为利润分成的经济现象，虽然有所差异，但其背后隐藏的劳动关系却是同质的。换言之，在利润分成问题上不履行诺言如同在家庭经济中儿子不履行义务一样，都将被视为一种严重的失职，并受到道义上的谴责。反过来，严格地遵守诺言，忠实地履行义务，在文化批评的意义上会获得积极的评价。
“变工”不仅仅是简单的所谓的“互通有无”。这只是一种交换行为上的浅显的表象。同样内容的交换，他会选择盲人吹手而不是同样拥有毛驴的“李四”，但选择盲人吹手并不意味同样可以选择“李四”，因为，人们在劳动全过程中对人情世故的知识性判断构成了具体交换是否成立的重要前提，并非只是功能上的需要才产生交换。在可以进行交换的诸多同类的对象之中，他相信选择与盲人吹手的劳动交换是最优的选择，这种自信并非一厢情愿地“自以为是”，这是在他们长期的劳动生活中经过反复交往而实现的一种相互关系中的自信心，是双方共同建构的一种信赖。“变工”是组成一个为了具体生产的劳动小组，它除了物质上的条件以外，更重要的是在劳动技巧、人品、能力等方面是否“合得来”，即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同时获得经验性证明。对一个具体人来说，这种经验性证明在没有特别情感危机的情况下，一般采用既定的信赖资源，不愿意随便换人，而侧重于它的延续性。虽说“变工”是多用于农忙时节的短期劳动交换行为，但如果考虑人们采用既存的人际关系来进行“变工”的因素，它又是一种长期的周期性合作。人们习惯上还是在一定的感情积累的基础上选择交换对象。“变工”的交换方式与当地的农业生态紧密相关，它随着农业生产季节的忙闲常常是分了又合，合了又分。这种结合不仅在家族成员之间比较普遍，而且广泛地被运用于非血缘关系的农家之间，所以，它是一种家庭经济关系向外延伸的结果。这里重要的是，对农家来说，“变工”的目的是为了顺利完成农业生产，为了这一次性的组合，双方有相互选择的自由。所以，包括盲人吹手在内，杨家沟村的农家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格外地注重人际关系。从这一点来看，“变工”的双方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形式上的组合，而且它将产生诸如信用、感情等意义上的判断，这种判断同样制约着劳动的价值和“交换价值”。而“换工”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一样。
至于“帮工”，尤其像杨家沟修建窑洞这样一个大型工程来说，它所动用的是劳动交换的双方既存的资源，其中也包括间接的人缘，与前面几种劳动交换形式相比，“帮工”的量化程度更加模糊，而且交换双方的前期积累更为复杂，如主人在以往的劳动交换中积累下来的人情关系，互助关系等，这些积累均构成了交换能否成立的基本条件，“帮工”是建立在一定人缘基础之上的又一个层面上的交换行为。在这种集体的大的劳动中，人们从人情伦理的遵循、人际网络的培养等考虑中选择是否帮工、还工，而从上述这几种劳动交换的整个过程及事后的回顾中，又充满了文化批评，在这种文化批评中，某人在本村的社会价值和意义也得以体现。
二、文化批评的结果：人际关系网络的构建与社会价值的实现
在这些劳动交换的原因包括互惠互利、社会关系、人情伦理和道德义务几个方面,涉及利益、感情、道德等因素。交换的发生就是这几个因素不同程度组合的结果。在交换过程中，人们交换的不仅仅是劳动本身，同时在交换过程中也实现着作为人的意义：构建自己的社会人际网络与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盲人唢呐手因自己惟一的能够自立的重要劳动—吹唢呐而成为杨家沟民间吹鼓队的成员之一，经常被村里人雇来参与冠、婚、丧、祭等活动，他的人际圈子中吹鼓队的成员成为他的重要“朋亲”。他拥有的唯一牲畜—毛驴也成为他参与交换的重要资本，并由此也产生出一系列的交换关系，随着这些持续且间断发生的交换，人们逐渐对唢呐手有了一个评价，如他的牲畜喂的好、在红白喜事中吹唢呐尽职尽责等，由此可见，杨家沟人的劳动交换过程中实现的价值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上的问题，它同时也是对人本身的品位、人格、性格等方面的认识过程。对盲人吹手来说，来自外界对他最好的评价就是别人来雇他吹唢呐，或者来借他的驴，在接受文化批评的考验过程同时，盲人吹手的人际关系网络也逐渐形成，在这种人际网络中，盲人的社会价值也得到了体现。劳动交换，除了产生劳动利润以外，还将产生伴随交换的另一个指标，即针对双方的信誉、人情债、劳动经验、生活智慧等知识性财富的一般性共识。对个人来说，也产生人格、品质、威信等诸如此类的文化批评，并由此决定了其人际关系网络的宽窄程度，以及他在这个社会中的价值是否得到承认和实现。
作者：才让卓玛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一、纵向人际关系
初中生的纵向人际关系出现了新的转型，处在转折期：由小学时期的“儿童—成人”关系逐渐转变为“成人—成人”型关系。正如有的心理学家所描述的，在少年与成年的关系上，少年正处在从“听话”向“平等”过渡时期。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初中生的独立意识逐渐增长，有强烈的“成人感”，然而，初中生此时的心理还不成熟，还存在着心理发展的另一面——依赖性。这表现为，初中生想独立，但对一些难以处理的问题还需要父母和老师的帮助，特别是在自己遇到人生苦恼时更需要父母和老师的帮助和指导。家长和教师也因此对儿童的成长总放心不下，不敢放手，总是苦口婆心地说教，采取封闭式、防范式的教育限制儿童的交往和活动，有时甚至采取指责等方式对待他们的独立或“反抗”。家长和教师的不信任、过分关心、过多干扰或无谓的指责，常常容易激化矛盾，使初中生产生抵触、消极情绪，甚至出现对抗家长和教师的现象，或者自我闭锁，并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到拒绝成人的关心和帮助。初中生的不良人际关系，在下面的数据中已清楚的表明。据有关调查显示，“在人际关系方面，有22.45%的中学生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与同学、老师、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融洽，不善与人交往，与别人合作有困难。其中，有3.8%的中学生人际关系很差，很难与他人融洽、愉快地相处。这些学生给人的感觉是缺乏热情、缺乏耐心，有的甚至喜欢强词夺理，不合群、孤僻，或者爱发脾气、骂人等等。”另据调查显示，“约有69%的学生感到无法与父母交流和沟通，对于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惑、烦恼和问题，42%的学生认为难以与父母交流，27%的学生表示从不与父母交流。”可以说，不能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是困扰初中学生心理的主要问题。他们不能正确处理与老师、同学的关系，尤其是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常令她们烦恼。这必须引起家长和教师的重视。
并不是说初中生与家长和教师的关系一定就是矛盾和斗争，只要方法得当，家长和教师在帮助初中生形成和谐的纵向人际关系方面是大有作为的。进一步讲，作为父母和教师，只要充分认识到他们身心发展的年龄特征，满足他们需要一个同成人能平等交流情感的空间和时间的需求，理解他们在人际交往活动中出现的问题，采取合理的教育策略，积极引导，不断提高他们的交往意识和交往能力，也可以帮助他们形成和谐的纵向人际关系。
二、横向人际关系
学校是社会的缩影，学生如果能很好地处理同学间的人际关系，那么也就有了社会交往的基础，有利于提高今后的社会适应能力。因此，学生之间的人际交往对于学生个体的健康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般情况下，相对于与家长和教师关系比较紧张而言，初中生与同学及同龄人间横向关系就相对融洽和活跃，绝大多数初中生乐意和同龄人交谈而不愿意同父母谈心，在同龄人中间，他们平等相待，想法接近，观念容易一致，没有心理上的压抑感。需要注意的是，零点调查公司在一项调查研究中发现，中学生的社会交往关系往往集中于合意组群间的交往。即交往的成功与否，与交往者是否“合其意”具有非常重要的关联。而且，通过考察中学生与他们的好朋友在一起时的重要活动内容可以了解到，他们主要的活动内容属于沟通性的、娱乐性的，而做作业相对所占比重较小，而且与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可能是中学生觉得生活最有趣味的时间段了。［1］另据研究发现，儿童愿意待在学校的重要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在学校里有朋友、有友谊，这是学校吸引他们的关键因素。比如，有些学习落后的学生，可能得不到一些教师(当然，这些教师只能算作不合格的教师)的喜欢，甚至经常招致批评。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愿意到学校来，如果教师提出让他们回家，不要再来上学了，他们就会感到恐慌和失望，因为他们不想离开同学和朋友。可见，同学、朋友间的交往对初中生的生活影响非常大。同时，也应注意到，校园人际关系困难的学生日益增加。尤其要引起重视的是，据研究，受等级制度、官本位制度及腐败之风等不良因素的影响，初中生人际关系趋向成人化，这也是导致有些学生厌学的重要原因。此外，还有许多因素影响初中生的人际关系。
横向人际交往及关系具体到同往和异往则各有不同特点，下面分别探讨。
1.同往：交友范围扩大，内容复杂，质量提高，友谊加深，但容易出现交友不当现象，还不能很好地处理竞争、合作、责任、分享的关系
初中生的交友范围进一步扩大，关系更加复杂。中学生所接触的事物越来越多，认识事物越来越早，从而导致他们的交际范围越来越广。这些因素导致初中生的人际交往更复杂和困难。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初中生的生理及心理更加成熟，考虑问题的方式及自身的需求都产生了变化，也进一步使同学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比如交友可能有很强的目的性、选择性，而不是随便在一起聊聊、玩玩。
初中生同学及朋友间的关系更加稳定，交友质量有了提高，友谊加深。初中阶段，人的性格及品质等相对定型，此时形成的友谊，往往能保持很长时间。所以，这时的人际交往及关系将对儿童有深远的影响。有关调查发现：“与同学关系是对于学生校园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最大的因素(57.9%的学生做此选择，与老师关系的满意度仅是36.7%)；与朋友聊天是37.5%的人获得各种外界信息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仅次于电视(85.1%)和报纸(53.3%)，高于杂志(32.4%)和电台(21.3%)；在性知识的获得方面，同学及同学外的朋友交往(59.8%)几乎与通过老师／课堂／教科书方面得到的一样多(61.2%)。”可见，中学生交际生活中，朋友是占很大的比重的。在当今复杂的社会中，中学生在交际的过程中内心和思想上总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如果出现交友不当现象，则有可能使青少年步入歧途，荒废学业。再加上现在多了个网络，许多中学生不懂世事险恶，容易被网络不良人员欺骗伤害。这种交损友的行为对青少年是很有害的。因此，如何择友也就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重要的是，初中生要学会明辨是非。
