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2 21:20:4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宏观调控政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首先谈谈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在新制度学派中，考虑到经济运行的摩擦性，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企业本质上也是这样，Coase），同时市场并不是完美的，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下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低，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和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而国家在市场的基础上衍生出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主要包括：(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管制，如公共品问题;(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而在对宏观总量进行调控时我们应认识到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体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笔者认为，如果一项宏观调控政策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的话，那它就是一种内生的制度安排，否则就是外生的制度安排。对于内生的制度安排，它具有与市场逻辑一致的传导机制，市场化的主体对之能做出理性的反应。一般而言内生化的制度安排会比外生的效果显著。基于这点，我下面将展开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失灵的分析。
1992年以来在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不久，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经济形势出现，为了阻止经济增长的持续下降，政府首先选择了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尽管诸如下调利率、取消货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央行债券回购业务等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均已使出，但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对于制度本身，理论上是完善的。很多人把货币政策失灵的原因归结为“流动性陷阱”――即微观主体对利率的不敏感，确实能说明一些问题，但在笔者看来，最关键的还是在中国特殊的经济环境下存在着市场化的主体及传导机制的扭曲，这才是造成制度失效的根本原因。
对于市场经济而言，体制内的微观主体应该是非国有企业，体制外的应是传统的国有企业。在政策作用传导过程中，首先对于利率这一根本的货币工具，在中国是非市场化的，这使得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是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做出灵敏反应。其次，假定这种利率制度是内生化的，但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A、B股市场,以及只有少量非国有企业上市等）使得体制内的微观主体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对它们是一种外生安排，效应无从谈起。而对于体制外的国企来说反应可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对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类主体不受市场制度歧视，金融机构也愿与它们发生借货行为，但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惜贷”现象自然发生，货币政策效果对它们的影响也不是很大（只是减轻了其利息负担）。可见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1998年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东南亚金融危机又使出口需求受阻，这样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增多等等宏观经济问题同时出现。针对这种情况政府确立了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的重要意义在于稳定人们预期，尽管扩大支出的积极财政政策会有直接的经济效应――解决就业等等，但是如果政府的这种投资不能稳定人们的预期，不能拉动民间投资，那么长期下去这种财政政策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无异，而且还会引起政府债务危机。
财政政策难以拉动民间投资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其产业链太短，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分，并且主要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政府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其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即IS曲线移而不动。上述给出的解释主要是针对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外生的制度的安排，缺乏微观主体的响应和支持，故对经济运行难以产生预期的效果。但事实上作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言，即使作为内生变量，它们的效应在笔者认为也是短期的，而非长期的。下图将说明这一点:
在下图的AD―AS模型中，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0。当经济受总需求冲击时，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向AD1，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Y0Y1），经济在B点达到均衡（非充分就业），而不能任由价格下降到C达到均衡。这样就造成了AS在A点以下变成了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将Y1恢复到Y0，这时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到AD0，在有效需求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垂直状态，市场机制继续发生作用，此时继续实施积极政策只会加剧价格水平上涨，所以宏观调控政策只限于AS具有斜率的一部分，是一种短期政策。
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上述分析之后，我们不禁思考在今天，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应起一个怎样的作用呢？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做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制度的政策效应必将受限。中国市场结构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在相当大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有效市场传导机制的缺乏，政策的发挥已不再局限于政策本身了。
[关键词] 宏观调控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依据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战略任务，运用各种手段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规模、速度和比例进行调节，以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宏观调控目标：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率；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公平的收入分配；国际收支平衡。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通过各自的传导机制及政策工具来调节社会供需平衡，进而影响经济运行。
一、 财政政策
1.财政政策的涵义。财政政策是政府针对一定时期的经济目标，依据特定的财政理论，为指导财政工作和调节财政关系，所制定的基本准则和措施。财政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相比，其主要特征：较强的法治性、相对的稳定性、关联的系统性。财政政策工具：国家预算、税收、国家公债、财政补贴、综合财政信贷计划等。
2.财政政策的主要种类及其应用。根据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不同影响，可以将财政政策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就是通过减少收入、扩大支出来增加总需求。采用的政策措施是：降低税率扩大投资规模、增加财政补贴、实行赤字预算和发行公债等。紧缩性财政政策是通过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支出来压缩总需求。采取的政策措施是：提高效率、降低固定资产折旧率、缩小投资规模、减少财政补贴、实行盈余预算等。
二、 货币政策
1.货币政策的涵义。货币政策是指国家通过金融系统调节货币的供应量和需求量，实现宏观经济目标所采取的控制、调节和稳定货币的措施的总和。货币政策工具：法定存款准备金、中央银行贷款、再贴现利率、公开市场操作、中央银行外汇操作、贷款限额、中央银行存贷款利率等。
2.货币政策的主要类型及应用。货币政策可分为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在不同的时期，政府应采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在总需求不足、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乏力甚至出现经济衰退时，中央银行应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即放松银根、扩大货币供应量，以刺激有效需求的增长。可供选择的政策手段主要有增加货币发行量、降低法定准备金率、降低贴现率、在公开市场上购进政府债券等。其中任何一项措施都会产生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扩张效应，多种手段的联合运用则效果更为显著。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经济增长过热，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时，中央银行应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即缩紧银根、减少货币供应量，以抑制总需求的膨胀势头。相应的政策手段主要有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提高贴现率、在公开市场上抛售政府债券。此外，中央银行还可以采取道义上的劝告、控制分期付款和抵押贷款的条件等手段。这些政策措施的运用都会产生紧缩性货币供应量的紧缩效应，多种政策措施的联合运用会对总需求的膨胀势头产生强有力的抑制作用。
三、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必要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有着特定的调节领域和作用机制，基本功能也各有侧重，它们对社会供需平衡的作用点调节力度存在着差别。如果强调用一种政策代替另一种政策，简单强化一种政策而忽视另一种政策；或者是主张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行其是，就会失去政策间的互补作用，难以发挥协调、制约的整体功能，甚至于出现碰撞与摩擦，彼此抵消力量，减弱宏观调控的效应。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宏观经济形势，客观地决定了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密切配合，才能更好地实现宏观控制的目标。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二者调节领域的侧重点不同。财政政策的调节领域主要在国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过程，它对社会供需总量和结构的调节，是通过对国民收入分配的调节而传导出去的。货币政策的调节对象主要是货币流通领域，它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增减变动而促使社会供需总量保持平衡。第二，二者调节作用的机制不同。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税种的设置、税基的确定、税率的高低、预算分配、财政补贴等工具，明确国家、地方、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信贷、利率、汇率等工具对社会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银行对货币资金的集中与使用，主要是在资金盈余部门和资金短缺部门之间通过有偿方式进行的余缺调剂，保证社会资金在有效运用的前提下提高效益。第三，二者的作用力度不同。在经济总量调节上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的作用更直接一些，但在经济结构上，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的作用更明显一些。