初中生在交往过程中，还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往往不能很好地处理竞争—合作、责任—分享的关系，往往强调竞争而忽视合作，强调分享而推卸所承担的责任。2.异往：以一对一交往为主，出现正常的朦胧爱情，但容易出现偏差，甚至产生一些性罪错行为
一般而言，异性间的正常交往，是初中生走上社会的必修课，不应因噎废食，采取极端做法，进行封闭式、隔离式教育，这不利于初中生的正常发展。但也必须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策略。
初中阶段，学生与异往的关系有了变化，已经不同于小学阶段男女划清界限、有“敌对”情绪等情形了，这时，可以说正在由相互“对抗”过渡到相互“吸引”的时期。这是因为，初中生“性生理发育进入高峰，性心理发展迅猛，他们随着成人感、独立意识的增强，在开展同性同学交往的同时，也就开始了与异性同学交往的尝试”。他们对异性、对性充满好奇、羞涩的矛盾心理，渴望交往、交流，又害怕或羞于交往和交流。这使得许多学生面临着性困惑和迷惘。
对于一些初中生来说，他们往往由集体交往，慢慢发展到一对一的交往，并容易产生朦胧爱情，出现亲密的异性关系，这些应该说都是处在此年龄阶段的初中生的正常情感和行为。但男女生交往也会出现一些偏差，例如，往往由于强烈的冲动而导致偷尝“禁果”，并因此给双方带来心理负罪感，甚至导致女同学怀孕等。更有甚者，走上犯、性犯罪的道路，此类犯罪低龄化现象已比较严重，这不容忽视。
三、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
1.渴望他人肯定，对外界评价比较敏感
初中生虽然身心都有长足发展和进步，但毕竟还处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对自己的判断和信心有时容易产生动摇，必须借助外在的力量来确证他们的判断及信心。可以说，这个时期仍没有完全脱离外在定向阶段。他们对于成人，尤其是教师及家长的评价特别在意，朋友的评价往往也能影响他们的言行，他们非常渴望他人的肯定，非常渴望成功。
2.对他人的评价逐渐从评价外部活动到评价内心世界
儿童成长的过程表明，他们对他人的评价先于对自己的评价。到了初中阶段，对他人的评价能力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此时，他们对他人的评价逐渐从侧重评价外部活动过度到重视评价他人的内心世界。其实，这种转变从小学高年级就已经开始了，在初中阶段又有了很大发展。这使初中生可以更客观、准确、全面地评价他人，从而有助于提高自身的认识能力、判断能力。
3.自我评价能力相对较弱，但自我评价的独立性显著增长，对自己的评价逐渐由主观模糊评价转变为客观正确评价
总体上讲，初中生自我评价能力较弱，自我评价能力常常落后于对他人的评价，而且往往受个人的意愿、心境等因素的制约，因而对自我评价不客观，常常带有片面性和不稳定性。虽然如此，他们的自我评价能力还是有了很大发展。随着初中生身心的不断发展，他们对事物的认识及评判能力进一步增强，对自己的评价能力也进一步增强，已经开始逐步摆脱依存性评价阶段而进入到独立性评价阶段，由主观模糊评价为主逐渐过渡到客观公正评价为主。比如，刚上初中的学生，对自己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复别人对他的评价。到了初三开始，对自己就可以进行比较客观、独立和正确的评价。
4.在纵横人际交往中，逐渐学会正确对待他人评价，学会客观评价他人和自我，从而不断走向成熟
关键词：公民财产权利；社会资本；纽带关系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2-0005-05
公民财产权利，是公民个人和家庭对于依法拥有的财产所享有的各项权利。西方社会公民财产权利的确立和财产权体系的形成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逐步完成的，并最终形成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财产权结构。从转型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伴随着我国公民财产的积累与分化，个人财产权利的意识日益增强，不仅形成了我国现阶段的公民财产权结构，而且引发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产权结构的思考。而在我国公民财产权利逐步确立的同时，我国的社会资本也在迅速增加，那么公民财产权利确立与社会资本之间是否存在纽带关系呢？本文拟对此阐明一己之见。
一、对于社会资本的基本理解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曾指出①：“人类在转变和交易活动中花费时间与精力创造出来的所有资本形式，都是为了发展出可以在未来增加收益的当前工具和资产。当人们从当前消费中抽出资源并将其用于增加未来消费（或生产）可能性时，资本也就形成了。”可见，资本作为经济学的范畴，指的是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资产与资源。②经济学最先分析的资本是与劳动力、土地相对应的物质资本，其后金融资本也成为经济学的分析范畴。到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贝克尔（Becker）等人又将人力资本概念引人经济学分析中。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e Bourdieu）倡导的社会资本概念迅速流行开来，③ 不仅受到多学科的关注，而且引起了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那么，社会资本是否同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一样，也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一类资源呢？
物质资本是人们为生产活动进行投资的产物，而金融资本则有条件地为投资（包括实业投资与金融投资）提供资金。自人类创造出金融资本以来，物质资本的形成已经与金融资本息息相关。“物质资本是在将时间和其他资源用于制造工具，建造工厂、设施和其他物质性资源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们反过来又能用于生产其他产品或增加未来收益。”（奥斯特罗姆，2003） 物质资本是人们投资形成的物质性的资产，同时也是必须由人力资本来运用的资本。“人力资本是使用和维护物质资产以生产新产品和创造收益所必需的。”（奥斯特罗姆，2003）由于人总是社会的人，人类生产具有社会性，合作与协同自然成为人类劳动的特点。生产活动中个人对待合作的态度，工作中能否协调一致，也自然成为影响总体工作效果与质量的非常重要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共识、人际关系、社会网络、信誉信任、合作的规范等，则是影响合作与协同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有的属于社会结构性质，有的属于认知性质，但其共同点都是人们在社会性相互作用中的产物，是在人际合作性互动中形成并积累起来，并能够产生收入流的一类资源，同样是人类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源。④ 这些社会资源均需要投资才能形成和积累，并且同样能够产生投资收益，因而也就具有了资本的基本属性。于是，使用社会资本这样一个基本概念来指称此类社会资源是必要的，社会资本也因此成为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并列的一类资本。
然而，认识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在漫长的人类生产合作史中，对于影响合作与协同的上述诸多因素，人们似乎总是习以为常，而并未将其视为一类资本。直到20世纪下半叶，当世界银行在扶助发展中国家的项目实践中，对于同样的项目在不同地方实施，为什么投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大致相同却结果迥异而倍感困惑，从而组织多学科专家、学者开展研究，由此对于社会资本的认识才揭开帷幕。世界银行资助的专家、学者来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他们深入项目实施的不同地区进行研究，所揭示的因素虽然各有侧重，但都与人际合作息息相关。如果概括他们的研究成果，结论就是：项目成功实施的地区，存在导致合作顺利开展的一些因素；而项目未能成功实施的地区，所缺乏的正是导致合作顺利开展的因素。世界银行资助的这些研究成果所揭示的与人际合作息息相关的因素，涉及人际关系、社会网络、共享的隐含知识⑤、信任、合作的规范，等等，都是人际交往的产物，它们影响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合作与协同，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一类资源。这类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资源，显然不是经济学此前揭示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所能够涵盖的，是一类人们以前并未进行过理论概括的、同样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资源，也就是一种能够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并列的新的资本。借助业已存在的社会资本概念，人际关系、社会网络、共享的隐含知识、信任、合作的规范等与人际合作息息相关的因素，遂被称为了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虽然具有资本的共性即一般属性，但也存在着不同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某些个性。如物质资本会因为使用而耗损，而社会资本则相反，不使用反而耗损而使用则会增加。在这点上，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相似。在物质资本的投资上，投资者为了获得经济利益的动机十分明确，而人们投资形成社会资本却不一定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物质资本是有形的，而社会资本是无形的。人力资本存在于人类个体身上，而社会资本则存在于人际交往之中。因此，在研究社会资本时，既要看到它作为资本的共性，又要看到其所具有的特点。同时必须认识到不论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存在哪些不同之处，社会资本同样具有资本的基本属性，并且，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抑或社会资本，“所有资本都是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单独一种资本是不够的”。（奥斯特罗姆，2003） 而诺曼・厄普霍夫则进一步指出：在社会资本缺乏时，因为缺乏信任、义务、独创性、合作、可靠性和其他人类能够展示或抑制的特性，其余资源可能有较小的生产能力。⑥ 可见，社会资本这类人际合作性互动的产物，是通过作用于人力资本并传递到物质资本中，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或缺的生产能力的放大作用。
世界银行所资助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成果，大多与发展问题有关。在1998年世界银行的24篇社会资本系列工作论文中，除了Paldam 等人的文献评述（Martin Paldam和Gert Tinggaard Svendsen，1998）以外，无一例外都是以经验研究为基础，关注了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中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此后，关于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迅速扩展到各个领域，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治理、村庄公共项目管理到世界银行的小额信贷项目，直至劳动者就业、企业创建、产业集群，甚至转型国家的民主政治等，社会资本的研究出现了如Fine（2001）所说的遍地开花的“手工作坊”式的兴旺景象。世界银行的迪帕・纳拉扬（Deepa Narayan）和兰特・普里切凯特（Lant Pritchett）将这一研究社会资本的特点，总结为“以主题为导向的社会资本的功能定义的”分析，并且认为这可能导致“永远也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⑦ 不过有幸的是，对于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已经受到重视，对社会资本类型的整合也正在进行。克瑞奇纳和厄普赫夫（2004）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型和认知型两种，也有研究者在此基础上加进了关系型社会资本。⑧ 而安妮鲁德・克里希娜（Anirudh Krishna）则将社会资本分成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两种类型。⑨本文将基于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划分，分别探讨公民财产权利与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纽带关系。
二、公民财产权利与结构型社会资本的关系
结构型社会资本涵盖人际关系与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中属于社会结构性质、而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相区别的社会资本类型。相对于认知型社会资本，关系与网络因系客观存在，比较容易辨识。虽然迄今社会资本研究中的大量文献均是对关系与网络的研究，但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将公民财产权利与关系、网络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以揭示公民财产权利与结构型社会资本的纽带关系，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就结构型社会资本所包括的关系与网络的关系论，网络即社会关系网，是主体所建构的所有人际关系的网络，而关系则是社会网络上的节点。因此，建构关系成为建构网络的基础，而关系与网络的建构同公民财产权利之间存在着纽带关系。
迄今的研究，无论是思想实验还是历史考察，都揭示了产权之所以形成，与稀缺性以及随之产生的人们之间对资源的争夺不无关系。对于那些能够给人效用的资源与物品，在产权形成之前，由于是无主物，谁都想占有与夺取，因此而争斗不断。对稀缺资源与物品的争夺可能付出巨大的代价，于是在争夺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确立一定产权规则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无论产权规则是最初的“谁先占归谁”规则，还是社会大分工后形成的“谁劳动归谁”规则，从历史上看，由于形成了一定的产权规则，人们之间的争夺开始受到产权规则的一定约束。但直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形成，个人方得以摆脱人身依附关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正式的财产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公民个人财产权利的界定和保护始得以制度化。
对公民个人财产权利的界定和保护，大大减少了人们之间由于财产权利的不明晰而产生的利益矛盾，自然也有利于人们之间关系的改善。在财产归属清楚的前提下，只要人们彼此尊重他人财产权利，相互之间遵从财产制度的规范、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经济交往，各自的经济利益也就能够得到保障。即便是由于不确定性而产生某些问题，通过彼此之间的协商也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双方的经济纠纷还能够诉诸法律以求得公正的解决。于是，基于公民个人的财产权利进行经济交往，无论是交易还是合作，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相对清晰。
在财产权利得到制度保障的条件下，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迅速突破特殊信任所划定的狭小圈子，交往半径普遍拓展。在这一过程中，从社会资本意义看的人际关系，即人们社会网络上的节点，较之以往也获得迅速增加。因为随着交往半径的扩展，人们在同更多交往对象的交往中，基于对交往对象的熟悉与了解，而筛选出可以作为社会资本意义的“关系”所建立的对象，以扩展自己的社会网络。这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中也易于得到印证。现实的经济关系是在经济交往中所形成的关系，无论交往对象是不是自己建构的关系网中的成员，哪怕是一次性的经济交易，也同自己形成了特定的经济关系，但这显然并非社会资本意义上的关系。然而正是在经济交往实践中，通过主体的筛选，那些“志同道合”的交往对象或将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成员，而那些非同类者则最终会“道不同不相为谋”。
可见，由于公民个人财产权利的确立，在公民财产权利得到制度界定与保护的前提下，大大推动了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使得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得以突破特殊信任的藩篱。而迅速扩大了的交往半径，使得个人的交往对象普遍增加，最终通过个人筛选，个人社会网络上的节点也会增多，个人的社会网络也因此而得以扩大。
三、公民财产权利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关系
认知型社会资本包括共享的隐含知识、信誉、信任、合作的规范等，是人际交往中所形成的，与人们的认知息息相关的社会资本类型。共享的隐含知识、信誉、信任、合作的规范等认知类成果，之所以成为社会资本的一类，系由于它们都关乎人们之间合作关系的建立、合作项目的成功实施及其效率，因而客观上也是影响人们合作成效的社会资本。
公民财产权利的形成与确立，在推动个人交往扩展，从而促进个人社会网络上的节点增多和社会网络相应扩展的同时，也会导致认知型社会资本的积累。下面我们即以共享的隐含知识、信誉、信任、合作的规范为例，揭示公民财产权利与认知型社会资本之间的纽带关系。
随着公民财产权制度的建立，公民个人的财产权利得到制度的保障。基于正式制度对产权的界定与保护，人们之间会迅速形成法定的财产权利的观念与意识。这种与制度息息相关的、依法获得的财产权利的观念，既会形成强烈的“我的财产权利依法不容侵害”的意识，也会产生“他人的财产权利依法得到保护，如果侵害别人的财产权利会受到法律惩处”的意识。在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引导下，人们之间能够逐步形成彼此尊重财产权利的行为方式。而彼此尊重财产权利的行为方式，显然又有利于人们之间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经济生活中的和谐交往，从而有利于个人结构型社会资本即关系与网络的增多与扩展，当然这已经涉及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这里不予展开。
有了依法取得和保护的财产权利，个人将形成稳定的预期并获得依法增加财产的激励，产生投资性使用财产的动机并在约束条件下进行投资决策。而随着依法获得并得到保护的财产的增加，人们将愈益约束自己的机会主义动机，着眼于长期利益进行考虑与决策，从而能够经受短期利益的诱惑。这也就是中国先贤所论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精义所在。自我约束机会主义行为的结果，就是主体信誉的积累与确立。信誉作为可信任的声誉，其建立无疑能够减少人们交往中了解与筛选交往对象的进入成本。而对于信誉主体而言，良好的信誉无疑又是其值得倍加珍惜的无形资产，会为其带来更多的经济交易与合作的机会即商机。正是基于这一认知，笔者明确将信誉归入社会资本中予以论述。⑩
信誉在人际交往中产生，但信誉一定有其主体，是主体在人际交往中信守承诺的行为为其带来的声誉；而信任则一定是双方的事，总是“谁信任谁”或“谁被谁信任”。有信誉者容易被信任，但信任又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往往因为信仰、亲情、友情和恋情等而产生信任关系。这表明信誉与信任之间绝不是一种线性的因果关系。