四、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应用
按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松（扩张性）、紧（紧缩性）类型其在宏观调控中的应用有四种组合形式，各有不同的配合效应：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搭配，即“双松”政策，其配合的结果能够比较迅速地激发社会总需求的增加。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资源未得到充分开发利用的情况下，利用这种配合政策，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它往往带来经济增长过热和通货膨胀。
2.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搭配，即“双紧”政策。这种政策的组合效应，会有效地制止需求增长过猛和通货膨胀，抑制经济增长过热势头，但可能带来经济的滑坡，失业增加。
关键词：生猪产业；价格调控；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1-0031-05
1949—1999年期间，我国猪肉市场曾出现过13次波动，波动周期最长的为5年，最短的为1.5—2.0年。建国以来基本上平均每4年就有一次比较大的波动[1]。2003年下半年我国猪肉价格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幅波动，生猪价格从2003年5月的5.78元/千克到2004年9月的9.66元/千克，涨幅达67%，再从2006年5月的5.96元/千克到2008年4月的16.87元/千克，涨幅达183%。2007年波动幅度创下历史新高，此时政府开始调控猪肉价格，但政策出台之后，生猪和猪肉价格依然剧烈波动，甚至波动频率比2007年之前更大，因此很多消费者和养殖户对于政府调控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亟待寻求相关的理论或实证分析来详细解读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一、我国猪肉价格波动周期与波动特点
1.猪肉价格波动周期
相对于长期波动来看， 我国猪肉价格短期波动相对频繁，并呈现一定的规律性[2]。按照谱分析法的原则，本文对2000年1月至2010年8月的猪肉价格月度数据共128个样本进行谱分析，
通过Matlab编程实现波动从时域向频域的转换，从中分离出不同的波动频率（如图1所示）。从2000年到目前为止猪肉价格的波动方式明显分为3种，从而有3种具有代表性的不同频率，分别为0.07、0.11和0.17。根据周期和频率的关系T=1/f，得出3个显著的周期分别是14个月、9个月和6个月。其中6个月的周期最为重要，这也与我国生猪育肥期一般为6个月结论相似。因此我国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持续时间应该在3个周期范围内，涉及的环节越前端，持续时间就越长。但应以估测的周期长度为界限，否则将在下一个周期中起到加剧波动的作用。
2.猪肉价格的波动特点
“蛛网定理”用斜率绝对值这个数学工具来看供求关系并解释某些生产周期长的商品在供求不平衡时所发生的价格和产量的循环影响[3]。根据马歇尔的供求理论，农产品价格呈蛛网型波动。由于供给与需求曲线的斜率不同，蛛网又分为封闭型蛛网、发散型蛛网和收敛型蛛网。而在我国现实生活中，生猪及猪肉价格波动过程在不同时期主要呈现这三种波动。
（1）“封闭型蛛网”波动
2000年1月至2003年1月仔猪、生猪和猪肉价格基本维持在8.35元/千克、6.05元/千克和10.34元/千克。这一时期价格处于典型的“封闭型蛛网”波动。由于1996—2000年猪肉市场经历了大幅波动，从2000年开始养殖户和购买者在经历上一阶段亏损和福利损失后进入恢复期，市场整体进入微利阶段，加上市场环境比较稳定，没有疾病灾害影响和政策干扰，这一时期生猪及猪肉价格围绕均衡点上下波动。
（2）“发散型蛛网”波动
2003 年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导致猪肉需求下降，饭店的肉类订单减少70%， 人们外出就餐的次数也大大减少。为防止非典疫情的传播， 当时一些地方关闭了生猪购销市场， 相继采取了严格限制生猪流动等措施， 造成市场分割， 流通受阻[4]，存栏量发生一定程度上的改变，因此，在2003年下半年非典疫情得到抑制、猪肉需求回升后，供给无法满足需求，价格又进一步飙升。
直到2004年8月，猪肉价格都不断创出新高。由于养殖户受到利益驱动不断补栏，接下来猪肉价格一路下跌到2006年。2006年7月至2008年7月，我国猪肉市场价格出现前所未有的上涨，因此2003年1月至2008年7月，价格属于“发散型蛛网”波动。
（3）“收敛型蛛网”波动
从2008年下半年至今，猪肉和生猪价格呈现“收敛型蛛网”波动。这主要是由于2007年猪肉价格持续飙升，价格涨幅年最高水平较年初高73%，创下2000年以来新高。因此在2007年大多数养殖户都持续补栏，扩大养殖规模。盲目扩大生猪养殖必然造成下一个养殖周期猪肉供应量的增加。而2009年上半年猪流感的爆发，使得对猪肉的需求急剧减少，而受到感染的生猪只是总供给量的一小部分，造成供过于求，使得价格下跌。
二、近年来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的调控政策
猪肉价格的大幅波动超出了养殖户和广大消费者的承受能力，交替出现的“猪贱伤农”和“肉贵伤民”现象，迫使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我国在1985年放开猪肉价格之后十年时间内并没有通过政策人为调控生猪及猪肉市场价格，这主要是因为在从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定价到市场决定的开放价格转变期，生猪养殖及猪肉生产市场处于发展和成长时期，所以猪肉价格比较稳定，而且这个时期突发疫情较少也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而从2004年开始，我国猪肉产量出现长期供过于求，但养猪技术成熟、成本降低，生猪养殖在2003—2005年处于盈利时期，因此供给不断增加。但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偏好和消费结构都发生了较大改变，对于猪肉的需求增长缓慢。在2006年的无名高热性疫情、2007年的非典和2008年的猪蓝耳病期间，政府开始出面并频繁进行生猪及猪肉价格和产量的调控。其调控范围广，涉及到猪肉的生产、流通、屠宰、监控和市场等各个环节。
表1是自2007年1月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出台的部分调控政策及措施的简要概括。
表1显示从2007年以来，在生猪及猪肉价格暴涨引起各方面普遍关注的情况下，国务院、农业部、商务部、发改委以及各地方政府了相应政策措施来刺激生猪生产及猪肉供应。从疫病防治、财政政策支持到市场监督、信息的收集和，由表及里全方位的对猪肉价格上涨进行了调控。从2008年下半年猪肉价格开始下跌，2009年1月，国务院、发改委了防止价格过度下跌的文件，制定了5级预警，以便提前发现猪肉价格变动迹象，熨平价格周期性波动。2010年农业部提出以稳定生产为基础，以良种繁育、提高科技含量、规模化养殖为手段，以草原保护、饲料安全、规划调研为保障，促进畜牧业结构调整，用发展来解决发展产生的问题。
三、我国生猪产业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1.我国生猪及猪肉价格影响因素
生猪和猪肉价格的波动传导机制主要体现在猪肉生产的产业链上。价格传导机制外界因素包括粮食价格、育肥猪饲料价格、运输成本、屠宰成本以及牛肉、鸡肉等猪肉替代品的价格。此外还存在疾病等突发性因素的影响，如图2所示。
2.数据来源及回归分析
国内多数学者对猪肉价格波动规律的研究以年度数据为主，但年度数据具有较强的综合性，隐藏了必要的价格突变信息[5]。本文选取中国畜牧业信息网及中国统计局2005年1月至2010年4月的月度数据，设育肥猪饲料价格为X1、牛肉价格为X2，设GDP为G，分别代表生产成本、替代品价格、人均收入。
由于生猪及猪肉生产的周期性，因此旨在调控产量的政策也存在一定时滞，即刺激产量增加或减少的政策从开始实施到产量发生变动，存在一定时滞。根据前人研究成果，如果将一个由“低—高—低”的价格变化周期称为一个“生猪价格周期”或“猪肉价格波动周期”，养殖户发现生猪及猪肉价格升高而预期投资将赢利开始饲养母猪到生猪出栏，以母猪饲养期220天、114天怀孕期、6个月肥育期、1个月随机因素（考虑国内农户传统养猪的比重和饲养水平、市场信息传递的时间损耗等因素），总共约为18个月左右，可以被定义为一个“ 猪肉市场生产周期”或“ 猪肉生产周期”，因此设定政策调控的时滞为18个月。
我国政府大幅度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始于2007年5月，按照18个月时滞来计算，从2008年11月开始会对政策调控产生价格响应。这里引入宏观调控政策虚拟变量POL，即POL在2008年11月之前为0，11月开始为1，按照此思路进行实证分析，将以上数据代入多元回归模型得出：
由可决系数R2=0.83可见模型拟合度较好，所选变量总体能够解释因变量的变动情况。而GDP和牛肉价格在模型中不显著，可能由于其影响程度比较小，猪肉价格的波动主要还是由成本和政策因素起作用。
模型（1）显示，育肥猪饲料价格每上升1个单位，猪肉价格将上升16.14个单位。可见，饲料价格波动将在猪肉价格上成倍放大，因为饲料价格不仅影响真实的养殖成本，更重要的是影响养殖户的预期，严重时会造成大量养殖户退出市场，供给减小从而价格大幅上升。所以猪肉价格预警体系中饲料价格监测是重要环节。
而政策变量POL在模型（1）中显著且权数为负，表明政府宏观调控政策能够起到反周期的作用。可以通过调整政策力度对猪肉价格进行调控。但POL变量系数绝对值为7.83，说明政策调控的力度过大，在反向作用于猪肉价格的同时，容易矫枉过正，在平抑原先猪肉价格波动后肉价可能远离平衡点重新开始波动。政策变量的绝对值小于1应该是最理想的状态。
3.数据处理与分析
通过模型（1）的回归分析表明，我国现阶段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短期有效，长期存在矫枉过正。但上述研究对于调控政策的具体类型没有进行详细分析和归类，无法表明现行政策中有利因素和不利环节，因此本文对2007年以来我国生猪产业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进行分类，将多个虚拟变量引入回归方程。
本文的数据来源为中国畜牧业信息网公布的全国猪肉及相关影响因素的月度数据。数据范围为2000年1月至2010年10月。
用Matlab对猪肉价格进行分析，将2000年1月至2010年10月的猪肉价格分解为面波和体波。面波体现着由于通货膨胀、季节因素和收入水平上涨等普遍存在的趋势因素所造成的猪肉价格变动的总体趋势。这种趋势变化频率较为固定，而影响面波的有界性即上述因素变化的界限，通货膨胀、季节变化都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也就限制了面波的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
体波即在这种长期趋势存在的前提下，一些突发扰动因素引起的猪肉价格的不规律变化。这些变化方向、幅度和大小不一，也正是由于这些不可预见的变化造成了猪肉价格的大涨大跌。在无法掌握体波波动规律的情况下对猪肉价格进行调控，往往会使调控环节、调控力度无法准确到位，如图4所示。
四、结论及建议
1.研究结论
我国现行宏观调控政策具有反周期作用，在短期内能够抑制猪肉价格波动，但调控力度较大，调控手段较直接，涉及母猪、仔猪生产的补贴政策运用过度，造成长期猪肉价格的持续波动；我国在屠宰、市场调控环节的政策较有利，能够起到反周期的作用，流通和疾病调控环节的政策调节不当，反而会加剧猪肉价格的波动。
2.政策建议
（1）政府宏观政策调控要适度
在避免“猪贱伤农”、“肉贵伤民”的时候，要摆正政府的位置，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不可否认，市场调节这个看不见的手有盲目性、滞后性，因此需要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对市场的调控进行补充和完善，但政府应该是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手段”进行调控，粗暴的行政干预解决不了生猪产业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市场自身来解决，在这方面我国政府需要把握良好的尺度，避免过度干预，适得其反[6]。
（2）慎用补贴等政策直接参与生产环节
政府的调控政策应建立在尊重经济学规律之上。农产品价格波动在一定范围内属于正常现象，调控的目的应是使市场供求适应这一波动规律，使养殖户科学对待这一规律，力求长远的市场稳定而非短期价格均衡。目前政府使用了许多补贴政策应对肉价波动，如能繁母猪补贴、良种公猪补贴等，涉及到仔猪、母猪、生猪生产的各个环节，因此政策的调控效果也各有不同。
（3）政府宏观调控应以完善市场和克服外部突发因素影响为主
生产的滞后性无法改变，意味着价格的波动是正常规律，生猪产业中的养殖环节必然存在风险。政府为了保障养殖户利益，可以通过提供保险等方式替养殖户分担风险，减少疫情、灾害等引起的供给减少和价格波动。而面对养殖户市场信息掌握的不完全，盲目地跟随市场变化而改变存栏，政府应该完善信息传递机制，多途径多方式引导养殖户掌握波动规律，合理对市场进行预测。
参考文献：
[1] 陈顺友，熊远著，邓昌彦. 规模化养猪生产波动的成因及其抗风险能力初探[J] .农业技术经济， 2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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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綦颖，吕杰，宋连喜. 生猪价格波动的经济学分析[J]. 中国畜牧杂志，2007，43（2）：31-35.