就信任与公民财产权利的关系论，显然我们也不能得出信任与财产的多少有关的结论。因为大量的事实说明，穷人之间的信任往往比富人之间的信任更可靠。但我们也不能够认为信任与公民财产权利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信任与公民财产权利之间客观上是存在一定的纽带关系的，这在经济生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众所周知，在经济生活中，人们无论进行交易还是合作，都需要了解对方的经济状况，对于那些企图空手套白狼的人，了解对方真实财务状况的人们一定会退避三舍，而绝不会与其发生交易或合作关系。正是因为经济活动中任何对于对方的盲目信任都将导致自己的财产权利受到侵害，资产遭受侵蚀，所以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对于“皮包公司”才会抱有高度的警惕，而绝不会给予盲目信任。而国家之所以制定关于工商注册的有关法律规定，也就是要从制度上防范“皮包公司”的危害。
如果说“皮包公司”不具有普遍性，那么我们再举经济生活中具有普遍性的一些事实，进一步说明公民财产权利与信任之间存在的纽带关系。在借贷关系中，借出款项一方为防止贷款损失，而要求贷款者提供资产抵押或要求第三方予以担保；货物或服务交易中，交易者要求钱货两讫；再如金融资产交易中的保证金制度设计等，无一不是经济活动中公民财产权利与信任之间纽带关系的反映。
合作至少涉及两方关系，也可能是多方之间的合作。合作的规范是人们在相互合作中，规范彼此行为以维系合作关系的共同认知与行为规则。人类生产合作已有漫长的历史，但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的生产合作大多以换工、互助或简单协作等形式存在。虽然共同遵守合作规范是合作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但在公民财产权利获得制度确认与保护以前，由于合作形式初级，合作的规范也相对简单。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经济领域的合作愈益复杂，无论是何具体合作事项都会涉及资源或资产。合作各方需要就合作事项投入相互约定的某些资源或资产，既可能是商定的出资额，也可能是有人出资而其他人出技术、土地或设备等。但无论是资金、技术、土地，还是厂房、设备，无疑都是合作者拥有产权的财产。如果商议合作的任何一方，对于所约定投入合作事项的资源或者资产没有财产权，合作是不可能进行下去的。所以，市场经济中合作的前提是合作各方均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对于约定投入的资源或资产享有无可争辩的权利。在这一前提下才可能产生合作意愿、建立合作关系。合作规范是在合作关系建立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作前提既然是公民财产权利的明晰，没有公民财产制度的确立，公民财产权利不能依法界定和得到法律的保护，合作将难以开展，遑论合作规范的形成！
注释：
①奥斯特罗姆的论文《流行的狂热抑或基本概念》原载于世界银行1999年出版的《社会资本》，由曹荣湘选编入《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一书。
②迄今学术界已公认的资本有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除目前引起热烈讨论的社会资本概念外，也有人提出自然资本、文化资本、制度资本等概念。
③布尔迪厄于1980年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了《社会资本随笔》，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
④参见程民选：《论社会资本的性质与类型》，《学术月刊》，2007.10。
⑤隐含知识，Joseph E.Stiglitz称之为tacit knowledge，Alfred Schutz称之为stock knowledge，是指成年社会成员用以处理其日常生活的已经潜移默化的知识，包括价值观、信仰、社会―文化概念等。
⑥⑦⑨参看帕萨・达斯古普特等编《社会资本―― 一个多角度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页，第355页，第91-121页。
⑧对社会资本的研究视角是另外一个问题。Gatzweiler和Franz（2005）从学科领域出发，将社会资本划分为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观点；特纳（2005）将社会资本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予以思考；Murray（2005）将研究社会资本的视角总结为网络方法、理性选择方法、公民参与方法；Woolcock和Narayan（2000）则认为政治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鲜明的视角：社区视角、网络视角、制度视角和协同视角。
⑩参见程民选：《信誉：从社会资本视角分析》，《财经科学》，2005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程民选，刘益.论市场经济对信用秩序的要求［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0，（2）．
［2］C.格鲁特尔特.社会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3］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Citizens Property Rights and Social Capital Ties
Cheng Min-xuan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of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Sichuan 610074，China）
医患关系是因健康需求而在诊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对相辅相成的特定关系，是医疗服务中最重要、最复杂的人际关系，主体是医患双方，现逐渐扩大为参与医疗活动的团体与求医相关社会群体的双方。医患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和生态建设的重要方面，它是医生和患者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相互依赖、亲密合作的关系。但在现实生活中，医患关系却因多种原因变得相互对立，剑拔弩张。据中国卫生法学会统计从1997年开始，医疗纠纷以平均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发展，这正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据上海医科大学医院管理处对全国7所医院528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医患关系比较紧张与紧张的占29.22%，比较和谐与和谐的占24.23%。数据中可窥一斑，认为医患关系紧张的比例高于认为和谐的比例，医患关系紧张趋势正在加重。党的十七大确立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之后，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诊疗水平逐步提高，特别是医疗技术显著提高，但同时，医院存在不合理收费、不合理用药、医务人员服务态度生硬、冷漠等行为在个别医务人员身上还能看到，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然存在，导致医患矛盾产生、甚至是激化而出现一系列的不和谐现象。总体而言，医患关系正趋紧张状态。
二、影响和谐医患关系的原因分析
医患关系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社会联系之中。表面上看，医患关系紧张是发生在医与患之间的，但其背后有广泛的社会背景，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1.制度原因是根本。“看病难，看病贵”，制度成根源。由于当前的医保制度，患者看病绝大部分报销比例较少，自付比例较高，患者把就医行为理解为消费行为，导致认识上的错误。现行的政策对于大型的综合医院给予了一定的经济支持，但医疗体制的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医院的补偿机制尚未理顺，补偿严重不足；同时大部分的医院包括基层的医疗机构都需要院方自己解决职工工资、福利等成本，以致“以药养医”和医疗服务的价格服务偏高的情况仍然存在，导致看病难、看病贵，加深了社会舆论以及老百姓对医疗行业的不满和误解。同时，医疗服务资源不足和配置不合理现象并存。
2.院方责任意识渐淡薄。医方出于生存，同时也在利益的驱动下，将医患关系物化，“开大处方”，甚至“收红包”，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责任意识淡薄。同时针对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医院未采取有利措施，对医生也疏于管理，对医护人员的医术、伦理教育欠缺。同时医院缺乏人性化施医的理念。资源出现短缺，优秀人才比例少，全科医生缺乏，医学法学复合型人才稀有，以及医疗设备的稀缺等医疗资源也成为和谐医患关系构建的瓶颈。
3.医务工作者忽视了人文关怀。作为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不能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也不能谨记人文主义的精神，在利益的驱动下，个别医务工作者甚至触犯法律；个别医务人员工作态度冷漠，对患者缺乏人文关怀，不能做到人性化的医疗服务，更加深了医患双方的误解和鸿沟；现行医疗服务行业人员素质、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医患之间缺乏信任、理解，不能换位思考，几乎没有沟通，医生为躲避责任，保护自己，采取“小病大检查”，开不必要的检查单，加深患者对医生的失望；医生在医患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医生凭借自身在医学知识技能的优势，忽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此外，由于医患双方的立场不同，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缺乏沟通，也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现有的服务模式也无法得到正常沟通。