2005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特点是经济快速、健康、持续发展。按照经济普查调整后的数据，2005年前三个季度的GDP增长为9．8％、9．9％。和9．8％，预计全年增长9．8％，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0全年上涨1．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9％，二者差距较上年缩小1．2个百分点；全年煤炭产量18．2亿吨，发电量2．4万亿千瓦时，分别增长10．7％和13．3％，煤电油运紧张状况趋缓。国民经济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平稳运行的良好局面。
从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来看，2005年经济增长仍处在经济周期整合上升阶段。自2001年出现了7．5％的增长拐点之后，2003年出现了宏观经济过热的势头，至今已经经历了不到4年的上升阶段，根据以往每5年一个短周期的变化规律，2005年处于我国经济经历3年上升期后的一个整合阶段。作为调控指标的货币、信贷的增长，2005年上半年一直在政策调控区间(12％--20％)的下限附近；工业增加值增长保持在16％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由于时滞效应，其名义增长在2005年2月达到15．8％的峰值后，逐渐回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l)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l)在2004年三季度达到峰值后，呈现下降趋势，2005年年底两项指标都已降到2％左右。基于以上分析，可得出总体判断：目前仍处于本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但已转入温和调整期，经济软着陆基本完成。
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及其效果
在“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总体目标的指导下，2005年宏观调控的重点是：加强农业生产能力建设，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着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努力促进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供需衔接，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增加就业、扩大消费，着力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2004年下半年以来，中央政府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如全部免征农业税、加大对农民的补贴力度，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适度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提高房地产、钢铁等企业贷款资本金条件，以及暂停半年审批农用地转非农建设用地，严格土地管理等一系列政策，对加强宏观调控起到了关键作用。从判断宏观调控效果的两个关键指标GDP和CPI来看，宏观调控政策达到了预期目标，具体如下：
1、物价水平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下降。由于影响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变动的首要因素是食品价格，随着食品类中粮食价格下降，物价水平有所回落，未来物价上涨的预期也相应降低。而且随着宏观调控的到位，调控政策相继出台，房地产市场总需求下降，非理性繁荣得以遏制。此外，由于政府仍然控制着一些服务性收费价格和基础性产品价格，比如居民生活用水、电、煤气等，考虑市场的社会承受力，2005年调价力度不大，所以，物价水平趋于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下降。
2、工业产品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钢材品种结构继续优化，电解铝淘汰落后自焙槽生产工艺步伐加快，新型干法水泥产量占全部水泥产量的比重增加，一批大型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进一步做大做强。
3、三次产业之间不协调的问题开始出现解决的迹象。具体表现为农业基础加强，第三产业保持稳定发展。在几个重点调控领域中，房地产投资增幅明显回落，并呈逐月递减趋势；汽车产量增长速度也开始放缓，回归到较为正常的状态。受其影响，一些相关行业的调控成效明显。
4、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趋于协调。投资在降温，消费稳中趋活，消费对经济的贡献上半年比2004年同期提高4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有所改善。能源、交通等薄弱环节继续加强，一些盲目扩张行业投资增速明显减缓，水泥等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钢铁等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铝等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趋于合理。
三、宏观调控呈现的新特点
1、从总体上看，这次宏观调控是一次结构性调整。党的十四大以来，已经进行了三次宏观调控，以往的几次都是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之后，才制定相应政策，力挽狂澜。而此次宏观调控是在经济生活中的若干矛盾刚刚暴露，经济过热苗头显现初期，尚未影响全局经济发展之时，通过科学分析，审时度势，未雨绸缪，制定科学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加强调控力度，使投资过热、盲目扩张的势头得到控制。这次宏观调控不是全面的紧缩，而是微调。在整个调控过程中，适时适度、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有保有压。在经济过热的相关领域重点调控，注意力度的把握，使经济实现软着陆。它的实践意义在于：在经济尚未全面过热、通货膨胀尚未发生之时予以遏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经济大起大落对国民经济可能造成的损害，大大降低了宏观调控的成本。
2、经济手段逐渐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手段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但是由于我国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单纯运用经济手段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本轮经济调控之初，就遭遇了这样的困难，一些经济调控政策出台之后，各地并不重视，依然我行我素。中央政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了收紧银根、强制性关停若干项目的措施。进入2005年，经济类宏观调控措施逐渐成为调控主要措施，中央政府出台了提高贷款利率抑制商品房需求过剩等措施；地方政府则采取了通过税收政策打击商品房投机行为，以经济手段引导地方投资方向等措施。这充分说明本轮宏观调控正朝着更加合理的调控方式回归。
3、此次宏观调控更加重视标本兼治。既注意解决浅层次的矛盾，又注重深入研究，把更多精力放在解决深层次矛盾的缓解上，对金融体制、土地制度、政府的行政管理、财政税收制度等矛盾根源与制度缺陷进行了体制上的完善与深化。而且此次宏观调控不是简单的总量性的调控，而是从总量人手，着力解决结构性问题，一方面着重于农业基础地位的加强，煤电油运、社会发展(包括教育、科技、卫生、文化事业等)薄弱环节的发展；另一方面着重于解决投资结构的不合理，对投资总量存在的问题进行结构性紧缩。这样在整体上没有造成经济的巨大波动，同时在结构上更趋于合理。
4、地方政府成为本次经济调控的积极参与者。在现行体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利益上存在一定冲突。这一利益格局决定了地方政府往往是宏观调控的被动执行者，有时地方政府甚至会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消解者”。而2005年以来，不少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当多的经济调控政策，这些政策多与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目标相一致。这表明，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宏观调控措施不仅对整个国民经济有利，而且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也不无裨益。但在某些方面，地方政府出台的调
控政策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些地方还不符合全局利益。
5、2005年宏观调控在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前提下，在相关方面，尤其是土地管理方面采用了严格的行政措施。土地调控是本次宏观调控的最大特点，国家依法对土地市场进行清理整顿，推行所有经营型商业、住宅项目用地一律实行公开的招、拍、挂的土地政策，并逐步推广至工业用地项目，有力地改变了土地价格过低、滥用土地的问题，对抑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尽管2005年我国宏观调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我国宏观经济仍存在着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
四、我国宏观经济存在的问题
1、企业效益下滑，行业分化突出。2005年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2464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20．1％，增速下降了18．7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1844亿元，同比增长58．5％，提高了49．4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亏损企业亏损额1009亿元，增长95％，提高了93个百分点。企业效益变化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新增利润主要集中在石油开采、钢铁、煤炭、化工、纺织业五大行业，亏损主要集中在其他行业；二是上游行业尤其是资源开采行业利润持续高速增长，而下游行业利润大幅下降。行业效益迅速分化，有经济周期导致上下游产品比价关系调整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资源约束和行业垄断。利润集中和高速增长的行业基本都是垄断性强的行业，利润下降的基本都是竞争性的行业。由于下游行业在投资和就业中占据了主要比重，它们的效益下滑将直接影响到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意愿和能力，并对整个经济运行产生影响。
2、经济增长的微观动力初显不足。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和基本动力，作为先行指标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开始不同程度地下降，反映出经济增长的微观动力已经初显不足。2005年前三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4．3点，与2004年相比有所回落。消费者对当前经济状况评价的满意指数从6月份的93．8点回落到92．8点。其中，认为目前是轿车购买适当时机的消费者只有10％，认为目前是商品住宅购买适当时机的消费者只有16％。 可以看出，大部分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并不十分看好，这必然会影响到消费预期。居民在购车和购房方面持等待心理，既和汽车、住房价格下降(或涨幅下降)有关，更和收人预期下降有关。此外，2005年三季度，全国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27．6，比2004年同期下降5．0点。从行业看，社会服务业、建筑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略有提升，其他行业均为下降；从企业类型看，联营企业、私营企业的企业家信心指数有所提升，其他类型企业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从企业规模看，大型和中型企业的企业家信心指数分别下降12．9和2．0点，小型企业提高2．0点。全国企业家信心指数的差异与不同行业盈利水平和发展前景基本吻合。作为先行指标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开始不同程度地下降，反映出经济增长的微观动力已经初显不足。
3、金融机构资金宽松，但从金融机构融通资金的渠道明显收窄。自从银监会提出国内商业银行必须在2006年末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要求后，因贷款规模的扩大会降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放贷速度普遍减缓。2005年12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5个百分点；消除季节因素后人民币各项贷款月环比折年率仅为9．3％左右，为历史较低水平。目前，金融机构资金非常宽裕，但通过借贷市场进入实体经济部门的渠道明显收窄，大量资金涌人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连续几个月的资金供过于求使收益率出现“透支”现象。金融机构的资金宽松与实体经济部门的资金紧张形成鲜明对照。一方面，金融机构因资金运用渠道狭窄而出现不惜成本地追逐债券，导致市场利率大幅走低，大量资金需要寻找出路。另一方面，实体经济部门资金来源十分紧张。对于企业来说，企业债券或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有限，股票市场为保证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事实上已经暂停新股发行和增资扩股。证券市场直接融资渠道尚未打通，间接融资渠道已经收窄，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放缓，企业利润增幅明显下降，致使企业资金来源呈现短缺局面。
4、外需强劲，人民币依然面临升值压力。我国2005年贸易顺差的增加，使净出口对经济增长和工业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在内需降温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和工业增长率仍然居高不下。外需占经济新增需求的比重偏大，一旦国际经济形势、人民币汇率或其他贸易条件发生变化，外需的波动容易造成经济动荡。2005年7月21日，我国汇率改革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人民币仍呈现强势，人民币远期市场依然存在升值压力。此外，美国为改变其进出口贸易现状，一再对我国施加压力，而且2005年年底对我国征收27％以上的关税，以迫使人民币升值，打压中国经济发展。
5、我国宏观调控面临的体制性束缚。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微观主体，既有在旧体制模式下运行的，也有在新体制模式下运行的，还有处于两种体制转换过程中的，不同的模式，使不同的微观主体对调控的反应程度不同。由于宏观调控难以对不同的微观主体采取不同的调控手段，因此降低了宏观调控的效力。
经济结构失衡使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差距、经济增长中的消费拉动因素和投资拉动因素不平衡等诸多问题，加大了调控难度。
五、政策建议
1、在体制性束缚的约束下，构建理性宏观调控体系。首先在确定宏观调控目标时，要分清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现象和经济转轨中的体制束缚。如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失衡、失业等问题，其实质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体制性现象，而不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现象。只能在体制改革和市场化进程中加以消除。宏观调控只能为体制性问题的解决创造一个平稳的宏观环境。其次，对市场的主体行为的调控，不能运用旧体制时期惯用的行政干预的方式，以免造成市场结构的进一步扭曲，以及市场机制向旧有体制的复归。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要注意适度把握，以免影响市场主体的预期偏离调控的目标。再次，要对经济运行过程的不同层次采取不同的调控手段。同时，通过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责划分的合理化和法制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等)推动经济运行的体制基础尽快完善，以提升我国经济运行的整体绩效。
一、经济增长过快的势头得以扭转