4.患方医学常识需加强。患者方面由于在医患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一直倍受同情，在提到医患矛盾时，大家的矛头首先指向了医方。所以现实中，由于患者的期望值过高，对医学的局限性不了解等将医生神化、医术神化，认为医术万能与现实产生落差，因此，产生失望等消极情绪。根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维权部的调查统计，由于患者对医学知识的不了解，对医疗期望值过高而引发的医疗纠纷占93.8%，希望少付医疗费用的占51.5%，无理取闹的占49.5%，对治疗不满意的占37.6%。另外，随着全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维权意识增强，更加重了医疗纠纷发生的频率。此外，现有的关于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范仍有漏洞，立法不健全；社会民生问题多，高房价、难就业、收入不公平等现象，加深了矛盾激发的可能；社会新闻媒体为博取眼球，追求效益，故意挑事端，进行不实报道，以点概面，对医患紧张关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社会对医疗行业的特殊性普遍存在不理解现象等原因也成为了造成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
三、从生态文明视角探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途径
中国将严肃查处医疗卫生领域乱收费，、以医谋私、收受红包、开单提成和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严肃行业纪律。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一直是一个热议话题，如何建立一种和谐的医患关系需要政府、医院、医生、患者和社会的共同努力。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有很多，因此，缓解的途径也有多方面的。从生态文明视角来看，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途径主要有三点。
1.政府应加快相关制度建设。政府加快和谐社会建设的相关制度建设，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为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提供智力支持和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行动，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具体要求，是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根本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医患关系的战略任务与重要支撑。这就要求政府对医院要加大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保证医保制度有效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扩大社保基金筹资渠道，吸收外资和私人资本进入医疗卫生行业，增强了公共医院的竞争力和运行资本。完善社会救助体系，鼓励社会办医。政府要采取切实可行、有的放矢的办法缓解医患矛盾。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解决看病难问题。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迎难而上，扭转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上不适用公益性目标的现状，加大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力度。积极推动医疗信息生态建设。目前，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以电子健康档案为核心的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患者个人的就诊信息也能全面反映出来，有利于更准确、全面的诊断，也免去了患者各种不必要的检查，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缓解了医患矛盾，增进了医患互信，政府应该负起责任，尽快调动各相关机构、人员的积极性，推动信息生态建设。政府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找到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狠下决心，共建和谐医患关系。要畅通群众请求渠道，广开言路；聘请社会监督员，监督医院的医法医风；设立投诉中心，医学法律咨询中心，让患者有地方可说话；开展患者满意度调查，可效仿电信公司进行打分制，督促医方的责任的担负；改变原有的评价模式，将生态环境建设、文明环境建设纳入到考核模式，调整医院的办医目标。政府要加大生态文明道理的宣传以及和谐社会目标的宣传，积极通过舆论化解医患矛盾，鼓励换位思考；引导媒体宣传医患之间美好的情感，为医护人员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提高其职业荣耀感。
2.医院要转变观念，树立文明意识。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要求医院要转变观念，加强管理，推进文明医院建设。医院要将自身定位为公益性质，改变原有的单一的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评价体系和业绩考核，更加注重对医法医风医术口碑的考核，加强医法医风建设和医学伦理教育，尊重生命。医院是社会为民办实事的平台，是群众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惠及的地方之一，不能成为追名逐利的场所，医院要真正确立自身公益性质和地位，从机制上消除或逐步消除医患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和冲突，真正保证“病有所医”。同时合理利用一切资源，节约资源，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也避免加重患者的负担，改变“开大处方”的现象；在医疗垃圾的处理上要遵循保护环境的原则，进行垃圾分类，减少对自然的消极影响，从而保护生态环境；院方为患者提供干净整洁的就医环境，使患者舒心。另外，政府想要构建以电子健康档案为核心的医疗卫生信息化体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院等医疗卫生部门的配合，所以，这些机构需要梳理大局意识和生态文明的观念，主动、积极的将自己的信息拿出来共享，推进中国卫生行业的信息互通和信息化，带动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和现代化。
传统主流社会学理论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结构的宏大问题，而将文化边缘化，社会结构对于文化具有霸权。一些人类学研究范式强调，文化就是错综复杂的综合体，文化就是一切，有泛化、模糊文化与社会关系的倾向。文化和社会概念及其关系在不同的学科范式中表现出较大差异。随着文化因素对社会研究的冲击，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家亚历山大提出了文化社会学研究的强文化范式，强文化范式注重文化的自主性。分析强文化范式在社会学理论中的发展历程，综合思考、梳理文化与社会关系在社会学理论流派中的表现，进而反思文化在社会理论中的地位，最后论述文化研究的分析性二元论及文化与社会的互构关系。
关键词:
文化;社会结构;分析范式;超越
一、引论
现阶段文化因素对社会造成了一种新的冲击，随着当代文化的深入发展，人的智力活动的进一步发挥，社会结构和文化以及个体行动者的行动过程都进一步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在这种交错过程中，人的创造性活动和各种精神心态因素，不论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都以空前的影响力占据了主导地位。文化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产品和工作机会的重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社会学那种把社会结构和文化当作两类不同的体系，或者把人的行动同文化的因素区分开来加以研究的做法，显然已经不能有效地贯彻到当代社会的研究中去。社会学在不断成熟的过程中，面对自身无法用结构解释的诸多难题，转而向文化解释寻求智慧和灵感，称作“文化转向”［1］340。文化在社会理论中的争论一直不断，只是有些理论避而不谈。文化始终是社会学最基本的学术组成要素，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以及理解人类自身的基本视角和路径。“‘文化研究’也越来越被视为能够连接我们对历史、文本和社会生活的理解的重要途径。”［2］“但遗憾的是，在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史中，学科的惯例让社会学理论家们更多的关注是‘社会’、‘结构’、‘群体’之类的宏大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才逐步成为新一轮学术研究的焦点，社会学理论才重新审视和考量‘文化’这一概念的含义，以及它在整个社会学学科中的地位和价值。”［3］307
二、社会学视野中的文化