受宏观调控政策影响，从7月份开始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结束了自4月份以来逐月攀升的势头，月度增幅由 6月当月的33.7％，逐月回落到10月份的16.8％，回落幅度超过一半，其中除9月份略有调整以外，其它三月均呈单边回落态势。受投资增速回落影响，工业增速在6月份达到19.5％的年内高点以后，从7月份逐月回落，10月当月为14.7%，回落态势与投资基本一致。此外，近期价格走势也反映了整个经济增长速度正在放慢。年初以来，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在7月份双双结束了自5月份以来的温和增长态势，从7月份开始进入平台调整期，10月当月两指数明显回落，其中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为105.6，比9月回落1.3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为102.9，比9月回落0.6个百分点。前者说明由于投资和工业增长速度的放缓，市场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力度减弱；后者说明由于投资增速明显回落，产能过剩进而供给增长过快的矛盾更加突出。
随着8月份以来国家对各地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的全面清理，以及10月份国务院督查组对12个省区的项目清理督查，新开工项目大量增加的势头得到了明显控制。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194397亿元，同比增长22.6%，比上半年回落了4个百分点。新开工项目增速的回落为下一步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导致本轮经济增长趋热的部分诱因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存款活期化和短期化倾向与巨额顺差使流动性更加宽松
10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15.8万亿元，同比增长15.5%，是2005年4月份以来的最低点，比9月末减少76亿元，为2001年6月份以来首次出现月度储蓄存款下降。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储蓄存款一部分被分流到股票市场。二是一部分资金出现“脱媒”现象，即没有经过银行直接进入了生产投资领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本应通过居民储蓄进入金融系统的资金。在整体紧缩的信贷政策调控下，许多企业面对着依然丰厚的投资利润，在无法从商业银行得到足够贷款的情况下，便直接或间接进行了各种方式的变通融资（主要表现为民间借贷）。这种融资方式使大批社会资金绕过宏观调控的“信贷闸门”直接流入投资环节。其后果表现在金融机构的账面上是一方面居民储蓄存款在大幅减少，另一方面企业储蓄存款（特别是活期存款）在相应增加。从10月份的情况看，狭义货币M 1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当月企业活期存款增加较多。10月末企业人民币存款余额10.7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增幅比去年同期高0.2个百分点。1―10月份企业活期存款累计增加7046亿元，同比多增6015亿元。
2006年1月份，M2、M1增速“剪刀差”为8.6个百分点，此后逐月减少，到10月末则只有0.8个百分点，货币流动性在持续提升。从10月份的数据看，尽管当月新增贷款锐减，仅有170亿元，环比少增了2031亿元。但是从结构上看，新增中长期贷款838亿元，同比多增319亿元；短期贷款及票据融资减少705亿元，同比多减少436亿元，很明显，近期以来贷款结构持续呈长期化趋势，新增贷款依然主要流向了固定资产投资领域，资金追逐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的热潮依然不减。
此外，受国内投资增速回落进而需求下降的影响，在出口增长基本保持高位运行的情况下，进口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10月当月我国外贸出口881.3亿美元，增长29.6%；进口643亿美元，增长14.7%，仅为出口增速的一半。受外贸“低进高出”影响，10月份我国单月顺差规模历史上首次突破200亿美元，高达238美元。1―10月份累计顺差规模达到1336亿美元，是2005年全年的1.3倍。按照目前的趋势，全年贸易顺差很可能接近1700亿美元。考虑到美国经济有望实现软着陆，对我国出口的需求仍会相对强劲。因此，今年年内和明年我国顺差仍会保持较大规模，由此引起的国内市场流动性过剩格局不会发生明显改变。
（二）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导致资源在产业之间配置极不合理
10月份，连续两月回落的国房景气指数再次出现反弹，比9月份上升0.26点，比去年同期上升2.38点。与此同时，房屋销售价格终止了连续两个月增幅回落的趋势，10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4％，环比上涨0.4个百分点，这表明，全国房地产投资过热现象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抑制，房地产调控的实际效果同预期目标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
从数据上看，前10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20592亿元，同比增长29.2％；完成开发土地面积18391万平方米，增长38.6％。到9月末全国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3.6万亿元，比年初增加6076亿元，同比增长24.35%，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5.54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贷款余额1.38万亿元，比年初增加2767亿元。在主要金融机构新增长期贷款中，对制造业贷款的比重仅占10.6%，而房地产业贷款则占比为20.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三大基础设施行业占比为35.5%。高利润的前提是高价格，当前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不是出在市场竞争领域，而是出在价格形成领域。作为一个人均GDP刚过千美元的国家，我国正处于经济“起飞”的关键历史时刻，实际价格形成机制对不同产业之间资源的配置作用远远超过国家财政对“幼稚性”产业的政策补贴效应。对房地产的过度投资问题从短期看是个调控问题，从长期看则是市场资源配置的理念问题和国家产业发展的战略问题。
（三）地方政府换届后投资冲动可能会重新抬头
时下正值地方党委政府换届高峰期，换届之后，地方投资冲动是否会重新抬头，这不仅取决于各地对“科学发展”和“和谐发展”观念的贯彻落实力度，还取决于相关的财税体制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等以转变地方政府职能为导向的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因为相关领域改革的深入推进仍需假以时日，因此不排除地方投资冲动死灰复燃的可能。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尽管当前调控政策效果比较明显，但是尚不存在调控过度的问题，并且由于导致本轮经济增长趋热的部分诱因依然存在，因此明年经济增长偏冷的可能性很小。
三、政策建议
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带有较强的扭转资源依赖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目标，这种调控实际上带有部分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因此，必须按照“有保有压”的原则贯穿始终。即使是对投资过快增长的调控导致了经济转冷，也是为经济增长方式历史性转变应付出的代价，这种成本换来的是经济重新长周期繁荣的良性体制基础。如果见热则压、遇冷则放，一味的追求短期的平滑运行，而忽略对投资驱动型和出口依赖型经济增长方式深层次体制机制的纠正和改革，则是一种典型的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一次调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已是前车之鉴。
（一）适时把行政调控措施上升为市场制度基础
在“二次调控”中，直接起到立竿见影效果的还是项目检查和清理政策，尽管这些政策措施带有一定的行政性，但是它们是在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其中许多措施（例如对土地征用的改革、对环境污染和能耗的审查、对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等等）都带有一定的形势紧迫性和历史必然性，进一步讲，如果这些措施能够固定下来，剔除其中的权益性和应急性成分，适时提升到法律和制度层次，就会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基础和雏形。
（二）切忌调控政策的摇摆性
是不是扭转经济增长方就必须要付出经济转冷的代价呢？也不尽然。问题的核心在于宏观调控政策“保”与“压”之间力度与节奏的配合技巧。行政性措施带有一定的时效性和应急性，紧缩性的调控政策更是如此，在经济回落到正常水平或者进一步转冷的时候，有关部门对政策的执行力度就松一些，反之在经济趋热时执行力度就大一些，这样不但不能给予市场一个稳定的政策预期，而且会导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随意化甚至产生对立情绪，此前我们已经有过类似教训。
（三）适当加大对消费主导型政策导向领域的投入力度
关键词：房地产 发展 宏观调控 政府调控 银行
1.金融政策对房地产业影响分析
房地产业与金融业息息相关，金融业的支持是房地产业繁荣必不可少的条件。
1.1银行的利息
加息会增加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成本，但对于不同的房地产企业来说，影响也不尽相同。负债结构不同，融资渠道不同以及资金实力不同的房地产企业受加息的影响也不同。对于那些负债率较高，融资渠道单一，经营业绩较差的房地产企业，加息后企业的经营要面临强大的压力。
加息无疑会增加其还贷压力，促使某些消费者提前还贷或部分提前还贷。而央行的连续加息，利率所提高的累积幅度让消费者的还贷成本增加了许多。
房价在短期内受加息影响较小，但未来房价增长将趋于平缓。宏观金融政策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其真正凸现于经济发展的成效上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加息对于购房者来说意味着购房支出的增加，这实际上是政府在削减对贷款购房者的支持力度，降低其购买力。而购买力的降低必然会减少对房地产需求，这种对需求的抑制作用将最终决定供给，从而控制过高的房价，产生积极的降温作用，使房价回归理性。
1.2存款准备金率政策
根据经济学原理，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会对货币供应总量产生乘数效应：当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时，货币乘数减小。 银行可运用的资金减少，贷款能力下降，货币流通量相应以一定比率减少。在市场上加息的呼声很高的情况下，央行选择了连续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紧缩方式，这种方式直接作用于商业银行，效果更直接也更有效。受准备金率变化影响较大的行业为房地产行业。由于国内信托等其它融资渠道尚在完善及发展中，目前国内房地产行业对银行贷款的依存度仍然较高。房地产企业要想获得银行的房地产开发贷款，其所投入的自有资金不能低于开发项目总投资的30%，按这一比例计算，房地产开发企业所需的资金中60%-70%左右由银行贷款构成，因此，存款准备金率的提升将增加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成本。此次央行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表达了央行继续收缩银根的政策导向，在心理上对房地产业投资将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
2.政府的调控政策对房地产业的影响
2.1土地供给政策
没有土地供应，房地产开发和商品房供给就无从谈起。在我国当前的土地制度条件下，政府是唯一的土地供给者，政府的土地供给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与运行有决定性影响。
土地供应政策的核心，是土地供应计划。土地供应计划对房地产开发投资调节的功效非常直接和显著，因为房地产开发总是伴随着对土地的直接需求，政府土地供应计划所确定土地供给数量和结构，直接影响着房地产开发规模和结构,对房地产开发商
2.2地价政策
虽然房地产价格主要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但由于地价对房地产价格影响很大，城市土地又由政府垄断出让，所以政府可以用地价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
地价、建造成本、专业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投资利润、税金等因素极大地影响着房地产市场上的供给价格。政府通过调整土地供应数量，灵活运用协议、挂牌、招标、拍卖四种出让方式，以及必要时通过直接的行政干预，都可以对地价进行有效的调控。
2.3税收政策
房地产税收政策是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核心政策之一。正确运用税收政策杠杆不但可以理顺分配关系、保证政府土地受益，还可以通过税赋差别体现政府的税收政策和产业政策，进而对抑制市场投机、控制房地产价格、规范房地产市场交易行为等方面起到明显的作用。
3.房地产企业应对对策
3.1转换市场机制，开拓资金资源渠道
资金是房地产开发的首要因素，迫切需要通过多渠道的融资活动来满足房地产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利用加入世贸组织和金融市场多元化的机会。寻求银行以外的融资渠道。上市是理想的融资渠道，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或再融资，可缓解房地产项目资金需要压力。投资决策理性化 投资规模理性化,不可盲目做大。根据企业自身的资金实力,认真进行市场调研,正确进行目标市场定位,合理安排投资规模。投资结构理性化。认真接受政府指导,吃准市场趋向,适应中低收入者需求,多开发中低价位住房。投资领域理性化,积极参与城市建设用地的拓展和全面整理。土地开发、土地拓展、土地整理,在地产业上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领域。投资区域多样化,不要盲目集中城区。城市化进程中小城镇建设,对于房地产企业是一个可开拓的新市场。多元化融资渠道 银根收紧和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门槛提高,无疑对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的打击和影响最大。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转向寻求其它融资途径,运用兼并重组、联合、股东置换、利用民间资本或外资参股等形式资本运作,盘活现有资产,做大做强房地产开发企业,为新一轮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3.2走联合开发，合作经营，集中和规模化道路
房地产业作为一个高投入，高风险的行业，特别需要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规模化、集团化经营，以提高其抗风险的能力。
3.3改善经营管理，消除短视观念，提高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金融危机 货币危机 宏观控制政策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内外失衡的双重困境，一方面，人民币面临着不断升值预期；另一方面，物价水平不断上涨，人民币又面临对内贬值的压力。面对经济内外失衡的两难困境，决策层和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应对措施。但政策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人民币仍然存在很强的升值预期，另一方面国内价格总水平依然产生波动。在这种内外失衡的经济环境下，继续目前政策的后果如何？笔者认为，如果继续这种政策思路，中国经济的“硬着陆”不可避免，“滞胀”将不期而至。
美国次贷危机造成全球经济的下滑
2007年8月集中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造成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使得美国经济滑向衰退，并波及欧洲、日本乃至全球经济，进一步造成欧盟、日本等主要金融市场的次贷危机。从英国到爱尔兰再到西班牙，房市开始降温，银行面临坏账激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已经有7000亿美国抵押贷款资金以投资方式流向国外，这将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巨大影响，加大全球信贷紧缩和经济下滑的风险。
（一）美国经济衰退风险加大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采取减息、增加货币投放、加大对受次贷危机影响金融机构的援助等措施，以遏制可能出现的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但效果并不如意，美国经济衰退已现端倪。2008年7月在美国国会作证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一改上月底货币政策会议声明中的乐观，转而承认经济增长面临“极大”的下行风险。在向国会提交的半年度经济预测报告中，美联储表示：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认为，经济增长前景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未来的风险更偏于下行。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1.房地产市场和建筑业继续下滑。受次贷危机的直接影响，美国房地产市场趋于衰退，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销量锐减，2008 年1月现有住房和新建住房销量分别比2007年的高点（7月）减少51.2% 和21.6%。二是住房价格下跌，2008 年1月现有住房和新建住房价格中位数分别比 2007 年的高点（7月）下降 12.1% 和12.3%。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和销量下降，进一步导致建筑业严重不景气。到2008年1月，美国建筑业支出环比下降1.7%，累计已连续5个月下降，为1996 年12月以来最大跌幅；新批准住房开工量为1994 年6月以来新低，实际开工住房为1991 年6月以来新低。此外，建筑业裁员严重影响到整体就业形势。2008年1—2月，美国总体就业出现减少，其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建筑业。