尽管“文化”一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科学中被广泛使用，但各学科对文化的定义仍众说纷纭，至今内涵一直难以统一，甚至是相当混乱和模糊不清。同时，在一般的研究中，文化和社会的概念很容易混淆，甚至相互通用，造成曲解。社会学关于文化的定义主要是从文化本身的内在结构和外在关系尤其是与社会的关系两个层面来论述的，这样文化就成为研究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首先，摒弃将文化具体成事物的做法，根据文化自身内在的结构来谈论文化的不同类型。例如，通过一种宽泛的操作定义将文化分为:“主文化与反文化、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批评性文化与非批评性文化。”［4］接着论述文化的特性、结构和功能。有些学者则从四个方面论述社会学视野中的文化构成，分别是:符号、价值观、规范、物质文化［5］。与人类学强调文化是“错综复杂的总体”不同，社会学的文化概念将重心更多转移到社会共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特征等方面［6］8。其次，将文化同其他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区别开来，特别是谈到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区别。社会的概念是指:“社会作为一个体系是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和，作为一种完整的社会体系，无论是大社会还是小社会，都表现为各种人和人、群体和群体关系的集合，表现为一定的社会结构体系。”［7］帕森斯则论述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为社会系统提供了一种共享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的共享是通过整合社会体系中的社会角色扮演的统一性和规范性，进而让行动者将其内化而实现的，因此，价值和规范在帕森斯理论中尤其重要，但是文化缺乏强有力的解释性的维度。格尔兹指出，区别文化体系与社会体系的有效方式，是将前者视为社会互动赖以发生的有序的意义体系和象征体系，而将后者视为社会互动模式本身［8］335。“在一个层面上，是信仰的结构，表现为象征和价值标准，个体根据它解释他们的世界，表达他们的情感，做出他们的判断;在另一个层面上，是正在进行的互动行为过程，它的持续形式我们称为社会结构。文化是意义的结构，人类用以解释他们的经验并指导他们的行为;社会结构则是行为所取的方式，是实际存在的关系网络。”［9］“因而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是从相同现象中得到的不同抽象，前者是按照行动者的意义来考虑社会行为，后者是按照社会系统的功能来考虑社会行为。文化体系与社会体系的对立就相当于索罗金所谓的‘逻辑—意义的整合’与‘因果—功能的整合’的对立。”［8］335逻辑上的一致性强调的是认识观念的一致性，行动的主体不需要认识，而行动的一致性则是人和观念互动的产物，无论从经验世界还是分析方式来讲，二者都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可以分别予以关注和分析。本文论述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即从格尔兹区分文化和社会的取向入手。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社会学对于文化研究更多的是从共享的价值和共同遵守的制度层面来展开的，特别是整体性、功能化地使用文化概念往往会带有社会中心论的色彩。社会中心论把文化放置在社会运行中分析，强调社会优先于文化。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意义系统，只要行动者从支配性的文化中获得行动的指导，社会结构与秩序就得到基本的保障。进而将文化理解成一种社会实践的过程，“所有的文化形式都只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实践的模式”［10］，文化具有了固化社会结构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化作为主体意义的层面，忽略了文化的能动性，限制了理解文化的多样性的途径。在现代性的背景下，社会学研究中追求现代的宏观稳定的社会秩序成为社会运行的目标，坚实的秩序变成最主要的内容和不可动摇的基石，高度理性成为文化的核心观念，这就要求文化与社会结构等其他变量高度统一，研究者努力抹去与现代性的稳定秩序相背离的文化元素。文化研究变成了现代性合法化的一种意识形态，调和了那些表面上不相容的观念和对立的事物，删减了行动的多重选择性，努力控制那些隐秘的随机事件发生的概率，维持和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秩序。同时，对于有些社会学家来说，文化研究在学术上几乎就是学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注重反应客观事实，只研究可测的、可控制的、可见的那部分社会事实，使文化在社会学研究中失去了应有的重要性，扩大了文化研究与社会学之间的张力。
三、强文化分析范式出现的思想脉络
几乎从社会学创建伊始，各个美学的、文化的领域就已经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稳定的、自明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而且也表现为社会学理论中一种更具实质性的问题［11］。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在不同时期的西方社会理论中出现了不同的表现形式，换而言之，“在社会理论中，文化这一动因的地位却起伏不定，有时它被看作是首要的原动力(认为它涵盖并调节着整个社会结构)，有时则截然相反，被当作仅仅是一种附带现象(认为它只是对结构的理论表征)”［12］。这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决定了文化自主性的发展趋势，而文化自主性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强文化分析范式出现的思想脉络。
(一)文化是社会结构的配角，是社会运行的辅助系统
几乎从社会学创立之初，文化就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以结构为主体的古典社会学那里，文化几乎成了社会结构的配角，就像英国社会学家阿切尔所说:“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文化’都只是‘结构’的一个不起眼的配角。”［3］309在古典社会学理论中，文化宏观上对于社会而言，仅仅是一种规范秩序的规则;微观上对于个体而言，仅仅是指导个体完成社会化的观念，这体现出了亚历山大所说的弱文化范式，即将文化视为一种外在的分析过程，狭义化了文化的意义范畴。例如，韦伯以一种建构主义的立场来理解文化与结构、文化与行动者的互动，看似给文化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新教伦理也只不过是简化成了促进资本主义成长的文化要素。涂尔干则注意到了宗教对于理解政治过程的重要性，但这些观点一直被后世的社会学理论所忽视。齐美尔则从现代性的碎片中寻找社会生活转型的文化意味。以上理论家们所用的文化和社会这两个概念并不具有等同的地位并且这二者之间的关联是非常脆弱的。这时的文化研究犯了两种错误，一种是简单的还原论，即把文化当作一种非独立的变量来看待，文化被还原成了一种需要，文化的意义被简化了。另一种是单向的因果论，认为文化是一种固定化的形式，将文化看作一种固定的产品。
(二)文化是结构的隐形表述，是社会结构的象征性表达
文化研究中更多的研究者则在一般意义上将文化界定为象征符号。索绪尔也将语言符号化，认为一个符号可以区分为“符具”和“符指”。“他相信一切文化系统可以用‘语言系统’来指示，语言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各种符号的一个系统，而‘语言系统’在性质上是社会的，因为语言符号的意义只可能来自各种规则的总体性的客观结构，来自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结构。”［1］55类似的还有列维•施特劳斯用图腾研究来说明，群体和图腾之间的关系，即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上述论者从作为文化现象的某一特定符号———仪式、语言和图腾，谈文化与结构之间的象征关系，认为符号象征意义的文化反应各种深层结构和结构变化的特征。然而，文化作为一般象征社会结构的意义上来讲，或多或少的被限定在只参与社会关系的生产，作为社会结构的表述由一系列象征符号构成，象征着结构的特征。此时，文化则指的是在社会结构中意义被生产、流通、交换的具有物质性的价值网络。这种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涂尔干对原始宗教仪式的研究，他将仪式作为符号来处理，这种仪式符号象征着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所谓社会结构的象征，这里指的就是强调诸如仪式和其他文化要素，反应社会关系本质的象征行动往往都具有社会性。当文化作为一种符号的意义来解读的时候，学者就在这个范围内讨论了象征性互动。“对于布鲁默、戈夫曼、加芬克尔等作者来说，文化构成了一个外部环境，行动者根据这个外部环境，做出一系列‘可以解释的’，或者可以产生好的‘印象’的行动，在这个微观社会学传统中，极少提及符号作为准则性的戒律或叙事通过内化了的道德约束力由内而外塑造人际互动的力量。”［13］13即都从微观的互动、符号功能角度，论述了符号在不同社会结构中的意义，包括行动者不同行为意义阐释及其社会关系的阐释。不论微观性的文化具有怎样的功能，它都是一些文化要素构成的符号系统，这些符号系统是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深层要素并且文化具有社会性。“由于符号的功能在于表达社会结构特征，在于解释结构意义或作为解释结构的背景，所以这类文化概念的研究，多半强调文化与社会结构的互融性。”［1］57
(三)文化作为主体性意义阐释的浮现
当代社会高度发展的结果，使社会与自然的对立发展到了空前未有的危机程度，人文因素不断向社会领域渗透。为此当代社会理论提出了古典社会理论从未提出过的问题，“文化”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研究行动与结构等重大问题的一个基本参照点。“在布迪厄的概念框架中，文化起着保证社会不平等的复制，而不是创造着变革的可能性作用，于是，文化通过惯习的作用，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进行操作，它是一个工具箱，而不是发动机。”［13］15－16他认为基本的阶级结构只能在经济领域中被形塑，而文化资本的掌握则是对这种基本社会结构的协调，尽管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极为重要，但无论如何都不至于改变经济形塑的结构，更谈不上创造新的社会关系。但是他“将文化研究带回到社会学研究之中心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14］，归根结底，布迪厄的文化概念是行动的外在资源，而不是内在文本。亚历山大认为:“总的来说，社会学对于文化的研究仍然主要属于弱文化范式，解释力度不够、对文化自主性含糊不清、并且只用抽象而不是具体的机制来把文化置入具体的社会过程中。”［13］19格尔兹的“深描”揭示行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由此来阐释行动意义，在他看来，文化是当地人背后由人类学家阅读的意义文本，它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象征体系，是指导行动的意义之网，对社会生活产生着重要的形塑作用，通过它我们可以揭示文化诸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阐释文化作为主体的意义。他认为文化体系是与社会系统平行的一种机制，研究文化就是研究其内在意义。而文化社会学理论的强文化范式，就是要阐释文化作为一种独立变量的本身意义。同时，文化体系对于社会结构也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当文化体系与社会结构不相适应时，也表现出了社会结构的滞后性。方法论上从“解释”到“阐释”再到“深描”，文化的主体意义得到了呈现。