2.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受到严重冲击。伴随着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的出现和恶化，众多次级抵押贷款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甚至被迫申请破产保护，其中包括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美国两家房贷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陷入困境，考虑到房利美和房地美在美国房地产金融行业中的主导地位（在美国12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中，房利美与房地美拥有或者担保了一半左右的贷款），一旦这两巨头轰然倒塌，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将彻底停摆，楼市困境更显风雨飘摇。同时，随着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愈演愈烈，一些买入此类投资产品的美国和欧洲投资基金也受到重创。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受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拖累旗下两只基金近来倒闭，导致投资人总共损失逾15亿美元。美国第一大银行花旗集团公司宣布，去年第四季度亏损98.3亿美元，合每股亏损1.99美元。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扩大至其他金融领域，将会造成整个金融体系的全面危机。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银行普遍选择提高贷款利率和减少贷款数量的办法来应对次贷危机。美国、欧元区和英国利率2月中旬再度扩大到50个基点左右，比危机爆发前的2007 年7月高出40个基点。尽管美联储为了拯救美国经济，多次降低联邦基准利率，增加窗口贷款，信贷市场依然很不景气。投资者对信贷市场和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致使美国股市大幅下跌。截至 2008 年2月29日，道琼斯股指比上年底下跌了7.5%，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4.4%。大量资金从债市和股市转移到国债、期货市场避险，一度促使两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跌破1.5%，成为四年来最低点。
股市、债市价格的大幅度下滑和信贷萎缩，使企业投资意愿和消费者信心受到严重打击。2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仅为75，为15年来新低；投资预期指数仅为57.9，为 17年来的新低；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48.3，环比下降2.4，为5年来最大降幅。投资者信心和消费者信心的下降，股市低迷、银行贷款意愿下降，导致投资不振、消费低迷，进一步冲击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加大美国经济发展下滑的风险。
3.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由于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建筑业受到严重影响，次贷危机已明显影响到美国的实体经济。主要表现在：就业形势恶化。2007年12月美国失业率两年来首度突破5 % ，今年头两个月略有回落，主要是因为部分长期失业者离开劳动力市场所致，并非就业市场改善。相反，1月和2月全国非农产业就业岗位环比分别减少2.2 万人和6.3 万人，为2003年以来首度减少。住房投资下降影响到投资需求。截至2007 年四季度，美国私人住房投资环比连续8个季度下跌，其中2007年四季度环比折年率跌幅超过25 %。在住房投资需求快速下降的带动下，总体固定资产投资2007年三季度和四季度持续下跌。居民消费需求增长大幅放缓。住房市场衰退本身就带动了相关消费品支出减少，加上实际收入增长停滞不前，作为国内需求中最稳定部分的居民消费需求将大幅放缓。2007年12月零售额环比名义下降0.4%，2008年1月增长0.4%，2 月下降0 .6%，考虑到2007 年11 月至2008年1月消费者价格环比涨幅均在0.4% 以上，零售额实际上已连续三个月为零增长或负增长。由于房地产业约占美国GDP 的13%，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住房市场衰退影响到相关产业，从而直接或间接对整体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由于内需不足，从2007 年第四季度以来，美国经济增长近乎停滞，美联储不断调低对经济发展的预期。
（二）欧盟、日本和世界新兴经济体受次贷危机影响增长减缓
由于欧元区和日本与美国经济联系密切，美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25%以上，加上美元贬值造成了欧元和日元升值，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增长大幅放缓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尽管近期统计数据表明，欧元区和日本经济虽然仍保持一定的增长，表现出对次贷危机有一定的“免疫力”，但这只是暂时现象。随着次贷危机的进一步显现，欧盟和日本经济下滑不可避免。
与美国经济前景恶化相比，日本经济也出现了下降。2008年7月16日，日本央行在月度经济报告中下调了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为三个月来首次。根据日本央行的预期，2008财政年度经济增长率平均值为1.2％，比上次预测值下降了0.3个百分点。日本央行总裁白川方明7月15日表示，受能源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日本经济减速倾向已经更加明显。他表示，贸易状况的持续下滑将会导致日本经济进一步放缓。
欧元区经济也在持续恶化，经济衰退的阴影开始在欧洲大陆蔓延。丹麦成为第一个陷入技术性衰退的欧盟国家。欧洲各经济体目前面临着通胀压力加剧、油价高涨、汇率走强、全球经济增长疲软以及信贷紧缩等种种难题。经历了最近的楼市繁荣之后，丹麦、西班牙、英国和爱尔兰也步美国后尘面临房价节节下跌的情况。2008年7月15日，西班牙建筑集团Martinsa-Fadesa申请破产保护，成为欧洲房地产泡沫破裂的第一个牺牲品，也是西班牙有史以来最大的破产案。同一天，欧元对美元汇率再上1.60的纪录高点，而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的投资者信心则下跌至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衰退以来的最低水平。欧洲陷入衰退的风险越来越大，显示始于美国的经济低迷正蔓延到其他地区，打消了认为全球经济的相互影响或许已经减退、足以令世界其他地区安然渡过美国经济低迷期的希望。
随着三大传统“火车头”陷入困境，世界经济前景也更加充满不确定性。由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有很大份额，这些经济体的下滑，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对外出口减少，进而制约其经济的发展。中国作为世界第四经济体，在美元贬值和全球经济紧缩的背景下，很难独善其身，未来经济增长下滑不可避免。
美元持续贬值造成通货膨胀全球蔓延
受到美元贬值和市场供求等多种因素影响，世界石油、粮食和初级矿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国际石油价格从2007年10月的每桶85美元，上涨到2008年7月的150美元左右一桶，几乎上涨了一倍。国际市场大米贸易价格进入2008年以来一路暴涨。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统计，作为全球大米价格基准的泰国大米，高品质100%B级大米1月的出口价格是每吨385美元，2月涨到483美元，3月攀升至546美元，较1月上涨42%。2008年3月27日，报价达到每吨760美元，26日报价每吨580美元，涨幅超过30%。根据泰国米商出口公会的最新数据，4月9日，高品质100%B级大米出口价格已暴涨至每吨854美元，是年初价格的两倍多。除了大米价格飞速上涨外，大豆、小麦、玉米等粮食价格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铁矿石价格在2007年上涨的基础上，2008年涨幅达到65%。石油、粮食等初级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带动与此相关的其他产品价格的上涨，如运输、食品、钢铁等价格的上涨。世界上因石油、粮食价格上涨造成的罢工、骚乱相继出现。
埃及工业城市大迈哈莱因粮食价格上涨持续两天发生骚乱，造成一名抗议者死亡；海地爆发了近一周来暴力抗议活动，导致5人死亡，20人受伤，其中包括对联合国维和人员的袭击；在喀麦隆，今年2月因粮食危机引发的骚乱夺走了40人的生命；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说，因粮食价格上涨引发社会普遍动荡的国家，目前还包括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印尼、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玻利维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2008年7月，为抗议过高的燃油价格和各项过重的税收负担，印度数百万卡车司机开始举行全国罢工。而在同一天，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英国货运司机在伦敦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全球石油、粮食等初级产品价格的不断上涨，成为这次全球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之一。全球通货膨胀的加剧，一方面降低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增加了投资的风险，使投资、信贷活动受到抑制，加上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衰退，全球“滞涨”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双重紧缩性货币政策强化中国经济“滞涨”风险
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币值不断攀升。而美元贬值引起的粮食、石油等矿产资源价格上涨，通过各种途径输入国内。物价不断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中国经济面临人民币升值预期和通货膨胀不断上涨双重压力。如何应对这一困境，是现阶段我国宏观调控的重点。
面对人民币预期升值和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现实，中国政府采取了人民币小幅度逐步升值和紧缩性货币政策。2007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先后10 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共5.5 个百分点。2008 年1 月25 日、3月25日、4月25日和5月20日，准备金率再次各上调0.5 个百分点，一般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6.5%。先后六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从年初的2.52%上调至年末的4.14%，累计上调1.62 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从年初的6.12%上调至年末的7.47%，累计上调 1.35 个百分点。2007 年12 月，在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同时，较大幅度地上调了一年以内的定期存款利率，其中，三个月期存款利率上调0.45 个百分点，六个月期存款利率上调0.36个百分点。在不断调整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利率的同时，央行灵活采取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回笼货币，对冲由于国际收支顺差对国内货币政策的冲击。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累计发行中央银行票据4.07 万亿元。年末中央银行票据余额为3.49 万亿元，比年初增加4600 亿元。通过特别国债发行，逐步加大以特别国债为工具的正回购操作力度，全年共开展正回购操作1.27 万亿元，年末余额6200 亿元，比年初增加5600 亿元。对部分贷款增长较快、且流动性充裕的商业银行定向发行3 年期中央银行票据5550 亿元，既有效收回了流动性，也对信贷增长较快的机构起到警示作用。适度上调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利率，引导市场利率适度上行，发挥市场利率调节资金供求关系的作用。2007 年以来，3个月期、1 年期和3 年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利率分别上升90、126和155 个基点。
紧缩性货币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2008年3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6.3%，增速比上年同期低1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增长明显放缓，3月末余额同比增长14.8%，增速比上年同期低1.5个百分点，比上年年末低1.3个百分点。第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3万亿元，同比少增891亿元。3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7.0190元，比上年年末升值4.07%；2008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10.4％，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9％。其中，6月份上涨7.1％，环比下降0.2％。
但就人民币汇率来看，紧缩性货币政策并没有改变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人民币对美元中间汇价从2007年12月的7.3572上升到2008年7月 6.8271。在人民币升值预期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国际热钱不断流入。目前对热钱具体规模众说纷纭，有说1.75万亿美元，也有说5000亿美元。郝大明认为2002~2008年流入我国的热钱总规模为4807亿美元。其中2002年和2003年流入热钱很少；2004年这一比重达到13%；2005年后，在人民币升值预期高涨和资产收益预期不断增强的影响下，热钱流入加速；进入2008年，热钱注入更加汹涌，规模更大，前5个月，流入我国的热钱为1196亿美元，2005~2008年流入我国热钱共有4593亿美元，占同期新增外汇储备的40%。
尽管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9%，但如果扣除由于对石油、粮食的价格管制造成的价格变化，那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可能会上升的更大。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持续上升的趋势仍未改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月，我国PPI同比上涨6.6％。1月至2月累计，PPI同比上涨6.4％，这一累计涨幅已经比2007年全年3.1％的增长速度高出一倍以上。5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8.2%，涨幅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加快5.4个百分点。这是今年以来月度PPI增幅第三次冲破8%，也是我国PPI在近3年来标出的最高刻度。PPI的不断上涨，不可避免的通过多种途径进一步推高CPI指数，国内通货膨胀水平仍将处于高位。 转贴于
经济增长速度在紧缩性货币政策和货币不断升值的情况下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2008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为10.4%，大大低于2007年上半年修正后的12.2%，增速明显放缓。中小企业面临经营困难，房地产企业出现资金短缺。大批外销型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仅以广东省为例，2007年一年，一般贸易汇兑或损失500亿元。汇率变动频繁，成本难以控制，通过涨价转嫁成本的空间越来越小，直接造成出口兑换收入下降，企业不想出口、不敢出口。广东省外经贸厅在最新一轮的调研中称：仅加工贸易一项，广东省涉及的直接和间接出口额达1500多亿美元以及1100多万人就业，人民币不断升值，使广东省外贸出口企业的持续发展受到了严峻考验，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小出口企业造成冲击，直接导致这些企业的生存问题和就业减少。全国上半年出口较上年同期增长21.9%，增速低于2007年全年的25.7%；同期进口则增长了30.6%，增速大大高于2007年全年的20.8%。其中，6月份当月出口仅增长了17.6%，大大低于5月份的28.1%。2008年前五个月我国的贸易顺差是78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8.6%。货币升值对出口的抑制作用正在逐步显现。
总的来看，货币缓慢升值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并没有改变人民币升值的预期，通货膨胀上涨趋势并没有改变，但经济增长受到一定限制。因此，如果不改变这种政策，那么中国经济可能由偏热转向偏冷，随着现有政策的继续， “滞涨”将不可避免的出现。
我国经济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分析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下滑，人民币升值预期并没有改变，通货膨胀并没有明显得到遏制的局面，CPI下降与部分产品价格管制有关。如果不改变目前货币政策，未来中国经济可能出现严重下滑、通货膨胀高企的“滞涨”局面。那么未来中国宏观政策如何选择？具体来讲主要是：
改变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干预外汇市场，保持目前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简单地说就是果断停止人民币继续升值。在维持外汇收支基本稳定前提下，加大对海外能源、资源类的投资，鼓励有能力企业在海外投资，有效利用我国外汇储备。
继续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同时防止由于内外利差增加引起的热钱大规模流动。但在货币政策具体执行上要有针对性，对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发展方向的产业，要采取相对优惠的利率；而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污染严重、资源耗费比较大的行业，继续采取限制性的利率；对民营经济，尤其是出口型、劳动密集的企业，给予一定的信贷支持。
密切监管国际套利性资金的异常动向，可以适时宣布采取征收托宾税，加大资本流动成本，加强对各种套利性资金非合规进入和流出的审查。
鉴于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造成很大影响，为了抵消货币快速升值对经济的破坏，应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对于纺织品等劳动密集性产品出口应加大退税力度。
鼓励企业转变增长方式，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对节能、减耗、未来发展前景好的企业和行业，在财政和金融方面给予支持。
把经济增长真正转移到主要依靠内需推动上来，提高居民收入，完善消费环境，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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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
经历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我国房地产行业近几年的发展态势跌宕起伏，目前，正面临极大地挑战。房地产行业如何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成为其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房地产行业需要通过对其经营战略的调整来提高其核心竞争力，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保持房地产行业及企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一、宏观调控政策下房地产行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1993年以来，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逐步显著，面对房地产行业的跌宕起伏，国家也适时进行宏观调控，综合协调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国十六条”、“国八条”、“国六条”等政策的相继出台，击碎了房地产泡沫，使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房地产市场在迎接美好前景的同时，也面临巨大的挑战。
（一） 宏观调控政策下房地产行业发展现状
1.开发商土地购置谨慎，土地出现供过于求现象。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土地政策对房地产行业造成了巨大影响。从2008年到2013年，房地产行业土地供应量同比增速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2008年到2010年，国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稳定经济制定并投入实施了四万亿计划，使得房地产行业土地供应量呈上升趋势；而2010年以后，政府出台了严格的土地调控政策，使得政府在对土地出让的过程中，对房地产行业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包括限制户型、实行限价房计划、严格建设周期、改挂牌出让为招标为主等，这些措施对开发商的进入造成很大压力。另外，2014年6月国土资源部颁布《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防止地方政府为谋求经济增长急功近利，加强了对用地规模的整体调控，力图实现“控总量、挤存量、提质量”的目标。国家对土地资源的调控政策，使政府对土地的出让以及房地产开发商对土地的购置更加谨慎，2014年1-6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14807万平方米，同比下降5.8%，降幅比1-5月份扩大0.1个百分点，部分城市土地出现供过于求现象[1]。
2. 房地产市场主要面向大中城市，对小城及以下关注不够。2014年，国家发改委提出对大中小城市实行区别分类的户籍政策，即：全面放开城镇及小城市户籍限制，有序开放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限制特大城市人口数量。对户籍政策的调整，为农民“农转非”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同时促进了城镇及中小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发展，也一定程度的抑制了特大城市及大城市的房地产行业的急速扩大，平衡了城市间房地产发展的水平。但就目前来看，我国房地产开发商依旧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大中城市的市场开发当中，并且市场向小城市及村镇的扩大正在进行当中，市场的全面建立还需要一段过程。
3. 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加大，地产商劳动需求增大。2014年，我国银监会批复国家开发银行建立住宅金融事业部，这一部门的建立，有助于减轻中低收入者购房压力，强化了社会保障体系，力图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在2012年11月12日举行的十记者招待会上，十代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说 ，“十二五”期间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目标是3600万套，2011年已经开工1000万套，今年开工了700多万套，明年计划开工数量不会低于500万套[2]。 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于扩大房地产市场有积极的作用，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也刺激了地产商的建设欲望，促使各企业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也使得行业内对劳动力的需求扩大。
4. 房地产商资金获取压力大，资金来源单一。2003年开始，国家就通过“121号文件”来对房地产行业信贷政策进行调控，文件一出，增加了购买高档房或者第二套住房以上的消费者的压力，有效的抑制了房地产市场过热的现象。近些年来，对于消费者买房，乃至房地产商贷款的政策始终处于严格把控状态，使得地产商开发资金短缺。由于地产商本身自有资金短缺，大部分资金来自于银行贷款，以及国家对贷款政策的严格把控，使得地产商面临资金危机，甚至出现垫资建设的情况，严重影响了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以及产品的开发。
（二）宏观调控政策下房地产行业存在的问题
1.地产商土地获得资金压力大，土地获得难度增大。一方面，国家改挂牌出让为招标出让，房地产开发商想要用更高的价格获取招标的资格，这无疑使得原本资金储备实力就薄弱的房地产开发商资金压力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国家对土地出让的限制，使得房地产开发商必须慎重考虑获得土地后的使用方式以及获得土地后开发的产品类型。这一政策的颁布，虽然有效抑制了房地产行业滥用土地的现象，但是已经从根本上增加了房地产开发商获取土地的难度。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开发的产品为住宅，其户型、建筑面积、建设成本等多种因素都要纳入规划范围。
2.目标市场范围小，建设重心过于集中。金融事业部的建立进一步对中低收入者提供了购房保障，但当前房地产行业对中低收入者市场的关注度不够。另外，在小城镇及郊区的产品类型主要是高档别墅，产品类型过于单一。而市场的过于集中导致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成绩平平，受限严重，无论是产品的开发还是推广以及销售都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市场规模亟待扩大，市场开发及产品建设重心亟待转移。
3.地产商开发资金储备不足，过于依赖银行贷款。目前来看，整个房地产行业并不具备雄厚的自有资金实力来维持产品的开发与建设，过多的依赖外力，是目前房地产行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正是因为行业自有资金储备不足，开发与建设产品的资金都要依靠外力，而主要的方式是银行贷款，除了这种方式，对于其他融资手段的应用还比较少，过度的依赖银行贷款导致的融资结构单一，也成为宏观调控政策下，阻碍房地产行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4.行业发展不够灵活，缺乏新的利润增长点。调控政策对房地产成交量影响深远，缺少有效的应对限制政策的战略对策。在众多的限制政策下，房地产市场依旧走老路，未能及时灵活的调整发展战略，对政策变化反应不灵敏，没有制定有效的应对限制的策略，缺乏灵活变通的能力。另外，行业内没有发掘新的房地产行业利润增长点，过度依靠抬高房价实现利润增长。目前我国房地产行业的主要利润增长点还是建设大户型，实施高房价。但是，就宏观调控政策而言，国家对房价和户型的限制近些年来将不会放松，因此，此类方法对于谋求利润的作用将会逐步消失。
2013年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为8.6万亿，同比增长19.8%，比2012年增速提高3.6个百分点。其中，住宅开发投资额为5.9万亿，同比增长19.4%；办公楼开发投资额为4652亿元，同比增长值高达38.2%；2013年的行业数据显示， 2010年以来国家宏观调控对房地产行业的负面影响正在消退，行业呈现稳定增长迹象[1]。就2013年房地产行业发展数据来看，房地产行业整体发展台式良好，但针对上述分析中得出的行业所面临的威胁，整个行业需要有针对性的进行战略调整。
二、当前政策下房地产行业战略调整策略
针对当前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整个行业应该提高其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反应能力，逐步进行战略调整，灵活市场策略，调整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和市场机遇，以便房地产行业在国家大的宏观调控背景下实现良性发展。
（一）调整经营观念。发展初期的房地产行业，经营理念着眼于对土地的开发以及产品的销售，不太注重产品未来发展以及物业的管理等。但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以及政府多年的调控之下，商品化的程度也大大加深，越来越多的房地产企业进入行业内，导致行业内竞争越发激烈。因此，注重产品的质量以及良好的售后服务和物业管理已经成为企业乃至整个行业必须关注的问题。如何商品的价值最大化，将成为房地产企业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在满足消费者获得产品基本功能的条件下，也要为消费者提供诸如别致的外观、优异的质量、完备的基础设施、良好的社区环境、到位的售后服务等附加产品。同时，也要具备随着消费者需求变化而提供相应服务的应变能力。
（二）调整土地开发模式。发展初期的地产商，把对土地的开发作为经营重点。但是就目前的调控状况以及房地产行业的现状来看，过于注重开发新的土地来发展经营，建设产品已经不适应当前发展，因此，房地产开发商应该从单纯开发获取土地调整为对土地的重复利用，对空间的二次利用。重复利用、以及二次利用与开发新建、拆旧建新不同，指得是对旧的建筑物进行重新包装、翻新的过程[3]。这种方式，在其他国家已经初具雏形，并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开发方式的转变，不仅能减小国家土地政策从紧给地产商带来的压力，也能为国家环保事业做出一定贡献。这一策略可以缓解国家的土地压力，也从另一个侧面，为国家放宽对房地产行业的土地政策奠定了基础，为房地产行业今后的发展减少障碍。在目前国家土地政策从紧的情况下，成为房地产行业新的利润增长点。
（三）调整目标市场。随着户籍政策的变化，房地产市场的结构也会相应发生变。农民户籍转变为非农户籍难度减小，中、小城市户籍政策的放开，无疑会打开中小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因此，房地产行业应该审时度势，将市场眼光扩大，更加重视中小城市的市场。另外，国家住房保障制度的实行，使得中低收入者也能够有实力购买自己的房屋，拥有自己的房产。这也就打开了中低收入者的市场，房地产企业也应该将中低收入者逐步纳入其主要开拓的市场行列。
（四）调整产品多样性。目标市场范围的扩大，相对应的产品的多样性也要作出调整。实现产品开发的多样性，需要各房地产企业明确自己的目标市场定位。房地产行业在今后的发展中需要把产品的开发集中在住宅、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和旧楼改造上来，依据国家政策、根据目标市场定位，有针对性的开发商品，力图准确预测市场需求，抓住机遇，更好发展。针对住宅用地，合理规划中小户型的设计，实现精细化、标准化；对于商业地产的开发需谨慎，对于繁华商圈，避免重复建设商业地产，造成地区商业虚假繁华，应针对具体需求，在有需要的地方比如城郊别墅区适当开发商业地产；对于工业地产的开发与选址，要在尽量少的破坏当地环境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建设，尽量与政府合作，实现工业地产开发的有序化与合理化；就目前形势看，我国房交量处于萎缩状态，因此，继续开发新的产品将会出现产品囤积、供过于求的状态，因此对旧楼的改造将会一定程度节省企业成本。但是，对旧楼的选择也要格外慎重，被选择作为重新改造的旧楼必须是结构坚固的，对于年久危楼不建议采取改造措施，在改造过程中，可以对楼体外观进行重新装潢，对内部格局进行改造，使之符合当代消费者的需求，成为更有价值的产品。房地产行业对于产品多样性的调整可以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缓解交易萎缩的态势。
（五）调整开发融资模式。就当前我国的形式来看，各房地产企业的资金多来源于银行贷款，国家信贷政策的缩紧无疑给房地产行业带来巨大压力。因此，房地产行业调整开发融资的模式，也成为宏观调控政策下战略调整的重点工作。各房地产企业可以采取多样化的融资模式，诸如外资银行、信托机构、基金公司等渠道，获得产品开发资金，解决当前资金短缺，垫资建设以及无力偿还贷款等问题。企业可以通过对短期资金需求的合理预测，合理安排、选择合作机构，安排企业开发资金来源，不断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从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以及融资风险。
（六）调整供应商与购买者之间的关系。Mark J. Garmaise和Tolbias J. Moskowits在研究中发现，市场信息不对称，对房地产行业的供求关系造成很大影响，他们建议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过程中，通过政策措施乃至法律手段，要求供应商完全的产品信息，实现供应商与购买者之间的信息平衡，实现行业一级市场的有序发展[4]。因此，房地产行业应该适时调整供应商与购买者之间的关系，全面的产品信息，包括附加产品信息，使得消费者能够全面了解产品，实现交易公平。另外，房地产商应该多站在消费的角度思考问题，进而可以更加准确的预测消费者需求，更好的销售商品，同时打破传统的供需关系，实现经营-服务-售后-关怀的模式，拉近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获取更多消费者的信任，促进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七）制定新的应对税制改革的战略。房地产行业税制改革已成为大势所趋，而房地产行业税制改革的最终结果将导致企业成本提高，因此，企业应该制定相应战略来应对税制改革带来的威胁。首先，企业应该提高技术水平以减少原料的浪费；其次，房地产企业可以采取前向一体化经营模式，形成供建一体化，节约成本；另外，房地产行业应该通过关注其产品质量及其附加产品的价值来提高行业公信度，结合国家有力的价格调控，使产品价格到达消费者可接受范围，保障产品成交量，使得行业在税制改革的压力下，也能稳定发展。
实施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
从某种意义上说，区域政策是实现宏观调控有保有压方针的基本途径。