四、迈向强文化分析范式
现代社会文化自身的发展展现出了新的特点，突出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就要求社会学研究文化范式的转变，这种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文化整体性迷思的破灭，即从整体性走向异质性，文化的差异性凸显，多元文化兴起，大众文化进入研究领域;文化的边界被打破，现代社会流动性使得文化的交融空前繁荣;个体与族群文化的脱离，族群文化不再是维持个体自我存在的唯一方式，文化象征的符号具有了一定的随意性，意义表达变地重要。同时，现代社会统治文化秩序的制度变得多元，大量的制度根据不同的文化价值形式规范着人们的行动领域，人们不再是习惯的奴隶，也不再依据事物的过去和现在的阶段来推断未来的状态，世界不再是一种外在的、永恒的、单一的强制的力量在控制，“‘文化’不再需要掩盖人类自身的脆弱性，不再需要向其选择的偶然性和不可控性致歉”［15］。同时，在全世界，从社会学理论与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科学，文化一直都在执着地为自己寻找一条通往学术中心位置的道路。社会学家长期以来深切地感受到需要一种理论范式来认真地对待社会关系中的文化现象，在涉及文化与社会的因果关系时，人们在关注结构对能动性发挥影响的同时，开始告别结构决定论，关注文化自主性及其实现路径。假如布迪厄将文化带回社会理论研究的中心地位的话，格尔兹通过对帕森斯社会、文化、人格相互整合观点的批评，他致力于更加紧密的把行动和行动者本人的经历的意义联系起来并且将其与文化形式联系起来，进而发展出文化系统与社会系统相互独立的思想，分析了文化作为文本的内在意义，则浮现了文化的自主性。亚历山大在论述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时，提出了文化弱范式向强范式的转换，强文化范式是文化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运用强文化范式才能分析出文化对于社会形塑所起的强大作用，进而将文化的自主性提高到了另一个高度。他所提出的文化社会学的强文化分析范式是:“格尔兹式的‘深描’、文化的独立性理论、文化的一般理论。”［3］320亚历山大的强文化分析范式是用结构主义诠释学和人类学的象征理论模型来展开讨论的，他认为建构强文化分析范式应该遵从以下三个标准。第一是认可文化的自主性，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其生产和发展都具有独立性，文化的自主性来自于文化与社会结构的脱离，因而“‘文化社会学’中的文化在塑造人的行为和制度建构时，是一种拥有自主性的‘独立变量’，能够对人的行为输入如物质、制度力量一样的勃勃生机”［16］195。第二是明确的方法论。亚历山大认为格尔兹提出的深描的概念有点含糊不清，晚期的格尔兹拒绝将他的解读性分析和任何一种一般理论相联系，描写具体的事物代替了理论建构和理论阐释，文化的研究偏离了狄尔泰设想的解释性学科，这种思潮影响了人类学民族志的写作风格和民族志权威的确立，人类学对于文化的转译的真实性在哪，人类学家在书写异文化的阐释还是在写传记?因此，以亚历山大为代表提出的结构主义解释学意义上的深描不是要将文化只停留在描述文本的层面，而是要注重各个文化要素相联系的象征符号的社会事实文本，文化的深描要注意广义的社会情景和结构性因素，即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社会结构，从而寻求一般性解释的可能性。此时“文化就是意义的生产、流通的社会过程和集合总体”［6］4。第三是明确的因果关系，指明研究文化如何发生作用的具体机制，“即文化社会学的解释不是用抽象去解释具体，而是以具体来解释具体，这里的焦点是通过深描对细节加以重新叙述，目的是积累叙述并在具体情境中构建一个文本，它是一个由具体事物支撑的、由有规律地互相联系的符号象征所支撑的文本，试图直接在行动者与机构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并阐明文化如何介入乃至引导实际发生的事和人”［16］196。自此，文化在社会学理论中的地位完全从边缘走向了主流，从依附走向了独立自主，文化的主体性在社会学理论中得到了明确表达，文化具有了独立的空间。因此，文化不再仅仅是社会结构的配角、自然生态环境的简单反应和人类深层思维的外显特征;也不仅仅是人类社会秩序的黏合剂和社会良性运作的剂。
五、强文化分析范式的重要性与启示
(一)强文化分析范式的重要性
“‘强调文化的自主性’，这一事实表明，不能简单地把文化解释为对深层经济力量、权力分配或社会结构需求的反应。”［17］而是，通过使文化更多的拥有一种能动的塑造和组织———从内部建构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和实践能力，这种局势得以实现［18］。文化就变成了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建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依附的变量，文化像社会事实一样具有客观存在的结构，今天的文化研究已经不再是关于文化形式或文化现象的单一研究，而是一个关于整体社会生活、社会想象的全面研究，不能再用抽象来解释文化，而是用具体机制来解释具体文化事项，文化中的人文因素和物质因素、符号与结构精密地相互交错在一起，致使人类创造的现代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传统主流社会学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文化领域，只关注被理解为与文化相脱钩的宏观的社会制度和结构。因此，社会学理论中文化的转向，亚历山大文化社会学中强文化范式的提出，将文化在社会学理论的地位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给众多学科带来了生机，拓展了社会学理论的视野并且有助于人们深刻地认识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各种变迁。
(二)强文化分析范式的思考
亚历山大的强文化分析范式也有一定不足，这种不足体现在对于文化自主性概念的界定与使用的模糊。同时，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论述有待商榷，如果过分地夸大文化的自主性，过分强调文化与社会研究范式的差异，将会使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也将使强文化分析范式最终会接近文化决定论的范畴。文化范式与社会范式不是相互对抗，有明显鸿沟，没有整合可能性的。在现实的研究中，我们不能犯简化论的错误，用一种彻头彻尾的范式去代替另一种范式，即我们不能用完全的社会范式去取代文化研究的范式，也不可能用完全的文化范式取代社会范式。我们重新审视一些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对社会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也明显地表现出了两种分析范式的分离与替代，社会学传统理论强调了宏观社会系统的重要性，而文化的解释很弱，对文化独立性的定位含糊不清，甚至试图用社会研究范式来涵盖文化研究范式，忽略了文化建构社会过程的机制。相反，人类学一些文化研究则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落入文化研究的问题之下，因为文化在其概念中扮演着一种无处不在的角色，几乎每一件事物都在某个方面属于文化范畴，文化作用于每一件事物”［19］，这在现实的研究中是很难把握和操作的，有泛文化之嫌。在文化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我们绝不能赞成极端的决定论。首先，不能让社会结构对文化进行霸权，淹没了文化的意义，让文化完全变成了没有能动性的社会结构的配角，结构决定和操纵了文化的一切，文化研究要避免这种结构决定论。因为，经济、政治、社会实践虽然都有其自己独特的状况和影响，但是它们也都在文化与意义系统中得到构建，通过这个过程，社会行动者才能占据某个关键位置并相应地发挥作用。通过研究发挥文化作用于社会行动者的行动逻辑，分析文化起作用的内在机制，这样就可以把文化作为其他系统存在的外在性条件转化为主体意义的内在深描。其次，文化不能淹没社会性范畴，在理解和分析社会关系时不能过分泛化理解文化及其作用，即文化不能通过调控社会化被无限地上升到涵盖一切。文化研究也不能脱离社会性范畴，文化控制社会秩序的作用不能无限放大。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思想的不合理性，即以这种方式扩大文化的作用会偏向文化泛化论，导致出现分析的误区:一切都是文化，文化就是一切。最后，避免反二元论和实体二元论。反二元论者不认为社会和文化之间存在二分式的区别，他们认为文化与社会是紧密相连的、相互促进，不能强行加以区分。因此，反二元论者并没有对二者的关系进行详细的分析，而是主张解构二者所有的区别，这就使二者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相反，实体二元论者认为文化与社会界限分明，是互不渗透的领域。即它把社会与文化看作两个独立的领域来分别处理，却忽视了彼此的渗透。例如，在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将文化不公正与社会的不平等割裂开来。两种思想都反映了学术研究中处理文化领域与社会现实之间简单化的倾向。以上有关文化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把分析的某一个层面当作实在的，另一个层面当作附属现象，即没有自我的存在，这使我们往往面临着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今天我们最主要的是要克服文化范式与社会范式之间的分离和克服二元决定论。文化与社会这两种研究范式要求能够，也应该形成彼此协同、相互促进的力量。其实，这两种研究范式是一种虚假的对立，今天的研究既需要对文化研究的承认，又需要对社会研究范式的承认，单有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够。实际上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是相互交错在一起的，社会学在不断注重宏大社会结构分析的过程中，边缘化了文化的作用，或者在实际的研究中为了便于逻辑分析，在方法论上区分为不同的概念体系，在结论部分却忽略了二者的内在深度关联，从而导致曲解社会事实，限制了社会学的想象力。同时，人类学研究在强调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不能走向文化决定论，狭义了社会性因素解释和深描社会的作用，忽略现实利益对于社会生活的形塑，忽略权力、制度与文化之间的不同张力。总之，强文化研究范式最主要的贡献是，让我们重新审视社会学研究中文化的地位以及研究中如何处理社会与文化的关系，如何避免二元决定论。这就需要一个研究框架来整合社会范式与文化研究范式，寻找一种能够承认文化范式精华与社会范式精华结合在一起的方法，把两种所具有的解释力放到单一的综合性框架中。文化研究应该是超越学科旧的边界限制，重新整合文化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范式。下面我们就谈一下两种范式的整合。