增强区域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必须科学认识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的关系。首先，产业政策的实施是与区域政策紧密相连的，依靠区域政策，产业政策才能真正落在实处，形成实效；其次，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是相互补充的，建立在区域政策基础上的产业政策有利于从实际出发，形成区域特色，而建立在产业政策基础上的区域政策，则有利于推进整体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因此，不可以忽视区域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在宏观调控中，无论着眼于长远考虑，还是立足于近期需要，都要充分发挥区域政策的功能，并着眼于此，在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中自觉地制定和运用系统、灵活的区域政策。
形成区域政策体系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国家已形成了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完整的战略体系，这就是：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东中西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格局。这些年的实践表明，国家关于区域发展的战略方针，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格局与态势。
但在实践中也提出了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一方面如何使区域政策更加体现各个区域的实际与需要，在操作中避免出现相互攀比、设置雷同，致使各个区域都有政策、各个区域又都没有明显差别化政策的状况；另一方面如何防止各区域仅从自身考虑，过分追求政策的差别化和独立性，最终导致区域间的封闭和差距拉大的状况。因此，必须从区域协调发展的全局加强相关政策的协调和机制建设，以形成各具特色又有机统一的区域政策体系。
加强体制创新
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或者说是资源要素和产品的一体化，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从根本上说是体制一体化。所以，体制创新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必须把深化改革作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从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要着力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能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干部实绩考核评价制度，优化行政层级架构和行政区划。要完善所有制结构，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构建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所有制基础。要理顺财税管理体制，合理界定各级政府事权并确保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公共财政体系，实现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和能源资源节约的税收制度等等。要进一步打破行政区划界限，促进市场的统一开放，有效整合各种资源，为加快区域一体化发展创造条件、营造环境。
推动主体功能区的形成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各地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不同要求，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在这个基础上，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做出了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安排。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发展与细化，做好这一工作，需要在如下两个问题上进一步深化认识：
一是准确把握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和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关系。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发展基础、产业构成差异明显，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应该在总体上把握这个大势。在涉及具体功能区划分和建设的时候，应充分考虑各大区域的特点及其战略上的要求，在标准和政策上有所区别。与此同时，实施各区域发展战略，也要更加重视各个地区在资源环境承载和发展潜力方面的差距，尽量优化政策实施的空间尺度，增强针对性。
二是务实研究推动形成主体功能区的政策措施与操作途径。关于四大功能区划分指标的科学设定，关于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地区财政、税收、人口搬迁等政策的安排，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责的划分，关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政策与形成主体功能区政策的衔接等都是形成主体功能区实际操作中的难题，需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从我国当前国情特别是各大区域的具体特征出发，做深入系统而又科学务实的研究。围绕形成各具特色又有机统一的区域政策体系，处理好经济区域与行政区域的关系，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促进重点地区的开发开放，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
发挥重点地区的特殊作用
发展是解决区域协调的根本出路。因此，应该正确对待各个地区的发展。既不能通过限制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来缩小区域差距，对东部发达地区来说，国家的重点在于通过适当体制、法律和政策安排引导其更加健康、更加科学的发展，并推动其加大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力度；也不能仅用放手的方式来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国家应当进一步加大政策的支持力度，加大体制倾斜的力度，推动其加快发展。简言之，对发达地区主要是“引导发展”，对欠发达地区主要是“加快发展”。在此基础上，强化重点地区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不仅要强化发达地区中核心区域（包括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辐射、影响、带动、支持作用，而且要十分重视对欠发达地区中的特殊类型地区的扶持、援助、推动和提升。通过“抓两头”加快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进一步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细化完善相关政策，及时进行跟踪协调。继续探索以城市群和中心城市为核心推动区域发展的模式。加强对资源枯竭型地区（城市）、典型老少边穷地区、革命老区、生态脆弱地区发展和转型有效途径的研究。选择一批典型地区进行区域协调发展综合试点。
强化区域规划的约束和法律保障
通货膨胀是2008年宏观经济的最重要特征，反通货膨胀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关键的宏观经济政策，我们叫宏观调控政策。
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宏观调控政策能够成功，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在大多数人顺着宏观调控政策观察和分析经济现象，主流观点都在维护和支持现行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我们有必要提前思考中国经济运行矛盾的演变，思考矛盾主要方面的转化，换一个角度来看看宏观经济和宏观调控政策，多设想几种可能性，多一些可以参考的想法和方案。
这不是为了批评，更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只是提供一种在很多人看来合理性低一些，适用概率小一些的分析，供大家参考，目的是为了有助于认真领会、分析和落实宏观调控政策。
关于农产品价格
农产品、食品价格上涨是我国通货膨胀的最主要成份。
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关系主要的决定因素绝不是我们的国内需求，仅凭我们一个国家控制粮食需求是无法改变世界粮食市场供求关系的；从人为的角度来说，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推动力不是来自我国，而是来自那些从粮价上涨中获得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国家，仅凭我们一个国家控制粮食价格也是不可能遏制世界粮食价格上涨的。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有长远的思想准备，国际粮价的上涨恐十白不是短期的过渡性现象，因此也不是我们咬咬牙挺一挺就能够过去的。即使粮食价格的回落，也很可能只是短期的现象。不要寄希望于强制性的粮食限价政策躲过粮食价格上涨的高峰期，等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粮食价格上涨的压力会自然消失，那时候就可以回归正常的粮食价格政策。
我们应该顺势而为，乘机推进农产品价格改革，缩小城乡和工农业的收入剪刀差，在农产品食品价格上涨的同时，较大幅度地提高对于低收入阶层的补贴。这样更符合我国支持三农及和谐社会建设的政策，更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长期历史趋势。
关于原材料和能源价格
原材料能源的价格上涨，主要是因为国际市场的需求拉动，来自中国的直接需求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只是国际最终需求的中间需求。如果一味压制中国的国内需求，对于抑制国际性的通货膨胀的效果是有限的，不仅如此，还将给我们的国际竞争对手让出更多的空间，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损害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从国际市场进口的原材料和能源的涨价，对于我国的企业来说，无疑是成本推动的产品价格的涨价压力。因此，从最为直接的层面上来说，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是成本推进的。要是我们更进一步地分析来自中国的需求，我们可以发现除了因为国内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增加的对于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需求只是中间需求，最终的需求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国际市场。比如，据有关估计数据，我国出口的钢材，加上机电、家电等产品的钢铁含量，一共达到八千万至一亿吨。换句话说，虽然我们进口大量的铁矿石，但用来炼成八千万至一亿吨钢铁的铁矿石的真正需求来自国际市场。可以这样说，正是中国加工后出口的相对价格较低的产品缓解了全世界的通胀压力。但与此同时，国内的企业和人民却承担了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
钢铁如此，能源也如此。中国进口的石油中，也有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出口产品的消耗。这部分的需求最终并不是中国人民和中国经济的消耗。
至于中国国内的最终需求，一方面要从生产的角度来看，适当的对策应该是帮助和推动企业提高效率，减少能源和原材料消耗。这是需要投入和投资的，需要降低企业的负担，需要营造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的机制、政策和环境；另一方面从生活消耗来看，不能责怪中国老百姓生活消耗太高，我们的生活能耗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低得可怜的，只是人家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
如果以牺牲经济增长、企业竞争力以及老百姓生活质量为代价降低我国的能源和原材料需求，是损害国家利益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对通货膨胀的正确措施应当是从税收甚至直接的财政支出方面帮助企业更新技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不是增加企业负担，迫使企业不得不减少投入和投资。
综上所述，农产品、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上涨，对于我国企业来说，这些价格的上涨就是成本的提高，成本的提高迫使他们的产品价格上涨。因此，应对目前通货膨胀的正确政策应该是一方面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尽量消化输入性的成本膨胀，在此基础上，实在需要通过产品价格上涨化解成本提高的压力，产品价格该涨的也得涨；另一方面，要真正关注民生，加大对城镇中低收入居民以及农民工的补贴力度，尽量避免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民生活水而下降的现象发生；落实支持三农的政策，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使留在农村的农民也能够分享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果。
社会政策和环境政策
社会政策和环境政策是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是人民利益的体现。但是，这方面的进步不是一蹴而就的，政策措施的具体内容和推出时机应当综合考虑和认真权衡。
当前通货膨胀成本推动的特点，从如下两个方面得到了明显的强化。首先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力成本应当提高，劳动者应当更多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甚至说劳动者应当得到他该得到的经济增长成果。尤其是在大城市和东部地区，企业对于劳动力成本提高的承受能力大一些，但是，应该允许中西部地区循序渐进，并以此推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带动整个国家的发展。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运用的是“一刀切”，在使东部企业的成本大大提高的同时，没有促使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另外一类的成本上升对于企业状况和通货膨胀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可忽视的。企业的社会负担增加了，企业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成本大大提高，企业的税负实际上重了很多。随着社会的进步，这些可能都是应该的，但是在目前各个方面的成本都大大提高的时候，在天灾人祸不断的时候，能不能换一个时机给企业缓一缓的机会呢?
社会政策和环境政策的主体，除了企业之外，还有政府。甚至可以说，政府在拥有如此大量的国有资产、财政收入增长如此之快的时候，应该承担更主要的责任。不能把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责任全部推给企业，最近的一些社会政策和环保政策所要求的财务负担是非常沉重的，我们需要认真权衡在企业和政
府之间的合理分担。
运用财政政策调整需求结构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与其强制压制需求，还不如在调整需求结构方面下些功夫。如果不能有效地调整收入和支出的分配和结构，那才是我国经济的最大隐患。
从投资角度看，我们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数据，但可以用上市公司的数据。(见图1)
数据表明，国有控股企业的资本性支出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资本性支出。结论是资本性支出的增长速度与国有股份的比例成正相关。如果我们考虑到如下几个因素：
第一，国有持股50％以下的上市公司中，国有股东为相对控股(第一大股东)的上市公司的资本性支出超过非国有上市公司的资本性支出；
第二，政府支出中给予非上市国有企业的大量投资没有统计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资本性支出中；
第三，非上市国有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相对便利；
第四，非国有的非上市公司的投资资金来源极其困难因而投资金额相对很小。
那么，中国经济中投资需求的主要增长因素就来自于国有企业。要控制投资需求的增长，关键绝对不在控制中小企业的投资需求。如果一项旨在控制投资需求的政策没有控制住国有企业的投资，而只是控制了中小企业的投资，那么这项政策不仅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还会害死很多中小企业。
我们再来看看不同类型经济主体的支出增长速度：(见图2)
花钱增长最快的是财政，顺理成章，我们就知道了控制需求首先应该控制谁的需求。至少，我们应该有一种观念，财政除了维持行政机构的运转之外，最应该花钱的地方是民生和国防。我们知道，支出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收入的增长，这种支出增长格局背后是什么样的收入增长状况呢?