(三)超越文化研究的二元决定论
鉴于现代社会复杂的关系，我们需要一个恰当的方法，既能够阐释社会与文化现象之间的差异，又能够解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既能够包纳文化与社会相互不可化约性，又能够包纳它们实际上的不可分离性。其实，文化常常暗含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经验世界中，文化与社会在一般情况下是描述同一事物的两种镜像，换而言之，如果说文化构成以群体的信仰、仪式体系，形成一套规范行为方式的宇宙观或生活方式的话，社会结构则强调群体的构成要素，人群的集合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为群体提供了分类的模型。”［1］134社会和文化是行动的两个不同层面，这两个层面相互渗透。我们可以用分析性二元论来超越文化研究的二元决定论。分析性二元论更加关注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共生与交互作用、相互影响，把二者都看作分析行动的面向。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在动态互动中存在着逻辑关系并且这两个层面都是活跃的、实在的，有可能相互矛盾或者相互补充。在行动的过程中，行动者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并且在解决的过程中二者势必会相互制约，这就促成了行动的自由。显然，社会结构、行动和文化，作为社会事实，作为客观存在的一部分，它们三者并不可能作为相互独立的实体或系统而存在。这就是说，从本体论的角度，社会结构、行动和文化，从来都是相互交错在一起［20］34。人作为行动的主体，同整个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紧密相连，无论社会结构、文化和社会行动都离不开对人的研究，而人具有能动性，社会结构和文化既是行动的条件，同时又是行动的结果，这就打破了线性思维，避免了社会结构与文化地位的二元争论。加之现代社会中人类创造了无比丰富的文化，现今的文化与以往相比具有明显的特征，人为创造性因素占了重要的位置。以至于当代社会的理论研究由于上述重要原因，就更不能也不应该机械地分开“社会结构”“行动”和“文化”的因素［20］34。首先，文化与社会结构是行动的一体两面，文化与社会相互影响，社会和文化不能相互独立存在。“没有社会，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没有文化，社会也就不可能存在，人们经常脱离社会来讨论文化，好像两者毫不相干，事实上他们是紧密嗤合的”［21］，并且形成了双向交织与互动，这就避免了任何的还原主义或者单项的决定论。文化具有独立性，但文化是社会的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任何文化的独立性都不能脱离社会和社会中的人而存在，社会也离不开文化，社会因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地进步。当代社会理论家试图超越传统社会学的上述研究途径，再也不愿把社会和文化分割开来，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和文化，同实际存在的社会和文化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异性，回避方法论的理想主义。这就避免了传统社会学理论中文化研究的弊端，不仅使文化具有了自己的空间和话语权，同时重新建构了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其次，就是将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内在意义来分析，分析文化自身意义，分析文化的内在价值。即在注重文化自主性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分析其对社会结构产生内在作用的机制，此时的文化领域和社会结构就具有了某种内在的深度关联，而这种内在的深度关联方式呈现出一定的多样性和场域性。这就要求研究者要在具体文化研究以及文化与社会关系研究中归纳与区分，将文化放置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不同的文化对应不同的社会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避免帕森斯试图从符号和象征的观点出发，只是将文化看作一套具有功能性的价值系统，强调其功能的意义，而不阐释创造整体生命的文化意义的上述做法，造成了文化作为一种自主性意义的缺失。最后，将文化与能动性结合起来研究各种现象，这样就可以避免文化与社会的争论。作为社会的能动者我们并不仅仅靠着既定的命题在生活，同时我们也发挥着自己的创造性，创造着现代的神话。人类学理论中论述文化与社会区分的因果一致性和逻辑一致性都是建立在宏观的整体文化观和文化对社会整合功能一致性假设的基础之上的，“20世纪70年代，人类学领域中浮现了大量的理论分裂，逐渐抛弃了和谐一致的文化观念和日渐关注人类学范式和框架如何形塑和歪曲了他者的经验”［22］。也就是说将文化视为高度统一和谐的静态的人类学观点得到了挑战，因社会的不断转型和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参与而使得文化作为整体的整合得到了质疑，从人类学理论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文化概念的演变从一种整体的文化观发展到一种注重个体能动性的非整体的文化观，文化内部的不同位置的群体对文化有不同的需求，文化研究与社会群体分层密切地联系起来。文化对社会除了起着整合作用之外，有时候也对社会团结起着破坏作用。在现代性高度发展的当代世界中，社会变得更加碎片化和相互依赖，整体的文化观的权威逐渐地在下降。假如脱离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而仅从宏观的层面来谈论文化的意义、文化的整合功能的话，就会对文化的作用造成曲解。现代社会中的文化具有多层次性和有条件的差异性，不能因其典型性的分析而遮蔽了文化的真实面貌，自此，文化社会学中的文化研究不但走向了分析其具体的美学意义和内在价值，同时，在承认个体差异性和能动性之后，走向了文化概念的不同层次与社会群体不同阶层的联合，从而使文化阐释具体化，文化研究微观化。因此，文化因素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向，社会学学科对于文化在社会研究中的地位应该重新审视，文化不仅仅是整体的或者是结构的，不再是隐性的或是显性的，不再是霸权的或是反霸权的。再不能仅仅将文化视为功能维护的一种辅助现象，而要注重其本身的特征，分析文化本身的内容和意义，注重文化的易变性和流动性，同时把观察文化的共享模式与个体实践相结合。同时，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如果主流社会学还是把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于社会的次级系统而加以分析的话，那么，在人类文化高度发达并不断地深入影响社会整体生活的时代，社会学理论家已经完全不可能再沿用传统社会学在本体论上关于文化与社会机械分割的研究范式。
六、结语
新形势下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对现有学术研究造成了新的冲击，对社会学传统的文化研究范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这种新的挑战，亚历山大提出了强文化分析范式。虽然强文化分析范式将文化的自主性提升到一定的高度，给文化研究带来生机和活力，但是强文化分析范式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我们通过重新审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而对社会学文化研究的范式进行了反思。我们既不同意弱文化分析范式，也不同意强文化分析范式与文化就是一切的泛文化论。而是从文化、行动、社会结构三者相互连接的链条上对文化进行整体上的理解，对多元文化研究范式进行整合性思考。社会和文化作为一体两面，二者呈现互构与共变的关系，即文化与社会是一种“‘双向的结构’，每一方既结构化对方又为对方所结构化”［23］。在这种动态的双向结构化中，文化研究与社会研究具有同等重要价值，而不是决定与被决定，我们必须超越传统的二元决定论。文化与社会既相对分立，又相互联系与补充，二者不可分割、互为前提与条件，在差异、对立、冲突中实现协调与整合。社会行动作为一种中介，促成了二者深度关联与内在统一。社会结构是人存在的物质实体，而文化结构则是人存在的意义体系，两者是人类存在的实质与表征。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的再生产，既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包含着差异与冲突的过程。我们将在文化与社会的互构中建设“和而不同”的美好世界。
作者：赵利生 袁宝明 单位：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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