面对这些图，已经什么也不用说了。(见图3、图4)
发展是硬道理
中国绝大部分新的就业机会来自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对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最为接近，它们也是创新和经济活力的主力军。但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大大提高了企业的成本，而中小企业首当其冲，受害最甚。中小企业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是中国企业中的边缘企业。
任何一个紧缩的政策，首先就紧缩到他们头上。缩减银行信贷规模，如果缩减5000亿元，我相信至少4000亿元缩减在中小企业头上，而这4000亿元的就业密集程度是最高的。现在，很多中小企业连生产经营所必需的流动资金贷款都得不到，他们挣扎于破产的边缘。运气好一些的，借到月息高达、甚至超过5％的民间融资，这显然也是饮鸩止渴!
看看长三角的民营经济，看看珠三角的合资企业，看看全中国的中小企业。相反地，大部分的优惠政策，首先不会优惠到他们头上，只有优惠的范围和程度足够大，他们才能够享受到那么一点点，因为他们是边缘的企业。要创造足够的就业，要改善民生，就必须要有足够力度的经济扩张政策。除非，我们能够做到在金融信贷和其他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真正把中小企业的发展摆在战略优先的地位。
我们相信，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的政策一定是支持供给的政策，一定是有利于企业发展、鼓励就业的政策，一定是有利于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的政策。
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
作为经济学的普遍说法，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从货币政策入手反通货膨胀好像是名正言顺的事情。其实，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相互联系和影响不断加强的今天，如果说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那也是国际上主导货币的现象，就是美元的现象，而不是人民币的现象。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责任不在于我们的货币政策不够紧，主要责任也决不在于中国的中央银行。如果说货币管理上有问题，也不在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上，而在相当于十多万亿元人民币的外汇储备上，其中有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属于投机资本，掌握在资本玩家的手里。如果我们不区分由此引起的所谓的流动性过剩与企业经营必需的资本供给，没有运用可以区别对待的政策手段，那么消除流动性过剩的政策必然导致正常资本供给的严重不足，导致生产系统的瘫痪。我认为，在我国企业目前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流动性过剩，而是资本供给的严重不足。外汇储备问题还不仅限于此，在实物市场上，前面分析过的国际市场上的旺盛需求，有一部分是靠我们的外汇储备支撑的；在投资市场上，一部分的外来投资事实上是靠我们的外汇储备实现的。
如果这次世界性的通货膨胀继续恶化，那么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现危机。危机首先出现在经济力量最薄弱的国家或地区，然后会是一些一定程度发达的地区，最后甚至会拖累一些发达的地区――美国的传统盟友。到时候会有一股强大的国际性的求变力量出现，这是一个看谁能够熬到最后的较量。我们有这么多的外汇储备，虽然经济发达程度不高，但是有能力坚持到最后的。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必要在现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去承担我们承担不了的责任。我们用不着担心越南的危机会在中国重复，但我们要认真审视金融的对外开放。
如果这一轮通货膨胀的成因是世界性的，我们就不能把消除通货膨胀的压力，减少需求的努力都由我们一个国家来扛，硬扛是扛不起的，硬扛只会把自己压垮；如果这一轮通货膨胀的压力是较长时期积累起来的，并且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就不能希望咬咬牙挺过这一阵就好了，侥幸心理只是把问题往后推，并且很可能会使问题更加恶化；如果较高的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就应当有勇气面对和接受通货膨胀的事实，不要强为不可为之事，不要一味地限制国内需求，压制经济活动，甚至在改革上倒退；如果通货膨胀对老百姓、对企业、对经济造成伤害，我们就应当努力将这些伤害降到尽可能低的程度，主要精力放在帮助老百姓维持和提高生活水平，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帮助经济度过通货膨胀的困难时期上。
我们相信，以这么多年积累的国家财力和经济实力(还有这么多需要好好利用的外汇储备)，财政、企业和老百姓一起努力，运用好财政政策，调整国内需求结构，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百姓的收入，共度通货膨胀的难关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能源价格管制是本轮股
市大跌的最直接原因
2007年11月初以来，两个市场的市值一共跌去了12.5万亿元，其中石油石化和电力行业的市值跌掉了5.6万亿元，占到两市全部市值损失的45％。中国石油一家跌了4.3万亿元，占两市全部市值损失的35％。考虑到中石油在中国股市上的标志性意义，它的下跌带动了整个市场的下跌，因此，中石油的股价下跌对于本轮股市下跌的拉动作用比上述数字显示的会更大。
能源类股票价格的大跌是因为它们的经营业绩远远落后于上市公司整体业绩。在能源紧缺、油价屡创新高的时候，能源类上市公司业绩比其他公司都差，显然是违反经济规律的，是不正常的。
能源价格管制是一种反市场化的措施。当然，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这种措施是反市场化的就予以排斥，尤其是在非常的时期，在非常的情况下，就需要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非常措施很可能是反市场化的措施，并可能是最好的措施。但是，这一轮能源价格上涨不是突发性事件，也不是临时的过渡性事件，因此不能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事件来处理，而必须采取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大方向的、可以长久持续的对策。能源价格管制、政府补贴和征收特别收益金，一整套的措施看起来就像是政府完全控制了影响石油石化企业的收入、成本和利润的最关键要素，再往前推一步，还不如把这些企业全纳入政府预算算了。显然，这种做法违反了能源市场和能源企业运行的基本规律，是行政干预的回归，是改革的倒退。这样的措施导致了能源的浪费、市场的混乱、消费者的排队、权力的腐败、生产者的损失并进而加剧了供给的不足和通货膨胀。从社会影响来看，限制能源价格是对相对富裕阶层的倾斜政策，对弱势群体和社会和谐是不利的。
在国际能源价格大幅度上涨和通货膨胀压力很大的背景下，当然不能放任垄断性的能源行业自由定价，而是应该在价格浮动上有一定空间，使得这些行业能够得到不低于其他行业的利润水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石油石化和电力行业都可以选择对通货膨胀直接影响相对小的措施开始。在电力行业，可以先从提高上网电价开始，解决发电企业的困境，以后择机提高面对电力消费者的销售电价。在石油石化行业，可以在成品油价格放松上谨慎一些，在降低甚至取消特别收益金上面步子大一些。2007年，政府给予中石油和中石化的补贴是49亿元，收取的特别收益金是558亿元；如果2008年政策不做调整，预计收取的特别收益金为1400亿元，政府补贴770亿元。降低甚至取消特别收益金，不影响价格和通货膨胀，只是减少一点点财政的爆发收入而已。大家知道，减少点财政收入是为政府作好事，为整个经济作好事。
关键词：市场经济 宏观调控 宏观政策
引言
为了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问题，维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通过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一个有效的手段。而宏观调控的作用又受到政策因素的影响，因此，分析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政策性因素，并提出对应的策略，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具有积极意义。
一、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政策性因素
（一）政策透明度
政策透明度是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与经济相关的正常信息资料一旦不透明，将导致公众获取相关资料的难度增加，使得公众估计经济发展趋势的难度加大，反应延迟。同时，宏观调控主体通过公开其所采用的经济调控模型来向公众传递所采取的调控机制，使得公众对经济发展趋势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加快了公众对经济政策的反应速度。再者，通过提高国家政策的透明度，及时的公布宏观经济调控、运行判断的相关政策与策略等，使得公众能够更好的预知调控主体的相关政策行动，降低了市场剧烈波动的可能性。一旦调控政策与工作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别时，通过强化两者之间的交流可以有效的缓解这种认识方面的差距，而不断的增加政策的透明度显然是不能完全的消除公众认识与调控主体之间的不一致，但是却有效的降低了两者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从这个方面来看，提高政策的透明度能够更好的发挥政策方面的作用，便于向公众传递相关的政策信息，使得经济调控的宏观政策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引导公众形成一个合理的经济政策预期。
（二）政策时滞
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状况及运行的整体态势发生变化及至整个调控主体完成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同时直到所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相应的控制目标产生对应的效应时，一般存在着对应的时间间隔，这就是所谓的时滞，也称作宏观调控过程中的时间滞后。而这个时滞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效果以及调控目标的实现程度具有直接的影响。当调控时滞越长时，所产生的调控效应将会越慢，效果也会越差，达到的最终调控目标也将越低；反之，当调控时滞越短时，所达到的整体调控效果将会更好，最终实现的调控目标的实现程度也就更高。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调控时滞，导致任何的调控行为以及调控理论政策都将可以与所获得的最终调控效应合并起来实现最终的调控目标。但是，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这种调控时滞经常会导致一些调控政策出现失效的问题，有时甚至会加大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矛盾。
（三）多项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与配合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一个主要方式，尤其是对流通与资源分配领域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是两种常用的宏观调控政策手段，也是现代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核心。两者之间在作用方面虽然有效的克服了流通与分配范畴当中的各种矛盾，在保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过程中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两者所作用的社会生产环节与领域是不同的，导致单独的利用某一项政策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过程中都会出现相关的缺陷，存在着对应的局限性。
基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个方面的特点与政策存在的差异，因此在会死机的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所采取的调控与操作策略往往只是针对某一个环节的具体情况以及政府具体的宏观调控目标来进行的。而两者之间的合理搭配与相互协调是保证我国宏观经济体制与结构完整的一个有效方式，通过两者的协调来保证供求关系与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
二、提高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的对策
（一）尽量缩短宏观调控的时滞
这首先要求建立一个完善的宏观主体调控信息系统，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所产生的作用进行实时监测，提高宏观经济政策实施主体对经济整体运行态势的判断和预测能力；对当前的宏观调控决策体系加以完善、增加调控中主体的决策能力以及调控主体决策的效率，确保调控主体的调控决策果断高效，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正确的宏观经济决策；同时，应该尽量的减少由于宏观调控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冗余程序，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执行机构的整体工作效率。
（二）有效增加政策透明度
合理通过说明手段来提高沟通的整体有效性。对于调控主体，应该对调控政策出台的背景以及预期达到的目标进行说明。尤其是在公布相关的预测调控指标过程中，政府应该对产生的可能结果、所应用的理论依据与模型等制定一个详细的公布细则内容。对与实际执行效果与目标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找出其中存在的原因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应该对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矛盾现象，调控主体应该分析产生这些矛盾的主要原因，并调控好这些目标之间的偏向。
（三）强化对预期目标的引导
在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市场主体必然存在着一个对宏观调控政策以及经济变量适度变化的预期，完全消除这种客观存在的预期行为是不科学的。而需要通过一个合理的途径来对这种预期进行有效引导，使得市场主体所产生的预期与调控主体最终实现的目标尽量相一致。因此，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过程中，就应该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主。虽然任意的调控政策实施对市场主体所产生的影响，诸如利益得失等问题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只要以社会绝大部分的利益为利益取向进行调控，所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得到广泛的支持。这也就使得宏观调控政策所发挥的作用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